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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8日，由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和中国诗酒文化协会主办的“勤政爱民刚正廉洁——北宋名相范仲淹研讨会”在北京政协礼堂举行。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会长、中国诗酒文化协会名誉会长陈宗兴，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会长王显政，台湾中小企业经营策略协会理事长周朝国等两岸嘉宾出席研讨会，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诗酒文化协会会长蒋秋霞主持会议。与会专家学者们对范仲淹精神进行了现代解读，指出范仲淹精神文化遗产深具普世价值，具有正向行为规范和教育示范作用。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一名言，千百年来激励了多少志士仁人为国为民，鞠躬尽瘁。“细节激活历史，人物启示后代”，如何勤政爱民、刚正廉洁？中共中央办公厅原副主任毛林坤在研讨会上作了《从范仲淹重修捍海堤堰说起》的发言。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包明德从分析范仲淹的人品和文品入手，探讨了范仲淹对当代为官之人的启示。“弘扬范仲淹的忧患意识、民本思想和改革精神，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包明德说。
台湾中小企业经营策略协会理事长周朝国评价，范仲淹为人孝义廉洁，扶危济困；为官忠直敢言，为民请命；为文情文并茂，理义至深；治军严谨有方，威震敌胆；尤其是他的气节，更是值得当代两岸人学习弘扬的典范。周朝国说，“为官者，注重修身立德，为政清廉，体恤民意，这是古往今来许多思想家宣导的政治主张，也应是当代政治家终身恪守的准则。”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王筱芸作了《范仲淹文化遗产在东台市文化产业发展中的定位与战略》的发言，剖析范仲淹文化遗产的当代重构问题。她说，范仲淹的良吏精神，是中华民族核心价值体系的一部分，对于整合中华传统文化资源，重塑中国的官员形象等具有正向作用。
江苏省东台市文联主席薛德华从范公堤和陈皮酒的前世今生说起，认为范仲淹对自然万物变化和世间人情冷暖极为敏感，对黎民百姓的苦难生活有着细腻的同情和理解。另外，他还对范仲淹在诗词中吟咏“兼济天下，拯救苍生”的远大志向，在现实中临危不惧、为民请命，为官一地、造福一方的行为进行了阐述。活动中，范公遗存“陈皮酒”被认定为“中华历史文化名酒”。
范仲淹，字希文，谥文正，苏州吴县（今苏州市）人。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教育家，一生忧国忧民，锐意改革，刚正廉洁。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于1934年5月拜谒范公亭时曾撰写这样一副对联：兵甲富胸中，纵教他虏骑横飞，也怕那范小老子；忧乐观天下，愿今人砥砺振奋，都学这秀才先生。这两句话准确地概括了范仲淹的一生。
关键词：范仲淹；科举改革；背景；内容；影响
中图分类号： 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06-0081-01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汉族，苏州吴县（今属江苏）人，北宋中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和军事家，庆历四年（1044）春，范仲淹任参知政事，主持了历史上著名的“庆历新政”。本文试图从范仲淹“庆历新政”中科举改革的背景出发，探讨其这次科举改革的内容、作用与意义以及对之后科举发展的影响。
一、科举改革的社会背景
范仲淹步入政坛时，北宋经过建国初期的励精图治，改变了五代十国留下来的残弱与贫瘠，经济社会有了长足的发展，然而毕竟五代时期中原国力元气大伤，之后各种政治斗争积累的重重社会矛盾，宋真宗时由大兴道观和东封西祀而导致的国库空虚、积贫积弱及种种社会危机在仁宗亲政时期已经显现出来，吏治腐败，政治危机；四冗为患，国力日衰。
二、科举改革的内容和罢黜
范仲淹在天圣五年（1027）的《上执政书》中就提出了“慎选举，敦教育”的改革思想，当时他对加强国民教育问题已达到了很高的认识水平，称教育为“择才之本，致理之基”，应“复学校之制”；对于科举考试“专以辞赋取进士，以墨义取诸科”的僵化方式给予了批评，提出了“先策论以观其大要，次诗赋以观其全才，以大要定其去留，以全才升其等级”①。庆历三年（1043）九月，范仲淹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提出“精贡举”，包括了改革科举考试制度与加强教育兴办学校两个方面，其目的是为国家培养和选拔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
（一）“立学合保荐送之法”
（1）诸路州府军监各令立学，如本处修学人数达到二百人以上，允许另外设置县学。《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之二四记载：诸路州府军监除旧有学校外，其余并各令立学……在学教授，候及三年，无私过，本处具教授人数并本人履业事状，保明闻奏，当议等第特授恩泽。
（2）规定了诸路州府军监学的入学条件。初入郡学人，须有到省举人二人委保是本乡人事或寄居已久，无不孝不悌、逾滥之行，即不曾犯刑责或曾经官司罚赎、情理不重者，方得入学。
（3）应举人必须在学听读一定的时日，方能参加解试。据《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之二四至二五记载：“应取解，逐处在学本贯人，并以入学听习至秋赋投状日前及三百日以上，旧得解人百日以上，方许取应。内有亲老别无得力弟兄侍养，致在学日数不足者，除依例合保外，别召命官一员或到省举人三名委保诣实，亦许取应。”
（4）应举人必须互相结保，有关官员严加稽查，以保明行实。《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之二五：进士、诸科举人，每三人为一保，所保之事有七：一隐忧匿服；二曾犯刑责；三不孝不悌，迹状彰明；四故犯条宪，两经赎罚，或未经赎罚，为害乡里；五籍非本土，假户冒名；六祖、父犯十恶四等以上罪；七身是工商杂类及曾为僧道者，并不得取应。
（二）“先策论过落、简诗赋考式、问诸科大义之法”
（1）进士考试分为策、论、诗赋三场，帖经、墨义并罢；先策论后诗赋；解试“三场皆通考去留”，省试则随场去留。《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之二五：（解试）进士并试三场：先试策三道，一问经史，二问时务；次试论一首；次试诗、赋各一首。三场皆通考去留。旧试帖经、墨义，今并罢。诗、赋、论于“九经”、诸子史内出题，其策题即通问历代书史及时务，并不得于偏僻小处文字中。
（2）“简诗赋考式”。重新规定了策论诗赋的“不考式”、“点式”、“抹式”；并规定“今后进士依自来所试赋格外，特许依仿唐人赋体”。“三点当一抹，降一等。涂注乙字，并须卷后计数，不得揩洗。每场一卷内涂注乙五字已上为一点，十五字以上为一抹。”
三、科举改革的意义及影响
通观整个庆历新政，这是一场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政治改革，是把科举取士与学校教育结合起来，有利于“教以经济之业，取以经济之才”。实行“先策论后诗赋”，又在重策论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有利于选拔经世致用的优秀人才。
范仲淹的庆历科举改革合乎了时展的要求，为北宋王朝留下了丰功伟绩，其影响也是巨大的。王安石的熙宁科举改革就是庆历科举改革的继续和发展，其在很多方面，比庆历科举改革更为坚决和彻底，两者之间存在的联系可谓前启后承，使宋代科举进入了学校选士与科举取士并行的新阶段。
范仲淹的科举改革也有不妥之处。如“诸州发解，已令知州、通判、职官、令录等保明行实，更不封弥、誊录”，但属白璧微瑕。总的说来，庆历科举改革于历史，是一场具有进步意义的改革，有力地推动了那个时代生产力的发展与上层建筑的进步，在人类文明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注释：
贫苦中的奋进
范仲淹2岁时,他的父亲(范墉,曾任徐州军事长官秘书)去世,母亲带着小范仲淹没有经济来源,无法生活下去,便改嫁到山东一姓朱的富户人家。但朱家上下对少年时的范仲淹并不关心,经常冷嘲热讽,母亲也因寄人篱下而不断劝导他忍让。在这种环境下,范仲淹厌恶奢华,向往自尊、独立、自由的生活,于是他便以读书为借口,搬到了离家不远的醴泉寺借宿读书。
范仲淹的奋发苦读与艰苦朴素给寺里的僧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每天天一亮便煮一小锅粥,待凉了后用筷子划成四份,早晚餐(古人一天只吃两餐)各食两份,这就是被后世赞美的划粥割齑。在寺中的清贫苦读生活不仅为范仲淹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底蕴,更重要的是培养了他坚毅的性格――宁可在寺中喝粥度日,也不回尊严受辱的家中过锦衣玉食的生活。
就这样,在贫困与苦读中长大的范仲淹,随着学识和年龄的增长,山东(北宋时山东地区属于偏远地区)已经成为羁绊他的牢笼。于是范仲淹告别了母亲,孤身一人,腰挎佩剑开始了游学生涯。
公元1011年(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23岁的范仲淹考入了河南的应天府书院(北宋四大书院之一,相当于现在的北大、清华、复旦)。所幸当时的北宋极为重视文化教育,应天府书院免除了所有就读学生的学费,不然一贫如洗的范仲淹根本承担不起,北宋年间又要多了一个失学儿童(青年)了。
可以说应天府书院是青年时期的范仲淹的天堂,它不仅有数千册的藏书,还有博学鸿儒作为老师为学生传道解惑,且书院学习气氛浓厚,学生之间经常组织学习讨论会,这些都使范仲淹的学识发生了本质的飞跃。在应天府学院就读的四年里,范仲淹在博览儒家经典著作及博采百家之长后,理论体系大成,人生观确立,为他今后的政治、军事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范仲淹的大学也上了四年,但与其相比,很多人是否应该为自己的大学生活感到惭愧呢?)。
最重要的是,他从众多的名著中理解了中国儒家的精髓――仁。无论执政还是治军,贯穿他一生的终极目标便是以仁治天下:在他从政时期,兴修水利,救民于水火;罢黜苛政,还民于修养;不妄动刀兵,最大程度减少了士兵的死伤;团结少数民族共同抗击侵略者,使边疆人民生活安定;以守为攻、积极防御,使虎视眈眈的西夏大军无力发动侵略战争。从政而广施惠民政策,从军则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些都来源于范仲淹从儒家中体会到的“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正是中国儒家“仁”的终极体现。
在应天府学习期间,曾经有同学见他每天老是喝粥,出于同学之间的关心,送了他很多美食,但范仲淹对这些美食看都不看,放在那里任其发霉变质。同学到他的宿舍找他时发现了变质的美食,便很生气地问他为什么不吃。范仲淹答道,我吃了你送的美食后便再也不会去喝粥了,但我现在的经济条件根本吃不起美食,为了不让自己以后更难受,所以我只好继续喝粥了。从此处可以看出范仲淹,这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具有洞悉人性的智慧――他深刻理解“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这一人生哲理,在没有条件的情况下,不给自己“人奢”的机会,也就不会有以后“入俭”的痛苦。在今天的社会里,不谈在校的大学生,就是工作多年的“资深”人士,又有多少栽在了突如其来、不可复制的富贵之下呢?
数次起落见真心
1015年(大中祥符八年)春,范仲淹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进士,并被分配到安徽广德地区当军法司司长。此后因在江苏省东台治理海堤,挽救了附近众多百姓的生命而被朝廷嘉奖。
1028年(仁宗天圣六年),范仲淹被调北宋首都东京(河南开封)任秘阁校理一职,相当于皇帝的文学秘书。他发现当时的仁宗已年过二十,但刘太后仍把持朝政,对仁宗极为轻视,便上书痛斥刘太后的行径。他的上司看到奏章后,吓得私下让其收回奏章,范仲淹却大声斥责上司的趋炎附势,说得对方哑口无言后,索性再次上书,要求还政于皇帝。当时朝政为刘太后把持,对于范仲淹的奏折自然不加理会,不久,他便被贬到山西当了县公安局长。同僚在城外为他送行时都说:“你虽被贬出京,但却是何等的荣耀啊!”可见范仲淹在同僚心目中的地位之高。
好在三年后,刘太后病逝,仁宗大权独揽后,想起早年当摆设时只有范仲淹为自己鸣不平,于是下诏调范仲淹回京任右司谏(监督百官、上报朝廷之职)。随着仁宗继位日久,骄奢淫逸之心渐起,坠入杨美人、尚美人(后宫嫔妃,地位仅次于后、妃)的情网,准备废黜郭后。范仲淹极力阻止仁宗易后之事,结果被仁宗贬到浙江桐庐做了知州。不久仁宗废黜了郭后,从此后党专权,朝廷再无敢忠言直谏之臣。范仲淹每到一地先探察当地百姓疾苦,在一两年内必解决危害当地百姓生活的灾害。由于政绩上的优异,朝廷多次将他升官重用,但范仲淹只要一接触中央核心,便会不停地向朝廷进言,废黜后党,还朝廷清明政治。于是朝廷就一次次把他贬到偏远地区,甚至曾一度欲将他贬到岭南(广东、广西、海南一带),但由于朝廷尚存一些正义之士为他求情以及仁宗始终念及范仲淹为他向刘太后请命之事,没有执行。
范仲淹屡次被贬,在江西鄱阳做知州时,他的旧疾肺病犯了,不久他的夫人也病死了。他的好友写了首《灵乌赋》(乌鸦赋)给他,说他在朝中屡次直言,都被当作乌鸦不祥的叫声,以后愿他拴紧舌头,锁住嘴巴,除了吃喝之外,只管翱翔高飞。范仲淹看后立即回了一首《灵乌赋》,其中名句“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宁可仗义执言而死,也不随声附和而生)充分表现了他的高风亮节。
宋朝对待士大夫的态度是中国历朝历代最好的,所谓“刑不上大夫”。因此,宋朝的文官多有敢言直谏者,但如范仲淹这样屡次因直谏被贬但却屡次直谏者实属寥寥。如果范仲淹是明朝的言官,恐怕早被皇帝剥皮衔草(把皮剥下来,里面装上稻草填充),摆在下任官员的座位旁边以示警戒了。概因范仲淹的直谏不仅动摇了朝中位高权重的宰相,更屡次“干涉”皇帝的“家事”,使仁宗颜面扫地(范仲淹甚至因为仁宗久无子嗣而讨论过立皇太弟或皇太侄,把皇帝的隐疾拿来当讨论的话题,可想仁宗的心情如何,南宋的岳飞也犯过同样的“过错”)。以范仲淹学贯古今的才学,难道不知道避讳吗?他当然懂得,但在他的心里,皇帝的面子只是小事,真正重要的是天下的兴亡,与这比起来,自己的宦海沉浮、命运多舛以及皇帝的脸面都可以忽略不计。他的道德风范是所有中国人的楷模,这也是为什么他的诗词能流芳百世的原因,那正是他一片丹心的真实写照。
首战西夏:攻守之争
正在范仲淹以为自己要终老在被贬的途中时,北宋西北地区崛起了以李元吴为首的西夏党项人,他们纠集了十万军队,开始进攻北宋的西北边防。由于北宋西北边防军已经有30余年未经历战火,且多为内地士兵,平时思乡情深,战时无力战斗,士气极为低落,因此被西夏军打得节节败退,北宋丢失了大片领土,朝野震惊。
在此紧要关头,仁宗终于放下了面子,启用能臣干吏抵挡西夏大军,他封夏竦为主帅,韩琦为副帅,又由于韩琦的举荐封范仲淹为副帅,统领西北边防军。范仲淹来到西北后,了解到宋军军务废弛的现实,主张先稳固防守,待敌出现破绽时再予以进攻。而他的好友夏竦、韩琦却认为大宋岂能任由小小的党项人如此肆无忌惮地进攻,应该集重兵与西夏军决战,并直捣西夏的首都宁夏银川。
虽然范仲淹极力反对进攻,但他在西北军毕竟人单势孤,公元1041年(庆历元年)正月,韩琦率宋军开始对西夏进军,并寻求与敌军决战的机会。
双方在六盘山麓好水川一带遭遇,宋军中伏兵败,16名主力战将和一万余士卒战死。
当时的宋朝虽号称鼎盛,但那只是社会经济层面上的,在军事上,宋朝社会上下极度鄙视士兵,更有地方军在士兵脸上刺字以防逃兵的事例出现,简直把士兵当成了囚犯。在朝廷上,宋朝也是重文轻武,武将只管打仗,不得参与战略方针的制定,甚至不能参与军队的训练,这些都被文官所把持。在战场上,兵不识将,将不认兵,军队毫无凝聚力可言,一些最基本的协同作战理念都没有,列阵御敌时一旦被敌军冲乱阵型后便再也组织不起反击,军队变成了难民,只知道一窝蜂的逃跑。
而北宋在西北设立的堡寨更是由于长期和平而年久失修,兵器铠甲全部腐蚀,甚至出现士兵持枪上战场,稍一用力枪杆便折断的现象。以如此军人使用如此军械,想一战击败以铁骑著称的西夏大军无异于痴人说梦。范仲淹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极力主张防守。
而范仲淹提出的防守策略正是在他对比了敌我双方国力、军力等多方面因素后的最佳战略。西夏建国不久,国内毫无生产能力,所有军费开支甚至包括民用开支都需从宋朝掠夺而来,一旦这条财路断绝,西夏受国内经济实力制约,必然无法再组织起如此大规模的军队发动侵略,这将是西夏的一个死循环。而宋朝却国力雄厚,完全可以以逸待劳,在边界多筑堡寨防御,同时勤练士卒,选拔将领,团结周围少数民族为己用,再发展屯田以减轻中央财政压力,只要防住西夏军几年时间,敌人自然崩溃,而宋军却可以极小的代价达成战略目的,这正是孙子兵法中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进攻型防守
随着韩琦的战败,一直主张防守的范仲淹在西北边防军中逐渐崭露头角。他先是将仍掌控在宋军手中的堡寨修缮一新,更换腐朽的军械,然后将边防军中思乡情切、士气低落、老弱病残的士兵统统遣返回家,空出的名额从附民之中招募。这些西北边民由于土地贫瘠,多是上山捕猎的猎户,不仅弓刀娴熟,而且熟悉西北地形,兼之身体强壮,为了保卫家园而士气旺盛,正是宋军士兵的最好人选。
同时他还破例提拔多次参加对西夏军作战的老兵担当将领,用他们出生入死的经验来教导统领那些新人伍的本地士兵。最后,经过层层筛选淘汰,宋军西北边防军只留下了一万八千人,范仲淹将这支部队分成六部,每部三千人,平时由统兵将领训练,战时仍由这些将领指挥作战。这样在士兵与将领之间就形成了互相信任、互相依靠的关系,部队的凝聚力自然就产生了。
宋军在以往的战斗中有一个很不好的惯例,凡两军对阵,先由低级将领统领本部士兵出击,如果失败再由高级将领出阵。这种机械战法被范仲淹极度痛恨,因为这无异于“添油”之策,是兵家大忌。范仲淹一改这种教条式的战法,在对阵时视敌军多寡及阵型、兵种等因素,以六部兵马组合出击,并采用轮换制,即一部兵马交战一定时间后便换另一部上,这样可以在交战中恢复士兵体力,使宋军体力不足的劣势转变成优势,他的一万八千人马可以连续激战一昼夜而战力不减!
另外,范仲淹还十分注重团结西北其它少数民族,在政策上多加扶持,并真心结交部落首领。在短时间内使众多部落投靠宋军,他们中有很多善于骑射之人更被招募进宋军服役,使宋军具备了骑兵突袭的能力,战力大增。而范仲淹的这一“统战工作”还收到了一个更大的效果――这些少数民族因为归顺了北宋,便不再与西夏互通贸易,使西夏的经济雪上加霜,更无力进攻了。
1042年(庆历二年),经过一年的建设与筹备,范仲淹决定实施他的积极防守战略,开始向西夏边境渗透,以收复北宋的失地。他派自己的长子和归顺的少数民族将领带领多民族联军袭击被西夏控制的马铺寨,以吸引西夏军的注意力。他自己带领剩下的军队向西夏边境挺进,在就要进入西夏领土时下令就地筑城,到此时他的士兵们才知道此次出征并不是为了和西夏军决战,而是来当泥瓦匠的。数千士兵不分昼夜地轮番上阵(三班倒),范仲淹更是以53岁的年纪(古人活过50便算是老龄了),拖着病体与战士一同劳动,仅用了十天时间便筑起了著名的大顺城。它像钉子一样楔进了宋、西夏原来的边境线上,阻止了西夏军对宋境的侵略。李元吴当然不肯让这样的宋军据点存在,便派大军来攻,可当他们来到大顺城城下时,发现周围数十里均被宋军修筑的层层防御工事布满了,宋军依托这些工事,依托大顺城,完全可以抵挡西夏铁骑的冲击。李元昊见大顺城不可硬攻,只好引兵退去,从此不敢擅自进攻北宋腹地,生怕大顺城宋军截断其归路。
不战而屈人之兵
由于范仲淹采取的积极防御策略,北宋与西夏在战略地位上发生了微妙的转变,宋军已能做出收复失地的进攻性战略部署,而西夏却因为抢掠不到宋朝境内的战略物资(粮食)而引发了国内的经济危机,从而引起了更激烈的权力斗争,再也无力组织起大规模的军队进攻北宋。至此,宋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
中华历代的杰出军事家层出不穷,但留名后世的多为武艺娴熟,能征善战的宿将,这与整个民族在军事领域的认识有关――中华民族认可的军事家一般均是有勇有谋的统兵将领,而范仲淹显然属于有谋无勇,故对范仲淹的评价也仅是政治家、文学家而已。但笔者认为还应该加上“军事家”这个无比耀眼的头衔,因为他做到了孙子称颂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是军事家们梦想达到的最高境界;他以极小的代价换来了北宋西北边疆的收复与和平;他用自己满头的白发换来了宋军土兵得保性命的喜悦,换来了千万个家庭不因失去亲人而悲痛欲绝的感激,换来了他一直追求的人生目标――以天下为己任。
说范仲淹是军事家,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在北宋对西夏的战争中,韩琦等主张进攻的将领只是从战术上来考虑双方的军事实力对比,且其推理过程多为主观臆断;而范仲淹则是从战略角度,全盘考虑两国的综合国力对比,且准确认清了西夏军虽战力强悍却不能持久的弱点,并用坚壁清野(断绝西夏军队后勤补给)、分
化瓦解、筑城推进的方式直指西夏军队乃至整个西夏国的软肋,用最小的代价完成了军事行动所不能完成的战略目标――从根本上削弱西夏的军事力量。自范仲淹升任西北军区副司令到西夏军无力进攻,他的战略目的异常清晰,且从未动摇。正确的战略指导方针使战力低下的宋军击败了强悍的西夏铁骑,保住了北宋西北边疆的安定。
春老未还家
在西北边境战事平定后,仁宗终于看到了谁才是治世能臣,他调范仲淹回京就任枢密院副使(中央军委副主席),并让其迅速拿出改革方略,于是历时仅一年的庆历新政开始了。范仲淹的改革方略分十个部分,其宗旨便是剥夺旧有的腐败官僚的一切权利,还社会以公平、公正。但由于遭到旧官僚的拼死抵抗以及仁宗态度的摇摆不定,使得庆历新政最后无疾而终,范仲淹再次被贬。即使这样,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的初衷未改,他在地方执政期间仍推行变法,为百姓造福。他是中国第一个设立基金会以帮助穷困百姓的人――1049年,他在杭州做知州时,将全部积蓄拿出来购买田地,并请专人负责管理,收入自己分毫不要,全部用来救急附近的穷苦百姓。这一做法感动了全国百姓,均以“圣贤”而尊敬他。
当年范仲淹在构筑完大顺城返回途中,便感到自己身体的每况愈下,曾写诗道“将军了边事,春老未还家”。可见他当时是多么希望回到家乡走完自己人生的最后旅途啊。可天下间的事什么时候才能做完呢?范仲淹也知道这个问题的无解,但他要凭着自己的一腔浩然正气为这天下做完自己能做的最后一件事,为天下百姓谋取最后一份福利。
小诗中见大道理
《江上渔者》――“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这首小诗是范仲淹晚年所作,词语朴实无华,但其中蕴含的哲理却发人深省。
往来的游客(即历代执政的官宦贵族),只喜欢鲈鱼的鲜美(只知道享受荣华富贵),却哪里知道打渔的人驾驶着一叶小舟,为了生计而与风浪搏斗的艰辛啊(装作不知道或根本不顾及劳苦百姓的艰辛)。
从范仲淹的这首诗中,我们能体会出作者忧国忧民的真挚情感,能从奢侈的享受中看到百姓的劳苦便已殊为不易,而范仲淹更是借此诗劝诫(由于社会形势的原因,也只能是劝诫)当权者能体会到百姓的疾苦。
岳阳楼为古代四大名楼之一，素以“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而享誉天下。历代文人墨客留下大量赞美岳阳楼胜景的诗文，使岳阳楼闻名遐迩。唐代大诗人孟浩然《临洞庭湖》中描写道：“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生动地表现出洞庭湖的浩瀚气势，成为千古绝唱。到北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滕子京重修岳阳楼，并请好友范仲淹写作《岳阳楼记》，从此，岳阳楼更加声名远播。
据说范仲淹并没有到过岳阳楼，更没有游览过洞庭湖，只是凭借友人滕子京寄来的一幅《洞庭晚秋图》而作。这极可能就是《岳阳楼记》没有步前人后尘，避而不写岳阳楼转写洞庭湖的原因。《岳阳楼记》超越了单纯写山水楼观的狭隘境界，将自然界的晦明变化、风雨阴晴和“迁客骚人”的“览物之情”结合起来，从而将全文的重心放到了纵议政治理想方面，提高了文章的境界。
由写作背景“滕子京谪守巴陵郡”、“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可知，范仲淹正是借作记之机，含蓄委婉地规劝友人滕子京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试图以自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济世情怀和乐观精神感染老友。范仲淹对友人“不以己悲”，于逆境中崛起是持褒扬态度的，体现了自己践行的政治理想“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那么我们不禁要探究，范仲淹这一“忧国忧民”的思想是怎么形成的呢？
范仲淹出生于一个奉儒守官的家庭，父亲范墉于太平兴国三年（978）从吴越王钱归宋，任成德军掌书记，不幸的是范仲淹两岁时父亲因病去世，母亲谢氏贫困无所依靠，改嫁邹平县长山镇朱文翰，少年范仲淹从朱氏宦游，度过了勤奋力学的艰难时光。范仲淹在邹平长白山醴泉寺苦读三年，留下了“断齑划粥”的动人故事，千百年来是教育史上脍炙人口的典范。范仲淹在长白山苦读之际，感到独学而无友，孤陋而寡闻，遂有游学之举，来到应天书院读书，苦读五年，大通“六经”之旨。
青少年时代的范仲淹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经过十几年矢志不渝的勤奋苦学，不仅泛通儒家经典，增长了阅历，打下了毕生受益之学问的扎实基础，而且自觉地磨炼了意志，“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对他的理想人格、道德标准、价值观念的形成有深远的影响。范仲淹“忧思深远”，树立了“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远大目标，坚持“进则尽忧国忧民之诚，退则处乐天乐道之分”的人生信念。这应当是范仲淹“先忧后乐”的思想基础。
“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岳阳楼记》描写“迁客骚人”登上岳阳楼眺望洞庭湖，欣赏到在阴雨天气和晴朗天气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象，抒发了由此产生的悲喜两重天的感情。阴雨天气及晴朗天气的景象其实也是“迁客骚人”仕宦经历的写照，或坎坷或顺畅，或“感极而悲”或“其喜洋洋”。但“以物喜”、“以己悲”两种览物之情均为作者所扬弃，他追求的是一种更高的思想境界，即“古仁人之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结合其仕宦生涯来考察，范仲淹为官生涯中四进四退，在这起起落落之中，范仲淹始终恪守“进亦忧”、“退亦忧”的忧思情怀。
范仲淹二十七岁进士及第，授广德军司理参军，开始其仕宦生涯。范仲淹三十三岁时调任监泰州西溪盐仓，他在泰州的一大政绩为修筑捍海堰。四十岁时被朝廷召为秘阁校理，跻身馆职清流，开始他的立朝生涯。
天圣七年（1029），宋仁宗率百官拜贺太后于会庆殿，对于这种“亏君体，损主威”的事，恪守封建礼法和赵宋家法的范仲淹上疏以为不妥。他说：“天子有事亲之道，无为臣之礼；有南面之位，无北面之仪。若奉亲于内，以行家人礼可也；今顾与百官同列，亏君体，损主威，不可为后世法。”范仲淹的谏诤，惹得刘太后很扫兴。此后范仲淹又上疏，力请太后当卷帘撤班，还政于“春秋已盛”的仁宗皇帝，疏入不报，遂自请补外，出为河中府通判。
明道二年（1033）三月，垂帘听政十年之久的刘太后撒手西归，仁宗亲政，朝政一新，范仲淹被召回京，除为右司谏。七月，范仲淹被命安抚江淮灾伤，以太平州饥民所食乌昧草进御，乞以此宣示六宫贵戚，以抑奢靡。十二月，发生了闹得沸沸扬扬的郭皇后被废事件。郭皇后本来是刘太后强加给仁宗的，刘太后死后，与郭皇后有宿怨的宰相吕夷简建议仁宗将郭皇后废黜，范仲淹力谏劝阻，仁宗拒不采纳。范仲淹因此出知睦州，再放桐庐，又移苏州。当时苏州发大水，灾情严重，范仲淹到任即全力投入“疏五河，导太湖，注之海”的救灾水利工程，回苏州又赈济嗷嗷待哺的千万灾民。为实现自己救民疾于一方的誓言，范仲淹不顾病体未愈，日夜坚持在抗灾第一线。
景二年（1035）三月，范仲淹被召为尚书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跻身侍从。范仲淹到任，不改初衷，冒着风险奏劾专恣弄权、有毒死郭皇后之嫌的权宦阎文应，致其被贬，寻死于外。当时宰相吕夷简重权在握，深受仁宗宠幸，吕夷简执政，官员进退多出其门，免不了以个人好恶、恩怨为标的。论事无所顾忌的范仲淹给仁宗上百官图，指出官吏进退之权柄应握于人主而不应该被宰相操持，指出官吏升迁中哪些是正常的，哪些是不正常的，哪些是为公，哪些是为私。吕夷简诉范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宠幸吕夷简的仁宗皇帝下达了范仲淹落职知饶州的处分决定。范仲淹吟出一诗：“三出青城鬓如丝，斋中潇洒过禅师。世间荣辱何须道，塞上衰翁也自知！”后移知润州、越州。
饶州产鸟嘴茶久已充贡，饶民不堪其扰，范仲淹在饶州的德政之一即奏免贡茶，减轻了人民负担。据说他还有另一项奏免已不产银的德兴银冶场贡课的德政。
庆历三年（1043）三月，吕夷简罢相，四月，范仲淹擢除枢密副使、右谏议大夫，复除参知政事（副宰相）。范仲淹应诏上《答手诏条陈十事》：整饬吏治、改革科举、兴办学校、注重农桑、减轻徭役、整顿武备、推行法制，史称庆历新政。推行新政目的是解决导致北宋王朝积贫积弱的根本原因，即以冗兵、冗官、冗宗、冗费这“四冗”为主要特征的财政危机。但庆历新政施行仅一年，便因触犯了权贵阶层的利益，因而招致强大的阻力。庆历五年（1045）初，失去了皇帝支持的改革彻底失败，范仲淹被罢参知政事，出知颁州，随后改知邓州。
《岳阳楼记》写于范仲淹知邓州时期，写作此文时范仲淹已58岁，相对于其64岁的一生而言已步入晚年，其实是借此文抒写自己仕宦一生的际遇，对自己仕宦生涯始终践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一精神的高度总结。孟子宣扬儒家思想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范仲淹仕途沉浮三十余年，四进四退，无论是“穷”是“达”，他“忧国忧民”之心始终未改。晚年范仲淹曾在家乡苏州创办“义庄”，用自己的俸禄买“义田”千亩，救济贫穷的族人。
“先忧后乐”的思想，究其渊源，即是儒家的仁爱思想。孟子曾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范仲淹将“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思想进一步发展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要超越个人的忧乐，以天下为己任，以利民为宗旨，不论外界环境如何变迁，心中的这份永恒的信念始终不会动摇。欧阳修撰写的《范公神道碑铭》云：“公少有大节，其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可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正是范仲淹一生尤其是仕宦生涯中始终奉行的行为准则。
苏州历史名人排行榜： 1、范仲淹 范仲淹，苏州吴县人，是北宋有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有一句名句传诵至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政绩显赫的范仲淹受百姓爱戴，是中国历史十大全才之一。
2、唐寅 唐寅，号六如居士、桃花庵主、鲁国唐生、逃禅仙吏等，是明代有名的画家、书法家、诗人，与祝允明、文徵明、徐祯卿并称吴中四才子，是苏州有名的文人之一。
3、金圣叹 金圣叹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文学家和文学批评家，自称泐庵法师，他的文学批评最为知名，对《水浒传》、《西厢记》、《左传》等书进行过评论，而且对推动白话文也有一定贡献，是苏州历史名人排行榜中的第三位。
4、文徵明 文徵明是吴中四才子之一，文徵明擅长绘画，尤其擅长山水画，在绘画上与沈周共创吴派，书法上也十分精通，并且与祝允明、王宠并誉为吴中三家。
5、顾炎武 顾炎武是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经学家、史地学家和音韵学家，在历史和现在都具有崇高的地位，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儒。
6、范成大 范成大是南宋四大家之一，是平江府吴县人，是著名的文学家，南宋名臣，被钱钟书评价为也算得中国古代田园诗的集大成，是苏州历史名人排行榜中的第六位。
7、冯梦龙 冯梦龙是明代文学家、思想家、戏曲家，其最出名的作品有《喻世明言》(又名《古今小说》)、《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合称三言。
8、沈德潜 沈德潜是清代大臣，著名诗人学者，其论诗提倡温柔敦厚之诗教，多为歌功颂德之作，少数反映民间疾苦，代表作有《沈归愚诗文全集》、《古诗源》、《唐诗别裁》等。
9、归有光 归有光是明朝中期散文家、官员，他崇尚唐宋诗文，被称为今之欧阳修，其有名的《项脊轩志》被选进现代课文，是苏州历史名人排行榜中的第九位。
10、张大复 张大复是明代著名的戏曲作家，声律家，代表作有《嘘云轩文字》、《昆山人物传》、《昆山名宦传》等。
读了《范仲淹的故事》这篇文章，我非常喜欢。我之所以喜欢是因为书中的主人公刻苦读书，专心致志的精神震撼了我。
文章开始介绍了范仲淹的历史、家庭状况以及刻苦读书，专心致志的事迹。文中写道，范仲淹两岁丧父，家境贫寒，从小读书十分刻苦，为了寻求一个好的读书环境，他曾经一人离家去附近山上的寺院里读书，累了用冷水洗脸，饿了用稀粥充饥。在应天书院求学时，生活更是艰苦，每天划粥割齑，他全然不顾，仍然坚持鸡鸣即起，夜半而眠，发愤苦读，最后终于成为一代名相。读到这里我更加佩服范仲淹了，他身处逆境，克服了常人难以克服的困难，仍能发愤实在令我钦佩。联想到自己，每天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却不能发愤，真是羞愧难当啊！
还有一次，真宗皇帝路过应天府，全城轰动，人们都争先恐后去看皇帝，书院的师生也都去了，可是范仲淹却闭门不出，埋头苦读。最后终于在殿试的时候见到了皇帝，展现了自己的风采。读到这里我陷入了沉思，联想到了自己平时的做法，我每天几乎都读书，但读书时老是不能专心致志，总是心不在焉，只要外面有一丁点动静，就会去看，这就是爸爸常说的“哪有事哪到”可是自从读了此文后，我深深被范仲淹的专心致志的精神所感动，渐渐改掉了读书不专心的毛病，每次读书写作业都心无旁骛，这样读书的效率也上来了，从书中掌握了不少知识。
读了《范仲淹的故事》后，我不仅改掉了不专心的毛病，更重要的是悟出了一个道理：面对当今社会，不读书是不行的，读书浅尝辄止不行，必须发愤苦读，专心致志才能成就某种事业。腹有诗书气自华，让知识改变我们的容颜，让知识温暖我们的命运吧！
范仲淹两岁丧父，家道中落，母亲带着他改嫁到朱家，所以他小时候的名字叫朱说。小朱说读书学习特别勤勉，常常忍饥挨饿，也不以为苦。据说他在淄州醴泉寺读书的时候，每天的饮食仅仅是一碗稀粥。他把晚上熬好的粥先冷却成固体，然后切成四块，作为第二天的口粮，早晚各两块，就着咸菜末吃。“划粥断齑”说的就是他这段生活故事，是他励志苦读的深刻写照。
23岁的时候，范仲淹知道了自己的身世，毅然决定自立门户，并立即离开朱家，负琴携剑，到南京应天书院求学。由于生活没了着落，他的学习异常艰难。疲倦的时候就用凉水洗脸，饥饿的时候以稀粥为食，日夜与诗书相伴，五年的时间里都没有好好地脱衣服睡觉。他一位同学的父亲在南京当官，很受感动，就让儿子送些好吃的给他。但范仲淹在感谢之后拒绝了，他说自己习惯了喝粥，怕一旦享受过丰盛的饮食，以后粥会喝不下去。他这种自甘清贫的豁达精神很值得学习。
还有一次，宋真宗到南京巡视，一时万人空巷，应天书院的师生们也都跑出去，要看看皇帝是什么样子。对绝大多数人来说，确实一辈子也没有看到皇帝的机会。只有范仲淹依然坐在教室里继续读书。有人回来后问他为什么不去一睹皇帝的风采，范仲淹说将来觐见也为时不晚。话里的意思很明显，他认为自己一定可以有出息，有在朝堂之上面对皇帝的机会。这当然不是他狂妄，而是他有胸怀远大的抱负，也有对自己刻苦攻读取得成功的决心和信心。
范仲淹在27岁的时候考中了进士，并立即把母亲接到自己身边奉养――这是孝顺的范仲淹的第一个人生理想。实现这个为家奋斗的理想后，他的人生向为国奋斗的目标大踏步地前进。范仲淹最大的两项成就是边防和推行新政。
西夏自立国后就不断侵扰大宋边境。西夏军队战斗力极强，很让宋仁宗头疼，无法彻底击败对方，又拿不出其他的好办法。当战火又起时，52岁的范仲淹临危受命，到边境御敌。经过考察和思考，范仲淹主张采取修固边城、精练士兵、招抚羌族、孤立西夏的办法，以守为攻，争取最后的胜利。但当时很多大臣都看不起西夏，认为范仲淹的战略方针太怯懦，应当主动进攻。宋仁宗听取了他们的意见，结果宋军在连续两场大战中大败亏输、损兵折将。宋仁宗这才决定采取范仲淹的策略。事实证明，范仲淹的战略是合适的。在范仲淹等将领的带领下，战局开始变化，进入了相持阶段。而范仲淹也在几次出击中取得胜利，令敌军丧胆，不敢越雷池一步。
在与西夏的相持过程中，宋仁宗认为强内才能安外，于是把55岁的范仲淹调回京城，并听取他的意见开始推行新政、进行改革。在范仲淹的改革措施中，除了发展农业、军备和减赋外，其他措施都是针对当时官场的弊病进行的，于是受到了一些大臣的攻击，而宋仁宗瞻前顾后，又不再坚决推行改革。就这样，新政在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夭折了，范仲淹也被贬出京城。
即使如此，范仲淹也一直是忧国忧民的。在任职泰州（今江苏泰州市）时，针对海潮泛滥的问题，他带领老百姓用了三年时间修固了一条150里的捍海大堤，从此周围一带水旱无忧。老百姓把捍海大堤取名为“范公堤”，用来纪念他的功绩。像这样的事情范仲淹做了很多，他三次被贬官，都没有垂头丧气，而是一直兢兢业业地为国为民干实事儿。而且他为官清廉、生活朴素、洁身自好，受到官员和百姓们的敬佩、爱戴。后人评价他是“天地间第一流人物”、“北宋第一人物”、“天下第一有气节之人”，他无愧于此。
我们可以看到，范仲淹之所以受到非常高的评价，是因为他从小就有志向、有操守，甘于清贫、勇于奋斗，文功武略，学习了一身本领，并一生坚持不懈地实践着自己为国为民的理想和目标。就像他在《岳阳楼记》中说的那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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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叫钓鱼台的地方很多，钓鱼为什么要有个台?据我的经验，钓鱼并无一定去处，随便哪里一蹲即可，最多带一个马扎子坐坐，没见过在台子上钓鱼的，“钓鱼台”多半是假的。严子陵钓台在富春江边山上，那得多长的钓竿，多长的钓丝?袁宏道诗：“路深六七寻，山高四五里。纵有百尺竿，岂能到潭底?”诗有哲理，也很幽默。唐人崔儒《严先生钓台记》就提出：“吕尚父不应铒鱼，任公子未必钓鳌，世人名之耳。钓台之名，亦犹是乎?”这是很有见地的话，死乞白赖地说这里不是严子陵钓台，或者死乞白赖地去考证严子陵到底在哪里垂钓，这种人都是“傻帽”。
严子陵的事迹很简单。《后汉书・严光传》说他少有高名，与光武同游学；到光武即位，他却躲起来不见，被光武找到后，说“士故有志”，坚决不当官。光武接他进宫叙旧，聊困了，“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到了忘形的地步，但始终不受官职，而回到富春山去种田。年八十，终于家。
不过严子陵确是个有争议的人物。
有对他不以为然的。说得直截了当的是元代的贡师泰：“百战山河血未干，汉家宗社要重安。当时尽着羊裘去，谁向云台画里看?”说得很清楚，都像你们反穿皮袄当隐士，这个国家谁来管呢？
对严子陵颂扬的诗文甚多，最有名的是范仲淹的《严先生祠堂记》，最后的四句尤为千载传诵：“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范仲淹是政治家，功业甚著，他主张“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很入世的，为什么又这样称颂严子陵的出世隐士呢?想了一下，觉得这是范仲淹衡量读书人的两种尺度。立功与隐逸，常常同时存在于一个人身上，或者各偏于一面，也无不可。范仲淹认为严子陵的风格可以使“贪夫廉，懦夫立”，大有功于名教。我想即使到今天，这对人的精神还是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