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郎才尽范文

时间:2023-11-05 19:36:02

江郎才尽篇1

关键词:江淹;文学思潮;社会环境

文坛素有“江郎才尽”之说,江郎即指江淹。此说首见于钟嵘《诗品》,《诗品》云:“初,淹罢宣城郡,遂宿冶亭,梦一美丈夫,自称郭璞,谓淹曰:‘吾有笔在卿处多年矣,可以见还。’淹探怀中,得五色笔以授之。尔后之诗,不复成语,故世传江郎才尽。”从江淹现存文集来看,自齐武帝时起到淹暮年,江淹的确少有佳作,这也印证了其“才尽”之说。那么江淹何以才尽呢?笔者认为“江郎才尽”是由多方面的原因促成的,其原因主要有三:

1 文学思潮的影响

从当时的诗歌思潮来看,江淹对永明时期形成的、被沈约等人推崇的“永明体”是有看法的。他不满过分讲究形式的时髦诗风,即永明体诗风,故而不愿意创作不合潮流的旧体诗,也更不会违背自己的心愿去创作“永明体”诗,于是就较少创作,因而造成了他“才尽”之窘境。

江淹的“才尽”出现在齐武帝永明年间。《诗品》云:“永明相王爱文,王元长等皆宗附之。约于时谢朓未遒,江淹才尽,范云名级故微,故约称独步。”而永明年间正是“永明体”形成时期。《南史·陆慧晓附陆厥传》:“齐永明九年,……时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玡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将平上去入四声,以此制韵,……世呼为‘永明体’。”江淹的诗歌主张与“永明体”的诗歌理论是不相同的。他在《杂体诗三十首序》中说:“世之诸贤,各滞所迷,莫不论甘而忌辛,好丹而非素。岂所谓通方广恕,好运兼爱者哉?……今作三十首诗,学其文体,虽不足以品藻渊流,庶亦无乖商榷云尔。”他的这段话与《诗品序》中所云“观王公缙绅之士,每博论之余,何尝不以诗为口实,随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议竞起,准的无依”极其相似。江淹创作拟古的杂体诗三十首,表现了作者对当时评论界存在的偏颇的不满。从他的话里已透露出其对形式主义诗风的非议,“永明体”那种“争价一字之奇”的形式主义倾向,江淹自然是不会认同的。在江淹看来,诗歌要有充实的内容,要以表现“情物”为主。这种观点与钟嵘“诗品”倡导的诗歌观大体相同,与陆厥同沈约讨论四声中表现的观点也相近。钟嵘、陆厥是反对永明体的,江淹对“永明体”也不会持积极态度。事实上,江淹于永明四年左右任国子监博士,时钟嵘、陆厥皆就学国子监,江淹对他们不无影响,他们持有大体相近的文学观是可信的。

既然当时文坛盛行“永明体”,某些轻薄之徒甚至笑“词采华茂”的曹植诗为“古拙”,对“永明体”持不同意见的江淹,就不会创作古体诗,以免被人讥笑,也更不会去创作“永明体”诗。江淹诗与鲍照相近,王通《中说》云:“鲍照、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急以怨”是指诗的不平之气和刚健峻拔的风格,这种风格与“永明体”不入。江淹借梦说“才尽”,恐怕是江淹身处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的自我解嘲。

2 社会地位的变化

江淹入齐以来,地位日渐显赫,没有了早年那种忧谗畏讥之情,也就失去了创作的动力。江淹出身不是很高贵,早年投附刘景素幕下,刘景素并不重用江淹,甚至把他投入监狱。后来刘景素密谋造反,江淹常讽谏景素,景素不纳,淹也曾作诗以讽。江淹因此触怒刘景素,被黜到遥远的福建任吴兴令。这一时期是江淹心情最痛苦的时候,心中充满了牢骚、忧惧之情。但生活和仕途上的坎坷,却激发了他的创作激情,他的许多优秀的作品,包括广为流传的《恨》《别》二赋,都创作于这一时期,这一时期是江淹创作的繁荣期。江淹入齐以后,他成了萧道成最得力的谋士。“军书表记,皆为草具”,深得萧道成重用,他的官位亦愈来愈高,即便是曾除宣城太守,远离京城,那二千石的待遇与早年的生活也是天壤之别。入梁以后,他官至金紫光禄大夫,并被封为醴陵侯。其心境更是得意至极,自言:“平生言止足之事,亦以备矣。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失去了创作激情的江淹,再让他写出象《恨》《别》二赋那样的优秀作品,恐怕是不可能的了。再者,江淹做高官之后,就变成了一个御用文人,为萧道成、萧衍等起草了大量的表、书、诏,他的文集当中就保留了大量的这类作品。这样,他创作自己作品的闲暇机会恐怕就很少了。清人姚鼐在《惜抱轩笔记》卷八中说:“江诗之佳,实在宋齐之间,仕官未盛之时。及名位益登,尘务经心,清思旋乏,岂才尽之过哉,后世词人受此病者,亦多有之。”“尘务”是指政治上的事务,这些上的事务,恐怕就是指经常不断地为人官样文章之事。

3 生活情趣的变化

他的才尽,不但与文学思潮,社会地位的变化有关,而且也与他的生活情趣有关。他在《自序传》中说:“仕所望不过诸卿二千石,有耕织伏腊之资则隐矣。常愿幽居筑宇,绝弃人事。苑以丹林,池以绿水,左倚郊甸,右带瀛泽。青春爱谢,则接武平皋,素秋澄景,则独酌虚室,侍姬三四,赵女数人。否则逍遥经纪,弹琴咏诗,朝露几间,忽忘老之将至。淹之所学,尽此而已矣。”这段话说出了江淹仙风道骨的本质。爱道求仙,在江淹的诗里边也有很多表现,如《从冠军行建平王登庐山香炉峰》云:“方学松柏隐,羞逐市井名。”《清思诗五首》其五云:“我学杳冥道,谁能测穷已?须待九转成,终会长沙市。”这些诗都道出了他的道家思想。江淹出身贫寒,十三岁时,“孤贫,常采薪以养母”。生活的困顿使他不得不走入仕途,仕途中的坎坷又使得他不得不拿起笔来抒发自己的感情。而一旦生活境遇优越之后,他便又回到了他追求的生活道路上去了,创作自然也就会少了。

江郎才尽篇2

较之前款产品,iPhone7只是微弱升级,除了双摄像头和防水防尘设计外,鲜有让消费者心动的地方。加之智能手机正进入性能过剩时代,iPhone7即便增加点性能“噱头”,也很难点燃起市场热情。

前有高山,后有“追兵”

过去5年,苹果凭借技术上的绝活,在智能手机市场高歌猛进、一路领先。在经历了快速增长、吃尽了供应链创新红利之后,苹果似乎已疲惫不堪。与此同时,后面的“追兵”却已攻至城下:苹果市场份额被华为、小米、OPPO和vivo等国产品牌不断“蚕食”,华为更是一骑绝尘,将苹果甩到了身后。

苹果公司4月27日的2016财年第二财季业绩显示,本季度营收506亿美元,与2015年同比减少了13%,这也是苹果自2013年以来首次出现营收下滑。该季度利润105亿美元。苹果预计第三季度的营收将下降15%。

这令苹果焦虑不安,亟须一款新颖产品超越竞争对手,向消费者宣示它依然代表着创新的江湖老大地位,并重新夺回被同行吞噬的市场份额。但也许是江郎才尽,iPhone7难言惊爆。尽管有苹果公司CEO库克在会上忘情献歌,撩拨消费者的心房,但市场反应还是不温不火。

仓促上市,暴露技术软肋

有人把苹果的技术创新比喻为世界短跑冠军博尔特刷新百米纪录,要在巅峰上继续创造奇迹,很难。人类生理有极限,即便是以洪荒之力,也不太可能轻易打破世界纪录。

但技术创新又不同于百米短跑,宇宙浩瀚,IT技术难以穷尽,技术创新的空间还很丰沛,iPhone7技术突破有限,不代表智能手机没有颠覆性创新的可能。苹果尚在摸索,也许眼前的iPhone7只是一种技术过渡,苹果正蓄势待发,有一天会撒豆为兵,在技术上有重大突破,重新激起iPhone的热浪。

不过,一种技术的重大突破需要一定的时间,为了展示实力,仓促上阵,只会显露技术软肋。从iPhone6到iPhone7,间隔不过才1年时间,苹果迫不及待地将iPhone升级换代,情急之下,难免露出了技术瓶颈,只是小修小补,没有颠覆性的突破。

此时,苹果需要勇气,更需要耐心。就像博尔特在2009年8月16日柏林田径世界锦标赛100米决赛中以9秒58获得冠军,7年过去了,至今无人撼动这一纪录,但并不意味着博尔特等世界短跑运动健将在平日里的训练中就不刻苦、不卖力。

苹果急于向市场展示肌肉,反而弄巧成拙。有市场评论家甚至给iPhone7描绘了一幅黯淡的前景,认为这是苹果由盛转衰的一个重要节点。

也许是苹果背后的投资者们等不及了,资本嗜血鬼的天性,决定其要在最短时间内寻求最大的利润。2016年5月13日,苹果宣布投资滴滴出行10亿美元就是释放一个明确的信号:苹果不再专注iPhone,而是移情别恋,由钟情技术开发转为迷恋财务投资。但苹果其实不缺钱,2014年第四财季,苹果的现金储备有1780亿美元,已超141个国家和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但苹果的东家已失去耐心,急于要求经理人改善苹果的资产负债表,而短平快的财务投资比耗费时间和巨大资金的技术开发更容易见成效。

技术开发被资本操作掩盖?

不过,苹果的优势其实还是技术开发,这是乔布斯时代奠定的战略定位。苹果的目标是永远比竞争者领先至少两年,它的研发能够直接预测到几年后消费者将会需要什么样的产品,做业界产品创新的标杆。

但这几年,接替乔布斯职位的库克似乎偏离了苹果原先的战略定位,大把烧钱,疯狂并购,资本操作风生水起,技术开发却鲜有亮点。近年来,人们分明感觉苹果在智能手机世界已不是什么神话。

而历数苹果这几年的运作失误,感觉苹果的战略定位正发生犹疑。先是苹果“金刚之身”也染毒,苹果产品在不断推陈出新中,系统安全隐患也日趋增多。接着是苹果与三星恩断仇生,走了一步市场化倒退的“臭棋”。后来又在生产苹果手表上掐错市场“生物钟”,苹果手表充其量只能作为奢侈品,充当富人们炫富的标配。再就是投资滴滴打车这个与其业务沾不上边的行业,试图得到一个更加了解中国市场的机会,并获得强劲的资本回报。

这一连串的操作,偏离了苹果聚精会神搞iPhone技术开发的“初心”。

值得关注的是,2015年4月28日,苹果公司达到最高的7672亿美元市值,在iPhone7的当日,苹果市值为5839亿美元。1年多以来,苹果公司市值跌去了近2000亿美元。在此情势下,可能资本操作比技术开发更能在短期内能改变苹果的财务状况,使投资者满意。

苹果技术开发正在遇到天花板,于是想另辟路径,闯出一片新天地。这与库克的职业背景不无关系。相比乔布斯技术开发偏好,库克全无乔布斯的技术灵性,更注重于商业操作。

眼下,苹果似乎在迷茫,又像是蓄势以待。有人说,苹果将嬗变为一家资本帝国,将自己排斥于科技企业之外。苹果究竟走向何方,还需静观其变。

江郎才尽篇3

相信大家都听说过“江郎才尽”这个成语吧。不错,江郎才尽啊。我是也。 “杨郎”才尽矣,英雄所“历”略同。周郎妙计安天下,岂能胜比诸葛亮?“杨郎”妙笔夺桂冠,安能风光到几时?风光几时休?文才何时复?何时复? 江郎者,周郎也。杨郎者,我也。我之才,失五年级,六年级,失才。唉,大意失“荆州”。何为“才尽”?唉,一言难尽。 说来话长,这事,要说到三四年级。二年级风光一时的我,开始萎靡不振。从第一名下降到28名。为什么?三四年级的我,暴露了许多毛病,这些毛病让我下滑,并压制住我,不让我上升,我就在这种情况下度过了三年级,碌碌无为。由于下降,我疏于文笔积累,文章开始了“冷冻阶段”。于是,四年级的我,开始养精蓄锐。生病的雄鹰,马上要痊愈了。果然,五年级了,在期中大考时,我像发怒的战士,力“敌”众“将”,抢下桂冠。我再次风光。由于前车之鉴,期末下滑不大,但再次长时间疏于课文文笔积累,导致六年级悲剧:写不出写点的作文。杨郎已失才,未尽,只有那块嚼过N亿遍,都没一点味,味同嚼蜡的“口香糖”。唉,后悔已晚,只有重整兵马,才可东山再起。 就用这次作文来说吧。吩咐写五百多字,要生动,精炼,优美,真实,这本不是难事,可我竟然花了两天时间(星期五中午—星期天中午)来想题目,内容还要构思老半天。我精神都要崩溃了。唉,“才尽”的滋味可非同一般,尝一次让你终身难忘,绝对地苦不堪言。因为我的头脑还不叫太糊涂,我下意识地想:既然“外人之笔”不好写,那就用“自己的笔”,写下妙文。几分钟的“迅雷构思”后,我以自身体会,写下了这篇《杨郎才尽》,真实绝对,其余的,绞尽脑汁也要OK。可能,也许吧,这是我再次一展鸿图的开端。但愿,我不再失才,谁愿意饱受苦不堪言呢?现在,我只有踏踏实实,老实点,把我空缺的才找回来,升级更新。毕竟六年级才过三个星期,还来得及。 我可能要好好地理解一下“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句话。也许,我要好好反省反省,我不算“生而知之者”,只有学,才有智慧可言。天才也要99%的汗水呀,加油,为目标而努力,更上一层楼。

江郎才尽篇4

2、江郎才尽:江郎,指南朝江淹。原指江淹少有文名,晚年诗文无佳句。比喻才情减退;

3、伯乐相马:伯乐,相传为秦穆公时的人,姓孙名阳,善相马。指个人或集体发现、推荐、培养和使用人才的人;

4、再作冯妇:再作,重做;冯妇,人名。比喻再干旧行业;

5、毛遂自荐:毛遂自我推荐。比喻自告奋勇,自己推荐自己担任某项工作;

6、周郎顾曲:原指周瑜业于音乐。后泛指通音乐戏曲的人;

7、名落孙山:名字落在榜末孙山的后面。指考试或选拔没有录取。

江郎才尽篇5

【关键词】桃花诗 讽刺 “刘郎” 苏轼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682(2011)10-0109-01

刘禹锡诗集中写到桃花的作品达二十七首之多,这近三十首言桃的作品是借桃来传达刘禹锡所要表达的情感,《旧唐书》记载了刘禹锡被贬之后借草树来表达情感:

禹锡积岁在湘、澧间,郁悒不怡,因读《张九龄文集》,乃叙其意曰:“世称曲江为相,建言放臣不宜于善地,多徙五溪不毛之乡。今读其文章,自内职牧始,安有瘴疠之叹,自退相守荆州,有拘囚之思。托讽禽鸟,寄辞草树,郁然与骚人同风。嗟夫,身出于遐陬,一失意而不能堪,矧华人士族,而必致丑地,然后快意哉!”

刘禹锡的两首著名的桃花诗即是借写桃花来表达对打击永贞革新的权贵的嘲讽:

元和十年,自武陵召还,宰相复欲置之郎署。时禹锡作《游玄都观咏看花君子诗》,语涉讥刺,执政不悦,复出为播州刺史。

《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再游玄都观绝句》: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以上是刘禹锡有名的两首惹祸的桃花诗,刘禹锡写这两首桃花诗用意极其深刻:“余贞元二十一年为屯田员外郎,时此观中未有花木。是岁,出牧连州,寻贬朗州司马。居十年,召至京师,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仙桃,满观如烁晨霞,遂有前篇,以志一时之事。旋又出牧,于今十有四年,复为主客郎中,重游玄都,荡然无复一树,唯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耳。因再题二十八字,以俟后游。”

刘禹锡利用桃花还有恃暖花开、花期短这一特点来象征某一类人,他们趋炎附势,最后还是没有好下场,这是刘禹锡对排挤自己的权贵的轻蔑。从这两首桃花诗中也可以看出刘禹锡那坚定、不畏强势、敢于斗争的乐观个性。“尽是刘郎去后栽”、“前度刘郎今又来”这些斩钉截铁的语句对后世文人影响极大,尤其是“刘郎”这一称呼几乎成了刘禹锡的代称了,对宋代大文豪苏轼的影响颇深。

关于“刘郎”这一呼谓学术界已有讨论,有以下几种情形:神话中刘晨的称谓;三国时刘备的别称;汉武帝刘彻的指代;唐代诗人刘禹锡的借指;代称作者所述之人等。白居易与刘禹锡关系甚厚,在他的作品中多用“刘郎”指刘禹锡,如他的《酬刘和州戏赠》:“钱唐山水接苏台,两地褰帷愧不才。政事素无争学得,风情旧有且将来。双蛾解佩啼相送,五马鸣珂笑却回。不似刘郎无景行,长抛春恨在天台。”《早春同刘郎中寄宣武令狐相公》:“梁园不到一年强,遥想清吟对绿觞。更有何人能饮酌,新添几卷好篇章。马头拂柳时回辔,豹尾穿花暂亚枪。谁引相公开口笑,不逢白监与刘郎。”《忆旧游(寄刘苏州)》:“忆旧游,旧游安在哉。旧游之人半白首,旧游之地多苍苔。江南旧游凡几处,就中最忆吴江隈。长洲苑绿柳万树,齐云楼春酒一杯。阊门晓严旗鼓出,皋桥夕闹船舫回。修蛾慢脸灯下醉,急管繁弦头上催。六七年前狂烂熳,三千里外思裴回。李娟张态一,周五殷三归夜台。虎丘月色为谁好,娃宫花枝应自开。赖得刘郎解吟咏,江山气色合归来。”在白居易那里,“刘郎”差不多专指刘禹锡了。

首先,苏轼对刘禹锡两首桃花诗中“刘郎”一词的接受表现在苏轼本人诗词中“刘郎”一词的运用。

苏轼诗中有“刘郎”称谓的有二十一处之多,苏轼集中的“刘郎”显然有多种指代,如指刘禹锡、刘姓朋友、所述之人。

如苏轼的《南乡子(席上劝李公择酒)》:“不到谢公台,明月清风好在哉。旧日髯孙何处去?重来,短李风流更上才。秋色渐摧颓,满院黄英映酒杯。看取桃花春二月,争开,尽是刘郎去后栽。”《人娇(王都尉席上赠侍人)》:“满院桃花,尽是刘郎未见。于中更一枝纤软。仙家日月,笑人间春晚。浓睡起、惊飞乱红千片。密意难窥,羞容易见。平白地为伊肠断。问君终日、怎安排心眼?须信道、司空自来见惯。”在苏轼的这两首词中,皆有刘禹锡两首桃花诗的痕迹。

其次,苏轼对刘禹锡两首桃花诗中“刘郎”一词的接受还表现在继承了刘诗中“刘郎”一词原有的意思。

在刘禹锡诗中,“刘郎”一词已是具有坚定、不畏强势、敢于斗争品性的一类人了,所以在刘禹锡笔下“刘郎”一词是褒义的用法。苏轼继承了刘禹锡的这一用法,无论是指刘禹锡本人还是指自己的刘姓朋友或是所要写之人,都是表达对对方的一种赞赏之情,是对对方人品个性的一种评价。

苏轼对刘禹锡的为人是称道的,苏轼学刘诗,在宋代文人的笔记中是有记载的,宋代文人邢敦夫曾有一把扇子,扇上题有苏轼的一首诗,黄庭坚看到此诗后以为是刘禹锡所作,可见苏轼学刘禹锡已达到了神似的程度了。刘禹锡的诗歌风格影响着苏轼,刘禹锡的个性特征也自然深深影响着苏轼。苏轼评价刘禹锡:“唐柳宗元、刘禹锡使不陷叔文之党,其高才绝学,亦足以为唐名臣矣。”苏轼更写一文《刘禹锡文过不悛》来赞赏刘禹锡狷洁的个性。其实苏轼本人也是一位个性狷洁的人。黄庭坚说:“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刘禹锡与苏轼有着共同的特点:好骂。其实也就是说刘苏二人喜欢在作品中用到婉曲的方法来讥刺时人、时政或时事。

苏轼与刘禹锡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刘禹锡因为参与王叔新运动失败而流放,苏轼因为北宋新旧党争而遭贬。在贬所刘禹锡表现高昂的斗志,苏轼在贬所也是旷达超然。苏轼接受刘禹锡诗,刘禹锡的人生遭际一定会对他产生具大影响,刘禹锡那砥砺不屈的人格的魅力对苏轼也有影响。苏轼诗中的“刘郎”与刘禹锡诗中的“刘郎”一样都是表达了一种坚定、不畏强势、敢于斗争的品性。

参考文献

1 [后晋]刘d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江郎才尽篇6

论文摘要 历史上灌口二王庙庙食之争有多次 从唐宋至今,二郎神胜出,成为二王庙主神,居大殿主座神位,享受最隆厚的香火与血食。这是民本位思潮的胜利。

二王庙建于山川佳处,楼阁依山傍水,庙貌巍峨,双泉漱石,古木参天,曲径通幽,崴蕤翁郁,奇花异卉,四季常开,登楼临虚御空,顿觉心旷神怡,俯望都堰之全景,仰发思古人之悠情,庙南层峦叠嶂、如翠如黛,计有赵公、青城、卧牛、牛心、燕尾、莹华、老君、南华诸山。群山尽收望中,好养眼啊!雕梁画栋,建筑布局精美,沿石阶曲折而上,步移景换,旷奥相济,读碑念匾,陶冶情怀,游人百游不厌,留连徘徊。此乃中国古典园林的经典作品,更是世界璀璨文化之绝版遣存。二王庙自古就是一块风水宝地。它的环境,完全符合风水的四条原则,即”龙、沙、水、穴”。”龙”是指二王庙背靠龙门山脉的高山玉垒山、湔山,如太师椅的靠背。”沙”是指庙宇左右有两道小山梁回护,如太师椅的扶手。二王庙左有鸡公包山,直插岷江,为太师椅的左扶手;二王庙右有石厂湾山梁,直插岷江,如太师椅的右扶手。”水”是指二王庙门前弯弯的岷江流水,清澈明净,浪花如雪;”穴”即指二王庙座落在山坳台地上,如”玄牝之门”上的珍珠。<老子>曰:”玄牝之门,是谓天地之根。”故这块风水宝地上,万物生生不息,人气长存。这样一块风水宝地,人见人爱,但并非人人都能得到。只有有德有功有能之人,才能永远在此享受血食,享受环境。

蜀地自古以来,在此风水宝地享受血食者,有哪些呢?

1蚕丛。李白<蜀道难>诗曰:”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蚕丛是古蜀国人的老祖先人,是蜀国开国鼻祖。蜀即蚕,蜀字象一只夸张了眼睛的蚕虫之形。古蜀人以蚕为图滕,并大力发展养蚕,为锦城成都,打下了织锦基业。蚕丛是纵目人,死作石棺椁,蜀人从之,号曰纵目人冢。能引起蜀人从之,当然有德有功,当然该在此享受血食。具有强烈祀祖情结的蜀人,当然要在这风水宝地,祭祀老祖先人啦。四万八千岁,,比万岁的皇帝爷,资格还老。

2鱼凫。鱼凫是古蜀王。他在此湔山打猎,死于湔山。蜀人在此为之立祠。

3大禹。大禹生于西羌,其出生地刳儿坪,距都江堰仅20多公里。大禹治水,始于岷江。<禹贡>上说,’岷山导江,东别为沱’玉垒山即东别为沱的标志。大禹在此治水,当然有资格在此享受血食啦

4杜宇。杜宇即望帝,是古蜀国第四王朝的一把手。他凿巫山治水,教民务农。死后化为杜鹃阳雀太阳鸟。成都古蜀国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鸟金箔图案,即是阳雀。该图案与蜀人崇拜太阳、崇拜阳雀、崇拜化为阳雀的杜宇,有深刻的渊源关系。每当春天播种之时,蜀人听见阳雀长啼,都会仰望天空说,这是杜主在提醒我们播种啊!解放前尚存的都江堰农坛内,就祀有杜宇。虽说望帝春心托杜鹃,私生活不太检点,但他颁行重农政策。蜀人还是怀念他。

5开明。开明即鳖灵,是古蜀国第五王朝的国王。鳖灵被望帝派去决玉垒山以除水害,他那美丽的妻子,在他出差时,被望帝淫了。所以望帝禅让政权给他,然后隐居青城山,变为杜鹃.。鳖灵治都江堰有功,又因受第三者破环家庭,所以蜀人同情他,怀念他,崇拜他。

6李冰。<史记河渠书>是最早记冰治水的。该书把冰治水排在大禹治水之后,西门豹治水之前,更在郑国修渠之前很久。该书说”蜀守冰凿离堆,避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

7二郎神。二郎神在灌口(今名都江堰市)治水斩蛟,救民水火,免费治病,降妖伏魔,神通广大,威应刹那。蜀人及中国人对他崇拜极深。

以上7位,都是在蜀中有大德大功大能者,都在宝地上享受过血食。然而其间也有血食之变、庙食之争

第一次庙食之变,是蜀人对老祖先人蚕丛的祭祀规模扩大.后,二王庙原址空间狭小,已远远满足不了万人大祭典的空间要求,便将蚕丛祭坛,从这里迁住广汉三星堆,这里改祀”田于湔山,忽得仙道”的古蜀王鱼凫。

第二次庙食争,是鱼凫庙衰,改祀大禹。

第三次庙食之争,是望帝杜宇死后,蜀人纪念杜宇,在此地改建望帝祠,而将大禹祠迁于玉垒关下,鸡公包以东。

第四次庙食之变,是东汉末年,水利官员在都江堰滩头造三神祠,与望帝祠隔水相望。三神祠上,立三神石人,一神为李冰,另二神为无名持耒者。三神石人抢了古蜀王望帝祠的香火,引起蜀地土箸原住民不满.将石人推倒.不久,官方再造汉官模样的三石人,立于都江堰上,这些石人与民间普遍认同的持耒民工是修堰功臣的理念相违反,又再次引起蜀地±著反感而将石人头颅敲掉,推倒.,。

第五次庙食之争,是南齐明帝建武年间,因李冰二郎香火超过望帝,益州刺使刘季连,顺应民心,将望帝祠迁往郫县,在望帝祠原址,建崇德庙,祀李冰二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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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次庙食之争,是崇德庙内二郎地位大超李冰。蜀人对二郎的狂热崇拜,迫使宋徽宗敕封二郎为川主清源妙道真君,庙名改为二郎庙。庙中格局是:二郎高踞大殿,成为主神。李冰仅居偏殿配享.。南宋朱熹<朱子语类>说:”梓潼与灌口二郎两个神,几乎割据了两川。”二郎地位大升,迫使维护官本位体制的儒家士大夫,杜撰出自相矛盾的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二郎就是李冰,另一种说法是:二郎是李冰的儿子。<朱子语类>说;”蜀中灌口二郎神,当时是李冰,因开离堆有功立庙。今来见许多灵怪,乃是他第二儿子出来。”这种说法,加深了二郎庙(清雍正五年时改称二王庙)内血食的矛盾。违反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基本原则。导致了”子掩其父”的。.然而,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思想的封建王朝,也不敢冒犯民意,擅将李冰居于大殿。二郎庙中,二郎神高居大殿的情形,历千余年而不衰,直至初期红卫兵打倒二郎神像为止.。清道光时,四川总督骆秉璋视察二王庙时,发现二郎高踞大殿,李冰仅居偏殿,遂大发慨叹说:”子掩其父,得毋紊欤?”并上奏道光帝,请将二郎改居偏殿将李弄到大殿,被道光帝以”前代祀典不宜擅改”驳回。其实,这种”子掩其父”的叹息是骆总督不憧历史造成的。因为二郎并非李冰儿子,不存在”子掩其父”的问题。

第七次血食之争,是后期1974年,革委会一改千年庙食格局,将李冰放大,塑于二王庙大殿,把二郎缩小,塑于二王庙后殿

第八次血食之变,是2004年为发展旅游,满足广大游客特别是女游客崇拜少年英俊的二郎神的愿望,又将二郎神像重新置于大殿主神位置,而将李冰还原塑于后殿配享。

民谚曰:”国无二主,家无二猫”一庙之中,也只能有一个主神。二郎庙内主神之争,说到底是权益之争。正因为如此,二郎姓氏之争历千年而不息。 二郎是谁?南宋以后,出现了种种互相矛盾的说法,有说杨戬为川主清源妙道真君二郎神者,此说为民间传说,势力最大。有说隋嘉州太守赵昱为川主清源妙道真君二郎神者,此说影响较大。有说李冰为川主清源妙道真君二郎神者,此说为儒家士大夫主张。清人陈怀仁写<川主三神合传>折中矛盾,将三人都写作川主,写作清源妙道真君,写作二郎神,儒释道三说合流,皆大欢喜。

除上述三种主要说法外,还有如下说法:

1、二郎神为隋灌州刺使杨煜.

2、二郎神为晋襄阳太守邓遐

3、二郎神为四大天王中多闻天王二子独健

4、二郎神为五代氐族首领杨难当

5、二郎神为羌族神罗合

6、二郎神为袄神若王衍者

7、二郎神为后蜀主孟昶或孟昶”遗孤”李顺

8、二郎神为彝族”支格阿力”神

………

事实上,在中国,只要不是独生子女家庭,就会是二郎家家有。二郎无名无姓,于史无征,这就给想利用二郎声望的人们留下了可趁之机。.由于中国古代文肓众多,信息封闭,造神者可附会夸张发挥。所以才有多种二郎神姓名版本与说法。以上说法,尽是两宋以后产生的,并没有上溯到二郎神源头。

假如我们把眼光向前看,看到唐末五代之前,看到广汉三星堆古蜀文明遣址,看到成都金沙古蜀文明遣址,我们会发现,三只眼的二郎神,额上有纵目,与三星堆祭坛上神秘、深沉、坚毅、执着、威严的纵目人青铜面具,与巫、王、神三位一体的青铜大立人,有很多相似之处;我们会发现,同古蜀王一样喜欢纵犬打猎,并担起五座大山,追逐太阳,追逐金乌(太阳乌)的二郎神,与成都金沙古蜀文明遣址出土的太阳及太阳鸟金箔图案,似有渊源关系。秦灭蜀后,古蜀文明遗物遗址深埋地下两千多年,于1986年和2000年才重见天日。.这些遗址、遗物,连写<史记>的西汉人司马迁都没见过,更不用说其后的史学家和一般人了。加上秦人焚书,古蜀史当然只有茫然了。但是,三星堆和金沙时代古蜀文明的遗传基因,以及蜀人对老祖先人的崇拜情结,却在民间口口相传中,突破秦皇以来的思想禁锢,部分保留了下来,并附着到了东汉末年新造的二郎神身上。我们比司马迁等前人幸运,我们看到了三星堆、金沙遗址与二郎神的渊源关系。

1974年3月,都江堰河底出土了一个神人。神人为石刻圆雕,高2.9米,头戴官帽,肥硕而粗腰。胸前有对称的三行铭文,中行为”故蜀郡李府君讳冰”左行右行为”建宁元年都水掾龙长陈壹造三神石人镇水万世焉”建宁为东汉灵帝年号。元年为公元168年。其时腐败成风,黄巾起义一触即发。二位造神官员名叫尹龙、陈壹。二人只留名,并不亲自雕刻石像。雕刻石像的石匠,被当官的剥夺了署名权,为发泄对腐败的不满之气,,乃在雕刻三神石人过程中,美化持耒治水的劳动者的形象。

1975年3月,在距李冰神人出土处30多米的河底,又出土了一个神石人。石人缺头高2米,无名,双手持耒。为三神石人之一。该石人苗条细腰,显然比粗腰雍肿的李冰神石人,更加年轻,更加俊美。根据东汉神像讲求对称美的原则。我们可以肯定,未出土的第三个神石人,一定与第二个出土的持耒神石人一样,是呈对称状,站在李冰神石人两侧的持耒青年,是民工形象。古代青年,泛称郎,李冰神有名有姓,可称呼。二位持耒青年,无名无姓,只能以郎相称呼,呼为二郎神。特别是在”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踏歌声”的春天,那些女香客、女游客,在焚香跪拜之余,总是要对着石刻的英俊青年,频送秋波,心中深情地呼一声”郎呀”!并将其视为梦中情人。这李冰神人及其两侧的二位郎,后来被洪水冲走,埋入河底。但二个郎持耒镇水的英武形象,却在人民口碑中传了下去,二个郎被误传为一个二郎。河水能冲走石人,却冲不走崇拜持耒镇水的二郎神的民心,.人们重新在都江堰上,为之修建二郎庙,隆血食,荐樽俎。并向全国发展。 二郎神庙在

北宋时,己遍及两川,遍及全国,连京城汴梁也有了二郎庙。宋徽宗夫人韩玉翘,在二郎庙见到少年英俊的二郎神像,深情地发誓说,若能与二郎神同床共枕,死也心甘。元人杂剧<二郎斩蛟>中歌唱二郎神道:”少年都美清源公,青峰一下斩狂虺””都”是美的意思,”都美”即是美上加美。为什么二郎神的地位会反超李冰呢?除美貌年轻帅气之外,一个重要因素是民心。二郎神本是持耒劳动民工,更能引起劳动人民的崇拜与共鸡。东汉灵帝时腐败透顶,其时民心是倾向持耒二郎而不是倾向官吏的。当镇压黄巾起义立功升官的山东泰山太守应劭,首倡’秦昭王派李冰为蜀守”之谬说时,蜀人大为反感。秦昭王在<蔺相如列传>、<屈原列传>、<鲁仲廷连义不帝秦>等史籍中表现出来的贪婪、狠毒、欺诈、霸道、食言、流氓、无赖、乱击瓦缶的小人形象,促成了蜀人对秦昭王提拔的大官李冰的反感,导致崇拜重心,由崇拜大官,转向崇拜由持耒民工演化而来的二郎。唐宋以后,二郎神崇拜大超李冰。为挽颓势,宋儒朱熹等封建官吏,开始把李冰说成是二郎,又把二郎说成李冰儿子。但是民众不买帐,继续加大对二郎神的崇拜力度。北宋杨无咎<二郎神.清源寿辰>词写道:

“炎光欲谢,更几日,薰风吹雨。共说是天公,亦嘉神贶,特作澄清海宇。灌口擒龙,离堆平水,休问功超前古。当中兴,护我边陲,重使四方安堵。 新府,祠庭占得,山川佳处,看晓汲双泉(二郎庙内双泉,一在大殿右后侧,一在大殿左后侧半山腰今‘铁龙吐水’殿)晚除百病,奔走千门万户。岁岁生朝,勤勤称颂,但可民灾无苦。只愿得,地久天长,协佐绍兴皇都。”

人民对二郎神的狂热崇拜,引来唐、宋、元、明、清的封建王朝,都给二郎神追封王号。企图把二郎神纳入官本位框架。元、明、清大量的关于二郎神的戏剧、小说、绘画、评书等文艺作品中,都有这纳入的痕迹。这些文艺作品中的二郎神形象,与前都江堰二王庙中的形象完全一致,即额有纵目,手握三尖两刃刀,肩垮弓箭,手牵猎犬,战甲金盔,年轻英俊,气势豪迈,神勇威武的形象.

江郎才尽篇7

话说回来,“子掩其父”格局的上限在于何时呢?这似乎是个谜。但从史料中零星可觅其旁证。早在唐代,二郎神已名声大振。全国各地,多有二郎神庙;二郎神的英雄业迹,也各地多有。当然,其中不乏有封建官僚、好事文人的拉名人以炫耀乡里,因为在封建时代,部级神人故里,七品官按五品待遇,皇粮国课征收减半,秀才举人名额增加,故里父母官还可随朝廷大官参与祭典,披红戴彩,耀祖光宗。而正宗二郎神故里,是在都江堰。因为封建时代,京中大官,省级大官,都要亲自到都江堰二郎庙致祭。清代四川总督骆秉璋前来祭奠时,见儿子雄踞大殿,父亲屈居偏殿,脸上不悦道:“子掩其父,得无紊欤?”当然,他无力扭转这上千年根深蒂固的民间信仰。他应当顿悟:“儿子”并不姓李、何来“子掩其父”的矛盾。

儿不姓李,古有其说。一曰姓杨,《西游记》中擒获孙大圣的“灌口二郎”是也(灌口即今都江堰市);二曰姓赵,为隋嘉州太守赵昱是也。赵昱也曾斗龙斩蛟,为梅山七圣之首。而前二王庙大殿上二郎神像,全然是《西游记》中杨二郎形象,《劈山救母》中杨二郎形象。为三只眼,且有三尖两刃刀及哮天犬立于大殿左右两侧。盛唐有词牌名《二郎神》唱遍神洲;五代前蜀王王衍出巡,仪仗辉煌,前呼后拥,百姓见之,说是灌口二郎下凡。北宋初年青城王小波、李顺起义,李妆扮成二郎神,大得民间信仰,一呼百应。北宋永康军(今都江堰市)迎神赛会,百姓宰羊数万头以敬二郎神,郡政府仅靠征收宰羊税,就足够一年财政开支。长期以来,民间的二郎神多次被企图纳入官方模式,(例如二郎李冰多次被官方封一长串王号等)而民间的二郎神又每每挣脱官方的纳入。于是有姓杨姓赵姓李之说,又有二郎即李冰之说。诸说究竟何是何非,或者都是都非,其中大有明堂。

〈二〉

姓李说在民间得不到理睬与认同,只在一部分士大夫中有小范围的市场。

二王庙原先称作二郎庙。元末才改称二王庙。二王即二郎神和李冰。在二郎庙对面,是中国道教的发源地和经久不衰的道教中心——青城山。道教所奉的重要神祗之一,即清源妙道真君二郎神。在都江堰之侧的赵公山,即赵昱(二郎神)白日飞升,隐居修道处,赵公山麓的王婆岩,即二郎神擒获孽龙的“遣迹”。北宋初叶,宋真宗好道,封二郎神为清源妙道真君,宋徽宗时又封。元人杂剧《二郎神醉射锁魔镜》中二郎神出场道白有:

“吾神姓赵名昱,字从道……我亲自仗剑入水,斩其健蛟,收了眉山七圣,骑白马白日飞升,灌口人民与吾神立庙……

朱熹《朱子语类》说:“梓潼与灌口二郎两个神,几乎割据了两川。”梓潼即梓潼帝君,又名文昌帝君,也是道教所奉之神。而二郎神之信仰,因其能以泉水为民治百病,能斩蛟擒龙,变水患为水利,能主持正义,抑恶扬善,捉妖降魔,更在梓潼之上。从今存于灌口二郎庙内木壁镌刻的陆游〈〈灌口神君歌〉〉的描述看,二郎神全然为道家尊神。

道教之所以在都江堰发祥,是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及群众基础的。汉末张道陵在此化符水为民治病,发展五斗米道教徒的时间,与民间对二郎产生崇拜的时间,十分接近。其时宦官专制,腐败盛行,远离宦官专制中心的西僻之蜀,民风古朴,信仰自由。如果说儒教是在朝的教,则道教是在野的教,更得广大非儒生的无文化的下层劳动人民的信仰。由于道教在都江堰道徒众多,群众基础甚广,所以,以儒家思想为基本指导思想的朝庭,对之也另眼相看。唐太宗时,青城山道教与佛教发生地盘之争。结果唐太宗御笔亲自批示,使道教获胜,佛教寺庙迁出青城山以外地方。佛教儒教,在这都江堰地区的信仰,都不及道教。虽然儒教在全国范畴看,是占统治阶级指导地位的教,但因科举,因熟读儒家之书而入官场的官,比之于广大黔首,毕竟是少数,少数为官者信仰儒教而多数为民者信仰道教,为官者中,也有不读书(儒经)而从其他门道进入官场者,并不信儒教,也有表面上假奉儒教而实际并无信仰者,也有背叛儒教而改信道教者,如隐居青城山的前官吏杜光庭、范长生、张俞等。

青城山上清宫内有一匾,大书“李实孔师”,既有崇道抑儒一面,又有与官方意识形态拉关系套近乎的一面。孔子政治主张难以实现,想乘桴逃往海外,海外没去成,转而好道,全力研究易经。孔子想不到,在他死后几百年,神州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会让儒教成为官方倡导的信仰。然而,中国哲学骨子里是以老子为核心思想的道家的哲学。这是漫长专制统治的必然结果,故道教在民间的信仰比儒教大得多。在道教中心都江堰,道教对儒教,更是产生着碰撞、争斗与排斥。大多时是道胜儒败,有时则呈胶着状态融糅合流。生于儒教之乡山东的诸葛亮,来到产生道教的川西,竞脱去儒服常穿道袍,常摇道家之鹅毛扇,并学道妆神,不正是因为道教大得西蜀民间信仰,大得全国民间信仰之故么?

〈三〉

安史之乱后,整个封建社会如日中则仄,开始走下坡路。这就导致人们特别是隐居之士对道教的信仰呈上升趋势。现实的黑暗腐败,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在道教中寻求精神抚慰与避风港,在道教神祗身上寄托保护、帮助和拯救的希望。唐季五代北宋,随着《二郎神》曲唱遍神洲,二郎神名声大震,几乎家喻户晓,无不谟拜。《宋史》载:北宋徽宗政和七年诏修神保观(观为道家庙宇),俗所云二郎神者,京师之倾城男女,负土以献,不知何神。”首都如此,全国各地当然仿效。故道教之二郎神,能割剧两川,并向全国发展。

道家神祗二郎神的大得民间信仰,引起了坚持不语怪力乱神原则的荐绅先生的不安与疑虑,并开始了将二郎纳入正史有名的李冰名下的努力。《朱子语类》言:“蜀中灌口二郎神,当时是李冰,因开离堆有功立庙,今来现许多灵怪,乃是他第二儿子出来。”

对于儒教士大夫倡言的二郎姓李说,道教和广大无文化的劳动人民,进行大力的对抗与反击,大力炮制二郎姓赵姓杨说并大力宣传传颂,以消极抵抗二郎姓李说。这样,自南宋起,无名无姓史志无征的二郎,出现了姓李姓赵姓杨三说并存局面,愈炒愈热,热闹非凡,为二郎进一步盖过李冰,推波助澜。

《龙城录》言,二郎(赵昱)隐青城山修道。唐太宗封其为神勇大将军,庙食灌口。唐明皇幸蜀,加封赤城王(青城山有赤城阁),又封显应候,昱斩蛟时,年二十六。“《川主三神合传》言:“二郎托名赵道士,宋真宗加封为川主清源妙道真君。道书《灌江备考》言:”二郎为蚕丛之后,故额上有一纵目。”今都江堰旁赵公山,即赵公(昱)隐居处。赵公山麓的王婆岩,即二郎神擒获孽龙处。

神州各地上演的元人杂剧《唐三天取经》中,灌口二郎神唱道“不周山戮破天吴,曾把共工试太阿(言斩水怪治水);谁教有穷能射日,某高担五岳逐金乌。”(都江堰有民间故事《二郎担山赶太阳》)“小圣灌口二郎是也……看了些日月盈亏,山河变迁,灌口把威施,天涯将姓显!”(今二郎庙大殿右下侧“威应刹那“斗大四字,乃颂扬二郎神威)二郎在小说《西游记》、《封神榜》、《劈山救母》、《聊斋》、《宝莲灯》《搜神记》《警世通言》……中更是威力无比,大得神洲广大下层百姓的信仰。以上所举具有种种神威的二郎神,均为杨姓。

随着封建王朝的日益腐败,道教和民间的姓赵姓杨说,大大得势,并从而促进二郎神在民间之信仰,再上新台阶。《王圻绩考》载,元至顺元年,川抚某只请封二郎,不言李冰。清道光时,川抚请改二郎庙为李冰庙,以二郎配享,被中央驳回道:“以前代祭(二郎)典,相沿已久,不易轻于变更。”清巡抚宪德请加二郎封号而不言及李冰。可见无限信仰二郎乃民心所向。官府也不得不顺应民心,以合潮流。因此,二郎神雄踞大殿的格局,千年不变,至今不变

民心不可违,谁也不敢下令百姓在“父”的香火上加大力度而减少“子”的香火.宋代,二郎神又被官方封为显英王.今青城后山味江村尚存显英王摩崖石刻像,像右侧有石刻哮天神犬.上方石刻扶桑帝.神龛两侧有石刻楹联:东望扶桑帝,西蜀显英王.据石刻文字记载,该神龛刻于清同治元年壬戌(公元1862年)此外,都江堰北侧的灵岩山上也有石刻二郎神像,在黑风洞旁.在今都江堰天马乡,尚存有二郎神担山赶太阳留下的遗迹----童子山.

〈四〉

都江堰,是古蜀国本土文明的源头与见证,都江堰旁曾经有过的望帝词,是古蜀人民图腾崇拜的祭坛。古望帝,是蜀人长久寄托哀思、维持和发扬蜀文化的一个高标与载体,南朝萧齐明帝建武四年(公元497年)。因二郎神在民间的信仰大超望帝,益州剌使刘季连乃将望帝祠迁往郫县,望帝祠原址改名崇德庙(今二郎庙)改祀二郎神与李冰。按应劭《风俗通》所言,李冰者,秦王灭蜀后60年所派出之特派员也,代表秦国入主蜀国的最高军政长官也,为操秦腔唱秦调敲秦缶,喜吃老陈醋羊肉泡馍之秦客也。而望帝杜宇者,古蜀国国王也,为土生土长,吃麻辣烫、说川话唱川腔的蜀国本地人也。秦王输入的异国文化,与古蜀国的本土文化发生撞击,发生异化。但是,以武力开道的秦文化,并未使本土蜀文化断根。正如以武力开道的满人没有征服汉文化一样。年年岁岁,杜鹃花开之际,杜鹃鸟啼之际,这古蜀本土文化,都要得到一次凝聚与积淀。李商隐诗“望帝春心托杜鹃”,杜鹃啼血染花红,“教民务农”的杜宇死后,还化为杜鹃,还不忘教民务农。“布谷!布谷!”这暮春花影中一声紧似一声的带血的啼叫,叫黄了麦穗,叫绿了秧苗。叫醒了千丝万缕永远剪不断的古蜀族遗传下来怀恋与乡愁。而那开遍西蜀山野的俗名映山红的杜鹃花,当其恕放,如火如荼,正好唤起土著蜀族对于踏进天府盆地的强秦铁骑的反感与敌忾。正好唤起抗衡异国文化,继承和宏扬蜀国本土文化的潜意识,唤起思古之幽情。“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范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而通秦塞的第一序幕,不是和平的橄榄枝,而是秦军的铁蹄、不是轻歌曼舞,而是干戈染血。干戈“文化”征服了农业文化。其起因,则是秦王吹牛说牛里能屙金子。欺骗了贪财的蜀王,派出“五丁”去牵牛。屙金子之牛没得到。反而“地崩山摧壮士死。”失去了政权。四万八千年的天府,四万八千年的世外桃源,就这样,像一个如花似玉的弱女子,被秦始皇兵马俑式的孔武有力的秦军铁蹄,给柔碎了。

蜀人思念杜宇,“至今巴蜀民农忙时,先祀杜主(宇)”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杜宇也是治水的英雄。即使祀杜主的庙迁走了,古蜀国,特别是都江堰一带的人民,还是在心底里,祭祀杜主。杜主教民务农作示范用的农具,为铁臿。臿为先秦常见农具,如铲,如布,先秦布币,即象此农具形。臿可务农,也可作修河治水工具。东汉山东武梁祠石刻大禹像,双手持臿,可知臿为治水工具。

公元前316年,蜀国灭于秦国后,蜀民对杜宇的怀念与崇祀并未因武力而断绝,可见其在巴蜀民心中信仰之深,可见其与都江堰治水的不解之缘。正如屈原死后,楚人甚至所有神州人都怀念他,并将他发明的“求索“一词常挂嘴上一样,杜宇在两川,在巴蜀,也深受怀念。而迁庙于郫后,杜宇庙香火之盛,也代代不绝。

〈五〉

蜀人怀恋失去的蜀国。至今,在最后一个蜀王开明十二世兵败为秦军所杀的武阳镇,不是还有许多与蜀王有关的地名、传说与古迹吗?开明治水伟绩,不是广为蜀民传颂吗?

蜀,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善于栽桑养蚕缫丝织帛。蜀,就是蚕。《诗经》上有“娟娟者蜀,蒸在桑野”。黄帝正妻嫘祖,亦即养蚕的发明者嫘祖,为蜀山氏,正是蜀族先人。古蜀国国王蚕丛,亦与蚕桑有关,竟直接以蚕命名。蜀字额上有一夸张的目字,以突出蜀字的额头之眼。在四万八千岁之前,嫘祖与黄帝部落联姻,共同击败蚩尤部落。当周武王伐纣之际,巴蜀派兵,助王灭纣。巴蜀之君,被周武王亲切地称为“友邦冢君”。古蜀国蚕丛帝,又称“纵目人”。试看二郎神之额,有一突出的“纵目”,与蚕丛的纵目,与蜀字头上的夸张突出之目,何其相似乃尔。突出目,就是突出蜀。近年来,在都江堰灌区之一的广汉三星堆和成都金沙遗址,出了大量古蜀国文物,雄辩地证明着秦灭蜀之前很久很久的时代(至少在商代),古蜀国早已是具有烂灿水文化文明的发达的农业国了。值得一提的是,三星堆出土的大量青铜人头像都突出目,都与《西游记》中及前二郎庙大殿二郎神形像,在冠冕,脸型五官纵目诸方面,皆有酷似之处。二郎神手中的独特兵器三尖两刀刃,又与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的古蜀王的玉兵器玉璋,极其相似。秦灭蜀后不久,秦焚书坑儒,“秦烧天下书,诸候史记尤甚,”“史官非秦记皆烧之”。故蜀国历史,全是空白,古蜀国史官文字档案,销毁殆尽。然而人嘴是烧不掉的,十口相传,代代不绝,古蜀国史,只可从民间带神话色彩的传说中,略见端倪。近年来川西平原都江堰灌区接连发掘五座先于夏商时代的新石器时代古城遗址,再次证明:秦灭蜀之前蜀国是有历史,有悠久历史的。二郎庙内长期“子掩其父”格局的存在,正是对秦王割断历史的卑劣行径的一种反讽,正是对于被抹杀的古蜀国历史的一种依稀而模糊的记忆。五座古城遗址中,有距都江堰仅十几公里的芒城,其给排水工程之科学、精巧,令人叹服。它给予“都江堰水利工程是秦人恩赐”的说法,以有力的一击。假如都江堰真是秦王派人来修,那为啥要在灭蜀60多年后才修呢?难道这之前成都人都不喝水、不用水么?没有水利,成都平原凭什么成为“天府”呢?秦灭蜀,正是垂涎成都平原是“天府”啊!而“天府”是早在秦灭蜀之前就有此称呼了。假如都江堰真是秦王派人来修的,那为什么与都江堰同时的郑国渠在秦史中有130多字的详细记载,而秦史中只字不提都江堰?在《史记》中都江堰的开凿排在大禹治水之后,西门豹治水之前,是在春秋时期。

如果把江山比作多娇的美女,则强占蜀国江山的秦军,即是强占美女的强人。假如你生在二千二百多年前秦灭蜀国之时代,秦军攻入川西平原,那时你才两、三岁,父亲母亲带着你逃难,被一秦兵手起刀落,杀死你的父亲,娶了你美女般的母亲,烧毁你父亲与母亲的结婚照及你父亲的一切照片,烧毁你父亲纯净的一切情书,不留一点痕迹。待你长大成人后,这一秦兵说他就是你父亲。而母亲却在悄悄地暗示你,你的真正的父亲的举止言谈及音容笑貌。这一暗示,正如民间传说中关于古蜀国的传说。暗示日积月累,使一个两、三岁不记事的小孩,也会对真正的父亲产生一种依稀的印象,而对于假父亲,产生一种以更高强的本领超过之,压倒之,实现“子掩其父”的梦想的强烈愿望,这种愿望,不是你一个人有,而是千百万四川人民都有,这众人的愿望汇聚起来,必将对颂秦者、谀秦者所树立的秦官的信仰,产生动摇,产生偏差,产生危机,代代相传,孕育出另一种信仰。一种对古蜀国纵目蚕丛帝的信仰。

〈六〉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故陈胜吴广农民起义打出“张楚”旗号,建立“张楚”政权。张楚者,张大楚国也。北宋都江堰农民王小波李顺起义,在成都建立“大蜀”政权。“大蜀”者,张大蜀国也。大蜀政权的首领李顺,曾妆扮为二郎神,以增强民众的信仰,以张大蜀国。二郎神是蜀国故土文明的结晶。信仰崇拜二郎神,是蜀民的另一种“伐无道、诛暴秦”的委婉方式,是对于暴秦的高压下产生的社会心理倾斜的自我调节与恢复。是蜀文化记忆的自觉复苏。因为二郎神是蚕丛的替身。

信仰是社会心理学中的一个重要命题。信仰是不能强求的。老百姓信仰谁,不信仰谁,是不以统治者意志为转移的。千百万人民的信仰汇聚起来,可以改变历史的进程,如水滴石穿,水到渠成,二郎神长期雄踞大殿,正是民间信仰力量所致。

一百年前,梁启超曾痛心疾首地揭示说,中国的历史书,只是帝王将相的家史,而在总体上忽视了中国人民。他坚决主张,历史学的责任,就是广泛地讲述人民的历史和文化的历史。实际上,自古以来,对于中国历史书只为帝王将相作家史的状况不满者,远不止梁启超一人。写历史书的大权,历来由依附官方的儒家知识分子所垄断。《廿五史》,从《史记》到《清史稿》,全是在总体上忽视了人民。

被忽视被轻视的人民,对于史书颠倒历史的写法的一个常见报复办法,就是对史书无名的而具有人民性的人物加以崇拜与神化。对于史书上无名的二郎的崇拜、神化,应发端于东汉。东汉末年桓灵时期,宦官,卖官鬻爵,党锢祸接,正直受压,“寒素清白浊如泥,高门良第怯如鸡。“官府”熬天下之脂膏,吮生人之骨髓。其时离太平道黄巾大起义,已近在咫尺,社会心理处于官方失去信仰,对官方提倡的信仰也失去信仰的状况。

迄今为止,我们所发现的在都江堰上造神以避水患的最早物证,就是东汉灵帝建宁元年(公元168年)官方所立的“三神石人”。三神石人于1974年及1975年在都江堰鱼嘴以下河底发掘出二个,(今存都江堰伏龙观大殿。)一个是李冰神石人,高2.9米,其胸前铭文有“故蜀郡李府君讳冰”、“都水椽、长陈一造三神石人镇水万世”等字;第二个是持臿神石人,无铭文,缺头,体形小于李冰神石人。根据各地出土东汉园雕造像的对称审美原则,根据神庙中主神两侧侍者对称的审美原则,根据李冰石人身上铭文对称的事实可以肯定“李冰神石人两侧应是对称的相同的二个持臿神石人。这第二个持臿神石人,虽未出土,但肯定是存在的。2+1=3嘛。无名神石人,史书无名,因其双手持臿,与劳动人民相似,更能引起劳动人民的共鸣、崇拜与信仰,更能使人意识到治水功劳属于持臿者而不属于袖手旁观者。在汉代,大官左右两侧的随员、侍从,或者说副手、办事员,名称就叫“郎”。如“木兰不用尚书郎”,“员外郎”等,在古代青年男子也叫郎。袖手垂拱的府君两侧的二位侍从,就叫二郎。带有劳动人民影子的二郎,在劳动人民占绝大多数的都江堰甚至两川,必大受同情与尊重。

〈七〉

可惜,1975年修整都江堰时,持锄民工挖出的持臿神石人已无头部,它在抗击洪水的斗争中,不惜抛头颅,断颈脖。无头石人是否戴着郎官的官帽(郎官起源于战国,汉代郎官戴着进贤冠),不可确证。假如它没戴官帽,而是束发平民,那就更好。古时对不知名的平民青年男子,美称为“郎”,平民青年女子,则被美称为“女郎”,如:“不知木兰是女郎”。束发平民的二郎,比之于戴着官帽的李府君,在那个黑暗的卖官卖爵的、的时代,谁,更能博得深受官府压迫剥削的穷苦劳动人民的信仰?肯定是持插劳动者。这种信仰是堵不住的,如洪流一般堵不住的。由于当时文盲率为百分之九十几,广大劳动人民并不认得府君胸前铭文,并不知它就是史书有名的李冰,只是从其官帽上判断其“是个当官的”。(广大劳动人民认不得字,也读不了史书)凿造神石人的石匠,是劳动人民,有意无意地把劳动人民形象,溶进二郎身上,为后世的“子掩其父”局面,埋下了伏笔。东汉末年官民矛盾加深,自然地导致劳动人民对官的反感和对持臿劳动者的尊敬与景仰。太平道黄巾大起义后,是三国两晋南北朝,长期战火纷飞,动荡不安,官府聚敛,民生愁苦,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更把摆脱苦难的希望,寄托于持臿神石人二郎。二郎能抗洪治水,能斩蛟擒龙,能“晓汲清泉,晚除百病”。能抗旱降雨等等神通,经都江堰灌区及两川广大人民的口碑,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久之,传出了名噪两川甚至华夏的二郎神。迎神报赛时娱神的歌曲,形成了词牌《二郎神》.在长期口口相传中,数词二被误解为序数词二,因为立于都江堰鱼嘴上镇水的三神石人,存在时间不长,很快被江水冲倒,埋入江底,“死“无对证。在长期的民间传颂中,臿演变成了更加战无不胜的三尖两刃刀,这刀的形状,与三星堆出土的古蜀王的玉兵器玉璋形状极似。二郎额上,加上了象征蜀字头上夸张的目字和古蜀王纵目人蚕丛标志的智慧的纵目。又根据都江堰两侧群山自古多猎户的现实性,根据蜀汉谯周《蜀王本纪》载:“鱼凫田于湔山"“蜀王猎于褒谷”……蜀民遂将二郎颂为搜山除恶,驱虎豹、斩豺狼的好猎手(见《二郎搜山图》,此图宋、元、明皆有画家作过。)其猎犬,被神化为哮天犬。二郎本是无名英雄,史书不载。后人为扩大传颂效应,便附会上姓、名。但不论是姓李姓杨姓赵,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年轻的,能擒龙斩蛟治水安民的。“姓李说”一直有姓无名,只称二郎、令人生疑。《西游记》中孙悟空称二郎神为小郎君。而出土于都江堰河底的持臿神石人,其造型(身材)比李冰石人单薄、苗条,显然是个青年的郎。“死”而复出的郎,为二郎起源提供了铁证。

在道教大盛的唐宋时期,都江堰的名称不叫都江堰,而叫“侍郎堰”。侍郎者,侍从于李冰左右的持臿青年郎也;侍郎者,二郎也。

“三神石人”是李冰神话和二郎神话的源头。即使最早叙述李冰神话的,抄袭西门豹为河伯娶妇故事的《风俗通》,也比三神石人晚几十年。《风俗通》作者应劭为汉献帝时河南人,他在任泰山太守时,镇压过太平道黄巾起义。应劭以神话形式,首次说李冰是秦守,殊不知他冠以的秦字,反帮了“蜀守冰”的倒忙,促成了二郎盖过李冰。神州大地连绵几千年的对屈原的怀念,对楚、蜀的同情,对暴秦的怨忿,对专制制度的反感,使民间信仰,从“秦守”身上,分流到无名无姓的二郎身上,造成“子掩其父”现象。这种掩盖,在南宋“李冰父子”说出现之前,不叫“子掩其父”,而应是“蜀文化掩盖秦文化”、“劳动者掩盖袖手者”、“道思想掩盖儒家思想。”当应劭在北方凶残屠杀道徒的消息传回道教大本营都江堰时,两川广大道友及劳动人民,对于应劭编造的所谓“秦官李冰”,还会无限崇拜,无限信仰么?

无名无姓的二郎,史无对证,更便于想象夸张,更便于理想化,更便于美化神化,更便于拨高。二郎神要成为大殿的主神,处于中央位置,只能合二为一,将二个郎合为一个“二郎”。大殿神龛上主神位置不可能塑二个郎,那样就不符合主神的鼻梁必须在神庙中轴线上的原则,不符合一庙只一主神的原则,故二位郎合为一位二郎。

〈八〉

以劳动者面目出现的持臿二郎,其形象由汉灵帝初年树立时的矮于李冰,逐步发展到大大地高于李冰。前,高踞二郎庙大殿的二郎神高大形象,是仅居偏殿的李冰塑像的几倍。其香火隆盛程度,亦大大高于李冰;其歌颂二郎的匾额楹联,也是偏殿李冰的十几倍。封建时代的官府和儒者,见二郎得到如此大的民间崇拜与信仰,便想将这信仰加以利用。其方法之一,就是封王。二郎、李冰,被封建王朝封以一连串的王号。尽管二郎庙被官方改为二王庙,但是民间还是叫它二郎庙。叫起来更亲切,更象自己人,更有可靠感。更表达了“子掩其父”现象的理直气壮,理所当然。

如今,1972年期间塑于偏殿的持臿二郎像,已被拆毁,而按前老样子老尺寸重塑了李冰夫妇像。这样,二郎庙中就缺了二郎。缺了名副其实的代表劳动人民伟大力量和智慧的标志。缺了庙的主心骨和擎天柱。在大殿上重新按前老样子老尺寸老规格重塑二郎神高大形象,是民心所向,迟早会要进行的。因为二郎庙里没有二郎,是古今中外的大笑话。没有二郎神,《西游记》、《聊斋》、《封神榜》、《宝莲灯》《二郎神醉射锁魔镜》《大闹天宫》《二郎斩蛟》……的戏没法演。孙悟空趁二郎神离开灌口之机来到二郎庙,变成假二郎神以骗守庙判官的情节等,将无根源,无背景。

二郎代表劳动人民,李冰代表公仆。公仆本该是劳动人民的儿子。所以,正确的、合符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说法应是:

李冰是二郎的儿子;二郎是李冰的父亲。

“李冰父子”应是“二郎父子”,二郎是李冰的老前辈,是比李冰早得多的古蜀治水英雄和

开山鼻祖蚕丛帝,二郎神既不姓扬也不姓赵更不姓李。无姓无名的二郎神是人民的化身。

当你凝望那震动全世界的罗中立的巨幅油画《父亲》时,你会明白:在中国,在劳动人民占绝大多数的中国,谁,才是真正的父亲。

在看了《逼上梁山》后写给延安评剧院的信中说,要把帝王将相占据舞台的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让劳动人民成为历史的主角。《国际歌》唱道:“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劳动者自己,才是上帝。

“子掩其父”现象,有深理焉。

江郎才尽篇8

论文摘要:都江堰有四千多年历史,而不是现在一部分人认为的二千多年;二郎不是李冰的儿子,而是比李冰早一千多年的古蜀纵目英雄蚕丛;二郎本是二个郎,后来演变为一个“二郎”;三星堆、金沙、芒城等古蜀文明遗址的出土,雄辩地证明《史记》、《汉书》将李冰治水排列在古蜀国时代,是完全正确的。

一、都江堰开凿于古蜀国时代

李白诗云:“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李白和众多古人没看到过三星堆古蜀国遗址,没看到过成都金沙古蜀国遗址,没看到过都江堰芒城新石器时代遗址,当然感到茫然。芒城和成都平原上温江、郫县、崇州、新津的五座新石器时代遗址,均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芒城距都江堰仅十几公里,在青城山下,其护城双河及双圈城墙设计、建筑之精巧,之科学,令人叹服,其引水渠之巧妙合理,令人称奇。这些遗址足可印证古蜀国时代的治水英雄,如大禹、望帝、鳖灵等,并非杜撰。其治水神话,皆有所本。而望帝“教民务农”,必先解决水利水患问题。

神话产生的条件,一是时代远古,没有确切的纪年;二是史学滞后,史书史料被毁被禁被伪造,远古的历史,只能十口相传,传说中难免夸张走样;三是被神化对象,没年代没姓名没籍贯家世及详细事迹,即使史有其名,也只是只言片语,便于造神者附会发挥或张冠李戴。四是人们对自然现象的不理解和恐惧,以及征服自然的梦想,使造神者有市场,一拍即合。五是被神化者,有高出常人的能力、壮举,并对百姓有功。准此,我们试比较一下李冰和郑国。二人凿渠穿江的时间相同,李冰为公元前256——251;郑国为公元前246年完成工程的一半,为啥李冰神话那么多而郑国没有?《史记·河渠书》是第一个记载“冰”的,是编年体,它将“冰”排在禹之后,西门豹(前440年治水)之前,西门豹之后,才是郑国。西门豹和郑国,都在《史记》及秦国史书中,有确切的年代,有名有姓,有详尽的事迹。而“冰”却没有确切年代,没有姓,只有名。《史记·河渠书》记“冰治水”只用了7个字,而记郑国凿渠却用了140多个字,其中6次明确点出“秦”字。秦王朝修成郑国渠后,其水利使“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命郑国渠。”秦王朝为表彰治水有功的郑国,所以用郑国的名字命名郑国渠;秦王朝也可以把自然河流黄河改名为“德水”,那它为什么不把它修的都江堰命名为“李冰堰”呢?须知,都江堰的功用,比郑国渠大,比长城大啊!为什么秦史中多次提到郑国渠和长城,却只字不提都江堰?秦史官书写原则是官本位。实行官本位的秦朝,不可能舍官述民,不可能不记官员李冰而只记工匠郑国。

除了《史记·河渠书》明确指出秦王朝修郑国渠之外,《史记·六国年表·秦表》中,再次在“始皇帝元年”一栏中,写道:“作郑国渠”。《史记》中,明确地有具体年代地提到秦王与河水发生关系的事,共4次:一次是秦灵公八年(公元前417年),“城堑河濒,初以君主妻河”(见《史记·六国年表·秦表》;“以君主妻河”,意为以公主嫁河伯);第二次是修郑国渠;第三次是始皇二十七年“更命河为‘德水’”(见《史记·六国年表·秦表》);第四次是秦始皇二十七年,秦始皇派千人潜入泗水捞周鼎,没捞找。(见《史记·秦始皇本纪》)另外,秦史中还有两次间接提到治水和祭祀水神,一次是秦二世胡亥说:“禹凿龙门,决河亭水”,二次是秦二世“斋于望夷宫,欲祠泾,沉四白马。”(见《史记·秦始皇本纪》)按理说,秦史书中提到的这六次与水有关的事,都没有都江堰重要,都没有都江堰功绩大,为什么秦王朝史书中偏要丢西瓜捡芝麻,只字不提秦修都江堰呢?答案是唯一的:都江堰决不是秦人所修。造成把凿都江堰的功劳误记在秦王朝帐上的罪魁祸首是李斯。公元前213年,李斯向秦始皇建议“史官非秦记皆烧之。”秦始皇采纳了他的建议,将周王室收藏的各诸侯国史书,除秦史外,尽行焚烧。古蜀国史书,当然在焚烧之列。(见《史记·秦始皇本纪》)焚烧史书的恶行,给史学家司马迁等人写史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司马迁只写了《秦本纪》,而无法写蜀本纪、楚本纪……。司马迁痛心疾首地说:“秦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司马迁看见在唯独保留的秦人的史书中,并没有丝毫秦人修都江堰的蛛丝马迹。他只能尊重历史的真实,将遥远的修都江堰一事,排在大禹治水之后,西门豹治水之前,并且不用半个秦字。“蜀守”,在众多时间空间都可能有,并不一定是“秦守”。先秦的“蜀守”,是指诸侯国(蜀国)国君。<尚书.大禹谟>说”后非众,罔与守邦”《左传》说:“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居为社稷之守”这说明春秋以前中国称四夷的国君为守。司马迁自序说,司马迁的祖先 在周代为”程国守”,后来,”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守在先秦意为”国君”.秦以后,守才只指”郡守”..

还有一个更难解说的疑问是:《史记·河渠书》中,在大禹治水之后的一段记载中,用的是4个排比句,放在公元前440年西门豹治水之前的4个排比句,即“于楚……;于吴……;于齐……;于蜀……。按照排比的原则,楚、吴、齐都是国名,蜀也应是国名,而不是郡名。《史记》、《汉书》中,蜀都是国名。东汉末应劭始作俑将蜀国误解为蜀郡,造成都江堰历史一千多年中被歪曲。公元前440年之前,蜀是国,不是郡。秦国决不可能向还没有被自己征服灭亡的蜀国派出郡守。几百年后的东汉末年桓灵之世,应劭称李冰为蜀郡守而不称蜀国守,是政治需要,因当时腐败泛滥,卖官鬻爵,民不聊生,黄巾起义一触即发,在大一统的东汉王朝中,忌讳出现国中之国,为稳定计,改蜀国守为蜀郡守,(秦灭诸侯国统一天下后,楚、齐、吴都未改为郡,只有蜀改为郡。)这就是李冰被误解为蜀郡守的始作俑者。本来,“秦烧天下书,诸侯史记尤甚”,“史官非秦纪皆烧之”,秦史不但不烧,反而要大力宣扬宣传。为什么秦史中(如秦本纪、国语、国策等)都没有秦派冰入蜀治水而只有秦使郑国凿渠?《说明“天府”早在秦灭蜀之前的古蜀国就存在,其大量水利工程(包括都江堰)早就存在,确证“冰”不是秦时人,不是郑国的同时代人,他比郑国古老得多。由于古蜀国史籍毁于秦火,司马迁记冰凿离堆,不是根据古蜀国史籍,而是根据蜀地故老相传,他删去“荐伸先生难言之”的“不雅训”的神话色彩,只能剩下简约的两句话。简约笼统,为东汉末年以后的好事者进一步造神提供了机会与方便。试想,凿离堆穿二江这么巨大的工程,按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没炸药没机械没水泥钢筋没汽车……不啻是比今天三峡大坝艰巨百倍的事情,而冰一人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则冰不是人,只能是神。这就出现了令人尴尬的矛盾:士大夫荐绅先生认为冰是人,又无法向百姓解释一个人何以能完成那么多巨大的治水工程。蜀地民间故老则认为冰是一个法力无边的万能的神,并代代加以祭祀崇拜与称颂。应劭《风俗通》(该书亡佚,严可均《全上古秦汉三国文》有辑佚)关于李冰的说法,正是矛盾的产物。在那段神话中,李冰是人,是秦昭王派来的人,但是,下文这个人变成了牛,与江神战斗,这人又变成了神。应劭首创的“秦守”说,一开始就是夹杂在一大通荒诞的神话中出现的,颇似戏说。古代老百姓愚昧、无知识、无文化,迷信还情有可原,应劭乃郡守,是有文化、有知识的士大夫,他的造神,是为维护摇摇欲坠的东汉王朝,从而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应劭是河南项城人,任泰山太守,曾大力镇压黄巾起义,深受王朝嘉奖。与应劭“秦守”说唱对台戏的,是东晋的常琚,常琚在《华阳国志·蜀志》中说:“秦孝文王使李冰为蜀守”。常琚是土著蜀人,是离都江堰仅数十里路的崇州人,应比河南人应劭更熟悉都江堰史事,又是专业史家,为何要与应劭“秦昭王”说唱对台戏呢?这是常琚不能直接正面否定“秦守”说而采用曲折隐晦的否定方式,他故意留一个伏笔,留一个漏洞,让后世细心的史家,从中发现猫腻,发现蹊跷。常琚说:“秦孝文王使李冰为蜀守”,而秦孝文王上台三天就死了,即公元前250年10月乙亥上台,辛丑死。三天能完成包括都江堰在内的十几处大型水利工程,这三天,只能是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三天。三天内,要完成一个外放蜀地的封疆大吏的寻访、推荐、大臣评议、鉴定、上报、审查、批复、草诏、任命、授权、面君谢恩等众多程序和手续,当时行政效率有那样高吗?更何况,登基大典和病重而死再除去一天,只有两天。两天,在电脑电话普遍的今天,都办不到!即使两千多年前的行政效率比今天高之百倍,在两天内任命了李冰到四川治水,而包括都江堰在内的那么多规模巨大的水利工程,至少也要几十年才能完成,其时间,只能推延到秦始皇时代,甚至西汉初年。秦孝文王上台三天死后,秦庄襄王继位,在位3年,然后是秦王政(始皇)继位,秦王政上台的当年,即公元前246年,秦国本土关中的郑国渠开始开凿。秦王政听说后,大怒,下令立即停止凿渠并要杀掉郑国,后经据理力争,秦王政才同意继续凿渠。而劝说秦王政的人,竟然连当时秦已派李冰正在蜀大规模凿离堆穿二江修都江堰这么钢鞭的论据都不引用,秦王政和大臣们,能健忘若此,糊涂若此么?即使按旧说,都江堰开凿于公元前256年,其与郑国渠之始凿,仅隔10年,况且,10年修不完都江堰,也就是说秦王朝在关中修郑国渠时,都江堰正在进行修建。为什么秦人会忘掉都江堰?不把都江堰写进秦史?“蜀山兀,阿房出”,为了修宫殿而尽砍蜀山,造成水土流失的秦王,不可能同时又派人来蜀兴修水利。李冰是大官,郑国是民间工匠,按秦史官本位书写原则秦史不可能弃大官而述民工,而客现事实是秦史用140余字详细写郑国渠并出现7个秦字,对秦修都江堰一事竟然只字不提.这可怪了在各地大颂秦功的时代秦兴修都江堰这么大的功绩不正是大书持拢的机遇呜?秦史只记秦修郑国渠不记秦修都江堰雄辩地证明秦并没有修过都江堰

《华阳国志·蜀志》说:“ 焚 道有故蜀王兵兰,亦有神,作大滩江中.。其崖崭峻不可凿,乃积薪烧之,故其处悬崖有赤白五色。”该志焚道县条又说”滨江有兵兰李冰所烧之崖,有五色赤白。”蜀王兵兰,蜀王鳖灵,蜀守冰,这“兵兰”、“冰”、“鳖灵”,发音相同,时代相同,治水手法相同。在文盲众多的古代,在古蜀国史籍被焚烧、古蜀史只能靠民间十口相传的古代,同音字传讹的例子,比比皆是。况且,在识字的文人士大夫写作过程中,也有“同音通假”、“音近通假”的惯例。“蜀王兵兰”、“蜀王鳖灵”、“蜀守冰”,三者应是同一个人的不同写法。守,在先秦时代,是指诸侯国国王。周天子巡守,即指与诸侯国国王会晤。

二、古蜀文明基因的孑遗——二郎神

当以东汉泰山太守应劭为代表的封建士大夫,硬要将蜀地土著祭祀崇拜的李冰神,框定为一个人,一个具体的秦王派来的具体的人的时候,迷信神灵的蜀地故老、村夫愚妇们始终认为冰不是人而是神。为了挣脱“李冰是秦王派来的人”的谬说的羁绊,蜀地民间开始作“借尸还魂”的努力,开始酝酿一个不受王朝正史束缚的名不见经传的无名无姓的可以任意发挥附会其神功的新的万能的治水之神,这个神,就是二郎神。

三星堆祭坑出土的三星堆纵目人头像,脸型五官与二郎神极似

二郎神从东汉末年开始酝酿,到了唐代,《二郎神》词牌名已唱遍大江南北。据《龙城录》载:唐太宗封二郎神为“神勇大将军,庙食灌口”,唐明皇幸蜀,封二郎神为赤城王,后又加封显应侯。五代前蜀王王衍出巡,百姓见之,谓为二郎神(灌口神)下凡。北宋张咏治蜀,于灌口二郎庙(在都江堰河畔)祷祀,得到二郎神之助平乱,上奏朝庭,宋真宗大悦,加封二郎神为川主清源妙道真君,又将崇德庙(原祀李冰、二郎)改为“显英王庙”(北宋时二郎被朝庭封为显英王),专祀二郎神。其后,全国许多地方,特别是水灾地方,多仿灌口二郎神庙之制,广修二郎庙以祷祀。宋徽宗“政和七年,诏修神保观,俗所云二郎神者,京师之男女,负土以献,不知何神。”(《宋史》)《独醒杂志》(宋人曾敏行著)说:“江乡人今亦祀之(李冰),号曰灌口二郎。宋元明清的画家们多有把二郎神搬上绘画者,其传统的题材是《二郎搜山图》,其画面是二郎神两眼外眼角上挑,刀眉上挑,额中间有一纵目。其猎犬正在搜捕山精妖怪。二郎神英俊帅气,左手执弓,右手握三尖刃刀。从北宋崇德庙改为二郎庙(显英王庙),直到初期二郎神像未被红卫兵捣毁之前,二郎庙内的格局都是:二郎神雄踞大殿,李冰居后殿配享。

三星堆祭坑出土古蜀王的玉兵器——玉璋,二郎神的兵器与之极似。三型堆有多个这种形状的玉兵器、青铜器。

北宋杨无咎《二郎神·清源寿辰》词写道:“炎光欲谢,更几日,薰风吹雨。共说是天公,亦嘉神贶,特作澄清海宇。灌口擒龙,离堆平水,休问功超前古。当中兴,护我边陲,重使四方安堵。 新府,祠庭占得,山川佳处,看晓汲双泉(二郎庙内双泉,一在大殿右后侧,一在大殿左后侧半山腰今‘铁龙吐水’殿)晚除百病,奔走千门万户。岁岁生朝,勤勤称颂,但可民灾无苦。只愿得,地久天长,协佐绍兴皇都。”元人杂剧《二郎斩蛟》中,二郎唱道:“……青峰(剑)一下斩狂 虺 ”,“灌口把威施,天涯将姓显”,又元人吴昌龄杂剧《唐三天取经》中,二郎神道:“小圣灌口二郎是也,奉观音法旨,救唐僧走一遭……”。由于民间传说中二郎神能治水治病,故祭祀祈祷者代代不绝,十分踊跃。北宋时,永康军(今都江堰市)每年祭祀二郎神,要宰羊四五万头。永康军一年的财政开支,仅收宰羊税一项就足够了。北宋初年,青城(今都江堰市境内)王小波李顺农民起义军,为增强号召力,李顺妆扮成二郎神模样,广大蜀民见之,纷纷参军。宋太袒平定”叛乱”后,因李顺曾号称二郎神,故取消了二郎神”伪号”,但官方的取缔,并未阻止二郎神信仰在蜀地的广泛传播。南宋朱熹在《朱子语类》中说:“梓?H与灌口二郎两个神,几乎割据了两川。”明人小说《西游记》、《封神榜》及后来的杂剧戏曲《劈山救母》、《宝莲灯》及《聊斋》等文艺作品中,二郎神都大显神威。《西游记》中,二郎神以弹弓击倒齐天大圣孙悟空,又放哮天犬将孙悟空咬住,从而擒获了孙悟空。从唐代至清代,封建王朝为利用民间对二郎神的崇拜与信仰,不断地给二郎加封封号,以顺乎民心。据《王圻绩考》载:“元至顺元年,川抚某只请加封二郎而不言及李冰。”清道光时,川抚某请改二郎庙为李冰庙,以二郎配享,被道光皇帝降旨驳回道:“以前代祭典,(祀二郎)相沿已久,不易轻于变更。”清四川巡抚宪德请加二郎封号而不言及李冰,清四川总督骆秉璋在二郎庙内见二郎神高踞大殿,李冰仅居偏殿配享,乃发出慨叹说:“子掩其父,得无紊欤?!” 可。正如如来佛、观世音、耶酥、圣母……都有几千年不变的造型模式一样。三星堆祭坛的群巫之长、青铜大立人出土后,二郎神的原型,得到映证:他正是古蜀国国王蚕丛或蚕丛之后。

道书《灌江备考》说:“二郎为蚕丛之后,故额上有一纵目。”《蜀王本纪》说:“蜀之先王名蚕丛,其目纵。”具有狂热而悠久的祖宗崇拜传统的蜀人,终于将对祖宗蚕丛的崇拜,凝聚转移到了对二郎的狂热崇拜之上。秦灭蜀国之后,这种信仰与崇拜并未被泯灭,而是代代相传,不断强化升级。二郎神,正是古蜀王、神、巫三位一体的化身和影子。

蜀族蜀国的蜀字,本身就是一个象形字,就是一个夸张了眼睛(目)的蚕虫。蚕虫的发明人嫘祖(黄帝正妻)之子昌意(二子)娶蜀山氏之女昌仆。可见,古蜀国与蚕,与黄帝,有不解之缘。青城山黄帝祠、轩皇台、访宁桥,皆与此有关。古蜀先王,治蜀必先治水。蜀多水灾,古蜀王为取得民众对其统治合法性的认可,必先治水。首先在蜀治水者,是大禹。大禹生于都江堰上游几十里的汶川石纽乡飞沙关刳儿坪。这说明秦灭蜀之前,蜀国早有治水的传统与技术。大禹神因治水有功。最终由蜀走向全国,成为全国级的神。二郎神也是因治水有功,由都江堰灌口走向全国,成为全国级的神。《禹贡》言:“岷山导江,东别为沱”,《水经·江水注》言:“江水又东别为沱,开明之所凿也。”开明是古蜀国第五王朝的开国之君,在他之前的望帝,也曾治水,但不如开明治水有成效,开明又名鳖灵,即“冰”。《汉书·沟洫志》照抄《史记·河渠书》,只是在“冰”前缀一李字。古蜀国史书的被人为焚毁,以及古蜀国遗址的长期埋没,是东汉以后应劭“秦守”说长期谬说流传的原因。

三星堆出土青铜纵目人面具,其脸型五官特征与二郎神极似

再来看二郎神,其行为事迹,也多与古蜀国国王有关。1930年成都白马寺出土的古蜀王青铜剑上,有一个三只眼即额有纵目的人头图案。又据《蜀王本纪》、《华阳国志》等书载:“鱼凫(蜀王)田(猎)于湔山(今都江堰东岸之山)”、“蜀王猎于褒谷”。再据《殷墟甲骨文类编》中甲骨文记载,蜀人善猎,为商王室作“射人”之役。1940年四川新津出土的五口古蜀王钟,其中二口有猎犬图案。而民间传说的二郎神呢?也是个好猎手,也随身带着猎犬。清人钱茂《历代都江堰小功传》载:“二郎喜驰猎之事”。元人吴昌龄《唐三天取经》杂剧第四出:“裴女云:他(猪八戒)诸佛不怕,只怕二郎细犬!”而历代画家的《二郎搜山图》,都把二郎神的哮天神犬放在突出地位。且在擒获山精木怪中大显神威。前的灌口二郎庙(二王庙)大殿上,右侧放置铁铸神犬,二郎神塑像两旁道童,左童持弹弓,右童持宝剑。在二郎神大殿的左侧,与铁犬对称的位置上,放着二郎神的独特兵器——铁铸三尖两刃刀,这种独一无二的兵器,只有二郎神一人使用。而这独特兵器,与近年四川三星堆出土的代表神权王权和巫师权的那90.8cm长的玉兵器——玉璋,无论在造型上和装饰上,都极相似。这证明,二郎神即古蜀王神巫的化身。

在元人杂剧《唐三天取经》中,灌口二郎唱:“不周山戳破天吴,曾把共工试太阿,谁教有穷能射日,某高担五岳逐金乌!”唱词将二郎与后羿并提,一说明二郎神善射,二说明二郎神与太阳崇拜有关。在三星堆出土的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三神树之一的西方“若木”——青铜巨型神树上,有九只乌,代表九个太阳。古蜀国王、神巫在祭祀中使用的九乌青铜神树,正与“二郎担山赶太阳”的民间神话传说相映证,相吻合。唐代小说《古岳渎经记》记大禹治水擒获淮涡水神无支祁。据鲁迅先生考证,无支祁即孙悟空的原型,则二郎神身上,又有大禹的影子。大禹,蚕丛,都早于鳖灵(冰),故二郎神不是李冰的儿了,而是李冰的老前辈。

四、借尸还魂祀二郎

蜀地民间长期酝酿崇拜的法力无边的治水之神二郎神,为啥叫二郎神呢?这也有地下出土的实物为证。据《文物》杂志载,1974年都江堰河底出土了“镇水三神石人”之一的李冰神石人圆雕,高2.9米;1975年,又在该河底出土了“镇水三神石人”之二的“持插神石人”,该石人比李冰神石人单薄矮小,缺头残高2米。从李冰神石人身上的铭文看,“镇水三神石人”是东汉灵帝建宁元年(公元168年)都水掾尹龙长陈壹所造。根据各地东汉圆雕讲求对称美的形式美法则,又根据庙宇祠堂主神两旁侍从必须对称的原则,我们可以确定:“三神石人”中的第三个,还没出土的第三个,应与第二个出土的持插神石人相同,且置于李冰神石人的两侧,呈对称状。(李冰神石人和持插断头神石人,今存都江堰伏龙观大殿。三神石人曾立于都江堰堰头镇水,并享受蜀民祭祀,后因洪水冲倒,埋于河底。)三神石人,减去李冰神石人,剩下的是什么?是二。3-1=2嘛。二郎名称,来源在此。从持插缺头神石人看,其体型小于李冰神石人,身子单薄于李冰神石人,显然比李冰神石人年轻。青年男子在古代泛称为郎,(汉代已然),又古代帝王的侍从官通称为郎,都江堰在唐宋时叫“侍郎堰”,即本于此。《西游记》中,孙悟空称二郎神为“小小郎君”,元人杂剧《二郎斩蛟》中,称二郎为“少年都美清源公”,正与持插神石人相吻合。古代蜀人祭祀“三神石人”,既祭祀了李冰,又祭祀了二位“郎”。洪水埋藏了“镇水三神石人”之后,前人曾立三神石人并祭祀三神石人,即祭祀李冰和祭祀二位郎的故事,在十口相传、代代相传中,将数目字“二”误传误解为序词“二”。二郎于史无征,更便于夸张附会。根据一个庙宇只能有一个主神的原则,根据主神鼻梁必须在庙宇中央大殿中轴线上的对称美原则,二位郎也必须合并成一个郎,一个“排行第二”的郎,所以,“显英王庙”里,只能塑一个主神二郎神。在长期祭祀名不见经传、于史无征的二郎神的过程中,蜀人将民间代代相传的那位在古蜀国时代法力无边集神巫王为一身的先王(即三星堆祭坛中的纵目青铜大立人)的形象,附着揉合在二郎身上,大加崇拜和祭祀,将古蜀族先人(由氐、羌演化融合而来)的人种特征,如纵目、高钩鼻,直颊、方口等,附会到二郎神身上,以寄托怀旧之情,慕古之思,并将这一形象代代相传,实现了借二郎之尸,还古蜀神巫王之魂的目的。当封建士大夫(如应劭)戏说“李冰为秦王使者”时,民间百姓无奈,只好将崇祀的重心,由李冰转向二郎,导致长期的所谓“子掩其父。”三神石人——李冰、郎、郎,汉灵帝建宁元年(168年)造。李冰像1974年出土于都江堰河底,高2.9米,持插无名石人,1975年出土于距李冰出土处3米河底,残高2米。

《蜀王本纪》说:“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 ?,后者名曰鱼凫,此三代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随王化去……其后化民往往复出。”神化不死,是指精神不死,信仰长存。随王化去,指蜀民对古代神巫王合一的蜀先王的精神追随和崇拜信仰之深;化民复出,是指后代对古蜀文化,文明的继承,对传统的延续。人死不能复生,但精神是永远不死的,是可以遗传给子孙后代的。李冰(鳖灵)二郎(古蜀王蚕丛)将永远受到人民的崇祀。都江堰的开凿年代,至迟应在三星堆古蜀国文明遗址和成都金沙古蜀国王都遗址所反映的商代,至少比现今一般人认为的战国末年(公元前256年)要早一千多年。

文化、文明是千百万劳动者世代创造的,而不是一两个人创造的。只不过古人迷信,将大众的功绩都附会到一人身上,则这个人只能是神。李冰、二郎在古代被神化的过程,正是埋没、抹杀广大劳动者凿渠穿江功绩的过程。在科学民主的时代,“造神”不可能出现。但人类童年时期那些优美朴质的神话传说,将珍贵地流传,直至永远。

三、“子掩其父”的由来

“紊乱”起于何时?从东汉末年开始酝酿的二郎神,到了近千年之后的南宋初年,被纳入了李冰儿子的框架内。二郎神为李冰第二儿子的说法,最早见于南宋朱熹的《朱子语类》。《朱子语类》说:“蜀中灌口二郎神,当时是李冰,因开离堆有功立庙,今来现许多灵怪,乃是他第二儿子。”这句话模棱两可,既可理解为李冰即是二郎神,又可理解为二郎神是李冰第二儿子,在其他古书中(如《独醒杂志》)也有将李冰二郎混为一谈者。因为二者有许多事迹,如治水斩蛟斗江神等,是相同的。<川主三神合传>中,三个川主,即二郎、李冰和赵昱,而二郎神也有姓杨姓李姓赵三种传说.不论姓杨姓李姓赵,二郎神的共同点是少年,英俊,帅气,英武,神勇,治水擒龙,救民斩蛟,善射喜猎(与古蜀王猎于湔山暗合,湔山即都江堰侧东北面的山)二郎神的英武形象,在当代,通过电影、电视剧、动画片《大闹天宫》以及各种版本的连环画,传遍全国,甚至翻译介绍到世界各国,为世界各国人民所熟悉。国内外游客到都江堰参观游览,其目的之一,就是一睹这位在都江堰河畔二郎庙内血食千余年的治水英雄二郎神的风采。

二郎神根源何在?在于近年出土的距都江堰仅数十里的三星堆古蜀国遗址的大型祭祀坑中,那位法力无边的集神、巫、王于一身的宗教领袖——青铜纵目人。二郎神的相貌,和三星堆祭祀坑的青铜人像、青铜人面具,极其相同!前,二郎庙大殿的二郎神像,尤其是二郎神那用于二郎神生日时蜀人抬着举行迎神报赛大会的“行身像”,无论从正面侧面看,都与青铜人像如同一个模子倒出来的。眼睛鼻子眉毛嘴巴脸型……都一样。而《西游记》、《封神榜》、《劈山救母》、《大闹天宫》、《二郎搜山》……中所描绘的二郎神形象,都与灌口二郎庙中所塑二郎神像相吻合:即额上有一纵目。另外两眼,则如三星堆祭坛上青铜大立人一样,外眼角斜挑向上,刀眉斜挑向上,颊直口方,轮廓分明,高鼻梁微带鹰钩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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