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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正操同志1904年1月4日出生于辽宁省海城县唐王山后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从小目睹日本军队对自己家乡的烧杀抢掠,内心充满对侵略者的仇恨。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正操”,决心长大后当兵,操练本领,打击日本侵略者。
1922年吕正操同志加入张学良的卫队旅,次年考入东北讲武堂学习,毕业后任张学良的副官、秘书。1929年任东北军第116师16旅参谋处处长,1932年任东北军116师647团团长,率部到热河参加对日军作战。他在与东北军中的中共党员接触中,开始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1934年春,吕正操同志率部担负北平城防任务,严防日军寻机控制北平城防的企图。1935年6月,在反击投敌叛军妄图与日军里应外合攻占北平城的战斗中,他指挥部队前后夹攻、堵截围歼,将叛军全部消灭,城防部队无一人伤亡。
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吕正操同志支持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指示部队主动配合学生游行示威,援助学生进城,受到学生的欢迎和称赞。
1936年9月,吕正操同志在北平建立了东北武装同志抗日救亡先锋队,任总队长。不久即被张学良选调到西安,在张学良公馆担任内勤。1936年12月12日,吕正操同志参加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其间多次和来西安共商国共两党合作大计的中国共产党人接触,聆听了同志的教导,更加深切地体会到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伟大和正确,更加坚定了对中国共产党的信赖。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吕正操同志重返东北军647团任职。1937年初,由于中共党员在647团的革命活动引起东北军上层反动军官的警觉,他们要求把647团拆散和其他部队混编。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吕正操同志率部接受改编,任新编691团团长,继续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37年5月,经中共中央北方局批准,吕正操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吕正操同志率部奔赴抗战前线。1937年9月15日至10月11日,先后在华北地区永定河、半壁店、梅花镇与日军进行了3次激战。在梅花镇战斗中,691团以较小代价,击毙击伤日军700多人,这是侵华日军在河北省境内首次遭受重创,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1937年10月14日,吕正操同志在晋县小樵镇主持召开了决定部队前途命运的全团官兵代表会议,决定691团脱离东北军,改编为人民自卫军,他担任司令员,并在所属各总队都建立了党组织,部队成为一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自卫军在抗日斗争中屡建奇功。1937年10月底,在地方党组织和抗日武装的支持下,吕正操同志率领人民自卫军攻克高阳县城,击毙土匪汉奸头子尹松山,震动了整个冀中地区,使人民群众抗日情绪更加高涨,出现了踊跃参军的热潮,人民自卫军迅速发展到5000多人。为了把这支革命队伍带好,吕正操同志与晋察冀军区取得联系,请求带领人民自卫军接受整训,学习八路军的好传统、好作风和开展抗日斗争的经验。1938年5月,根据晋察冀军区命令,人民自卫军与河北游击军等冀中抗日军队统一整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成立冀中军区,吕正操同志任冀中军区司令员兼八路军第三纵队司令员。在晋察冀军区领导下,他带领部队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开展冀中平原游击战。半年时间内,吕正操同志指挥部队与日伪军作战100余次。在开辟大清河北根据地以后,配合冀中区党委,加快建设冀中抗日根据地,根据地很快发展到几十个县、人口约700万,建立了冀中抗战学院,军区部队发展到约10万人。1939年1月,八路军120师挺进冀中。同年2月,根据中央指示,成立了由同志任书记的冀中军政委员会。在同志领导下,吕正操同志和军政委员会其他同志一起,加强冀中部队的正规化建设,进一步发展了冀中抗日根据地,扩大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有力地打击和牵制了日本侵略者。同志曾亲笔题词,称赞冀中抗日根据地是“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模范,坚持人民武装斗争的模范”。
1940年秋,根据八路军总部指示,吕正操同志率冀中部队参加了著名的百团大战。组织部队发动破击正太路战役,对平汉路、北宁路、津浦路以及石德路、沧石路等进行了广泛的破击,共平毁公路、铁路500多公里,炸毁桥梁20座,收割电线27000多斤,毙伤日伪军1300多名,有效地阻止了平汉路敌人向正太路的增援。组织指挥了任丘、河间、大城、肃宁地区战役,先后歼灭日伪军1500多人,拔掉敌据点29个,摧毁了这一地区大部分敌伪组织,粉碎了敌人在冀中中心地区建立统治的阴谋。吕正操同志率领部队英勇作战、不怕牺牲,取得了辉煌战果,为我军夺取百团大战全面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受到八路军总部通令嘉奖。
1941年至1943年,为了粉碎敌人的“蚕食”进攻和大“扫荡”,吕正操同志带领部队官兵和人民群众,在无险可据的平原上和极端残酷的环境中,灵活运用地雷战、地道战、蘑菇战、顶牛战等新战法,使敌人吃尽苦头,时时处于惶恐之中。1943年11月,吕正操同志调任晋绥军区司令员。同年秋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委员(后任常委)。他和时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的林枫同志一道,坚持贯彻党中央和同志关于“把敌人挤出去”的指示,带领晋绥边区军民迅速开展秋季反“扫荡”作战行动,使边区根据地形势得到根本好转。1945年4月,吕正操同志参加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吕正操同志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西满分局常委,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一副总司令员,西满(辽热)军区司令员,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员,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副司令员。他积极组织开展剿匪反霸斗争,为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作出了主要贡献。1946年7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成立东北铁路管理总局,吕正操同志任总局局长兼政治委员。他还先后任东北行政委员会铁道部部长,军委铁道部副部长兼护运司令员,中国人民铁道兵团副司令员,有力地领导和指挥了铁路保障工作。特别是在辽沈战役中,由于铁路损毁严重,他带领东北行政委员会铁道部员工和支前群众,排除万难,紧急抢修抢运,在9天内把近十万大军和大量作战物资运送到前线,为保障辽沈战役胜利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为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吕正操同志任铁道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兼铁道兵团副司令员。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他兼任中央军委军事运输司令员,负责铁路运输和抢修工作。面对敌军的狂轰滥炸,吕正操同志深入战地现场指挥铁路抢修和物资运输,指导部队创造了“先通后固、先易后难、确保重点、预有准备”等一系列特殊的抢修方法,确保铁路随炸随修、连炸连修、此断彼通、彼断此通,在有限的通车时间内发挥了很高的运输效率,建起了一条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为支援我军作战提供了坚强有力的保障。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吕正操同志兼任总参谋部军事交通部部长。他积极协助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同志工作,参与研究制定了全国“一五”计划铁路建设规划,并参与领导建成了拥有多项世界领先技术的武汉长江大桥,完成了成渝、天兰、湘桂、兰新、宝成、丰沙、鹰厦等一系列干线、支线铁路工程建设任务。
1958年起至1967年6月,吕正操同志先后担任铁道部代部长、部长、党组书记,并兼任铁道兵第一政治委员、西南铁路建设总指挥部副总指挥。针对西南地区地形险恶、地质复杂的不利条件,他提出了“抓思想、抓设计、抓部署”的工作思路,深入实地进行考察,广泛听取意见建议,召开工程技术人员座谈会,鼓励大家排除困难,科学施工。在军地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西南铁路大会战取得了巨大成就,川黔线、贵昆线、成昆线相继通车。西南三线铁路的建成,对促进西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高国防交通保障能力,具有深远的意义。
吕正操同志主持铁道部工作期间,在抓好铁路运输工作的同时,注重全面加强铁路系统建设,大力培养铁路专业人才,积极推动技术创新,努力改善全国铁路布局,组织指挥了许多重要路段的铁路选线、勘测设计、桥梁建筑、隧道建设等工作,为发展我国铁路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还根据党中央指示,积极做好援助朝鲜和越南铁路建设的工作。
1967年7月起,吕正操同志受、等人迫害,被非法监护审查、关押达7年之久。1975年重新工作后,历任铁道兵政治委员、第一政治委员。他按照邓小平同志有关指示精神,积极推动铁道兵部队“兵改工”工作。1980年1月,中共铁道部党组作出了为吕正操同志的决定,并经中央正式批复同意。1983年,吕正操同志当选为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为巩固和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出了积极贡献。从1956年起,他一直担任全国网球协会主席,几十年来为推动我国网球运动开展倾注了大量心血,1990年获国际网联最高荣誉奖。
1991年5月,吕正操同志受中共中央委托,专程赴美国看望张学良将军,为改善两岸关系作出了贡献。
吕正操同志是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八届、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任中央军委委员,中共十二大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第二届、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曾荣获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授予中国人民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吕正操同志一生追求真理,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他坚决服从党的领导,刻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他坚决拥护党中央,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充满信心。
吕正操同志军政兼优,能文能武,具有高超的军事指挥和组织领导才能。他身经百战,出生入死,智勇双全,是一代抗日名将。他指挥部队多次创造革命战争史上的奇迹,为创建新中国立下了不朽功勋。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为国家的铁路建设事业呕心沥血,励精图治,直接组织指挥了一系列重大铁路工程建设,为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加强国防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吕正操同志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崇高的革命风范。他不居功,不诿过,淡泊名利,乐观豁达,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顾全大局,团结同志,公道正派,一身正气。他生活简朴,清正廉洁,对家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要求严格,始终保持了我党我军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他一生酷爱读书,广纳博览,好学不倦,亲自撰写和整理出版了《冀中回忆录》、《吕正操回忆录》、《论平原游击战争》等著作,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吕正操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党和人民无私奉献的一生。他的逝世,是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重大损失。他为党和人民事业建立的卓越功绩将永载史册!
吕正操同志永垂不朽!
朱会长强调指出：铁军杂志发行得好不好，第一在宣传，第二要俯下身子去做。正如讲的，抓什么事情都要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第三要打人民战争，要发动群众。个别人不行，少数人也不行，大家都动起手来，把工作站建立起来。第四要发挥老同志的作用，发挥老同志后代的作用。老同志能量很大，但有的老同志身体欠佳，你也不忍心老叫他去跑，后代有能量啊，他们的感情不一样，又有人脉资源，要发挥他们的作用。
朱会长指出，近几年来，在杂志社的同志和理事会、各研究会和老促会工作站的同志共同努力下，铁军杂志的办刊质量和发行数量年年都有新进步。尤其是2016年度，在新媒体快速发展，人们的阅读方式发生很大变化，纸质媒体发行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铁军杂志发行量逆势上扬，首次突破6万份。这个成绩很亮眼，也来得很不容易。
这些成绩的取得，首先归功于从事发行工作的各位老同志。新四军老战士周长根同志今年90岁了，前些年一直不顾年高体弱，除了做征订的组织工作，还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跑征订，现在还在做这方面的协调工作和征订工作。浙江省新四军研究会的黄荣波同志，不但为发行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和具体工作，实现全省订阅过万份，还拿出退休金每年订100多份杂志赠送给家乡学校。做铁军杂志发行工作的，大都是从党政军各级岗位上退下来的老同志，大家以铁军精神发行铁军杂志，发扬奉献精神，许多同志身体多多少少有些状况，为了多征订几份杂志，他们不论寒暑，不顾劳累，挤公交车下乡，跑机关企事业单位，讲订阅铁军杂志的意义，他们的言行感动了人家，都积极支持订阅工作。有的同志因年事已高，还动员自己的子女接力做铁军杂志征订工作。在这些同志身上，体现了一个共性，就是对我们党和军队的热爱，对新四军光荣历史的热爱，对铁军杂志的热爱。
在铁军杂志发行工作中，大家积极探索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就是一个亮点。在这方面，江苏海门市老促会是第一家，是标杆。理事长陆海忠同志与其他同志一起，积极做工作，动员企业家参与，资助订杂志赠送群众阅读。还有苏州新四军研究会等单位也已经积极行动起来。这是利国利民的好事，他们的做法值得借鉴。
朱会长认真听取大家的发言，逐一回应大家提出的问题，就铁军杂志生存发展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发表了意见。
要注重杂志质量
朱会长说，办好杂志是发行工作的基础。一个杂志能不能扩大发行面，扩大受众面，首先取决于杂志的质量。从大家的发言看，铁军杂志的质量还是好的，还是很受欢迎的，但这还不够。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牢记主流媒体的历史责任，坚守社会主义思想文化阵地，大力弘扬主旋律，传承红色文化，服务实现中国梦这个党和国家的大局。
铁军杂志除了研究宣传新四军，也要多报道一些根据地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新情况，尤其要按照全国科技大会精神，要把我们研究会范围内有关省市的科技创新情况反映出来，要介绍优秀的企业家，要介绍大学生村官，要介绍部队的新体制新发展新面貌。总之，要把我们的杂志办成人民群众的“解语花”，说人民群众的心里话，反映他们的思想情操。
要认真研究互联网时代传媒发展的新情况，研究新形势下媒体传播规律，以创新求生存，以创新求发展，实现思想性、史料性、现实性、服务性相统一，并办好网站、微信、微博等新媒体，线上线下配合，扩大铁军品牌的影响力和辐射面。
要加大发行力度
朱会长指出，铁军杂志是宣传党史军史，弘扬铁军精神，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载体，它的发行数量是实现其价值有效传播、获得社会效益的必要条件。现在新媒体快速发展，严重挤压报纸杂志这些纸质媒体生存发展的空间，纸媒的发行工作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和挑战。我们要把铁军杂志的发行工作作为宣传党史军史，传承红色基因的光荣责任和义务，迎难而上，攻坚克难，把发行工作做得更好。
现在各地发行铁军杂志的数量差距比较大，江苏省老促会和研究会系统发行3万多份，浙江省是11400多份，可有的省仅一、二千份，几百份，甚至更少。为什么有些单位发行工作上不去，恐怕首先是力度不够，也就是宣传工作没到位。人家对你的杂志不了解，谁订啊？我赞成同志们说的，发行杂志第一在宣传；第二要俯下身子去做；第三要打人民战争，要发动群众，大家都动起手来，把工作站建起来；第四要发挥老同志的作用，发挥老同志后代的作用。
领导要亲自过问
我们共产党干工作的基本方法就是抓领导，领导抓。江苏、浙江的发行工作做得好，一条重要经验是领导重视。江苏省老促会的领导，特别是王国胜同志，亲自抓亲自管，工作力度大，铁军杂志征订从刚开始的几百本，逐年上升，去年破万，达到12800多份，今年达到15000多份。我们有些省研究会，在新四军历史研究方面都是走在第一方阵的，是很有成绩的，在杂志发行方面和先进省比有些差距，我看是暂时的，经过努力，一定能上去的。我建议各兄弟研究会的会长副会长要亲自关心铁军杂志的发行工作。不光是具体业务部门抓，领导也要亲自过问，要把杂志发行当作会长的一把手工程。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栗书记主持会议并作重要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同志讲话。省领导王同志、王同志、龙同志、李同志、张同志、黄同志、谌同志、宋同志、石同志、肖同志、辛同志、吴同志，省军区领导陈同志、谢同志、王同志等出席会议。省军区司令员凌同志汇报了全省年度军事工作情况。
栗书记在讲话中指出，胡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深刻分析当今国际国内形势，从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的高度，提出了“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的要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时期军队现代化建设为了什么、怎样建设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国防动员怎样建设、怎样动员的根本问题，深刻体现和准确把握了人类社会在特定的历史阶段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和军事斗争变化规律，是、邓小平、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军事战略思想的继承发展和创新，是我党在新时期建军、强军的中国特色之路，是极有创意和富有远见的。联系实际，实行军民融合式发展，既有利于部队现代化建设从经济建设中获得更加深厚的物质支撑和发展后劲，也有利于经济建设从部队现代化建设中获得更加有力的安全保障和技术支持。全省军地各级要增强机遇意识、忧患意识和使命意识，深刻认识军民融合式发展的科学性和必然性，自觉把部队和国防后备力量建设与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具有特色的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
一是国防动员的融合。要把部队的建设、部队的任务和地方建设结合起来，地方在经济社会发展当中要把国防的需要考虑进去，特别是要重视基于信息系统的国防动员能力建设。
二是科学研究和技术融合。军事科技在可能的条件下要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地方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要为军队现代化建设服务。
三是信息资源共享融合。合理开发和用好军地信息资源，为军队现代化建设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四是应急救灾和经济建设特别是西部大开发工作的融合。通过完成重大工程、抢险救灾、反恐维稳等多样化军事任务，在实践中用兵练兵强兵，不断提高部队战斗力。
五是后勤保障融合。目前军队直接服务和参与经济社会建设的任务频繁而艰巨，地方和社会必须为军队提供必要的装备和保障。军队的后期保障也要走专业化和社会化相结合的路子，更多地利用地方资源来强化部队后勤保障。
六是精神文明共建融合。军队有严明的纪律、优良的作风、高尚的道德、崇高的觉悟、感人的事迹，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典范，也是精神文明的资源宝库。地方要向军队学习，军队要帮助地方共建精神文明。
栗书记指出，今年是我省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一年。军地各级党委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决策部署，认真落实党委和省委指示要求，抓根本把方向、抓中心谋打赢、抓班子带队伍、抓基层打基础、抓安全促稳定，部队和国防后备力量建设保持了稳步发展的良好势头。他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区广大官兵、民兵预备役人员表示衷心感谢和崇高敬意。
栗书记强调，坚持党管武装，对于建设一支强大的国防后备军，对于深入做好军事斗争准备、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对于创造和优化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全省各级党委、政府和军事机关要提高认识、履职尽责，落实党管武装的基本制度，提高党管武装的能力素质，营造党管武装的浓厚氛围，扎实推进党管武装各项工作。要多办实事、多解难题，健全机制形成合力，解决难题全力保障，主动作为发挥作用，解决影响和制约部队建设持续发展、长远发展的重要问题，全力保障部队和国防后备力量建设，不断巩固双拥共建的良好局面。
会上，黔东南州委书记、凯里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廖同志，黔南州委书记、都匀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黄同志，铜仁地委书记、铜仁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廖同志作了党管武装工作述职报告。
周会长支持《铁军》改月刊
《铁军》杂志创办于1997年6月，原为不定期内部刊物。2001年杂志取得正式刊号，对社会公开发行，为双月刊。这是《铁军》发展里程中的重要一步。杂志对外发行，拓展了研究宣传新四军的阵地，扩大了中国新四军研究会的影响。然而几年下来，不少读者反映，双月刊出版周期长，文章时效性不强，希望改为月刊。
对改月刊，杂志社也议论多次，但一直难下决心。原因有二：一是当时办杂志的是几个退休老同志，全凭对新四军的深厚感情在工作，类似于义务劳动。改月刊后工作量将增加一倍以上，而且随着编辑手段的现代化和高科技的运用，需要引进一定数量的年轻同志，我们支付的薪资能否留住人才？二是改月刊后订刊费将由每年的30元增加到60元，订户能否接受？发行会不会受影响？
2005年4月，中国新四军研究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周克玉当选会长，我们将改月刊的想法向他作了汇报。5月28日，会长办公会同意《铁军》杂志从2006年1月起由双月刊改为月刊。
9月12日，周会长将铁军杂志社社长、主编、副主编等主要领导召集到北京，邀请了《报》原副社长夏国珞、《人民日报》文艺部原主任卞毓芳、《报》文艺部原主任吴纪学、文艺出版社原社长朱亚楠、《中国老年》杂志社总编辑兼社长王平君、金盾出版社社长张延扬、总后政治部创作室主任周大新等著名专家学者，共商改刊大计。会上，朱耀华社长、夏继诚主编汇报了改月刊的想法。专家们分析认为，铁军杂志经过五年运营，已经确立了在宣传研究新四军方面的权威性，得到了各省市新四军研究会和广大新四军老战士的认同，稳定的发行渠道，稳定的作者队伍，稳定的编辑力量，证明改月刊的时机已经成熟。改月刊后，必须牢记研究宣传新四军是铁军杂志最大的优势，最大的特色，最具魅力的独有品牌。改月刊后，要明确受众群体，明确市场定位。要把铁军杂志打造成品牌期刊，以此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读者，赢得主动。10月25日，周会长又在《铁军》杂志改月刊后编辑工作有关问题的报告上批示：希望铁军杂志社的全体同志齐心协力、奋发进取，使改月刊的举措获得成功，不断提高刊物的质量和信誉。
2006年1月1日，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铁军》杂志正式改出月刊。周克玉会长提议夏国珞、卞毓芳、吴纪学、朱亚楠、王平君、张延扬、周大新等任《铁军》杂志特邀编委。在周克玉会长和常务副会长丁炳生、韩星臣的领导下，全体铁军人发扬新四军前辈不怕困难、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在精心策划的基础上，把好组稿约稿、来稿选编、自采自写、装帧设计、文稿校勘等多道关口，刊物质量明显提高，面貌焕然一新，亮点频现。江苏省新闻出版局报刊管理处原处长沈跃先说，用“脱胎换骨”形容改月刊后的《铁军》杂志并不为过。该刊内容和质量方面发生显著变化，档次和品位大幅提升，可读性和耐读性大大增强，整体面貌焕然一新。江苏省委宣传部陶友红处长说，改刊后的《铁军》封面设计大气，开本别致，印刷精美，图文并茂，很有时代气息。2007年江苏省新闻出版局进行第六届期刊评比，《铁军》杂志由2005年的省二级期刊一跃成为优秀期刊。
2007年11月23日，周克玉会长再次把铁军杂志社长、主编、副主编等召到北京，和在京的特邀编委一起开会，总结改月刊两年的经验，制订下一步的奋斗目标，并为杂志聘请了欧阳青、虹霓、黄进琪、谭晓文四位特约记者。周会长说，《铁军》杂志从双月刊改为月刊，是冒风险的，现在看来改刊是成功的。《铁军》杂志是中国新四军研究会的门面、窗口，这两年发展势头不错，影响在扩大，要继续前进。
周会长支持《铁军》成立理事会
2001年《铁军》杂志公开出版时，中国新四军研究会为杂志社注入了30万元的注册资金，此后再没有资金投入。杂志社所有费用支出，全靠发行和广告收入。而这两项收入，仅能维持简单再生产和最低开支。如果资金短缺的瓶颈不打破，将无法引进人才特别是年轻人，对杂志的长远发展极为不利。杂志社希望成立理事会，借助社会资金拓展发展新路。
2005年4月研究会换届后，刚当选会长的周克玉会议一结束，便赴盱眙县黄花塘和泾县云岭两处军部旧址寻根祭祖。周会长一路上宣传铁军精神，讴歌铁军精神，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在黄花塘军部，他挥毫题词：“铁军风采光照千秋，战地黄花香飘万里。”在云岭军部旧址，他写下了“千古奇冤，苍天昭雪。江南一叶，民族英杰。万代景仰，传承伟业。铁军锋锐，天下无敌。”在皖南事变烈士陵园，他题词：“英烈浩气昭日月，铁军精神贯千秋。”三次题词，次次带“铁军”，多次讲话，必言弘扬铁军精神。
周会长竭力为铁军精神鼓与呼，使我们看到这位新四军老战士的真挚感情和把铁军精神发扬光大的坚定信念，更增加了我们办好《铁军》杂志的信心。陪同周会长的杂志社编辑部主任李赞庭适时向首长汇报了杂志社目前面临的困难和打算成立理事会，面向社会实行开门办刊的想法。首长耐心听取后肯定地说，我同意成立理事会，但要选择好理事单位，要选择那些对新四军有感情、有社会公益心的单位。周会长的指示，犹如给我们注射了一针强心剂。
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筹划、耐心细致的工作，2006年8月27日，中国新四军研究会在南京卷烟厂召开了铁军杂志理事会成立大会。周会长特地发来贺信。贺信说，成立铁军杂志理事会，意在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办好杂志，更深入、更广泛地研究和宣传铁军精神。……今天，有众多热爱、支持、关心《铁军》杂志的机关、部队和团体加盟《铁军》杂志，成为理事会成员，这既可提升杂志的品牌效应，也是对社会的有益奉献。铁军精神既是鼓舞教育我们的宝贵财富，也是各行各业奋发进取的力量源泉。我衷心希望理事会成立后，相互之间密切联系，多学习、多交流，积极开展各种活动，充分发挥理事会的作用。
在铁军杂志理事会成立大会上，常务副会长丁炳生作了题为“走开门办刊之路，创优质品牌期刊”的讲话，大会通过了理事会章程，组成了以丁炳生为董事长、由30家党政军机关和企业单位参加的理事会。大家认为，理事会的成立，只是在组织形式上走出了依托社会开门办刊的第一步，今后的工作更艰巨。要把理事会办成一个恪守宗旨、文明健康、务实有效、互利双赢的理事会，把《铁军》办成一份品牌期刊，任务还很繁重。
这些年来，杂志社从上到下，把理事会的工作当作一件大事来抓，除王清葆社长亲自过问外，分工两名副社长专门负责此事，还有一套工作班子专门和理事会成员单位保持密切联系，除帮助他们做好宣传外，理事单位遇到困难，我们会主动帮助其排忧解难。如今，铁军杂志理事会成员已经发展到近百家单位，为《铁军》发展提供了较雄厚的资金支撑。这一切，都要感谢当年周会长的正确决策。
周会长支持《铁军》创新发展
在周会长的领导下，《铁军》杂志质量越来越高，发行量不断攀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获丰收。2010年下半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组织专家学者，对《铁军》2009年全年、2010年上半年共18本杂志进行审读，认为“《铁军》杂志揭示和宣传了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领导人民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和辉煌成就，对党史、军史研究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同时具有强烈的当代意识、当代关怀。”在开展革命传统教育方面，“《铁军》杂志是当之无愧的这样一个‘阵地’”，“关注老区为《铁军》杂志接上了‘地气’”，“《铁军》杂志是联系历史与现实的纽带”。
2011年4月，是《铁军》杂志创刊10周年。为了以此为契机让杂志再上一个新台阶，杂志社草拟了一个纪念方案上报周会长。周会长批示“要搞得热烈、广泛，以扩大铁军杂志在社会和广大读者中的影响，使更多人知道了解《铁军》杂志。”并指示“搞一项群众性文化竞赛（有奖）活动”。10周年前夕，周会长为《铁军》题词：“潮催帆展战旗陈，大写铁军精气神；十载传扬威远博，笔追盛世再创新。”5月13日纪念会召开时，周会长又专门打电话表示祝贺和问候，充分肯定《铁军》杂志十年来的成绩和进步，希望再接再厉，越办越好，真正办成弘扬主旋律的宣传阵地，沐浴铁军文化的知识园地。
2006年《铁军》杂志改月刊后，新开设了两个栏目：“将士风采”和“本刊专访”，前者着重介绍新四军老一辈鲜为人知的动人事迹，后者是本刊记者采访各行各业取得杰出成就的新四军后代。由于坚持“独家、原创、首发”的特点，全年刊发的稿件，有十多篇被南京当地报纸《扬子晚报》《金陵晚报》《南京晨报》转载，扩大了《铁军》的知名度。周会长得知后并不满足，说光南京地区报刊转载还不行，要争取北京、上海的报刊转刊，这样影响面才大。他还要求我们多搞跨媒体联合，争取互利双赢。
根据周会长的指示，2007年，我们和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合作，推出新四军著名领导人后代系列采访；2009年，我们和新华社《现代快报》联合，推出了纪念新中国成立70周年采访老将军系列报道，在社会上都产生了较大影响。对《铁军》杂志的一些优质文章，我们除争取继续被南京当地报纸转载外，上海的《报刊文摘》、北京的《作家文摘》等影响力大的报刊都多次予以刊登。
如今，在新任会长朱文泉上将的领导下，《铁军》根据省新闻出版局的部署实行了转体改制，成立了铁军杂志社有限公司，杂志由月刊改为半月刊，新建了铁军传媒网站，成立了影视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铁军团队。我们一定按照周会长的遗愿，把《铁军》事业做大做强，使之成为宣传新四军的权威期刊，传播核心价值观主流媒体。
9月21日，广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苏泽群在向李志军同志学习动员大会上发表讲话，号召全体城建城管系统的公务人员向李志军同志学习，为广州发展奉献！
苏泽群副市长讲话中表示，十九天前，李志军同志还同我们一起执勤、一起“创卫”。十分不幸，现在他离我们去了，倒在了上班执勤的途中，倒在了城市管理的战常李志军同志牺牲后，我根据市委朱小丹书记的要求，嘱城管支队党委深入调查他的表现，以便宣扬他的事迹。事后城管支队告诉我，志军同志十分优秀，领导称赞他是好同志，同事赞扬他是好兄弟，亲人说他是好儿子好丈夫，连他执法查处过的人，也称他是好城管、好干部。他是我市城管执法人员忠诚敬业、执法为民的优秀代表，是为民服务、任劳任怨的党员城管干部先进性的楷模，是尽职尽责、清正廉洁人员的先进分子，是我们全市公务人员学习的榜样。为此，市委追授李志军同志优秀共产党员的称号，市政府郑重为他追记“二等功”的奖励，市委朱小丹书记专门批示：“李志军同志先进事迹感人，要深入挖掘、作好宣传，让广大群众加深了解城管干部、城管队员一心为民、依法办事、无私奉献的高尚精神。”
苏泽群副市长号召大家努力向李志军同志学习。学习他勤学敬业、爱岗尽责的工作态度、一心为民、依法办事的职业操守、以及淡泊名利、关爱他人的高尚品德。“李志军同志是一名干部。为适应城管业务，他潜心学习研究城管法律法规并运用于执法实践，先后获得大专、本科两级文凭，成长为城管业务骨干。他查办的4000余宗案件，件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准确，没有一件被投诉，表现出一丝不苟、爱岗敬业的工作态度。我们要像李志军同志那样，立足本职岗位，加强业务修养，创造一流业绩，做到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专一行，尽心尽力、尽职尽责地做好各项工作。李志军同志作为副中队长、副政治教导员，秉承为民执法的天职，正确行使手中权力，自觉遵守执法纪律，坚持秉公执法、规范执法、文明执法，体现出一心为民、依法办事的职业操守。我们要像李志军同志那样为民服务、秉法办事，谨守公务人员的守则，自重、自盛自警、自励，守得住清贫，耐得住艰苦，抗得住诱惑，经得起考验，为羊城人民谋利益，为广州发展作贡献。李志军同志为人低调、淡泊名利，在城管战线是基层干部的好榜样，在同事心中是关爱下属、乐于助人的好领导，在战友眼里是干部的优秀代表，在亲人面前是忠孝两全的顶梁柱。我们要像李志军同志那样，牢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淡泊名利，关爱他人，以自己的言行营造和谐新风，修炼共产党人的崇高道德风尚。”
苏泽群副市长称，“当前，我市城市建设和管理虽然成效颇多，但任务很重、压力不轻。现在汽车的增加比道路交通的发展还快，土地管理、规划管理还有不少需进一步改善和加强的问题；我们的工作同市民日益增长的住房改善和环境改善有很多差距；创卫暗访虽然过了关，但“六乱”存在反弹的危险，创卫长效机制需要进一步建立；还有诸多没有得到整治的河涌。民生四要素，乃衣食住行。城建系统除了不用管衣着，其他都有责任。市委市政府要求城建城管系统的全体人员通过学志军同志的活动，增强“富民优先、民生为重”的责任感，促进各项工作的开展，促进为民办实事的落实，促进创卫生城市、创园林城市、创文明城市各项管理工作的深入，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召开！
然而，自1937年七七事变起，赵尚志将军的抗日生涯却一波三折，令人扼腕叹息。
苏联求援被拘押 党内分歧蒙冤屈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关东军为维护其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制定了“三江省（今黑龙江佳木斯）三年（1937―1939年）治安肃正计划”，调集5万精兵，向北满抗日联军发起规模空前的“讨伐”：在军事上，采用“篦梳式”、“踩踏式”和堵击、长追、突袭等战术；在经济上，实行“粮食统制”和日用品的配给制；在政治上，开展“思想战”、“宣传战”，利用金钱、美女、谣言瓦解抗联队伍。而此时，由于东北抗联的直接领导者――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王明、康生回国，事先没有通知中共东北地方党组织，致使东北抗联与党中央中断了联系。面对日趋复杂的抗日形势，身为北满抗日联军重要领导人的赵尚志，曾多次派代表到苏联境内寻找中共驻共产国际远东联络站，但派出的人却都一去不返，音信全无。困境中的赵尚志想到了苏联共产党。1937年11月，他写信给驻伯力（即今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的苏联远东边防军司令布留赫尔元帅（即中国大革命时期苏共驻华首席军事顾问加伦将军），请求援助军用物资，提供马列主义理论学习资料。时隔不久，抗联第6军第1师师长陈绍滨带回了远东军区负责人邀请中共北满临时省委主要领导赴苏联共商抗日大事的口信。12月19日，赵尚志与省委书记张兰生、宣传部长冯仲云、组织部长魏长奎、北满抗日联军政治部主任张寿（即李兆麟）等在依兰县杨家沟召开省委常委会，大家一致决定由赵尚志作为北满代表前去苏联，恢复与中共驻共产国际远东联络站的联系，确定下一步斗争方针；争取苏方为抗联提供训练干部、建造后方医院的基地。
1938年1月4日凌晨，赵尚志与警卫员从萝北县名山东部秘密越过冰封的黑龙江，进入苏联的额尔古纳镇。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苏军矢口否认邀请一事，反说他们属非法入境，随即将他们押往伯力远东军区拘留所关押、审查。一心想通过苏联寻找中共党组织的赵尚志对此心急如焚，多次向苏方有关人员解释、申辩、绝食抗议，甚至抗联第2路军总指挥兼中共吉东（又称东南满，今属黑龙江省）省委书记周保中也赴伯力交涉，但均无济于事。在身陷囹圄、获释遥遥无期的情况下，他开始思考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中的路线和策略等问题，在拘留所内写下了《关于“抗日反满”问题的意见》等文章。
就在赵尚志被拘押于苏联期间，1938年初，延安《解放周刊》刊登了与美国合众社记者王公达的谈话内容，他对赵尚志等人抗日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有名的义勇军领袖杨靖宇、赵尚志、李红光等，都是共产党员。他们坚决抗日，艰苦奋斗的战绩是人民共知的。”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备受国人关注的抗日将领，在被苏军无理关押之时，却受到党内同志不公平的对待。1938年4月，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在依兰县召开第七次常委会，省委主要领导认为他对“六三指示信”（又称“王、康指示信”）中“关于建立反日统一战线”而提出的“实行自主的工作，一切问题自己解决”的主张，是严重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随之，一场针对赵尚志的反倾向斗争拉开序幕。6月，临时省委在通河县召开第八次常委会，宣布撤消赵尚志北满抗日联军总指挥、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军长、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执行委员会主席职务，并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1939年5月，北满抗日联军改编为第3路军，形成以张寿为总指挥、冯仲云为政委、许亨植为参谋长的新的领导集体，北满抗日联军创始人赵尚志的军事指挥权被完全剥夺，其部下也受到了极其严厉的处分。这场反倾向斗争，使北满抗日联军战斗力急剧下降，其赖以生存的汤原游击根据地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被日军摧毁。
东山再起战日寇 再度蒙冤失党籍
1939年5月，日本关东军在中蒙边境制造了试探苏联红军实力的“诺门坎事件”。为保证远东地区的安全，苏联政府决定将境内的东北抗联武装进行整编，为己所用。5月30日，苏联远东第2独立红旗集团军司令伊万・科涅夫根据上级的指示，与赵尚志举行秘密会谈，宣布他已被共产国际任命为“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要求他与苏联远东军区合作，到北满地区联系旧部及党的地下组织，开展政治宣传，策反军队，组建抗日联军；袭击敌人的仓库、矿山，抢夺武器、弹药及食品；向远东军提供北满地区日军情报。为了实现抗日夙愿，他同意了苏军的要求，并召集在苏休整的百余名抗联人员，编成一个教导队、两个中队的骑兵，以原抗联第6军军长戴洪斌为司令部参谋长兼教导队大队长，原抗联第11军军长祁致中为司令部副官长兼第1中队队长。
6月27日深夜，在苏军的帮助下，赵尚志率部携带武器、电台等秘密横渡黑龙江，回到黑龙江省萝北县太平沟。结束了在异国他乡长达一年多拘禁生活的赵尚志，决心以武装斗争重新打开北满地区的抗日局面。归国后的第二天，他与战友经过周密部署，一举攻克了佛山县(今嘉荫县)乌拉嘎金矿，缴获了一批武器和物资。在随后向小兴安岭地区转移途中，他以祁致中不服从命令为由，将其错杀，此举为其后来蒙冤埋下伏笔。日军获悉赵尚志归国后，立即调集军队进行“讨伐”。为保存实力，他率部转战到梧桐河一带，消灭了两支日本测量队，缴获了北满军用地图底稿、测量仪器等，为苏军提供了许多具有重要价值的情报。
为坚定抗联战士抗日救国的信心，重振抗联军威，赵尚志在汤原县马把头“碓营”休整期间，以“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的名义，为抗联将士制定了《忠实抗日救国到底宣誓文》。同时，他派戴洪斌率百余人西进汤原唐里川（今伊春南岔），伏击向小兴安岭腹地修筑铁路、掠夺资源的敌人，恢复原抗联第6军游击区；另派第2中队中队长刘风阳率40余人的游击团东进绥滨一带，开展游击战，创建新区，并争取与苏方取得联系。
就在赵尚志为重新打开北满抗日局面而英勇奋战之时，他获悉了中共北满省委对他的处分决定。为了弄清事情原委，10月10日，他以“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的名义，给北满省委领导金策等人写信，建议在汤原召开北满各地党组织和抗日游击队负责人联席会议，以消除双方之间的误会，商讨东北抗日斗争的重要问题，并给北满部队送去了慰问金。然而，当北满省委获悉祁致中被赵尚志处死，他的秘书尚连生（内奸）又说他要“清除”省委新领导人，即决定不与赵尚志联系。不久，中共北满省委召开第十次常委会，以赵尚志“疯狂反对党组织，造谣抗联领导人某某是日寇的奸细，并以锄奸为名，企图捕杀北满省委全部执委”为由，作出了“永远开除赵尚志党籍的决议”。
赵尚志在汤原久等不见北满省委来人，派出的部队杳无音信，加上给养断绝，即率司令部人员赴伯力进行整训。他先后写了《给远东红旗军党委并转联共中央、中共中央信》、《给苏联远东红旗军总司令伊万・科涅夫和远东边疆党委的信》等，请求苏方帮助解决有关问题和困难。1940年1月24日，他参加了伯力会议，就如何解决中共吉东和北满党内争论问题，与周保中、冯仲云等进行了深入交谈，双方之间澄清了许多误会，并就东北抗联今后行动计划达成共识。3月上旬，赵尚志在得知被的消息后，立即给中共北满省委写了《请求书》，在承认自己犯有错误的同时，恳请党组织说：“党籍是每个共产党员的生命。……我一天也不能离开党，望党组织一天也不要放弃对我的领导。”冯、周二人也给中共北满省委写信，“应考虑尚志在过去民族解放革命战争中的光荣历史地位，对革命事业的忠实，要爱护他，容许他留在党内”。但北满省委经研究后，只同意取消“永远”二字。
率部转战东南满 三度蒙冤被冷落
3月19日，赵尚志以翻译的身份，随周保中、冯仲云与苏共远东边疆区委员会书记伊万诺夫、远东边防军代总司令那尔马西及内务部长瓦西里（中文名王新林，苏军与东北抗联的联络人）举行会谈。由于苏方想通过抗联获取日军在中国东北的军事情报及军事动向，因此，他们对我方提出的抗联武装到苏联境内建立野营和医院、进行整训、为抗联提供军用物资等条件全部接受。
3月27日，失去了党籍、被拒绝再回北满地区工作的赵尚志，在周保中的争取下，被任命为抗联第2路军副总指挥。随后，他与周保中一起离开伯力，越过乌苏里江，到达吉东地区虎林县小穆河。根据伯力会议关于“保存实力，逐渐收缩”的方针，他们将第2路军整编为第2、5、8共3个支队。紧接着，他们一同指挥警卫队、第2支队在宝清、密山、勃利等地以及林口―佳木斯、林口―密山铁路沿线、乌苏里江上，采取“小股多路”等游击战术，不断袭击日本屯垦军、军列和船队。5月29日，赵尚志被任命为抗联第2路军机关报――《东北红星壁报》主笔。他以“向之”为化名，撰写了许多时评文章，激发了抗联将士的战斗热情。7月23日，赵尚志又以第2路军全权代表的身份前往伯力，与苏联远东边防军负责人商讨进一步加强双方合作等事宜。10月初，他回到吉东饶河县暴马顶子抗联密营，向第2路军及中共吉东省委负责人转达了关于在伯力召开东北党组织和游击队领导人会议（即第二次伯力会议）的通知。而后，他亲率直属队到虎林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在紧张的战斗间隙，他相继撰写了《关于东北抗日游击队过去与现在的略述》、《关于布置和建立东北游击队的报告》，回顾了多年来的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总结了游击战略战术原则。
伴随着1940年寒冬的到来，日本关东军为彻底扼杀抗日联军，巩固在东北的殖民统治，采用“归村并户，坚壁清野”等野蛮政策，对抗联武装进行了疯狂的冬季大“讨伐”。为保存革命力量，11月底，赵尚志率第2路军直属队转入苏联，与同期转入的抗联第3路军组成“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驻扎在伯力东北费・雅斯克村的北野营。
在随后进行的抗联武装整训会议上，原第2、第3路军部分指战员认为赵尚志在指挥联军作战时，思想上主观独断，带有很强的个人权威观念；工作方式简单、专横，缺乏民主作风。他们借赵尚志已被，开始对他进行严厉的指责和批判。1941年1月，中共吉东省委召开会议，研究确定参加第二次伯力会议的代表。虽然赵尚志也接到了苏方的邀请通知，但吉东省委个别领导认为他在第2路军工作期间有严重的错误言论，最后竟取消了他参加会议的资格，并宣布撤销其第2路军副总指挥职务。从此，赵尚志被戴上“反对王明和康生就是，就是产国际，就是反斯大林……”的大帽子，逐渐被排挤出了东北抗日的局外。
心胸坦荡上战场 一腔热血洒三江
赵尚志身陷伯力北野营，抗联会议不让参加，各种抗日消息对他封锁。对此他伤心至极，强烈要求返回东北，继续为“光复东北，争回祖国自由”而战。在他的不断请求下，苏联远东边防军最后同意他率小分队回北满执行特殊任务:一旦日苏战争爆发，便去炸毁兴山（今鹤岗市）发电厂和佳木斯―汤原铁路，配合苏军对日作战。1941年10月，赵尚志与原抗联第3军团长姜立新、张凤岐等5人组成的小分队回到萝北县大马河口，活动在小兴安岭地区鹤立（今属汤原）、汤原、萝北一带，希图再次组织抗日部队，恢复抗日游击区。
然而，日本关东军一直没有忘记赵尚志，他早已被关东军司令梅津美治郎视为“第二心腹大患”，必欲除之而后快。赵尚志返回东北后不久，即被日本密探发现。伪鹤立县兴山镇警察署在搜山“讨伐”毫无结果的情况下，即策划了一个诱捕赵尚志的“梧桐河计划”。1942年1月15日、2月8日，他们先后派一号特务刘德山、二号特务张锡蔚（后改名张玉清，日本人）伪装成抗日积极分子，利用赵尚志急于扩充队伍的心理，混入赵部，通过不断“提供给养、递送情报”，骗取了赵的信任。2月12日（农历1941年腊月二十七）深夜1时，赵尚志在未能识破特务诱骗的情况下，率小分队袭击伪鹤立县梧桐河（今属萝北县）警察分所。在即将抵达目的地时，张锡蔚以侦察地形为名，溜走报信；刘德山从背后开枪打伤赵尚志。赵尚志强忍剧痛，回手击毙刘德山，将文件交给战友转移后，顽强地抵抗包抄的敌人，终因失血过多而昏迷被俘。在敌人的突击审讯中，他对警察说：“你们也是中国人吗？你们出卖祖国，犯下了罪行，还不觉可耻吗？我一个人死去，这没有什么。但要知道，抗联是杀不完的。”上午9时，赵尚志终因伤势过重而牺牲，实现了他生前所说的“死也要死在祖国，死也要死在东北的抗日战场上”的誓言！凶残的日寇将其头颅锯下空运至首都新京(长春)，与杨靖宇的首级一起陈列，将其躯体投进了松花江的冰窟里，并大肆鼓噪，宣称“祸满元凶从此诛灭”，“满洲最后消灭”。
抗战胜利后，黑龙江省珠河县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会议决定将该县更名为尚志县（今尚志市）；鹤立县民主政府根据县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将梧桐村更名为尚志村。全国解放后，其故乡朝阳市王伦沟乡更名为尚志乡，喇嘛沟村更名为尚志村；哈尔滨市道里区则设立了“尚志办事处”。同时，还建成了一批赵尚志烈士纪念场馆、雕像。朝阳市尚志村修建了烈士陵墓和赵尚志烈士陵园。
6月24日至7月1日军检
据了解，军校报名条件为：今年高考考生（应、往届不限），未婚，1999年9月1日至2002年8月31日期间出生，志愿从事国防事业，毕业后服从组织分配，身体健康且通过省军区统一组织的政治考核和军事职业适应性检测。
为限度满足考生升学需求，填报军队院校（专业）志愿的考生，在高考成绩公布之后仍可填报普通院校（专业）志愿。其中，通过政治考核和军检合格的考生，其军队院校（专业）志愿生效，同一批次的普通院校（专业）志愿无效；未通过的考生，其军队院校（专业）志愿无效，同一批次的普通院校（专业）志愿生效。
志愿报考军队院校的考生，可从省教育考试院网站（hebeea.edu.cn）下载打印或到高考报名地县级人民武装部领取《政治考核表》，6月18日18时前报送至县级人民武装部。
高考成绩及相关批次录取控制线公布后，省教育考试院和省军区战备建设局将对符合基本条件的考生，根据考生填报的志愿，分批次、分院校、分文理科、分男女生，依据成绩从高到低排列顺序，只招男生的专业按院校招男生专业计划总数的3倍、只招女生的专业按院校招女生专业计划总数的4倍列入参加军检对象。
军检包括面试、体格检查和心理检测，由省军区战备建设局统一组织。全省设石家庄和唐山2个军检站，军检时间为6月24日至7月1日，7月3日18时公布军检结论。
本科提前批录取不实行平行志愿投档
军队院校根据招生层次安排在本科提前批A、本科提前批B两个批次，本科提前批A使用本科一批录取控制线，本科提前批B使用本科二批录取控制线的院校（专业），均设一志愿和二志愿，每个志愿只能填报1所院校，不实行平行志愿投档，二志愿实行征集方式。
每批次一志愿投档时，省教育考试院根据省军区战备建设局提供的政治考核、军检合格考生名单，依据考生志愿和分数，区分性别，分别按其招生计划数量的110%投档（投档数量按照四舍五入取整）。总分成绩相同的依次比较单科成绩，其中，文科专业的比较顺序为语文、数学、外语，理科专业比较顺序为数学、语文、外语。除同分考生外，不得超比例投档。军队院校根据考生填报的专业志愿，由高分到低分依次确定录取对象。
《江苏钱币》2007年第四期，认为“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根据党中央决定，新四军在苏北盐城重新建军。军部决定成立由军部直接领导的华中一级金融机构――江淮银行。”“1941年6月，江淮银行苏中分行在如东县拼茶镇成立。1941年中共中央华中局第二次扩大会议以后，新四军军部根据新的斗争形势，决定暂不设立华中一级统一的银行。据此，新四军一师决定，仍沿用江淮银行行名，不再称江淮银行苏中分行，江淮银行总行受新四军一师、苏中军区和苏中行署领导。”
关于成立银行问题
为弄清江淮银行在何处成立，我们进行了大量的细致调查。
《大江南北》杂志1998年第12期载：1940年11月在海安“选举产生了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并成立了江淮银行”。
原江淮银行副行长李人俊1996年前写给盐城市金融志办公室徐瑞臣同志的信中说：“江淮银行筹建时间较早，以1940年11月之说较接近实际。”
1982年12月原江淮印钞厂范仲云同志写给大丰县党史工委的《江淮印钞厂创建始末》文中称：“1940年11月，刘少奇同志亲自召集了当时负责财经工作的朱毅、李人俊同志，研究决定建立江淮印钞厂”(见大丰县党史办财经档案第0058页)。1994年4月笔者到上海范仲云同志家中采访，范仲云同志讲：“1940年11月，刘少奇同志亲自召集了当时负责财经工作的朱毅、李人俊同志，研究决定建立江淮银行和江淮印钞厂”。
大丰县党史办陈海云1983年7月3日写的《访问李人俊同志》说：李人俊同志“大约是40年12月到台北大中集。关于江淮印钞厂……”
(见大丰县党史办财经档案第0051页)，可见江淮银行和江淮印钞厂在1940年12月前就已成立。
1994年10月南通市钱币学会副秘书长黄永炎到北京征求原江淮银行筹建负责人李人俊同志意见，李人俊同志回忆后说：“对照你们的打印稿回忆，整个初稿历史背景及银行筹建情况是对的”“江淮银行和印钞厂成立是1940年11月在海安决定成立，明确了我在银行的职务，刘少奇离开海安，我就到东台选印钞厂厂址，印钞厂筹建实际上1940年8月开始，当时我还未到苏北前就开始。”“当时筹建银行现在只有我一人知道，其他人员是不知道的”。
原苏中军政党委员会委员周林在家中回忆后对南通市钱币学会副秘书长黄永炎和笔者说：“印钞厂筹建我们派吴福海到上海不是‘黄桥决战’以后，而是新四军东进黄桥的1940年8月。”
《扬州市财经史料》第五辑第135页载：闵之同志《苏中根据地财经工作回顾》一文中见“1940年12月……刘炎同志说‘你们都是专家，组织决定你们去财经部工作，办财经、办银行。你们都在大学学过，应到那里出力”’。这说明1940年12月江淮银行就已存在。
1942年11月1日苏中行署发出布告，正式发行江淮币。其中有一种江淮银行一元券“抗币”，正面锯木、插秧图案，背面有刘少奇在海安任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政委决定建立江淮银行时的英文签名胡服，新四军重建军部时，刘少奇同志名字公开，不再使用化名胡服，这时人们才知道胡服就是刘少奇，这也可以说明新四军重建军部前江淮银行就已存在。
1943年骆耕漠在《盐阜区两年来的货币斗争》一文中说：“大概在1941年初，新四军军部即准备发行江淮银行流通券。”(见《苏北抗日根据地》第399页)可见江淮银行在1941年初就已存在并准备发行江淮银行币了。
根据以上档案文献资料及知情人的回忆说明，江淮银行成立时间应是1940年11月，在今南通海安成立。
关于财政经济部问题
1.1941年5月9日《江淮日报》载：“苏北行政委员会财政经济部干部训练队招考：一宗旨：为培训抗战建国之财政干部。二名额：二百名。三资格：初中以上之程度或同等学历，思想纯洁无不良嗜好之男女青年。四年龄：十八岁以上二十八岁以下者。五考试：随到随考，分口试及常识，如有政府及各团体之介绍信可免试当即随时编队受训。六报名及考试日期：即日起，到额满止。七训练时间，在四个月训练期间除被单文具路费等自理外，食宿制服由本队负担，并每月发津贴三元。八报名地点：1.本队队部。2.盐城县税务局及其分局。3.财经部或江淮银行。4.东台阜宁各县税务局。九修业期满后按其成绩优劣分发到各财政经济部门工作。”这说明当时设在盐城的财政经济部是苏北行政委员会财政经济部。
2.笔者查阅了政治部编研室1992年编《新四军组织发展实录》一书，这本书中“新四军后勤人员”部分，据原新四军军部参谋、中国新四军和华中革命根据地研究会金冶副会长讲：是新四军军部老供给人员参加编著，例如住北京的新四军老供给部人员胡铮、黄河等老同志。这本书未见军部有新四军财政经济部的设置。查阅1940年12月至1941年7月以前的《江淮日报》，多次见到“苏北行政委员会财政经济部”，也未见有新四军财政经济部报道。1994年笔者专门去函盐城市党史工作办公室、江苏省党史工作办公室、中国新四军和华中革命根据地研究会马洪武秘书长，查询是否有新四军财政经济部，前者至今未正式答复(1998年12月盐城党史办一科科长王庭岳个人对我说：“我们重新审查新四军军部是无财政经济部。”)，后二者由江苏省党史工作办公室张衡处长以组织名义明确答复，新四军序列中无财政经济部。当时中原局(1941年4月27日改称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都设在苏北，对苏北行政委员会财政经济部都可以发指令，这是正常的，但财政经济部不属新四军序列。笔者认为设在盐城的财政经济部应为苏北行政委员会财政经济部，简称苏北财政经济部，人们也习惯称她新四军财经部。
3.笔者查阅《新四军抗日战争战史》，也未见有新四军财政经济部序列。1959年，成立以、粟裕为正副主任的新四军抗日战争战史编审委员会，1962年冬，完成送审稿，在送等领导干部审阅的同时，分送了原新四军的旅、军分区和华中革命根据地地委以上主要领导干部和有关同志达500余人征求意见；随后对送审稿进行重要修改，于1963年12月以“初稿”形式，用新四军抗日战争战史编审委员会编辑室名正式付印。
4.1994年10月南通市钱币学会副秘书长黄永炎和笔者到北京征求原江淮银行筹建负责人李人俊同志意见时，李老说：“对照你们的打印稿回忆，整个初稿历史背景及银行筹建情况是对的。当时的财政经济部是叫苏北行政委员会财政经济部，我是当事人，难道我不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