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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橙柳桃”引发热议、受到追捧，带给人们诸多思考。
“褚橙柳桃”不愁卖，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两种水果背后都有特别受人关注的故事。褚时健和柳传志，一个是宝刀未老的80多岁创业者，一个是中国企业教父级的人物。他们曾经或者依然成功，在人生的谷底或高峰开始“务农”。不论从哪个角度讲，他们的经历本身都是一个好故事。消费者需要这样的故事，他们在购买这些产品的同时，体现着对褚时健和柳传志励志故事的认同。消费者买的是水果，吃的是精神。
“褚橙柳桃”不愁卖，还因为消费者对其质量的信赖。这几年，除了褚时健、柳传志，网易创始人丁磊、京东商城CEO刘强东、口碑网创始人之一李治国等名人先后“涉农”，推出了一些价格相对高昂的农产品。这些农产品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产品质量与个人与公司的名誉、信用紧紧捆绑在一起，为此他们格外在意质量细节。据报道，褚时健最初几年种的橙子味道偏酸，他就穿着破圆领衫，扛着锄头，满山转悠，常常是在一棵树下，剪树枝，开会讨论，来年看挂果，再剪枝，周而复始，直到“褚橙”变得好吃……在食品质量安全屡屡成为舆论关注焦点的当下，这种对质量细节、食品安全的苛刻追求，对社会也是一个正面示范。消费者买的是水果，吃的是安心。
“褚橙柳桃”不愁卖，还在于它的新颖营销。一是利用了网购这一当前最热门的推广销售渠道;二是以名人的个人魅力和励志概念吸引消费者，将褚时健种的橙叫“褚橙”，柳传志种的桃叫“柳桃”，就是创意。去年“褚橙”刚开始销售时，因为王石在微博上对褚时健的评论，一下子让“褚橙”成为“励志”的代名词，很快卖断货;三是“打包销售”，实现了名人“1+1大于2”的效应。消费者买的是水果，吃的是创意。
不是每个人都能像褚时健、柳传志一样，拥有一个足够励志的故事，但在“褚橙柳桃”不愁卖的案例面前，我们却能汲取多重励志力量和启示：无论是身处低谷还是顶峰，一样充满热情地干事创业;面对“冷门”行业，也能找到“切入点”，凭借认真和严谨开拓出“富矿”;与时俱进不停步，解放思想多创新，跟上时代、引领潮流……在这个意义上，“褚橙柳桃”其实更是一个示范、一种高度、一种境界。
包装主题：传橙励志，汇聚人生
包装风格：主打牛皮纸原生态简约风
这是我找到的另一款聚划算产品包装。
把农场主当产品代言人来运营，“褚橙柳桃”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观点：做农产品绝对不是靠自然销售，做农产品更需要品牌意识，因为大多数的经营者还没有真正醒来。用PIS做产品品牌是正当其时。
柳下惠姓展名获字禽，春秋时期鲁国人，孔子称贤，孟子尊圣，德隆道尊，万世师表。柳下惠一生恪守周礼，坚持修身养性，他突破世俗，关爱他人；士师任上，执法以平；直道事人，三黜不去；斥祭海鸟，以民为本；反对逾矩，以顺训民；心中有信，一言九鼎；授词却敌，消弭战火；从爱出发，以仁止战；创立私学，教化子弟；著书立说，影响后世……
据记载，柳下惠辞去鲁士师后，54岁开始在鲁教育门人，85岁食邑柳下后，从游者越来越多，只他90岁那年正式上门求学的就有上百人。九旬高龄仍不遗余力从事私学，实为难得。柳下惠享寿百岁，门生不计其数。有据可查、有名有姓的柳下惠门人，除了展喜外，还有施仲良。柳下惠的学术与教育思想，也深深地地影响了比他晚一二百年的孔子和孟子，这在孔孟的著述中，可以得到有力的印证。
公元前621年冬十二月三日，柳下惠卒于食邑地柳下，享寿百岁，其贤妻姜氏，谥其夫展禽为“惠”，后世尊称“柳下惠”。《论语》记载：“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论语・微子》）他担任士师时，由于公正断案，正直办事，得罪权贵，多次被罢免，却并无怨言。《论语・微子》记载：“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以上论述，足见孔子对柳下惠的尊崇。
《孟子・万章下》记载：“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孟子将柳下惠与伯夷、伊尹、孔子并列尊为圣人，故谓之“和圣”。
柳下惠以其高尚的道德，朴素的为人，熏陶乡邻影响世人：“故闻柳下惠之风者，鄙夫宽，薄夫敦。”（《孟子・万章下》）也就是说，听到柳下惠的道德与为人，胸襟狭小的人心胸也会宽大起来，刻薄的人做人也会厚道起来，充分展现了柳下惠的人格魅力。
柳下惠直道事人，鲁僖公26年（公元前634年），齐国出兵讨伐鲁国，鲁国国君问他如何措辞才能使齐国退兵时，柳下惠直言齐出兵是因为鲁作为小国却狂妄自大，是自取其祸。最后其弟展喜以尊先王“世世子孙无相害”而片言退兵，才避免了一场血战。
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精神文明却相对滞后。越来越多的人失去信仰，道德缺失，如脱缰的野马，恣意横行。
如今，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号召全民族学习传统文化，恢复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要求治国先治党，治党先治吏，保持党内清风一片。家风正，民风淳，国风清。
关键词：柳宗元；文学教育实践；文学教育思想
中图分类号：1206.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1)05-0102-06
收稿日期：2010-10-1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06JA75011-44004)；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06BaWY020)
作者简介：康震，男，陕西绥德人，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学教育，是指“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相互之间，经由文学文本的阅读、讲解与接受，丰富情感体验，获得审美愉悦，培养语文能力，进而传授人文知识、提高文化素养、陶冶精神情操的一种教育行为。”简言之，文学教育就是培育、养成文学现象与文学主体的教育思想理念与教育实践活动。它对于文学主体的成长、文学现象的形成、文学风格潮流的发展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唐代的文学家当中，柳宗元的文学成长首先得益于他家族的文学教育环境，其次受益于他与文学同道之间的沟通交流，对后进之士的培育、教诲。在这一过程中，柳宗元逐渐形成较为成熟的文学观、教育观，从一个文学教育的受教者转变成一个文学教育的施教者，他的文学教育理念、文学教育实践活动，对于唐代文学家的成长以及唐代文学的发展都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一
柳宗元出身河东柳氏望族。从南北朝至隋唐之际，柳氏家族发展壮大，初唐高宗时期，柳夷的外甥女王氏贵为高宗皇后，柳本人也官至宰相。后来柳氏家族政治势力逐渐减退，诸柳所任不过府县僚佐。但其间却涌现出不少善文能诗之人：“柳氏兄弟者，先君族兄弟也。最大并，字伯存。为文学，至御史。病瞽遂废。次中庸、中行，皆名有文。成为官，早死。柳登、柳冕者，族子也。自其父芳，善文史，与冕并居集贤书府。冕文学益健，颇躁”。柳并曾在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幕府任掌书记，其女嫁与陆参，与梁肃、权德舆等文坛名流有很深的交往。柳中庸是萧颖士的女婿，与李端、皎然、陆鸿渐等文学名家友善。这样的家族交游传统必然形成充分的文学教育环境，为柳宗元的文学成长提供了良好的氛围。
这其中，父亲柳镇、母亲卢氏以及岳父杨凭对柳宗元的影响最大。柳镇乃明经出身，文学与政能都很出色。杨凭与兄弟凝、凌“皆孝友，有文章”。杨凭曾与柳镇同在李兼幕府供职，柳宗元随父亲在李兼幕生活了一段时间，结识了杨凭，深受其文学素养的熏习。卢氏出身范阳卢氏，家学渊源，善诵诗书，对柳宗元的影响也很大：
尝逮事伯舅，闻其称太夫人之行以教曰：
“汝宜知之，七岁通《毛诗》及刘氏《列女传》，斟
酌而行，不坠其旨。汝宗大家也，既事舅姑，周
睦姻族，柳氏之孝仁益闻。虽恶少食，不自足而
饱孤幼，是良难也。”又尝侍先君，有闻如舅氏
之谓，且曰：“吾所读旧史及诸子书，夫人闻而
尽知之无遗者。”某始四岁，居京城西田庐中。
先君在吴，家无书，太夫人教古赋十四首，皆讽
传之。以诗礼图史及剪制缕结授诸女，及长，皆
为名妇。
柳家在长安善和里有旧宅，收藏有祖辈积累的3000卷藏书。所有这些都促使柳宗元的文学与学问日有长进：“下笔与古为侔。精裁密致，灿若珠贝。”家族仕宦不绝的传统也赋予他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始仆之志学也，甚自尊大，颇慕古之大有为者。”(《答贡士元公谨论仕进书》)“变诚明，达德行，延孔氏之光烛于后来。”考中进士后，柳宗元被任命为集贤书院正字，得以广泛阅读皇家丰富的藏书，大大提升了他的学问与文学素养，在朝野上下享有很高的声誉：“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诸公要人，争欲令出我门下，交口荐誉之。”众多京师学子争相到他门下求教。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后学之士到仆门，日或数十人。”柳宗元“不敢虚其来意，有长必出之，有不至必慕之”。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柳宗元的角色开始发生转变，从之前的受教育者，开始成长为一个文学教育的施教者。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98)，国子司业阳城遭到御史台的弹劾，被贬为道州刺史。太学生数百人上书请愿挽留阳城。柳宗元不惧牵连，主动写信给太学生，高度评价太学生的正义之举及阳城在太学的成就：
今乃奋志厉义，出乎千百年之表，何闻见之
乖剌与?岂说者过也，将亦时异人异，无向时之
桀害者耶?其无乃阳公之渐渍导训，明效所至
乎?夫如是，服圣人遗教，居天子太学，可无愧
矣。
贡士沈起曾向柳宗元投献诗文50篇，柳宗元在《答贡士沈起书》中，对沈起的文章大加褒扬，积极勉励沈起继续创作更多的兴寄之作，认为这样的诗文乃是有功于世的作品：
得所来问，志气盈牍，博我以风赋比兴之
旨。仆之朴呆专鲁，而当惠施、钟期之位，深自
恧也。又览所著文，宏博中正，富我以琳琅壁
之宝甚厚。……嗟乎!仆尝病兴寄之作，堙郁
于世，辞有枝叶，荡而成风，益用慨然。间岁，兴
化里萧氏之庐，睹足下《咏怀》五篇，仆乃拊掌
惬心，吟玩为娱。告之能者，诚亦响应。今乃有
五十篇之赠，其数相什，其功相百，览者叹息，谓
予知文。此又足下之赐也。幸甚!幸
甚!
唐顺宗永贞元年(805)，柳宗元因“永贞事变”被贬永州，其后再贬柳州。永州、柳州的生活与文化环境都比较恶劣。为了寻求精神慰藉，柳宗元将主要精力转向文学创作与理论思考。他说：“自贬官来无事，读百家书，上下驰骋，乃少得知文章利病。”贬谪意味着柳宗元政治生命的终结，却是他文学生命的新开端。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的文学思想与文学创作逐渐成熟，并以此为契机，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文学教育活动。
在永州时期，柳宗元创作了大量的山水游记与杂记文。他的山水游记将山水景致内化为个人操守与身世情怀，具有强烈的自传个性。他的杂记文将佛家典故融入其中，以寓言的形式组织篇章，大大的拓展了散文的内容与形式。柳宗元在柳州时期的创作也极富创新性。这一时期的作品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描绘西南少数民族生活和当时风光的作品。”“柳州山水诸记，能引人人胜，千载之下，读者立觉当时之人与地宛在，而己若有物焉，导向使与会。”新的题材、新的阅历，使柳宗元的诗文呈现出新的境界：“余尝以三言评子厚文章日：其大体如纪养斗鸡，在中朝时虚骄而恃气，永州以后犹听影
响，至柳州后，望之似木鸡矣。”“木鸡”的境界便是成熟而臻于化境的境界。这些文章在传播的过程中，成为同辈与后进学习的典范，在客观上发挥了文学教育的作用。
被贬时期，柳宗元政绩突出。初至柳州，柳宗元叹日：“‘是岂不足为政邪?’因其土俗，为设教禁，州人顺赖。”柳州当地重鬼神而信鸡卜，有祛病杀牲占卜的恶俗：“病且忧，则聚巫师，用鸡卜。始则杀小牲，不可则杀中牲，又不可则杀大牲，……以故户易耗，田易荒，而畜字不孳。”柳宗元利用佛教“事神而语大”的影响禁绝杀牲害农的行为，并“援佛入儒”，在当地传圣人遗教而兴王化之道，让民众“去鬼息杀，而务趣于仁爱。”他还重振府学。重修孔庙，发展教育。在《柳州文宣王新修庙碑》中，柳宗元写道：
元和十年八月，州之庙屋坏，几毁神位。刺
史柳宗元始至，大惧不任，以坠教基。丁未奠荐
法齐时事，礼不克施。乃合初、亚、终献三官衣
布，洎于赢财，取土木金石，征工僦功，完旧益
新。……卜日之吉，虔告于王灵日：昔者夫子尝
欲居九夷，其时门人犹有惑圣言，今夫子代千有
余载，其教始行，至于是邦。人去其陋。而本于
儒。孝父忠君，言及礼义。
柳宗元的为政之道也深得柳州民众的称道：“三年，民各自矜奋，日：‘兹土虽远京师，重等亦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则非人。’于是老少相教语，莫违侯令。凡有所为，于其乡闾，及于其家，皆日：‘吾侯闻之，得无不可于意否?’莫不忖度而后从事。”与之前的寥落相比，柳州的面貌焕然一新：“于是民业有经，公无负租，流逋四归，乐生兴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园洁修，猪牛鸭鸡，肥大蕃息。子严父诏，妇顺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条法，出相弟长，人相慈孝。……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树以名木。柳民既皆悦喜。”柳宗元之治深得民心。
二
由于政声颇佳，文名益振，很多同道、后学或与柳宗元通信，或前来求教。永州与柳州因此成为元和时期思想与文学教育、传播的一个重要源地。
韩愈与柳宗元虽然政见不同，却同为古文运动的领袖人物。柳宗元被贬期间，二人多次通信，广泛讨论文学与学术问题。韩愈曾介绍韦正卿之子韦珩向柳宗元学习为文之道。韦珩年少名高，学识渊博，“穿穴古今，后来无能和”，与年轻时的柳宗元很相似。柳宗元因此告诫他“不患不显，患道之不立尔”，“此仆以自励，亦以佐退之励足下”。还是在这封信中，他称赞韩愈的文学成就堪比司马迁，远胜扬雄。对韩愈《毛颖传》诙谐戏谑的独创笔法也著专文大加称赞。而在《与韩愈论史官书》中，他又尖锐批评韩愈推诿史官的行为，详尽论述史官一职对于传道者的重大意义。他撰写《段太尉逸事状》并寄给韩愈，希望能够弥补正史中段秀实事迹不足的遗憾，光大“史道”。
柳宗元与刘禹锡是政治、文学的同道者。刘禹锡主张文章“以才丽为主”、“似识度为宗”，这与柳宗元“文以明道”的主张一致。柳宗元曾作《筝郭师墓志》，刘禹锡读罢产生强烈共鸣，认为郭师的筝曲：“能令鄙夫冲然南望，如闻善言，如见其师。寻文寤事，神骛心得。徜徉伊郁，久而不能平。”这样的感受是因为他们二人有着共同的身世遭遇与思想情感。在给柳宗元的信中，韩愈认为上天是有意志的，因此能够对人“赏功伐祸”，而柳宗元认为“功者自功，祸者自祸，欲望其赏罚者大谬；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谬矣”。刘禹锡赞同柳宗元的观点，认为：“余之友河东解人柳子厚作《天说》以折韩退之之言，文信美矣，盖有激而云，非所以尽天人之际。故余作《天论》以极其辩云。”柳宗元对此也深表赞同：“凡子之论，乃吾《天说》传疏耳，无异道焉。”
柳宗元与中唐著名思想家吕温同为“二王”集团成员，有着共同的政治追求。吕温主张“文为道之饰，道为文之本；专其饰则道丧，返其本而文存”。这也与柳宗元“文者以明道”的思想一致。柳宗元曾有感于《国语》“文胜而言龙，好诡以反伦，其道舛逆。而学者以其文也，咸嗜焉，伏膺者，至比六经，则溺其文，必信其实，是圣人之道翳也”。于是作《非国语》67篇。“黜其不臧，究世之谬”，但是作成之后却“怏怏然不喜”，因为世之知己并不多，而好《国语》的习气也并不容易改变。只有吕温可以“成吾书者”，或可以光大自己的学说。
除了这些同道者，还有不少的后进之士深受柳宗元的影响。柳宗元被贬后，“江、岭间为进士者，不远数千里皆随柳宗元师法”，而“衡湘以南为进士者，……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凡经其门，必为名士”。如吴武陵，曾坐事流永州，“宗元贤其人。及为柳州刺史，武陵北还，大为裴度器遇。每言宗元无子，说度日：‘西原蛮未平，柳州与贼犬牙，宜用武人以代宗元，使得优游江湖。’又遗工部侍郎盂简书日：‘古称一世三十年，子厚之斥十二年，殆半世矣……且程、刘、二韩皆已拔拭，或处大州剧职，独子厚与猿鸟为伍，诚恐雾露所婴，则柳氏无后矣。柳宗元充分肯定吴武陵的文学成就：“去年吴武陵来，美其齿少，才气壮健，可以兴西汉之文章，日与之言，因为之出数十篇书。庶几铿锵陶冶，时时得见古人情状”。“一观其文，心朗目舒，炯若深井之下仰视白日之正中也。”柳宗元与岳父杨凭的儿子杨诲之也交往甚笃。在《说车赠杨诲之》《与杨诲之第二书》等书信中，柳宗元一再告诫杨诲之做人要圆外方中，借说车而告之以圣人之道，言语恳切，发人深省。
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荆州人杜温夫一连三次给柳宗元写信，“书皆逾千言”，并把所作文稿10卷寄给他，请求修改指导。身染重病的柳宗元给杜温夫写了封近700字的回信，告诉他“凡生十卷之文，吾已略观之矣”，进而指出杜文中若干不妥当的观点，甚至一一指出杜文若干用词与文法的不当之处：“所谓乎、与、耶、哉、夫者，疑辞也；矣、耳、焉、也者，决辞也。今生则一用之。宜考前闻人所使用，与吾言类且异，慎思之则一益也。”柳宗元与白衣秀才娄图南的交情也很好。在永州期间，他们常常在一起游山水赋诗文。柳宗元将娄图南引为同道之人：“娄君志乎道，而遭乎理之世，其道宜行，而其术未用，故为文而歌之，有求知之辞。以余弟同志而偕未达，故为赠诗。”在《送娄图南秀才游淮南序》一文里，柳宗元则希望他放弃道教长生之术，笃“行尧、舜、孔子之道”，发挥聪明才智，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此外柳宗元还有《酬娄秀才将之淮南见赠之什》《松娄图南秀才游淮南将人道序》等文。可见二人交谊之厚。
卫州人崔黯也曾向柳宗元行卷。柳宗元为他详细阐释“明道”的重要性：“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诸道而遣其辞。辞之传于世者，必由于书。道假辞而明，辞假道书而传，要之，之道而已耳”。柳宗元对家族成员的影响也很大。他的从弟柳谋曾专门来永州拜访他。柳宗元将振兴柳氏宗族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振吾宗者，其惟望乎尔!”柳宗元的堂弟柳宗一、柳宗直一直追随柳
宗元到柳州。柳宗元对柳宗直期望甚高，特意为宗直做《西汉文类序》。可惜柳宗直“攻文致病，年才三十，不禄命尽”。
除了这些同道者与后进之士，柳宗元还与释道两家有交往。与韩愈不同，柳宗元自幼好尚佛教：“余知释氏之道且久。”“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在柳宗元看来，佛教与儒家思想本有融通之处，两者结合更有利于弘扬圣人之教。他认为佛教的基本教义是“推离还源，合所谓生而静者”。六祖慧能传播弘扬佛法，“其教人，始以性善，终以性善，不假耘锄，本其静矣”。而“性善”“人生而静，天之性也”也是《孟子》与《礼记》的基本观点。在写给僧人浩初的赠序中，柳宗元进一步阐明了这一观点：“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诚乐之，其于性情爽然，不与孔子异道。退之好儒未能过扬子，扬子之书于庄墨、申、韩皆有取焉。浮图者，反不及庄、墨、申、韩之怪僻险贼耶?”“且凡为其道者，不爱官，不争能，乐山水而嗜闲安者为多。吾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组为务以相轧也，则舍是其焉从?”认为佛学中的道理与儒家经典颇多相合之处，应当借鉴佛学思想来为儒家思想服务。僧人方及曾在连州刘禹锡处住了一年，刘禹锡称赞“其词甚富”。后来转而来柳州。柳宗元借赞许方及严守戒律的品德，抨击了“学文章不能秀发者，则假浮屠之形以为高；其学浮屠不能愿悫者，则又托文章之流以为放”的“游民”。
唐宪宗元和十年(815)冬，山人贾鹏慕名来柳州拜访柳宗元。与柳宗元作诗酬唱，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柳宗元作《送贾山人南游序》，赞扬贾鹏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博览群书的学习精神。元和十二年(8+17)，山人元集虚来到柳州。柳宗元在《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中再次阐述“三教调和”的思想。文别提出“老子亦孔氏之异流也”，并称赞元集虚对杨、墨、申、商、释各家学说“悉取向之所以异者，通而同之，搜择融液，与道大适，咸伸其所长，而黜其奇袤邪。要之与孔子同道，皆有以会其趣”。
柳宗元在被贬期间，与同道者、后进之士在文学、思想上的交往，乃是中唐文学、思想领域的重要事件。柳宗元其时虽然“身编夷人，名列囚籍”，偏居荒蛮，但其道不孤，他有关文学、史学、儒学方面的思想主张深深影响了中唐时期的一批文人学士，永州、柳州也因此与长安遥相呼应，成为南方培育、教育文学、学术人才的重要源地之一。
三
综上所述，柳宗元在长安时期，在被贬时期，展开了一系列的文学教育实践活动，这些活动集中地体现了柳宗元的文学教育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柳宗元不仅是一位文学家，还是一位优秀的文学思想家、教育家。在教育的目的上，柳宗元强调学以明道：“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学习的目的就是明道、致道，这个“道”就是圣人之道，是尧、舜、禹、汤、高宗、文王、武王、周公、孔子之道。只有在圣人之道的教诲下，才能培育出“内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的贤者，才能“用贤弃愚，推以革物，宜民之苏”。在教育的对象上，柳宗元强调“俞、扁之门，不拒病夫；绳墨之侧，不拒柱材；师儒之席，不拒曲士”，这其实也就是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因为重视明道，所以柳宗元也推崇师道。他说：“不师如之何，吾何以成?”韩愈作《师说》倡导师道，遭到流俗的讥笑。柳宗元对韩愈的言行大加褒奖：“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并尖锐的指出：“今之世，为人师者众笑之，举世不师，故道益离。”在教育的方式上，柳宗元强调顺天致性：“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既然已，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则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问养树，得养人术”。
柳宗元对文学的认识也很深入。就文学的类别而论，他认为有著述与比兴两种：“辞令褒贬，本乎著述者也；导扬讽喻，本乎比兴者也。著述者流，盖出于《书》之《谟》《训》，《易》之《象》《系》，《春秋》之笔削，其要在于高壮广厚，词正而理备，谓宜藏于简策也；比兴者流，盖出于虞、夏之歌咏，殷、周之《风》《雅》，其要在于丽则清越，言畅而意美，谓宜流于谣诵也。”前者重在讽喻议论，后者重在审美娱情。其源流与风格不同，写作方法不同，产生的效果与影响也不同。就创作目的而言，柳宗元认为文学应当“辅时及物”“有益国事”。以“利安元元为务”。他的《捕蛇者说》《憎王孙文》等散文就是这一思想的具体体现。就文学的内容与形式关系而言，他强调“文以明道”：“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娘娘，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凡吾所陈，皆自谓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远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于道不远矣。”柳宗元认为文学的内容要大于形式，形式要为内容服务。但他认为形式也有独立的意义：“辞之传于世者，必由于书。道假辞而明，辞假书而传，要之之道而已耳”。“言而不文则泥，然则文者固不可少也。”
在对教育与文学思考的基础上，在文学教育实践的过程中，柳宗元对文学教育与文学学习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从文学教育的步骤而言，他强调要明志：“然则圣贤之异愚也，职此而已。使仲尼之志之明可得而夺，则庸夫矣；授之于庸夫，则仲尼矣”。只有明其志，才有可能“孜孜于嗜学。”其次需要勤奋：“志存焉，学不至焉，不可也”，勤奋不仅仅是针对学习者，授教者也须勤奋。只有勤奋才能有所得，有所积累，才能为人之师：“课生徒之进退，必酌于中道，非博雅庄敬者之流，固不得临于是。”因此，即使身处永州、柳州这样的蛮荒之地，柳宗元依然勤奋学习，“倦不知游息”。明志、勤奋则必然走向博学，这也是文学教育的一个重要内涵：“君子之学，将有以异也，必先究穷其书，究穷而不得焉，乃可以立而正也。”他在贬谪时期：“邃于经书，博取诸史群子。”“宗元自小学为文章，中间幸联得甲乙科第，到尚书郎，专百官章奏，然未能究知为文之道。自贬官来无事，读百家书，上下驰骋，方少得知文章利病。”但博学必须求精求准，不能道听途说：“君子之学，将有以异也，必先穷其书，究穷而不得焉，乃可以立而正也。今二子尚未能读韩氏《注》、孔氏《正义》，是见其道听途说者，又何能知所谓易者哉?”更不能尽信书，而要敢于质疑经典。柳宗元因此撰写《非国语》《论语辩》《辩文子》《辩列子》等文章，对儒家经典与诸子之言进行辨伪考究，授予后学以正确的学习内容。
柳宗元还非常重视文学写作的精神状态与思想境界。他认为文学写作应该具有严肃端正、谦和明晰的心态：“故吾每为文章，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弛而不严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昧没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而骄也。抑之欲其奥，扬之欲其
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节；激而发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不能投机取巧：“夫观文章，宜若悬衡然，增之铢两则俯，反是则仰，无可私者。”所以他勉励吴秀才“蚤夜孜孜，何畏不日日新又日新也”。
那么，如何才能进入最佳的写作状态，展开写作过程，如何在写作中体现道的精神与内涵呢，柳宗元认为：“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桓，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新，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苟，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柳宗元还特别强调学习西汉辞赋。他说：“殷周之前，其文简而野；魏晋以降，则荡而靡；得其中者汉氏。汉氏之东，则既衰矣。”他之所以推重西汉，是因为“文之近古而尤壮丽，莫若汉之《西京》”。
南宋楼在《崇文古诀》评论说：“看后面三节，则子厚平生用力于文字之功一一可考。韩退之与本朝老苏、陈后山，凡以文名家者人人皆有经历，但各有人头处与自得处耳”。确为中肯之论。柳宗元的这段话深入剖析了文学写作的发生过程与文学风格的培育养成。涉及文学写作过程中，情理的交融，是非的判断，言意的斟酌，逻辑的延展，思想的渗透等一系列重要的微观组织问题。在柳宗元看来，儒家的重要经典著作对这些问题的解决与文学风格气质的养成具有重要的决定作用。换言之，儒家的经典著作及其精神内涵，不仅仅是文学的内容，也是促进文学气质风格养成的重要因素。因此，柳宗元也很重视作家的主观修养：“文以行为本，必先诚其中。其外者，当先读六经，次《论语》、孟轲书皆经言；《左氏》《国语》《庄周》《屈原》之辞，稍采取之；《谷梁子》《太史公》甚峻洁，可以出入；余书俟文成异日讨也。其归在不出孔子，此其古人闲士所懔懔者”。他不仅要求“诚其中”，更提出以“行为本”，把读圣贤书视为“其外者”。他勉励后学读书要专一持久，不要贪快求速：“慎勿怪勿杂，勿务速显。道苟成，则然尔。久则蔚然尔。”“成而久者，其术可见”。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一是要注意“悬断”，慎重考虑对方提出的问题，不要轻率地下结论。所谓：“安敢悬断是且非耶?”二是注意“究穷”：“君子之学，将有以异也，必先究穷其书，究穷而不得焉，乃可以立而正也。”
柳宗元的文学教育实践、文学教育思想是中唐文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唐文学的发展，对新一代文学家的成长，对永州、柳州文化文学事业的成长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柳宗元注重“交以为师”，在文学教育活动中，他自己既是授教者，也是学习者。在与同辈、后进与朋友的交往中，柳宗元进一步丰富、明确了自己的文学思想、文学教育思想，它们成为唐代文学发展重要的思想资源。永州与柳州均远离中原，本是偏僻荒凉之处，罪臣流放之地。柳宗元来到永州之后，“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永州文化落后的面貌。章士钊曾说：“道、咸间，湖南文风鼎盛，约之有三派，互为雄长，主持风会。所谓三派者，一吴南屏主古文，一周荇农主骈文，一王壬秋主汉魏文……柳文在曩举湖南三派中，皆有所沾丐，吴南屏闻人谓其文近柳，颇为色喜，杜仲丹尤昌言学柳不讳。寻柳文在湘，比之别家传诵较广，而且尤湘西自行雕刻之本子流布……此缘子厚曾官永州十年，犹柳州亦有宋刊绍兴版本，除文章光艳外，且本于部民爱戴，势出自然，毫不足怪云。”可见柳宗元对永州文化的长远影响。柳宗元在柳州也培养了不少人才，只是因为年代久远，材料难以考证，汪森曾说：“子厚在柳五年，其造就柳士必多，惜无一传也。窃谓唐季诗人，粤推二曹。尧宾桂州人，业之阳朔人，其去柳甚近。且中唐晚唐又不甚远，即不能亲炙子厚，当亦闻子厚之风而起者。而中间授受，必有其人，独恨世远年湮，无从考其源流耳。”
明代通俗小说多半在不同程度上脱胎于民间说唱；而它们一旦问世之后，往往又会成为说唱艺人取材、讲说的对象，从而对说唱艺术产生很大影响。明代艺人多数就是通过习诵稗官小说从事说唱表演的，他们的说唱对于通俗小说的传播以及明末清初一些通俗小说特别是英雄传奇的产生，都曾起过重要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 明代/通俗小说/说唱/双向互动
明代小说与民间说唱既各有所长，又相互为用，其双向互动现象甚为明显：一方面，明代通俗小说多半是在民间说唱基础上形成的；另一方面，在说唱基础上形成的通俗小说，往往又会回到说唱领域，为说唱艺术提供丰富的素材和叙事经验，有效地促进说唱艺术的繁衍和变化。因此，研究明代小说与民间说唱艺术的生成、发展与演化，把握它们的动态发展过程及其体现的艺术规律，就有必要对两者的双向互动现象略作考察。
一
明代的通俗小说多半在不同程度上脱胎于宋元以来的民间说唱，《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且不必论，即使是那些二三流的小说，亦曾多少得力于民间说唱的孕育。如《封神演义》、《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等，它们在成书以前，就曾以说唱形式在民间广为流传。明刊本《封神演义序》即云：“俗有姜子牙斩将封神之说，从未有缮本，不过传闻于说词者之口，可谓信史哉？”① 今按《平妖传》(该书题罗贯中编)第15回，就写了一个名叫瞿瞎子的平话艺人在雷太监家里讲说纣王妲己的故事。钱曾《读书敏求记》亦云：“盖三宝下西洋，委巷流传甚广，内府之戏剧，看场之平话，子虚亡是，皆俗语流为丹青耳。”② 其他如《隋唐两朝志传》，亦汲取了丰富的民间说唱成果，“其记太宗事，有太宗为李密所擒囚南牢之说；纪李密归唐事，有秦王十羞李密之说；纪美良川之战，有叔宝污敬德画像之说；纪征高丽事，有叔宝子怀玉与敬德子宝林争先锋之说，有莫利支飞刀对箭之说。凡此种种，皆戏曲及词话所演唱者，今犹可考。”③《残唐五代史演传》所叙故事也大半取自宋元以来的“说五代史”，该书风格粗犷，保留了大量说话痕迹。《春秋列国志传》所据之平话有《武王伐纣书》、《七国春秋平话》(前集就是现存的《孙庞演义》，后集为《乐毅图齐》)、《吴越春秋连相平话》等。如果将该书与各平话比看，可知其诸多情节均抄自平话，甚或文字亦同。《全汉志传》写吕后斩韩信，袭自《前汉书平话续集》。平话正集今已佚，然观续集开首言项羽兵败自刎事，可推知正集当叙楚汉争雄，亦应被《全汉志传》所蹈袭。《南北宋志传》之南宋部分叙五代史事，与《五代史平话》交错重合处甚多。戴不凡先生曾将二书对勘，指出“这部所谓《南宋志传》，许多地方简直是直抄《五代史平话》文字微加修改而成的”④。《北宋志传》卷首按语亦云是书乃“收集《杨家府》等传”。故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说：“后之章回小说如《三国志演义》等长篇的叙述，皆本于‘讲史’。”
章回小说如此，话本小说也不例外。如《古今小说》卷十五《史弘肇龙虎君臣会》云：“这话本是京师老郎流传。”卷三十九云：“这段话本，叫做‘汪信之一死救全家’”。《警世通言》卷十一《苏知县罗衫再合》云：“这段评话虽说酒色财气一般有过。”其结尾又云：“至今闾里中传说苏知县报冤唱本。”卷十七《钝秀才一朝交泰》云：“听在下说这段评话。”卷十九云：“这段话本，则唤做‘新罗白鹞，定山三怪’。”《醒世恒言》卷二《三孝廉让产立高名》云：“说话的，为何今日讲这两三个故事？只为自家要说那三孝廉让产立高名。这段话文不比曹丕忌刻，也没子建风流，胜如紫荆花下三田，花萼楼中诸李，随你不和顺的弟兄，听着在下讲这节故事，都要学好起来。”卷三十五《徐老仆义愤成家》云：“说话的，这杜亮爱才恋主，果是千古奇人。然看起来，毕竟还带些腐气，未为全美。若有别桩希奇故事，异样话文，再讲回出来。列位看官稳坐着，莫要性急，适来小子道这段小故事，原是入话，还未曾说到正传。”这些话语即点明它们同宋元明说唱话本有着直接的继承关系。
明代小说在民间说唱基础上形成后，往往又会成为说唱艺人取材、讲说的对象，从而对说唱艺术产生很大影响。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即说：“明代已有《三国》、《水浒》等成书，晚期并有《三言》等成书。所以明代的说书，大抵是根据文学作品再加发挥的。”⑤ 下面，我们即着重谈谈明代说唱及其所受通俗小说的影响。
二
关于明代说唱，由于资料缺乏，目前还只能从若干不太完整的记载中略窥其一斑。根据明刘辰《国初事迹》记载：“太祖命乐人张良才说平话。良才因做场，擅写‘省委教坊司’招子，贴市门柱上。有近侍入言，太祖曰：‘贱人小辈，不宜宠用。’令小先锋张焕缚投于水。”又明都穆《都公谭纂》卷上记载：“陈君佐，扬州人，善滑稽，太祖爱之。尝令说一字笑话，请俟一日，上许之。君佐出寻瞽人善词话者十数人，诈传上命。明日，诸瞽毕集，背负琵琶。君佐引之见上，至金水桥，大喝‘拜’。诸瞽仓皇下跪，多堕水者，上不觉大笑。”同书卷下还记载：“真六者，京师人，瞽目，善说评话。……居半月(河南)，为人说评话，获布五十匹。”由此可知，明初评话、词话等是比较盛行的，其中不乏伎艺高超之辈，只是其身份卑微，常受到统治者的残害或捉弄。
明初平话的盛行，从《永乐大典》著录的二十六卷“平话”亦可测知，即以每卷收平话两至三种计算，其所收平话亦相当可观。这数十种平话中当有不少产生于明初。只可惜这些平话文本已佚，名目不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曾云：“案《永乐大典》有平话一门，所收至夥，皆优人以前代轶事衍为俗语，而口说之。”⑥
明中叶以后，宫廷中仍有专说平话以供帝王娱乐者。明郑晓《今言》卷一第九十二条云：“嘉靖十六年，郭勋欲进祀其立功之祖武定侯英于太庙，乃仿《三国志》俗说及《水浒传》为国朝《英烈记》。言生擒士诚，射死友谅，皆英之功……”沈德符《野获编》卷五《武定侯进功》亦谓《英烈传》乃郭勋自撰，以旌其祖之功，“令内官之职平话者，日唱演于上前，且谓此相传旧本”。其实，此书并无刻意颂祖之迹，且郑晓言“生擒士诚”者乃郭英，亦与小说所写沐英擒士诚者不合，郑晓或未见原书，只是据传闻臆测。早在弘治、正德年间，郎瑛就见过《忠烈传》(见《七修类稿》卷二十四“辩证类·郭四箭”)。该书主要出自平话艺人的讲说成果，书中说话痕迹灼然可见，郭勋也许对之做过整理、加工，然后再让“内官之职平话者，日唱演于上前”。这说明统治者不仅爱听平话，而且还别有用心地加以利用。
当时，贵族之家、有钱之人也蓄养或招请说书人以供笑乐。沈德符《野获编》卷十八“冤狱”条记载：“其魁名朱国臣者，初亦宰夫也，畜二瞽妓，教以弹词，博金钱，夜则侍酒。”徐复祚《花当阁丛谈》卷五“书乙未事”云：“元美家有厮养名胡忠者，善说平话。元美酒酣，辄命说解客颐。忠每说明皇、宋太祖、我朝武宗，辄自称朕，称寡人，称人曰卿等，以为常，然直戏耳。”《金瓶梅》第三十九回云：“西门庆……被左右就请到松鹤轩阁儿里……原来吴道官叫了个说书的，说西汉评话《鸿门会》。”《醒世恒言》卷十三《勘皮靴单证二郎神》也记载：“过了两月，却是韩夫人设酒还席，叫一名说评话的先生，说了几回书。”另外，现存的明成化说唱词话十三种，是从西安同知宣昶之妻的墓中掘出的，这说明宣昶之妻生前很喜欢听人说唱词话，所以死后才会以这些词话唱本作为殉葬品。这些唱本结尾还常有这样的话：“今唱此书当了毕，将来呈上贵人听。”可见它是当年艺人在官宦人家讲唱时使用的脚本。今存《大唐秦王词话》也是一个喜欢“游情讲艺”(说唱)的士人诸圣邻，根据当时说唱艺人的“遗编”整理、修订而成(见书前《唐秦王本传叙》)。
说唱艺人除了随时听命宫廷或达官贵人们的差遣或传唤，更多的时候还是在市井闾巷、寺庙道观赶趁作场。明无名氏《如梦录·街市纪》专叙明代汴梁风俗景物，其中说：“相国寺每日寺中说书、算卦、相面，百艺逞能，亦有卖吃食等项。”明刘元卿《贤弈编》也记载：“沈屯子偕友入市，听打谈者说杨文广围困柳州城中，内乏粮饷，外阻援兵，蹙然踊叹不已。友拉之归，日夜念不置。曰文广围困至此，何由得解，以此邑邑成疾。”《金瓶梅》第十二回写元宵灯节百戏竞呈，也写道：“又有那站高坡打谈的，词曲杨恭；到看这扇响钹游脚僧，演说《三藏》。”明臧懋循《负苞堂文集》卷三《弹词小纪》曾说：“若有弹词，多瞽者以小鼓、拍板，说唱于九衢三市，亦有妇人以被弦索，盖变之最下者也。”明末清初人李玉《清忠谱》第2折《书闹》亦云：“城中玄妙观前，有一个李海泉，说得好《岳传》，被我请他在此间李王庙前，开设书场。”
根据以上这些零星史料，不难看出明代说唱是比较流行的，特别是到了明末清初，还出现了以柳敬亭为代表的一批说书名家。清初黄宗羲《柳敬亭传》即云：“柳生之技，其先后江湖间者，广陵张樵、陈思，姑苏吴逸，与柳生四人者，各名其家，柳生独以能者著。”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十一亦云：“评话盛于江南。……郡中称绝技者，吴天绪《三国志》，徐广如《东汉》，王德山《水浒记》，高晋公《五美图》，浦天玉《清风闸》，房山年《玉蜻蜓》，曹天衡《善恶图》，顾进章《靖难故事》，邹必显《飞驼传》……皆独步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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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说唱对明代通俗小说的形成，固然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前文已述)；不过，其受通俗小说的影响似乎更大。请看下列记载：
1、陶辅《花影集》卷四云：“往者瞽者缘衣食，故多习稗官小说，演唱古今。愚者以为高谈，贤者亦可课睡，此瞽者赡身良法，亦古人令瞽诵诗之义也。”
2、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卷二十云：“杭州男女瞽者，多学琵琶，唱古今小说、平话，以觅衣食，谓之‘陶真’。大抵说宋时事，盖汴京遗俗也。”
3、姜南《芙塘诗话》卷二《洗砚新录·演小说》：“世之瞽者或男或女，有学弹琵琶，演古今小说，以觅衣食。北方最多，京师特盛。南京、杭州亦有之。”
4、田艺蘅《留青日札》记载：“曰瞎先生者，乃双盲瞽女，即宋陌头盲女之流。自幼学习小说、词曲，弹琵琶为生。多有美色，精伎艺，善笑谑，可动人者。大家妇女，骄奢之极，无以度日，必招致此辈，养之深远静室，昼夜狎集饮宴，称之曰先生。如杭之陆先生、高先生、周先生之类。”(笔者按，《金瓶梅》中就有多处写及瞎先生入西门庆府中说唱之事。)
5、徐渭《徐文长逸稿》卷四《吕布宅诗序》：“始村瞎子习极俚小说，本《三国志》，与今《水浒传》一辙，为弹唱词话耳。”
这些记载表明，明代艺人多是通过习诵稗官小说从事说唱表演的。他们说唱的“古今小说”，既有短篇话本，又有长篇演义：前者如红莲、柳翠、济颠、雷峰塔、双鱼扇坠等⑦，这些故事文本尚存于今；至于后者，则为明代说唱之主流，像《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就是艺人争相说唱的对象，上举第5例就是明证。本文第一段所举之例中也有明人说杨家将故事、说《西汉平话》、“演说《三藏》”，以及说《岳传》的记载。这里再举几例：
1、明钱希言《戏瑕》卷一曾云：“文待诏诸公，暇日喜听人说宋江，先讲‘摊头’半日，功父犹及与闻。”
2、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一亦云：“近有一名士听人说《水浒》，作歌谓奄有丘明、太史之长。”
3、袁中郎《解脱集》卷二《听朱生说〈水浒传〉》诗云：“少年工谐谑，颇溺滑稽传。后来读《水浒》，文学益变奇。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组练。一雨快西风，听君酣舌战。”
4、冯梦龙《警世通言叙》也记载：“里中儿代庖而创其指，不呼痛，或怪之，曰：‘吾顷从玄妙观听说《三国志》来，关云长刮骨疗毒，且谈笑自若，我何痛为？’”
5、刘銮《五石瓠》卷五云：“张献忠之狡也，日使人说《水浒》、《三国》诸书，凡埋伏攻袭皆效之。其老本营莞队杨兴吾语孔尚大如此。”
6、陈康祺《燕下乡脞录》云：“明末，李定国初与孙可望并为贼，蜀人金公趾在军中，为说《三国演义》，每斥可望为董卓、曹操，而期定国以诸葛。定国大感曰：‘孔明不敢望，关、张、伯约，不敢不勉。’自是遂与可望左。”
7、李延昱《南吴旧话录》卷二十一“寄托部·莫后光”条云：“莫后光三伏时寓萧寺，说《西游》、《水浒》，听者尝数百人。虽炎蒸烁石，而人人忘倦，绝无挥汗者。”(按，莫后光生活于万历年间，曾指导过柳敬亭说书。)
可见，明代说书不仅广泛地取材于通俗小说，而且取得了相当动人的艺术效果，并产生了相当大的社会反响。冯梦龙在《喻世明言叙》中就曾慨叹：“试令说话人当场描写，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可歌可舞；再欲捉刀，再欲下拜，再欲决脰，再欲捐金。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虽小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
而最能代表明代说唱艺术成就的，当首推柳敬亭。柳敬亭擅长说《水浒》。张岱《陶庵梦忆》卷五即记载：“余听其说景阳冈武松打虎，白文与本传大异，其描写刻画，微入毫发，然又找截干净，并不唠叨，夬声如巨钟。说至筋节处，叱咤叫喊，汹汹崩屋。武松到店沽酒，店内无人，蓦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甓，皆瓮瓮有声。闲中著色，细微至此。”顾开雍《柳生歌小序》则记载了他说宋江的片断：“(柳敬亭)为仆说故宋小吏宋江轶记一则，纵横撼动，声摇屋瓦，俯仰离合，皆出己意，使听者悲泣喜笑，世称柳生不虚云。”⑧ 至于说隋唐故事，更是其拿手好戏。钱曾《注钱谦益诗》记柳敬亭在左良玉军中“每夕张灯高坐，谈说隋唐间遗事”。王澐《漫游纪略》亦记其本人曾听“柳生谈隋唐间稗官家言，其言绝俚。”冒襄《同人集·赠柳敬亭》亦云：“重逢快说隋唐事，又废河亭一日听。”而周容《杂忆七传·柳敬亭》还说：“癸巳值敬亭于虞山，听其说数日，见关壮缪，见唐李、郭，见宋鄂、蕲二王，剑戟刀槊，钲鼓起伏，骷髅模糊，跳踯绕座，四壁阴风盘旋不已。”据此可知，柳敬亭说书之所以非常叫座，这与他别出心裁地推陈出新(“与本传大异”)，增添大量入微的细节描写(“闲中著色，细微至此”)，以及善于抑扬顿挫地使用俚语，同时配合眼神、表情、动作的表演等，是密不可分的。其他艺人虽技不及柳，但取得成功的诀窍当不外于此。
四
明代说唱艺术既然多以通俗小说作为取材或演说的对象，那么它们对于通俗小说的传播，就必然会产生重要的促进作用。晚清黄人《小说小话》曾说：“平话别有师传秘笈，与刊行小说，互有异同。然小说须识字者能阅，平话则尽人可解。故小说如课本，说平话者如教授员。小说得平话，而印入于社会之脑中者愈深。”⑨ 此言甚是。潘建国在《明清通俗小说的读者与传播方式》一文中就曾通过分析指出，明代民众的识字率还不足百分之一；而识字量能达到阅读小说的水平，并且买得起小说、有兴趣和时间阅读小说的，更是寥寥无几⑩。可是现有文献资料却显示，明代的“愚夫愚妇”对通俗小说往往耳熟能详。袁宏道《东西汉通俗演义序》即云：“今天下自衣冠以至村哥里妇，自七十老翁以至三尺童子，谈及刘季起丰沛、项羽不渡乌江、王莽篡位、光武中兴等事，无不能悉数颠末，详其姓氏里居，自朝至暮，自昏彻旦，几忘食忘寝，讼言之不倦。”陈继儒《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序》云：“故今流俗节目不挂司马班陈一字，然皆能道赤帝，诧铜马，悲伏龙，凭曹瞒者，则演义之为耳。”清初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十七“正俗”亦云：“古有儒、释、道三教，自明以来，又多一教曰小说。小说演义之书，未尝自以为教也，而士大夫、农、工、商、贾，无不习闻之，以致儿童妇女不识字者，亦闻而如见之，是其教较之儒、释、道而更广也。”
这些“村哥里妇”、“老翁”、“童子”，“以致儿童妇女不识字者”，之所以熟知“小说演义”，主要就是靠民间说唱、戏剧的传播、推广。解弢在《觚庵漫笔》中就指出：“《三国演义》一书，其能普及于社会者，不仅文字之力”，同时还“得力于评话家柳敬亭一流人，善揣摩社会心理，就书中记载，为之穷形极相，描头添足令听者眉飞色舞，不肯间断”；并且，他还将戏剧与评话进行比较，认为：“二者之有功小说，各有所长。有声有色，衣冠面目，排场节拍，皆能辅助正文，动人感情，则戏剧有特色；而嬉笑怒骂，语语松快，异于曲文声调之未尽解，费时费钱均极少，茶余酒罢，偷此一刻空闲，已能自乐其乐，则评话有特色也。”(11) 老舍在谈到《三国志演义》与民间说唱的关系时也指出：“有人说《三国志演义》是最伟大的通俗作品。是吗？拿街头上卖的唱本儿和‘三国’比一比，‘三国’实在不俗。不错，戏班里，书馆里，都有多少多少以‘三国’为根源的戏剧，歌词，与评书。可是这正足见‘三国’并不易懂，而须由伶人，歌者，评书者，另行改造，替‘三国’作宣传。‘三国’根本是由许多传说凑成的，再由不同的形式宣传出去，专凭它本身的文字与内容，它绝不会有那么大的势力。”(12) 侯宝林等所著的《曲艺概论》更概括性地指出：“小说问世以后，说唱艺术宣传推广、充实加工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实际上，刘备、关羽、诸葛亮、武松、李逵、鲁智深、唐僧、猪八戒、孙悟空，这些个性鲜明的典型形象所以能够家喻户晓，说唱艺人显然立下了不朽功绩。在劳动人民还不掌握文化的旧时代，是曲艺和戏曲艺人使这些英雄形象变成群众的亲密朋友。”(13)
民间说唱不仅对通俗小说的传播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而且对明末清初一些通俗小说特别是英雄传奇的产生，也起到了不可低估的重要影响。例如《隋史遗文》，就基本上是袁于令根据明代柳敬亭等人的说书成果，进行整理、加工而成的。孙楷第曾指出《隋史遗文》“记隋末瓦岗诸英雄事，而于秦叔宝特详……与其谓文人之著作，毋宁认为市人之作。如此书固以全力写秦叔宝一人者，而所记叔宝之态度见解，乃与细民同科，豪迈不群之气，甚嫌其少。其规模气象，尚不及梁山泊武二诸人，乃以貌凌烟阁上之胡国公，亦厚诬古人，不称之至矣。余意韫玉才人，其技当不止于此。或旧本为市人话本，而韫玉复为润色之，中如诗词及藻饰增加部分，当属袁氏手笔，其底本则是当时说话人所演者，不必为袁氏自作。抑秦叔宝故事本发生于万历之后，以前固无之。余澹心《板桥杂记》有‘柳敬亭八十余，过其所寓宜睡轩，犹语秦叔宝见姑娘’之语。谓罗彝为叔宝姑母，正与此书同。则此秦叔宝诸事，固是万历以后柳麻子一流人所揣摩敷衍者，于令亦颇采其说而为书耳。”(14)孙先生的话是符合实际的。这里不妨再补充一个旁证，即袁于令在其所作的传奇剧本《双莺传》第四折中就曾记述过柳敬亭说书一事，可见其本人是熟悉柳敬亭说书的。
《说岳全传》也脱胎于明代说书，前文曾举李玉《清忠谱》第2折《书闹》为例，说明明末已有艺人李海泉在城中玄妙观前开设书场说《岳传》。柳敬亭也会说岳飞故事。经过金丰修订的《说岳全传》，依然保留不少说书的痕迹。如文中多处出现“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前言不表，闲话慢提”、“不因这个人说出几句话来，有分教……”、“上回已讲到了……此回却先说……”等说书人套语，即随处可见。文中更有不少说话人总结式的话语，诸如，“此一回，就叫做‘雷震三山口，炮炸两狼关’”(第十七回)、“此回叫做‘泥马渡康王的故事’”(第二十回)、“这叫做‘大破五方阵，逼死屈原公’”(第五十三回)、“这就叫做‘八锤大闹朱仙镇’”(第五十八回)、“这一回便叫做‘虎骑龙背，气死兀术，笑杀牛皋’的故事”(第七十九回)，等等。《说唐全传》也有浓厚的说书色彩。其每回故事基本上按“当下……且说……再说……”方式展开，说书人的惯用语，诸如“按下慢表”、“此话不表”、“……我且不题，跌转来还讲到……”、“这叫做无书不讲，有书不得不说”、“闲话少说，书归正传”等俯拾皆是；有时在故事情节告一段落时，说书人也喜欢小结道：“这名为双拳伏二虎，这话也不表”(第14回)、“这回书名叫罗成走马破杨林”(第30回)、“这回书为撞死黄骠马，别断虎头枪(第37回)”等。其他如《说唐后传》、《飞龙全传》、《万花楼杨包狄演义》等，均在不同程度上脱胎于民间说唱。可见，如果没有民间说唱的孕育，也就不可能有英雄传奇小说的生成。
总之，明代小说与民间说唱是一直处在一种交叉、渗透与互补的动态发展过程之中的，这对于其各自文体的生成、发展和繁荣等都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因此研究明代小说和说唱艺术，也就不能再局限于就说唱谈说唱，就小说论小说，而必须将两者的互动关系纳入研究视野，这样才能更全面地认识明代小说与说唱艺术的生成和演化，更好地建构古代小说史与说唱文学史。
说明：本文为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及广东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项目“民间说唱与通俗小说双向互动研究》(项目编号分别为：2005037171，03SJA750004)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明]李云翔《封神演义序》，见丁锡根编著《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00页。
②[清]钱曾《读书敏求记》。转引自周良编著《苏州评弹旧闻钞》，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8页。
③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9页。
④戴不凡《小说见闻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0页。
⑤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73页。
⑥[清]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卷五十四“史部·杂史类”存目三《平播始末》注，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751页。
⑦[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卷二十“熙朝乐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98页。
⑧转引自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第十一章第三节《明末清初的说书家柳敬亭》，本文所引有关柳敬亭说书的资料，即出自该章节。
⑨(11)参见黄霖、韩同文选注《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下)，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7、322页。
⑩潘建国《明清通俗小说的读者与传播方式》，《复旦学报》2001年第1期。
(12)老舍《制作通俗文艺的苦痛》，《老舍曲艺文选》，中国曲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10～11页。
(13)侯宝林、汪景寿、薛宝琨《曲艺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16页。
对于外界广为关注的柳传志退休计划和接班人问题，柳传志做出了分两步走的安排。柳传志告诉记者，自2009年初复出以来，在与联想集团CEO杨元庆等国际团队一起，带领联想集团连续五个季度成为全球前五大电脑厂商中增长最快的厂商后，他再度萌生退意。
在两岸高科技企业从事研究工作多年的台湾科技产业专家林宏文告诉记者，与台湾“IT教父”、宏、明基等企业的创始人施振荣退休后转身投资行业一样，现在的柳传志也已走向一个新的高度，但其布局更加宏伟。
不过，目前柳传志仍然身兼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一职。他向记者表示，将尽快把自己从联想集团当前繁重的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让自己现在的工作至少减少一半，有时间去打打高尔夫球。”
不过对于联想集团的发展，柳传志仍然倾注了很大精力，“遇到合适的企业和合适的价格，我们会继续收购。”柳传志希望联想集团在接下来不仅做到“体量”更大，而且要做成受人尊敬的国际性企业，在产品技术上更好地为社会服务，在未来技术上发展得更好。
从被柳传志视为“命”的联想集团退休之后，柳传志第二步会从联想控股退休。
在联想控股整体上市之后，柳传志表示也会从联想控股退休，接下来会考虑联想控股未来五年在国际上如何发展，比如在国际上投资与现代农业相关的技术，“可能还会挂一个名誉董事长职务。”
今年4月份满67周岁的柳传志也一直在考虑接班人问题，不过他没有和众多中国第一代企业家一样选择子承父业，而是表示将把联想建成一个“没有家族的家族企业”。柳传志透露，曾经与世界首富巴菲特进行过交流，并部分效仿了其经验。柳传志告诉记者，会将接班人计划在公司里集体讨论，并明确接班人，但是每隔五年会根据接班人的表现，来宣布接班人是否调整。
正如2008年金融风暴时他说的：“最起码也要有三年才能过完这个冬天，过完三年我也不会退休。”因为，就公司目前情况而言，有他在可能会更好一点。
也许，更多地，是因为柳传志受了2005年那次“退位”的教训――
2004年底，柳传志作为电脑制造商联想公司的创建者和董事局主席，宣布斥资17.5亿美元收购IBM历史悠久的PC业务，此次交易令联想跃居全球第三大PC制造商，也标志着中国企业第一次接管一家美国大公司的业务。有人将这次收购比喻为“蛇吞象”，绝大部分人都不看好。人们认为联想很勇敢，但必将失败。
紧接着，柳传志卸任联想董事局主席――仅留任非执行董事，以便为新组建的中美领导班子让路。
柳传志筹划着通过两家公司的合并，将笔记本电脑品牌ThinkPad融入公司，吸收技术，结合全球的资源，包括销售渠道、分销渠道和员工。
尽管柳传志设想过收购的各种可能风险，但当两家公司真正合并时，却仍面临着三个非常严重的风险：并购后，客户还会购买公司新所有者的产品吗？员工还会不会继续为新雇主工作？中式和西式管理方式之间会不会发生冲突？
不久，风险成为了现实，首先反映在了高级管理层：按并购前，联想的管理模式是，每当需要做出重要决定时，CEO只需要和该决定直接涉及的部门主管进行商议，管理层的其他成员由于不参与讨论因此只需要在最后投出赞成票即可。而并购后，高层管理人员年年制定预算，但每当某个季度目标无法兑现时，他们就会降低期望。下属和经理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制定目标的时候，下属有时会提出过高或是过于夸大的目标，但是经理不会说什么，因为他们担心这样会疏远员工。另一方面，当经理给下属提出不切实际的目标，下属也不会说出来，为的是避免批评自己的老板。
数据一再证明，两家公司的合并进行得并不顺利。联想的消费类产品非但不能从中受益，公司的两种管理文化之间还在酝酿内部斗争。联想的股票价格受到拖累，从2007年10月时的22.50美元猛跌到次年12月时的5.50美元。2008年底，金融危机爆发，联想第三季度财务报告称，公司的亏损接近9700万美元。
“我们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当年最后三个月，也就是10月、11月和12月，是非常非常阴暗的日子。”柳传志回忆道。董事会就在那时采取了具有决定意义的行动――前董事局主席杨元庆改任CEO，接替辞职的美国人威廉•阿梅里奥；柳传志再次担任董事局主席一职。公司重新调整，进行重组：组建了一支九人的领导层――四名中国人，四名西方人，三个来自美国，一个来自欧洲。这九人代表了公司的各个方面，结合了东西方的人才。
此外，联想还启动了全新的商业战略――与以往公司的客户基础是商业客户，消费类产品很少不同，重组后的联想不断加大针对新兴市场的投入，不断推出大量针对普通消费者的产品，个人电脑用户增幅超越了商业客户。
为此，联想展开了一系列动作：推出了面向小企业市场的轻便而强大的ThinkPad Edge笔记本；推出了结合个人电脑与智能手机的产品Skylight smartbook；推出了带有可拆卸屏幕的笔记本IdeaPad U1 hybrid；为回应苹果的iPhone，在中国推出了乐Phone 3G智能手机……
这些调整开始奏效：公司于2009年后半年开始重新盈利；《商业周刊》评选柳传志为“中国最有影响力人物”。11月11日，联想第二季度财报,得益于欧美订单和新兴市场需求的增加，公司盈利提高44%。联想该季度的净收入总额为7660万美元，而2008年同期的收入为5310万美元。
“说到做到，尽心尽力”，是联想之道，也是新的公司文化。柳传志说：“‘说到做到’并不仅仅是一种态度。当我们提出一个目标时，会仔细考虑，确切知道应该如何做才能达到这个目标。”
早在2008年当危机从金融领域向实体经济渗透前，柳传志就对“冬天”的来临有所预感。“最早还是从股市上感觉到的。”柳传志认为，2007 年的中国股市市盈率太高，市盈率不合理以后一定会崩盘。任何一个股市，传统行业的市盈率不可能在8、9 倍之后还要高，这完全是荒谬，出现这种情况就意味着可能有问题了。
那时候，他注意到了某些行业、某些企业市盈率太高。“在国外会有些新兴行业，比如互联网企业，市盈率有可能高到上百倍；但是没有哪个传统行业市盈率会这么高。那时普遍高到40 倍、50 倍，这不符合规律。如果股市崩盘，像我们做投资的就没法退出，所以我们一定要提前注意防范风险。此外还有外汇汇率的问题，当时的出口企业盈利完全靠低汇率实现，这里面就蕴藏着比较大的风险。那时只觉得是‘深圳的冬天’，金融领域的风险很大。如今我们说‘哈尔滨的冬天’，是指实体经济受到大幅影响，这就比较寒冷了。”
柳传志预计，最起码也要有三年才能过完这个“冬天”。他说：“因为很多企业把这个冬天想得很短，还是要从最坏处做准备。很多企业有现金流控制问题，现金流不够的公司就会垮掉，要把最坏的情况考虑清楚，这样你才能决定自己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
回想1984年11月，联想创建时，最初只有11个研究员，中科院计算所投资20万元人民币，这笔钱在当时相当于3万美元。刚开始，它就是一家在北京某单位正门接待室里办公的小公司。创立初期，公司即面临着经营与资金的困局。“不过，尽管存在种种挑战，我们还是非常成功的：我们与跨国品牌竞争，为中国企业树立了信心，为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铺平道路。”显然，如今的柳传志对于自己创下的这一番事业颇感成就。
就全球各地的人们所使用的电脑而言，70-80%是在中国进行组装的。一些元部件，比如内存和显示器，却只有20%、30%或者40%产自中国。“而对于操作系统等软件组成来说，这项技术（的主动权）尚未掌握在中国人的手中。”柳传志对中国市场有着自己的分析。
他认为，中国人无疑会对IT企业的走向发挥更大的影响。汽车和个人电脑的使用量几乎与美国相当。而且，中国有8亿手机用户，规模之大不言而喻。我们已经看到，中国人影响到了一些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十年以前，短信还并不十分流行，但是在中国，发短信已经是非常普遍的事情了。中国人逢年过节的传统之一就是问候亲朋好友。打电话需要很长时间。因此，当短信技术出现后，很多人选择了发短信的方式。发短信由此在中国流行开来，最终也在西方国家普及开去。
闲暇时，柳传志喜欢看些畅销书，例如《明朝那些事儿》，他还喜欢打高尔夫球，未来，他还想在书法、国画、雕塑等艺术爱好中选一个进行培养。他说：“我生活中还是有很多别的乐趣的，公司并不是我唯一的乐趣所在。现在我之所以还要做的原因是，如果此刻我离开，公司会受到影响。此外，我也还能胜任。如果再过一段时间，公司离开我不但不会受到影响，还会做得更好，那我会考虑离开。”他认为，退休对企业来说不是目的，企业怎么办好就怎么来。
他喜欢看《水浒传》，却怎么也看不下去《红楼梦》。他嫌《红楼梦》写得腻腻歪歪的，“贾宝玉天天和女人混在一起，他能和我的想法一样吗？”他说，他属于英雄主义劲头很强的人，要做的事就非做不可。水浒一百零八将，他长期能背下来，只要你说个名字他就能说出外号。
柳传志说，他不能算是个老实人。他举了个例子：1985年，联想汉卡去进货，买的电容全是坏的，他让采购人员去退货，对方不肯退。他就到工程队找了两个工人帮他退，他一天给他们10 块钱。他告诉他们，拿着汉卡到那个公司去吵，让他没法干活，两个工人吵了不到半天对方就退了。“他们哪能欺负我啊？”他说：“公司小的时候做事不能受人欺负。”
2009年3月5日，没有游人的天安门广场，在高天疏云下，格外空旷。杨元庆快步走出人民大会堂，独自走向广场上他的小车，寒风把他的大衣吹得猎猎作响，宛如吴宇森电影的经典慢镜头。
自联想兼并IBM的PC业务后，他全家老少跟随联想总部到美国“洋插队”已经5年，虽然正值壮年，这两年头发白得很快，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他刚刚听完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等不及上午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开幕式的议程全部结束，因为商务缠身，他匆匆早退。一路上，眼尖的记者紧追不舍，他温和但坚定地回避着摄像镜头和录音笔。
一个小时后，身为全国人大代表的柳传志也走出这个会场，立马被上百名记者包围。他的神彩是昂扬的，语里话外都强调着联想将在一年内脱困的信心。笔者在人群外旁观看这位满头大汗“联想之父”，脑海中柳、杨双雄却合二为一，他们仿佛是同一个人，在不同年龄、不同时代的两个分身，都是青衫儒雅的士子，商海踏浪扬帆，执著无悔。
30天前，65岁的联想集团创始人柳传志复出，重新担任公司董事局主席。虽然宣布次日，疲软多时的联想股价暴涨11％、增值2亿港元，但市场仍有疑惑：商业环境早已变化，今天的数码产品日新月异，80后、90后的口味似乎成为主流，老人重新掌控大局，是否逆潮流而动?他能否像当年拯救苹果公司的英雄乔布斯一样力挽狂澜?
面对媒体，柳传志给自己的定位是“后勤部长”，他仍然不遗余力地力挺他悉心培养的接班人杨元庆，他需要协调股东方、投资者、高管层、政府、社会的关系，让取代洋人担任CEO的杨元庆心无旁骛地执行柳传志最心仪的联想路线。一位资深财经评论家说：”大企业家的接班人是世纪难题，在长虹的倪润峰与赵勇闹翻(前者已不知所踪)，华为的任正非与李一男分手之后，柳传志与杨元庆的舔犊之情，用心良苦!”
冲进河里的斯巴达克方阵
1990年在一次关系联想公司的性质、方向和制度等根本问题的“遵义会议”上，柳传志发表动员讲话《造就一个真正的斯巴达克方阵》，从此，“斯巴达克方阵”成了联想队伍体系的代名词，意味着纪律严明、服从统一指挥和极具冲击性的战斗力。用柳传志的话说：“大旗一树，各部分的兵马不能左顾右盼。进攻的时候一步步非常坚实，说打在哪儿就打在哪儿，我最佩服的是临阵不乱，退下来的时候，不是哗啦一下就退下来了”
在联想工作过7年的李方说：“在联想集团大家庭里，杨元庆领导的电脑公司一直被公认是最正规的一支部队。在早期联想一年一度的春节联欢会上，那些叼着烟卷，着随意的准保是LAS(联想系统集成有限公司)的；另 批着艳丽、打扮入时的女士很可能是LTL(联想科技公司，后来的神州数码)的；而那些整齐划一、不论男女都是一片联想蓝的则肯定是LCS(电脑公司)的。”
杨传志是柳传志“斯巴达克方阵”的最佳领军人物。“元庆在他掌管的电脑公司里，一直推行的是严格文化，这和他做事的严格细致态度有关。”公司是一个模子，我们要通过制度的作用，把外面进来的各种各样的人按联想的模式塑造成我们需要的人。”
然而“斯巴达克方阵”成功的前提是方向正确，反之则意味着战士成片地牺牲，结果仍然是失败。
2005年联想吞并了比自己大四倍的IBM全球PC业务，在国际化征程中实现跨越。但正如此前明基收购西门子失败，宏基进军美国10年亏损10亿美元，出发点都是好的，结果未必是好的。
比如杨元庆的执行力在国际化进程中就多次撞：先是语言，在第一次去美国与IBM团队开会时，杨元庆讲的英语对方没能听懂，他很快请了家庭教师，改进了外语；联想的海外业务主要在商用市场，且位于成熟市场，这两类市场都是金融风暴的‘重灾区’；作为一个从中国成长的企业，联想的企业文化是非常鲜明的，这是一种在中国混乱的特色市场竞争中的生存之道，非常适合中国市场，但在国际市场上打拼不一定适合；员工进联想后通常要“入模子”，那些空降的外籍CEO和高管们不可能人联想的模子，肯定不能适应。
5年国际化努力，联想向股东交了一份答卷：2008财年，除税前亏损9,000万美元。虽然金融风暴是重要外因，但高科技企业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并不大，IBM、中国华为、台湾宏基都出现增长。
柳传志复出后，第一把火是裁员，去年底联想已经全球裁员2000多人，占员工总人数的11％，今年2月，联想国内全球事业部又裁员450人；第二把是走农村包围城市，在商务部的“电脑下乡”招标中拨得头筹，准备大举进军国内底端电脑消费市场。柳传志最忧心的是：联想在国际化的道路过程中忽视了对新兴市场和消费类市场的争取，市场份额持续下滑。
眼下柳传志正烧第三把火：到联想全球各分公司去看看，绐大家鼓劲，因为危难当头，信心最重要。
柳门父子九死一生
非官方的柳传志创业史，可以从父亲柳书谷说起。柳老早年投身银行业，积累了丰厚的人脉和信誉资源。1984年，63岁的柳书谷从中国贸易促进委员会退休后，带着80万港元贷款来到香港，组建了中国新技术转让公司，要让大陆的专利转让进入国际市场。以后短短6年间，他为这家公司赚了5亿人民币。
1984年11月，时任中科院计算机技术研究所工程师的柳传志和十个同事一起，拿着所里20万元启动资金，在一间计算机所大院内一个小平房里办起了“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1989年11月14日正式更名为“北京联想计算机集团公司”)。一开始，包括柳在内的所有员工都当过“倒爷”、“板爷”，在中关村拉平板车去卖运动服、电子表、旱冰鞋、电冰箱。后来想倒卖彩电，结果被人骗去14万元。
把所有可能给公司带来收入的业务几乎试了个遍后，柳传志决定依托计算机所的技术优势，力邀主导开发“汉字系统”的倪光南加盟公司，其成果产品化后就是后来知名的“汉卡”。当时电脑大部分靠进口，全是英文系统，安汉卡后才能中文化，每台电脑经过改后利润高达一、两万元，联想在6个月内至少销售出100套，为公司带来了约40万元毛利润，成为联想的第一桶金。但汉卡的高价，1987年曾为联想召来物价局100万元的罚款，当时联想年税后利润才70万元。
此后4年，公司的主业务仍然是销售汉卡，同时做国外电脑的销售。海外电脑主要从香港进口，为了省下香港中间商赚取的至少15％的差价，柳传志决定在香港开联想分公司；更重要的是，柳传志想将公司业务从计算机贸易延伸到生产领域，但当时在大
陆生产计算机，必须获得电子工业部发的生产许可证，浪潮、长城等老牌厂家有许可证，中科院却没有，柳传志希望到香港“曲线救国”进军计算机生产领域。
1988年6月23日，香港联想电脑有限公司成立，由国有的中科院计算机所新技术公司和香港两家公司合资组建，其中一家就是柳书谷主持的中国新技术转让有限公司。这家公司不但给香港联想提供巨额贷款，还为柳传志、倪光南等北京联想的领导和骨干提供了十几个多次往返香港的签证。当时此种签证极为难得，如无此种特供的稀缺资源，香港联想根本办不起来。
柳书谷对儿子的帮助是无私的，利用他的特殊身份和人脉，香港联想获得了当地银行业的支持，获得大批贷款；柳传志在父亲的引荐下，结识丁香港商界的人物；他还从父亲那儿学会了衣着、举止、言谈之类的社交礼仪。
在柳传志20多年的创业史中，波澜起伏、九死一生。
进军香港一年后，柳传志终于将在香港自发研发的“286微机”送上了德国汉诺威电子技术交易会，却涉嫌走私，让柳传志几乎身陷囹圄，几经周折最终以罚款300万元结案。
1994年，反复发作的“美尼尔综合症”使柳传志不得不住院，他与联想总工程师倪光南的矛盾也白热化，两个都很强势的人，都希望联想按自己的意志发展。身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倪光南，检举柳传志涉嫌重大经济问题，罪名一旦坐实，柳传志将面临灭顶之灾。矛盾在中科院高层的主持下，以倪光南从联想出局而落幕。柳传志为此泪洒当场，联想的定位从“技、王、贸”正式转为“贸、工、技”，此后贸易一直是联想的主打业务，这也为联想今日遭遇的瓶颈埋下伏笔。以至于倪光南评价今年柳传志复出之举时说：“柳传志重贸轻技，至少耽误了联想7年。”
经过3年多股份制改造，1997年，联想在香港主板上市，联想员工以多年积累的1.6亿元的红利，购得了公司35％的股份，员工一夜之间涌现了一批千万富翁。
2004年，联想成立20年之际，柳传志辞去了联想集团董事长的职务，将联想大旗交给杨元庆，自己则把大量的时间用于“孵化”新企业……
爱读康熙提拨后生
柳传志爱读清史，二月河写的《康熙大帝》，给他很深影响。康熙九子夺嫡、几度废立太子等掌故，耳熟能详。
在联想集团坐稳行业龙头地位后，柳传志开始谋划未来，从1988年到1990年期间，他提拔了一批后生委以重任，其中最瞩目的是孙宏斌、杨元庆和郭为。这三人，都是硕士研究生，年龄相差不过几个月。
1990年，27岁的孙宏斌被破格提拔为联想集团企业发展部的经理，主管范围就是他在全国各地开辟的18家分公司，成为联想集团的二当家。但桀骜不驯的孙宏斌种种举动，让柳传志很快意识到：长此以往，联想就姓孙而不姓柳了。1990年5月，孙宏斌被北京海淀警方刑事拘留，案由是挪用公款，两年后，法院以“挪用公款13万元”的罪名判处孙宏斌有期徒刑5年。
孙宏斌因表现好提前出狱，主动约见了柳传志并承认了以前的错误。柳传志感动而愧疚，给孙宏斌50万元助其谋发展。后来孙宏斌与联想、法院交涉后，法院撤消了原判决，指其为错告、错捕、错判，给予。出狱后孙宏斌用了10年时间，打造了一支中国地产的百亿军团，并但最终也因他的躁进个性而使顺驰在过度扩张后倒下。
杨元庆和郭为是杨元庆都不愿放弃的。联想公关部出身的郭为是少年得志，思维敏捷，喜欢迎难而上，而且越是困难的时候斗志越坚，但却不善于步步为营。而杨元庆的点子不多，却拥有坚定的意志，认准了的道路就一步一步走到头。郭为有很长时间在柳传志身边工作，长于运筹，善解人意，而杨元庆似乎永远冲在第一线，下太懂人情世故。
柳传志曾想让郭为帮助杨元庆，双雄共举联想大旗，结果发现两人都很扭。柳传志痛下决心，从2000年春天开始分拆联想，由杨元庆继承大统、统帅全部联想品牌的业务，而将业务和系统集成归于郭为旗下。郭为只分得公司大约10％的财产20％的员工、20％的业务和20％的销售收入，并且不能再使用联想品牌，他的公司易名为“神州数码”，郭为当场痛哭。
2004年，联想成立20年之际，柳传志辞去了联想集团董事长的职务，将联想的未来交给了自己的继任者。他自己则把大量的时间用于“孵化”新企业。如今柳传志主持的联想控股旗下有五驾马车：杨元庆领导的联想集团、郭为领导的神州数码，继续保持在IT领域的领先地位，杨元庆的得力助手陈绍鹏、刘军已经脱颖而出；朱立南主持的联想投资，45岁的海归少帅赵令欢主持的弘毅投资，成为投行精英；融科置地以房地产为主业。
退休的4年来，柳传志醉心高尔夫。这次复出，他再三强调只是帮助杨元庆，杨元庆当CEO是水到渠成的事。今年2月28日他在北大一场论坛上曾笑称：任用外籍CEO就是一个不断减少碰撞、学习差异、然后将其换掉的过程。
要死要活的时候
17岁时，柳传志无论如何不会想到，由于舅舅是“”，自己的飞行员之梦在即将成真的时段被无情击碎。当然，比许多同龄人幸运的是，他后来被保送到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学习，毕业后进入国防科委成都十院。在随后的“”中，柳传志被下放锻炼，两年之后，他又有幸回到中科院计算所。
在计算所工作的14年里，柳传志除了感到单调、枯燥之外，还目睹了大量科研成果被锁在抽屉里的尴尬现实。因此，当1984年所里的领导向柳传志征求“搞个公司试一试”的意见时，已入不惑之年的柳传志马上就答应了。为了支持柳传志“下海”，计算所领导向柳传志特批了20万元的启动资金。按照柳传志后来的解释，当时所领导是希望“体外”办公司赚点“小钱”，来贴补拮据的日常开支。
但是，柳传志从一开始就不准备小打小闹。在为新公司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联想”之后，他与当时的11名员工就在中关村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小平房里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尽管联想一开始就定位为高科技公司，可手中只有区区的20万元，这成了对柳传志的最大束缚。权衡再三之后，柳传志选择了为IBM做这一“贸工技”的商业模式。果然，公司贸易做得有声有色，好的年份一个月能够卖好几百台IBM微机。
然而，做“贸易”的酸甜苦辣只有柳传志自己最为清楚。时至今日，柳传志对第一次做的过程记忆犹新：国家体委要购买12台IBM微机，但体委用来购买微机的钱都放在中国仪器进出口公司，而后者手上握着事关生死的“进口许可证”。当柳传志和国家体委的人一同来到“中仪”公司时，负责办事的业务员冲着柳传志嚷道：“你到底是计算所的，还是IBM的？”当被告知是IBM的商时，业务员顿时吼道：“IBM的代表？那就是外商了，这个楼不准外商进来，你给我出去! ”众目睽睽之下，柳传志讪讪而退。很多年以后，柳传志回忆道：“这对我来说是很屈辱的一件事，当时我也四十几岁了，当着那么多人……”
当然，相对于碰壁和受气，令柳传志最为心痛的是多次受人欺骗。联想刚成立的时候，柳传志从计算所领到了20万元的启动资金，但一个多月就被人骗走了14万元，而且是个女骗子。一年之后，因为考虑到只做中间商收入太微薄，柳传志千辛万苦从科学院借来了300万元，然后将钱汇给了深圳的一个公司，想从那里直接进口微机以获取稍多一些的利润。可钱汇过去了，微机却始终不见踪影，几经催问之下，柳传志方知被骗。情急之下，柳传志坐飞机直奔深圳，并在对方的家门口猫了几天，直到收款人出现并盯着微机运到北京为止。对于这段经历，柳传志形容是“要死要活的时候”。经历了上述事件后，柳传志经常在噩梦中惊醒，而且落下了美尼尔综合症的病根。
上当受骗的经历，使得柳传志机敏起来，他开始考虑在国外设立自己所属的公司以规避贸易风险。1988年，联想出资30万港元与一家名为导远公司的香港商，合资创办了香港联想电脑有限公司；第二年，联想集团正式成立。不过，此时的联想还是一个替人“打工”的企业。
死着磕，猫着打
在一个商业断代的环境中，经商除了勇气之外，更多的要依靠智慧。在柳传志看来，“学会做贸易是实现高科技产业化的第一步。不把贸易做通，再好的产品你也不知道怎样卖。”其实，这段直白中，蕴藏着柳传志一个宏大的商业计划。
联想成立的时候，柳传志虽然是在为IBM做，但已经盯上了中科院计算机研究所的同事倪光南，他也是该领域最有权威的专家。当时，倪光南已经开发出了汉卡，这是一种将电脑英文系统改变成中文的工具，柳传志策动所领导与自己一起找到倪光南，邀请他加想公司，最终双方一拍即合。明眼人非常清楚，倪光南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通过联想的微机得到更大范围的推广，而柳传志则瞄定了计算机西文汉化的突破方向。
为了让倪光南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才能，柳传志不仅将联想总工程师的头衔授给倪光南，而且还为其单独开设了一个“特区“：倪光南可以不参与公司的事务性工作，可以拒绝参加任何他不想参加的会，公司的纪律对他没有任何约束力。另外，当时科学院奖给柳传志一套房子，柳传志也让给了倪光南。更让倪光南喜出望外的是，自己的汉卡在搭上了柳传志的贸易“快车”后，的确卖得不错。当然，倪光南也没有让柳传志失望，其在1990年就带领技术人员开发出了一系列的联想微机。此时的柳传志认为，该是甩开IBM单干的时候了。之后，他苦心经营多年的营销渠道以及人脉关系派上了用场，联想微机一上市，很快得到了市场的热捧。
然而，联想不久就遭遇到了国内贸易政策的突变。1993年，中国PC行业对外开放，原先的进口批文制度被彻底取消，同时关税大幅度降低，一时间，IBM、康柏、戴尔等国际知名PC品牌竞相涌入中国，而联想在这些“巨轮”面前，用柳传志的话说就是一个“小舢板”。结果非常残酷。1993年底，中国计算机产业陷入全面危机，联想第一次没有完成既定的目标，柳传志不得不承认“打了败仗”。但是，柳传志没有认输。他一方面让联想一年内六次降价，另一方面将公司的力量全部集中起来，成立电脑事业部，开发新品以夺回市场。当时的战略，柳传志用“死着磕，猫着打”来形容，意思是拼死一搏。果然，到1996年，联想跻身中国电脑市场销售前三名，第二年跃居该销售榜单第一的位置。
就在柳传志与国外厂商拼命抢市场的时候，联想的“后院”却起火了。一方面，已经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的香港联想连续出现两年的巨额亏损，亏损额达2.5亿港币。危机之下，柳传志不得不奔赴香港紧急“救火”。另一方面，北京联想也让柳传志寝食难安。由于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分歧，倪光南和柳传志的矛盾开始尖锐起来，倪光南甚至将柳传志告到了中纪委。对于这段经历，柳传志后来形容为“最麻烦的时候”。在中纪委还原了柳传志的清白之后，柳传志也不得不作出了请倪光南出局的痛苦决定。
与此同时，柳传志也迅速撤换了香港联想的负责人，并在1997年作出了将北京和香港两家公司合二为一的决定，宣布了联想以后主打国内市场的销售战略。经过了一系列变故之后，柳传志非常清楚公司的现实：与倪光南交手之后，柳传志在联想的地位无人能够撼动；京港两家公司的合并，使联想开始步入正轨。
“蛇吞象”大戏
从在香港设立合资公司，到后来派遣大量的年轻人到惠普、微软、英特尔学习，柳传志让联想“走出去”的愿望逐渐变得强烈起来。2001年，IBM几位高层找到柳传志，希望将IBM的个人电脑事业部卖给联想。柳传志隐隐觉得，自己一直期盼的机会就在眼前了。
但是，当柳传志将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的打算提交给董事会讨论时，所有的董事会成员都投了反对票。大家的集体反对，基于一个“铁定事实”和一个“致命风险”。铁定事实是，在全世界并购案例中，成功的只占25%；致命风险是，联想集团一旦并购失败，将“粉身碎骨”。
然而，经历过部队熔炉历练的柳传志，更懂得坚持的含义，他开始通宵达旦地思考对IBM收购的利与弊。跨国并购陷阱是柳传志第一个考虑的问题。他最终认定，这不是跨国公司设计的“一种特殊的圈套”，因为IBM正在进行以软件和服务为主的战略转型，出售硬件部分是其战略执行的重要步骤。第二个问题是整合并购后能否盈利。他最终确信，如果有效控制成本就能实现盈利，因为联想的毛利率只有14%还有钱赚，IBM PC业务的毛利率高达24%却亏损，根本原因在于其成本和费用过高，而联想的成本控制能力极强。第三个问题是业务整合。他最终推定双方的业务互补性能够在合并后避免发生直接碰撞，因为IBM业务遍布全球，联想业务在中国；IBM擅长做大客户，联想善于做中小企业和个人用户；IBM产品优势是高端笔记本，联想优势在台式机。在得到以上三个主要问题的清晰答案后，柳传志再一次将收购IBM的想法提交给董事会讨论，最终得到的意见是：可以与对方谈一谈。
谈判进展得非常顺利。作为展开收购的重要铺垫，联想启用了新的名字――lenovo；同时，为了防止IBM高层精英的流失，柳传志在收购要约中，明确承诺原有薪酬待遇不变，而且原股权期权等值转为联想的期权。考虑到联想自有人才国际化经验的缺乏，柳传志特地安排曾在IBM工作了26年的职业经理人Stephen M・Ward・Jr出任新联想的CEO，自己则卸任董事长，将其交由杨元庆担任。一切准备就绪后，联想集团于2004年12月8日向全球正式宣布以12.5亿美元收购IBM个人电脑事业部，柳传志一手导演的“蛇吞象”大戏拉开帷幕。
无疑，柳传志也敏感地预知到收购后文化整合的艰难。最终，他准备了五组照片向IBM的员工讲述联想在中国发生的故事。第一组照片是联想在1989年办的养猪场，当时中国正值物价闯关，肉价高涨，联想拿出10万元办了一个养猪场，保障员工的基本生活；第二组照片就是著名的“联想72家房客”，即联想在1992年为72名员工提供担保，向建设银行贷款600万元用于个人消费，开创了中国个人房贷之先河；第三组照片是2000年联想上市之后，公司有2000多个员工买了车、买了房；第四组照片反映了联想退休员工的优厚待遇；最后一组照片是柳传志最看重的，是联想的高管团队。柳传志要传递的信息是，联想的高管都是自己培养的，联想是一个以人为本的企业。果然，柳传志后来收到了许多国外员工的邮件，其中一封这样写道：“联想的做法的确让我很佩服，而且也打动了我。我和我的同事还需要做些什么？”这样的反馈无疑让柳传志十分高兴，因为他知道海外员工开始感受到了联想的魅力。
当然，全球化的业绩是对联想国际化过程的最好佐证。据联想的2011年财报显示，联想该年全球市场占有率创下10.2%的历史新高，首次达到两位数。对此，柳传志不久前深有感触地说：“联想并购IBM的PC六年，经过了各种艰辛坎坷，宛如一次长征，如今终于到达了终点。”
一个“家长”五个“儿子”
在培养和造就接班人方面，柳传志有着过人之处。
“定战略、搭班子、建队伍”，是柳传志反复倡导的战略。早在创办香港联想时，柳传志就特意招聘了一批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在这些“娃娃兵”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杨元庆、郭为和孙宏斌三人。特别是因为相中杨元庆和郭为俩“骏马”，国内不少学者将其与海尔的张瑞敏和华为的任正非对比后认为，柳传志在实现交接班方面，不愧是中国企业家群体中最为出色之人。
柳传志花在杨元庆身上的心思既独特也丰富。在26岁那年被任命为CAD部总经理后，杨元庆带领着自己的团队将CAD的销售在短短三年时间内由5000万做到了1.8亿，但鉴于杨元庆事业心强而政治野心弱的为人特点，为了不让杨元庆成为孙宏斌第二，柳传志开始将杨元庆拉到身边培养。香港联想上市后一个月，30岁的杨元庆被任命为电脑事业部总经理。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杨元庆重组电脑事业部，联想电脑的销量之后出现大幅提升，并在1997年登上国产品牌机国内销售市场的头把交椅，为柳传志度过当时香港联想的巨大亏损危机，助了关键一力。
然而，柳传志不愿看到的情况还是发生了。在联想合并之后，联想科技也随后成立，并将联想各地分公司整合进来。而此时，执掌联想科技的郭为为了抢PC市场份额，开始与杨元庆进行“窝里斗”。手心手背都是肉，柳传志必须找到一个可以平衡的万全之策。考虑再三，柳传志最终做出了“分拆”联想的重大决定。2001年4月，联想分拆为联想电脑和联想神州数码两家子公司，郭为掌控神州数码，专营国外大的产品品牌业务和软件业务。同时，柳传志从联想集团CEO的位置上退了下来并交由杨元庆接任。两个月后，神州数码在香港联交所上市。
联想并购IBM的PC业务后，柳传志让杨元庆接任自己的董事长之职，再一次表明了柳传志的良苦用心。在柳传志看来，杨元庆并不缺乏本土管理能力，但缺乏国际化经验，因此最初只能选用Stephen M・Ward・Jr出任新联想的CEO。这种比较安全的设计，有助于杨元庆了解全球市场的水深水浅，并为接替CEO做准备。果不其然，新联想在聘用了两任外籍CEO后，在柳传志的协助下，杨元庆于2009年顺利接掌CEO大权。2011年6月，联想集团公告称，杨元庆通过母公司联想控股购入公司约8%的流通股，成为联想集团单一个人最大股东。
实际上，除了杨元庆和郭为之外，联想控股下辖联想投资、融科智地和弘毅投资，目前也由柳传志精心培养的三大“少帅”统领。有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可以让联想复杂的结构一目了然：在联想大家庭中，柳传志是大家长，下面有五个儿子，他们是联想集团杨元庆、神州数码郭为、联想投资朱立南、融科智地陈国栋和弘毅投资赵令欢。此五人也号称联想的“五虎大将”。
“联想是我的命”
柳传志不止一次地说过这样一句话：“联想是我的命。”因此，当全球金融危机开始影响到联想时，65岁的柳传志重新披挂上阵，以联想集团董事长的身份开始重振联想。
柳传志将再度出山的时机描绘成“联想到了悬崖边上”。资料显示，2008财年，联想不仅颗粒无收，而且巨亏2.26亿美元，成为11年来首个亏损年。冰冷的数据激发起柳传志再度出山的雄心，在复出的记者见面会上，柳传志底气十足地公开“亮剑”：第一年扭亏为盈，第二年利润再大幅度增长。
作为随后打出的一系列漂亮“组合拳”的最核心部分，柳传志重新敲定了“保卫和进攻”策略，即保卫中国市场及全球商用业务等核心业务，稳定市场份额，追求利润；同时进军增长迅速的新兴市场全球交易型业务，全力追求市场份额的增长。为此，柳传志打破了联想沿袭其他跨国公司的区域设置模式，将原先的大亚太区、美洲区、EMEA（欧洲、中东和非洲）和中国区调整为中国区、成熟市场与新兴市场三大业务单元。为了支撑新战略的有效实施，联想集团在全球削减了2500个岗位，并将高管薪酬福利降低了30%以上。
“拉班子、带队伍”，是柳传志铁腕推进的重要人事制度变革。由于时任联想CEO的阿梅里奥对消费类市场反应迟钝，与杨元庆的磨合进展缓慢，以至于公司的效率明显降低。一个明显的例子是，联想消费类PC业务发展战略在2007年之前就开始制定，但具体执行却是在2007年末，比竞争对手足足慢了一年。有鉴于此，柳传志提出了让杨元庆替代阿梅里奥出任CEO的要求，并很快得到了董事会的批准。“杨柳配”再次掌控联想。
不断增色的市场业绩凸显了柳传志“复出”后的魔力。2011年财年，联想全年营收215.9亿美元，同比增30%；净利润为2.73亿美元，同比增112%；联想在新兴市场的份额跃至全球第一位。而据Gartner的最新数据显示，2011年第三季度全球PC出货量同比增长3.2%，其中联想的全球市场占有份额上升至13.5%，仅比排名第一的惠普低4.2个百分点。联想已经超越戴尔成为全球第二大PC厂商，这也是联想首次成为位居第二的PC厂商。更让柳传志自豪的是，在2011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上，联想集团以第449位再度上榜，而上一次位列500强已是2008年的事了。
在柳传志看来，联想未来的战略应当侧重于互联网，而且互联网战略的突破点应是移动互联网。柳传志将这种战略的重新定位，形容为“弯道超车”。事实上，承载着联想战略突破的新产品乐Phone和乐Pad，已经抛向了市场。柳传志的判断是，由于有更多本地化应用并更具价格优势，无论是乐Phone还是乐Pad，最终都会比iPhone和iPad卖得好，并逐渐成为中国市场上的领导者。
IT老兵不老
重新迈上快车道的联想，应该可以让67岁的柳传志舒缓一口气了。2011年11月，柳传志再一次功成身退，将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之职移交给了杨元庆。对此，舆论并没有太多的惊奇。人们更加感兴趣的是，集中精力主政联想控股的柳传志，下面还会有什么出奇的新动作。
实际上，自从六年前从联想集团全身而退之后，柳传志就将自己的“火力”转移到一个新的疆场――风险投资，其身份也由实业家切换为资本家。观察发现，早在拆分联想的时候，柳传志就已经为自己的转型和联想控股的多元化经营搭好了平台。那一年，联想投资和融科智地相继成立，两年之后，弘毅投资成立。
对于转身于风险投资领域，柳传志有着特定的诉求。在柳传志看来，联想的成功经验具有普适性，经验加资本投入小企业肯定赚钱。柳传志坦言，自己的抱负就是通过管理和资本的双输出，成就一批优良的中小企业。为此，联想控股在两年前就设立了4亿元天使投资基金，计划五年投完，主要用于进一步扶持科技创业企业的发展，而天使基金的所有收益，将再次用于天使投资。此外，联想控股正试图通过开办“联想之星”创业CEO特训班，来发掘并培育科技创业人才。
改造“中国玻璃”的故事是柳传志成功转型的鲜活注脚。在收购了江苏苏华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最终控股股东宿迁国资公司之后，弘毅投资通过引进澳大利亚战略投资者，改造生产线和产品结构，将并不知名的苏华达打造成了“中国玻璃”并登陆香港主板，而以原苏华达总经理周诚为首的公司管理层，最终获得了“中国玻璃”上市前16.59%的股份。从此，中国玻璃的发展也驶入了快车道，从国内玻璃行业的第14名一下子挤入前三名。
当然，手握资本“重兵”的柳传志不会到处撒胡椒面，其最爱的投资领域则是“新农业”和“大化工”。 在柳传志的设想中，联想控股将以农业和化工一个项目为原点，介入产业链的上下环节，进而不断扩充相关品类。之所以要采取全产业链做法，一则可以规避原料和安全上的风险，二则可以不断增加业务，持续实现增长。为了投资农业，联想控股不仅成立了农业投资事业部，还调进原联想集团高级副总裁、新兴市场总裁陈绍鹏主攻现代农业。
行动响应决策，柳传志如今已经在农业领域做得有板有眼。目前，联想控股已完成对江苏武进立华畜禽公司的3000万美元投资，这是一家致力于打造鸡、鸭、鹅、猪一体化养殖的公司。此外，理想还投资了武汉两家农业龙头企业，其中一家是武汉梁子湖水产集团。在四川等其他多个省份，联想也有布局。就在前不久，泸州老窖公告称，联想控股斥资1.3亿元认购湖南武陵酒有限公司的7843万股定向发行股份。待武陵酒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后，联想控股将成为武陵酒的第一大股东。随后，联想控股又于2011年底收购了河北乾隆醉酒业有限公司的87%股份。联想“喝酒”开始上瘾。
原文
先生不知何许（1）人也，亦不详（2）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3)。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hào）读书，不求甚解(4)；每有会意(5)，便欣然忘食。性嗜（shì)(6)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7)知其如此，或(8)置酒而招之；造（9）饮辄（zhé）尽（10)，期在必醉（11）。既醉而退，曾（céng）不吝（lìn）情去留（12）。环堵萧然（13），不蔽风日；短褐（hè）穿结（14），箪（dān）瓢(piáo)屡（lǚ）空（15），晏（yàn）如（16）也。常著文章自娱，颇(pō)（17）示己志。忘怀得失（18），以此自终（19）。
赞（20）曰：黔娄（21）(qián lóu)之妻有言：“不戚(qī)戚于贫贱，不汲(jí)汲于富贵。”（22）其言兹(zī)若人之俦（chóu)乎（23）？衔(xián)觞（shāng)赋诗（24），以乐（25）其志（26）。无怀氏（27）.之民欤（yú）？葛天氏之民欤（yú）？
注释
⒈【何许】何处，哪里。许，处所
⒉【不详】不知道。 详，详细地知道
⒊【因以为号焉】就以此为号。因，因此，就。以，把，用。为，作为。焉，语气助词
⒋【不求甚解】这里指读书只求领会要旨，不在一字一句的解释上过分深究。甚，深入，过分。
⒌【会意】指对书中的内容有所领会。会，体会，领会
⒍【嗜】喜好。
⒎【亲旧】亲戚朋友。亲，亲戚。旧，这里指旧交，旧友。
⒏【或】有时。
⒐【造】往，到。
10.【辄（zhé）尽】就喝个尽兴。辄，就。
11.【期在必醉】希望一定喝醉。期，期望。
12.【曾（zēng）不吝（lìn）情去留】竟没有舍不得离开 (意思是五柳先生的态度率真，来了就喝酒，喝完就走)。 曾不，竟不。曾，用在“不”前，加强否定语气。吝情，舍不得。去留，意思是去，离开。
13.【环堵萧然】简陋的居室里空空荡荡。环堵，周围都是土墙，形容居室简陋。萧然，空寂的样子。
14.【短褐（hè）穿结】粗布短衣上打了补丁。短褐，用粗麻布做成的短上衣。穿结，指衣服上有洞和补丁。
15.【箪（dān）瓢(piáo)屡空】箪和瓢时常是空的（形容贫困，难以吃饱。）箪，古代盛饭用的圆形竹器。瓢，饮水用具。屡空，经常是空的。
16.【晏（yàn）如】安然自若的样子。 晏：安然 如：……的样子
17.【颇】"稍微"，或“十分"
18.【忘怀】忘记。
19.【自终】过完自己的一生。
20.【赞】传记结尾的评论性文字。今义称赞、赞美。
21.【黔（qián）娄】战国时齐国的隐士。
22.【不戚(qī)戚于贫贱，不汲(jí)汲于富贵。】不为贫贱而忧愁，不热衷于发财做官。戚戚，忧虑的样子。汲汲，心情急切的样子。于，介词，由于、因为，的意思
23.【其言兹若人之俦（chóu)乎】这话大概说的是五柳先生一类的人吧？若人，此人，指五柳先生。俦，辈，同类。
24.【衔(xián）觞（shāng)赋诗】一边喝酒一边作诗。觞，酒杯。 衔，含着
25.【乐】形容词的使动用法，使……快乐。
26.【志】：心志。
27.【无怀氏】：跟下文的“葛天氏”都是传说中的上古帝王。据说在那个时代，人民生活安乐，恬淡自足，社会风气淳厚朴实。
译文
五柳先生不知道是哪里的人，也不知道他的姓名。房子旁边种着五棵柳树，就以此为号。他安安静静的，很少说话，不羡慕荣华利禄。爱好读书，只求领会要旨，不在一字一句的解释上过分深究；每当对书中的内容有所领会的时候，就会高兴得忘了吃饭。天性喜欢喝酒，但家境贫寒而不能常喝。亲戚朋友知道他有此嗜好，有时摆了酒席来招待他；(他）去喝酒就喝个尽兴，希望一定喝醉。五柳先生（只要）喝醉了就回家去，竟没有舍不得离开。 简陋的居室里空空荡荡，不能遮蔽住风和阳光；粗布短衣上打了补丁，盛饭的篮子和喝水用的瓢里经常是空的，但他依然安然自若。经常以写文章来自娱自乐，很是能表达自己的志趣。不把自己得失放在心上，就这样过完自己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