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桑实验范文

霍桑实验篇1

关键词：社会人；非正式组织；士气

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识码：A

在知识经济时代，员工是公司最宝贵的财富，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决定着公司的竞争能力。对于一个管理者来说，如果要获得成功，必须能够有效地激励雇员，使得他们具有挑战精神和奉献精神，并发挥他们的作用。对员工本性的不同假设决定了我们采用不同的激励方法。现代管理学流派都是以一定的人性观为其理论基础。对人的科学管理，其理论和实践，都必然地要建立在对人的科学认识的基础之上。梅奥作为行为科学的奠基人，其理论至今仍然对现代管理具有借鉴意义。

一、员工是“社会人”而不是“经济人”

梅奥的人际关系学说的主要内容是“社会人”假设，梅奥在霍桑实验的基础上，否定了古典管理理论“经济人”假设，指出人类并不是“一堆无组织的乌合之众”，而是“一些组织得很紧凑的团体”。人们存在工作中合作的愿望，管理者不能忽视人的这种合作愿望，不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会降低“士气”，从而降低劳动效率。

1、经济人假设的局限性。经济人假设认为人都是自私的，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是为了获取最大利益，可以使用各种方法。在当时，经济人假设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当时物质产品极不丰富，人们追求物质利益，只是为了满足最基本的需要，即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在物质丰富的今天，人们的基本需要已经满足，从而产生更高级的需要，比如友谊、爱情、尊敬等的需要。“经济人”假设只注重物质因素，而忽视人的因素，认为人只是赚钱的机器，没什么感情需要。

2、社会人的假设。“经济人’假设使人丧失了人的社会属性，认为人就是赚钱的工具，而“社会人”假设并不完全否认“经济人”假设，认为人们追求物质利益不只是为了满足基本需要，他们还有其他的需要。“社会人”假设的主要内容是：“社会人”是复杂的社会系统的成员，他们不仅有追求物质利益的欲望，还有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友情以及安全、归属等方面的社会和心理欲望，满足工人的社会欲望，提高员工的士气(如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协作精神)，是提高效率的关键。

3、人性假设的发展。梅奥提出的社会人人性假设，受到当时社会经济条件的限制，其关于社会人的假设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他认为，人只有通过人际交往才能满足自身的需要，没有考虑到人的动机也可能产生于人们本身存在的需要。其中代表性的观点是马斯洛的“人类需要层次论”假设。该理论有三个基本假设：(1)人要生存，他的需要能影响他的行为：(2)人的需要按重要性和层次性排成一定的次序，从基本到复杂；(3)当人的某一级的需要得到最低满足，才会追求更高的需要。其需要的五个层次依次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感情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行为和心理活动的共同规律。但不足之处是，需要的五个层次的划分并不是绝对的，如何区分不够明确。最低需要的满足后，很难确定高级需要是什么，何时才能实现。其实人性是复杂的，人们的需要与潜在欲望是多种多样的，这些需要的模式也是随着人的年龄的变迁，随着所扮演角色的变化，随着所处环境及人际关系的演变而不断变化，即不会存在在同一时间对所有人都起作用的管理方法。这要求组织在员工职业的不同发展阶段采用不同的激励方法和激励措施。

二、企业中存在非正式组织

非正式组织是对应正式组织的概念而提出的，正式组织是指为了有效达到企业的经营方针、组织结构、规章制度等所构成的各成员之间相互关系的一定组织体系。梅奥之前的组织理论都把企业看成一个技术经济系统，只承认企业的正式组织，认为决定组织效率的是对正式组织合理地进行设计和正确地进行指挥和控制。组织不仅是一个技术经济系统，更是一个社会协作系统。所以，我们不能否定非正式组织的存在，应该利用非正式组织的优点来为正式组织服务。

非正式组织对正式组织来讲，具有正反两方面的功能。非正式组织的弊端表现为：(1)抵制管理当局的政策和目标。非正式组织的目标一般来说是和正式组织的目标相异的，如果管理者不能很好地管理这种组织就会影响组织目标的实现；(2)限制职工个人自由，强迫一致；(3)可能共谋组成管理当局敌对的工会；(4)反对革新和改革；(5)限制产量。

非正式组织的利表现为：(1)积极支持管理当局的政策和目标；(2)使个人有表达思想的机会；(3)提高士气，降低员工流动率；(4)以社会报酬的形式对员工进行补偿；(5)改善信息交流工作；(6)使员工在一个不讲个人特点的信息组织内有维持个人特点的机会；(7)提高自信并减少紧张状态。总体来说，梅奥认为非正式组织的利大于弊，应该正视并利用非正式组织的作用。

非正式组织对正式组织的积极正面作用表现在：它可以满足成员心理上需求和鼓舞成员的士气，创造一种特殊的人际关系氛围，促进正式组织的稳定；弥补成员之间的能力和成就的差异，促进工作任务的顺利完成；还可以用来改善正式组织信息沟通的工具。

三、新的领导能力在于提高员工的满足度

梅奥及其研究人员认为，提高士气是增进员工绩效的有效方法，进而指出如何提高工作意愿，促进高昂的士气是企业经营者及高层管理者的主要任务。员工的满足度又依存于两个因素：一是员工的个人情况，即员工由于其个人历史、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所形成的个人生活态度和情绪；二是工作场所的情况，即员工相互之间或员工与上级之间的人际关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提高组织士气和满足工人的需要：(1)成员对集体目标的赞同。士气是团体成员的团体意识，它代表一种个人成败与团体成就相关的心理；(2)对工作的满意感。成员对工作的满意有利于提高士气。对工作的满意感是指对个人所从事的工作，感到适合他的才能，合乎他的兴趣，工作对他有挑战性，能施展他的才能；(3)合理的经济报酬。不合理的薪金制度会引起不满而降低士气，人需要保持一种分配上的公平，有了公平感才能保持心理上的平衡；(4)同事间关系的和谐。士气高的团体其成员之间关系融洽和谐，凝聚力高，有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宿感；(5)良好的意见沟通。如果沟通受阻，可能引起不满，产生误解隔阂，必然降低士气；(6)奖励方式得当。奖励必须符合职工的心理需要。

梅奥以霍桑实验为代表，探讨改进管理的路径，出发点依然是维护和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寻求工业社会的和谐之道。从研究目的上看，他没有彻底否定科学管理时代的效率观和价值观。梅奥以及后来的行为科学，是对古典管理学的纠偏，而不是对古典管理学的否定。梅奥的贡献，在于通过霍桑实验等一系列临床式研究，进行管理问题分析，从中对管理实践中反映出来的有关人类发展的综合症状进行诊治，进而对工业社会的根本性缺陷形成了新的认识。心理学和社会学进入管理学领域后，人的问题成为管理者要面对的首要问题。对于个体的人来说，心理学弥补了以往“经济人’假设的理论缺陷；对于群体的人来说，社会学纠正了以往“群氓”假设的理论偏失。

四、结束语

霍桑实验篇2

形象起源

根据Schummer在《疯狂科学家的历史渊源》中的研究，“疯狂科学家”形象来源于古代欧洲的炼金术士，早在十四世纪的但丁、佩托拉克和乔叟的笔下就已经出现。这些“走上歧途的炼金术士”为了实现贪婪的幻想花费了大量的经历与金钱，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反而伤害了自己与家人。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讽刺对象从炼金术师扩大到了整个科学家范围。这种形象所表现的社会问题也从对物欲的批判转变为批评科学家依仗技术骄傲自大，挑战神灵与自然的权威。霍桑式的科学家形象由马丽·雪莱在小说《弗兰肯斯坦》中奠定。这一类“疯狂科学家”由于自身的狭隘观念与野心逐步走向自我毁灭也同时殃及他人，所探讨的问题集中在科学与人性的关系。

文学与现实

在本文所提及的人物中，通过霍桑对他们的介绍可以看出四位人物形象都是老气横秋，专于科学却除了学习与研究外不问世事。

德哥医生是科学的化身，知识渊博，学富五车，书房里收藏着成堆的古代手稿。他远离尘世，远离朋友，离群索居，一心沉浸于实验。阿尔默精通同时代几乎所有的知识和发现，名扬欧洲。

对拉帕奇尼的描写凸显了他的衰老：“此人很快就映入眼帘，看样子绝非普通园丁，却是位身材颀长，形容憔悴，几分病态，身穿学者黑色长袍的人。……然而这张脸即便风华正茂，也绝不会显露多少内心热情。”

对四位“疯狂科学家”的描写都趋向将人物衰弱的机体和过剩的思维组成强烈对比。如果我们把这种典型与现实的科学家相比较，就会发现惊人的相似。中国读者极为熟悉的马丽·居里就是一位符合所有条件的典型。《居里夫人传》记述，在生活的基本问题上这位公认的伟人竞连一位懒惰的家庭妇女都不如，“在琐碎的实用专长方面，她只会一件事——缝纫……玛丽不会做汤……”。生活也远离尘世，“居里大夫提议给他们几件家具，他们不肯要；……长沙发和扶手椅有什么用处？这两个人已经商量好不请人聚会也不接待宾客。”最后，暴露在比铀辐射强二百万倍的镭下，“居里夫人于1934年7月4日在桑塞罗谋去世。她的病症是一种发展很快的发烧的再生障碍性恶性贫血，骨髓不起反应。”如果按霍桑的文学笔法，略去她两次获得诺贝尔奖的辉煌，再把她的形象歪曲，浮现出的是一个肆意玩弄炼金术而导致自毁的老巫婆。

外在的残破与畸形只是衬托，内心的疯狂才是霍桑极力揭露的症结。霍桑笔下的四位人物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带有偏执的理性和非常有限的感性道德。或者说，他们片面的理性仅限于对客观自然真理的钻研，而不遵从人类最基本的幸福感。

“疯狂科学家”们牺牲他人的行径让人深恶痛疾。可令人困惑的是，现实人物为科学所做的牺牲既如出一辙而又司空见惯。诺贝尔兄长在试验中被炸死；狂犬疫苗的发明者巴斯德使用大量动物作为试验品直接致使部分动物死亡；连意识到核能危险性的爱因斯坦也建议美国政府研制核武器。如果这些科学界显赫人物的道德与理性都是健全的，为什么其行为与霍桑笔下的人物如此相似；如果他们的道德是有瑕疵的，又为什么在辉煌成就之下这些牺牲被掩盖，更少有人认为这与道德瑕疵有什么关系。

由此而看霍桑在作品中反映现实中科学家的形象，手法多是强调失败的恶果而略去科学成就。是霍桑个人的态度使这种形象被故意歪曲而带有更多的负面色彩。我们又该怎样理解霍桑的态度呢？

霍桑的态度

张国庆的《霍桑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和科学家形象及其反智主义倾向》认为“他对知识和科学抱着一种否定和批评的态度，具有明显的反智主义倾向……既是美国建国初期的实用主义风尚潜移默化影响的结果，也是他对l 9世纪兴起的‘伪科学’潮流的直接反应。”。第二种理解秉承十九世纪初对科学的批判思想，《霍桑短篇小说中科学家形象的生态阐释》的作者张慧荣认为霍桑“声讨了科学家们企图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而招致灾难的后果。霍桑认为科学家应为人类谋福祉，……他对于当时科学主义泛滥的批判，并告诫世人永远都不要依仗科学藐视自然。”

更进一步的评论指出了“疯狂科学家”扭曲的科学观， 吴兰香的《霍桑与现代科学观——读》认为科学“是绝对客观的，知识是第一重要的。为了获得客观的知识，人性、感情、环境等妨碍自己追求真理、接近真理的因素都应该被剔除干净。”批评的矛头转向了“疯狂科学家”狭隘的思想和对人性的蔑视。《十九世纪美国小说中医生与科学家》里DeBakey的解释是，这些科学家“没有把握住人性这关键的一环”。他们之所以比其他人可怕是因为除了疯狂他们强大的能力增强了其破坏力。

虽然具有积极的警示意义，但无论哪种解读都可以体现出霍桑对科学与科学家的消极态度。他不理解科学家的付出，不承认他们在科学领域所做牺牲的积极意义，认为科学家的所有努力都是出于对一种片面理性的狂热与对狭隘知识的贪婪。这就是霍桑受时代与自身知识和宗教影响所限产生的对科学静止的认识。

霍桑对科学与科学家的恐惧与普通民众相同，未知产生畏惧。以医学为例，DeBakey介绍，“从中古英语文学开始，医学专家就遭到讽刺。原因很简单：医学知识的神秘使了对他不了解的人产生恐惧、怀疑、抵制甚至愤怒；而人们得病虚弱无助又必须求助于医生；最后，病人自己无法客观评价那些以盈利为目的医生医术是否高超……当代小说中科学家形象更加崇高，这无疑是因为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医学与科学取得了惊人的进步，并且成果成功转化为对美国人实际的好处。对其的恐惧心理被报纸、杂志、书籍医学信息与电视和科教节目所消解。医学专家也不再遭受如此多的讽刺。”科学家遭受霍桑非议也是处于这一原因。

通过对比其他同时代的作家，同样可以发现霍桑对同时代科学的态度处于因畏惧而回避的状态。与霍桑同时代的法国科幻小说之父儒勒·凡尔纳（1828-1905）就是一位科学的推崇者。他早年学习法律，后又对喜剧产生兴趣。为了写书求得生计，他在巴黎图书馆钻研地理、工程、航天等学科。在他的笔下，科学技术是让人上天入海的工具，科学家也并不是又苍老又偏执的怪物，而是如《海底两万里》中生物学家阿龙纳斯一般善良正直、年轻有为。凡尔纳对科学的热情与信心与霍桑的畏惧与逃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了解真正的科学和科学家，也就无法对它有一个正确的评价，更无法在作品中展现一种“英雄科学家”。

积极的科学观

按照霍桑的保守思想，如果说科学实验与实践造成的事故是由于对科学和片面理性的滥用导致的，成功的科学实践需要全面的保障，那么这就形成了一种“学游泳”悖论：如果不下水就不可能学会游泳，而不会游泳就下水就有可能被淹死。矛盾在于，即使在现代科学家自己对科学实验和技术应用的后果也是没有充分的把握。即使是将科学技术严谨的利用到和平目的上也不能保证绝对的无害。所有实验与应用可能造成的危害或者负面影响要通过更过的同类实验与应用才能被了解和控制，而这一过程本身又不可避免的造成了更大的危害。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科学研究的正面意义是值得肯定的，危害也是无法逃避的。奥尔多·利奥波特在《沙乡年鉴》中记述，“我们大家都在为安全、繁荣、舒适、长寿和平静而奋斗着……不过，太多的安全似乎产生的仅仅是长远的危险。”由此有一个尖锐的问题有待回答，就是人类为什么要寻求理性和科学技术上的进步又如何对待它们。

人类社会的每个个体都有寻求更高生产力的意愿，而科技进步又是提高生产力的必备条件。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社会规律通过每个个体的意愿起作用。追求更高科技水平不但是科学家个人的追求，而是由无数个人的客观需求驱动的整个人类社会趋势。社会不能仅仅因为认识到科学的不确定性和危害而可以的停止，而是要与时俱进，通过已知将未知的危害减到最小。所以霍桑对科学的谨慎态度可以作为对科学技术正面价值的验证准则，而不应该成为阻碍科技进步的绊脚石。

结论

霍桑实验篇3

    论文摘要霍桑是19世纪后期美国浪漫主义作家的杰出代表,也是美国文学的奠基人之一,其代表作《年轻人古德曼·布朗》属于“心之寓言”部分的短篇小说之一。本文试从人物的象征意义、森林和蛇杖的象征意义、梦境的象征意义等三个方面来解读霍桑小说的象征手法。  

    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1804-1864)是19世纪后期美国浪漫主义作家的杰出代表,也是美国文学的奠基人之一。如果从时间的角度划分霍桑的创作,其小说创作可大致分为前期的“新英格兰传奇”部分,中期的“心之寓言”部分,和后期的长篇创作部分。《年轻人古德曼·布朗》即属于中期的“心之寓言”部分的短篇小说之一。所谓寓言,就是用假托的故事来说明某种道理,达到劝诫、教育或讽刺目的的一种文学样式,其特点就是假借客观景物以代表某种观点,使客观的景物成为传达意念的工具。因此在寓言这种文学样式里,就会有大量的根据借助某物的具体形象来表现某种抽象的概念、思想和情感的象征手法的运用。而霍桑的被人称之为“心之寓言”的小说,正是运用了大量的象征手法来表现霍桑对人性之恶、宗教之虚伪的抨击的典型。 

    小说《年轻人古德曼·布朗》讲述了一个生活在17世纪末、巫术盛行时期的塞勒姆小镇中的青年古德曼·布朗的故事。小说中的布朗不顾新婚妻子的反对,执意要参加魔鬼的约会,并亲眼见证了人性丑恶。小说采用了超现实主义的手法,虚构了魔鬼、出现幻觉的森林、突然醒来的梦境等具有深刻寓意的人或景物,运用了多种多样的象征手法,使小说充满了浓郁的寓言感。 

    一 人物的象征意义 

    在《年轻人古德曼·布朗》中,霍桑把小说里的人物分成了两大类,即生活里的好人和生活里的坏人。很显然,年轻的布朗夫妇就是典型的好人,因为“古德曼”在英文中是“好人”的意思,而布朗的妻子费丝的名字在英文中就是“忠实”、“信仰”的意思,对于妻子的忠实,布朗显然是深信不疑的,所以小说里才写道:“这名字对她恰如其分。”正是因为有费丝这位忠实而美丽的妻子的存在,才使好小伙子布朗赶赴魔鬼约会的决心一直在动摇,他的脚步迟疑着,内心中善与恶的斗争十分激烈:“天国在上,费丝在下,俺还是在对抗魔鬼,坚定不移!”然而,最终的结局却是让人失望的,行走在森林里的布朗虽然脚步并不快,但他却一直向前,特别是听到森林里费丝的哭声,确认自己最忠实的妻子费丝也来赶赴魔鬼的约会时,他心底那最后一点对光明的坚守破灭了,他开始感到绝望,狂叫着:“人世上根本没有善!罪孽不过是一个空名!来吧,魔鬼,因为这个世界都归你了!”“他纵声大笑,笑了许久。然后抓起拐杖又往前走,顺林中小路大步流星,不像在走,倒像在飞。……凭着凡人向恶的本能,他仍旧往前冲。” 

    布朗这种道德感的突然坍塌正表现出17世纪的美国移民的心理特征,布朗属于清教徒第三代移民,他原本是最虔敬、生活最圣洁的新教徒。100多年前,布朗的祖先们怀着纯洁的理想来到北美陆地开疆拓土,决心通过自己的勤劳和创造,把北美荒园建成他们理想的纯洁的人间乐土,并给后代们留下了道德上的楷模。作为这批拓荒者的子孙,小伙子布朗向往纯洁善良,追求道德上的完美。他对人性的纯洁善良有足够的信心,对生活怀着美好的希望,对妻子也有着深沉的爱。但与此同时,基督教的原罪说、人的内在堕落论又使笃信加尔文教的人们对人类的道德操守持怀疑态度,他们更容易看到存在于社会群体中阴暗的、残缺的、愚蠢的、罪恶的一面,从而更加坚信了原罪说的可信性。 

    霍桑笔下的这两个好人形象(布朗和费丝)正是代表着纯洁人类的典范,当他们的信念倒塌,纯洁的个性遭到毁灭时,其象征寓意是十分深刻的。19世纪30年代,美国发生了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这场运动的代表人物有爱默生、梭罗和富勒等,其代表思想就是超验主义。爱默生的《论自然》和《美国哲人》等作品中的超验主义理论,直接对抗加尔文教的正统思想,他主张人类应当回归自然,强调个性独立,应当从“美”角度放眼自然,从自然中获得最高的精神体验,从而使灵魂与自然合而成为宇宙。超验主义者所说的“自然”包括物质的自然与精神的自然,人类应当通过体验“自然”、置身于自然之中而净化灵魂,而不能依靠抽象的、压抑人性的教义来扭曲抹杀人性。这种超验主义思想深深影响了霍桑,霍桑把对超验主义的理解表现在他的小说人物身上,他试图通过裸露人的内心精神来展现人性的自然性和多面性,并以此来暴露宗教的虚伪。对此,美国着名小说家赫尔曼·麦尔维尔评价道:“他(霍桑)的最伟大的成就就在于他擅长对黑暗的描写,在于他对于人类心灵深处的黑暗的描写。” 

    在《年轻人古德曼·布朗》中,热心于赶赴魔鬼约会的并非只有布朗夫妻,而是一个很大的人群,他们大多都是在真实的生活里非常受人尊敬的人,有的是“非常虔诚的太太”,有的是“翌日将在州议会上露面的人物”,这些平日公众心目中的谦谦君子或淑女,却在这种含意暧昧的场所出现,和一些“自甘堕落的男人”、“声名狼藉的女人”杂合在一起,形成了“好人并不回避坏人,罪人面对圣人也毫无愧怍”的奇怪场景,难怪会让布朗震惊。因为这些人都是思想受到严格控制的清教徒,是在安息日里向大众布道的虔诚人物,他们在公众(包括布朗)的眼中是追求无欲无念、全身心皈依宗教的纯洁人物,现在却和魔鬼搅和在了一起,可见人的内心里隐藏着多么深刻的罪恶。这个人群的出现暴露了宗教的虚伪性,凸显了霍桑小说中“人性之恶”的最基本主题。正如英国作家劳伦斯评价的那样:“霍桑是一个可爱的蓝眼睛小伙子,他对人类心灵深处的罪过一清二楚,并用巧妙的伪装加以揭露出来。” 

    二 森林和蛇杖的象征意义 

    《年轻人古德曼·布朗》的整个故事场景设置于森林之中,而且是深夜里的森林,这又是寓言故事的一大特征。在许多古老的寓言故事中,发生故事的场所都是森林,如《伊索寓言》、《克雷洛夫寓言》中的许多故事,都是以森林为背景的,因此,“森林”成了寓言类作品的一个常用的场景和常用的象征体,在寓言里,森林早已不再是一个植被密集的可爱所在,而是一个充满黑暗、凶险、迷幻、鬼怪的地方,而《年轻人古德曼·布朗》这种充满寓言色彩的小说放置于森林这个场景中去,正是想让好小伙子布朗的这次与魔鬼的约会充满玄秘与凶险。果然,好小伙子布朗自从进入到森林里之后,森林便开始展露它的凶险,森林一直制约着布朗的行动,布朗一开始“踏上了一条凄清的小路,阴森森的树木遮天蔽日,挤挤挨挨,勉强让狭窄的小径蜿蜒穿过。人刚过,枝叶又将小路封闭了起来,荒凉满目。”这象征着布朗走向的是一个阴暗的所在,同时也说明布朗踏上的是一条灵魂的不归之路,黑夜笼罩下的森林给人更加深刻的罪恶感,单纯的布朗将在这种罪恶的挤压之下走上道德的反面。而当布朗看到自己纯洁的妻子也受到魔鬼的诱惑,感到纯洁的世界已被颠覆时,他身边的森林也发生了奇特的变化:“树木吱吱嘎嘎,野兽嗷嗷嗥叫,印第安人哇哇呐喊。”当布朗明白邪恶和力量是多么强大的时候,森林这个隐藏魔鬼的地方也显露出了它的本来面目,将一切邪恶都展现了出来,使身陷其中的布朗更加疯狂,更加丧失理性。在森林风声的伴奏之下,布朗听到的唱赞美诗的歌声也变了样:“这不像人声,更像幽黑荒野中的一切一齐发出的轰轰呼声,阴森可怖。”在这里,森林完全成了一个罪恶的世界,正如小说中的黑色的人影(魔鬼的化身)所说的那样:“整个大地就是一块罪恶的污迹,一块巨大的血迹,远远不止这些。”    另外,在小说中还出现了一个重要的道具:一根弯弯曲曲的蛇杖。这根蛇杖拿在布朗的同行人的手里,这个同行人其实就是魔鬼的领路人,也是一切罪恶的怂恿者。每在关键的时候,蛇杖就可以引诱、扶持奔赴魔鬼约会的人向前行走,让他们进入罪恶的深渊中。作者在小说里多次写到这根蛇杖,并一再强调它是“最引人注目的东西”:“一条酷似黑蛇的手杖,精雕细刻,活脱一条扭来扭去的大蛇。”;“他把手杖往她脚下一扔,到了她那儿,那东西大概就突然变成了活物,因为主人曾把它借给过埃及的魔术师。”这根蛇形的手杖的原型显然来自于伊甸园里的那条引诱亚当夏娃犯下原罪的蛇,蛇形手杖的寓意就是指引人们奔向罪恶,诱惑人们犯罪,正如霍桑在《自我中心;或心底之蛇》中所写: 

    “于是他就使自己那条实际的蛇——如果他心底当真有一条蛇存在的话——成了每个人致命的错误或密藏的罪孽或不安的良心的预示,并且毫不懊悔地将其蜇牙扎进最痛苦的地方。” 

    三 梦境的象征意义 

    在小说的结尾处,霍桑设下了一个悬念:他让好小伙子布朗在魔鬼的受洗仪式就要实施的关口突然惊醒过来,好像从一场噩梦中猛醒过来:“邪恶的化身就在这里头(指一个天然的盛满鲜血的凹坑)浸湿他的手,准备在他们额头上留下受洗的印迹,好让他们分享罪恶的秘密……‘费丝,费丝,’丈夫叫道,‘仰望天堂,抵挡邪恶!’话刚出口,就发现自己已孤单单地身处宁静的夜,正侧耳倾听风声沉甸甸地穿过森林,消失无声。”就是在这一声对上帝的呼唤声中,原本嚣张的魔鬼突然消失,森林归于平静,所有的人们都退去不见。那么布朗方才经历的一切真的就是一个梦吗?霍桑在小说里并没有明白地告诉读者,这就成了他留下的又一个象征性的寓意,读者可以从霍桑的身世里去寻找答案。 

霍桑实验篇4

关键词：霍桑 个人主义 自我忏悔式自助 克制

自“个人主义”用来阐述美国人的个人本位人生哲学，“个人主义”被认为是美国文化的核心，是美国最主要的价值观。“个人主义”分为广义的“个人主义”和狭义的“个人主义”。广义的个人主义涉及哲学、政治、经济和宗教等领域。《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是这样解释个人主义的：“个人主义，一种政治和社会哲学，高度重视个人自由，广泛强调自我支配、自我控制，不受外来约束的个人或自我。而狭义的个人主义是一种人生价值观，主张强调个人作为个体的重要性，突出人的自立自足、自我意识和作为个体的独立性。”本文试图从广义的个人主义在西方文化的地位和从殖民地时期到超验主义盛行时期个人主义在美国的发展入手，分析纳撒尼亚・霍桑这位19世纪最著名的小说家之一的个人主义观点――自我忏悔式的个人自助，反对极端个人主义――提倡不事完美、真诚克制的个人主义。

美国的个人主义渊源可以追溯到美国历史的早期。在独立战争爆发之前，《独立宣言》向世人宣布：“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了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随着美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独立，美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气派。而这一令人愉快的气氛要求一种新的文学表达方式。[2]18早期的浪漫主义作家华盛顿・欧文和詹姆斯・费尼莫・库珀的作品中有着美国文学一个根深蒂固而又不断再现的主题――主角必须脱离社会，仅以一个人或几个人威武，才能或在蛮荒旷野，或在茫茫大海，或在群居社会的边陲之地实现道德的善。而也是在同一背景之下出现的爱默生则不同。他将浪漫主义想象的抽象观念与19世纪中叶美国生活现实统一起来。爱默生对个人主义大加渲染并倍加推崇，积极入世，认为其有利于人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是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类精神。

纳撒尼亚・霍桑是与爱默生同时期的小说家，霍桑创造与流行于他那个时代的哲学思潮――超验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他作品中表现出一些超验主义的思想，如打破“命定论”神学教条，依靠自助自省达到自我救赎；另一方面，霍桑又不是一个真正的超验主义者，他并没有全然接受超验主义思想，在人性善恶、人与上帝的沟通对话等基本问题上与超验主义者有着截然不同的见解。即使在自助问题上，即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肯定上也没有超验主义那么彻底。[3]44霍桑对超验主义采取既吸收又批判的态度。这种态度在其作品中有着深刻的体现。霍桑采纳了个人主义有关自助的见解，尽管自助的途径与超验主义的有些出入，同时反对人性善论，反对绝对的乐观主义，不事个人主义的极端主义，主张采取折中的态度对待善与恶。

霍桑热衷探究人性的阴暗面，人如何在善恶之间保持平衡。同时霍桑的救赎观明显受到超验主义影响。他的作品虽然弥漫着灰暗痛苦的气氛，但仍闪烁着超验主义乐观的点点亮光。他认为人堕落之后可以通过自我忏悔和自我救赎回到上帝那里，通过自省来衡量自己所犯之罪和欲犯之罪。 《红字》中海丝特就是这样的一位“自助者”。海丝特在听任自己爱情本能的唆使下与牧师丁梅斯代尔犯下通奸罪，被罚带上一个耻辱的标记――A字，并被人们远远地排除在外。孤独和痛苦使她重新认识这个世界。在“罪”之中，海丝特重新获得生命的意义。通过积极行善和忏悔之前的罪过，海丝特重新建立与外界的联系，使胸前“A”字意义改变了。她最终解放了自己。海丝特在罪的逆境中挣扎折磨，最终获得道德的新生和灵魂的升华。同样的，在《玉石人像》中，米莲和多纳泰罗犯了杀人罪，他们同样通过“自助式”的冥思苦想，使灵魂获得了拯救。海丝特与米莲和多纳泰罗的胜利是个人主义的胜利，她们通过正视自己的罪恶，自我忏悔并获得拯救，在罪恶和痛苦之中得到升华。

虽然霍桑在救赎观上受到超验重要的影响，但他反对绝对的乐观主义和极端的个人主义。由于爱默生强调人的神性，将人上升至“神圣”的位置，夸大个人的力量，容易导致极端的个人主义――即对自我的崇拜和利己主义。霍桑笔下不乏这样的人。《红字》中的丁梅斯代尔一直无法在众人面前承认自己所犯的罪，他无法正视自己的罪恶。因为他还要扮演众人眼中那个“如圣人般的年轻人”。由于在众人面前无法正视自己有罪，这与他“圣人般的”气质是不符的，与他自己构建的个人形象是相悖的，这使他备受煎熬。这种欲罢不能、欲语还休的痛苦最终使丁梅斯代尔在自己构建的个人主义中死去。《红字》中的另一个人物齐灵渥斯本是这桩通奸案的受害者，理因得到多数人的同情。然而他却避开众人的视线没有站出来承认自己是海丝特的丈夫，续而伪装成医生去观察和折磨丁梅斯代尔。他将自己当成了审判者――上帝来窥视丁梅斯代尔的内心。他狂妄地扮演上帝的角色，为了达到个人的利益去“窥视他人的灵魂”，犯下了不可饶恕之罪。丁梅斯代尔死后，他也很快地离开了人世。在《优雅少年》中，易卜拉欣的母亲凯瑟琳为了追求自己的，没有尽到为人母的责任和义务，最终儿子过早地离开了人世。某种意义上来说，凯瑟琳所追求的这种宗教上的极端个人主义――为实现自己的宗教狂热理想，于儿子易卜拉欣性命安危于不顾，将她自己和易卜拉欣推向了绝境。虽然霍桑在字里行间表达了对这对母子的同情爱怜之情，但对于教友派信徒盲目的宗教殉道者狂热也颇有难以苟同之意。这与其对清教思想中极端教义的反感有异曲同工之处。

霍桑是他那个时代的人，深受清教意识和超验哲学的影响。霍桑的作品富于模糊性、多义性和矛盾性，这与其对于个人主义的观点是一致的。他倡导自我忏悔和自我救赎式的个人自助，反对极端乐观主义和个人主义。虽然霍桑不完全同意超验主义的观点，但仍留恋超验主义的乐观精神，强调个人理想和个人意志在超越自我过程中的重要性。然而他作品中流露出更多的是超验主义极端乐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批判，对于超验主义者个人意志无限性的嘲讽。在这个意义上来说，霍桑绝不是浪漫主义时期“迷惑的人”，而是已经找到出路的人――不事完美不狂妄的个人主义，真诚并克制的个人主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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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桑实验篇5

关键词： 霍桑 人面石像 超验主义

霍桑家世代都是虔诚的清教徒，深受此影响，他在内心深处始终以带有宗教色彩的善恶观念来探索人性，同时，处于超验主义时代的他也受到此哲学思想的影响，去肯定人自身的价值，由此而形成了复杂的世界观。他一方面从小浸润了“命定论”与“原罪观”这样的宗教思想，另一方面又执着追求一个充满爱的理想社会。而这样的矛盾思想在其创作的短篇小说《人面石像》中就有具体的表现。一方面，霍桑继承了超验主义中的自然观理论，强调人本身的自觉悟性与精神力量，通过欧内斯特这一人物形象来提出“回归自然”的口号；另一方面，他并没有对超验主义对人的完全肯定表示赞同，作品中不时透露出的神性思想，体现出霍桑对超验主义的批判继承，即矛盾的人性观：人性萌动与神学禁锢的结合体。

一、回归自然

超验主义是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影响深远的一次文化思想运动，其思想本质是相信本善的人性和大自然的神性；社会及体制污染了人的个性和创造性，号召个人摆脱传统的束缚，避开社会的腐蚀，在神圣的自然怀抱里恢复纯洁无瑕的个性和创造力。①在超验主义盛行时期，霍桑就曾投身空想社会主义式的布鲁克合作农场的活动，与超验主义运动的发起人之一爱默生有深入的交流，在爱默生的感召下，他创作了一系列民族化的作品。超验主义思想的核心――“超灵”和“自然”，在《人面石像》这部作品中均有所体现。

“超灵”，即万物均有灵性，就人而言，是指每个人心中所存在着一种能使其心灵认知自然之美的东西，一种抽象无形的、存在于所有人心灵之中的东西。它是人心灵发展的最高阶段。超灵是一种宇宙精神，是个体灵魂通过直接感受到的上帝至高无上的存在。这种对至高无上境界的精神追求，应当向人的内心世界去求索，不假于心外的任何东西。正是由于霍桑接受了这一观念，相信一切皆有灵性，就如灵魂和肉体的关系一般，他在写作中便大量运用了象征比喻的手法，小说中的人面石像就是如此。人面石像，镶嵌于山崖的一侧，由巨石堆积而成，酷似人的面庞，这样的设定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寓意。这张人脸如此的栩栩如生，庄严而亲切的表情，放射着博爱的光辉，俨然是一副智者的模样，因此，人面石像就是智慧与真理的化身。山谷里的人相信人面石像给他们带来了富足的生活，给他们的心灵以教育意义，并且小说中的主人公欧内斯特确实在与人面石像的对视中受到了感化，成为了一个拥有博怀和高尚情操的贤人，尽管朴实无华，却显示出精神的伟大。人面石像不单单是一堆乱石，而是酷似人脸的特殊石头，它又不单单状如面庞，并且闪烁着真理的光辉，在人面石像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灵性和宇宙精神，也能看到作者赋予它的启示意义。

同时，超验主义者认为，人的灵魂有直觉能力，通过直觉感受，使人的个体灵魂与超灵之间进行沟通与交流，从而达到个人精神与宇宙精神的统一，获得灵魂上的完善。②如果说人面石像体现了超自然的象征，那么欧内斯特的逐步蜕变就验证了个体的直觉潜力。欧内斯特是在对人面石像的凝视中学到了智慧、仁爱与做人的道理，他没事的时候总爱对着石像望啊望，石像是他唯一的老师。表面上看是人面石像对欧内斯特起到了教育的作用，但事实上人面石像对欧内斯特也并没有亲切的关注，它毕竟是一个无生命体，尽管在欧内斯特看来它具有灵性，他认为那张巨大无比的脸能认得出他，能给他以亲切鼓励的微笑，会劝诫他耐心等待伟大圣人的降临，但一切只是欧内斯特自己的内心活动，是他自己的感悟与向善的本质使他得以成为与人面石像一样拥有真善美的人。作者通过欧内斯特肯定了人的价值，人本身具有获得真理的感悟能力，这种类似于直觉的东西使人在与超灵的交流与沟通中获得完善，绽放人性的光芒。

超验主义的另一核心“自然”，它不仅仅是一种客观存在，更是精神世界的外在显现。人们只有置身于大自然中，用心体悟，才能读懂它的真实含义。超验主义者认为自然结识了人类灵魂的真谛，激发了人类的灵感和直觉，人通过直觉掌握真理，掌握自然。③受此主张的影响，霍桑在《人面石像》中也表达了他的自然观，即渴望亲近自然、回归本真的意愿。首先，霍桑将故事的背景设置在远离世俗社会、远离尘嚣的清净的大自然中。淳朴善良的人们居住在崇山峻岭怀抱中的一处开阔的山谷里，周围有高山、树林、农舍、小溪等，大自然孕育了这里的村民，他们辛勤地耕耘这一片土地，纯真地将人面石像作为他们的守护神。可以说，小说一开始对于生活坏境的自然化描写，就给全篇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气息。

其次，霍桑还塑造了欧内斯特这一“自然人”的形象。“自然人”最早出现在十八世纪法国著名启蒙文学家卢梭的《论科学和艺术的复兴是否促进了风俗的淳厚》、《爱弥尔》等著作中。卢梭认为“自然人”是未被私有制和文明所污染过的，他们处于自然状态，听从良心的支配和指导，他们不仅有自我保存的要求和自爱的本质，而且对同类具有同情心和怜悯心。小说主人公欧内斯特一生都居住在他土生土长的山谷里，以劳动为生，一直保持着天真纯朴的本性，他坚信会有一个长得像人面石像的智者出现，并一直在期待着，可以说欧内斯特是单纯的、“自然”的，他有着纯净高尚的质朴思想、温和淳朴的真诚态度。当村民们都认为先后出现的“积金”先生、“咆哮将军”和“老石面”就是他们所等待的人的时候，欧内斯特仍然不为所动，认为预言里所说的伟人还没有出现。在欧内斯特身上我们看不出丝毫被资本主义社会所污染过的痕迹，他坚定、善良，平凡却又虔诚。

“自然人”的另一特点就是具有明确的善恶分辨能力，他们与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罪恶格格不入，超越了时代和社会的束缚。小说中最早出现的人面石像的相像者是“积金”先生，他是一位极其富有的商人，人们对于他的狂热应该只是被那座富丽堂皇的宫殿所迷惑，而欧内斯特的思想却很清晰，即使“积金”先生拥有华丽的外表，他也认为那张脸是邋里邋遢的。随后出现的“咆哮将军”，是一位名声煊赫的老军人，人们被其颐指气使的威严所震慑，认为他与人面石像一模一样，欧内斯特却直言他并不是传说里所说的那个人，他所看到的“咆哮将军”，不过是叱咤怒号的一名武夫而已。最后是“老石面”，他是一名杰出的政客，他以巧舌如簧和能言善辩博得了人们的青睐，但欧内斯特却从中看出一种疲于应付的空洞，他直截了当地指出“老石面”也不是人面石像的化身。“积金”先生、“咆哮将军”和“老石面”可以说是具有象征意味的，他们分别代表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财富、战功和权位，他们每一个都是“身经百战”，试图在这个硝烟弥漫的社会中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他们的身上背负着罪恶。但欧内斯特是正直的，具有明辨的直觉，他不为这些表面的、物质性的东西所诱惑，而是执着追求自然所给予他的真理。可见，“自然人”心灵的纯洁、真诚与世俗社会的罪恶、黑暗是泾渭分明的。

二、神学禁锢

霍桑和超验主义者共同关注人的生存境遇，希望人类能够超越自己，回归自然，达到永恒。他在创作中充分实践了超验主义的象征手法，注重故事的深层内涵，表达出自己对自然的热衷。但是，霍桑对于超验主义的哲学思想并没有全盘接受，作为一个清教徒，其内心根源处的宗教神学思想仍然对他的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下面就从故事的主旨、起源和主人公三个角度来分别叙述。

首先，从整个故事的主旨来看，是想宣扬智慧、仁爱、宽容等这些美德，告诫人们日常生活中所追求的名利、金钱、地位都是微不足道的，只能获得暂时的心满意足，唯有排除一切杂念，聆听自然界的启示，才能得到真正意义上的真理。而故事所强调的这些美德，本身就是抽象的，是带有宗教色彩的。约翰・加尔文提出的“预定论”是清教徒所信奉的思想，“预定论”认为神是万物的主宰，伟大而有能力，安排大自然的运行，支配人类的历史，宇宙万物在神的护理之下，都朝着神所定的最终结局迅速移动。具有深刻启示意义的人面石像，表面上看它是自然界的产物，但它拥有庄严而亲切的表情，博大而热烈的胸怀，庇护村里的民众，预言伟人的诞生，它已然被作者人化，甚至是神化了，人面石像的存在犹如上帝一般。当欧内斯特对“积金”先生、“咆哮将军”和“老石面”感到失望而望向人面石像时，人面石像似乎总是在劝他不要担心，那个伟大的人总会来的。当欧内斯特认为诗人足以成为人面石像的化身时，它也“只是笑吟吟地望着他，一句话也没有回答”④。人面石像的表情推动了故事的情节发展，虽然欧内斯特自身的感悟力与分辨力也很重要，但他仍要依赖于人面石像对他的肯定与回应。人面石像就像上帝一样，仿佛所有的事情都在他的掌控之中，所有的情节也都在向他所预定的那样发展。

贯穿小说始终的是那个古老的预言，预言称这个山谷里将诞生一位最伟大最高贵的人，长相与人面石像一模一样，于是世世代代的人们都在等待与期望这个伟人的降临，尽管有些人对此感到厌倦，认为这个预言不过是无稽之谈，但在“积金”先生、“咆哮将军”和“老石面”到来之后，仍能引起如此大的反响和狂热，可见，在人们的内心深处仍然对这个预言抱有极大的期待，这个传说已经长在人们的骨子里，流淌在血液中。关于这个故事的来历，作者解释是以前居住在山谷里的印第安人从他们的祖辈那里听来的，至于他们的祖辈，据说是从汩汩山溪的窃窃私语以及风过林梢发出的低声细语中听来的。这样的解释似乎与作者阐释其自然观有关，将预言的来源与大自然结合在一起，设定山溪和风声给人们以启示，认为所有的预示来自于大自然的启迪，但值得注意的是，传说或是预言本身，就带有无可置疑的、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可以说，这个传说来源于大自然，也可以说，这个预言根本就无来源可寻，它是无形的，无法证明其真实性。但是，生活在山谷的人们依然对它深信不疑，他们坚信会有一个和人面石像长得一模一样的人来改变他们所生活的地方，带领他们生活得更加美好，对于一个抽象的故事，人们尚且可以深信这么多年，这就像信徒们对于宗教的信仰一样，揭示了一个虔诚的主题。

作为小说的主人公欧内斯特，尽管他是一个“自然人”的形象，但仍然有与之相矛盾的“禁锢”的一面，首先便体现在他对人面石像的感情上。真正的“自然人”能通过直觉感受去掌握真理、掌握自然，与超灵进行平等的交流和沟通。纵观欧内斯特与人面石像的关系，显然人面石像要更高一等，欧内斯特将它作为老师看待，具有一种敬仰之情。欧内斯特的每一个看法，他都希望人面石像能给予他回应和肯定，让他能坚定自己等待下去的意义，从这种宽厚和仁爱中也能不断地完善自己，成为一个智慧的贤者，因此，人面石像是驱使欧内斯特发生改变的动力之一。也就是说，霍桑笔下的“自然人”，并不是绝对自由的，他是不完美的、必然存在弱点的。因为人面石像具有一种神性，所以欧内斯特对人面石像的信任与忠诚也可以看做是一种信仰，在上帝的恩赐中感受到幸福，在上帝所赋予的自然中获得真理。作者同样对这种感情注入了一抹宗教色彩。

欧内斯特的不完美还体现在他的不自知上。霍桑最终将与人面石像相似的这样一个伟人光环套在了欧内斯特的头上，可是发现这一事实的并不是欧内斯特自己，而是诗人。阐释世界的诗人因过度的智性活动而不能正确行使上天的旨意，他被排除在真善美的化身之外，就像柏拉图将诗人从理想国之中排除。当欧内斯特希望预言能在诗人身上应验时，诗人面带羞愧，解释自己虽然有一点神圣脱俗的气质，但他的生活却并不同他的思想一致，而欧内斯特之所以能成为人面石像的化身，是因为他所说的和内心的想法一致，他的思想既切合实际又具有深刻的寓意，与他长期以来的生活是相称的。这些话也绝不仅仅是欧内斯特嘴上说说而已，它们是来自于生活的话语，其一生的善行和圣洁的爱情都融在其中。作者在整篇小说中始终对欧内斯特的高尚品质进行暗示，强调他的智慧与亲切，他的客人们在与他交谈过后，回家经过山谷时，看到人面石像，似乎觉得曾看到过一张和它长得差不多的脸，这里也是作者埋下的伏笔。可以说，读者能够预感到欧内斯特就是人面石像的化身。同时，作者也在不断强调欧内斯特对于伟人的期待，这对读者来说是很困惑的，欧内斯特一直在等待的人就是他自己，这就有了一种“宿命论”的宗教思想。欧内斯特固然是真善美的化身，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他却不能明确地认识自己，即使在诗人指出他才是最像人面石像的人时，欧内斯特也只是“讲完要讲的话以后，就挽了诗人的胳膊慢慢地朝家门走去，心里仍旧希望不久之后会出现一个比他更聪明也更贤良的人，长上一张跟人面石像一模一样的脸庞”⑤。

霍桑通过像《人面石像》这一类的心理罗曼史小说展现了自己对于人性的探索，他一方面继承了超验主义哲学思想，在小说中运用象征等表现手法揭示深刻的寓意、阐述“回归自然”的人性观念；另一方面，他摆脱不了宗教思想的束缚，小说无意识地透露出带有神性禁锢的理论。可以说，霍桑对于超验主义的深入思辨，令他得出了带有强烈个人色彩的人性观。他“带着告诫的口吻评说他那个时代的点点滴滴，并给予时代他所认为应该具备的三种要素：更为认真的生活目标、更为深刻的道德教益和更为亲切朴素的真理。这是一种永恒的告诫，这是一份不朽的馈赠”⑥。

注释：

①代显梅.超验主义时代的旁观者：霍桑思想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6，2.

②王一卓.人性视野下的心灵世界――霍桑心理罗曼史创作研究[D].湖南：湖南大学，2009，28.

③史志廉.美国文学背景概观[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79.

④上海文艺出版社选编.外国短篇小说（下册）[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355.

⑤上海文艺出版社选编.外国短篇小说（下册）[M].359.

⑥[美]兰德尔・斯图尔特，赵庆庆译.霍桑传[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274.

参考文献：

[1]上海文艺出版社选编.外国短篇小说（下册）[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

[2]代显梅.超验主义时代的旁观者：霍桑思想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6.

霍桑实验篇6

关键词：《红字》；齐灵渥斯；霍桑；善恶观

《红字》是十九世纪美国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纳撒尼尔·霍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小说中一度为大家所憎恶的反面人物齐灵渥斯，引起了学界广泛的关注和争论。齐灵渥斯，到底是人间十恶不赦的“撒旦”，还是值得同情的悲剧性人物？学界对此莫衷一是。而长期受制于清教主义束缚之下的霍桑，对这一人物的处理，也表现了复杂的矛盾的态度。笔者认为，在齐灵渥斯身上，正折射着作者似是而非的善恶观念，单纯的善与单纯的恶都是无法实现对这一人物的评判。笔者将从读者的阅读感受出发，从以下三个方面简述《红字》中齐灵渥斯身上的善恶争锋。

一、绝对的善与恶是不存在的

在西方，“善”和“恶”的原型即是上帝和魔鬼。由神赐予的善与恶也就成为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无法摆脱。而在清教的影响下，“恶”的本质被进一步扩大化。正如齐灵渥斯这个绝对的“反面人物”——海斯特·白兰悲惨遭遇的制造者和丁梅斯代尔牧师心灵的啮噬者。这个“最大的恶人”罪大恶极，十恶不赦，拥有着僵尸般恐怖的面容和毒蝎般的心灵，“恶”仿佛在他身上被演绎得炉火纯青。但作者却并没有将齐灵渥斯的善斩尽杀绝，在齐灵渥斯身上也有人性闪光的一面。正如贝姆在《头脑、心灵和不可饶恕之罪》中所说：“自私的情感孕育出罪恶，（霍桑小说中所挖掘的心灵）同时包含着善良与罪恶。”

齐灵渥斯与海斯特会面时，面对“躺在轮床上辗转哭泣”的珠儿，齐灵渥斯亲手为“这样一个不幸的私生婴儿”调制药品。暂且不说齐灵渥斯是否真心对待这个“和我毫无血缘的婴儿”，他能够不把海斯特与情夫的罪过连带牵扯到孩子身上，这就可以说他是有人性的。在《医生与病人》一章中，作者开宗明义，“老罗杰·齐灵渥斯一生都是个脾气平和的人，他虽无温暖的爱，但却心地慈悲，而且在涉及同各方面的关系时，始终是一个纯粹而正直的人……”这有反讽调侃的成分，这一点是肯定的，但不能否认，齐灵渥斯的复仇，也就是“恶”的显露，是伴随着善的天性一起进行着的。他的善是被“原罪”说所遮蔽了，人类的“恶”的本质被无限制地强调和夸大。其实每个人都是善与恶的集合体，或善多于恶，或恶多于善，但善与恶没有绝对的胜利。霍桑立体性地透视着人性中“善”与“恶”的并存状态。

此外，对于善恶的区分对待问题上，霍桑认为，判断一个人是向善或向恶，不能简单地通过表象加以区分判断，即人不可貌相。齐灵渥斯在文中起到了提示作用。当他实施自己的复仇计划时，他成功伪装成富有爱心、勤劳负责的形象，并俘获了全村人的信任。“人面”和“兽心”是善与恶的较量，善战胜了恶，而后恶打败了善，善又俘获了恶……善恶的争锋，是在无休止的比对中进行。霍桑在表现这一人物时特意关照了这一点。

二、是谁导致了这场悲剧？

霍桑说：“恨甚至会通过悄悄渐变的过程变成爱。”作者也意在说明善恶之间的模糊界限已经使得善恶开始走向融合了，而这种融合也就愈发显得微妙。仅就《红字》而言，善与恶的转变是渐进地被影响的过程。诱因来源于多个方面。

一方面，笔者认为，作者试图表现外部世界对齐灵渥斯善恶心理的影响。第一，社会的异化。小说是以两百多年前的殖民地时代的美洲为题材，但揭露的却是十九世纪资本主义发展时代美国的社会疲弊。霍桑以敏锐的洞察力，感受到了十九世纪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兴起给人类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压力。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造成的疏离，使得人类产生一种精神的排斥感、莫名的恐慌和孤独情绪。精神的异化，是善的杀手。反抗成为排解内心愤怒的手段。同时，霍桑作为清教主义的拥护者，他反对科学技术和科学实验的大肆发展蔓延，而齐灵渥斯就恰恰成了他笔下抨击科学和知识的有力武器。齐灵渥斯只是作者手中的一粒棋子，他被作者随意安放在任意的时代，随意当作抨击对象。而齐灵渥斯其实是这个社会悲剧的一个缩影。第二，清教主义的欺骗性和残忍性。霍桑对待清教主义表现了两种态度，他赞成清教主义的宽容和仁慈，但谴责清教徒顽固褊狭和残忍的一面。而齐灵渥斯恰恰很不幸地成为清教主义残忍一面的牺牲品。他的复仇计划也正是在清教虚伪性的掩盖下才会显得如此“义不容辞”。而清教禁欲主义的推波助澜，致使齐灵渥斯背离善而趋向恶，偏离正确轨道越走越远。

另一方面，则是属于人自身因素。霍桑认为，“要消除外部世界的‘恶’，只能通过人心灵的净化。要克服人性中的恶必须从人的内在世界开始，使内在世界在宗教情感的感召下得到净化。”在霍桑看来，只有诚心向上帝赎罪，才有可能得救。而作者笔下的齐灵渥斯恰恰不相信赎罪。他试图跳过上帝而寻求另外一条道路来实现自己的愿望，其行径与赎罪观念大相径庭。这是导致作者试图将其恶的一面无限扩大化的原因之一，为的只是试图达到一种劝诫作用，使人们更加虔诚地对待上帝。这是从作者的角度进行的阐述。而针对齐灵渥斯，笔者认为，童心的丧失也是导致其不断堕落的原因之一。霍桑在《红字》中塑造了“珠儿”这样一个女孩子的形象，“小女孩肆无忌惮的狂野则仍保持着自然人的纯真”，这与深受所谓文明社会影响的“文明人”——齐灵渥斯，形成鲜明的对比。人在儿童时期具有同情心，但随着人的成长，善意和爱会慢慢丢失，齐灵渥斯之所以会慢慢走向堕落，是因为他逐渐地失去了能让自己保持清新自然的童心。

齐灵渥斯是霍桑笔下的人物，文学作品中的文学形象也必会受作者思想和信仰、生活环境和善恶观念的影响和制约。齐灵渥夫身上所反映出来的“恶”，一方面是自身的修养不足，而更多的，则是作者企图强加给他的一种恶的表象，是作者将自身的生活境遇融入到齐灵渥斯身上所带给读者的恶的阅读感受。而在笔者看来，齐灵渥斯算不上一个十恶不赦的“最大罪人”，他只能算是一个挣扎在社会边缘上的悲剧性的文学人物。

三、小结

霍桑对于人性善恶的认识，远远要高于同时代的人。虽然他始终没有摆脱清教的影响和束缚，对于善恶观的思考上存在有举棋不定，不知何去何从的倾向，但是，他更多地关注了人类命运和“人类心灵的真相”。从一个读者的角度来看待齐灵渥斯，笔者认为，作者对其并没有彻头彻尾的批评，反而在故事结局处给予了相当的同情。中肯地看待这一人物形象，才能对作者的意图和善恶观念有一个更加清晰明了的认识。而关于善恶之间的权衡，霍桑的《红字》带给我们的，更多的是对人性的冥想和沉思。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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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桑实验篇7

关键词：霍桑效应；护理管理；心理学；应用

在基层医院的护理管理中，护士长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作为一名优秀的护士长，应该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积极协调并配合科室的临床诊疗；也担负着病房管理和业务指导等多重任务。在对科室护理的日常管理中，通过关注护士们的工作细节、心理活动的方式，表现出对护士们的关心和理解；既要严格日常管理，也要为护士们创造一个较为宽松的工作环境，要重视管理技巧的应用。

1"霍桑效应"

1.1"霍桑效应"的内涵 霍桑效应（Hawthorne Effect）是心理学上的一种实验者效应，是指由于受到额外的关注而引起的努力或者绩效上升的情况[1]。"霍桑效应"现已广泛的应用于现代管理中，其应用价值在于从管理者的角度看，对细微的关注和对工作的肯定就可以促进员工的成长，提高他们的工作积极性或业务水平[2]。

1.2"霍桑效应"对护理管理的意义 "霍桑效应"从现代管理学和心理学的角度，阐释了"人"在社会活动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在护理人员的成长过程中，除了要依托社会飞速发展的大背景，和依靠个人的不懈努力，还要充分重视护理管理者的推动作用。现代医疗结构中，最基层的、与护士们联系最紧密的管理者就是护士长。一般而言，护士长多由资历丰富、业务水平出色的基层护士升任；在业务水平上无可挑剔，但是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仍然暴露着些许不足，必须及时有效的加以解决。

2"霍桑效应"在护理管理中的价值

"霍桑效应"的提出和发展，为现代护理管理工作提供了新的方向和依据，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①护士是护理管理工作中最重要的因素，管理者在工作过程中，要充分重视护士们的心理需求，也不能忽视群体需求和个人需求[3]。护士长在基层管理工作中，要认真聆听护士们对工作的意见，做好内部组织工作，制定合理的工作目标。②在护理管理工作中，护士长要给护士们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调动工作气氛；协调好人与人、人与工作、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促进内部关系的和谐发展。③在管理工作中，除了正式的组织形式外，还应该重视护士们自觉或不自觉成立的，因兴趣、性格、爱好为主要因形成的非正式小团体，重视"民间权威"在工作中所发挥的号召力。

3"霍桑效应"的具体应用措施

3.1提高护士长的个人素质 护士长应不断提高个人素质，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①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能，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量，给全科室的护士做出榜样；②提高自己的人际交往能力和管理能力，在工作中重视非权力影响力给护士带来的工作主动性与积极性；③以身作则，护士长在工作过程中，应该重视非权力因素对管理工作产生的影响，不能仅仅依靠上级赋予的权力，而是要在工作中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陶冶自己的品格，只有这样才能赢得护士的尊敬，提高自身的凝聚力和号召力。

3.2充分发挥护士的长处 护士长是护理工作者的基层领导者，要负责临床护理工作的统筹和分配。合理的分配工作，充分考虑每一位护士的优势和不足，做到扬长避短，是护理管理工作的重难点之一。在分配工作时，要尊重护士，根据护士的性格、业务水平、年纪、优点委以重任。例如，在护理危重症患者时，应该选派经验丰富、资历深、性格稳重的护士；在参加技能竞赛时，要选派业务熟练、心理素质好、抗压能力强的护士；在组织文艺汇演、职工演讲等活动时，应该选择学历高、性格活泼、乐于交流的护士。让护士的各项能力能够在工作中得到认同和发挥，激发她们的工作积极性。

3.3交谈的艺术 护士长在日常工作中要注重细节的观察，要充分了解每位护士的性格、学历、专业、优势、不足等信息。在恰当的时间与护士进行沟通交流，重视沟通技巧的使用。护士长在日常工作中，应该多表示出对护士的理解和关心，使得上下级关系亲密友善；愿意互相交流工作和生活经验；注重谈话技巧，抓住重点问题；态度亲近友好，言辞缓和；意见客观中肯，可执行。同时，也要注意护士们的意见和反馈，从反馈中不断总结护理管理中存在的缺点和不足，不断对工作方向和方进行调整[4]。

3.4积极向上的鼓励方式 对于护士的进步和成长，护士长要制定适当的奖励措施，如会议点名表扬、宣传表扬、物质嘉奖、培训机会、参赛机会等。同时，护士长也应该尽可能的满足护士的一些合理需求[5]。如：合理调班、串休；重大事情请假等。在护士节和护士生日时，送上一些节日礼物，表达慰问和关心。增进护士长与护士们之间的感情交流，提高护士的工作热情，有利于建设团结、高效、积极、向上的现代化护理团队。

4结论

护理管理是一种行为艺术，护士长所具有的能力是决定管理行为效果的最基本的重要条件。一位优秀的护士长，应该重视"霍桑效应"在现代护理管理中所发挥的作用，善于用间接精炼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意图；关注护士的心理活动，及时解决护士的心理问题；善于沟通交往，面对不同意见时求同存异；关注细节，明辨是非，具有敏捷的思维和准确的判断力，能够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

参考文献：

[1]郭福燕.护理管理伦理及其实践路径[D].河北师范大学，2014.

[2]王芝，姜梅.应用柔性管理理论优化急诊护理管理的探讨[J].护士进修杂志，2012，04：313-314.

[3]陈利芬.从"霍桑效应"谈护士长管理艺术[J].现代临床护理，2006，02：63-64.

[4]吕英.霍桑效应的人力资源招聘启示[J].人才资源开发，2014，11：84-85.

霍桑实验篇8

  关键词： 霍桑  《红字》  清教

 

引 言

    产生于公元一世纪的基督教，是世界上影响最大，传播范围最广的宗教。在欧洲的发展史上，宗教更是无处不在，特别是基督教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渗透于欧美文学中。基督精神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已深扎根在信仰上帝的人们的心里，主导他们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成为精神世界中不可获缺的存在。美国十九世纪杰出的浪漫主义小说家纳萨尼尔·霍桑就把关注的领域集中到宗教这方深沉而宽广的土地上。出生于清教世家的霍桑，自幼丧父随寡母寄居在外公家，超验主义对他的影响很深，再加上他很早就潜心研究新英格兰的清教史，这些都成为其小说创作的主要源泉。但霍桑并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清教徒，对于清教自身与当时社会现实状况的复杂性，他有着困惑和怀疑。作为霍桑的代表作，《红字》最典型的体现了霍桑对待清教有着矛盾性这一特征。本文通过对《红字》中清教对主要人物的积极和消极影响的方面的讨论，来揭示霍桑矛盾和彷徨的宗教观。

 

一、 原罪与救赎之路

    在《圣经·创世纪》中，亚当—夏娃的经历，是一个从犯罪，堕落到赎罪并获得拯救的典型，是一个自我救赎的过程。亚当和夏娃违背了上帝的意愿踏上了痛苦的赎罪之路。《圣经》指出在经历了诸多磨难之后，通过赎回原罪，行善去恶，人们将会在死后重返伊甸园。救赎作为清教教义之一，有着很重要的价值意义。在这一方面，霍桑是认同这样的清教教义的。在《红字》中，体现在对人性罪恶的深入挖掘上，也体现在内心的忏悔与行为的过失获得救赎的信仰原则上。在霍桑看来，通奸罪行本身是一方面，重要的是行为发生后个人对待罪恶的不同态度以及在他们心灵上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一个坚定而具有神奇般个性的女性——海斯特·白兰，由于和牧师丁梅斯代尔通奸，受到清教教会的谴责。她胸前被佩以红字“a”做为惩罚并当众受到辱骂和羞辱。红字“a”针针扎进了海斯特·白兰的心里，即使“把那个记号遮起来”⑴，红字“a”是罪与罚的证明，是一个女人恶的体现。为了获得新生，海斯特·白兰公开承认了自己的罪行，携带女儿在郊外的一间孤僻的茅屋里开始了“殉道”般漫长的救赎之路。在霍桑看来，海斯特·白兰是有罪的，她犯了当时社会所不能容忍的通奸罪，但更关键的是她的欺骗罪，她和齐灵沃斯达成了一种交换，即齐灵沃斯不再问孩子的父亲是谁，她也不向牧师暴露齐灵沃斯的真实身份。这样的手段是值得怀疑的，尽管是为了爱。海斯特·白兰的初衷是为了保护牧师丁梅斯代尔，但也给他带来了更大的痛苦。而她努力用自己的善行弥补自己的过失,以至于许多妇女向她倾诉自己内心的秘密,寻求安慰和忠告。“清教主义者认为，人拥有一种趋向于德性的自然倾向，不过，只有通过了某种‘训练’，人们才能可能达到德性的完美。”[1]海斯特·白兰正是通过这种“训练”努力用自己的善行弥补所犯下的罪，“最终净化了她的灵魂”，⑵“并造就出一个比她失去的更纯洁，更神圣的灵魂”。⑶红字也不再是受辱和犯罪的耻辱火印，而是激励精神复活的标志和象征。

霍桑《红字》中丁梅斯代尔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人物。作为牧师，却于海斯兰·白兰有了私情，这对于上帝的道德观是一种背叛，更重要的是他没有承认罪行的勇气，当海斯特·白兰独自站在刑台上被人羞辱责骂，他却高高站在露天看台，笼罩在所有人的信任与崇拜下。为了保住地位和名声，他成了隐秘的罪人。他在欺骗了所有人以至于上帝之后，竟然继续从事牧师的工作，不能不说是对公众的不负责和对上帝的亵渎。在这种情况下，他选择了自我惩戒：用血淋淋的鞭子抽打自己，绝食反省悔悟，私下在自己的胸口烙上火红的红字“a”，“声音里已经含有一种忧郁预示着颓废的趋势了”，⑷再加上齐灵沃斯把一个丈夫忌妒时的愤怒全部发泄在丁梅斯代尔身上，丁梅斯代尔的精神和肉体都濒于崩溃的边缘，并终于走向刑台，在荣誉的顶峰，彻底坦白了自己，用最后一口气展示了胸口上的红字，倒在海斯特·白兰的怀抱里，从此也就从那个解不开的结中解脱了出来。霍桑让丁梅斯代而受到了长达七年的灵与肉的折磨，这比公开受罚更为残忍。霍桑想要表明为实现生命的意义的不朽是要做出相应的努力的，从而才能使无依的灵魂和有罪之身获得精神上的安定和肉体上的愉悦。

    齐灵沃斯，是一个由受害者变为罪人的人。就他与海斯特·白兰的结合本身来说就是一种罪，因为这种婚姻是错误而不自然的。另外他的罪还表现在对丁梅斯代尔的复仇上，霍桑认为后者是道德上的罪。他不停的周旋在妻子和妻子情人之间，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去侵害他人的灵魂、伤害他人的情感。复仇的种子深深的埋进了他的心里。他外表沉静温和，内心却有着深沉的恶毒。正如丁梅斯代尔所说：“海斯特，我们不是世界上最坏的罪人！世上还有一个人，他的罪孽与这个亵渎神圣的教士还要深重！他阴险的侵犯了一个不可侵犯的心。”⑸然而，齐灵沃斯的生存是有赖于丁梅斯代尔的，一旦牧师死去之后，他也失去了活着意义，不到一年便萎缩的死去。罪恶深重的齐灵沃斯临死前将一笔数目可观的遗产留给了小珠儿，这一举动无疑包含了一定程度的悔悟。同时霍桑也向读者展示了一幅美好的图景：人与人之间是需要宽恕的,有罪之身同样可以净化自己不洁的灵魂，这也是能获得救赎的。

     小说中这三个有罪之人分别以不同的方式为自己的灵魂找到了一条救赎之路。在宗教精神中，“人生的偶然，变迁和灾难是尘世生活转瞬即逝及不随人意的本质之明证，他们教导我们把希望寄托在另一个世界里，告诉我们人的痛苦，错误的罪行都来自他们对这个世界的迷恋来自他们对肉体及其情欲，情感和需要的屈服，因而救赎就是让人通过修行超脱和祈祷逐渐地从时间之轮和肉体束缚中解脱出来，使人尽管仍然活在这躯体里，但他却越来越多的生活精神中”。[2]霍桑以上帝的名义来解脱主人公所忍受的折磨与痛苦，同时也给予了他们新的生命周期的开始。

 

二、神性与人性压抑

 

    人人都是有罪的，通过救赎来达到一种精神的超脱。我们能看到清教在净化人们灵魂的方面有着一定积极作用，但这毕竟是表层的。透过表层，我们也清楚的看到霍桑对清教有着自己的矛盾和疑惑，这是由于清教对人性压制的消极因素所决定的。

    清教教会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言，但其自身有着巨大的缺陷：对外，清教主义者极端的迫害异己;对内,则是以上帝的名义对人性进行压制,主张禁欲主义。《红字》表现更多的是清教社会中以道德律令的形式束缚人性的社会问题。殖民地时期的社会在严酷的教权统治下，宗教与法律几乎等同，支配着人思想的不是个人的独立判断，而是教权。教权代替了人们的思考，教权代替了人们的判断。清教徒力图使社会宗教化，也许最初的动机是好的，但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走向一种极端。当上帝的旨意成为某一部分权威的社会律令时，神性对人性的拯救就保不住在人为操作中丧失了本应具有的意义。在《红字》中，我们始终会感受到这种来自宗教压力的阴郁之气，也更直观的看到霍桑对清教伦理道德的怀疑与不满。

   海斯特·白兰是不合理婚姻的牺牲品，她从未从阴沉畸形的齐灵沃斯那里得到过爱情。在齐灵沃斯近两年的音信全无的情况下，海斯特·白兰完全有理由相信他早已不在人世，开始与牧师丁梅斯代尔相爱也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而却被冠以通奸罪公开受审，成为罪恶深重的人。她的处境是很令作者同情的。然而“世俗的法律不是她心灵上的法律”，⑹蔑视教规的海斯特·白兰表现出顽强的反叛精神，大胆的面对来自于社会、教会的羞辱和迫害。当她从狱中迈步到观众面前时，人们惊奇的发现她不但没有在“灾难的云雾中黯然失色”，⑺反而闪现出非常美丽的光。她的脸上现出高傲的微笑，她的目光是从容不迫的，她身上的服装是十分华美的，就连那象征耻辱的红字，都绣得异常的精美。当海斯特·白兰站在刑台上为通奸罪而接受惩罚时，霍桑写道：“在这群清教徒中，假如有一个罗马天主教徒，他看到了这个美丽的妇人，她那美丽如画的服饰和神采，以及她怀中的婴孩，自然的会想起圣母的形象。”⑻当统治者的魔爪伸向她的女儿小珠儿时，海斯特·白兰不顾一切的公开反抗，据理力争，终于使母女没有分离。作者给予了海斯特·白兰纯真、善良、勇敢的品性，正是对清教莫大的讽刺和对清教严酷不近人情的一面进行的抨击。

    丁梅斯代尔，他是“一个真正的僧侣，一个真正的宗教家，他的敬畏的情感发展得很高，而且养成一种心境，可以自然而然的沿着信仰的道路猛烈前进”⑼的人，但它又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有着自然赋予的七情六欲，对宗教的笃信与对世俗生活的追求，是他成为宗教禁欲主义的牺牲品。当丁梅斯代尔与海斯特·白兰的事情败露后，他的思想陷入了复杂的矛盾之中，使精神与肉体越来越衰败。霍桑塑造了丁梅斯代尔这一有着神圣加挲却暗中破坏节律的僧侣形象就是进一步对清教虚伪进行了嘲讽和批判。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在清教社会中，人们把人类最真挚的感情当成最大的禁忌和罪孽，要去压抑人性的欲求，道德修养越高的人就会渐渐具有越来越强的神性，而他所受的压抑的扭曲也就越来越沉重。

    齐灵沃斯是霍桑塑造的给予批判和鞭挞的人物。他没有给海斯特·白兰应有的幸福，葬送了海斯特· 白兰的青春。当海斯特·白兰另有所爱的时候，他又一次的断送了她的幸福。为了发泄私愤，他竟变成了恶魔式的人物，以“一个最可信赖的朋友”的面目出现在丁姆斯代尔面前，“使对方把一切的恐怖，惭愧，痛苦，无效的悔恨，无法摆脱的内心谴责”⑽都要对他和盘托出。齐灵沃斯长期对牧师进行的精神迫害，是极为险恶狡猾的复仇者。作者竭力描摹齐灵沃斯的丑陋与邪恶，而这样的一个人在清教统治者看来却是朋友，任其为所欲为。这就进一步揭示了清教的虚伪、残酷的一面。

     小珠儿，作者把她比喻成“从一种茂盛的罪恶的热情中，开出一朵可爱的的不朽的花”⑾ ，“她的姿态蕴藏着一种无限变化的魅力”。⑿年纪虽小，却已清楚地认识到与自己相背的世界而练出的凶猛的力量，狠狠反抗人们对她们母女的蔑视与侮辱，在她身上有一种鲜活激荡的生命的特质，其鲜亮的衣饰本身就是对当时社会的反叛。严苛的清教社会扼杀了她的妈妈的青春，以她的性格，在这片阴郁的土地上也不会有幸福可言。小说的结尾处，作者给了小珠儿一个幸福圆满的归宿。让她在另一个地方开始新的生活，这在霍桑所表达的情感上讲，是有一种倾向性的，倾向于自由、美满、有情感有追求的社会的。

     霍桑继承了启蒙主义者的反传统的批判精神，从每个人的人性出发，用抽象的形式和象征的手法揭露了清教的阴暗面，进而探索复杂的社会问题。

 

 

三、结束语

 

    《红字》体现了霍桑的宗教观，通过对其中各主人公在清教影响下，对待各种境遇不同态度的讨论，我们也深深的感受到霍桑思想的彷徨和矛盾。一方面，他认为有罪是人类存在的根本属性，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类似于红字“a”的罪的符号，每个人也都需要靠上帝的信仰与相应的行为来获得救赎。人人都有罪，人性都有不完善的地方，这是有着浓厚宗教意识的霍桑心中的一个结。在其短篇小说《年轻人古德曼·布朗》[3]中，布朗发现他周围所有的人，无论是敬重的教长，还是他的亲人，都秘密的赴魔鬼的约会。《胎记》[4]中的科学家爱尔默的美貌妻子乔治安娜脸上有一块胎记象征着“凡人的不完善”，他试图去掉这块胎记，结果随着胎记的消失，乔治安娜的生命也不复存在了。无论是布朗，还是乔治安娜或是海斯特·白兰，霍桑在他们身上隐约看到了人类天生的自我完善的愿望，又总是让他们在罪恶的神秘中去探求救赎之路。霍桑对清教善的一面持有肯定的态度，但更加极力反对的是清教极端，偏执和严酷的一面。《圣经》[6]宣扬只有上帝才有权利审判一个人的灵魂，而自认为代表上帝意志的清教主义者却让海斯特·白兰在众目睽睽下接受凌辱和惩罚，在霍桑看来是极不人道的。事实上清教会是打着上帝的名义干着违背上帝仁爱宗旨和人性天理的勾当。霍桑思索人本身应有的生命状态，肯定了人在社会中应有合理欲望的追求，揭示了清教不合理的婚姻和伦理制度给人们造成的巨大伤害。连霍桑本人对自由和解放都有着强烈的要求，这也是由于霍桑家庭中阴郁、压抑的气氛有关。无论是有着圣母形象般的伟大女性——海斯特·白兰，还是始终生活在痛苦笼罩下的丁梅斯代尔或者是恶毒但被视为清教教会朋友的齐灵沃斯和漂亮的小珠儿，在他们身上都会看到追求幸福影子。

    霍桑在《红字》中肯定了某些清教信条，但更多的抨击了清教的残酷的条例和律令。他认为上帝是博爱的，人人都有被救赎的可能，但更多的宣扬的是人性的张扬，赞美对幸福应有的强烈的追求。所以，就整篇作品而言，霍桑揭示清教伦理道德对人性的压制还是占主要方面的。从《红字》中我们可以深切的感受到霍桑的宗教观是复杂的，是矛盾的，这也使得《红字》具有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谢辞

   这篇文章的最终完成要感谢人文学院中文系马丽珠老师，她帮助我明确了这篇文章的基本思路，更是在百忙之中帮我修改论文，并且提出十分中肯和宝贵的意见。

感谢这四年授予我知识的老师们，是诸位老师的教诲使我拥有了一定的专业知识，是诸位老师的真知灼见使我的写作思路清晰明了，从而较为顺利地完成了论文的撰写。

 注释:

⑴⑵⑶⑷⑸⑹⑺⑻⑼⑽⑾⑿ 本文所有小说引文均出自（美）霍桑《红字》.胡允桓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1月.

参考文献：

 [1] 付少华. 恶与善的选择——宗教对海斯特·白兰与潘金莲的人生结局的影响[j] . 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3月 第三期.

[2] (英)加德纳(gardner.h.)著.《宗教与文学》[m]. 沈弘,江先春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2月.

[3] [4] 陈冠商选编.《霍桑短篇小说》[m].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0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