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20 08:14:57
这是一百多年前，一个名叫山川早水的日本人到成都后，在自己游记中描绘出了外国人眼中的川人气质。
另一个叫中野狐山的日本人，则谈到了四川近代和古代官场上的风气，“爱说空话、假话，竞争意识不强”。
加之民国时期富顺人李宗吾一本洋洋洒洒的《厚黑学》问世，让读不懂的人误认为“四川官场上的人尤其会动鬼脑筋”。
古代四川的官场文化果真是如此不堪吗？从大历史的角度来说，四川人原本是全国各地移民的后裔。自秦灭蜀开始，一直到“湖广填四川”，移民在数量上早就超过“土著”，随着移民的进入，必然发生的是不同地域文化的碰撞，这有点类似一个慢煮火锅的过程。
四川的官场文化在各种碰撞，或者说是融合的过程里，自然而然的产生出一种有别于中原官场文化的独特文化。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四川官员的性格就不能不出现异质并存、错综复杂的现象。
巴有将、蜀有相
历史有证：巴蔓子“献头”
春秋战国时期，巴国发生内乱，将军巴蔓子向楚国借兵平乱，并答应回报三座边远地带的城池。平乱后，楚国使臣来要城池，巴蔓子不忍割让，于是割颈自杀，头被楚国使臣带回交差，以向楚王致歉。
四川亦称巴蜀，东晋时期的蜀郡人常璩在《华阳国志·蜀志》中说蜀人是“君子精敏，小人鬼黠”，《巴志》中则讲巴民“质直好义，天性劲勇”，简而言之就是蜀人好文，巴人好武。
巴蜀是一个看似落后的内陆腹地，但这里却人才辈出，“巴有将，蜀有相”是对古代四川地区的为官者特性的描述。
重庆师范大学教授鲜于煌认为，巴人少有圆滑避趋之术，他们认死理，即便掉脑袋也要去做，这是一种为真理而牺牲的精神。而《汉书·地理志》所载的“俗不愁苦，而轻易淫，柔弱偏狭”，应是蜀人的个性写照。在秦并巴蜀以前，由于蜀地自然条件十分优越，蜀人无须衣食犯愁，故民神思幽远，华而不实，崇尚神仙。
蜀在西南，按五行家的说法，属于坤位，而《易》称“坤为文”，因此多“斑采文章”，历史早就证明，蜀地从不缺文人、才子。古蜀之星宿分野在“舆鬼”，鬼的性情颇狡黠，故蜀人也很机灵。
四川地区的官员以笃学博学著称。据《华阳国志》统计，两汉蜀郡士人（知识分子）达60人，巴郡48人。蜀地士人多德行高尚、文学出众，多出任朝廷文臣，其中任为郎的士人占多数。而巴郡士人却多忠贞烈士，以文学著称者极少。
有人曾评价到，如果说巴是一本《水浒传》，蜀就是一本《三国演义》。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谭继和表示，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巴人和蜀人都能将迥不相同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品味整合、融铸在一起，相反而又相成，形成巴蜀文化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的整体性，整合为有别于其它区域性文化的巴蜀文明统一性。
离经叛道，标新立异
历史有证：陈子昂摔琴
陈子昂当年到长安后，和众举子一样四处行走，投献行卷，却收效甚微。
一天，陈子昂在长安故意当众以百万钱买下了一把胡琴。随即宣布，第二天在宣阳里用这把胡琴为大家公开演奏。
这一消息很快就传遍了长安城。次日，前来观看演奏者聚满了宣阳里。陈子昂将胡琴高高举起，对众说道：“这把胡琴值价不非，其音一定非同凡响。但演奏之事，那是乐工那些下等人的职业，我陈子昂满腹经伦，将来要为国家效力干大事情，怎么能干一般乐工的事呢？我的文章比起这把胡琴的价值要大的多。”言罢，将那把胡琴摔得粉碎。围观者全都被这一举动惊呆了。
陈子昂随即将自己准备好的文章当众散发，人们争抢着阅读。“一日之内，声华溢郡”。建安王武攸宜即辟陈子昂为书记。
离经叛道，是一部分四川官员身上的固有标签。巴蜀文化中有着巫祝文化，也有着原始的野性和独立意识。谭继和指出，三星堆、金沙文物形象的神秘、夸张与浪漫，形成了四川人身上独有的飘逸、淡定、自由、富于想象与创造的独特个性。
中国本土神明谱系中的两大最具智慧和浪漫主义想象的主神都源自于巴蜀。主宰文运、功名利禄的文曲星君是蜀中梓潼人；英武而“纵目”的二郎神杨戬是岷山人。这些都流露出四川对英雄性格和英雄崇拜的意识。
但文曲星君这位老乡显然对四川人并没有过多的眷顾，四川历史上共有状元25人，作为一个大省，这个数量并不算多。如安徽共有状元41人，山东的数字是39人，而江苏仅苏州一地在明清时期就达到了惊人的35个状元。
西南科技大学政治学院的毛晓红教授则认为，巴蜀地区具有厚重的原始宗教的神秘氛围，同时也深受儒家文化的修身入仕思想的影响，从而造成了巴蜀士人离经叛道、胆大妄为、标新立异、无所顾忌、敢想敢为、敢说敢干的审美进取精神。
由于四川长期远离国家政治中心，封建礼教相对松驰，人们主观精神昂扬奋发，强调个性张扬，推崇人格独立。尤其是在古代四川文人官员身上，普遍存在一种重义轻财，好勇尚武的侠士风度，它与一些文人官员们宣泄怀才不遇的抑郁不平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了那种慷慨激昂却又离经叛道的精神特质。
一生决不做官、只以占卜和教书为业的严君平，带来了中国古典文学审美巅峰的李白、苏轼，率先反传统的儒学内部异端、康有为变法的精神导师廖平，说破几千年文明史潜规则的厚黑教主李宗吾，毫无疑问都属于离经叛道这个群体。
由于“山高皇帝远”，巴蜀人的叛逆性格使他们不愿随波逐流，他们特立独行，在什么情况下都要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自汉代以来，巴蜀士人的奇特异行一直震惊着世人。
川人向有“嗜好语言”的传统，但是这种传统不同于中原地区。班固在《汉书》中评价蜀地时就用“好文讥刺”一词形容，通过充满幽默讥讽的文字来评判人事，这与中原官场上的衣冠楚楚、一本正经相比，确实另类。
闲散，天性使然？
历史有证：宋祁的游乐
宋祁生性喜欢游宴，当宋仁宗打算让他去成都当太守时，宰相曾试图阻止：“蜀风奢侈，恐非所宜。”果然，宋祁来到蜀中如鱼得水。他带头游宴，并用他的才智增设了许多项目，将游宴推到最高潮。
宋祁在蜀中倡导游宴，以其过于频繁且趋于奢侈，到了朝廷难以容忍的地步，包拯就对此专门向皇帝提出质疑。但宋祁被调离蜀中后，流风依然存在且影响极大，历届成都太守都仍主持并带头游宴。
川人历来“尚滋味”、喜宴饮，尤其在五代时四川饮食业空前繁荣，游乐宴饮之风盛行。北宋名相韩琦说：“蜀风尚侈，好邀乐。后人谨而从之则治，违之则人情不安。”意思是四川地区的风俗喜好游乐，以至于后来的官员觉得改了这个风俗会感到不安。
宋朝赵抃任成都地方官时，就整治了蜀地官员常常以酒食互相吃请馈赠的陋习，把过去郡衙旁边开的酒家全部关停。不过话说回来，四川人爱吃的特点看来是自古流传下来的。
《宋史·王觌传》称成都附近“蜀地膏腴，亩千金”，而盆地四周群山环抱，交通困难，人们多数时间只能在盆地内进行商业贸易，很难大规模扩展到盆地之外，因此只需将一部分财富投入再生产即可，剩下的大部分财富便被用来消费了。
丁宝祯是个聪明，并颇有手腕的官员，在入川赴任以前，即先期对四川的情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调查，他在光绪三年（1877年）三月上报朝廷关于“沥陈川省败坏情形”的奏本中称：“凡遇蜀中人士及他省官绅之自蜀中来者，均谓川省吏贪民玩，势成岌岌；初以为言之过甚；自入川后；即沿途悉心体察，始知该省现在情形，真有江河日下之势，人言非虚语也！”
曾有一个浙江商人，每天都在自己店铺前看见一些四川人神态悠闲地漫步。他对四川人工作生活的慢节奏大为不解。一天，他忍不住问一个路人：你们四川人的节奏为什么这么慢呢？反过来是这个四川人觉得奇怪了，他不假思索地回道：快又怎么样？慢又怎么样？我们都会到达同一个地方。
四川人说的同一个地方，指的是死亡，人的最后归属。
有人说四川是中国的缩影，“小富即安”更成为他们批评四川文化的一个着力点。但四川人，尤其四川官员一旦刚烈起来，不会输于任何群体。
从历史上四川的发展例证来看，四川在顶尖精英输出、首创“交子”、官制改革等方面均曾走在全国前头，创造了全国第一的纪录，但这些纪录一是持久性不强，二是整体性滞后。谭继和认为这是巴蜀文化长期积累形成的消极因素，需要整体性思想和大局观念来加以整合和消除。
抱团，但非一根筋
历史有证：蜀汉的党争
蜀汉自建国以来就一直陷入党争，并因党争而亡。诸葛亮代表荆州集团一直在压制益州集团，包括国家时刻处于战争状态，这样就可以把军权牢牢抓在自己手中。
益州集团对此非常不满，李严对诸葛亮的军事行动就不予支持。刘备自己也是外地人，很注意和益州豪强势力结好，重用法正、李严等人，与吴懿结亲来示好。但造成荆州集团对此不满，诸葛亮死后，继任者也不是益州人（蜀国四相没有益州人）。
魏国攻入蜀国腹地后，益州土著（马藐，谯周）接连投降，拼死抵抗的是姜维、诸葛瞻等外来户。
由于古代中国政治中心在中原或江南，蜀中属于偏安之地，官员“出产”比例较北方和江浙要少，因此蜀地官员常常有浓厚的危机感，笃于乡谊，喜欢抱团，讲袍哥文化。
东汉末年和三国时代，以张松、法正、谯周等为代表的蜀地官员，先是和刘焉父子，继而和刘备、诸葛亮以北方寓客和荆州人士为主的官僚集团，不断进行既合作、又摩擦的周旋，蜀地官员和荆州官员间的明争暗斗，贯穿了蜀汉历史的始终。
唐代韦皋、崔宁治蜀，都采取了“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措施，将以蜀人为主的幕僚集团用轮流做本地地方官的方法团结起来，轻易不放到外地或朝中，形成了庞大而牢固的本地官僚同盟；北宋以苏轼、吕陶等为首的“蜀党”，是所谓朔、蜀、洛三党之一，尽管在三党中声势最弱，但凝聚力却相对更强；明、清两代，蜀中官员尚乡谊也是出名的。这种抱团未必都是好事，却是蜀地官员的特色之一，三国的重义文化和袍哥文化在里面的用力尤其深。
专栏作家陶短房称，重视本地利益，而相对不执著于某种理念也是蜀中官员的一大特点。
谯周和范长生都是蜀中名臣，在当地德高望重，以博学和爱民著称，但他们却因“操守”被史家讥评，谯周先劝刘璋投降刘备，又劝刘禅投降曹魏，范长生身为晋臣，却和“非我族类”的巴氐李氏合作。
五代十国时，前后蜀许多名臣曾先后出仕两朝、三朝甚至四朝五朝，李昊因先为前蜀后主王衍修降表投降后唐，后为后蜀后主孟昶修降表投降北宋，被蜀人在门上题写“世修降表李家”的文字嘲讽；北宋的蜀党虽然抱团，但在政务方面却以柔和不偏执为人所熟知。
这些历史上有争议的名宦共同的思维模式，是以维护地方和乡亲利益为第一出发点，而相对不太在乎其它“大道理”，如谯周几次投降的理由，都是避免蜀中蒙受刀兵之祸，范长生和李氏合作，是为了保护青城山附近的饥民，苏轼在政治上的灵活务实，也和洛党二程在政治理念上的僵硬、刻板形成强大反差。
四川历史上少巨贪
历史有证：蔡京入蜀被拒
北宋范祖禹在《论李之纯蔡京札子》中曾讨论李之纯、蔡京谁入蜀更合适的问题，范祖禹认为蔡京不能被派任知成都府，原因有两个：一是蔡京“附会奸臣”，“虽有才能而年少轻锐，非端厚之士”，品德上有缺点；二是因为任职成都的文人回京后多成为执政，升迁为朝廷的重要大臣，执掌重权，如果蔡京知成都后，将会有此升任，后果不堪设想。
范祖禹的札子上呈后不久，蔡京改江淮发运使，李之纯再任成都。
也许后世的很多四川人都该感谢范祖禹，正是因为他的折子，让四川免于遭受蔡京这个后世公认的奸臣、巨贪执政。
绵阳师范学院副教授伍联群认为，如果排除范祖禹和蔡京在政治上的争斗因素，可见宋朝廷对选派的入蜀官员，在才与德二者之间，更倾向于后者。
从汉代开始，蜀人就被认为其性“轻易淫泆，柔弱褊阸”。晋代张载则说“蜀人恃险好乱”，“世浊则逆，道清斯顺”。此后，“蜀人乐祸贪乱”，“蜀土习乱”，“蜀人性善柔，自古称兵背叛”也被大肆夸大，似乎蜀人特别喜欢犯上作乱，不易顺服。但历史早已证明，四川官场上从未出过杨国忠、蔡京、秦桧或者贾似道、严嵩、和珅那样的大奸大恶之徒和巨贪。
古代朝廷对四川官员的选拔，向来重德甚于重才。而在北宋时期，为了削弱蜀中地方势力，统治者对蜀人的任职也有明确限定。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特颁诏令：“西蜀、岭表、荆湖、江浙之人，不得为本道知州、通判、转运使及诸事任。”既是朝廷对蜀人不能在本地为官作出明确规定。后来随着赵宋统治的巩固，选任官员的地区回避有所放宽，但朝廷对巴蜀地域的任官仍然有特殊规定。
从宋神宗熙宁年间针对巴蜀地域官员选任连续发出的诏令，可窥知其对蜀人仍存疑忌。
即使任用蜀人担任本地官员，也是有特别的规定：“蜀人官蜀，不得通判州事”。宋初朝廷不仅对巴蜀地域的高级地方官员选任比较慎重，就是对一些比较低级的地方官吏的选任也很谨慎。
有宋一朝，出任蜀地州府之官员，临行之时，皇要亲自诏对，加以劝戒，授之便宜从事。任满之时，皇帝也要面询巴蜀事宜，亲加慰勉，加以擢用。
正是因为巴蜀地域的稳定关系着天下的安定和中原朝廷统治的稳固，统治者才如此看重巴蜀一地官员的任免。
宋朝哲学家袁燮说：“有才而无识者，不足以为蜀帅。有勇而无谋者，亦不足以为蜀帅。”这正是宋代对入蜀官员个人能力的特殊要求。入蜀官员的选定，都必须同时具备这两个要求。如果只具备较强的才干但缺乏忠厚的品性，照样不会被选任蜀地官员。而这些德才兼备者入蜀，对四川地区的官风和民风都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改变。故四川历史上出现的本地籍贪官和奸臣不能说没有，但都较少。
一、至情至性的“王老邪”
家祐先生的履历，文史馆在上世纪印有“简介”材料：
王家祐先生字宗吉，1926年生，四川成都人。1948年四川大学历史系毕业后教中学，曾云游杭州、南京、上海和四川多处，师从高僧名道，学习佛学和道学。1951年调西南博物院从事文物考古和研究工作。1953年入北京大学进修，次年调四川省博物馆，直至1987年离休。
王家祐先生在文物考古、民族史研究，尤其是道教史研究方面，成绩卓著。他在有影响的专业刊物上发表过多篇学术论文，并出版了《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0年出版)、《凉山彝族奴隶社会》（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四川石窟雕塑》（《中国美术全集》第七册，人民美术出版社1990年出版)和《道教论稿》(巴蜀书社1987年第一版，1991年重印)等专著；还参加了《宗教词典》的编撰和《道教大辞典》的审订。应约为多部有关道教的专著写序，应邀到日本讲学。
王家祐先生是四川省人大第五、六、七届代表。现为中国道教协会理事、中国道教文化研究所副所长、成都市道教协会顾问、四川省博物馆研究员。1990年受聘为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这一材料，基本上勾绘出这位学者的形象。需要补充的是，他生于1926年8月，祖籍四川广安，其父为川军抗日将领王克俊（1903—1975）*。家祐在四川大学读书时，得到著名教授蒙文通的教导；毕业后曾任成都民新中学、大同中学历史教员。他本人是民革成员。“宗吉”并不是他的字，而是师从青城山高道易心莹时得到的法号。道教全真龙门派传承字辈到了20代，后面是“至理宗诚信”等辈，易心莹号“理轮”,为22代，家祐即属23代的 “宗”字辈。家祐说话亦庄亦谐，由于我法号“理玄”，他常戏称我为“师叔”；并经常称其夫人为“妈”，称前来请教他的弟子为“哥们”。晚年他自号“青城天谷书隐”、“半真道人”，经常自己治印，将这些外号印在书卷上。
新中国成立后，家祐便投入文物考古工作；1951年6月就职于西南博物院，曾参加巴县、广元等地战国墓葬的考古发掘，并筹办西南地区文物展览；随后又主持了彭州竹瓦街窖藏文物的发掘工作。至1953年5月，他曾到北京大学进修，随后又在西南博物院冯汉骥院长的领导下，参加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考古队，到广汉三星堆一带进行田野考古调查，直至1956年底。1957年，他调到四川省博物馆任职，一直工作到1987年离休为止。
在西南博物院与省博物馆期间，家祐风华正茂，与当时成都文化人沙铭璞、孙梦渔过从甚密，号称“三剑客”。1957年掀起“反”风暴，他未免受到指责，加之其旧军官家庭关系，也有所连累，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家祐有道家修养，胸怀坦荡，不以为意，终在拨乱反正后得到改正。
现在三星堆已成四川的文化标志，家祐可称开创元勋。上世纪50年代，他曾住在1929年最早发现月亮湾玉石窖藏的农民燕家，与“燕道诚师爷”之子燕青保抵足而眠。在他的动员和感召下，燕青保终于将家藏的玉璋、玉钏、石璧等珍贵文物用土布包裹，提到省博物馆来交给国家。现在这些器物分别收藏在四川大学博物馆和三星堆博物馆里。
战国时期的巴蜀铜器上，经常刻着一些图像文字，家祐与同事李复华最早进行研究，并首次命名为“巴蜀图语”，现在这一名称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我对巴蜀文字产生浓厚的研究兴趣，也是受到家祐的鼓励。上世纪80年代与之结识时，他住在成都马镇街。记得初次造访前有人告诉我，由于访问他的人实在太多，不胜其烦，因此他夫人守在前厅，来客一概挡驾，说他不在；故敲门时须重击三下，让他明白来者是熟人。我照此办理，果然得到家祐亲自打开老式木门，然后对坐谈心。那时我刚写完《李冰综考》一文，故将其中论点一一阐述。他静静听了半个小时，没有插话。后来我俩才讲到巴蜀文字，天南海北说了一阵。当他得知我曾研习道教丹功，与他同门，特别高兴，忙从床底下拉出一个纸箱，翻出博物馆刘瑛女士刻绘油印的一份资料，名为《巴蜀铜器纹饰图录》，赠送给我。我由此为起点，开始探讨这种独特的文字系统。当时我感到不能再占用他更多时间，即起身告辞。他送出大门，悄悄对我说，下次敲门只须重击两下，同时大呼“王家祐”，便决不会吃闭门羹。
家祐酷爱读书，也喜欢购书，有时看中的好书还买若干本分赠来宾，我就受到过多次馈赠。他写字一笔不苟，相当工整，当读书有了心得，总爱垫上好多层复写纸，用工楷小字密密麻麻写一大篇，务求一页纸全部写满，不留空白，然后分送知己。积年以来，我收到他这种复写稿竟有厚厚一叠。他为人乐观开朗，热情好客，家里通常是室内书常满，座中客常满；对客议论时滔滔不绝，颇多机锋之语，而且不乏幽默。大约上世纪90年代，他迁居至博物馆院内，住在三楼，楼下贴个条子，自称“王老邪”，后来给我写信，信封上也落“王老邪”的款。他撰写的文章，思想奔放，如天马行空，意之所至，多有出彩之言，而语言又十分精炼，不掺水分。我常戏说他“内存占得极小，信息量却特大”。
进入21世纪以后博物馆搬迁，家祐安家于“西财骏苑”。他的学生、朋友协助搬家，光是书籍资料就装了几车。原来的旧居中客厅、卧室、书房，甚至洗手间里全有书架，堆不下的书就放在桌上，堆在地上，有时弄得连走路都不方便，于是儿孙们便帮助清理，开出一个通道。他的弟子告诉我，搬的新家，装书的纸箱堆满了客厅，众弟子帮忙整理了两三个月，还未完全到位。
家祐有不少自愿投师的弟子，许多人现在已是文化名人，如李远国、黄海德、郝勤、沙铭寿等；而受他指点迷津的学者则不胜枚举，犹如影子部队，我和王庆余即在其列，原因就在于他的博学。2005年我曾为家祐的《道教论稿》写序，梳理过他论道的学术成就大体有四个方面：一是道教史研究，包括断代和人物事迹；二是道教宫观和造像的调查研究；三是延伸到古民族史的探索；四是利用道教史料研究巴蜀古史，这一方面最有特色。古代巴蜀文献极少，存在很多空白，过去四川大学任乃强、蒙文通教授都提到过，要从道教文化中发掘材料，例如道教特殊文字，很可能就是巴蜀文字。这一新型方法的实践者，恐怕至今仅有他一人而已。下面就略举某些专题，进行叙述，以体现家祐的学术水平。
二、新见迭出的道教学者
研究巴蜀古文化史，最大困难是资料缺乏。实际上存在着一个广阔的天地，那就是《道藏》中的洋洋大观。家祐是道教学者，又擅长考古、史学，荜路蓝缕以启山林，开辟了一条新的蹊径。由于道教文化是“拿来主义”，不但吸取先秦诸子的精华，还大量接受巴蜀巫术文化与历史传说，成为研究蜀文化的丰富资料源。但《道藏》内容相当庞杂，许多人不肯一顾；因而重要的资源，还未得到充分的开发利用。此外，道教文物上也往往存在一些历史信息。家祐说过，汉晋时的方士还认得巴蜀文字，并纳入道教的图录秘文中，故道教铜镜和玺印上的奇字，可能就是巴蜀文字。
《道藏》中有《黄帝传》，综合了许多远古的传说，提到天降一鸟身人头的妇人，名为玄女，家祐称之为“鸟母”——她曾协助黄帝战胜蚩尤。 “黄帝始以雕、鹖、鹰、鹯、云隼之羽为旗帜”，故鸟氏部族已与黄帝族相融合。所举各鸟皆为猛禽，且多带钩状利喙，这与巴蜀器物图像颇为一致。后来“素女于广都来，教帝鼓瑟”；广都就是成都平原；玄女和素女都曾授黄帝以房中之术，是为鸟族与黄帝族联姻之证。书中重要的一段是：“人身、虎首、豹尾，蓬头戴胜，然白首善啸。石城、金台而穴居，坐于少广之山，有三青鸟常取食。此神人西王母也。”可见西王母族融合了多个部族，而成一大族盟。西王母所居昆仑山地理位置在青、新、藏交界之处。黄帝与西王母通好，可证其族有向西北迁移的活动。下文又述黄帝休于昆仑之丘、华胥国、天毒国、穷山女子国，又到“昆仑宫赤水北及南望，还归而遗其玄珠”；“后为蒙氏之女奇相氏窃其玄珠，沉海去为神。”奇相是蜀中的江神，具体主管青衣江和岷江。由此可见，黄帝的足迹已由西北而接近蜀地。
家祐指出，《荀子》及《说苑》所引子夏之言，皆有“禹学于西王国”的话。禹长于西羌，家于石纽，是蜀地的人，自司马迁以来皆无异词；可见昆仑山文化经黄帝的活动，已与古蜀勾通。大禹学习于鸟母的西王国，是古蜀接受这一文化的明证。西王国与中原、蜀地都有婚姻关系。以中原而论，伏羲娶女娲，疑即“女和月母之国”；黄帝娶西陵氏，或为西山昆仑之女；大禹之妻也有女娲之名，《遁甲开山图》还说大禹是女娲的十九代孙，古代婚姻也有世袭制。
道教秘文中有一种人鸟山形图，《无上秘要》称人鸟山为天地之极，元气所因，人鸟山近于其南的河曲昆仑山。因古代的地名，往往随民族迁徙而移动，故道教鸟母提供了一个古代民族从骊山至甘青，然后入蜀的信息。这与近年民族学家的研究结果相当契合。
家祐认为：以昆仑山为中心的西王国，后来分化为凤、虎、龙三族，经过几千年，演变为楚、巴、蜀三个王族。历史上三族之间就有互婚的习俗，所以在文化上有融合的特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今人动辄见虎即指为巴，见蛇又指为巴，以致不能自圆其说，都是对古文献中片言断语的过分信任，没有拓广其视野之故。巴蜀既是两国，而文化上又好像一国，许多史家对此大惑不解；近年又发现楚蜀文化也十分密切相关；据他此论，疑云当为之一散。
商周之际乃至更早，蜀人即与鸟有缘。《逸周书·王会解》列举武王灭殷后诸侯朝贺的贡品，西方的巴人为“比翼鸟”，蜀人为“文翰”，氐羌为“鸾鸟”。《山海经》中“比翼鸟”，出自《海外南经》的南山之东，而《海内南经》则记巴蛇于氐人国附近，夏启之臣孟涂司神于巴，在丹阳南之丹山。可见远古巴人活动于中南地区。“文翰”这种鸟倘即《西山经》嶓冢山的白翰赤鷩，则远古蜀人尚在秦岭一带。“鸾鸟”则分布甚广，但主要是西北地区和蜀地，这些地域都是鸟母文化影响所及。此论并非从书面到书面的文字考证，而有最新考古发现为证。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神树分四节，有十二枝，枝上各立一鸟，象征四季十二月，与天文历法有关。其中有个人首鸟身的立鸟，其面目与三星堆众多的铜人造型相似，而鸟嘴皆为钩曲的利喙，这就是藏族地区的鹰头杜鹃，形似苍鹰，众鸟皆畏避它，可说是鸟中之王。
西王母虎齿豹尾，家祐称之为“西貘神”。《穆天子传》言周穆王曾到西北地区的西膜之地，貘族与龙虎族通婚，于是有凤。西方之凤原本并无，其原型为雉鸡；《大荒西经》王母山的人吃“凤凰卵”，实际上是吃野鸡蛋。它以后演化为南方的朱雀。中原的麒麟，至汉代演化为白虎，皆为仁兽。
从中原的古代传说中，也可以找到昆仑山文化分为三系的痕迹。南方一系是伏羲、女娲(女和)；西北一系是黄帝、西陵(嫘祖)；西南一系是颛顼(鸟王) 、崇伯鲧禹。禹名文命，亦即汶岷。或以为鲧封崇伯，其地在嵩山，并不在西南之蜀，这是把上古地名看作固定不移而得出的结论。实际上古地名的迁移之大，与民族迁移一样，可以从西北、中原移至西南。家祐又举出道经中商周时期的五岳系统：中岳昆仑(冢山)、东岳广桑、南岳长离、西岳丽农、北岳广野，皆在西域，并非汉代以来大一统的五岳。冢山亦作崇山。这套五岳体系迁移到蜀地之后，中岳崇山成为蜀山，乃昆仑下都之岷山；东岳斗山，在今陕西成固；南岳青城，为今大面山八卦台，即《山海经》所谓成都载天山；西岳积石，在今甘青境内；北岳嶓冢，今仍有此山名。秦地系统的五岳，则以斗山为中岳，东岳武当，南岳青城，西岳昆仑，北岳陇山。五岳是道教颇为神秘的处所，《五岳真形图》为道教最高的秘文之一，但五岳并不是仅有一套。
根据道经线索，家祐还在姓氏方面作过考证。据道藏《消摇墟经》知，西王母即龟台金母，姓缑，其夫东王公则无姓，这是母系氏族制的特征。查缑氏地名今在河南开封、偃师之间，近辕关，古今无改；周灵王太子晋(王子乔)曾在此吹箫引凤。缑姓来源是否即在殷墟，尚难定论。汉族采用复姓“西王”，此后简化为王姓。《玄览人鸟山图》称仙人王方平治地在月氏国人鸟山，其地当是今青海湟中原小月氏国，人鸟山为昆仑区域内之一山，可证西王母部族亦有汉姓之王。移至蜀中，神仙又多姓李，疑蜀国王族的汉姓为李。《神仙通鉴》中李八百似与鱼凫王相应，李真多(女仙)则似与望帝(杜宇女王)相应；隐居青城之仙，还有李阿、李意期、李珏、李冰等。这些探索，尚缺实证，不过近年所出土的巴蜀图语铜印上，印文中常有汉字“王”存在，而且多分布于青衣江流域，以及岷江下游的犍为等处，似可为据。家祐的学术论点和新奇见解，类皆如此，多不胜举。
三、壮心不已的烈士暮年
2004年省文史馆编印“巴蜀文化走进千家万户”丛书，希望家祐写一本四川道教史话，那时他白内障十分严重，视力几乎下降到0.1，只有拿着放大镜看书写文，因此决定与我合作，基本上由我执笔，他拿出几大包资料图件给我作参考，写好一章他修改一章；后来此书写成，名为《道教之源》。巴蜀书社编辑李嘉告诉我，此书出版发行后最为畅销。他与我合作撰稿，这已经是最后一次了。
2008年仲夏，他应约为《天社山传奇》一书作序，戏称该书作者“庋耻斋小友我称他‘小邪’，和我‘老邪’实属忘年。近期得闻又有新作，就我现在的身体状态恐怕时日无多，故催促他尽快送来一观”。这已是他平生最后一次为人写序的行动。
家祐一生尽瘁于治学，虽然很熟悉道教各派丹功，甚至密宗种种秘法也有心传，但皆不愿投入实践，常置自身于不顾；平时略好烟酒，亦不欲戒除。他晚年白内障动了手术，视力恢复得很好，医生告诫他两个月内不能看书看报，也不能抽烟喝酒。他忍耐了近一个月，自觉状态良好，就开始大量看书写字，大开其烟酒之戒；没有多久，情况恶化，终于继续住院。那时他又有糖尿病、肠疾和其他并发症，状态渐差。我曾劝告他行气练功，以恢复元气；他却笑着说：师叔放心！咱家有本钱，可以活到八十八。我深信他有前知之明，大概度过2014年不成问题。谁知2008年一过，情况越来越糟，春节都在中医药大学的医院里度过。2009年4月9日12时20分，家祐平静地羽化登仙。李远国告诉我这个不幸消息时，我还不肯相信；因为离预约的时间还有5年，以致在他最后住院期间，我却放心大胆，没有到医院去看过他。
家祐安葬在大邑鹤鸣山道源之地。他的公子王休明约我撰写墓志和联语，刻在碑上。这里即以此铭作为本文结语，以存永久的纪念：
岷峨锺灵，毓此佳士。辨史探玄，龙门有嗣。神安美陵，不渝斯志。
*王克俊将军号杰夫，四川军官训练团、中央军校高教班第3期毕业。曾任第26师76旅152团团长。抗战期间曾任第29军26师78旅旅长，1939年参加南昌会战；1940年11月任第49军26师少将师长，1943年12月任第49军副军长，1946年任国防部少将部副，1947年任沈阳警备司令部副司令，1948年任第21军中将军长， 1949年12月21日率部在四川大邑起义。后任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全国政协特邀委员。1975年6月在成都病逝。
那些熙熙攘攘的小城，每一个都寄放着一竿悲切切的红尘风月。烟尘过尽，邻家阿翁正斜靠在竹椅上晒太阳，身边的梧桐树上有叶子悄然飘落，滑进他半敞的农袖里。阿翁草鞋底下踩着的是缓缓淌过的蜀地流水，浅浅地映着飞上枝头与春风笑闹着的杜鹃。
哗啦啦，哗啦啦，哗啦啦。
抚摸过我幼时的梦境。
身边的许多人都告诉我，他们独爱着那一勺西子，爱清丽的画船楼阁，他们独爱着十里荷花，爱湖心荡舟拨弦的女子，爱吴依软语，爱桃之秃夭。在江南咿咿呀呀的船橹声中，韦庄恋上了垆边的沽酒女郎，柳七则为细筝歌扇浅酌低唱。
江南的水，真是一个不老不朽的神话。
只可悄，我更喜欢被雕刻上时光印记的东西，比如说母亲收在木头匣子里的那些个边角泛黄的老照片，比如说曲调简单又好记的童谣，再比如说巴蜀的春水，沏过茉莉，酿过杜康的巴蜀的春水。
哗啦啦，哗啦啦，哗啦啦
恰似一场故人来。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
依稀听说李白是西域人，近来又有传言说韩国才是太白的故里。不沦如何，蜀地的流水，都曾濯洗过这个誓要用脚丈量茫茫万里河山的少年。
时光逆流至大唐盛世，幼年的李白随父母从冷硬的边疆迂至温和的芙蓉小镇。小小孩童，有着倔强的眉眼和坚毅的轮廓，喜爱天空中高高悬挂的白玉之盘，亦喜爱游侠锦带吴钩载酒行路的生活。小城江油，用自己宽容的石桥和溪水接纳了这个锋芒毕露的少年，接纳他的“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接纳他一厢情愿的理想主义，接纳他“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不驯与狂傲，允许他去恋慕那些缥缈的美丽，那些虚幻的虹光。
曾亲上过巴蜀的栈道。百丈绝壁，能倚仗的只有生满节斑的竹制扶竿。脚下奔奔腾腾的峡江水舔舐着河岸的怪石，硬是把它们打磨出尖尖的棱角，看了使人心惊。耳边不断地有山下船夫拉号子的嘶吼声：
二四八月天气长，情妹下河洗衣裳；
清水洗来米汤浆，情哥穿起好赶场。
哟――嗬――嗬……哟――嗬――嗬――
一声号子我一身汗，一声号子我一身胆!
哟――嗬――嗬……哟――嗬―――嗬…
声音粗犷而哀凉。
扎着羊角辫的小童在栈道上嬉笑着，追闹着，又一个个被大人们吆喝着捉回来排排站好。闪光灯一阵一阵留下了永远迷糊的笑容和纤夫散去的背影。
只是留不下渐行渐远的号子，哪怕只有一句。略带着表演意味的纤夫号子在不需要纤夫的年代无法吸引挑剔的钟子期，最终还是淡淡的，散落在青山萋萋芳草里，待人去寻。
彼时，号子，蝉呜和蛙声交织在一起。
原是个仲夏。
千年前的仲夏，李太白离京，离开那酒肆林立，纸醉金迷的天子圣城。
他分明记得，分明记得玄宗命他供奉翰林院时挂着的亲慢的微笑，也记得高力士为他脱靴，向他投来嫉恨的眼神，记得那女子，记得她眉如细棚，眸光点点，就这么盈盈地从画里面走出来，记得那场盛大的霓裳羽衣舞，旋风一搬，弥散了他曾经的记忆。
太白失了钟子期，却找来蜀酒做伴。用苍老的蜀水酿制的剑南烧春此时是他最真的知己，染他一袖的酒气，借他一身的胆气，递给他一双谢公木屐，将他推上一条漫漫蜀道，
噫吁嗽，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丝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地崩山摧壮十死，然后天梯石栈方钩连。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刚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
一支号子，一种高昂的灵魂。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不会消逝的东西，可灵魂却是脱离开世界之外的神造物。失却灵魂，凭你如何长久也不过是具空壳。
守住灵魂，纵使碣石从不曾铭刻下瓣的只言片语，佃你永远住在我心里。
“蜀道难”的时代终究是过去了的，如今的栈道早已被拓宽改造，方便不堪劳莆的游人来来往往。轻易地聆水听山。
纤夫们浸在落日里，安静地等待着最后一船访客。
川水在他们面前缓缓流过。
真正的好花茶是用井水沏泡的，马虎不得。
井水用不着烧开，只求带着些许的热度，温和得像是闲散惯了的川民。
听老人家蜕，蜀地眉山县城内还难得有着那么一口能够泡茶的占井，井的主人姓苏，大伙都唤他“坡”。
老人想一会儿，又说，井水比不得江水，安静得很。
苏同内的这口古井，照着东坡的圆月，又映着苏辙的宝塔。这两个灵动无比的孩子，梳着溜光的垂髻，并肩在树下小憩，脸上挂着的是干净而，甜美的微笑。天际有细细的绵柔小雨倾身而下，去吻子瞻的眉，吻子由的睫，远远站在一边的苏洵，望着水晶一样溢彩流光的儿子；心底升腾出一种如这小雨般的朦胧。
井水虽是空灵，却由地而生，弈脱不了地上的凡尘之气。。
顿时汗涔涔。
多年后，苏轼不再是一口满藏着蜀水的古井，不再是蜀水从天宫中窃来挂在疏桐上的缺月。他成了语文课本上那两个硬邦邦的汉字，成了“字子瞻，号东坡居士，著名词人、政治家”，成了一个陌生的泥塑偶像，成了一种具有名牌效应的造钱工具。
扭曲的灵魂，还不如被碾做齑粉，总还得个清清白白!
子瞻，子瞻!
你说话啊，你说话啊!
世人自私地把你放在高高的圣坛之上，他们膜拜你的华美辞藻，崇敬你的桃花源般大同的哲学，他们为你镶上精雕的宝石，把你捕绘成一个不食人问娴火的仙人，要你住在飘动的云宫里，以为你会在那快乐地吟诗作画，以为你不需要凡尘的问候。
我欲乘肛L归去，叉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我和你一同逃离今日的苏园，逃离一片令人不安的喧嚣。
我有一面三星堆的青铜面具。
夸张的表情，深刻的纹路，凸出的眼球，没有眼珠。
是不是蜀地不眠不休的夜雨将它瞳仁的颜料冲洗掉了，不想让它看见商纣惰炀后梁朱温和完颜亮?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那些雨水就这样落进了古蜀国的溪流里，沾染着千年的沉浮兴衰，不像江南风流过整部中国历史的涓流，蜀水早已过了豆蔻桃李，它看得太多。它已经衰老了。
城下巴江水，春来似麴尘。软沙如渭曲，斜岸忆天津。影蘸新黄柳，香浮小白荫。临流搔首坐，惆帐为何人?
罢了罢了，权当是我做的浮生一梦，于漫漫蜀道，听潺潺蜀水。且拼一笑，醒来杯酒，醉后杯荼。
哗啦啦，哗啦啦，哗啦啦。
【关键词】巴蜀地区 审美文化 特征 发展
巴蜀地处长江上游，主要为四川盆地极其附近地区，即今四川、重庆一带、陕南、黔北、昭通、鄂西等地，民族主要包括有汉、藏、彝、苗、回等。而巴蜀文化以其极其得天独厚的地理特点，兼容了东西南北文化，并且具有丰富的物产资源。经过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元明清各个朝代的发展，构成了中华文明极其富有地域特色的一个重要区域。使其地理具有神奇、多样、向心、交汇等特征，是名副其实的聚宝盆。
一、巴蜀文化的定义
近年来考古新发现证明：巴蜀地区乃是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的重要发祥地。著名考古学家和巴蜀文化专家林向教授认为巴蜀文化具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狭义的巴蜀文化”：以大约春秋战国秦汉时期，由主要分布在四川盆地极其邻近地区的古代巴、蜀为主的族群的西南地区的先民们留下的文化遗产，在中华文化中影响至深，前后延续上千年。
“广义的巴蜀文化”：从古至今包括四川省和重庆市两者及邻近地区在内的整个地区将各少数民族文化包括在内的以历史悠久的巴文化和蜀文化为主题的文化的总汇。
二、巴蜀文化的特征
对于巴蜀文化的特征，在学术上有三种认为：第一种认为，是四川社科院刘茂才和谭继和先生认为巴蜀文化具有开放性、整体性、开创性与完美性结合；第二种认为是谭继和先生个人认为巴蜀文化是神奇的自然世界、神秘的文化世界、神妙的心灵世界；第三种是四川大学的罗志田教授认为巴蜀文化具有包容性，在当时时期表现为文风很盛，具体体现在易学、周易之学、道学之发达。袁庭栋教授也认为巴蜀文化是移民文化，它兼容包容了其他文化所没有的特征。
秦汉时期可以作为巴蜀文化的转型时期，巴蜀文化是由巴文化和蜀文化经过秦汉时期融合在一起，秦并巴蜀，移民入川加快了巴蜀地区与中原地区的交流，巴文化和蜀文化共同汇入了中华文化之中，巴蜀文化具有它的特殊性，同时也具有与中华文化的一致性和共通性。在巴蜀地区出土的东汉时期的说唱俑，说唱俑形态憨态可掬、圆润可爱，一张脸上笑呵呵；商代晚期的太阳神鸟金饰以及广汉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面具和青铜神树都反映出巴蜀文化之地的繁荣昌盛，经济上更是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而不同时期的文物各种表现可以体现不同时期的文化特征与时代背景，巴蜀之地的文化更能说明巴蜀是文化的聚集地，更相互印证了巴蜀的审美意识产生以及对其后来是巴蜀文化审美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三、巴蜀审美文化在历史上的发展
巴蜀地区经过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的发展，是风光秀丽的天府地区。并具有生态文化之美与历史文化之美。人杰地灵，是文化巨人的故乡也是英杰伟人的故乡。
“自古文人多入蜀”，唐代诗仙李白，诗圣杜甫等大批文人义士都曾云集在此。李白曾在《蜀道难》中写道：“噫吁铮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来形容蜀道是多么的高军雄伟，难于攀登。而诗圣杜甫也曾在《成都府》中表达了他初到成都时喜忧交集的感情。
1、人
巴蜀地区人杰地灵，融合了各个民族文化与民族风俗。不同地区的人在这里生根发芽，融会贯通，使更多不同的民族文化，不同的民族风俗以及不同的民族与巴蜀本身的文化民族风俗交融碰撞。清朝有一次大规模人口迁徙到四川的运动――湖广填四川。而这次人口迁徙活动，使越来越多的人涌入四川盆地这个聚宝盆，使巴蜀文化体现出移民文化为载体所表现出的兼容性而表现出的多样性和交汇性特征。巴蜀文化应当属于移民文化。
2、教
据史籍记载，巴蜀是道教的发源地，道教的创始之地就在巴蜀。道教由巴蜀之地产生经由其发展。古代巴蜀也经由道教的发展被蒙上了独特的宗教文化色彩。而后来在巴蜀发展起来并影响深远的佛教，是经过传播进入西南最富庶的地区巴蜀。佛教在巴蜀的传播较为广泛，在南北朝时期，佛教由南北交错传来遍及巴蜀及各个地区。给巴蜀的历史文明带来了源远的影响。
3、俗
川剧是巴蜀地区很重要的象征，川剧是巴蜀地区具有非常高的文化价值、历史价值情感价值、经济价值的文化瑰宝。变脸更是川剧的独特技艺。变脸是以巴蜀地区独特的民俗为基础，通过对人物的深度剖析而进行的艺术创作。而如今，川剧正处于消逝的危险之中，我们希望能够重视以及保护这项重要的文化遗产，让它在以后的日子里得到继承和发展。
笔者认为巴蜀文化的特征是由于它独特的生存环境、文化载体、精神个性以及独特地理文化造成的特征。使它具有兼容性，对于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想法个性的兼容性。它的开放性，由于巴蜀地区的特殊地理位置，对巴蜀文明的产生、发展、演变所带来的深刻影响，它包于山中，却又开放于世。巴蜀地区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对整个中华地区的文化、历史以及发展变迁都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总而言之，从古至今各个时代潮流以及历史的不可抗拒的影响，使巴蜀审美文化具有了现在的特征。
参考文献：
[1]林向.“巴蜀文化”辩证[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
[2]谭继和.巴蜀历史文脉传承的特色文化圈[J] .四川党的建设（城市版），2008.
翠云廊俗称“皇柏大道”，是我国最大的古柏林区。翠云廊以剑阁为中心，西至梓潼，北到昭化，南下阆中，绵延三百里，如一条翡翠玉带，镶嵌在古蜀道上，堪与“古罗马大道”媲美。
这条绿色长廊，由近万株古柏组成。其中的“剑阁柏”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皮是松而叶是柏，松柏融为一体。据记载全世界仅存这一棵，其尊贵不言而喻。除此之外，还有“夫妻柏”、“阿斗柏”、“鸳鸯柏”、“帅大柏”等各种巨大柏树，让人望而兴叹。
三国时期，张飞做巴西（今阆中）太守时，因传达政务军情频繁，令士卒植树表道，故又称张飞柏。传说张飞下令栽树时，为让此柏能经得起考验，要求种树者用开水浇灌，以期适者生存。后历代均有增栽，在当地传为风尚。每届县令、州官下任时，皆要向接任的清点数字。
由于古柏遮荫，炎夏时节每每途经此地，会感觉凉爽怡然。在全国都为酷暑叫苦不迭的时候，翠云廊却以它“三百里程十万树”的气势，展示着它独具魅力的凉爽。翠云廊年平均温度只有13.6摄氏度，实乃“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TIPS
门票：50元/人。开放时间：夏季07：30-18：30 冬季08：00-18：00
交通：
自驾：成都—G93—G5—剑阁县—G108到翠云廊景区；或成青快速—青白江—成绵高速—绵阳—梓潼—七曲山— G10到翠云廊景区。
“蜀道第一雄关”剑门关
剑门关是横亘于剑阁、昭化之间的大剑山的唯一关口，曾是入蜀之咽喉。居于大剑山中断处，两旁断崖峭壁，直入云霄，峰峦倚天似剑；绝崖断离，两壁相对，其状似门，故称“剑门”。
春秋战国时期，重庆、成都一带是巴、蜀两国的属地。受大巴山、秦岭的阻隔，处于与中原隔绝的状态。据说战国末年，觊觎蜀国已久的秦国散布了一条虚假信息：秦国打算送给蜀王一头会拉金子的石牛和一些美人，请蜀王派人来接。蜀王闻此消息，派了五个大力士，就是史书上说的“五丁力士”，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修通了一条从四川通往陕西的道路，迎取会拉金子的石牛，故而这条道路被称作“金牛道”。
古代的剑门关修建于栈道之上，关门上建有三层箭楼，关门一闭，千军万马插翅难过，守关者都是心腹爱将。李白在《蜀道难》中写道：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守或亲匪，化为狼与豺。朝避猛虎，夕避长蛇，磨牙吮血，杀人如麻。
三国时候，蜀汉十分重视剑阁天险。诸葛亮派人开凿剑山，修建栈道三十里。沿山崖凿方孔架横木建栈道，遇隘口建亭阁，在山口建关城，派兵驻守。今天，在剑门关一侧的陡壁悬崖上，依然插着雌雄两把宝剑，据说就是当年修建剑门关城楼时，诸葛亮派人插上的“镇关宝剑”。
TIPS
门票：
100元/人，有些旅游网站订购可以打折。开
放时间：09:00-17:00
交通：
乘车：在成都昭觉寺汽车站可乘坐到广元的高速班车（运行时间为07：40～19：20），40分钟一班；在广元汽车站有直接到剑门关景区的班车，票价10元。
自驾：从成都出发，沿成绵高速、绵广高速到剑门关出高速公路。
注：带上身份证，在农行网点办农行旅游卡，办卡时收年费10元、卡费5元、旅游费100，从交费起一年内，广元地区内所有景点第一道门票免费（景区大门免费，不包括景区内的其他收费景点或项目）。
大朝驿站，剑昭古道上唯一的驿站
大朝驿站又称达摩戍（民间称大木树），在云台山下，地处剑门关与昭化古城之间，是剑昭古驿道上唯一的一个驿站。据考证，早在三国时期，就建有此驿站，距今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驿站一里多长的老街“九宫八庙”俱全，饭铺酒馆相连，十分繁盛，朝廷官员、墨客骚人、马帮商贩都在这里留下了足迹。“唐明皇夜宿白卫岭”、“陆游细雨骑驴入剑门”的故事妇孺皆知。
TIPS
交通：
乘车：在广元汽车站有到剑阁的班车，到剑阁后再搭车前往大朝驿。
昭化古城国内保存最好的三国古城
昭化古城也就是古时的葭萌关，是迄今为止国内保存最为完好的一座三国古城。
古城以西是三国时期的重要军事要塞白水关，刘璋曾在此布以重兵以防刘备，后被诸葛亮用计杀了守将杨怀、高沛而打通了进入西川的通路，这是刘备入蜀夺取的西川第一关，所以后来有人说蜀汉政权兴于葭萌，亡于剑阁。刘备取得西川政权建立蜀国后，出兵伐魏均在此地分兵，因此这里也成了蜀汉政权的粮草中转站。蜀汉政权危亡时，姜维廖化曾在昭化白水关合兵，作剑阁天险以外的人工防线。
出昭化古城西门，沿古蜀道爬山而行，约7公里，便到了牛头山。牛头山形似一个巨大的牛头，故而得名。天雄关在其间，所以又称“牛首雄关”。
牛头山古庙遗址前，有一椭圆形、直径约3米、深2米的古井，名曰“姜维井”。据说当年姜维兵困牛头山时，将士无水饮用，于是挖井取水，几番周折后把井几乎挖成了一个长方形，搬掉一块大石头后，涓涓泉水汩汩流淌出来，很快积了半池水。从此后，牛头山这口井就一直保持着半池水，从未满过，也从未干涸过。后来人们就把这口井称作“姜维井”。昭化古城不仅历史文物丰富，古城景区风景也是奇特而秀丽。白龙江、嘉陵江在古城交汇成一个天然山水太极图，古城便位于山水太极阳眼之处，形成“天下第一山水太极”的自然奇观。
TIPS
门票：
旺季（每年3月1日至11月14日止）58元/张，淡季（每年11月15日至次年2月28日止，春节除外）40元/张。（古城内景点众多，需多处验票，一定妥善保管门票）
交通：
乘车：广元市内汽车站可乘去昭化的车，5元—10元/人。
自驾：走高速公路，在昭化镇下高速，沿宽广的水泥路前行6公里即到；如果走老川陕路，在宝轮镇改道约10公里就可到达昭化古城。
天曌山,风景如画的宗教山城
天曌山位于距广元城约15公里的利州区境内，山顶部有一平台，常在云雾之中。
远古时代，天曌山即为古“邛”族生息繁衍之地；巴蜀开明时期，鳖灵在此“登高祭天”；汉代，道家在此相山凿洞，筑坛祭神；宋朝，儒、佛、道“三教合流”，形成“政教合一”的畸形政治，道观、佛寺、官房多达108处，规模曾达到三里一庙五里一寺，蜿蜒三十余里而上天台，形成了庞大的宗教山城。当时的繁荣之况甚至胜过当时的峨眉山，所以民间有“先天曌而后峨眉”的说法。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将天曌山打造得重峦叠翠、风景如画。在苍松、古柏为骨干的林海掩映下，山中不仅有自然景点和古今人文景点一百多处，而且有佛家寺庙、道家观宇，更有夏无酷暑、冬无严寒的山地气候相陪衬。
天曌山的日月湖似一块温润的碧玉，把天曌山分为前山和后山；前山礼佛，后山朝道，佛教、道教分据一山，分邻错致，又交相辉映、和谐共生。悬崖峭壁中还有一“读书台”，像是挂在峭壁边的一面大鼓，重达数百吨，距崖沿近2米，需纵身方可跃上台面。读书台周围有高大的树木遮掩，坐在石面上下棋、读书，远眺翠峰起伏，近闻鸟语啁啾，下瞰镜湖潋滟，清风徐来，心旷神怡，确实是一个难得的读书胜地。 据说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少年时常在此读书学习。
TIPS
门票：
50元/人；每年三个会期（农历二月十九日、六月十九日、九月十九日）来寺庙朝拜的所有信众免收门票，举行宗教活动时间来寺庙信众免收门票。开放时间：07：30—17：00
交通：
从广元市区向利州西路方向—过渊援大桥—下西坝—回龙河—上天曌山旅游公路—到达景区。
皇泽寺，一代女皇武则天的祀庙
皇泽寺位于广元市城西嘉陵江边乌龙山脚下，与广元城隔江相望，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的祀庙。
寺内保存有包括武则天坐像在内的不少石刻和大量的名人手迹，如唐代颜真卿手书的经文题刻、郭沫若撰写的对联、宋庆龄的亲笔题词等。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石刻《蚕桑十二事图》，它以十二幅画面连续表现了清代民间栽桑、养蚕、缫丝的生活情景，在雕刻艺术上有独特的风格，实在是不可多得的精品。
广元市政府把每年9月1日定为“女儿节”。这天，人们成群结队到皇泽寺、则天坝和嘉陵江畔游玩，参加盛大的纪念活动。广元的女儿们希望自己和武则天一样貌美并大有作为，女儿节当天自然要穿戴一新，相互邀约沿河湾畅游，以讨吉祥，嘉陵江上也要龙舟竞渡。
TIPS
门票：
50元/人开放时间：07：30—18：30
交通：
在广元市区打车约需十分钟，车费不会超过10元。
千佛崖，四川最大的石窟群
千佛崖位于广元市城北5公里的嘉陵江东岸，与皇泽寺隔江相望，是四川境内规模最大的石窟群。
千佛崖摩崖造像历经了近1500年，在高45米，南北长200多米的峭壁上，布满了造像龛窟，重重叠叠13层，密如蜂房。
大云洞居于千佛崖中心位置，规模最大，窟正中一大佛立像为弥勒佛。据说该尊弥勒佛是武则天的化身像。唐天授元年（690年），武则天正式登基时，白马寺法明和尚薛怀义等12人为迎合武则天当皇帝的需要，撰写《大云经》呈武则天。《大云经》中称武则天是弥勒佛降生，应代替李唐做皇帝。武则天看后大喜，亲笔作序，颁布于天下，各州营造大云寺，以珍藏《大云经》。武则天老家的当地百姓，就在千佛崖造大云洞，并且刻了这尊弥勒佛立像和后壁龛中二圣——高宗李治、武则天。
TIPS
门票：
10元/人开放时间：08：00—18：00
交通：
在广元市区打车非常方便；也可乘坐7路公交车到达千佛崖。
明月峡古栈道古蜀道最险恶的一段
朝天明月峡位于广元以北朝天镇南的嘉陵江上。朝天，即朝拜天子之意，唐玄宗避安史之乱，南迁成都途经此地，并在此接见当地官员朝拜。至于明月，则因为明清时期的文人崇尚自然，喜好风雅斯文，因而从李白之诗句——“清风清，明月明”中取明月二字，自那时起便叫朝天明月峡。
明月峡之所以广为人知，是因为谷中的古栈道是古蜀道最为险恶之处。早在先秦时期栈道就已开通，秦汉时得到修葺和发展。三国时期，诸葛亮北伐曹魏时，多次整修这一带的栈道，作为运送粮草的通道。可惜诸葛亮北伐死于五丈原后，魏延作乱，带兵先行撤退，烧毁了谷中栈道。电视剧《三国演义》中火烧栈道，正是在此地取景。
TIPS
门票：
10元/人（含乘船观峡谷及栈道船费），游览约需1小时左右。
交通：
乘车：可在广元北门汽车站乘坐到朝天的车。
考篆印之滥觞，迄今为止，发现的可考实物最早可确定为东周。学界认为“我国篆印源于春秋而盛于战国”，但从篆刻艺术成熟程度而论，此前当有相当漫长的发展过程。商周时期普遍应用甲骨文，即以刀为笔，刻文字于龟甲兽骨之上，广义而言可归入篆刻艺术之内。而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铜玺，则完全可视为开中国印章艺术之先河，由此, 印章艺术似乎可考于更早。
四川,重庆自古以来就是长江上游经济、文化、军事、交通的枢纽所在，虽距沿海外阜较远，但水路陆路通达四方。宋明之后，四川,重庆经济、文化发展迅速，至明清之际已颇具都市风貌，成为巴蜀第二大城市，长江上游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古城。本文基于明代以后内地经济、文化兴起，篆刻艺术渐起的历史研究，特别是抗战时期，伴随大后方文化思想的空前活跃，篆刻艺术在战时陪都长足发展，作全面梳理，阐述。
一、篆刻艺术渊源流长, 巴蜀篆刻家活跃印坛
篆刻艺术是书法门类中独立形成的艺术分支，篆艺发展派系升成。在篆刻艺术发展之中，明后的文彭、何敬辈呕心沥血，旁参博涉，匠心独运，一变秦汉之后千余年治印格调之一蹶不振，弃隋唐以来九叠篆体之僵硬板滞，宋元以降之朱文小篆之衰落无力，直接效法秦印之纤巧、汉印之平直，在篆刻艺术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自明中叶至清，丹青墨客多崇尚书法、绘画、篆刻三位一体，其诸印家相互切磋，争奇斗艳，不同风格，不同师承，不同流派应运而生。
到清同治年后，政治、经济在川渝发展甚快。在外力推动之下，川渝之人如梦初醒。其时，士心振奋，文教蔚兴，篆刻艺术迅速崛起，涌现出了陈定波、姚元、刘家漠、曾应台、吴伯龙、盛樾、杨宝田、邱东霖、刘孜山、邹济、盛光伟等一大批川渝实力派的篆刻家。其间，篆刻艺术在巴蜀之地得以弘扬。这是中原腹地的经济政治带动下的艺术发展，也是篆刻艺术在川渝发展的第一次高潮。在川渝艺术发展之下，篆刻艺术迅猛崛起，其中刘家漠、邱东霖、盛光伟是川渝篆刻界的突出人物，其篆刻艺术成就在全国令世人瞩目。川渝在外来经济、文化艺术影响之下，已逐渐开始重视自我价值，不少书篆艺人在重视秦汉玺印的基础上，开始虚心向皖、浙流派学习，突破僵化封闭、自满的偏私与狭隘，开启新思想，学习新知识，接受新技法。民国时期，涌现了乔大壮、花效时、张叔玉、杨鹏升、张大千、肖友于、徐寿、沈中、公孙长子、曾默躬、沈悫、周菊吾、张洼父、罗祥止、施孝长、刘孟伉、冯建吴、黄笑芸、余中英、曾右石、李中荃、游丕承等一大批川渝各具个性风格的篆刻艺术家。这么一大批篆刻艺术家充实了大西南书法艺术的园地，也为这些地域的篆刻艺术发展起了绝对性的作用。
在中国现代篆刻史上，邓散木的名字不得不提，他早年学于李啸之先生，壮年以后又归于赵古泥、萧蜕庵两位先生门下，早在三十年代便以篆刻而扬名海上，在艺坛上有“北齐（白石）南邓”之称，其书法雄浑拙朴，在书坛上有“江南祭酒”的美誉。其间蜀地之人乔大壮在蜀中夙有声望，乔氏一门书香衍绪，祖父清同治年间任江南道监察御史，烈士谭嗣同所留题壁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夷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流肝胆两昆仑。”的著名诗篇也由他抄录而得以流传。在民国初期，乔大壮任教育部编审，与时任检事的鲁迅先生共事，深受器重。鲁迅精于碑帖研究，当时北平书家云集，而他却与比自己小十一岁的乔大壮写自集。与大壮书艺交往颇多，读《鲁迅日记》至少五处之多，是见其交谊笃厚。大壮先生在古典文学，诗词，书法篆刻方面均有精深的造诣。乔大壮精于篆刻，上摹秦汉，下承清代黄士陵一路，风骨古俏。其书法、诗文、印章是称“三绝”。其先后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词学教授，在文化艺术界享有极高的声誉，在艺术界声誉尤高。
二、特殊时代，造就巴蜀篆刻长足发展
巴蜀之地文化发扬已久，迅猛的全国文化思潮，照样影响着这片土地。谢无量生在巴蜀却活跃在全国，著述讲学办刊，为时事奔走出力。“九一八”事变后在上海办《国难月刊》，主张改组政府，坚决抗日。“一二八”事变后，将《国难月刊》改为《国难晚刊》，经常著文痛斥、的不抵抗政策。1937年抗战爆发，先到汉口，后转香港，1940年返重庆，成都。他把新思想新书艺传播于巴蜀之地，这期间接触了重庆成都一带的地方书法篆刻名家，并把一些政治、文学、书法的新理念影响着巴蜀书篆艺坛，直接引响着巴蜀两地书篆界抗战热情。
巴蜀书篆艺术界，众多两地书艺篆界名士，受全国书篆流派影响，借于南北篆意名家风范，进取犹然，使两地书艺名家辈出。芦沟桥事变后，抗战全面展开，定陪都于巴渝，其时人文会萃盛极，遂有“巴社”之雅集。初时仅二、三印友相聚，会饮谈心，友人与口俱臻。当时中国著名书法篆刻家乔大壮、曾绍杰等之建议，命曰“巴社”，凡雅而能文者皆可来之。该社团虽有些松散，却每周一次的“中国艺文馆”聚会，川渝篆家才得以与章士钊、沈尹默、潘伯鹰、谢无量等中国当时聚首陪都的书篆名家名流频繁切磋。渝中黄笑芸就是此时迅速跻身全国一流篆刻、书法家行列的书篆名家。“巴社”是继承传统的楷模，他们始能借周秦以来的金石碑版充实自我的笔情墨意，用明清以来的印拓篆刻填补作为创作的源泉，食古而化，学用灵活，始终保持创作的清醒头脑，利传统为我所用，避传统的束缚而享用。遗貌精神即作品不必像古人，亦不必不像古人，他们所追印中再现秦汉之意，作品创秦汉印章之辉煌。因而，作品格外清醇古雅。治学严谨，不为“摹、作、削”三字所害，看读每一方印章都质朴天然，书意酣畅，其书法篆印都是他心声的传意，即是继承古训的佳作，令人叹为观止，赞意不绝。巴蜀书艺几位晚清以来诸名家及全国流派之影响，发展迅猛，战绩斐然。许多巴蜀书篆艺人己跻身全国名家行列，在渝州除黄笑芸先生外。还有冯建吴、吴震光、许伯建、徐无间、李中荃、曾右石等活跃在抗战胜利后书篆界的地方名家。
抗日战争爆发后，四川至西南云集了一大批从全国各地汇聚的篆刻名士及书篆印人，如齐白石、潘天寿、傅抱石、唐醉石、曾绍杰、高月秋、徐文镜、谢梅奴、蒋维菘、王王孙、马一浮、高甜心、杨仲子、吕凤子、马衡、商承祚、董作宾、魏大坚等。他们与当地印人，围绕“抗击日寇、拯救中国”这个中心，兴学校，带徒弟，办展览，写文章，出印集，搞义卖，组织印社，交流印艺，在四川西南地区影响极大。《新华日报》（1938年8月2日）刊载：金石家王王孙从蓉来渝, 在观音岩卫戍总部大礼堂将“正气歌”刻石, 楹联条幅进行公开展览义卖, 其收入捐赠保肓院以资支持抗战。《国民公报》（1945年2月25日）刊载金石家江南扬仲子以服务教育三十周年纪念, 进行义卖、义捐，支援前线抗战。《中央日报》（1939年10月20日）刊载，张一合篆刻展在渝展出, 支持抗战。 1942年9月10日，傅抱石携金石篆刻和字画也展览支援抗战。1942年2月22日，金石家高甜心为敬仰美国总统罗斯福打日本, 特刻大印两方, 由蓉寄渝径美术会交外交部送呈。这给西南四川印人的发展壮大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当时四川印人乔大壮、肖友于、杨鹏升已经在全国篆刻界影响颇大。尤其乔大壮，他的印风，在全国引起震撼，时有“南乔北齐（白石）”之说。正因为全国篆刻名家云涌西南四川，同时带领西南四川巴蜀印人为抗日拯救民族作出了先锋性的工作。
抗战时期，巴渝聚全国之文艺精英于此，他们都用自己的才艺，相互交流，为坚持抗战作自己的工作，配合抗战宣传。当抗日战争进入第二时期后，全国后方文艺界都动员起来。在于右任、陈立夫、沈子善、沈尹默等倡导下，1943年4月2日在重庆国立中央图书馆，召开了中国书学研究会的成立大会。与会的社会名流学者书法家有一百五十多位之多，如：陈果夫、陈布雷、张道潘、张宗祥、潘伯鹰、赵熙、梁秋实、杨仲子、胡小石、商承祚、章士钊、谢无量等等。会上，决定将中国书学研究会会址设在重庆北碚，还将每年三月三日定为“书法节”。1943年6月，中国书学研究会创办了《书学》杂志，沈子善为主办。他聘了当时聚于重庆的书篆名家六十多位，这在当时抗战时期重要的学术期刊，起到了抗战宣传，唤起民众的重任作用，期间还出来许多书学论集作品，对抗战起到了积极作用。
抗战时期的重庆为国民政府陪都，政府及部分行政机关和文化人开始转移大后方，占全国十分之一的大专院校及文化名人也大量涌入，把重庆这个地区性中心城市推向了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章士钊、马一浮、扬仲子、丰子恺、商承祚、沈尹默、马衡、梁漱溟等外地学者书家入蜀，为繁荣巴蜀书法创作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篆刻界，继西泠印社后，“巴社”在陪都重庆成立，为成渝两地篆刻艺术的发展提供了热土和平台，更为重庆篆刻艺术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随着抗战的胜利，文艺界得以复兴。当年聚于重庆的各界名家纷纷回到自己的故土，给重庆书学篆刻界留下了“巴社”团体的空架子。重庆本土书学篆刻家们纷纷行动起来，组织创建国学之类的训练班，而且将“中国艺文馆”之“巴社”模式传承下来。巴蜀之地的冯建吴（1910―1989）、徐无闻（1931―1993）是著名学者，其书学篆艺也异军突起。他们二人不仅以导师身份教导研究生，也同时为社会承袭书篆脉络，在抗战后的渝州书篆艺坛上贡献着他们的力量和学识。冯建吴先生以诗书画印著称艺坛，其风格源于吴昌硕，并受其弟石鲁影响，讲究作品的创造意识，为雄浑一路主要代表。徐无闻先生则以其深厚的书法修养与数十年书画圈功夫，及后在全国书法篆刻界之影响，其教学创作、编撰等得到世人普遍关注。抗战胜利后，渝州巴蜀活跃在篆刻界的本地书篆刻家们，更注重互相之间学习和引进新的技法，也正是陪都渝州的艺术聚集之故，无疑给巴蜀两地篆刻界注入了发展的新机制。由此，兴学校，带徒弟，办展览，写文章，出印集，交流印艺，在巴蜀之地，乃至西南地区，逐渐影响，受到全国篆刻界的切实关注。
参考文献：
[1]《重庆新华日报》，《国民公报》，《中央日报》 抗战时期
[2]谭石光，罗光磊，文．《篆刻》杂志 2003年第一期
始源悠久
巴蜀文化是指以巴蜀地区为依托，北及天水、汉中区域，南涉滇东、黔西，生存和发展于长江上游流域，具有从古及今的历史延续性和连续表现形式的区域性文化。早在人类起源时代，就有巫山人和资阳人的先后出现，这是传说的“巴蜀同囿，肇于人皇”的时代，可见其始源就具有悠久性和独特性。
文明中心
到新石器时代，巴蜀经历了独特的灰陶文化时代、玉器文化时代和青铜文明时代。距今4500年前以成都平原六座古城遗址为代表的宝墩文化，昭示着部落的集聚终于诞生出初期的城市文明。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衍变起来的以广汉三星堆和成都金沙遗址为代表的殷商西周时期古蜀文化，展示了玉器时代的独放异彩和青铜文明的不同凡响。成都商业街战国早期船棺葬和新都马家大墓的发现，证实了古蜀开明王氏的存在不再是子虚乌有。古蜀国传说五祖从蚕丛、柏灌、鱼凫到杜宇、开明，这些不同时代的蜀族的生息和发展，就植根在考古发现的这一深厚的文化土壤之上。成都平原是当时长江上游古文明发展的中心，是长江文明的结穴处和生长点，这就是整个先秦时期巴蜀文化的历史定位。
鼎盛时期
秦汉时期，巴蜀以“水利殖国”为特征的农耕文明发展起来，到汉唐时期一直保持着“天府之国，秀冠华夏”的记录。直到宋代，天府农业文明尚达于鼎盛。两汉和唐宋时期，是巴蜀生态和文化发展均居于全国乃至世界前列的时期，出现了巴蜀文化的两次鼎盛。当时的巴蜀人创造了世界漆器制造中心、世界天然气发现始源地、雕版印刷术、世界纸币“交子”等几十项中国第一乃至世界第一的历史文化纪录，对大一统的中华民族文化作出了值得骄傲的奉献。
文化巨人
巴蜀文化创造者向以善于体认超越自我、贡献新质文化因素著称，“英曜炳灵”的文化巨人秀冠全国。从司马相如、扬雄、陈子昂、李白到苏轼、张问陶、李调元和郭沫若，都是“文章冠天下”的百科全书式文化巨人。在他们身上，渊源于三星堆青铜文明奇诡浪漫思维背景的巴蜀人球型思维和发散型思维特征最为鲜明。直到“五四”时期，第一个喊出“打倒孔家店”的是四川新繁人吴虞，体现了蜀人勇于开拓、不畏权势和习惯势力的精神。
历史文脉的特性彰显
纵观巴蜀文化的历史地位，它具有如下三大特征，值得我们在实施文化强省战略中加以重视。
开放性
早在巴蜀文明的初生时期，它就是一个善于容纳和集结的开放性体系。三星堆文化一、二期出土的铜牌饰与二里头夏文化相同，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玉琮、牙璋与东方的良渚文化相似都表明了巴蜀文明的开放交流。这一地区是著名的“南方丝绸之路”传输的集散中心，三星堆遗址的海贝、金杖，表明与中亚、西亚及海洋文明有联系；新都画像砖上的翼形兽、雅安高颐阙前有翼的石狮形象，明显受安息艺术的影响；欧洲的罗柯柯艺术，同巴蜀唐宋时期的瓷器艺术也有着一定的关系……这类文化交流例证可谓数不胜数。正如四川的地形一样，崇山峻岭屏闭盆地，使之易于形成为相对独立、自具特色的文化区域；同时，盆地又犹如聚宝盆，使巴蜀文化易于成为南北文化特征交汇和集结的多层次、多维度的文化复合体。
巴蜀虽为盆地，虽为“内陆大省”，但它有很早就发达的“货贿山积”的工商业城市和充满向外扩张活力的水文化，努力冲破盆地的束缚，尝试突破传统、变异自我、超越自我。正是这种静态的农业社会的小农生活方式与动态的工商社会的古典城市生活方式的矛盾运动，构成了巴蜀文化既善于交流和开放，又善于长期保持稳定和安定的多彩画面。
整体性
从数千年的历史进程看，巴蜀文化始源独立发展的时期相对甚短，而其与汉文化融合融汇的时期则较长，表明巴蜀人历代对于母体文化体系有最广泛的文化认同。在巴蜀文化体系下，巴文化和蜀文化本是两支各具个性特色的文化。古语说：“巴人出将，蜀人出相”。四川所出四大元帅，三个是巴人。而四川的著名文人则多数出于西蜀。这表明巴人和蜀人的文化性格是不同的。蜀人自古即柔弱褊，狡黠多智，而巴人则历来强悍劲勇，朴直率真。但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巴人和蜀人都能将迥然不同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品位整合、融铸在一起，相辅而又相成。这种整体性的文化内涵说明巴蜀人善于将不同因素加以整合，善于恰当地将矛盾的因素融汇整合为突破传统、锲而不舍、奋发进取的积极力量。
特色性
特色性在于开创性与完美性的结合，在于顺应社会结构转型和更新的超前性、冒险性精神。“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四川人在历史上一个突出的思想特征是先乱后治的精神。这一说法起初带有一定的贬意，是说四川人难治、刁顽。但如从文化学角度看，它说明巴蜀人的先乱后治精神是一种建设性的竞争思想。郭沫若认为“能够先乱是说革命性丰富，必须后治是说建设性彻底”，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他还认为“四川人的丰富的革命性和彻底的建设性是由李冰启发出来的”，是“李冰的建设、文翁的教经、诸葛武侯的治绩、杜工部的创作”感化和启迪的结果。这是很有见地的。今天看来，先乱后治的精神，说明四川人的开创性、超前性和风险性意识强。它的社会根基正同巴人的冒险进取性、超前性与蜀人的追求完美性、稳定性的结合有密切关系。这种精神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
历史逻辑的现实选择
认识巴蜀文化的历史定位和历史特征，对于今天构建四川的特色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通过对巴蜀文化开放性的研究，可以充分认识巴蜀文化“封闭中有开放的活力，开放中有封闭的观念”的特征。今天讲文化跨越，讲解放思想，就要把握这一文化特征，对阻滞社会结构转型和更新的封闭性习惯势力要首先在观念上有重大突破和创新，抑制其糟粕一面。而对极具开拓、开放性因素的精华，则要善于发掘和积聚。只有这两方面研究和认识深入了，工作扎实了，解放思想、勇于开放的行为模式才能真正树立起来。
文化的整体性也是一种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思想的体现，这种思想对于巴蜀文化特别突出。举例来说，成都人与北方人的方位观念有明显差别。北方人习惯用语是向南向东来指示方向，这是以宇宙为坐标体系，人是服从于这个坐标体系的，所以用东南西北的坐标来指示方向。成都人的口头语是“倒左手、倒右手、端端走、抵拢倒拐”等话来表示方向，这是以人的身体为中心，人是坐标体系的主人，所以用人的身体的前进方向来指示道路。这种人本思想十分可贵。特别是在城市生态与城市文态被建设性的破坏而带来消极影响的今天，用以人为本的思想来搞好环境配置，重视历史资源的保护是大有益处的。
从改革开放以来四川的发展例证来看，四川在县级经济改革、扩权试点、股份制试点等方面均曾走在全国前头，创造了全国第一的纪录，但这些纪录持久性不强，整体性滞后。这同历史上的情况类似，往往单个超前多，整体超前少，且不易持久，这是巴蜀文化长期积累形成的消极因素，是需要用整体性思想和大局观念来加以整合和消除的。
离开家乡二十年了，谁不想念自己的家呢？身在异国他乡的我也不例外，十分想看一看重庆是否变样了。因此，我千里迢迢从美国飞回来了。
在飞机上我寻思着，现在的重庆会是什么样的？嘉陵江和长江是变得肮脏了还是干净了？儿童时代的巴蜀园还在吗？周老师、李老师她们还好吗？一个个疑问牵挂着我的思乡之心，我真有些迫不及待了。
终于回到重庆了。天哪！ 家乡的变化可真大：一幢幢气派而豪华的高楼挺拔地矗立在市区，一个个绿化、精致的中心花园数不胜数，长江、嘉陵江的水清澈见底，一群群鱼儿游戏水中。一座座美丽的大桥把市区连成一片，形成一个大重庆。天空已不再是二十年前灰蒙蒙的一片，呈现出清纯的宝石蓝，坐在翠绿的草坪上，望着干净、明亮的天空，给人一种静谧的感觉，静谧中透露出几分神秘。以前慢悠悠的轻轨早已换成超速的“子弹头”高级列车。重庆不仅生态环境变了，人也变了。讲文明、讲卫生的人多了，热心之人多了，栽花种树的人多了，戒烟、戒酒、戒赌的人多了，社会治安好多了。总之，重庆比以前更美丽了。回到巴蜀园，那儿增加了不少的现代建筑，但她依旧美丽，巴蜀的孩子依旧活泼可爱，巴蜀的老师依旧认真可亲。
回到重庆，如果不吃点重庆特产，就等于没到家乡一样。我走进一家当年驰名全国的火锅店，点了一份火锅，开开心心地吃起来，虽然很辣，但仍能找到当年的感觉。我还去了解放碑，好吃街还在，但比20年前要干净讲究多了，至少在这儿吃东西或逛商店感觉是一种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