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06 18:42:08
中文名：王晓棠
国籍：中国
出生地：河南开封
出生日期：1934年1月4日
职业：国家一级演员
代表作品：《神秘的旅伴》《英雄虎胆》《野火春风斗古城》
主要成就：中国电影世纪奖女演员奖
中国电影百年百名优秀演员
中国电影表演学会终身成就奖
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编剧奖
《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影片奖
华表奖评委会奖
意大利“第三个千年国际奖”
王晓棠，原籍江苏南京。1934年1月4日生于河南开封，幼年时代随父母迁居重庆。因受家庭熏陶，从小就拜师学唱京剧。初中时已学会“铁弓缘”、“惊梦”等许多唱腔。1948年举家迁居杭州。次年毕业于浙江省立中专，继续自学京剧。1952年参军考入中国人民总政文工团京剧团，次年调入总政话剧团。1958年正式调入八一电影制片厂。“”中受冲击，复员到林场劳动6年，1975年。1984年起任导演。1988年任八一电影制片厂副厂长。1992年9月起任厂长，后兼任党委书记，1998年8月当选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1988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93年7月晋升少将。
王晓棠，第一次登上银幕是1955年拍摄的《神秘的旅伴》一片，片中扮演一个黎族姑娘，传神的眼睛，奔放的热情，感染了观众，成为观众较为喜爱的电影演员。随后在《边寨烽火》一片中成功地扮演了女主角玛诺。1958年获11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青年演员奖。60年代初又成功地塑造了《野火春风斗古城》中性格不同的金环、银环姐妹俩，再次显示她高超的表演技巧。她还出演过的影片有《海鹰》《碧空雄师》《鄂尔多斯风暴》《英雄虎胆》等，其中以不多的篇幅，塑造了具有性格气质的人物，展现出她的较强的塑造力。后又导演和编剧多部作品。
王晓棠出身于京剧演员，她在银幕上的表演保留了京剧演员眼睛的表现力强的长处，又要适应电影表演的生活化，对表演加以抑制，收敛，赋予充实的内心活动，使眼睛会说话，可又不过火，走样。曾有人称她是“全能演员”，因为她除能说一口纯正的北京话，而且还会说地道的河南、杭州、四川、河北等地方言。看过她用四川话演出的单人谐剧《卖电影票》，为之捧腹不止。可见她的艺术才华是何等的博学多才。
电影作品：
1955年《神秘的旅伴》
《英雄虎胆》剧照(7张)
1957年《边寨烽火》饰玛诺
1958年《英雄虎胆》
1958年《县委书记》
1958年《一日千里》
1959年《海鹰》
1961年《碧空雄师》
1962年《鄂尔多斯风暴》
1963年《野火春风斗古城》饰金环、银环
1977年《震》（未发行）
《野火春风斗古城》剧照(20张)
1982年《翔》饰蔡翩翩 兼导演、编剧
1986年《老乡》导演、编剧
1996年《追踪李国安》导演
2001年《芬芳誓言》导演、编剧
获奖情况：
1958年《边寨烽火》获第11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青年演员奖。
1995年纪念世界电影诞生100周年，中国电影诞生90周年中获中国电影世纪奖：女演员奖。
2001年《芬芳誓言》荣获《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影片奖和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编剧奖以及华表奖 评委会奖。
2002年荣获意大利“第三个千年国际奖”。
2005年，中国电影诞辰百年之际被评选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电影艺术家”，“中国电影百年百名优秀演员”。
引言 文本选择
中国八十年代喜剧电影有百余部之多，之所以以三部影片作为典型文本阅读分析，原因在于笔者希望从具体影片文本阅读与文字资料结合研究中得出结论，而非一种资料汇编似的结论堆积。这三部电影不可能代表八十年代众多喜剧电影的全貌,但在其中可以说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咱们的牛百岁@八十年代最为脍炙人口的喜剧片之一，作为农村生活喜剧片的代表作，该片生动反映了农村边缘个体在新形势下精神面貌的变化。《京都球侠>1:八十年代娱乐片大讨论中备受批判的影片，它在虚拟的故事背景和叙事情景中制造笑料.这与八十年代的大多数喜剧片大相径庭。《顽主》可堪称是中国电影后新时期的揭幕之作,以其领军的王朔电影对九十年代喜剧电影特别是冯小刚电影影响巨大。"电影《顽主恠中国喜剧类型史上的价值，在于它代表了喜剧的幽默方式从传统走向现代”。八十年代众多喜剧电影中，三部电影决非可以“窥一斑而视全豹”，然而希望从三部较有特色的影片中，总结一些八十年代电影的审美特征及审美范式变化的启示性观念t从而从艺术创作与批评的角度为现今中国电影创作特别是提升中国娱乐电影、喜剧电影的发展的可能性进行探索和思考。
《咱们的牛百岁>笑声中完成的意识形态同化影片《咱们的牛百岁》讲述了农村实行生产承包责任制中，共产党员牛百岁带领懒汉组社员惹天祸”牛其、“三只手”新良、“懒汉”田福、“浪荡鬼”牛天胜、“破鞋”菊花共同奋斗、脱贫致富的故事。
影片的叙事系统中，基本的戏剧冲突是新时期初期农村中落后消极的生活观、价值观与农村新经济政策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0前者主要由懒汉组的五位成员承载，而牛百岁则是农村新经济政策的拥护者和执行者。创作者没有将影片变成两种意识形态激烈冲突较量的简单影像图解，而是让这一基本的戏剧冲突深潜到各式各样的人物与事件的复杂纠葛之中。片中人物个性鲜明又富有喜剧性格，他们围绕牛百岁这个核心人物上演一个个妙趣横生的事件，引起一连串生活矛盾冲突，随着这些矛盾冲突在笑声中一一化解,影片的基本戏剧冲突也得以解决。影片由此完成了一种意识形态认同的使喜剧电影成功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要制造喜剧效果，为观众带来笑料。而喜剧人物是喜剧电影必不可少的重要元素。类型电影的叙事结构一般呈现三幕式(建置——对抗——解决)的特点。《咱们的牛百岁卜开场，便以一系列段落展现了五位性情不一，诙谐幽默,相映成趣的后进农民形象。牛其冲动莽撞，率真正直,新良嗜偷成瘾,热情开朗，田福油滑懒惰，邋通委琐.天胜消极孤立，有智有谋，菊花忍辱负重，泼辣倔强。这五个人物是实行生产承包责任制初期农村典型的边缘个体形象。牛百岁则是一名踏实热情的共产党员，他把其他工作组不屑的五人纳入自己工作组，制定联产到劳的章程，鼓励大家勤劳致富，重新做人。
此后,故事波澜初起，戏剧化情境渐次复杂，冲突逐渐尖锐，不断强化。菊花因为女儿叶儿男友的绝情，失望退组。百岁帮助菊花母女，招来妻子秋霜猜忌，秋霜与菊花隔墙互骂。天胜想养兔发展副业，新良为搭兔笼再度偷窃，天胜因为新良偷窃被支部书记训斥再度上山。牛其在化肥厂出手打人被控吿。支部书记牛四责备牛百岁领导无方,秋霜指责百岁借钱给菊花，离家去住果园，百岁面对重重麻烦就要心灰意冷。至此，五位后进农民落伍时代的积习执拗不改，他们依然是疏离集体，被人不齿;而牛百岁热忱的努力也并没有改变他们的恶习，让他们回归到劳动集体中，反而百岁自己屡道误解，贯彻生产承包责任制的工作思路屡屡受阻,拯救改造边缘后进农民的愿望即将搁置，可以说影片的戏剧冲突达到了最为激化的程度。
菊花坦诚劝说百岁,百岁重拾重任,冲突得以缓和。百岁开始逐一说服，与天胜推心置腹,巧解天胜心结，鼓励他发挥才智；了解牛其打人真相，奖惩并用，澄清事实;诚恳批评新良，送还水泵。菊花与天胜交往中产生好感，牛其向叶儿吐露了真情。田福的介入令菊花、天胜之间产生隔阂，菊花对田福严词拒绝，天胜才明白菊花心意。秋收决算，百岁作业组收入颇丰，惟独田福未完成任务,他气急败坏咂破百岁家锅。大家教育下，田福向百岁家赔罪。天胜与菊花，牛其与叶儿都走到了一起。百岁带作业组到田福家帮他收拾房屋，劝他振作自新。影片通过现实生活中的情感认同，危机化解，来融合生活价值观的对立。菊花的支持劝导，是知心相交，更是对百岁工作路线的肯定赞同。工作组成员在百岁的带动之下，振作勤劳，回归集体，回归家庭，喜结良缘。片名中牛百岁前面冠加的“咱们”一词的含义在此明晰不过。牛百岁是救赎群众的党员英雄，他不仅让农村边缘后进农民的经济面貌大大改观，更是他们思想意识的拯救者。在一次次的情感认同中，对牛百岁的亲切称呼“咱们”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牛百岁所代表的意识形态观念不断被强化肯定。影片结尾红曰喷薄中百岁带领众人走向田野的段落更是寓意鲜明，这既是影片满溢憧憬的幸福许诺，也是集体文化理想和国家意识形态胜利的仪式书写。
有评论说，“在赵焕章电影中找到某一种对农村抑或是农民文化的哲理性深刻解释都是徒劳的”，然而,为何其影片如此受欢迎，因为“电影中乐观、童话般的心态以及关于‘未来’的神话”，还有令观众喜闻乐见的“心态”的传达方式和“神话”的讲述方式。即以乡土化、民俗化、通俗化的风格，通过喜剧人物的塑造和喜剧情境的营造，在笑声中完成意识形态同化的使命。
影片中的五位后进农民各有不同恶习，影片从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以及人物之间风趣诙谐、性情流露的对话来挖掘人物内在的幽默感和性格中入情入理的喜剧因素。如影片中“懒汉”田福被演员陈裕德油滑憨傻的言行刻画得惟妙惟肖。田福好吃懒做，却以享受“社会主义优越性”为由心安理得。工作组实行联产到劳制度之后，田福在田里被施肥的拖拉机追得连滚带爬，仰倒在地,他狼狈地骂道什么人兴这么个法子，动不动就包,就分！优越性一点都没有了。”这一段落，田福的滑稽动作自然发生，埋怨之词情动于衷，将一个懒汉在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的苦恼与不适刻画得生动诙谐。影片还注重运用巧合、误会、夸张、闹剧、嘲弄、讽刺等喜剧手法来创造喜剧情境，制造喜剧效果。秋霜与菊花之间隔墙吵骂，先是指桑骂槐、冷嘲热讽，继而恶语相加，互不相让，这场闹剧情境中两人忿忿不平的犀利眼神、泼辣尖刻的损言秽语，把乡村妇女之间的对骂渲染的生动热闹、声色倶备。之后百岁深夜归来，秋霜火气未消，要与他“划清界限”,百岁劝解无效，只好蜷曲着身子躺在炕边，秋霜却朝百岁的屁股上蹬了一下，说锅里有馅饼，还要人家一口一口地喂你呀？！”夫妻之间的婧忌、吃醋、怄气、体贴就浓缩在这一蹬一嗔之间，令人忍俊不禁。影片中如此喜剧情境还有很多。片中戏剧冲突的铺叙和强化以及矛盾的化解、人物的塑造大多在喜剧情境中完成,且喜剧情境的设置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乡土特色，影片在观赏的娱乐性与艺术的真实性之间取得巧妙平衡。所以牛百岁的形象在八+年代中国电影观众中印象深刻,在文本阅读中观众接受“咱们”的称谓也顺理成章。
从叙事结构来看，影片《咱们的牛百岁》大体符合新时期十年喜剧片主流的情节模式链,营造氛围一出现矛盾——制造笑料噱头——误会或巧合法一大团圆结局。线性主体情节叙事，封闭式的大团圆结局、适应当时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念，在笑声中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的传达，温情、乐观、昂扬、讽喻的喜剧风格，这是包括《赵钱孙李》、《咱们的牛百岁〉傳八十年代初期生活喜剧影片的审美特征。这类喜剧影片因为对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积极响应、民间性的审美取向，深得当时激昂岁月中娱乐还相对贫乏的中国电影观众特别是农民观众的喜爱。
《京都球侠》:娱乐片的探索与批评的靶子八十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电影人为提高电影观赏性,渐次掀起了中国电影新时期以来的第一个娱乐片创作高潮，喜剧片作为娱乐片最重要的类型之一，在这场娱乐片的创作高潮中作品叠出，它们既是八十年代后半期中国电影票房的扛顶之作(该片在1988年国产影片上座率和发行拷贝数中均占第三名），同时也是批评焦点所在。翻阅关于八十年代喜剧电影或娱乐电影研究的论著文章，几乎都可见对《京都球侠》的批判以及对这种批评的批评。这部影片成为批判的众矢之的还有票房的胜利者大体在于相似的原因，即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拯救低靡的中国电影市场中，娱乐片特别是喜剧电影的一种商业上的、美学上的探索，以及这种探索的商业价值和艺术价值。
影片《京都球侠》主要内容是发生于1904年清末首府北京的一场中西之间的足球比赛。一群民间球侠自发组队，与欧洲足球倶乐部联赛冠军“海盗队”比赛，以鲜血和生命来维护中国人尊严的传奇故事。在影片荒诞离奇的情节之中，我们可以发现这并非历史真实再现，而是取材于一个民间体育传奇。据饶曙光(〈中国喜剧电影史騰计，1978年到1987年,国产喜剧共有71部。这71部喜剧当中，大部分为反映当下现实生活的影片。由此可以说〈〈京都球侠》对于开拓新时期以来的喜剧片创作题材，是有不可抹煞的筚路蓝缕之功的。
还是由影片叙事系统切入文本分析。影片以欧洲足球俱乐部联赛冠军“海盗队”和欧洲驻华使馆联队的一场球赛拉开序幕。影片在激烈的比赛画面与清官员交谈之间来回切换，两清官对于“二十几条汉子抢一个破皮胆子”疑惑不解，甚至其中一位竟然不知足球运动诞生于中国，清朝官员的昏庸之态毕现。“海盗队”队长哈里在胜利之后为博得未婚妻詹妮的欢心,得意忘形地将足球踢向中国官员和中国百姓。清官员怒不敢言，混迹于人群中曾留学英国牛津大学,任翰林院编修,后浪迹江湖的义士周天挺身而出，将球踢回洋人场子。洋人怒不可遏，要与周天比赛对峙、影片在此建立一项戏剧冲突，以周天为代表的爱国民众与挑衅羞辱国人的洋人之间的矛盾d青廷军机处就比赛一事开始了各执一词的讨论，有人说球赛有伤国体，有人认为是证明清朝强大的契机，有人认为将会引起外交纷争,一场争议足见清廷是一个腐朽没落与盲目自大交混的政体。德太监传旨捉拿周天。影片在此另一冲突线索已明晰，周天为代表的反抗洋人欺辱的爱国民众与懦弱卖国的清政府之间的对立。而周天要在克服清政府干扰阻挠的同时找到身怀绝技的民间侠士，比赛中取胜洋人，贏回民族尊严和国家志气。
接下来，周天在萃华楼老板瘸子飞协助下,遍访京城,寻找身怀绝技的民间高人，江湖卖艺人刘二、刘三兄弟，神偷赵狐狸，义和团遗士郝豹子还有他的把兄弟,服役囚犯钱爪篱组成了民间球队“青龙队”。汉学通詹妮积极促成两队签约，多次帮助青龙队摆脱清廷干扰，帮他们找场地训练。交往中她被周天的青云之志和绅士大气打动,要解除婚约。而与此同时,德太监正在指挥依据互打耳光选拔的御林军球队训练。紫禁城内，他们佩戴顶戴花翎的行头在地上匍匍演练古代兵法，旨在输给洋人球队,还要‘‘胜在天理人伦”。比赛当曰，清军将青龙队严密封锁在场外,御林军球队在洋人联队猛烈凶狠的冲撞进攻下,全线崩溃,以6比〇惨败。青龙队队员冲破清兵拦阻，冒死上场，与对方展开一场攸关民族尊严的足球比赛。青龙队队员个个施展绝技，最终以9比8取胜野蛮张狂的洋人联队。然而影片结尾青龙队的球侠却在清廷的逼迫下悲壮地迈向刑场影片中周天作为中心人物，所代表的民间球侠既是国家尊严的捍卫者，又是民间生命力的凝聚。他作为学贯中西、隐于江湖的英雄,有学识,更有胆识,有沉着内敛的性情，更有豪迈洒脱的气质，有凝聚力，也有魅力。瘸子飞的妹妹二妞早已对他芳心暗许，詹妮也倾心于他。詹妮对他情感态度的变化以及影片临近尾声时哈里等洋人对他心悦诚服的钦佩都暗示了他面对飞扬跋扈的洋人的胜利,作为一个悲剧性英雄的胜利。
由此可见,影片并不是为博笑声地滑稽铺叙,主要以喜剧的形势讲述了清朝末年民间与洋人之间的球赛传奇，还涉及到近代中国民众在洋人侵略下的屈辱和抗争。维护民族尊严张扬民族意识和对清政府腐朽统治的犀利批判跃然于影像之间，而民间球侠的豪气和悲壮更令人感受到斯时民族希望之所在、振兴力量之积蓄。影片因此有了些悲剧、正剧的味道。如果说《咱们的牛百岁》宣扬的是社会主流意识形态,那么《京都球侠》也是对国家意识形态的积极相应。
影片不仅尝试以喜剧隐喻深广的社会历史问题，而且还有其他方面的喜剧创作尝试、，作为新时期以来少有的历史题材窖剧片，影片借助武侠片类型，利用中国功夫增强观赏性，这是对新时期以来喜剧创作中喜剧动作弱化的回拨。影片中每一位球侠的出场都是一次独门绝技的亮相，非常精彩。影片还加大喜剧动作的内容，二妞出场段落中，她被萃华楼的客人调侃取笑,挂着满面不均的后白粉就怒气冲冲地出来教训翁老鳖等客人，动作利落，伶牙俐齿。此外，影片精心设计在不同的环境空间中营造不同的喜剧风格^萃华楼是市井之地，所以有关场景主要依靠人物的俚语、俗语、闹剧烘托民间诙谐、热闹的喜剧风格；球场是中西交战之地，影片通过民众、洋人、清廷三方的言行对比制造出荒诞的喜剧情境紫禁城本是清廷驻所,御林军球队的训练在古老庄严的建筑中愈发显得丑陋滑稽;妓院艳春园是艳俗狭邪之所,管家男妓公孙弟为证明自己是男爷们帮助青龙队，仗义真诚的表情令人哑然失笑。《京都球侠提高娱乐电影的娱乐性和观赏性方面做了很多探索和努力，所以整部影片体现出了喜剧、悲剧、正剧、闹剧相交融的风格。
当然影片观罢也觉得有些遗憾不足卜影片的意念性太强太过鲜明，为表达观念或制造噱头过度夸张,如影片开场观球赛时两位驻京高官竟对中国文化的一无所知,在观赛中竟会酣然入睡，一副无用无知的庸官相；影片第一次出现萃华楼场景段落中，清官被萃华楼众人戏弄却浑然不觉,一副欺下媚上的奴才相；德太监奴犬模式的荒诞不羁的训练法等等诸如此类情节的设置确有为制造笑料而故意丑化人物、夸张演绎之嫌。然而想想如今的周星驰电影之类的后现代影片，比如<<大话西游》、《大内密探零零发M有新近影片《情癲大圣m,上至公孙王子，下到草民百姓，无不可以变形篡改，观众对此不亦乐乎，评论家也会把这视为一种新的美学倾向。如果宽容地看待{京都球侠美学倾向，影片在虚构的历史情景以一种漫画式喜剧方式书写一段民间传奇，表达民族独立自尊意识,那么影片也算不上值得大加口诛笔伐的靶子。想到此，不禁感慨，时代变了，观众的审美趣味在变化，电影人的创作更自由，评论家的批评更宽容,在这种多元美学、更多包容的审美时代了，电影才会有真正意义的繁荣的可能。
《京都球侠》: 娱乐片的探索与批评的靶子八十年
生于八十年代的人，如果以观赏的眼光而非研究的态度去看八十年代的诸多喜剧电影，可能会觉得有些太沉重，有点虚假,还有些乡土气过浓。面对《顽主》,确能产生某种共鸣，因为影片浓郁的都市感,还有后现代的诸多手法,影片透露出的调侃人生的味道，如今我们喜爱的冯小刚电影中可以找到《顽主嫩诸多印记。《顽主M称作是中国电影后新时期的揭幕之作,代表了喜剧的幽默方式从传统走向现代。概因为它在题材、人物、喜剧手法、视听语言、叙事结构和叙事风格上的尝试,而且这种创新对于曰后中国喜剧电影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影片《顽主》中出现的人物，都是巳经完全融入都市生活的现代人，片中三位男青年于观、杨重和马青创办了宗旨为“替您排忧、替您解难、替您受过”的“三T”公司。影片的叙事都是围绕他们三人的工作、交友、奋斗、迷茫展开。影片以“三T”公司作为审视现代都市芸芸众生情绪情感、生存状态的透镜。在公司一项项工作的开展中，各色人物轮番亮相，有薄情寡义不负责任的肛肠科医生，有幼稚迷惘、热情开朗的百货公司售货员刘美萍，有怨气冲天、颐指气使的雇挨骂丈夫的妻子，有欺世盗名、蝇营狗苟的所谓“作家"宝康，有道貌岸然、色厉内荏的德育教授赵尧舜，有假仁假义、乘伪行诈的“孝子"。这些人物在影片中作为个体呈现出一种原生态的存在,《顽主》因此成为普通市民曰常生活的描摹，成为真正的都市民间喜剧。而这场喜剧中一一亮相的角们，暴露出道德的虚伪、灵的猥琐……新时期以来喜剧影片表现完全意义上的现代都市人的庸常生活，《顽主》可以算第一部。
影片中的三个主人公以社会另类自居，他们按照自己设想的“三T"方式来介入都市社会的运行,他们嘲笑虚假、藐视崇高、嘲笑荒谬，同时他们往往也成了虚假的操办者、荒谬的参与者。他们以独特的智慧宽慰人心，助人为生。他们沉重却也潇洒、空虚并且执着,颓废但却真诚,消沉又似激昂，玩世不恭、调侃人生的都市边缘青年或许就是顽主的简单概括。
影片大胆使用一些新的喜剧手法。影片在刻画这些人物形象时，以漫画式的速写笔法，寥寥数笔就勾勒出人物的幽默形象，绘写出人物的性情。比如宝康初来公司自称作家，结果拿出来的作品是一堆低俗杂志。尖声尖气的知识分子叫嚣孝道，来公司却说真给瘫痪的母亲用了化肥袋子。影片中的人物即使是三位主人公也各有与众不同的喜剧风格，于观消沉无奈的调侃人生，杨重故作深沉的佯装博识，马青见风使舵的灵活应变。影片充分发挥了语言喜剧功能，土语、俚语、流行语都成为了消解式的喜剧噱头。颁奖大会当天，当观众在会场外徘徊犹豫时，于观连连介绍有舞会,还悄悄告诉一位男观众，“节目的内容相当低俗”，男观众听罢就走进了会场。当宝康在颁布会上声泪俱下地忆苦怀旧时，台下观众议论着这个失足青年说的可真感人”，这些语言加上精彩喜剧情境的设置，巧妙的嘲弄和拆解了颁奖的庄严性和权威性。影片还创造了一个可堪经典的喜剧情境——“三T”文学奖颁奖大会,大会以话剧团代替模特队表演，以旧花圈代替鲜花，以咸菜坛子替代奖杯，服装表演段落京剧演员、现代时装模特、撒传单的进步学生,红卫兵小将、交警、健美教练、霹雳舞者、资本家和姨太太同台言欢，各种艺术表演竞相争挥,令人眼花缭乱的众生喧闹画面似乎在重新确立历史与现在、身份与个体。
《顽主〉>与新时期以来的多数喜剧不同，在这部影片中，没有贯穿影片的基本戏剧冲突，甚至也可以说几乎找不到真正意义的矛盾冲突。三个男青年的坚守职业道德的个人奋斗成为影片主导价值观。他们三人在实践奋斗理想的过程中，并没有受到贯穿始终的强大阻力的干扰,所以影片有些"沉痛的调侃与无因的反叛”的味道。然而调侃与反叛的对象也并非是无物之阵,反对嘲笑他们的人都在影片并非封闭的叙事中成为了被嘲弄的对象。女友丁小鲁劝谏于观应该参加考试，介入社会主流文化圈。分手时于观郑重地向她宣告，看似下坠的人生，实际上是灵魂中的东西慢慢升华。宝康、赵尧舜这些依靠虚伪手段挤进社会主流圈的人诋毁顽主们，实际在他们一段段丑陋的表演中早已自现形秽。观念传统的父亲认为于观的公司是无聊的胡闹，该想想怎么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政府因为孝子上告否定“三T"合法性,而影片结尾以一个开放式的结尾宣告了对顽主价值感和理想追求的肯定。清晨，宣告停业的公司面前百姓排起的长长的队伍,一夜未睡的顽主走出公司侧门百感交集。
为配合影片的调侃风格和都市情绪，影片的视听语言较之以往也有很大改变。影片前后的插曲均是节奏感十足的摇滚乐曲，一些段落画面切换迅速，使影片的叙事充满了节奏感和韵律感。就像影片开头伴着“我曾梦想现代化的都市生活,可现在的感觉我不知道该怎么样说。这里的高楼一天比一天增多，这里的曰子并不好过，找个朋友在酒馆里随便坐坐，录音机里唱着市面流行的歌，你是这样想的却那样的说，人人都戴着一层玩具面膜。”一个个记载着高楼林立间、车水马龙间衣着时髦、摩肩接踵、疲惫奔波、行色匆匆的都市人的画面快速切换。这就是顽主生存的时代。
《顽主〉M乍为一部喜剧电影,不再是时代的乐观凯旋曲，不再是娱乐的消遣物，它的喜剧性中夹杂着荒诞、戏谑、还有些失落、悲凉、孤独，当喜剧变为现代人的一种生存的智慧和愉悦的享受时,喜剧电影便开始成为真正的现代喜剧。比如冯小刚电影为代表的中国贺岁片让我们微笑着实现世俗之梦的替偿宣泄。
结语
中国八十年代喜剧电影给广大观众带来了深刻的观影记忆和愉快的审美享受，自有它独特的审美特征，通过以上三部电影文本的分析阅读，可以尝试将八十年代喜剧电影的审美特征及其变化总结如下:喜剧电影美学风格的变化深刻迅速地反映时代审美变迁,八十年代的喜剧电影体现出喜剧动作的弱化,主要依靠喜剧语言制造喜剧效果在叙事结构上由封闭性结构逐渐走向开放式结构.由喜剧开始变为以喜剧为主体融入悲剧、正剧的美学意味丰厚悠长的作品；融合其他类型影片如动作片、武打片以及其他艺术门类的艺术特色,逐步丰富影片内涵和艺术元素；由现实主义题材喜剧发展到后现代风格喜剧。
关键词：清代；科举制度；八股文
一、八股文释义与起源流变
八股文是明清两代科举考试的专用文体，又称制艺、时艺、时文、八比文，因题目来源于《四书》、《五经》，又分别被称为四书文和五经文。作为明清两代科举考试的文体，八股文从四书五经中出题，以程朱理学的统治者注解为标准，行文上又有很严格的程式化要求。“典型的八股文每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破题用两句说破题目要义，承题是承接破题的意义而进行阐明，起讲为议论的开始，入手为起讲后入手之处，从起股至束股才是正式的议论，而以中股为全篇的重心”。①在这四股中，每股都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总共八股，故称“八股文”。在每个部分和语句之间往往用“今夫”、“然而”、“若使”、“苟其然”、“而已矣”、“也乎哉”等虚词连接，逐段结束。通篇要求文意连贯顺畅，结构严谨细密，搭配整齐巧妙并对字数也有严格的规定。八股文的命题局限在《四书》、《五经》中，而答题议论内容必须根据朱熹《四书集注》等书仿摹以古人语气“代圣贤立言”。
关于八股文的起源，普遍认为有四点：“1、八股文以对偶为其文字的主要部分，这是顺应汉语特点而产生的。2、八股文的对偶形式、推演经义、代圣人立言等特点，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3、八股文的结构和框架，与汉民族的心理和思维特点存在一定的联系。4、八股文孕育于汉唐，.萌芽于宋元，形成于明代，延续于清代，封建政治和经济的需要是八股文形成的极其重要的外部条件。”②
二、百年间对八股文鞭挞的原因
历史上任何一项制度的出现，或多或少都曾起到过一定的作用。八股文作为明清科举取士制度的考试文体，尽管存在呆板鄙陋、味同嚼蜡所用非所习、所学非所用的诟病，但仍起到过一定的历史作用。废除八股文已有一百余年的历史，经过这一百余年的挞伐，如今提起八股文，“懵懂不知情者无不满脸不屑，蹙眉蹙额，如闻恶臭，立作掩鼻状，常常如见仇敌，顿现金刚怒目之相，更有甚者，大有势不两立，不共戴天之慨”③。作为一种用于国家取士的文体，八股文在中国古代文学史、思想史及教育史等领域中引起的争议最多。总概之，批判者多而赞誉者少。然而对八股文的此种态度是怎样形成的呢？
明亡清兴之际，对八股文批判最为激烈，最甚者给它挂上误国、亡国的罪名。鼎革之初，清初士人以及亡明遗老便对八股文展开了笔诛口伐。如李腾蛟“国家八股之科，科名之重垂百年，士即以科名误朝廷”，魏禧“余甲申遘烈皇帝之变，窃叹制科负朝廷如此”，魏礼“制艺源流，父兄之所以教，子弟之所以学者，致于人心波靡，酿成祸害，败延家国”，等等尽言明朝遗老对八股文的愤慨之情。显然，在他们眼中，八股文甚至是科举制度本身是国家灭亡的罪魁祸首。
而清代的统治者意识到，以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却是维护统治稳定的有效工具，故有清一代依然延用。继延之清末，尤其是鸦片战争之后，天朝上国屡屡被蛮夷侵略欺辱，不少士大夫又将国运不济归罪于八股取士的制度，以致八股取士制最终在清末新政中被废除，并又在续之而来的西学东渐背景下备受抨击，在新文化运动中，八股文被彻底地诠释成阻碍中国科学进步的根本原因。
三、浅析八股文在清代的作用及影响
（一） 清初巩固政权稳定社会的作用
在清朝定鼎中原之际，满清贵族在是否继承明朝八股取士制度的问题上曾进行过激烈的讨论，旧有的满族贵族保守势力坚决主张废弃汉学的开科取士制度，废弃被冠以误国误民罪过的八股文，而年轻贵族则坚决主张继承明王朝的开科取士，事实证明，八股取士对清初政权的稳定，对汉族士大夫的拉拢起到了极其重要的历史作用。在清初政权不稳的情况下，解决读书人的出路问题，不仅选拔了国家急需的人才，使其为新的统治阶级服务，最为重要的是，八股取士制度安抚了读书士人对故国怀念之心，使反清势力得到有效的控制，为清初定鼎中原提供了保障。
（二） 对清代小说兴盛的促进作用
清代所继承的八股文是文人潜心研习的重要的一种文学样式，它以特有的行文要求，使文人形成了模式化的思维方式，小说从文体、主旨到评点等各个方面都对八股文特性有所借鉴，这种借鉴是八股文影响小说的外在表现。八股文以及它所依存的科举制度与小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形成了多个层面的交融。其思维模式于无形之中影响了其他文学创作，文人囿于思维定势，难以用全新的方式去思考，当他们涉足小说时，也将这种模式化思维作为小说写作的导向，从而使得模仿和依傍原著的续书、仿书、改书大量出现，这也是此三种类型小说大量产生的最深层、最根本的原因。八股文无疑是近世对中国士人生存状态和民族人文生态影响最大的一种文体，也是一笔丰厚的文学遗产和文化遗产。
（三）八股取士制度的废除是清王朝政权颠覆的助推器
在“学而优则仕”的封建时代，作为士人入仕敲门砖的八股文对士人具有很大的导向作用，一旦被废，其对士人知识分子产生的影响将是极其巨大的，不仅使读书人仕进无门，更造成整个士人知识分子阶层心理信念上的巨大动摇和失衡。当这种运行了千余年的“精英再生机制”被连根拔去后，无疑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有的学者认为，废科举有如发生一场社会大地震。对于作为过往科举社会的主角―知识分子来说，科举制的废除断绝了数以千百计的童生士子追求功名利禄的仕途路，这无疑是对士人严重的打击，使其在精神上、政治上、经济上对清王朝失去信心，导致清末政局动荡，人心思变。
四、结论
“八股文是一种文章形式的名称，本身并无善恶可言，只是被明清统治者曾用它来做约束士子思想的工具，同时他们又在这种文章形式中加上繁琐而苛刻的要求”④。尽管八股文有诸多弊病，但是它的出现，无疑是对中国古代文学的一大总结，不仅对明清小说的兴盛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而且满足了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的历史要求，在鼎革之初起到过安定社会的积极作用，其本身是对中国传统文体的继承，并促进了有清一代文教的发展与繁荣。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科举学逐渐成为一门显学，对科举文体八股文也有了理性的思考，相信未来研究者对八股文体定会有新的认识。（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
注解
① 吴伟凡.明清制艺今说――八股文的现代阐释[M].北京：学苑出版社
② 孔庆茂.八股文史[M].南京：凤凰出版社
③ 龚笃清.八股文百题――揭示八股文隐蔽的历史面目[M].长沙：岳麓书社
1960年10月1日，山西省档案馆成立，地址设在“玉堂春”，就是传统戏剧《玉堂春》中苏三(玉堂春)从洪洞县起解到省城，接受三堂会审的山西巡抚衙门公堂。典型的明代形制，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因了那个警醒世俗的故事，这处建筑也被后人名为“玉堂春”。1965年至1975年，山西省档案馆先后迁至距离省城60公里的交城卦山天宁寺和山下的文昌宫，后搬回曾经是辛亥太原起义“都督府”的省人民政府院内。这几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虽然具有浓重的历史文化色彩，但作为档案馆，却在建筑空间与形制、结构等方面不相匹配。1987年，山西省档案馆在太原市朝阳街新建馆库，占地33亩，建筑面积12987平方米。主体建筑由档案库、阅览室和办公楼组成。2007年，为适应档案馆功能的拓展，新建综合楼一座，增加建筑面积6400平方米。
山西省档案馆现存档案资料483396卷册。其中，民国时期档案(含日伪档案)162153卷册，革命历史档案26082卷册，新中国成立后档案174378卷册，资料120783册。民国前历史档案和抗战前部分民国档案，在1937年10月日军侵占太原前，被阎锡山政权付之一炬，还有一些在战火兵燹中散佚。现存民国时期档案(民国元年至1949年)，主要为1949年4月太原解放后，军管会档案小组从山西省政权手中接收的档案。革命历史档案(1922年至1949年)主要为1949年秋山西境内革命根据地向中共山西省委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移交的档案。新中国成立后档案(1949年―)，主要为档案馆从当代山西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和企事业单位接收的档案。馆存资料为各个时期随同档案一并接收进馆，以及向社会征集而来的方志、史书、报刊、音像等，对馆藏档案、特别是古代档案的缺失，有重要的补充价值。1998年，山西省档案馆被列为山西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同年，被国家档案局评为“国家一级档案馆”。2007年，荣获山西“省直文明和谐单位标兵”称号。
颇有“档案意识”的阎锡山和他的“个人历史”
1911年10月29日拂晓，清政府山西巡抚衙门枪声大作。起义军砸开大门，杀死门官，冲入内院。山西巡抚陆钟琦从上房走出，边掩长袍边说：“我八月十五来山西，接印还不到一个月，有何对不起你们之处?……”话音刚落，随着几声枪响，陆钟琦倒在血泊中。清政府在山西的封建统治结束。
辛亥太原起义成功后，阎锡山(字“百川”)当选为山西省都督，后任督军、省长、督办等职。1932年后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抗日战争时期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1949年太原解放前出逃南京，后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是民国时期长期统治山西的军阀，一个很有特点的历史人物。他参加同盟会，与温寿泉、黄国梁等领导、组织辛亥太原起义；致力于山西省政建设，发展经济实业；抗战初期抵御日军进攻，与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在历史进程中有其进步性。但阎锡山镇压人民革命，剿共、防共、；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对日妥协，签订《日本军、山西军基本协定》及《停战协定》；解放战争时期死硬对抗中国人民，甚至与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策划实施日军“山西残留”等，表现出历史反动性。阎氏搞政治、经济“门罗主义”，致力于经营“特殊性的山西”；其军阀混战中的谋略，如拥蒋()反蒋、联唐(唐生智)倒唐，挟冯(冯玉祥)自重又联冯中原鏖兵；其一整套思想理论，如“中”的哲学，“存在即是真理、需要即是合法”等理念，也值得研究。应当说，一部民国山西政权史是以阎锡山为主导的；而山西民国时期档案，特别是阎锡山直接形成的档案，则记录、反映着阎锡山政权的历史选择与历史过程，对研究山西地方史和中华民国史都有重要价值。
在太原绥靖公署、第二战区长官司令部、民族革命同志会等民国档案全宗中，处处可见阎锡山署名、盖章、批签的文档。阎锡山本人呢，也有“档案意识”，自命要“替造化表功能”，制造个人历史。太原绥靖公署成立后两年，即设立要电编辑处，将辛亥革命到“中原大战”时期阎锡山发往各处的电报与各方往来电文，辑为《阎百川先生要电录存》百余本。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成立的第二年，也在司令长官第一办公室附设现代化编译社，对抗战前侍从秘书记录之阎锡山讲话材料进行整理，编印《阎百川先生言论辑要》五集。其后，侍从秘书室又将其抗战时期讲话编为《阎司令长官抗战复兴言论集》10辑。阎锡山自己的日记16本，也由秘书工整誊清，以正、副本保存。据山西省档案馆编制的阎锡山专题目录，民国时期整理刊印的阎锡山文集与有关阎锡山的出版物，仅馆藏即160余件。其中如关于其政治主张、哲学思想的《阎百川先生讲演共产主义之批判》、《阎主任为剿共告山西人民书》、《阎司令长官抗战复兴言论集》、《阎会长之宇宙观、人生观、政治主张》；关于其施政、治境、军事、经济之理论实践的《会长返并施政纪要》、《会长手写取得民心》、《阎司令长官建军理论与实践》、《主席兼司令对工商农矿业组织问题解答》；关于其立身行事、家族世系的《阎百川先生言论类编》、《阎锡山日记》、《会长传略》、《五台阎氏族谱》等，也由于阎锡山的“档案意识”得以保存。那些记录着阎氏不光彩历史的档案，如抗战期间对日妥协的《日本军、山西军基本协定》、战后日军“山西残留”协议文书等，均属民国档案中的孤品。此外，还有部分重要档案被阎锡山带到台湾。
鲜为人知的“战败日军残留山西事件”
1945年8月15日，全日本除生病不能站立的人外，国民全部起立，听天皇裕仁宣读“终战诏书”：“朕深鉴于世界之大势及帝国之现状，欲采取非常之措施收拾时局。兹告尔等臣民，朕已饬令帝国政府通告美、英、中、苏四国，愿接受其联合公告……”按照四国《波茨坦公告》，日本军国主义必须永久铲除；军队完全解除武装，驱逐出被侵略国的国土；战犯立即接受拘捕，处以法律之严厉裁判。但是在中国的山西，却仍有日军及其他身份的日人万数以上，有组织地残留，成建制地武装，附植于军阀阎锡山的军队和社会组织中，对抗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图谋军国主义东山再起；仍有战犯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第一军司令澄田睐四郎，第――四师团师团长三浦三郎，山西产
业株式会社社长、曾经策划“皇姑屯事件”的河本大作等，继续逍遥法外，破坏中国人民的幸福与安宁。
“残留”活动的主要策划组织者，是驻晋日军第一军司令澄田睐四郎、参谋长山冈道武、参谋岩田清一、第四师团师团长三浦三郎、独立步兵第十四旅旅团团长元泉馨、日伪山西省政府顾问辅佐官城野宏、山西产业株式会社社长河本大作等。这些军国主义者企图利用阎锡山借投降后的日军抗拒人民军队的图谋，在阎的“屋檐”下暂求荫庇，形成一支具有独立控制力的军队残留，借助日寇侵华时期的经济、政治、文化、情报和社会残留，用战胜国――中国的资源服务于战败国日本的经济复兴，把山西变成――日本实际的殖民地，等待国际局势变化，试图将山西变为日本重新扩张的前进基地。日军残留山西后，明确提出“总队以复兴皇国、恢弘天业为宗旨”的纲领，明火执仗地对抗，肆无忌惮地杀害中国人民。三年多时间里，残留日军参加了晋北战役、汾孝战役、正太战役、晋中战役、太原战役等重要战事，还违反国际法，施放毒气弹，造成战士的严重伤亡。但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日军残顽。很快即被人民解放大潮冲垮。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彻底摧垮了阎锡山反动政权，肃清了山西的残留日军。
山西省档案馆保存的日军“残留”事件档案，总数有600卷之多。整理比较系统，主体部分完整。内容包括日军残留的组织实施，残留日军部队纲领条令、组织编制，涉及经济、情报、文化、社会等的“残留”活动的记录等。这部分档案面向社会开放，提供给中外利用者查阅后，引起国内外关注。2000年4月，曾参加侵华战争、战败后执行上级命令残留山西的日本老兵奥村和一，到山西省档案馆查阅残留日军档案。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山西省档案馆接待了他，并提供相关档案供其阅览。其中包括记录残留日军纲领“复兴皇国、恢弘天业”的原始档案《暂编独立第十总队总队部服务规定》，及《司令部业务规定》、《政治部业务规定》等重要文档。当奥村和一将这些重要发现在日本国内公开后，立即引起强烈反响。8月29日，日本《读卖新闻》差不多以一个版面进行了报道。2005年日本影视独立制作人池谷薰偕奥村和一，专程到山西拍摄记录日军“残留”事件的专题片《蚁的兵队》(《原日本残留老兵奥村和一的山西忏悔之旅》)。在省外办安排下，山西省档案馆协助拍摄。影片在加拿大多伦多国际电影节、香港国际电影节和日本国内放映，产生很大影响。日本电影评论家佐藤忠男称：“在记述战争的题材中，这是最先反映加害者方面的电影。”2007年11月，山西省档案馆编著的《二战后侵华日军“山西残留”――历史真实与档案徵引》(3卷本、220万字)，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行从来天下脊”
――珍贵的华北抗日根据地革命历史档案
1937年9月25日，激越的电波飞过呼啸的黄河，一份由亲自拟写的电报发给中共中央北方局。电报指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
“七七事变”后，日军占领平、津，会攻山西，夺取华北。1937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举行扩大会议，作出《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决定》中指出：“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使游击战争担负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8月底到10月上旬，八路军三个师主力即东渡黄河，开赴山西抗日前线。9月中旬到11月下旬，同志连续向进入山西的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发出电报，就执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及抗战初期八路军的战略部署和军事配置等作出指示。按照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八路军一方面积极配合友军作战，同时发动各地群众，“在山西全省创立我们的根据地”。11月11日，、在太行山上的山西和顺石拐镇召开军事会议，对八路军主力的军事活动作出部署：一二师以管涔山为依托，开创晋西北根据地；一二九师以太行山为中心，开创晋冀豫根据地；一一五师除聂荣臻部以五台山、恒山为中心，以晋东北为基地，开创晋察冀根据地外，主力转至吕梁山，开辟晋西南根据地。“利用自然山，建立人造山”，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由山西发轫和创建，形成晋绥、晋冀鲁豫、晋察冀三大战略区。八年抗战，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驻节太行山，决策指挥，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顽强地抗击敌人，坚韧地积蓄力量，赢来了彻底战胜日本侵略者的大反攻。“太行从来天下脊”，共产党、八路军坚挺的民族脊梁，华北抗日根据地凝铸的民族精神，彪炳华夏史册。
形成于抗日根据地的革命历史档案，是山西省档案馆最珍贵的馆藏。档案中留下了铭刻千古、壮烈生动的历史记录：党中央和提出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争取抗战胜利的战略部署；中共中央北方局与四任书记刘少奇、杨尚昆、、邓小平，阐述的华北抗日游击战的形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党与抗日民主政权的关系；八路军总部和总司令、副总司令关于三个主力师的配置、粉碎日军“扫荡”“清剿”的指示、对日受降、展开全面反攻的命令；一一五师、一二。师、一二九师、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在平型关战役、田家会战斗、反日军九路围攻、百团大战中的光辉战绩；以及根据地党的发展、群众运动、政权建设、经济文化等。近年来，从大型文献片《邓小平》、故事片《八路军》、系列片《晋魂》等影视作品，到《杨尚昆回忆录》、《传》、《彭真传》等反映党政军领导人生平的传记作品；从八路军纪念馆展览、抗日军政大学展览、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展览，到反映抗日战争和革命根据地的各种专著、丛书、画册，都大量利用了山西省档案馆的革命历史档案。研究邓小平的澳大利亚学者大卫。古德曼，在其著作《中国革命中的太行抗日根据地社会变迁》中，仅引用山西省档案馆编辑出版的7卷本《太行党史资料汇编》，就达97处之多。
百团大战的历史评价
1970年，同志身处逆境。面对种种荒诞不经的谬论和非难，在他千肠百结撰写的《自述》中，写到了百团大战：“对百团大战的恶意攻击者，你们站到日本帝国主义和集团的队伍里去了。请你们看上面给我的电报吧!你们的看法为什么和的看法那样不一致呢?……”
1940年8月20日至12月5日，八路军向驻屯华北的日军发动大规模反攻。此役由副总司令指挥，出动八路军主力、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等武装部队104个团，近40万人。参战民兵20多万人。在连续三个半月的战斗中，共
进行大小战斗1820余次，毙伤日伪军25800余人，俘虏大批日军和伪军，破坏铁路、公路2000公里，摧毁敌人大量碉堡和据点。
八路军为什么发动百团大战?对百团大战的正确评价应该是怎样的?山西省档案馆革命历史档案资料中，有、、邓小平、、罗瑞卿等留下的结论，他们是几位最有发言权的人。当百团大战胜利的消息传到延安后，就给发来电报：“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组织一两次?”百团大战第二阶段中，总司令于1940年9月26日发表《扩大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称百团大战“带有全国性的伟大战略意义”。亲临前线指挥战斗的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1940年12月撰写《迎接一九四一年》，发表于《抗日战场》1941年新年特大号。文章谈到：1940年“是我国国内局势非常紧张的一年。最初，我们遇到了东方慕尼黑的危险……接着，日寇于东方慕尼黑失败之后，乃企图发动向重庆、西安、昆明的正面进攻。以军事进攻配合政治诱降，压迫我国投降。我党又提出保卫大重庆、大昆明、大西北的口号，并主张加强团结进步，以克服困难，克服投降危险。华北的八路军、决死队在这样的要求下，发动了百团大战，取得了空前的伟大胜利。迫使日寇不能不去考虑到正面进攻中的后方问题，而被迫停止正面进攻。”同月，一二九师师长在《我们怎样从1940年向1941年迈进》中，用了三个“特别”论述百团大战。百团大战结束后的1941年4月，邓小平又在其重要文献《反对麻木，打开太行区的严重局面》中谈到：百团大战“足使敌伪胆寒，足使全体军民具有充分的信心走向抗战胜利的道路。”
关键词: 奥威尔；《一九八四》；外国推荐书目；文化传播
引言
推荐书目，有时亦称书单，顾名思义，即某机构或某人向某群读者开列的读书书目,往往刊载于大众媒体，并得到多方转载，因而常得到大范围的传播。
推荐书目反映推荐主体（无论是媒体、编辑、学者、作家、族群）的立场、思想倾向和价值观。通过对“谁在推荐”、“为何推荐”、“推荐了什么”的分析，可折射出某一地域、族群的社会思想状况。通过对时段推荐书目的比较研究，可推断出思想文化的变迁的轨迹。而对译著进入推荐书目的研究是作品翻译史、接受史、传播史的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换言之，从推荐书目的角度研究某一作家或作品，是接受史、传播史的一个创新[1-2]。
本文旨在对包含奥威尔《一九八四》的外国推荐书目的中文译介、情况进行回顾、整理、综述，并通过这一独特的视角着重探讨是哪些外国传媒机构（报纸和期刊）和图书机构（出版社和图书馆）推荐了奥威尔的《1984》？为什么推荐？中国哪些媒体或出版机构在热衷刊登此种榜单？他们在中国当代社会及转型过程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其公信力如何？作为接受史、传播史的一个案例研究，此研究将丰富对奥威尔在中国学术思想文化史上意义的理解。
1.传媒机构的推荐书目
大众传媒，包括报纸、期刊、广播等，在现代社会的信息传播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是人们获取各种资讯的主要途径和媒介。不仅如此，这些传媒机构本身往往也是资讯本身的制造者。为吸引眼球，他们往往举办各种排行榜的评选活动，这其中就包括推荐书目的评选与。90年代以来，全球化、信息化进程加快，中国媒体对这些推荐书目总是及时给予编译、发表。
乔治・奥威尔是英国二十世纪著名的作家,著述甚丰，涉及纪实作品、小说、散文、评论、书信、日记等。其中《一九八四》作为世界文坛上最著名的政治讽喻小说，可谓奥威尔的传世之作。他在小说中创造的“老大哥”、“双重思想”、“新话”等词汇都已收入权威的英语词典。应该说，《一九八四》在二十世纪的西方世界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但由于意识形态等方面因素的影响，直至七十年代末它在中国大陆才有了一定范围的传播。而对该部小说进入英美等国外图书榜之情况的编译，则是九十年代后的事情了[1-2]。
1.1英美报纸推荐书目
1998年4月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了崔权醴编译的《西风吹书读哪页――〈纽约时报书评〉100年精选》。《纽约时报书评》是美国读者最多的文艺期刊。此书选择收录了其1900-1991年间发表的76篇书评作品。所评论的作品均被历史证明是卓越之作。其中之一是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年》，该书评题曰《崭新的新语言》，作者为马克・舒勒（Mark Schorer），书评作于1949年6月12日。其中写道：“对于当代作家来说，乔治・奥威尔的新作《一九八四年》将是一部动态艺术的伟大作品。也许这意味着这部作品只是瞬间的伟大，它的伟大力量只作用于我们，作用于现在，这一代人，这10年，或者只有今年，也许它注定要成为时间的抵押品。但是，无论如何，大概这一代人中没有其他任何一部作品能像这本书一样唤起我们对自由深切地渴望和对专制切齿的痛恨。”评论结尾处总结道：“《一九八四年》是今年最新的一部小说，它了解过去和未来发生的事情，是对爱克顿爵士的名言，‘权力导致腐败，而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的最有力的印证和体现。” [3]
2001年10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世纪的书：百年来的作家、观念与文学――〈纽约时报书评精选〉》(Books of the Century: A Hundred Years of Authors, Ideas and Literature from The New York Times)。实际上，此书是崔权醴编译的《西风吹书读哪页――〈纽约时报书评〉100年精选》一书的全本。主编是查尔斯・麦格拉斯(Charles McGrath)，由朱孟勋等译。该书依编年体例，摘录从1896年到1997年的书评作品，带领读者踏上一个世纪的文化旅程，勾勒出当代重要作家及思想家最令人难忘的图象。书中第186-189页也收录了马克・修勒（Mark Schorer）评论奥威尔《1984》的书评：《新语犹新时》（原作者、标题和内容的译文与崔译有些区别）。
2007年6月6日《中华读书报》刊载该报记者王胡的报道《〈一九八四〉获选最具代表性的20世纪小说》。报道称，《1984》在英国最近的一次全国性调查中，获评为最具20世纪特色的小说。此活动由《卫报》主办，读者通过该报网站，在专家开列的50本书的候选名单中投票，结果《1984》以22%的得票率拔得头筹[4]。6月7日《晶报》刊载范劭华编译的文章《20世纪咋定义经典小说告诉你》，报道的是同一书目。并介绍了《1984》：出版于1948年，书中显示了作者对集权主义未来的预测，在他的描述中，人类一直受到监控和操纵。虽然这部作品写于半个世纪前，但书中的老大哥、模棱两可的官腔、双向思维等经典词汇被沿用至今。作者的文笔风格也成为经典，常常被用于关于隐私权和国家干预的辩论。就在本周，用《1984》主人公绰号命名的电视连续剧《老大哥》开始在英国放映[5]。
2008年第3期《外国文学动态》刊载李庆建、吴翠关于同一书单的报道《〈泰晤士报〉评出战后英国50名大作家》。报道称，“刚进入2008年，《泰晤士报》便于1月4日推出战后（自1945年以来）英国50名大作家的名单，激起强烈的反应……榜单的排列的确没有“科学的方法”可依，但是他们也考虑了诸多因素，如‘写作质量、寿命、影响力持续时间的长短，自然也包括商业成功性’，但更看重的是‘作品和影响力的持久性’。”50位作家中，菲利普・拉金名列第一，乔治・奥威尔位居第二[6]。
2008年4月23日《中华读书报》刊登了该报记者康慨的报道《有，无:英报推出“完美图书馆”》。报道称，“今天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议设立的世界图书日，我们转引一份最新的抛砖书单，供读者朋友们增删重建。”这就是英国《电讯报》本月推出的名为“完美图书馆”的推荐书目。书目共分经典、诗歌、文学小说、历史与言情小说、童书、科幻小说、推理小说、改变世界的书、改变个人世界的书、历史、人生等类别，每类推出了十种图书。奥威尔的《一九八四》系十大科幻小说之一[7]。
2008年6月28日，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网“论著评介”栏目刊出“《泰晤士报文学评论副刊》近50年来最具影响力的一百本书”。此为《泰晤士报文学评论副刊》于1995年10月6日刊登的“二战后最具影响的100本书”。奥威尔的《动物农庄》、《1984》均位列其中[8]。
2009年8月12日，《中华读书报》刊登该报记者康慨的报道《〈泰晤士报〉评出“六十年六十书”》。报道称，《泰晤士报》8月3日评出了过去60年的60本小说佳作，特色在于：每年一本，且偏于大众趣味。1949年度的图书，选择的是奥威尔的《1984》[9]。
1.2外国期刊推荐书目
1996年10月，（法）贝・皮沃(Pivot, B) 、皮・蓬塞纳(Boncenne, P)编著、余中先译《理想藏书》(La Bibliothèque Idéale)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此书是法国著名的《读书》杂志的编者为帮助读者选择图书而编辑的，原书于1988年由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出版。这本工具书除提供49个专题2401个书目外，还对每个专题和作品作了一个扼要的介绍，包括：作者、书名、出版年代、出版社、重要性、特殊性、趣味性等基本信息。49个专题，每一专题推荐了49种图书，最基本也即最有代表意义的列入前10本。奥威尔的《1984》，被列入“政治”专题的前10本，推荐语：“我们时代中最著名的政治幻想小说：极权主义国家控制了日常生活的私有方面，而且，它还在继续征服着公民们的记忆、语言、梦幻。面对着宣传机构的致命陷阱和镇压机器，一个人起来进行着殊死搏斗。” [10]
1998年10月9日《中国图书商报》刊文《LOGOS给“影响20世纪的图书”亮分》。编者按称，英国著名书业杂志洛各斯（LOGOS）综合挪威榜、欧洲榜、英国榜、美国榜等7张“本世纪最有影响的图书排行榜”重新评出了一张“榜中榜”。14位评委评出的“榜中榜”，包括94位作者的106部著作。得分最高的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奥威尔的《1984》得分仅次于《相对论》，位列第二，而且是唯一一部被所有7张榜单都选中的图书。
2008年9-18期《视野》编译连载了《领袖必读的100部名著1-10》。《视野》杂志是由兰州大学主办的文摘类综合类月刊，以“关注社会生活，追踪前沿时尚，突出文化品位，崇尚人文关怀”为办刊主旨。书目原由美国《领袖周刊》（Leaderweek）推出，其作者据说是自然科学出身，主要从事数学和科学史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奥威尔的《1984》系被推荐的百部名著之一，列在第64位，刊登在第15期。推荐语说：在20世纪反乌托邦、反集权主义的作品中，谁又能比奥威尔写得更好呢?在他那里，既有卡夫卡的个人处境，又有A.赫胥黎的科技统治，同时还有柯斯特勒的现实主义。《1984年》是一个警世之作，就像马尔萨斯和卡逊的著作一样[11]。
2009年7月2日，“经济观察网”刊登文章《〈新闻周刊〉：最好的100本书》。文章称，《新闻周刊》于2009年6月29日评选出了它认为的100部最好的书籍。该刊选取了十个已有的图书榜（Modern Library、Newsweek、The Guardian、The Telegraph、Time等），将这些图书输入数据库，并用一套评估体系对其进行评分。所以，这份榜单实际上是一份榜中榜。奥威尔的《1984》位列第二名（仅次于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并介绍说该作是乔治・奥威尔“最著名的政治讽喻小说，反乌托邦传世之作” [12]。
2．图书机构推荐书目的编译、传播
出版社、书店图书馆分别作为图书的生产、销售、收藏与借阅的社会机构，对于推荐图书自是不遗余力。为此，它们总是推出各种名目、类型的推荐书目，以促进图书的销售、流通与传播。
2.1英美出版社推荐书目
1998年7月18日，美国兰登书屋“现代丛书”网站了该丛书编委会评选的“20世纪百部杰出英文小说”书目。奥威尔的《1984》入选，列第13位。国内媒体随即予以报道。2002年6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智者阅读――中外名报名刊名家的推荐书目》一书收入了此份书单。
2006年8月4日《晶报》刊发消息《庆祝“企鹅经典”系列出版60周年“企鹅”评出经典小说百佳》。报道称，为庆祝“企鹅经典”丛书出版60周年，英国著名的文学出版社――企鹅出版集团日前评选出历史上100部最佳小说。“企鹅经典”诞生60年来，迄今共收录有1000多部经典著作。此次评选分类颇具新意，其中包括最佳疯狂人物、最佳两性描写、最佳旅行等20个门类，每类各有5部入选作品。乔治・奥威尔的《1984》入选为最佳颠覆小说[13] 。
2010年1月27日，《中华读书报》刊载王胡的报道《乔治・奥威尔：企鹅的最爱》。报道称，英国出版商企鹅公司于开业75周年之际，向旗下50位作家发放问卷，征询最喜爱的本社出版物。结果乔治・奥威尔有四本书入选，位居所有入选作家之首。美国畅销游记作家保罗・瑟鲁选择了奥威尔关于英帝国最后时日的《缅甸岁月》，詹姆斯・拉夫洛克中意《动物农庄》，凯瑟琳・奥弗林选了《1984》，诺曼・斯通则独钟《猎象记》[14]。
2.2英美图书馆推荐书目
1998年第28期《海外星云》刊文《世纪好书不排名》。文中报道了纽约公共图书馆研究组的专家挑选的1895～1995年百年间最具影响力的图书。纽约公共图书馆所选“世纪之书”共175种，并未排名，选出的也不限文学或英语作品。175种图书，共分12大类。描述理想国或有缺陷社会的图书中，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奥威尔的《1984》等名著尽纳其中。
2006年3月22日《中华读书报》刊载伊川的《弃世之前的必读书籍》一文，文中称，日前，英国的博物馆、图书馆及档案馆理事会向全国各地的图书馆员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哪本书是所有人在死之前都应该读的？”根据他们收到的回应，最应该读的是哈珀・李的《杀死一只知更鸟》，其次则是《圣经》、《魔戒》、《1984》等[15]。
3、分析与展望
通过以上回顾、综述，可以看出国内对包含奥威尔《1984》的外国推荐书目的编译和有以下几个特点：
1) 全媒体、不间断参与奥威尔《1984》有关推荐书目的编译。
可以说，对有关《1984》的外国推荐书目的编译是全方位的，各类媒体齐参与：报纸、期刊、图书、网络，各显神通。编译活动也是不间断的，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30余年，中国人对有关推荐书目的关注是始终如一的。这既说明《1984》在外国的影响力，也说明了中国读者对《1984》的充分认可。
2)《中华读书报》在编译外国有涉《1984》推荐书目中居功至伟。
《中华读书报》由新闻出版署、光明日报社和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办，以倡导正确的读书理念、前沿的图书信息、交流健康的阅读体验为基本宗旨，1994年7月创刊以来以其高雅的文化品位、大量的读书出版信息，生动活泼的界面风格，在各界读者中受到好评，深受知识界和众多读书人的关注和欢迎。仅以上不完全的回顾，就有《中华读书报》5次编译有关书目的信息。
3）在奥威尔《1984》的传播中，外国推荐书目编译发挥了重要作用。
经过30几年在大陆的传播，奥威尔及其《1984》已成为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常识。奥威尔《1984》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众多包含《1984》的外国推荐书目的编译、发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各种推荐书目来看，奥威尔的《1984》在西方文学史、思想文化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这就使得中国的读者更加肯定了了解此书的必要性，认识到此书的重要价值，从而大大推动了此书的传播。
(作者单位: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文法学院)
参考文献：
[1][2]许卉艳.《中华读书报》与我国推荐书目奥威尔作品的编译[G].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研究成果学术交流会论文集.北京:煤炭工业出版社, 2011:1635-1640.
[3]崔权醴（编译）.《西风吹书读哪页――〈纽约时报书评〉100年精选》[M]，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1998:171-175.
[4]王胡. 《一九八四》获选最具代表性的20世纪小说[N].中华读书报,2007-6-6（8）.
[5]范劭华. 20世纪咋定义经典小说告诉你. 晶报[N],2007-6-7(C3).
[6] 李庆建、吴翠. 《泰晤士报》评出战后英国50名大作家[J]. 外国文学动态, 2008(3):33.
[7] 康慨. 有《哈利・波特》，无《堂吉诃德》：英报推出“完美图书馆”[N].中华读书报, 2008-4-23(3).
[8]《泰晤士报文学评论副刊》近50年来最具影响力的一百本书[EB]. 2008-6-28.省略/show.aspx?id=4853&cid=7
[9]康慨. 《泰晤士报》评出“六十年六十书” [N].中华读书报, 2009-8-12（4）.
[10]余中先(译). 理想藏书[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1996:483.
[11]领袖必读的100部名著(七 ) [J]. 视野, 2008(15):71.
[12]《新闻周刊》：最好的100本书[EB]. 经济观察网. 2009-7-2. 省略/today_media/headlines/2009/07/02/142499.shtml.
[13]范劭华. 庆祝“企鹅经典”系列出版60周年“企鹅”评出经典小说百佳[N]. 晶报,2006-8-4(C3).
[14] 胡. 乔治・奥威尔：企鹅的最爱. 中华读书报[N], 2010-1-27（4）.
两个奥运会除了给北京交通、环境、体育设施等带来丰厚的物质遗产，更给中国留下了一笔巨大的文明遗产。
刚刚结束的北京残奥会，被外媒评价为“在人道主义上取得的巨大成就”。不仅是残疾人以足球健将、水中王者、神的形象出现，改变了社会对残疾人的观念，更重要的是人道主义的基础价值观在中国整个社会的树立和推广。
许多成年人都还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社会上曾经对人道主义进行大讨论，并且得出过偏颇的论断。然而，随着改革开放脚步的深入，人道主义在中国迅速推广，执政党“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获得国民的拥护和国际社会的赞扬。在年初的南方冰雪灾害中，在“五·一二”汶川大地震的抗震救灾中，人道主义之光照耀整个中国大地。而四个月后开幕的北京残奥会，更是将这种精神升华，感染、影响了一代人。
人道主义在中国重新出发，并日益成为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基础，这无疑是奥运文明遗产的重要部分。
一份丰厚的遗产，最直接的效果就是改变人的生活。奥运文明遗产为中国人带来了文明生活方式的改变。这一改变渗透国人的每个生活细节——在赛场上，“中国观众的掌声充满人性化”，为跌倒的选手而热烈鼓掌，为外国的队伍加油；在公交站，自觉排队、顺序上下，在电梯上靠右站立……恰恰是这些细小的生活方式，能够以习惯的力量将奥运文明遗产的影响长久延续下去。
有人说，奥运影响了人类一百年。一九0八年，一个中国人张伯苓提出“奥运三问”，二00八年，全体中国人交出了这份百年答卷。在这一百年间，中国从落后挨打走到重新崛起，用百年奥运梦想的圆满告别了过去一个百年的悲情，树立起坚实的信心，走向下一个百年。
从这一意义上讲，奥运的文明遗产，更深远地影响着中国国民的性格，一种自信、开放、成熟的国民心态，在“鸟巢”中孵化。这种现代国民心态包含了“平和宽容的国民心态、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以人为本的管理制度、自信优雅的国民精神、追求卓越的生命活力”等，并将最终塑出中国的国家心态和民族性格。
学者认为，奥运会后，这种良好的国民心态还需要通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推广和固化，“二十到三十年之后，北京奥运在国民心态方面的精神遗产将会全面展现出来”。
瞧瞧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关羽手持青龙偃月刀，温酒斩华雄，美髯公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关云长刮骨疗毒，华佗下刀，割开皮肉，直至于骨，骨上已青；佗用刀刮骨，悉悉有声。帐上帐下见者皆掩面失色。公饮酒食肉，谈笑弈棋。
张翼德大闹长坂桥，张飞倒竖虎须，圆睁环眼，手绰蛇矛，立马桥上，只见桥东树林之后，尘头大起，疑有伏兵，便勒住马，不敢进前。“雁人张翼德在此！谁敢来决死战？”曹操身边夏侯杰惊得肝胆碎裂，倒撞于马下。操便回马而走，于是诸军众将一齐望西奔走。张飞一将退敌。
再说赵子龙单骑救主，一人冲进曹军十万人马中，赵云力战四将，曹军一齐拥至。手起处，衣甲平过，血如涌泉。杀退众军将，直透重围。却说曹操在景山顶上，望见一将，所到之处，威不可当，急问左右是谁。“吾乃常山赵子龙也”。一场厮杀，赵云怀抱后主，直透重围。有诗说：血染征袍透甲红，当阳谁敢与争锋！古来冲阵扶危主，只有常山赵子龙。赵云当下杀透重围，已离大阵，血满征袍。看他们，个个英雄虎胆，看过后让人荡气回肠.
说起张辽，就离不开他的“八百破十万”。有读者诧异，八百破十万？那不是岳飞干的吗？评书就这么说的。岳飞是不是领八百人打败了金兀术的十万人，我自从《三国志》里看到——张辽带八百人破了孙权的十万人。
大家知道，赤壁之战后，曹操不是留张辽和乐进、李典镇守合肥吗？这一战就是发生在合肥。但是曹操在西边忙着打张鲁，孙权瞅着是个空子，急忙率十万大军杀奔合肥。张辽则挑选了八百个不怕死的士兵组成敢死队，趁天色尚早打开城门，片刻工夫，他“杀数十人，斩二将”。他边杀边大喊：“张辽在此，不怕死的过来！”直冲孙权近前，孙权大惊，手下兵将也慌了手脚，一窝蜂退到身后的土丘。吴军众人围一圈把孙权保护在中间，当时张辽站在土丘下就像阳桥前的张飞，高声冲孙权叫阵。
孙权呢，也如当年的曹操面对张飞，死活“不敢动”。张辽毕竟只有八百人，定下神来的吴军潮水般从后面包围上来，张辽腹背受敌，顿成“三明治”。
书上是这么写的：“辽左右摩围，直前直击。”大概应了“一人拼命万人难敌”那句话。张辽杀出重围，不过只带出了几十人，其他几百人还陷在包围圈里。张辽又接连两次杀进杀出包围圈，当时孙权的部队就软了手脚，吓得没有敢靠前的了。
这一仗打的吴军丢了魂，曹军信心“爆棚”。在随后的守城战中，张辽虽无援军，内径兵士七千，但硬生生扛了十几天，直到把孙权耗的没脾气，几十万大军灰溜溜的撤走。
以寡敌众不用说非常难打。《孙子兵法》给人出了那么多主意，却没告诉人怎么“以寡敌众”，看来老将军对这事挠脑。张辽这一仗甚至影响了魏吴之间的战争态势，后来每次曹魏东路吃紧，曹操或曹丕都派张辽前去镇守，曹家父子是看出来了，孙吴一听张辽的名字就胆颤了。尤其是孙权，哪怕带病守城，他都叮嘱众将说：“张辽虽病，不可当也，慎之”。遍观三国诸名将，像张辽这种仅凭一人智斗“八百破十万”，且影响了今后战局的漂亮仗，没有第二个人打过。
关键词：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军事形象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16）-06-0013-03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这个作用不仅体现在政治方面，在军事方面，中国共产党也成绩斐然，把握住了战争的基本态势，对抗战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一、《论持久战》奠定了成功的基石
战争中，正确的战略战术意义重大，它是关乎战局胜负的核心问题。抗战初期，侵华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等方面优势明显。面对强敌压境，国共两党都认识到了抗日战争将是一场持久战争，不过关于持久战的战略，在一段时间内，国内缺少有效的宣传和科学的论述。
当战争进入到第10个月，社会上出现关于抗战前途的种种猜测，其中“亡国论”和“速胜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最有市场，这两种错误地论调造成了群众思想的混乱，成为了争取抗战胜利的重大障碍。
1938年5月，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作了《论持久战》的讲演。这篇讲演稿为坚持持久抗战提供了理论依据。根据的分析，中国的抗日战争存在亡国和解放两种可能性。由于中日战争存在着“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失道寡助我得道多助”这四对矛盾，中国必将经过持久抗战才能取得胜利。这种持久战大致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战略相持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和转变的枢纽，其中如果全民族能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持久战，中国将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 [2]P465还指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与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与人心的对比。” [2]P469“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2]P511“动员了全国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2]P480中国军队处理好运动战和游击战的关系，坚持“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这一具体的战略方针，充分发挥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充分发挥战争的领导艺术和人的活跃性，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中国。
的一系列论断，科学预见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指明了夺取抗战胜利的道路和前途，而且极具操作性，能够真正被运用于实际的战斗中。
《论持久战》发表后，在解放区、国统区及海外都引起了广泛的价值认同。时任最高统帅部副总参谋长的白崇禧评价它是“一部抗战军事巨著，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 [3]。在征得同意后，白崇禧以军事委员会的名义通令全国，将《论持久战》列为抗战的战略指导思想。白崇禧的这一举措，无疑有利于扩大《论持久战》的影响，提升中国共产党在军事方面的影响力。不仅在国内，《论持久战》在国外也有一定的影响力。“据说，丘吉尔、罗斯福的案头上，都放着《论持久战》英文本，斯大林的案头上则放着他专门请人翻译成俄文的《论持久战》文稿。一位外国记者读了《论持久战》后评论说：‘《论持久战》发表后，不管中国人对共产主义的看法怎样，不管他们所代表的是谁，大部分中国人现在都承认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和国际的因素，并且无误地描述了未来的一般轮廓。’” [3]美国派驻中国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史迪威将军，在看过《论持久战》后，认定它是一部“绝妙的教科书”，并通过它更清楚地认识到了八路军、新四军的地位和作用，进而向美国政府提议：加快对华援助，向中国共产党提供有限数量的武器和装备。
二、辉煌的战绩，凝聚了人心
“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是在抗日战争条件下发挥人民军队政治优势和军事优势最好的作战形式。” [2]P480这一作战形式不仅充分发挥了人民群众的作用，实现了利用军民结合、军政结合去瓦解敌人的目的，而且建立抗日根据地，逐步开辟了广大的敌后战场，成为了坚持长期抗战的中流砥柱。1945年，美国军事评论家就曾高度评价中共敌后战场的游击战，“没有一个地方的游击战能够担当游击战在中国将要而且能够担任的战略任务。” [4]
中国共产党选择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有其客观原因，是在充分分析敌、友、我三方实际情况后做出的选择。独立自主游击战方针一经实施，取得了巨大成功。八路军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后，迅速取得了抗战首胜――平型关大捷，轰动国内外。在配合忻口会战的过程中，八路军连续取得了雁门关伏击战、夜袭阳明堡机场等一系列胜利。到1940年7月，八路军将游击战争扩大到了整个华北地区。在华中，新四军军部建立后，随即在长江南北开展游击战争；在华南，中共领导的游击队创建和发展了琼崖、东江和珠江等抗日游击根据地；在东北，东北抗日联军的游击区遍及70余个县，发展出东南满、吉东和北满三大游击区。在战略反攻阶段到来之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已经遍及全国、纵贯南北，成为了中国抗日战争的主要战场之一和最活跃的战场。不断扩大的敌后战场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信心，人民踊跃加入中共领导的军队，在1945 年8 月反攻阶段到来时，人民军队已经发展到了120万人，民兵发展到了260 万人。
辉煌的战绩为中国共产党军队赢得了赞誉。如在平型关大捷后，就致电称赞八路军统帅、，“有日一战，歼寇如麻，足证官兵用命，指挥得宜。捷报南来，良深嘉慰，尚希益励所部，继续努力，是为至盼。”[4]敌后游击战也受到了极高的评价。时任国民政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的陈诚在分析台儿庄战役胜利的原因时就强调了华北游击战的作用，认为是游击队牵制了日军，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帮助正面战场取得了胜利。一位美国记者也高度赞扬游击战创造的奇迹，认为：“共产党从光秃贫清的山区出发，在一个从满洲到长江流域的巨大弧形范围内，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在现代战争或现代政治中，很少有其他政治事业可以与中国共产党所创造的奇迹相比。” [5]
三、模范的行动，别样的风采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特征鲜明，是纪律的模范、爱民的模范，因此受到了群众的真心拥护。
在艰苦的游击战环境下，“没有群众基础的游击战是不能长期存在的”[4]。中共能成功领导游击战要诀之一，就是军队“纪律好，且善于做群众工作，能与人民打成一片，随时随地能得到群众之掩护与帮助。”[6]兵扰民、民怕兵，是军阀主义传统下的旧式军民关系，也是导致军民关系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为此，人民军队特别重视纪律，尤其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针对群众的事项，会经常组织部队学习、检查和反省，杜绝出现违反群众纪律情况。对于违反群众纪律特别严重的官兵，会进行公审，坚决按纪律制裁，以儆效尤。还会向群众道歉，赔偿群众损失。故中共军队所经之地，纪律井然，群众很快会发现这支队伍不一样。连八路军的对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其回忆录中也曾提到八路军纪律严明，得到了中国广大民众的支持。
中共军队不仅不扰民，还注意尊重和保护人民的利益。在进行一般的军事部署时，各部队都会尽量照顾群众的利益。在群众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时，部队会派兵掩护，有的部队甚至提出了在“群众生命第一，麦子第二，部队安全第三” [7]P799的口号。当日伪军抢粮抓丁时，中共军队更是坚决反击。1944年麦收季节，晋察冀四分区部队“人员百分之九十以上，及全部畜力（包括驮骡及骑马），全部投入大突击，粉碎了敌人抢麦三千五百吨的疯狂计划。有些堡垒下的麦地，敌人正想动手，一夜之间，便已收完，次日只剩了一片麦秸根。” [7]P800
中共军队还积极为人民谋利益。开展了精兵简政和大生产运动，以减轻群众的负担。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开支在一九四二年有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八十二，不是由政府、人民负担，而是靠自己解决。” [8]到 1943 年时，部分部队依靠自己的生产已经能保证完全自给。此外，还主动帮人民解决实际困难。各部队都有在不妨碍正常工作与战斗的情况下，可以派出一定的劳动力去无偿的帮助当地群众的规定。新四军在1941 年“帮助群众割麦约八千余亩，参加人数八千七百余名” [9]，1942年又派部队“协同群众筑宋公堤，防备水灾” [10]P976，1943年还派出了“苏中、淮北、淮南部队协助人民捕杀蝗蝻” [10]P976。在日常劳动中，帮助群众尤其是孤寡老人和军属挑水、铡草、抬土、劈材、推碾等的事例更是不胜枚举。
中共军队严明的纪律和爱民的举动引发了群众的信任和爱戴，群众积极参军作战，或为部队提供保障，为游击战的开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使中共领导的军队在战斗中发挥了“主力军”作用。
四、加强宣传工作，塑造军队良好形象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争取有利的舆论环境，驳斥敌人的荒谬宣传，激发广大人民的抗战热情，争取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理解和同情，积极展开宣传工作。
由于中共军队掌握的宣传工具有限，又遭到的舆论封锁，宣传对象大都知识水平不高，在抗战时期开展宣传工作的难度很大。但中共分利用各种条件，积极开展舆论宣传。报刊、杂志是开展宣传工作最有力的武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及各抗日根据地创办了《解放日报》、《新华日报》、《边区群众报》、《战斗报》、《抗敌报》、《拂晓报》、《八路军军政杂志》等若干报刊、杂志，宣传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思想；介绍八路军、新四军开展游击战，创立敌后根据地，与敌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情况，同时也如实报道正面战场中将士的光荣事迹；宣传和报道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及对敌伪工作情况；声讨等投敌叛国行为；揭露皖南事变真相和的阴谋。还创办外文宣传刊物，向国际社会介绍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事迹。在国统区成立的八路军办事处也承担着宣传中共军队的任务，在召开记者招待会时、在与各国驻华使节、记者、来华访问者交朋友的过程中，办事处都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军队的战略、宣传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业绩。文艺宣传队伍也是重要的宣传媒介。抗日战争时期，中共组织宣传队，创作歌曲、剧本，在群众中演出；成立了延安电影团，拍摄根据地和八路军、新四军的生活，成立了电影放映队，在边区和前线播放反映军民英勇抗战、军民团结合作等题材的电影，在动员群众、瓦解敌人和巩固根据地方面效果良好。
中共的宣传，对塑造军队形象起到了重要作用。每当军队战绩公布，国内外的许多通讯社、报纸、电台都竞相报道。在大后方，除《新华日报》大量报道八路军不断取得胜利的战绩外，《大公报》、《新民报》、《国民公报》、《新蜀报》、《商务日报》等有较大影响力的报纸都争相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战绩，的《中央日报》在一段时期内也做过报道。湖南《力报》曾赞扬八路军：“担应华北出击的主力部队在装备方面及军事技术训练方面都不及一般部队，但是他们终能以劣势装备在敌人统治比较巩固的华北予敌重创”，是因为“这个部队具有长期的战斗经验，高度的民族觉悟与政治教育，提高官兵的政治认识，发挥最大的积极性。”[11]大量外国记者和学者也慕名到抗日根据地访问。“据统计，从1937 年卢沟桥事变到1939 年9 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外国记者、学者官员等有20 批近百人次访问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 [12]1944 年，又有“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这些记者和学者的访问，了解了许多真实的情况，并通过报道和著作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及各抗日根据地，虽然这些报道或著作在发表和传播过程中遭到了检查、删减或被禁止传播，但帮助中共军队打破了严密的舆论封锁，让世界了解了真实的中国共产党及中共军队。甚至一部分日本士兵对八路军也有较高的评价。1937 年9 月25日，、了《中国红军告日本士兵书》，大力宣传八路军宽待俘虏的政策，号召日本士兵倒转枪口向着日本军阀开战，并且制定了一系列优待俘虏的政策。日本士兵被俘后，大都会被反复讲解八路军的俘虏政策、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本质以及讲八路军抗战的决心，并会被告知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中国。在这一系列政策下，一部分日军加入了反战工作。第一位加入八路军的日本士兵就是“反战同盟”的一员，他回忆自己加入八路军一事时，说到：“我不再恐慌担心，反而觉得八路军是世界上最好的军队。”直到晚年，他还坚信当年的选择是正确的：“当年我参加八路，这条路是走对了，我很幸运，我感谢八路军，下辈子还想参加八路军” [13]。
通过以上因素的共同作用，中共在抗日战争时期塑造了良好的军事形象。中国共产党向国内外展示了高水准的军事斗争思想和策略、顽强的拼搏的精神和遵守纪律、关心群众利益的别样的风采。人们因为赞扬中共的军队而赞扬其领导者中国共产党，由肯定中共的军队而对中国的抗日战争颇有信心，这些都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
参考文献：
[1]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590.
[2]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朱鸿召.《论持久战》――一部经典的诞生与传播[J].档案春秋，2014，（08）.
[4]李东朗.中国共产党抗日游击战研究[J].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4，（02）.
[5][美]西奥多・怀特，安娜・雅各布.中国的惊雷[M].北京：出版社，1985：216.
[6]彭雪枫军事文选[M].北京：出版社，1997：44.
[7]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7册）.北京：出版社，2004.
[8]拥军运动和拥政爱民运动的经验[N].解放日报，1943-05-08.
[9]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6册）.北京：出版社，2004：924.
[10]中国人民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4）[M].北京：出版社，1995.
[11]力报，1940-09-12.
[12]李东朗.八路军宣传活动述论[J].理论学刊，201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