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新市徐公店翻译范文

宿新市徐公店翻译篇1

2.基于战略视角的高职院校目标管理研究刘亚，LiuYa

3.创业教育应贯穿于专业教学始终——在教学过程中实施创业设计尝试"教、学、做"一体化姜莉，JiangLi

4.浅析高职院校酒店管理专业学生职业意识的培养严辉华

5."拟剧理论"之于旅游管理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启示倪荣彪，牛文经，NiRongbiao，NiuWenjing

6.基于"资源-客源"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选择——以珠三角地区为例郭丽，章家恩，GuoLi，ZhangJiaen

7.论城河景区布局与景点设计张树俊，ZhangShujun

8.廊坊市乡村旅游地农民教育初探杨凤霞

9.北川民族文化生态旅游探析刘洪，LiuHong

10.城市居民公园休闲行为特征实证研究——以广州市城市公园为例徐秀玉，XuXiuyu

11.景点更名对旅游品牌营销影响的思考郭琨

12.30而立,真正的开放大学——电大开放教育卢军江，赵江艳，LuJunjiang，ZhaoJiangyan

13.英语教学中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刁曼云，DiaoManyun

14.探析提高高职院校课堂教学效果的途径胡月阳，张宁，李艳

15."园林建筑构造"课程教学改革初探姚飞飞

16.基于工作过程的高职园林专业教学体系设计张百川，常月梅，张义勇

17.论独立学院旅游管理专业竞争优势的构建——以海南大学三亚学院旅游管理专业为例鲍富元

18.河北旅游职业学院学报 《饭店服务》课程教学改革探讨芬杏娟

19.浅析高职高专计算机基础教育危机及应对唐颖，TangYing

20.关于高职专科艺术设计类专业的就业现状与对策肖斌

21.高职学生学习现状及对策研究郭海霞，GuoHaixia

22.西部地区经济与生态互动模式建立的必要性张华，刘婷

23.高校教师心理档案建立综述高艳华，刘国义，郝岩君，张艳娥

24.论金融危机下我国企业的生存之道胡明媛，宁静

25.华北最大食用菌产业基地发展调研报告池景存，刘海顺，王晓玲

26.公路箱梁桥的预制和安装施工王小冬，WangXiaodong

27.和谐与求和谐:从《诗经》到陶渊明和王维的田园诗杨青芝

28.浅谈品牌塑造中的情感因素窦强超，DuoQiangchao

29.距离产生美——《诗经·秦风·蒹葭》的审美生成李涛

30.浅谈提高个人音乐素养的途径及重要性王国霞，WangGuoxia

31.我国失业问题的教学探讨鲁英纳，高艳丰，LuYingna，GaoYanfeng

32.儒相匡衡与西汉宣元之际的儒法转捩唐元，张静

33.我眼中莎士比亚笔下疯癫的哈姆雷特胡哲，刘雅婧，HuZhe，LiuYajing

34.争创国际旅游城市过程中亟待打造城市精神——承德"品牌城市打造"研究(之二)赵非，ZhaoFei

35.外八庙馆藏铜镀金宗喀巴像白涅，BaiNie

1.校企合作实践教学可持续发展研究——以旅游酒店教育顶岗实习为例刘阳炼，LiuYanglian

2.工学结合的两年制高职旅游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析——以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为例刘佳环，郭盛晖，LiuJiahuan，GuoShenghui

3.民俗旅游开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樊忠涛

4.浅谈旅游翻译市场的规范和管理许勉君，XuMianjun

5.万绿湖库区旅游资源整合思路刘燕婷，暖

6.浅析旅游企业的"CS"营销战略王懿，WangYi

7.旅游表演学:理论基础、内涵与内容及其实践朱江勇

8.河北省保定市旅游产业集群化发展研究付晓雯，刘文超，FuXiaowen，LiuWenchao

9.红色资源对大学生核心价值培育功能亟待重视——湖南红色资源与高校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培育的问卷调查分析伍慧玲

10.后奥运时展浙江省体育节事旅游的研究常冬冬，ChangDongdong

11.从熵视角看古镇旅游开发与文化保护——以贺州市黄姚古镇为例韦祖庆，冯雪梅，WeiZuqing，FengXuemei

12.南阳市滨水区旅游功能开发研究张付芝

13.交际教学法在饭店英语教学的应用刘爽，王文轩，LiuShang，WangWenxuan

14.如何培养大学生的集体荣誉感及集体主义观念张健，郭晓静

15.浅析体育课教学中合理应用组织教学的重要性李巍HttP://

16.论加强培养大学生正确的历史观王剑，刘成军，WangJian，LiuChengjun

17.记忆训练在口译教学中的运用河北旅游职业学院学报 梅傲雪，MeiAoxue

18.浅论中国的粮食危机及其应对举措张艳，刘雯，ZhangYan，LiuWen

19.C2C网店营销新策略——博客代言人苏靖

20.古今周转观对中国会计文化建设的贡献徐汉峰，徐达

21.行政事业单位费用支出存在的问题及建议冀玉春

22.通货膨胀及人民币升值并存的现象及原因分析魏丽莹，WeiLiying

23.现代化医院管理中电子病历的设计与实现马建伟

24.玉米与玉竹间作产量与效益初探孙鹏，王珍珊，李世

25.适合于承德地区露地栽培的四种百合科的宿根花卉杨玉茹，赵淑珍，佟铁锋

宿新市徐公店翻译篇2

哈尔滨市通河县的徐小伟花55000元从中介领回个漂亮的越南女孩，并闪电般登记结婚。可结婚刚刚9天，越南新娘就被遣返回国。为此，他和记者多方寻访相关中国家庭，最终了解到其中的许多惊人真相……

小城来了越南新娘

2010年3月中旬，徐小伟带着一颗受伤的心，极度疲惫地从杭州返回了故乡――黑龙江省通河县。

徐小伟，1974年10月14日出生，父母均是粮食系统的工人。1993年6月，徐小伟从哈尔滨商学院烹饪专业毕业后，到通河县第一粮库当了一名经济警察。2003年，徐小伟考取了一级厨师证。2005年，徐小伟来到杭州，凭着精湛的厨艺和管理才能当上了厨师长，月薪6000元左右。

多年的漂泊生活，徐小伟很少主动与异性接触，因此在个人情感方面一直空白。父亲徐祥、母亲黄桂莲多次打电话，催促他早点处女朋友。2008年10月，徐小伟与在杭州做服装导购的河南女孩聂丽谈起了恋爱。没想到，相处7个月后，聂丽居然骗取了他的4万元钱玩起了失踪。

自己被女友甩了，徐小伟伤心不已，不想再在杭州呆下去了，于是辞职回到了家乡。

得知儿子经历了情感伤痛，徐祥夫妇给了儿子极大安慰，徐小伟很快就从失恋的阴影中走出来。这时的徐小伟已经36岁了，按照当下的说法属于“剩男”。已经退休在家的徐祥和黄桂莲又开始为儿子的婚事发愁。他们托亲戚朋友和以前的老同事给儿子介绍对象，但一直没有成功。急得徐祥老两口唉声叹气。

2010年6月8日，徐祥夫妇听人说，通河县一家信息咨询中心老板薛月霞组织了好几批越南女孩到通河相亲，只要花上55000元就能娶回个越南新娘。而且，这些经济贫困的越南女孩温顺贤惠，嫁过来后会一心一意地在夫家过日子。徐祥眼前一亮，回到家对儿子说：“信息咨询中心这几天还要介绍越南女孩过来。你去看看吧，能找个越南妻子也挺好。”

徐小伟不假思索地说：“骗子!和越南女人结婚好歹也是跨国婚姻，哪有那么简单的。”黄桂莲劝儿子：“骗不骗的，你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徐小伟不愿意凉了父母的心，于是答应去打听一下情况。

当天，徐小伟在这家咨询中心见到了老板薛月霞。薛月霞告诉徐小伟，她介绍来的这些越南女孩，每人都带有越南开具的并经中国大使馆认证的单身证明，持有合法有效的旅游护照，而且咨询中心负责在民政部门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你去周围村屯打听一下，连好多农民都从我们这儿娶回去了越南新娘，日子过得美滋滋的。你长得俊，又是城里人，保证能找个漂亮的越南媳妇。”薛月霞的话打消了徐小伟的顾虑，他决定娶个越南新娘。

6月10日上午9时许，徐小伟接到咨询中心打来的电话，说刚刚来了10个越南女孩，正在相亲，让他现在就过去。

她的心思有点难猜

当即，徐小伟来到咨询中心。在一间大屋子里，10个越南女孩排成一行靠墙站着，对面便是前来相亲的四五十个男人。徐小伟相中了一个名叫阿莉的女孩。阿莉身材袅娜，明目皓齿，颇有异域风情。她的择夫条件很简单：种地的不要，家住草房的不要。而相亲的人中有好几个都看上了阿莉。这样，主动权就落到了阿莉手上。阿莉考核这些待选对象的标准就是家庭和人品。第二天，在翻译的陪同下，阿莉转到徐小伟家考察。徐小伟家住在五楼，三室一厅，宽敞明亮。阿莉挨个屋转了转，就到下一家考察去了。阿莉没有对自己表态，徐小伟心里有些失落。

翌日，就在徐小伟自以为被淘汰了时，信息中心给他打电话来，说阿莉还没有最终确定人选，想再到他家去看看。徐小伟喜出望外，马上跑到信息中心，从薛月霞身边把阿莉领过来，连翻译都没带就领着她回家了。徐小伟打开电脑，用翻译软件开始和阿莉交谈。这样两人交流起来就基本顺畅了。

阿莉告诉徐小伟，她家住在越南南部安江省农村，父母养育了三个孩子，她是老大，下面还有一个妹妹、一个弟弟。徐小伟也把自己的经历、收入情况及家庭情况向阿莉做了说明。两人借助电脑交流得很愉快。两个小时后，徐小伟又将阿莉送回信息中心。此后两天，徐小伟每天都要到越南女孩住宿的旅馆，把阿莉接回家，交谈几个小时后再把她送回去。6月14日，阿莉给了徐小伟明确答复，同意嫁给他。徐小伟不放心，当面问阿莉：“你是否愿意嫁给我?”阿莉回答：“愿意，我喜欢你。”徐小伟这才高兴地松了口气。

6月16日，徐小伟向薛月霞交了55000元，把阿莉领回家。17日，徐小伟和阿莉由薛月霞带领，到哈尔滨市民政局办理了结婚登记。回到通河，徐小伟又带着阿莉到辖区派出所办理“外国人暂住证”，填写了“境外居留人员基本信息”。民警告诉他们要在7月初才能拿到暂住证，让他们回家等待。

到家后，徐小伟拿出崭新的结婚证对阿莉说：“咱们从此就是夫妻了，你就不要再回旅馆了。如果你非要回去也可以，住旅馆的钱要由我来付。信息中心已经对你失去保护关系了，保护你的人变成了我。你懂吗?”阿莉点头说：“懂。”当晚，两人便同床共枕。

耳鬓厮磨之际，徐小伟对阿莉说：“我们至少要在家里生活一年，等有了宝宝，咱们就去南方开饭店挣大钱，你想给越南家里寄多少钱都可以。你要不想工作，也可以在家做全职太太，我挣钱养活你没问题的。”阿莉望着天花板没有说话，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按着阿莉家乡的习俗，男女双方只有举行结婚仪式才算夫妻，否则就名不正言不顺。为了尽快给阿莉一个名分，徐家将徐小伟和阿莉的婚礼日期定在了7月10日。6月20日，徐小伟和阿莉在县城最好的照相馆拍下一组婚纱照。黄桂莲还花了6000多元给阿莉买了金戒指、金耳环、金项链，并告诉她：“结婚仪式上可以戴，你保管好了。”阿莉感动地说：“谢谢妈妈，老公保管。”然后果然把“三金”交给了徐小伟。阿莉不是那种贪财的女人，徐家人感到欣慰。

这以后，徐家把阿莉当成了自家人。徐小伟每天都带阿莉出去逛，让她熟悉通河的环境，同时排遣思乡的愁绪。当时的季节，葡萄是稀贵的水果，18元一斤，但只要阿莉想吃，徐小伟就毫不吝啬地给她买。阿莉喜欢吃100元一盒的德芙巧克力，徐小伟也眼都不眨地买给她。而在徐家人眼里，阿莉也是个懂事、体贴人的姑娘。见着徐祥和黄桂莲就叫爸爸妈妈。黄桂莲上楼，阿莉就像女儿一样搀扶着她。黄桂莲耳背，有时和阿莉上街，阿莉怕她听不到汽车鸣笛声，总是把她让到马路里侧，自己却沿着行车的马路外侧走。徐小伟给她买好吃的，她总是留出一份给公

婆。有邻居看到这一幕，不免夸奖阿莉，黄桂莲听了，心里喜滋滋的。

徐小伟的同学、朋友知道了他和越南女孩登记结婚的事，有向他祝贺讨喜酒的，也有劝他要谨慎对待的。一天，他的儿时伙伴李强来看他，悄悄对他说：“你是抱得美人归啊，可我老岳父他们镇的郭利可没你这么幸福了。”徐小伟觉得李强话里有话，忙问：“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快说!”于是，李强跟他说起了另一个小伙子娶越南新娘的事。

原来，李强的岳父住在凤山镇。镇上有一个26岁的小伙子叫郭利，由于口吃一直没娶上媳妇。2011年4月13日，听说县城的咨询中心“倒腾”来8个越南女孩，花55000元就能娶到家，郭利的父母就借了钱带儿子去县城相亲。到了那里才知道，70多个男子抢8个女孩，场面异常火爆。郭利费尽周折，比别人多花了3000元才把一个叫陈阿华的越南女人领回家。4月20日，郭利和陈阿华登记结婚，6天后办了婚宴。郭家以为，陈阿华可以为他家传宗接代，好好过日子了。可是，他们想错了。

一次陈阿华没在家，郭利母亲在替她收拾行李时，在她的皮箱里发现了四盒避孕药，便找到信息中心老板薛月霞说理，薛月霞把陈阿华说了一顿，让她将避孕药交给婆婆。事情似乎平息了。

孰料，有一天，陈阿华在往越南家里打电话时，里面传出孩子的哭声，陈阿华也流泪了。郭家人感到奇怪，问她孩子是谁的?陈阿华说是姐姐的孩子。郭家人起了疑心，难道陈阿华在越南有家、有孩子?但他们一直没有办法查证，全家人都很苦恼。郭利更是不知如何是好……

李强说完，意味深长地拍了下徐小伟的肩。徐小伟不屑地笑了笑，说：“人和人不一样，郭利娶的那个陈阿华也许是骗子，可我相信我老婆阿莉真心跟我过日子。”李强提醒他：“这群人情况很复杂，你了解她们多少呢?”徐小伟说：“相信信息中心吧。都是通河人，薛月霞总不至于连老乡都骗吧?”

得知被骗不愿醒来

徐小伟很快发现，事情果然不像他想的那样简单。来通河找婆家的10个越南女孩除了阿莉等几个人嫁出去外，还有四五个人太挑剔了，没有找到合适的对象。她们都被薛月霞安排在一家旅馆里。因为同在异国，阿莉经常让徐小伟陪着她去旅馆看望那几个姐妹。而几个找到婆家的“越南新娘”也因语言不通，在婆家找不到可以说话的人，也时常到旅馆相聚。她们聚在一起叽哩哇啦地说些什么，徐小伟一点都听不懂。

徐小伟当时并不知道，薛月霞和越南新娘们因为各种事情早就有了矛盾。其中一个叫阿慧的越南女孩首先向薛月霞发难，带着几个“受虐待”的越南新娘向公安机关举报了薛月霞，并要求公安机关将她们送回越南。哈尔滨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随即对案件展开调查。6月24日，通河县这家信息咨询中心因无任何从事跨国婚姻业务的资质被县公安局取缔，薛月霞因涉嫌非法倒卖越南妇女被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拘留。

几乎就在这之后的一两天里，那些嫁到方正、通河的越南新娘竟纷纷从婆家出走，不见了踪影。徐小伟从李强那里了解到，凤山镇的郭利的越南媳妇陈阿华也和郭家大闹一场后去了通河，再也没有回家。

6月26日早上，徐小伟忽然接到辖区派出所的电话，说派出所的车就在楼下，让阿莉带着护照立刻下楼去派出所接受调查。到派出所后，警察问阿莉：“你对在中国的婚姻是否满意?”阿莉回答：“非常不满意。”警察又问：“你如果不满意，对以后有什么想法?”阿莉说：“我希望回越南。”“好，你提出书面申请，签字，我们会送你回越南的。”

徐小伟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冲警察喊：“不是的，我爱她，她也爱我，我们的婚姻合法有效。”警察冷静地对他说：“你说她爱你，可她怎么主动要求回越南呢?”徐小伟被问住了。那天，徐小伟心情郁闷，不知道怎么回到家的。没几天，徐小伟得到消息，阿莉已经和部分越南妇女一道被遣返回国。徐小伟悄悄流下了眼泪。从和阿莉相识到结婚，再到阿莉被遣返，一共只有短短的十几天，却像经历了一生。

听说儿媳被遣送回越南了，徐祥老两口急得嘴上起了水疱。要知道，他们已经通知了所有亲属，7月15日来参加小儿子的婚礼，他们在外地生活的大儿子一家更是把回通河的飞机票都订好了。而现在可咋办呀!听到父母长吁短叹，徐小伟心里很不是滋味。自己得把事情闹清楚了，也好给父母一个交待。

徐小伟开始关注整个事件。他这才知道，薛月霞的咨询中心从2010年2月到6月，共倒卖了20多名越南女孩，以55000至580()0元不等的价格转卖给当地农民及部分城镇居民。听说建设村还有个越南新娘，徐小伟匆匆赶去了解情况。那个越南新娘说，她们找到人家嫁出去后，薛月霞会从55000元中介费里拿出7000元给她们，她们再通过翻译这条渠道，把这笔钱转回越南家里。“你老婆阿莉也得到7000块钱。”徐小伟相信阿莉也得到了钱，但他更愿意相信阿莉不单单是冲钱才嫁给他的。

徐小伟又转道去了凤山镇，找到郭利的家。对于郭利的父亲郭山来说，娶越南新娘不但让他家背上了几万元的外债，而且陈阿华被遣返，也让儿子郭利大受刺激，他声称去找媳妇就离开家了，至今未见踪影。徐小伟觉得，郭利的遭遇比他还惨。

徐小伟委托一个在越南做翻译的朋友，调查那些去中国相亲的越南女子的情况。

2011年中秋节前夕，朋友打电话告诉他，那些来中国的所谓越南新娘，90％以上是或按摩女，还有一部分人有丈夫和孩子，她们来中国的目的就是骗钱。而她们开具的单身证明是贿赂越南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得到的。朋友没有跟他提起阿莉。徐小伟不敢想象，温柔可人的阿莉会是骗子。他想找机会去一趟越南，找到阿莉，当面问她到底爱不爱他，他还沉在梦里不愿醒来……

现在，那些花了大价钱买下越南新娘的人只有两个愿望：追回自己的经济损失，能够和越南新娘办理离婚手续。因为不离婚，他们得等上几年才有机会与别人登记结婚。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黑龙江省尚无经审批的跨国婚姻中介，那些从事跨国相亲的中介并无任何资质，他们和越南一些黑中介联手，非法从事跨国婚姻业务，从中渔利。

有关人士表示，花低价娶外国新娘听起来很诱人，但有很多骗局和陷阱，所以一定要走合法渠道。想找外国媳妇，千万不要去黑中介，从人贩子手中买外国媳妇是非法的。如果想合法迎娶外国媳妇，除朋友介绍、自由恋爱，还可以去具有涉外婚介资格的婚介征婚。此外，与外籍人士结婚，一定要持双方的护照或外国人居留证件，临时来华的入境、居留证件等其他身份证明、婚姻状况证明，在相应的婚姻登记机构办理结婚手续。

宿新市徐公店翻译篇3

云横秦岭 三度迁徙

中国的高等师范教育肇始应数京师大学堂的师范馆。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颁布的《钦定高等学堂章程》第一章第七节规定，“高等学堂应附设师范学堂一所，以造就各处中学堂教员，即照《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章程》办理”。十一月十八日（1902年12月17日），管学大臣张百熙在京师大学堂创办师范馆。有感于国家的贫弱与无边的悲痛，京师大学堂在封建王朝覆灭之前夕出现，似一支独照封建黑夜的火炬，宣示了中国文化世纪转型期的到来。经过1904年和1908年的两次易名，师范馆改为“京师优级师范学堂”。然而，由于政府腐败和连年内战、外侵，京师优级师范学堂常常处于停顿状态，近10年中仅有两届学生毕业，人数只有300余人。辛亥革命以后，民国政府修订学制。1912年5月，京师优级师范学堂奉命改为“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

“五四”运动以后，各种教育思潮激荡，引发了学制改革运动。1922年10月，经过激烈的争辩，北京政府教育部通过了北京高师校长李建勋提出的“请改全国高等师范学校为师范大学案”。1923年7月，北京高师正式改为“北京师范大学”。

1937年“七七”事变不久，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北平，许多人对师大“是否尚能存在”产生疑虑。当时的校长李蒸的回答是：“我可以告诉诸君，如若万一无办法时，在北平不能办大学，在别处仍可以办。到那时，组织规模或者不能与现在一样，而生命则无论如何是不会断的。”在帝国主义入侵的铁蹄下，李蒸的话果然应验了。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和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相继迁往西安，组成“西安临时大学”。

西安临时大学从11月开课到次年3月共上课13周。由于太原沦陷，潼关告急，敌机不断轰炸西安西门外飞机场，致使学生不能安心上课，1938年初，再次迁往陕南城固一带。

颠沛流离的行军是艰苦的，艰苦的行军磨练了师生的意志。李蒸和西安临时大学的领导为这次搬迁制定了周密的行军计划。1938年3月16日晚，师生乘火车出发，次日抵达宝鸡，除部分老弱教师及家属租车西行外，大部分师生编为一个大队，三个中队，若干个区队和分队，并按设营组、侦察班、全体中队、医务组、运输组、收容组的行军序列，开始了翻越秦岭的行军。这是一条崎岖的古道――褒斜栈道，我们的先师怀着共赴国难的精神，带领一批知识分子、热血青年，在这条古栈道上风餐露宿，缓缓行进。他们从宝鸡进入秦岭，经过黄牛埔、草凉驿、古风州、双石铺、南星镇、庙台子、留坝、马道、褒城，行军半个月，途中住的是“仰见星斗的破庙，三面敞开的戏楼，还有周仓脚前，古墓河滩”；每餐吃的是一块咸菜，一块锅饼；有时还遭遇武装劫匪的抢劫；翻越秦岭时，适值雨后未晴，道路泥泞，行步艰难。酒奠梁到柴关岭一段，道路更为难行，汽车在公路上蜿蜒行走，尚不及人们步行之速，常常有人与经过的汽车争道。沿途一线是川陕栈道上有名的“穷八站”，破屋颓垣，人畜杂居。而校长李蒸和其他老师与学生同吃同宿、甘苦与共、出入相顾。

迁至城固不久，西安临时大学改为“西北联合大学”。西北联大刚成立，国民政府教育部就派张北海担任法商学院院长，张在校秘密从事迫害进步学生和解聘进步教授的活动。他在自己办公桌上放着手枪，与进步教师和学生谈话，进行恐吓和威胁，使整个学校处在白色恐怖之中，破坏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引起师生的强烈不满。李建勋和一批进步教授多次与特务分子斗争，国民政府教育部得到反映后，不仅不调离张，反而将张提升为西北联大常务委员。同为西北联大常委的徐诵明、李蒸迫不得已，提出辞职，意图迫使张北海离开。然而，恼羞成怒的国民政府教育部趁两校长辞职之机，于1939年8月下令将西北联大分解。西北联大师范学院独立设置，更名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李蒸任院长。同时国民政府教育部收缴了原北平师范大学的校印。

1939年9月1日，西北师范学院正式开学。西北师范学院是北平师范大学的继续。原北平师范大学的人员、制度、设备均为西北师范学院所继承，师大精神和优良校风继续为师生所崇尚，北平师大的历史在西北师院继续延续。

1940年，随着全国战局的不断恶化，长沙、武汉等地先后失守，前线撤退的人流物资涌向川陕之间，给城固的西北师院带来了诸多不安定的因素。正值此时，甘肃省教育厅长郑通和提出西北师范学院迁移兰州建立永久性校址的建议，此建议经过多方协商形成共识。1940年4月，国民政府下令西北师院再迁甘肃兰州。

5月，甘肃省以临时参议会名义发电表示邀请：“贵院历史悠久，成绩卓著，海内外蜚声，此闻有奉令迁甘之议，将于西北整个文化推进贡献重大力量，本会代表全甘民众欢迎并愿切实赞助，盼早来临。”

在接到国民政府的命令和甘肃省临时参议会的邀请后，学校同仁商得一致：为谋学校的发展，迁到一个较大的省会地方也好。于是着手迁校准备。

1940年6月，李蒸亲自率团由城固翻山越岭到兰州勘察校址，确定兰州西郊6公里处，黄河北岸傍近甘新公路的十里店为建校的最佳地点。他就此事呈教育部长陈立夫报部核准在此地购置地皮250亩，由此定下十里店为西北师范学院永久性地址。

西北师院迁到兰州，期间艰难困苦一言难尽。1942年秋，作为西北师院院长，李蒸携全家、张德馨教授夫妇和其他几位老师开始踏上了由城固前往兰州的艰辛历程。他们从城固出发，经汉中、褒城，抵石门后，进入山区，再经过甘肃的徽县、天水、通渭、华家岭山脉、定西，终于抵达兰州。途中乘坐卡车穿越山路，行军七八天，时时都会遇上让人提心吊胆的事情。当卡车行驶过天水后不久，在一个山坡拐弯处，突然翻倒，车上的人和行李全被甩了出去。待大家清醒后查看伤情，幸好都是轻伤，李蒸院长此时已不顾自己的伤痛，赶紧查看其他人的伤情。卡车司机见闯了大祸，便溜出驾驶室逃跑了。据说，他跑了一段路，因良心不安，又折回来，见未出人命，便又回到车旁。当时，李蒸也没严厉训斥他，只对他进行教育。在那样一个荒山野岭，大伙举目怅然，而李蒸却不时安慰大家。正是由于他的沉稳，才使得随行的人不至于过于慌乱和惶恐。他们在历尽艰难险阻之后，终于进入兰州。时至1944年，西北师院才彻底完成了迁校工作。

抗日战争期间三迁校址，两越秦岭，三更校牌，谁也忘不了在校14个春秋的院长李蒸。

1932～1945年，李蒸先后任北平师大校长、西北师范学院院长。他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有影响的教育家之一，一生致力于师范教育和民众教育。1938年秋，李蒸带领妻女由天津辗转而至城固，起先住在王史巷，后来住在盐店巷。居室十分简陋，全家人平时都穿草鞋，晚上点如豆的油灯。

在回忆兰州的生活时，李蒸的女儿写道：“我们于1942年至1945年在兰州十里店度过了艰苦、朴实、单纯而又充满情趣的三年。我们一家住在兰新土公路的北面，一大片土房院落的前排院落里。在土房的后面是一大片枣林，穿过枣林便是绵延不断的山峦。在院墙外侧画着一个又一个套狼的大白圈。三间矮小的北房摆着几副床板，便是我们全家的卧室。院子的东西两边各有两间房，作为父亲的办公室和客厅，后来因为住房紧张，都让给其他教师了。我们的院墙外，西边是一大片墓地，凸起的坟头一个挨着一个，孩子们天黑后都不敢到那里去，东边好像是一大片空场，那是我们小朋友游戏的场所。”

那时的十里店，连一部脚踏车也见不到。李院长到兰州城里开会，总是乘一辆胶轮大车，也从不到饭馆吃饭，归途经过金城关，走至无人处，他便坐在车上啃大饼充饥。为了给学院争一份少得可怜的费用，他只好乘坐靠旅客下车推着发动的西北公路局的大客车，远涉千山万水去重庆。那年月，在纸醉金迷的重庆，向那些不可一世的官僚们要钱，得受多少气，费多少口舌，呕多少心血！

1948年冬，南京国民政府改组，这时报上传出要李蒸先生出任教育部长，他坚决不接受的消息。有人曾到碑亭巷李先生的住处去看望他，他说：“我无法接受这种任命。本来可以不打内仗，两党合作，共治这个国家，现在闯下这么大的祸，弄得这么糟，我无意做这种官。”他道出了广大知识分子长时期积压在心中的愤懑。后来，他接受了作为国民政府的和平谈判代表去北平谈判的任务。

50年代，夫人王佩秋不幸逝世，李蒸只好自己做家务事。他总是早早起床，打扫院子。冬天下雪，他不仅打扫自己家门前的雪，还把通往大门的路都扫得干干净净。在衣着方面，一件短大衣穿了几十年，实在太破旧了，才拿去换个面子，继续穿。晚年时，他一直住在机关宿舍的普通平房中。屋里没有什么摆设，书籍和信件都堆放在床边的小方桌上，一个小收音机联系着他和外面的世界。

“”期间，红卫兵曾去当地派出所了解李蒸的情况。派出所介绍说，他是一个普通的老人，家中一无所有，没有雇佣过保姆，什么家务事都是自己做，由此，红卫兵认为他是一个不值得注意的人。

院长李蒸清贫、俭约，坚韧克己，吃苦耐劳，却又心系国家大局，从他身上反映出来的，也正是西北师大的品格与性质的一个方面。

在那个世事动乱、民族危亡的年月里，与李蒸一起辗转、迁徙的学者、教授，襟怀里尽都燃烧着复兴华夏、振兴民族的爱国主义火焰。他们是一大批人。他们中有一位就是教育家方永蒸。1938年，方永蒸任西北师范学院附中（其前身为国立北平师范大学附中）校长兼西北师范学院教授。1945年暑假，附中全部由城固迁往兰州，受尽了迁校之苦。而举国闻名的国立西北师院附中的校牌，也是在方永蒸校长的率领下，从西安扛到城固，再从城固的古路坝扛到兰州的十里店。直至1949年兰州解放，这块校牌一直挂在十里店西北师院附中的土墙校门口。这也是西北师院附中首任校长方永蒸先生的历史见证。

虎卧龙息 风骨依然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一座高校的灵魂，集中地潜伏在学者与教授身上。检点一下学者和教授们的总体素质，西北师大的百年形象则不言而喻。

城固是西汉时期著名的外交家、探险家、丝绸之路的开拓者张骞的故里。在张骞墓前方的两棵大柏树之间，有一块题为“增修汉博望侯张公骞墓道碑记”的石碑，碑阴镌《汉书・张骞传》全文。据载，此碑系1939年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制立，碑文由著名语言学家黎锦熙书写。

从城固来兰州时，黎锦熙先生是西北师院的教务主任，国文系主任、国文科主任，1945年任西北师院院长。在西北师院的迁建、教学工作中，黎锦熙付出了巨大艰辛，而且用他的学者风范、丰富的治学经验和学术成就，影响和教育了一代学子。黎锦熙是湖南湘潭人，终身主要从事师范教育，1913～1914年任湖南省第四、第一师范历史教员，与杨昌济、徐特立为同事，、蔡和森等人都是他的学生。1920年6月7日写给黎锦熙的信中，称赞他与杨怀中都是“弘通广大，最所佩服”之人。

我国现代体育事业的两位开创者和奠基人董守义和袁敦礼，都曾执教于西北师院，为西北教育乃至全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付出了心血，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董守义在抗日战争爆发后，辗转西安、城固、兰州等地，先后在西安临时大学、西北联合大学、国立西北师范学院任教。1949年败逃台湾，董守义先生胸怀爱国热情和对共产党、新中国的希望留在大陆，成为留在大陆的惟一的国际奥运会中国委员。新中国建立后，他先后访问过60多个国家，向全世界传达中国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为中国最终成为奥运会的成员国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卓有成效的工作，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1942～1943年在西北师院任教期间，董守义与刘世明商量成立西安体育协会一事。他从中国国民身体羸弱谈起，谈及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提倡体育运动，国民体质大为提高。日寇今日之所以敢侵略我国，原因诸多，但视我国国民为“东亚病夫”，不堪一击，亦为原因之一。我们是从事体育工作的，应该让体育走出校门，到社会上去，让世人认识体育在“强国强种”中的作用。如果有一个组织义务来干这些事情，于国于民都是功德无量的。这些话深深地打动了刘世明。1943年，刘世明同董先生一同返回西安，协助董先生办理此事。

袁敦礼曾任国立北平师范学院体育系副主任、教务长、训导长，西北师范大学副校长等职。抗战初期，袁敦礼举家随北师大迁往城固。全家9口人，贫穷得只能穿草鞋。到兰州后，住的宿舍是草泥顶、土墙，纸糊的窗户，喝的是从黄河里拉回来的“黄泥汤”。但他乐观、豁达，来了朋友，他给每人泡上一杯从杭州带来的龙井茶，还风趣地说：“除了杭州虎跑泉的水，只有兰州的黄河水泡这种茶是最好的。”1945年他赴美讲学，被聘为客座教授。奔逃台湾时，曾动员他同往，因为总理辗转捎信劝导，时任北平师范大学校长的袁敦礼遂决定暂且离开北平，蛰居杭州等待解放。全国解放后，他再次应聘来兰执教，曾任西北师院体育系主任，兰州体育学院院长，西北师范大学副校长。他痴迷于体育教育，却从不计较生活的艰辛和个人地位的高低。在兰州，在西北师范学院，袁先生工作、生活了21个春秋，直至“”中不堪忍受精神和肉体摧残，才含冤别离人世。

汪仁是我国著名的生理、细胞生物学家和教育家。当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刻，为了民族的尊严和国家的安危，他毅然决然中断在协和的深造，于1939年带着千方百计筹集来的1 800元钱，携妻将雏，踏上了由北京到陕西城固的辗转之路。由塘沽乘船至香港，经越南到昆明，再取道贵阳、重庆，一路颠沛流离，受尽苦难。到重庆时，他结识了在此开办教学仪器厂的蔡翘教授。考虑到后方落后的教学条件，生理课没有仪器等于白开。他想方设法搞了一套生理教学仪器，千里迢迢冒着烽火狼烟，从嘉定到泸州再到城固，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何况到处国破家亡的景象，浩劫四起的悲哀，更让他从心底里满怀悲愤。当他带着妻子、两个和弥足珍贵的一套设备到达城固时，所有师生都流下了眼泪。刚到城固时，他一个人代了好几门课。其中包括生物系的动物生理学、组织学，体育系的人体解剖课和家政系的生理课。没有人体解剖课用的骨头，他就冒着世俗的误解，到乱坟岗去挖掘捡拾。就是那套从重庆带来的简陋仪器加上他想方设法的设计，将西北师范学院的生理课开得有声有色。后来，学校迁往兰州，由于通货膨胀，他又常生病，生活更是窘迫不堪，陷入特别困难的境地。有一次他病得很重，却没有钱来买药治病。但他在教学中却怀着一种深深的责任，废寝忘食，孜孜不倦，从来不拖一节课。七年的西北执教生涯，他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和生理事业播下了无数优异的种子。

那年月，通货膨胀严重，物价一日三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大学教授也举步维艰。出生于湖北江陵的著名教育学家胡国钰先生，把自己的生活喻为“老牛拉破车，刮风下雨载重爬高坡”。午餐充其量仅仅是几块锅饼、一盘辣椒糊。他一年四季仅有一件蓝色大褂，冬天加棉花当棉衣，春天去棉花再当单衣。那时，胡先生与夫人女儿们挤在学校宿舍。长子在汉中西北大学读书，很长时间未写家信。经多方探询，依然杳如黄鹤，后来得知儿子在学校时已加入了中共地下党，当时特务横行，他们曾担忧儿子有什么不测。胡夫人念子心切，竟患上精神分裂症。某日去黄河边散步，一失足掉入黄河丧生。人在中年，便遭此丧妻的不幸，迫使先生借酒消愁。就是这样一批厄运笼罩、生计难堪的知识分子，却时时心系天下万家的忧乐、华夏民族的胜衰！

著名教育家李建勋，曾任北平师范大学校长，并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多所高校任教授，1939～1946年任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教育系主任，教授，著有《美国民治下的教育行政》等。李建勋的心目中，“尚气节”是健全人格的第一要义，其次，要强调强健的体魄。在日本留学期间，他的各项成绩皆优于日本学生，一次相扑比赛中，他连续战胜了七八个日本人，显示出中国人的才智和力量。因此，他经常提醒学生不要以为日本什么都比我们强，我们一定要有信心，抗战一定会取得胜利的。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肆虐扩张，他曾写诗一首：“乌云弥漫神州天，东亚睡狮岂永眠？但愿同胞登福地，莫让他人着先鞭。”在城固西北师院时，为保护进步学生的安全，李先生多次同特务作斗争。当有进步学生被捕时，他总是不顾个人安危，出面保释。在反动统治下，李先生从不参与政治活动，否则“人格有损”。曾有同学向他提及有许多师大老校友提名他竞选政府的立法委员时，他哈哈大笑，说：“鸟兽不可与同群，我羞于与这些狐群狗党为伍。”他大义凛然，坚持真理。西北师院院长李蒸曾对学生说：“李湘宸先生是中间偏左的教授，他所在的教育研究所是西北师院共产党的大本营。”

中文系教授徐褐夫，曾任西北师院副院长，其长兄徐光华很早便成为江西中共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并且是共产党英烈的入党介绍人。大革命失败以后，徐光华被反动派抓捕，以极其残酷的“凌迟”之刑处死。徐褐夫受长兄的影响于1926年赴莫斯科东方大学研究生班学习。斯大林在一份《商报》上看到了徐褐夫的观点，表示赞同，接见了这位25岁的年轻人，称赞他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1931～1937年，徐褐夫曾任上海外论编辑社翻译、上海新中公学教授，翻译出版有苏联政治专著《东方的战祸》、《德意日集团》等书。徐褐夫在此期间积极靠近鲁迅先生，参加革命文学活动。徐褐夫后来到西北师院任教，是著名的俄罗斯、苏联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的权威教授。

翻译家尤炳圻，也和鲁迅交往甚好，两人共同探讨日本文学。他翻译的《活中国的姿态》是由当时上海内山书店主人内山完造写的。这本书的序言由鲁迅起草，译文也由鲁迅修正，鲁迅对其特别重视，并在《致尤炳圻》的信中谈及中日两国国民性问题。尤炳圻在中日关系紧张期间及时翻译出这部重要著作，表现了他强烈的爱国心。

在漫漫长夜里，鲁迅精神是引导国民精神前行的灯火，共产党人将这灯火引进了陕北、延安，而西北师大的学人同时也将这灯火引向了西北的边远之地――兰州。

现代著名作家、学者、文学史家丁易，1941年来到兰州，在西北师院，他是第一个讲授鲁迅作品的教授。开“现代文学”讲鲁迅，在那时确实需要有一定的胆识，特别是在兰州那个危险黑暗的城市。兰州地处陕甘宁边区，反动派的统制势力极为严酷，军统、中统都十分重视这个城市。至于西北师范学院，更是他们密切监视的重点。而叶先生（丁易又名叶丁易）公然开设为时所忌的“现代文学”并大讲鲁迅，就自然赢得了很多进步青年学生的爱戴。有一次，同学们在叶先生家谈论鲁迅，谈到了鲁迅一首著名的七律中的“怒向刀丛觅小诗”句。其中第一个字，同学们偶然忘记了，叶先生让大家回想并填出来。有位同学不知怎的，记成了“悔”字。叶先生立刻纠正说：：“不对，是‘怒’字，如果用‘悔’就和鲁迅精神不相一致了。”接着，叶先生又发挥了一番鲁迅主张的“壕堑战”，说是不要赤膊上阵，以免中了敌人激将法的诡计，还讲了布勒斯特和约及“左派幼稚病”。

西北师大还集中了许多有识之士，无论是在中华民族多灾多难的岁月里，还是在和平发展的新时期，他们都表现出了中国人、中国学者的风度，为国家和民族赢得了荣誉，孔宪武、李秉德等著名教授就是代表性的人物。

孔宪武是著名的植物分类学家。当帝国主义分子猖狂掠夺，山河破碎，汉奸横行，军阀丧权辱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时，血气方刚的孔宪武，向往国家复兴、民族富强，在那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中，写下了自己年轻而骄傲的名字。他和同学们一起高举着“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红旗，痛打了曹汝霖，放火烧了象征屈辱和卖国的罪恶巢穴赵家楼。“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骑已经踏遍了东三省。孔宪武先生带着满腔的愤慨和三箱从土匪洗劫的枪声里搜集来的植物标本，含着眼泪混过日本兵的检查，回到了北平。但是霸权主义不仅横行在国际政治圈内，甚至也玷污了科技的清白与公正。贫穷落后国度中的学者们，连拥有公平享受科研成果的权利都没有。许多中国植物分类学者发现了新的品种，将成果寄到国外，让国外专家帮助鉴定，欲将成果向世界公布。但时隔不久，结果出来了：“新娘结婚了，新郎不是我。”――辛辛苦苦采集来的成果，被别人堂而皇之地以自己的名义发表了，甚至连一个招呼都不打！孔宪武愤怒了，在中华民族没有站起身之前，他决定再不将一个标本寄往国外，并且劝导同事们放弃对外国人的幻想。他博览百家，炼淹古今，终于走出了一条中国自己的植物分类学阳光大道。当他以一个中国植物分类学者的身分，站起来以科学的高度讲话时，国际植物分类学界承认了中国和中国的植物学者。

李秉德，1949年回国后，于1950年6月到西北师范学院任教，曾任副教务长、教科所所长、西北师范学院院长，现为教学论专业博士生导师。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92年，李先生应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邀请，出席“东西方大学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做大会发言。那时李先生已经八十高龄，虽然经过了20个小时的飞机颠簸和12个小时的时差，但他仍然精神矍铄，令国内外同行惊叹。大会上，他脱开发言稿，用幽默、流利的英语阐述自己的学术观点，博得了与会代表的一致好评。当大会主席介绍到他是皮亚杰几十年前的学生并且已是八十高龄时，全体代表长时间鼓掌以表达对他的敬意。会后的教育考察中，在讲法语的麦吉尔大学，先生又用流利的法语与对方交流、座谈，并代表中国学者发表了讲话，对于一个40年没有讲法语的80岁老人，谁能不叹服呢！有一次，李秉德主持讲座，邀请留德学者为研究生做报告，在总结发言时，李先生说：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无不以重视教育而著称于世。德国如此，美国如此，日本更如此。作为教育学博士生，我们就是要通过表面现象来认识事物的本质。短短几句话，语重心长且发人深省，在座的博士生都感到心灵的撞击，思想震动极大。

身处西北一隅，视及八极，思接千载，这些学者教授仿佛是站在东方大地海拔最高处来思考华夏民族的未来命运的。他们在上个世纪的推测和预见，在今天仍有不可轻忽的现实意义。

年已93岁的黄席群教授身上，曾发生过这样几桩小事。有一年，北京大学著名教授杨周翰先生来西北师院讲学。一天，黄席群先生等几人陪同在校外十里店桥散步。杨先生曾经留学英国剑桥大学，他见黄席群先生口语流利，突然问到：“黄先生，你是不是剑桥回来的？”黄席群先生当时一愣，随即幽默地答到：“不，我是从十里店桥回来的！”当时大家一阵欢笑，都说黄先生幽默。还有一次，美国康州大学校长詹姆斯博士（Dr． Don F． James）来西北师院考察，黄先生跟他多次交谈。由于黄先生口语熟练，詹姆斯博士问黄席群是在哪个国家留学的，黄先生回答说：“我从10岁就开始学习英语，所以口语还可以勉强对付。”詹姆斯博士听后感慨地说：“我希望哪一天我的汉语也能像你的英语这样流利！”一位外籍教师建议某大学外语系翻译J． M． Blum等六人合著的美国通史《美国的历程》，但有位先生的译稿在商务印书馆没有通过。当时，一位正在这所大学上研究生的西北师院毕业生找到了黄先生，谈到了译书的问题。黄先生让西北师大外语系老师翻译了这部分文稿，他自己细心润色加工后交商务印书馆。责任编辑周颖如女士见稿后颇感惊讶：“未料西北还有这样的人才！”黄先生得知后却说：“我其实不是西北人。西北的名教授如水天同等人胜我多矣！”

可以这样认为：在20世纪上半叶，西北师大在中国的知识文化界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陕北、延安的政治家、军事家运筹帷幄，在争取全民族解放的曙光。而西北师大的学者、教授，从知识、文化上强烈地辐射于外界，同样属于为中华民族争取光明的不可或缺的一翼。

文化是一个民族脊梁骨里的精髓。中华民族为什么在存亡之交能那么顽强地、坚韧地站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西北师大从一个角度透露出了一些内在的信息。

襟怀似海 联袂奋进

上个世纪下半叶，比起中国土地上别的地方，西北的条件总是更艰苦一些。 恶劣的自然环境，滞后的社会经济，对学校引进人才和稳定人才造成了很大难度。可引以的是，学校历届领导大都能够审时度势，不断探索发展的新思路，通过各种渠道广招天下人才，坚持尊重人才，开发人才，利用人才的用人制度。早在40年代初，西北师院就特别注意人才培植和延揽的重要性。50年代起，一批优秀专家从祖国的四面八方陆续汇聚于此，把“爱国奉献、崇尚学术、艰苦奋斗、追求卓越”的精神与西北大地深厚的历史文化相融合，构成了支撑西北师大不断前进的精神动力和宝贵财富。

1950～1958年，徐劲任西北师范学院院长。初到西北师院时，教师流失严重，他不无感慨地说：“没有教师，还办什么学校！”为此，徐劲食不知味，夜不能寐。有一年，从北京分配来两名教师，他们见学校的环境和条件比较艰苦，就当着徐劲的面大骂不止，但徐劲并没有因此而为难他们。到了过年的时候，徐劲考虑到他俩来校不久，生活比较艰难，便买了一块大肉和其他东西送给他们，谁知他俩却对别人说“我们吃的是‘徐劲的肉’”。为了学校的发展，为了团结同志，为了稳定人才，徐劲对此一笑了之。

徐劲为谋求发展，想方设法，四处奔波，先后从北京和全国各地陆续调李秉德、萨师炯、金宝祥、刘熊祥、彭铎、郭晋稀、许重远、金少英、吕斯百、赵荫棠、沈心芜、尤炳圻、朱肇轩、王明昭、吕方、刘仲瑜、焦北辰、王文新、陈震东、荣书之、魏文泽等40多名教授、副教授来校任教。同时，徐劲还积极选派教师到外校进修。据统计，1950～1965年，先后派往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大等13所院校和科研单位进修的教师就有75人。同一时期，徐劲还选送白光弼等9位教师去苏联攻读副博士学位或进修。这些措施，充实了教师队伍，加强了教学力量，提高了教学、科研水平，为学校五六十年代和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56年，徐劲参加全国第二次师范教育会议，与会代表得知学校教授已达75人，位居全国前列时，就开起了玩笑：“西北师院是富农！”

徐劲引进的人才里，有个著名画家、美术家吕斯百。吕斯百早年受教于徐悲鸿先生，1929年曾赴法留学，1950年来到西北师院待了七年。当时，吕斯百先生率领韩天眷、洪毅然、刘文清等著名学者、画家来兰，参加西北师院的建设。在缺少教学仪器和图书资料，教学条件十分简陋的情况下，吕斯百先生不远万里，旅途颠簸三天三夜，从南京运来了一批石膏像，只可惜这批珍贵的石膏像在“”中不幸被毁。吕先生同样注重师资队伍的建设，他不仅亲自去请一些名教授、学者来校任教，而且积极鼓励和培养中青年教师。著名国画家黄胄，就是吕先生经过多方查找，最后才引进西北师院的；还有名字与“莫高窟”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常书鸿，早在50年代初，就受吕先生之邀来校讲学。1959～1962年间，常先生又受命担任在西北师院美术系、音乐系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兰州艺术学院院长，并且亲自指导美术系青年教师进修，亲自给美术系学生授课，对以后西北师院美术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老院长积极吸纳人才，吸纳的人才又去引进新的人才，循环传递，良性发展，因此便形成了一种不疾贤、不妒能，团结协作，积极进取的良好校风。

这是一个好的先兆。能有如此多知名的教授、学者来传业解惑，任教育人，不单是学校的幸运，而且可以说是整个民族文化事业的幸事。同时，能够吸纳人才、重视人才，在教学、学术、科研上兼收并蓄，本身就体现了学校应有的办学理念，也为学校今后的发展开风气之先。正是在这种风气和优良传统的影响下，一代代师大人承前启后，戮力同心，取得了今天辉煌的成绩。

1957年的反右和，一些教授、学者和学校虽然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但是，综观历史，学校的优良传统依然不变。在惊涛骇浪之中，这些教授、学者们如砥柱中流，岿然不动，进一步体现出他们固有的风骨与本色。经济学家李化方被错划为，但阅读马列著作是他每日的必修课。美学家洪毅然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但他还是发出“把我放在喜马拉雅山上，我也有我的境界”的自白。现代著名文学评论家、鲁迅研究权威专家陈涌，1957年被错划为，60年代初至70年代末任教于西北师大中文系。期间十余年，多数时候他都被勒令检查、被批判、被下放到农场劳动，有家不能聚，有亲不敢认，处境之艰难，可想而知。但他身处逆境，心照日月。挨批之后，劳动之余，总是埋头读书。环境稍稍宽松时，系里令他上课，他就毫无保留地用自己的思想和知识启迪后学。他讲鲁迅，讲曹禺，文科楼阶梯大教室挤得水泄不通，连教室外面的窗户上都围满了外系闻讯赶来听讲的师生。那情景，至今还在西北师大校园，在师大校友中传为美谈佳话。后，他奉调赴京，在中央机关工作。从此，他文思泉涌，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文艺问题的文章，在国内文艺界，在意识形态领域，产生了广泛影响。还有语言学家彭铎，地图、地名学家焦北辰等一大批教授学者，都受到了那个时代的责难，可他们毅然决然，不为所动。在风雨如晦之际，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塑造出了一尊尊巍然挺立的鲜明形象，表现出了坚持真理、崇尚知识的学者风范。

随着“”的结束和全国科学大会、教育大会的召开，学校各项工作迅速恢复。为了改变造成的教师队伍断层现象，1982年以后，学校有计划地充实了师资力量。截止1988年9月，主要通过本校研究生、本科生留校，国家分配和从外单位调进三种渠道，全校专职教师达到957人，其中正副教授259人，讲师313人，教员、助教385人。

如果说西北师大是成长于20世纪上半叶国家危难之际的话，那么它的不断成熟和壮大则是在20世纪下半叶的繁荣盛世中。在信息化、知识化的时代，人才的流动，已成了一种趋势，争夺人才的大战已在全国打响。以往坐等人才自动上门、指靠国家政策分配的手段，已不能满足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蜜蜂总是拥向繁花盛开的蜜源。学术科研环境和影响，以及学科建设、社会声誉，才是今日吸引人才的主要动力。为了让鲜花争奇斗妍，竞相绽放，80年代起，学校在各个方面做了更加深入的探索和努力。

1988年5月26日，西北师范学院易名“西北师范大学”，引起了学校“循名求实”的思考和讨论。究竟把西北师范大学办成怎么样的大学，这是新时期师大人一直探索的课题。80年代末，我国经济体制和科技体制的改革，使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上的教育体制的弊端显现出来。在这种大环境里，学校进一步端正办学思想，提出以培养中等教育师资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办学思路。

进入90年代，传统的培养单一型人才的办学模式显现出它缺乏适应性的不足，由此，学校又突破了传统的“小师范”（传统师范大学）观念，确立了建设以教师教育为主要特色的现代大学的办学目标。此间，学校不断增加学科建设与学位点建设的投入，合理调整了学科梯队的布局和规划，建成了一批有一定实力和影响的学科。在科学研究方面，获得了一批高水平的科研项目，科研成果的数量和质量明显提高。师资队伍建设也取得了明显成效。教授、副教授和研究生学历教师在教师总数中的比例有了较大提高，学术带头人和骨干教师的数量有了显著增加，教师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得到了普遍改善，广大教师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得以进一步发挥。这一切，为学校在新世纪的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世纪之交，西北师大领导班子饱含激情地描绘了学校发展的宏伟蓝图。未来的西北师范大学应当是这样的：这里，学科门类比较齐全，办学规模较大，人才培养以研究生和本科生为主；这里，拥有一批拔尖人才，在许多方面有问鼎国际前沿科技问题和承担重大科学研究课题的学术实力；这里将凸显师范特色、民族特色和西部地域特色，并且把它们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面向21世纪，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服务国家科教兴国和西部大开发战略需要，西北师范大学确定了总体发展目标，即更加有效地发挥在甘肃基础教育中的支柱作用，发挥在西北民族教育中的中心辐射作用和在甘肃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生力军作用，努力把学校逐步建设成为整体办学水平和办学效益居于全国师范大学前列的综合性高等学府。

胸襟似海，海纳百川；联袂奋进，众志成城。如今的西北师大，无论学术科研环境建设、基础设施建设，还是师资队伍建设，以及对外交流和国际合作，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学校现设有17个二级学院，40个系，2个教育部直属研究中心，13个研究所，3个博士学位授予点，42个硕士学位授予点，7个省级重点学科。现有教授116人，副教授451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54人，国家和省级优秀专家、学科带头人28人，校级学科带头人18人。自1994年以来，共完成国家级、省部级科研课题173项，省教委科学研究资助项目和横向联合项目300多项。自然科学领域被SCI检索论文数排名居全国高校前50位，居全国高等师范院校前10位。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也形成了学科特色鲜明的研究方向。近年来，学校在国际范围内的学术交流和合作研究也逐步展开，与国外20余所院校建立了教育和学术交流关系，包括与美国哈佛大学等国外和地区的大学及社会团体，成功地进行了5个项目的联合研究，并成功地举办了多次国际学术会议。

事实上，所有这些成果的取得，这些艰辛的努力，与老院长李蒸先生所提出和倡导的师范教育、民众教育之理想是一脉相承、融会贯通的。岁月在变，办学理想不变；人才在变，大学精神不变。将办学理想融入国家理想，大学精神融入民族精神之中，继往开来，与时俱进，西北师大人必将在新世纪曙光的映照下，创造出新的辉煌。

宿新市徐公店翻译篇4

在互联网公司工作多年的两人都是资深玩家，每次计划旅行、或者出游归来时，都希望有人交流和分享，身边与他们需求相同的人还不算少数，自然而然都来到这个平台。而最初几年当中，陈罡和吕刚就只需要不时地改改程序或做点小更新，没持续地投入精力。

但用户口口相传的雪球效应，使得蚂蜂窝在2006年到2010年之间，用户从零变成十几万。两人开始考虑蚂蜂窝的方向，手机是他们这时想到的切入点，蚂蜂窝朝着移动平台发展。

起名叫“蚂蜂窝”则是因为其中的每个人都有蚂蚁和蜜蜂那样分工合作的精神。而转向移动，对他们则意味着产品核心要从社区迁移到旅行攻略。陈罡和吕刚做了一个大胆的假设：市场对手机上的旅游攻略需求更为广泛。之后，他们便开始小心验证这个设想。

做出这样的判断是有原因的。在踏上未知的旅途之前，资深玩家们通常会备上一本Lonely Planet那类的旅行攻略书，这样的书会将信息质量控制的很好，又可以提供全部旅途当中会用到的信息。但这类书的局限性在于，它是一个静态产品，而旅行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书的内容生产效率、数量和质量都无法控制。而且，书这种传统的形态每次都要为行李增重几百克，也让千方百计减负的背包客苦恼不已。

方便旅行者随身携带又不会因重量而感觉到负担，手机就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但这不是蚂蜂窝攻略的独有特点。对蚂蜂窝而言，核心的优势在于众包的内容生产方式与它特有的攻略搜索引擎相结合。

首先，用户在蚂蜂窝上贡献的内容都是高质量的。在各地的旅行者会将一线的图片、实际的体会和真实的体会记录下来。在论坛当中，这就类似一个旅游的“大众点评”。而在后台，技术团队用搜索和算法将海量的，来自不同用户的信息整合，对它进行合理的筛选、评价和可信度的甄别，之后才形成攻略。因此，已经超过100人的公司内除了大部分技术人员和一小部分运营人员外，没有一个专门做文本编辑的职位存在。

最新版的“蚂蜂窝旅游攻略”已经推出了基于HTMLB的版本，相比于之前的PDF版，这样的技术可以做到使信息更新几乎与真实的情况实时对应，可能包括一条正在改建的路，和一家刚开业的餐厅。在移动端，对于用户来说，这样的攻略更方便操作和互动，阅读体验也有了很大提升。

愿意贡献内容的用户就靠蚂蜂窝的论坛聚集到了一起。目前蚂蜂窝的PC端注册用户已经超过600万，并且这个数字每秒都在增加。移动端的用户则更多，截至2013年4月，移动端安装量已经突破2000万。

但旅行论坛并不能保持像吃穿住用的论坛一样的黏性，除了旅行者之间交流思路与玩法，还需要一些外延的产品，这便促成了蚂蜂窝每个细分的方向。

在最初做应用时，陈罡就很清楚，在移动平台上，每个独立的应用应该有明确的定位，去直接解决用户的问题。所以，在核心产品“蚂蜂窝旅游攻略”之外，还诞生了针对旅游过程中交流问题的“旅行翻译官”、记录旅行过程的“旅行家游记”、“嗡嗡”和评点旅途吃喝玩乐的“旅游点评”。

陈罡认为，如果能在以上不同的层面满足用户需求，商业前景只是件水到渠成的事。但这是个探索的过程，也是不断试错的过程。在“旅行翻译官”刚上线时，他们曾做了一个小的上传语音功能，意图为让用户自己做一些翻译。但很快，团队便发现上面出现了大量方言，还有很多人将它做成了一个方言的交流工具。虽然事情已经变得很好玩，但与产品的初衷发生了分歧，新版经过调整之后，只能将这个小功能去掉。

了解用户，则花去了他们大量的时间。除了每年理性的市场调查外，他们还在社交网络和每个产品里设置了简明的反馈渠道。不只如此，团队中，几乎每个星期都有人在外旅行，同时记录下第一手的体验。陈罡甚至要求每个公司成员都有护照，在需要有人出去的时候，很容易就可以办签证。

2012年下半年开始，蚂蜂窝开始了一些商业化的尝试，一部分来自于像航空公司和旅游局一类的展示广告，另一部分则主要是在线旅行社（OTA），国外包括booking、agoda这样的酒店预订网站，和携程、艺龙这样的国内网站的分成。对于合作方来说，蚂蜂窝的价值在于用户的精准。通过这个平台，他们能将品牌和服务扩大，同时找到最合适的顾客。而蚂蜂窝也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获得了千万级别的收入。虽然仍没有达到盈亏平衡的状态，收入增长的空间还很大。

今年，蚂蜂窝即将推出的一款名为“一窝蜂”的产品，是在与蚂蜂窝合作的OTA当中，精选一些性价比相对高的产品和服务，向旅行者推送。比如1500元双飞香港，还含税；3000元双飞三亚，并享受丽思卡尔顿这样级别的酒店住宿这样的套餐等等。

除了这类合作之外，现阶段陈罡还不想在自己的平台上做交易，用他的话来说，“不能既是裁判又是运动员”。他将蚂蜂窝的定位锁定为引导客户、贡献流量，自己的平台只提供服务。

于此同时，蚂蜂窝的推广也在大规模进行当中。北京地铁上，它已经有了两次大规模的投放。虽然成本不菲，但相比其他的渠道，陈罡认为这还是有效的。因为地铁与蚂蜂窝的用户群大体上契合，而留住被吸引来的用户的方式也唯有靠社区和产品自身的影响力。

曾经投资过京东商城的今日资本，在2010年便开始关注蚂蜂窝。当时，负责这个投资案的徐新曾试图在网站上找到这家公司的联系方式，却没能达成目的。当时，陈罡和吕刚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努力专心地做好自己的产品，这也是今日资本看好蚂蜂窝的原因之一。这样的理念延续到了今天，具体的表现就是网站上仍然没有地址电话等联系方式，公司没有前台，陈罡的工位也在众多员工中间，毫无差别，一不小心就会走过。

宿新市徐公店翻译篇5

在商务印书馆刻苦学习

商务印书馆创办于1897年，创办人为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是当时中国最早的、在国内外有广泛影响的重要文化教育出版单位。15岁的陈云来到商务印书馆后，在老师张行恭的弟弟张子宏的引荐下，去见发行所所长。所长看陈云个子太小，卖东西都够不到柜台，说：你先回去，等长大了再来。张子宏只有向所长求情，才给了陈云3个月的试用期。就这样陈云到发行所文具柜当了一名学徒，月薪3元。

陈云曾回忆说：“公司还供食宿，其余自备。第二年加二元，第三年加二元，第四年不加。大约到1925年还只9元一月。此时在商务虹口分店。”

陈云充分利用商务印书馆图书特别丰富的有利条件，如饥似渴地学习，常常读书到深夜。发行所每天早上8点上班，晚上8点下班，陈云在路上还要花费两个小时，每天回到住处，疲惫不堪，但他仍然坚持读书学习。时为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职工的陈竹平曾与陈云一起工作，一起住宿，他曾回忆说：“每天清晨，天还没亮他（指陈云）就起身读书、写字、学英文；晚上下班后，回到宿舍也是读书写字到深夜，成年累月从未间断过。”

商务印书馆非常重视职工的教育，在当时上海火车北站华兴路职员集体宿舍附近设立了上海图书学校，为员工业余教授英文、图书分类知识以及书刊出版、印刷的有关知识。陈云也参加了进修班的学习，内容有英文、练小楷毛笔字等等。后来陈云回忆说：“我应该说在商务时期，对我在文化上的得益很大，全部‘童话’、‘旧小说’、‘少年丛书’都看了，有时也可翻翻杂志。同时我自信也是很用功的一个人，练字，上夜校（商务办的），读英文。”

陈云还常到上海通讯图书馆去读书，这个图书馆是进步文化人应修人、楼适夷在20世纪20年代初创办的。陈云在这里读到了马克思主义书籍和其他进步书籍。如《共产党宣言》、《辩证唯物论》、《唯物史观》等等。这些进步书籍有时不宜在公开场所阅读，他就躲到厕所里去读。

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陈云还多次进过党内举办的流动训练班，潜心阅读《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他不仅自己奋发向上，而且还带动大家学习。陈竹平回忆说：陈云常常勉励我们说：“我们是青年人，青年人应该奋发有为；我们要做一个站在时代前面的青年，不要做时代的落伍者，更不要做暮气沉沉的青年”。

陈云在学徒期间的勤奋刻苦读书，为他以后的革命生涯打下了坚实的知识基础，使得他能够从一个只有高小学历的毕业生成长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与商务印书馆的工友们一起参加五卅运动

1925年5月30日，上海工人、学生分头在公共租界各马路散发传单、进行演讲、示威游行，揭露日方资本家的罪行。当游行的队伍会合在南京路时，英国巡捕突然发射排枪，打死学生、工人13人，伤数十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6月1日，上海市总工会成立，宣布为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举行总罢工同盟。随后，一场波及全国的总罢工、总罢课、总罢市迅速发展起来。

商务印书馆的职工也积极支持这场反帝爱国运动，迅速发起成立了五卅惨案后援会，全馆于当日下午及6月4日停业一天半，对死难同胞“藉表哀忱”。同一天，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郑振铎等人编辑的《公理日报》创刊，向市民报道五卅惨案真相，声讨帝国主义的血腥罪行。

为了扩大《公理日报》影响面，陈云和工友们利用业余时间到街上卖报。不管刮风下雨，陈云总是在天还没有亮就前往编辑报纸的地方取报。天刚亮，上海的许多大街小巷就响起了他们“一份报纸一个铜板”的叫卖声。当时，《公理日报》日销售量2万份以上，成为最受欢迎的舆论工具。

陈云与商务印书馆的工友们还参加了罢市和游行，他们带着传单在南京路各个商店进进出出；在高楼的沿街窗口，不断地将一叠叠传单撒向窗外，路上的人捡起传单，争相阅读。

在这场运动中，陈云虽然“还只是一个随资本家罢市的店员”，但是在亲身参加这场运动的过程中，亲眼目睹了帝国主义的残忍，真切地感受到了在人民群众中蕴藏的伟大能量。他在1926年7月写的《中国民族运动之过去与将来》中高度评价了五卅运动的历史意义，指出：“震惊全世界的五卅运动，将中国民族运动升至高潮。”“五卅运动的结果证明，资产阶级是靠不住的，他们是机会主义者。同时，工人也感觉到自己力量的孤单，因为没有在中国民族运动上占着重要位置的强有力的主力——整个农民的参加。”

可以说，五卅运动的洗礼，对陈云具有重要的启蒙意义。正因为如此，1985年，为纪念五卅运动60周年，陈云题词“纪念五卅运动六十周年”。之后，为纪念五卅运动65周年，陈云又为五卅运动纪念碑题写了碑名。

在商务印书馆参与领导和组织工人罢工

五卅运动后，上海工人运动逐步走向低潮，党中央准备再掀起一次罢工高潮，以打击反动军阀政府。鉴于商务印书馆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同时商务印书馆的职工收入微薄，工作时间长，受到种种不公正的待遇，便于发动与组织，党中央决定在商务印书馆发动罢工。在这次罢工中，年仅20岁的陈云第一次得到了参与领导和组织工人运动的实际锻炼。

陈云经过深入的分析，把罢工时间定在8月底。据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职工徐新之回忆：“8月下旬全国大、中、小学，大都要采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课本，准备秋季开学，正是资本家获取最大利润的前夕。在这个时期罢工，老板们必然考虑到生意要被对手中华书局夺去的危险，因而罢工胜利的可能性特别大。”

为了加强罢工斗争的领导，党决定组织临时党团，党团成员有：沈雁冰、杨贤江、陈云、章郁庵等10余人。1925年8月20日晚，临时党团以五卅宣传队名义召集商务印书馆“三所一处”（即印刷所、发行所、编译所和总务处）的40多名积极分子举行秘密会议。陈云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研究了这次罢工的策略、方法和步骤，并且决定由发行所首先发动罢工。8月21日晚，陈云主持召开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工人运动积极分子会议，到会168人，开至22日凌晨结束。会上决定罢工，并草拟了罢工宣言、复工条件和职工会章程草案等文件；选举了由15人组成的罢工临时委员会，陈云被推举为委员长。

8月22日上午，发行所开始罢工。9点50分，发行所400多名职工在四楼餐厅开会。陈云担任会议主席，章郁庵向到会职工说明罢工的原因：即为薪俸微薄、工作时间太长、待遇不平。会议一致通过要求馆方承认工会和改善待遇的12项复工条件，宣告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职工会（筹）成立，推选陈云为委员长。

会议结束后，陈云、徐新之、恽雨棠等代表职工会，前往宝山路印刷所联系配合。12时半，印刷所响应罢工，并提出8项复工条件。8月23日上午，印刷所工会、总务处及发行所职工会联合派代表，携带《告编译所同仁书》，前往编译所争取支持。8月24日清晨，编译所参加罢工。至此，商务印书馆“三所一处”全部参加罢工。24日下午，“三所一处”职工代表举行联席会议，会上综合四方面意见，由沈雁冰执笔写成与馆方正式谈判的复工条件。

会后，在8月24日、26日、27日，联席会议的13位代表与馆方代表商务印书馆董事兼监理高翰卿、张元济，编译所所长王云五等人举行了3次谈判。在谈判期间，作为发行所职工会委员长的陈云，每天都主持职工大会，及时通报罢工的进展和劳资双方谈判的情况，鼓励职工们坚持斗争，不达目的绝不复工。

这3次谈判中，前两次谈判均没有结果。第三次谈判，由于开学在即，馆方害怕遭到更大的损失，才被迫同意复工条件，并与工方13位代表签署了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有：公司承认工会有协调职工与公司之效用；从10月份起增加工资，增幅从30%到10%不等；发行所柜台减少工作时间一小时，如办不到，此一小时照加工资；女工生产前后各休业一个月等等。这样，罢工时提出的各项要求，都不同程度地实现了。历时6天的罢工斗争，取得了胜利。

罢工结束后，馆方将教科书抛出、收回大批资金后，于12月上旬，违反8月商定的复工条件，报复性地开除发行所和印刷所17名工人，目的是“要试验工会力量”。工会几度交涉毫无结果。12月22日至25日，发行所和印刷所的职工掀起了第二次大罢工。陈云在这次罢工中依然参与领导。尽管这次罢工遭到淞沪司令部的武装干涉和工贼的分化破坏，在冲突中有不少工友受伤，但罢工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

加入党组织

1925年八九月间，陈云由董亦湘、恽雨棠两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陈云为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奋斗了整整70年，贡献了毕生的心血。

陈云下决心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经过深思熟虑和反复比较的，这种思想上的飞跃，也经历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五卅运动前后，陈云从商务印书馆的党员那里接触到三民主义，“觉得孙中山的道理‘蛮多’”。于是，在1925年六七月间，经商务印书馆同事薛兆圣、张文菲介绍，加入中国。后来，1927年7月，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左派部也就取消了”，陈云“亦最后退出了”。

在加入之后，陈云仍然在不断地探求比较。后来，他又读了《马克思主义浅说》和《资本制度浅说》，感到“这些书看来它的道理比三民主义更好”。他开始“了解了必须要改造社会，才能解放人类”的道理。陈云曾这样回忆他的入党经历：“当时之加入共产党最大的原因是大革命的潮流的影响，同时生活上眼见做了5年学徒，还是每月只赚7元钱的工资，罢工以后，就接近了党了”。“我自觉入党时经过考虑，而且入党以后，自己觉得此身已非昔比，今后不是做‘成家立业’的一套，而要专干革命。这个人生观上的改革，对于我以后有极大的帮助。”

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陈云就担任了中共商务印书馆总支部干事兼发行所分支部书记，积极参与发展壮大组织力量。他先后介绍陈公庆、张贞祥、曹修纲、吴志青、毕保思、孙诗圃等人加入共产党。陈云还常用参观的名义，深入到商务印书馆各部门接触工人，熟悉情况，与工人保持密切联系；下班后，他还将工人集中起来，帮助他们提高文化知识。

1925年11月，发行所职工会创办了一个地下刊物《职工》。陈云以“怀”、“民”、“怀民”等笔名在《职工》上先后发表《职工在现社会的地位》、《总工会是什么》、《罢工后职工应有的觉悟》、《中国民族运动之过去与将来》等文章。这是迄今见到的年仅20岁的陈云在刊物上发表的最早文章。这些文章的主要内容，涉及工人阶级的地位、工会组织的性质和作用、工人运动的意义等等，比较客观、全面地反映了陈云在商务印书馆时期的思想政治水平。

组织商务印书馆的工人参加武装起义

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为了配合北伐军进军，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上海工人阶级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陈云作为基层工会的领导者，积极组织工人，先后参加了这三次武装起义。

1926年10月23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工人发动第一次武装起义。按照上海总工会的要求，商务印书馆工人纠察队的主要任务是，袭击宝山路的警察署和驻守在虹江路车站的孙传芳部马队。陈云组织工友们集中待命，准备参加战斗。由于归附北伐军的浙江省省长夏超进兵到嘉兴时，被孙传芳的军队打败，第一次武装起义也就宣告失败了。

1927年2月15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北伐军到达松江时，上海宣布总罢工，并组织第二次工人武装起义。18日晚，上海总工会决定：“于本月19日起，举行全沪工人总同盟罢工，援助北伐军，打倒孙传芳。”19日下午1时起，商务印书馆工人实行全体罢工。这时，陈云通过上海店员总联合会（由上海各业店员代表组成），领导了南京路上先施、永安、新新、丽华四大百货公司的罢工。罢工实现后，中共上海区委决定从23日晚6点起，转为武装起义。由于各项工作还没有完全准备好，起义工人陷入孤军奋战。第二次工人武装起义又失败了。

第二次起义失败后，上海笼罩在白色恐怖下。为了保存实力，陈云前往浙江余姚隐蔽，与陈云同去的还有陈公庆、徐新之、孙诗圃等人。

3月上旬，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条件日趋成熟，陈云立即离开余姚前往上海，投入商务印书馆工人参加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中去。

商务印书馆位于闸北宝山路中段，正在北洋军几个重要据点之间，商务印书馆工人纠察队是闸北工人纠察队的骨干力量。因此，领导起义的中共特委对它十分重视。特委成员、赵世炎在陈云等人的陪同下，多次到商务印书馆观看地形，并召集馆内党和工会的骨干开会，商讨行动方案。

经过周密的准备，3月21日中午，上海总工会总同盟罢工起义命令，并随即转入武装起义。在第三次起义中，陈云承担什么任务呢？他回忆说：“三次暴动时未参加纠察队，只管工会。三次暴动后一小时被上总（指上海总工会——引者注）派去新龙华与白崇禧接头，要求国民革命军速进上海（被拒），故未直接参加武装斗争。”

尽管推进到上海南郊龙华的北伐军白崇禧部，奉的命令按兵不动，但是，各路工人纠察队经过浴血奋战，全部完成了任务。22日下午，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终于取得胜利。

关心商务印书馆的发展

1949年9月出版的第一期《商务职工》上，刊登了《欢迎陈云同志来沪》的报道，报道说：“陈云同志是民国十六年以前本馆发行所的职员，是发行所职工会的第一届委员之一，商务第一次的大罢工，他是一个领导人。‘四一二’事件发生，上海所有工会职工会都被黄色工会占据了去。陈云同志也离开了职工会，离开了公司。”“这次（1949年8月——引者注）他因公到上海，抽空到发行所来访问老同事，虽然有许多人没有看见他，更有许多人不认得他，但是他到一个地方，总要到商务去看一看，像他的第二家庭一样。”可以看出，陈云与商务印书馆那深厚的感情。

此次在上海，陈云会见了商务印书馆工会主席石敏良，还看望了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陈云对张元济说：“我不久前在东北工作，看到沈阳、长春这两个商务印书馆各方面都很好，请放心！”陈云还邀请张元济从政，为新中国建设贡献力量。张元济十分感动，违背了他自参加维新变法失败后永不从政的誓言，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积极参政议政。

公私合营热潮席卷全国之时，陈云在北京曾对商务印书馆工会主席石敏良说：“商务印书馆申请公私合营，我看是够条件的”，“商务印书馆5个字，公私合营时要保留。将来即使进入国营，这块招牌也不能丢。”公私合营后，商务印书馆的招牌没有变，就是遵照陈云的意见，作为特殊单位特别对待的。

在公私合营过程中，为了商务印书馆能够更好地发展，就需要团结资方。陈云还对石敏良说：“你回去对同仁们讲，说是我陈云讲的，请他们不要认为一解放了，就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告诉他们：解放仅仅是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起点，从起点到终点，中间有个距离，要一步一步地走，总不能一步到达吧！叫他们在生活方面，要求不要太高。我们这一代人，还要苦一苦，所谓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前人不种树，后人难乘凉。”商务印书馆全体职工听了工会传达陈云的讲话，倍受鼓舞，主动节约，积极地与资方搞好关系，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迎接公私合营的到来。

1982年2月11日是商务印书馆建馆85周年，决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纪念会。“纪念会的前夜，我们把开会的意图报告了陈云同志（他经常关心我馆），他给我们送来题词一条——原先我们没敢打扰他。”陈云题词的全文是：“商务印书馆是我在那里当过学徒、店员，也进行过阶级斗争的地方。应该说商务印书馆在解放前是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文化教育事业单位。”陈云的题词在纪念会上宣读，大家倍感振奋。

宿新市徐公店翻译篇6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在全面抗战初期，苏联是第一个给中国提供军事及经济援助的国家，运来不少飞机和武器，也派遣了许多军事顾问、技术人员和新闻记者。

在陪都重庆，军事委员会设立了顾问事务处，由中央执行委员张冲负责。桂籍（注：孙桂籍是张郁廉的丈夫，1947年被任命为长春市市长）与张冲早在1929年已认识，当时张冲被派赴东北，在哈尔滨任特派员。

设于汉口的苏联塔斯通讯社扩充业务，增加工作人员，而我的条件正适合：会俄语，大学副修新闻。再经张冲及桂籍的推荐，马上被录用了。

亲历“徐州大突围”

战云密布之际，莫斯科塔斯社总社派来数位军事记者，社长罗果夫就分配我随同这批记者到徐州战区，协助采访。 1938年3月中旬，我们从汉口乘火车经洛阳、郑州、开封到徐州，住在城内“徐州花园饭店”。重庆派来的苏联军事顾问及其他外国与国内各通讯社、报馆派来的记者，也集中住在这里。于是，这家旅馆成了日军每次空袭的目标。

徐州城内没有防空设施，百姓缺乏防空常识，空袭警报一响起，大家纷纷往外跑，能躲到郊区最好，不然就藏在空旷的地方，如大树下、树林中或石堆旁，双手抱头，蹲着或脸向下躺着；有时来不及跑远，就躲进民房的桌子下面，生死全靠命运。花园饭店中弹数次，部分房舍被炸毁，但我们没有搬走。

不久，我们离开徐州，奔赴前线。记者们年轻力壮，满腔热血，身负使命，早把生死置之度外。我们到过的最前线，是枪林弹雨中的国军旅部。在枪炮声中，旅长覃异之接见我们，详细讲解、分析前线的战况，不厌其烦地回答记者们提出来的问题。他是广西人，工诗词，态度稳健、坚毅，谈吐温文，“儒将”之风让人钦敬。

前线战事激烈，我们不能停留太久，被安排到离战火较远的偏僻村庄过夜，村民早就离家逃难去了，村里空无一人。带路的副官找到了一间破旧的老屋，供我们休息。屋里四边透风，木板上放了些稻草，一盏油灯发着微弱的光，忽然在屋角发现一口黑色大棺材，上边盖着草，既神秘又恐怖。

我带着些微不安，和衣躺下，睁眼等天亮。我们离开旅部时，旅长覃异之对我说：“你是到最前线我旅部的第一位女记者，使我敬佩。这支德制勃朗宁小手枪送给你，需要时拿来自卫。”我带着这支小手枪，辗转于鲁南、湘鄂，从长沙、武汉到重庆，后来到成都燕京大学续读大学四年级时才卖掉，钱拿来做路费和学费。

1938年3月14日起，日军主力由津浦路正面南下，猛扑滕县，拟袭台儿庄。不料日军在以为唾手可得的台儿庄前遭到我守军严重打击，伤亡惨重，溃不成军。台儿庄空前大捷，传至后方，民心士气大为振奋。我们一群记者正在附近采访，第二天就赶到台儿庄。

城中仍弥漫着火药味，建筑物一半以上被毁，有的房舍还在燃烧，冒着烟，断垣残壁间散布着血肉模糊的尸体。国军正忙着挖坑掩埋死者，坑浅土少，土堆中还有残肢露出，被野狗拖食。眼前景象残酷无比，教人想到血战的惨烈，实在难以描述！

国军在徐州已和日军正面激战3个多月，数次大捷，已达成消耗敌人、实现战略相持的目的。5月15日，数十万大军由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开始有计划地转移。5月19日我军放弃徐州。全部中外新闻记者、军事顾问、战区内的文职及政工人员，集中起来，分队分组，在大军前、后、左、右的保卫中，浩浩荡荡徒步突围。白天为躲避日军飞机的轰炸和扫射，大家分散在各村庄的空屋内，绝对不准出外活动或晒挂衣物，以免引敌注意，天黑马上整队随大军开发。

有时途中经过日军占领的据点，先头部队得先予以肃清敌人，再让大队人马通过。往往要走过一些发生过战斗的街道，火药味犹新，房屋倒塌，尸体横卧，墙壁上鲜血斑斑，我们一组女同志人人掩面疾走，不敢稍停。每晚要步行至少10小时，到天将亮才休息。一个个双脚起泡，发肿，拖着疲倦的身躯，小心翼翼地紧跟队伍。一夜总有两三次，带队者由后面传来“休息片刻”的命令，我们马上原地坐下或躺卧，闭目养神。

多亏我在路上认识了一位中央通讯社的记者，名叫李丕祖，他一路照顾我，停下来休息时，把身上的外衣脱下铺在地上让我坐。大家分到一块大饼，他也留一半给我，我再三推却，但总拗不过他的好意。

有一位王姓女孩，一路不离我左右，总说：“张姐姐，我好喜欢你！你若把头发放下来会更美。”不幸，这女孩半途得了伤寒病，同伴们用担架抬着她走，一到汉口就送进医院，我没来得及去探望，她就与世长辞了。

一位苏联军事顾问实在走不动了，从村民处买到一匹无鞍的小毛驴，骑在上面，两条长腿拖在地上，一歪一倒地跟着队伍走，样子十分滑稽，但大家都笑不出来。可怜的小毛驴，负荷不了，加上又饥又累，未能支撑多久就倒毙路旁。

在漫长而艰险的突围途中，战区司令部曾派来3辆黑色轿车，指明运载苏联顾问及外籍记者一段公路路程，到某据点再聚齐。轿车白天行驶需特别注意敌机，我们挤进车厢后，分批探头向车窗外，若看到远处有日机朝我们的方向飞来，便赶紧停车，大家纷纷向两旁稻田及村庄躲避。

日军飞机低得我们可看到机翼上血t的太阳标志，轰轰地掠过，轰炸停在路上的汽车，扫射附近的田野。我赶紧面朝下抱头躺着，子弹像雨点在四周噗噗作响，身旁有人。

不知过了多久，敌机飞走了，我清醒过来，坐起，浑身是泥土，腿上有血。心想，一定受了伤，这下可完了。再摸摸全身，没有痛的地方，才弄清是旁边的人受伤，血溅到我腿上。突围途中也有轻松的时候，有人送来一包煮熟的鸡蛋，我高兴地喊起来：“有鸡子儿吃，太好了！”大家轰地大笑，我才知道把“鸡蛋”叫为“鸡子儿”的，只有东北人，其他各省份的人压根儿不懂。

还有一次，我们白天躲在村庄空屋内，有人捉来一只活鸡，大家合力把它宰了，拔了毛，但没有足够的水洗净肚肠，只好将就，还把从抽屉里找到的一包绿豆和鸡一起煮，大家大吃大嚼，发觉味道有些怪异。这顿“怪味鸡”大餐久久停留在我的味觉记忆里。

我们昼伏夜行，走走停停花了21天，6月初才突破日军的包围圈，脱离危险，到了河南信阳，乘火车，两小时后平安抵达汉口。虽然每个人都疲惫不堪，蓬头垢面，衣履肮脏，身上寄生了虱子，奇痒难忍，但能亲自经历名垂青史的“徐州大突围”，实在是极为难得的人生际遇！

回到汉口，我马上到塔斯社上班，忙着整理资料，写报告。七八月间，我和部分同事奉调到四川重庆塔斯社工作，一行乘船离开武汉，沿长江经三峡到重庆。

你们放心，中国不杀战俘

塔斯通讯社坐落在枣子岚垭。“枣子岚垭”名字雅致，在当时的重庆名气不小：一来，要爬数百级陡峭石阶（可以雇滑竿代步，汽车和黄包车就派不上用场）；二来，苏联和其他各国的机构多聚集在这里，在抗战时期算是最舒适、最安全的地方。

塔斯社在一幢石块砌成的两层楼房里，楼下是办公室。顶层是一间阁楼，由我和一位来自上海的打字员同住，她是白俄女孩，名叫索妮亚。社长罗果夫和太太、儿子住在二楼。另有一位副社长，中文名字叫“叶夏民”，会说一点中文。和我一起工作的，还有几位中国同事，其中有两位是燕京大学的学长――李宜培和苏达夫，他们和我一样担任编译，负责把中文报纸、杂志的有关资料译成英文，而我负责把中文报纸的社论、摘要译成俄文。需要时，如参加记者招待会或社长做访问，我也做口头翻译。

石^围墙内除了苏联塔斯社外，十余级石阶下，有一幢长方形两层石砌楼房，是苏联大使馆武官处官员的办公室和宿舍。他们的生活起居及伙食，由一对广东籍谭姓夫妇管理。谭姓夫妇俄文极好，我和索妮亚的伙食由他们包下，通常饭菜按时送到我们的住处，有时我和索妮亚会跑下去蹭一顿，多半是又可口又有营养的俄式西餐。就此，我的生活起居有了着落，工作受上司器重，胜任愉快，薪水优厚，在新闻界也声誉鹊起。

我到重庆后，武汉的局势日紧。日本军阀“三个月亡华”的美梦已遭粉碎，战况胶着，使他们颇为恐慌，于是分兵五路，调遣飞机500架、战舰100艘，配合海军陆战队，企图沿长江西犯，占领我抗战重心武汉。就在这个时候，另一批苏联塔斯社战地记者和《消息报》摄影记者卡尔曼来到重庆。社长罗果夫又派我随同，取道汉口，赴湘鄂（湖南、湖北）战地采访。

我们一行四五人从重庆搭一架送邮件的小飞机飞汉口，沿途在丰都、万县、巴东、宜昌等地降落，送收邮件。飞机小，摇摆得厉害，又不断上下起落，每个人都头晕呕吐。而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坐飞机，痛苦甚于他人。傍晚，在空袭警报中，我们总算平安抵达汉口。武汉居民正在紧急疏散，一片混乱。停留两天后，我们乘车赶赴湘鄂前线，到了那里反而觉得比在汉口安全多了。

我们先到濒临湘江东岸的湖南省省会长沙。抗战期间，长沙以三次会战得胜而成为享誉中外的名城。当时日军主力全部转向武汉，湘鄂前线无战事。我们在长沙附近访问一批日本俘虏，他们一共13个人，低头坐在路旁，有的头部缠着纱布。路的左边是耸立的青山，长沙城在路的下方。古老庙宇的金黄色屋顶在阳光下闪烁，恬静、和平笼罩着小村落。

我先问在大学上过两年学的汤田良仁：“为什么到中国来打仗？”他先是沉默不答，然后说，他也不知道，是征兵强迫的，初来时只知道到华北，很快就可以回去，没想到根本没有回家的可能。又问另一个叫谷一市的俘虏，日军捉到中国士兵怎么样处置？是否活埋、砍头。这个带小胡子的鬼子狡猾地说：“杀中国俘虏，我从来没看见过，也没有听说过。我只知道全送到后方去。”我们拿出从日本兵身上搜到的日记本给他看，上面写着：“将所有捉到的中国俘虏处死。”

我恨眼前这一群人，他们是受了日本军阀欺骗的野兽，不知道杀死多少我的兄弟姐妹！ 正在这时，晴空中回荡警报声，敌机前来轰炸衡山，炸弹爆炸的声音刺着我的心。每一声，不知炸死多少无辜百姓！敌机飞走，我们强忍着仇恨，回到俘虏前，姓张的同伴对俘虏说：“你们放心，中国不杀俘虏！几天以后，你们都会穿上新的干净衣服。”

我们还采访了自愿参加战时工作队的30余位女同志。其中一位来自甘肃的女同志，高个儿，长得很美，有一双大大的黑眼睛，很健谈。据她们介绍，工作队的主要职责，是每到一个地方，召回居民，把他们组织起来，加以初步训练，让他们学会救护前线的轻伤战士，还派人到敌后探听敌情。

一位姓尤的女同志说了一个动人的故事：一天夜里行军，在村边找到一间茅屋，轻轻地敲门后，一个老婆婆手持油灯来开门，她们说明来意，请求借宿一夜。老婆婆立刻请她们进屋，不但把仅存的菜和米拿出，还献出不知保存了多少日子的半罐盐（湖南缺盐）。同志们看到老婆婆有病，便请她休息，说有了东西，她们可以自己做饭。但老人家无论如何不肯，一个劲地说：“你们替老百姓打日本鬼子，已够辛苦了。”她亲自把饭做好，端给女兵们吃，她坐在旁边，看大家吃饱了，才去睡。

我们奔走于湘鄂前线各处之际，武汉会战于10月27日结束，我方有计划地撤出武汉。自七七事变展开全面抗战至武汉撤退，为时一年有半，使得日军消耗惨重，战场扩大，兵力分散，攻势到了极限。在旷日持久的消耗战中，我工厂、物资、学校安全西迁，建设了坚强的大后方，为长期抗战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局势变动如此重大，我们不能前往武汉。长沙虽遭大火烧毁，但仍在我方掌握中，只能先到长沙，再设法回重庆。经长久的跋涉，我们终于回到面目全非的长沙，只见焦土一片，许多地方还在冒烟，断垣残壁林立，外出躲避的居民陆续回来，在废墟中重建街屋、店铺。不到一年的时间，死亡的长沙城“还阳”。复活的长沙，又招致日机后来的滥炸。

我们在长沙和当局研究返回重庆的路线，司令部派人员和吉普车把我们护送到衡阳，然后见机行事。可以说我们的运气好，在衡阳遇到大批由武汉撤退的政府及新闻界人员，我们被编入中央党部国际宣传处的员工及眷属组。

宿新市徐公店翻译篇7

头一天上午就接到手机短信，详细告知了出发时间、地点、车牌号。我们乘坐的这辆小巴车，主要是来自北京的媒体。一上车，青春洋溢的小导游便发给大家两本活动秩序册，里面从活动的组织、规模以及活动的详细安排一览无余。从中感觉到，活动组织者的经验丰富与行动干练，心里自然多了几分踏实与期待。

120多辆车，从城市的各个方向，集结在京藏高速官厅服务区。经总指挥一番调度安排后，所有的车辆按着序号，依次驶上G6平展开阔的柏油路。路两旁，杨树成排如帐，浴着夏日早晨明晃晃的阳光。

车上的人们是兴奋的，满车欢声笑语。导游的对话机不时传来前方路况和对个别车辆的指挥调度，感觉每辆车都是整个珠链上的一颗。车前的序号、统一贴在车体的大幅标识，整个车队看上去，那是相当有气势啊。

出了张家口，人们的兴奋劲儿似乎过去了，早起的困倦渐渐浮了上来，大家纷纷打起了瞌睡，养精蓄锐。

11：20，队伍拐出了内蒙古兴和县高速路口，当地旅游局的领导已在这里守候我们。稍作停顿与接洽，由当地领队车执缨队首，带着我们向着15公里外的察尔湖进发。与此相对应的，我们车上的导游也已换成了本地穿着亮蓝色蒙古袍的姑娘。

几座有着天蓝色描花篷顶的白色蒙古包迎向视野。远处的草原上，隐隐看见几匹深棕色的马的影子。天空海阔，四野苍茫。原来，度假区设有优质草原天然马场，喜欢骑马的朋友可以策马扬鞭、尽情驰骋一番。

午餐的大堂有着金棕色的巨大穹顶，令人俨然身处蒙古包中。纯天然无公害的野生鱼、土鸡蛋、荞麦面、粘玉米、有机蔬菜、莜面栲栳、卓资山熏鸡等，是这里的特色美食，也是察尔湖休闲度假区的一面招牌。

察尔湖度假区山地属大青山余脉，水面处于群山环抱之中。察尔湖，汉名衙门号水库，蒙语直译为春天即将消融的冰。察尔湖属海河流域永定河水系，洋河支流东洋河上游，水库面积很大，约8平方公里。湖上有雕梁画栋的观光客船，以及人力舟、冲锋舟快艇。喜欢凌波冲浪的，可以排队上船，穿上橘红色的救生衣，在湖光山色中，体验惊险而意趣十足的快艇逍遥游。

察尔湖和苏木山都是国家4A级景区。如果说察尔湖给人的感觉是逍遥而粗犷的，那么，地处内蒙古南缘地带、雄踞蒙晋冀三省区交界的苏木山，则青翠欲滴、清凉隐逸得令人惊诧。

离开察尔湖，天空缭绕着深深浅浅的青灰色云幕。不知何时，淅淅沥沥的雨斜斜飘洒在车窗。“苏木”蒙语是“箭”的意思，为此，苏木山古时称箭山；从春秋战国至两晋时期叫雁门山；至北魏时叫蟠羊山。《史记》记载了赵国名将李牧在苏木山一带“大破匈奴十余万骑”的史实。秦灭六国后，向北方迁移大量人口进行屯垦，并把原来的秦、燕、赵三国的长城连接起来，现苏木山以西的古长城和烽火台还蜿蜒屹立在山川之间。

而今，这个内蒙古自治区中西部地区最大的人工林场、内蒙古自治区级森林公园，蒙蒙细雨过后，像是淡淡浮上一角乳白色的面纱，青葱鲜嫩而又朦胧婉约。和着雨后无比清新的空气，愈发然静逸，草木流光。也许你在城里经常见到油松云杉，可是这里的松树云杉，每一叶松针都青翠发亮，鲜绿无尘。下意识查了即时温度：山脚气温21℃。山风吹来，沁人肺腑。山势嵯峨，满眼是深深浅浅的绿。你若仔细观察，还会发现那娇俏的白桦、山杨树，野生的山柳、山杏、山榆、山樱桃、山槐、绣线茸、刺梅、虎榛子，难得一见的的胡枝子、沙棘、绣线菊等，像是进了一个露天植物园。据说林区还是个中草药宝库，这里生长着远志、山参、柴胡、黄芪、贝母、当归等药用植物120多种，包括最为著名的野生黄芪属纯正的“正北黄芪”。这里也是野生动物的乐园，梅花鹿、狍子、獾子、野兔等十几种野生动物繁衍在林区腹地，令整个林区充满生机。

晶莹的雨滴尚在叶端，清澈的溪水淙淙跳跃。延木条栈道拾级而上，还有更大的惊喜呢。那就是苏木山四处景区――神泉洞、黄石崖、冰凌沟、高山草甸之中的冰凌沟。盛夏时节，很多地方天热得要下火一般，冰凌沟却是一年四季有着寒意袭人、晶莹剔透的大块冰凌。怎么样，是不是很稀罕？你若来，一定记得去看看。

苏木山中，仿佛一切都是天籁。绿树、野花、缥缈的雾气、啁啾的鸟鸣。当然，还有那透明醉人的凉爽山风、纯鲜富氧散发草木清香的空气。

阴山下的辉腾锡勒与黄花沟

一天的行程，于黄昏抵达。乌兰察布市政府在豪生大酒店为车友们举办了诚挚热烈的欢迎晚宴，远道而来的客人们感受到了大草原的热情友好。

第二天上午10点，在集宁国际皮革城南广场简短而充满活力的开幕式后，车友们开始了在皮革城的参观和购物。集宁国际皮革城坐落在“中国北方皮都”乌兰察布市集宁区现代物流园内，是集购物、旅游、餐饮、休闲、娱乐为一体的现代化皮革潮流购物广场，是中国北方地区最大的、最专业的皮革批发零售交易中心，华北地区单体量最大的皮革购物广场。随处可见的“欢乐自驾游 畅享端午节”的彩色招贴画、“热烈欢迎车友参与踩线盛会”的大幅悬旗，令我们感受到无处不在的来自高原小城的暖心情意。来到诺大的城宇内，凉爽而整洁。店主大多是本地人，和他们打交道，可以感知那份朴实善良。本来以为，可能不会买太多东西，可是几个小时逛下来，大家还是各有斩获，买包的、买鞋的、买奶酪的，人们的脸上写满了兴奋和喜悦。

好的，前方的风景正呼唤着，那苍茫辽阔的辉腾锡勒、那山水画境般的黄花沟！

路上，打开车窗，便如打开空调般的凉爽兜头扑来。避暑胜地的美誉名副其实。

辉腾锡勒地势高峻，层峦迭嶂，绵亘千里，在蒙古语中意谓“寒冷的山梁”。这个世界上保存最为完整的高山草甸草原，夏季平均气温18℃。它平均海拔约为2100米，正似一派“敕勒川，阴山下。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地见牛羊”北齐民歌里的情境。可惜，5月初的一场大雪，使刚刚长出的草冻伤，所以此时看起来，草原上的草长得并不是很高。7月中旬以后，草原看起来会更丰茂些。我们的车队在旷莽的原野奔驰，时而盘转迤逦，首尾相见；时而排列成线，蜿蜒前行。此刻，天边变换着浅蓝纯白的云朵。间或的马群、牛群，从天而降的巨大无边的白色风车阵亚洲最大的风力发电群。是画卷吗？岂止，是一幅接一幅彩色宽幅画卷啊。除了辽阔，还是辽阔。这样的场景，会渗入心扉，令人不自觉地放旷豁达，仿佛有一首辽远而悠扬的蒙古长调在心中响起。

如果说苍茫辽阔的辉腾锡勒草原是一轴移动的长卷，那么，黄花沟生态公园则如一枚拙朴的钤印，盖在这幅长卷的尾端。

银碗美酒、蓝色哈达；雪白蒙古袍的俊朗汉子，红喷喷脸蛋的蒙古族姑娘；马头琴的悠扬，祝酒歌的嘹亮，一番浓烈感人的迎宾仪式后，大部队沿迤逦的山路向山坳深处的黄花沟前进。

“黄花”为蒙古语，杭克勒之转音，汉语译为峡谷盆地。乘着缆车徐徐下行，两边石壁陡峭峻拔，而且，沧海桑田的地质运动，雄奇伟力的大自然鬼斧神工，将山体镌刻成独特迥异的黄花沟地貌。一方方龟裂的石缝间，生长着宽宽窄窄的绿茸茸簇草，间或一两棵倔强秀拔的绿树，乍看上去，甚至有几分黄公望《富春山居图》里的水墨山石气质。用专业术语来说，黄花沟的地质地貌是晚古生代时期的产物，它地处华北地块的北源，由于受北部古生代蒙古造山带的影响，二叠纪形成大量的侵入岩，黄花沟岩体宏观上最主要的特征是原生和次生节理异常发育。由于这些节理的相互切割和后期风化作用的改造，使岩体尽显，斑斑驳驳，纹理纵横，古朴苍劲。

山底的巨石上，绣染着斑斑驳驳姜黄黛紫的大片苔藓。野花无名，静生谷底。缆车行到中间，四周空静阒寂，只觉得大匹大匹如丝绸般凉滑的软风从耳畔飘过。

下到谷底，竟是碧潭澄澈，亭阁翼然，颇宜嬉玩。原来黄花沟的神葱岭，从巨大的绝壁深处源源不断地喷涌出一股清泉，在巨石下面形成了滴水潭，潭中圣水，冬暖夏凉，称为圣母泉；另一股清泉从石缝间汩汩流淌，千年不歇。两股泉水汇合后，使奇峰怪石、花草林木相映成辉，形成沟底独特的景致。随后，有的人继续乘缆车返回，有的贪恋这谷底大好的高山草甸风光，索性从山侧徒步折回园门口了。

银灰色的岱海和它的蓝花湿地沙枣林

从黄花沟返回凉城岱海的途中，斜阳璀璨，“天似穹庐，笼盖四野”。车友们为窗外的美景诱惑，纷纷停车大拍其照，捏着花朵的、飞跃离地的、自拍的、合影的，背景是辽阔的草原和蓝天下的白色风车，以及绿野风车之上闲闲的云朵。

夜宿温泉酒店。也许是因为白天下了点雨，夜晚的岱海最低气温居然只有11℃。伏在酒店3层阳台的木栏杆上，漫天的繁星清亮如钻，脚下草野里满耳新蛩声。在繁星垂照、虫鸣幽幽之间，在岱海灰蓝色的柔波摇漾下，人们进入了黑甜之乡。

作为内蒙古第三大淡水湖、国家4A级景区的岱海位于内蒙古凉城县，它坐落于一断陷盆地内，为一内陆构造湖，东西长35公里，南北宽10公里。清朝时期康熙帝多次巡边来到岱海，并在此兴建了行宫，取名“凉城”，为岱海题名“天池”。俄国著名旅行家波兹德涅耶夫考察凉城后留言道：“凉城的灵魂是海恋，它的感人魅力也是海恋”。

晨游岱海，阳光明媚。当你穿过极富童话风格的内蒙古境内第一座爱情主题酒店岱海城堡酒店，走向黄色木栈道两边长满蓝色小花的宿根亚麻湿地时，当你经过巨型开拓者雕塑时，当一带灰绿色翻毛的沙枣林映入视野时，当翡翠色的滨湖草原就在脚下时，突然，一抬眼，烟波浩渺。怎会有这般神奇的烟波浩渺！灰蓝色的、闪烁着粼粼耀目波光的，神采飞扬、光彩照人的一片海！没有看错，这正是一片海，一片如莲叶初露、椭圆形的海。你惊喜而又小心翼翼地接近，金闪闪的阳光下，那片涌动着波浪的灰蓝色绸缎，以及灰蓝色绸缎上，银闪闪的碎亮光斑。站在随波浮晃的宽阔的木码头上，感受着来自海波深处吹来的带着湿气的爽风。天与海之间，是一条平直的天际线，天是浅浅的淡蓝，海是深深的灰蓝，横无涯际；回首，由近及远，则是绿苇织成的衣带以及灰绿色的沙枣林修成的襟领。木栈道伴着海岸延伸开去，尽头是开着一串串黄色小花的沙枣树和开着紫色小花的野枸杞树。

岱海温泉有“塞外神泉”的美誉，是内蒙古境内的、四大温泉之一。因传说康熙巡边时，坐骑曾在此泡泉解渴，所以又名马刨泉。温泉含多种微量元素，是来岱海旅游又一休闲疗养之选。我个人对岱海印象深刻。它很意外地忽然出现予人惊艳，而围绕四周的植被又秀美又苍古。沿着长长的木栈道散步，实在是愉悦的享受。风和日丽，虽未见识岱海在历代文人笔下“鸿鹜成群，风涛大作，浪高丈余，若林立，若云重”的样子，但岱海妩媚流彩的神姿，却是就此在心底存了下来。

宿新市徐公店翻译篇8

西方人把中国的菜点叫作“中国菜”、把日本菜叫做“日本料理”、韩国菜叫做“韩国料理”等等，他们不会笼而统之地称之为“东方菜”或“东餐”。实际上，西方各国的餐饮文化都有各自的特点，各个国家的菜式也都不尽相同，例如法国人会认为他们做的是法国菜、英国人则认为他们做的菜是英国菜。西方人自己并没有明确的“西餐”概念，这个概念是中国人的概念。

我们之所以会有“西餐”这样的概念，是因为100多年前中国人在开始接触西方饮食时，还分不清什么是法国菜、英国菜、俄国菜、意大利菜等等，只能有一个笼统的概念，称其为“番菜”。“番”即西方的意思。我国古人以为中国就是世界的中心，看待其他国家和地区都习惯带上一种贬意，把东方称为“夷”、西方称为“番”、北方称为“胡”、南方则称为“蛮”。因此，所谓的“番菜”指的就是西餐。类似名词还有“番薯”（甘薯）、“番茄”（西红柿）等。

另外，就西方各国而言，由于欧洲各国的地理位置都比较近，在历史上又曾出现过多次民族大迁徒，其文化早已相互渗透融合，彼此有了很多共同之处。再者，西方各国的主要是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它们都是基督教的主要分支，因此在饮食禁忌和用餐习俗上也大体相同。至于南、北美洲和大洋洲，其文化也是和欧洲文化一脉相承的。因此，中国人对这部分大体相同而又与东方饮食迥然不同的西方饮食文化统称为“西餐”。

随着时代的发展，东西方文化的不断撞击、渗透与交融，中国人已经逐渐了解到西餐中各个菜式的不同特点，并开始区别对待了。一些高级饭店也分别开设了法式餐厅、意式餐厅等，西餐作为一个笼统的概念逐渐趋于淡化，但西方餐饮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概念还是会继续存在的。

西餐的主要特点是主料突出、形色美观、口味鲜美、营养丰富、供应方便等，一般以刀叉为餐具，以面包为主食，多以长形桌台为台形。西餐大致可分为法式、英式、意式、俄式、美式，地中海式等多种不同风格的菜肴。

西餐自来到中国，就开始了其演义般的经历。

一

西餐最早是17世纪随着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的。据记载，被顺治皇帝尊称为“玛法”（满语“尊敬的老爷爷”）的著名传教士、日耳曼人汤若望，就曾以西餐来招待北京的官员们。而第一个记录西餐的史料，出自1866年张德彝笔下。

张德彝（1847—1918），满族。祖籍盛京铁岭（今辽宁铁岭），15岁考入中国第一所外语学校——北京同文馆，经3年苦读，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曾任光绪皇帝的外语老师。同治五年（1866）受清政府派遣，19岁的张德彝参加了中国首次出国旅游团，去欧洲观光，饱览了各国风情。回国后，他写出《航海述奇》，记载了其观察见闻。张德彝一生8次出国，在国外度过27个年头。每次出国，他都写下详细的日记，依次成辑《航海述奇》《再述奇》《三述奇》直至《八述奇》，共约200万字。

张德彝虽然是中国最早培养的译员，但直到他随同使团出访，坐英国轮船由天津去上海，才第一次享用西餐。船上的伙食是“每日三次点心，两次大餐……所食者，无非烧炙牛羊鸡鱼，再则糖饼、苹果……饮则凉水、糖水、热牛奶、菜肉汤、甜苦洋酒”，“更有牛油、脊髓、黄薯、白饭等物”。后来换了法国远洋轮，饮食更加丰盛。早茶有种种饮料、糕点、面包片和黄奶油；早饭是烧鸡、烤鸭、铁雀、鹌鹑、白煮鸡鱼、烧烙牛羊、鸽子、火鸡、野猫、姜黄煮牛肉、芥末酸抹马齿苋、粗龙须菜、大小药豆；晚饭则“唯先吃牛肉汤一盘，或羊髓菜丝汤，亦有牛舌、火腿等物”。“菜皆盛以大银盘，挨坐传送”。即使吃西餐用的餐具和调料，张德彝在日记中也有明细文字：“每人小刀一把、大小匙一、叉一、盘一、白布一、玻璃酒杯三个”；写调料瓶则曰“五味架”，“分装油、醋、清酱、椒面、卤虾”。

以上各种食品菜肴的称谓，都是当时的叫法。“黄薯”不是黄色的甘薯，而是西餐中最常见的马铃薯，即土豆；“大小药豆”想必是以沙拉形式出现的豌豆、菜豆等，不会是用药水浸泡的豆类或用药搓捏成的小药丸子；“野猫”为何物，待考，但不可能是又称为斑猫或山猫的为数稀少的野生动物。

对异域文明的认识，最直接的是来自对生活方式的观察。拥有数千年历史的中餐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而西餐同样是西方文明的典型反映。张德彝细致地记载西餐，说明他对中西文化差别的认识是很具体而直接的。中餐的制作讲究的是经验，油盐酱醋的使用、火候的把握，完全靠的是感觉。西餐的制作讲究精致准确，是更加量化的一种方法。这些区别，令初次接触西餐的中国人十分新奇并且感触颇深。

目前查证的史料记载，中国第一家西餐馆是于咸丰十年（1860）广州人徐老高在广州繁华的太平沙开设的“太平馆”。徐原在沙面旗昌洋行当厨师，深得西菜烹调技术。他成功地将中国酱料运用到西餐的制作过程当中，做出并售卖的“西式煎牛肉”即牛扒十分美味，令各界人士争相品尝。成为西式生活方式开始进入中国人生活的一个象征。

太平馆经过徐家三代人的艰苦努力，于1927年在财厅前（今北京路）开设了分店，复于1936年在香港的湾仔和上环以及1944年在广州第十甫又增设了几家分店。现在，广州的太平馆已成为约有800个座位的广州规模最大的西餐馆。由徐家第五代经营的香港太平馆为“香港十大最佳餐厅”之一，居香港西餐业之首席，社会上有一句流行语；“到香港不去太平馆吃西餐，等于没在香港吃过饭。”

太平馆名菜名点很多，其中“瑞士鸡翼”“梳乎里”“烧乳鸽”等为招牌菜。“瑞士鸡翼”是一道以相传百年的镇店瑞士汁（即甜味酱汁Sweetsauce）煮成的酱汁鸡翅。只因当年翻译上的误会，错把“Sweet”当作“Swiss”而译名“瑞士”。“梳乎里”即蛋奶酥，又译作“苏夫力”“舒芙蕾”等。 “烧乳鸽”除了技艺独特、制作精细外，原料上佳是首要的。清远等地的鸽贩每次到广州，都会让太平馆头一个拣货。

1925年8月8日下午，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与邓颖超在太平馆设茶会，以简朴的菜式举行婚礼。主持人是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主任彭湃，证婚人是黄埔军校教育长邓演达。黄埔军校校长正好路过，也进来坐了一会儿。今日太平馆二楼还悬挂着、邓颖超当年在广州的合影照片。1959年和1963年，两次到广州，都指定到太平馆用餐，点的是烧乳鸽和鸡丝炒饭。现在太平馆菜谱上就有“总理套餐”，50元一份。

清末民初小说家曾朴（1872—1935）于20世纪初创作的《孽海花》，其中写有光绪年间一个叫鱼伯阳的山东土财主在东交民巷吃西餐，点了两客西菜。一客是番茄牛尾汤、炸板鱼、出骨鹌鹑、牛排、加利鸡饭、勃朗补丁；另一客是葱头汤、煨黄鱼、牛舌、通心粉雀肉、香蕉补丁。这家西餐馆的掌勺是使馆厨师。“加利”今译作“咖喱”；“补丁”即“布丁”，是一种甜点，名目繁多，好吃又好看。

从张德彝的日记到曾朴的小说，其40年间，西餐在中国已经从极为稀罕到时有所见。19世纪六七十年代，“番菜馆”陆续从最早与外国人通商的口岸广州发展到上海和北京。

二

过去，老北京人把西餐称为“番菜”，把西餐厅称为“番菜馆”。北京最早的西餐厅大都设在东交民巷各国使馆附近，但有记载的北京最早的西餐厅开设在西直门外万牲园，即现在的动物园里面，名曰“畅观楼”，开业于光绪年间。畅观楼的西餐按份经营，每份价钱为两元。顾客进门一坐下，侍者便给每人端上两片面包和一盘菜汤，然后上菜，由侍者逐次送上炸鱼、白煮鸡、鸡蛋糕等，最后上果盘、咖啡。当时畅观楼经理是中国人，厨师招聘的都是外国人，做出的西餐原汁原味，令老北京人充满好奇。

上海的“番菜馆”最早集中在外虹口和徐家汇，杏花楼的前身“生昌番菜号”在《申报》做广告可以追溯到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12月17日。葛元煦《沪游杂记》（光绪二年即1876年刊刻）说外国菜馆是西人宴会之所，“华人间亦往食”。精通上海掌故的《申报》主笔黄式权在其所著《淞南梦影录》中说，“西人肴馔，俱就火上烤熟，牛羊鸡鸭之类，非酸辣即腥膻，盖风尚不同，故嗜好亦异焉。”可见由于习俗之不同，光绪初年中国人到西餐厅的人为数不多。即使19世纪的80年代，上海的西餐厅已经开到了人烟稠密的四马路一带，路人“则掩鼻不惶”。可是到了19世纪90年代，池志澂《沪游梦影录》记“番菜馆”，却说：“曩时华人鲜过问者，近则群屐少年，巨富大贾，往往携姬挈眷，异味争尝，亦沾染西俗之一端也。”可见这一时期上流社会喜好西餐的情形。

初期的“番菜馆”多数是广东人开办，不少菜品用进口的罐头和调味品做原料，烹制方法大多是不中不西。即使外国人亲自掌勺的饭店，草创时期菜馔也难免简陋。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有两个法国人在现在的北京火车站西北苏州胡同开了家三间门面的小酒馆，除了卖一二角钱一杯的红、白葡萄酒，做的也只是炸猪排、煎鸡蛋之类。但这家小店，后来竟发展成闻名世界的北京饭店。1922年溥仪在紫禁城举行婚礼，就曾向这家著名的西式饭店订购过“丰盛的冷食、糕点和法国香槟”。溥佳的《溥仪大婚纪实》对此曾有记述。

北京饭店在京城虽然首屈一指，但若和天津利顺德大饭店比，差不多晚了半个世纪。“利顺德”创始人是英国牧师殷森德，他在咸丰十一年（1861）于天津租界紫竹林建造了一座具有印度风情的英式平房经营餐饮、旅馆和货栈。如今天津“利顺德”保存的一套同治二年（1863）打制的金银餐具，已经成了西餐传入中国的实物证明。说到西式餐具，早在鸦片战争结束不久，就有一名英国商人想用它取代中国老百姓手中用了好几千年的筷子。然而他发现中国人“对这些上等器物连看也不看。这些东西的售价还抵不上运费，在香港商店中曾井井有条地陈列了好多年，好像军械库里的枪和矛一样”。

利顺德大饭店建成后，就成为天津政治和社交聚会的标志性场所。酒店经过多次扩建，采用了不同的建筑风格，其中包括经典的维多利亚式、印度式和19世纪20年代的现代主义风格。利顺德大饭店因其引以为傲的历史而被称为“外交酒店”，在这里曾经接待过众多全球领导人，见证过许多重大政治活动。“利顺德”的“牛人”之处，还在于它是现今中国唯一一家拥有专属博物馆的豪华酒店，甚至还有一个专属于它的海河码头；酒店本身被列为国家重点历史遗址保护单位，迄今为止国内唯此一家。它被称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酒店，并以“华夏第一店”享誉海内外。

利顺德大饭店当然经营西餐，但主要还是住宿、会议活动等场所。天津专营西餐的饭店，则比“利顺德”晚出现40年。1901年9月17日，天津法租界中街（今解放北路与哈尔滨道交口附近）一间约有100平方米的西式餐厅正式开张纳客，“起士林西餐馆”几个大字牌匾格外显眼。从这一天起，西餐走进了天津人的餐饮世界。

经营起士林西餐馆的老板是德国人阿尔伯特·起士林。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天津，二等兵阿尔伯特·起士林在德国兵营的伙房中任职；兵营中传说起士林入伍前是德皇威廉二世的御用厨师，1896年李鸿章访问德国时，起士林亲手为其做过西餐。直隶总督袁世凯请洋人吃西餐，起士林应邀担纲大厨，他精选细做了法、德、俄等国的几个拿手菜，获得满堂喝彩。宴会结束后，袁世凯盛赞起士林，当众赏银百两。此事传开，起士林的烹调技艺被神话，也勾起了天津有钱人对西餐的欲望。后来，起士林退伍，用这百两赏银，在德国人汉那根和天津买办高星桥的出资帮助下，与妻子菲蒂经营起了天津历史上第一家西餐厅。

“起士林”开业后，除了供应德式、法式大菜，还自制精美的糖果和面包。起士林掌灶，妻子做招待，雇一德国人罗里斯当助手，“三人同心，黄土变金”，地道的手艺加上顾客至上的经营理念，很快就在天津打开了市场。每天就餐时刻，座无虚席。起士林将自己的拿手菜黄油焖乳鸽、德式牛扒、罐焖牛肉、红菜汤等一一奉献给每位食客，其面包和蛋糕的技术更得到了发挥。经过高星桥的介绍，“起士林”承包了津浦铁路线的面包供应，其名声也传遍中国各地。

如今在天津，“利顺德”和“起士林”依然执酒店业和西餐业之牛耳，百年老店焕发青春，成为天津著名的消费场所和历史文化遗产。

在上海，西餐大饭店的历史虽不及天津“利顺德”，但到光绪初年已有了不下十余处，其著名者如“法界之密采里，美界之礼查”。大饭店的“饭间列长桌数十，每桌长可容十人，膳时摇铃为号，膳毕亦然”。

在大饭店用餐者主要是住店的旅客，西餐在中国流行靠的还是普通的“番菜馆”，其饮食最初分为大餐、便食和点心3种：“大餐必集数人，先期预定，每人洋银三枚；便食随时，不拘人数，每人洋银一枚；酒价皆另给。大餐食品多取专味，以烧羊肉、各色点心为佳。”可见当时所谓的“大餐”相当于正式的宴席，而便食好比是20世纪30年代上海出现的“公司菜”，或者相当于现在上班族中午的快餐、盒饭。秦瘦鸥（1908—1993）在《沙利文杂忆》中回忆说：“这种一二元钱的西餐，菜单上列有一汤，一鱼（或虾），一主菜，还有一小杯咖啡和一道甜点。面包是由一个孩子背着一只藤制的盘，送到餐桌前的，客人可以尽量取食，不取分文。”“公司菜”因主要顾客是餐馆附近各大公司的职员而得名。凡吃西餐，上海人后来都称“吃大菜”，因上海方言中“菜”和“餐”都念作cāi。只是后来人们所说的“吃大餐”已并非专指“必集数人，先期预定”的宴席。

三

晚清时期，西餐在中国的流行，与慈禧太后有些关系。

慈禧对西餐，开始是作为外交武器使用的。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慈禧太后挟光绪皇帝仓皇西逃。这老太婆深知洋人的厉害，不仅下令留守大臣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而且特别注重与驻北京的各国公使以及公使夫人搞好关系。这其中，西餐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1902年初，“两宫回銮”，慈禧在皇宫多次宴请各国公使、军官以及他们的夫人。菜肴是异常精美的，有中式的，也有西式的，很多都是西餐的招牌菜。席间慈禧频频举杯，邀请这些夫人就餐。最初，由于宫廷对于西餐的礼仪了解不足，不免存在很多缺失。比如宴会桌子上竟然铺着颜色十分艳丽的漆布；餐巾是一些五颜六色的花棉布；鲜花是没有的，桌子上摆着的多是糕点和水果。其后，随着举办这种宴会的增多，宫廷学习西餐礼仪也在逐渐进步。参加宴会的公使夫人发现，餐桌上铺上了洁白的桌布，餐巾也是白色的布巾，而桌子上面更是摆满了鲜花。就餐过程中，从侍者到就餐者应对都十分到位，这显然是经过一番学习的结果。

慈禧出于外交政治的考虑而延用西餐，几番下来，也喜欢其中的一些菜点，但她对西餐从骨子里还是有些歧视。公使夫人们屡屡被请，有些过意不去，商定回请慈禧。限于身份，慈禧让其侍从、庆亲王的四格格代表她出席。四格格回宫后，慈禧问其宴会感受，四格格大倒苦水，说洋人吃饭用的是刀叉，简直就是兵器，而菜都是半生不熟的，肉里面都有血水，尤其是吃完饭之后，还要喝碗汤药 （就是咖啡），实在是让人受不了。慈禧笑着评价说，洋人为化外之民，不知膳食。

1902年冬，大清驻法公使裕庚（夫人是法国人）任满归国，17岁的德龄（1886—1944）随父回京。慈禧太后从庆亲王口中得知裕庚的女儿通晓外文及西方礼仪，便下旨召裕庚夫人带同德龄、容龄姊妹入宫觐见。姊妹二人性格活泼天真，社交能力很强，更有异国情调，赢得了慈禧的青睐，将姐妹俩一并留在身边担任翻译。

在一次闲谈中，慈禧问及德龄在法国的生活，说到饮食，德龄大谈西餐的好处，并向慈禧力荐。看到德龄眉飞色舞的样子，慈禧也受感染，于是一场正宗的法国大餐在清宫上演。德龄按照菜单从租界餐馆购买菜肴，还亲自下厨。慈禧尝过之后，虽然对那些繁多的刀叉不以为然，但是对其中一些菜肴倒是很有好感。比如黄橙橙的法式面包。后来慈禧在空腹的时候常吃一些西式面包“垫巴垫巴”，成了通常的茶点。又如樱桃点缀的炸牛排之类，后来慈禧在喜欢吃的鸭子中放入樱桃，灵感就在于此。

正是在慈禧的推动下，北京的第一家西餐馆出现在位于今天动物园的畅观园。而后每到夏天，慈禧带光绪到颐和园避暑，途中往往要到畅观园休息一下，进点儿西餐，满足口腹之欲。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由于皇宫的示范作用，西餐很快就在北京的高门大户中流行开来。

至民国时期，北京的“番菜馆”逐渐多起来。到了20世纪30年代，马芷庠著的《老北京旅行指南》这样记载：“西餐馆依然如故，而福生食堂，菜汤均简洁，颇合卫生要素。凡各饭馆均向食客代征百分之五筵席捐。咖啡馆生意颇不寂寞，例如东安市场国强、大栅栏二妙堂、西单有光堂，西式糕点均佳。”文中提到的福生食堂位于东单路北。廊房头条的“撷英番菜馆”是一位德国老太太经营的，牛肉空心粉最佳；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则以口蘑鸡为叫座的西菜，冬菜包子、番茄虾仁亦很有名气；西单南侧的“大美番菜馆”的栗子粉和东单三条泰安红楼的俄式大菜，也同为比京西餐的佼佼者。1938年在东安市场东庆楼的二、三层楼上扩大经营的“吉士林”，综合西餐各家之长，以适应不同层次顾客的口味，具有中西结合的特色。

西餐馆在北京发展了几十年，却始终没能让一般百姓所普遍接受，一来是口味不适，二来是价格较贵，又加之弃筷箸而用刀叉，着实令老北京人望而却步。前来用餐的客人大致可以分为高官显宦、名媛贵妇、留洋教授、时髦阔少等类，比如北大教授胡适之博士就常到东安市场的“吉士林”坐坐；家住东厂胡同的民国前大总统黎元洪，有时独自骑马到东华门大街真光电影院看电影，散场后到“国强”喝杯咖啡。当然其中也不乏家境优裕的大学生、“娱乐圈”人士和年轻的“白领”等。但大多数老北京人与西餐，始终是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民国时期，西餐在沿海大城市广为流行，到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各式西餐馆多达数百家，广州的西餐店有30余处，天津也相继增加了十余家西餐馆。这时吃西餐的不只是上层社会的富豪，许多公司职员、报馆记者也都成了上海“沙利文”、天津“起士林”之类中档西餐馆的常客。西餐已经成为中国上层社会的一种风尚，尤其是在上海，许多有钱人家都有专门的西餐厨师，而到国际饭店去吃西餐，更是当时最时尚的社交方式之一。在西餐普及的同时，中国厨师烹饪水平也有了明显的提高。例如1945年由意大利商人路易·罗迈开的“喜乐意”以法式名菜“烙蜗牛”招徕客人。后来中国大厨经过再三尝试，终于做出了法国进口蜗牛的替代品、香味馥郁的“烙蛤蜊”。“喜乐意”后来改名“红房子”，虽然饭店屡经变迁，但“烙蛤蜊”一直是其看家菜。1975年总理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访问上海，宴席上陈列的就是“红房子”的正宗法式大菜，其中当然也少不了“烙蛤蜊”。

红房子西菜馆因始建时门面及外墙都涂上红漆而得名，这里环境优雅舒适，置身其间品尝法式大菜，别有一番异国情调。多少年来一直是上海人心里的一个制高点。“红房子”是上海最著名的西餐馆，多次被媒体评为“上海经典的怀旧餐厅之一”。几十年来菜单变化“不大”，罗宋汤、法式蜗牛、意大利冰糕不可不尝。室内装修“老有情调的”，服务员都是“上海老阿姨”，与老餐馆的风韵很是般配，提供的服务相当体贴温和。但如果你点菜时说要一份汉堡牛排，这些waitress（女侍者）会报以淡淡一笑：“哦唷，阿拉红房子是法式菜，从来不做这种东西的啊。”言语中透着骄傲。

解放后，许多国家元首和著名人士到上海访问时，都曾慕名来“红房子”品尝法式名菜。上海人对西餐最早的印象，多源于这里的牛排和浓汤，这样的搭配被奉为西餐的经典，不少人学会吃西餐是从“红房子”开始的。沪上很多名人，如赵丹、黄宗英、白杨、凤、俞振飞等，对这里都十分偏爱。如今这里还保存一份当年张爱玲最爱点吃的菜单：洋葱汤、烙鳜鱼、烙蜗牛、芥末牛排。

四

新中国建立后，西餐业的发展，长期处于停滞、倒退的状态，西餐厅纷纷歇业或是改制、合并。只有上海、广州、天津等几个“洋派儿”风气残存的城市，当然还有首都北京，尚存几家改名换姓、改汤换药的西餐馆。不过在50年代，中苏友好时期，西餐中的“俄式大餐”一枝独秀，风头出尽。这些俄式餐厅中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当属北京的莫斯科餐厅，那里一度是红卫兵运动的集结地，70年代后则成为了京城年轻人恋爱、聚会乃至打架的首选地。

莫斯科餐厅位于西直门外北京展览馆西侧，1954年开业，以经营风味纯正的俄式大菜闻名。餐厅由大餐厅、宴会厅、咖啡厅等组成，大餐厅面积达400平方米，中央设有雕塑喷泉，经营俄罗斯、乌克兰、高加索等地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菜，兼营英、法、德、意等西餐。

莫斯科餐厅建筑风格华贵高雅，气势恢宏，充满浓郁的俄罗斯情调。老一辈国家领导人曾在这里多次举行盛大宴会，接待重要外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曾代表着尊贵和时尚。这里早期服务对象，主要为苏联援华专家、驻华官员和赴俄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之后主要是干部及其子弟。李淑贤在《溥仪与我》一书中说，上世纪60年代，他们夫妇“每月到莫斯科餐厅或和平饭店吃一、两次西餐，两人吃一顿饭不过花三元到四元而已”。不过，这“而已”在当时可为一名大学生10天的伙食费。

莫斯科餐厅曾经是北京乃至全国最高雅的餐厅之一，巨大和奢华足以震撼当时的北京。据年长者说，当时此处的高贵还反映在服务上，50年代莫斯科餐厅的侍者，都是从哈尔滨挑选出来的精干小伙子，女服务员都是俄罗斯姑娘，卫生间里还有被中国人视为“天外之物”的口红、香水等化妆品，

莫斯科餐厅是过去时代北京知识分子和“大院子弟”时髦而优雅生活的象征性场所。初期，北京一些优越感与失落感互存并交替分泌激素的青年，对已改名为“食堂”的莫斯科餐厅唤作“老莫”，透露出“皇城子民”的一种随意与不吝。于是这种人性化的亲昵称谓流传开来。那时候的北京青年（高干子弟居多），把去“老莫”吃西餐或是打架，多为连吃带打，视若充满荣耀感的活动，仿佛这不是一次饭局，而接近于礼仪式的朝拜。没去过“老莫”，就像外地人来北京没晋见天安门，别提多遗憾了。“老莫”简直在给北京新兴的青年贵族进行精神上的授勋。在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有两段描述主人公和伙伴们在“老莫”的场景。在那个年代的北京，如果你没有在“老莫”吃过西餐，那你的顽主身份是不完整的，在精神上也是一种缺憾。不过，外表的超脱与高贵掩不住作底儿的卑微，莫斯科餐厅的银质餐具常常被这些人“顺”走，流失严重，到了80年代初期只好改用普通餐具。现在，当年的银质餐具只剩五六套了，已被餐厅当成文物封存起来。

中国人吃西餐，极少有排队等候现象。真正在西餐馆前排大队的场面，出现在三年困难时期。那时食品匮乏，人们肚子里没油水，若哪家副食店来了限量供应的食品，必定会人流如涌。那时候北京人想到了西餐，想到了炸牛排，想到了莫斯科餐厅。尽管当时“老莫”的炸牛排10元钱一块，而且比油饼还薄，但那毕竟是牛肉啊！并且还用油炸过。又有油又有肉，吃上一块能顶两碗饭！所以，“老莫”门前常常出现“长蛇阵”。

主席一生喜欢吃中国菜，尤其以爱吃红烧肉闻名遐迩。只是到了60年代才对西餐发生了一点儿兴趣。吃西菜，特别喜欢吃鱼虾。由韶山同志纪念馆编、汪东兴担任顾问、红旗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遗物事典》中，收录一份1961年4月厨师为制定的西餐菜谱，其中各式风味的鱼虾共有17种：蒸鱼卜丁、铁扒桂鱼、煎（炸）桂鱼、软炸桂鱼、烤鱼青、莫斯科红烤鱼、吉士百烤鱼、烤青菜鱼、波兰煮鱼、铁扒大虾、烤虾圭、虾面盒、炸大虾、咖喱大虾、罐焖大虾、软炸大虾、生菜大虾。

即使在对西餐感兴趣的年代，的一日三餐仍以中菜为主，夹杂几个西菜或鱼或肉或汤。也许嫌牛羊肉腥膻，厨师给他做的肉类大多是法国猪排、意式奶猪、小乳猪之类。

季羡林先生有篇《从哲学的高度来看中餐与西餐》，说中餐是把肉、鱼、鸡、鸭与蔬菜合烹，这是东方的基本思维模式——综合的思维模式——在起作用；西餐是把各种菜泾渭分明地分开而已，这同西方的基本思维模式——分析的思维模式——紧密联系。

五

西餐在中国真正普及开来，是从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始的。1983年，法国时装大师皮尔·卡丹在北京开了第一家中外合资的马克西姆西餐厅，从装饰、口味到服务，均是纯正的巴黎风格，只是人均200元的消费（大概为当时一名大学生毕业参加工作后4个月的薪水），在那个时代足以令国人望而却步。其后十几年，西餐的发展依然缓慢。

到上世纪的最后几年，中国西餐业发展的脚步突然加快了，其原因得益于三方面的推动力：一是星级酒店的建设——我国规定，三星级以上酒店必须有西餐厅，因此酒店建到哪里，西餐厅也就开到了哪里；二是洋快餐的推广——肯德基、麦当劳等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西餐，但口味、环境和就餐方式无疑都是西式的，正是它们让国人开始接受西餐的味道；三是酒吧的兴起——多数时尚酒吧都提供简单的西式便餐，还有一些特色酒吧是以各国风味酒菜为招牌，推广了西餐文化。

如果说以上三方面都是量变的积累，质变的转折点则出现于2003年。一位西餐厅经理这样说：“非典来了之后，大家突然发现，西餐的用餐环境和就餐方式其实是更加卫生健康的。”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纯粹的“进口”文化，西餐形态之丰富，对国人日常生活影响之深远，恐怕连我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

根据中国烹饪协会西餐委员会对各大中城市的调查，截至2004年底，我国已有各类西餐企业1.4万余家，且在以每年30%以上的速度持续增长。至今将近10年过去了，数量应该超过10万家。另据调查显示，在以35岁以下年轻人为主的网友群体中，将近90%人曾经吃过西餐，其中经常和较常吃的比例高达60%以上。这同样说明了西餐在国内的普及程度。

有趣的是，这种普及的方式相当有中国特色。例如在2004年的1.4万余家西餐厅中，提供西式正餐的仅有3200家，绝大多数都是提供西式便餐的场所，包括酒吧、咖啡厅以及茶餐厅等。其中，茶餐厅从环境到饮食都是典型的中西结合。至于咖啡厅，以目前国内最大的西餐连锁企业迪欧咖啡为例，上千平米的营业面积，用装饰、音乐、灯光精心打造出经典的“欧陆怀旧风格”，菜单上却是牛排、水果、汤面、菜粥无所不有。

然而，正是这些本土化西餐的出现推动了西餐的普及；至于正宗的西餐企业和消费者，必须在普及的基础上才能产生。现在是一个“中西合璧”的时代，从许多国内著名西餐厨师多年的实践来看，即使是做纯正的西餐，也需要从原料和技法上借鉴中餐，这样才能更受欢迎。更何况“连法国的名厨都在考虑吸收中餐精华，我们做西餐时口味倾向本土化又有什么问题呢？”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经过100多年的发展，西餐也早已深入到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当中：早上吃的面包饼干、过生日买的生日蛋糕等，都是典型的西餐食品；在中餐馆经常吃到的清炒荷兰豆、黑椒牛柳、水果沙拉、大虾等，不是用了西餐原料、调料，就是借鉴了西餐制法；至于眼下分餐制的流行，餐巾的广泛应用，更是受了西餐的影响。

我国第一次经济普查的资料显示，截至2004年底，我国的住宿餐饮业单位有306.4万个，其中1.4万个是西餐企业，比例为100：0.45；而日本、韩国、港台等国家和地区本土餐饮与外来餐饮的比例为100：3.5——西餐在中国内地发展的空间还有多大，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