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成本法论文范文

制造成本法论文篇1

在管理会计学中，以成本性态可分为基本假设，成本可分为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变动成本法是相对于完全成本法而言的，它从无到有、从一开始不为人们所认识到被普遍重视并被广泛应用，根本原因在于其本身具有突出的优点。本论文通过比较完全成本法和变动成本法，概括其差异。管理学论文提供参考。 完全成本法与变动成本法的差异 一、产品成本构成内容不同。完全成本法，是指在产品成本的计算上，不仅包括产品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直接材料、直接人工，还包括了全部制造费用（变动性制造费用和固定性制造费用）。变动成本法则是指在产品成本的计算上，只包括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中的变动性部分，而不包括制造费用中的固定性部分。如表： 方法产品成本期间成本 完全成本法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 变动性制造费用 固定性制造费用管理费用 销售费用 财务费用 变动成本法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 变动性制造费用固定性制造费用 管理费用 销售费用 财务费用 二、存货成本的构成内容不同。由于两种方法下产品成本的构成内容不同，所以存货成本的构成内容也不同。完全成本法下，不论是库存产成品、在产品还是已销产品，其成本中均包括固定性制造费用。变动成本法下不论是库存产成品、在产品还是已销产品，其成本中只包括变动性制造费用，而固定性制造费用则作为了期间成本。所以变动成本法下期末存货的成本必然小于完全成本法下的期末存货的成本。 三、计算损益的方法不同。在不考虑税金问题的情况下，完全成本法下，利润总额=销售收入--销售成本—期间成本。变动成本法下，利润总额=销售收入—变动成本—固定成本。现举例如下： 某企业从事单一产品的生产，连续三年产量均为600件。而销量分别为600件、500件和700件。单位产品售价为150元。管理费用与销售费用年度总额为20000元。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和变动性制造费用为80元，固定性制造费用为12000元。要求：采用完全成本法和变动成本法计算利润总额。 损益计算和年份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合计 变动成本法： 销售收入 销售成本 固定性制造费用 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 利润总额 90000 48000 12000 20000 10000 75000 40000 12000 20000 3000 105000 56000 12000 20000 17000 270000 144000 36000 60000 30000 完全成本法： 销售收入 销售成本 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 利润总额 90000 60000 20000 10000 75000 50000 20000 5000 105000 70000 20000 15000 270000 180000 60000 30000 第一年，产销均衡，两种方法下的利润总额相等。第二年由于产大于销，有存货，变动成本法下固定性制造费用都作为期间损益 在管理会计学中，以成本性态可分为基本假设，成本可分为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变动成本法是相对于完全成本法而言的，它从无到有、从一开始不为人们所认识到被普遍重视并被广泛应用，根本原因在于其本身具有突出的优点。本论文通过比较完全成本法和变动成本法，概括

制造成本法论文篇2

关键词：建筑营造法　龙庆忠　学术　思想　特色

中图分类号，TU-87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4-8537(2008)09-0170-07

背景

龙庆忠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他提出了建立在历史研究和实践应用基础上的建筑历史与理论教育体系，并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建筑研究生培养中付诸实践。龙先生的建筑历史与理论教育体系包括防灾、保护和设计营造法三大方面。由于龙先生年事已高，在其最后的学术生涯中，主要培养了防灾方面的研究生，同时创立了我国第一个建筑防灾研究室；在保护方面，龙先生也培养了研究生，并亲自指导了广州南海神庙等岭南重要历史建筑的复原设计。长期以来，以龙先生的助手或学生为主的华南理工大学(原华南工学院)建筑历史方向的学者，为华南地区文物建筑的保护和修缮做出了重要贡献。相对上述两个方向而言，龙先生在古代建筑营造法方面的学术探索和成就不太为学术界所了解和注意，这笔学术遗产需要进一步发掘整理和深入研究。龙先生的古代建筑营造法研究，散见于其手稿和部分中，也见诸其建筑教育和言论中，影响了其学生和同仁。在本文看来，龙先生的古代建筑营造法研究，不仅是一种设计法则和设计规律的分析，同时也是对历史建筑营造实践中设计思想和设计理论的探索。龙先生在这方面的探索更多的与其对建筑防灾，建筑保护等方面的研究结合在一起，提出富有启发性的观点，其研究方法体现了鲜明的特色，可为今日研究所学习、借鉴。由于此前这一课题未曾得到系统的总结论述，本文仅仅是一种尝试性的初步解读。在解读过程中，本文将重点对部分与古建筑设计法则(主要表现为数理关系和尺度规律)直接相关的文献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尝试结合龙先生的其它文献，探讨龙先生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研究的学术思想和研究特色。

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则研究的现状和趋势

中国古代建筑的设计理论，主要采用了工匠世代相传的方式得以延续。专论建筑的传世文献极少，地方性的、民间的建筑做法更是缺乏文献资料。现存的古代文献如宋代的《营造法式》，清代工部《工程做法则例》等，都反映了当时的官式建筑做法。对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则的探索，表现为以上述两种文献为主，结合实例的分析研究。例如梁思成先生对清代工程做法则例的研究……陈明达先生对宋代营造法式的研究……等。在他们的基础上，经过众多学者的努力，对中古以来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则的探索不断有新的进展。

目前对于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则的研究，暂不考虑建筑实例稀少的唐代以前各时期，就唐代至清代这一时期而言，仍存在一些难点，例如下列课题

①宋《营造法式》提及的“材”模数制在唐至元时期实例中的应用程度和表现；

②清《工程做法则例》、《营造算例》、《营造法原》和实例的对比研究，我国古建筑实例少有大量精确测绘，公开发表更少，受限于此，这方面研究进展不多；

③模数营造法则从宋《营造法式》到清《工程做法则例》的演变过程，包括元、明时期的断代专题研究等。这方面的研究有一定进展，但受限于上述①和②两方面的成果，仍有待进一步深入。

④地方性传统建筑的营造法则。近年来，部分建筑学者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地方性和民间建筑的工艺、地方传统工匠经验等领域的研究。这一转向，是对传统建筑史学以官式建筑营造法则为主流研究方向的拓展，是对近二十几年来对民间建筑(主要是传统民居)研究的深化，也是对近十几年来在建筑史学理论研究的反思后更为贴近历史主体、历史事件和历史实践的方法论转移。

龙庆忠先生的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研究概况

1　成果文献

龙先生对中国建筑史学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其大量的研究手稿中，目前其手稿仅整理出一部分，以《中国建筑与中华民族》为题于1989年出版为论文集。其中收入的下列5篇论文属于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方面直接相关的研究成果(下文文献名后括号内为本文编号、文稿完成日期、文集页码)

《中国塔之数理设计手法及建筑理论》(文献Ⅰ：1987年6月；P16)、《营舍之法》(文献Ⅱ；完成时间不详：P87)、《论石券桥之设计思想》(文献III；1982年；P104)、《中国木构(梁枋柱桁椽等)由厅堂中间柱梁依次折减的计算方法》(文献Ⅳ：1986年3月P110)、《中国古建筑上“材分”的起源》(文献V；1982年之前；P246)。占论文集收入18篇论文的近三分之一，具有相当份量。在论文集所收的其它各篇中，有部分内容也涉及建筑营造法则的研究。此外，龙先生1986年1月完成的论文稿《论中国古建筑之系统及营造工程》(文献VI)也是一重要文献，1995年发表于《华中建筑》。

2　研究周期

在《论中国古建筑之系统及营造工程》序言中，可以发现龙先生对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则的关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1956年、1965年、1978年，

1985年均分别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论文中相应的表格实际上也已经在上述各个年代完成。这三十年(实际上应考虑更早时期的探索)的研究过程，同时也正是中国建筑史学界对宋代《营造法式》及其反映的营造法则的进行探索并取得重要成果的时期，其中比较典型的研究成果包括

(1)梁思成先生主持的《营造法式》注释研究工作。这一工作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进行，因而中断，1983年出版了研究成果(仅有上卷)。

(2)陈明达先生对宋代《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的探索研究。这一工作源于其20世纪60年代初期对山西应县木塔的研究，到1981年出版《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研究》。

龙先生对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则一古建筑“营造法式”的持续研究，正如其同时代的建筑史学者们一样，是对主流课题的关注。

3　研究条件、研究资源

如同那个时代的所有其他学者一样，龙先生是在艰苦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着自己的研究工作。现代中国古代建筑史学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中国营造学社的调查研究，研究者掌握的实例资料不足对建筑营造法则、尤其是尺度设计法则的研究是一个严重的制约。到目前为止，对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则的很多研究文献仍集中关注于《营造法式》等历史文献的文本阐释，大量进行实例数据验证的文献仍显不足。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可以看到龙先生的文稿中比较多的引用了实例的

数据资料进行分析和探索，并参证以日本的资料例，如文献Ⅰ对日本古塔资料的引证、文献Ⅳ对日本中世纪建筑资料的引证等。这种中、日对比研究，在当代的中国建筑史学研究中仍显不足。此外，大量引证经史文献阐释中国古代建筑文化是同时代的建筑史学研究者的共同特征。

由于时代的限制，当时尚不可能展开对地方性和民间建筑的工艺、地方传统工匠经验的深入研究，以及将地方和官式做法进行比较研究。但是龙先生在其学术历程中，很早就注意到了地方民间营造的经验，并进行历史的分析。如在1930年表的《穴居杂考》一文(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五卷第一期)，应属最早关注民居建筑的论文。

4　学术史影响

现发表的龙先生文章由于主要是由后人据其手稿编撰而成，其中有不少编辑上的不足，文字缺漏错乱也有；在表达上，文章具有明显的手稿特点，包括大量的参考文献内容的摘抄引用和计算，大量符号的使用等，同时由于时代的限制，龙先生的文稿在表达上很多时候无法满足今天所谓学术规范的要求，另外，文稿也有强烈的研究者个人特色，包括在当时时代背景下的微言大义式的一些表述。这些因素都影响了今日将这些文章作为纯粹的建筑设计法则研究文章进行研读，对这些文章在学术史上发挥影响带来了消极的作用。

龙先生在1980年代进行的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生教育中，主要培养了建筑(包括城市)防灾方面的研究生。龙先生教育特点是在其自身多年研究积累的基础上，指导研究生继续探索，其成果往往是在龙先生手稿基础上的扩展和深化。可以想见，如果天假以年，龙先生是可以在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则研究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的。今天我们对于龙先生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则方面的文稿，应加以重视，以发挥其积极的作用。

主要文献评述

前述的6篇主要文献(文献Ⅰ～Ⅵ)可以分为四类。

1　文献Ⅰ

文献Ⅰ针对古塔这一特殊的建筑类型进行研究。其思路源于《营造法原》中外塔盘外阶沿之周围总数和塔总高相等的制度，由此得到了竖向尺度和水平尺度的基本关系。再通过各种实例数据的验证和分析，探索古塔各层高度、边宽的相互关系以及层间递变规律。由于古塔作为具有强烈仪式象征作用的多层建筑，其尺度一般具有较规律性的取值，这种倾向数理分析的方法是有效的。论文初步提出以下基本观点

(1)多边形楼阁式塔的公式是基本关系式，总高H=底边周长C=n×底边边长a(n为边数)；

(2)以(1)式为基础，对密檐塔提出了参考关系式，总高H：塔底层之边长a＝4～4.8，以4为多；

(3)各层塔身宽w：塔身高H＝1/3～2/5。以1/3为古制，并提出以此取值代表古塔的台殿式传统；作为对比，部分密檐式塔首层为光平无柱的高塔身，是为阙榭式传统，其首层塔身宽与塔身高之比可达到1.2。尺度规律的探索联系形态和制度，并互为促进，这是古建筑营造法则研究中的重要学术传统，在陈明达先生《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研究》中，我们同样可以感受到这一点；

(4)对于密檐式塔，结合砖皮数分析尺度，这就摆脱了纯粹的数字分析而联系到工程实践的可行性，是一可贵的研究思想。

2、文献Ⅲ

文献Ⅲ是对官式石拱桥这一特殊的建筑类型进行研究。此研究源于王壁文先生的《清官式石桥做法》(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五卷第四期62～114页)。这篇文稿相较于文献I，更典型地体现了龙先生探索古建筑数理设计手法的分析手段。不同于西方文化对几何作图法则的重视，这种以数字比例为主的见解也见于陈明达、莫宗江等学者的理念中。

3、文献Ⅴ

文献Ⅴ是对《营造法式》所提到的“以材为祖”制度的历史考证。龙先生在文中对“材”、“章”等作了辨析，并对八等材的数列规律提出了初步的设想。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龙先生指出7寸材的特殊性。文中引《说文通训定声》“材，木挺也，从木才声。才方三尺五寸为章。唐人言一檀，章双声，故言木之盛曰千章。”又引《类编》“唐式柴方三尺五寸日。”作者还引用其它古代文献，指出：“材是条直横长有一定尺寸的木挺。章是这种材的计量单位。”并据五台山佛光寺大殿月梁剖面为7:5，以及《营造法原》对界搁栅用7寸×5寸，提出“唐式柴方三尺五寸日撞。”中“方”为立方之义，方三尺五寸为一根标准方桁的体积，表示为0.7尺×0.5尺×10尺＝3.5立方尺。故7寸×5寸可能是唐代的一种标准用材，这一见解后来也出现在其它研究者的文章中。材的概念源于基本构件，因此中国古代建筑“以材为祖”的思想，并不是一种抽象的数学模数，这一点在评价和研究中国古代建筑思想上也需加以重视。

4　文献Ⅱ、文献Ⅳ和文献Ⅵ

它们是关于古代官式木构建筑营造法则三篇重要文献。其内容各有侧重而互有补充。

(1)文献Ⅱ借用《梦溪笔谈》关于北宋俞皓《木经》的论述中“营舍之法”及其上中下三分的思想，意在对房屋整体设计作一通盘论述。其中“上分”的屋顶部分论述甚简略，“下分”分析台基以及栏杆的制度的论述则甚为细致亦少见他人研究。“中分”部分包括中分与上分的木构件在设计上的联系是全文的重点。其主要思路是综合比较《营造法式》、清式做法和《营造法原》中基本木构件的尺度关系，辨异求同。文献Ⅱ似乎成文较早，并未系统提出尺度设计的法则性结论，不过，文献Ⅳ和文献Ⅵ的基本思路和部分前导性观点此文中已经形成(文献Ⅱ中有关柱径与桁檩径关系讨论的小段文字再现于文献Ⅵ中)。

(2)文献Ⅳ则是综合比较清式做法、《营造法原》和日本中世纪(引自关口欣也的著作)三种对于房屋主要木构件尺度的计算方法，并概括为一个一致的传统法则；在一座建筑中设定一个主屋(即明间、正间等)，决定其主要构件尺度后，向上和四周递减尺寸。这里最先决定的主要构件在《营造法原》中是大梁围；清式和日本中世纪则是用柱径。文献Ⅳ未涉及宋式的讨论，其主要用意不在于法则的推演，而是张扬此种技术传统的实用和经济价值，以之为现代建筑设计的借鉴。

(3)文献Ⅵ似可作为龙先生建筑营造法则研究的代表。前文已提到，该文稿历经三十年始成，1986年成稿后始终未发表，10年后才发表时龙先生已经离世一年。恐怕不能作为定稿看待。文稿分为三部分，大体对应于3个时期的探索，并对应于文章中的3个附表。

①表一成于1956年，显示出对于数列规律的重视，类同于文献Ⅰ、文献Ⅲ：同时也关注各间递变规律，即文献Ⅳ的研究内容。总的来看，表一是一个较为理想化的数列体系。

②表二成于1965年。按文中序言，这部分工作是从《营造法原》、《清式

营造算例》、《营造法式》三书制度比较中取得它们在建筑种类、用材、椽平、阑额高、桁径、柱径等关系，分为八项。这里的八项是按照《营造法式》八等材划分的，实际上这部分研究的主要贡献也在于为《营造法式》原文未明确的部分制度性内容提出了新的探索途径和观点。其探索途径的关键是利用《营造法原》的制度来推算《营造法式》的开间取值，本文尝试将原文中推演过程简化改述如下：

按《营造法原》，有下列关系式(围径比按3计算)：

a　桁围＝正间面阔×(1.5/10～2/10)，有：开间＝(15～20)×桁径(围径比按3计算)

b　柱围＝正间面阔×2/10，有：开间＝15×柱径(围径比按3计算)

c　大梁围=内四界深×2/10，有：椽架平长-4×梁高(梁围比梁高按10/3计算)

d　正间面阔×0.8＝次间面阔

e　阑额高=柱高×0.1

根据《营造法式》，桁径取1材～2材(这里取桁径而不是取柱径进行推算，是由于宋式柱径相对较大)、四椽袱取2材～3材、次间面阔按2倍橡架平长、阑额高取2材，各项代入上面关系式，并相互复核，可以得到

f　正间面阔=20～30材

g　次间面阔=16～24材

h　椽架平长＝8～12材

i　柱高=20材

上面是本文根据按原文思路推算的结果，可作为参考。如按原文表二，则较多直接采用了尺寸值，并以等差数列方式给出。

③表三成于1978年，增补了砖、瓦等项目，并把建筑类型调整为7大类，以当心间方的取值划分。

在本文作者看来，文献Ⅵ的最重要成果是在表2的部分。根据表2的内容完全可以在当时(1965年)就提出一个《营造法式》材分制度下各项建筑指标取值的解释系统；如果龙先生在1980年代前后更多倾心于此，那么我们今天将会读到两种关于《营造法式》制度研究的经典：龙先生的和陈明达先生的。这将对《营造法式》的研究带来更多的积极影响。

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龙先生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则研究具有鲜明的特色，体现了其学术思想。本文尝试概括为：

1　基于道德感与实践感的规范性研究取向

相对于纯粹的实证性研究，以历史文献为主的营造法式研究，不可避免的都具有规范性研究取向的特点。身处现代中国古代建筑史学的开创期和建立系统中国建筑理论的动力，无疑会加强研究者的这一倾向；而在当时掌握的实例资料不足的背景下这一研究取向似乎也是唯一的选择。我们在梁思成先生的《清式营造则例》和陈明达先生的《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研究》这两份经典文献中均可发现这种规范性研究的特点。龙先生对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则的规范性研究取向，并非出于一种对建立宏观统一理论的纯粹学术偏好，而是在其强烈的历史感和道德感支持下的实践方向。生于农村、长于动乱的旧中国，长期关注底层民众的营造实践，都促成了龙先生独特的学术关怀。在《序言》中，龙先生指出，“学习、研究、编写建筑史的，好像是‘知死’，实际上是在‘知生’。因为人死了的东西不仅包含着它生的时候那种活泼生气，而且会影响和推动人们去再生产。这就是知生的必要和所以。……”这反映了龙先生历史研究的学术思想。

2　面向民间的经验性研究取向

龙先生的文稿中多处综合比较《营造法式》、《营造法原》和《清式营造算例》的制度，用共时性的方法尝试建立一个系统的尺度规律。这种研究方法固然也是属于规范性的研究，但却另有值得考辩之处，而且也是不见于同时代其他学者的独特视角。这种从设计角度出发的研究方法论，其背后的根据是中国民间传统营造经验的稳定性，对木构件材料力学性能认识的稳定性。正因为如此，才可以在一定的前提下，忽略宋代和清代的系统差异、甚至官式和民间的系统差异，根据常用尺度的比例关系(具体而言，就是构件的高跨比、细长比之类)，探索历史文献未能明确的某些营造法则。在文献Ⅵ中，这一方法的运用最为突出。

3　面向社会的系统研究取向

在《中国塔之数理设计手法及建筑理论》的最后部分，龙先生笔锋一转，由古塔的造型规律转而论述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是耐人寻味的。他以按语的方式提出：“天道有变时，地道亦有变时。天地骤变(各种灾害)，人为之变，于是有建筑防灾。天地渐变(风雪雨露)，人亦为之变，于是有建筑修缮、保管。天道、地道、人道、建筑道因此处于既矛盾又谐调之统一体中。”龙先生的建筑历史与理论教育体系，其包含的防灾、保护和营造法则三大部分的内在逻辑，在此得到清晰的表述。或许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理解，在中华民族多灾多难的二十世纪，龙先生何以在其学术生命的最后岁月，将主要的精力用于建筑防灾的教育和研究，而其探索多年的建筑营造法则研究始终退隐在幕后，尽管因此而未能得到当时建筑史学研究主流的重视。

制造成本法论文篇3

关键词: 《窃书是雅罪》 创造 劳动 文化产业 内容提要: 从哈佛大学安守廉教授的《窃书是雅罪》出发， 分析和思考了中国知识产权界应当长期思考和认真研究的四大问题， 提出了中国知识产权界学者应有的使命。 创造不同于劳动。创造的独立性是个重大的问题， 既是个逻辑问题， 更是个事实问题， 还可能成为回答知识产权正当性问题的基础。 ——刘春田 哈佛大学安守廉(W illiam p.Alford) 教授的《窃书是雅罪》 一书出版于20世纪90年代。这不是一本大部头的著作， 译成中文， 不过十万字上下， 但是对中国学界的影响却很大。书甫问世， 就引起强烈反响， 安守廉在中国也因此声名大噪。先是郑成思教授撰文商榷， 批评安守廉否定中国宋代出现著作权保护的论点。随后， 梁治平教授翻译了该书(当时书名译作《窃书不算偷 》) 的部分章节， 在笔者主编的《中国知识产权评论》 (商务印书馆) 第一卷也有刊行。继而， 李雨峰教授索性借用了该书第三章标题“枪口下的法律”， 作为他的博士论文题目。书中的观点多年来也反复被中国知识产权的论著引用。最近， 法律出版社又延请李琛妙手再造， 出版该书的全译本， 足见中国法学界对该书学术价值的肯定。 从一定意义上讲， 《窃书是雅罪》是一部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历史论纲。安守廉从一位西方法学家的角度， 洞若观火， 对中国的这段历史做了经济、政治、文化、法律上的梳理， 正面提出了自己的评论， 甚至对某些有违法治的现象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批评。中国的读者对书中持论可能不尽赞成， 学界对其主要观点也见仁见智， 甚至至今一直有对该书的批评。这正好说明安守廉观点的影响， 以及学界对它的重视。但是， 从治学的角度， 该书所运用的治史方法、治学态度， 文中所显示的深刻思想、追求事实的科学精神， 以及理性的力量， 特别是有关知识产权的理论、历史、制度及其实践问题， 都可以激发读者产生极大的兴趣。仅此就足以显示其思想的力量和学术价值， 值得对中国知识产权问题关心的人一读。安守廉提出的问题具有基础性、全局性、纲领性， 对它们的回答关系着当下的中国法治， 乃至整个社会的未来。我认为， 至少以下几个问题值得中国的学术界长期思考和认真研究。 一、四大发明的故乡中国为什么没最早出现知识产权制度 这个问题虽是老生常谈， 却难回答。需要通过艰难的考据和科学、理性的分析研究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 这显非一日之功。郑成思主张的“版权伴生于印刷术的发明”， 并坚持中国宋代就有著作权制度的观点， 有其合理的一面。遗憾的是， 他生前未及作出系统论证。安守廉则持不同意见， 认为脱离当时社会的基本背景， 仅靠印刷术这一因素， 或古代典籍中的只言片语， 不能断言唐宋有著作权保护。这一认识， 反映了西方的历史观。按胡适的观点， 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平心而论， 知识产权制度形成的条件是复杂的， 除去印刷术这一生产力要素外， 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也是重要的决定因素。古代中国， 既没有形成工业化的生产体系， 也未出现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更不曾形成有独立经济地位和诉求的创造者阶层。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原始型态的“士”， 自古以来， 就是被赞助、被庇护的对象， 是权贵与财势的附庸。.“食君之禄、死君之命”， 一向是士人的忠实信条。如果说变化， 充其量是由豪门权势分散“包养”的“食客”， 转为主要是被专制皇权通过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统一包养的“士大夫”。“士大夫”阶层原本是皇权为遏止魏晋以来世家大族的豪强专权， 在隋唐之际， 通过科举制这一政治体系而形成的。作为精英政治的形式， 士大夫的力量在两宋时期达到顶峰。他们与皇权之间经过长期磨合， 双方关系趋于平衡和谐。元代以降， 上述平衡被打破， 士的地位大变， 沦落到.“七娼、八丐、九儒” 的地步。明清之际， 皇权陡增， 高度专制， 不容自诩“以天下为己任”、“家事国事天下事， 事事关心”的士人任意纵论国事。科举制也成了皇权压制思想的工具。理学的兴起， 束缚了士大夫阶层的思想， 士大夫阶层逐渐失去独立性， 发展成为皇权的附庸阶层。尽管16世纪后的中国社会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 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没有发生， 中国仍然是典型的农业社会。虽然一些士人无望“宣室”， 而弃儒业贾， 但是他们的主体仍被科举制度束缚， 无法摆脱专制皇权设置的伦理窠臼。农业社会耕读持家， “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的信条是天经地义的立世之本， 科考功名是读书人亘古不变的人间正道。此外， 我们还应当注意到一个重要事实， 笼统的“印刷术”一语， 用以界定产生著作权制度的技术条件是有困难的， 是不充分的。印刷技术是一个历史漫长的发生、发展过程。活字印刷技术的发明以及成熟， 有一个渐进和“升级、换代”过程。毕昇的技术发明于1041-1048年间， 其活字用胶泥制成， 在实践中， 相继出现了木、铜、磁、锡、铅作为材质的活字， 并出现了多元活字印刷技术的并存的状况， 这状况历经数百年。这反映出， 在分散的、小农的、非竞争性的经济形态下， 这种生产力条件， 没有出现统一的、更为先进的工业经济意义上的机械印刷技术。.虽然中国很早就发明了活字印刷术， 但始终未能脱离手工劳动方式， 近代铅活字机器印刷技术是从西方输入中国的”。以上述胶泥等材质为活字构成的手工印刷术与西方铅字平板机器印刷技术， 分属不同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能否催生出市场社会中出版商、工人和作者这三个独立的经济主体， 令人存疑。所以， 要为中国是否在唐宋时代就存在过著作权制度作出理性、科学、令人信服的说明， 乃至于解释生产能力曾长期领先于世界的中国何以没有首先出现知识产权制度， 都是一项艰巨、长期的任务。 二、恰当处理意识形态与发展文化产业的关系 恰当处理二者的关系， 为知识产权制度开辟合理的发挥空间， 才能促进社会物质生产与文化生产的平衡发展。改革开放的核心任务是解放生产力。未来的竞争是技术、文化创新能力的竞争， 为此， 必须调整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制度与观念。早些年， 笔者曾到好莱坞考察美国的电影产业， 哥伦比亚电影公司首席律师的几句话， 令人印象深刻。他说: “好莱坞是个生产快乐的大工厂。我们花钱请人写剧本， 定导演， 选演员， 制作场景， 组织表演， 并用摄影机将表演记录下来， 压缩成胶片， 再把经过取舍、剪辑、合成的影片放给观众看， 观众一高兴， 就把原本他们口袋的钱放进我们的口袋。事情到此， 已经全部结束。至于其中是否有艺术存在， 对我们来说， 纯属意外。我们关心的是市场， 这就是娱乐产业”。正如马克思所言: “贩卖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 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特性; 他没有矿物学的感觉。”在发达国家， 文化产业是重要的国民经济部门。在我国， 按照传统的思维模式， 更注意强调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 长期不接受“文化产业”的概念。习惯于把意识形态抬高到政治的高度。文化政治不分， 突出政治。把文化与经济对立起来， 喜欢“算政治账， 不算经济账”， 限制了文化产业的发展。在立法上， 有私法公法化的倾向。2001年11月27日修改前的《著作权法》第四十三条关于“广播电台、电视台非营业性的播放已经出版的录音制品， 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表演者、录音制作者许可， 不向其支付报酬”的作法， 是这一倾向的突出表现。所幸， 这一不当已经纠正。此外， 立法技术的瑕疵也会破坏法律的系统性， 成为影响文化产业发展的原因。最近， 为执行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的裁决， 2010年2月26日对《著作权法》第四条第一款这本不属于著作权法的规定做了修改。原法第四条第一款规定: “法律禁止出版传播的作品， 不受本法保护”。有意见认为， 1989年12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的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草案》原本没有第四条第一款， 是在人大常委会审议阶段被提出， 并经反复讨论， 修改以后被加上的， 国内外各界对该条款一向争议不断， 也给立法、行政、司法界乃至法律教育界带来各种困扰。鉴于2001年2月已颁布了《出版管理条例》 ， 国家已经有了系统规范作品出版、发行的法规， 为免争议， 妥善的办法就是索性删除第四条第一款。但2010年2月26日修改为: “著作权人行使著作权， 不得违反宪法和法律， 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国家对作品的出版、传播依法进行监督管理。” 放弃容易令人产生歧义的规定， 无疑是一种文明， 是法律的进步， 对国内国际社会释放了善意。但是新的表述则不免令人困惑， 就规定的内容而言， 天经地义、无可厚非。但是依然把有关行政管理的条款放在民事权利法中， 是否妥当， 令人质疑。这一倾 向被曲解的后果之一， 是理论上出现了迎合上述诉求的“知识产权的私权公权化趋势”的观点。这些情况如不能妥善解决， 会阻碍文化产业的发展， 进而必然制约科技创新产业的发展。改革开放三十年， 成果巨大。今后发展的唯一出路是创新， 尤其须加强文化创新。国家应当改变以往重科技轻文化的产业政策; 调整重理轻文的教育结构; 放弃重物质财富轻知识产权的传统观念。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 科技和文化是推动社会进步发展的车之两轮， 鸟之两翼， 文化产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 甚至出现了超过传统制造业的趋势。我国虽然2000 年才在政府文件中出现了“文化产业”这一概念， 但是发展潜力巨大。可以预见， 注重科学发展， 平衡科技创新与文化创新的关系， 发掘文化产业的潜能， 有条件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手段。 三、创造与劳动的关系 如安守廉在..窃书是雅罪 第一章指出的， 研究知识产权法的困难之一， “在于思考基础合理性以及视野开阔的论著过于稀少。” 作为知识产权制度的继受者，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 我们更关注实用， 对知识产权的基础理论， 以及该制度形成的深刻原因， 几无研究。法律制度若缺乏理性解析的关怀， 往往造成公众对法律的疏离， 法律的权威性也会被质疑。该书提及的创造者的法律地位， 创造与劳动的关系问题， 就是知识产权制度中令人困惑的问题之一。安守廉在该书第四章开篇就以“中国文革时期( 1966-1976年) 的流行语”， 引用了“钢铁工人在本职工作中铸成的钢锭上有必要署上他的名字吗? 如果没有必要， 为什么一个知识分子就该享有在劳动成果上署名的特权呢? ” 接着， 该章第二段又引述了马克思1844年的一段话， 作为上述观念的理论注解: “甚至当我从事科学工作时， 即从事一种很少同别人直接交往的活动时， 我从事的也是社会活动， 因为这是人的活动。不仅我的活动所需要的材料， 甚至思想者使用的语言本身， 都是作为社会产品赋予我的。我本身的存在就是一种社会行为。因此， 我自身的成果， 是我为社会所劳作， 并且意识到我是作为一个社会存在体而劳作。”二者灵犀相通， 无异于把但丁“放歌”《神曲 》， 雨果“描绘”《悲惨世界》的行为， 等同于钢铁工人铸造钢锭。对这一问题， 我们鲜有理性思考。长期以来， 我们把劳动和剥削作为经济活动两个基本范畴、经济活动的参与者， 非此即彼。“创造” 从来没有独立的地位， 而是劳动或剥削的附庸，“ 居无定所”， 在“剥削”与“劳动”之间徘徊， 有时被尊为劳动， 有时被贬作剥削。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各自占有剥削者和劳动者壁垒分明的两大阵营， 是两“皮”; 主要以创造(或创作) 为生计的知识分子， 被认为是附在皮上的“毛”。创造者要么属于资产阶级， 要么属于工人阶级， “皮之不存， 毛将焉附”， 没有独立的社会地位。这一逻辑， 可用来诠释邓小平最终把知识分子划成工人阶级一部分的政策。但是， 这是否符合人类工业文明社会以来的历史事实， 值得怀疑。初步研究认为: 创造既不属于剥削， 也不隶属于劳动。创造是一个与二者并列的， 或许是更为重要的概念。我们历来崇尚劳动， 所以把一切认为美好的事物都粉饰以劳动。当我们给创造者“落实政策”时， 所能给予的最高奖励， 就是以“劳动”的名义。其间虽然充满善意和溢美之词， 但是称创造为劳动， 确有张冠李戴之嫌。按照马克思的观点， 就劳动成果而言， 无论劳动方式的差别大小， 劳动的技术含量高低， 劳动复杂程度如何， 在质上， 无一例外是人类无差别的智力与体力的综合支出的凝结; 在量上， 是劳动产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可见， 劳动是既定行为的重复; 劳动作为技能， 可以通过传承、学习、训练获得; 劳动成果中所包含的劳动量， 可以用同为劳动的尺度来计量; 劳动成果可以重复再现; 不同劳动成果之间可以比较、交换。从分配上看， 马克思为理想社会设计的最佳原则是按劳分配， 按照该制度， “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 从社会方面正好领会他所给与社会的一切。他所给与社会的， 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 例如， 社会劳动日是由所有的个人劳动小时构成的; 每一个生产者的个人劳动时间就是社会劳动日中他所提供的部分， 就是他在社会劳动日里的一份。他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证书， 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社会基金而进行的劳动) ， 而他凭这张证书从社会储存中领得与他所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一份消费资料 。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 又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领回来。 可见， 循此原则， 劳动者获得报酬的标准是劳动的质和量， 即由技术含量、繁复程度和力量强度所决定的劳动的质， 和由时间为尺度来衡量的劳动的量。劳动技能固然有简单复杂之分， 但不会因复杂而改变其劳动的性质。比如， 在故宫博物院、国家档案馆以及像荣宝斋等传统文化部门中， 至今活跃着一批手艺高超、身怀绝技的能工巧匠， 很多人终生从事文物古迹、历史档案的传统仿真制作工作， 各有“绝活”， 其成果无论艺术价值， 还是经济价值， 都弥足珍贵。但终因其制作的东西是已有真品的再现， 其行为局限于体力与技艺， 只能归于劳动。反观创造， 截然不同。创造与劳动之间， 不同的创造之间， 都是异质的， 不具可比性。在经济价值上， 相互之间没有可以交换的共同基础， 不可通融。创造成果是唯一的， 创造不可再现。创造不是一种技艺， 无法再现。描述表达创造成果的技能可以学习， 但是创造本身是无法训练和传承的。梁漱溟认为， “创造乃. 凭空而来， 前无所受”。创造与劳动有密切的关系， 创造必须借助于表达的技术形成结果， 技术属于劳动的能力与方式， 表达的过程既是创造的过程， 也是劳动的过程， 二者虽然相伴、可同日而语， 但它们却是本质不同的两回事。由于创造不是劳动， 完成创造成果所凝结的劳动量， 也只是创造成果的劳动成本， 并非创造成果的价值。从利益分配上看， 创造者的获酬法则也与按劳分配不同。他们不是按照表达创造成果所运用的技术复杂程度和所消耗掉的时间来衡量， 并没有一个与劳动相对应的所谓创造领域的.价值规律”。创造成果本身无价值， 却有使用价值， 其使用价值是通过交易实践， 由市场价格体现的。其价格完全取决于社会的认知情况、欣赏程度和需求范围， 千锤百炼的科学专著， 因无人问津， 或许一文不值。一挥而就的通俗文学， 籍人云亦云， 可能价值千金。人类创造的目的在于满足物质或精神需求， 每项创造成果都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生活是有代价的， 无论物质的， 还是精神的。按照资本所创造的市场法则， 谁接受和享用别人创造的生活方式， 都须付出物质的对价。实践告诉我们， 创造者的一次行为所结之果， 不但可以直接进入市场， 还可以对之二度、三度、再度创造， 并将所得成果市场化。它们一旦进人市场， 获取财产回报的方式、机会和数额难以估算。《哈里. 波特》 一面世， 就风靡全球。罗琳不仅暴富， 而且惠及子孙。这种现象是按劳分配的原则无法解释的。通过以上简单的比对， 可以看出创造与劳动的关系是: 创造成果是汇万物以升华， 从无到有、金蝉出壳、化蛹为蝶的质变结果， 是飞跃。劳动成果是质变基础上的量变， 是由此及彼， 积少成多的量的扩张， 属于复制的结果。按照这个初步研究结论， 对文革流行语所提问题的回答是: 署名是一种标记。标记的功能， 是市场的参与者对自己提供的交换对象负道德和法律责任的表征。这是商品社会的法则。钢锭同样需要表征来源， 但表征的具体方式有别。目的是为鉴别它的质量是否符合既定的标准， 以保证产品的功能和用途。同时也是考察劳动者行为是否符合既定技术规范的手段。这种作法， 古已有之， 如果谁偶尔有幸见到的被拆毁的北京明城墙砖， 你会发现， 每方城砖的侧面， 都刻有砖窑的名号。明城墙之所以屹立数百年坚不可摧， 每块转的质量是它的基本保证。所以， 劳动者署名， 是雷同的保证， 是为自己求同排异、袭制守成的产品负责。创造者署名， 是宣示差别， 是为自己与众不同、标新立异的贡献负责。二者虽无高低贵贱之分， 行为性质却迥然不同。可见， 创造不同于劳动。创造的独立性是个重大的理论问题， 既是个逻辑问题， 更是个事实问题， 还可能成为回答知识产权正当性问题的基础。顺便提及， 历史事实是， 文革中知识分子并无上述流行语中说的那样幸运， 他们从未被当作劳动者对待。即便是批判、改造对象， 也不被正眼看待， 只是被当作剥削阶级的附庸， 称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按照当时流行的说法， 是排在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叛徒、特务、走资派后面的“臭老九”。 四、中国知识产权学者的遗憾 安守廉是美国著名的研究中国法的专家。他对中国友好， 致力于中美法学交流。近20 年来， 在历次中美知识产权问题发生冲突之际， 几乎都可以听到他的声音。在波士顿的书斋里， 作者博览群书、学识淹灌， 站在 宏观历史的立场， 看待作为世界历史一部分的中国历史。写历史无疑是一种冒险， 写别国的历史更是冒险， 写一个与美国迄今利益纠葛剪不断、理还乱的中国知识产权历史， 尤其冒险。在《窃书是雅罪》 中， 作者不但要甘冒在美国人看来的偏袒中国之嫌， 还要承担可能冒犯中国的双重风险。作者直抒所见， 所思、所愿， 拿给我们一部有根据、有见地、持论允当的学术专著。这需要的不止勇气， 还要有治史必备的深厚扎实的学养、敏锐而精湛的理论穿透力和驾驭历史走向的大局观。尤其评论中国知识产权状况， 这样一个事关吾土传统、吾民心理， 容易触发国人神经的敏感话题， 更是不容易把握。无论对材料的取舍、事实的描述， 还是评价的拿捏， 以历史脉络的逻辑梳理， 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书中彰显了西方学者在治学方法上客观理性的心理优势， 虽然不能免于欧美汉学家固有的冷漠口吻， 但对中国还是释出了真诚与善意。除了个别人有被外人闯入自家领地的感觉外， 中国的知识界乐见这样的著作。这反映了中国社会在大规模改造中的成就， 显示了中国人应有的自信与宽容。若是早二十几年， 赶上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拍摄《中国》的时代，《窃书是雅罪》肯定被拒绝。同理， 早几天在上海世博会新闻中心向世博局官员提出世博吉祥物侵权的美国记者， 笃定会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知识产权与工业文明一样， 都不是中国的固有文化， 却与后发的中国工业文明历史形影相随， 相继发生， 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逻辑。中国知识产权制度随着社会的变迁， 起起伏伏、断断续续， 也已历经百年。这一百年， 开启了中国这个老大帝国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知识产权制度的历史， 既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维系专制统治两千余年的中国宗法社会形态的解体过程， 还可以从另一个侧面提醒我们， 用以保障我们走向现代国家之路的、新的社会体系的重新构造工程， 是何等的宏大， 民主与法制建设的过程， 是何等的漫长、繁复与艰辛。现实告诉我们， 这一历史使命仍任重道远。按照钱穆先生“不知一国之史则不配作一国之民”的逻辑， 说不清楚中国知识产权历史的人， 就是不合格的知识产权学者。令人尴尬的是， 帮助中国人厘清知识产权制度历史脉络的第一部有影响的学术著作， 却出自哈佛学者之手。反观中国， 读者若想对知识产权问题借鉴本土的著作， 却不见端倪。既没有千锤百炼的煌煌巨著， 也未闻令人信服的一家之言。联想到来自英伦三岛的世界名著《中国科学技术史 》， 纽约赫逊河畔畅言中国大历史的鸿篇巨制， 长盛不衰的敦煌显学， 拔得头筹者， 不是东西洋学者， 就是海外游子。无论这种现象出自何种原因， 都足以令中国的读书人汗颜。历史研究的目的， 在于借古省今， 为未来指明方向。为无憾于当代， 不愧对后人， 希望看到中国人自己书写的中国知识产权法律史。这是学者的使命。 注释: 《中国大百科全书 》第二版第10 卷， 2009年， 第397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 第126页。 马克思: 《哥达纲领批判》，《马恩选集》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二版， 第304 页。

制造成本法论文篇4

[关键词]制造成本制度;公允性;成本项目;成本动因

Abstract:Thepaperfirstanalyzesthehistoricalevolutionofmanufacturingcostsystem,andonthebasisofthisanalysis,itfocusesonthebasictheoryofmanufacturingcostsystem,existingproblemsinpractice,andthefurtherdevelopmentinmanufacturingindustry.Itconcludesthatcomprehensivecostinformationsystemissetupfordifferentpurposes:“twosteps”manufacturingcostsystemforfinancialaccountingandABCforinternalmanagementpurpose.

Keywords:manufacturingcostsystem;fair;costitem;costdrivers

成本信息是否公允直接关系到产品的内在价值水平的确定是否合理，同样，产品的生产成本也是界定产品价格是否公允的基本尺度。近几年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进一步扩大，大量的以涉及低价倾销为特征的反垄断涉外贸易诉讼案的出现，对为此提供“鉴证”基础的成本信息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基于目前新的制造环境，对我们目前所运用的制造成本制度从历史的角度进行剖析，并就目前所存在的问题以及今后的发展进行一些初步的思考。

一、制造成本法的历史演进

（一）早期的制造成本法

制造成本法顾名思义是制造业中所使用的成本制度。在以工业革命为背景的、以机器生产及提高产品加工能力和精度为特征的近代制造产业中，为了解决当时企业内部管理上所形成的（与传统的作坊生产相比较）四个特有的内部管理问题（职能部门的业绩考核、工序间产品劳务间的价值转移尺度、期间利润的有效计量和经济资源利用效率的衡量），会计界运用了以“职能部门设置成本项目并按其归集费用”（以解决前面两个管理问题）和“产品确认并分配相关的产品成本项目”（以解决后两个管理问题）的两步费用的归集与分配制度。这也就是解释为什么今天的制造成本法不是“一步”归集与分配制度，也不是“三步”甚至是“四步”的费用归集与分配制度的原因所在。

早期的制造成本法的研究重心有两个方面：

第一是基于企业的具体生产工艺流程和生产组织特点，设置与此相适应的反映职能部门费用发生情况的相关成本项目（广义的），成本项目的设置没有规范统一的要求，并按照谁收益、谁承担的原则将企业在一定期间所发生的费用归集在相应的成本项目中，以实现第一步归集所应达到的目标。

第二是按照职能部门与生产制造过程之间的关系，将所有成本项目确认为“产品生产成本项目”（也称之为狭义的成本项目）与“期间成本项目”，凡是与生产制造过程之间存在关系的（不论直接相关还是间接相关）均将其视为产品生产成本项目，并用一定的方法将其在期间生产的不同产品生产对象之间进行分配，从而达到计算产品成本总额与单位产品成本的目的。

（二）制造成本法的历史演进

制造成本法产生以来一直是朝“绝对真实”（absolutetruth）方向努力的，也即通过对“两步费用归集与分配”为对象的、以程序与方法规范为特征的进一步完善。当时在管理实践上存在着一个衡量制造成本制度科学与否的标准，即只要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计算准确了（表明两步都准确了），就说明管理上所有的管理问题都能获得一种相对准确的信息支持。

上世纪初叶，为配合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发生的泰罗科学管理运动，其通过生产工艺与过程的标准化研究（标准化本身就能大幅度地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并且实施一种严格的考核制度，极大地提高了当时的生产效率，满足了当时社会对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为了配合泰罗科学管理运动对事中成本管理的要求，将原先制造成本制度的事后的费用两步归集与分配改进为按照事先确定的标准成本和成本差异分别进行归集与分配，通过差异的揭示与调查反馈，实现了成本管理工作从事后反映到事中及时执行阶段，达到了成本管理质的飞跃。但这种管理上带来的飞跃并没有改变原先制造成本制度的基本功能，原先制造成本制度的服务功能仍然在发挥作用，因为其只是将传统制造成本法下的按照实际发生的费用归集与分配过程分解成“标准成本的归集与分配”与“成本差异的归集与分配”两部分分别进行，两者相加，其结论并没有任何变化。

二、制造成本法目前的现状

（一）制造成本法的基本理论

制造成本法仍然从属于财务会计的范畴，上世纪30年代为了适应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而建立的财务会计体系，产品成本计量（为了计量出期间利润与期末存货价值的目的）仍然是财务会计的一个重要领域。为了保证会计信息的公允性，所有的会计处理事项均应使用会计准则的理念进行指导与制约，而会计准则理念的内核不在于其是否精确，而是在于目前的企业经营环境下，这种理念能否被大家所共同接受（英文上称之为GAAP，generalacceptedaccountingprinciple）。制造成本法的理论关键在于如何确认产品的成本项目构成，按照企业存在的相关职能部门设置成本项目，应该没有什么分歧，但这些成本项目哪些应该作为产品成本的组成项目？哪些应作为期间成本的组成项目？与生产有关的职能部门相关的成本项目是不是将所有成本内容都应进入产品生产成本？还是部分成本内容进入产品生产成本？这些问题也构成了今天制造成本法基本的理论问题。

目前对此理论问题的解释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吸收成本（Absorbingcosting）观点。其基本原理是只要该职能部门与生产过程相关，不论是直接与生产过程相关，还是间接与生产过程相关；不论其发生的费用是什么，都将其吸收到产品成本中去，构成产品的生产成本。二是动因成本观点。其基本原理是衡量此项费用能不能进入产品的生产成本，除了该职能部门要与生产过程相关以外（因为与生产过程无关的职能部门所发生的费用根本不可能进入产品成本的），还要进一步确认其所发生的费用性质与产品的制造过程是否相关，只有在同时符合上述两种条件时，我们才能将其确认为产品的生产成本，否则，即使发生在与生产过程相关的职能部门，我们也不能将其确认为产品的生产成本。

（二）制造成本法目前的现状

从理论上讲，动因成本观点应比吸收成本观点要好，因为从权责发生制的基本理念来看，收益了才能承担相关的费用。如果某该项费用的发生与产品的制造过程无关，即使发生在与生产过程相关的职能部门，也不能将其归集在产品的生产成本上。但在实际工作中，对与生产过程有关的职能部门所发生的费用，究竟哪些与制造过程有关？相关程度如何？哪些与制造过程无关？进行界定是非常困难的。从理论上讲，如果能够准确地认定其是变动性生产费用（与产品制造过程完全相关），将其作为相关产品成本构成是可以接受的，如果能够准确地认定其是固定性生产费用（与产品制造过程完全无关），将其作为非相关产品成本构成同样也是可以接受的，但在实际中，真正能够用较为纯粹的方式确认其变动成本或固定成本特性的费用并不是很多，许多费用特别是间接用于产品生产的费用项目，往往表现为混合成本的特性，对其进行分解存在着许多主观不确定性的成分，如果只是从企业内部管理的角度来加以使用，此种带有主观成分在内的不确定的会计信息还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其信息的质量与相对准确性和个人的职业理解是相关的，不会影响到其他信息使用人由于他人在判断上的特性产生误解。所以我们的结论是：在相关大量间接生产费用无法用一个准确且能够被大家所能形成共识的观念（生产费用与产品生产之间的关联性）之前，尽管动因成本观点理论基础较为理想，但不符合财务会计公认会计准则理念的要求，也就不能为财务会计中的成本核算实践所接受。

三、对制造成本法发展的一些思考

（一）规范产品成本项目的构成标准

吸收成本制度尽管在具体的费用确认上没有办法去分清其与产品制造过程之间的关系，但其最大的优点是其确认过程的规范与统一性，一是按职能部门确认费用的发生额是比较容易的，费用在哪个部门发生的，就应该由哪个部门所体现的成本项目进行承担，在费用归集上不会引起争议；二是职能部门的设置与产品制造过程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容易取得共识方面的一致，在实践上，与生产过程有关的职能部门，不外乎分为两种，即直接生产部门和间接生产部门。尽管即使在与生产直接有关的生产部门，证明其所有费用100%与产品制造过程有关，也是非常困难的，不要说那么多与生产过程间接有关的职能部门了，但在分歧没有消失之前，宁可不要去实现这种绝对的准确性，也应保持这种相对的准确性，即不论该项费用是什么，只要其与发生在与生产过程相关的职能部门，全部作为产品的生产成本内容达到了会计准则对公允性原则的要求。

在我国成本会计实务上，1988年之前所使用的成本方法是沿用原苏联的成本计算方法，此种方法后来大家将其称之为“全部成本法”（其实不能这样称呼，在西方会计中，全部成本法与完全成本法以及制造成本法几乎是同样的经济涵义），其是将当时的所有费用（包括企业管理费用在内）全部纳入到产品的生产成本，为了适应当时关贸总协定入关谈判对产品成本规范的要求，我们从1989年就对原来的成本制度进行了改革，而真正意义的会计体系改革在我们国家应是在1993年颁布的“两则”与“行业会计制度”。但到目前为止，我们对制造成本法的理解与西方国家的制造成本法相比，在实践上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突出表现在对能够进入产品成本的费用项目的理解，因为在现行的企业中对职能部门的设置，其职能关系与西方的企业还存在着区别，如生产车间的党支部书记其职能与生产管理是否相关等。因而在实践上，我们还仍然按照对费用项目的理解（看其是否与制造过程相关）来规范产品成本的费用构成（表现为国家颁布的成本费用开支范围）。我们认为在现代企业制度没有完全规

范运作之前，这种分歧肯定是存在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合理地解释。

（二）重审作业成本制度

当然，基于成本动因的观点所建立的作业成本会计（ABC），从成本管理的角度来看，其通过产品耗费作业，作业耗用经济资源的理念，将产品成本与费用通过作业的纽带连接起来，真实地反映了产品对经济资源的消耗水平，为产品成本管理提供了真实有效的信息。但在作业无法准确界定，特别是无法量化作业量（Activity-drivers）时，将其运用在财务会计中的成本计量时，会导致不同的会计职业判断人产生不同的判断标准，是不符合会计准则中的“公允性”精神的。但作为企业内部管理使用的会计信息系统，这种以企业自己为职业判断标准的成本制度，在改善产品成本水平相对真实性，提高与产品资源利用效率等相关的决策方面肯定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三）建立综合成本信息系统

相关性特征是衡量成本信息系统质量的重要标准，在目前还无法统一对产品消耗作业、作业耗费资源的认识条件下，企业内部应利用现有的信息化的有利条件，特别是结合企业内部的ERP系统，建立一个基于多重服务目标的综合成本信息系统，即基于对外财务会计目的而建立的“两步”制造成本制度和基于企业内部管理为目的（反映产品真实资源消耗）的作业成本制度。

主要参考文献：

[1][美]Kaplan.高级管理会计[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2]易庭源．企业成本学[M]．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

[3]王立彦，刘志远．成本管理会计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4]李定安等．成本管理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制造成本法论文篇5

论文摘要：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表现出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其批判的基本特征是人本主义视域下的工具理性批判、社会异化的批判、新型整体学科群研究的批判，最终体现一种新的批判视角，即文化批判的意义。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确定了三个批判层次并逐步深入：对当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透过对全部文化的批判找到制造出“人被压抑的历史”的根源；揭示造成文化异化的根源，即人性的异化。法兰克福学派对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产生深远影响。追求爱欲文明和人性解放，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对“压抑性文明”批判的有力武器，它为中国知识分子省思自己的生活状态提供了一种反思的话语。

一

作为发达资本主义的哲学文化的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主要是通过两种图式进人中国的。第一，把它当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形态之一，即作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补充、修正、发展的西方社会思潮来认识的。也许正是被列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行列，因而在中国学术界有了话语的优势。第二，把它当作现代西方哲学的重要流派加以研究。透过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认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了解西方哲学思潮的是与非，实现中西文化的学术交流。

研究高潮过后进行反思，我们看到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影响是深远的。一方面，作为一种思想形态，它同马克思主义有着某种联系，人们从中强烈地感到了马克思哲学的批判本质;另一方面，作为批判理论，它直面当代西方社会实践，揭露社会弊端，审视社会问题，为人们正确地认识西方社会提供有价值的思想资料和理论想象。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就是我们面向现代化、融人全球化，从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走向现代工业强国的过程。作为现代化的后发型国家，我们实施改革开放的政策，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走工业强国之路;发挥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主导作用，走科技兴国之路;关注和发展GDP，提高社会综合国力等等。一切都表明在现代化的视域中，我们的发展与先发型国家的发展有着许多相似之处:那就是通过各种现代化的手段和途径实现现代文明。因此，当我们享受现代文明成果时，也会像西方那样，品尝到现代文明带给我们的代价:市场经济和科学技术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会在不同的国家里以同样的双重性效应“回报”社会。中国遭遇西方现代文明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因此，审视西方发展实践，学习先发国家的经验和吸取其教训就显得同等重要。

法兰克福学派绝不仅仅是一种书斋理论，其社会批判理论经历了从书斋研究到走出书斋对社会实际问题产生浓厚兴趣的转向，从反思启蒙精神的两重性到对文化的批判，从分析社会危机和揭示人性扭曲、欲望被压抑的事实当中展开对日常生活的全面批判，一切都表明法兰克福学派以面向和关注社会为使命，以“社会批判”为目的展开理论研究。这一特点，使法兰克福社会批判理论成为了上个世纪60年代末西方学生运动的思想基础，在全世界产生了重大的反响。当前，中国正在走向现代化，现代文明进程中伴随产生的人的精神和主体性的颓废和堕落的种种现象需要我们认真反思。来自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有价值的社会批判思想也自然成为我们所借鉴的资料和参照系。其中，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具有独特的意义和价值，他们发出的声音日益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所关注，并成为反思自己生活状态的主要话语。

二

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对象是现代社会。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合写的《启蒙辩证法》开始，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研究就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批判意识。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启蒙理性的崛起使人的主体性得到充分彰显并使人成为世界的主宰，人的本质和价值被数字符号以及无数的工具所取代，成为量化的世界，由此造成整个社会被由科学启蒙所创造的巨大的物质世界所统治，代表着人的意志并发挥到极致的物最终成为统治人的力量。从根本上说，现代社会中工具理性的横行，是以价值理性的丧失为代价的。

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从早期经济运行中的劳动异化到社会日常生活的全面异化，这是一个从对劳动过程异化的关注视角大范围扩展到人的全部生活异化的转变，这一切均说明，马尔库塞所处的现代文明社会与马克思的生活阶段相比，人的异化已经达到了空前的程度，远超出生产的过程而进人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而造成人的全面异化的原因正是现代文明的推进，社会文明的进程同时也是异化成为社会常态的过程。

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具有明显的西方哲学传统，始于西方古典哲学的批判意识。康德指出的批判意味着理性的批判，即批判“意味着关注理性与知识的条件及局限”的看法;黑格尔哲学批判转向关注特定的历史形式，即资本主义和交换过程的观点，奠定了法兰克福社会批判理论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劳动异化批判的学说和对社会分析的唯物主义立场，成为法兰克福学派诊断当前社会病态现象和展开批判的起点;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卢卡奇的物化及阶级意识理论，成为法兰克福社会批判理论形成的直接理论来源。发展到后期，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以及存在主义的个体非理性思想对其也不无影响。与前人不同的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无论在内容的拓展还是批判的程度上，由于所面对的社会变得更加复杂且涉及面广;理论的整合性强，综合的话语使其表现出既源于前人又具有超越前人批判思想的鲜明特点。

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基本特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人本主义视域下的工具理性批判。伴随科学技术迅速发展以及对社会产生影响的作用日益加深和扩大，充分体现人的主体性及为人的解放提供可能和现实的知识体系却成为了否定和制约社会进步的力量，成为了奴役人和束缚人性的工具。科学技术使人们只是习惯于更加精确地对符号作出反应，人们只会运用数字化、符号式的表征来体现人的生存和价值;在生产力的发展中，科学技术以前所未有的能力取代了人的地位成为生产力的统治力量，不仅成为了控制自然的力量，更成为统治人的工具，扮演着意识形态统治人性的角色。法兰克福学派从解放人性的根本目标出发，提出了对工具理性批判的任务，提出必须尊重人的价值理性，尊重个人的存在的意义。个性的真正解放需要回归一种人本的价值关怀，只有解放由技术理性对自然的压抑导致人在压抑状态下的人的心灵，才能使人摆脱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的统治，真正达到为人的价值目标。

2.异化批判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永恒主题。不同于马克思的社会批判思想，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现代阶段，商品拜物教盛行，异化早已超越经济领域吞噬着人的全部生活，包括人们的日常生活及人们的消费领域。在充裕的物质生活后面，是人的精神的极大痛苦和不安。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正是通过指向人们的全面生活，揭露由于市场经济造成的人对商品的迷恋和无限追求使人们成为受物驱动的现象，批判商品拜金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指出了异化造成人的单一、片面的发展以致造成单向度社会的巨大危害。

3.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语境也从以往采用一种单一的语言转向运用多种语言，即新型的整体学科研究展开理论的批判。哈贝马斯把这种设想称为“跨学科的唯物主义”。这使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家联手运用科学的方法来解决哲学问题，最终打破传统理论和具体科学只是描述和维护社会现状的局限，以一种社会批评的目光重新认识社会的图景，得出对社会总体和全面的判断。

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基本特征最终体现了一种新的批判视角，即文化批判的意义。法兰克福社会批判理论从开展对技术理性批判到强调人性价值的极致，对人们日常生活全面异化的批判，以及采取全面、综合的学科语境来重新解读社会现象所包含的批判性话语的转换的三大特点，表现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的文化价值。文化批判的价值既表现在它对社会上的各种违反人性、导致人性丧失的现象所进行的充分的描述和揭露，更证实了它从文化的深层意蕴对异化否定性的本质所做的深刻揭露。其社会批判理论的文化价值使它区别并超越以往的各种批判理论，更贴进社会现实，更准确地反映社会的本质，标志着一种更有效地揭示社会和人的发展特征的理论方法和批判精神的形成。

三

从整体来看，作为对现代文化的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是全方位和逐步深人的，它明确了三个批判层次。

1.明确了社会批判并非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批判，而主要的是对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通过对社会文明发展的全部领域的商品化、工具化、技术主义的批判，揭示文化作为人类共同的存在方式由人来创造，但又日益反过来成为奴役和压制人的生存的统治力量。

2.批判旨在透过对全部文化的批判找到制造出“人被压抑的历史”的根源。“文化不仅压制了人的社会生存，还压制了人的生物生存;不仅压制了人的一般方面，还压制了人的本能结构。”文化对人的压抑最终表现为人的生存的异化，人的本能的压抑。“文化的单一”和“人的思维程式化”现象使人无法忍受，人的主体力量造就了人类文化与文明的辉煌，但也同时把人置于一个被动和无为的场所，失去了人的存在的真实意义。

3.开展现代文化的批判旨在从人的心灵层次揭示异化的无所不在，指出造成现代文化异化的人性异化的本原，文化批判最后落到了对人的欲望的批判上。法兰克福学派看到现代文明社会表现出许多不文明的现象，概括起来，就是不尊重、不顾及人的本质特征，把在现代文明的商品化、市场化、丰富性、大众化的文明现象制造为对物质享受的追求的人性的本真状态。把人的爱欲作为人的本质来把握，把对爱欲的压抑的批判当作对现代文明社会批判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的主要贡献，真实反映了法兰克福学派对现代文明批判的特色所在。

马尔库塞在《爱欲与文明》中，通过改造弗洛伊德的心理结构理论，对人的本质做了独特的分析。他把爱欲视做人的本质，指出正是因为人的欲望和心灵受到压抑，人的本质与爱欲关系发生分离，异化才得以产生。因此，克服异化就是解放爱欲，异化的批判就是爱欲的批判，把对现代文化的批判集中在对爱欲压抑的批判上，把所倡导的“爱欲革命”作为文化批判的根本。在马尔库塞看来，在文化全面异化的背景下，人的心灵和欲望变得毫无自由而言，整个社会把商品的全部强加于人，消费主义、世俗化使人的生命本能变得低级、庸俗、丑陋，使原本属于心灵和人性统一、自由和人性统一的人的本质远离了人本身。这是文化冲破了社会和人的防线进人人的生命本能，在给人的生命本能涂上一层文明光环的同时，又失去了人性的本真，使人从一种自由的意志物变成了不自由的文化商品。

笔者以为，马尔库塞对爱欲与文明分析的初衷，就是把弗洛伊德的“性欲本能”同马克思的劳动生产理论联系起来，结合当代资本主义文明对人的压抑，辩证地分析爱欲与文明关系的两重性，提出了“爱欲解放”和“文明进步”的社会发展思想。他坚持从现实历史的背景以及社会发展的事实出发，对人的本能的变化进行了现实的、全面的分析。马尔库塞首先指出文明的压抑包括“基本压抑”和“额外压抑’，两个部分。“基本压抑”是指由于经济上的贫困与克服这种贫困所需的劳动势必造成文化对生命本能的一定程度的限制、压制和延迟，这种压抑在社会发展中不可避免地出现，表现了文化对人的本质控制的某种合理性。相反，“额外压抑”却是文明制度所致。资本主义文明使人的身心都成为异化劳动的工具，“表征社会统治把附加控制强加于人”，使现有制度与利益成为人的支配力量，压抑人的个性的充分发展，形成了人们不希望出现的“压抑性文明”。“压抑性文明”是不可取的，无论对社会还是对人的发展都是有害的。

马尔库塞认为爱欲(人的生命本能包括性欲，但却远远超越弗洛伊德的性欲概念)是指包含性欲在内的人的整个生命体的冲动，即人的性欲望、食物欲望以及一切的生物欲望。爱欲和性欲的区别还在于，性欲的解放给人们带来的仅仅是局部的快乐，而爱欲的解放则是给人们带来持久的全身心的快乐，是一种高层次的要求的满足和实现。显然，作为现代文化及其批判的内涵，爱欲所体现的意义要全面和深刻得多。

四

在当代，“法兰克福的社会批判理论被看作是时时须进行自我反省的人类不得不聆听的清醒之音。”法兰克福社会批判理论对社会的关注正好对应了人们对中国现代性的困境与疑惑。

用法兰克福社会批判理论审视当代中国文化，其目的就是在现代性批判的视域中对文化进行反思。展开文化的反思和批判所牵涉的面很广，但必须承认，文化批判的根本是为了通过揭露现代性对人性的扭曲，找到克服人性扭曲的路径，达致人性张扬，实现人的解放。在当前，作为追求人性解放的最现实的内容之一，就是如何在实现现代文明的进程中关注性别平等的问题。

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不断展开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是推进文明发展、揭露社会丑恶的必然。当前我国作为现代化国家已初具雏形，我们在享受现代文明成果的同时，也遭遇着西方文明进程中的问题，重复产生着在西方文明发展中遇到的许多困境和疑惑。因此，重新认识文明与发展的关系，反省文化对社会的双重价值，认识人性与文明的冲突，成为了我们批判和反思现代文明与文化所造成的负面效应并展开批判的重要内容。从对我们日常生活批判的层面看，马克思对劳动异化及商品拜物教的批判，仍然是我们进行现代性批判的主要武器。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尤其是马尔库塞的文明批判与爱欲解放的思想，对我们认识文明的本质和文化的双重价值，实现个人自由和全面发展会带来许多有益的思考。

实现爱欲文明达致人性解放，是思考当前文明发展对我们产生深刻影响的切人点。经过文明的洗礼，在倡导男女两性主体平等的价值观引导下，中国的性别文化首先实现了对男权文化传统的本体论否定。但这种否定不是男女轮回式的反叛，而是在追求男女主体平等下，以一种男女平等的新的文化形式给予女性类特性的压抑的转换。男女主体平等成为性别平等的本体内涵。它既是现代文化进步的历史需求，也是一种不可绕过的压抑的现代性。当代中国的性别平等文化虽然对封建的性别等级文化给予了暴风骤雨式的批判，但传统社会中的男性中心文化并未伴随着现代文明的出现而销声匿迹，男权文化以一种现代性别文化的方式改头换面，在“女性更有自由、更有个性”的性别平等的氛围中，使女性感到更多的困惑，感受到一种文化的压抑。中国父权社会的定势和男性话语强势与现代文化的结合，生长出了当代社会对性别压迫的支配力量。

1.在传媒的话语中，今天的中国女性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的女性更具有成为附属品的可能性。通过传媒制造的许多女性形象，如贤妻良母、现代花瓶等对以往陈规定型的复制;眼花缭乱下的大众文化产品塑造的仍然是男性的强大、女性的弱小形象;商品文化制造出来的各种美女形象定格了女性的被观赏价值，成为了被动的客体和对象物。

2.在现代道德的话语中，成功的女性在于她有美德，意指具有温柔、顺从、忘我、自我牺牲、默默奉献的品质。按这种美德塑造的女性就是圣女，就是现代女性的榜样，是最完美的女性形象。用美德规范女性，定格了女性的心灵和形态，压抑了女性追求个性和自我的权利，有益于稳定男权文化的延续。

3.现代文化的“本质主义”形成T性别观念的二分模式。二分模式规定了男性的特征是精神的、理性的、勇猛的、独立的、客观的、擅长抽象分析思辨的，女性的特征则是肉体的、非理性的、温柔的、母性的、依赖的、感情型的、主观的、缺乏抽象思维能力的。‘从根本上说，性别特征的二分模式“刻板之见”抹杀了人的个性的自由和主体的多样性，反映的仍然是男权中心主义境域中的男性主动、强大，女性被动、弱小的主流意识。

制造成本法论文篇6

一个国家要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除要具备相当的综合国力外，还必须保存和发扬其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尤其是承载着衣食住行的工艺造物文化。在国际化的大潮中，一旦失去本身应有的特色和风貌，其民族文化存在的“根”和“脉”将会受到毁灭性的损伤。因此继承和发扬传统优秀的工艺造物文化和美学思想，是个十分重要的研究课题。众所周知，中国造物文化的悠久、发达、辉煌、丰厚，无与伦比、举世公认。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未能形成独立、系统的理论学科。但是没有系统整理不能误解为没有系统的工艺美学思想存在。为此我在1989年发表的《传统工艺美学思想体系述评》一文（见《中国工艺美术》总第32期）中明确指出，早在春秋战国时代，传统工艺美学已经初步形成了思想体系和理论形态，并从7个方面对其重要内容作了简要述评。继续这一研究，本文将进一步对传统工艺造物文化的基本范畴、理论框架及其思想特色加以述评和探讨。

一、发掘传统工艺文化的理论基石

范畴是理论构建的基本概念，是构成体系“网结”的支点和要素。范畴系统，是概念范畴间的内在联系和层次结构。因此，发掘传统工艺文化的理论基石，寻求和建构传统工艺美学基本范畴的理论框架，是建立科学、系统理论的首要前提。但是，要想从传世的有限几本工艺著述中找到这样的理论范畴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中国古代的设计思想、技术思想是和古代的哲学思想融汇一体的。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对于道与器、物与欲、文与质、技与艺、用与美等工艺美学基本范畴展开了热烈的争论。或取譬引类，或直言阐述，连篇累牍，史不绝书。《周易·系辞》更是一部阐释天道易理“人文化成”的宏篇巨构和百科全书，其中就包括了工艺文化“开物成务”的丰富内容。例如制器尚象、立象尽意的致思方式；道寓于器、载礼释道的教化功能；以意立象、取象构形的造型意识；天人合一、共生共荣的美学追求等等。如果有人说引用这些范畴概念是妄测臆改，牵强附会，那么，我们如何认识这些范畴概念就成为问题的关键。下面有必要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首先，作为概念范畴形态的精神文化，是建立在物质文化基础上的，人们对事物认识的概括升华。汉字“范”即工艺造物的模具。《荀子·强国》：“刑范正、金锡美、工冶巧、火得齐。”而“畴”指已耕作的田地或田地的分界。可见“范畴”就是人们在生产实践基础上对事物的认识。“道与器”，道即理，《说文》：“理，治玉也，从玉里声”。玉有脉理，依其脉理而治，就是理。“质与文”，质就是器物的质地，文即图案纹样之“纹”。可见这些概念，原本就是工艺造物原初意义的引申。我们只不过是把“借走”的概念“物归原主”，从本质上或本体上没有什么不妥。

第二，工艺造物的双重建构，工艺及工业历史的对象性存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打开之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马克思语）。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实际上工艺美学比传统美学更接近哲学。建立在实用理性、经验直觉、意象思维方式和讲究“经世致用”的传统哲学如《易·系辞》，更接近于广义的“营造学”。“子曰：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己者也。”工艺与传统哲学的双向靠近，使《易·系辞》的工艺文化人类学和工艺文化生态学的理论内涵便凸显出来。对于人类文化的起源、社会文明的发展、衣冠文物与发明创造一一对应：渔猪时代（庖牺氏），作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农耕时代（神农氏），斫木为耜，揉木为耒；刳木为舟、剡木为楫，垂衣裳而天下治。“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把这些工艺造物、文明建树推崇为圣人的事业。“以制器者尚其象”视为推行“圣人之道”。“尚’就是注重、效法，这里明确指出了《易经》对于工艺造物方法论的重大意义。

第三，工具（广义）性的造物实践，“开始对观察世界造成极为多样而广泛的客观因果联系”（李泽厚语）这是《易》之所谓体察天道、人文、万物化醇的最深刻的基础。从钻木取火到烧陶、冶铜“五材”的掌握，再到“五行生克”和“五德始终”的“改正朔、易服色”，穷理尽性，品物流行，弥纶天地人“三才”之道；从形、色、材，位、向、数，时、比、应的构物系统要素，到天人合一的有机生成论和时空一体的文化生态观念，尽精微、致广大，囊括造物玄机。如果说《周礼·考工记》为传统工艺美学提供了基本的技术论，那么《周易·系辞》为传统工艺学提供了基本范畴和方法论。两者构成了传统工艺文化的理论基石。

二、传统工艺文化造物观念的基本范畴

传统工艺文化造物观念的基本范畴和理论框架（见图示一）

附图

图示一：传统工艺文化造物——造形基本范畴

（一）图示说明：

(1)概念设立：循用旧名，但要汇通古今之义。

(2)逻辑层次：由上至下，从普遍到特殊、从总体到个别，再到综合、整体。

(3)逻辑顺序：以人为本位，统搅道、器、形；造物即造形，“形”位居中心；由构思到构形，再由构形到统形（型器、形象、形制）。

(4)此表为传统工艺文化造物——造形基本范畴和理论框架。工艺美学的意匠美、造型美、色彩美、材料美、技艺美、形式美等基本范畴虽未列出，应为其中包含之义。

(5)传统概念的包涵性、多义性和模糊性，义理解释紧扣造物宗旨，不务诠析详尽。着重理解概念范畴的理论框架。

（二）基本范畴

1、本体论对偶范畴：天人、道器、理气、文质

(1)天人天即自然、造化；人是人文、社会；物是物质、物体。天——人——物主要指人与自然物质变换之关系。天人合一是传统文化的最高理想，也是最基本的思维方式。自然与人的生命活动、生存方式休戚相关。尽人性以尽物性，尽物性以“参天地之化育”，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管子·五行》）。师造化自然天成，尽人功巧夺天工。从而也规范了工艺美的两大基本类型。

(2)道器从《易》开始，中国古代传统中道、器并举。“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总体看这里并非空说易道。“道者，器之道”，无弓箭即无射道，无车马也无御道。“道寓于器”到制器的“载礼释道”，是作《易》者的本意，也是传统造物的一条规律和基本社会功能。综观中华五千年的衣冠文物、宫室器用、典章制度，宗宗件件为既定的社会秩序形态提供着合法性的支持；为“大一统”社会体制的形成，发挥过何等重要的作用！“器之道”真可谓神矣！

(3)理气理，通常指条理、准则。《韩非子·解老》：“理者，成物之文也”。《诗》：“天生蒸民，有物有则”。凡造物皆须“审理定则”，就是要符合物理、物性和规矩、法度。气是宇宙和生命化生之元。“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庄子·外篇》）。故气又代表一种生命力。传统工艺造物传神，讲究“气韵”，是独具特色的概念范畴。

(4)文质《说文》曰：“文，错画也，象交文”。段玉裁注：“像两纹交互也。纹者文之俗字。”可知本义为纹饰。它指的就是色彩、线条的交叉组合结构所呈现出来的形式美。《髹饰录》指出工艺造物要“质则人身、文象阴阳”，就是要求以人自身作为内在的尺度；外在形式要有阳刚和阴柔之美。中国古代文“”的宇源取象，肇自人体的文身。孔子引申为仪表修养，提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对造物而言，就是要做到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功能与装饰的统一。

2、形象发生论范畴：意、象、形、法、技、意象、意匠、型器、形制、形象。

(1)意有意图、意想的含义。作动词指意会、料想、测度。造物指创意。

(2)象有二义：一是指形状象貌，“象也者像也。”（易辞）。二是想象之象，作动词指象征。

(3)形《说文》：“形，象形也。从彡开声。”古人造“形”字是从毛饰画文而来。指形质、形状。

(4)法《易·系辞》“制而用之谓之法”，指方法、作法，也指标准、模式。《管子·七法》：“尺寸也、绳量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也指效法、遵守。

(5)技《说文》：“技，巧也。”工部曰巧者技也。二字互为转注。指技术、技巧。古代观念“技艺相通”，因此，还包括艺术加工技巧。技艺美是构成工艺特殊本质美的重要因素之一。

(6)意象是传统美学的一个核心概念。意象的形成是客观物象经主体意识的加工，糅入人的意志，情感，思想观念，带有理想化、创意化的形象。它也是介于具象和抽象之间的一种思维形态。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意象的获取乃是造型观念、审美心理最基本的部分。

(7)意匠意匠是人心构想之象，心意如匠师之筹度。与现代词构思、设计同义。意匠是工艺形象发生论的中枢“大脑。”

(8)型器工艺造物文化中“器物层”之统称。包括器皿、器械、工具、农具、仪器、兵器等。

(9)形制工艺造物文化中“制度层”之名词。形制就是按规定的制作式样。例如：宫殿、陵墓、服饰、舆仗等象征礼仪、等级的器用和式样。

(10)形象工艺造物文化中“观念层”之“工艺形象”，通常指从艺术和审美表观的角度，涉及功能、材料、技术以及装饰趣味与生活情感等方面，对于形象的塑造与评价。

3、造型要素系统范畴：形、色、材，位、向、数、时、比、应。

(1)形此处指造形及造形要素点、线、面、体。“形乃谓之器”，“成形曰器”（易辞）。人类对形的深刻认识，主要是在制造工具的实践中，体察到各种形状变化与功能的关系，并在造物中形戍了物态化意识。

(2)色即色彩。传统创立了独特的“五原色说”（青、赤、黄、白、黑）。非常重视色彩的作用。色彩成为地位、等级甚至国运的象征。

(3)材材料、材质，造物的物质条件。《考工记》：“审曲面势，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工。”取材应时，因材施艺，讲究材美工巧。

(4)位一指空间位置，也叫构图布局。二指定位，当位，如图案的“四方八位”。成位立象，各得其位。

(5)向指方向和变化的向度与趋势。如发射、向心，二方连续、四方连续等等。

(6)数指与形象呈现有关的所有可数字化的要素。如大小、长短、比例等。也指数理。《易·系辞》：“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逐成天下之文；及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

(7)时指天时季节，也指时代、时尚。造物应时，识时知变。传统造物观念中，十分重视“时”的要素，因为万物因时而变，形成一个动态时空系统。

(8)比有比较、比和、比喻之义。《易·序卦》：“众必有所比”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比物连类、比类取象、取类供喻。无论形象、寓意皆因“比”而得，故视其为造型系统必不可少之要素。

(9)应指物与物、物与人的交感对应。物与物同类相感、同声相应，或异质互补、相反相成；人与物的感应就是生理、心理作用以及精神对物质的“穿透性”。“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易·系辞》）。

三、传统工艺造物文化基本范畴的理论特色

传统工艺文化有自己独特造型理念、创造心态、视觉模式和构形规律。从形象发生学范畴讲求意、象、形三分，而不像西方“就形论形”或追求所谓科学的视象（如透视、光影等）。反映了中国造型哲学和艺术思维的独特性。首先形、象对举而有别：“视之则形也，察之则象也”（王夫之《尚书正义·毕命》）。形是视而得之的客观形貌，偏重于客观性、空间性、静止性的一面；象是“心眼”观察思考得来的形象，与形的实体性相比，具有空灵性、意想性、象征性的明显特征，是对有形之物的超越。王弼《周易略例·明象章》说：“触类可为其象，合义可为其征”。不仅对“象征”一词作了精辟的解释，同时指出象的意义生发结构是开放性的。这也决定了“制器尚象”类的工艺、建筑属于“象征性艺术”。

第二，以象形取意、立象尽意的致思方式，突出“意”的主导地位，树立了“意象”和“意匠”的核心概念，奠定了传统艺术注重心理意象创造的基本特征，也决定了传统美学偏向伦理或社会美学的价值取向。制器的社会象征意义或祈福、纳吉等观念意蕴的表达，成为传统工艺美学显著的构形意识。

第三，比类取象的思维方法，立象尽意的思维逻辑，规范了取象构形的造型意识。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易教下》中说：“物相杂而为之文，事得比而有其类。知事物名义之杂出而比处也，非文不足以达之，非类不足以通之；六艺之文，可以一言尽也。……故学者之要，贵乎知类。”比类取象就是通过提取具有相同特征事物的理想“范型”，共理相贯，据形系联，通过比喻、象征、联想、推类等方法，建立起形象符号与意蕴传达的普遍联系，即所谓“立象以尽意”。更通过类型化、程式化的艺术语言，取象构形塑造形象。这种方法的形象思维，使人的视觉经验和审美表现上升到理性而不趋于概念，（程式化不是概念化）“意象造型”成为传统造物最典型的本质特征。

第四，传统工艺造物文化有自己独特的造型哲学。造形是如何发生的？根据《易》的解释：“精气为物”，“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是自然界蕴藏的精灵之气，相荡相摩，辟阖相循，赋形以生命的呼吸。“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山川草木可见其形而不称其为器，何故？物质的自然形式就其不适合人的需要这点来说，还是一种“无形式的物质”，工艺造物赋予其使用价值、文化涵义和功能形式，方成其为器。“成形曰器”——成形就是造型。传统观念视物为“有机生命体”，各种造型相互连锁相互照应，这是贯穿了古代中国探颐索隐之“造型哲学”的大原理。（见〔曰〕杉浦康平《造型的诞生》）。钱钟书也说：“盖吾人观物，有二结系：一以无生者作有生看，二，以非人作人看。鉴画衡文，道一以贯”（《管锥篇》卷四1357页）。传统哲学和艺术中的直觉方法讲“体物”，“此是置心在物中究见其理”（《朱子语类》）。因此从不脱离人谈造物，也从不把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孤立地分开而“就物论物”。而是兼顾物理、数理、心理，使之具有人格化的人文特色和感彩。从而避免了物质与精神的对立而能做到和谐统一，这是非常高明的造物观。

第五，传统的造型机制即造型要素的组合和形式结构的生成，可以说是见解独到，自成体系。从造型要素而言，形、色、材是造型的外显层面，主要在造型的整体把握和特征的强调；位、向、数是造型的内构层面，着重空间、结构、数理、秩序和程式格律；时、比、应是造型的演化层面，强调造型的意义和形式随着不同的文化场景、时态环境而变化。尤其是“比——应”作为造物构形“系统”的两个“软件”，盘活了形色材等所有硬件要素。突出了传统造型“以意举、以类求、以比显、以应和”的构形特色。外部形式结构化的过程，也就是形象实体化的过程。三种基本心理图式决定了相应的形式结构的生成和基本形态：(1）摹仿造型图式——由自然形到工艺形；(2)抽象造型图式——由基本形到具体形；(3)综合造型图式——由功能形到装饰形。来自工具性经验和物喷实用性目的，与精神观念象征性和审美欣赏性目的，是具体形态发生和演化的内在动力。

第六，传统的造物机制，是一种动态的、有机的、整体的文化生态系统。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有机生成论和时空一体化动态模式的宇宙观念，对于传统造物观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造物讲究物态系统和物态环境的和谐，特别强调适应机制和调节机制。既包括对自然的适应，也包括对其他文化的适应。同时注重稳定性原则，达就是传承沿袭的各种典章制度和形制式样。形成观念系统的调和持中与保守性。扬弃其中封建迷信的糟粕，传统工艺造物的多维、动态、有机的文化生态观念，是值得我们很好继承和发扬的。学习这些将对中国的设计思想得到本质的提高。

四、传统工艺文化与工艺美学思想体系

制造成本法论文篇7

在当今，掌握先进科学的研究方法是一个科学工作者必备的素质，也是他的知识结构的标志之一。学习和掌握方法论的基本原理，了解当代文学研究方法发展的趋势，对于建构新的文艺学至关重要。

一 软科学的元理论界说

“方法论是关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的理论系统”，[①]它是一门软科学。软科学有许多门类，比如管理学、智能控制、计算机软件等等。与这些软科学相比，方法论则归属于“软科学的元理论，”[②]它对一切科学研究具有基础、动力、桥梁的重大作用。

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在古代，人类孜孜以求地寻找或试图回答世界是什么？世界的本质是什么？此时人们对方法的认识还是笼统和模糊的。到了人类社会的近代，人们开始关注方法论问题，在回答世界是什么的同时，将目光伸向“世界是怎样认识的”。人类社会进入当代——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对方法论的重视甚至超过了对真理的热爱，方法论的自觉意识空前高涨，哲学研究的重点转向了“人类知识是怎样发展”的方法论问题。现代物理学的奠基人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对方法在科学研究中的举足轻重的地位有深刻而全面的认识。当一位年轻人请爱因斯坦谈谈他科学研究成功的秘诀时，爱因斯坦写下如下公式：A(成功)=X(劳动)+Y(方法)+Z(少说空话)其中，正确的方法是科学研究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之一。文艺学研究同样离不开正确的方法。在文艺史上，许多有重大贡献的文艺理论家，往往首先在方法论上有所突破，才可能取得理论建树的创新。比如古希腊时期的亚里士多德运用自然科学方法(如科学分类法、同中求异、异中求同)，与社会学方法兼用，创立了不同于以直观的甚至神秘的哲学思辨方法解释文学的柏拉图诗学的亚里士多德诗学。莱辛的《拉奥孔》是从个别的典范艺术品入手，阐明诗与画的特殊规律的范例之一。可见，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都须臾离不开正确的方法。方法是获得新知识的途径和手段，是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是通向真理的桥梁，是“一切理论和实践的开拓、改革、成功、发展的最基本的前提条件”。[③]

二 方法形成的机制

方法是无处不在的。如果宇宙有历史，则有其历史演进的方法，无机界、有机界无不如是。这类方法的形成、发展、转化或消亡都是自然的、客观的，没有丝毫人为的因素，它颇类似于我们通常所说的规律。

我们所说的方法，则是特指包括文艺学研究方法在内的人类生存方法系统，它存在于人类生存的全部领域，伴随人类生存始终，是人类主体影响客体、客体不断影响主体过程中主体采取的应对策略的手法、规则、技巧所组成的程式，包括人类认识、评价、体验、创造想象、精神心理活动方法，包括创造精神、物质财富的生产活动方法，包括交际、婚丧等生活行为方式方法。可以说没有正确有效的方法，人类就不可能认识改造世界，人类就无法生存下去。没有方法的不断改进、丰富，人类便不可能提高生存质量。主体、客体、方法、实践构成了人类生存活动的过程、历史。方法体现了主体的主动性、创造性，方法的人类生存意义由此可见。

(一)方法是主客体的产物

有一种观点认为，方法完全决定于客观事物、研究对象的性质与规律，因此人类只是去发现方法，而不能创造、制定方法。比如根据火与燃烧规律制定的防火方法，根据食物性质产生的种种烹调方法，根据数学抽象化特点而产生的数学方法，根据文学艺术审美性质而形成的美学方法等等。所以方法限于客体、对象、物，于是推而广之，认识(思维)方法限于认识(思维)对象，实践方法受制于被作用客体，创作方法取决于被反映、表现生活性质的样态，研究方法则取决于被研究事物和现象的客观属性、规律、结构、功用。总之，他们认为方法存在于客观事物的客观属性之中，是一种外于人的客观存在，人类只能认识、发现客观存在于客观事物中的方法，因此能够掌握运用这种方法。

这种观点在强调方法的本体根源上是正确的，强调方法服从研究对象的属性也是可取的，但并不全面。我认为，方法不只限于客体的性质，也受制于主体的主观条件，比如抓取同样的物品，由于每个人的生理条件、智慧程度、个性特点，就可能运用不同的方法。在数学研究中，面对同一方程式，不同的人可采取不同的方法求解。日本有本书《我是世界上最会赚钱的人》介绍，为了更多地销售汉堡包，必须考虑到把汉堡包做到多少厚度、多少热度才会使消费者获得最佳口感。本来汉堡包只要熟了即可，它的厚度、烹饪的热度大可不必那么严格。但是这位善于经营者却精益求精，设法使制作的汉堡包在口感上达到最佳。可见，制作汉堡包的方法不只是取决于各种材料，还取决于享用者的特性即嘴的大小、味觉器官、味觉的性质、制作者的目的、才能。这些例子，说明了人类活动广泛领域的方法无不同时受制于主体——客体。

有些学者认为，认识、思维追求对象的真实，因此认识、思维方法必须合乎客观事物、对象的客观性质，决定于对象的性质、规律。其实认识、思维一方面决定于客体可以为认识、思维提供什么材料、信息，另一方面还决定于思维主体、思维器官如何思维以及信息加工方式。客观世界信息是一种输入信息，被思维、信息加工中枢接受加工、处理。新信息(即被加工处理的信息)或储存在头脑中，或进行发放而成为输出信息。信息论与脑科学证明，输入信息与输出信息虽然在脑、感官中介下有着内在的有机联系，但二者并不等同，这种差异便是思维器官、思维规律造成的。在认识、思维领域的方法同时受思维器官与思维对象、思维主体与思维客体制约，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产物。

(二)主体在方法中的地位与作用

世界一旦在其进化链条上产生了人类，便出现了严格意义的主体——客体关系，便出现了有自我意识、有体验能力和创造能力的主体。主体的主动性、创造性、主观性构成了生命生存的重要特征，是人类生存有效性、持续性的必要条件。从此，人成了万物之灵长，人在认识、改造、人化自然的过程中，创造了与之相应的认识与改造自然的各种方法(感知思维方法、情感体验方法、科学艺术创造方法、生产实践方法、科学方法等等)。这一切方法一方面是客观事物规律的体现，又是主体主动性、创造性、主观性的体现，它们应在客观规定性中，在主体主动性、创造性、主观性、人类生命生存中定位。可以肯定，没有主体的主动性、创造性、主观性，社会的产生和发展是不可理解的，艺术与科学的创造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说人类整体赖以生存的方法系统了。“虽然方法是工具，是主观方面的某种手段，但方法也是对象的内在原则和灵魂”。[④]列宁这段话告诉人们，方法作为人类生存手段是根据主体与客体两种内在原则产生的，人类主观能动性也是方法产生的必要条件。譬如绘画方法的产生条件是：一有绘画对象存在及它的内在客观规定性；二有具有绘画能力的主体；三有绘画材料。绘画材料提供的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无限元的可能，采用工笔还是写意，采用抽象还是写实则表现出主体的选择性，主观意识的能动性、创造性。因此，在文艺控制论中作家是控制主体，在文艺信息论里作家是信息接收、加工、存储、发放中枢，在文艺心理学中文艺学家是心理发生器，在文艺社会学中人是网络一切社会因素的核心。西方文艺学是以分析为主的较为严密的理论体系，我国传统的文艺学则是以直觉为主、辅之以某种分析的体悟系统，即便是神、妙、逸，也都带着浑整模糊的特点。为了进一步说明东西方文艺学研究方法的不同，我们引述东西方各一位名家的看法供读者参考。日本的铃木大拙认为：“在西方的背景下，西方的心灵是：分析的、分辨的、分别的、归纳的……知性的……客观的……科学的、普遍化的、概念化的、图解的……东方的特点可以说是综合的、整体化的、合一的、不区分的、演绎的、非体系的……直观的(或毋宁说是情意的)、非理性的、主观的”。[⑤]再来看一下西方学者的观点：“现在，中国出版了《本能的缪斯》的汉译本。这个国家有深厚的文化之根，而且同样重要的是用一种传统的有机整体观念来理解精神和肉体的不可分离(正与西方的分离观念相对立！)。我有理由相信，中国读者将会自然而然地与此书的观点相联系，发现他们自己本能的缪斯——既是个性的、中国的，又是普遍性的、全人类的”。[⑥]这里，我们不去评判东西方文艺学方法的优劣，我们感兴趣的是为什么面对同一的文学艺术现象会产生如此不同的研究方法?如果方法仅仅决定于客体、对象，那么只能有一种方法产生，但这与实际不相符合，因此我们应当较全面地探讨方法产生的机制问题。由此看来，方法产生的机制是：世界向人类主体提供了无限元的可能(客观现实的多样性)，人类主体又具有多种多样的选择的主体条件，包括生理机体的、意识功能的、智能结构的、个人资禀的等等主体条件，二者的相互作用才产生了多元化、多极化的方法论系统。因此，文学研究的方法应当是开放的、兼容并重的、百川汇海的，而非排他的、独断的和固步自封的。

[①]李志才编：《方法论全书》(1)，第3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②]李志才主编：《方法论全书》(1)，第3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③]李志才主编：《方法论全书》(1)，第1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④]列宁：《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38卷，第236～237页，1959

[⑤]铃木大拙：《禅学讲义》，载《禅宗与精神分析》，第8～9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

制造成本法论文篇8

论文关键词：优化设计方案控制工程造价

 

工程造价控制应贯穿于项目建设的全过程，同时又要突出重点。工程造价的多少直接影响到投资效益，工程造价的控制关键在于施工前的投资决策和设计阶段，而在项目作出投资决策后，控制工程造价的关键就在于设计。据国外的资料分析，设计费一般只相当于建设工程全寿命费用（工程造价是全寿命费用的组成部分）的1%以下，但正是这少于1%的费用对于工程造价的影响却占了75%以上。长期以来项目管理论文，投资者普遍忽视工程建设项目前期工作阶段的造价控制，而往往把控制工程造价的主要精力放在施工阶段，在审核施工图预算、工

一、通过设计招投标和设计方

工程设计招投标是指招标单位就拟建工程的设计任务招标公告，以吸收设计单位参加竞争，经招标单位审查符合投标资格的设计单位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向招标单位填报投标文件，招标单位从而择优确定中标设计单位来完成工程设计任务的活动。通过设计招投标

设计方案竞选是指由组织竞选活动的单位通过报刊、信息网络或其他媒介竞选公告，吸收设计单位参加方案竞选，参加竞选的设计单位按照竞选文件，做好方案设计和编制有关文件。通过设计方案竞选，可

二、运用价值工程理论

价值工程又称价值分析，是二十世纪四十年展起来的一门技术和经济结合起来分析的新技术。价值工程发展到六十年代初已被公认为一种成熟而行之有效的节约资源、降低成本的技术经济方法。价值工程在工程方面的应用，主要侧重于设计阶段，以提高产品价值为中心，并把功能分析作为独特的研究方法。通过功能和价值分析项目管理论文，可将技术问题与经济问题紧密地结合起来龙源期刊。一般来说，提高产品的

以桥梁为价值分析对象，说明价值工程在设计中的应用。具体步骤是：1、对桥梁进行功能定义和评价。把桥梁作为一种完整独立的“产品”进行功能定义和评价。从通行能力、牢固耐久、建筑造型、环境影响、便于施工、便于设计等这六种功能在桥梁功能中占有的不同的地位，确定相对重要系数。2、方案创造。根据地质等其他条件，对桥梁设计提供了多种方案

不过在设计阶段运用价值工程控制工程投资，并不是片面地认为工程投资越低越好，而且要把工程的功能和投资两方面综合起来进行分析。价值工程在我国还刚刚起步，但大量事实证明，它在工程设计中对于控制项目投资，提高工程“价值”，是大有可为的，特别是随“勘察设计施工一体化总

三、设计方案的技术

设计方案的技术经济评价的目的，是采用科学方法，按照工程项目经济效果评价原则，用一个或一组主要指标对设计方案的项目功能、造价、工期和设备、材料、人工消耗等方面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综合评价

设计方案优劣不仅要考虑投资时投资额的高低项目管理论文，还应考虑项目投产后的生产成本高低和经营效益，即投资效益的好坏。例如同样是高级路面，水泥混凝土路

目前相当多的业内人士还是认为工程投资的提高是由于施工管理不善、施工费率增加以及建筑材料涨价引起的，而从上论述可见由于设计原因所引起的工程投资的提高，远远大于前者。

作者单位：吉林省四平市公路工程定额站。

所以向来“重施工、轻设计”的传统观念必须克服。设计阶段工程投资管理必须受到足够重视，从而使方案的优化选择落到实处，这样才可以为投资控制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面后期养护费用较沥青路面要小，只有既考虑了建设时的投资控制，又考虑了投产后的生产成本和经营效益，以此取得的方案才是最佳的设计方案。

，从而择优确定技术经济效果好的设计方案。常用的技术经济评价方法有：投资回收期、净现值法和计算费用法等。通过工程经济理论计算投资回收期、净现值和计算费用等经济指标，从而确定最佳方案。

经济评价。

承包”尝试和推广，价值工程会越来越宣示出它对控制项目投资所能发挥的巨大作用。根据日本开展价值工程活动的资料，有组织的价值工程活动可降低成本30%以上。根据另一项国外资料，价值工程活动的投入产出比为1：12龙源期刊。可见价值工程在投资控制中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

项目管理论文，选择其一作为评价对象。3、求成本系数。某方案成本系数=某方案成本/各方案成本和。4、求功能评价系数。按照功能重要程度，采用10分制加权平分法。对各个方案的6项功能的满足程度分别评定分数。5、求出价值系数并进行方案评价。按“价值系数=功能系数/成本系数”公式分别求出各方案价值系数。当价值系数=1，方案即为最佳。

价值，主要有以下5个途径：1、功能提高，成本降低。这是最理想的途径。2、功能不变，成本降低。3、成本不变，提高功能。4、成本略提高，带来功能的大提高。5、功能略有下降，带来成本大降低。必须指出，价值分析并不是单纯追求降低成本，也不片面追求提高功能，而是力求正确处理好功能与成本的对立统一关系，提高它们之间的比值，研究产品功能和成本的最佳配置。

优化设计方案。

以起到：有利于多种设计方案的选择和竞争，从中选择最佳方案龙源期刊。有利于控制项目投资项目管理论文，中选的设计方案所做出的投资估算一般控制在竞选文件规定的范围内。能集思广益，吸收多种方案设计的优点。

，可以起到：有利于设计多方案的选择和竞争，从而择优确定最佳设计方案，达到优化设计方案之目的。有利于控制建设工程投资，中标项目一般做出的投资估算能接近招标文件所确定的投资范围内。有利于加快设计进度、提高设计质量、降低设计费用。

案竞选优化设计方案。

程竣工决算上算细账。这样做尽管也有效果，但毕竟是“亡羊补牢”，事倍功半。要有效地控制建设工程造价，就要把控制重点转移到建设前期阶段上来，尤其应抓住设计这个关键阶段，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优化设计方案是设计阶段重要步骤，是控制工程投资的有效方法。设计方案优化的目的在于论证拟采用的设计方案技术上是否先进可行、功能上是否满足需要、经济上是否安全可靠。近些年来，优化设计方案主要采用设计招投标及其设计方案竞选、运用价值工程优化设计方案和设计方案的技术经济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