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种技术论文范文

制种技术论文篇1

论文摘要：随着我国农业的飞速发展，玉米单产的不断提高，近年来，我国杂交玉米种植面积不断上升，玉米杂交种的需求量也随之增加，制种面积不断扩大。我国玉米制种面积不断扩大的同时，因自然灾害、环境条件及技术等造成的种子质量不合格、减产减收甚至绝收现象时有发生，给制种单位和制种农户带来严重经济损失，大量的劣质种子也给农业生产带来严重后果。本文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有效的杂交玉米制种的技术措施。

玉米杂优品种具有高产、抗性强等优点,所以在玉米种植区,种植杂优品种已成为提高产量及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为了提高玉米杂交制种产量,探讨玉米杂交制种高产技术,我所进行了三年制种试验。产量由过去的1200kg/hm2提高到现在的2325kg/hm2,增产93.75%。现将高产制种技术介绍如下。

1栽培措施

1.1选地及整地

选隔离条件较好，土壤肥力和光照条件较好，集中连片，有排灌条件，保水保肥力强的地为制种地，并做到精细整地，畦面无大土块，无杂草，无作物残根，达到松、细、平。

1.2重施底肥，增施磷钾肥

制种地要求每亩施优质农家肥1500～2000kg、钙镁磷50kg、钾肥10kg。提高植株的抗病能力。

1.3合理安排群体结构

父母本行比1：5，大行距90cm，小行距40cm，株距25cm，父本留双株，母本间隔留单双株，每亩母本4500株，父本1500株。

1.4合理确定播种期

玉米各生育阶段所需的光、温、水必须与当地的气候条件相适应,才能正常生长。播种过早,低温阴雨天气易造成烂芽;播种过迟,抽雄吐丝遇梅雨高湿气候不利于授粉,影响结实率。在贺州市农科所(信都镇),早造制种可在2月下旬播种,利用地膜覆盖育苗效果较好。

1.5确定父母本播差期,保证花期相遇

玉米父母本花期相遇是杂交制种的关键,根据父母本生育期,结合当地气候资料,准确安排父母本播差期。一般情况下,玉米雄花散粉时间延续较短,夏天在相同条件下,花粉寿命只有5～6h,而雌花吐丝后10d内还能受精,吐丝后1～5d受精能力最强。

1.6搭好丰产苗架

(1)精细播种。播前整地要求达到无根茬、无坷垃、上虚下实、埂直面平,浇足底墒水。待播种子摊晒2～3d后用55℃左右的热水浸泡2～3min,然后用温水浸种6～12h,捞起后用40%乐果乳油兑水拌种均匀后点播,可以防治地下害虫。播种规格为小行距50cm,穴距33cm。采用开沟条播,每穴播3粒种子,667m2用种量约3kg。播种后在穴间(株间)点施少量复合肥,注意肥料不能沾附到种子上,以免烧坏种子,影响出苗,然后盖上3～5cm碎泥。播后做好父本区别标记,如在行头种上其他作物,以避免杂交种子纯度因亲本人为混淆而受影响。

(2)科学施肥。玉米的全程施肥以基肥为主,种肥、追肥为辅;有机肥为主,化肥为辅;磷钾肥要早施。

(3)适时排灌水。玉米出苗期,保持畦面干爽,齐苗后保持干干湿湿。抽穗前10d至抽穗后20d,注意保持泥土湿润,保证雌穗正常发育及父本抽雄整齐,花粉壮而多。

2确保种子质量的核心环节

2.1提高播种质量，缩短去雄周期。

精选亲本种子。制种时首先要确保亲本种子质量，播前亲本种子必须经过严格精选，彻底清除霉烂、秕瘦、虫蛀、破碎等籽粒，使籽粒大小均匀，发芽率达85%以上。种子处理。播前对种子适当处理，可以提高种子的发芽率，并可减轻病虫危害，以达到出苗早、苗齐、苗壮的目的。处理方法有晒种和种衣剂包衣等。足墒播种。足墒播种是全苗的关键。实践证明，播种深度的土壤水分达到田间持水量的70%时才能满足种子萌2.2严格去杂去劣

去杂去劣是玉米制种田保证纯度的一个重要环节，必须坚持早检查、早动手、严要求。第一次结合间苗、定苗进行，根据自交系叶色、叶型、叶鞘颜色将杂苗、弱苗、病苗彻底去掉。第二次在拔节期去杂，把不符合自交系形态特征的杂株、变异株、弱小株和可疑株彻底去掉。尤其父本杂株，绝不允许进入花期。第三次在抽雄初期去杂。在抽雄前后逐株根据自交系株型、叶片长短、花丝颜色、花药色泽去掉特殊的变异株、可疑株。第四次在晾晒脱粒前进行，把杂穗、变异穗、病穗彻底挑净。

2.3严格去雄

影响制种质量的关键是去雄。去雄涉及千家万户，必须精心组织，严格安排，分片包干，责任到人，照章办事，奖惩严明。全面推动母本超前去雄技术，实行摸苞带叶去雄，并做到及时、干净、彻底。生产实践证明，母本超前去雄，不仅能有效防止母本自花授粉，而且有利于调节养分供应，促进雌穗生长，增加制种产量。抽出的雄穗必须装袋带出制种田处理掉，杜绝随去随丢，避免在田间后熟散粉，影响制种质量。去雄结束前将尚未抽出的母本株、病残株一次性彻底清理，防止去雄后散粉而影响种子质量。

2.4加强人工辅助授粉

人工授粉是高产、优质制种技术中的重要环节，是提高结实率，增加制种产量的有效措施。特别是在花期未能良好相遇的情况下效果更为明显，据试验在自然授粉的基础上进行人工辅助授粉，可提高结实率20%以上。而人工授粉不在于授粉次数和数量，关键是掌握好时间，辅助授粉应掌握在父本散粉量最大和母本吐丝集中时进行，采粉授粉时间一般在9～12时，以10时为最佳授粉时间。

2.5加强制种田的后期管理

授粉结束后，将制种田中种植的父本及时割除:一是可以改善田间通风透光条件，提高光能利用率；二是可以降低田间湿度，减轻纹枯病、大小斑病的发生与危害；三是可以消除父母本同收而导致的人为掺杂、机械混杂等隐患，保证种子纯度。制种成熟后期要严格检查，适时收获。要求农户在收获时先自行穗选去杂，交种前逐户检查，再次穗选去杂，合格后发给收购合格证，精选入库。

2.6抓好病虫害防治

制种技术论文篇2

【英文摘要】in　the　view　of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and　 social constructivism, technology is not　value- neutral.　 for　this reason, we ought to make an　ethical　reflection　on　value —laden technology.　 through　thinking　on　the　 technological practice, we find　that　modern　technology　is　an　uncertain activity with some intrinsic risk. the more important,　 there are many complicated factors of social　value　and　ethics　in the process of both design and innovation, which are　two　key mechanisms of technology. so that, we　argue　that　technology activity is a uniform technology-ethics　practice.　 in　order that human being and environment benefit from technology,　 we ought to establish a positive　interaction　mechanism　between technology and social ethics system.

【关键词】价值负载/伦理反思/技术—伦理实践/良性互动机制

value load/ethical　reflection/technology-ethics　practice/positive interaction mechanism

【正文】

技术哲学家c.米切姆（carl mitcham）认为〔1〕， 技术由以下四类要素互动整合而成：①作为对象（人工物）的技术，包括装置、工具、机器、人工制品等要素；②作为知识的技术，包括技艺、规则、技术理论等要素；③作为活动的技术，包括制作、发明、设计、制造、操作、维护、使用等要素；④作为意志的技术，包括意愿、倾向、动机、欲望、意向和选择等要素。其中，各类要素的划分不是静态的区分，它们在互动整合过程中，已因相互渗透而成为兼具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的异质性（heterogeneous）要素。

技术构成要素的异质性表明，技术是负载价值的，而对技术的价值负载的深入认识直接关涉到两种基本的技术观。一方面，技术决定论（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者认为， 技术所负载的独特价值主宰着人类社会文化价值的变迁；　 另一方面，　 社会建构论（

socialconstructivism）者将技术看作社会利益和文化价值取向所建构的产物。显然，作为一种重要的人类实践活动，技术的价值负载是在技术与社会的互动整合中形成的。

技术的价值负载，使我们必须对技术本身作出伦理上的反省：技术依据的认知基础是主体际的建构事实，技术在本质上是与风险相伴的不确定性活动；同时，作为技术的核心机制，在设计和创新中，伦理和价值因素往往受到忽视。为了使技术造福人类及其生存环境，道德伦理制约应该成为现代技术不可或缺的内在维度；换言之，技术活动应视为统一的技术—伦理实践，技术变迁应与社会伦理价值体系之间实现良性互动。

1　技术的价值负载

海德格尔认为，在有关技术的哲学思考中，曾流行一时的观念是雅斯贝尔斯对技术所作的工具性和人类学诠释〔2 〕：①技术是实现目的的手段；②技术是人的行动。这种观念认为：“技术仅是一种手段，它本身并无善恶。一切取决于人从中造出什么，它为什么目的而服务于人，人将其置于什么条件之下。”〔3〕

由于这种观念把技术与技术的运用后果割裂开来，从这种技术工具论或价值中立论的立场出发，需要规范的只是利用技术手段所要实现的目的和实际达到的后果；换言之，对于技术这种人类行为，一般的伦理准则即可对之加以规范，无需特殊的伦理考量。

然而，有关技术的哲学、历史、社会学等方面的进一步研究表明，技术与技术的运用和后果并非绝对分立，技术本身是负载价值的。有关技术非价值中立的讨论主要来自两个方面：技术决定论和社会建构论。

技术决定论认为，技术是一种自律的力量，即技术按自身的逻辑演进，“技术命令”支配着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技术是社会变迁的主导力量。技术决定论强调技术的价值独立性，甚至将现代技术视为一种自主地控制事物和人的抽象力量。埃吕尔指出：“技术的特点在于它拒绝温情的道德判断。技术绝不接受在道德和非道德运用之间的区分。相反，它旨在创造一种完全独立的技术道德。”〔4〕

对此，乐观主义的技术决定论者认为，科学是对自然实体逐步逼真的描述，技术作为科学的应用，沿着与科学进步相类似的逻辑体现了效率和技术合理性的不断提升，因而由科技进步所带来的更多的可能性和更高的效率，反映了一种类似于生命进化的客观自然趋势。由此，技术进步应该是人性进化的标准，而一切由科技进步所导致的负面影响（包括各种形式的异化），将为新的科技进步所弥补，科技发展最终将促成道德伦理体系的新陈代谢。

悲观主义的技术决定论者则认为，现代技术在本质上有一种非人道的价值取向。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技术的最大危险是人们仅用工具理性去展示事物和人，使世界未被技术方式展示的其他内在价值和意义受到遮蔽；如果现代技术仍作为世界的唯一展示方式存在下去，道德对技术的控制也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悲观论者对技术进行了浪漫主义和意识形态式的批判，呼吁人们反思技术的本质，认清技术对人和事物的绝对控制，以寻找对现代技术的超越。与乐观论者相反，悲观论者对现代技术具有的独特价值取向持根本否定态度。

与技术决定论相对应，技术的社会建构论认为，技术发展根植于特定社会情境，技术演替由群体利益、文化选择、价值取向和权力格局等社会因素决定。技术的社会建构论强调人在支配和控制技术方面的主体性地位和责任。在现实社会情境中，技术的相关行为主体（相关社会群体）是有具体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的具体人群。不同行为主体的价值和利益的分立，一方面，可能使某项具体的技术成为相关社会群体价值妥协和利益制衡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可能使某项技术成为处于优势的相关社会群体所追求的东西。从整体和长远发展来看，各项技术的相关社会群体之间价值和利益的分立，使技术决策成为一种分立性的行为；因其往往不顾及整体和长远后果，加剧了由主体认知局限性和其它复杂性因素造成的技术后果的多向性、复杂性和难以预测性。

从价值揭示的角度来讲，技术的社会建构论较技术决定论更具启发意义，而这种技术观又源自科学观的建构论转向。依据早期的“标准科学观”（standard view of science），科学理论是对客观经验世界的摹写式描述，现代技术的科学基础绝对客观且与主体无涉，所谓技术的内在逻辑和独特价值等技术决定论的话语由此取得合法性。然而，20世纪60年代后，汉森、奎因、库恩、费耶阿本德等科学哲学家的研究，将相对性引入了对科学的理解。60年代末，爱丁堡学派等激进的社会建构论者，举起了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大旗， 开始用各种社会因素诠释科学认知〔5〕， 声称科学理论所揭示的实在是科学共同体的活动所建构的实在。尽管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纲领遭遇到了各种诘难并有其自身的困难， 但情境（ context ）、 偶然（　contingency　）和建构（construction ）等概念，

已经成为后经验主义者反思科学认知（cognition）时的共同信念。 这意味着一种新的建构论科学观的产生：①科学理论是偿试性建构活动的产物；②科学理论是科学共同体的主体际共识。沿此进路，比克（w.e.bijker）、平奇（t.j.pinch）、 拉图尔（b.latour）、柯林斯（h.collins ）等人提出了技术的社会建构理论〔6〕，进一步将技术视为社会建构的产物。 技术的社会建构论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其立场本身，而在于它对技术决定论的批判。这是一种去蔽，即技术的社会建构论使技术决定论的极端观点受到质疑。

虽然技术决定论和社会建构论对于技术所负载的价值有不同的看法，但它们分别从两方面揭示了技术的价值负载：①技术具有相对的价值独立性，这种相对独立性不仅表现为技术对客观自然规律的遵循，还表现在技术活动对可操作性、有效性、效率等特定价值取向的追求，而这些独特的价值取向对于社会文化价值取向具有动态的重构作用；②技术是包括科技文化传统在内的整体社会文化发展的产物，技术的发展速度、规模和方向，不仅取决于客观规律，还动态地体现了现实的社会利益格局和价值取向。如果对这两个互补的方面加以综合，我们将看到，所谓技术的价值负载，实质上是内在于技术的独特的价值取向与内化于技术中的社会文化价值取向和权力利益格局互动整合的结果。

2　对技术的伦理反思

由于技术负载价值，而且它所负载的价值是社会因素与科技因素渗透融合的产物，技术不再只是一种抽象的工具、社会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或一种神秘的自主性力量，我们应该透过技术的价值负载，进一步分析技术的运行过程及其核心机制的伦理意蕴。

现代技术的认知基础的主体际建构性和技术活动的价值负载及其复杂性表明，技术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伴随着风险的不确定性的活动。在现代技术运行过程中，技术人员与其说是把握了知识的应用者，不如说是处在人类知识限度的边缘的抉择者。因此，技术决不仅仅意味着由所谓科学真理决定的正确无误的应用，科技的发展已经使风险成为内在于现代技术中的构成要素。面对技术难以消除的固有的不确定性，科技工作者需要综合考量科技和社会文化因素，方能确定可接受的风险水平。其中，伦理因素的考虑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我们能够接受何种风险？”“可接受的风险水平怎样决定？”“用什么标准？”“谁来确定这个标准？”等问题都是技术实践中必须解答的伦理难题。

站在一个相对中性的立场，我们认为，技术的核心机制是“设计”和“创新”。纵观现代科技发展的历程，不难看到，如果说近现代科学把世界带进了实验室，现代技术则反过来把实验室引进到世界之中，最后，世界成为总体的实验室，科学之“眼”和技术之“手”将世界建构为一个人工世界。

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讲，设计是人类最为重要的创造性活动之一。设计行为贯穿于一切技术活动的始终，但由于设计是一种目的性的、有时间和资源限制的活动，完美的设计是不存在的。在现实的设计活动中，所使用的主要方法是所谓模型方法。模型方法的主旨是通过简化抽取相关的影响因子，以有效地实现设计目的。值得注意的是，简化的主要目的往往是保证制造的便利，而非遵循事实的规律，并且简化模型在很多情况下就实现技术指标而言是卓然有效的。但很显然，基于模型方法与简化因子基础之上的技术指标，是技术的不确定性的重要根源之一；同时，在模型式设计中，社会价值伦理因素往往被视为无关宏旨的因子而略去。而更加意味深长的是，诸如世界是一座精确的时钟之类的机械隐喻，和人脑犹如电脑之类的信息隐喻，已经以一种时代观念的形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的思维方式之中。

创新是经济化和社会化的技术体系的主要发展动力。创新是一种广义的设计，涉及新产品、新生产方法、新市场、新原料、新的组织管理形式等诸方面。我们注意到，不论是传统的技术创新线性模型，还是流行的链环模型，所关注的主要是研究开发体制、经济环境、市场需求和组织形式等产业和经济因素，而社会伦理价值和社会文化倾向或受到忽视，或仅被看作是一种不甚重要的外部因素。

我们还注意到，在现代技术发展的很长一个阶段，占主导地位的指导思想是技术中性论和乐观主义的技术决定论。因此，技术设计和创新主体或者只关注技术的正面效应，或者仅将技术视为工具，只是等到技术的负面后果成为严峻事实的时候，才考虑对其加以伦理制约。许多具有政治、经济和军事目的的技术活动则往往只顾及其利益和目标，绝少顾及其伦理意含。当技术的恶性负面效应迫使人们对其加以伦理制约时，结果常常近乎徒劳——旧的“坏”技术难以克服，新的“坏”技术层出不穷，伦理价值体系似乎始终在被动退让——好一幅技术发展的虚无主义图景。本世纪以来，核危机、全球问题等恶性现象，以及“先制造，后销毁”，“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保护”之类的现实对策，都反映了这种思路的局限性。

著名思想家弗洛姆（e. froom）曾对现代技术发展的两个坏的指导原则提出质疑。这两个原则是〔7〕， ①“凡是技术上能够做的事情都应该做”；②“追求最大的效率与产出”。显然，第一个原则迫使人们在伦理价值上作无原则的退让，第二个原则可能使人沦为总体的社会效率机器的丧失个性的部件。为了使技术服务于造福人类及其生存环境这一最高的善，从根本上摆脱这两个坏的原则，必须从技术的设计和创新阶段开始，将伦理因素作为一种直接的重要影响因子加以考量，进而使道德伦理制约成为技术的内在维度之一。本世纪70年代以后兴起的环境工程、工业生态化、并行工程、学科际多因素技术评估等新的技术实践都反映了技术伦理制约内在化的趋势。

3　走向技术与社会伦理体系的良性互动

通过对技术价值负载及其过程的反思，我们看到，技术过程与伦理价值选择具有内在的关联性，故可以将它们视为技术的相关行为主体的统一的技术—伦理实践。显然，技术—伦理实践的理想目标应该是使技术造福人类及其环境，而达至此目标的一个基本途径是以非暴力的方式解决技术发展所可能遭遇的社会冲突。为此，必须促成技术与社会伦理体系两种因素的良性互动，将技术活动拓展为一种开放性的技术—伦理实践。

在技术发展历程中，除了政治经济、军事等显见的社会因素外，许多隐含的社会伦理价值因素，例如，群体利益分配、文化选择、价值取向、权力格局和伦理冲突等，一直在发挥着重要影响。但是与显见的社会因素相比较，科技工作者、科技管理决策者以及公众对其重要性的认识较为模糊，尚未达成明确的共识。这样一来，造成了多重危害：科技工作者和管理决策者较少直接主动考量伦理价值因素；科技工作者和管理决策者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伦理价值因素时，公众不能对其价值取向作出评判；某项技术中的价值选择的受益者乐于维持共识不明的现状……事实上，人们对技术的不了解，与其说是对技术因素的无知，不如说是技术所隐含的价值因素未得到公开明确揭示的结果。因此，为了促成技术与社会伦理价值体系之间的互动，首先必须公开地揭示和追问技术过程中所隐含的伦理价值因素。

其次，在技术—伦理这一异质性实践中，技术的相关社会群体不仅应充分考虑技术过程中的伦理价值因素，使技术内在地接受社会伦理价值体系的制约，而且还应该在深刻地领悟其中的伦理精神的基础上，主动地和创造性地构建开放的社会伦理价值体系。这种体系，既秉承原有的普遍性的伦理精神，又使伦理体系及其精神实质随技术—伦理实践领域的拓展而拓展，是一种可随技术变迁而调适和变更的开放的框架。

其三，技术主体在技术—伦理实践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实质上体现了技术主体责任。技术是人的实践形式，而人是我们所在的世界上唯一为其行为承担责任的生物，所以，在技术—伦理实践中，核心的伦理精神不只是信念或良心，责任是更为重要的伦理精神。而用责任意识去衡量相关人员的行为，较以至善的信念作标准更为明确具体〔8〕。

值得指出的是这种责任的特殊性：科技人员的责任是与难以逆料的巨大科技力量相伴随的重大责任。对此，西方责任伦理学大师忧纳斯（hans jonas，1903—1993）认为应该强调“责任与谦逊”。他指出，由于科技行为对人和大自然的长远和整体影响很难为人全面了解和预见，存在一种“责任的绝对命令”（the imperative of responsibility）〔9〕，这种“责任的绝对命令”又呼唤一种新的谦逊。 所谓新的谦逊，与以往人们因为力量弱小而需保持的谦逊不同。其原因在于，科技力量是如此之巨大，以至人类行为的力量远远超出了主体的预见和评判能力。鉴于此，技术实践的主体需要确立一种前所未有的责任意识。

其四，由于现代科技具有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特征，为了有效地履行责任，技术的相关主体必须诉诸文化际和学科际的努力。这种努力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使技术从构想和设计阶段开始就尽可能地考虑到更多的影响因子。舒马赫（e. f. schumacher）主张的“中间技术”运动和一些国家的技术评估活动，都是这种努力的现实体现。

鉴于以上基本认识，我们认为，为了克服技术的加速变迁与社会伦理价值体系的巨大惯性之间的矛盾，将技术活动拓展为开放性的技术—伦理实践，必须建立一种互动协调机制——新技术的伦理“软着陆”的机制。我们看到，层出不穷的新技术往往使技术与伦理价值体系之间的互动陷入一种两难困境：一方面，新技术，尤其是一些革命性的，可能对人类社会带来深远影响的技术的出现，常常会带来伦理上的巨大恐慌；另一方面，如果绝对禁止这些新技术，我们又可能丧失许多为人类带来巨大福利的新机遇，甚至与新的发展趋势失之交臂。显然，除了某些极端违背人性的技术及其运用应受到禁止之外，对于大多数具有伦理震撼性的新技术，　自欺欺人的“鸵鸟政策”和捣毁机器的卢德主义　（ludditism）都是不可取的， 而较为明智的方法是引入一种伦理“软着陆”的机制。

所谓新技术的伦理“软着陆”机制，就是新技术与社会伦理价值体系之间的缓冲机制。这个机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社会公众对新技术所涉及的伦理价值问题进行广泛、深入、具体的讨论，使支持方、反对方和持审慎态度者的立场及其前提充分地展现在公众面前，然后，通过层层深入的讨论和磋商，对新技术在伦理上可接受的条件形成一定程度的共识；其二，科技工作者和管理决策者，尽可能客观、公正、负责任地向公众揭示新技术的潜在风险，并且自觉地用伦理价值规范及其伦理精神制约其研究活动。

在现实的技术活动中，新技术的伦理“软着陆”机制已得到较为普遍的运用。各国相继成立了生命伦理审查委员会，在一些新技术领域，科技工作者还提出了暂停研究的原则。这些实践虽不能彻底解决新技术与社会伦理价值体系的冲突， 但的确起到了良好的缓冲作用。 例如，1974年美国科学家曾建议，暂停重组dna研究， 直到国际会议订出适当的安全措施为止。尽管重组dna研究旋即得到了恢复， 但这次暂停引起了科技共同体和公众对此问题的关注，进而对其利弊得失作了全面的权衡，并制定了研究准则，而这对重组dna研究的长远发展是有利的〔10〕。无疑，这是技术与社会伦理价值体系的良性互动的一个成功的案例，它对我们实现新技术（如克隆技术）的伦理“软着陆”实践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1〕〔9〕carl mitcham. thinking through　technology:　thepath between engineering and philosophy ［m］.　chicago:　 the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2〕冈特·绍伊博尔德．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科技［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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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jùn＠①jùn＠①．科学社会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259—290．

〔6〕w bijke, j　law (eds.).　shaping　technology/buildingsociety: studies in　sociotechnical　change ［c］.　cambridge,ma: mit press, 1992.

〔7〕高亮华．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112．

〔8〕刘大椿，段伟文．科技时代伦理问题的新向度［j］．新视野．2000（1）：34—38．

制种技术论文篇3

关健词：“后现代电影”　电影后现代性　拟象

关于“后现代电影”( postmodern film)，国内影评界所提已经甚多。在谈论电影问题时，无论是在学院研究还是在大众传播中，“后现代电影”都是一个出现频率极高的语汇。然而相反的是，在众多谈论“后现代电影”的话语中，却很难见到对这一概念有清晰的界定，众说纷纭的解释往往都只是谈及问题的一面，未曾指出后现代电影确切的后现代性(postmodemity )。所以，这一称呼反而成为一个流行却暖昧的词汇。

    究其原因，首先，在于“后现代性”这一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学界对此的界定仍在讨论之中，所以要论清电影的后现代性就相当困难。由于对“后现代性”的说法众多，在讨论电影问题时，论者往往就执其一种，而忽略其他，以至于产生偏误认识。其次，很多谈论“后现代电影”的文章，其论说重点多是放于电影的叙述层面之上，无论是谈及叙述结构的碎片化，还是谈论人物语言的无厘头风格，或者分析故事内容的互文性，或者强调主题精神的反英雄主义等，都是把电影当做了文学，往往是从文学后现代性视角人手，去揭示电影的后现代性。电影作为综合艺术，包括了文学性的一面，因此从这样的文学性角度去分析是必要的。但是，太多文章只关注到这一方面，而忽略电影本身的艺术形态特点以及美学风格特征，所谓的“后现代电影”往往只是“后现代文学”的翻版，对电影后现代性的理解上，就有着明显的偏误。

    后现代思潮在20世纪初期开始萌芽，在20世纪后期忽然爆发，其影响遍布于所有文化领域。电影艺术产生于19世纪即将终结时，在整个20世纪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它正是伴随着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发展而发展的。所以电影作为一种新型的艺术，它天然地与后现代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它既是后现代文化的推动力，又成为后现代文化的突出表现与重要组成。从而电影天然地具有了后现代性。文化产品的后现代性就是指其所具有的后现代文化个性。电影自诞生之日起，就因为其科技性、复制性、综合性、商业性、拟象性、现象学色彩等特性，显示出后现代的文化特征。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说，电影就是后现代艺术，后现代性就是电影天然的察性。因而我们在讨论电影与后现代之间的关系时，首先要弄清的不是“后现代电影”问题，而是“电影后现代性”问题，即电影具有怎样的后现代性。所有后现代电影的讨论都必须在解决这一问题的基础上才能进行。

          一、电影的科技性及后现代性

    电影作为一种现代产物，是一种典型的高科技艺术。法国电影编导兼评论家路易·德吕克在电影诞生初期就说过，电影“同时既是机器的产物，又是人类精神的产物”。①电影天然地与科技相连。首先，电影诞生于科技的进步。最早的电影创造者不是艺术家，而是发明家。法国电影史学家乔治·萨杜尔在其《世界电影史》的第一章“电影的发明”中记录了电影的诞生过程中科学技术的决定睦作用。从1823年，尼埃普斯需要14个小时曝光时间的第一张照片“餐桌”，到1895年卢米埃尔兄弟制造出“活动电影机”，其间经过了费东、派里斯、约翰·赫歇尔、斯丹普弗尔、普拉托、霍尔纳、马莱、雷诺、爱迪生等各国科学家及发明家的无数努力，才最终发明出了现代意义上的电影。②其次，电影的发展直接受到科技发展的影响。电影的每一次重大进步，无不与科技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关系。电影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从全屏幕到宽屏幕，到3D立体电影、四维电影等，都直接源于电影科技的进步。再次，电影拍摄过程中需要的各种特技，都离不开科技力量的支持。最后，电影的传播手段也以科技为先决条件。电影从开始的大剧场，到之后电视转播，到光碟制作以及网络播放，科技力量不断推动电影向越来越广泛的领域传播。

    所以，我们说，电影是一种高科技艺术，并且因为这种科技性，使得电影天然地属于一种后现代艺术。这是因为，一方面，电影与绘画、雕塑、音乐、舞蹈、文学等传统艺术不同。后者是以手工(包括手工制作与人体表演)为主的艺术。这种手工性的特征，在艺术形态上属于前现代。电影是工业化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机械技术性。电影从制作到放映以及传播各环节都不能缺少必要的工业技术条件。手工制作与机器制造是前现代和后现代艺术的一个重要区别。现代科技对艺术的参与就是后现代艺术的重要表现之一。电影因为天然地与科技联系在一起，所以也就天然地具有了后现代特征。另一方面，科技力量从多个方面又推动电影不断产生更多的后现代文化特征。比如20世纪后期数码摄像机的诞生，摄像器材的低成本化，使得电影制作变得简易，从而极大地扩展了电影的创作群体。电影从以前仅属职业电影工作者的“贵族艺术”，发展为普通影迷也可以制作自己的影片，打破了精英群体的电影制作霸权。民间数码电影兴起，私人电影的自由创作，扩展了电影艺术的界限，这些新的变化，本身就是后现代精神的一种实现。进而出现家庭DV制作，电影进人到百姓生活。虽然私人录像与电影艺术还有一定距离，但其间的关系非常紧密，都成为电影后现代化的新的表征。同时，由于科技条件的提高，电影视听能力增强，使得影片越来越具有创作虚拟现实的强大功能。电影中享乐主义色彩也为之提高，更加激发出后现代的平民狂欢景象。所以科技对电影的这一系列影响，都将电影推向后现代文化最活跃的位置上。

二、电影的复制性及后现代性

    美国学者杰姆逊说:“电影就是一门可以由机器来无穷地复制的艺术。’而他紧跟着说:“后现代主义中最基本的主题就是‘复制’。所以，电影本身就是一种后现代艺术。

制种技术论文篇4

论文关键词:技术教育；技术本科；技术型人才；技术创新

顾名思义,技术本科是本科层次的技术教育。1965年美国首先建立这种学制,培养目标定为技术师。本文将讨论技术教育和技术本科的产生和作用,并对技术本科在发展和办学中的主要问题作一些讨论,提出相应建议。

一、发展技术教育和技术本科的历史原因

技术本科是技术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要了解技术本科的作用,首先要了解技术教育的性质和作用。

（一）技术教育的诞生首先是为了培养工程师的助手

技术的含义早先指技术工人(技能型人才)所掌握的经验技术，这种经验技术建立在反复实践、取得经验的基础上,以掌握动作技能为主,并具备一定的相关知识。工业革命后,有些技术工人虽然不再使用手工具,而在机器上操作,但他们所掌握的技术仍属于经验技术。

为了提高生产效益,需要对经验技术进行管理。例如同样加工一个产品或零部件,各个技术工人的加工方法不尽一致,如果在总结他们经验的基础上,制定既保证质量又降低成本的“统一工艺规程”,并根据这个统一规程测定工时和材料定额,进行定额管理,可以使生产效率得到很大提高。再如,设计出“流水作业生产线”,原先由一个工人独立完成的加工件,根据加工过程,设计成一组工人共同完成,使能免除变换工具和观看图纸等时间,并因提高熟练程度而减少生产工时,又降低了对工人的技术等级要求,减少了劳动力成本。这些技术管理工作愈来愈多,工程师为了保证自己的主要精力用于产品设计,迫切需要助手来担任这些技术管理工作,这个助手就是技术员。工厂企业需要的技术员愈来愈多,就按照技术员的知识能力需求建立技术教育,并在20世纪40、50年代开始培养技术型人才。

（二）技术教育学制层次的高移——技术本科的诞生

工业革命标志着科学理论开始应用于生产领域,到20世纪初,科学理论进一步应用于技术领域,使技术中的理论含量不断提高。例如要学习掌握自动化生产技术,必须提高知识理论的深广度,因此在20世纪60年代很多国家开始培养高级技术型人才。这种人才不仅是工程师的助手,还能掌握应用以理论为基础的理论技术,特别是现代高新技术。技术本科就是培养高级技术型人才的学制之一。

在技术教育,存在两种学制模式:一种是欧洲模式,培养技术员(中级技术型人才)的学制处于招收初中毕业生的高中阶段，并采用与这学制相衔接的高等专科学制,培养高级技术员(各国职称不尽相同)。另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北美模式，用招收高中毕业生的二年制高等专科培养技术员，用四年制技术本科培养技术师。这两种模式的培养目标基本相同,这是由于在高中阶段培养技术员的教学计划中,用一年半时间学习文化课,达到“相当高中文化水平”。因此,培养同一层次的技术型人才,两种模式教学计划中所学习的专业技术课程内容大体相同。

（三）工程教育、技术教育和职业教育三者的联系和区别

1.工程教育和技术教育的联系和区别。技术员是工程师的助手,必然要学习掌握工程师的一部分知识。因此,工程教育和技术教育的教学计划有类似之处,都以学习理论知识为主,有些课程的名称相同,但工程型人才着重解决工程和规划方面问题,技术型人才着重解决技术领域问题。相对比较,工程型人才所掌握的知识理论比较高深,技术型人才的实践能力强一些。技术型人才也学一些设计知识,目的是在制造过程中贯彻工程型人才的设计意图。工程型人才为了使设计方案可能制造加工,也要掌握一些技术知识和技能,但深广度和实践能力都不如技术型人才。

2.职业教育和技术教育的区别。198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订《技术和职业教育术语terminology of 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明确这两类教育的区别。其中第8条“技术教育 technical education”，释文中提出培养目标包括“技术员technician”和“技术师technologist”等技术型人才，提出学习内容着重专业技术理论知识,“包括普通教育,理论的科学和技术学科,以及相应的技能训练 includes general education,theoretical。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studies and related skill training”。第9条“职业教育vocational education”，释文中提出培养目标是“技能型人才 skilled personnel”,提出学习内容“着重于实践训练 the emphasis is usually on practical training”。我国培养技术员的中等专业教育以学习专业技术理论为主,归属技术教育；培养技术工人的技工教育实行生产实习为主,着重实践训练,归属职业教育,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技术和职业教育术语”的释文相一致。

二、当前发展技术本科的重大意义

（一）只有发展技术本科,加快培养高级技术型人才,才能改变我国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相差很远的落后状态

我国虽然按gdp排名已经是世界第二生产大国,但是,多数技术装备陈旧落后,技术水平不高,仍有不少产品和关键性零部件不能自己生产,必须大量进口，以致真正的经济得益者仍是某些发达国家。当前我国大多数企业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源和劳动力等普通生产要素的投入，构成投入大、消耗高、环境破坏多、效益差的生产模式，单位生产总值的能源消耗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废气、废水、废物等工业污染物的排放量不断增多,环境污染不断加剧,严重影响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如何迅速提高我国的技术水平已经是必须考虑的首要问题。

技术水平的差距源自人才供应的差距。在发达国家,20世纪60年代开始培养高级技术型人才， 为了加快发展新形成的现代高新技术,更成倍地加快培养高级技术型人才,促使技术水平迅速提高。 但我国直到1985年,才开始用五年制和与中专衔接的学制培养高级的技术员,却又因“学制不顺”等原因,得不到发展，以致培养高级技术型人才的技术本科学校至今数量极少,与发达国家比较相差悬殊。这是当前我国技术水平落后的主要原因。

（二）随着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发达国家的技术面貌日新月异,如果我国不重视培养高级技术型人才的技术本科等学制,我国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不仅不会缩小,还将不断扩大

教育部《教育参考》2002年1~2期曾刊登文章《德国专家提出:信息社会对教育的挑战》中说:“现在已有的知识,基于改革旋风的加速,其可利用性已缩小了1/2。这种收缩越来越快,例如,中小学的知识是20年,高等学校的知识是10年,电子数据处理和工艺知识仅有1~3年”。这说明技术知识的更新最快。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的电子计算机,采用真空管,一台计算机要占用一个大房间；80年代制成微型计算机,放在桌上,开始制成个人电脑；90年代制成可以随身携带的笔记本电脑；最近有些电脑产品可以放进口袋。这反映科学理论应用于技术后的快速变化。

另一方面,新技术的应用又日益广泛。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现代高新技术不仅应用于工农业生产领域,也广泛应用于服务领域和生活领域。如今,应用高新技术的各种家用电器,种类愈来愈多,应用范围日益广泛,产品功能日益增多,例如手机的功能日新月异,家庭服务用机器人在有些国家已经起步。互联网技术不仅在服务领域广泛应用,而且正在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现在我国已经有4.5亿网民,全世界更有无数网民,据报道,美国正在应用“网络新媒体”代替“美国之音”成为发动茉莉花革命的工具。电子书本已经出现,可能会根本改变今后人们的学习生活和文化生活。面对这些技术的新变化新发展，只有技术本科等培养的高级技术型人才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

（三）技术本科所培养的高级技术型人才是开展技术创新的主要力量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提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由于发达国家普遍采取技术保密和封锁政策,我国无法从他们那里直接获取新技术,必须依靠自主创新。

如何实现创新?总理曾指出，文艺界的创新规律是“长期积累,偶然得之”。这也适用于其他各个领域的创新。第一句话“长期积累”是指必须首先通过长期学习和实践,逐步掌握实现创新的基础。有些学者认为,必须是研究型大学才能培养创新人才，其实,有各种各样的创新,它们的创新基础并不一样。以信息技术的开发过程为例，1948年美国科学家香农(c.e.shannon)发表的《通信的数学理论》,对信息作了定量研究,被称为“信息论”,广泛应用于于不同领域，这属于学术创新，这种创新的基础主要是学术理论的深入发展能力。20世纪70年代,工程型人才根据信息论原理,利用原来仅有计算功能的电子计算机,创制成具有信息处理功能的电子计算机,从而推动了信息技术的发展,这属于工程创新,这种创新的基础是应用科学理论进行设计开发新产品的能力。

技术创新具有不同的创新基础。工业革命前具有技术创新能力的人才主要是高级技能型人才。 例如,一个高级工,由于制造多种产品,掌握多种加工方法,使用过多种工具,加工过多种材料,因而有可能提出发展新产品,改革加工方法,改进工具,采用新材料等技术创新方案。他们实现创新的基础是操作实践能力和丰富的生产经验。不要小看这种经验基础上的技术创新,我们的祖先主要依靠这种技术创新谱写出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史。但是，随着科学理论应用于技术领域,理论技术得到发展后,这种经验基础上技术创新的作用正在减弱。

随着技术中的理论含量不断提高和新技术应用的日益广泛,对技术创新提出了新的创新基础要求。当前大量需要的是既掌握现代高新技术基础理论,又能应用于改造传统技术的技术创新人才。这种技术创新的基础是掌握一定的专业技术基础理论并能联系实际的应用能力。技术本科所培养高级技术型人才的学习内容符合这个创新基础,因此有可能形成一定的技术创新能力。李斌和包起帆两位原先都是技术工人,参加工作后都继续接受技术本科教育,他们把学校中学习的高新技术基础理论应用于改造传统经验技术,成为全国知名的技术创新人才。他们的经验证明,用技术本科培养的高级技术型人才,可以掌握开展技术创新所必要的理论基础,如果注重理论的应用,再掌握一定的经验技术,相互结合,有可能成为开展技术创新的重要力量。

关于创新的第二句话是：“偶然得之”。说明得到创新方案没有一个可循的必然途径,没有可以计算的公式,也不能通过理论推导，只能是在掌握较强的创新基础后,偶然想起创新的设想,很多专家称这为“灵感”。灵感的出现十分偶然,有时是在梦中得到灵感,然后逐步形成创新方案。因此,不可能要求每个学生在学校学习期间都能提出创新方案,但必须积极参与各种技术创新的教学科研活动。

（四）发展技术本科已经成为我国培养高级技术型人才的唯一选择

如何培养高级技术型人才?前已提及可以有欧洲模式和北美模式。我国早先曾采用欧洲模式，发展高中阶段培养技术员的中专教育。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专校已经不断削弱,条件好的中专校几乎全部升格为高等专科学校,其余中专校近年来大都进行各种教学改革,例如取消四年制,三年制学生下厂劳动一年,剩下两年着重学习岗位技能等,因此很多中专校已经改变培养目标。继续培养技术员的中专校所剩无几，不可能再在中专校的基础上培养成批的高级技术型人才。而在另一方面,我国培养技术员的主要任务已经转由招收高中生的高职学校承担，因此,采用北美模式，发展技术本科，已经成为培养高级技术型人才的唯一选择。

三、我国技术本科发展现状和发展不快的主要原因

（一）我国技术本科发展现状

我国现在有多少技术本科没有统计数字，自称属于技术本科的学校极少，但很多普通大学内设有技术类专业,存在一定数量的技术本科。根据“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的统计,2008年共有320所理工大学(natural sciences & technology university)。这些大学中都可能设置一些技术类专业，因此存在技术本科,但所占百分比可能不大。如与我国台湾地区相比较,他们2010年有技术本科学校(他们称“四技”)77所,在校学生467839人。也即,在台湾地区的2300万人口中,大体每49人中有一个技术本科学生。我们显然有很大差距。

上海市是技术本科比较集中的地区,在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上海应用技术学院、上海电机学院这三所学校中,目前技术本科的在校学生共有2万7千余人。上海还有同济大学办的二级技术学院,现有技术本科学生2986人。以上4所学校的在校学生共3万人左右,如果加上其他学校所办技术本科的零星数字,估计全市技术本科在校学生可能在4万人左右。据最近发表的统计数字,上海市常住人口已经超过2220万,其中户籍人口1412万人，如果也按台湾地区每49人有一个技术本科学生计算,按照常住户口,上海市技术本科在校学生数应有45.3万人,即使按户籍人口计算,也应有28.8万人,与实有4万人左右相差极远。

（二）为什么我国的技术本科不能快速发展

个人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观点不同。有两种观点妨碍技术本科的发展：一种观点认为技能型人才和技术型人才属于同一类型,只是层次上的差别，因此有了职业教育,没有必要再发展技术教育,当然也不需要发展技术本科。但是，如前所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技术和职业教育术语》和我国的技工学校、中专校的实际情况都明确区分职业教育和技术教育。再从我国工厂的实际情况看,技术工人主要在车间内工作,并按动作技能高低区分成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5个层次；技术员大都在科室内工作,现行人事制度规定,技术员属于工程技术人才系列中的最低层次(很多国家已经建立起技术型人才系列）。以上都说明,按照我国实际情况,技能型人才和技术型人才并不属于同一类型。

第二种观点认为,现在中级职业技术人才由中职校培养,高级职业技术人才由高职校(专科)培养,不再需要发展技术本科。实际上按照北美模式,现有的高职专科学制只能培养中级技术型人才,必须是技术本科才能培养高级技术型人才。

四、加速发展并办好技术本科几个主要问题的建议

（一）台湾地区快速发展技术本科的经验及借鉴

台湾地区快速发展高等技职教育的经验,首先来自发展技术学院。他们在1974年成立第一所台湾工业技术学院,直到1995年,经历21年,只发展成立7所技术学院。1995年10月,台湾修正了《专科学校法》,以筛选符合标准的专科学校改制为技术学院,结果只经过8年,到2003年,已有技术学院56所,增加了49所。这说明,制订达到技术学院要求的标准能够推动加快发展。

他们把这个经验运用来发展技术本科。1996年4月制订了《大学及分部设立标准》，结果,1997年一年就有5所技术学院升格为科技大学，在校学生14193人,到2004年,已经发展到281538人，7年间技术本科在校学生人数增加了19.8倍。

我国的专科阶段高职院校已经具有相当大的规模,建议也可制定一个达到技术本科的标准,以推动这些高职院校加快升格为技术本科。

此外,在普通高等学校,特别是320所理工大学中,大都设有技术类专业的技术本科。这是加快技术本科发展的又一途径。有些专业需要的人数不多，但有特殊要求,更适合在普通高校中培养；有些专业社会需要量很大,难以满足社会需要,最好能有更多学校象上海同济大学那样成立二级技术学院。

（二）在教学和科研工作中,探索如何培养提高学生技术创新能力的新经验

首先如何通过“长期积累”加强创新基础,提高学生的技术应用能力。有些学校通过加强科学研究，确实能提高学生的技术创新能力，说明学生不仅要知道所掌握的技术知识理论如何应用,还必须通过反复练习,取得多种情况下技术应用的实践经验。这不仅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创新思维，并有可能通过“联想”,将所学习的知识理论应用到新的技术领域中去,实现技术创新.

产学研结合是培养技术创新人才的必要途径。只有学校和行业、企业经常密切联系,共同开展技术创新的研究活动，才能拓宽技术创新的视野,不断研究新课题,不断发展技术创新的新领域。产学研结合也是使学生的技术创新能力符合实际需要,不脱离生产实际的必要措施。产学研结合还有可能利用企业的技术人员指导学生的技术创新研究活动。建议通过产学研结合的实践活动探索如何培养技术创新人才的新模式，这种模式可能不是单一的,而是针对不同的客观条件和不同的学生对象，形成多种模式。

（三）发展技术教育的研究生学制

制种技术论文篇5

关键词：网络公关 技术 文化 社会控制 传播管理

公共关系的生存与发展和媒介技术的发展息息相关。媒介技术的每一次进步都解构和重构了人类传播活动。无处不在的网络和接收终端，让人类的信息交换图景变得复杂而有趣。在此新媒介环境之下，网络公关需理解为技术、文化、社会控制互动的产物。

技术视角

从技术的角度看，网络公关就是以网络传播为特点的公共关系实践行为。顺理成章可将传统的公共关系分为报纸公关、广播公关和电视公关。但我们并没有那么做，原因之一就是公共关系诞生于20世纪初。原因之二可归结为传统媒介普遍缺乏双向沟通的传播特点。网络公关的出现是新媒介技术与社会互动的结果。但是我们在研究网络公关时习惯于就技术而讨论技术。有人认为“网络公关也被称为E公关，是指社会组织为了塑造组织形象，借助互联网络、电脑通信和数字交互式媒体等传播、沟通手段来实现公关目标，影响公众的科学与艺术”①。该定义认为网络公关是公共关系加网络媒介。把一种新传播现象归结为某种新技术是一个简明的解释，但这种解释极具迷惑性。一种新传播现象的出现必然是各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包括技术、文化、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因素的互动。任何将新的传播现象归结为某一个因素的方法都是不合理的。况且，把网络公关以媒介技术为限定词，既不利于全面考察，也容易陷入“技术决定论”。所谓的“技术决定论”，是指“技术是一种自主的力量或独立因素，技术的发展不依赖于外部因素，技术作为社会变迁的动力支配人类精神的社会状况”②。在传播领域，有技术决定论倾向的人容易将新传播行为的特点归结为技术特点。比如，有人将网络公关的特点归纳为“更加及时”、“互动性更强”、“传播多样性、立体化”③。不难看出，其对网络公关的考察是基于网络媒介的技术特点。以上三个特征与其说是网络公关的特征，不如说是网络媒介的特征。

从技术的角度考察网络公关并无不妥，但关键在于如何理解技术。以技术作为考察网络公关的基点时，我们需要明白，技术不仅仅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感觉得到的人造物，它还是发现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变迁的中介。因此，当我们以媒介技术视角考察网络公关时，需要在了解网络媒介传播特性的基础上，分析与阐释媒介技术蕴涵的社会关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以技术视角考察网络公关时不至于陷入技术决定论。更为重要的是，一种新传播现象的出现必然是一个历史进程。鉴于此，笔者认为以技术视角考察网络公共关系时，需要在对网络技术特点有所了解的基础上对网络的社会关系进行分析。因此，在技术视角当中，网络公关除了“指社会组织为了塑造组织形象，借助互联网络、电脑通信和数字交互式媒体等传播、沟通手段来实现公关目标”之外，它还包括网络公关所必须遵循的道德要求。网络公关不应以对公众利益的剥夺为前提。

文化视角

“文化的本质内蕴是自然的人化，是人的价值观念在社会实践中对象化的过程与结果，包括外在文化产品的创制和内在心智、德性的塑造。”④从网络公关的整体出发，它既创造了外在的文化产品，也可以凭借其健康的信息传播为社会塑造良好的舆论环境。笔者认为，相对于传统公关行为，网络公关由于网络技术上的优势以及网络在公众中的“民主”形象，较之传统媒体上的公关行为更具直接而明显的影响力。“从文化角度看，公共关系是一文化过程……除纯粹自然物以外的东西均具有文化性。”⑤因此，既然网络公关与文化具有相互建构的作用，那么就涉及两个问题：网络公关需要建构什么样的文化？文化如何对网络公关的不当行为进行修正？

对问题一，笔者认为网络公关需要为我们建构企业与公众相互理解与信任的文化氛围。理解与信任互为前提，只有通过真诚的沟通才能达到理解，而理解的加深又会促进信任的形成。尽管在公共关系的定义上存在分歧，但是帮助组织与公众之间形成双向交流，从而使组织与公众达成良好关系的目标上是高度一致的。在实际的运作当中，网络公关所起的作用不一定总是正面的。有学者曾经就“奶粉事件”专门撰文指出：歪曲真相、杜撰口碑、操控舆论是无良网络公关的“三宗罪”。⑥那种异化的网络公关给企业带来的是致命的打击，但是从整个社会文化环境来看，它所起的作用就不是奶粉企业甚至奶粉业自身的损失了，而是对社会诚信氛围以及人文环境的破坏。那种为罪恶辩护的公关行为绝不是公共关系的合法成员。

对问题二，则可从文化的定义分析。“所谓文化就是人类在存在过程中为了维护人类有序的生存和持续的发展所创造出来的关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各种关系的有形无形的成果。”⑦因此，“有形无形的成果”就成为考察文化对网络公关不良行为修正的前提。“有形”强调文化的器物层面，而“无形”则涉及文化的观念层面。因此，有学者把文化分成技术系统与价值系统两大部类。“前者表现为器物层面，是人类物质生产方式和产品的总和，构成文化大厦的物质基石；后者表现为观念层面，即人类在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中形成的价值取向、审美情趣、思维方式，凝聚为文化的精神内核。这两者便是通常说的物质文化（或曰器物文化）和精神文化（或曰观念文化）。”⑧由于网络公关存在于文化环境之中，文化对于公关行为的制约便是必然。对于在“奶粉事件”中百度被“三鹿”以300万元“公关”一事，无论是在新闻业界、公众、政府还是公关业界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屏蔽门事件’不仅使百度遭到中国网民的强烈谴责，整个中国网络媒体的形象也因此大为受损，公信度急剧降低。”⑨对此问题可提出批评，比如基于新闻专业主义立场的批判、基于社会责任立场的批判、基于对企业不法行为监管不力的批判或者基于公共关系的职业道德底线的批判等等，不一而足。如果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新闻专业主义、社会责任立场、监管行为以及公关行业的道德这些内容，都可以归结为广义上的文化行为，分别涉及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的层面。从本质上讲，一种社会实践的结束，如果得到人们的普遍赞同并与社会现时的价值体系相一致，那么这种社会实践行为本身及其有形无形的成果就会成为一个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会对社会产生持续性的影响，其中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成为批判社会不良行为的精神武器。对于前文的无良网络公关的“三宗罪”的批判，从文化的角度上看，自然是文化对网络公关不良行为的批判了。

社会控制视角

社会需要控制是因为社会时刻存在冲突。科塞（Lewis Alfred Coser）认为：“可以权且将冲突看做是有关价值、对稀有地位的要求、权力和资源的斗争，在这种斗争中，对立双方的目的是要破坏以致伤害对方。”⑩在网络公关中，冲突的关系构成包括公关主体、公关客体与媒体。公关主体是指网络上的各种社会组织与个人，包括建立自己的网站，主动利用网络及其技术实现特定公关目标的各种组织、团体、企业、个人等等，但是一般主要指网上的各种社会组织（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公关客体是指社会公众，包括潜在的与现实的公众。媒体则构成了主客体间的中介。在网络公关中，公关主体与公关客体从价值追求、社会地位、权力、资源等方面都具有极大的不平等性。在价值追求的差异方面，公关主体追求的是组织自身利益的实现，而公众则关注网络公关行为是否损害自身利益。在社会地位方面，组织处于较高的社会地位。鉴于我国的组织（营利性与非营利性）与政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非营利组织没有政府部门的挂靠都是非法的），这就强化了公众与组织之间的不平等。在权力方面，社会组织占有绝对的优势，在资源方面就更不用说了。在媒体与公众的关系上，媒体虽标榜为受众服务，但是媒体与社会组织一样，在价值追求、社会地位、权力、资源等方面都与公众存在差距。因此，公关主体、公关客体与媒体这三者构成了可能冲突的关系。

科塞认为，冲突的起因包括：（1）某种与爱并存的恨的本能（“敌对的冲动”）。（2）互动模式。“只有在主体与客体的互动中，冲突才能发生；它总以某种关系为先决条件。”???（3）社会合法性。“敌对情绪是否真的能引起冲突行为，需要一个重要的中介变量，这就是对现有社会结构的合法性认识。”???网络公关的模式符合科塞所说的“社会冲突”。从社会冲突理论的角度看，公关行为就是对组织“合法性”的维护与促进。为了使公众对组织“合法性”的认识与组织所期望的“合法性”认识相一致，公关行为就成为一种对社会信息环境的控制行为。当然，这种控制是非强制性的，是一种“软控制”。网络公关对信息环境的控制欲望尤为强烈。相对于传统媒体，网络媒体的信息流向与流量的不可控性更为明显。网络也具有多种新媒介形式，比如博客、播客、BBS、电子邮件等。组织对网络信息环境的控制就比在传统媒体环境中更为吃力。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网络公关对于化解或延缓组织与公众、政府及其他社会组织的可能冲突方面，其最基本的追求在于对信息环境的控制而不是对信息环境的适应。而其他个人、群体或组织也同样会运用网络公关来控制与其相联系的信息环境。网络公关作为一种社会控制，其性质是共享的，不单独为某一个人、群体或组织所独有。

结论

公关的新发展需要把网络公关的理解从单纯的技术层面上升到传播管理的层面。我们应该把网络公关理解为媒介技术、文化与社会控制互动的结果。媒介技术为网络公关提供技术支持平台，没有网络平台就无所谓网络公关。文化是网络公关的规训手段，这在法制不健全的中国互联网环境中尤为重要。网络上的各种信息传播行为都以自律为主。社会控制是网络上各种利益群体寻求并维护其合法性的主要方式。概言之，网络公关是指以新媒介技术（主要是网络）为技术平台，以社会基本文化诉求与伦理道德为职业底线，实现个人、群体与社会组织特定公关目标的一种传播管理。

注 释：

①朱彦荣：《中国网络公关初探》，《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2（6）。

②陈其荣：《当代科学技术哲学导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95页。

③何莉：《网络公关――企业不可忽视的公关形式》，《经济研究导刊》，2008（6）。

④⑧冯天瑜、杨华、任放：《中国文化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

⑤丁学军：《公共关系的多维视角》，《公关世界》，1995（10）。

⑥唐远清：《由“奶粉事件”论无良网络公关的危害》，《新闻记者》，2008（11）。

⑦陈华文：《文化学概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2~13页。

⑨管文娟：《从“屏蔽门事件”看网络媒体的利益选择》，《新闻爱好者》，2009（1）。

⑩???科塞[美]著，孙立平等译：《社会冲突的功能》，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前言。

???黎明、张小山：《西方社会学理论》，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9页。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制种技术论文篇6

[关键词] 美术技能 摄影技术 商业文化

一、概念

商业化以来，在美学表述中的“技术”与“艺术”是两组不同的概念，二者并不等同。商业化的技能和市场化的技术，一是商业摄影艺术文化，另一个则为市场摄影技术文化。根据研究，我们可以发现观点的分歧大致有以下几个视角:

1.手段论：文化一体，艺术也是手段。这个观点强调技术对文化的作用。在对商业与市场化以来的技术与文化关系的阐述中，德国批判理论家瓦尔特・本雅明最为重要的一位。他竭力推崇技术文化的作用。他认为“技术上的更新应受到重视。”他对技术重新进行了界定，技术包括生产、传播的方式，传播的革新，形式手段的变革，还包括物质性的技术手段、工具等。本雅明之左翼对技术持有这样乐观的看法，体现在他从摄影、电影这些新技术手段发明所受到的强大鼓舞当中。摄影技术的发展进步根植于社会文化的背景之中，摄影技术不仅表现出有形的物质性特征，而且它还体现出无形的文化特征，它是以“技术文化”的角色存在于文化之中的。一部技术史，也是一部文化史。摄影技术发展的历史可以说是摄影文化发展的历史。

2.环节论:摄影是技术还是艺术取决他的记录功能，目的是为了实现文化记录的任务，技术是保证社会文化认识、审美、教育的主要依据。因此，商业化模式下的艺术就是适当的调节审美活动和技术活动。所有市场技术都承担着文化的任务，如属于技术的各种艺术活动都涉及器官，不仅承担着文化的任务，也同样力所能及地肩负着社会方面的一些任务，因此，摄影在艺术中地位没有确定，文化主体地位容易丧失，容易被人瞧不起。

二、商业化时代的市场选择――机械复制时代摄影文化的反思

视觉文化，就是对身体以及文明、竞争的广泛的认识，就是人类悟性的、文明的、行动的基础。商业化时代的市场选择，产生了西方美学的“机械复制时代”，在德国批判理论家瓦尔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艺术中最先提出后，美学界对机械复制时代，就是工业时代，这一时代的艺术作品与农业社会的艺术作品的一个根本区别是，工业艺术作品同时具备了其他工业产品的特征，这就是可以在相同品质的基础上无限复制。技能表现向技术复制转化，一下子打破了人们对摄影艺术的好感，使得摄影成了复制的代名词。

艺术作品的机械复制性是区分现代艺术和传统艺术的一个典型的时代特征。遗憾的是，摄影的技术化、商品化，这个物欲文化倾向不仅冲击着摄影艺术，而且严重影响着当前摄影技术与科技发展轨迹。传统艺术作品具有原真性、永恒性、权威性、膜拜价值，它还带有个人独特的审美品位。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则完全是另一种态势。人们可以用一张底片复制大量的照片，这期间所花费的时间只需要几分钟甚至几秒的时间。照相摄影技术的复制性使得艺术作品不再是人们触不可及的神圣之物，它走进了人们的生活，改变了人们与艺术的关系，艺术的社会功能也随之发生变化，它不再建立在礼仪的根基上，而是建立在政治的根基上。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是机械复制技术文化与工业文化的产物，它具有无穷复制性、可修改的特性、可展示性，给众多的欣赏者带来无距离的直接震撼。机械复制也有别于传统手工复制，它比手工制作更加独立于原作，另外技术复制能把原本摹本带到无法到达的地方，这些在照相摄影中表现尤为深刻。

三、商业化时代重塑摄影文化精神

回溯古今中外的美术文化史，莫不是源于劳动，竟于技艺，化与美学，劳动史、艺术史、美学史具有相关一体的特征。当前迫切需要研究和探索人类个体工艺结构（亦可称作实践结构）在现代社会文化的宏观背景下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的发生发展过程和规律，并揭示其与个体语言、思维结构，文化、科学结构，意志、情感结构以及生理、心理结构发生发展的内在联系。沿着这一崭新的思路深入研究下去，可能会导致从教育理论到实践的一系列重大突破。

1.摄影艺术的大众化方向:机械复制技术的复制性，使得艺术作品的复制可以独立原作，也为作品的大范围远距离的传播提供了可能。如果说人们在以往时期欣赏传统艺术作品时，要受到时间空间的种种限制,然而到了机械复制时代,复制技术所具有的大批量生产和大范围远距离传播特性为人们随时随地欣赏艺术作品创造了条件。由于摄影技术使得艺术作品能够在大范围远距离进行传播,这就以为着更多的人可以从事艺术事业,艺术真正地从神圣的殿堂中走出来,预示着大众文化时代和大众传播时代的到来。

2.摄影艺术在电子影像时代的价值。随着大众传媒的无边渗透，电视、电影、网络、广告和MTV，当代社会正在成为一个视觉文化或者说影像文化社会。正如詹姆逊所认为“以大众文化为后现代社会的文化模式，认为它的特点是从现代主义的语言中心转向后现代主义的视觉中心文化”。摄影技术长期以来被当作一种超越文化的力量，它有其自身的文化内涵。尤其到了电子影像时代，科技文明高度发展的时代，技术不仅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而且形成了新的意识形态，构造了一种特定的“合理化”的现代文化制度。技术的迅猛发展不仅体现在它的复制性与传播的便捷性，还在于它改变了人们的观看方式。技术的发展推动着摄影文化的发展，本身就是以“技术”为依托的摄影，又恰逢数码时代的到来，数码摄影的出现必将是摄影技术的一次巨大进步，或者说是一场重大的文化变革。

参考文献：

[1]苏珊・桑塔格:《论摄影》

[2]瓦尔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

[3]张楚翔:《新媒体技术条件下的摄影文化流变》

[4]袁尚杰:《摄影文化与照相机工业》

制种技术论文篇7

    一是各种舆论对“技术工人也是人才”的宣传重视程度不够。技术工人的经济地位相对比较低,从理论上讲主人翁的地位在实际工作中难以体现。二是受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一些文化素质不高、没有技术的人,短时间内发了家。有技术无市场,不学技术照样能发财的“拜金主义”思想在相当一部分青年工人中占有一定市场。三是受官本位思潮的影响。企业中具有一定技术技能的人员在各种待遇上远远比不上中层干部。四是技术培训缺乏足够的吸引力。五是企业体制的改革,导致技术成熟、经验丰富的技术人才提前离岗退休。

    以上种种原因,对青年技术人才的健康成长产生了不良影响,使职工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技术含量普遍下降。为此,应制定以下对策:

    一、强化宣传,营造重视尊重青年技术人才的浓厚氛围。要充分利用报纸、刊物、广播、电视等宣传手段,鼓励和引导青工钻研技术,强调对学技术、练技能本文来自中国美术高考站,免费文章请登陆cnmeishu.com查看重要性的认识,形成比、学、赶、帮、超,刻苦学习技术的浓厚氛围。要广泛开展“技术比武”等活动,比武的成绩直接和奖金、住房积分挂勾。要大力表彰优秀青年技术人员,对技术人才的培养、推荐、评比和表彰形成制度,增强广大技术青工的荣誉感、自豪感和责任感,树立“技术工人也是人才”的观念。

    二、合理配置,建立健全青年技术人才的技能鉴定组织。要按行业的要求,制定出各工种技术等级标准和技术评定标准,建立有理论实际教学经验和考核鉴定职业技能的权威机构,量化考核内容,定期对技术青工进行等级考核和评聘,使技术人才得到合理配置,减少技术人才资源浪费,让青工走立足岗位成才的道路。

制种技术论文篇8

【论文摘要】国际技术贸易既是国际贸易的一个重要组成，也是国际技术转让的主要形式之一。众多的实证分析表明，无论是以技术创新为基础的国际贸易、还是国际贸易引致的技术创新，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论文关键词】国际技术 贸易 创新 发展中国家 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近二十年来，国际技术贸易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呈现出许多新的发展趋势：其一，国际技术贸易日趋活跃，规模不断扩大。科技进步以及技术信息的传播加快，促进了国际技术贸易的发展。其二，技术转让“软化”。纯知识或信息形态的软件技术转让，如专利、专有技术、技术情报等等，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其三，国际技术贸易格局呈现多极化，但发展不平衡。由于技术水平的差异等原因，国际技术贸易主要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发达国家在技术出口中一直处于垄断地位。其四，跨国公司在国际技术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长期以来，跨国公司控制了相当份额的国际技术贸易；此外，跨国公司以技术输出带动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改变了以往对发展中国家单纯的资本输出。影响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的主要因素包括发展中国家创新的技术能力以及创新诱导的反应机制等。而国际技术贸易(技术引进)对提高发展中国的技术能力、改善创新诱导的反应机制都有重要的作用，并最终影响到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的能力和水平。 一、国际技术贸易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能力 技术能力是一种存量，它是历史积累的结果。技术能力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有形的技术能力，表现为创新主体技术存量水平的增加。二是隐含的技术能力，表现为创新主体的成员所拥有的知识、技术技能以及组织经验等。就国家而言，常常表现为一国人力资本存量的多寡；就企业而言，具体表现为企业员工所拥有的技术技能以及组织经验。发展中国家通过国际技术贸易直接引进技术，能够提高本国两方面的技术能力，并最终影响到本国的技术创新能力。首先，通过国际技术贸易引进技术，无论引进的是成套生产设备等硬件，还是专利技术等软件，都直接提高了本国的技术存量水平，从而也提高了该国有形的技术能力。其次，通过国际技术贸易引进技术也能提高发展中国家隐含的技术能力，因为技术的引进常常伴随着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员工对新技术的学习、掌握的过程。 二、国际技术贸易与发展中国家的创新诱导反应机制 国际技术贸易并非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或经济活动，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种融经济、技术、科学文化、甚至政治为一体的复杂过程。譬如说，国际零售业连锁经营企业通过特许经营的方式(属于技术贸易的范畴)进入中国市场，它首先要从国家有关部门获得市场准入的许可，这可能要涉及到政治问题；它要寻找合作伙伴，考虑投资的成本收益问题，这是经济方面的问题；国际零售业连锁经营企业内在固有具有的企业文化、经营文化会影响到众多的消费者的消费习惯，这是文化方面的问题；国际零售业连锁经营企业新颖有效的特许经营方式被众多的国内厂商所模仿，形成了遍及全国的连锁经营热潮，这是很重要的一种制度性创新。因此，国际技术贸易的影响是很复杂的，不仅仅是简单的技术引进而已，换句话说，国际技术贸易具有很强的“外部效应”。从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的角度而言，国际技术贸易的外部效应主要表现在它改变创新主体的内在意识，并改善创新主体内外部的制度环境，从而使得发展国家创新诱导的反应机制更加灵敏，最终改善发展中国家的创新机制和创新能力。 首先，国际技术贸易能够改变发展中国家创新意识缺乏的状况。很多发展中国家表现出一种维持传统和稳定为主调的社会意识结构，普遍缺乏创新意识。借用结构主义的观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常常会陷入“累积因果关系”的恶性循环之中，也就是说技术创新在低水平上的停滞发展。而这种恶性循环是内在力量所无法克服的，这时候需要一种外在的推动力量，使其能够跳出这种恶性循环，而国际技术贸易可以看作是这样一种外在的力量，这种力量首先改变的是创新意识方面的问题。正像上述国际零售业连锁经营企业的例子一样，技术的引进带来了消费者消费习惯的新变化，先进的经营模式所具有的明显优势促使大量的模仿，最终导致整个行业经营模式的创新。显然，在这一过程当中，企业和个人都经历了一次思维方式的转变，从认识、接受到模仿，甚至在此基础上结合本地情况进行二次创新，这种普遍性的思维方式的转变意味着一个国家创新意识的兴起。这对发展中国家的创新机制形成和创新能力的提高都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因为只有具备创新意识的国家，政府才会对技术创新给予充分 的重视，并为技术创新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条件和环境。 其次，国际技术贸易能够改善创新主体内外部的制度环境，促使发展中国家创新诱导反应机制的灵敏化。从引进技术的企业来说，为了充分利用引进的技术常常需要在企业的组织管理方面做出较大转变和创新，也就要改变企业内部的制度环境，比如说企业为了利用维护一套价值昂贵的生产线，需要新建立专门的技术部门，负责对其进行维修和改进，同时加强企业对员工的技术培训制度，这些制度性的转变和创新都有利于企业进一步的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在国家层次，政府为了保证技术引进的顺利实施，需要建立专门的技术金融制度以确保技术引进的配套资金。而且在国际通行的知识产权保护观念下，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技术贸易需要建立起一整套专利制度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否则，就难以从国际市场上引进技术，即使能够引进也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因为缺乏知识产权的保护将损害技术出让方的利益。也就是说，国际技术贸易客观上提出了对发展国家改善技术创新制度环境的要求，而这种要求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创新主体更好地对创新的市场需求做出正确的反应，最终有助于改善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的机制，并提高其水平。 三、小结 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已经越来越充分地肯定了技术创新对“比较优势”的积极意义，无论是静态的、还是动态的。就国际贸易的双方而言，国际贸易对各自的技术创新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影响，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辨证地看，如果能就国际贸易与技术创新的关系作一长期分析的话，两者之间显然不仅具有一种互动效应，同时具有一种长期增长效应。因为新增长理论、新贸易理论，加上对当今世界经济的整体增长而言，不仅需要各国独立的技术创新，同时为了节约稀缺的世界经济资源，需要各国尽可能地分享这种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技术创新，而国际贸易正好能实现这种意图。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在处理国际贸易与技术创新的关系问 题上，不仅需要做客观的长期和短期经济分析，同时也要充分地考虑到制度的、文化的、政治上的成本和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