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经历为话题的作文范文

以经历为话题的作文篇1

一、斯金纳的历史语境主义方法及其方法论基础

在斯金纳看来，研究思想史的主要任务就在于弄清文本的作者通过其文本究竟想要做什么，但对于那些伟大的故去的思想家们，我们永远无法进入他们的头脑中，去弄清他们的真实意图。所以我们需要特定的历史研究的技术，去理解他们的概念，关注他们的区别，领会他们的信仰，并且最重要的就是，尽可能以事物自身的方式去看待它们。正如 《政治的视界第一卷：关于方法》 一书导论部分的标题“以事物自身的方式看待它们”，斯金纳的历史语境主义方法就是一个力图达到以事物自身的方式看待它们的方法。这个事物就是文本 （tex）t 的意涵 （meaning）。对于意涵这个概念，理论家们众说纷纭，斯金纳将其区分为三种：第一，“在一个给定的文本中，语词或某些特定的词或句子的意思是什么”。〔1〕第二，“对我来说文本的意思是什么”。〔1〕第三，“作者通过其特定文本想表达什么意思”。〔1〕

比起前两种解释，斯金纳认为应当更关注第三种解释，也就是更关注作者的意图 （intension），并且将其与文本的阐释联系在一起，而中间的桥梁就是以言行事效应。斯金纳认为，“理解或者‘领会’任何言说所意欲的以言行事效应，始终是理解言说本身的前提”。〔2〕而任何言说的意欲效应的两大决定因素，其一是言说本身的意涵；二是言说的语境 （contex）t 和时机 （occasion）。“我们应当首先揭示那些我们所感兴趣的言说的意涵和主题，接下来考察言说发表时的论争语境，借以确定它与涉及同一主题的其他言说有着怎样的联系或关联。”〔2〕

具体而言，斯金纳认为任何正式的言说都被意欲为沟通行动，而“任何沟通行动总是针对某些业已存在的话题或主张采取某种确定的立场”，〔2〕当然这些业已存在的话题并不一定是就近的。也就是说，著作家在论述某一问题的时候，他回应的可能是一个很早以前或是其他文化中的问题。斯金纳认为，言说如果不是一个行动，也应当是某种态度，即对某种假定、观点或行动的支持和反对。这些不同的主张能够形成一个“态度网络 （network of attitude）”，并以此验证我们的预设。

除此之外，斯金纳还强调对文本策略的研究，即关注特定范围内的修辞技巧，从而探寻文字破坏或构建人类社会的力量。“我们的生活世界是由我们的概念构造起来的，任何对一种概念的使用进行改变的成功尝试都会相应地改变我们的生活世界。”〔2〕“就像其他的社会力量一样，语言也是一种强制力，它塑造了我们所有的人。……语言同时也是一种资源，我们利用它来塑造我们的世界。”〔1〕所以我们应当关注作者所处时代的一般性话语，而非仅仅关注作为个体的作者，并且“将文本视为对特定话语的贡献，进而发现它们是如何延续、挑战或者颠覆那些话语本身的传统语汇的”。〔2〕

要想真正理解斯金纳的历史语境主义方法，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弄清其思想的方法论基础。斯金纳认为，其历史语境主义方法可以被总结为维特根斯坦在 《哲学研究》 中的一句话：言语即行为 （words are also deeds），其方法论基础主要有三个：奥斯汀的以言行事理论，奎因、戴维森与后期维特根斯坦的整体论思想以及后现代文化批判思想。其中，后分析哲学的这种整体论思想使得斯金纳将文本的阐释与概念变迁的研究结合起来，“试图通过我们如何运用术语以及在它们之间的关系、与更为广阔的信念网络之间的关系中阐释概念，而非仅仅通过关注这些术语的惯常用法的特定含义”。〔1〕而后现代文化批判思想使得斯金纳注意到文字与语言中的修辞对于权力与语言的关系的揭示，因为“我们不仅运用我们的语言去交流信息，而且同时是为我们的言语要求权利，即引起对话者的情绪，确定对话内容的界限，以及对其它的社会控制实践的参与”。〔1〕但最为根本的方法论基础就是奥斯汀的以言行事理论。

斯金纳认为，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以及奥斯汀的以言行事理论都提醒了我们具有一种超越于文本本身的维度来帮助我们理解言说以及诠释文本。其中，维特根斯坦告诉我们“不应当孤立地对待‘语词 （words） 的意涵’。我们应将注意力集中在具体的语言游戏 （language－games） 和特定生活模式中更为一般的语词的使用”。〔2〕

而奥斯汀告诉我们“需要想方设法复原主体于言说（saying） 过程中的行为 （doing）。从而按照所用术语的本来意义和所指理解作者在发表某种言说时的意图”。〔2〕其中，维特根斯坦指出了语言中隐含着的两个维度，而奥斯汀则找到了将这两个维度剥离开的方法。具体来说，就是为了区分我们在言说中的行为和我们通过自己的言说产生的结果而设定与以言取效效应相对的以言行事效应。其中带有以言行事效应的言说本身就是在实施一种行动，即一种有目的的自发的行为。

但斯金纳与奥斯汀的分歧在于，斯金纳认为奥斯汀在第一次提出以言行事这一概念时，“他的意思是说，某人是否实施了警示行动，这一问题实质上涉及他意在使自己言说得到理解的方式。但他沿着维特根斯坦的思路同时指出，‘领会 （uptake）’以言行事行动 （illocutionary acts） 需要强有力的语言惯例 （linguistic conventions） 为基础，后来他似乎认为，正是这种惯例，而不是言说者的意图，对以言行事行动有着决定性的意义”。〔2〕

所以斯金纳比奥斯汀更明确的区分了以言行事效应（illocutionary forces） 与以言行事行为 （illocutionary acts），“以言行事效应这一术语指涉的是一种语言资源，而以言行事行动指的是主体在沟通过程中利用这一资源的能力”。〔2〕其中以言行事行为取决于意图，而以言行事效应则取决于言说的意涵和语境。所以斯金纳仍然接受了奥斯汀如下的观点：为了复原特定言说所意欲的以言行事效应，进而揭示主体在言说过程中所实施的以言行事行动的性质，我们需要理解某一特定时刻所作出的特定言说‘本应被接受’的方式。

二、斯金纳对传统观念史研究方法的批评

斯金纳之所以关注语词与概念的变迁，原因之一在于反对以洛夫乔伊 （Arthur Lovejoy） 为代表的观念史研究者。斯金纳认为，洛夫乔伊的 《存在巨链》 （The Great Chainof Being） 一书反映了以往的观念史研究者们具有的理论预设，即认为他们所研究和诠释的经典文本的价值在于它们包含着表现为普遍观念的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智慧。所以研究文本的最佳方式就在于研读那些有着持久相关性的无时间性的成分，集中注意力于每位作家就某一基本概念以及道德、政治、宗教、社会生活中的永恒问题都说了些什么。这种观念史的研究方法也为哲学史研究者们所共享。所以斯金纳对于传统观念史研究方法的反思与批评同时也为哲学史的方法论研究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斯金纳认为，虽然这种停留于文本以及着眼于所谓“基本概念 （fundamental concepts）”或“普遍观念 （universalideas）”的研究方法有时会很有收获，但是这种将历史上的重要人物视为我们的同时代人，并期望从他们身上拷问出对所谓永恒问题的解答的研究方式只能产生各式各样的神话，而不是历史本身。斯金纳将这种神话总结为三大类：学说神话 （mythologyof doctrines）、连贯性神话 （mythology of coherence）、预期神话 （mythology of prolepsis）。其中，学说神话是指历史学家们认定每一位经典作家 （诸如历史、道德或政治理论方面） 必然在构成某一主题的每一个论题上形成了某种学说体系。连贯性神话是指历史学家们竭尽全力要在某一个经典作家的并不一定前后连贯的思想论述中找出一个前后一贯的理论体系。预期神话是指历史学家们只关注某一时期的后观意义 （retrospective significance），而不关注这一时期本身对于当时的经典作家的意义。

斯金纳认为，这三种神话分别具有不同的形式和谬误。首先，学说神话具有两种形式，第一种是将经典理论家的某些零星的或即兴的论述转化成他们在某一预期的主题上的所谓学说，这种形式的神话进一步导致两种历史性的谬误：一种谬误类似于思想传记和思想简史，其关注的主要是某一位或一批思想家；另一类谬误类似于形形的观念的历史，它关注的是某些观念单元 （unit idea） 本身的发展。其中，“思想传记”的最大危险在于时代误置 （anachronism），也就是我们可能发现某位著作家持有某一论点，而在原则上他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意图，只是碰巧使用了类似的术语罢了。而将历史划分为“观念单元”的危险就在于确立有关某一学说的理想类型 （ideal type），将所要考察的学说化约为某一实体 （entity），言说的主体 （agents） 消失，观念本身成为了一个不断成长的有机体，这种具象化 （reifications） 造成了两种历史谬误：一种是试图找到接近理想类型的近似物，然后声称这种近似物已经“预见”到了后来的作为理想类型的学说；二是探讨在某一观念单元是否在某一时间确实已经出现了，或者在某一著作家的作品中确实存在了。而第二种形式的学说神话就是如果某一经典理论家要是未能就某一设定的主题提出一种得到认可的学说，那么他就被批评为不称职。或者依据一种先验的假定对经典著作家提出批评，说某某经典作家本应通过他们的著作为他们的领域作出最为系统的贡献。其错误就在于作出这些评价的人是否真正思考过这些著作家究竟是否具有或者能够具有去做他们实际上未能做到因此而备受责难的事情的意图。

连贯性神话具有如下两种形式，第一种是强调学者有责任发现经典著作家们的学说的内在连贯性，并将这种封闭的连贯性视为哲学家们当初未能实现的甚或是希望实现的。第二种形式是当从某一著作家的学说思想中找到某种连贯的体系非常困难，那么缺乏这种连贯性的体系便成为了一种罪过。

这两种形式的连贯性神话在实践中表现为“为了发掘出最大限度的连贯性，可以忽略作者本人有关自己行为意图的陈述，甚至可以将所有那些不利于他们思想体系连贯性的著作忽略不计”，〔2〕或者将著作家们自相矛盾的地方视为仅仅是表面的自相矛盾而不是真正的自相矛盾。

神话即预期神话同样具有两种形式，第一种形式的危险在于历史学家在叙述经典文本中某些论断的明显所指（reference） 时可能会误用他或她的视角，一部著作中的论证可能会使历史学家们想到另一部或更早的著作中类似的或者相反的论证。

无论是哪一种情形，历史学家都可能会错误地认为，后来的著作家是有意针对早期的著作，因此，会带有误导性地大谈早期著作的所谓影响。第二种形式的危险是历史学家会将某一论证概念化，使那些本不相干的成分成为一种带有误导性质的熟悉 （a misleading familiarity），这种危险的根源在于在描述某一著作的意义时误用了自己的视角。斯金纳认为，传统的观念史研究方法之所以产生神话，而不是历史，是因为它无法使我们对思想史上的文本形成充分的理解。斯金纳指出：“假如我们想理解这样的文本，我们不仅要能够说出著作家言论的意涵，而且要清楚该著作家发表言论时的意图。”〔2〕而要达到这一点，仅仅关注文本的意涵是不够的，因为首先，表达观念的术语的意涵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其次，著作家们会使用修辞策略（oblique strategies），这会使言说 （what is said） 与意思（what is mean）t 相分离。

三、历史语境主义在哲学史研究中的价值与限度

正如罗蒂在 《哲学的历史学：四种风格》 一文中将斯金纳的历史语境主义视为哲学史编纂的一种类型：历史的重建。斯金纳的历史语境主义方法虽然针对的是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但仍然可以被应用于哲学史研究。其直接原因在于，不管是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还是哲学史的研究，它们直接的研究对象都是文本，正如法国哲学家Yves Charles Zarka在《语境的意识形态：语境在哲学史编纂中的运用与误用》 一文中指出的那样：“哲学史编纂的对象是哲学，或者更确切的说，是哲学的过去———过去的哲学文本。”〔3〕

但更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哲学史本身具有两个维度：一是哲学，二是历史。也就是说，哲学史是关于哲学的历史，而哲学是处在历史中的哲学。斯金纳在 《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 一文的开篇就指出，观念史家们将历史上的思想看作是永久的无时间性的，所以可以将历史上的思想家们看作是我们的同时代人，专注于他们的论证，看他们对那些永恒问题是怎么解答的。也就是说，他们关注的是他们的问题，而非我们的问题。他们解答问题所用的语言也是他们的语言，而非我们的语言。

所以斯金纳的历史语境主义对于哲学史研究的价值与意义首先在于，恢复哲学思想的历史维度。我们不能轻易将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等同于他们的问题，也不能轻易将他们言语的意涵看作与我们现在使用这些言语的意涵相同。也就是说，我们应当区分他们想被如何理解与我们可以如何理解他们，而不是将这两者混为一谈。即我们可以将哲学家的思想看作是关于某一个问题的学说，但不能认为哲学家本身就是想对这一问题发表学说；我们也可以将某个哲学家零星的论述编织成一个前后连贯的体系，但不能认为这个体系就是这个哲学家希望完成的；我们也可以以我们自己的立场来理解哲学家某一思想的意义，但不能认为这就是该哲学家希望达到的效果，虽然斯金纳本人也许不会同意这样的立场。

例如斯金纳对于“影响”的论述，即如果我们要说某一著作家A的思想影响了著作家B作品中的思想，那么这一论断至少要满足以下条件：“1．人们知道B研读过A的著作。2．除了A，B不可能在任何其他著作家哪里找到相关的学说。3．B不可能再没有受到其他任何作者的影响下自己提出相关的学说。”〔2〕如果满足了这三个条件，我们可以说A影响了B是一个历史的事实。但如果我们无法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我们也可以将其视为著作家B思想产生的原因的可能性解释。

以康德为例，我们可以说休谟影响了康德，因为康德曾经说过休谟打破了他独断论的迷梦。〔4〕而且如果不是休谟提出因果联系只是偶然的习惯性联想，那么康德就不会重新思考因果联系的普遍性基础，从而就不会提出因果关系是普遍的知性先天范畴的理论。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休谟的思想在先，就无法理解康德为何要提出这一理论。所以我们可以说休谟的因果关系理论对康德的因果关系理论的“影响”是一个历史事实。

同样是康德，我们知道他出生于一个敬虔派的家庭，其思想中对道德的强调以及对偏好的摈弃都与敬虔派对内心修养与道德践行的强调有着类似之处，但是我们仍然不能说敬虔派的思想确实影响了康德道德哲学的思想，而只能说康德的道德哲学思想的产生可能与敬虔派的思想有关，因为我们证明不了如果康德并非出生于一个敬虔派的家庭是否就无法提出其道德哲学的思想。

其次，斯金纳的历史语境主义提醒我们历史的文本本身并不是自足的。也就是说，仅凭对文本意涵的分析，无法理解文本的真正含义。

我们需要借助文本产生的语境，言语的以言行事效应来理解文本。第一，我们应当关注文本产生的语境，即了解某一概念在某一时期的具体含义，因为著作者可能使用一个概念，其意涵与今天的用法相去甚远，甚至被弃之不用，从而导致我们无法理解其思想。以康德的“经验性的”概念为例，其意涵包含“偶然的”，这一意涵为当时的哲学家们所共享，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一点，可能就无法理解为何康德要在经验之外为知识寻找普遍性的根据。第二，我们应当将言语同时理解为行为，在哲学史研究中可以体现为，我们至少要将一种思想看作是对另一个思想的回应，对后一种思想的理解直接关系到我们对这一思想能够理解到什么程度。仍然以休谟与康德的关系为例，如果没有理解休谟对分析判断与综合判断的区分，我们就无法理解康德为何要提出先天综合判断是可能的这一命题，并称纯粹理性的真正课题就包含在这一问题中。〔5〕

再次，斯金纳的历史语境主义为哲学史研究提供了从思想史、文化史或者以罗蒂的说法，“理智史”中汲取养分的可能性。“理智史由对知识分子在特定时候所做的事情的描述和对他们与社会其余部分的相互作用的描述构成。”〔6〕正如罗蒂在 《哲学的历史学：四种风格》 一文中所提示的那样，我们很容易“忽视了人们如何挑选谁算作已故的大哲学家的问题，已故大哲学家与已故的其他什么家相对。所以它忽视了人们如何从‘思想’史或者‘文化’史中，挑出‘哲学’史的问题”。〔6〕现有的哲学史自身无法解决这一问题，因为我们将已有的哲学问题看作是唯一的哲学问题，回答这些问题的思想家们被称为哲学家，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具有突出贡献的哲学家被留在了我们的哲学史中。

斯金纳认为没有所谓的永恒问题，所以开启了我们不断重新书写哲学史的可能性，我们可以“不断修正我们的哲学准则，以便使它与当前的高级文化需要相一致。……理智史是哲学历史学的原材料———或者，换一种比喻，理智史是哲学史从中产生的基础”。〔6〕

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历史语境主义本身是历史学科的方法论，当它被移植为哲学史的研究方法时，首先，我们应当明确哲学史并不等同于历史。

正如上文所说，哲学史的维度有两个，一为哲学，二为历史。所以哲学史本身有着与历史学不同的特征与本质。正如芬兰学者凯瑞•帕罗内所说的那样，斯金纳更多的“把自己看作是历史学家，他把形容词‘历史的’ （historica）l 作为描述———评价性术语 （用他后期著作的词汇来说）。这样做的时候，他因为坚持历史证据在解释哲学问题中的价值而模糊了‘纯粹’的哲学方法和‘单纯的’历史方法之间的区分”。〔7〕

斯金纳的理论对手列奥•施特劳斯的观点更为激进，他认为“政治哲学不是一门历史学科。哲学追问政治事务之本质，追问最好或正义之政治秩序，从根本上说，这些问题不同于历史学的问题，后者通常关注具体事物：具体的团体、具体的人、具体的功业、具体的‘文明’、某一从起源迄今的文明‘进程’等等”。〔2〕无法忽视的是，历史上的哲学家们都认为自己的工作是追求真理，而真理本身应当是无时间性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永恒的，所以他们所回答的决不仅仅是关于他们那个时代的问题。而我们现在之所以仍然要研究他们的思想，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所关注的问题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并没有过时。

所以我们最好以罗蒂的态度对待斯金纳的历史语境主义。罗蒂将与斯金纳的历史性重建相对的哲学史编纂方法称为合理性重建，它将历史上的哲学家当成我们的同时代人，用我们今天的术语去解释他们。合理性重建能够被接受的前提就在于我们意识到我们在这么做。“如果我们把对已故的大哲学家的讨论看作历史重建 （取决于遵守斯金纳准则） 和合理性建设 （取决于忽视该准则） 之间的交替，那么在两者之间不必存在冲突。”〔6〕同样，语境主义也具有界限。法国哲学家Yves Charles Zarka将语境的误用总结为三条：1．将哲学史看作是历史学科的一个分支。2．不再将文本本身看作文本真实意涵的中心。3．认为语境比文本更好理解，但其实语境本身也是需要被阐释的。〔3〕所以历史的重建与理性的重建都只是我们研究哲学史的一种方法，只要我们弄清它们各自的前提，就能找到它们各自的界限所在，而不会误用它们。

其次，我们应当防止将历史主义理解为一种相对主义。列奥•斯特劳斯曾经质疑“如果说，人们关于权利所能知道的一切就只是有关权利的疑问的话，或者如果有关正义原则的问题会容许一系列相互抵触的答案，而且其中的任何一个都不比别的更优越的话，那就不可能有什么自然权利了”。〔8〕列奥•斯特劳斯的担忧不无道理，因为历史知识本身无法给我们提供价值判断，我们需要以我们对当下时代的理解去评判历史上的思想对于我们的意义。

综上所述，历史语境主义应用于哲学史研究的时候，具有其自身的限度。

首先，哲学史相较于思想史具有自己独特的本质，如果将历史语境主义方法无限放大，我们的哲学史中就没有哲学，只有历史了。

其次，语境主义只是分析和解读文本的方法之一，因为语境并不能为文本的意涵提供客观的唯一正确的解释，而仅仅是解释方法的一种。

以经历为话题的作文篇2

一、五家学术期刊为中心的外国文学话语研究

在中国本国文学研讨发展时段，也就是1978年到2010年之间，在中国文明语境下，以五家权威综合型专业学术期刊《本国文学研讨》、《本国文学评论》、《本国文学》、《国外文学》和《现代本国文学》为最重要的考核规模，经过梳理这个时间段实际研讨和作家作品进行一定研究，同时对于话语转型的学术进行一定意义研究，可以看出本国文学研讨的话语建构理论运动是非常具有充足视角的。文学研讨属于话语建构和语境理论运动方面问题，学术反思应该充足创建话语视角和常识办法，经过历史发展，需要深刻地对于话语热门问题进行一定剖析，进而对于文学研讨中文明主体进行建构，比如对于五四时期文学研讨话题形式变更是非常快速的主体，确立也具有非常光鲜的认识形状特点。论文经过后期争论和磨合，对于人性主义的话语和古代派系话题也进行一定的主流话语研究工作，实际话语中文学新次序也不断发展，阶层剖析话语形式也不断淡出，情势审美研讨呼声也不断高涨，对于学界东方话语表达也进行一定质疑，作家研讨视野上进行不同的分析和深刻研究，主要争论的问题就是科学困局和研究成绩认识问题，归纳综合实际可以看出文学研讨影响整个理论研究。经过对于详细案例分析和研讨话语转型分析，最初步话语建构价值和进程中存在很多问题，需要及时解决。

二、外国文学研究整体现状分析

中国现代学术体系不断发展和完善，已经有百年历程，很多学科中外国文学已经是非常特殊一个部分，百年来外国文学作品和西方文学理论已经翻译了很多。中国文学界、学术界和非常重要话语资源，不断推动中国学识和整个文化发展转型。但是整个体系中对于外国文学进行学术长期研究，不断进行引进、描述和介绍，都很难超越西方学界研究水平和话语思维模式。各国文学学术中对于历史学、文艺学、古典文学和现代学科都进行一定全方位和多角度分析，外国文学界脚步却稍微滞后，经过十年来语境和经典作家学术研究，不断总外国文学研究中建立中国文化建设学术体系。目前学制中规定外国语言文学是一级学科，是诸个文学的二级学科中比较文学范畴，历史上外国文学教育实践也一直是以两种方式存在，一个是语种文学，另一个是世界文学，后者并不是前者的简单集合体。

三、阶级话语的滞留

话语的转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新旧话语之间必须是要经过一番斗争，历史并没有因为政局突变而瞬间转变，意识形态继续控制着思想文化，旧的文学观念和批评模式依然非常盛行。话语历史中文学、学术和艺术是一个整体内容，人道主义讨论和现代派文学争议的共同问题是整个文化问题，在这场讨论中外国文学学科具有非常重要意义，外国文学界也经历两次讨论，和学科相互之间也进行相互融合。人道主义和现代派最初都是通过翻译进入到中国学界视野，这两种话语也以不同方式出现，代表着不同时期中国对于世界文化的认知，外国文学界当然不可能只是原封不动地进行话语输入，更多的是做了某种过滤和想象，通过分析可以看出中外文学界对于相应话语不同解释，都是能够很好呈现外国文学变化的。通过对于外国文学不断研究，新世纪学界面临很多问题，都是沿着一定轨道进行一定发展的，学术评价制度也日益不断规范化和数字化，导致学术研究生产性不断增强，外国文学的话语地位也远远不及以前，随着理论热潮思想转变已经进入到成熟期，外国文学研究也变得多元化，研究实践也不断呈现文化转向的大趋势方向。只有这样才能很好发展外国文学的理论价值和作用，不断促进对于中国文学发展起到借鉴作用，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达到中西融合，使得西方优秀的文化能够很好融入到中国文学创作中，起到一定启发性作用，更多是为了能够很好提高对于中西文化交流，促进世界和平和稳定做出贡献。

四、结论

随着时代不断发展我国外国文学研究在后现代、全球化、网络化、信息化和工具化的冲击下不断进步，从研究目的、方法、评价体系和标准都发生很多转变，研究兴趣、领域、表达方法和关键词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研究也具有一定国际化水平，但是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应该保持和坚持中国立场，在学术研究中要不断深入人文关怀和人文精神因素，不能停留在理论层面，要更多地付诸实际操作。

以经历为话题的作文篇3

【摘要】鉴于张学良特殊的历史地位和传奇经历，其口述历史倍受关注。张学良的口述历史是一个体系，对研究张学良的生平和中国近现代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文在分析《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张学良口述特点的基础上，结合张对西安事变等历史内幕的回避，探讨口述历史中口述者回避部分关键话题的困局，分析口述者回避的原因，归类回避的话题，并从采访者角度提出应对措施。

关键词 张学良 口述历史 话题回避

何谓口述历史？从广义上讲，口述历史是一种搜集、记录历史的途径和方法。就狭义上而言，借用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唐纳德·里奇在其《大家一起来做口述历史》开篇所做的定义，即“简言之，口述历史是以录音访谈（interview）的方式搜集口传记忆及具有历史意义的个人观点。”①口述历史工作无论是访谈前的准备，访谈后的资料整理，还是与受访者的交流过程，访谈工作者都会面临众多挑战。其中，受访者往往会刻意回避某些关键话题，不仅阻碍访谈的顺利进行，也不利于该口述历史工作者完成“揭示事件事实、接近历史”的任务。本文从《张学良口述历史》入手，归类被回避话题的种类、原因，并尝试提出应对建议。

一、《张学良口述历史》的口述特点

“张氏的口述，随性而谈，随意而至，流于细碎，却趣味盎然，更往往于不经意间，好比在历史的铁屋子里，开出一片极窄的天窗，露出来的，是寻遍史书也不能得的真实。”②这是《张学良口述历史》撰写者唐德刚教授对张氏口述的评价。在口述过程中，张学良作为受访者毫无架子，谈吐洒脱自然、爽朗直率，生动的东北口语通俗易懂，每每谈到兴头往往一气呵成，凸显了大帅的真性情。因此读者在阅读时感到十分流畅、亲切，就像是听一个健谈的老人坐在跟前侃侃而谈动荡年代中的传奇人生，字字句句流露其满腔的爱国热血，而正是这种直白自然的叙述风格大大增强了张氏口述本身的真实性；同时，先生也非常重视细节的还原，叙事翔实生动，尽管已是耄耋之年，却能清晰地记起相距六七十年前的很多历史细节、具体的对话、部队番号甚至是团、营级的官员姓名，不得不让人佩服其过人的记忆力；而对于诸如同众多女性的罗曼史这样的个人隐私，先生也毫不回避。正如他本人所言“我是个莽撞的军人，要干就干，从来没考虑些什么！”“有许多事情，我为什么反抗，我就看事情不合理，我对自己的权力、生命都不在乎”③，张狂直率的个性使他在受访过程中倾泻而出、无所顾忌，这也是张学良口述受到如此青睐的重要原因；此外，张学良口述历史的特点还包括：述中有评、评价历史人物一针见血、历史反思性强、主动承担历史责任、好恶分明、充满激情等，不仅充分显示了张学良本人的人格魅力，而且提升了其口述历史的价值。

二、《张学良口述历史》局限之一———回避“西安事变”等历史内幕

作为张学良一生较为系统的四次口述历史中的第一次，即接受美籍华裔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教授的访录，《张学良口述历史》一书真实收录了此次访录所得的11 盘录音带中的主要内容，披露了很多有关张学良本人、我国相关重要历史事件不为人所知的细节，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敢爱敢恨、富有鲜明个性的张学良。本书无疑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与社会文化价值，但也存在不少局限和遗憾，其中最大的无奈就是张学良本人对西安事变等历史内幕的回避。

张学良是我国近现代史上的重要人物，是当时包括西安事变在内众多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事实上，无论是史学界还是国内外的各阶层人士，都非常关心西安事变的历史真相。随着西安事变相关历史人物的被杀或去世，张学良成为最具权威性的事件亲历者，因此人们迫切希望能在他本人的口中得到答案。但是在张学良的一系列口述历史中，我们明显发现关于西安事变的内容都较为分散，很少涉及核心问题，即便略有涉及也大多是一些边缘性问题，而在更多时候则是避而不谈。如本书除去唐德刚教授的代序和四篇“唐德刚论张学良”外共142 页，关于西安事变的口述却只有几页，“九一八”与西安事变加在一起才16 页。“尤其是关于西安事变的一些核心问题，在其口述历史中并没有充分揭示出来，其中有史学界最为关注的蒋介石与周恩来会谈的内容( 张只说周见蒋是他领去的，并且二人谈话过程中他一直在场，其他始终未说)；宋美龄、宋子文与周恩来谈话的内容，双方有无协议；宋美龄、宋子文与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双方谈判之过程，即西安事变谈判的详细情节；西安事变的军事部署以及事变前周恩来与张学良会谈之细节与内容等等。” ④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详细述说西安事变之外的事情，如张自己的身世、张家如何发迹、故乡临近盐碱地、二伯父张作孚是怎么死的、自己年轻时的理想、在讲武堂的趣事、与父亲的感情、东北易帜、各种生活琐事，甚至是自己与很多女人的风流韵事，一律滔滔不绝，津津乐道。其本人在口述中确实多次提到并强调“这个我不会讲”“那个我不能说”之类的言论，也曾公开表示：“我不能因为口述历史而伤害了某些还活在世上的朋友们。因为这一点，我始终不敢对外多谈什么，有些历史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出口伤人不是我张汉卿所希望的。”⑤总之，西安事变等历史内幕才是张学良最大的个人隐私，是绝对不能讲的难言之隐，正如“香港《亚洲周刊》所言:‘张学良有太多的苦闷和真心话需要发泄，但是他是个余悸在心的识时务者’”⑥。对于张老的苦衷，读者自然理解，受访者对某些真相、个人隐私的隐瞒确实大量存在且不可避免，但对于口述历史接近历史真相的目的而言，这些遭到回避的话题则是无法弥补的遗憾与无奈。张氏的口述是如此，其他名人乃至普通个体的口述亦会面临此种无奈与缺憾。

三、口述者回避话题的类型和采访者的应对措施

无论是社会地位显赫的名人还是普通百姓，由于受到个人价值观、对隐私的态度、宗教信仰，与访谈者关系的亲密程度及社会历史环境、政治压力、话题本身的敏感度等因素的综合考虑，都会不可避免地在口述历史中回避某些话题，由此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其口述历史的真实性和历史价值。面对这种情况，访谈者首先应在访谈前全面搜集背景资料、预设可能遇到的尴尬和解决方案，其次就是要遵循自愿原则，尊重、理解口述者。此外，就需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尽可能赢得口述者的好感和信任，认真分析不同话题的性质与可回避程度，将口述者回避话题的数目和程度降到最小值。本文将访谈者可能遭遇受访者回避的话题分为四大类，同时为访谈工作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应对措施。

第一类是纯粹的个人隐私问题。受访者通常会基于诸如不喜欢重提过去、厌恶采访者提到的某个人、不利于自己身体健康等诸多理由拒绝回答，成为不合作的受访者。其实，对于所谓的“隐私”，不同的人持有不同的观念，在《张学良口述历史》一书中，我们就看到张老兴致勃勃、侃侃而谈他年轻时与十几位女性的浪漫关系。因此访谈者首先需要及时洞察到对方对“隐私”的态度，如果问题本身确实路径不当引起不快，口述者本人确实有苦衷或坚决不讲，那么采访者切忌强人所难，避免正面、直接涉及此类话题的同时，争取采取其他友善合理的方式、角度得到信息，否则就应立刻转换话题，保证访谈的继续进行；但如果受访者态度明显，排斥度不强，则应该明智地利用“隐私的相对性”：在访谈前期针对某些有历史价值的“隐私”进行资料全面搜集、了解口述者本人的性格及对“隐私”的底线，将问题婉转化的同时大可以跟口述者“讨价还价”，以暗度陈仓的方式，“引诱”对方于不经意间“失言”。

第二类是重提口述者个人的痛苦经历。这会令访谈者和受访者双方感到不舒服，受访者可能会因此出现情绪失控、身体不适等情况而导致访谈被迫中止。因此，访谈者需要考虑的包括：何种程度的提问会造成对方不舒服？哪些相关主题会引起对方反感？哪些是值得保留的重要故事？给予受访者以尊敬和同情，在访谈前就要衡量好提及此类问题的程度和方式及角度，一旦对方出现情绪激动，就应立即停止访谈，并实时评价待对方重新恢复平静后继续访谈此类问题的可行性，如果确实不可行，就应立刻转移话题，要考虑对方的心理承受能力和压力，切忌为了获取有价值的秘密而咄咄逼人。

第三类是受访者虽没有难言之隐却故意含混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会谈及但不涉及重点”。对于部分性格谨慎、圆滑世故、油腔滑调的受访者，如果访谈者任由对方胡乱回应，或回避重点，那么对方就会支支吾吾一直含混下去。因而此时就非常有必要借助某些明确的特定性问题紧绕着同一个主题打转，直接地指出对方答案不够周全的地方，就可能引出比较完整有用的信息；如果不奏效，那就无须曲意逢迎，可以有礼貌地挑明受访者似乎不够热心，表明态度，对方或许会辩解一番，最后给出一个比较完整的答案。

第四类是口述者难以启齿或是尴尬的话题。首先应当延后到访谈者已经和受访者建立起亲密、信任、合作无间的关系时再谈；其次是应通过已有的接触和观察，分析造成对方为难的真正原因，表明口述历史工作的客观性、自己作为访谈者的专业素养，确保对方的回答内容不会对其造成危害，同时配合真诚温和且锲而不舍的方式以成功突破受访者的心防，最后再循序渐进地触碰那些令人为难的话题，必要时运用适当的肢体语言、幽默、转移话题等交流技巧。

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梳理张学良口述的特点、总结归类口述历史访谈中的话题回避问题，认为口述者回避的某些话题还是可以得到答案的。访谈者除了提高专业素养，提前做好充足准备外，还应本着平等和尊重的原则理解受访者，尽量与之建立可信赖的合作关系，使每次口述都成为个体对相关事件、历史的真实回忆，使每次口述都更加接近历史真实。

参考文献

①[美]唐纳德·里奇著，王芝芝、姚力译：《大家来做口述历史：实务指南》[M].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

②③张学良口述、唐德刚撰写：《张学良口述历史》[M].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

④郝银侠，《口述历史的现状与困惑———以张学良口述历史为例》[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

⑤⑥窦应泰：《张学良三次口述历史》[M].华文出版社，2002

（作者：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传播研究院2012 级传播学硕士研究生）

以经历为话题的作文篇4

[论文摘要]纵观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主要是在“革命”与“近代化”两种话语模式中展开。各个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语境和精神气候规定其研究方式。左右其话语权。本文试图通过对20世纪中国近代史话语的变迁过程的回顾和述论来解读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治功能和社会功能。

中国近代史话语在20世纪30年代形成了以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为代表的“近代化”话语和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为代表的“革命”话语，前者以中西关系为中心，以近代化为主线来构建中国近代史话语，后者以帝国主义侵略为主线构建中国近代史话语。两种话语随着20世纪中国社会的发展而演进，其角色地位在一定时期互相变换。1949年以前，近代化话语是正统、是中心，居主导地位。1949年以后，革命话语从边缘走向中心，成为正统，近代化话语则被边缘化，其角色正好互换。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涌现出了大量从近代化视角来审视中国近代史的论著，近代化话语日益受到学者的青睐，近代化话语有趋向主导地位的态势，保守地说至少可以和革命话语平分秋色。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外交问题影响中国的内政非常深刻和直接，许多内政做法都是以外交举措为转移。帝国主义在中国扮演着控制内政的重要角色，因此20世纪初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多是从外交史起步。刘彦著的《中国近时外交史》1910年完稿，重点探讨中西关系。蒋廷黻1923年从美国回国后首先着手近代外交史的研究。这一时期近代史和外交史合二为一，外交史的研究是广义的外交史研究，即“所有中国对外力挑战的反应之种种内政的举措与变革的研究，所有中国不同阶段内的自强的努力，如不同的维新运动与革命运动的发动与发展，均列入范围之内。因为这些内政举措与变革的原始推动因素，虽然是错综复杂的，但无不可以从中发现一条‘外力’影响与操纵的线索——这是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与拥有完整主权与强大政权的近代大国，很不相同的一点。”20世纪初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主要是从外交方面来探讨中国近代的进程，这是时势使然，既是历史发展的真实情状，也是国人开眼看世界的思想成果。

同时20世纪初，革命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革命史研究在这一时期也受到应有的重视。在辛亥革命期间，为了更多的为现实服务，为政治需要提供理论武器和宣传工具直接导向了革命史的研究。辛亥革命以后，研究辛亥革命及孙中山成为研究革命史的新热点。192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郭孝成的《中国革命纪事本末》，“条理清楚，叙事比较确切扼要，为人们所熟悉和经常引用。”用唯物史观研究革命史以华岗1931年出版的《1925 1927年中国大革命史》为代表，初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史的研究体系。

总的来说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大都从现实政治需要出发，把政治和历史熔为一炉，以历史论证现实，为现实的政治斗争服务。虽然这一时期的研究水平不高，但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具有开拓和奠基的作用，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近代史话语的确立奠定了初步基础。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面临沦为殖民地的危险，适应民族抗战到来的形势，中国近代史研究开始成为中国学术界的热点。感应现实和社会的需要，在30年代以前研究的基础上，中国近代史作为学科体系的研究开始兴起。两种话语也在这一时期得以确立。罗家伦1931在《武汉大学社会科学集刊》第二卷第一期发表了《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罗家伦的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提倡科学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标志，也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纳入主流史学范畴的呼吁，作者对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的历史意义和方法的论述，奠定了此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体系”。此时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在罗的呼吁下和现实政治的推动下，产生了两种研究思路：一种以蒋廷黻、陈恭禄为代表运用西方研究方法研究中国近代史，确立了中国近代史的“近代化”话语；一种是以李鼎声为代表，以马克思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中国近代史，确立了中国近代史的“革命”话语

对于20世纪30年代几乎同时出现的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为代表形成的中国近代史话语，欧阳军喜在《20世纪30年代两种中国近代史话语之比较》一文从四个方面做了深入的阐述：关于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与历史主题；关于中国近代事与人物的不同解说；对“中国问题”的思考与中国近代历史经验的总结；两种话语的思想渊源。欧阳先生的结论是“历史是多么深入地介入到现实政治之中，或者被社会政治介入。如果我们离开30年代初中国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离开当时国、共两党关于中国道路的争论，离开当时的国际社会关于中国问题的讨论，我们就无法理解这两种中国近代史，无法理解为什么同一段历史却有如此不同的两种认识。”笔者认为作者在文中的分析是相当深入的，其结论也非常平允。遗憾的是作者对当时服务主流意识形态中国近代史的力作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以中外关系为中心，以近代化为主线构建的近代化话语少有论及，仅在两种话语的思想源源中略有提及。笔者认为与当时蒋著在学术界的地位及后来对近代史研究的影响不相称，要完整的了解1930年代确立的近代化话语必须对蒋著进行详尽的分析。蒋著所构建的近代化标准，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方面急剧转型的现实；反映了当时学术界正在进行的近代化问题的讨论；反映现实中近代化的困厄。他将眼光转向了中国近代化的历程，通过分析中国近代化的成败得失，为当时中国历史提供借鉴，表现了作者寻求救亡之道的责任感。“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成为了这一时期影响很大的代表作。蒋著《中国近代史》围绕着中华民族是否能走出落后的‘中古’状态进入‘近代化’，能否废除狭隘的‘家族观念和家乡观念’组织一个‘近代化的民族国家’这一主题”。“这部仅5万余字的近代史，完全是一政治史为经，以事件史为纬，以点带面，一线相系的典型作品。它的影响，根本就是这一构架所体现的史学功能符合了抗日救亡这一政治需要”。

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所构建的分析模式与话语系统对当时乃至以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郭廷以说过“蒋廷黻先生于近代中国史之学科研究实于罗先生(即罗家伦)同开风气，直接间接，编者亦受其相当影响”。1965年考古学家李济也指出：“他(蒋廷黻)为中国近代史在这一时期建立了一个科学的基础。这个基础不只是建筑在若干原始材料上，更要紧的是他发展了几个基本观念。有了这些观念的运用，他才能把一大堆原始材料点活。”余英时认为蒋廷黻是一位对费正清“发生了定型作用的史学家”。故论述中国近代史话语就无法避开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论述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近代史话语必须论述蒋廷黻、陈恭禄、李鼎声三人的著作，他们分别代表了为主流意识形态服务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反映学者立场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三者反映了当时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全貌，同时也反映了社会现实中不同人群对近代中国不同的思考。

“近代化”话语和“革命”话语在1930年代形成后起角色互相变换。在1949年以前“近代化”话语居主导地位，1949年以后“革命”话语占绝对统治地位，1980年代以后，“近代化”话语对“革命”话语形成强大的挑战，形成了两种话语的对峙阶段。

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所构建的中国近代话语成为后来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础，因此他的《中国近代史》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学派的滥觞，其主要以帝国主义侵略过程为线索组织历史事件，主要集中于半殖民地形成过程的考察，对半封建社会及人民群众反侵略的一面重视不够。最早阐发毛泽东阶级斗争历史观和阶级分析方法的中国近代史著作是1947年出版的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篇第一分册)。这本半部的中国近代史以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斗争为基本线索，以阶级斗争为历史发展的动力，上起1840年的鸦片战争，下止1900年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它的出版标志着阶级斗争为指导的“毛——范近代通史体系”开始崛起。胡绳的《帝国主义和中国政治》所构建的“革命”话语是以政治史为分析框架，所依据的理论是毛泽东的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他以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的关系演变为线索，分析中国反动势力与帝国主义侵略相勾结的过程，中国人民如何对外来侵略作出反应及在反应中逐渐成长的过程。胡绳的《帝国主义与政治》和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篇第一分册)对中国近代史革命话语产生深远影响。在建国初期，“大多研究者认为，只有根据他们提示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深入研究，才能得到科学的结论。这两本书对中国近代历史事件的描绘和解释，后来成为许多研究者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因此这两部著作初步奠定了中国近代史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的基本模式，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革命”话语初期的代表作。

20世纪30年代开始发端的“革命”话语经过50年代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大讨论和1956年全国高校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学大纲的产生，到60年代初，“革命”话语形成了完整的分析框架。它以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为理论指导，以阶级分析为基本研究方法，以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为基本线索，以一条红线、两个过程、三大革命高潮、十大历史事件为基本构架，旁及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社会史和边疆少数民族，力图揭示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到五四运动前夕近代中国80年中间半殖民地本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反映这一完整话语权的第一部著作是1958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林增平编的《中国近代史》，该书“采用了一些近年来我国学术界有关中国近代经济史、文化史的论述和整理的材料，在各个重发展要阶段上，对经济状况和文化动态做了适当的概述，企图说明社会经济和文化思想与阶级斗争的内在联系，以避免使中国近代的阶级斗争，即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激化和暂时松弛及其多种表现形式，成为单纯政治事件或一连串的内外战争。从而使这一基本线索贯穿着全部社会生活，窥见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貌”。而真正使这一话语得以形成共识的，则是出版于1981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在此期间和以后出版的数量众多的中国近代史著作和教材，只有肥瘦的不同，在体系结构上没有明显的区别。”这样在1930年端的“革命”话语由毛泽东奠定，经范文澜阐发，到胡绳最终完成，中国近代史“革命”话语成为当代中国近代史的主导话语。

“革命”话语体系框架指导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对革命史、政治史给于了足够的重视。却忽视了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有机结构，对经济、社会文化的关注不够，对统治阶级活动及其政策、民主制度研究非常少，使得人们难以看清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全貌。同时阶级斗争观点存在概念化、公式化、简单化的毛病。“以阶级斗争代替一切，容易忽视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三次革命高潮’作为近代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既难涵盖革命以外的社会改革运动，又难以反映丰富多彩、万象杂陈的历史内容。所以传统的中国近代史体系缺憾，一是太重政治而轻其他，结果是只见国家没有社会；二是过分强调阶级斗争而忽视其他社会力量，结果是多元发展成为了一元线性公式。”同时对政治革命的研究也未能从近代意义的政治革命的视角来审视，对暴力革命、革命破坏过于重视，相对忽视了非暴力革命和革命后的建设的研究。1990年代前后，也有部分学者用近代政治革命的视角来审视中国近代的革命，使得革命的内涵进一部丰富，“革命”话语更加圆满丰韵。耿云志曾提出“我个人一向以来把清末以来开始的，以改变封建专制制度，建立某种形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为目标的斗争，不论是暴力的还是非暴力的，都看作革命进程中的一种前进运动”。革命固然是政治参与的爆炸性的极端事件，没有这种暴发，就不是革命。然而，一场全面的革命还包括另一个阶段，即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并使其制度化的阶段。也就是革命含义不仅包含破坏部分还包括建设部分。笔者认为由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郭世佑的《晚清政治革命新论》，弥补了以前革命话语的不足。作者认为“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暴力反清战士和民主立宪战士是政治革命的主导力量，而梁启超、张謇等人为代表的忠诚的君主立宪者试图改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所做的种种尝试，以及他们同民主立宪合流之后所作的有关努力亦属于清末政治革命题中的应有之义”。笔者认为作者在该书中有关政治革命的论述表现了作者的见识和眼力，作者吸取了当代西方政治学和现代化理论的有关研究成果，丰富了革命的内涵，拓宽了“革命”话语的研究视野。

20世纪80年代起，“近代化”(或现代化)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热点，这是中国近代史学界积极“以史经世”回应新时期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的主动举措，也是中国近代史学科要求改进和突破原有的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内在要求，也是上承1930年代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近代化”话语，下接新时期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成果输入的结果。近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进程是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具有非常广泛而深刻的内涵。作为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学术一般认为，近代化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结构、人的近代化。

在20世纪60年代，因受政治因素的影响，中国史学界认为西方的近代化理论是西方资产阶级对抗唯物史观，抹煞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区别的反动思潮。在那种学术语境中很难从近代化的视角来研究中国近代史，更不用说吸取其合理内核。1980年代后以罗荣渠等学者为代表，对近代化理论进行了合理的吸收和批判性的改造。指出“人类历史的发展归根到底是围绕以生产力发展为核心的经济发展的中轴转动”下，提出了“一元多线历史发展宏观构架”。也有学者认为“一百年的中国近代史不仅仅是一场革命史，一百年的中国近代史其实是一场现代化史”。现代化的视角介入中国近代史研究后，产生了大量科研成果，其代表性的著作有：章开沅、罗福惠主编《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罗荣渠著《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胡福明主编《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1840—1949(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周积明著《最初的纪元：中国早期的现代化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陈勤、李刚、齐佩芳著《中国现代化史纲——不可逆转的改革》(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史元芹主编《中国近代化的历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等。

在用现代化的视角研究中国近代史时，不少学者认为：从中国现代化开始启动的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的最后历程，中国社会的一切变迁、动荡、冲突，中国所有的政治制度更替、经济结构转型、意识形态更新，都包含在现代化变迁的大框架之内，都可以在现代化这一宏大的主题下重新解释，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问题、重大事件、社会风尚、社会生活的变迁及与现代化有关的各种人物都可以进行整体研究。这种做法是把现代化作为近代中国的主题，以现代化为主线来解释中国近代史“近代化取向(特别是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所采用的形式)则把中国描绘成停滞不前的‘传统’社会有待精力充沛的‘近代’西方赋予生命，把它从永恒沉睡中唤醒。”“这种模式对比较全面公平理解中国近代史，当然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没有西方，不可想象中国会发生任何近代化的变化；同样不可想象的是，除了近代化外还有任何变化称得上重要的历史变化”。柯文所说的美国汉学界对中国近代史研究存在的弊端，此种弊端在大陆的中国近代研究中也一定程度存在，可以说这种弊端在大陆中国近代史现实研究中也有所体现。考察整个中国近代史，要看到争取民族独立的紧迫性，同时也注意到现代化过程在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在考察视角上既不能只注意到民族独立这一面，忽视现代化过程，也不能只看到现代化过程而忽视民族独立这一面。二者在历史实际发展中不能相互取代。

从现代化视角来研究中国近代史，目前虽存在一定的不足，但总的说其推动了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发展，同时也为学者服务社会提供了很好的切入点，表达了中国近代史学界对现实的高度关注。正如章开沅先生所说：“历史学家的参与，不仅拓宽了现代化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加强了现代化研究中的科科技整合，同时也对历史学(主要是中国近代史)自身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活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为历史学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与现实的契合点。”关于现代化视角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有学者从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研究主线及解释体系等方面做了具体介绍，认为近代中国现代化研究，起到了改造原有的学科体系的作用，丰富了原有学科的主线；改变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解释体系；改变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内容结构。现代化视角研究中国近代史冲击了原有的中国近代史学科，改造了原有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使中国近代史研究出现了多种话语并存和相互竞争的局面，使中国近代史研究能逐渐独立于经济和政治的干预。

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从其一开始就不仅仅是一门单纯的学术，而且深受当时中国政治语境的影响，近代史研究被纳入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为当时统治阶级提供合法性的依据。在阶级斗争紧张、激烈的时代里，近代史研究者往往集学者和政治人于一身，将学术当作救国和政治斗争的工具。他们借中国近代史研究表达自己的政治要求。他们所构建的近代话语体系，折射了当时社会的政治主题。他们的政治理念，深深的渗透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文本中，反映了不同时代政治主题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因为与中央政权关系的远近而呈现出不同的学术地位：20世纪30—40年代以蒋廷黻为代表的“近代化”的研究居于主流学术地位，以无产阶级的“革命”研究居于边缘地位；20世纪50—60年代由于政权的变更，两种话语的角色正好互换。“近代化”话语无容身之地，被大陆学者遗忘。文革期间，“革命”话语被扭曲，近代史研究处于停滞乃至倒退的阶段；20世纪80 90年代，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的背景下，“现代化”成为中国政治的主题，原有的以“革命”话语权难以保持主导地位，以“现代化”为主线的近代史研究成为学术的焦点。20世纪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具有强烈的政治取向和现实性。

以经历为话题的作文篇5

关键词：柯文；历史解读；社会意识；社会文化

中图分类号：K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6-0131-02

柯文在《历史三调》讲述的不只是义和团运动，而是如何认知、剖析、评价历史的问题。历史不是过往简单的堆积，而是加入历史学家、事件经历者和神话制造者的主体的能动意识。对待历史，可以百家争鸣，可以有不同的认知方式、理解方法和评价标准；若解读历史，柯文之“历史三调”，则是一副全新腔调。“事件”、“经历”和“神话”三个基调、层次，本质就是对历史的三种解构，以事件总结历史，以经历分解历史，以神话粉饰历史。《历史三调》把义和团运动作为例证，作为历史沙漠中的一粒细沙，让人们学会“从一粒沙中看世界”即通过对“事件”、“经历”和“神话”的分析和研究，解构历史，从而更真实、有效地把握历史。解读历史，分析历史，“三调”层次上的历史状况，无论历史本身还是对历史加以人的主观性、带有社会意识形态色彩的因素的考量，都在呈现着不同群体、社会、民族、国家的社会意识，为不同的文化提供了可以渲染、修饰、美化的，令本民族自豪的平台，为文化发展注入活力和血液，使文化丰富多彩。

一、柯文历史观与“三调”

柯文历史观集中于《历史三调》，是对历史解构的方法总结。《历史三调》借助对义和团运动的分析研究，着重对历史学家如何面对历史、把握历史、还原和再现历史真实性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全书呈现认知历史的三个“音调”：即事件、经历和神话，侧重于在人的主体性的基础上解读、认知、塑造历史。强调对人的主体性在认知历史的过程中呈现的主观能动性的研究。在柯文那里，事件是指由历史学家对史料的把握和书写，以此来对过去加以解读：经历是指历史直接参与者来讲述过往属于自身的那段经历；神话则是指考察历史被不断被改造利用、神话化的过程。事件、经历、神话是人们根据不同原则，带有主体性特征的认识和塑造历史的三种途径，反应不同的历史认知主体对历史事件的思考方式和观念，表现出不同的音调。

二、品读“历史三调”

“历史三调”昭明解读历史的可能性。“三调”，就是认知历史的维度。历史学家建构“事件”，以叙事方式为主描述完整历史发展过程和时空序列，力求还原历史真实性。历史直接参与者参与对历史过程的“经历”，一经诉说便会带有经历者自己的价值判断和主观色彩。政治家和知识精英为主的神话制造者根据现实需要而构筑的历史是“神话”，这种神话化的历史仍具有不确定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被赋予不同的内容。“三调”意味着解构历史的可能性，意味着借助解构历史，创造历史“神话”。

“三调”呈现三个层次的认知主体（历史学家、历史参与者、神话制造者）对待历史的不同视角和态度，历史以此带有意识能动性色彩。事件的结果可以被历史学家和神话制造者掌握，因此他们比历史参与者更容易把握历史。但历史学家着重研究历史的复杂性、细微性和模糊性，发掘所谓的“历史真实”，更加追求历史的真实性。神话制造者则是为了寻找政治、思想等资源，常常会用自己的方式认知历史，即片面看待历史，把历史个别特点、特性和模式归结为历史的本质，更加注重对历史的可塑性和利用价值的追求。历史参与者受时空局限，无法全面认知历史过程，但其却拥有直接参与历史的体验和感受，他们的“经历”为历史注入丰富的内容。由此可见，历史是注入人的主观感情和思想意识的。事件、经历和神话，以不同形式映照过去，建立在不同主体的主观感情和思想意识之上，也反应出不同主题解读历史具有不同目的。历史学家目的在于了解和概括事件及其原因。历史参与者经历侧重于人们对历史加入自己的思想、感觉和行动。神话制造者，侧重于适应现实生活需要，把历史神话化，“神话”便成了社会意识和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历史三调》展示了解读历史一种新方式，为我们认识一定时期的社会意识提供了一个途径。

三、历史解读基础上的社会意识与社会文化

什么是历史的真相？事件、经历还是神话？真相如同带着黑色面纱的阿拉伯女子站在你的背后窃笑，旋而，你转身回过头去，她又跳进了黑暗中。历史真想难以把握。历史的真实性，在历史学家眼里是要竭力无限接近于历史真实，力求全面地、客观地、准确地把握历史原貌；同时，历史客观存在，无法消灭，历史的真实面貌等待人们不断探究，它存在在历史的长河中，无法让其“不曾发生过”。这种真实性只能是相对的真实。不同人们可以从不同角度解读历史，加入不同人的主观意识色彩；不同历史时期对待同一历史会有不同的历史解读；不同社会阶层对待同一历史也会有不同见解、态度。这里，给予其定义为“历史的‘不确定性’”。

历史解读与社会意识的关系是以历史解读对社会文化和社会意识的影响及解读本身所存在的问题为前提加以论述的。这一论述过程是在历史“相对真实性”与“历史的‘不确定性’”的辩证分析基础上展开的。历史是可以被解构的，因此可以被装饰，甚至被美化。一事情，当它已经过去，那么就可以说该事件是历史，可是这个历史是有多面的，首先，完整的事件本身，这是历史学家们关心的问题，其实也只能是无限趋近而不可能完全达到的，其次，经历过该事件的人的感受，这包括了两部分人，一是参与该事件的人，二是看到该事件的人，假定经历者都是诚实的，也不可能真正还原事件，叙述者总会根据自己需要修改事件本身，即使不做修改，其实叙述时候的取舍本身就是一种立场和态度，于是就有了事件相关的神话，神话可能是当事人参与创造的，也可能完全是后人创造的，为了某种需要，通常是政治需要。该事件可以替换成其他任何历史事件，只是作为工具和载体出现，甚至连它本身是怎样都不重要，事件本身已虚无化了。因此，我们无论怎样科学地分析历史、全面的掌握史料，批判性地扬弃“神话”化的历史，我们都不能拒斥人的主观价值、立场态度的意识色彩的苑囿。

由于人的主观立场和价值的不同，历史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已经具备了“不确定性”。当我们试图并努力还原历史真实时，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见解和立场，可以有不同的视角和态度，因此我们的意识因素赋予了历史“不确定性”，于是历史就变成了“可以任意被打扮的小姑娘”。历史在不同的主体视野中呈现不同的态势，但历史是发生在过去的，不是可以任意改变的。不是因为你否定它的存在，它就不存在的。面对历史我们只有可以粉饰、评价它的权利，却没有消灭它的能力。我们可以随意打扮历史这个姑娘，但我们改变不了这小姑娘是女性的事实。历史的真实性永远摆在那里，任由不同的人去评说和粉饰，人们总是在不断追求接近历史的真实，尽管我们不断对其打上主观烙印。因此，历史的真实性停留在“灯火阑珊处”，等待着不同的人“众里寻他千百度”。历史的真实就在于我们可以认识它、粉饰它、利用它，让其凸显我们的人性和意识的主观能动性，但我们却无法消灭它。于是后来者之后的后来者继续可以粉饰它，神话它。因此，历史的真实性在于它已发生，不能改变和消灭，真实存在；历史的“不确定性”在于人们可以认识历史，对待历史不是被动接受，而是在对历史的解读和解构中获取意识的、思想的、文化的养料，也可以有不同的立场和见地，锻造我们自己、甚至是民族的思维。同时，对待历史的定位和评价反映出一定时期的社会意识的状况。“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不同时期的社会意识需要成了定位历史的标准。历史本身就可以解读为一种社会意识和社会文化，因为它在不断被不同主体思想意识渗透与融入。

历史的“不确定性”创造文化。这不是一个谬论。如果历史是一个“死”的客观事实，不可以加以评价，无法进行解读和解构，人们只有仰视它的机会，那么历史也不会成为历史，会被人们选择遗忘。历史的“不确定性”可以让我们民族有反省历史的余地，有可以追溯民族精神起源的源头，有我们创新文化的平台。这种“不确定性”虽然来源于人的主观能动性，却为我们总结、继承和创新我们的文化提供可能性。我们因为可以解读历史，才能从历史中汲取我们民族的精神，国家的文化，地域的风土人情，人的思想道德的文明财富。我们在解读历史的过程中，所具有的分析品质与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不论过程是甘甜还是苦涩，我们都在锻造民族的灵魂，打造国家的、社会的“精气神”。所有这些都在起着不同的作用，为文化的积淀和文明的发展注入力量。

同时历史的“不确定性”还应该理解为对待历史我们不可以找寻出具有不变的、固定下来的结论或评价。这也同时为后来者之后的后来者创造自己社会需要的“神话”留有可能和机会。我们的发展是要在一定的“信”的基础之上，我们什么都不信，没有信仰之动力的民族是可怕的。同时我们还是需要有共识的，每个人“各自为政”，只能一盘散沙，民族之力量何以凝聚。对待历史的解读反映了一个人、民族和国家的文化意识。历史的解读始终带有社会意识和文化的烙印。历史创造文化，“神话”历史，有助于我们树立民族精神之魂、打造“信仰之神”，为不断传承的文化注入鲜活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以经历为话题的作文篇6

关键词： 作文教学 生活经验 生活积累 创新课堂教学

作文难写，难在何处？难在无话可说、无处下笔。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理论来自实践。《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日制九年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多次强调，要让中小学生在作文中学会“写自己想说的话”、“有意识地丰富自己的见闻，珍视个人的独特感受”、“力求表达自己对社会、对人生的独特感受和真切体验”。何谓“独特感受”？就是自己对亲身经历过的事情最真实的想法。这就要求语文教师在作文课堂教学中把作文训练与学生切身的生活经验和生活实践紧密联系起来，让学生真正说自己想说的话，写出自己真正切身感受过、经历过的人或事，表达出自己最真实的人生体验。因为只有最真实的文章才是最生动的、最感人的、最美的文章。

遗憾的是，现在部分中小学生的作文内容常常是一片假、大、空，无病；害怕上作文课。更有甚者，有的学生得了作文恐惧症，一到作文课就头痛、恶心，情绪低落；并且，有的语文教师为作文而累，作文指导流于形式，疲于应付。这不能不说是对当前作文教学的极大讽刺。因此，每一位语文教师都应认真改进自己的作文教学工作，积极贯彻《语文课程标准》对作文教学的要求。

首先，语文教师应积极引导学生在平时更多地接近生活、参与生活，丰富自己的生活阅历和生活积累。因为只有生活的阅历和积累多了，写作文时才会有话可说，有情可发。

课间，可让学生多观察校园里的花草树木和飞鸟鱼虫。观察它们的形态、颜色、声音、气味、生活习性，一天四时、一年四季的不同变化；想一想它们带给同学们的那些快乐；观察老师和同学们在课堂、课间活动中的一颦一笑、一言一行所表现的独特的个性特征。节假日里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可引导学生或登山临河或深入田间地头，更加真实地贴近大自然；也可引导他们深入家庭、社区，深入工厂商场，或参加各类志愿活动，真切地了解真实的社会，增强对人生、社会的感性认识，并学会对人生、对社会进行思考。

老师要教会学生写日记：把自己每天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记下来，把它作为自己一种生活的积累。老师要反复地、认真地、郑重其事地告诉学生，这样做对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非常重要；这是语文教师的责任。这样，持之以恒，日积月累，学生就能够积累下若干的人生经历，既能增长见识和才干，又能为日后的写作打下坚实的基础，做到厚积而薄发。

其次，课堂上的作文题目、作文材料、作文要求要紧紧围绕学生现有的知识水平、生活经历去设计，不要好高鹜远，极力拔高，以成年人的眼光或感受，设计出一些超出他们现有的知识水平和生活经历的作文。心中有物，才能言之有物；心中无物，又有何话可言？教师对学生的生活经历既不能高估，又不能低估。现代社会越来越开放，科技日新月异，生活变得越来越丰富多彩，有些家庭生活条件优越的学生的见识很广，甚至远远超过老师；当然，也有一些家庭困难的学生，他们的生活范围非常狭窄。所以，对学生的人生经验高估了，就会超越家庭困难学生的能力所及；而且，那些生活在家庭物质条件优越或生活在父母、爷爷奶奶溺爱中的孩子对生活的艰辛也缺乏真实的感受。所以，他们的作文就会毫无真情可言。绞尽脑汁、搜肠刮肚、东拼西凑来的尽是一些从作文选或其他书籍上抄袭来的故事，谎话连篇、胡编滥造，内容空洞无物，味同嚼蜡，根本达不到作文课训练学生说真话、诉真情的目的。而且，学生更加觉得“作文难，难于上青天”，从而更加厌倦作文课。例如：“温暖”、“亲情”、“友情”等是中小学生作文训练中常见的主题，课堂上有的教师动辄以《我的母亲》、《我的老师》或《我的同学》等题目让学生进行习作练习。殊不知，这样的作文题目学生早已写过多次，成了陈芝麻烂谷子，都写腻了，况且这样的题目大而笼统，有时学生感到无处下笔。如果我们将其改为《母亲的丝巾》、《我为母亲买丝巾》、《母亲为我做早饭》，或《老师的自行车》、《老师的手》，或《课间，我受伤时》、《难忘同学为我补课时》等具体可感的题目，则不但降低了作文难度，而且有些学生会因为有过这样或那样的亲身经历，写作起来从从容容，感到有话可说。

因此，作文训练的题目、材料及要求一定要面向全体学生，切合实际，不走极端，不流于形式，让大多数学生感到有话可说、有事可写、有情可诉。

最后，创新课堂作文教学，努力使作文课堂的形式多样化。老师在黑板上板书课题、要求，然后让学生在座位上构思写作。这几乎构成了我国中小学几十年一贯的课堂模式。殊不知，正是这种几近僵化的作文课堂模式，扼杀了许多学生的文学天赋。青少年时期是人一生中思维最活跃、想象力最丰富、情感最丰富的时期，假如老师在作文课时把学生带出教室，带到校园的某一个角落、校园外的某一场所：田间、河边、社区、车间、展览馆、商场……在老师的指导下，学生亲身观察、体验，课堂效果又会如何呢？学生肯定会欢呼雀跃、兴奋异常，思维肯定会非常活跃，创作的灵感也会源源不断地涌现。如此，何愁学生不爱上作文课？何愁学生作文时无话可说？

内堂作文时，老师是否可以有意识地设计一个室内情景剧？如在上课时，故意安排一两名学生因一个问题发生矛盾，老师却故意批评一个本来没有犯错的同学，引发学生的议论；或者老师故意去晚了，让学生在教室尽情地宣泄，然后让学生就此事展开讨论；或者老师讲一个能引起学生兴趣或深思的故事，然后让学生展开想象或对这种现象热烈评论一番，等等。这样的作文课堂能在带给学生意外新鲜、兴奋的同时，又调动起他们对往事的回忆，还为他们提供对人生进行观察、进行思考的机会；既活跃了课堂气氛，又激发起了学生创作的欲望和激情。单调的作文课堂不再单调，何愁学生不喜欢作文课？写不出好作文？而且，这样的课堂会让学生终身难忘，这样的语文老师会让学生终身难忘。其实，上面所述的精彩的作文课堂在以前的作文教学中出现过，在现在的某一位语文老师或某一些语文老师的身上也曾经出现过，只是后来被竞争激烈的残酷的应试教育的枷锁给禁锢了：老师害怕扰乱了学校的教学秩序，使自己的教学成绩不理想而被人所诟。于是，就很少有人敢于去试验了。其实，这样的课堂与应试教育并无矛盾：学生会写作文了、爱写作文了，不就提高了老师的教学成绩?并且，这种做法，符合素质教育的理念。

以经历为话题的作文篇7

论文摘要:中国学术形态对古代文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对批评文体产生影响则主要体现在方法论方面:先秦子学的对话模式使得古代文论长久呈现出一种“以说为论”的批评形态;史学的叙事传统,孕育了中国古代的文论叙事,汉代出现的序跋和宋代以后大量涌现的诗话、词话,是古代文论叙事的最为常见的文体;经学采用“传”、“注”与“章句”等形式,直接启发了后世评点,评点中的夹批、旁批和评注等皆由此而来;玄学的“得意忘言”使古代文论家在讨论某些难以理喻、难以示范的理论问题时常常借助于隐喻。隐喻体于是成为古代文论中重要的批评体式。

中国历史上每个时期均有其独特的学术形态:先秦的子学、汉代的史学和经学、魏晋南北朝的玄学、宋明的理学等。学术形态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具有传承性和辐射性,不仅会超越时代继续发展演变,而且能顽强地渗透到新出现的学术形态中去。它们共同影响着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发展,也影响着批评文体的创造与选择。

笔者认为,中国学术形态对古代文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对批评文体产生影响则主要体现在方法论方面:先秦子学的对话模式使得古代文论长久呈现出一种“以说为论”的批评形态;史学的叙事传统,孕育了中国古代的文论叙事,汉代出现的序跋和宋代以后大量涌现的诗话、词话,是古代文论叙事的最为常见的文体;经学的“传”、“注”与“章句”等形式,直接启发了后世评点,评点中的夹批、旁批和评注等皆由此而来;玄学的“得意忘言”使古代文论家在讨论某些难以理喻、难以示范的理论问题时常常借助于隐喻,隐喻体于是成为古代文论中重要的批评体式。

一、子学之“对话”与批评文体

先秦诸子学说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据着重要位置,为后世学术提供了丰富的养料,后世的文学、文论深得诸子学说的滋养,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学与文论。

何谓诸子学说?《文心雕龙·诸子》曾云:“诸子者,人道见志之书。”刘勰眼中的诸子学说是一些“人道见志之书”,这里的“道”,应该是指诸子们认识自然和社会过程中总结出的规律。

先秦诸子由于代表着不同的社会群体,其思想主张千差万别。思想理论的自由,诸子个性的张扬,使得子学文本的言说方式呈现出多样化、个性化的姿态。然而细观诸子文本,发现不同的文本表现出的对话模式却是惊人的一致,诸子们喜欢在主客问答的对话中表达他们的思想,阐述他们的理论观点。

诸子学说都是在游说、讲学和论辨中产生的,诸子文本多为这些活动的真实记录,对话理所当然成为最基本的表达方式。《论语》是孔子和当时一些统治者及其门徒、朋友谈话的记录。很多章节写出生动的谈话场面,人物对话口吻、神情态度都写得十分逼肖。《墨子》是墨翟及其门人的言语记录。其中《耕柱》《贵义》等五篇是对话体,语言朴实明晰,条理清楚,富有逻辑性。《孟子》也是对话体,是孟轲游谈论辩的记录,在语言文字上已相当铺张。孟子能言善辩,善于向别人陈述自己的主张,语言明晰流畅,意无不达,形象生动。《庄子》是庄周一派着述的辑录,其中不少是庄周和时人或者弟子谈话的记录。《庄子》中,不仅修养极高,神通广大的至人、神人、圣人时常妙语连珠,就连缺臂少腿、形貌残缺丑陋的王骀、申徒嘉、叔山无趾,哀骀它之流。甚至形形,离奇古怪的动植物,也不时在进行对话,以此来阐明庄子及其后学形形、离奇古怪的思想。《荀子》《韩非子》基本脱离了对话体,表现了专题论文的完整形式。尽管如此,藉对话形式阐述理论观点仍时有存在。从《论语》到《韩非子》,我们可以窥见诸子文本中主客对话形式由实(真实)到虚(虚拟)发展到虚实相间,然后逐渐演变成为一种议论手法的历史过程。不管是描写还是议论,主客问答即对话形式是先秦诸子文章中采用得最为普遍的表达方式。对话体既有着极强的思辨性,更具有鲜明的审美特性。论证形象直观。行文极具审美张力和雅俗共赏的审美魅力。由“说”成“论”于是成为子学的一个突出特征。“论”与“说”本来就存在互相融合的可能性,“论”之理论性与“说”之教谕性、“论”之感情性与“说”之形象性,成为了互相融合的内在依据。先秦诸子学说的对话模式以及由“说”成“论”的学术形态对中国古代文论着述产生极大的启示作用,古代文论长久呈现的“以说为论”的批评形态就是一个显着的证明。

汉代以降虽然没有先秦百家争鸣的言论环境,文人士子也逐渐丧失了高昂的精神魄力。但他们骨子里对立德立言的追求从来没有改变过。对先秦诸子人格精神的向往也从来没有终止过,历代士子无不崇尚诸子,他们读子书、研子学、习子体,这股研习诸子的热情延至近代都没有消退。刘勰深刻地洞察到这点,他在《诸子》篇说:“夫自六国以前,去圣未远,故能越世高谈,自开户牖。两汉以后。体势浸弱,虽明乎坦途,而类多依采。”以扬雄的《法言》为代表的那种用“言”、“语”来立“论”的言说方式就是一个绝好的证明。扬雄他们的着作大多标榜“咸叙经典,或明政术”,但正如刘勰所说:“虽标论名,归乎诸子。”这些着述沿承子学文本的对话模式,在“或问”、“或曰”等拟设虚构的对话中,文学批评思想得以形象呈现。从文本言说形态上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先秦诸子对话影响下的鲜明印迹。

宋代,一种独立的批评文体——“诗话”出现。诗话自诞生始,就带着诸子“对话”影响的痕迹。诗话最初是一种口头的和社交的话语形式,后来行之于文字变成书面文本时。就成了那些口头诗歌创作与谈诗论赋社交场景的追想性记录,保留了许多文人讨论诗作诗法有趣对话的原始记录。生动有趣的对话模式,奠定了诗话“以资闲谈”的基调和轻松活泼的漫谈风格,如果说诗话最初确实是凭借着欧阳修在文坛的声望发展起来的。那么最终它能成为古代文论使用最广的一种批评文体,靠的还是自身独特的魅力。诗话不仅着述繁富,蔚为大观,还带动了一系列类似文体,诸如赋话、词话、曲话的出现。形成中国文论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追寻诗话的历史根源,应该可以上溯到先秦的诸子学术,其“以说为论”的对话形态在诗话里得到发扬,而诗话亦凭借着“以说为论”的形态使其自身成为一种独特的文体形式,尽情彰显了它独特的风格趣味。

二、史学之“实录”与批评文体

在中国所有学术中,史学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它与其它学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又是其它学术发展演变的重要基石。每种学术史都是一种史学,因此史学成为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窗口。

早在上古时期,人们就有了以史为鉴的初步意识,《诗经·大雅·荡》就有了这样的诗句:“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以夏商史事为借鉴,周代人才能更好地处事。到春秋战国时期,以史为鉴意识变得愈发强烈了,《战国策·赵策一》提出:“前事之不忘,后世之师。”史学虽为历史记录之学,但其所蕴含的经世致用精神,透过历史记录表现出来。因此历朝历代统治者都十分注重史的现实作用,把前朝兴亡盛衰的经验教训,变成治理当今现世的明鉴。

中国的史学产生于春秋时代,刘勰《文心雕龙·史传》溯史传体之源,称古者左史记事,右史记言,“言经则《尚书》,事经则《春秋》”。刘知几《史通·叙事》讨论史官文化的叙事传统及叙事原则。亦视《尚书》、《春秋》为滥觞:“历观自古,作者权舆,《尚书》发踪,所载务于寡要;《春秋》变体,其言贵于省文。”《尚书》是最早的历史文献汇编,《春秋》是最早的编年体国别史。而“务于寡要”、“贵于省文”则是它们的语体特征。这也就是《文心雕龙》反复论及的《尚书》辞尚体要、《春秋》一字褒贬。《尚书》《春秋》的体势及体貌,构成中国史官文化的叙事之源。

史学与史官密切相连,从上古时代的南史

与董狐等被称为良史以来。确立了中国史学据事直书的传统。这种据事直书的精神,以后则成为以儒家价值观为中心之传统史学的重要标准。也提高了中国史学表述的客观性,因此中国史书皆是一个事件接着再叙述另一个事件的形态,在事件之间似乎没有联系性,但实际上。那些史料是经过一番筛检,按照一定原则整理出来的事实。史书体裁基本上可分为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三种。编年体史书以时间为经,史事为纬,反映出各历史事件的关系。纪传体的重要特征是以大量的人物传记为主要内容,呈现出记言与记事结合的状态;纪事本末体以记事为主,详细叙事历史上各大事的来龙去脉,完整叙述整个事件的过程。

史书的实录性叙事极大地影响了古代文论的言说方式。《尚书》与《左传》关于“诗(乐)言志”的记载,实为古代文论叙事性言说之滥觞。语出《尚书》的“诗言志”和语出《左传》的“季札观乐”,都是在历史叙事的语境中出场的。《尚书·尧典》对“诗言志”的记载,有人物(舜与夔),有事件(舜命夔典乐),有场景(祭祀乐舞),有对话(舜诏示而夔应诺),叙事所须具备的元素一应俱全。《左传·襄公二十九年》的“吴公子札来聘”实为“乐言志”,与舜帝的“诗言志”相映成趣。季札观乐而明“乐言志”,也是在历史叙事中生成的。之后司马迁着名的“发愤着书”论也是诞生于历史的叙事中,《史记·太史公自序》详细地叙述了着《史记》的前因后果,描述了自己的家世和人生遭际以及发愤着书的过程。史学的叙事传统,孕育了中国古代的文论叙事。汉代出现的序跋和宋代以后大量涌现的诗话词话,是古代文论叙事的最为常见的文体。序跋最初是作者在文章或着作写成后,对其写作缘由、内容、体例等加以叙述、说明。明代徐师曾解释说:“《尔雅》云:‘序,绪也’。字亦作‘叙’,言其善叙事理,次第有序,若丝之绪也。”但他又说序文“其为体有二:一曰议论,二曰叙事”(《文体明辨》)。也就是说,议论与叙事本来就是序文的两种功能,两者并没有绝对的界限,大量的序跋在议论中叙事,在叙事中议论,彼此交融。

“诗话”之体远肇六朝志人小说,而“诗话”之名却近取唐末宋初之“说话”或“平话”。“说话”是小说,是文学文体;“诗话”是文论,是批评文体。“民间说话之‘说’,是故事,文士诗话之‘说’,也一样是故事;二者所不同者,只是所‘说’的客观对象不同而已。”“说话”与“诗话”,虽然叙事内容有别,但叙事方式却是相同的。当然,“说话”(文学叙事)可以完全虚构,“诗话”(文论叙事)则以征实为主,后者与中国史官文化的信史传统及实录精神血脉相联。北宋欧阳修早年撰写过《新五代史》和《新唐书》,史书经世致用的实录型叙事,深刻地启发了他晚年的诗话创作,那些“退居汝阴”之后写下的“以资闲谈”的诗话,秉承的就是历史追忆性的微小叙事传统。欧阳修之后,司马光也同样进行两类叙事:史学实录和文论叙事,前者有《资治通鉴》,后者有《温公续诗话》。

除此之外,史学着作的体例对古代文论批评文体影响也极为深巨。“论赞”是史着一种独特的评论方式,史学家往往详记史实后在篇末对历史现象和历史人物进行直接评述,《左传》“君子曰”成为史论之滥觞,之后司马迁《史记》有“太史公曰”,于是这种形式遂成定制。班固《汉书》用“赞曰”,范晔撰《后汉书》除用“赞曰”,另加“论曰”,陈寿《三国志》用“评曰”,来表达对史实和历史人物的评价。中国古代史着这一体例影响了后世文学评点,其篇末论赞是评点这种批评文体篇末或回末总评的直接渊源。明代历史小说评点,还直接保留了“论曰”这一形式,如万卷楼本《三国志通俗演义》题“论曰”、《征播奏捷传通俗演义》题“玄真子论曰”、《列国前编十二朝传》题“断论”等,带着明显的史着体例影响的印记。

三、经学之“传注”与批评文体

儒学定于一尊之后,儒家典籍的地位也相应地上升至经典的位置,“经”成了所谓“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刘勰《文心雕龙·宗经》)经学是关于儒家经典的学问,通过阐释儒家经典的思想内涵,用以指导人们的思想和实践。经学最基本的研究对象就是儒家学说的重要典籍“十三经”。从个人角度言,学好儒家经典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以实现自己的伟大抱负;从政权角度言,儒家经典确立了君权的绝对权威,令天下士子臣服在他的脚下,甘愿为大一统的政权服务。这样来看,儒家经典的价值确实是无与伦比的。经学的根本任务就是揭示这种价值,从而发挥儒家学说的治世效能。清代学者朱彝尊的《经义录》,着录两汉到清初的经学着作8400余部,经学家4300多名。据此,不难想见古代经学的繁荣状况。

经学研究者在不同的时期走着不同的治经路径。汉儒重小学训诂与名物考订,其学术特点是注重训诂文字,考订名物制度,务实求真,不尚空谈。宋明理学旨在阐发儒家经典所蕴含的义理,褒贬议论,重视发挥。可见,经学是不断根据现实政治的需要,以原始儒家的思想理论为核心,以学术研究为方式,为统治阶级建构一种政治理论体系的活动。

无论如何,汉代最为流行的解经形式“传”、“注”与“章句”,成为历代经学最基本的研究方式。根据(文秘站:)《汉书·艺文志·六艺略》的分类,我们便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诗》类,《毛诗》传、笺各一种;《书》类,《尚书》传一种;《礼》类。《周礼》注一种,《仪礼》注一种,《礼记》注一种;《春秋》类,《春秋公羊传》解诂一种;另外还有不属于六经范围而被后世视为“经注”的《战国策》注一种。《孟子》章句一种,共计九种。西汉经类传注的产生与不断出现,是适应了当时经学传布需要的。让更多的人准确把握儒家思想的“微言大义”,从而揭示和发挥儒家经典中所隐含的义理。进而达到诠释经学义理和揭示儒家经典宗旨的目的。

治经的学者采用“传”、“注”与“章句”形式细致而充分地阐释经文,一方面对字、句的意义加以解释,包括句读点勘;另一方面又对经书作分章阐说,从而对经书获得从宏观到微观的多层面的理解。这种方式直接启发了后世评点,可以说,“文学评点中的总评、评注、行批、眉批、夹批等方式,是在经学的评注格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汉代经学的点勘评注,发展到魏晋,在经注之外,子、史、集三大门类的典籍都进入了注释的范围,裴松之《三国志》注、郦道元《水经》注等在当时以及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再历经唐宋,直至明清,从唐孔颖达注《五经正义》、李善注《文选》到吕祖谦《古文关键》、真德秀《文章正宗》,再到明代中期唐宋派诸家的评点选本,评点这一文学批评形式被文论家广泛运用,之后运用于戏曲与小说这两种文学样式上,更是蔚为大观了。

经注对评点形式的影响主要在体例上,“经注一体”是后世评点注文与正文一体的体例之源,经学家将传注或附于经文之下,或附于整部经文之后,或附于各篇各章之后,甚者将传注与经文句句相附,这些方式都是为了便于读者阅读和理解。评点中的央批、旁批和评注等皆由此而来,于是运用文字、音训等治经方法以进行文学批评已然成为时尚。

四、玄学之“得意忘言”与批评文体

美学大师宗白华先生对魏晋这个时代有个着名的论断:“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从汉末开始,社会动荡不安,大一统的观念瓦解。正统的儒家思想失去了约束力,魏晋士人看透社会的黑暗,开始以一种出世的心态和追求来面对多变的社会,于是在思想、生活情趣、生活方式上也随之发生变化,从统一的生活规范,到各行其是、各从所好,任情。

魏晋玄学是在那样一个特定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企图调和“自然”与“名教”的一种特定的 哲学思潮。在刘宋时,玄学与儒学、史学、文学并称“四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非常流行,代表着魏晋的时代精神,它把人从两汉繁琐的经学中解放出来,以老庄(或三玄)思想为骨架,用思辨的方法讨论天地万物存在根据的本体论问题。从思想发展上看,玄学是对汉朝学术的一种扬弃。相对于两汉经学来说,它对人们起着思想解放的作用,用形而上的“本体论”取代了形而下的“宇宙论”;但它又不是纯粹的老庄哲学。而是对先秦老庄思想的一种发展,玄学纳入《周易》,调和儒道。

一种新的哲学思潮出现。其在内容和方法上必定是创新的。魏晋玄学在内容上主要探讨“有无”、“本末”、“才性”、“言意”的关系问题,摈弃有名有形的具体事物,而专言形而上的抽象本体和绝对精神。汤用彤先生曾总结说:“玄学者,谓玄远之学。学贵玄远,则略于具体事物而究心抽象原理。论天道则不拘于构成质料,而进探本体之存在。论人事则轻忽有形之粗迹,而专期神理之妙用。夫具体之迹象。可道者也,有言有名者也。抽象之本体。无名绝言以意会者也。迹象本体之分,由于言意之辨,依言意之辨,普遍推之,而使之为一切论理之准量,则实为玄学家所发现之新眼光新方法。”针对如此抽象的本体论问题,玄学家们必然要提出思考问题的新方法,王弼的“得意忘言”之法就是其中最着名的一个。“得意忘言”语出《庄子·外物》:“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庄子这段话强调在言意关系中,“言”是工具,“意”是目的;“言”的目的在于“得意”,即在于表达意思,因而不能拘泥和执着于作为工具的“言”而忘却了“得意”的目的,相反,只要意思表达清楚,能够使人领悟,忘却了“言”也无妨。“得意忘言”成为玄学家们思考问题、阐述观点的基本方法,也揭示出唯有透过丰富而具体的语言,才能理解玄学抽象问题的本质所在。因此隐喻成为玄学论着中常见的修辞格,隐喻作为一座桥梁。引渡人们通向意义的彼岸。花草虫鱼、山川景物成为喻体,但它们所喻的对象不是某一个概念或事物而是一种完整的思想,所喻的意义包含在对喻体的整体理解之中。隐喻使人们对这种崭新而抽象的哲学思想的特点有较为深刻和准确的把握,从而为玄学思想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玄学对魏晋文论影响深远,玄学中着名的“有无”、“本末”、“才性”、“言意”之辨,直接促进了魏晋文学理论的产生。且受玄学“得意忘言”方法论影响,在富于诗和哲理色彩的中国古典文论中,古代文论家在讨论某些难以理喻、难以示范的理论问题时常常借助于隐喻,他们既然无法直接地坚实地把握住文艺作品中言和意、形式与情感等变动不居的现象关系,求助于隐喻是最佳途径。隐喻体于是成为古代文论中重要的批评体式。

历代批评家通过构筑鲜明的意象来隐喻批评意旨。晋陆机《文赋》论创作云:

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及其六情底滞。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览营魂以探赜,顿清爽而自求。理翳翳而愈伏。思轧轧其若抽……其中每一个意象都发挥着隐喻功能,联结起来就是对整个创作过程的隐喻性描绘。

用“象喻”说诗也是唐代文论最常用的话语方式。如果说作诗用“象喻”肇自,那么论诗用“象喻”则盛于李唐。据《旧唐书·文苑杨炯传》,初唐张说叙论当世之诗人多用象喻,诸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竭”、“孤峰绝岸,壁立万仞”、“丽服靓妆,燕歌赵舞”等等,一连串的象喻评说一系列的诗人,佳句如潮,颇具规模和气势,令人应接不暇。

唐代论诗诗中用隐喻最为绝妙者当属《二十四诗品》。《二十四诗品》用诗歌的风格和意境说诗歌的二十四种风格和意境。在《二十四诗品》中,“象喻”繁多,司空图用来品貌诗之风格意境的,既有人物形象,亦有自然景象。唐代诗文理论的象喻之法,至唐末表圣蔚为大观。南宋严羽《沧浪诗话》以禅喻诗,是最为典型的隐喻式言说。严羽在推举盛唐诗之“兴趣”时,使用了诸多禅语来喻指,如“不涉理路,不落言筌”,“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金翅擘海,香象渡河”等等。严羽藉禅的意象来隐喻诗境的灵动之美、虚实交合之美以及韵味无穷之美。金人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使隐喻批评文体有一个大的转折,他注重画龙点睛式的精细批评,如论建安诗歌:“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可惜并州刘越石,不教横槊建安中。”用“坐啸虎生风”这样颇具力量的形象来隐喻建安时期诗歌风格的刚健与豪放。清代刘熙载《艺概》也使用隐喻,如:“花鸟缠绵,云雷奋发,弦泉幽咽,雪月空明:诗不出此四境。”用四种“景”隐喻四种“境”,此种隐喻式言说,形象而简洁,深刻而生动。

以经历为话题的作文篇8

【内容提要】福柯是后现代主义的重要代表。《知识考古学》比较集中的阐述了他的后现代历史观。他拒绝传统实在论的历史客观性，认为历史客观性只是话语建构而成的，不存在跨知识型的客观性，只能在特定的知识型或认识阈中谈论它才有意义；历史主体只是一个变项，或者说是一个陈述变项的整体派生出来的功能和可能的位置的游戏而已。传统线性连续的和进步的历史观是在现代知识型这种特定的框架中，将充满断裂、歧义、分岔的历史重新装配成的神话。

【英文摘要】Michel Foucault，one of the key figures of postmodernism，exp-ounds his postmodern historical view in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He objects the objectivity of history that traditional realism emphasizes.The objectivity of history，in his opinion，is the result of construction by discourses and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objectivity across different types of knowledge.Any discussion of objectivity is meaningless unless it is done within a specific type of knowledge or epistemic domain.The subjects of history are just one variable or function，derived from the whole of statements，and a game of possible positions.The traditional historical view that history progressed in alineal，continuous manner，is nothing but a myth out of reassem-bling of pieces of history characterized by discontinuity，amb-iguity，and persion in the peculiar framework of modern typeof knowledge.

【关 键 词】福柯/后现代/历史观/《知识考古学》Foucault/postmodern/historical view/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 正 文】

中图分类号：B56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01)02-0111-08

米歇尔·福柯作为一个后现代主义者，对西方的现代性作了深刻的批评。现代历史哲学是现代性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他对现代历史观也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拒绝和批判。《知识考古学》既是他前期“考古学”理论的归纳和总结，也是他开始转向谱系学方法的导言性论著。虽然他所关心的主题一直在变化着，但是，在这本著作中所阐发的许多历史观念是他一以贯之的。可以说，《知识考古学》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后现代历史观。

一、话语形成

传统编年史是典型的现代历史观。福柯首先对构成传统编年史的基本话语单位采取了质疑的态度。诸如精神病理学、经济学和医学等话语单位是我们最为熟知和确定的，可是，它们是如何有效聚合起来的呢？传统编年史的回答建立在以下相互联系的、垂直分布的空间中的四个基本预设基础上。福柯正是围绕这四个方面的批判来揭示话语形成的规律性。

第一，话语单位形成是由于陈述群参照的是同一话语对象，或者说由于存在着同一的话语对象（这个物）才可能形成话语单位（这个词）。如精神病的话语单位，它之所以被称为精神病，是由于存在着可以被归结为以不同方式在某个体或社会经验中显现出来的叫“精神病”的对象。这些陈述群围绕这个同一对象建立起来的整体，就构成了精神病话语单位。但是，这个被叫做精神病的对象，在“17或18世纪医学陈述作为它们的对应物提出来的对象与出现在法庭判决或者治安措施中的对象不是同一的；同样，精神病理学话语的所有对象从皮耐尔或是埃斯齐罗尔到布勒雷都已更改了；此处和彼处所提到的疾病已不是同一种疾病，所提到的精神病患者也不是同样的”[1](P39)。不仅如此，精神病这个对象还关涉到忧郁症或神经官能症的话语，它们又构成了各自的对象，并且对它进行了改造，甚至将它彻底改观。如果我们采用编年史方法对对象作起源考察，“当我们要更久远地追踪这种时间的线索时，却一下子失去了足迹”[1](P49)。可见，对象本身是在多样性、异质性不断转换的空间中形成的。话语对象不是先于话语而存在的，而是通过“在出现、界限和规格审定之间建立起的关系整体使这个形成得到保证”[1](P54)。因此，在分析话语对象形成的过程中，编年史所认为的词与物如此紧密的结合就被拆散了。因为话语不仅是使用符号以确指事物，更为重要的是创造对象本身。

第二，陈述形式的连贯。编年史认为陈述形式的连贯性可以确保话语单位的有效性，不同的陈述类型起着分割不同话语单位的作用，或者是由于存在超验的主体或者由于心理主观性这类统一的、连续的主体来保证陈述类型个体化。

首先，作为主体的承担者的个体是如何确定的？即“谁在说话？在所有说话个体的总体中，谁有充分理由使用这种类型的语言？谁是这种语言的拥有者？谁从这个拥有者那里接受他的特殊性及其特权地位？”[1](P62)如在医学话语中，医生这个话语主体的位置实际上是通过一系列社会建制确定的。医生身份包含着能力和知识的标准、机制、系统、教育规范，确保知识实践和试验的合法条件；包含与其他一些个体或群体的区分和关系的系统，以及其他一些特征。然而，这些社会建制本身是历史的、处在不断游戏变换中。

其次，话语发挥陈述功能还需要话语“场所”。如医生需要医院、化验室、图书馆等，这些“场所”的重要性也是不断变化的，有的增加了其重要性，有的则降低了其重要性，并与其他学科如物理学、化学、生物学话语融为一体。

最后，主体的位置由它相对于对象的各种不同的范围或可能占据的处境所确定。还是以医生为例，他在临床话语中，依次成为提问、听、观察、感知、记录和教育的主体。每一种主体身份陈述的类型各不相同，有描述、归纳、推理、因果性等陈述方式，所以，“陈述过程的各种不同形态不归结于某个主体的综合或统一的功能，而表现了主体的扩散。当主体使用某一种话语时，这些各不相同的形态则归结为不同的身份、位置，主体能占据或接受的立场，归结为主体言及领域的不连续性。”[1](P67-68)这样传统编年史把话语单位寄托在某种陈述类型统一的期望也落空了。不存在某种统一的、连贯的陈述类型作为话语单位的标准或规范，只有“分散的和异质的陈述的并存；支配它们分布的体系，它们相互依靠的支点，它们相互吸引或相互排斥的方式，它们承受的转换，它们的换位，安排和替代游戏”[1](P42)。

第三，概念的一致性。编年史的另一个前提就是由于存在着持久的一致性概念，围绕这些概念建立起来的陈述群构成了同一个话语单位。福柯通过对概念形成的考察解构了这个神话。对于概念形成，人们通常的解释模式有两种：一种叫“理想性范围”，认为概念形成是一个不断向着前定的、先在的目标不断完善的过程；另一种就是历史实在论所特有的，把概念看成是有着某种神秘的经验起源，即“观念的经验性发展”模式。这两种模式都是利用连续性工具在机械认识论范围内建立起来的一个同一演绎结构。而考古学则“设法对这些概念出现和扩散的作用进行分析”[1](P43)，支配概念出现、循环、分解、重组、替代和位移的是陈述的总体布局。在陈述群构成的网络中概念才得以形成，如一些旧概念消失、新概念出现，从旧概念中派生但与原来概念不相容的概念，旧概念循环中的异质性成分。概念形成一方面是一个充满错觉、偏见、谬误、想象、隐喻化过程；另一方面那种恒久、一致性的概念系统并不存在。

第四，同一主题。编年史还认为话语单位整体性还可以通过统一、连续、稳定的主题加以保证。如经济学、精神病学、生物学等话语单位的存在是由于它们各自拥有主题而形成的分割。这从表面看来似乎是合情理的，但是只要进一步分析，也是站不住脚的。以生物学为例，从布封到达尔文所谓构成进化论主题的东西却不是同一类别，我们根本不能够把它们作为一个单位。因为“这个主题与科学相比，它更接近于哲学，与生物学相比，它更接近于宇宙学；……这个主题所假设的总比人们所知的更多”[1](P44)。实际上，主题是一些话语策略选择的结果。话语策略确定了话语的可能的衍射点。这种衍射点造成了不同的陈述类型、概念可以进入同一陈述系统，互不相容的成分按同一方面和相同的规律组合，以及在这两者基础上，派生出对象、陈述形式、概念的一致性系统。主题不仅受到与它所属的话语群的影响，而且还受到周围话语的影响。话语策略的选择还要满足非话语实践要求。如普通语法在教育实践中的作用，财产分析在政府的政治、经济决策及日常实践中的作用等等。

二、陈述形成

正如句子是语语的基本单位，它从属于文本，命题是逻辑学的基本单位，它从属于演绎整体一样，陈述是话语的基本单位，它从属于话语形成规则。话语就是陈述的整体，或者说，“陈述是话语的原子”[1](P98)。要揭示话语形成，还必须进一步探讨构成话语的基本单位——陈述。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把对陈述的描述放到十分突出的地位（注：德勒兹(Gilles Deleuze)指出，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似乎给予陈述以绝对至上的地位”。[2](P563)）。

第一，陈述与命题、句子和言语行为之间的关系。陈述与命题不是同一个单位。这是因为同一命题可能是完全不同的陈述。如，地球是圆的或者物种是进化的这样的命题，在哥白尼前后和达尔文前后，都不构成相同的陈述。反之，一个简单自律的陈述却可能是不完整或未完成的命题。像罗素所说的集合悖论或自我指涉的语句，在自我指涉时，会产生悖论，它只有在次一级命题中才能被确定为真实的。对命题而言，陈述是一种“滞留”的东西。句子也不同于陈述。“相同的句子，但不一定是相同的陈述”[1](P110)。如果它出自不同人之口，则不是一个陈述。况且，不是句子却可能是陈述。一幅画、一张图表、一个数学公式、一条曲线、某人的面部表情、云层分布等等，它们既不是句子，也不是通过语法规律连接起来的，但它们是陈述。对于语法来说，陈述是一个语言成分的体系，这种体系是我们或者能够、或者不能够识别某一句子的形式。陈述也不同于英国语言分析学派所说的“言语行为”。一方面，言语行为不是用来确定陈述，而是反过来被陈述确定；另一方面，言语行为只有在多个陈述被连接起来，而每个陈述各在其位的情况下，才能完成。因为“要完成一个‘言语行为’诸如：誓言、请求、合同、允诺、论证，通常需要不止一个陈述。这些行为在大多数情况下需要一些不同的格式或者相互独立的句子”[1](P102)。对于言语行为来说，陈述是作为可见物出现的。我们在句子、命题和言语行为中都没有找到陈述的单位，这是因为，陈述以其说是一个单位，不如说是一种功能。

第二，陈述的功能。陈述功能的实施包括陈述对象、主体、共存范围和物质性领域四个方面。它们又是和上述话语形成的四个方面即话语对象、陈述方式、概念形成和策略选择一致的。福柯喜欢提及“键盘”例子。打字机上的键盘不是陈述，但是列在教科书上的键盘就是陈述。这种转换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符号体系与一个“它物”即陈述对象存在着某种关联。因为陈述的对象是一种对应空间，是由陈述本身派生出来的。“正是这个派生的对象被作为原始功能明确地限定在陈述变化线路的界限上”[2](P551)。从陈述的主体方面来看，由于陈述的主体不在语言的语义段中，所以陈述主体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句子中主语的语法成分。如“我很快乐”这个句子，它由我说出，或他人说出，或在小说中写出，其陈述主体显然是不同的。那么，陈述主体是否就是说出或写出那个表述的作者呢？我们只要想一下演员在背诵台词、小说中主人翁和小说作者，就会发现陈述主体与说出的或写出的作者，无论是在实体上还是在功能上都不相同。陈述主体实际上就是某些条件下可以由匿名的个体填补的位置，是这种可能的位置的游戏。正如命题真假由它的参照体系（或理论整体）来确定，句子的意义由语境来确定一样，陈述发挥其功能必须有一个陈述共存范围。任何一个陈述都是以其他陈述作为自己存在的前提。正是各种陈述构成的陈述共存范围，使一个陈述成为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只有在其中的陈述游戏中才能发挥陈述的效果、功能和作用的分配。最后，陈述的物质性是指某种声音，某个表层提供的符号，在某个可感知成分中形成的，某种记忆或者在某个空间中留下的印迹。它既包括发言的实体或支撑物，也包括书写规则、使用和传播的可能性。陈述的这种物质性使陈述被重复、传播，同时成为人们操作、使用、转换、分配、重组甚至毁灭的对象。

第三，陈述的特征。针对传统历史哲学强调总体性、内在性和起源分析方法，考古学反其道而行之，提出重视陈述的稀少性、外在性和并合性的研究方法。所谓总体性就是元叙述的原则，一切文本都被归于某一个共同意义或主题之中，诸如理性、人类解放、现代性等。运用它们作为历史研究中取舍真假、有无意义的标准。借用符号语言来说，就是把所有能指归为某一个宏大的所指之中。陈述稀少性就是要拆散和分割这种总体性，把陈述描述成一个欠缺的、局部的、异质的、支离破碎的和边缘性的踪迹。思想史对历史的描述是建立在显话语和隐话语、内在和外在对立基础上的，它从已经说出的东西表层之下，寻找没有说出的具有重大价值的东西如合目的性、无意识或结构之类。外在性旨在取消内外二重划分，是一种策略选择。它不承认陈述是隐藏着的，在已经说出的表层即实际语言的明显性。对陈述的分析就是要针对某种外在性的扩散，即它们呈现在眼前，供人阅读，有可能复用，可作种种用途或转换，在它物之中而又非它物的这种特殊性。思想史研究的另一个武器就是对起源的回溯，即把对陈述描述归结于某个遥远的起源。显然这是一个连续的线性回溯过程。并合性强调的是歧路、岔口，认为当我们试图追溯那个起源时，我们所遇到的是一张地形图一样的网络，根本不可能理清一条没有分岔的线路来。以其归结于某个起源不如看作是不同支岔并合而成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把福柯的历史哲学看作是地形学历史[3]。

三、考古学描述

福柯在对话语和陈述的分析的基础上，概括了考古学与传统思想史的主要区别，认为存在着四种重大差异，即：“关于新事物的确定；关于矛盾的分析；关于比较的描述；最后是关于转换的测定”[1](P176)。福柯通过这种区别完成了他对考古学的描述。

第一，关于新事物的确定。总体化是传统思想史的一个重要主题，它建立在一套价值等级的预设基础上，即所谓新—旧事物区分，并且抑制后者张扬前者。新—旧事物区分和编年史时间先后相联系。由于历史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所以编年史的“后”要新于“前”。新—旧事物区分和独创与平凡相关。天才的话语是具有独创性的，而平庸者则对前者的模仿，前者为新，后者为旧。旧事物从属于新事物。这样，表面上人们使用多种多样的能指、句子、命题、陈述，但实际上说的是同样的所指、意义、真假判断、话语，即归结于新的、普遍的、宏大话语的东西。考古学拒绝总体化主题，认为编年史先后不能作为确定新旧事物的标准。同时，“也不能接受创造性陈述（它们呈现某些新的东西，传播新颖的信息，可以说它们是‘主动的’）和模仿性陈述（它们接收和重复信息，可以说是‘被动的’）之间存在性质上的差异的说法”[1](P185)。考古学所说的新事物不是建立在新—旧价值等级基础上，而是指对陈述规律性的描述。话语秩序不是编年史的时间先后，而是从属于人们分析的话语、选择的层次、即确定的范围，从属于陈述规律内在等级。这种规律性不是一成不变的，考古学所面对的是陈述规律性的同质范围，而这些范围本身又相互有区别。陈述规律的内在等级所指的就是在指导性陈述基础上的派生树描述，即“树的根部，是在它们最广阔的范围中发挥形成规律的那些陈述，在树的顶端，在一些枝杈之后，是那些使同质的规律性发挥作用的陈述”[1](P188)。

第二，关于矛盾的分析。矛盾是传统思想史一个竭力排斥、消除的因素。相反，一致性则既是它们理论预设，分析的结果，也是它们追求的目标。对付矛盾的办法有多种多样，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鸵鸟式”和“兔子式”。前者运用策略选择来使种种异质性、差异性的主题边缘化从而直接避免了矛盾。后者则把矛盾认作表层效果，通过不断地向下挖掘，在某个深层上把矛盾变成一致，实质上，矛盾在更抽象更普遍的原则中被消融。对考古学来说，矛盾不是要克服的表面现象，而是需要描述的对象，要“对矛盾的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分析。根据这些不同的类型和层次，我们测定出矛盾和它所具有的各种不同功能”[1](P196)。矛盾的不同类型包含：有些矛盾仅局限于命题或者论点之中而毫不影响它们成为可能的陈述体系；相反，另一些矛盾却跨越了某种话语形成的界限，并且使那些不属于同样陈述条件的观点相对立；以及在两种情形之间，描述那些在话语形成本身中展开的矛盾和产生在形成体系的某一点上的矛盾，这些矛盾导致一些次体系出现，我们称为内在矛盾的东西。矛盾的不同层次包括：对象的某种不相适合性；陈述方式的某种分歧；概念的某种不相容性；理论选择的排斥性。矛盾的功能包括：一些对立确保陈述范围的补充发展，即它们打开某些增长的、经验的、验证的、各种推理的序列，它们能使人们确定新的对象，促使新的陈述方式产生，确定新的概念或者改变已有概念的应用范围，却并不改变话语实证性的体系；一些对立促成话语范围的重新组织，即它们提出一个陈述群在另一个陈述群中的可能的表达问题，提出可能把它们相互连接的吻合点的问题，提出它们介入一个更加广泛的空间的问题；一些对立起着某种关键作用，即它们使话语实践的存在和可接受性发挥作用，确定话语实践的实际的不可能性和它的历史歧点。

第三，关于比较的描述。考古学强调比较的描述是要区别传统思想共时性和历时性分析，它是一种侧向的、机动的对角线形式。[2](P546)即在众多话语形成出现的同时性中进行比较，区别出不同时期的话语，话语特殊性以及揭示它们与非话语实践的关系。它由三个方面组成：首先，比较方法是要揭示话语规律性分配在不同形式话语中，从而描述话语际网络的外形。其次，考古学的比较是要揭示在不同话语形成特殊性、间距性中的相似性和差异性的作用。它有五个目标：指出不同话语形成的考古学同构性、确定话语形成的考古学模式、指出考古学同位性、指明考古学间距、建立考古学对应关系。最后，考古学还揭示出话语与非话语实践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不能简单地归结于因果联系。考古学要力图发现在话语实践以及机构的、政治的、经济过程等非话语实践之间相互联接的社会关系的整体性。

第四，关于转换的测定。所谓转换的分析就是描述话语形成系统的不同成分是如何相互转换的；话语形成体系的具有特征的关系如何相互转换的；各种不同话语形成规则之间是如何转换的；各种实证性之间的关系是如何转换的。强调转换就是强调思想史的断裂性、不可通约性从而消解历史进化论观念。福柯在《词与物》中指出文艺复兴知识型、古典知识型和现代知识型之间就不是连续演进关系，而是一种类似格式塔式转换。为了与结构主义划清界线，他在《知识考古学》中用“认识阈”取代了知识型概念。认识阈本身是由区分、差距、巧合组成的整体，它像积木那样，不断地被组建起来又被拆散的图形，各种图形之间虽然可能存在着相同成分，但不同图形之间却不存在累积性、连续性、演变性和可通约性。

四、福柯后现代历史观的启示

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对现代历史哲学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见解。

关于历史的客观性问题，福柯和解释学一道反对传统的历史实在论的观点，都否定存在着能够判断不同解释的客观性标准的那个给定的过去[4](P328)。伽达默尔把过去看成是经过存在的历史性过滤（解释）过的。福柯则认为那个所谓自然的、直接的、即刻给予的过去实际上是由阐释性话语操作建构而成的。同时，话语与对象之间的关系根本不是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对话语分析与并不是去发掘前话语的事物。一方面，成为话语对象的事物本身是话语建构而成的；另一方面，并不是所有对象都有对应的“物”，如精神病、解放、自由、民主等本身就是话语、话语实践和非话语实践共同构成的。因此，“确定这些对象不参照事物的基质而是把它们同规律的整体联系起来，这个规律的整体能使人们把它们形成为某一话语的对象，从而构成它们的历史出现条件”[1](P59)。这样，以描述话语对象的有规则的形成替代了对事物的探究。福柯正是通过对对象形成的考察拆解了传统所认为的话语与事物之间的关系，这对历史哲学中的实在论是一付消解剂。

同时，福柯也反对解释学把客观性引向所谓深层结构的观念，否认存在显话语和隐话语的二元划分。福柯确实认为传统历史观中的客观性是一个幻觉，但是我们不能认为他否认了真实的历史。正如他确实反对历史，但他否定的不是历史本身而是传统历史哲学的历史一样，他反对的是传统历史哲学对客观性的理解（注：当记者提到萨特所说的“对历史的否定”时，福柯答道：“没有任何一位历史学家这样指责我。对哲学家来说，存在着一种历史的神话。……存在着哲学家的历史学。哲学家的历史学是一个大而广的连续性空间，个体的自由和经济或社会制约在这里相互交错。当人们触及这些重大主题中的某些主题时，如连续性、人类自由的实际应用、个体自由与社会制约的连接；当人们触及这三个神话中的任何一个时，那些无畏的人们便会立即呼叫：这是强奸历史或谋杀历史。事实上，那些与马克·布洛克和吕西安·费弗尔同样重要的人们，那些英国历史学家，早就结束了历史的这种神话。他们用另一种方式操作历史以及历史的哲学神话。人们指控我扼杀了这种哲学神话，不错，如果我能消灭它，我将非常高兴。我想要消灭的正是它：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历史。人们不能扼杀历史，但能扼杀哲学家的历史，这也是我一定要消灭的东西。”[7](P196-197)）。实际上，“人类不过就是他们自身的历史”，“我们除了历史以外一无所有”[5]。而我们自己永远只能从现有的知识型来认识历史，而知识型本身也是历史的，它没有本质，没有永恒性，也没有内在的统一性，所以我们对历史的观看不可能是客观的和一劳永逸的。所谓历史的真实性决不是客观历史本来面目，只是“一些‘真实性的游戏’，或者说，一些真实的程序，真实性与建立它的程序不能分离”[6](P575)；“实践、过程和方法构成真实的程序，构成‘一部真实性的历史’”[6](P576)。也就是说，历史的真实性只能与产生它的程序相联系才能理解，不存在超越这种程序的真实性。进一步地说，我们不能一般地谈论历史客观性问题，不存在跨知识型的客观性，只能在特定的知识型或认识阈中谈论它才有意义；同时，客观性不仅是话语实践内部的一个事件，它还与权力机制这样的非话语实践相联系。就是在这样的范围内谈论历史客观性，也并不是为了重建那个过去，其“目的是为了向当代权力和知识体系挑战”[4](P328)。在他看来，重建遥远的过去是毫无意义的，当我把话语退回到“一个无限遥远的起点，一个从未出现在任何一部历史中的起点；而这个起点本身就可能是自己的一个空无”[1](P29)。

《知识考古学》深化了他的《词与物》中有关消解历史主体思想，把历史主体看作是一个变项，或者说是一个陈述变项的整体派生出来的功能，可以缺席、隐藏、自我委派或者自我分割。“《知识考古学》正是针对这种功能——主体展开分析，如，指出主体是一种依据类型和陈述的界限而不断变化的位置或地位，而‘作者’本身在某种情况下也只是这些可能的地位中的一个。甚至，一个相同的陈述可能有许多的地位。”[2](P568)他自己把陈述主体归为“一个确定的和空白的位置。它实际上可以由不同的个体填充”[1](P119)，也就是说，主体只是话语的功能或建构材料以及可能的位置的游戏而已。

福柯对思想史一直津津乐道的历史线性变化发展模式进行无情的攻讦，认为西方主流传统中的理性、进步观念与疯癫、犯罪一样是特定社会话语和非话语实践建构的，在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意义，历史是知识—权力体系的转换，它又会在一定条件下打破它，重建另一个知识—权力体系。我们不能抽象地说这种转换是否存在着由低向高的进步。传统思想观念，与其说是建立在一个自诩理性的基础上，不如说是建立在历史想象力诸如河流的流动、生物生长的隐喻上。福柯考古学方法的一项任务就是要打破人们“把历史看成重复不间断的观点和对社会生活的黄金时代的怀恋”[7](P246)的迷梦，要把现代思想史从对令人憎恨的、线性连续性的超验的屈从中解放出来，在不断变化的间断性中去分析历史，更多地谈论断裂、缺陷、缺口，目的是为了“分解由历史学家的不厌其烦编织起来的所有这些网络；它使差异增多，搅乱沟通的线路，并且竭力使过程变得更加复杂”[1](P218)。萨特评价说：“他用幻灯取代电影，用静止的连续取代运动”[8](P195)，这是一种电子综合法，“这种电子综合法轮流利用罗伯格格耶、结构主义、语言学、拉康和太凯尔派以证明历史思考的不可能性”[8](P195)。

福柯反对理性、进步的矛头直指启蒙以来现代性有关总体性、压抑性的宏大话语霸权。理性的求真精神根本不是为了所谓人类解放、进步主题，只是另一种控制性力量而已。自启蒙以来，理性通过掩饰和压制多元性、差异性获得前所未有的强制性的力量，一切话语都被整合成为它的力量。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扰乱它，恢复话语的多元性、差异性和增殖性，给以被排斥、遗忘、边缘化的主题如疯癫话语、惩罚话语、性话语、街头野史、不入流的作品足够的关注。他用这些微观话语对抗宏大话语的霸权，取消整体历史优先权。如果说在历史元叙述中，抽象的宏大叙事占据了历史叙述的讲坛，历史成了大写的History的话，那么，谱系学则是拆除了传统的历史讲坛的微观叙事，把单数、大写的History拆散成众多的、复数的、小写的histories。正如安克斯密特描述的那样，如果把历史学看作是一棵树，建立在实在论基础上的传统历史是在描述一棵大树的树干的话，那么考古学则是在描述从树枝上飘零下来的落叶，而并不关心它们在树上位置情形，只关心目前的情形[8]。

参考文献

[1]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M]．北京：三联书店，1998．

[2]德勒兹．一位新型档案员——论知识考古学[A]．杜小真．福柯集[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

[3]R FLYNN.The philosopher-historian as cartographer:Mapp-ing history with Michel Foucault [J].Research in Phenomenology.Vol.29，Pittsburgh 1999.

[4]MARK BEVIR.Objectivity in History[J].History and Theory Vol.33，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94.

[5]R·J安德森．后结构主义[J]．哲学译丛，1990，(6)．

[6]德勒兹．沉淀，或历史的形成：可见物与陈述物（知识）[A]．杜小真．福柯集[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

[7]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M]．严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8]迪迪埃·埃里蓬．权力与反抗——米歇尔·福柯传[M]．谢强，马月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