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秋为话题的作文范文

以秋为话题的作文篇1

秋天是一个美丽的季节，大自然换上了多彩的衣裳;秋天是个丰收的季节，果园、田野，到处都是丰收的景象。以下是小编精心收集整理的幼儿园秋季主题活动，下面小编就和大家分享，来欣赏一下吧。

幼儿园秋季主题活动1一、主题名称：

我爱秋天

二、主题思路

秋天丰富而多彩，是个丰收的季节，是个充满喜悦的季节，是个处处都蕴含着教育契机的季节，从夏季到秋季的自然界会发生许多变化，草儿变黄了，树叶落了，树上结果子了，天气凉了……这些变化非常易于引起孩子们的兴趣，根据幼儿兴趣与实际发展需要，结合季节特征，我们开展了“我爱秋天”主题教育，在本主题中，孩子们会利用平时散步的机会，观察了解植物的变化，并学习用较连贯的语言来表达自己对秋天大自然的感受。我们还会让孩子们自己动手，进行一些种子镶嵌画等活动，提高孩子对美的鉴赏能力，小朋友会对这一主题非常感兴趣。

三、主题目标：

1、关注周围的事物在秋季的变化，感受秋天的美，积极学习运用多种手段表达自己对秋天的认识，乐意用自己的方式记录自己的发现。

2、欣赏散文，感受作品的意境美，初步理解散文中运用的比喻、拟人手法，能运用语言、动作、绘画等形式创造性的表现自己的理解。

3、在活动中有探究的兴趣，知道数木、花草、蔬菜、农作物、水果等都有种子，初步了解植物种子与周围环境的相互关系及几种常见种子的传播方式。

4、能用自然美好的声音歌唱，努力运用不同速度、力度、音色变化来恰当地演唱，并用形体动作表现树叶飞舞的形态。

5、初步学习用统计方法;

了解5的组成。

6、学习保持身体平衡，在间隔物体上自然的行走;

练习原地触物，在活动中注意安全。

四、环境创设

1、采集、收集一些秋天成熟的瓜果、种子等进行陈列。

2、布置秋天丰收展览会

3、举办“丰收的秋天”画展

五、家园配合

1、请家长平时让幼儿参与蔬菜菜肴的制作，让孩子参加买菜、择菜、洗菜、烧菜的制作全过程。

2、请家长一起收集植物的种子。

3、请家长协助制作一些装豆子的大大小小的口袋、植物种子标本等。

4、收集表现秋天美景的图片、照片、明星片等。

六、区域活动：

娃娃家(生活区)：利用各种种子的成品或半成品制作种子食品大拼盘

小巧手(美工区)：提供之和、见到、颜料、毛笔、油画棒、胶水和各种废旧材料，引导幼儿用拓印、镶嵌、绘画、贴印等方法表现对秋天的认识。

聪明屋(益智区)：继续提供花生及剥花生激励表，让幼儿用统计的方法进行简单的数据统计。

七、活动内容：

音乐：逛公园 拾豆豆 秋天多么美 秋叶

语言：秋天的雨 猜谜会 秋天真美丽

科学：植物趣闻 种子藏在哪里 植物这样过冬

综合：我知道的秋天 玉米真好吃 采集种子 种子的旅行 种子食品品尝会

秋游 剥花生

数学：分种子

美术：秋天的树林 种子镶嵌画 拾穗子

幼儿园秋季主题活动2一、指导思想

深入学习《新纲要》，不断反思、积累。坚持教研，促教师化发展，进一步优化保教质量。

二、工作目标

1、以纲要为指导，深化课程改革，促进师生在原有水平上获得限度的发展。

2、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强化教师自觉学习，自主发展的意识，在研究中促进教师的自主发展和自我成长。

3、针对本园问题，有效开展教研活动，注重教研活动的实效性，切实提高保教质量。

三、主要工作与措施

(一)注重内涵发展，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1、加强教师优质意识

(1)加强自学的意识。结合县教育局组织的读书工程，要求教师在学习中工作，在工作中学习，在终身学习中引领自身的专业发展。本学期要求每位教师除规定的必读书外，必须重温细读专业书籍一本，并做好读书笔记。

(2)加强服务孩子的意识。要求教师必须转变角色和行为，建立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

(3)加强专业发展的意识。要求教师具有较强的专业发展的意识和能力，多向同行。网络学习。不断更新、丰富、完善自己的专业结构知识，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和能力。

2、为教师专业化发展提供平台，注重教师的培养，提高教师的专业能力。

重点培养教师的一日活动把握能力和对教材的熟悉度。

(二)加强实效性教研

1、每次活动围绕专题进行，发言要围绕主题，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或是经验心得，或是问题困惑等，要做到人到心到，扎实有效的开展对教育教学实际问题的研究探讨。

2、重视教师反思能力的培养，提高教师教学反思的质量。

加强教师如何进行有效反思的学习，促进教师不断反思自己的教学成功之举，教学败笔之处;教学机智之精、孩子发现之美、教学改进之想???等等，切实提高活动质量。

(三)进一步加强家长工作。

1、进一步增强为幼儿服务、为家长服务的意识，把握好教师和家长互为合作者和支持者的角色关系，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和家长资源，开展各类教学活动。

2、加大家长参与幼儿园的管理，形成家园教育的合力

3、根据不同幼儿特点、家庭情况、家长需求等，灵活运用面谈、家访、电话、家长会等多种途径和方法与家长交流沟通，赢得家长的理解、支持和配合。

四、工作安排

八月份：

1、教室环境布置

2、完成各类计划的制定工作。

九月份：

1、稳定新生情绪，加强常规培养。

2、开展走访活动。

3、完成幼儿早操的新授工作。

4、开展"教师节""国庆节""重阳节""中秋季"的主题活动。

十月份：

1、结合"国庆节""重阳节"开展爱国、敬老的美德教育。

2、开展教师读书工程活动。

十一月份：

1、幼儿早操赛。

2、教师舞蹈业务学习。

十二月份：

1、幼儿美术作品展。

2、家长元旦联谊半日活动。

一月份：

1、学期结束工作。

2、教学检查。

3、填写幼儿评估报告单。

4、资料积累整理。

幼儿园秋季主题活动3活动目标：

1、认识一些农作物或果树，知道秋天是丰收的季节，体验秋天丰收的快乐。

2、能围绕话题表达自己的想法，积极参与交谈。

3.教育幼儿尊重成人的劳动，爱惜农作物。

活动准备：

1、幼儿多次了解过秋天的景色，知道秋天收获许多的水果、蔬菜，并知道其中的一些名称。

2、农民田间劳作场景的录像。

3、每位幼儿带1-2个水果或蔬菜，在教室的一角布置“丰收的季节”展览。

活动过程：

一、自由探索

1、通过提问激发幼儿谈话的兴趣。

2、你们喜欢秋天吗?最喜欢秋天的什么?(引导幼儿根据自己的经验来讨论对秋天的认识)。

二、引导发现

1、观看农民田间劳作场景的录像。

通过提问引导幼儿围绕话题进行谈话，拓展话题。

“农民伯伯在干什么?”(如收割、脱粒、扬稻、摘棉花或玉米、砍高粱等)

小结：农民伯伯为了给我们种粮食，辛苦了一年，我们要爱惜农作物，爱惜粮食。

2、秋天还有许多好吃的水果和蔬菜，你最喜欢吃什么?为什么?

(引导幼儿在别人谈话过程中，积极参与谈话和补充谈话的内容，表达自己的感受，使幼儿知道秋天是各种植物收获的季节。)

三、交流讨论

幼儿自由结伴进行交谈，学会向同伴介绍自己带来的水果、蔬菜的名称、外形、味道及用途。

(教师巡回参与幼儿的交谈，提醒幼儿围绕话题轻声谈话，不影响别人。)

幼儿园秋季主题活动4设计思路：

大自然中的一草一木，生活中的每一次经历，游戏中的每一次体验都可以成为幼儿积累的内容，都可以引发为谈话的话题。幼儿园谈话活动是帮助幼儿学习运用口头语言与他人进行交谈的活动，具有独特的促进幼儿语言发展的功能。谈话活动不仅能激发幼儿与他人交谈的兴趣，帮助幼儿习得谈话的基本规则，还可以增强幼儿通过交流获取信息的意识，引导幼儿关注周围生活，促进幼儿建立良好的同伴关系。让孩子们围绕“树林——田野——果园——花园”这一系列线索，用语言清楚地表述对秋天的认识。

活动目标：

1、能用连贯的语言清楚地表述秋天的主要特征，加深对秋天的认识。

2、在谈论感受中产生热爱大自然的情感。

活动准备：

有关“秋天”的课件。

活动过程：

1、谈话导入活动。

一年有几个季节?(春夏秋冬)那你们知道现在是什么季节了?(秋天)你是从那里看出来现在是秋天了?

【此环节，我简单地运用了两个封闭式的提问，直接引出了“秋天”，为后面的谈话环节做好准备】

2、“走进”秋天，表述、感知秋天的特征。

(1)秋天的树林

以游戏形式，带幼儿“走进”秋天的树林。

【一板一眼的谈话活动，显得枯燥、乏味，容易让幼儿失去兴趣，而游戏是最能引起孩子兴趣的“武器”，所以这里我用了一个“梦想秋游”的游戏开始活动，一来想激发幼儿“说”的兴趣;二来让幼儿通过想象，产生有一些身临其境的感觉;三来是想创造情境，为幼儿创造认真倾听的环境。】

反思：这里为幼儿创设了游戏情境，能激发幼儿活动的兴趣。但是这类“想象”游戏，需要孩子们在完全静下心来的时候才能顺利开展。活动开始我有些操之过急，有些孩子没能完全过渡到游戏中。

师：来到树林里，你看到了什么?

直接出示树林的图片，树林里的叶子有点变黄了，有的变红了，秋风轻轻一吹，落叶像……飘落下来，落在地上，像……

幼儿园秋季主题活动5活动目标：

1.围绕“我知道的秋天”话题，大方地在集体面前进行讲述。

2.有良好的倾听习惯，能够安静地倾听别人谈话，不随便插嘴。

3.初步感受秋天的美丽和丰收，萌发热爱秋天、热爱自然的情感。

活动准备：

1.带领幼儿观察园内外的景色变化;

幼儿在家长的帮助下填写《我知道的秋天》调查表。

2.《我知道的秋天》PPT。

活动过程：

1.创设谈话情境，引出谈话话题。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现在是什么季节吗?

2.结合调查表，围绕话题自由交谈。

(1)请小朋友拿着调查表，两人一组进行交谈。

(2)教师轮流参与小组谈话，了解幼儿的谈话内容。

(3)请个别幼儿在集体面前进行讲述。

3.集体谈论，拓展谈话范围。

(1)说说秋天美丽的景色。

“你发现秋天的景色有什么变化了吗?你知道秋天有哪些花吗?你知道菊花都有哪些颜色吗?菊花像什么呀?

(2)说说丰收的秋天。

你知道秋天有哪些水果成熟了吗?你知道秋天的田野里，哪些农作物丰收了吗?

4.交流小结，萌发热爱秋天的情感。

你喜欢秋天吗?为什么呢?

5.拓展延伸，鼓励幼儿继续去观察、发现秋天大自然的变化。

以秋为话题的作文篇2

关键词：中国文论；形式；研究；推进

张金梅教授将其著作《笔法与中国文论》惠赠与我已有多日，自己一直因忙于杂务而无暇仔细拜读，只能利用零散时间就自己感兴趣的问题选读了若干章节，其余部分则大多只是泛泛而读。因此，本文所谈之感想，只是就自己所读章节有感而发。

不过，就目前我所阅读的章节来看，已然可以深切感受到，张金梅教授的这部著作无疑是一部颇为厚重的学术成果。说其“厚重”，可以从两方面观之。其一从外形上看，此书确实既厚且重，全书洋洋洒洒近45万言，页码达到400有余，拿在手中沉甸甸，从其厚度不难理解到作者为此书付出了多大努力和多少心血。其二从内容上看，此书更能给人一种学术上的厚重感，正如曹顺庆先生为此书所作序言中所说，其“在选题上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在观点上也有一定的创新之处”，“视野开阔，涉及面甚广”，“体现出作者相当厚实的学术功底”。从我自己的阅读感受来说，我想读到这部书的人一定都会和曹先生有同感。从该书中的部分成果分别发表于《文学遗产》、《思想战线》、《社会科学战线》、《社会科学研究》、《江汉论坛》等重要期刊，以及获得第七届湖北省社科优秀成果奖的结果来看，上述评价显然并不为过。

不过，我读这部书时感触最深的却并不是该书的“厚重”特征，而是在“形式”这一关键词上。读《笔法与中国文论》一书之所以深受“形式”一词触动，原因有三：

其一是为这部书自身之形式所触动。该书很显然是一部典型的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著作，但作者从该书之题目到全书之论述都以“中国文论”这一概念替代“中国古代文论”这一习惯用法，从而使该书对传统文论的研究具有了强烈的当代意识。此话怎讲？记得十年前胡晓明先生曾发表《中国文论的正名》一文倡导以“中国文论”之名取代“中国古代文论”一名，“中国哲学，中国宗教学，中国音乐，中国绘画，似乎都不须加上‘古代’二字，即可明了其研究对象，为什么独独中国文论要加‘古代’二字，来强调它的传统性呢？”“中国哲学、中国音乐等都没有这个‘古代’二字，十分正常活跃地参与当代中国文化的建构实践，而文论却因为‘古代’二字，反而画地为牢，平添出许多周折。设想如果当初就叫‘中国文论’，还会有人再谈什么‘转换’么？”[1]将“中国古代文论”正名为“中国文论”更多强调的是文论研究的当下性，而非仅将古代文论视为古董来考据与玩味，“中国文论”所替代的显然不仅仅是“中国古代文论”这一名称，它更多追寻的是中国文论主体性在当代的彰显。因此，胡晓明先生将这一趋向称为“去西方中心主义”[1]，这一趋向也正是近二十年以来一批古代文论研究者努力的方向，例如书籍有王运熙主编之《中国文论选》，期刊有张伯伟主编之《中国诗学》，会议有复旦大学的“中国文论”国际研讨会，文章则有陈伯海的《从古代文论到中国文论》等等，而西方学者宇文所安的《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似乎为“正名”运动发出了来自境外的有力声援。这一“正名”运动所隐含的是一批学者在当代文论建设中对中国文论主体性的追求。

张金梅教授的这部著作也充满着“正名”意识，正如作者在该书绪论中所言，这是“一种自觉的学科发展意识”，“是学科发展的必然潮流”。作者在这部书中所表现出的这种自觉意识使该书在研究传统文论的过程中充满着当下意识，从而使其研究具有了开阔的视野及其探索精神。作者在研究过程中并不仅仅停留于对具体对象的分析与阐释，而是非常注重“《春秋》笔法”在中国阐释学、中国文论话语、中国文学批评以及中国文化心理等的特征形成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其对当下文化建设可以发挥的作用。如作者在第六章便专门论述了“《春秋》笔法”对当代文学精神、新闻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建构可发挥的作用。在谈“《春秋》笔法”与新闻精神关系时作者指出：“无论从理论基础和报导策略还是从近代以来的报导理论与实践看，客观报导都与《春秋》笔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已经深深融入了《春秋》笔法而不自觉。因此我们当今的新闻报导应充分利用新闻文体靠客观事实说话而不直接表露作者立场和意见的基本特征，即‘用事实说话’，继续秉承《春秋》笔法的传统，将其发扬光大。”[2]377在谈“《春秋》笔法”与人文精神时作者还指出，《春秋》笔法作为文化话语，“在中国现当代政治斗争、广告策划、日常生活中也产生了深远影响，逐渐演变为中国人的一种攻击方式、话语方式和心理欲求乃至生存艺术”。[2]383所论新颖独特、所析透彻入理。这一研究理路是传统文论研究领域尤其值得大力提倡的，这一正名意识也正是这部著作具有较明显创新性的一个重要基础。

其二是为这部书注重对中国文论“形式”的研究而触动。“形式研究”在中国文论之现代研究百年历程中一直重视不够。长期以来，对传统文论的研究从整体上看较偏重思想、观念、范畴、概念等内容层面的阐释，而较忽略批评文体、批评风格、批评语言、批评方法等形式层面的研究，引用李建中先生的话来说，便是过去研究过于重视“说什么”的研究，而较忽略“怎么说”的研究。[3]因此，“形式研究”恰是当前中国文论研究领域有待进一步推进的重要方向，正如李建中先生所言：“中国文论的‘说什么’（言说内容）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心，这方面的过度研究因其对‘怎么说’（言说方法）的忽略而造成中国文论现代转型的困难。中国文论自身一向有重视‘怎么说’的传统，这一传统的文化根是自周秦诸子以来的诗性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中国文论的‘怎么说’具有厚重的历史底蕴和超越时空的生命活力，既可支撑中国文论的现代转换，亦可针砭中国文论的流行病症。”[3]因此，新世纪以来，与“怎么说”相关联的中国文论“形式研究”已逐渐开始为一些学者所重视，如一些学者已然开始关注中国文论诗性言说方式、中国文论批评文体特征、中国文论批评语言特色等问题的研究。张金梅教授的这部著作在中国文论“形式研究”方面所做的探索，我觉得是尤其值得称道者。

在《笔法与中国文论》一书中，作者以“春秋笔法”这一言说形式作为研究的主要线索，广泛而深入地探讨了这一言说方式对中国文论话语言说方式、话语解读方式以及意义建构方式的深刻影响，作者认为，“《春秋》笔法”对中国文论形式之特征的形成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作者在第四章便深入探讨了“《春秋》五例”对中国文论话语的影响。在这一章中作者首先指出“《春秋》五例”与“赋比兴”有着密切联系，认为“赋比兴作为中国文论话语的言说方式，虽与《春秋》五例不存在渊源有自的关系，但中国文论对赋比兴的提倡却不同层面、不同程度地与《春秋》五例相融相通”。[2]260作者通过详细论证，指出“赋”之“直铺陈”与《春秋》之“尽而不”相融相通，“比兴”与《春秋》之“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的内在一致性。其次还指出“《春秋》五例”之“尚简用晦”的特点影响到中国文论话语崇尚简约含蓄的特征，“《春秋》五例”之“微而显”和“婉而成章”对诗评话语的深刻影响等。所论新颖且富于启发。再如，作者对《春秋》笔法与中国文论批评方法关系的探讨同样令人耳目一新。作者通过大量材料的辨析，指出了“《春秋》笔法”在小说评点中的广泛运用，并深深影响到了传统小说评点内在精神与评价标准，而传统索隐批评同样深受“《春秋》笔法”含隐蕴藉特点的影响。类似这样的“形式研究”，在这部著作中还大量存在。可以说该书从“《春秋》笔法”这一全新视角对中国文论“形式”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无疑为这一领域研究的拓展起到了较好的推动作用。

其三是为该书重视中国文论“形式”研究而不止于“形式”研究所触动。“形式”与“内容”二者从来都不是对立之关系，而是相融相通之关系，所以“形式”问题往往与“内容”问题有着密切关系。在这部书中作者对“《春秋》笔法”对中国文论“形式”之影响的研究就没有止于“形式”，而是透过“形式”深入到了中国文论的诗史特点、阐释方法以及伦理特征等“内在”内容。例如在《春秋》笔法与诗史关系一章，作者首先以孟子所谓“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为切入点，分析论证“《诗》亡然后《春秋》作”不仅是《春秋》笔法文化功能的鲜明写照，也是中国文论诗史精神的重要源泉；接着分别剖析刘知几的“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章学诚的“作史贵知其意”、杜甫的“诗史春秋笔”的内涵，从《春秋》笔法和“微言大义”的话语言说方式和意义建构方式角度考察中国古代“史蕴诗心”和“诗具史笔”的意趣，使史的“诗化”和诗的“史化”都得到了充分展现。又如“《春秋》无达辞”与中国阐释学一章，作者便对“《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的经学阐释法对中国文论阐释方法的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由《春秋》‘微言大义’衍生的‘《诗》无达诂’虽是一种解经的方法，但由于它触及到文学理解和阐释活动的根本规律，所以被后世的文论家和美学家普遍接受并加以改造，从而使‘《诗》无达诂’走向‘诗无达诂’，并最终成为中国古代一种独特的文学阐释理论和文学阐释方法”。[2]223再如在第四章中谈到“《春秋》笔法”对中国文学伦理化的影响时，论述了“《春秋》五例”之“惩恶而劝善”对中国诗论之“美刺”、“讽谏”，赋论之“劝百而讽一”，戏曲小说的伦理教化功能等都有着深刻影响。研究“形式”而不止于“形式”，这是该书所展开的研究令人感觉深刻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优点是值得此后中国文论“形式”研究者借鉴的。

这部著作尚可称道处绝不仅仅上述若干点，这里只就自己印象最深刻的谈了谈。以此厚重之作观之，相信张金梅教授今后一定能创作出更多学术精品，我们期待着。

参考文献：

[1]胡晓明.中国文论的正名[J].西北大学学报，2005，（5）.

[2]张金梅.笔法与中国文论[J].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3]李建中.中国文论：说什么与怎么说[J].长江学术，2006，（1）.

以秋为话题的作文篇3

相会莫斯科

1922年11月5日至12月5日，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陈独秀和刘仁静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出席会议。

“独秀同志，刚刚得到消息，列宁要来参加会议，并发表讲话。”年轻的刘仁静面带喜色，将这一最新消息告诉陈独秀。接着，他又对陈独秀身旁一位文静、俊秀、带着近视眼镜的青年说：“秋白同志，你作为中共代表团的译员，在列宁讲话时，你一定要译得流畅、准确，相信你会胜任的。”

“列宁来了!”顿时，整个大厅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列宁步履缓慢地迈向大会主席台，微笑着向代表们致意。

瞿秋白心情特别激动，因为，这是他第三次见到列宁。

第一次是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瞿秋白以《晨报》记者身份旁听会议。他曾以激动的心情记叙了这一幸福的时刻：

列宁出席发言三四次，德法语非常流利，谈话沉着果断，演说时绝没有大学教授的态度，而一种诚挚刚毅的政治家态度流露于自然之中。

更令瞿秋白难忘的是，会间休息时，列宁和他在走廊相遇，还简略地与他谈了话，要求他读几篇关于东方问题的文件，并为事务忙不能详谈而一再道歉。列宁的半易近人的作风，使他深受感动，他写道：“政治生活的莫斯科这才第一次予我以――深切的感想呵。”

其后不到半年，瞿秋白在莫斯科迪纳莫工厂参加庆祝十月革命四周年集会时，第二次见到列宁，又一次聆听列宁的演说。

“秋白，看你喜悦的神色，”陈独秀的话打断了他的回忆，“你不是第一次见到列宁吧?”

“是啊，”瞿秋白高兴地说：“我这是第二三次了。列宁的演说很能打动人，因为他喜欢用通俗易懂的比喻，这就是他的风格。一你听。”

“同志们，”列宁站在讲台上，向代表们挥手致意道，“在发言人名单中，我被列为主要报告人，可是，你们知道，久病之后，我已不能作大报告。我只能就一些最重要的问题作一个引言。”列宁的话不时被热烈的掌声所打断。

瞿秋白一边记录，一边准确、流利地翻译，陈独秀不懂俄语，但是，经瞿秋白翻译后，已被列宁的讲话所深深打动。

“我深信，世界革命的前途不但是光明的，而且是美好的。”陈独秀听完列宁的这句结束语时，已经情不自禁地站了起来，用力地鼓起掌来。

在这次会议上，陈独秀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可是几天来，他却一直愁眉不展，郁郁寡欢。共产国际政治书记拉狄克的批评，总是在他的耳边嗡嗡，使他如芒在背，意乱心烦。

拉狄克批评中共是“把自己关在书斋里”，教训中共中央“不要过分估计你们的力量”，“不要事先夸耀胜利”，要“走出孔夫子式的共产主义者书斋，到群众中去”。拉狄克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是，其实质内容则是针对陈独秀的。陈独秀咽不下这口气，真想找个机会与列宁谈谈。可是，当他看到列宁疲惫的面容时，又不免产生怜惜之情，犹豫起来。他对瞿秋白说：“你看他的身体，……唉，算了吧，我想以后会有机会的。”

瞿秋白听罢也表赞同：“是啊，以后会有机会的。”说着又把一叠文件译稿，送到陈独秀面前：“不过，共产国际的意见，我们是应该认真考虑的。因为，中国党既然是它的一个支部，那么，就得要尊重共产国际的意见。”

“秋白，”陈独秀似乎想起了什么，“我们的党刚刚建立，围内有大量的事情亟待我们去做。你跟我工作的这段时间，所做的工作，令我满意和高兴。安排好这里的事情，回国去施展才干吧。”

瞿秋白推了推架在鼻梁上的眼镜，略微想了想，说：“独秀同志，我是以《晨报》记者身份来苏俄考察的，一呆就是两年。这期间由太雷介绍我加入俄共，后又转为中共。最初，我对于共产主义只是抱同情的态度，只是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任教时，才使我有机会系统、全面地读了马克思、列宁的书，这才悟出了一个道理――中国的前途唯有马克思主义。现在，中国革命蓬勃兴起，作为一个年轻的革命者，我怎么能远离现实的阶级斗争呢?”

“好呵，我们需要的就是这样的态度。”陈独秀笑容可掬，紧紧地握着瞿秋白的手。“独秀同志，我同意你的意见，同你一道回国。”瞿秋白激动地表示。

“我是狗耕田”

1923年1月，陈独秀与瞿秋白回到北京，不久，又都来到上海。陈独秀由苏联归来后，对列宁领导的苏联有了更深切的体悟，而当时国内，对于苏联有着种种不切实际的评价，读过瞿秋白的《赤都心史》，陈独秀认为这本书颇能反映出一个真实的苏俄。

一天，他在家中与瞿秋白交谈，并代表中央交待工作任务。

“秋白，苏俄的情况，国内也有文章介绍。毁也罢，誉也罢，都失之偏颇。读了你写的文章，和我在苏俄的所见所闻对照起来，倒觉得那才是一个真实的苏俄。你的文笔、风格，都有过人之处。”陈独秀一边翻阅文稿，一边对依然还站着的瞿秋白说，“坐，坐啊!我这里可不兴站客。我党需要你这样的人，年轻，有才识，善写作。党的理论宣传工作需要你去做。中央一直在为《新青年》、《前锋》和《向导》挑选合适的编辑。其实在莫斯科时，我就物色了你。现在，我代表中央宣布你为《新青年》和《前锋》主编，同时参与编辑《向导》。”

他们二人的年龄相差整整20岁，瞿秋白一直将陈独秀视为前辈长者。早在1917年，在北大旁听时，瞿秋白就曾听过陈独秀的演讲，他还是《新青年》的热心读者、也正是受《新青年》的鼓动，瞿秋白才积极投入。如今将由自己来主编《新青年》，他怎么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走上前去，小知说什么才好。“老先生，”瞿秋白用党内年轻人常用的称呼说，“我会勉力去做的，不会辜负中央的期望。”

陈独秀还告诉瞿秋白，为《赤都心史》的尽快出版，他已给胡适去了一封信。

由于陈独秀一再催促，凭着胡适与商务印书馆的多年友谊，1924年6月，《赤都心史》终于出版了。

中共四大后，瞿秋白与陈独秀、蔡和森、、彭述之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总书记，瞿秋白为宣传委员。全同工农运动日益高涨，大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

五卅运动期间，中央局中蔡和森、彭述之都患病治疗，不能正常工作，实际行施中央领导工作的只有陈独秀、瞿秋白和张同焘。陈独秀交与瞿秋白的任务是编辑《热血日报》。

《热血日报》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份日

报，编辑部设在上海闸北区浙江路的一个狭窄的弄堂里。这里光线昏暗，陈设简陋。当时，瞿秋白肺病复发、体质虚弱，在对敌斗争的险恶环境下，常常秘密奔波于中央机关、编辑部和寓所之间，随时都有危险。他除担任党的正常工作外，便坐在编辑部的白木长桌旁，没日没夜地改稿和写作。

《热血日报》编排新颖，内容丰富，文字生动，栏目众多，系统地宣传中共中央指导五卅运动的方针，客观、公正地报道这一运动的消息，揭露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罪恶阴谋，推动五卅运动的健康发展。

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还不到10年的时间，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水平还处在初级阶段。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瞿秋白继、陈独秀等人之后，做了很多基础性的理论工作，写出了很多重要文章，全党的理论水平也因此而得到提高。党内同志尤其是年轻同志，对他特别赞赏，而他却对自己作了形象的比喻：“没有牛时，迫得狗去耕田。我是狗耕田一”他还谦逊地说：

秋白是马克思的小学生，从1923年回国之后，直到1926年10月间病倒为止，一直在独秀同志指导之下，努力做这种“狗耕田”的工作，自己知道是很不胜任的。然而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断不可一日或缓。

“我不去莫斯科”

1927年4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陈独秀代表中央作工作报告。此时，离发动反革命刚过半个月，全国各地都弥漫着血雨腥风，中国共产党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与会的代表很想在会上汲取力量和勇气。可是，听罢陈独秀的报告，代表们失望了，陈独秀对他所领导的中央工作，缺乏自我批评的减意，对于指导今后的工作，又缺乏除旧布新、振奋前进的新意。

大会休息时，代表们窃窃私议，人言啧啧：罗亦农找到瞿秋白，无奈地叹息道：“糟糕!”当中央宣传部干事羊牧之向瞿秋白汇报代表们的情绪时，瞿秋白一声不响，低头沉思，半晌，才简洁有力地说：“要相信中央!”

第二天，瞿秋白向大会散发《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的小册子，这是他早在几个月前便已撰写完成的文章。代表们新奇地翻阅这本小册子，只见扉页上还印着副标题：《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中国革命吏之盂什维克主义》。会场里洋溢着沸沸扬扬的议论声。恽代英指着扉页上的副标题，笑着对杨之华说：“这个副标题写得好，写得尖锐。问题也提得明确。中国革命么，谁革谁的命?谁能领导革命?如何去争领导权?问得实在好。”

这本小册子，虽然不指名道姓地批评了右倾错误，可是，明眼人一看便知，瞿秋白是有所指的，其锋芒所向便是陈独秀。这本小册子确实发生了作用，陈独秀不得不在会上作了检讨。陈独秀虽然仍当选为总书记，但是，他的威望已经逐渐下降，正如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所说，党内同志对陈独秀已经“失掉信仰”。“独秀虽然仍旧被选，但是对于党的领导已经不大行了”。在变幻莫测的形势面前，新的中央机构越来越束手无策，越来越难以驾驭复杂恶劣的局面。

1927年4月和7月，、相继背叛革命，标志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彻底失败了。陈独秀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当然有着不可推卸的政治责任。然而，要将全部责任都推诿于他一人，也是有失客观、公允的。

盛夏的武汉，真不愧有炙热的火炉之称。这天子夜，瞿秋白和李在党内交通员的引导下，绕过七拐八弯的里巷，来到一间普通的民居前，这里聚居的多是一人，既安全又隐蔽。他们轻步上前，推开虚掩的房门，黯淡的灯光下，一个中年人光着膀子躺在竹床上，手边还搭了一条湿漉漉的汗巾。

“独秀同志，”瞿秋白轻声呼唤，“您睡着了吗?”

“唔……”陈独秀爱搭不搭地应着，仍然纹丝不动地躺着。

“几天前，中央召开了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同志们推举我负责中央工作”……瞿秋白的话还没有说完，陈独秀便猛地挺身坐了起来，质问：“我在武汉，你们也知道，可是，为什么不让我参加会议?为什么?”他越说越激动，一边说一边用汗巾揩擦燥热的身体，“我知道，这也不能全怪你们，一定又是那个‘老毛子’的主意。”

没等陈独秀把话说完，瞿秋白便严肃地说：“那是国际代表，应该叫罗明纳兹同志，我们应该尊重他们。”

陈独秀吁了一口气，索性站了起来，给瞿秋白、李倒了一杯凉水，尽量压抑着情绪说：“我早知道共产国际有牺牲我的意思，大革命的失败，我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可是，你们也清楚，共产国际和苏俄几乎一天一个指示，而且这些指示又往往出尔反尔，自相矛盾，我也是进退维谷，山穷水尽了，所以，一个月前，我便给中央去信，提出辞职。我虽然不是总书记，可我还是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那么，召开中央会议，为什么将我排斥于外?”

说着说着，他的声音又高了起来。“老先生，”瞿秋白换了另一种称呼(这是党内对陈独秀的最随便而又亲切的称呼)，有意将谈话引入正题，“接受国际的决定，您就去莫斯科学习，讨论中国革命吧!”

陈独秀嘲笑道：“什么?去莫斯科?中国问题是中国人懂，还是外国人懂?马林、越飞、鲍罗廷、罗易，还有那个毛毛躁躁的罗明纳兹，他们根本不懂中国革命。中国革命只有中国人领导才能胜利!”他已经显得不耐烦，用手敲打着桌面说：“我去学什么?我不去莫斯科，坚决不去。如果执意要我去，那我只能作为政治难民，否则决难从命。”

以秋为话题的作文篇4

我们在撰写《余秋里传》的过程中，看到了《党史博览》2014年第9期上发表的水新营写的《与总政治部主任一职擦肩而过的陈丕显》一文。其中讲到余秋里出任总政治部主任前后的一些情况，与我们所掌握的材料出入很大。给余秋里这样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立传，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对他出任中国人民总政治部主任的这段史实，必须搞清楚。为此，我们查阅了有关档案资料，并采访了在余秋里身边工作过的同志。

余秋里身边的工作人员也看到了水新营的文章，他们认为这篇文章是极不严肃和极不负责任的，其中很多情节是作者想象和演绎出来的。比如水新营的文章说：“余秋里……希望能重回军队工作。但是，余秋里觉得自己找邓小平谈重回军队的想法不方便。于是，他就托王震向邓小平提出自己的想法：‘我到书记处以后不管政法，能否与丕显同志调换一下，由我做总政治部主任，丕显同志做中央政法委书记，主管全国公检法工作？’”

有的老同志说：这是用现在某些人的心态去揣度当年老一辈革命家对待岗位、职务的思想和行为，把当前社会上发生在少数人身上的不良行为，诸如对工作挑肥拣瘦、跑官要官、拿原则做交易等等加在了王震、陈丕显、余秋里的身上。

二

在采访中，余秋里身边工作人员向我们介绍了余秋里的一些情况，谈了他出任总政治部主任的经过。他们说：

1982年4月下旬，党中央为了做好十二大的筹备工作，决定成立两个小组，一个小组负责起草十二大的报告，一个小组负责人事安排。中央决定由余秋里、程子华、韩先楚主持人事安排小组的日常工作。这个小组于5月3日开始工作，在十二大召开前夕结束。

在人事安排小组工作期间，余秋里多次到邓小平处汇报工作。8月的一天，余秋里从邓小平处回来，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小平同志和我谈了，十二大以后，我的工作要变动一下，中央考虑让我任中央政法委书记。小平同志还说，政法委不仅管政法，还要管武警和公安，这项工作很重要。余秋里说：看来我又要到一个新领域去工作了。他这样讲是给大家打个招呼，让工作人员有个思想准备。

余秋里曾多次说过，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对组织上的决定，必须坚决服从，不能讲二话。有一次，组织上决定他去完成一项非常重要、非常危险的任务，他当即表态：“我坚决完成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粉身碎骨，在所不辞。”这就是他对待党的工作的态度。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他的工作几经变动。每次工作变动，不论任务多么艰巨，不论工作环境多么险恶，他从不讲价钱，不提条件，坚决服从分配。1958年，中央决定任命余秋里为石油部部长，和他谈话时，他曾表示自己不懂工业，担心完不成党交给的任务。说明情况后，他愉快地服从了组织的安排。

邓小平和余秋里谈话时，距离十二大召开的日期已经很近，人事安排工作正处于最后最紧张的阶段。当时，余秋里吃住在玉泉山，我们和他朝夕相处，可以说是天天加班，日夜操劳，他从没有流露过回军队工作的想法。

十二大于9月11日闭幕。9月17日，在十二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决定余秋里任总政治部主任。我们听到这个消息，感到很突然：怎么突然又变了？

后来，我们陆续听到了一些关于余秋里工作变动的说法，才了解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十二大以前，中央曾考虑余秋里任中央政法委书记，陈丕显任总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就中央军委组成人员和总政治部主任人选征求了军队高级干部的意见。有的同志提出，余秋里曾长期在军队做政治工作，有丰富的经验，由他主持军队政治工作可能会更好一些。杨尚昆在写给邓小平的报告中反映了这些意见，建议余秋里任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同意了这个意见。

我们查阅了当时的档案资料，1982年9月10日，邓小平在杨尚昆送的《关于中共中央军委组成人员和中国人民总政治部主任人选征求意见情况的报告》上作了如下批示：“就这样改定：秋里去总政，丕显管政法。问问三帅、陈、李、赵的意见。”

9月17日，在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通过了对余秋里的任命。

三

对于余秋里出任总政治部主任时的情景，水新营在文章中说：“十二大大会主席团开会期间……余秋里当着众人的面，对陈丕显说：‘阿丕，我感谢你。我要请你吃饭，连续三天请你吃饭。’”

余秋里身边工作人员认为，这是一个胡编乱造、虚构出来的离奇故事。他们说：

党内高级干部的任职都是党中央研究决定的，而不是通过什么交易得来的，更不可能是谁把哪个重要的职务让给了谁，何来余秋里表示感谢一说？

另外，从文章的行文用语来看，虚构的痕迹更加明显。余秋里出任总政治部主任是在党的十二大闭幕六天后政治局会议上决定的，文中却说在十二大大会主席团开会时余秋里去向陈丕显表示感谢。这在时间上就不合情理。另，文章说余秋里当众称陈丕显为“阿丕”，这说明，作者对陈丕显、余秋里的经历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了解。据我们所知，“阿丕”的称呼，源自陈丕显在中央苏区工作时期。领导同志和战友这样称呼，表现了上下级之间、战友之间的亲密关系。余秋里和陈丕显从未在一起工作过：土地革命时期，一个在湘赣革命根据地，一个在中央苏区；抗日战争时期，一个在八路军，一个在新四军；解放战争时期，一个在西北，一个在华东；解放后，一个在北方，一个在南方。余秋里在人事安排小组工作期间，曾和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的陈丕显通过两次电话，就涉及湖北一些人的安排交换意见。余秋里去电话时称“丕显同志”，陈丕显回电话时称“秋里同志”。两人除谈工作外，一句题外话也没有，完全是一种互相敬重的工作关系，根本没有那种直呼“阿丕”的情景。

余秋里一向视工作为最大乐趣，从不参加吃喝玩乐活动，对大吃大喝更是深恶痛绝。他曾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发言说：“大吃大喝不仅仅是一个作风问题，已成为一个政治问题。它影响了党的威信，影响了经济发展，腐蚀了干部，增加了人民负担，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发展下去，后果是严重的。建议中央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水新营的文章说他要请陈丕显吃饭，而且是要连吃三天。胡编到这种程度，实在令人吃惊。

以秋为话题的作文篇5

提　要　《诗》和《春秋》都是先秦儒家士人极力推崇的文化文本。二者从实际的历史角度看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在儒家的话语建构工程中它们却同是儒家权力意识与乌托邦精神的体现，有着深刻的一致性。“诗亡”与“《春秋》作”反映了从春秋到战国文化空间的变化，也反映了儒家士人文化心态的变化。

《诗经》作品在西周初年至战国末期这近八百年的历史中被广泛使用着。其使用范围之广，所起作用之大，恐怕后代任何一个时期的诗歌都无法比拟。但诗的功能究竟如何?这既是个实际的历史问题，又是个话语建构问题。作为历史实际，诗的确曾经具有其独特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功能。这种功能由于具体社会需求的不同而显现出明显的差异。作为话语的建构，诗的功能又是一种叙事的产物，或者说是儒家士人的乌托邦式的虚构，是一种政治策略的产物。后世论者不察，往往将诗的实际的历史功能与儒家的叙事所赋予的话语功能混为一谈。这里我们即从分析孟子的一段话入手来从一个侧面考察一下诗的这种双重功能的情况。

一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何谓?

《孟子离娄下》有云:“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对于这段话，历来注者，其说不一。赵岐注云:“王者，谓圣王也。太平道衰，王迹止熄，颂声不作，故《诗》亡。《春秋》拨乱，作于衰世也。”②朱熹注云:“王者之迹熄，谓平王东迁，而政教号令不及于天下也。诗亡，谓《黍离》降为《国风》而《雅》亡也。”③赵言“《诗》亡”指“颂声不作”，朱言乃指“《雅》亡”，均非确当之论。道理很简单:孟子是说“诗”亡，而非说“《颂》”亡或“《雅》”亡。然赵、朱之论，亦渊源有自。观赵岐之意，是说颂美之诗只能产生于太平之世，到了衰世，就只能产生《春秋》这样的“拨乱”之作了。但赵岐以“颂声”代“诗”，这显然不能反映“诗三百”产生的实际情况。其说盖出于诗序及郑玄著名的“变风”“变雅”说。《诗序》云:“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①郑玄云:“文武之德，光熙前绪，以集大命于厥身，遂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时诗，《风》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鸣》、《文王》之属。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礼作乐，而有《颂》声兴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风》、《雅》而来，故皆录之，谓之诗之正经。后王稍更陵迟，懿王始受谮言享齐哀公，夷身失礼之后，邶不尊贤。自是而下，厉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坏。《十月之交》、《民劳》、《板》、《荡》，勃而俱作，众国纷然，刺怨相寻。五霸之末，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善者谁赏，恶者谁罚，纪纲绝矣!故孔子录懿王、夷王时诗，讫于陈灵公淫乱之事，谓之《变风》、《变雅》。”②诗序及郑玄此论亦非凭空杜撰。就《诗经》的实际情况而言，的确存在着平和愉悦的颂扬赞美之作与愤懑激越的讥刺讽谏之作两类。所以汉儒说诗尽归于美刺二端，固属偏颇，却也不是全无根据。就理论的演变来看，则诗序与郑玄此说应该是本于《礼记乐记》所谓:“声音之道，与政通矣”之说，甚至连“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一段文辞都原封不动照搬过来③。

“正变”说虽然长期为人采信，几为定论，但其主观臆断之处毕竟难以尽遮天下人之目。清人崔述尝予以尖锐批评。他认为:盛世亦有当刺之人，衰世复有可颂之事。不可能讽刺之诗都出于衰世，美颂之作都出于盛世。他还具体指出诸如《七月》、《东山》、《破斧》、《淇澳》、《缁衣》、《鸡鸣》、《蟋蟀》等诗均不宜以“变风”目之。他更进一步指出:诗序确言某诗刺某人、刺某事，乃是出于诗序作者将一国之诗与《左传》等史书所载此国之事相比附而来的，他的有力证据是:诗序于《魏风》、《桧风》均不直指刺某君之事，乃因此二国之事《左传》、《史记》等史书全不记载因而无从附会之故④。诗序及毛传、郑笺以史实比附诗义可以说是汉儒说诗的基本方式⑤。

如此看来，赵岐的“《诗》亡”即“《颂》亡”说肯定是不能成立的。

我们再来看朱熹之说。在朱熹之前亦已有持“《诗》亡”即“雅亡”之论者。王应鳞记云:“诗亡然后《春秋》作。胡文定谓自《黍离》降为《国风》，天下不复有《雅》。《春秋》作于隐公，适当《雅》亡之后”⑥。只是胡安国(谥文定)之说不像朱说那样影响大而已。或许朱熹是接受了胡安国的说法。观朱熹之意，尽管他对诗序多存异议，然而这里却是以《诗大序》所谓“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为前提的。故而他以为东周之时，王纲不振，诸侯各自为政，天下一统的局面不复存在，那种“言天下之事”的“雅”诗就因失去了存在的条件而衰亡了。在他看来，只有这样的解释方能将“王者之迹熄”与“诗亡”联系起来。然而这种解释同样是不能成立的。看《孟子》引诗，固然多为《雅》、《颂》之属，但亦非不引《国风》①。所以在孟子的心目中“诗”包括“十五《国风》”在内，当无可置疑。如此则不能说“诗亡”仅指“《雅》亡”。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理解“诗亡”呢?对这个问题清人的见识远较前人为高。朱骏声认为“王者之迹熄”之“迹”字乃是“”字之误，“”即指“人”，又称为“遒人”，乃天子使于各国振木铎以采诗者。按照朱骏声的意思，则“王者之迹熄”是指西周采诗制度的毁坏，因此“诗亡”并非指无人作诗，而是说诗不再为王室所收集。清人持此论者甚多。成左泉《诗考略》引方氏云:“大一统之礼莫大于巡狩述职之典，今周衰矣，天子不巡狩，故曰迹熄。不巡狩则太史不采诗献俗，不采国风则诗亡矣”。又引尹继美《诗管见论王篇》云:“诗有美刺可以劝戒，诗亡则是非不行。且诗之亡，亦非谓民间不复作诗也，特其不复采诗尔”②。这种解释显然较之“颂亡”、“雅亡”之说更近情理。

基于清人的见解我们可以对“王者之迹熄而诗亡”的含义做进一步的阐释了。“王者”是指古代圣王。具体言之则是指“三代”的开国君主，即夏禹、商汤、周文武。孟子尝谓:“禹恶旨酒而好善言。汤执中，立贤无方。文王视民如伤，望道而未之见。武王不泄迩，不忘远。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③由此即知孟子心目中的“王者”之所指。但是这里的“王者”又并非实指禹、汤、文武，而是指西周那些基本上遵奉文王、武王、周公治国之术的历代君主。更准确地说是指奉行“仁政”或云“王道”的君主们———他们实际上已经是儒家士人社会乌托邦的代表者，是话语建构的产物了。“王者之迹”直接的表层含义即如清儒所言，乃是指西周采诗制度。但即使没有朱骏声所说的文字之误，同样可以说通———“王者之迹”的字面意思就是指天子的踪迹，即是指的天子的巡狩采诗活动。《礼记王制》云:“天子五年一巡狩。岁二月，冬巡狩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觐诸侯，问百年者就见之。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④故而“王者之迹”直接的意思就是天子巡游天下以观民风之活动。

但如果联系儒家的话语建构工程来看，则“王者之迹”就有了更广泛的含义。在先秦儒家的心目中，“三代”之治是美好的社会政治形态。这种观念自然是激于现实社会的动荡不宁而产生的。他们依据往代遗留的一些歌功颂德的文字和有关典章制度的记载，按照自己的意愿将古代描绘为一种理想的社会形态，以此来寄托自己对现实的绝望与寻求超越的强烈愿望。他们以自己的价值观念来书写古代历史，同时也就将历史叙述为儒家价值理想的范型。例如和孟子同时的燕国大夫郭隗在劝燕昭王招贤时对古代君主就有“帝者”、“王者”、“霸者”的区分⑤，这显然不是历史事实的叙述，而是一种价值层级的建构。越古的就越崇高，越近的就越卑下———这是儒家从自己的价值观出发进行历史叙事的基本原则之一。这样就建构起了一种混合了价值评判与历史事实的独特的历史叙事话语。在这种话语中，价值评判居于主导地位，它可以使历史事实成为表达政治观念的工具。在孔子和孟子的价值谱系中，尧、舜的地位高于“三王”;“三王”的地位又高于“五霸”;“五霸”的地位则高于任何现实的君主。孔子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这是说尧是直接效法于天的，其功业文章都是至大至伟，后人无法企及的。至于“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禹，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则是有才德的好君主而已①。“三王”之所以值得称道，正在于他们承袭了尧舜之道。

然而尧舜尽管至善至美，他们究竟如何治理天下却是无从知晓的了。即使夏商二代的典章制度，由于文献不足之故，也已无法详知。唯有西周去今未远，文献足备，是今日君主效法的最好楷模。所以孟子所谓“王者之迹”实际上是指他心目中周文王、武王、周公所确立的美好政治制度。这种制度从基本精神上来说即是“仁”，从政治措施上说则是“仁政”，这才是孟子所言的根本之处。尧舜“三王”则不过是“仁”与“仁政”的象征符号而已。孟子尝言:“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又说:“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②至于采诗观风则不过是“仁政”的一个更具体的措施而已。

“诗亡”之义诚如清儒所说，并不是说不再有人作诗，而是说不再有采诗之制。但清儒并未完全明了孟子的深层意思。先秦儒家，从孔子到孟子，一直全力以赴地致力于通过对西周遗留的文化典籍的重新阐释来建构完整的社会价值系统，从而达到恢复社会秩序的目的。“诗三百”恰恰是这些文化典籍中最具有阐释空间的一部分。事实上，从孔子开始，儒家思想家就已经开始借助整理、教授、引用、解释等方式对“诗三百”进行价值的赋予了。关于诗的言说始终是儒家进行话语建构的重要方面。由此观之，孟子所关心的并不是采诗制度本身的有无，而是诗作为一种独特的话语形式是否还能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所以“诗亡”的真正意思是诗失去了往昔在政治、伦理生活中所具有的重要功能。由于诗的功能与“仁政”直接相关，因而诗的功能的丧失就成为“仁政”毁坏的重要标志，这才是孟子痛心疾首的事情。就“王者之迹”与“诗”的关系来看，前者可以说是后者产生、传播、实现其功能的现实必要条件，它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空间，只有在这种文化空间之中诗才是有意义的言说方式。否则诗也就会像那些大量的民间歌谣一样，自生自灭，只能宣泄某种情绪，根本不具有任何的社会政治功能。反过来看，诗又是维护和巩固其赖以存在的文化空间的重要手段。故而，“王者之迹熄”则必然导致“诗亡”;而“诗亡”也就成为“王者之迹熄”的象征。孟子此说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是:在西周乃至春秋时期，诗这种言说方式之能够进入到官方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以及诗的实际功能的演变，均与“王者之迹”这一特定的文化空间直接相关。

当然，孟子的说法只是在儒家的话语建构工程这一语境中才具有某种真实性，它并不一定完全等同于历史的真实。诗究竟为何而作，西周乃至春秋时期诗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都还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诗的兴灭与王政得失的关系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可以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来。例如道家认为:“王道缺而《诗》作，周室废、礼义坏而《春秋》作。《诗》、《春秋》，学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儒者循之，以教导于世，岂若三代之盛哉!”①此与儒家之说恰好相反。盖以道家之学观之，真正尽善尽美之世并不需要有诗文之类来扬善抑恶、评判是非。一切都是自然而然，默默运作。只是到了大道缺失之时，才会产生这些人为的东西来弥补，而这种弥补实际上是无济于事的。道家的这种见解当然也不是历史的事实，同样是一种话语建构的产物。儒道两家这样迥然不同的说法恰可证明同一历史现象完全可以成为不同话语建构的共同资源。所以对于这样的研究对象，我们不仅要指出其与历史事实的区别，而且应该揭示其何以会被如此建构的逻辑轨迹。

对于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诗亡”之论，现代学者往往轻率否定，鲜有能够发掘其隐含意义者。例如钱玄同就不明白《诗》与《春秋》究竟有什么关联，他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之说实在不通。《诗》和《春秋》的系统关系无论如何说法，总是支离牵强的。”②又顾颉刚批评孟子此说云:“他只看见《诗经》是讲王道的，不看见《诗经》里乱离的诗比太平的诗多，东周的诗比西周的诗多。”③以历史的事实观之，钱、顾二人的批评当然是不错的，但这是任何一个读过《诗经》和《春秋》的人都不难发现的事情。这里的关键不在于孟子所说与事实有明显的出入，而在于何以会有这种出入。以孟子对《诗》与《春秋》的熟知，他难道不知道“诗三百”中有许多刺世讽谏之作吗?他难道不知道“诗三百”作为歌咏之辞、言志之作，与《春秋》这样的历史叙事有着诸多的差异吗?他为什么还将二者联系起来呢?实际上对于学术研究来说，值得追问的问题正在于此。下面我们就依据话语建构和历史事实的联系与差异，考察一下孟子将《诗》与《春秋》联系起来究竟意味着什么?

二　“诗亡然后春秋作”何谓?

钱玄同先生对孟子之说的质疑是有道理的:《诗》与《春秋》有何必然的关联?为什么“诗亡然后《春秋》作”?如果从一般历史事实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我们自然会感到孟子之说实在是“牵强”得很，甚至难以索解。即从今天的学科分类角度看，《诗经》是诗歌总集，内容以抒情为主;《春秋》乃史书之属，只是记事。二者亦如风马牛，难以凑泊一处。然而，我们只要联系先秦儒家的话语建构工程这一特定的言说语境孟子言说的内在逻辑就昭然若揭了。正是这种言说语境或云文化空间为孟子提供了言说的动力与规则，同样也为我们对孟子的阐释提供了恰当的视角。

今传《春秋》本为鲁国编年体史书。据史家研究，春秋之时各诸侯国都有专门的史官记载本国和天下大事，也都有名为《春秋》的史书④。后来鲁国的《春秋》一枝独秀，其余各国的史书则湮没无闻。这种情况的发生与儒家的话语建构工程直接相关，可以说就是这一工程的结果。古人自“《春秋》三传”和《孟子》以降大都以为《春秋》是孔子所作，怀疑者，例如刘知己和王安石，只是极个别的情况;时至今日依然有持此论者⑤。古人比较持平的观点是认为此书乃孔子在鲁国史书基础上加工而成。例如杜预的见解颇具代表性，其云:“《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纪远近、别同异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册书，诸所记注，多违旧章。仲尼因鲁史册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志，下以明将来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删刊而正之，以示劝戒。其余则皆用旧史。”①按杜氏之意，孔子尝依据鲁国原有史书删定为传世的《春秋》一书。孔子所做的除了“考其真伪”之外，主要是按照周代礼制而赋予历史的叙事以价值的评判，也就是孔子所说的所谓“正名”。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杜氏的说法是比较符合事实的。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有些学者，例如所谓“古史辨派”，对此书持否定态度。认为它的确是“断烂朝报”或“流水帐簿”，钱玄同说:“实际上说，‘六经’之中最不成东西的是《春秋》。但《春秋》因为经孟柯氏特别表彰，所以二千年中，除了刘知己外，没有人敢对它怀疑的。”②但是现代学界大都持与杜预相近的看法，认为《春秋》本为鲁国史书，在孔子之前已经存在，后来经过孔子或孔门弟子的整理，成为儒家经典之一。例如梅思平指出:《春秋》一书本是朝报(政府公报)，其特点是严格依据传统形式，有尊王之名义，故孔子喜之，于是有所整理删削，以寄托其政治思想。③冯友兰《孔子在中国历史中之地位》一文亦有相近的论述。这应该是比较有道理的观点。当然，未经孔子或其弟子整理过的《春秋》我们是无法看到了，所以这种说法也只能是一种合理的推测判断。它之所以是合理的，最有力的证据便是孟子“孔子作《春秋》”的说法。孟子去孔子不过百年，他的说法当然不会毫无根据。盖《春秋》虽非孔子始作，他必定经过很大程度的删削修饰，所以孟子才以“作”称之。孔子的“作”事实上乃是对《春秋》记载的史实按照自己的价值标准重新写过，从而使之成为表达儒家乌托邦精神的文本———这正是儒家话语建构工程的开始，也是其基本方式。《春秋》作为鲁国的史书原本就必然含有较多的西周意识形态④，因为鲁国作为周公的封地一直是周代文化典籍与典章制度保存的最为完善的诸侯国。而西周的意识形态恰恰是儒家心向往之的。其核心便是“尊王攘夷”四字。孟子和后来的公羊家们之所以把《春秋》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原因也在这里。

孟子对于《春秋》的意义是推崇备至的。他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行，放淫辞，以成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⑤赵岐注云:“世衰道微，周衰之时也。孔子惧王道遂灭，故作春秋。因鲁史记，设素王之法，谓天子事也。知我者，谓我正王纲也;罪我者，谓时人见弹贬者。言孔子以春秋拨乱也”⑥。朱熹注引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典庸礼，命德讨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谓此书之作遏人欲于横流，存天理于既灭，为后世虑至深远也。罪孔子者，以谓无其位而托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权，使乱臣贼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则戚矣。”①观孟子之论与后人的理解，我们可以对《春秋》作为先秦儒家话语建构工程之组成部分的重要作用进行扼要阐释了。

首先，《春秋》被认为是孔子所作，这本身就有着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在儒者的心目中，孔子之前并没有以布衣身份进行著述的事。凡是古代典籍无一例外都是那些圣人兼君主的“王者”创制的。例如八卦为伏羲氏所创，《周易》为文王所作，礼乐制度为周公制作，等等。那实际上就是儒者最向往的“政文合一”的时代。孔子固然可能整理过古代遗留的典籍，并以之教授弟子，但这只能叫做“述”，而不能称为“作”。连孔子本人都说自己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②。那么为什么孟子会坚称《春秋》乃孔子所“作”呢?对此我们只有联系先秦儒家的话语建构工程这一特定的言说语境方能找到答案。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对所谓“话语建构工程”进行一点解释。所谓“话语”在我们这里并不完全等同于时下通行的“知识考古学”和“话语理论”意义上的用法，我们借用这个词语来指一套按照同一个生成规则构成的、有系统的言说，它往往体现了社会上某一类人或社会集团的共同的利益和想法。但是言说者本人对此并不一定有清醒的意识。话语内部也可以由于种种差异而分门别类。例如相对于先秦士人阶层(指那批拥有文化知识，却没有固定政治地位与经济来源的，以影响或改造社会现实为职志的知识阶层)来说，诸子百家可以统称为“士人话语”。而具体言之则又分为许多不同的话语系统———儒家话语、道家话语等。所谓“话语建构工程”则是指在某种的言说语境中，一批拥有言说能力和权力的人不约而同地为着相同或相近的目的，遵守相同或相近的话语生成规则，共同创造某种话语系统的过程。综观先秦士人的话语建构基本上都有两个共同的特征，一是在否定现实社会状况的基础上描绘一种社会的乌托邦。就言说者的身份认同而言，他们无不以天下的拯救者和美好社会的设计者自任;就言说的话语资源而言，则或者试图在古代遗留的文化资料的基础上进行修补完善的工作，或者针对这些文化资料进行反向的建构，即在否定中有所树立;就言说者与现实的政治权力的关系来看，他们都以制约、规范这种政治权力为指归，但是在具体策略上则或者站在权力的对立面以否定者的姿态言说，或者试图以替这种权力服务为代价来换取它的支持。二是都将自己政治理想的实现寄托于言说的有效性上———对现实权力的征服完全依靠这种权力的自觉认同。这一特征就构成了先秦士人话语建构工程与生俱来而又挥之不去的乌托邦性质:言说可以极尽想象与虚构，现实则完全按照自己的逻辑运作。所谓“政文合一”的理想本质上不过是儒家士人干预现实之权力意识的反映而已。

总之，建构一套话语系统来干预社会现实，这就是先秦士人话语建构工程所遵循的基本生成规则。这种话语生成规则不是什么人有意识地制定的，它的产生乃是士人阶层的特殊社会境遇决定的。是士人与社会政治权力之间即相对立，又不可分离的张力关系造成的。士人阶层漂泊无依、缺乏归属感的境遇所造成的巨大焦虑为话语建构提供了足够强大的心理驱力;贵族政治体制的崩坏、政治的多元化以及社会的无序状态使士人的言说可以最充分地发挥自由想象;诸侯间的竞争所造成的对士人阶层的依赖则为言说者提供了以天下为己任、环顾宇内，舍我其谁的大气魄、大自信。这种种因素加在一起，就导致了先秦文化领域一场波澜壮阔的宏大景观。

但是具体言之，则各家各派的话语建构活动又呈现出极不相同的情形。我们这里只看儒家的情况。当孔子之时，士人阶层刚刚出现于世，西周的贵族意识形态在各诸侯国，特别是孔子生活的鲁国还有很大的势力。因此，“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或曰“克己复礼”是孔子的奋斗目标。孔子的话语建构工作主要表现在对旧有典籍、礼仪的发掘、整理和传播方面。孔子一生颠沛流离，处处碰壁而百折不挠，就是因为他坚信只有修复那业已崩坏的周礼、恢复“尊王攘夷”的传统，才可以摆脱天下纷争的局面。孔子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①朱熹注云:“鲁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卫反鲁。是时周礼在鲁，然《诗》、乐亦颇残缺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参互考订，以知其说。晚知道终不行，故归而正之。”这是孔子整理《诗》最有力的证据。故而即使司马迁的孔子“删诗”之说不尽可信，然他整理过《诗》的次序，考订过其文字应是无可怀疑的事。对于《春秋》亦应作如是观。这部史书原本非孔子始作，但确实经过了他的修改润色。老夫子满腹“礼崩乐坏”之愤与“克己复礼”之志在其整理《春秋》时自是难免流诸笔端，形诸文字。所以《春秋》之中的确含着褒贬，的确有其“微言大义”。这样一来，尽管《春秋》并非孔子所作，但这部书却成为他的话语建构的重要方面。

根据前引《论语》和《孟子》的说法，《诗》与《春秋》都是经过孔子整理之后而成为儒家经典的，可以说它们成为先秦儒家话语建构的最初文本形式。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看出这两部书之间的一致性之所在了。观孟子之义，“诗亡然后春秋作”主要是从功能角度来说的———《诗》曾是有效发挥社会教化功能的儒家文本，随着时代的变化，《诗》的功能渐渐失去，于是儒家又选择了《春秋》作为继续发挥社会教化功能的儒家话语系统。传达同样一种价值观念以达到赏善罚恶的、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这就是《诗》与《春秋》最根本的相通之处。是“诗亡然后春秋作”的基本逻辑根据之所在。然而二者之间毕竟又有很大的差异，除了文类性质方面的不同外，二者最大的差异是它们属于不同的文化空间的产物，这种差异背后则隐含着先秦士人阶层的主体精神特征与权力意识。对此我们有必要进行一些简要的分析。从孔子开始才形成先秦儒家士人群体在现实中的实际身份属于“游士”或“布衣之士”。尽管孔子和他的许多弟子都曾经做诸侯的大夫或大夫们的家臣，但从总体上看他们这个群体并不属于当时的执政者阶层。然而在他们的意识中，即从身份认同的角度看，他们却是从来都以社会的管理者身份自居。孔子时时呼唤“道”的实现。夫子之道主要是指一套合理、公正、有序的社会价值准则，准确地说就是经过美化润色之后的西周意识形态与典章制度。在孔子看来，只有他所代表的儒家士人才有能力实现这套价值准则。到了孟子，尽管实现儒家之道的可能性较之孔子之时更加渺茫，而孟子那种平治天下的信心与勇气却是较之孔子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他看来，《诗》是“王者之迹”的产物，是自然而然地传达王道、维系既定社会秩序的有力手段。《春秋》虽然不再像《诗》那样是官方话语，是国家意识形态，但是却同样可以起到《诗》的作用。他说:“《春秋》，天子之事也。”这是什么意思?所谓“天子之事”是指在西周天下一统的贵族宗法制社会中，礼乐征伐之事只有天子可以决定。也就是说，只有天子有权决定社会的价值层级并赏善罚恶。那么之所以要由《春秋》承担起“天子之事”的重任，那是因为天子已经不能承担这种重任了。儒家士人要替天子行赏罚之权，意味着他们是以执政者，或社会管理者自居的———他们确信自己有责任和义务来改造这个陷于无序状态的的动荡社会。

《诗》曾经是官方话语，具体说是在贵族社会中维系和调和人神关系、君臣关系、贵族之间关系的有效工具。《诗》无论是贵族们自己创制还是采自民间，一旦它们进入贵族的文化空间之后，就无可避免地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一部分，甚至转化为贵族制度的组成部分。《毛诗序》尝言:“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①这段话似乎将诗的作用过于夸大，看上去令人难以置信。实际上如果联系西周时期的文化空间，即贵族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言说方式等等，我们就会发现，这种说法并非汉儒的夸大其辞，而是诗在当时被赋予的实际社会功能②。可以说，《诗》在西周乃至春秋的贵族社会中具有后世诗歌根本无法企及的巨大社会功能。它根本就不是后世的所谓“诗文”，更不是今天的所谓“文学”。它是古代宗教仪式的新形式，是彼时意识形态的主要形式，是贵族的身份标志，是君臣之间、贵族之间独特的沟通方式。我们只要打开《左传》、《国语》看看就知道，《诗》在春秋时期的贵族生活中是不可缺少的东西。在祭祀、外交、朝会、筵饮乃至贵族间的私人交往中，“赋诗”、“引诗”的现象随处可见，这说明在当时《诗》是整个贵族阶层普遍认可并深刻了解文化文本。从具体的“赋诗”、“引诗”的情况看，尽管断章取义是普遍存在的方式，但是这都是基于一个预设的前提，那就是《诗》是一种具有神圣性、权威性的言说，完全可以用来做某种行为或言谈的最终依据。所以孔子才会有“不学诗，无以言”的提法，在他那里是不存在“诗亡”问题的。

孔子整理诗乐并以之教授弟子，这是与其“克己复礼”的政治理想直接相关的。孔子之时尽管已出现“礼崩乐坏”的普遍情况，但是在各诸侯国西周的礼乐文化依然勉强延续着，贵族身份与贵族意识依然受到社会普遍的认同。在贵族阶层中那种不娴于诗的应对或错用礼仪的现象依然会受到鄙视和嘲笑③。在这样的文化空间中，孔子在话语建构上的一切努力都是力求使遭到破坏的传统得以修复，使行将逝去的东西能够重新获得生命力。所以不管他的实际身份是什么，他都是站在官方的立场上有所言说的，只不过他不是站在某个诸侯国的官方立场上，而是站在整个贵族阶层的立场上，或者说是站在行将退出历史舞台的官方文化的立场上。他整理《诗》、《春秋》等文化典籍本质上是一种“正名”的工作———告诉世人传统的价值准则落实到伦常日用之中应该是怎样的，人应该遵循怎样的规则活着。所以孔子的话语建构活动的确是要代替已经没有权威性的周天子行使维护原有价值秩序的权力。

到了孟子的时代，政治权力与文化话语权力更进一步分为二橛，西周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已经化为纯粹的古代遗迹。那个作为当然的统治者的古老的贵族阶层已经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能够适应兼并与反兼并之迫切需要的政治、外交、军事人才所组成的新的官僚阶层。政治生活与文化生活彻底分离为互不统属的两大领域。政治家们忙于“奖励耕战”的政策与“合纵”、“连横”的外交;士人阶层的思想家则充分享受着思想与想象的自由，建构着形形色色的社会乌托邦，统一的或近于统一的国家意识形态已不复存在，延绵已久的贵族精神也在功利主义的冲击下荡然无存。《诗》和其他的古代文化典籍已失去了任何权威性、神圣性。除了儒家之外，诸子百家基本上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它们进行评说。“赋诗”之事已成为过去，“引诗”也只有儒家思想家或受他们影响的人偶有为之①。《庄子》说《诗》、《书》、《礼》、《乐》等古代遗留的文化典籍“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②。这就等于说除了“邹鲁之士、缙绅先生”之外，很少再有人懂得这些典籍了。这意味着作为言说土壤的文化空间发生了空前的变化。孟子作为这个时期儒家思想的代表者，其话语建构行为当然是在孔子的基础上进行的。但是与孔子不同的是，他开始描画一个独立的话语统序来与现实的政治统序相对立了。如果说孔子的理想在恢复周礼，重建已然崩坏的贵族等级制度，那么孟子“仁政”、“王道”则是更加美好，也更加无法实现的乌托邦;如果说孔子在对《春秋》进行加工、润色之时强化了它的褒贬色彩，暗含了挺立、凸显传统意识形态的动机，那么孟子明言孔子“作《春秋》”乃是“天子之事”则大大彰显了儒家话语建构行为的政治性，明目张胆地高扬了那种压抑在士人阶层心中的权力意识。他的这种说法无异于宣布了全部现实政治权力的非法性，也宣布了儒家话语建构工程的神圣性与合法性。按照孟子的逻辑，尧、舜、禹、汤、文、武乃至周公，乃是集“道”与“势”为一身的圣人;他们的时代因此也是最为理想的社会形态。到了孔子之时，则“道”与“势”相分离，无“道”之“势”成为“率野兽以食人”的暴君暴政;无“势”之“道”则成为纯粹的话语形式。他的雄心壮志就是要通过对个人人格修养的倡导，通过对“仁政”、“王道”的政治思想的宣扬，坚持“道”的统序，强化话语建构，最终将现实的“势”纳入到“道”的羁勒之下，重新实现“三代”时期“道”“势”合一的理想境界。这是孟子的话语建构的伟大蓝图，也是其后二千余年中儒家士人念兹在兹的伟大宿愿。

三　“诗亡”与“《春秋》作”的象征意味

清人钱谦益尝云:“孟子曰:‘诗亡然后《春秋》作。’《春秋》未作以前之诗，皆国史也。人知夫子之删诗，不知其为定史;人知夫子之作《春秋》，不知其为续《诗》。《诗》也，《书》也，《春秋》也，首尾为一书，离而三之者也。”③钱氏此言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他将《诗》、《书》、《春秋》均以史目之，可以说是开了后来章学诚“六经皆史”之说的先河。二是强调了三书之间首尾一贯的密切联系，亦不为无见。如果从历史事实的角度来看，钱氏之论当然是荒谬的，因为这三部书无论从产生的角度，还是从功用的角度来说，都是迥然不同的。然而如果从自孔孟以来的儒家的话语建构工程的角度来看，则不独此三书，而“五经”、“九经”乃至宋儒编定的“十三经”无不可视为“首尾为一书”———它们都有一以贯之的价值指向，都被赋予了同样的功能意义。从先秦儒者到两汉经生，从汉学到宋学，儒家思想家都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将古代遗留的文化文本解读为上可以规范、制约执政，下可以引导、教化百姓，中可以自我砥砺、提升人格的具有现实功用的话语系统。他们孜孜以求的就是通过自己持之以恒的话语建构使整个社会都纳入严密有序的价值规范之中，而自己也在现实生活和个体精神上最终找到安身立命之所。如此参与人数之众、延绵时间之长、指向同一目标的话语建构活动在人类文化史上绝对是独一无二的。

儒家的理想当然是希望君主自觉地接受和推行他们的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所以他们才塑造出尧、舜、禹、汤、文、武这样的古代圣王的形象来以为现实君主之楷模①。但春秋战国之际像魏文侯这样自觉服膺儒术的君主毕竟很是罕有，故而儒家更多的是靠不遗余力地建构、宣传、教授以便形成一种弥漫性的话语“力场”，进而将执政者在不知不觉之中纳于这种话语“力场”的影响与控制之下。所以即使是一位乡间老儒在默默地传道授业，那也是在进行着政治权力的角逐，更不要说那些特立独行的饱学鸿儒的著书立说了。当然，儒家话语建构过程的权力运作是很复杂的现象。中国古代是“家天下”的君主政体，君主们唯一真正关心的事情就是政权的稳固。所以儒家欲使自己的话语建构活动得到实际的效果，一般都不得不以满足君主稳定政权的需要为诱饵，所以他们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官方意识形态的建构者角色。诸如“正统”观念、“君权神授”观念、君主至尊观念、忠臣观念，等等，都是儒家为了使君主接受诸如仁民爱物、正身修己、顺天应人、重生止杀等价值准则的交换条件。也就是，儒家思想家必须摆出为君主服务的姿态来言说才有可能是有效的言说。只有在像明末清初这样改朝换代之际，才会产生黄宗羲《明夷待访录》那样放言儒家主体精神、明言压制君权的言论来。因此儒家的话语建构必然具有内在的矛盾冲突。即从今天的言说立场来看，你既有理由说它是古代知识阶层制约君权、规范社会的乌托邦式的权力话语，也可以说它是巩固既定社会等级制、维护君主利益的官方意识形态话语。其鲜活的、人道的、具有现代意义的话语内涵与保守的、陈腐的、反个体性的价值指向是同时共存的。

让我们回过头来再看孟子的“诗亡”与“《春秋》作”之论。“诗”所象征的是儒家理想中的“政文一体”②的政治、文化状况。此时官方意识形态与知识阶层的乌托邦话语是合二为一。“诗”正是沟通君臣上下的有效方式。《春秋》所象征的则是民间的、知识阶层独立话语系统的确立。既然统一的官方意识形态已然不复存在，大一统的君权已分化为大大小小的权力集团，并且完全放弃了恢复统一的意识形态的努力，那么知识阶层就当仁不让地承担起在文化上重新统一天下的重任。以《春秋》作为赏罚手段虽然不能起到实际的政治作用，却可以起到在观念上维护统一价值标准的作用，可以起到延续文化精神的作用。如果从更深的层次上看，即联系知识阶层的生存状况来看，则“诗亡”与“《春秋》作”之论还有更隐秘的含义。在孟子所处的战国中期，士人阶层已经成为一个很强大的社会阶层，这远非孔子的时代可以相比。春秋之时，各诸侯国的执政者主要是由贵族构成，贵族的子弟则成为后备的执政者。布衣之士而进入统治者行列的不是没有，但肯定不是主流。在这种情况下士人阶层①的主要从政途径是到某个大贵族家里做陪臣。孔门弟子中凡从政者绝大部分是由家臣而为邑宰，除宰我之外没有真正进入权力核心的。此时的士人阶层是刚刚出现的、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化上都尚处于社会边缘的社会群体。即使在文化上，贵族子弟有自己受教育的途径②，官方文化依然是主流文化，士人阶层的言说也同样是微不足道的。到了孟子之时情况完全不同了。此时贵族阶层已经分崩离析，执政者主要来自平民出身的士人。各诸侯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各方面激烈竞争的刺激下，对具有真才实学的士人的需求空前强烈，游荡于社会上的布衣之士成为执政者集团的真正后备大军。同样在文化上由于官方的贵族文化随着贵族阶层的解体而失去主导地位，士人阶层的文化便成为社会文化的主流。这就是说，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化上，士人阶层已经成为当时社会的主导力量。当时天下各国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消除战争、实现和平。而根据当时各方面情况，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办法是实现天下的统一。面对如何实现统一的问题，士人阶层也出现了明显的分化:一部分人走务实之路，试图通过政治、外交、经济、军事的角逐来使某一诸侯国强大起来，从而兼并其他国家，实现统一。诸如纵横家们的“合纵”、“连横”，法家的“奖励耕战”、“富国强兵”就是走的这一条路。这是用政治的或现实的方法解决政治的或现实的问题的做法。另一部分人则走务虚之路，试图通过文化话语的建构形成统一的意识形态，再进而落实为政治上的统一。孟子便是这派士人的杰出代表。故而，“诗亡”代表着原有的统一的意识形态的轰毁，“《春秋》作”则代表着重新统一意识形态的努力。试图通过历史叙事来影响甚至决定实际的历史进程，这正是士人乌托邦精神的集中体现。孟子奔走游说，到处宣扬“仁政”、“王道”，大讲“四端”、“求放心”、“存心养性”，又斥异端、辟邪说，都是在做着同样的努力。

既然“诗亡”代表一种意识形态的破坏，而“《春秋》作”代表一种意识形态的兴起，那么是不是意味着“诗”与“春秋”所代表的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意识形态呢?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很复杂的。就历史的事实而言，在西周至春秋之时，“诗”作为贵族政治、文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来说，它的意识形态性质主要表现在对贵族特权和贵族身份的确定、强化以及贵族关系的协调上。就儒家的话语建构而言，则“诗”乃昭示着一种理想化的价值观———它是善恶的尺度，是维护社会公正与秩序的有力武器。儒家士人依靠“诗”所独有的多种阐释可能性来赋予其种种价值功能，力求使之成为负载儒家价值观的话语系统。以至于到了汉代不仅出现了以“美刺”说诗的普遍现象，而且还出现了“以‘三百篇’当谏书”的情况。“诗”的实际功能与儒家所赋予它的功能之间是存在着很大的区别的。《春秋》的情况则不同。就实际的历史而言，这部史书的意识形态作用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的。所谓“乱臣贼子惧”云云，不过是孟子的期望而已。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们是不会因儒家的历史叙事而丝毫改变自己的政治、军事策略的。儒家遵循的是理想的文化逻辑，现实的执政者遵循的则是关系着生存的利益原则，二者是格不入的。至于儒家思想在后来的发展中渐渐弱化了乌托邦色彩，增加了现实的可操作性，以及大一统之后的统治者向着儒家文化寻求合法性支持，则是君权与士人阶层在权力层面上相互协商、彼此磨合的结果。

以秋为话题的作文篇6

那么余氏散文激起人们阅读兴趣的原因是什么呢？

对此评论界众说纷纭，有的认为“主要因了他超群的思辨力和知识结构。他的思维场中，比一般作家多了学者深邃的文化感悟力和数十年积累的史学功底，又比一般史学家多了层雄厚的艺术底蕴和天赋的文字表现力；加上他对哲学人类学历史地理学的融合，他的作品就具备了‘轰动’的条件”，有的认为“根本原因在于他突破了传统散文的创作模式”。而余秋雨自己认为“当我们放下架子，以一种平等的姿态，以一种较为放宽的形式，表达我们的思考时，才有可能获得其他生命的回音”。这段话提示我们，揭示清楚余秋雨“个人解读”视角艺术化表达问题才是明了其散文引起普遍关注的钥匙。

“个人解读”这一指称无疑具有两重性。“解读”是一种理性的行为，是运用概念、判断、推理等理性思维要素，采用逻辑推理或实证的方法去分析、解释自然物理现象和社会精神现象的方法。通常来讲，“解读”方法多用于学术研究，这一方法的运用应该遵守严谨的学术规范和客观规律。然而，人是感性和理性兼具的动物，许多时候很难把二者截然分开。从时代精神来看，中国的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文坛散文仍沉迷于国家民族话语的重复或者个人闲适生活的呓语，文学尤其散文几乎处于“失语”状态，在这种时候，文坛需要呼唤理想，呼唤深刻的思考；应该说，这种“时代需要”与《文化苦旅》甫出时广受赞誉不无关系。在《文化苦旅》以后的创作中，余秋雨散文一直以个人独立的理性思考为框架。余秋雨散文对历史文化现象的理性“解读”，一度让许多读者甚至评论界产生严重的误读，他们随着自己的阅读思维定势，把余秋雨散文当成学术论文来读，文学学者、文化学者、历史学者一拥而上，指出其中的所谓“硬伤”、“余教授做学问如此随意”。笔者之所以在“解读”之前加了“个人”，便是因为散文在多数情况下是个体全部经验和精神生命的裸露，是散文家生命意识和生命观点的自然流露，也正由于这一点，散文作为一种包容性很强的文体才有它存在的价值，否则，让想象力和情感丰富的人都去写诗歌，让擅长逻辑思考的人都去写论文，散文还有谁来写？余秋雨是一位对文明、文化有极强感悟力的学者，同时也是一位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现代意识的作家，因此他的“个人”就必然牵扯着厚重的文人观念、知识分子意识。

那么余秋雨与中国传统文人一脉相承的对民族文化、历史使命、文明传播的强烈忧患意识是通过怎样的艺术方式表现出来的呢？

首先是对话式的议论。在文学批评领域里，“对话”这一概念和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是分不开的，它指的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的小说里，不单是叙述者一个人在说话，有两个声音在说话。余秋雨散文的“对话”与巴赫金的“对话”虽然不完全等同，却也有相似之处。即与传统散文比，在余秋雨的散文中我们常常能听到对话的声音：第一是作者与那些“远年灵魂”的对话，似乎他们早已认识、对坐长谈。余秋雨在探询古代文化遗迹或文化现象的过程中，着力于剖析历史个案——即是他笔下经常出现的“远年的文化灵魂”。如《阳关雪》中的王维、《柳侯祠》中的柳宗元、《都江堰》中的李冰、《风雨天一阁》中的范钦、《千年庭院》中的朱熹、《苏东坡突围》中的苏东坡等，作者对这些具有“较为健全的文化人格”的历史人物并非提到而止，而是尽可能再现历史情境、探索人物的心路历程，当然这种探索中渗透着作者的倾向性和价值观。当读到《苏东坡突围》中“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时，已经分不清作者写的是中年的苏东坡还是中年的余秋雨了。第二是作者与读者对话。无论作者走到哪里，他总是忘不了读者、面向读者，在与古人对话之后，自己便出现，通过对话式的议论向读者介绍自己的经历和体验。许多历史散文都是独白式的，或是历史的洪流淹没了个人的声音，或是在个人独断的声音中让历史成为僵死的客体，余秋雨打破了这种个人与历史二元对立的僵局，通过这两对“对话”行为拓展了文章的空间，也吸引了读者，读者不仅能欣赏到别人的交谈，还时刻能感受到自己在历史时间和文化空间中的存在，这样，读者就不再只是在文本之外观看作者的炫耀学识或是演绎自己的人格魅力，也不再驻足历史文化之外对曾经的风风雨雨采取漠然中立的认知式态度，而是被作者邀请进去，进入文本营造的话语空间和历史文化空间，和作者一道去经历一番文化苦旅。在他那圆熟的语言技巧经营出的具有魔咒般魅力的文字的感召下，读者也被带到了特定的历史文化场景中，个人的生命之流与历史的洪流浑融一片……这样，又形成了读者与历史的对话。由此我们看到：余秋雨的对话在两个层面展开而形成了多重对话的格局。在这多重对话中，余秋雨以自我的敞开博得了历史的敞亮。

其次是重新叙述的历史故事。即使不细心的读者也会发现，在余秋雨散文中，除了古代诗歌的引用以外，其他所引古文全部被作者翻译成了白话文，细心点便会发现，余秋雨在散文里并非单调地讲述历史事件，更不直引史书，而且绝对不是史书的白话文翻译（人物语言除外）。他的“讲史”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即融入了自己的情结情感，借小说、戏剧等表现手法重新叙述的历史故事，如《道士塔》第二节的叙述：

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欢到洞窟里转转，就像一个老农，看看他的宅院。他对洞窟里的壁画有点不满，暗乎乎的，看着有点眼花。亮堂一点多好呢，他找了两个帮手，拎来一桶石灰。草扎的刷子装上一个长把，在石灰桶里蘸一蘸，开始他的粉刷。第一遍石灰刷得太薄，五颜六色还隐隐显现，农民做事就讲个认真，他再细细刷上第二遍。这儿空气干燥，一会儿石灰已经干透。什么也没有了，唐代的笑容，宋代的衣冠，洞中成了一片净白，道士擦了一把汗憨厚地一笑，顺便打听了一下石灰的市价。他算来算去，觉得暂时没有必要把更多的洞窟刷白，就刷这几个吧，他达观地放下了刷把……

敦煌文物被窃取这一历史事件毕竟发生在一个世纪前，作者对于这一事件的认识，只能从历史记载中了解，而文章中对王道士细微的动作神情以及思想的描写，完全是作者丰富的想象，突出了现场感——好像作者亲历历史事件一样。这便把“一般过去时”改成了“现在进行时”，强化视觉效果。 类似这样的叙述，在余秋雨的散文创作中是较为常见的。以致这种写法引来了许多责难，被认为是用写小说的方法写散文。我们不禁要问，既然文学史上已经出现孙犁、汪曾祺那样的“散文化小说”，既然人们已经认同不同文体技巧的互补互用；况且，余先生并未在散文中虚构历史事件，并没有违反散文的真实性要求（关于散文能否虚构问题近年来散文界又开展了讨论，讨论结果不言自明），只是对历史细节进行艺术化的合理想象，又何过之有呢？事实上，这种写法点铁成金，有利于深化主题，大大增强了文章的可读性。子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笔者认为，对于文章品质的评判，不应受到作品社会效应的影响，还应立足于本文。

此外，余秋雨的散文还充满了人文关怀的抒情，这也是余秋雨散文创作很重要的表现方式。现代散文艺术创作，不管是侧重“议论”还是侧重“叙事”，都不可背离“抒情”这一文体本性或属性。无论“议论散文”或“叙事散文”，缺少作者主观情感的介入，就会变成一种直白的说教和纯客观的呈现。90年代初，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展到一定的深度，在市场观念的初步洗礼下，人们的精神出现荒芜，当时文坛，仅就散文来看，以往经典作家秦牧、杨朔等人的“国家民族话语”已经无法赢得读者的信任和感动。这时候，《文化苦旅》对人、人性和人格的关注无疑是一抹阳光、一泓清泉，作者注重抒情的质量，建构一种对人的“终极关怀”、“现实关怀”的创作理念，在某种意义上说，为1993年在上海，王晓明、陈思和等人发起了“人文精神”大讨论敲响了前奏。从报刊文章上我们还可以清晰地看到，在1992年左右的几年间，全国无数读书人都在为《文化苦旅》中浓厚、博大的感情而感动。这种感情的抒发是个人行旅经验、情感体验和心灵体验的投入而带来的，是动人的，是艺术的，而非技术的。

总之，无论对话式议论，还是重新叙述的历史故事，或是充满人文关怀的抒情，都是余秋雨以个人解读历史文化结果的表达，这些艺术方法的成功运用应该是其散文阅读效应产生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1] 郭冬：《余秋雨散文简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6期。

[2] 王萍：《论余秋雨对传统散文模式的突破》，《河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3] 萧朴：《感觉余秋雨·序》，文汇出版社，1996年2月版。

以秋为话题的作文篇7

关键词：朗读背诵；释疑探究；潜心涵咏

中图分类号：G62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32-0174-02

教学设计：幸玉兰 评析：肖永辉

教学目标：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课文。

2.理解重点词句，领悟文中所讲的道理。

3初步感受文言文的特点，激发学习文言文的兴趣。

教学重点：

1.朗读和背诵课文。

2.品读分析两人不同的学弈态度，导致不同的学习结果。

教学难点：根据注释读懂每句话意思，整体感知课文内容。

教学过程：

一、由题辐射，引入新课

师：同学们，两千多年前，有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他叫孟子。他说过的许多话让我们受益匪浅，如“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课件出示孟子名言，学生齐读。）

（评析：以孟子名言开课，让学生初步感受了文言的韵味以及孟子的人格魅力，简洁明快，充满语文味！）

师：今天，就让我们穿越时空，与这位伟人进行对话。（学生齐读课题）。谁知道学弈是干什么？读了课题，你想知道什么？（学生质疑）

（评析：学贵有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抓住课题，引导学生质疑，将问题回归学生，依据学情有的放矢的展开教学。）

二、朗读文本，层层推进

1.字正腔圆，读古文（课件出示古文字词）。学生展示字词掌握情况，生生互评。特别注意字音读正确。

2.有板有眼，诵古文。师：读文言文讲究断句，有标点处我们一定要停顿。但这样还不够，句中有些词根据词意还需停顿。（出示标有停顿的原文，引导学生把古文的节奏读出来。）

3.潜心吟咏，叹古文。师：古文讲究吟咏，读出文章的节奏就会情不自禁地摇头晃脑，老师来晃一下行不？（师示范吟咏古文，学生评价；学生展示，生生评价。）

（评析：这一环节，从读准字音，到读出节奏，再到读出韵味，读有目的，读有层次，读有梯度，必将文言文读得韵味横生。）

三、释疑探究，感悟文意

1.方法引路，自主学文。师：同学们，我们以前也学了几篇文言文，你觉得读懂文言文有哪些好方法？（老师介绍结合注释理解文言文字词句的方法。）学生根据方法自主感悟文言文的意思，然后再一起小组合作交流。

（评析：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此环节首先教给学生学文言文的方法，再让学生利用方法自主学文，为学生以后学文言文打下了基础。同时，新课标指出，课堂应倡导自主、探究、合作的学习模式，此环节在个体感悟的基础上，合作交流。促进学困生的成长，利用集体带动个体的进步，使全体学生更好地理解文言文的意思，达成教学目的。）

2.释疑探究，揣摩词句。

（1）谁学弈？向谁学弈？你是从哪句话知道的？（相机出示“使弈秋诲二人弈”）

师：哪个字是教的意思？《论语》里有句话“诲人不倦”，就是讲教育人要耐心，不感到疲倦。这个“诲”也是教。

（2）弈秋，何许人也？（相机出示“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何为善弈者？

（3）指导朗读。师生合作表演读：师问：弈秋，何许人也？生答：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

（4）学以致用，引导学生用这种句式夸一夸身边的人：例：“钟老师，通校之善教者也。”“小红，通班之善舞者也。）

（评析：此环节，遵循循序渐进的教学原则和由浅入深的认知规律，引导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再朗读深化，顺势引导运用，将知识内化，以此促进学生语文素养的提升。）

四、潜心涵咏，文理共生

1.师：俗话说名师出高徒，弈秋是否教出了两个棋艺高超的学生呢？他们两个学弈的结果怎样？（从而出示句子：虽与之俱学，弗若之矣。引导学生学习‘学弈结果’这一环节。）

2.师：两人一起学习，第二个人和第一个人相比较，怎么样？那“弗若”什么意思？连起来说说这句话的意思。（相机板书：成功；失败）

3.质疑：师：同样是学弈，同样的老师，学习的结果却如此不同。不由得让人发出疑问：相机出示“为是其智弗若与？非然也”（理解意思并相机指导朗读）

4.探究俩人学弈的态度：（1）师：其一人如何学弈的？你还能用哪些词表达出与专心致志一样的意思？再看看，哪个小句具体表现了他的专心致志？相机品读句子“惟弈秋之为听”。（2）图文结合，感受其一人专心致志（课件出示插图）师：看看，图上哪一个人专心致志，惟弈秋之为听？（引导学生从人物动作、神态等方面仔细观察）想想，也许在他身边的树上正有一只鸟儿在尽情地歌唱，他听见没有？因为他正在惟弈秋之为听。也许身边草丛中有一只小虫在弹奏乐曲，他听见没有？他正在惟弈秋之为听。也许身边的小河正哗哗地流淌，他听见没有？他正在惟弈秋之为听。（评析：这里我利用图文结合，语言渲染，引导学生入情入境，一咏三叹的品读文本，真切感受“其一人专心致志”的学弈态度。）（3）师：其一人如此学弈，另一人呢？谁读给大家听听？（相机出示“一人虽听之，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4）图文结合，感受其一人的三心二意。师：尽管这个人想得专心，可学弈时一心想其他的事，不是一心一意，那是三心二意。（板书：三心二意）。（5）对比朗读。师：现在，男女生比赛着读读这一整句话。男生读其一人学习情况的句子，女生读另一人学习的句子，看谁读得好，读得专心致志？（评析：学习古文要以读为本，以读促悟，读悟结合，因此在探究完两人学弈的不同态度之后，再次引导学生分角色对比朗读，加深了读书体验。）（6）反复吟诵，内化文本。师：那学到现在，大概能把课文背下来了吧？考考你们，老师提问，你们就用课文中的话来回答！准备好了吗？（师问：“弈秋，何许人也？”生答：“弃秋，通国之善弈者也。”师问：“使弈秋干什么？”生：“使弈秋诲二人弈。”师问：“其二人如何学弈？”生：“其一人专心致志，惟弈秋之为听；一人虽听之，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师问：“学弈结果如何？”生：“虽与之俱学，费若之矣。”

师：下面欣赏欣赏根据课文改成的动画片，请同学们一起用课文给它配配音。

（评析：此环节，师生合作，一问一答，形式有趣，既拉近了师生距离，又提高了背诵的效果，给给动画片配音，再一次营造背诵氛围，学生入情入境，诵读文本，古文的韵味汩汩流淌。）

五、联系生活，用心育人

师：学了这则文言文，你有什么收获？”（学生联系生活实际说收获。）

师总结：其实，学弈就是学做人。只要我们走的每一步人生之棋都是认真的，专心致志的，我们就是永远的胜利者。（评析：语文即生活，教材无非是个例子，教师充分利用了教材中的道德因素，渗透人文教育，端正人生态度。）

六、作业

1.背一背课文《学弈》。

2.眼看第二人什么也没学会，大家想不想劝说几句？平时我们班上有没有这样的同学呢？如果当面不好劝，那就写一封信劝说劝说。（评析：语文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以背一背来夯实学生的基础，以写信劝说的方式，升华学生的感悟，发展学生的能力，从课内走向课外，从课堂走向生活，达到课堂与生活的完美整合。）

七、板书

学弈

一人?摇专心致志?摇成功

另一人?摇三心二意?摇失败

（评析：学习态度不同，结果也不同。此板书力求凸显重点，简洁明了，通过两种不同的学习态度，得出两个相反的结果，对比鲜明，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

以秋为话题的作文篇8

两人第一次见面是在1932年春末夏初，地点是北四川路鲁迅的住所，许广平这样回忆那天见面的情形：“鲁迅和瞿秋白一开始相见就真像鱼遇着水，融洽自然……款待之如久别重逢有许多话要说的老朋友，又如毫无隔阂的亲人骨肉一样……从日常生活，战争带来的不安定，彼此的遭遇，到文学战线上的情况，都一个接一个地滔滔不绝无话不谈，生怕时光过去得太快了似的”。为了安全起见，鲁迅还请内山夫人帮忙为瞿秋白租下了北四川路的后楼房间，3月6日，鲁迅到瞿秋白新居祝贺，并送去了一盆花。

秋白的居所与鲁迅的居所相离很近，这大大方便了双方的往来。秋白夫人杨之华在回忆中这样写道：“鲁迅几乎每天到日照里看我们和秋白谈论政治、时事、文艺等各方面的事情，乐而忘返。……秋白一见鲁迅，就立刻改变了不爱说话的性情，两人边说边笑，有时哈哈大笑，冲破了像牢笼似的小亭子间里不自由的空气。”秋白曾说：“鲁迅看问题实在深刻”，“和鲁迅多谈谈，又反反复复地重读了他的杂感，我可以算是了解鲁迅的。”鲁迅在谈到一些问题时，也常常说：“这问题何芝（瞿秋白的别名之一）是这样看法的，……我以为他的看法是对的。”

他们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34年1月初，在离开上海前，秋白最后一次去拜访了鲁迅。许广平后来回忆说：“鲁迅特别表示惜别之情，自动向我提出要让床铺给秋白安睡，自己宁可在地板上临时搭个睡铺，觉得这样才能使自己稍尽无限友情于万一。”杨之华是这样回忆的：“第二天晚上，他回来了……他对我说：‘要见的都见到了，鲁迅和许先生睡了一夜地板，把床让给了我。’他带着微笑，表现了他的满意的微笑。”

当秋白在福建被捕的消息传来后，鲁迅积极奔走设法筹资营救，但不久就传来了瞿秋白壮烈牺牲的噩耗，鲁迅悲愤交加，他在1935年6月27日和9月1日致友人的信中说：“中国人是在自己把好人杀完，秋即其一。……中文俄文都好像他那样的，我看中国现在少有”。“瞿若不死，译这种书（指《死魂灵》）是极相宜的，即此一端，即是判杀人者为罪大恶极”。悲痛之情，溢满字里行间。之后，鲁迅又托着病躯，编校秋白的遗著《海上述林》，亲自负责设计封面，编排校对，使《海上述林》上卷终于得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