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30 02:52:56
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盛衰的根本性因素。古往今来，概莫能外。纵观历史，不少政治组织和政治集团，在夺取政权的初始阶段其政治主张或多或少都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但是在取得政权之后，就忘乎所以骄傲起来了，久而久之就脱离了人民群众，不再代表群众的利益，最后被群众所抛弃。前苏联就是一个最好的明证。1989年7月，苏联一个社会机构曾经进行过一次抽样调查，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苏共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认为苏共代表全体党员的也只占11％，而认为苏共代表党的官僚、代表干部、代表机关工作人员的占85％！也就是说大多数苏联人民不认为苏联共产党是他们利益的代表！在这种情况下，人民乃至普通党员自然不会有当年保卫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祖国那种政治热情和奋不顾身的精神了。脱离群众、背离民心，这是导致苏共内部分裂、丧失政权的主要原因。
在当代中国，人民是由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阶层群众组成的，他们都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主人。党和政府所有的政策和工作，都必须认真考虑和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这条至关重要。只有这样，党的事业才能始终获得最广泛最可靠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只有这样，才是真正坚持执政为民、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只有这样，才能赢得全国人民的爱戴和拥护。
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中国长期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但是，人民群众看到中国共产党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尽管生活极其贫困，还是尽其所能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军参战，支援前线，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了“三座大山”，解放了全中国，人民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据江西赣南统计，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赣南13个苏区县总人口约220万人，其中青壮年人口仅50万左右，但前后参加红军的青壮年就达33万余人，参加赤卫队、担架队、运输队等支前作战的有60余万人，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约87000人，其中赣南籍子弟有五六万人；赣南为革命牺牲的有名有姓的、民政部门登记在册的烈士有10．82万人，占江西全省革命烈士总数的43％。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参军参战，这就是党和苏维埃政府真心实意为人民谋利益的必然结果。
在解放战争中，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老百姓用小推车，将自己仅有的粮食和一切前线能用的物资送上前线，支援解放战争。同志就说过，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几十万人民群众用小推车推出来的。这就足以说明中国共产党代表了历史的潮流，代表了人民的利益，才赢得了全中国老百姓的拥护，才有了解放战争的胜利，才有了新中国的诞生。正如同志指出的那样：“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显著的标志，就是和广大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新中国诞生以后，大家熟知的人民的好干部焦裕禄、人民卫士――公安局长任长霞、新时期领导干部的楷模牛玉儒，他们在世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殉职后几十万人民自发为他们送别，他们为什么能赢得人民群众如此的爱戴和敬仰？就是因为他们活着的时候为了人民呕心沥血，视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
只有在这样一个广阔雄壮的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中国爱乐乐团的发展，才能认识到在中国大地上，有这样一批艺术家以无比炽热的激情和执着的信念，凝聚起各界的力量，努力实践着自己的理想，从而使中国交响乐事业走上了职业化的路径。
“在春暖花开的时节，一切理应如此。”这是瓦格纳的歌剧《纽伦堡的名歌手》中汉斯·萨克斯的唱词。回首中国爱乐乐团走过的十三年历程，最令人感慨的或许在于，乐团从成立伊始，就把“国内一流，亚洲前列，世界著名”作为自己明确的目标。他们初生牛犊却信心满怀，他们自一问世就豪情万丈。他们认定这一天将成为中国交响乐事业跨时代的开启，一个新的篇章就此谱写。
经历了十三个春暖花开的季节，我们发现，事实果然“一切理应如此”。他们交出的答卷有着醒目的标记：2009年春天，英国《留声机》杂志评出“世界十大最具影响力的乐团”，中国爱乐乐团与柏林爱乐乐团、伦敦交响乐团、纽约爱乐乐团等一起榜上有名！
这份答卷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十三年间，中国爱乐乐团已举行了包括交响乐、歌剧、清唱剧、戏剧配乐、芭蕾音乐、室内乐等多种艺术形式在内的500余场音乐会，演奏了近两千部作品，观众累计百万余人，国内、国外行程约计百万公里，相当于环绕地球20余圈。
一
在中央领导和的关心和指导下，中国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在原中国广播交响乐团基础上组建了中国爱乐乐团。中国爱乐乐团是部级交响乐团，直属于中国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余隆担任艺术总监和首席指挥。作为中国年轻且最具活力的交响乐团，中国爱乐乐团以高度的职业化标准，为中国交响乐事业的发展树立起一个挺拔的标杆。
中国爱乐乐团成立于2000年5月25日，同年12月16日，余隆指挥中国爱乐乐团在北京保利剧院举行首演音乐会。自2001年9月至2013年的十二个音乐季中，中国爱乐乐团全体音乐家、管理层在几任团长和艺术总监余隆的领导下，付出巨大心血、智慧、艰辛和努力，以坚定、坚实的步伐，实现了艺术水准的持续提升，赢得世界范围的广泛瞩目和赞誉。
2001年9月至2002年7月第一个音乐季的重要演出包括当代作曲大师菲利普·格拉斯大提琴协奏曲的世界首演、柏辽兹《浮士德的责罚》以及由中国爱乐乐团创作的京剧交响乐《杨门女将》等。在接下来的音乐季中，余隆指挥中国爱乐乐团与近千名中外音乐家合作，完成了第八交响曲《千人》的中国首演，成为中国当代乐界具有历史意义的盛事。该音乐季还推出了“不朽的贝多芬”系列音乐会，余隆及多位指挥家与来自国内外的优秀音乐家合作，在九场音乐会上演奏了贝多芬的全部交响曲、协奏曲和大部分序曲。此系列音乐会的最后一场尤其令人赞赏，乐团对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合唱》的精彩演绎表明，经过两个音乐季的成长，中国爱乐乐团已当之无愧地跻身于亚洲最优秀的交响乐团之列。随着2003～2004音乐季的结束，中国爱乐乐团最终完成了跨越三个音乐季的庞大音乐工程——将的全部交响曲呈现给中国听众。
此后，乐团还相继举行了纪念德沃夏克逝世100周年、莫扎特诞辰250周年、肖斯塔科维奇诞辰100周年、门德尔松诞辰200周年、海顿逝世200周年系列音乐会以及纪念指挥大师卡拉扬百年诞辰音乐会等，将一个交响乐团的生长，融入全球化丰饶的土壤之中。
中国爱乐乐团因其艺术与管理观念的高起点和对交响乐艺术的执着精神，不仅为广大音乐受众提供了丰富而高格调的音乐生活，而且获得国内外社会资源的援助，这是它不同于国内其他乐团的得天独厚之处。来自不同领域的交响乐爱好者及赞助者，以自己乐意的方式为这支年轻而富朝气的乐团提供精神和物质上的支持，成为乐团高速而稳定前行的坚强后盾和动力。音乐是神祗，艺术至高无上，人们在敬畏天籁之声的同时，亦享受到生命和生活的美好与可贵。
二
中国爱乐乐团在十三年间完成了大量作品的世界首演、中国首演，数量之多堪称中国当代乐界的奇迹。正是在这些艺术活动中，乐团逐渐形成并确立起自己鲜明的艺术风格，凝聚成一个朝气蓬勃的艺术家群体。
中国爱乐乐团始终不渝地以推动、弘扬中国音乐新作品为己任，每个音乐季都安排中国音乐作品专场音乐会，并坚持向国内外杰出作曲家委约创作。他们清楚地认识到，他们代表中国，代表一个伟大民族的精神风貌和胸怀。
爱乐艺术家们凭着自己对音乐的钟爱和执着，令中国爱乐乐团不断谱写着传奇。
中国爱乐乐团的艺术总监余隆是活跃于当今国际乐坛的最杰出的中国指挥家之一，曾应邀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担任客座指挥。余隆的指挥曲目包括不同时代和不同领域的作品，尤以指挥歌剧而闻名，他在世界各地指挥了《茶花女》《图兰多》《阿伊达》《卡门》《拉美莫尔的露契亚》《罗密欧与朱丽叶》《风流寡妇》《唐·帕斯瓜勒》等歌剧名作，均获得巨大成功，在国际乐坛赢得了广泛赞誉，也由此奠定了他作为一位优秀指挥家的国际地位。
克里斯托夫·潘德列茨基担任中国爱乐乐团的首席客座指挥。克里斯托弗·潘德列茨基这位当代最有影响的作曲家之一，同卢托斯拉夫斯基和格雷茨基一起成为新波兰作曲学派的代表人物。其音乐创作将波兰和东欧民间音乐、古代宗教音乐、巴托克和斯特拉文斯基所代表的现代音乐创作以及先锋派手法融为一体，发展出一种富有个性的艺术风格。他指挥的主要作品有《广岛受难者挽歌》《圣路加受难曲》《所罗门之歌》《波兰安魂曲》《耶路撒冷的七座门》和歌剧《劳敦的魔鬼》《失乐园》《黑面具》以及六首交响曲、两首小提琴协奏曲、两首大提琴协奏曲和中提琴协奏曲等。
三
中国爱乐乐团自成立伊始，即以经典音乐的“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为己任，它在艺术总监余隆的率领下，不辞辛苦、热情、敬业地进行区域广泛且高密度的境内外巡演，既赢得观众由衷的赞誉，又使所到之处领略了中国艺术家演奏经典音乐的无穷魅力和爱乐精神的传播。
2001年9月，乐团在台北、新竹、台中和高雄举办了音乐会。2002年6月乐团赴美洲，在波多黎各的卡萨尔斯音乐节上，分别由余隆和乐团首席客座指挥、作曲家潘德列茨基指挥了两场音乐会，之后在圣何塞和洛杉矶等地进行美国西海岸巡演。同年9月乐团赴日本和韩国举办音乐会。2003年9月，乐团出访欧洲，在巴黎国家大剧院、华沙国家大剧院和维也纳金色大厅的演奏极为轰动。
2004年12月，乐团受意大利共和国政府特邀，赴罗马议会大厅与意大利男中音歌唱家利奥·努奇、女高音歌唱家芭芭拉·弗丽托莉合作，演出圣诞音乐会，意大利国家电视台通过欧洲联播节目向全欧洲直播了该场音乐会，在欧洲引起巨大反响。
2005年2月至4月是注定铭刻在乐团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段，乐团在艺术总监余隆率领下远涉重洋，进行中国音乐史上空前规模的环球巡演，在美国、加拿大、意大利、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英国、德国等国家的22个城市举办音乐会，其巡演时间之长，涉足地域之广，演出场次之多，不仅在中国乐团出访史上前所未有，在世界的交响乐团中亦属罕见。纽约林肯中心音乐厅、伦敦巴比肯中心音乐厅和柏林爱乐音乐厅等地演出的音乐会均引起轰动，受到包括美国《纽约时报》、英国《泰晤士报》、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等媒体的盛赞。
2006年1月27日，为纪念伟大作曲家莫扎特250年诞辰，中国爱乐乐团作为唯一的亚洲乐团与柏林爱乐乐团、维也纳爱乐乐团、纽约爱乐乐团、捷克爱乐乐团等参加全球电视接力直播音乐会。
2008年5月，中国爱乐乐团访问梵蒂冈，在著名的保罗六世大厅由余隆指挥演出了莫扎特的《安魂曲》和中国乐曲《茉莉花》，受到包括教皇本笃十六世在内的八千余名听众的热烈欢迎。此举被国内外媒体称为音乐外交的“破冰之旅”。
2010年10月，中国爱乐乐团应文化部邀请随总理赴意大利出席为庆祝中意建交40周年而举行的“中国文化年”活动。中国爱乐乐团在罗马歌剧院向意大利观众奉献了一场高水平音乐会，以代表中国文化的京剧和代表西方文化的意大利歌剧在同一舞台上出现的独特形式，正式拉开了“中国文化年”的帷幕。总理和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出席了音乐会，共同见证了这次中意文化交流的盛况。演出前总理在下榻酒店亲切接见了乐团成员并合影留念。
2011年4月，受美国哥伦比亚演出经纪公司邀请，中国爱乐乐团在余隆的率领下再次赴美国西海岸巡演，先后在旧金山、戴维斯、圣芭芭拉、科斯塔梅萨、北岭、圣地亚哥、棕榈沙漠等地举行音乐会，所到之处，场场爆满，演出盛况令人激动。值得一提的是，这是中国爱乐乐团最成功的一次国际商业巡演，票房的成功对于中国的交响乐团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四
2010年4月25日至5月25日，五场“中国爱乐乐团建团十周年庆典系列音乐会”是这个杰出的华人交响乐团十周岁生日意气风发的庆典，成为备受众多爱好音乐的海内外华人及业界关注的盛典。人们有机会在这些音乐会上亲身感受我们国家的乐团在艺术水准上厚积薄发的升华，就此而言，汇聚诸多中外大师的十周年庆典更显得意蕴深厚——它们不仅是一个乐团十年辉煌成就的集中展现，也是中国交响乐演奏崭新风貌的缩影。
恢宏博大的整体结构，气息绵长的律动线条，素朴凝重的情感蕴藉，激荡澎湃的高潮时刻……它们就像大千世界，又似绚丽人生，有起伏，有跌宕，有艰辛，有欢乐，生命的精彩，均在十三年历程的抑扬顿挫中有所况味。当经典与新锐，长者与末学、大师与新秀，共同铸就中国爱乐壮丽感人的管弦乐之音时，我们既共同对伟大的音乐传统敬畏和朝圣，也不忘对十三年来为中国爱乐乐团付诸心血、无私奉献的爱乐朋友们鞠躬致礼。
中国爱乐乐团十三年的历程，仅仅是乐团百年基业的第一个刻度，纪念，庆祝，总结，反思，正是缘于对美好未来的更多憧憬和高远的展望。
——塑造积极心态，积极地对待人和事，做最好的自己。面对困难，你是否胆怯退缩？面对工作，你是否拖延敷衍？面对经济形势下行压力，你是否满腹牢骚，惶惶不可终日？我们应学会笑对生活中的挫折与磨难，把它们当成人生路上的炼金石。控制消极情绪，塑造积极心态。试着转换思维方式，善于发现事物美好的一面，拒绝拖延，积极行动，发奋图强，自动自发，做最好的自己。
——塑造职业心态，执著追求，做成功的自己。孙总在培训中提到："做一个标准的职业人".扪心自问，距离"职业人",尚有差距。古语有云"在其位，谋其政".全力以赴的责任心，严谨踏实的事业心，是我们作为"标准职业人"必不可少的制胜法宝。面对日复一日的工作，我们应该充满热忱，而非简答重复。执着于平凡与寂寞之中，努力打造属于自己的一片天。
——塑造老板心态，像老板和上司那样去工作，成为老板的"自己人".何为"老板心态"?把老板的钱当成自己的钱，把老板的事当成自己的事。老板的心态就是"一分钱掰开两半花",老板的心态就是"一美元和八颗牙".摈弃打工心态，勇敢承担责任。把老板的钱当成自己的钱，凡事讲节约；把老板的事当成自己的事，凡事讲质量、讲成本、讲效率、讲效果，那么，任何一个有作为的老板都会把你当成自己人。
——塑造共赢心态，利人利己，成为受欢迎的自己。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身处职场，我们不得不跟形形的人相处。与其"闭关锁国",何不"开眼看世界"?"一千个读者，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人都是独立而又特别的个体，面对差异，何不宽容的接受？差异也是一种美，善于发现每个人的"美",树立共赢思维，赢得良好的人际关系，工作上，也会游刃有余。与上司共赢，与同事共赢，与下属共赢，与供应商、客户共赢，努力共建互相理解、互相支持、互相帮助的团队，成为团队中受欢迎的人。
——塑造空杯心态，不断进步，做与时俱进的自己。"学到老，活到老",也就是现代提倡的"终身学习"观念，是我们每个职场人严以律己的要求。面对过去的成功，我们不能沾沾自喜。尝试一切归零，永不自满。与时俱进，不断挑战自我，让生活永远充满激情。忘却过去的成功，不断追求新的制高点，做与时俱进的自己。
——塑造感恩心态，感恩一切，做充满爱心的自己。停止抱怨，学会感恩。感恩国家昌盛，感恩社会和谐，感恩家人陪伴，感恩公司给予，感恩对手激励，感恩顾客信任……生活中，我们有如此多的事情，如此多的人，需要我们去感恩，哪里还有空间来容纳心灵的污浊呢？知足者常乐，感恩是一种幸福的生活方式，感恩，能让我们坦然面对人生的艰难坎坷。学会感恩，做一个充满爱心的人。
军队参与执行国际维和行动，是对外军事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中国政治外交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军建立之初，就身兼“战斗队、生产队、宣传队”的多种角色。因此，在异国他乡执行维和任务，官兵不仅承担了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国际义务，而且还承担了传播中华优秀文化的光荣使命。随着我国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军队履行国际维和任务进行跨国界、跨地域、跨语言、跨文化传播的特征将会日益彰显。如何有效实现国际维和行动中的跨文化传播，更好地维护国家和军队的良好形象，成为了我军面临的一个新课题，必须从战略的高度来研究和筹划。 一、跨文化传播在国际维和行动中的重要作用 跨文化传播是指来自不同文化体系的个人及组织、国家等社会群体之间进行的信息传播或文化交往活动，是一种伴随着人类成长的历史文化现象，是现代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更是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1］。军队参与执行联合国国际维持和平行动，是在陌生的人文环境中执行任务，除了完成联合国赋予的军事任务外，还要与不同国家、不同族群、不同地域的文化进行接触交流，跨文化传播的特征十分突出。因此，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军队执行国际维和任务，不仅承担着和平使者的使命，更为重要的是担当着文化使者的责任。能否有效实现跨文化传播，既是圆满完成国际维和任务的重要保证，更是提升国家和军队软实力的重要途径。 1．实现跨文化传播是提升军事软实力、维护国家形象的重要形式。一个国家的文化，丰富地表现为国民的思想道德、理想信念、核心价值观念、文化科学素质和民族文化传统、民族文化遗产以及民族性格、民族心理、风俗习惯，等等。这种文化的内涵和精神，更渗透在国家意志、国家行为、外交政策之中，形成一个国家的整体形象。在传播全球化时代的今天，文化对国际政治的重要作用越来越突出。正如美国社会学家罗兰•罗伯森指出，一切国际政治都是文化性的，我们正处在全球范围的文化政治时期［2］。军队履行国际维和任务，既是国家外交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外军事交流的重要形式之一，其政治性、战略性特征明显，跨文化传播特质凸显。近年来，西方国家大肆传播“中国”、“新殖民主义论”等论调，指责中国承担国际义务不够，以诋毁中国形象，遏制中国发展。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后果，是由于我国的跨文化传播力量薄弱，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劣势，在承担国际义务过程中的传播力度不够，造成国家形象被扭曲、被误导。随着我国近年来履行国际维和任务的增多，中国维和部队和维和警察秉承着中华民族仁义中和的文化传统和建立和谐世界的文化精神，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展现了中国军队威武之师、文明之师、和平之师的风貌，也用卓越的表现为祖国和人民赢得了一个又一个荣誉，展现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2009年2月17日发表报告说，中国正在国际维和领域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显示出中国希望为世界和平和安全作出积极的贡献［3］。联合国负责维和事务的副秘书长勒罗伊表示，中国的参与对于联合国维和行动十分重要，联合国感谢中国为国际维和事业所作的贡献，期待继续并扩大与中国在维和领域的合作［4］。 2．实现跨文化传播是国际维和行动中政治工作的重要创新。“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文化作为一种超越意识形态的文明传承和历史积淀，通过交流传播，能够有效地影响受众的心理、情感和意志，消除隔阂和误解［5］。随着军队近年来参加维和行动的增加，执行任务中政治工作在新的领域得以拓展和创新。文化工作历来是政治工作领域里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军队政治工作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我维和部队每到一个任务区，都把文化工作当做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维和部队以自己的模范行为，广泛进行文化交流，通过组织中外官兵联欢、部队拉歌对唱、图片展览、放映外宣短片等形式，向驻在国政府、驻在国民众、其他国家维和人员生动展示一个国家军队的性质宗旨、历史传统、战斗精神、素质能力等非物质力量，传播中华民族古老文明和优秀文化传统，充分表现中国维和部队是一支和平之师、正义之师、文明之师，全面体现我国政府的整体外交政策，扩大外国军队和民众对我军的认知度和深入了解，增进与驻在国政府、民众及其他出兵国部队之间的友谊，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促进维和任务的圆满完成。赴刚果（金）执行维和任务的总参某工程兵旅官兵充分利用自己的文化特长，开设了跨越国界的“军人之家”，和乌拉圭、南非、印度等国的维和军人一起开展各种文体活动。各国维和军人不仅对中国军人“受累不怕累，吃苦不言苦，遇险不惧险”的精神风貌所折服，而且被中国优秀的文化所吸引，在维和营地迅速掀起了一股“中国热”。中国驻刚果（金）大使崔永乾评价说：“你们不仅是来铺路架桥的，更是来架文化“桥”、铺文化“路”的。这个跨越国界的‘军人之家’，就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军队维护和平、建设和平的最生动体现。”［6］ 3．实现跨文化传播是加强对外军事宣传的重要途径。军事外宣是跨文化的传播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7］。军队执行维和任务，本身就担负着军事外宣的任务，是塑造和树立我军良好形象的一个重要契机。由于要面对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域明显的文化差异，我军要想在国际上树立良好形象，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就必须实施跨文化传播，搞好对外宣传。军事外宣只有让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目标受众超越文化的差异，实现与目标受众的相互沟通和理解，使宣传内容得到目标受众的接受和认可，才能达到宣传目的。因此，军事外宣要确保宣传致效必须通过跨文化传播来实现。在我军近年来的维和实践中，外宣搭台，文化唱戏，积极有效地开展对外军事文化交流，已经成为我军遂行国际维和任务中政治工作的一条宝贵经验，且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维和部队通过跨国际交流、跨文化传播大力加强军事外宣，有效消除其他国家对中国和平崛起的疑虑，为增强与其他国家的多边安全合作赢得稳定的国际环境，抵消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影响，在国际社会建立起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同时也更好地向国际社会宣传介绍我军、塑造和展示我军形象，大力营造于我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可以说，在国际维和的战场上，通过军事外宣有效的跨文化传播，能够让世界各国聆听到“中国声音”，感受到“中国力量”。2007年中国赴黎巴嫩维和工兵营专门编印了中国维和宣传册，在营区举办中国成就图片展，利用这种无声、无交流障碍的语言，向驻在国政府民众和其他出兵国部队介绍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悠久历史文化、壮美锦绣山川和巨大建设成就。加拿大维和军官参观后深有感触地说：“从你们这里，我了解到一个崭新的中国。”［8］#p#分页标题#e# 二、军队履行国际维和任务实现跨文化传播的基本途径 跨文化传播共分为行为模式、认知模式和理解模式三种模式，其核心理念是基于传播方与受众的互动能力。因此，布莱恩•斯皮茨伯格说：“跨文化传播能力从广义上讲可以定义为一种效果，即在特定的语境里采取了合适而有效的行为。［9］”军队执行国际维和行动，实现跨文化传播必须选择合理的途径，采取有效的方式，以保证其合适性和有效性。 1．军事交流合作。根据2004年底出版的中国第5部国防白皮书，我国已正式把“开展军事合作与交流”作为一项重要的“国防政策”，这标志着我国的军事外交将不再局限于低层次、局部的普通交流，而是已被提升到国家战略的层次和全局的高度，已成为坚持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重要内容［10］。随着我军参与执行国际维和任务的增加，逐步有计划、有重点扩大与外军在开展维和行动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已经成为中国军队提高执行维和任务能力和扩大对外军事交流的发展趋势。自2004年以来，中英两国多次协调举办中英维和行动研讨会。此外，中国还与瑞典、挪威、东南亚国家联盟举行类似研讨会，使中国军队更好地理解了其他国家在开展维和行动中的普遍性做法和成功经验。中国军队还与国际S－I－委员会合作举办研讨会，向维和部队介绍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中的习惯规范等［11］。扩大与外国同行在维和行动方面的交流，即为中国军队在动员、组织机构和部署能力方面的现代化提供了有益的帮助，更为重要的是能够通过军事合作有效进行跨文化交流，增进相互间的理解，消除部分国家对中国和平崛起的疑虑。在任务区执行维和任务时，中国维和部队由于是执行保障任务，没有派出作战部队，自身防卫力量较弱，更需要与其他出兵国部队进行军事行动的协同与合作，以确保安全顺利地完成各项保障任务。因此，军事交流合作成为维和部队一项常态性的工作，跨文化交流与传播就成为了摆在面前的现实问题。交流沟通顺畅，军事行动进行得也就顺利，双边之间的交流合作也就能够更加深入；交流沟通遇到障碍，就会影响军事行动的展开，继而影响中国军队的形象，而这种交流沟通的基础就是要消除文化上的差异。与外军相比，我军的政治信仰、军队体制、价值追求都具有自己独特的一面，在军事合作行动中就要注意一方面对接外军指挥体制，一方面要保持坚定信仰，真正做到“和而不同”，运用“无声的语言”来顺利实现跨文化传播，使外军更加了解中国军人的价值观，敬重中国军人仁义正直、勇敢无畏、大爱无私的精神道义。2．文化交流输出。我军的软实力建设，本身就包括军事文化传播和文化渗透的职能。军队执行国际维和行动，积极进行军事文化传播，本身就是加强对外军事宣传、提升军队软实力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在异国他乡执行国际维和任务，加强与联合国特派团、驻在国政府民众和其他出兵国部队的文化交流，是实现跨文化传播的有效途径之一。执行国际维和任务，维和部队要适应包括不同风俗习惯、不同军队体制、不同政治信仰、不同管理理念、不同价值观念等在内的各种异质文化，如何消解这些异质文化带来的负面影响，除了要尊重文化的多样性外，我维和部队要主动地对外国民众和其他维和部队进行文化交流输出，通过各种文化交流活动，生动地展示我国历史厚重的文化传统和文明成果，宣扬我军价值观念、军队体制、作风形象等在内的先进军事文化，展现军队的精神风貌、文化素养等。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表现形式多样，维和官兵要灵活选择文化传播的途径，找准文化交融的基准点，以此影响外国民众和军队对我军的情感认同，引起感情上的共鸣。比如，在联合国重大活动、驻在国重大庆典节日、其他出兵国重大庆典节日以及中国传统节日等时机，通过文艺演出、联谊活动、举办酒会等形式，向外军和民众宣传中国和平崛起、建设和谐世界的和平理念，传播中国军队的优良传统和先进文化。针对维和驻在国多是政治、经济、文化欠发达地区的特点，通过开办业余学校的方式，传播中华文明，宣传现代科技知识与现代化生活方式，开展智力和科技帮助活动。特别是要把握外军和外国民众对中国武术文化、饮食文化、戏曲文化等感兴趣的特点，积极借助这些传统文化优势，搞好文化传播，增强文化传播的吸引力和渗透力。 3．媒体对外宣传。媒体对外宣传其基本要求就是要实现跨文化传播，运用目标受众的语言释放设定的信息或者是符号语言，实现外宣的目的。因此可以说，媒体对外宣传就是跨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之一。首先，要准确定位中国军队的国际形象。维和部队走出国门直接面对国际民众，执行国际维和任务，深刻表明中国军队是制约战争的一支重要和平力量，如何把军队这个基本形象准确地传达给国际受众，是媒体对外宣传跨文化传播的基本任务之一。因此，媒体对外宣传要积极适应受众的需要，消解文化误读，从遵循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认知模式出发，准确地把所要释放的信息翻译成他们所能接受的语言，实现文化融合与情感联结。其次，要注意统筹国内与国外的多种媒体资源。抓住国际维和行动中我军执行重大军事行动、完成重大工程运输保障任务、实施人道主义援助、参加重大仪式庆典等重要契机，合理设置活动议题，与受众密切接触，深度交流，统筹国内与国外、军内与军外的媒体资源，有效实施“并肩作战”，表达我军的理念，展示我军素质，宣扬我军品牌，让国外受众和媒体在可触摸的亲身经历中真正感知我军的魅力，客观地报道我军执行国际维和任务的卓越表现，进一步扩大国际维和行动中对外宣传的影响力、渗透力。再次，要积极拓展媒体对外宣传途径。媒体对外宣传要实现立体式报道，除了保有传统平面媒体的宣传优势，还要善于借助网络、手机等新兴媒体的传播优势，通过微博、贴吧、短信、论坛、博客等新媒体资源，丰富宣传报道的形式。如利用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英文网站，专门开辟有关中国维和部队维持和平行动的专栏，及时报道我维和部队的感人事迹，使国际受众更为直观地了解到中国军人在维和行动中的表现，理解中国先进军事文化的真正内涵。 4．人道主义援助。跨文化传播除了有形的文化传播外，还要通过“行动”这种无形的传播，使受众从亲身体验中增强对所传播文化的感知和认同。在国际维和行动中，对驻在国政府和民众实施力所能及的人道主义援助，就是跨文化传播的一种有效行为模式。人道主义援助能够充分体现中国军队对于驻在国政府和任务区民众的人文关怀，关心他们的生活状况和生存环境，并真心帮他们解决实际困难，这是人类社会最为通行的一种跨文化语言，最能够打动人心，赢得外国民众的认同和赞誉。在实施人道主义援助的同时，其实就是在传播中国军队“仁义之师、文明之师”的先进文化理念，展现中国军人热爱和平、关爱群众的大爱之心和仁爱情怀，体现中国军事文化的“人本”传统和“和谐”理念。从近年来的维和实践来看，维和部队主动为驻地政府和民众做好事、办实事，积极开展助学捐赠、医疗帮扶、工程支援、技术帮带等活动，赢得了当地政府和群众的广泛信任，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也为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播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第五批赴苏丹维和大队在瓦乌任务区维和期间，先后向西加扎勒河州3所平民小学捐赠了价值2万元的学习、办公用品和文体活动器材；为瓦乌教学医院安装了由中国政府捐赠的先进医疗设备，并向该院赠送了大量药品；为当地民众义诊，为瓦乌市5岁以下婴幼儿接种脊髓灰质炎疫苗1000余名，帮助瓦乌修女学校拉运河沙、吊装水箱，向芭比拉村民传授种植技术，“中国军人”的品牌受到了当地政府和民众的广泛赞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系列援助援建活动实施后，当地掀起了一股“汉学热”，当地群众和其他出兵国维和部队官兵都以能够说上几句中文为荣，还有部分人主动要求向维和官兵学习中医、武术、厨艺等文化［12］。#p#分页标题#e# 三、加强国际维和中跨文化传播的能力建设 加强国际维和中的跨文化传播，必须充分遵循跨文化传播能力建设的基本规律，夯实基础，强化素质，多法并举，综合致效，切实将其视作一项战略工程来抓。 1．加强国际维和跨文化传播的理论准备。自20世纪50年代跨文化传播理论诞生以来，逐渐成为西方众多学科领域的一门显学。中国自上世纪80年代从外语教学领域引入后，在国内也得到了蓬勃的发展。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特别是中国2001年成功入世后，更进一步地刺激了跨文化传播理论研究的深入发展。跨文化传播理论的成熟和发展，为国际维和中跨文化传播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但从我国目前的理论研究情况来看，跨文化传播研究主要集中在新闻传播、对外宣传以及文化交流等层面，主要集中于对认知模式、理解模式的研究，对于国际维和行动这种行为模式的跨文化传播理论研究目前尚属空白。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理论研究，从理论上给予国际维和行动中的跨文化传播以指导，使中国形象和军队软实力的跨文化传播能够有效借助国际维和这一军事外交活动的重要契机，开拓军事外宣跨文化传播的新局面。 2．加强国际维和跨文化传播的人才建设。人才是事业的支撑。增强国际维和行动中的跨文化传播影响力，就必须要建立一支素质高、专业化强的军事跨文化传播队伍，全面加强跨文化传播训练及教育。一方面，要加强跨文化传播的专业队伍建设。统筹国内媒体力量和军队专业报道力量，抽调部分精兵强将组成“政治过硬、业务过硬、外语过硬”的专业机构和力量，加强对国际维和行动中跨文化传播的整体策划，加强跨文化传播的符号编码的翻译，使跨文化传播能够有效打破文化“壁垒”，消除文化差异，赢得文化认同。另一方面，要加强对维和官兵的跨文化传播能力培养和训练。维和官兵既是跨文化传播的参与者，又是跨文化传播的行动者，他们的跨文化传播能力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维和跨文化传播战略实施的效果。因此，在国内集训期间，就要注重加强跨文化传播技巧的培训和外国语言文化的学习，使他们的互动能力、演讲才能、语言表达能力、驾驭能力、协调能力得到一定的提高，以适应跨文化传播的需求。 3．加强国际维和跨文化传播的路径拓展。“跨文化传播的问题与可能性是一种思想与方法的方程式，它像人类所演算的数学题一样，永远都不会完结。而且我们弄清楚一个问题，常常只是触及了跨文化传播的冰山一角，找到一种路径，我们同时会发现这种路径的有限性，而不得不继续寻找。”通过近些年的国际维和实践来看，我们已经摸索出了部分跨文化传播的方法路子，但总体上来说还只是一种自觉活动，缺乏顶层设计，传播路径、形式等还较为单一。加强国际维和跨文化传播的路径建设，要注意动员海外华人、国外部分友好媒体等力量参与到跨文化传播中来，进一步丰富国际维和中的跨文化传播平台；要进一步加强对网络媒体的开发运用，使跨文化传播实现范围全球化、速度及时化、信息海量化；要进一步拓深军事文化交流的广度和深度，使跨文化交流能够更为顺畅和谐，直接对国际受众产生一定的影响，为军队执行国际维和任务赢得良好的外部环境和舆论支持。
坚持以人为本，建设和谐法院。一是帮干警树理念，结合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八荣八耻”教育，在干警中倡导对祖国热爱、对父母孝顺、对朋友诚信、对社会奉献、对事业忠诚的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和家庭美德，实行人性化管理，全院上下形成了互相帮助、互相爱护、互相支持的良好风尚；二是与干警心交心，开展谈心、纳谏、献策活动。在干警中开展“致院长一封信”活动，让干警们畅所欲言，为法院建设献计献策。先后收到干警提出的意见和建议35条，大到法院的长远发展，小到一张纸、一滴水的管理节约，院党组件件予以了落实。三是引干警讲规范，开展讲文明、树形象活动。引导干警在日常工作中讲奉献、讲道德、讲正气、讲文明。规范干警的业内业外活动，不净之地不去、不正之友不交、不义之财不取、不公之事不为，在公众面前时刻保持法官文明礼仪的良好形象；四是为干警创环境，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为干警营造一个温馨和谐的工作环境。年内相继组织了篮球比赛、“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我心中”演讲比赛、公正执法先进事迹报告会等活动，还参加了区、市组织的运动会、知识竞赛、文艺汇演等活动，充分展示了我院干警的精神风貌。各种活动的开展既陶冶了情操，又增强了队伍的凝聚力。
坚持公正司法，建设效能型法院。一是始终把维护稳定、服务大局作为工作的着眼点。刑事审判把打击重点指向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抢劫，盗窃、故意伤害等多发性犯罪，不断加大对各类经济犯罪活动的打击力度，三年来,共审结刑事案件2647件，判处犯罪分子4041人。民商事审判坚持“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的原则，注重疏导、调解，做到定纷止争、化解矛盾。2012年，随着新港建设的推进，湾经区海域内养殖网箱的拆迁清理任务迫在眉睫，成为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人民群众密切关注的一项重要工作。我们抽调精兵强将20人，组成专案审理、执行小组，以强制执行为突破点，配合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最终涉案的71家养殖户的网箱全部按期拆除。执行中，执法与维权并重，时刻以当事人利益为重，四处为强制执行的3家养殖户联系网箱内海产品的销路，帮助其在交易中实现最大收益，最大限度地减少被执行人的经济损失，二是始终把司法为民、服务百姓作为工作的出发点。一年来，我们推出多项便民、利民措施，实行网上远程立案、巡回立案与院机关立案相统一的方式，方便郊区和农村群众诉讼。尤其是对涉及老人、妇女儿童、残疾人、进城务工人员追索赡养费、抚育费、抚恤金、养老金和劳动报酬等诉讼案件，依法实行减、免、缓诉讼费用，切实保障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打得起官司。三是始终把促进和谐、服务社会作为工作的落脚点。把司法建议工作作为服务和谐社会的重要手段，积极就审判执行工作中发现的问题通过司法建议的形式向有关部门献计献策，较好地发挥了司法建议间接调整社会管理的功能。一年来，我们向党委、政府、企业、学校及相关部门提出司法建议22份。其中“关于部分外资企业逃债弃财行为应予重视”的建议被省高院今日信息、市委市政府信息转发，市长宋远方亲自批示，要求有关部门进一步深入调研，研究解决方案。“交警部门出具赔偿凭证需完善”的建议引起我市公安交警部门的高度重视，采纳了我们提出的建议，迅速对其相应的法律文书进行了完善、这一做法也在《中国法院网》刊发。
坚持增强司法能力，建设学习型法院。注重法院文化建设，营造文化氛围，在干警中开展了征集法院之歌、推选名言警句、法律格言活动，从中遴选出61条警句格言，划分为人生感悟、道德修养、法治理念和廉洁自律四类予以张贴，使干警时刻受到启示和熏陶，起到启迪心智、升华思想、树立理念的作用。坚持周五学习制度，组织干警收看台湾学者余世维教授的管理学讲座，传授讲解如何提高组织、沟通、分析和解决问题、创新、团队协作等能力，以此提升队伍综合素质。通过组织开展疑难案例评析、法律适用研讨、庭审观摩等活动，在全院进一步形成学习业务、研讨法律的良好氛围，。
坚持司法制度改革，建设创新型法院。首先，加大业务庭的审限管理力度，实施了庭长案件督办制度，对于临近审限的案件，由庭长予以督办，限期审结。其次，积极探索行政审判新机制，推行了行政诉讼简化审和行政和解工作，促进了相对人与行政机关纠纷的及时解决，提高了行政效率。这两项改革得到了省高院的充分肯定。第三，积极推行执行方式改革，实行了执行异议听证制度，使执行程序更加科学规范；实施了评估拍卖摇号制度，双方当事人通过摇号方式选出评估拍卖机构，改变过去由法院单方指定评估拍卖机构的做法，从而避免了暗箱操作，保证了评估拍卖的公开公正；实行了执行悬赏制度，在媒体上公开被执行人信息，对于提供被执行人财产线索的人给予一定奖励，全年共有67件积案通过执行悬赏得到执结。
坚持党性观念，建设廉洁型法院。用制度预防违法违纪行为的发生，层层签订廉政建设责任书，严格财务管理会签制度。诉讼费、罚没款、实际支出费由财务统一管理，杜绝“小金库”，避免出现违反财经纪律的人和事，从内部建立起防止司法腐败的“防火墙”。坚持开展经常性的廉政教育，7月份组织干警到监狱进行警示教育，听取了服刑人员讲述自己由国家干部蜕变为罪犯的过程，他们发自内心深处的忏悔为干警敲响了自我约束、拒腐防贪的警钟。坚持邀请人大代表旁听案件制度，共邀请人大代表47人次参加庭审观摩活动，加强了人大监督权的落实。
什么是执行力？一句话：议而决，决而行，行必果。执行力强弱反映一个公司的管理水平，更体现在全体员工精神面貌上，它无时不再影响着我们每个部门、每个环节工作。
一、执行在于细节
老子说：天下难事，必成于易；天下大事，必做于细。看不到细节，或者不把细节当回事的人，对工作缺乏认真的态度，对事情只能是敷衍了事。
有人说：做一件事，完成90%就不错了。是不错，但若一直按此标准为自己设立目标，你会发现当你5次90%的时候，你是不及格的。而这10%就是我们常说的细节，如何提高细节的完成率，就需要我们关注执行力，只有考虑到细节、注重细节的人，不仅认真对待工作，将小事做细，而且注重在做事的细节中找到机会，从而使自己走上成功之路。
作为一名中层管理人员，尤其是分管人力资源工作的，要特别关注好每个细节。从招聘培训、薪资绩效到员工发展，每一个模块都我们科学合理地与公司发展目标紧密结合，确定好每个环节的分子目标，并与各部门沟通，以取得部门的理解和支持。接着根据目标和计划，安排好工作内容等等，时时处处关注好各种细节，并对细节负责到底。
我常常对自己说：人力资源是公司的心脏，千万不能出差错。追求细节没有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激情与豪迈，更多的是一种"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简单和细腻，但是就在这种简单和细腻中，你的执行力得到提高。
二、执行没有借口
我们常说，思想影响态度，态度影响行动。完美的执行不需要任何借口，借口只能让我们暂时逃避困难和责任，去找各种各样的借口，这样只能导致失败，也会使自己一事无成。
"拒绝借口"是追求完美表现的有力保障。一个事项在这里分享。前一周，接到公司的一个招聘指令，要求在一周内完成铁路基建造价工程师的招聘。此职位的专业性太强，从业人员流动性太弱，与公司重要业务发展方向不匹配……太多的问题，头顿时大了，怎么办？面对困难，敢于迎难而上！加强与用人部门的沟通，明确用人标准；动用所有的资源多渠道，设计院、专业学院去寻找人才信息；最后在近百余份信息中锁定人选，开展面试，最终确认人员，保证了公司对特殊人才的用人需求。
我相信，在工作中无论接到什么样的任务，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牢记自己的岗位职责，奉行职业准则。从今天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从工作中的一点一滴做起，努力培养对工作高度的责任心和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坚韧品质。因为工作没有任何借口，失败没有任何借口，人生更是没有任何借口。
三、执行需团队协作
执行犹如拳击，只有把"指头"团结成为"拳头",才能形成强大的战斗力，才能发力击倒对方，搞好团结才能有效提高执行力。
从2014年底，公司对集团管理层级进行调整，工作强度和难度可想而知。工作中，我们本着对公司、对工作高度负责的精神，加强沟通与协调，吸收团队成员的智慧集思广益，充分发挥出团队的协同效力。
行政办公个人工作自我鉴定报告
办公室在机关党组、行政班子的正确领导下，按照机关年工作要点及办公室的，紧紧围绕机关的中心工作，积极主动地为机关的正常运转搞好服务，努力协调各科室之间的工作关系，办公室全体工作人员认真履行岗位职责，团结协作，较好地完成了本年度工作任务，现总结如下:
一、认真调研、多方协调，把握全系统总体情况，为企业提供服务，搞好全系统的企业改革工作。充分发挥好“指导、维护、监督、协调、服务”的功能，要“上为政府排忧、下为企业服务”，一方面，当好政府的参谋助手，在政府和企业之间发挥好桥梁扭带作用，以便在面广、分散的企业中有效地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使之不断地发展壮大;另一方面，经过进一步深化改革，摆脱了束缚，在市场竞争中，非常需要给予必要的监督与服务，发扬企业团结、互助、合作的群体优势和优良传统，以改变势单力薄的局面。努力提高服务能力和水平，真正把联社办成具有“指导、维护、监督、协调、服务职能和经营管理资产能力的经济组织。
二、掌握面上工作，把握工作重心，突出重点，为领导当好参谋助手。热情接待，满怀热忱，搞好来信来访，维护全系统的稳定工作.我们将党风廉政建设放在实践“三个代表”的高度，严格要求，重点抓了三个环节：一是从建立完善机构着手，在市机关和所属企业建立健全了群众来信来访领导机构和接待室。二是在市机关推行了领导包片、科室包点”的稳定工作责任制，定期不定期地深入基层厂矿车间班组和困难职工家里，了解情况，问寒问暖，此文来源于文秘114网排解矛盾，排查问题，开展了“做职工的贴心人、知心人”活动。今年以来，虽然有多起集体*事件，但是都得到了较好解决。三是解决职工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比如原市*厂破产后工资关系不顺、医保参加不了问题，组织关系和医疗费问题，我们都积极参加协商解决，大家都比较满意，赢得了干部职工好评。年初我们成立了以主要领导为组长、纪检书记为副组长、机关各科室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党风廉政建设领导组，领导组下设办公室。从制度上进行完善，狠刹奢侈享乐、铺张浪费歪风，机关推行了定点、定员、定标准接待和外出考察、开会制度，接受职工群众评议、监督的制度。
三、廉洁正派，认真落实，抓好“三项治理”工作，为促进全系统的党风廉政建设，作出努力。年我们结合全市开展的三项治理工作，在制止奢侈浪费，清理违规超标小汽车和住房方面，我们把学习教育和落实工作列入反腐倡工作的重要日程，摆在突出位置，着重抓了以下几点：一是结合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和工作实际，将学习和改造主动观世界放在首位，通过学习促进了世界观的改造，提高了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水平。二是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职工深入开展学习十六大精神、忠实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教育活动，使大家进一步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信念，牢固树立了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三是以道德教育和党的优良传统教育，特别是“两个务必”教育入手，使广大干部职工树立了正确的权利观、地位观、利益观，经受住了市场经济条件下腐蚀与反腐蚀的严峻考验。建立了周五学习制度，取得了好的学习效果。
四、搞好上传下达，及时高效，当好政府和企业的桥梁。办公室收发传阅文件余份，承办余件，收发传真余份。收发室日分发报纸多种年分发杂志种，各种信件余份，基本没有发生差错或责任事故，顺利完成了任务;机要文件的收发、保密文件的管理、清交等日常工作均接上级的要求，顺利完成全年工作。同时，在机关经费紧张的情况下勤俭节约，努力创造机关好的工作环境，为大家装了宽带上网，既为大家提供了了解外面世界的窗口，也为现代化办公创造了条件。搞好文印、复印工作。
五、积极努力，为召开全市代表大会做好准备，收集各类资料，数十种，一百多份。
六、房改和家属院的维修，锅炉管理，东街拆迁问题，都做了较好解决。
七、车辆管理，继续实行维修、加油定点定量审批制度，保障了机关办公和正常的工作需要。电话管理方面，继续采取充值卡管理制度，有效降低和节约了电话费。及时调整整理机关有关部门的内线电话部，安装调试部。并对电话线的布线进行了调整，整理了办公楼的通讯电缆及电话线。档案管理，归类收缴各种文件文档余份。
八、安全保卫工作，坚持日常的值勤保卫制度。卫生条件有了明显改善，统一打了防疫针。
九、完成领导交办的其它工作。
政治发展道路的选择既取决于决策集团的价值偏好、主观意愿，更取决于其所在的时空环境，即所谓“形势比人强”。在所有的时空环境中，又以经济基础的因素最为关键。关于这一点，有必要从有关历史经验谈起。
中国历史上有这样一种现象：像秦皇、汉武之类激进型政治家多无好的政治结果。雄才大略、经天纬地的汉武帝、唐明皇恰恰是强盛的汉唐极盛而衰的转折点。而像西汉文帝、景帝之类稳健型政治家却常有好的政治归宿。之所以如此，个中原因固然复杂，但也无不与小农的经济基础有关。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小农经济基础一向脆弱，即使汉唐盛世，百姓生活也不过是“温饱有余而小康不足”，承载不起上层建筑领域太多作为。强盛的汉唐正是由于汉武帝、唐明皇对西北用兵过度，过于提取民力，使貌似坚实无比（整体实力上）、实则脆弱不堪（微观小农方面）的经济基础崩溃，结果是对西北少数民族的仗是不折不扣地打赢了，但也不折不扣地打垮了自己。
目前中国大多数农民以及城市中低收入者的经济基础，与汉唐盛世的小农相似，一个家庭若不买房、不生大病、不供大学生，则“温饱有余”；若有三者之一，则“温饱无余”，是为典型的“小康不足”！面对这样的基础，如若进行激进的政治改革是不能没有风险的。
政治是现实的，也是历史的，前任的政治遗产必然会对后任有影响；政治是主观的，但也是理性选择的，只有审时度势、冷静思考、科学分析得出的结论方能“吹尽黄沙始见金”，经得起岁月的检验。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央经过对国内外形势全面、深入的研判后，一致得出的战略共识便是十六大上明确提出的本世纪头20年是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2011年国家“十二五”规划再次强调了该机遇期。这就意味着，至少到2020年经济发展依然是中心，其他所有工作都要围绕这个中心来展开。除非国内外形势突变，使决策集团感到该战略机遇期濒临消失。但至少到目前为止，尚无如是变化迹象。
由此不难推测，至少到2020年中国政治发展道路应是渐进的，激进的政治改革由于存在政治稳定风险、不利于把握战略机遇期等原因，应该不是现实选项。这正是十报告中明确宣示“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的本意所在。
什么是真正的渐进式政治发展
当然，渐进式政治发展道路决不等于“名为渐进，实为不进”：在“不稳定幻象”作祟下，绕开体制难题，“尊重”既得利益，惧怕大刀阔斧，一味小心翼翼，缝缝补补，从而将问题击鼓传花，让小疾积成大患。
实际上，30余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业已表明：第一，中国共产党是维系中国社会稳定的强大力量，只要坚持党的正确领导，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即使改革的步子迈得大一点，也不会有什么稳定之虞。
第二，改革与稳定相互促进。凡是符合人民利益的改革，力度越大越能赢得人民的支持，政权的合法性及稳定性越强；而民怨四起、危机四伏之时总是改革不力、不当之时，一味求稳怕乱反而有碍稳定。
第三，中国改革是危机驱动型改革，中国共产党是民意导向型政党，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导向下，30余年一路走来，那些社会有需求、改起来相对容易的问题，或者改革虽有难度但只要一改效果即立竿见影的问题，多已被优先改革。剩下的问题要么所涉及既得利益面太广太深，改革难度太大（如腐败、权贵与资本结合、分配不公、城乡二元体制等）；要么是国家发展的基础性问题，不仅改革难度大，而且改革效果也难立竿见影（如大部制改革、行政层级精简及行政区划改革等），可谓个个都是“绕不开、躲不过”的体制难题，需要决策者非凡的勇气与担当。
很显然，对这些体制难题大胆地进行系统、深入的改革，不仅不违背渐进式政治发展原则，反而应是渐进式政治发展的题中之义。
渐进式政治发展的基础及关键
腐败、贫富分化、利益集团绑架政策、市场化不足、社会福利细碎化、农民工半城市化问题等都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难题，但这些难题难解的背后又都不无政治发展滞后的影子。
十六大以来，党和政府在政治发展上进行了诸多有益的尝试。诸如，以大部制改革为突破口，优化政府横向组织结构；在8个省37个县进行省直管县试点，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和财权，理顺中央与地方关系，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尝试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推进政府预决算公开；进一步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等。这些既昭示了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方向，也为政府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准备了基础。
关于十八后中国政府体制改革，不少学者主张并预测大部制改革应是重点。笔者认为，大部制改革虽能减少部门间扯皮现象，提高效率，但是大部制改革是否真能建立类似国外核心司与执行局之间决策与执行的分离，仍有疑问；在中国特有的人情社会里，同一部委内机构上的决策、执行分离是否真能带来本质上的决策、执行分离，进而将权力及利益部门化现象一网打尽，值得忧虑。
与横向上大部门制改革相比，纵向上精简政府层级、理顺中央和地方关系则显得更基础、更关键。例如，国人对收入差距大十分反感，诸多怨气和戾气均源于此，可见财税体制改革已时不我待，而财税改革直接牵涉中央和地方关系，牵涉集权与分权。再如，由于户籍制度改革滞后，中国城市化多有“半城市化”特征，流动人口在住房、子女教育等属地化服务上有名无实，而户籍制度改革滞后的根源是福利体系的割据状态，这同样关及中央和地方事权和财权划分，而理顺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前提又在于精简行政层级。
目前从中央到地方共有中央、省、市、县（区）、乡（镇）五级实体政权，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下还有准一级政府的街道，乡镇或街道下，还有代行了诸多政府职能的村（居）委会。过多的层级导致了如下弊端：
一是一些原本不错的中央政策，经过一级级地执行，存在走样的隐忧。
二是众多编制被浪费在“用文件落实文件”的政府中间层级，使身处管理、服务一线的基层政府人手严重不足，直接导致了一线治理效果欠佳。
三是众多职权被截留在“用文件落实文件”的政府中间层级，使得身处一线的基层政府成为“没有子弹的枪”，这种“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式的制度安排，使底层社会充斥了太多管理漏洞和服务真空，而国人又极喜欢且极善于钻空子，以致基层管理乱象丛生。
四是过多的政府层级，使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上下级政府之间分权困难。分权越困难，地方政府就越难因地制宜地对本地事务进行“无缝隙”管理。既如此，则需要国家法律、中央政策具有高度的具体性、针对性。可是，地大物薄、人口超多、地区差别及贫富差异虚悬的特殊国情，又迫使国家法律、中央政策甚至省级政府政策，都必须有较强的原则性，而非具体性、针对性。该矛盾是导致基层社会频出“潜规则”及“灰色地带”的关键原因，也是某些地方执政者常被人诟病为“善管大事但不善管细节”的病根所在。
历史上，地域比今日辽阔、交通及管理能力远逊于今日的汉、唐王朝，均可实行郡县或州县两级制，且管理效果尚佳，足见今日中国未精简政府层级，乃“不为也，非不能也”。
（作者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