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2-11 06:36:01
派系斗争中被清洗的“臣”
中国古代历史上最有名的顾命大臣排行榜上，肃顺为首的“臣”当有一席，而肃顺最终的下场，令人唏嘘。
咸丰皇帝病重，自知命不久矣，召肃顺及御前大臣载垣、端华、景寿，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八人入见，接受辅佐幼主的遗命。
这八名顾命大臣中，咸丰的宠臣肃顺排名第四，不过实际上这个辅政班子以肃顺为首。当时肃顺的职务是内阁协办大学士、御前大臣、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属于虚衔，御前大臣作为皇帝近臣，理论上也没有多大的正式权力，户部尚书倒有实权，不过也只是中央政府部长而已，但是，肃顺深受咸丰器重，流亡于热河的王公大臣都以他马首是瞻。
咸丰又在他身后的权力布局中加大后妃的权重，以此来制衡赞襄团的权力。他赐给皇后钮祜禄氏（慈安太后）一方“御赏”印玺，赐给小皇帝一方“同道堂”印玺，这两枚印玺，是最高权力的象征，以皇帝名义发出的一切上谕、朱批，必须在起首处加盖“御赏”印，结尾处加盖“同道堂”印，方才生效。咸丰设想通过这样的分权设计，将政务的最终决策权与否决权、法令的审核权与签署权收拢于皇室，赞襄团的权力则被限制在“辅弼”性质上，不可直接以皇帝的名义发号施令，从而防止赞襄权侵吞皇权。因皇帝年幼，“同道堂”印玺又由其生母懿贵妃那拉氏（慈禧太后）代掌。
但咸丰皇帝留下的这个“老臣+新主”的权力布局，却隐藏着潜在的冲突：赞襄集团不欲执政大权被两宫太后分持，太后也不甘心让赞襄集团独揽朝政。于是乎，热河行宫内，大行皇帝龙驭上宾的悲怆气氛下，掩盖着争夺权力的刀光剑影。
咸丰的遗诏中存在着一个从字面上看不出来的漏洞——遗诏对恭亲王只字不提，有些掩耳盗铃地将恭亲王排斥在顾命大臣名单之外。恭亲王是咸丰奕詝的六弟，才干见识远胜于咸丰。后来的所谓“同治中兴”，就是以恭亲王为首的洋务派开创的。咸丰之父道光皇帝曾在立储问题上，一度举棋不定，立四阿哥奕詝还是立六阿哥奕訢？后来咸丰虽然继承了大统，但他对恭亲王的亮瑜情结却一直无法释怀。
当年（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皇帝“北狩”，匆匆命恭亲王为“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督办和局”，即收拾烂摊子。不过这样一来，在咸丰远离之时，留守京城的中央政府其实由恭亲王主持，而经其周旋，联军撤走，和局谈成，更使他获得了“僭主”一般的权威。咸丰的权力布局有意“遗忘”了这位雄略的六弟，可是恭亲王积累起来的势力不会马上消失掉。如果与恭亲王结成联盟，慈禧便完全有可能抗衡乃至扳倒肃顺集团。
九月二十三日，按赞襄团与太后的商定，是“恭奉大行皇帝梓宫（棺材）回京”的日子。梓宫回京有一套非常繁复的仪礼，慈禧便以小皇帝年幼，经不起折腾为由，与赞襄团商议是否有变通的方式。肃顺等人同意太后与小皇帝由赞襄团中的载垣、端华护驾，先行一步，回北京城恭候梓宫。
于是，慈禧成功地走出了摆脱肃顺势力范围、提前与恭亲王“会师”的关键一步。须知京城的政治局面，由太后的小叔子兼盟友恭亲王所掌控，慈禧回宫，便如龙入大海。
九月二十九日，两宫太后与小皇帝回到北京城，不待休息，立即召见恭亲王及其他朝中大臣，“缕述三奸（指肃顺、载垣、端华）欺藐之状”，一边说一边哭，眼泪与鼻涕齐流，花容与月貌失色，群臣也听得义愤填膺。一个曾经被肃顺羞辱过的大臣周祖培受恭亲王暗示，率先跳出来说：“何不重治其罪？”慈禧说：“他们是赞襄王大臣，如何治罪？”周祖培出了一个主意：“太后可降旨，先令解任，再予拿问。”恭亲王这时将早已拟好的治罪诏书奉给太后，太后欣然钤印。
次日，群臣朝会，恭亲王宣读了拿问“三奸”的诏书，载垣、端华被当场拿下。当天深夜，护棺行至密云县的肃顺也被人从睡梦中揪出来，连夜解赴北京。可怜大行皇帝尚未入土为安，其临终指定的顾命臣已于顷刻间被解除权力，精心设置的权力布局也随之土崩瓦解。
肃顺、载垣、端华在内的顾命臣，他们身不由己地卷入了与两宫太后的夺权斗争，并在这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中落败。肃顺随即被押回北京，在菜市口问斩，载垣和端华被赐死，穆荫被流放，匡源、杜翰、焦祐瀛三人被革职。只有景寿一人得到善终。
此后清朝灭亡，帝制倾覆，顾命大臣这个悲剧的职业就绝了后。想要围观这种危险游戏，除了看电视剧，就只能看新闻了。
新主坐稳江山后，顾命大臣危险就来了
史上最风光的顾命大臣，当属西汉名臣霍光。霍光是名将霍去病同父异母的弟弟，元狩六年（前117），霍光担任奉车都尉，侍奉汉武帝左右，得到武帝的信任。传说汉武帝立幼子刘弗陵为太子时，赐给霍光一幅画，画的是西周的相国周公旦背着年幼的周成王。这幅画大有深意，武帝希望霍光能够像名垂千古的周公旦一样，尽心竭力辅佐幼主。
后元二年（前87），汉武帝死，刘弗陵即位为汉昭帝，时年8岁。霍光已官至大司马、大将军，位极人臣。昭帝对霍光非常信任，当时国家大事，都由霍光决断。而霍光也展现出过人的政治才能，鼓励农桑、外和匈奴，在昭帝在位的十三年中，“百姓充实，四夷宾服。”
汉昭帝在公元前74年驾崩，当时才20出头，没有子嗣。霍光便拥立汉武帝的孙子，昌邑王刘贺。但刘贺刚到长安，就在宫中。霍光愤懑不已，召集群臣，商议废立。大司农田延年说：“当年伊尹为商朝宰相，废无道的太甲，殷商得以安定，后世称赞他忠诚。将军如能效仿，也就是汉朝的伊尹了。”霍光便向群臣说：“如果因此让天下混乱不安，一切责任都在我。”于是废昌邑王，迎汉武帝曾孙刘病已继承帝位，为汉宣帝。
在当政的20多年里，霍光对汉室居功至伟。班固曾经评价他说，霍光匡国家，安社稷， 即便是伊尹和周公，也不能超过他。汉宣帝曾下诏建造麒麟阁，令人画十一名功臣画像在阁楼上，霍光为第一。但是汉宣帝实际上对这位权臣极为忌惮。史书记载说，汉宣帝刚即位，去宗庙参拜，霍光随车同行，宣帝“若有芒刺在背”。霍光死后，汉宣帝就开始剥夺霍氏家族的权力，霍家试图造反，但事情败露，霍氏家族被尽数诛杀。
忠心为国杀皇帝，非悲剧不可跟霍光遭遇同样命运的，还有南朝的徐羡之。
公元422年，南朝宋武帝刘裕驾崩，传位于长子刘义符，是为宋少帝。他留下遗诏，让中书令傅亮、领军将军谢晦、镇北将军檀道济和司空徐羡之辅政。
少帝天资聪颖，膂力绝人，善骑射，解音律，但是沉溺于弈棋，游戏无度，不理朝政。两年后，即公元424年，司空徐羡之、中书令傅亮、领军将军谢晦等认为，这样下去国家将陷于危险，便以太后的名义将宋少帝废黜，并随后诛杀，又派人杀了宋武帝的次子刘义真。要说这几位顾命大臣真是忠心耿耿一心为国。他们连皇杀了，也没想过篡位，又立武帝的三儿子刘义隆为皇帝，是为宋文帝，年号元嘉。
宋文帝博涉经史，有文才武略，于是在他即位的第二年，几位顾命大臣觉得自己不负先皇所托，终于为国家找到了可靠的继承人，便将大权交还给文帝，以显示自己没有擅权篡位之心。
宋文帝虽然是被几位顾命大臣辅佐上位，但是作为皇帝，他绝对不能容忍大臣废立皇帝。宋文帝亲政之后，迅速稳固了权力，准备诛杀几位大臣。元嘉三年，宋文帝将徐羡之、傅亮治罪。徐羡之得到消息，逃亡到新林，自刭而死；傅亮骑马逃到兄长傅迪的墓地，被校尉抓住，随后也被杀。
同时，宋文帝又派兵讨伐谢晦。谢晦以为他们是忠贞之臣，不应该如此蒙冤，举兵反抗，随即兵败身死。 干了这行，大家注定要悲剧同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老皇帝选择的顾命大臣，都是老成持重、有威望有资历的人才；而对大臣来说，受命辅佐新君，也意味着老皇帝的无限信任和褒奖。但站在新皇帝的立场上，这些帮助他治理国家的人却是非死不可。跟这些资历声望都抵达顶峰的大臣相比，新皇帝既没有权威，又缺乏经验和能力，只要大臣有非分之想，新皇帝就危在旦夕。虽然登上了帝位，但谁能保证自己不会像刘贺那样被废，甚至像刘义符那样被杀呢？
所以，一旦新皇帝掌权，顾命大臣就是他们最早要除掉的威胁。
而随着老皇帝的去世，大权无人掌握，觊觎权力的人也开始参与斗争。受命暂时监管国家大权，却没有帝王权威的顾命大臣，也是觊觎权力者除之而后快的对象。只要给他们扣上一个图谋不轨的帽子，就能够名正言顺地为国除奸。
形色各异的顾命大臣
能被选中做顾命大臣者，给人印象都是能力出众，忠实可靠，先帝信得过的老部下，且没那么复杂的裙带关系。但龙生九子，各有不同。顾命大臣其实也是鱼龙混杂，良莠不齐，不一而足。
最忠诚的顾命大臣，非诸葛亮莫属。刘备死后，他继续辅佐刘禅，不因后主无能昏聩而生异志，仍是忠心耿耿，兢兢业业，为统一大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的儿子与孙子也皆为卫护蜀汉政权而死。他对得起刘玄德的白帝城托孤，实现了自己对先主的承诺。
最狡猾的顾命大臣，当由司马懿领衔。他是曹操旧臣，深受信任，却以假象骗过曹操、曹丕父子，两度被授予顾命大臣。野心勃勃的他不是想着如何完成先帝托付，而是积极拉帮结派，培养羽翼，并装病示弱，设计除掉了其他顾命大臣，独揽朝政，最后由其孙子夺取了曹魏政权，完成了三国归晋的大业。他是少数成功晋级的顾命大臣。
最跋扈的顾命大臣，我们自然会想到鳌拜。鳌拜是康熙的顾命大臣之一，其他三位是索尼、遏必隆、苏克萨哈。鳌拜结党营私，骄横跋扈，不仅排斥了其他三个顾命大臣，而且也不把康熙放在眼里，不尊旨意，不守臣节，颐指气使，横行宫禁，为所欲为，令康熙忍无可忍，最后设计将其生擒，籍没拘禁，不久死于禁所。
最败家的顾命大臣，则要算赵高了。赵高是秦始皇最宠信的大臣，秦始皇死后，赵高发动沙丘，与丞相李斯合谋伪造诏书，逼秦始皇长子扶苏自杀，另立胡亥为秦二世，并自任郎中令。不久，他又设计害死李斯，继之为秦朝丞相，独揽大权，结党营私，征役更加繁重，行政更加苛暴，把秦朝的暴虐苛政推向了顶峰，从而大大加速了它的灭亡。所谓“二世而亡”，赵高乃为第一推手。
由此可见，在长长的顾命大臣名单上，得善终者鲜有。显赫而荣耀的顾命大臣，因此成为历史上最危险的职业。
臣亮言：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
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
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
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之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亮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
受命以来，夙夜忧虑，恐付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当奖帅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等之任也。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祎、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
今当远离，临表涕泣，不知所云。
译文：
臣亮说：先帝创建王业还没到一半，就中途去世。现在天下分为魏蜀吴三国，只有我们蜀汉益州弱小疲惫，正处于危急存亡的紧要时刻！然而侍从侍卫您的臣子在内毫不懈怠、忠心耿耿的将士在外奋不顾身，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他们追念先帝给的特别优厚的待遇，想把这种恩情报答给您吧！您实在是应该广开言路，充分听取意见和批评，以继承光大先帝遗留下来的美德。激励扩大将士的志气，不要随意自轻自贱，自己看不起自己，使平时说话的称引和比喻不合道理，以致堵塞向您忠诚进谏的道路啊。
皇宫和丞相府都是一个整体，在人事上的晋升、惩罚和表扬、批评，不应有所差异。要有为非作歹、干犯法纪的人和为国尽忠做好事的人，应该交给主管部门的官员，评断他们应该惩罚还是奖赏，用来显示您办事公平严明，不应该有偏见和私心，使宫内与府中有不同的法令。
侍中郭攸之、费祎，侍郎董允等人，都是善良诚实、思想忠诚专一的。所以先帝选，留给陛下您任用。我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统统（都要）向他们询问，征求他们的意见，然后再实行，一定能补救缺点和疏忽，能多集思广益。
向宠将军，和善公正，通晓军事。往日试用过他，先帝称赞他能干。所以大家推举他做中部督。我以为军营之中，事无大小，都要先问他，一定能够使军内部协调一致，将使才能的大小和军队的强弱都能得到合理的调配和使用。
亲近贤臣、远离小人，这是西汉兴隆的原因；亲近小人、疏远贤臣，这是东汉倾败的原因。先帝在世的时候，每次跟我谈论这件事时，没有不对桓、灵二帝感到惋惜痛心的。现在的侍中、尚书、长史、参军，这些人都是坚贞诚实，能为节义而死的贤臣，希望陛下您多亲近他们信任他们，这样，汉朝的的复兴，就指日可待了。
我本就是一介平民，亲自在南阳种地。在动乱的年代只想苟且保全性命，不求在诸侯中做官扬名。先帝不因我卑贱粗俗，不惜降低身份，委屈自己，三次到我茅庐之中来看望，和我商讨天下大事。我因此很受感动，就答应了先帝为他奔走效劳。后来先帝的事业遭到挫折，我受委任于败军之际，奉使命于危急时刻。算来已有21年了！先帝知道我为人谨慎，所以临终时把国家伐魏兴汉的大事托付给我。
我接受任命以后，日夜忧虑，担心先帝托付给我的大事不见成效，以致损害先帝的知人之明。所以在五月里渡过泸水，深入到国外的“不毛”（缅甸八莫）。现在南方已经平定，军队、武器、盔甲已经充足，应该奖励和统帅全军，向北平定中原地区，希望能竭尽我平庸的才能，去铲除奸诈凶恶的敌人，以复兴汉室，回到原来的京都。这就是我用以报答先帝和忠于陛下的职责。至于后方对国家政事的反复考虑处置，尽量提出忠实的意见，那是郭攸之、费祎、董允他们的责任。
我愿意陛下把讨伐奸贼、复兴汉室的事功交给我去效力效命。如果没有成效就治我的罪，以告慰先帝在天之灵。如果在国内政事上没有发扬圣德的忠言，就追究郭攸之、费祎、董允等人的过失，以表明他们的怠惰。陛下自己也应该多费心思去反复考虑，以汲取好的道理、采纳好的意见，以深切追念先帝的遗诏。那我对陛下的恩德就感激不尽了。
现在我就要远离陛下了，看着刚写好的出师表不断流着眼泪，真不知道自己都说了些什么！（董树荣译）
赏析：
为国以忠 处事以敬
前《出师表》是诸葛亮在北伐中原之前给蜀汉后主刘禅上书的表文，是中国历史上脍炙人口、感人至深的名篇。千百年来，这篇作品丝毫没有因时代的变迁而被冷落，反而因其蕴含的丰富文化、道德和政治内涵，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不读前《出师表》不知何谓忠——前《出师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一个“忠”字上。诸葛亮终其一生将“北定中原”“兴复汉室”作为孜孜以求的政治理想。这一点并不足为奇，在中国古代，忠君报国是最基本的伦理道德，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来看，忠于一家一姓的封建王朝，也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真正感天动地、长存于世的是诸葛亮“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为尽忠报国“鞠躬尽力，死而后已”的拳拳之心，为实现政治理想“夙夜忧叹”、尽忠职守的高尚情怀。爱国、尽责，正是因为蕴含了这两个关乎社会与人生的最基本道理，让狭隘的忠君报国思想得到了超越，让前《出师表》在精神意义上达到了不朽。
对为官者而言，读前《出师表》可以得到很多有益的启示，其核心就是为国以忠、处事以敬。孔子的“君子九思”曾提到“言思忠”“事思敬”，说的也是这个道理。当代的领导干部，既要做到忠，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又要做到敬，敬畏权力、敬业乐群。这两点，说起来简单，真正做到却不容易，必须有理想信念、道德操守与核心价值观的支撑。否则，必然导致言行相悖、知行分裂。当前，我们党大力倡导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目的就在于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魂聚气、强基固本，夯实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国梦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对每个人而言都是价值标尺，各级领导干部作为人民公仆，更应在学习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作出表率，以模范行为和高尚人格感召群众、带动群众，以道德情怀和精神力量更长久地作用于实践，留名于青史。（傅建芬）
万历皇帝的字不仅在国内享有“九五之尊”，在国外也受到追捧。那时，与明朝关系最密切的是朝鲜，在慕华、事大和“感恩”心理的影响下，朝鲜君臣一直对万历皇帝心怀尊崇。即使明清易代之后，他们也始终抱着“尊周思明”的理念，竭尽全力地收罗明代遗物。
朝鲜君臣对万历皇帝作品的重视，达到了宁可其是假，也不可使一个“漏网”的境地。据朝鲜《承政院日记》记载，1723年朝鲜大臣李正臣奏报称：译官李德起进呈了万历皇帝的御笔簇子。不过，由于在先王朝曾有人进呈万历皇帝御笔，后发现那些御笔都是摹本，所以其后鲜有人再进呈。然而，李正臣称：“今此御笔，既非摹本，所着御宝，且是神宗年号，若是真迹，则无端退却，恐似未安，何以为之？”朝鲜景宗国王最终允许他捧入一观。
朝鲜纯祖时期的大臣南公辙曾经观赏过万历皇帝所书“龙”字一幅，他在所著《金陵集》中这样描绘这幅“龙”字的来龙去脉：“明神宗皇帝御书‘龙’字，流出朝鲜，卿士大夫好事者争相摹刻，以藏于家。陪臣公辙亦得览观焉。”争相观看、争相摹刻，朝鲜士大夫高涨的热情由此可见一斑。南公辙描述了他看到的书法样貌：“轴下方书‘中极殿大学士臣张居正’云云，其下皆残缺不见。”这幅字已经残缺了，南公辙觉得甚为可惜，但又因为发现字轴上有张居正的落款，便觉甚为可疑。南公辙开始搜索自己阅读《明史》等著作得来的信息：神宗甚爱书法，尤其喜欢颜真卿所书《孝经》，不仅经常摹写，而且命辅臣张居正装潢题识后，藏于大内。于是，南公辙感慨：“岂居正尝与翰墨清燕，而‘龙’字亦有其欸识耶！是未可知也。”
在朝鲜国王和大臣心中，万历皇帝当年出兵击退了日军丰臣秀吉的侵略，是朝鲜“再造藩邦”的救世主，对他的字无论怎样热捧都不为过。然而，上面有张居正的笔迹，那问题可就大不一样了。南公辙怀疑，要么这幅字并非万历皇帝亲笔，要么张居正就是在僭越。看来，朝鲜人虽爱书法，但对“君君臣臣”的问题可是毫不含糊的。
朝鲜君臣对万历皇帝的崇敬，上升到极致，最后就是朝鲜肃宗时建立了专门供奉神宗牌位的“大报坛”。该坛规格颇高，朝鲜君臣每每亲往祭祀，典礼隆重。“大报坛”中有一“敬奉阁”，专门收藏明朝赐给朝鲜的蟒衣宝章、御笔御画等遗物。据《李朝正祖实录》记载，阁中小柜收藏有明太祖御笔幛子、明宣宗御笔幛子等物。朝鲜君臣如此大费周折地搜求明帝遗物，想必其中万历皇帝御笔也必不可少。
朝鲜官方如此重视包括万历皇帝在内的明帝御笔，民间士人也不甘下风。朝鲜显宗十二年（1671年），使臣闵鼎重出使北京，购得崇祯帝的御笔“非礼不动”四字，出示给大儒宋时烈。宋时烈竟“每奉玩泣血”，最后他们二人合力将这四字摹刻在了华阳洞的瞻星台。以后，华阳洞也成了朝鲜代代崇敬万历帝、崇祯帝的一处重要场所，至今遗迹犹存。
我们知道，清代立国以后，禁规森严，典籍、文物等一般都是禁止运出国门的，对涉及前明的遗物更是百般勘查。但朝鲜使臣不顾禁令，仍源源不断地运回各种汉籍与文物，那种“尊王攘夷”的心态表露无遗。这个过程之中，作为明朝象征的皇帝书法，自然也是他们孜孜以求的。可以看到，此处的万历皇帝书法已经不单单是一种文物，它已经成为了一种精神的载体，被朝鲜君臣通过购买、摹刻、供奉、设立祭坛等方式，将“思明”情绪进行了最大程度的张扬。朝鲜君臣对万历皇帝书法的追捧，实质上是寄托了他们对华夷大义的执着，彰显了以“小中华”而居正统的心态。
随着宫廷历史剧的热播，一些剧中的人物称谓被广大观众模仿和运用，如 “臣妾”、“哀家”、 “朕”等，尤其在网络交际语言中极为活泼。“臣妾做不到”的表情包风行一时，小学生在作文中自称“哀家”，可见影视作品对人们的生活影响之深。但是，剧中的称谓词使用正确吗？人们的使用又规范吗？
只存在于戏曲中的“哀家”
有些称谓只在后代戏曲小说中运用，并不存在于古代人际交往中，例如“哀家”。
“哀家”的含义是自称可怜之人，无夫之哀，是旧时戏曲中死去丈夫的皇后或皇太后的自称，并不是历史人物所用的称谓。
《说文》：“哀，闵也。”哀有悲痛、悼念之义。“家”做词尾，表示一类人。哀家指自己属于哀痛之人，语用色彩庄重，不具有普适性。但现时有很多人使用“哀家”自称，甚至年龄甚小的小学生也自称为哀家，殊不知其中错误非常明显，让人哭笑不得。
“臣妾”非“妾”
不少历史题材影视剧和文学作品中，嫔妃和比自己级别高的人说话时，往往自称“臣妾”。 这一称呼的典型性和相关剧情所具有的魅力，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很多观众认为“臣妾”是古代后妃的专用称呼，其实不然。
“臣”与“妾”是两个不同的词，含义不同。《说文解字》：“臣，事君也。象屈服之 形。”古者“臣”指被抓获的战俘，奴仆，男隶，后引申为男子自谦之词。“妾”，本指女奴，因其身份卑贱，可用作妇女的谦称。古代女性自称为“贱妾、妾人、小妾、下妾”等。 “臣”和“妾”可以作为语素结构成合成词“臣妾”，先秦文献中多有记载。
“臣妾”最初为服贱役的男女奴隶的总称。男曰臣，女曰妾，后泛指统治者所役使的民众和藩属。如《秦律》中称因犯罪被罚为奴隶的人为“隶臣妾”。《易・q》有：“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臣妾”一词在使用过程中范围逐渐扩大，可以指称臣服于统治者的民众。《汉书・食货志上》：“王莽因汉承平之业，匈奴称藩，百蛮宾服，舟车所通，尽为臣妾。”唐代诗人刘长卿有“万方臣妾同瞻望，疑在曾城阿母家” ；南宋诗人陆游诗有 “上天佑仁圣，万邦尽臣妾”；宋王禹“明明圣天子，德教如四维。蛮貊尽臣妾，县道皆縻”。
“臣妾”一词在古代还可作为动词使用，意为统辖管治之意。《商君书・错法》：“同列而相臣妾者，贫富之谓也。”唐元稹《授裴向左散骑常侍制》：“朕以将壮之年，臣妾天下，司其忿速，其在於持重温良之士以鉴之乎。”严复《辟韩》中提到“而中国之尊王者曰：‘天子富有四海，臣妾亿兆。’臣妾者，其文之故训犹奴虏也”。
总之，先秦时“臣妾”一词由男女奴隶统称，渐渐发展为“民众”和“藩属”之意，到中古时期仍泛指民众。这一时期，后妃自称为“臣妾”并无确切的文献记载。
而宋代以后，有观点认为文献中开始出现女性自称为“臣妾”的记载，后妃称臣妾因此于古有据。《宋史》称：“甲寅，皇太子择配，帝诏其母族全昭孙之女择日入见。宝佑中，昭孙没于王事，全氏见上，上曰：‘尔父死可念。’对曰：‘臣妾父固可念，淮、湖百姓尤可念。’”
关于宋代以后是否有嫔妃称“臣妾”仍有争论，但影视作品中对“臣妾”一词显然有不少误用。
芈月可以自称为“朕”吗？
去年播出的电视剧《芈月传》燃起了观众对战国历史的热情。这是一部讲述战国时期女政治家芈月的影视剧，女主人公芈月成为太后之后自称为“朕”，引起了热烈讨论。
有人控诉“芈月”为什么不自称哀家，上文已经解释过。大部分人质疑的是“朕”这一属于皇帝自称的方式，怎么可以让一个女人称呼呢？
朕本为“我”，秦始皇之前，不论身份高低、等级贵贱都可以使用。自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朕”成为皇帝的专属称谓，其他人不可再用。汉承秦制，“朕”亦是皇帝的专属称谓，一直延续到清朝。蔡邕《注》曰：“朕，我也。古者，上下共称之，至秦然后天子独以为称。”屈原在《离骚》中自称为“朕”：“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宋玉的《招魂》中也自称为“朕”：“朕幼清以廉洁兮，身服义而未i。”除此以外，《论语》、《孟子》、《庄子》等文献中“朕”出现多次。
汉代文献中，存在高位女性自称为“朕”的记载。东汉尤为多见。东汉后期，外戚与宦官的专权、斗争演变日益激烈，皇帝多年幼登基，太后临朝现象多见。《后汉书・皇后纪》开篇道：“东京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据史书记载，可以发现临朝皇太后、太皇太后以“朕”自称的例子。
汉平帝刘b继位时，年仅九岁，太皇太后王政君垂帘听政，大司马王莽操持国政，十几岁的汉平帝成为傀儡皇帝。《汉书・平帝纪》中记载：“诏曰：‘……朕以皇帝幼年，且统国政，惟宗室子弟皆太祖高皇帝子孙及兄弟……’”此处的“朕”是汉元帝皇后王政君自称。和帝幼子百余日登基，皇太后邓绥临朝，《后汉书・孝和孝殇帝纪》有“五月辛卯，皇太后诏曰：‘……今皇帝以幼年，茕茕在疚，朕且佐助听政。……”这里的“朕”即皇太后。这些记载中太后或太皇太后皆因皇帝年幼而“佐助听政”、“佐助统政”，自称为“朕”。
综上， “朕”在先秦时候可以作为第一人称，意义功能皆与“我”相似，不分贵贱皆可使用。秦始皇之后成为天子的专称。汉代，尤其东汉后期，皇帝登基多年幼，皇太后或太皇太后垂帘听政，也曾出现过自称“朕”的记载。
“咱家”不是宦官的专有称呼
观众常常可以在影视作品中看到宫廷宦官以“咱家”自称。尤以清宫戏最为典型，“咱家”一词被误认为是宦官的标配。
其实不然。
“咱家”（音za，去声），人称代词，我，早期白话，早期文献中也可以写作“埂薄K卧明清时期的俗文学作品中运用十分普遍。例如“自叹咱家，两鬓霜华，有锦难缠，泪湿琵琶”；明徐渭《渔阳三弄》：“咱家姓察名幽，字能平，别号火珠道人”；清孔尚任《桃花扇・抚兵》：“咱家左良玉，表字昆山。”
宦官自称“咱家”，在旧时戏曲小说中多见。譬如，“李莲英伸手在荣禄肩上拍着，笑说道：‘鱼儿快上钩了，四爷须好好地做去，不要弄毛了，再抱怨咱家。’”
2008年新拍的《三国演义》中，董卓在群臣面前道：“竟敢行刺咱家，咱家是什么人？”
“咱”字并不见于宋以前的字书。《三国演义》成书于元末明初，“咱家”已经在当时的俗文学作品中运用。但从历史角度看，董卓自称“咱家”并不合适。
日本作家夏目漱石《我是猫》中文译本（于雷译版）通篇猫公的自称便是“咱家”。“咱家是猫。名字嘛……还没有……这大约便是咱家生平第一次和所谓的‘人’打照面了……”当年于雷先生在翻译“吾辈”这一猫公自称之时曾经在“在下”和“咱家”来中进行选择。他认为，“吾辈”不卑不亢，却谦中有做，类似我国旧时戏曲宦官口里的“咱家”。于雷先生结合猫公心态和文章风格而定作此译，既凸显了猫公玩世不恭、插科打诨的心态，“咱是猫，不是人”，又将其嬉笑怒骂下的犀利深刻地表现出来。
据唐代《开元礼》的规定，皇帝“纳后”分为：祭告天地、临轩命使、纳采、问名、纳吉、纳征、告期、告庙、册后、命使奉迎、同牢与合卺等仪式。
古人认为自然界存在的“神灵”主宰着人世间的一切，所以祭祀神灵便成为国家的头等大事。“国之大事，唯祀与戎”。以“天子”自居的皇帝在举行婚礼前，亦必先祭告天地，其仪式主要为祭告圜丘（天神）与方泽（地神）。
临轩命使，是皇帝在皇宫主殿册命执行婚礼使臣的仪式。在皇帝的婚礼中，使臣充当着重要的角色。唐代由正使、副使等使臣代表帝王与女家交往。仪式开始后，先任命太尉（唐代“三公”之一，辅佐皇帝治理国家，没有实际职掌）为正使，宗正卿（掌管皇族事务的官员）为副使。再由侍中（为门下省长官，职掌宣读皇帝之命和礼仪之事）宣制（即皇帝之命）：“纳某官某氏女为皇后，命公等持节行纳采等礼。”随后，授正使、副使节和制书。太尉、宗正卿等官员领命后，即乘辂车、率仪仗、鼓吹队（但不吹奏），来往于皇宫与未来的后氏之家，为皇帝操办婚礼。
纳采仪是在后氏主人的家庙或正堂内举行。纳采前一天，守宫（亦作守宫令，职掌铺设帐幕、毡褥、茶几之事）要先于后氏家大门外右侧设置一处供使者临时歇息的帷帐。纳采当天，太尉、宗正卿一行在帷帐内停息，由后氏家傧相（古代为主人接引宾客者）出门迎接。使者进入后氏家，向主人（后氏之父）宣读皇帝制书。制书意为皇帝委派使臣向后氏主人请婚。主人接受制书后，还要向使臣回复答表，感谢皇帝的恩宠，表示同意婚事。
问名、纳吉、纳征、告期四仪，亦是正使、副使等使臣前往后氏家，通过制书询问后氏之名、年龄，通告吉兆，授予礼物，通报成婚日期。后氏主人的答表则按制书内容或作答复。在皇帝赠予后氏主人的礼物中必定有大雁，以取雁飞南北、和于阴阳之意，喻指男女成婚。
告庙仪，系将皇帝纳后之事及成婚日期祭告宗庙、祖先。
册后，即册封皇后的仪式。册后仪亦由太尉、宗正卿等使臣在后氏家中举行。因是册封皇后，故仪式更为隆重。在举行册后仪时，仍要再次临轩命使。册后前一日，不仅要在后氏家大门外为使臣搭建临时停息之所，尚舍局（官署名，职掌宫廷陈设、沐浴、灯烛、洒扫等事）还要在后氏的闺阁外为尚宫（尚舍局长官，属宫中女官）搭建帷帐。册封皇后这天，正使、副使等使臣先入后氏家大门外的停息之所，尚宫等女官则入内，进入闺阁外的帷帐之中。待通报主人，主人着朝服迎出大门外，向北行拜礼后，正、副使臣手捧赐封的典册、备物等进入大门内。仪式开始后，尚宫等女官先进入闺阁，侍奉后氏佩戴宫中事先送来的首饰，更换袆衣（皇后专用的礼服，上绣五色雉鸡图案）。在女官的引导下后氏出阁，站立于庭院之中，面朝北跪拜。正使向后氏宣读册文。册文内容为皇帝命使臣册封某女为皇后，册文中有“导师道于六宫，作范仪于四海”之语，系要求皇后负责管理宫内的事务，成为天下的表率。宣读册文后，使臣向皇后授予典册及宝绶（皇后的玺印和系于印纽上的丝带，作为表示皇后身份的信物）。至此，后氏便正式成为皇后。随后，她便以皇后的身份入座，接受在场官员们的拜礼。行拜礼后，尚仪（掌管宫廷礼仪起居的官员）向皇后跪奏：“礼毕。”皇后遂离开座位，由尚宫引回宫（即闺阁）。使臣则乘辂车回朝廷汇报。
命使奉迎，即使臣迎接皇后入宫的仪式。宫廷内，于当天黄昏后戒备。皇帝身着冠冕坐于殿上，五品以上官员站在东、西朝堂前，宫女、侍卫则按上朝的仪式站立。奉迎使臣身着朝服，手持节，乘辂车，率领仪仗到达皇后家大门外，侍卫及出行仪仗在此列队迎候。仪式开始后，主妇（皇后之母）先走出房外，站立于西侧，面向南；奉迎皇后的文武官员则站立于大门外，文官在东，武官在西。皇后由尚宫引路，傅姆（为古代专门照顾、看护皇族、贵族子女的中年或老年妇女）引导出宫，登上堂屋。宫女等侍卫则如同宫廷上朝仪式，侍奉在皇后身边。使臣进入院内，向主人宣读皇帝的制书，并宣布：“令月吉日某等承制，率职奉迎。”皇后遂登上重翟车（古代专为皇后乘坐的一种轿车），由女官、侍从引导，驶出大门外。使臣及百官各自乘车或骑马，与仪仗、卫队簇拥着重翟车，浩浩荡荡驶入皇宫。
此时宫内早已陈设停当：在皇帝大殿门外东侧，搭建一座皇后的临时“寝宫”，面朝南；大殿内西南角搭建一座皇帝的帷帐，面向东，地上铺有两层席，陈设屏障。仪式所需的各种礼器、仪仗均已摆放、布置在特定的位置上。待皇后乘车进入宫中，钟鼓齐鸣，以告知宫内外。皇后被请下车后，先入“寝宫”整理衣饰。再由女官引导到大殿门外，向西站立。官员奏请皇帝入座，女官随后引导皇后进入大殿。随后，再由皇帝在前引导，与皇后一起进入帷帐内。殿中省（唐代掌管皇帝衣物、用品及日常生活事物的机构）官员迅速在帷帐内摆设宴席。皇帝拱手让皇后入席，两人一同坐下。帝、后在进食中，也有“同牢”、“合卺”仪。待宴饮完毕，尚宫先引导皇帝入东房，脱去冠冕，换上常服；再引导皇后入帷帐，更换服装；最后，尚宫又引导皇帝进入帷帐。至此，婚礼结束。
皇帝是一国之君，统治偌大的中国，可以说日理万机。一个皇帝再聪明能干，也不能事事躬亲。所以，皇帝的独断决策必须有得力的辅佐臣僚。所谓辅臣就是皇帝的秘书和顾问。辅臣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不得平章国事”，即只“参预机务”，不得侵犯皇权；二是必须听命和顺从皇帝，办事要得力、敏捷、保密。所以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为了自己更好地处理政务，曾置四辅官。以后，他又仿宋制，设殿阁大学，执掌草拟诏谕，并备皇帝顾问，但“不得平章国事”。
到了明成祖时，命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官员进大内在文渊阁值班，并参预机务，帮助皇帝处理大臣的题奏文书，从此便有内阁这个中枢机构。内阁设有中极殿、建极殿、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大学士。大学士的主要任务是“点检题奏，票拟批答”。就是协助皇帝阅看大臣的题本和奏本，然后提出处理意见，并将处理意见写在小字签上，一种处理意见写一签。然后夹在题奏内，送皇帝裁断，皇帝允准某一种意见后，即下内阁，照皇帝批准的票拟字样，用红笔批写于题奏本面上，然后颁发有关衙门执行。由于有内阁的辅助，皇帝得以从繁杂的文书事务中脱开身来，专注重要事务的决策。
清朝亦沿袭明朝的制度，设内阁以辅弼皇帝处理政务。清代内阁较明代为尊，大学士官秩正一品为百僚之首。实际内阁办理的题奏本章及宣布的谕旨，只是例行的、礼仪性的公务。而军国要务，在清初都由满洲贵族组成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办理。贵族掌握过多的权力，对皇帝也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因而清廷后来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限制议政王大臣的权力。康熙帝曾设南书房，拣词臣优者入值，如康熙十六年命翰林院侍讲学士张英、内阁撰文中书高士奇等人入值南书房，为皇帝讲解经史、编撰书籍并撰写一些谕旨。
康熙中南书房翰林不仅为皇帝起草一些机密谕旨，而且还是皇帝的一个秘密情报机构。如康熙二十六年冬，直隶总督于成龙在清圣祖谒陵之际，揭发了大学士明珠、余柱国贪赃卖官内幕。康熙帝回京后命南书房翰林高士奇密查证实后，随即令其密拟弹劾奏章，由御史郭出面参奏。结使、左右通政、左右参议等官，专掌“出纳帝命，通达下情，关防诸司出入公文，奏报四方臣民实封建言，陈情申诉，及军情声息灾异等事”。凡内外大臣的奏章，必须经通政使司传达给皇帝，皇帝批示的旨意，再经通政使司抄送给有关衙门和官员执行。清代的通政使司的职权较明代小，它只“掌纳各省之题本，以达于内阁”。不过清代设立一个“登闻厅”，如民人有冤情，可直接击鼓。由通政使司奏报皇帝，然后依情处理。
明、清时期，内外大臣的奏疏主要是题本和奏本。凡公事，用题本报告给皇帝。凡官员的私事，用奏本报告给皇帝。题本、奏本都有规定的格式。皇帝要求题奏本章：第一要如实奏报事情，不许隐瞒欺饰；第二要文字简练，禁止繁文缛节。做到“信”、“达”、“雅”。
雍正八年设立了军机处。军机处机构简练，有官而无吏，只设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两级官员，军机大臣人数不限，随皇帝的需要而定，军机章京由内阁中书中办事干练缜密者入值。军机大臣的职掌是“掌书谕旨，综军国之要，以赞上治机务”。军机大臣和章京，每天在大内隆宗门的军机处值班，皇帝在养心殿随时召对，起草谕旨，既速且密，是皇帝处理政务的得力助手，所以军机处自1730年设立以来，一直存在了170多年，直到清朝灭亡为止。
二、皇帝决策的依据及信息的来源
中国历代的英明君主都主张“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实行广开言路，纳谏亲贤，以便能作出正确的决策，达到国泰民安的目的。明、清王朝的皇帝吸取了历代的传统经验，对通达政情，了解社情民隐都十分重视。明、清皇帝得到信息的主要来源有三：
1.中央各部院及全国封疆大吏的奏疏。
明、清王朝都设有通政使司，以便“出纳帝命”，“通达下情”。明朝建国伊始，曾设有察言司，设司令，“掌四方章奏”。洪武十年改设通政使司，为正三品衙门，设通政使、左右通政、左右参议等官。凡内外大臣的奏章，必须经通政使司传达给皇帝，皇帝批示的旨意，再经通政使司抄送给有关衙门和官员执行。到了崇祯时期，皇帝命内阁制作贴黄式样，令进本官员自己撮题本中的主要事情，不过百字，贴附牍尾，以便皇帝阅览。有了贴黄，皇帝一看贴黄的摘要，便明白了本中的主旨，提高了皇帝阅文的效率。这一制度为清朝所沿用，并形成了严格的制度。
清朝的文书制度基本上都是沿袭明朝的制度，臣工奏事，公事用题本，私事用奏本。这种奏报制度有两大缺点：一是奏章繁文缛节，格式僵化；二是题奏处理程序繁杂。如清代的题本、奏本的处理要经过十几道程序。因此，办理一件题本不仅需要二十多天，造成皇帝决策效率低下，而且也不易保密。显然这样传递信息的办法，不适应当时施政的需要。于是自康熙中叶起，臣工奏报机密要务，开始使用一种秘密的文书，这就是奏折。奏折由具折大臣亲自书写，然后密封直达皇帝御前。皇帝于奏折上亲笔批阅后，封送具折大臣执行，办事既迅速且易保守机密。它很适于皇帝了解全国政情，考核官员，进行独裁统治，对皇帝的决策，起了很大的作用。
到了雍正时，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曾大兴密奏之风。他进一步扩大了密奏的范围，京官自翰林、科道、郎中以上；外官自知府、道员、学政以上；武官自副将以上；旗员自参领以上，皆可密封具奏。又令科道官员每日一人上一密折，轮流具奏，一折只言一事。无论大小时务，皆许据实敷陈，即或无事可言，折内亦须声明无事可言之故。使用密折奏闻，以广皇帝的耳目，便于了解真实情况，察奸除私，进行正确的决策。
到乾隆时期，奏事既速且密的奏折，逐步代替了奏本。乾隆十三年便下令废除了奏本，规定奏折成为政府正式公文，臣工奏事，题本、奏折兼用。到了清末，为提高施政效率，于光绪二十七年，又进一步废除了题本，原用题本所报之事，改用折报，这样奏折就成为臣工奏事的唯一文书了。
2.在接见和考察官员中得到信息。
明、清皇帝接见官员的机会有：
（1）朝觐。每三年举行一次。明朝称“朝觐考官”。清代规定，大计之年，各省布政使、按察使及府、州、县的正职官吏，都要入京朝觐请训。
（2）陛辞。清朝规定，凡新任督抚提镇，在正式就任之前，要进京陛见请训，谓之陛辞。
（3）引见。一般的中下级文武官员，在入任选拔、升迁调补中，有吏、兵二部尚书带领引见。
（4）随时召对。遇有军国重大事务，或皇帝意兴，可以随时、随地召对臣工，询问下情，咨询对策。
在接见各级官员中，皇帝除考察官员外，还询问各种政情、吏治、社情、民隐等，以为决策的依据。
3.言官的奏报和特务机构的密报。
这一明一暗两条渠道，为皇帝提供了不少机密消息。
明、清王朝都设有都察院，以纠察百官、整饬风纪。都察院的监察御史及六科的给事中，都是朝廷的言官。凡国家政令得失，官员贪赃枉法，军民利弊，一切兴利除害、社情民隐，监察官员都可直言无隐，密封奏闻。皇帝可以得到非行政官员奏报以外的种种信息。
除了各级官员的奏报，皇帝还特设了一些特务机构，如明朝的锦衣卫的镇抚司及东厂、西厂。这些机构大都是由皇帝身边的亲信太监掌握，他们广布秘探，刺探各种情报，秘密报告给皇帝。清朝时设有三织造，即江宁织造、苏州织造、杭州织造，通称“江南织造”，其任务是承办皇室及官署所需的缎纱细绫及纺织布匹等物。织造官由内务府郎中或员外郎内点派，都是皇帝的亲信，虽然品级不高，但可专折奏事。实际上，他们都是皇帝派在江南的耳目，凡地方的政情民隐、官员好坏及知识分子情况，他们随时密报给皇帝。
4.巡幸中的见闻。
皇帝自宫中外出视察称为“巡幸”。皇帝“巡幸”不仅是为游山玩水，而且也是外出调查社会情况，以便能正确决策的一个方法。外出“巡幸”尤以清代的皇帝为甚。例如，大清王朝奠基者康熙皇帝，为调查黄河水患，寻求治河之策，曾六次南巡。乾隆帝也曾六次南巡，六次东巡，五次西巡。至于到天津、保定、热河、河南等地，车驾随出，记不胜记。皇帝在“巡幸”中，直接了解到社会各种情况，为治国决策获得第一手信息。
三、决策的方式与程序
皇帝决策的方式主要有独断决策，即皇帝日常批阅臣王的奏章，然后降旨有关衙门贯彻执行。另外有兼听决策，即遇有重要的问题，皇帝召开有关大臣会议，或阁议、廷议、御门听政、王大臣会议、九卿会议等，经过会议讨论后，然后皇帝再作决断，颁下有关衙门执行。
1.独断。
清代皇帝视朝多在养心殿暖阁，或在乾清宫西暖阁及弘德殿。皇帝日常处理政务都是通过批阅臣工的奏章以及引对官员、召见诸臣奏事，然后降旨有司执行。皇帝阅折一般先看外省奏折，次看各部院衙门奏折，皇帝批阅奏章有两种方法：一是批红。皇帝在阅看经内阁票拟的题奏本章后，参考内阁票拟的办法，作为处理的决断，然后发内阁，依照皇帝允准的票拟文字，用红笔批写于本面上，谓之“批红”。批红虽不是皇帝亲手批准的，但代表皇帝的意见，有关衙门得到“批红”后，必须迅速贯彻执行。
皇帝批阅奏章的另一种方法即“朱批”，朱批就是皇帝在阅览臣工的奏折后，亲自用朱砂红笔批旨于奏尾，叫“朱批”。清代的皇帝比较勤政，自康熙中叶起令臣工密折奏事。雍正以后，奏折逐步成为臣工奏报军国要务的主要文书。各地方督抚等大员的奏折，一般由驿送至兵部捷报处接收。捷报处将折即送内奏事处接收。各省遣专差送来的奏折，由外奏事官接受转送内奏事处。在京各部院衙门的奏折，直接送紫禁城内景运门九卿房外的奏事处。
每天上午约五点钟，乾清门开启，外奏事官持折入内奏事处，交奏事太监接收。皇帝御殿后，奏事太监将奏折呈皇帝批阅。皇帝折阅奏批直接在折尾或折中朱批意见。雍正皇帝朱批臣工奏折尤为勤勉，每件手批数十言，或数百言，或指授方略、或教诲臣工为政之道、或谈私人密事。每天平均批阅奏折二三十件，有时候多达五六十件。雍正皇帝对臣工奏折随到随批，从无留滞，有时从白天一直批到夜间二更天。
经皇帝朱批后的奏折，即发有关官员执行。凡朱批“另有旨”、“即有旨”及未奉朱批折件，这都涉及一些比较重要的军政事务，需要和军机大臣商量后，再发谕旨。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每日都值班于军机处，备皇帝随时召对。皇帝和军机大臣就某折某事进行商议，皇帝酌定后，即当面授旨。军机大臣承旨后，即刻回到军机处，面授军机章京记录，按规定程序，拟写谕旨。谕旨拟好后，传奏事处呈皇帝阅定。然后再发下军机处。军机处将当时所接奏折，所奉谕旨，所呈片单，详细登入簿册，叫《随手登记档》。凡朱批过的奏折发下时，军机处都抄录一份，叫录副奏折，以备查用。
朱批奏折，发下京内外各衙门执行后，需定期缴回宫内，此一规定自雍正时实行。现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五十多万件朱批奏折，便是这一制度的产物。
2.兼听独断。
兼听独断就是凡遇有国政、军务及皇朝继统的大事，如议立位号、立君、储嗣、建都、典礼、封藩以及重要的用人行政、战争等，皇要召开百官会议，如廷议、廷推、御前会议、王大臣会议、阁议、九卿会议等，经百官讨论，提出处理意见，最后由皇帝决定。
3.廷议。
明代的廷议始于洪武二十五年，是年四月皇太子朱标卒，朱元璋在东角门召开群臣会议，讨论储君问题。朱元璋说：“太子不幸至此，古云‘国有长君，社稷之福’，朕意欲立燕王，如何？”当时学士刘三吾进言：“皇孙年富，世嫡之子。子殁，孙承嫡统，礼也。即立燕王，置秦晋二王于何地？”朱元璋听了很痛心，大哭一场。结果未立燕王，听了刘三吾之言，决定立其孙朱标之子朱允为皇位继承人。
4.廷推。
凡是重要的人事任免，皇要召开群臣会议以决定之，称廷推。凡遇大臣缺员应补授、不待考满推升的时候，皇帝要召开廷推会。会议由吏部主持，会同九卿、科道官员推举数人，以备皇帝参考简用。
5.御前会议。
清朝凡重要的军机要务的决断，皇帝要召开御前会议或议政王大臣会议。如康熙时平定三藩战争的部署、兵力调配、高级军官的任免、军事设施的增添或裁撤等等，都由议政王大臣会讨论，皇帝听取了议政王大臣的意见后，再决断颁旨施行。
6.九卿会议。
《陈情表》一文的开始，李密就称自己为“臣”（“臣密言，臣以险衅，夙遭闵凶。”）虽然李密是在向晋武帝陈情不打算出仕，但已称自己为“臣”，言外之意就是，我李密已经承认是你晋武帝的臣子了，你是我的君主，就得为我做主了。这种称呼自然能引起晋武帝的好感：我想任用你，你已承认我是你的主子了。所以，在感情方面，晋武帝不会对李密太反感，尽管李密几次推辞出仕。李密真的就甘心称臣吗？未必。这是李密的无奈之一。晋武帝征召李密为太子洗马，李密不愿应诏。但他曾经出仕蜀汉，而今成了“亡国贱俘”，怕引起晋武帝的怀疑，招致大逆不道的罪名，于是他以进为退，先承认自己与晋武帝是一种君臣关系，以此来消除晋武帝的猜疑，表明自己不去晋朝做官不是为了名节和操行，而是要赡养祖母。
无奈之二 自曝家丑，言不由衷
李密说：“生孩六月，慈父见背；行年四岁，舅夺母志。”为了向晋武帝表明“忠心”，李密便从自己艰难的身世说起，并且不得不提及母亲改嫁这件事情。不过李密委婉地说成了“舅夺母志”。按常理，李密是耻于“自曝家丑”的，然而为了不出仕，李密反而把这件事情当作一个砝码来说明自己是如何与祖母相依为命的。所以，李密为了能说服晋武帝答应自己先尽孝后尽忠，不得不把“家丑”示人。
无奈之三 直呼“祖母刘”，迫不得已
李密是以“孝”闻名天下的，他为什么对自己的祖母有点“不尊重”呢？若不是，文中为什么多次出现“祖母刘”“刘”这样的字眼？李密是写给晋武帝看的，晋武帝和李密的祖母没有祖孙关系，所以，李密在文中称“祖母刘”“刘”是完全合乎表达需要的。尽管这样，我想，李密也是迫不得已的。还有，李密为了让晋武帝相信自己真有这样一个需要自己照顾的祖母，不得不以“祖母刘”“刘”这样的形式说出来，这样才更真实可靠。说明这个人是可查的。
无奈之四 曲意逢迎，自我贬低
从传统观念来看，蜀汉王朝是大汉朝的正统，此时蜀国刚刚亡于司马氏之手，在李密看来，这个新王朝只是篡位。并且，中国文人内心深处有一种忠君观念，所谓“忠臣不事二主”，这是一种气节的表现，所以，此时的李密对晋朝及晋武帝是心怀愤恨的。但这种不满只能深深地埋藏在内心，表面上不但不能有丝毫不满，还要高呼“万岁”：到了圣朝（晋朝），我李密沐浴在清明政治的教化之中；圣朝是用孝道来治理天下的，凡是年老而德高的旧臣，尚且受到怜惜抚育，何况我的孤苦又特别严重呢！这话说得多么违心啊！
不仅如此，还要自己打自己的脸，承认以前在蜀汉做官是“认贼作父”：我李密年轻的时候曾在伪朝（蜀汉）做官，只不过是为了混碗饭吃，只希望升官发财，并不在乎自己的名声节操。现在，我不出来做官，不是表明自己的气节，而是因为祖母不能没有我李密的照顾，我也不能离开祖母。
无奈之五 前后矛盾，自圆其说
李密说：祖母是“夙婴疾病，常在床蓐；臣侍汤药，未曾废离”。这明显是在说假话，如果真的是“臣侍汤药，未曾废离”，那李密怎么又能在蜀国做官，并且是“历职郎署”呢？如果说李密是带着祖母就任的，那么，在蜀汉能这样做，到了晋朝就不能把祖母带到京城去做官吗？
并且“祖母刘今年九十有六”，“人生七十古来稀”，李密的祖母真是一个大寿星啊！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是“夙婴疾病，常在床蓐”呢？即使是在现在，能活到96岁也是不常见的，并且高寿的人身体一般都很健康，尤其是劳动人民，不可能如李密所说，祖母“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
无奈之六 胆大包天，却又诚惶诚恐
晋朝多次对李密征召，先是太守的推荐，李密以“没人照料祖母，就辞谢没有遵命”，这还有情可原，因为这只是太守的推荐。接着是皇帝的“诏书特下”，如果再推三阻四不上任，似乎就有“欺君之罪”了。然而，李密不管“诏书切峻，责臣逋慢”，也不管“郡县逼迫，催臣上道；州司临门，急于星火”，他仍然是“愿乞终养”。这不是一个胆大包天的“逆臣”又是什么？
但李密又装作惶恐不安，犹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你看他是“不胜犬马怖惧之情”“岂敢盘桓，有所希冀”，并且，开口“臣”，闭口“臣”，说自己“进退两难，狼狈不堪”，还说自己是“亡国贱俘，至微至陋”……
管理上讲帝王学并非例外，主要是从积极的一面来论述帝王，向明君贤主学习有用的治臣驭民之道。据我所见材料，帝王学一词源自日本。据日本汉学家守屋洋在《帝王学的智慧》(日文)一书中说：中国古典文籍中的重大支柱之一是领导论(这在现代中国也有，如《领导科学概论》等)，著作包括《论语》、《孟子》、《老子》、《孙子》，等等，都为领导立论。把领导学概括集中，乃成帝王学，经典著作有《尚书》、《贞观政要》等，无论中、日这些都是帝王学的必修教科书。他还说：当我翻译出版《贞观政要》时帝王学一词大家还并不熟悉，其后特别是已故伊藤肇(日本现代管理思想家)发表了《现代帝王学》一书，有关帝王学的书籍便开始多起来，帝王学一词也逐渐流行了开来。据查，伊藤肇的著作还有《社长帝王学》、《十八史略帝王学》、《圣贤经营理念》等。我所见则另有佐佐克明著《超优良企业型帝王学一历史是教导管理的秘诀》。
为什么中国的史籍会被日本学者拿去做学问说事，从历史看并不奇怪。中日同文同种，日本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至深至远，日本对外来文化并不排斥，相反，把中国的许多古籍视为瑰宝，努力学习研究，积极推广应用，无论政治企业界，都取得了非凡的成果。日本经济运行中所谓的“洋才和魂”，洋才指从西方引进科学技术，和魂主要即是来自中国的文化精髓，日本现代管理实质上是中国管理思想和西方管理科学的融合。例如，丰田汽车公司三代人的管理理念分别是：祖父丰田佐吉为“天地人”，取自《孟子》“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强调人和；儿子丰田喜一郎加上了“知仁”二字，取自《中庸》“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重在学习和力行；孙子丰田章一郎再加一“勇”字，“知耻近乎勇”，是《中庸》连接上述两句话的第三句话，表达了当时丰田章一郎面临日产汽车严重挑战后自勉自励，奋发图强的决心。其实，日本企业家只要稍有水准的，无不熟悉《论语》、《道德经》、《孙子兵法》等，孔子、老子、孙子的教导给他们的影响和激励至巨，实例多多。甚至有人说，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战作为一个战败国，而能在战后的废墟上经济得到迅速复兴，“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中国经典文化同样居功至伟。
“为君难，为臣不易。”(《论语・子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一国有君臣，一个企业有顶级领导(Top)和中下层领导；君无臣不行，臣无君无头。“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要辨证看待。“蛇无头不行”，事业要有带路人。传承中国文化传统的士子，其追求的人生目标便是：“修(身)齐(家)冶(国)平(天下)”，“修齐”靠自己，而“治平”则要遇明主，故最期君明臣良，戮力同心，庶几事业有成。从中国历代君臣关系推演而来的现代帝王学，是指导公司Top思想行为的准则，ToP要对中下层领导进行思想教育和委以职责，教育者必须先受教育，那帝王学便是他至为重要的教科书。
日本帝王学从“修己治人”(朱熹)开始，“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向》)。唐史臣吴兢编撰、呈奉唐玄宗的《贞观政要》，专记唐太宗的励精图治，君臣的“嘉言善行，良法美意”，志在匡君，希望玄宗“择善而行，引而申之，触类而长”使“贞观巍巍之化，可得而致”，堪称领导学首选经典。不但此后为中国历代皇帝所常读，就是日本历代天皇也都列为进讲的必读教科书。此书也曾伴随作出重要政治决策。太宗之朝，“君明臣忠，可取为后嗣法”，故《贞观政要》实“历代明君良相治国安邦宝典，汇萃至理名言流传千古圭臬。”
其他有关中国史籍和经典著作也无不涉猎，因为帝王学的原理法则，古今相通，只要赋予时代精神，无碍实用。以伊藤肇所著《圣贤经营理念》(中国古代圣贤)一书为例，书中所列观人之道、用人之道、交友之道、自我磨炼之道、功成身退之道共5章，皆现代经营管理的不易原则，决无违反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