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23 05:57:44
【关键词】十思;管理;总结
“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据满盈,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惧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以怒而滥刑。”――《谏太宗十思疏》
2月27日,我被任命为高2012级1班班主任兼语文课任老师。在正式进入工作前,我已基本了解了这个班的大致情况。本班在经报名、转科、转学等多种情况下,最终人数调整为81人(直至期末仅一人自动退学),但在这81人中有不低于10人的后进生,以至于这个班的风气让人堪忧。对于在班主任工作上历史经验空白的我而言,面临的是“空前而巨大”的挑战。对此,我很清楚,这是对我人生新阶段能否上一个台阶的考验。
盘点本学期的管理工作,我更多的不断在失败中总结经验。成功的典例是我借鉴的对象,能助我警醒和给予启发的文章是我吸收养料的来源。已至期末,随着学校尾期工作的临近,我也该对本学期的工作做一个总结了。回顾四个月的班主任工作,似乎杂而多,要理清头绪也非易事。恰在此时,我正教授学生的《谏太宗十思疏》给了我莫大的启示。本人虽无太宗的贤明之德,也无太宗的帝王之气,但从“君治民”的政策出发应对于班主任的管理工作似乎也有共通之处。统领一个班级,班主任的任何决策都如同太宗一样,会影响到统领之下的“臣民”。
史上有名的“诤臣”魏征,从帝王有所为有所不为出发给太宗诸多的治国建议,也讲述了“载舟覆舟”的道理,这与从事教师职业的我而言同理可取――“身正为范”,“学生为主体”无不体现着这样的管理策略。为此,我以本学期的工作与“十思疏”作对比,来总结我的经验教训。
第一思:如果真的能够做到看见自己喜欢的东西,就要想到知足来自我克制。在管理班级时,有一部分学生是在分科以前我曾经教过的学生,感情不错,在进行管理时曾经有些矛盾,有些挣扎,但是最后我仍然克制住私人偏爱的情绪,公事公办,因为我明白在对待学生管理工作不能过宜因私忘制。
第二思:将要兴建什么,就要想到适可而止。为学生创建一个温馨舒适的学习环境就要对教室加以布置。在学生自愿的情况下,师生合作,用一些物美价廉的物品来修饰大家的家园,历时一周的课间十分钟,张贴图书角、梦想角、标语、班训、光荣榜、张贴栏,并购买了两盆绿化植物盆栽,装饰出了简单温馨而不“劳命伤财”的班级,得到了全体成员的赞同。
第三思:想到自己的地位高高在上,就要不忘谦虚来加强自身的修养。“班主任”毕竟大小也是一“主任”,既然处在这个位置,那就是学校、领导对我的信任,对我能力的肯定,虽有这一优势地位,但是对于初出茅庐的我,任何一位有教龄的老师都可以做我的老师,因为他们都有值得我学习的地方,而不是目中无人,独断专行,这与第四思结合也很紧密。
第四思:害怕会骄傲自满,就想到要像江海那样能够容纳千百条河流。在处理学生违纪、涉及金钱、有关请假等问题时,我可以说刚开始“二丈和尚摸不着头脑”,我只能借助于自己的那张嘴巴,向有经验的老班主任们请教,如石兴禄老师的以德服人,如安良骥老师多方位教育手段,如吴红老师的幽默风趣经典语录,如寇廷刚老师的沉稳,李小华老师的快刀斩乱麻,果断,条理等等,通过他们的言传身教,也通过自己的观察吸收,我不断地改善着自己的管理模式,加强对学生的管理、教育。如收集了学生的相关信息,做到知己知彼;如立字据借款;如犯错形成材料等等,帮助我快速而有效地处理学生问题。
第五思:喜爱狩猎,就想到网三面,留一面。对于差生、后进生,犯错的机会太多,一向认真做事的我容不得一点瑕疵,所以在开学的一段时间内似乎显得太“急功近利”,希望一下就能改变他们所有的陋习。但事实证明他们的不良习惯单凭一两天是无法彻底根除的,我这样急躁的后果只能让他们适得其反,甚至变本加厉。因此我领悟到对于这种后进生的管理只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他们的自律较差,在大原则不违反的情况下,留有一定的空间让这部分旷课、抽烟、迟到、睡觉、讲话“一应俱全”的学生有个适应的过程,一点一点的改进,逐渐拉紧缰绳,才能完成持久战,从根本上改掉他们的不良习气,并且让他们心悦诚服。
第六思:担心意志松懈,就想到做事要慎始慎终。在对待学生的管理上一点马虎不得,每一个月的考试下来,我都会对学生本月的成绩、习惯等做一次总结,并且根据学生出现的情况更新“班约”,制定一系列的表格针对学生的每一次进步、违纪填写记录,做到有凭有据地教育。每一次条例的颁布都坚持有始有终,让学生对自己这一阶段的学习、行为一清二楚。
第七思:害怕受蒙蔽,就要想到虚心采纳臣下的意见。对于班级现状,我曾经只听取上学期班长王城茂的意见,班级似乎总是良好的发展态势,但无论是学生还是科任老师总有“怨声”,我始终疑惑不解。渐渐地,我开始观察,发现这个班长报喜不报忧,在半期以前,我快速地进行“民意调查”,对学生谈心、交流,听取在初中曾经担任过班干部的“平民”学生的意见、建议,不断地调整班级管理人员的名单,当机立断换掉了前任的多个不负责任的干部,实行值周班长轮换制,纪律相对前期有了明显的改善。
第八思:畏惧说坏话的人,就想到端正自己的品德来斥退奸恶小人。现在的学生思想过于早熟,而且缺乏善良的基础,我曾经用“民主”的管理方针解决班上的所有问题,但是总结发现在决策性事情上仍然需要班主任裁决。而每学期的民意调查,学生给老师打分对我们教师当年或学期的评价是至关重要的,尤其在严格管理之下的学生不乏有使坏控诉的人,所以谨小慎微行事,做到品德端正,让这种想法无机可乘,也是非常必要的。
第九、十思:施加恩泽,就要考虑不要因为一时高兴而奖赏不当;动用刑罚,就要想到不要因为一时发怒而滥用刑罚。由始至终,本学期我都为学生提供了“奖惩机制”,奖惩有度:每一次进步最大的前三位学生和班级前三名的学生同等奖励,除此之外,每次考试后还会评定最佳学者、最佳干部、最佳纪律者、最佳值日者、最佳表现小组等,并对其进行奖励,并且入围的人可以作为开学评选校级优秀学生的候选人。而违反纪律的学生,则本着教育为主的原则,视其情节的轻重而定,以“事不过三”为底线,超过三次仍没有改善的严惩不贷。
从保守崇古到古为今用
贞观三年，太宗要恢复久废的藉田制度，但关于藉田的方位在南郊还是在东郊，颖达和太宗意见不一。颖达以“古礼”为法，认为藉田于东郊是诸侯之礼，南郊才是天子之礼，且有“晋武帝犹于东南”的事实依据，故颖达反对太宗藉田于东郊。太宗认为，“礼缘人情”，不可拘泥。从季节来说，“顺于春气”；就古人而言，“尧、舜敬授人时，已在东矣”；就今而言，太宗“见居少阳之地，田于东郊”。相对而言，太宗更通达灵活，故终持己说。当时观看藉田的朝臣很多，大家都称赞太宗恢复古制的英明，岑文本当即写了《藉田颂》，就是在这一片叫好声中，颖达却敢于发表自己的看法，这充分说明他有强烈的参政意识和维护“礼制”的自觉；而且，通过这件事也说明了颖达思想的保守和崇古性。但是通过一个具体的事例，太宗的“通达”观念让颖达深刻地领悟了“礼缘人情”的道理。
贞观五年，群臣议明堂。关于明堂的建筑方式，意见不一。礼部尚书卢宽、国子助教刘伯庄等建议“楼上祭祖，楼下视朝”，如此，一则“上层祭天，下堂布政，欲使人神位别，事不相干”；再则，“飞楼架道，绮阁凌云”，富丽堂皇。孔颖达以诸儒立议违古予以反对，他主要从儒家经典出发，一则曰“臣检六艺群书百家诸史”，再则曰“求之典诰，全无此理”，依古制应该“朝觐祭祀，皆在庙堂”。“古者敬重大事，与接神相似”，只有这样做才能避免“阁道升楼，路便窄隘，乘辇则接神不敬，步往则劳圣躬”的弊端。这件事依然可见孔颖达保守崇古的思想，但同贞观三年的“议藉田”相比，却已增加了把“古礼”同“实情”相结合的因素。当时初唐政权刚刚建立，生产尚处于恢复阶段，还不是炫耀“华丽”的时候，基于此，他说：“虽复古今异制，不可恒然，犹依大典，惟在朴素。是以席惟秸，器尚陶匏，用茧栗以贵诚，服大裘以训俭，今若飞楼架道，绮阁凌云，考古之文，实堪疑虑。”从提倡“朴素”的现实需要出发，在六艺经典中寻到的依据才切实可信，因此，太宗最后采纳了颖达的建议。
从以上两个事例可以看出，颖达思想的细微变化，虽仍崇古，但增加了以“古礼”为现实服务的因素，表达了倡导朴素、贵诚、训俭的思想。
反对“妄生异意”，追求“正义”
贞观十四年，太宗幸国子学，视释奠，祭酒孔颖达讲《孝经》。太宗问颖达曰：“夫子门人，曾、闵俱称大孝，而今独为曾说，不为闵说，何耶？”颖达答曰：“曾孝而全，独为曾能达也。”制旨根据《家语》，以实例进行辩驳，他说曾参不能像舜之事父一样“使之，常在侧；欲杀之，乃不可得”，有一次因锄瓜误断其本而遭父毒打，于是“误于父，委身以待暴怒，陷父于不义，不孝莫大焉”，因此得出曾参不如闵子骞的结论。制旨明显带有诡辩性质，颖达无言以对。太宗认为“诸儒各生异意，皆非圣人论孝之本旨”，指出“善事父母，自家刑国，忠于其君；战阵勇，朋友信，扬名显亲”才是孝的本质，于是他严肃批评了“具在经典而论者多离其文，迥出事外。以此为教，劳而非法”的经典阐释态度。太宗告诫颖达及其群臣，阐释经典应该立足于“忠君爱国”的现实需要，不能“妄生异意”。初唐君臣倡导复兴儒学，那么对于儒家经典的“本义”应该是他们反复探讨的话题，只有阐发经典的本质意义，才能实现经典教化的目的。颖达领悟到太宗的用意，将之用于《五经正义》的编撰实践，表达了屏诸儒之杂说，正经典之是非的思想：“更秦氏乱亡以来，不胜灰烬；迨汉儒补缀之后，仅免遗亡。且论说之纷然，于指归之何在？百家裒集，宜明去取之公；万理同归，当著是非之正。”反对诸儒“不顾其（王弼）注，妄作异端”。反对刘焯、刘炫等“负恃才气，轻鄙先达，同其所异，异其所同，或应略而反详，或宜详而更略。准其绳墨，差忒未免，勘其会同，时有颠踬”……因此，“疏不破注”不是《五经正义》的绝对标准，创立新说也不是其根本目的。立足于教化，服务于君主，屏杂说，正是非，才是其“指归”之所在。
客观求是
贞观十四年，太宗将亲祀南郊，以十一月癸亥朔，甲子冬至。而淳风新术，以甲子合朔冬至，乃上言：“古历分日，起于子半。十一月当甲子合朔冬至，故太史令傅仁均以减余稍多，子初为朔，遂差三刻。”司历南宫子明、太史令薛颐等言：“子初及半，日月未离。淳风之法，较春秋以来晷度薄蚀，事皆符合。”国子祭酒孔颖达等及尚书八座参议，请从淳风。颖达弱冠之年，就精通历法，并且又是隋末著名科学家刘焯的学生，因此对历法造诣极深。但是，当他发现李淳风的发明更科学时，他便联合最高领导集团――“尚书八座”，一起上书皇帝，请求执行李淳风的新法，这充分说明他尊重事实、客观求是。而他这种科学的理性精神自然会灌注于《五经正义》的阐释中。
忠直敢谏
谏诤是我国古代君臣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自汉代就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白虎通・谏诤》篇云：“故有五谏，谓讽谏、顺谏、窥谏、指谏、伯谏……”初唐君臣为接受前朝覆亡的教训，于是积极运用和发展“谏诤”这一政治思想武器，共同创建了一种和谐的谏诤环境。太宗善于求谏和纳谏，群臣争相谏诤，谏诤的方式和程度都有很大的发展，历史上其他任何一个王朝都没有像初唐一样将“直言”谏诤运用得如此广泛而深刻。颖达作为初唐统治集团中的重要一员，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从史料中，我们确切知道颖达的谏诤事件具体有三例。其一，“对太宗《论语》问”，颖达借此阐发经典，使谏诤有了哲学基础，增强了太宗求谏与纳谏的自觉性。其二，“面折太子之过”，不仅表现了自己的忠诚，在当时亦发挥了一种敢于谏诤的榜样的力量。其三，贞观十一年，太子承乾令颖达撰《孝经义疏》，颖达根据经文，将规劝讽谏之意隐喻其中，这种做法为当时的学者称道。其实，颖达是发展了汉代王式以《三百篇》当谏书的精神内涵，使《孝经》同样具有谏诤意义。由此不难想象，产生在贞观时代的《五经正义》是不是比王式的谏书更具有讽谏力量？
反对虚无浮华，主张文质并重
颖达是硕学鸿儒，不仅在经学方面有非常高的修养，而且善属文。其学术理论，一方面反对南朝的浮华学风，一方面主张文质并重。对于“五经义疏”，他反对江南义疏“皆辞尚虚无，义多浮诞”，反对刘炫“义更太略，辞又过华”，这样做，“虽为文笔之善，乃非开奖之路”，因此他主张“去其华而取其实，欲使信而有征，其文简，其理约，寡而制众，变而能通”。他认为“五经”经文才是真正文质兼美的标的，他不仅称许五经“渊乎旨趣之深”之内蕴美，而且更盛赞其“浩矣文辞之盛”之形式美。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他不仅重义理，而且重文辞。武德四年，太宗“乃锐意经籍，怡神艺学，开学馆以待四方之士”。孔颖达以“经籍”与“艺学”双修而成为“十八学士”之一。太宗对其所上《释奠颂》褒美有加，褚亮《十八学士赞》称他“道光列第，风传阙里。精义霞开，辞飚起”。“精义霞开”是赞美其义理，“辞飚起”则是赞美其文辞。此《赞》写于贞观十八年，当包括《五经正义》在内。因此，我们对于其主撰的《毛诗正义》，不该忽略其文学思想之价值。
以上我们通过爬梳史料所载颖达的政治学术活动具体考察了他的经学思想：作为一位经学家，他处处将儒家经典作为行动的指南，以经典当谏书，或直谏或微讽，给太宗以很大启发；而且在太宗灵活通达思想的启发下，更激活了他将“古礼”和“现实”需要相结合的思想。无疑，这一“新视角”，让我们看到了孔颖达个性的一面，看到了他思想成长的经历及对当时社会的影响，尤其是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了解到孔颖达在《五经正义》编撰中所起的作用，可以这样说，五经的重新阐释，就是贯彻太宗追求经典正义以服务于现实教化的目的。作为兼擅文学、历法的经学家，他同时具有客观求是的精神和文质并重的思想，并将其贯彻到经典的阐释中。
（作者单位：河南科技大学文法学院）
【关键词】魏征 事迹 史料
1 两种最原史始的资料
魏征作为贞观贤相，唐代关于他的生平事迹之史料应该是极为丰富的。首先应该指出，关于魏征生平事迹特别是其谏事的最原始资料包括两种，即魏征自撰之书和唐代实录、国史中的相关记载。
1.1魏征自撰之书
《旧唐书》卷71《魏征传》有云：太宗新即位，励精政道，数引征入卧内，访以得失。征雅有经国之才，性又抗直，无所屈挠，太宗与之言，未尝不欣然纳受。征亦喜逢知己之主，思竭其用，知无不言。太宗尝劳之曰：“卿所陈谏，前后二百余事，非卿至诚奉国，何能若是？”……太宗始疑征阿党，征又自录前后谏诤言辞往复，以示史官起居郎褚遂良，太宗知之，愈不悦。
可见魏征谏诤之事确实很多，仅太宗即位之初，就已多达二百余事，其一生进谏，更不知凡几。他还曾经亲自将其“谏诤言辞”录为一书，这应该是一部收录谏疏原文的书籍。后人所编《魏公故事》，当近于今本谏录，仅择其主要内容，字数尚多达“凡数十万言”，如果这部书是收录其所有谏疏，卷数应该很多。但两《唐志》所著录的魏征《谏事》仅有五卷，如果这就是史传所说之书，应该是选编重要谏疏而成，而不会是所有谏疏的汇编。
1.2唐代实录、国史中的相关记载。
唐代设立史馆，负责纂修实录、国史，这是唐代最重要的本朝史书。《新唐书?艺文志》正史类著录的国史有“《武徳贞观两朝史》八十卷，长孙无忌、令狐徳棻、顾胤等撰。吴兢《唐书》一百卷，又一百三十卷，兢、韦述、柳芳、令狐峘、于休烈等撰。《国史》一百六卷，又一百一十三卷。”起居注类著录的唐高祖、太宗实录有“《高祖实录》二十卷，敬播撰，房玄龄监修，许敬宗删改。《今上实录》二十卷，敬播、顾胤撰，房玄龄监修。长孙无忌《贞观实录》四十卷。”据刘知几《史通》卷一二《古今正史》篇的记载，还有许敬宗在八十卷本基础上增加二十卷的百卷本国史，武周长寿中牛凤及重新编撰的记事起于武德、终于弘道的《唐书》一百一十卷。诸书在唐代流传之久暂广狭不同，有些甚至只是根据一些传材料著录的，根本就没有通行过。如所谓吴兢《唐书》一百卷，实出误解。《旧唐书》卷九八《李元纮传》说：“先是，左庶子吴兢旧任史官，撰《唐书》一百卷、《唐春秋》三十卷，其书未成，以丁忧罢职。至是，上疏请终其功。”《新唐书?艺文志》即据此著录。其实吴兢《国史》在编撰过程中，监修国史萧嵩曾奏取六十五卷，死后其子又进八十余卷，应该都不是定本。韦述曾说：吴兢“别撰《唐书》一百一十卷，下至开元之初”。很可能正是韦述将这两次取进的吴兢《国史》合在一起分为一百一十卷，又在此基础上续撰三卷，成为《国史》一百一十三卷。《旧唐书》卷一二《韦述传》说：“国史自令狐德棻至于吴兢，虽累有修撰，竟未成一家之言。至述始定类例，补遗续阙，勒成《国史》一百一十三卷，并《史例》一卷。”安史之乱平定以后，韦述将其献于朝，后经柳芳等人先后增补，成为一百三十卷的《国史》定本。
唐代实录、国史中记载许多魏征事迹，不仅是就魏征在唐史中的地位和实录、国史在唐代史书中的地位所作的简单推断，也可以从两个具体事例得到证明。一是吴兢所撰《贞观政要》亦多载魏征事迹言论，而这部书主要即据实录、国史摘编而成，陈寅恪先生甚至说“《贞观政要》即《（太宗）实录》之分类节要本”。二是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中引用《实录》，不少条目都涉及魏征，特别是有几条与《魏文贞公故事》同时引用，更说明二者的记载有同有异。
唐代实录、国史的编纂，始于唐太宗时期。高宗以后，不但国史经过多次改编，《高祖实录》、《太宗实录》也经过许敬宗等人篡改，但关于高祖、太宗时期的史事，大体可以视为太宗、高宗初年的记载。因此，其中记载魏征事迹言论的部分，比魏征自撰之书略晚，却比后人相关著作要早，后人著作应该参考过实录、国史。
2 对《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的几种魏征传记史料略作介绍
魏征自传之书在《旧唐书·经籍志》中有所记载，即子部杂家的《谏事》五卷，题魏征撰。此外专门记载魏征事迹的书籍在《新唐书·艺文志》中则著录了六部之多，即史部故事类有敬播《文贞公传事》四卷、刘袆之《文贞公故事》六卷、张大业《魏文贞故事》八卷，史部杂传记类有王方庆《魏文贞故书》十卷、王方庆《文贞公事录》一卷，子部儒家类有《魏征谏事》五卷。而现今传世的王方庆《魏郑公谏录》五卷北宋时的两种目录中并不见记载。笔者对《新唐志》所载几部书籍作简要介绍。
2.1敬播《文贞公传事》四卷
《旧唐书》卷一八九上《敬播传》说：“敬播，蒲州河东人也。贞观初，举进士。俄有诏诣秘书内省佐颜师古、孔颖达修《隋史》，寻授太子校书。史成，迁著作郎，兼修国史。与给事中许敬宗撰《高祖》、《太宗实录》，自创业至于贞观十四年，凡四十卷。”敬播是唐太宗时期参预编纂实录、国史的主要史臣之一，应该是在修史过程中，接触到大量关于魏征生平的史料，就同时编撰了此书。这部书仅见于《新唐书?艺文志》故事类，宋代以后除郑樵《通志·艺文略》据以转录外，其他公私藏书目录都没有著录，可能早在唐五代时期就已经失传。从书名中“传事”来看，应该是一部以记事为主的传记性史书，只因多涉朝章典故，而被著录在故事类。
2.2刘祎之《文贞公故事》六卷
《旧唐书》卷八七《刘祎之传》说：“刘祎之，字希美，常州晋陵人……直昭文馆。俄迁右史、弘文馆直学士。上元中，与元万顷等偕召入禁中，论次新书凡千余篇。高宗又密与参决时政，以分宰相权，时谓‘北门学士’……除中书舍人……俄拜相王府司马，检校中书侍郎……后既立王为帝，以其参奉大议，愈亲之，擢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垂拱中……赐死于家，年五十七。”刘祎之在睿宗初次即位时，当过很短时间的宰相，后被武则天所杀。他编撰《文贞公故事》六卷，应该是上元（674—675）年间，在“论次新书千余篇”之内。所谓“论次新书”，就此书而言，很可能是指在敬播五卷书的基础上，又从改编之实录、国史及民间杂书中采摭材料，增加一卷，而成为魏征传记新书。那么自然刘书一出，敬播原书很快就亡佚了。这部书除《新唐书?艺文志》故事类外，还见于其他书目著录。《崇文总目》传记类载：“《文正公故事》三卷，刘祎之撰。”《宋史·艺文志》传记类载：“《魏玄成故事》三卷。”文贞公是魏征的谥号，宋代讳“贞”字，改为“文正公”，又或以其字称为“魏玄成”。三卷本很可能已是残本，《崇文总目》为藏书目录，著录实有卷数，《新唐志》为史志目录，仍著录其全书卷数。《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著录唐代传入日本的古书，其旧事家著录《魏文贞故事》六卷，虽然没有题撰人，但卷数相合，应该也是刘祎之此书。
2.3张大业《魏文贞故事》八卷
这部书《新唐志》故事类著录在刘祎之书下，《通志·艺文略》转录，其他公私藏书目录不载，应该也早已失传。张大业的时代和生平都没有记载，应该略晚于刘祎之。武则天、唐玄宗时有张大素、张大安兄弟，著名于时，张大业或即其同族兄弟。
2.4王方庆《文贞公事录》一卷
王方庆，雍州咸阳人。年十六，起家越王府参军。永淳中，累迁太仆少卿。则天临朝，拜广州都督，境内清肃。证圣元年，召拜洛州长史。万岁登封元年，迁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俄转凤阁侍郎，依旧知政事。后以老疾，授麟台监修国史。寻兼检校太子左庶子，进石泉公。长安二年（703）卒。《文贞公事录》见于《新唐书?艺文志》故事类、《崇文总目》史部传记类。又《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著录“王庆方撰《魏征传》一卷”，“庆方”二字当为“方庆”之误倒。《宋史·艺文志》传记类作“王方庆《魏玄成传》一卷”。“事录”与“传”意义相通，卷数又相同，应该是同书异名。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曾经引用“王方庆《文贞公传录》”，这个书名正好介于“事录”向“传”过渡的中间阶段，可以很好地说明这部书的书名变化过程。
2.5王方庆《魏文贞故书》十卷
此书仅见于《新唐书?艺文志》史部杂传记类著录。“故书”不知是否为“故事”之误。又日本藤原孝范《明文抄》卷一《帝道部》上、卷四《人事部》下、卷五《武事部》引有《魏文贞故事》，卷二《帝道部》下引有《魏文贞政书》。（据孙猛先生《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考证》书稿，未出版。）由于刘祎之《文贞公故事》六卷曾传入日本，这几条佚文应以出于刘书的可能性为最大，“政书”亦为“故事”之误。但如果日本果真曾有“政书”流传，则很可能就是“故书”，政、故形近致误。
上述几部书籍都已亡佚，唯王方庆《魏郑公谏录》五卷传世至今，然此书北宋以前书目中都未见记载，南宋以后突然出现，值得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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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政治风气的形成需要君臣上下的共同努力。唐太宗君臣对国家建设的思考和论辩，集中体现在唐人吴兢编纂的《贞观政要》中。书中记载了大量贞观君臣论治的对话，这其中亦有对政治风气建设的诸多理念，可见对如何营造良好的政治氛围，贞观君臣是有很多思考的。实际上，政治风气的建设对君臣都提出了不同方面的要求。
君主：虚心纳谏、大气自信
就君主而言，首先是如何突破心理障碍，兼听纳谏，创造一种臣子敢于进谏的政治氛围。《贞观政要》记载：“贞观二年，太宗问魏徵曰：‘何谓为明君暗君？’徵曰：‘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是故人君兼听纳下，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太宗甚善其言。”君主应该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是儒家治国理念中非常重要的内容，而魏徵继承了这种思想，并通过太宗将之运用到了贞观政治中去。魏徵提出的“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这个原则在贞观前期的决策中得到了比较好的坚持，唐太宗遇事经常会与朝臣们广泛地讨论。而这是贞观政治风气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一位有能力的君主，要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而不以自己的意见为决断，实际上是对心理的一种考验。唐太宗在对历史的借鉴中其实已经敏感地发现了这一问题。贞观二年六月“戊子，上谓侍臣曰：‘朕观《隋炀帝集》，文辞奥博，亦知是尧、舜而非桀、纣，然行事何其反也！’魏徵对曰：‘人君虽圣哲，犹当虚己以受人，故智者献其谋，勇者竭其力。炀帝恃其俊才，骄矜自用，故口诵尧、舜之言而身为桀、纣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上曰：‘前事不远，吾属之师也！’”唐太宗作为经历了隋末动乱的君主，特别注意吸收隋亡的教训。隋炀帝是贞观时期君臣日常对话中经常出现的人物，可以说对隋炀帝执政的反思贯穿了贞观政治的始终。唐太宗观隋炀帝文集所发出的感慨，其实提出了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作为一个能力很强的领导人，如何虚心听纳臣下的意见。隋炀帝在这一问题上正是“恃其俊才，骄矜自用”，才导致灭亡，正如王夫之所说“然则炀帝之奥博，固有高出于群臣之上者，不己若，诚不若己矣，而人言又恶足以警之哉？”隋炀帝才华高于群臣，故而觉得众人之言没有警示作用，一意孤行，终至覆灭。唐太宗在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就处处留意，提醒自己克服自持才高、不乐纳谏的心态。所以王夫之评价云：“太宗君臣之知此也，是以兴也。不然，太宗之才，当时之臣无有能相项背者，唯予言而莫违，亦何所不可乎？”称赞唐太宗不恃才拒谏，虽然其才能出色，但并不因此不听从臣下的意见。唐太宗对自身才华的认同其实并不输于隋炀帝，贞观九年时他曾说：“朕观古先拨乱之主皆年逾四十，惟光武年三十三。但朕年十八便举兵，年二十四定天下，年二十九升为天子，此则武胜于古也。少从戎旅，不暇读书，贞观以来，手不释卷，知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行之数年，天下大治而风移俗变，子孝臣忠，此又文过于古也。昔周、秦以降，戎狄内侵，今戎狄稽颡，皆为臣妾，此又怀远胜古也。”认为自己在文、武、怀远三方面的成绩都是前无古人的，言语中的自信表达的毫无掩饰，但是唐太宗并没有重蹈隋炀帝的覆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克服了君主能力太强而恃才傲物的弊病，在治国理政方面，仍旧虚心接受各种意见。
不仅如此，唐太宗还经常鼓励臣子进谏，议论朝政得失。贞观元年闰三月“壬申，上谓太子少师萧曰：‘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数，自谓无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问其故，工曰：‘木心不直，则脉理皆邪，弓虽劲而发矢不直。’朕始寤向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识之犹未能尽，况天下之务，其能遍知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书内省，数延见，问以民间疾苦，政事得失。”而由于害怕群臣紧张，唐太宗在接见大臣时还特意营造一种宽松的政治气氛，史载：“上神采英毅，群臣进见者，皆失举措；上知之，每见人奏事，必假以辞色，冀闻规谏。”作为一位强势的君主，唐太宗能够照顾到臣子的心情，和颜悦色地引导他们进谏，可谓是用心良苦。
唐太宗作为一位君主，虽然有失策和疏漏的时候，却往往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贞观六年，有人告尚书右丞魏，言其阿党亲戚。……居数日，太宗问曰：‘昨来在外，闻有何不是事？’曰：‘前日令（温）彦博宣敕语臣云：‘因何不存形迹？’此言大不是。臣闻君臣同气，义均一体。未闻不存公道，惟事形迹。若君臣上下，同遵此路，则邦国之兴丧，或未可知！’太宗瞿然改容曰：‘前发此语，寻已悔之，实大不是，公亦不得遂怀隐避。’”贞观二年十月，“交州都督遂安公寿以贪得罪，上以瀛州刺史卢祖尚才兼文武，廉平公直，征入朝，谕以‘交趾久不得人，须卿镇抚。’祖尚拜谢而出，既而悔之，辞以旧疾。上遣杜如晦等谕旨曰：‘匹夫犹敦然诺，奈何既许朕而复悔之！’祖尚固辞。戊子，上复引见，谕之，祖尚固执不可。上大怒曰：‘我使人不行，何以为政！’命斩于朝堂，寻悔之。他日，与侍臣论‘齐文宣帝何如人？’魏征对曰：‘文宣狂暴，然人与之争，事理屈则从之。……此其所长也。’上曰：‘然。向者卢祖尚虽失人臣之义，朕杀之亦为太暴，由此言之，不如文宣矣！’命复其官荫。”所以，贞观良好政治风气的形成，最重要的可以说是得益于唐太宗本人的虚心纳谏和在处理君臣关系方面大气自信的态度，而这种心态是在不断克服自我中心与树立帝王自信两方面平衡较量中磨练出来的。
同僚关系：基于公心、乐于合作
对臣下而言，基于公心对君主行为的规谏，辅助人君进行正确的决策，营造清明的政治风气是贞观群臣的共同目标。而提到进谏，魏徵则是贞观历史上不可缺少的人物。魏徵的直言敢谏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十分有名，但实际上在大多数情况下，魏徵作为臣子向唐太宗进谏其实是很讲究进谏艺术和规劝方式的。贞观六年，“太宗幸九成宫，宴近臣，长孙无忌曰：‘王、魏徵，往事息隐，臣见之若仇，不谓今者又同此宴。’太宗曰：‘魏徵往者实我所仇，但其尽心所事，有足嘉者。朕能擢而用之，何惭古烈？征每犯颜切谏，不许我为非，我所以重之也。’徵再拜曰：‘陛下导臣使言，臣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龙鳞，触忌讳也！’太宗大悦，各赐钱十五万。”唐太宗称赞魏徵敢于进谏，魏徵则说是由于太宗引导有方，所以他才敢于进谏，这样魏徵对唐太宗的规谏实际上成为唐太宗政绩的表现，可见魏徵的聪明之处。唐太宗曾说：“人言魏徵举止疏慢，我视之更觉妩媚。”以妩媚形容魏徵，可见在唐太宗的印象中，魏徵让他觉得有许多可爱之处，并不是只会处处顶撞君主、不善于变通的臣子。在魏徵的多次进谏中，许多都是借由唐太宗本人的感慨进而生发的。“贞观元年二月，上谓侍臣曰：‘人言天子至尊，无所畏惮。朕则不然，上畏皇天之监临，下惮群臣之瞻仰，兢兢业业，犹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借此魏徵对曰：‘此诚致治之要，愿陛下慎终如始，则善矣。’”魏徵由唐太宗初登皇位的感受出发，引出了善始慎终的话题，其规劝实际是充满智慧和灵活机动的。魏徵的进谏之所以可以打动唐太宗，除了他的为国之心之外，和他注重进谏策略和规劝的实效性密不可分。
贞观时期敢于规劝君主不当行为的并不只是魏徵一人。在史籍所载的贞观君臣事迹中，言辞激烈，远胜魏徵的并不少见。贞观二年，上使太常少卿祖孝孙教宫人音乐，不称旨，上责之。温彦博、王谏曰：“孝孙雅士，今乃使之教宫人，又从而谴之，臣窃以为不可。”上怒曰：“朕置卿等于腹心，当竭忠直以事我，乃附下罔上，为孝孙游说邪？”彦博拜谢。不拜，曰：“陛下责臣以忠直，今臣所言岂私曲邪！此乃陛下负臣，非臣负陛下。”上默然而罢。明日，上谓房玄龄曰：“自古帝王纳谏诚难，朕昨责温彦博、王、至今悔之。公等勿为此不尽言也。”贞观四年六月“乙卯，发卒修洛阳宫以备巡幸，给事中张玄素上书谏，以为：‘……陛下初平洛阳，凡隋氏宫室之宏侈者皆令毁之，曾未十年，复加营缮，何前日恶之而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财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疮痍之人，袭亡隋之弊，恐又甚于炀帝矣！’上谓玄素曰：‘卿谓我不如炀帝，何如桀、纣？’对曰：‘若此役不息，亦同归于乱耳！’上叹曰：‘吾思之不熟，乃至于是！’顾谓房玄龄曰：‘朕以洛阳土中，朝贡道均，意欲便民，故使营之。今玄素所言诚有理，宜即为之罢役。后日或以事至洛阳，虽露居亦无伤也。’仍赐玄素二百匹。”张玄素敢于将唐太宗与隋炀帝甚至桀、纣相提并论，这对君主是非常严厉的批评，但唐太宗最后仍然采纳了他的意见，改变了修建洛阳宫的决定。整个贞观时期不仅仅是魏徵，群臣都致力于辅佐唐太宗成为一代明君，不遗余力地将自己的才思贡献于朝廷，所以才会形成臣下敢于进谏，君主乐于受谏的良好政治氛围。
另一方面，贞观群臣还营造出了互相欣赏、善于发现对方所长的良好共事环境。《资治通鉴》载：“玄龄明达吏事，辅以文学，夙夜尽心，惟恐一物失所；用法宽平，闻人有善，若己有之，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与杜如晦引拔士类，常如不及。至于台阁规模，皆二人所定。上每与玄龄谋事，必曰：‘非如晦不能决。’及如晦至，卒用玄龄之策。盖玄龄善谋，如晦能断故也。二人深相得，同心徇国，故唐世称贤相者，推房、杜焉。”房玄龄善于谋划而杜如晦勇于决断，两人互相配合常常收到很好的成效，后世所说“房谋杜断”即从此而来。房、杜作为贞观时有名的宰相，均是才华横溢，但是二人却能够取长补短，通力合作，对贞观的政治风气实际上起到了积极的影响。
正是在群臣都一心为国的环境下，才会出现王在唐太宗的授意下点评众位大臣的场面。据《贞观政要》记载，贞观二年（《资治通鉴》作四年）唐太宗设宴招待宰相们，席间他对王说：“卿识鉴精通，尤善谈论，自玄龄等，咸宜品藻。又可自量孰与诸子贤。”要王当着众人的面来说说大家的短长，王评论道：“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每以谏诤为心，耻君不及尧、舜，臣不如魏徵。才兼文武，出将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详明，出纳惟允，臣不如温彦博。处繁理剧，众务必举，臣不如戴胄。至于激浊扬清，嫉恶好善，臣于数子，亦有一日之长。”王是拿自己做参照，把同僚们一一做了评价，最后也给予自己合适的定位。这个氛围本身，就表明当时有一个健康的政治环境，大臣可以开诚布公地谈论各自的短长，当面互相品评也不会招致同僚的不满。这种和谐的同僚关系，保证了贞观群臣将精力集中于国家建设和发展方面，减少了勾心斗角的内耗，形成了清明公正的政治风气和政治环境。
制度：有效的设计和实行
除了君臣双方的共同努力，贞观政治风气的清明还与当时的制度建设息息相关。风气建设需要制度的规范和制约，才可以达到所希望的成效。武德九年，唐太宗虽未改年号但已即位，当时“上遣使点兵，封德彝奏：‘中男虽未十八，其躯干壮大者，亦可并点。’上从之。敕出，魏征固执以为不可，不肯署敕，至于数四。上怒，召而让之曰：‘中男壮大者，乃奸民诈妄以避征役，取之何害，而卿固执至此！’对曰：‘夫兵在御之得其道，不在众多。陛下取其壮健，以道御之，足以无敌于天下，何必多取细弱以增虚数乎！……’乃不点中男，赐徵金瓮一。”按规定，本来是年满十八岁的丁男国家才征调的，唐太宗听从封彝的建议，未满十八岁的中男也要征调。敕旨发到门下省，魏徵坚决不同意，不肯署敕。最终打消了唐太宗征发中男的想法。
魏徵坚决反对唐太宗征发中男为兵，除了他本人希望规劝太宗守信守法之外，与他当时担任的官职是有密切关系的。魏徵时任给事中，是门下省的官员。在制度规定上，魏徵有封还制敕的权力，也有保证制敕不违反律令的义务。因此魏徵四次封还制敕不肯签署，与唐代三省制的权责分工和给事中的职责是分不开的，可以说促使魏徵不肯听从唐太宗命令的是他为国为民的公心，但他能够拥有封还制敕的权力则得益于唐代政治制度的设计和三省相互制衡的分工体制。
而贞观群臣乐于合作的同僚关系，则与唐代的集体宰相制关系密切。唐代宰相由两部分人组成，一为三省长官。中书令是中书省的长官，侍中则是门下省的长官，尚书省是最高行政机关，负责执行各项命令；其长官本是尚书令，但因为尚书省长官既参与决策，又主持政务实施，权力较大，并且官品也在中书令、侍中之上，不利于三省的分权制衡，所以李世民即位之后，就不再设尚书令，而以原来的副长官左右仆射为实际长官，从而改变了隋朝行政运作中心在尚书省的局面。因此左右仆射也是宰相。第二部分人是以他官加“参预朝政”、“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头衔，由皇上指定为知政事官，到政事堂议事，参与国家大事的谋划。宰相们上午在政事堂议事，下午回本衙办公。政事堂是宰相议事之所，初设于门下省。凡是军国大事和五品以上官员的任免，均需经由政事堂会议议决，奏请皇上批准。可以说政事堂会议是协助皇帝统治全国的最高决策机构。这种宰相集体在政事堂办公的体制，方便大臣商量筹划又防止个人专权，在唐代前期政策制定和国家治理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集体宰相制的框架下，宰相们之间的合作和配合自然是频繁和密切的，对同僚的了解也是深刻的。王对几位同为宰相的同僚的点评深获认可，是与他们每日共同参加政事堂会议，互相熟悉密不可分的。政事堂制度促进了贞观宰相们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加上贞观良好的政治环境，从而形成了贞观时期清明的风气和政治氛围。由此可见，良好政治风气的创建与有效的制度设计是相辅相成的。制度能够促进政治风气的改善，也可以保证良好的风气巩固和延续下去，而制度要得到有效的实行也同样需要清明的风气和公正的人心，否则就会成为一纸具文。贞观时期正是制度建设与风气建设结合的比较好的时期，而贞观时期取得的成就也是建立在这两方面成就的基础上。
知人以心，信人以贤，用人以才，待人以礼，广罗天下各种人才，这就构成了“贞观之治”的又一个鲜明的特征，同时也是唐太宗被后人界定为贤明君主的重要标志。唐太宗坚决反对以人际关系和血缘亲情为标尺来选拔人才。他注意从新人、疏人，甚至敌对营垒中选用许多杰出的文官武将。著名的政治家，忠于职守的当朝重臣魏征，就是他从敌对的政治集团中选以后加以重用的。
“贞观之治”的第三个特征是唐太宗和他统治集团里的重要成员，一般都能节制开销，收敛私欲，精简机构，减少赋役，反对奢侈，杜绝贿赂，尽一切可能减轻人民负担。
正是因为拥有了这样的年代才有了玄奘的西行基础！
【统治者思想】
唐太宗从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中认识到人民群众力量的伟大，吸取隋亡的教训，明白统治者不可过分压榨农民；政府要轻徭薄赋，发展生产；皇帝要勤于政事，善听正确意见；大臣要廉洁奉公，统治才能巩固。
【统治者措施】
唐太宗重视发展生产，减轻人民的劳役赋税；同时注意“戒奢从简”，节制自己的享受欲望。他还下令合并州县，革除“民少吏多”的弊政，有利于减轻人民负担。
【统治者故事】
唐太宗患有气喘病，在长安居住的宫殿潮湿，容易犯病，臣下奏请在宫中建个暖阁让他居住。唐太宗却说：“破土兴工，花费很多，当年汉文帝将起露台，因惜十家之产而作罢。我功德不及汉文帝，更不可浪费民力。”
【统治者人品】
唐太宗注意任用贤才和虚心纳谏。他任命富于谋略的房玄龄和善断大事的杜如晦做宰相，人称“房谋杜断”。他还中用敢于直言的魏征。魏征前后向他进谏二百多次，是最著名的谏臣，受到唐太宗的器重。贞观时期，名相、名将辈出。
【统治者与臣下故事】
有一次，魏征进谏，言辞激烈，伤了唐太宗的面子。唐太宗回到后宫，大为恼火，说：“总有一天我要杀了这个乡巴佬！”长孙皇后为此却向唐太宗祝贺道：“今天魏征能直言不讳，正说明遇上了明主，我自当祝贺。”唐太宗不觉转怒为喜，厚待魏征如初。后来魏征去世，唐太宗十分痛心地说：“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死了，我失去了一面镜子
由锦绣江山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峨眉电影制片厂斥巨资打造，由著名导演吴子牛执导，唐国强领衔主演的长篇历史电视剧《贞观长歌》是一部气势恢宏，波澜壮阔的历史大戏，该剧以史诗般的笔法纪录了贞观年间一个王朝兴起的轨迹，是一部战争与和平的雄浑交响。
《贞观长歌》所表现的故事从李世民登上大唐王朝的最高统治地位的那个夏天开始，就在他登基的同时，称雄北方长达五十年的突厥人在其胸有大志的首领颉利的亲率下乘虚而入，兵临长安，已经在马背上征战了十多年的李世民和他的国家一起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险。
按照一般看法，这一权力是不断加强的，至明清而尤甚。可是如果仔细探究一下，便会感到历史事实未必如此。
（一）
为了论述这个问题，首先得分清两种不同的情况：
一种是君主按照通行的具体政治制度行使权力，这种政治制度，是在长期统治中经过无数政治家、思想家反覆总结经验教训，逐步固定下来的。
另一种情况是君主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实际行使中，他不但可以超越任何前代君主、大臣留下来的政治制度，而且也可以随时扬弃他自己和大臣制定的任何政治制度。换言之，他的权力不受任何制度、法律的约束。他可以“任心而行”[1]。
如果就后一种情况言，可以说，从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两千多年全都一样，并无变化。试看：
秦始皇统治之时已是：“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办于上”（《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这话虽有夸张，天下小大之事极多，秦始皇一个人精力不管怎样充沛，也是处理不过来的，可是它却说明，皇帝拥有这种权力。至于他平时行不行使，以及行使到什么程度，那是另一回事。也就是说，只要他想行使，他就可以撇开周围的“丞相、诸大臣”，为所欲为。早在战国之时，申不害、韩非等已强调，君主决不能将手中权力分给臣下，必须最大限度行使，实行“独断”，宣扬“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2]。在秦始皇之后，李斯又总结说：君主必须“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也”；“明君独断，故权不在臣也。然后能……荦然独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3]。这些表明，秦始皇“独断”所反映出来的制度，并非偶然出现，是有思想基础、理论根据的。
如果认为秦代统治时间短，我们再来看汉代的君权：
《汉书》卷六十《杜周传》：汉武帝时为廷尉，“善候司。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有人责怪他“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这条材料充分反映了一个根本事实：“人主意指”是凌驾一切的，君主爱怎么办就得怎么办，过去一切制度、律令，都必须依据在位君主承认与否，而决定是否继续生效。《汉书》卷六六《刘屈?哟?罚汉何涞凼蔽?┫唷l逄?悠鸨?崖遥?桨埽?盎嵋顾局碧锶什勘粘敲牛??钐?拥贸觥X┫嘤?度剩??反蠓虮┦ぶ?截┫嘣唬骸?局保?舳????毕惹耄?魏紊谜吨?俊?┫嗍腿省I衔哦?笈??吕粼鹞视?反蠓蛟唬骸?局弊莘凑撸?┫嗾吨??ㄒ玻?蠓蚝我陨弥怪?俊?ぶ?士郑?陨薄薄F涫担?院焊咦嬉岳幢愦嬖谧殴倮粲凶锵惹胫贫?FONT color=#0000ff>[4]。当时，戾太子已败，大局已定，暴胜之以为不当擅斩田仁，是对的。可是汉武帝因为是儿子造自己的反，愤怒已极，哪里管过去有什么制度，他认定这时丞相斩司直就合“法”，于是暴胜之便只得自杀了。这是杜周“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这话的一个例证。试看汉武帝一生，除年青时受到太皇太后、皇太后一点约束外，完全是独断专行，为所欲为，宰相无不唯命是从。这不就是秦代“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也”制度的继续吗！
东汉也是一样。史载汉光武“总揽权纲”，“政不任下”；明帝“总揽威柄，权不借下”[5]。以至有人说宰相（三公）变成“备员而已”[6]。这和李斯所说“明君独断，故不在臣也”，也没有多少区别。
试问：秦汉两代皇帝这种独断专行之权，后代君主和制度加强了些什么呢？
当然，由于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全国各地交通联系越来越密切，后代一些爱揽权的皇帝，手伸得很长，所处理的统治事务，数量增多，范围扩大[7]，为保证“独断”，控制臣属的手段也进一步严密和多样化（如明帝对臣下行廷杖等），表面看来，似乎权力加强了。其实，这只是这一封建君主专制权力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在具体行使中，多行使一些，还是少行使一些，方法高明一些，还是粗疏一些的发展变化，至于这一权力本身，自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形成以来所具有的至高无上、不受任何制度、法律约束的特点，并没有什么变化。就是说，权力没有任何加强，也不可能再加强。
后一种情况既然如此，要讨论封建君权不断加强与否的问题，便只能根据前一种情况来考虑。
如所周知，为了保证封建君主专制权力的有效行使，更好地保护整个地主阶级利益，两千多年的具体政治制度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对于这些制度主要是宰相制度，有的皇帝遵守，有的皇帝摆脱，摆脱时便表现为“任心而行”，大权独揽，出现上面我所提到的情况。可是就历代王朝绝大多数一般君主言，还是遵守远多于摆脱。如果考虑到这个基本事实，则应当承认：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权力，其发展总趋势，不是加强了，而是削弱了。
（二）
提出上述看法首先一个根据便是：随着社会的进步，文明程度的提高，以及历史上各王朝兴亡之经验教训的反覆提供，地主阶级政治家、思想家在总体上不得不拥护君主专制制度的前提下（因为没有新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力量出现，只有这一制度能统一各地主阶级统治集团的意志与行动），对它与皇位世袭制度结合所产生的弊病与危害[8]，也看得日益清楚。因而他们在原则上几乎全都要求君主信用宰相与大臣，虚心纳谏，克制“私”心，遵守各种由长期统治经验凝固而成的具体政治制度特别宰相制度，实际上就是想限制（实即削弱）皇帝独断专行的权力，尽可能防止它的弊病、危害。
我们知道，皇帝并非自封，要靠地主阶级通过官吏拥立[9]；政治制度也不是个人意志所能决定，归根结底得看能否适应整个地主阶级利益之需要，而决定是昙花一现，还是较长期行用。现在既然反映整个地主阶级利益的政治思想、舆论，越来越强烈地要求通过具体政治制度限制君主专制权力，则纵然少数英主、暴主例外，绝大多数君主就不可能不受这种思想、舆论的影响而遵守具体政治制度；而这些制度的发展变化，从总趋势看，也就不可能不是限制和削弱君权的。
下面我们来看历代有关这一问题的政治思想。
早在春秋末年孔子已提出一个思想：“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论语·泰伯》）。战国时孟子也引用了这话，并作了发挥（《滕文公上》）。后代儒家多理解为这是指君主之任务在于任贤使能，放手让大臣去干，而不必亲自参与具体政事之处理。将“而不与焉”之“与”，释为参与[10]。这种理解大概是对的。因为荀子也宣扬同样的思想。他说：“彼持国者，……强固荣辱在于取相矣”。如得到贤相，由他“要百事之听”，自己便清闲了。这就叫“劳于索之（指贤相），而休于使之”，“垂衣裳而天下定”。例如“汤用伊尹，文王用吕尚，武王用召公，成王用周公旦”，齐桓公用管仲便是[11]。
儒家的这一政治思想是鉴于战国时期各国变法以后，君位世袭虽无法选择，然相位不世袭（变法废弃了世卿世禄制），尚贤使能，可以选择，这一基本情况提出的[12]。随着汉代以后儒家学说逐渐在思想领域占据统治地位[13]，随着秦汉以后不少世袭皇帝独断专行，胡作非为，带给整个地主阶级统治的严重危害日益明显，上述政治思想便成为后代限制君权的一个主要思想武器，反映了越来越多的政治家、思想家的意志和愿望。
需要指出的是，在汉代曾经流行天人感应说，宣扬“以人随君，以君随天”（《春秋繁露·玉杯》），它的企图之一便是用“天”，用“灾异”来限制君主滥用权力[14]。这也是一个重要思想武器，而且反映了封建政治家、思想家为了限制君权，绞尽了脑汁。不过随着社会生产发展，天文学进步，这种思想武器日益退居次要地位[15]。魏晋以后，在不同的情况下，不断被用来宣扬限制君权的，主要仍是上述儒家政治思想，以及历史上的政治得失，经验教训。
《三国志》卷二四《高柔传》：魏文帝即位，大权独揽，三公（宰相）“希与朝政”。高柔上疏曰：“天地以四时成功，元首以辅弼兴治。成汤仗阿衡（伊尹）之佐，文、武凭旦、望之力。逮至汉初，肖、曹之俦并以元勋代作心膂。此皆明王圣主任臣于上，贤相良辅股肱于下也。今公辅之臣，皆国之栋梁，民所具瞻，而置之三事，不使知政，遂各偃息养高，鲜有进纳，诚非朝廷崇用大臣之义，大臣献可替否之谓也。……自今之后，朝有疑议及刑狱大事，宜数以咨访三公。……庶有裨起天听，弘益大化”。这就是要宰相在重大政事上出谋划策、把关，防止文帝专断可能发生的弊病、危害，以“弘益大化”。这话文帝无可反驳，只得“嘉纳焉”。晋代儒学地位进一步尊崇，这种主张更加流行。《群书治要》卷二九引臧荣绪《晋书·百官志》称：西晋裴?“以万机庶政，宜委宰辅，诏命不应数改”，上疏歌颂“尧舜劳于求贤，逸于使能，……无为而治……”，反对皇帝“亲细事，躬自听断”，建议“尊崇宰辅，动静咨度，保任其负”。裴顾上疏时间已不可考，但要求用宰相限制君权的意图十分清楚。
值得注意的是，甚至有的英主也看到皇帝独断专行的危害。范祖禹《唐鉴》卷三记载：唐太宗便批评隋文帝“事皆自决，不任群臣。天下至广，一日万机，虽复劳神苦形，岂能一一中理。群臣既知主意，惟取决受成（即听任他独断专行），虽有愆违，莫敢谏争，此所以二世而亡也”。《贞观政要》卷一又记他接着说：“朕意则不然。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同上卷二又记唐太宗对宰相房玄龄等说：“自古帝王多任情喜怒，喜则滥赏无功，怒则滥杀无罪，是以天下丧乱，莫不由此。朕今夙夜未尝不以此为心，恒欲公等尽情极谏……”。这些话表明唐太宗之所以欢迎“极谏”，不敢“独断”，并非着眼于人民疾苦，而是总结历史教训，为了避免自己的统治，是从整个地主阶级利益出发的，但他毕竟看到了这个问题，而且成了一个实行前述懦家政治思想的楷模。他的言行对后代君主起着不小影响，同样推动着限制君权的活动。
人们都说，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繁荣，和全国交通联系的进一步加强，从北宋起，中央控制地方日益严密，而且为改变五代王朝频繁更迭之局面，宋太祖“杯酒释兵权”，采取许多措施，防微杜渐，总揽权柄，以致一般认为，从此中国古代君主专制制度得到进一步突出发展[16]。可是两宋的儒家政治思想是否也随之变化了呢？没有。它们依然反对皇帝“独断”，主张信用宰相与大臣。如前引《唐鉴》唐太宗批评隋文帝揽权的话下，范祖禹评论说：“不明之君，不能知人，故务察而多疑，欲以一人之身，代百官之所为，则虽圣智，亦日力不足矣。故其臣下，事无大小，皆归之君，政有得失，不任其患，贤者不能行其志，而持禄之士，得以保其位，此天下所以不治也”。他还举“圣君”舜为例说：“当舜之时，禹平水土，稷播百谷，土、谷之事，舜不亲也。契敷五教，皋陶明五刑，教、刑之事，舜不治也。……礼、乐之事，舜不与也。……虞（山泽）、工之事，舜不知也。禹为一相，总百官，自稷以下分职以听焉”。“君不可以不逸也，……臣不可以不劳也，……。”需要指出的是，这部《唐鉴》还是进奏宋哲宗阅读，供他吸取历史经验教训，并为“当世所重”的一部著作[17]。这些说明什么呢？它说明虽然北宋初年由于统治尚未稳定，一度能干的宋太祖独断专行，并且起了很大作用，可是等到统治稳定，继位君主并非个个有这种才干之时，当时的思想、舆论界，仍然推崇君逸臣劳的政治模式，因为这种模式最适合一般的、绝大多数中主的情况，何况从唐太宗的言行看，即使英主，独断专行也不是都能给封建统治带来好处的。
不仅北宋范祖禹，以大造“尊君”之舆论著称的南宋大儒朱熹，也反对皇帝“独断”。他在“经筵留身面陈四事??子”（《朱文公文集》卷十四）中说：“上自人主，以下至于百执事，各有职业，不可相侵。盖君虽以制命为职，然必谋之大臣（宰相），参之给（给事中）、舍（中书舍人），使之熟议，以求公议之所在，然后扬于王庭，明出命令，而公行之。是以朝廷尊严，命令详审，……此古今之常理，亦祖宗之家法也。今者陛下（宋宁宗）即位未能旬月，而进退宰执，移易台谏，……而大臣不与谋，给、舍不及议。正使实出于陛下之独断，而其事悉当于理，亦非为治之体，以启将来之弊，况中外传闻，无不疑惑，皆谓左右或窃其柄，而其所行，又未能尽允于公议乎”。为什么要斩钉截铁地说即使“独断……悉当于理，亦非为治之体”呢？就因为君主一个人才干毕竟有限，如做出一个决定不与大臣、宰相商议，不经过给、舍审核、草拟便下达，“悉当于理”只能是一次、两次，如形成定制，长期沿用下去，迟早将会出乱子而危害整个统治。所谓“以启将来之弊”，含意即在于此。而前引唐太宗声称不愿“独断”，其理由实际上也在于此。朱熹如不是根据儒家政治思想，总结无数历史教训，并且为了整个统治利益，具有无畏精神，是不可能也不敢向皇帝作出这种断言的。
这一类思想、舆论，在明太祖废除中书省和宰相，独揽大权之后，依然继续流行着。最能说明问题的一个例子，便是明代丘浚的言论。他在《大学衍义补》卷一《总论朝廷之政》中说：“人君……一身之精神有限，耳目之见闻不周，人不能尽识也，事不能尽知也。故必择大臣而信任之，俾其?访人才，疏通壅蔽，时加询谋以求治焉”。在卷六《敬大臣之礼》中又说：必须重视有盛德的大臣，“人君诚能得斯人而付倚毗之任，以正朝纲，以敦雅俗，垂衣拱手以仰其成，尚何政教之不孚，之不服哉”。按丘浚乃明文渊阁大学士，《大学衍义补》是他于孝宗时奏上，供经筵日讲和太子学习的一部著作。孝宗曾称赞此书“有补于政治”（见书前周洪谟题本引），后来明神宗还亲为制序，“盖皆甚重其书也”[18]。然而，和明太祖指导思想与措施不同，丘浚依然鼓吹君主应委任大臣，甚至垂拱仰成的思想。这就再一次证明，这种思想经过两千年正反面经验的反覆提供，理论上更趋成熟，在儒家经典中又有根据，明太祖带有时代和个人特点，独断专行的做法，和由此形成的政治制度，并不能压服这种思想；相反，这种思想因为符合整个封建统治利益，连孝宗、神宗这些一般君主，也不得不承认它有道理。在这种情况下，便逐渐将明太祖所建立起来的制度，发行成同样可以体现诸大臣统治经验，实际上起着限制君主独断专行的内阁等制度。并一直沿用到清朝灭亡。这个问题，将在后面论述。
《明史》卷二一五《骆问礼传》：穆宗时上疏说：“陛下躬揽万机，宜酌用群言，不执己见，使可否予夺，皆合天道，则有独断之美，无自用之失”。这段话准确地反映了明代，也是战国以来封建政治家、思想家的一个理想境界：使君主行使至高无上权力，成为广泛吸取群臣意见基础上的“独断”，成为“皆合天道”，即完全符合整个封建统治利益的“独断”，实际上也就是成为限制了自己独断专行（“不执己见”、“无自用之失”）的“独断”。大概由于明太祖高度“独断”的缘故，明代臣子常使用“独断”这个词，可是如上所述，它已是被改造了的“独断”，其实际涵义，和朱熹反对“独断”的意思，已没有什么不同了。
既然两千多年逐渐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如此，既然绝大多数统治集团成员的愿望如此，而皇帝归根结底又必须靠他们的拥立与支持而维持统治，则从总趋势上，君主专制权力怎么可能不断加强呢？
（三）
提出封建君主专制权力发展总趋势是不断削弱的这一看法，其次一个根据是：这一权力必得通过具体政治制度方能实现，而两千多年具体政治制度特别宰相制度的演变，从总体上看，一个突出特点便是不断限制（实即削弱）君主专制权力[19]。这是在前述儒家政治思想影响下，广大官吏以至一般君主都接受了这种思想所不可避免的结果。因为这些政治制度是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参与制定或批准的。少数君主及其政策支持者虽曾制定、实行了一些有利君主独断专行的制度，但在随后演变中，仍被扭回到原来限制和削弱这一权力的轨道上去了。
关于具体政治制度演变的这一特点，请看以下史料。
1． 秦汉、魏晋南北朝
在秦及西汉初年，皇帝行使权力，将意志化为诏书，见诸实行，程序比较简单：或与宰相议定，交御史起草、下达；或直接命令御史起草、下达，即可生效。制度上受到的限制很少。虽然西汉初年政事多经宰相奏请，皇帝“靡有不听”，似乎相权重，君权轻。其实那是因为当时实行无为而治政策，特别是皇帝缺乏教育，缺乏统治经验，而宰相却富有统治经验的缘故[20]。可以说西汉初年是特殊条件下构成的特殊君臣关系，丝毫没有改变君主握有至高无上权力，宰相奏请不经批准，便不能生效的君主专制制度。只有这样，才可解释为什么在这之前的秦始皇，在这之后的汉武帝，全都大权独揽，政自己出。道理很清楚，这两人统治之时的条件与西汉初年不同。由于按君主专制制度所享有的至高无上权力，受到具体政治制度的限制本来就很少，加上雄才大略，便使他们最大限度地行使了当时种种条件下所可能行使的权力。
由于以上缘故，在很长一个时期内，皇帝颁下诏书差不多都以“制诏”二字开端，反映经过前述简单程序，即成正式诏书，交宰相机构执行，毋需再经什么部门审核了。而从东晋初年开始，诏书开端逐渐改用“门下”两字[21]，意思是在形成正式诏书、实行之前，要先交门下省审署，门下省有权对内容提出异议，请皇帝重新考虑是否修改或取消这一诏书[22]，这就是后来习惯称呼的封驳权，这时从文书格式上固定下来了。在北朝，大约在魏、齐之际，又出现了门下省的覆奏制度，规定在重大政事上，门下省虽同意诏书内容，却不能直接署名行下，还需再送回皇帝审批一次，请他重新慎重考虑，以防草率从事[23]。这一制度固然首先是为了保证统治质量，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君主专权的一种限制[24]。
不仅如此，在诏书起草过程中逐渐也出现了限制。在秦及西汉，并没有诏书必须经过哪一机构起草、颁下方才算作正式诏书的规定。而至东汉，尚书台逐渐成了这种机构[25]。魏晋南北朝这种机构又换成了中书省。不经中书省起草的皇帝“手诏”、“中诏”等，虽然往往也能发生效力，这是因为皇帝毕竟握有至高无上权力，有关官员不敢拒绝执行，但由于这种手诏内容往往由皇帝自行决定，起草和颁下过程中受到的监督少，容易出错，危害整个统治利益，所以一直不能算正式诏书，在制度上的效力也就无法与中书省起草的相比[26]。实际上这也是给予皇帝恣意妄为的一个限制。
2． 唐、宋
正是在上述演变的基础上，形成唐代不经中书、门下，不得称诏敕的制度。《旧唐书》卷八七《刘?之传》：任凤阁（中书）侍郎，同凤阁、鸾台（门下）三品，为宰相，被人诬告，武则天“特令”王本立审问此事。“本立宣敕（中敕）示?之。?之曰：‘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则天大怒，以为拒捍制使，乃赐死于家”。所谓不经凤阁、鸾台，即指未与宰相商议，未经中书起草和门下审署。武则天只含糊罪以“拒捍制使”（见《唐律疏议》卷一《名例一·十恶》），而不驳斥从中所下之敕，不得名敕之说，也证明刘?之所说，确为唐代制度。《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唐睿宗常“别降墨敕除官”，而不经中书、门下两省，称斜封官，凡数千人。吏部员外郎李朝隐拒绝执行这种墨敕任命，“前后执破一千四百余人，怨谤纷然，朝隐一无所顾”。后来陆贽曾上疏曰：“伏详旧式及国朝典故，凡有诏令，合由于中书；如或墨制（即手诏）施行，所司不须承受，盖所以示王者无私之义，为国家不易之规”（李肇《翰林志》引）。从李朝隐事后并未受到打击来看，陆贽所说，是有根据的。而且将诏书由中书、门下视为“无私”，等于将下手诏视为“私”，又反映在道德观念上也对皇帝独断专行进行了限制。
宋代限制皇帝滥下手诏，独断专行的材料更多。《续资治通鉴》卷四七记载：北宋仁宗时杜衍为宰相，“务裁侥幸。每内降恩，率寝格不行，积诏（手诏）至十数，辄纳帝前。谏官欧阳修入对，帝曰：‘外人知杜衍封还内降邪，凡有求于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于所封还也’”。所谓内降，亦称内批，即手诏。用手诏用人（即“内降恩”），因事先未通过中书、门下，未经正常铨选途径，坚持制度的宰相便可拒绝执行，明理的皇帝也承认他的做法正确。南宋宁宗时虽屡降内批，强迫臣下执行，但谏诤者仍相继不断。前引朱熹反对宁宗“独断”，提出皇帝发出诏令必谋之大臣等，乃“祖宗之家法”，证明这确是宋代通行之制度。后来游仲鸿又上疏说：“陛下……御批数出，不由中书（此指宰相机构）。前日宰相留正去之不以礼，谏官黄度去之不以正，讲官朱熹去之不以道。自古未有舍宰相、谏官、讲官，而能自为聪明者也”。王介又上疏说：“陛下即位未三月，策免宰相，迁移台谏，悉出内批，非治世事也。崇宁、大观（均北宋徽宗年号）间，事出内批，遂成北狩之祸。杜衍为相，常积内降十数封还，今宰相不敢封纳，台谏不敢弹奏，此岂可久之道乎”（两疏均见《续资治通鉴》卷百五三）。至宋度宗时，刘黻又上疏“论内降恩泽曰：治天下之要，莫先于谨命令，谨命令之要，莫先于窒内批。命令，帝王之枢机。必经中书参试，门下封驳，然后付尚书省施行。凡不由三省施行者，名曰斜封、墨敕，不足效也。……故政事由中书则治，不由中书则乱，天下事当与天下共之，非人主所可得私也”（《宋史》本传）。
从这些疏文，一方面可以看到宋代内批甚多，但另一面又可看出宋代下诏需经中书、门下之制度更加完备[27]，因而反对内批，反对君主独断专行的理由，也就更加充足。或从制度上、道理上批评滥用内批是违反“礼”、“正”、“道”；或从历史经验教训上批评滥用内批会导致“祸”、“乱”；或从道德上批评滥用内批是出于“私”心。而皇帝坚持下达内批，却没有什么理由可说。有趣的是：有的皇帝一面颁下内批，一面又命令宰相大臣不必一一照行，要酌情办理。如宋仁宗康定元年“诏自今内降指挥（意同内批），与臣僚迁官及差遣者，并令中书、枢密院具条执奏以闻”。皇?二年又“诏：内降指挥，百司执奏，毋辄行。敢因缘干请者，谏官、御史察举之”。为什么要这样自我矛盾呢？原来“帝性宽仁，宗戚、近幸有求内降者，或不能违故也”。（以上分别见《续资治通鉴》卷四二、卷五一）。这就表明，在当时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的影响和约束下，有的皇帝思想存在矛盾。一方面从道理上深知违反具体政治制度，个人独断，滥下内批，并不符合自己统治利益；另一面从感情上又往往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加上外力推动（如某些近幸蛊惑、怂恿），一时难以尽改，以致出现了宋仁宗这种边下内批，边求宰相把关，不许迳直执行的情况 。这正是我前面说的，绝大多数君主会遵守具体政治制度，君主专制权力从总趋势上不可能不受到限制的一个范例。
3． 明、清
从明代起，废除了中书省和宰相，由皇帝直接掌管六部百司的政务，实际上等于兼任宰相，把君主独断专行扩大到了顶峰。可是，这只是明初形势下，明太祖带有个人特点（如权力欲极强，猜疑心重，统治经验丰富，精力充沛等）所采取的措施。作为制度，后代不具备这些特点的皇帝是没有能力，也不愿意照样执行的。可是“祖训”又不便公开违背，在这种情况下，经过改造，内阁制度便逐渐形成，以一种新的形式起着限制君主独断专行的作用[28]。
我们知道，明代内阁诸大学士，和以往宰相不同，在制度上始终没有监督六部、百司执行皇帝诏令之权。直到明末崇祯年间，一些阁臣为推卸责任仍在说：“昭代本无相名，吾侪止供票拟。上委之圣裁，下委之六部”（《明史》卷二五七《冯元飙传》）。清代官方著作《历代职官表》也说：“内阁职司票拟，其官创自明初，原不过如知制诰之翰林，并非古宰相之职”（卷二内阁表下案语）。这些话并不错。这正是明太祖这个历史上个别杰出人物废宰相后，给后代政治制度所打上的深深烙印。可是由于限制君主独断专行这一历史总趋势不可遏止，后来的君主和臣属自觉不自觉地逐渐把内阁塑造成了实际上代替宰相的机构。其权力和特点如下：
第一，内阁拥有“票拟”之权。这就使它对皇帝权力的限制，超过了过去的宰相。所谓票拟，便是代皇帝草拟各种文书，大量是关于六部、百司各类政务奏请文书的批答。它可以是先与皇帝共同讨论，作出决定后再草拟成文字[29]，更多的是内阁先拟好批答文字，连同原奏请文书一起送皇帝审批。由于票拟要比以往各朝辅佐君主处理政务的制度更加细致、周到[30]，特别是过去（如唐宋）草拟下行诏令和审核上行奏章的机构，有中书，有门下，有翰林院，比较分散，明代全都归口于内阁[31]，这就给大多数中主单纯倚靠内阁票拟，自己可以不怎么关心政事，提供了极大方便。其结果便是：表面上宰相废去，皇帝直接指挥六部、百司政务；实际上多半依靠“票拟”定夺，皇帝的意志和权力受到内阁诸臣极大的左右限制。如果说儒家的“君逸臣劳”要找一种理想模式的话，那么明代内阁票拟便是这种模式[32]。
《明史》卷一八一《刘健传》：孝宗时与李东阳、谢迁俱在内阁，“三人同心辅政，竭情尽虑，知无不言。（孝宗）初或有从有不从，既乃益见信，所奏请无不纳，呼为先生而不名”。武宗即位，刘健等提出几条压制近??的办法，“拟旨上，不从，令再拟。健等力谏，谓‘……所拟四疏，（自信正确），不敢更易，谨以原拟封进’。不报，居数日又言……（表示既不批准票拟，便求退休）。帝优旨慰留之。疏仍不下。越五日，健等复上疏，历数政令十失，……因再申前请。帝不得已，始下前疏，（仍未批准，而是）命所司详议。健知志终不行，首上章乞骸骨，李东阳、谢迁继之，帝皆不许。既而所司议上，一如健等指，帝勉从之”。这是内阁经过斗争，终于将自己意志强加诸皇帝的例子。明武宗是个十分任性的人，为什么他不行使至高无上的皇权，迳直否决刘健等的票拟呢？就因为发展到明中叶，一般情况下如同孝宗那样，照批票拟已成惯例，要想否决，便得提出理由；武宗又提不出理由，于是便只有拖。拖来拖去，被迫批准。
《明史》卷一六八《陈循传》：在比孝宗还要早的景帝时入阁。“帝欲易太子，内畏诸阁臣，先期赐循及高谷白金百两，江渊、王一宁、肖?半之。比下诏议，循等遂不敢诤（而遵旨票拟）”。为什么景帝更易太子要向阁臣行贿，而不迳直行皇权决断呢？正象武宗一样，就因为缺乏理由，所以害怕阁臣不同意，拒绝拟旨。现在景帝虽达到了目的，但那是由于阁臣腐化怯懦，未尽到职责，属于另一问题；而行贿本身，却正足以说明内阁和票拟确是对君主的独断专行，胡作非为，起着很大限制作用的制度。明末冯元飙曾针对一些阁臣自称只供票拟，不是宰相，以推卸责任的话，批驳说：“夫中外之责，孰大于票拟”（《明史》本传）。这在一定意义上，是符合事实的。
第二，由于票拟是下达皇帝诏令的正常途径，所以明代内阁限制皇帝滥下手诏、中旨的斗争，更加制度化。当时一般的做法是：各类文书全归口于内阁票拟，疑难者由皇帝召阁臣一起商议决定；但必要时皇帝也可在禁中主动提出自己关于政事和用人的意见，通过手诏、中旨（或宦官传口谕）下内阁票拟。对于这类手诏等，内阁可以奉行，也可以拒绝，全都合法。《明史》卷一八一《徐溥传》：入内阁。孝宗弘治五年，“中旨”给一革职者复官，溥等言：陛下“即位以来，未尝有内降（意即全都通过正常途径由内阁票拟），??门一开，末流安底，臣等不敢奉诏”。八年溥等又言：“数月以来，奉中旨处分，未当者封还，执奏至再至三，愿陛下曲赐听从……”。“奏入，帝嘉纳焉”。同上卷一九《杨廷和传》：世宗以孝宗侄、武宗堂弟身分嗣位，欲崇亲生父（兴献王朱??z，已死）为“皇”，群臣反对。帝召阁臣杨廷和等，“授以手敕，令尊父母为帝后”。廷和退而上奏说明理由后曰：“臣不敢阿谀顺旨”。“仍封还手诏”。世宗坚持己见，“当是时，廷和先后封还御批者四，执奏几三十疏。帝常忽忽有所恨”。廷和因乞退休。继任者蒋冕、毛纪继续不肯奉行旨意，毛纪且上言曰：“曩蒙圣谕：国家政事，商确（榷）可否，然后施行。此诚内阁职业也。臣愚不能仰副明命，迩者大礼之议（即崇兴献王事），平台召对，司礼传谕，不知其几，似乎商确矣，而皆断自圣心，不蒙允纳，何可否之有”（同上卷一九《毛纪传》）。这是指斥世宗口头上表示与内阁商量，实际上拒绝众议，独断专行。
就在这僵持过程中，有一进士张璁上疏支持世宗，提出一套应尊崇兴献王为“皇”的理由与历史根据，“帝方扼廷议，得璁疏，大喜曰‘此论出，吾父子获全矣’！亟下廷臣议”（同上卷一九六《张璁传》）。后又有人支持璁议。以此为起点，经过讨论和施高压手段（给抗拒者廷杖等），世宗达到了目的。可是从此事也可看出，当张璁议奏上前，世宗虽是一个刚愎自用的人，却不敢硬性贯彻个人意志，独断专行，原因就是他理由和根据不足，不知道自己的要求是否违反儒家经典、礼制、祖训、故事，而这些正是内阁和大臣借以限制皇帝独断专行的法宝。君主专制制度的历史越长，这类法宝积累的也就越多。在尊崇兴献王这事上，如果没有张璁等议，世宗光凭手中皇权，是很难胜利的。而且即便有了张璁等议，拒绝中旨的斗争此后差不多又延续了两年多。这就足以说明，明代皇权受内阁、廷议的限制何等之大了。
也正因如此，在此之后，应信用内阁、而不应滥发中旨的意见，仍接连不断，没有一个皇帝在原则上加以拒绝。同上卷一九六《夏言传》：世宗时上疏言：“今陛下维新庶政，请日视朝，后御文华殿，阅章疏，召阁臣面决；或事关大利害，则下廷臣集议。不宜谋及亵近，径发中旨。圣意所予夺，亦必下内阁议而后行，绝壅蔽矫诈之弊”。“帝嘉纳之”。所谓“圣意所予夺，亦必下内阁议而后行”，等于说皇帝的决定要经过内阁讨论同意，方得实行。同上卷二四《叶向高传》：熹宗时复入阁，疏言“臣事皇祖（神宗）八年，章奏必发臣拟。即上意所欲行，亦遣中使传谕。事有不可，臣力争，皇祖多曲听，不欲中出一旨。陛下……信任辅臣，然间有宣传滋疑议，宜慎重纶音，凡事令臣等拟上”。“帝优旨报闻”。这条材料和上面夏言疏文精神完全一致，而是用事实证明了这一制度的存在。
当然，由于君主拥有至高无上权力，各个君主的性格并不相同，每届内阁成员又各有特点，所以君主与内阁矛盾后，越过内阁，迳发中旨处理政务之事也不少。如同上卷一八一《李东阳传》：武宗时在内阁，“帝欲调宣府军三千入卫，而以京军更番戍边。东阳等力持不可，大臣台谏，皆以为言。中官旁午（向内阁）索草敕，帝坐乾清宫门趣之，东阳等终不奉诏。明日，竟出内降行之”，即其一例。然而另一面从此例又可看出，处理政务的正规途径应是通过内阁，所以才会发生中官旁午催促，武宗亲自焦急督阵的情况，只是由于不得已，第二天才下内降，而东阳等拒绝中旨，安然无恙，也是合法之证明。《明会要》卷三十《职官二》：万历末，帝“遣内使至工部侍郎林如楚私寓宣敕旨，以奉御汪良德奏准修咸安宫也。辅臣言‘明旨传宣，定例必由内阁下科臣，然后发钞。若不由内阁，不由科发，不经会极门（紫禁城南部通往内阁之门），不由接本官，突以二竖传宣（中旨）于部臣之私寓，则从来未有之事。向来（如君主）建议诸臣，以旨从中出，犹且虑之，况臣等竟不与闻乎？’不省”。这就是说，不先经票拟的中旨只是皇帝个人意见，随意性大，容易出错（故“犹且虑之”），所以早已定例必下内阁，由内阁决定是否奉行。奉行，则通过六科给事中，依正常途径下达；不奉行，大概便得封还中旨。不经内阁，皇帝迳下中旨传宣部臣执行，则是违例的。由此可见，明代皇帝虽有时迳下中旨处理政务，似乎由他独断专行，实际上并不合乎惯例、制度，皇帝自己心理上大概也得承受很大负担，怕成不了“明君”，所以明神宗对阁臣的抗议，只得以“不省”了之。反过来也就证明，一般情况下，必得受内阁的限制。
第三，和内阁相配合，还有六科给事中也在制度上直接起着限制皇权的作用。按给事中唐宋本属门下省，金废门下省，明初设六科（吏、户、礼、兵、刑、工）给事中，成为独立机构（清改隶都察院）。其重要权力之一就是：皇帝所下中旨，内阁未反对，草成敕诏；或内阁票拟，合皇帝心意，批准执行，都得再发至给事中处详审。如以为有害整个统治利益，同样可以封还诏书（《明史》卷七四《职官三》）。同上卷九《宣宗本纪》：“谕六科，凡中官传旨，必覆奏始行。”前面已讲，覆奏约始于北魏、北齐之际，宣宗此谕实际上某种程度也是对君主自己专权的一种限制。《明会要》卷三七《职官九》：嘉靖年间，“都察院疏请差御史巡盐，不下阁票拟，（中旨）批答稍误，（迳下六科），户科给事中黄臣谏曰：‘我朝设立内阁，凡百章奏，先行票拟。今使内阁虚代言之职，中贵肆专擅之奸[33]。关系匪细，渐不可长。容臣封还原本，以重命令’。疏入，即加批如制”。同上卷二一五《骆问礼传》：上疏穆宗，“言诏旨必由六科诸司，始得奉行，脱有未当，许封还执奏”。证明此制一直存在。这样，除内阁外，便又多了一重对皇帝独断专行之限制[34]。
通过以上三点，便可看到，在明代，表面上废去宰相，君主独断专行更加厉害，实际上发展的结果是，君主行使权力时在制度上受到的限制比过去更大，想要独断专行的困难更多了。
必须指出，以上都是就集中了地主阶级统治经验的制度规定而言，实际上在执行中这些制度总要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偏颇，甚至极大偏颇。就明代说，这种因素中最重要的一个便是皇帝往往不上朝。本来按祖制他们应该“无日不朝”，甚至一日再朝或早、午、晚三朝（参《大学衍义补》卷四五）。可是由于贪于逸乐，照办的时候很少，如明神宗甚至二十年未上朝[35]。皇帝逐渐对内阁票拟也懒于审批，而让身旁宦官“批红”，致使有时大权旁落。这是明代的一个秕政。但有些著作过于夸大了这一秕政，似乎明代内阁等制度全受宦官操纵，“内阁之拟票，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而相权转归之寺人”（《明史》卷七二《职官志序》）。这基本上不符事实。因为内阁票拟从明成祖以后逐渐形成，贯穿于明亡前二百多年，从不间断，而宦官之掌权，则要视皇帝是否委任而定，并非制度。如世宗在位四十多年，不但未曾委任，而且制驭甚严[36]。同时即就批红言，按规定只能遵照内阁“票（拟）来字样，用朱笔楷书批之”[37]，执笔者等于一个?录人，并不允许掺杂个人意见。这一情况，正好是前述皇帝意志受内阁限制的一个具体反映。只有少数几个宦官，得到皇帝特殊宠信，对票拟之审批发生影响。可是其中能算上毫无顾忌，任意改动票拟，甚至另行票拟者，只有武宗时的刘瑾（由正德元年至五年）和熹宗时的魏忠贤（由天启元年至七年）[38]，加在一起不过十二年。这和二百多年的内阁比时间很短，因而应该承认，整个明代在政治上起主要作用的是内阁等政治制度，是内阁的票拟，而宦官造成的偏颇，则是次要的。
至于清代，以少数民族入居中原，由于满汉矛盾的存在（开始还很尖锐），满族贵族不得不把大权集中于君主手中，以维持对广大汉族稳定的统治。再加上康熙、雍正、乾隆三帝全都雄才大略，类似明太祖，因而把君主独断专行发展到又一个顶峰。可是由于处理全国政务的基本机构及制度，仍然是内阁（后主要为军机处）及其“票拟”[39]，所以无论就整个清代近三百年大多数君主言，或者即使就康、雍、乾三帝统治的大多数时间言，皇帝受内阁、军机处左右和限制的局面，和明代比，虽有不同（如很少看到明代那样内阁拒绝拟旨的情况），却没有根本变化[40]。兹为节省篇幅，此处不进行具论。
（四）
综合以上三部分论述，得出的结论便是：
1．就君主行使权力受到具体政治制度特别宰相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思想、舆论的限制而言，两千多年的总趋势是逐渐由少变多的。可以肯定，秦始皇、汉武帝的恣意妄为，要比明武宗、清高宗方便得多。从这一方面说，我国封建君主专制权力，不是逐渐加强，而是逐渐削弱。
2．至于君主专制制度，从一建立起，其基本点便是君主享有至高无上，超越一切制度、法律的权力。来自臣下的任何限制，如果他想拒绝，都有权拒绝；他的任何荒谬决定，只要坚持，臣下都不得不执行。这一权力并不因宰相权力的大小，宰相对百官控制的强弱，而发生变化。后者乃宰相、百官之间的权力分配问题。如果就这一方面而言，则两千多年全都一样。明太祖、清圣祖手中所拥有的对臣下生杀予夺大权，并不比秦始皇有所增加。这里不存在权力加强与否问题。
3．必须将以上两种不同情况加以区别。决不能因为看到后代某些英主或昏暴之主，运用手中至高无上权力，无视各种制度的限制，任心而行，便忽视了第一种情况的存在，因为这些君主毕竟是少数。就两千多年绝大多数君主言，具体政治制度的限制，儒家政治思想、舆论（包括越来越多的历史经验教训）的约束，仍是起着重大的作用的。
最后，附带想联系谈点对古代人治、法治的看法。
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君主统治国家拥有至高无上，超越一切制度、法律的权力，其实这是最大的人治；儒家宣扬的各级官吏的人治是从属于它的。而逐步建立各项具体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等，与约束官吏，统治人民的同时，也对君主行使权力进行限制，则属于法治的范畴。
人治、法治的发展趋势是怎样的呢？
大体上越是古代，法治比重越小。先秦法家虽力主法治，秦代并将这一思想付诸实践，可是在当时社会种种条件下实际上仍是也只可能是人治：
第一，如第一部分材料所提供，既然秦始皇超越任何“法”，“独断”一切，自无法治可言[41]。
第二，既然秦始皇“任心而行”，则秦朝中央百官处理政务自得看他的脸色行事，即所谓倚办于“上”，而不是倚办于“法”。这也就是西汉杜周的“专以人主意指为狱”（均见前引）。
第三，对地方官吏虽有法律条文约束，可是从出土秦简看，限于当时条件，这些条文比较具体，概括力并不强，因而很自然，许多律外情况，仍得地方官吏另行决断。如果经济发展，交通联系密切，自可要求他们及时向京师请示，然而当时远不具备这种条件。再加上当时中央对地方的监督、控制，地方上郡对县的监督、控制，都十分薄弱，则这些官吏怎么可能不是不同程度地进行人治呢[42]？
后代逐渐发生了变化。
虽然，由于一直实行君主专制制度，在封建社会，人治是贯彻始终、占主要地位的。可是如前所论，逐步建立各种制度、法律，其作用之一就是对君主行使权力进行限制，从这一方面看，法治的比重是逐步增加的。君主和官吏的人治，自觉不自觉地在为法治所代替。其所以发生这种变化，最根本的是生产、经济发展，各地交通联系加强，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然从我上面论述的问题看，促成法治比重增加，至少以下三点不可忽视：
第一，是君主和官吏教育的不断加强。首先是君主教育。历代王朝的总趋势是，不但注意加强储君太子的教育，而且从赵宋起，还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设立“经筵讲读官”，定期向皇帝讲授儒家思想和历代统治经验教训[43]，一直沿用至清代。当君主的统治经验和文化素养提高后，绝大多数君主为了整个统治利益，便会不同程度地克制自己[44]，按制度与法律行事。同样，当官吏的教育水平普遍提高后，在正常情况下，从整个统治利益出发，对君主违反制度、法律的行为，抵制者便会逐渐增加（如明代之例），而且自己处理政务遵守制度、法律的观念也会逐渐加强。
第二，是制度和法律的逐渐周到、完备[45]。当秦始皇、二世之时，是无所谓“手诏”、“中旨”与国家正式文书之区别的。因此他们为所欲为，不但群臣不敢谏，而且本人也没有任何思想压力。后代制度逐渐完备，皇帝任心而行，违反制度便有了压力了。前述宋仁宗下内批后又命宰相不得一概执行，便是一例。此外，制度逐渐完备后，群臣谏诤、抵制也就有了依据。刘?之之所以敢于大胆顶撞武则天，道理便在这里。就法律言，也是一样。《唐会要》卷三九：唐太宗问大理寺卿刘德威“近来刑网稍密，何也”。对曰“诚在君上，……主好宽则宽，好急则急。律文失入减三等，失出减五等。今则反是（指太宗违反律文），失入则无辜，失出则获大罪，所以吏……竞执深文……”。“太宗然其言，由是失于出入者，各依律文”。这是皇帝违反符合统治利益的法律后，终于恢复之例。《明史》卷二二《舒化传》：为刑科给事中，时穆宗“旨多从中下”，化上言“法者，天下之公。大小罪犯，宜悉付法司。不当，则臣等论劾。若竟自敕行，则喜怒未必当。而法司与臣等俱虚设”。“诏是其言”。这是群臣以法律和司法制度为依据，进行谏诤之例[46]。这些表明，当法律逐渐周到、完备后，尽管某些君主在某些时期，或某个事件上，可以任心而行，自搞一套，但总的来说，他们不同程度地自觉不自觉要受到约束和限制。至于官吏，即使比较远地区地方官吏，随着交通联系加强，监督制度严密，受约束将更大。
第三，是儒家关于这方面政治思想的逐渐完备，有说服力。除第二部分已提到的思想外，如宋儒还将儒家学说概括出“明天理，灭人欲”的思想[47]，常用以作为限制君权的理论武器。《大学衍义补》在卷首首先要求君主“谨理欲之初分”，并说君主如能“扩充”天理，“遏绝”人欲，“由是以制事，由是以用人，由是以临民，尧舜之君，复见于今……”。实际上就是要求君主处理政事，以整个封建统治利益为重，克制私欲，克制独断专行。用前引骆问礼的话，前者便是“皆合天道”，后者便是“不执己见”、“无自用之失”。这些概括性强的思想的一再宣扬、灌输，再和舆论压力相结合，也是限制君权，促成法治比重增加的一个重要因素。
当然，如前所述，封建社会人治一直占主要地位。要使君主、官吏真正遵守一切制度、法律，光靠以上办法而没有广大人民的觉醒、推动、监督，是绝对不行的。总体上，真正的法制，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通过总结经验教训，才能逐渐实现。不过，封建社会人治、法治之演变规律，对我们或许还是有借鉴作用的。
[1]《三国志》卷三《明帝纪》评。
[2]参《韩非子》卷十三《外储说右上》、卷十四《外储说右下》。
[3]《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
[4]参《九朝律考》卷四《汉律考四》。
[5]以上分别见《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中元二年、卷四九《仲长统传》、卷二《明帝纪论》集解引华峤书。
[6]《后汉书》卷四九《仲长统传》。这话有夸张，但宰相权力缩小，确是事实。
[7]如隋代以前，州郡属官皆长官自行辟除，而自隋代起，改归吏部铨授，由皇帝批准，即一例。参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三章“职官”，三联书店，1954年版。
[8]参拙文《从〈宋书·蔡兴宗传〉看封建王朝的废昏立明》。载《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
[9]同上。
[10]参《论语·泰伯》刘宝楠正义及引毛奇龄说。
[11]以上均见《荀子·王霸》。战国法家也讲君道无为、君逸臣劳，但指导思想和手段不同。参《韩非子》主道、扬权。如强调君对臣耍权术、严刑峻法，造成“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惧于下”的局面等。
[12]参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二册（1983年修订本）第二十二章八节，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3]当然，这一儒家学说已不是纯粹先秦儒家学说，而是不断综合了法家、阴阳五行家等其他学说而形成的新的儒家学说。
[14]参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二册（1983年修订本）第二十七章八节。
[15]因为东汉以后乾象历、景初历、大明历等推算历法、日月食、五星会合周期日益精确，见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三册第四编四章六节、第六编二章一节、四节（元嘉历五星会合周期）。这样便进一步动摇了“天”的地位。所以魏孝文帝说：“日月薄蚀，阴阳之恒度耳，圣人惧人君之放怠，因之以设诫……”（《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
[16]如李俊《中国宰相制度》，商务版，1947年。151页说：“人徒知宋惩唐与五代之弊，收地方之权归于中央，而不知中央之权又集于皇帝一人之手也”。
[17]《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八。
[18]《四库全书总目》卷九三。
[19]具体政治制度特别宰相制度的演变归根结底是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巩固整个封建统治。限制君权是为达到这个目的的一个主要措施，他如扩大统治机构，加强中央控制地方等，这里不具论。
[20]《汉书》卷三九《曹参传》：为相国，不问事，惠帝便不知所措。卷四十《陈平传》：文帝连丞相任务是什么也不知。相反，曹参、陈平都很能干。周勃木讷，便被换掉。均其证。
[21]见《文馆词林》卷六六六《晋元帝大赦诏》。
[22]如桓玄代晋为帝，下一诏，屡遭门下拒绝，第四次下诏，方才通过。见《弘明集》卷十二。
[23]参《北齐书》卷十二《琅邪王俨传》、《北齐书》卷三九《祖?传》。
[24]历史上不少皇帝意气用事时会作出荒谬决定，如不马上执行，等他冷静下来，再请他审批一次，或许便会改变决定，覆奏的一个作用便在于此。参《唐会要》卷四十《君上慎恤》唐太宗错杀张蕴古后，行三覆奏一事。
[25]《后汉书》卷五四《杨震传》：为太尉，耿宝传安帝旨，要他辟除一个人，震曰：“朝廷欲令三府辟召，故宜有尚书敕。”“遂拒不许”。此证“敕”得由尚书台起草、颁下。
[26]《资治通鉴》卷八二：西晋楚王玮接惠帝“手诏”，杀掉汝南王亮等，事后被诬矫诏，下廷尉，怀中虽有此手诏，并无效力，仍被处死。
[27]如唐代只有给事中得封还诏书，北宋仁宗时起，中书舍人也可“缴还词头”，拒绝草诏。见《续资治通鉴》卷四三，庆历元年九月条。
[28]内阁作用更主要的是辅佐君主，更有效地治理国家，这里不论。
[29]如《明史》卷一八一《徐溥传》：孝宗时入阁。一日帝召见阁臣，拿出诸司题奏曰：“与先生辈议”。“溥等拟旨上，帝应手改定”。事复杂，阁臣想回去详阅，帝曰“盍就此面议”。“既毕，赐茶而退”。
[30]如唐、宋门下省审核百官上行文书，并无连批答文字也草拟好的规定。
[31]明代虽仍设翰林院，“其实即历代国史著作之任，与唐宋之典内廷书诏者，迥不相同矣”（《历代职官表》卷二三《翰林院》按语）。
[32]清阮葵生《茶余客话》卷一《论明代之相权》条甚至说：发展到嘉靖时，“则大柄全归政府（内阁），君若赘旒”。
[33]此指明代皇帝让宦官批答之事，实际上他们多数仍是秉承皇帝意志，但谏诤者总是攻击宦官，避免正面触犯皇帝。
[34]六科还有监督内阁、六部、百司之作用，此处从略。
[35]《明史》卷二三《马孟祯传》。
[36]参《廿二史札记》卷三五《明代宦官》。
[37]刘若愚《酌中志》卷十六《内府衙门职掌》。
[38]参《廿二史札记》卷三五《明代宦官》。
[39]《历代职官表》卷二内阁表下案语。
[40]参邓之诚：《谈军机处》。载王钟翰《清史杂考》附录，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如称“其权力之大，在完全操用人之权”，高级官吏之任用，“皆由军机大臣开单请旨，……一手操纵”。至于很少看到拒绝拟旨，以及清帝自我吹嘘一切“断自宸衷”（《枢桓记略》卷一），臣下也异口同声“无不钦承宸断”（《历代职官表》卷二内阁表下案语。），“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曝杂记》卷一《军机处》），这当系满汉矛盾存在，清帝亟力使自己威严不可侵犯，以及文字狱的威慑作用，臣下特别汉臣谁也不敢冒犯的缘故。这和实际上权力是否受左右、限制，不是等同的。
[41]《管子·任法》主张“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可是并没有力量可使君主“从法”，所以法治无法包括君主。
[42]直到汉代，地方官权力仍很大，独立性颇强。参陈登原《国史旧闻》第一分册卷十三《两汉地方官》，三联书店1958年版。
[43]参拙文《从〈宋书·蔡兴宗传〉看封建王朝的废昏立明》。载《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
[44]《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引申子，主张君主应“恣睢”，不能“以天下为桎梏”。秦二世也认为当了君主，便应该“悉耳目之所好，穷心志之所乐”。没有克制问题。后代君主则有变化。《贞观政要》卷二《纳谏》附“直谏”贞观十二年条下按语：“夫太宗之纳谏，岂其天性之本然哉。良由目睹（隋）炀帝之亡，矫揉强勉而行之也”。这是道中了君主其所以克制自己的实质的。
[45]这里的“周到”、“完备”仅就其维护封建统治达到的程度而言。
[46]这类事例明代就不少，参《明会要》卷《刑一·律令》。
“三习一弊” 居官大忌
孙嘉淦所说的“三习”，即“耳习” “目习” “心习”，是居上位者在日常政务中，容易养成的三种坏习惯：人君高高在上，听惯下属阿谀奉承、讴歌赞誉，就听不进去逆耳之言，是为“耳习”;看惯佞臣低眉俯首，奴颜婢膝，就看不惯正人君子直道而行，是为“目习”;习惯了下属对圣意言听计从，百依百顺，就耐不得臣下的据理力争，拂逆圣衷，是为“心习”。“三习”所揭示的是人性普遍弱点，但普通人有“三习”，不过是个人修养问题，而人君、领导，作为组织（国家、机构）的最高负责人，就必须约束自己，克服弱点。因为他们的职位负有重大责任，一旦在个人修养上犯错误，后果就很严重。
在上位者沉溺“三习”，就再也听不得逆耳之言，见不得碍眼之人，容不得拂意之事，忠直之臣渐被罢黜，奸佞小人充斥朝堂。小人觊觎领导手中的权力，惯于察言观色，溜须拍马，博取欢心，攫取权力以牟私利。是为“一弊”。朝廷上下，小人群集，君子远离，后患无穷。居上位者耳目壅闭，还自以为政事贤明，天下太平。“三习一弊”，实为领导者之大忌。
亲贤臣、远小人，自古以来是圣君贤相追求的从政美德。孙嘉淦的可贵在于，他告诫年轻的君王，要臻于此种境界，不仅要明辨贤愚，关键还在于领导者本人能否加强自我修养，去除“三习”。唐太宗说得好，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众。或以勇力，或以辩口，或以谄谀，或以奸诈，或以嗜欲，辐凑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宠禄。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则危亡随之，此其所以难也。也就是说，君王手握大权，可以祸福人，荣辱人，身边之人总是变着法子讨君王欢心。只要稍不留神，放松警惕，就会中招，事业的危害也就随之而来！
靡不有初 鲜克有终
孙嘉淦强调，朝堂小人之得宠、君子之疏远，根源不在于辨别能力，而在于掌权者的自身修养。历史上不乏明君圣主惑于耳目之习，骄奢刚愎，蔽于“三习”而被小人包围的例子，唐玄宗就很典型：即位之初，他尚能听取不同意见，开元年间，也能容纳韩休的直言。可是，开元晚期，他就容不得说真话的人。张九龄因直言不讳被免除相职，李林甫则由善于揣摩领导心思，而被委以重任，独秉国钧。还有明神宗，即位初期也励精图治，以张居正为内阁首辅，主持政务，开创了“万历中兴”的局面。然而很快就倦化，容不得提意见，对大臣谏言充耳不闻，数十年不上朝，沉湎于声色犬马，搜刮民财，使明王朝迅速走向衰亡。因此，孙嘉淦高屋建瓴地指出，帝王只有加强修养、约束享乐的欲望，克制人性的弱点，杜绝“三习”，才能做到选贤与能，躬行善政。
革除用人之弊的根源在杜绝“三习”，而“三习”之中，最核心的是“心习”。“治乱之机，转于君子小人之进退，进退之机，握于人主之心。”“心习”的实质是骄逸，外在表现为主观武断的作风，内在核心是放任欲望、自我满足的懈怠想法。杜绝“心习”的核心是时刻警惕，毫不放松，不敢自以为是的敬畏精神。长存“不敢自是”之心，就不会被巧言令色迷惑，正确对待不同意见，认识到不阿谀、不奉承的君子是国家栋梁，从而亲近君子，用人唯贤，从而真正缔造“众正盈朝，太平可观”的盛世。因此，孙嘉淦请求乾隆“圣心自懔”，“知其不足”、“见其未能”、“常歉然不敢自是”，常怀诚、敬之心，谨防耳目之习，排除个人好恶，树立正确的用人标准，举贤而退不肖。圣王之道，不外乎此。
乾隆皇帝对于孙嘉淦的上疏十分赞赏。即位之初，就能听到这样的直言，对于乾隆也是一份厚礼。所以，乾隆前期，他咨诹善道，采纳雅言，任用贤明，摒弃小人，进一步发展了康雍盛世的成果。然而随着他志得意满，心骄气盛，三习渐重，一弊亦生，很快就被小人蒙蔽，佞臣和|当道，国政日衰。乾隆六十年白莲教起义爆发，蔓延六省，延续九年，直接标志着康乾盛世终结，清王朝走向衰落。可见，即使是认识到“三习一弊”害处的君王，也很难善始善终地坚持，所谓“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就是这个意思。因此，领导者不仅要在认识上明白“三习一弊”的祸害，还要在行动上不断砥砺品性，戒骄戒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修炼德性，需要领导者坚持不懈。
检点“三习” 杜绝“一弊”
《三习一弊疏》从君王个人修养的角度讨论用人之道，其运思精微、说理透彻，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现实意义。疏上，深得乾隆嘉赏，而且历代传颂，嗣后诸朝，每有新君即位，臣僚皆抄写此疏进呈。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曾国藩在京任职时，尤推崇此疏为“本朝奏议第一”。
孙嘉淦特别值得推崇的是，他明知君王溺于“三习”，爱吹怕讥，却能以社稷为重，言人之所难言。其忠勇与胆气，堪称“谏臣”榜样。他历仕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忠谏之风得到君臣一致赞誉。早在雍正即位伊始，他就上疏提出三事：“亲骨肉，停捐纳，罢西兵”。处处切中要害，雍正览奏大怒，责问翰林院掌院学士朱轼，何以容此狂生。朱轼回答：此人狂妄，但臣佩服他的胆量。雍正不愧为一代英主，沉吟良久，转怒为喜：“朕亦且服其胆。”不但没有惩处他，反而给他升官，还向满朝文武公开表扬孙嘉淦直言极谏，号召大家向他学习。乾隆年间，孙嘉淦已是名动朝野的骨鲠之臣，朝廷每有举措，他都分析利弊，直言谏诤，乾隆夸赞他有古大臣忠正之风。孙嘉淦去世后，乾隆皇帝不无惋惜地说：“朝中少一正人矣。”唐太宗以魏徵为鉴，孙嘉淦亦称得上乾隆的一面“人鉴”。
孙嘉淦之所以敢于直言，是因为他自己行得正，干得好。光说不练，就没有说服力。孙嘉淦出身贫寒，没有背景;为官清廉，没有贪腐;政绩彰彰，朝野服膺。
他年轻时半耕半读，严冬入山砍柴，几乎冻毙，亲历田间劳作，深知民间疾苦。入仕后操守廉洁端方，从无贪腐之事，曾做“八约”为官箴：“事君笃而不显，与人共而不骄;势避其所争，功藏于无名;事止于能去，言删其无用;以守独避人，以清费廉取。”待人以诚，行事笃实，其人品官品得到君臣朝野一致赞誉。他一生历任学政、河工、盐务等要差，官至工部、刑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为官四十年间，他课吏以严，抚民以宽，待士以礼，断狱以平，深得民心。他曾上疏建言开酒禁、停圈地、治河道、抚苗民等惠民举措，皆获施行，颇有成效。乾隆嘉奖他“老成端谨，勤劳茂著”，谥号“文定”。清廉的品行，杰出的政绩，是他能够洞悉时弊、深刻论政的实践基础。
关键词：百戏；隋唐；禁毁；分朋竞演；泼寒胡戏
中图分类号：J8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1-0000-02
隋唐时期是百戏的一个重要发展的时期，无论规模之大，还是内容之富，都达到极盛。《旧唐书音乐志》记载散乐百戏在各个朝代的流行情况时，把隋代的百戏表演成为“尽通汉、晋、周、齐之术”，可见其壮观：
《散乐》者，历代有之，非部伍之声，俳优歌舞杂奏。汉天子临轩设乐，舍利兽从西方来，戏于殿前，激水成比目鱼，跳跃嗽水，作雾翳日，化成黄龙，c八丈，出水游戏，辉耀日光。绳系两柱，相去数丈，二倡女对舞绳上，切肩而不倾。如是杂变，总名百戏。江左犹有《高紫鹿》、《行鳖食》、《齐王卷衣》、《鼠》、《夏育抗鼎》、《臣象行乳》、《神龟\戏背负灵岳》、《桂树白雪》、《画地成川》之伎。晋成帝咸康七年，散骑侍郎顾臻表曰：“末世之乐，设外方之观，逆行连倒。四海朝觐帝庭，而足以蹈天，头以履地，反天地之顺，伤彝轮之大。”乃命太常悉罢之。其后复《高紫鹿》。后魏、北齐，亦有《鱼龙辟邪》、《鹿马仙车》、《吞刀吐火》、《剥车剥驴》、《种瓜拔井》之戏。周宣帝征齐乐并会关中。开皇初，散遣之。大业二年，突厥单于来朝洛阳宫，炀帝为之大合乐，尽通汉、晋、周、齐之术。胡人大骇。帝命乐署肆习，常以岁首纵观端门内。[1]
隋文帝统一全国后，汲取前代诸朝帝王逸乐亡国的教训，励精图治，于建国之处即遣放散乐，禁止杂戏。但仅仅是在二十年后，情况就完全逆转，隋炀帝在他刚刚即位的第二年，就开始了大规模的“总追四方散乐”的活动，百戏演出开始重新繁荣。
《隋书炀帝本纪》载：“（大业五年）六月丙辰，上御观风行殿，盛陈文物，奏九部乐，设鱼龙曼延，宴高昌王、吐屯设于殿上，以宠异之。其蛮夷陪列者三十余国。”[2]隋炀帝之所以要总追四方散乐而集中于帝京殿廷，除了有向外邦炫耀夸示隋之强盛的意图外，恐怕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他本人对散乐百戏的嗜好，经过他的几番大力征集，百戏在隋代宫廷和民间都臻于极盛。除史书的记载外，隋代的诗歌中也有关于百戏的描写。
唐代百戏的繁荣，见于记载的更是史不绝书。虽然唐高祖、太宗、高宗等朝都曾诏令天下州郡遣放乐工，禁止优戏，但宫廷中的散乐百戏却是越来越繁荣。太宗时，废太子李承乾就有宠幸俳优，喜好亵戏之名。《新唐书太宗诸子列传》载：“常山O王承乾宇高明，……立为皇太子。……使户奴数十百人习音声，学胡人椎髻，剪彩为舞衣，寻H跳剑，鼓@声通昼夜不绝。”[3]高宗、武则天、中宗、睿宗都对散乐百戏有着浓厚的兴趣。在开元盛世的黄金时光里，百戏更是蓬勃发展，空前繁荣。《教坊记序《载：
玄宗之在藩邸，有散乐一部，戢定妖氛，颇籍其力。及膺大位，且羁縻之。常于九曲阅太常乐。卿姜晦，嬖人楚公皎之弟也，押乐以进。凡戏辄分两朋，以判优劣，则人心竞勇，谓之“热戏”。于是诏宁王主藩邸之乐以敌之。一伎戴百尺幢，鼓舞而进。太常所戴即百余尺，比彼一出，则往复矣。长欲半之，疾仍兼倍。太常群乐鼓噪，自负其胜。不上悦，命内养五六十人，各执一物，皆铁马鞭、骨挝之属也，潜匿袖中，杂于声儿后立。坊中呼太常人为“声儿”。复候鼓噪，当乱捶之。皎、晦及左右初怪内养至，窃见袖中有物，于是夺气褫魄。而戴幢者方振摇其竿，南北不已。上顾谓内人者曰：“其竿即自当折。”斯须中断，上抚掌大笑，内伎咸称庆。于是罢遣。翌日诏曰：“太常礼司，不宜典俳优杂伎。”乃置教坊，分为左右而隶焉。[4]
正式在唐玄宗的大力推动下，促进了百戏艺术向更高层次的演进。经理了安史之乱的剧烈政治动荡以后，中唐时期的百戏虽远不如盛唐时期繁荣，但也并不寥落。《新唐书文宗本纪》云：“（宝历二年）九月甲戌观百戏于宣和殿，三日而罢。”[5]唐代的散乐百戏名目繁多，内容丰富，据《唐音癸签》载：包括“歌舞戏、大面、钵头、踏摇娘、苏中郎、傀儡子、参军戏、假妇人、弄贾大猎儿、排闼戏、杂戏、天竺断手足刳肠胃伎泼寒胡戏、倒舞伎、拔河伎、竿木伎、羊头浑脱、九头狮子、弄白马、益钱、寻H、跳丸、吐火、吞刀、旋、b力、蹴孪贰⒒骶稀⒔橇ο贰⒉_面戏、五方狮子、骨鹿舞、胡旋舞、舞盘伎、长F伎、跳铃伎、掷倒伎、跳剑伎、舞轮伎、透三峡伎、高b伎、猕猴缘竿伎、弄碗珠伎”等四十三种，可见其规模之庞大。
隋唐的百戏演出虽然繁盛，但同时也有不少禁毁的呼声。隋文帝开皇初曾遣放百戏散乐人，开皇元年（581）禁杂乐百戏；开皇三年（583），治书侍御史柳请禁断倡优杂戏，角抵百戏，他认为角力夸竞、聚戏朋游，易致混乱和盗劫；内外共观、男女混杂，有违道德礼仪；巨车盛服、肴醑丝竹，更是破财无益；至于鼓乐喧天、兽面异服、倡优杂技、诡状异形，不单风俗陵替、诡诈横行，而且有损圣威与国容。柳的奏议拉开了隋唐禁戏的序幕。
唐代直接对散乐百戏发难的是唐高祖武德元年（618）万年县法曹孙伏伽：
他认为散乐百戏郑卫错杂，而太常竟向民间妇女索借歌伎演出服装，以供元武门游乐，实在有辱圣德，失则于后世。
其他的禁断如唐太宗贞观七年（633），工部尚书段纶荐巧人杨思齐造傀儡戏具，太宗以百工相戒无作奇巧之意，诏禁傀儡。唐高宗显庆元年（656），“正月，御安福门，观大T。有伎人欲持刀自刺，以为幻戏，诏禁之。”[6]睿宗先天二年，左拾遗严挺之疏谏燃灯观乐，纵倡优之乐及百戏：
玄宗开元二年（714），以散乐非正声，置教坊于禁中以处之。
唐文宗即位初，“上降诞之日，大张音乐，集天下百戏于殿前。时有石火胡，本幽州人也，挈养女五人，才八九岁，于百尺竿上张弓弦五条，令五女各居一条之上，衣五色衣，执戟持戈，舞《破阵乐》曲，俯仰来去，赴节如飞。是时观者目眩心怯。火胡立于十重朱画子上，令诸女迭踏以至半空，手中皆执五彩小帜，子大者始一尺余。俄而手足齐举，为之踏浑脱，歌呼抑扬，若履平地。上赐物甚厚。文宗即位，恶其太险伤神，遂不复作。”[7]
唐代对百戏的禁毁还有两个重要的内容：一是禁分朋竞演。唐高宗喜欢观玩百戏，一次赐宴时命他的两个皇子各领一班艺人分朋竞演以助兴。
不仅宫廷演剧经常的分朋竞演，民间竞演之风也很盛。《乐府杂录》云：“始遇长安大旱。诏移两市祈雨。及至天门街，市人广较胜负，及斗声乐。即街东有康昆仑琵琶最上，必谓街西无以敌也。遂请昆仑蹬彩楼，弹一曲新翻羽调《录要》（即《绿腰》是也，本自乐工进曲，上令录出要者，因以为名。自后来误言《绿腰》也）。其街西亦建一楼，东市大诮之。及昆仑度曲，西市楼上出一女郎，抱乐器，先云：”我亦弹此曲，兼移在枫香调中。“及下拨，声如雷，其妙入神。昆仑即惊骇，乃拜请为师。女郎遂更易出见，乃僧也。盖西市豪族，厚赂庄严寺僧善本，以定东郾之胜。翌日，德宗召入，令陈本艺，异常嘉奖，乃令教授昆仑。”[8]可见当时歌舞排场竞声伎的热闹场景。
其实从这种表演方式初露端倪时就有人提出禁断，上元元年（674），中书侍郎郝处俊就谏言禁止太常音乐分朋角胜：
上元元年，高宗御含元殿东翔鸾阁观大T。时京城四县及太常音乐分为东西两朋，帝令雍王贤为东朋，周王讳为西朋，务以角胜为乐。处俊谏曰：“臣闻礼所以示童子无诳者，恐其欺诈之心生也，伏以二王春秋尚少，意趣未定，当须推多让美，相敬如一。今忽分为二朋，递相夸竞。且俳优小人，言辞无度，酣乐之后，难为禁止，恐其交争胜负，讥诮失礼。非所以导仁义，示和睦也。”高宗矍然曰：“卿之远识，非众人所及也。”遽令止之。[9]
高宗后期曾经诏禁分朋竞演活动，但并没有起什么作用。诸王好戏竞演之风越来越热，影响所及，民间街市，僧道诸院，军中教坊，都竞相趋竞效仿，散乐百戏在这样的土壤中不断的成长壮大。
二是禁泼寒胡戏。泼寒胡戏，又名乞寒胡戏，本为西域少数民族节令性的歌舞表演。《旧唐书西戎》卷云：“至十一月，鼓舞乞寒，以水相泼，盛为戏乐。”《文献通考》卷142《乐西戎》云：“泼寒胡戏即乞寒胡戏，本出于胡中西域康国，十一月鼓舞乞寒，以水交泼为乐，武后末年始以季冬为之。”泼寒胡戏传入中国的实践，一般有两种说法：一说始于北周的大象元年（579年）。一说始于南朝刘宋明帝时（约465～471年），可见，刘宋时期，南北方民族的音乐文化交流不断，泼寒胡戏已经成为宫廷娱乐中的一个内容。
唐代泼寒胡戏的演出，最早应在武则天末年，《新唐书张说传》传亦云：“自则天末年，季冬为泼寒胡戏，中宗尝御楼以观之。”到中宗年间大盛。《旧唐书》中宗本纪中云：“（景云二年）十二月丁末，作泼寒胡戏。”“（景龙三年）十二月乙酉，令诸司长官向醴泉坊看《泼胡王》乞寒戏。”“（神龙元年十一月）巳丑，御洛城南门楼，观泼寒胡戏。”但很快朝野就出现了禁断泼寒胡戏的声音。
先是神龙二年（706年），并州清源尉吕元泰上疏，他认为，泼寒胡戏浩荡威凛的演出阵容中凶猛破寒的军阵势、战争象；锦绣如云的服装背后的害女工；征缴黎弱的伤政体；尤其是夷服夷乐淆乱雅乐，泼水满街跳跃，实在是本朝礼仪所无法容忍的。他还举经书来说明君王若是能尽心谋划国事，则寒暑顺衍，何必“乞寒”。尽管吕元泰的奏疏有理有据、激越陈词，但“书闻不报”，并没有产生什么反响，可见当时的泼寒胡戏无论在宫廷还是民间都是盛极一时的，上下好之，岂能禁绝？
到景云二年（711年），“十二月丁末，作泼寒胡戏”，诸王太子微行出观，又有左拾遗韩朝宗上表谏禁：
臣闻之《传》曰：“辛有适伊川，见被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为戎乎？其礼先亡矣。’”后秦晋迁陆浑之戎於伊川，以其中国之人，习戎狄之事。一言以实，百代可知。窃惟王公贵人，国之藩翰，凡所举措，须合彝典。今之乞寒，滥觞胡俗，臣参听物议，咸言非古。做事不法，无乃为戎。伏愿陛下三思，筹其所以。又道路籍籍，咸云皇太子微行观此戏，且元良国本，苍生厶赖，轻此驰骤，能无蹶？况匈奴在邸，实繁有徒，刺客密发，何限夷夏？卒然奔呼，掩袭无备，邂逅惊扰，则忧在不测。白龙鱼服，取困豫且，深可畏也！惟陛下爱人活国，忧勤庶政，今所施为，岂徒然矣？岂不以元象变见，疫疠相仍，厌甲兵之灾，助太阴之气？臣识愚瞽，以为无益。臣闻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未闻兆乱，以来多福。太戎c政而桑谷自萎，景公善言而荧惑退舍，彰善罚恶，天之道也。伏愿去邪勿疑，昭德以待，岂区区末法，而能定其休咎哉？[10]
韩朝宗从王公贵人行事有关国体的角度进行劝谏，泼寒胡戏本是胡俗，其失礼悖古，已不合中原礼法，况且堂堂太子巡观泼寒，道路籍籍，物议纷纷，泼寒叫嚣，扰攘不安，都是踵祸酿乱的异象，但他的上疏仍然未果。而“道路籍籍这样填街塞巷、拥挤不堪的盛况，恰恰表现了民间观演泼寒胡戏的热潮高涨。
到了唐玄宗开元元年（713年），吐蕃来华朝贺，有司以表演泼寒胡戏接待之，中书令张说上疏谏止：
自则天末年，季冬为泼寒胡戏，中宗尝御楼以观之。至是，因蕃夷入朝，又作此戏。说上疏谏曰：”臣闻朝宣适鲁，见周礼而叹；孔子会齐，数倡优之罪。列国如此，况天朝乎。今外蕃请和，选使朝谒，所望接以礼乐，示以兵威。虽曰戎夷，不可轻易，焉知无驹支之辨，由余之贤哉？且泼寒胡戏未闻典故，跳足，盛德何观；挥水投泥，失容斯甚。法殊鲁礼，亵比齐优，恐非干羽柔远之义，樽俎折冲之礼。“自是此戏乃绝。[11]
他认为接见外邦使节应动以国中雅乐，以示大国隆威。他例举夹谷之会孔子罪优事，就是要说明当中、挥水投泥，跳跃叫嚣，既不符合儒家仪典，更有损本朝国威。因此，开元元年十月敕：“腊月乞寒，外蕃所出，渐浸成俗，因循已久，自今以后，无问蕃汉，即宜禁断。”十二月己亥，禁断泼寒胡戏令下。开元二年十二月，苏c草诏《禁断腊月乞寒敕》正式颁行：
敕：腊月乞寒，外蕃所出，渐积成俗，因循已久。至使乘肥衣轻，竞矜胡服，阗城溢陌，深点（玷）华风。朕思革颓弊，返于淳朴，书不云乎：“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贵异物贱用物，人乃足。”况妨于政要，取紊礼经，习而行之，将何以训？自今已后，即宜禁断。[12]
泼寒胡戏在玄宗时期遭到禁断，原因主要是为了维护政权的稳定和社会的安定。虽然泼寒胡戏遭到禁绝，但其中的表演形式却并未退出历史舞台，而是分解离析，与其他的艺术形式相结合，形成了新的表演伎艺，流行于民间。所以有人说：“泼寒胡戏在唐朝，是‘短命’于御前，‘长命’于民间，‘禁断’于京师，‘潜流’于乡野。”可谓概括了泼寒胡戏在唐代的命运。
参考文献：
[1]旧唐书音乐志：卷29[M]. 北京：中华书局，1997：1072.
[2]隋书炀帝本纪：卷3[M].北京：中华书局，1996.
[3]新唐书太宗诸子列传：卷80[M].北京：中华书局，1997.
[4]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1辑[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21.
[5]新唐书文宗本纪：卷8[M].北京：中华书局，1997：229.
[6]宋王溥唐会要：卷34[M].北京：中华书局，1955：628.
[7]宋王溥唐会要：卷33[M].北京：中华书局，1955：611.
[8]郑处海，明皇杂录[M]//西京杂记（外二十一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514.
[9]段安节.乐府杂录[M]//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一）.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50.
[10]旧唐书郝处俊传：卷84[M].北京：中华书局，1975：2799.
[11]旧唐书张说传：卷97[M].北京：中华书局，1975：3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