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级经济论文范文

县级经济论文篇1

关键词：县级政府；地位；行为方式；成因

引言

自秦朝开始的郡县制发展到清代，县一直是我国最基层的行政层级，县级政府也一直是备受关注的研究对象。根据瞿同祖（2011）的研究，州县政府所有职能都由州县官一人负责，州县官才是真正的行“政”之官，县级政府就是“一人政府”，也被曾任清代县学教谕的谢金銮称为与京师的内阁大学士齐为帝国最重要的两种官员[1]。因此，对我国历史上县级政府的研究往往是以州县官的职责及其行为为关注对象。从清末至民国，再到新中国的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央政府逐渐向地方放权，我国逐渐实现了县制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现代县级行政组织也逐渐健全，同时也出现了地方自治停滞、机构膨胀、效率低等问题（魏光奇，2010）[2]，成为新形势下执政者及研究者新的关注点。

对当代县级政府的研究与以往的研究有所不同，需要依托现代政府的研究范式并结合当前我国县级政府的实际展开。我们首先需要对县级政府进行界定，根据县级政府所包含范围的大小，其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本文研究的对象为所有县级政府部门的行为，因此采用广义定义，即：县或相当于县的行政区各级政府及其各职能部门共同组成的全部机构。关于政府行为也有多种界定方法，本文采用的是政治学或经济学的概念，即：政府在管理社会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行为，其中既有为履行其职能发生的行为，也有为政府自身的组织利益或个人利益而产生的行为，而且某种情况下的“不为”也是一种政府行为（刘天旭，2010）[3]，这是也广义的政府行为概念。本文以文献综述的形式，首先分析县级政府地位的变化，其次研究县级政府当代的行为特征，最后梳理地位变化及行为特征形成的成因，并对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进行探讨。

1、县级政府的地位

县级政府的地位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探讨，一是县级政府在辖区治理中的作用，一是由于县域在整个国民社会中的地位变化引起的县级政府地位的变化。引言中已经提到，历史上州县政府在辖区内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目前我国经济社会的转轨时期，县级政府是县域活动的管理者，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调控主体，县域社会内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与直接对其实施治理的县级政府的制度供给行为呈正相关关系（刘伟章，2010）[4]。因此，县级政府在其辖区内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其作为研究对象越来越受到关注主要是受第二个原因的影响，即由于近年来县域经济在我国国民社会发展中的地位的提升而致使其主要管理者——县级政府而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接下来我们将对县域地位的变化及县级政府在其中的作用展开讨论。

1.1　县域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地位的提升

县域几乎包括了主要的国民经济部门与经济活动，是国民经济的缩影，是构成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性经济系统（王淼，2006）[5]。关于县域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问题，已有研究成果比较丰富，但是郑炎成（2007）对此进行了详细梳理，认为以往研究成果只是从县域经济的基础性、县域经济的规模性、县域工业的活力以及县域经济体制的重要性等四个方面论证了县域经济的理论地位，但没有认识到县域经济地位的双重性，即县域经济地位有理论地位和现实地位之分，致使他们无法提出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他不仅重新系统地梳理了当前县域经济的理论重要性，而且实证证明了1988-2004年我国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对县域经济的重视越来越少，得出了县域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实际地位在不断下降的结论[6]。为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缓解城乡差距，2002年党的十六大和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大力发展县域经济”的口号，县域经济实际地位受到政府管理者、研究者等各界前所未有的关注，县域经济的理论地位也又一次得到提升。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纷纷将县域经济作为重要发展战略（陈志德，2006；薄锡年，2007；朱孔来，2007；田宝，2008；许华，2010）[7][8]　[9][10]　[11]，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目前，全国GDP的60%在县域，而山东省2011年更是89.7%的GDP以及61%的财政收入在县域。另外，根据马国霞（2007）[12]、苏良军（2007）[13]、陈芳（2011）[14]等研究，我国县域经济差异也出现了条件收敛特征，这与各地政府，尤其是熟悉本地特征的县级政府的积极参与有着巨大的关系。张五常（2008）在惊叹县级政府行为方式的同时，也指出县域间竞争是破解中国经济之“谜”的关键所在[15]。

1.2　县域社会管理在国家治理中地位的提升

县域社会是我国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管理的重要单元，古今执政者和知识分子都以“郡县治则天下安”来强调县域治理的重要性。目前我国县域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高达73%，绝大部分农业人口的活动在县域内，国家有责任为这些人口创造通过积极参与而分享工业化成果的机会，否则中国经济发展中会出现超过社会承载力的不协调和不和谐（郑炎成，2007）[6]31-32。刘守亮（2012）认为县级政府作为承上启下的中枢环节，既要积极保障和改善民生，又要化解社会冲突、消除社会紧张[16]。但是，目前县域存在着公共服务供给短缺、公共服务供给失衡（王丽慧，2009）[17]以及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能力不足（王晖，2011）[18]等管理问题，其中由于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不均而引起的县域内成为焦点之一。据杨帅、温铁军（2010）估计，近年来，全国1/3以上的群众上访事件是因土地问题，其中由征用农民土地而引起的高达60%以上[19]。“三农”问题、城乡差距、可持续发展能力等一系列问题使得县域社会管理问题成为当今社会关注的焦点。这一方面与我国处于转型期，新型社会问题不断增多以及基层政府观念转变滞后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县级政府缺乏必要的治县资源有关，也即于建嵘（2008，2010，）提出的“县政悖论”。基于此，于建嵘甚至提出要改革和完善县域上层建筑，将“县政自治”作为中国县政改革的目标，由此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并认为这一方式可行且风险较小[20][21]。张立荣（2010）在对湖北、江西两省进行了调研之后也认为，县级政府的规划能力、执行能力、危机管理能力等仅次于资源汲取能力，需要不断提升[22]。王敬尧（2008）也指出，县级政府嵌套于所在社会环境之中，随着社会转型，民众的需求发生了很大变化，使得县级政府的行为方式也将要随之转变，其应急反应机制成为评价县级政府治理绩效的重要方面[23]。

1.3　小结

从以上分析可见，县域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社会经济单元，国家发展战略向县域层级倾斜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张军扩、侯永志（2010）甚至建议在已有四大板块和主体功能区的基础上，进一步以县为基本单位，根据同质性特征，将临近县域划分为标准经济区[24]。另外，考虑到县域改革风险小、可操作性强等特点，政界、学术界等也基本同意将县域作为政改的试点单元。因此，作为其管理者的县级政府的重要地位也就日益明显，这一方面国家需要进一步激活县级政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另一方面县级政府也需要根据本地区外部环境的变化和自身实际，及时地、主动地调整管理方式，促进县域经济社会的快速健康发展。

2、县级政府的行为方式

县级政府的行为方式即其在治理辖区内事务过程中行政运作的外在表现形式。在清代，关于州县官的行为方式就有过讨论，他们思考和议论的角度是州县官到底是“无权”还是权力过大：一种说法认为，州县官权力过大，受不到什么限制；另一种说法则认为，州县官受到繁密“文法”的束缚和多层上司的制约、干扰，施政能力被严重削弱，权力很小（魏光奇，2010）[2]414-415。本部分也根据此角度，根据县级政府面对对象的不同，从其对上、对下两个个角度的县级政府行为方式展开文献梳理及评述，而暂不考虑同一县域内政府部门之间以及不同县域的县级政府之间的行为。

2.1　县级政府对上级政府的行为方式

通过文献梳理，可以大致将县级政府对上级政府的行为分为服从行为、博弈行为和欺瞒行为。根据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军队组织的经验以及传统治理理念，目前形成的五级政府上下级之间等级森严，各级政府都是下管一级，又向上一级负责，形成一个层层向下约束、层层向上负责的嵌套机制。从中央与地方纵向权力关系看，县级政府权力来源于中央和上级政府的授予性分权，但权力层层传递，层层截留，县级政府在管理权力分配中处于明显弱势。另外，征稽、运管、电业、公路、银行、税收、工商等十几个重要的行政部门已经从县级政府序列中退出（黄海蓉，2011）[25]。以上都使得县域政府管理权限受限，不得不听命与上级政府及垂直管理部门的安排，往往在考评及应付接待事务中疲于奔命，难以有足够时间考虑、规划辖区内其他事务。王淼（2006）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指出，县级政府与上级政府的关系集中表现在隶属关系、事权划分、财权划分三个方面，但其还进一步指出，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深入，放权让利和“分灶吃饭”等一系列改革，强化了地方利益，县级政府与上级政府既是上下级关系，同时也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利益博弈关系，博弈行为表现在争取利益、争取权利和争取扩大投资三个方面[26]。在与上级政府的交往中，县级政府有明显的扩权倾向：他们或争取试点改革或强调地区特殊性进行政策寻租；或通过积极跟踪上级和国家政策变化，提前做好项目包装，做好配套承诺。另外，由于信息传递和权力来源两方面的不一致，造成越是上级政府越不具备信息优势，下级政府具有信息优势但又没有直接权力，县级政府在向上级政府汇报时常常报喜不报忧，虚报、瞒报、谎报经济发展水平和各项社会发展指标。同时，还肆意扭曲上级政策，将其变通为为本地利益服务（范柏乃，2009）[27]，造成普遍存在的下级政府欺骗隐藏行动或信息的行为。县级政府在执行上级政策时往往以自己的利益受损值作为对策参数，得益愈多，愈乐于执行；受损愈多，愈不乐于执行，甚至抵制、替换。但是，由于上级政府与县级政府存在行政隶属关系，这一博弈过程一般又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但是利益最大化的冲动下执行力受到影响（李院力，2008）[28]。

2.2　县级政府在管辖区内的行为方式

王德祥（2010）指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基层政府（县级政府）的基本职能，就是提供本地居民所需要的各项基本公共服务[29]。但是在现实运行过程中，县级政府的行为并非完全如此，抑或是其工作重点并未在公共服务上，目前其对辖区的管理可以大致可以总结为“重经济、轻民生”，行为方式则具有威权与妥协、失范与无序的特征。王淼（2006）认为，县级政府在县域经济发展中不仅担当“守夜人”、“道德人”的角色，也担当一定的“经济人”角色，县级政府可以通过直接影响国有企业运行、提供公共产品以及直接干预等手段影响县域经济的运行[26]22-23，其在行使其经济管理职能时，管理手段虽然有从以行政干预为主向以经济和法律手段为主的趋势，但是仍然存在着与企业和市场分工不清的错位、以行政手段干预市场和企业的越位以及应该由政府去做而没做的缺位表现（徐井万，2008）[30]。目前，全国县级政府发展本地经济手段的一致性、规律性比较明显，表现为通过给予尽可能优惠的政策大力引进、发展大项目，从而拉动经济总量和财政收入的提高，在这一过程中也带来一系列问题，比如：强征耕地、产业重复、生态环境污染严重等（蔡昉，2010）[31]。县级政府对辖区内民生内容的关注则显得动力不足，成为目前大部分学者关注的焦点，而党政官吏却有在“现代化”的名义下将自己提升到“中产阶级”地位的强大动力，比如几乎所有县的党政办公大楼都现代化了，招待所都宾馆化了，甚至大部分乡镇也在效仿（曹锦清，2010）[32]，这也成为县级政府行政管理成本逐年攀升的一个重要原因。县级政府的权利如此之大，以至于有的学者用“地方国家”（local　state）来形容，但县级政府的管理者仍然普遍抱怨没有实权、上级干预过多等。一项针对近800位县委书记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有91.7%的县委书记赞同“县乡政府承担了无限责任，但只拥有有限权力”，而有78.5%的县委书记认为“县乡政府是一个功能不完全的残缺政府，县里没有多少实权，管理手段软”（肖立辉，2008）[33]。

2.3　小结

综上所述，县级政府的行为方式既有对上的服从与博弈，又有对下的威权与妥协，具有鲜明的特征。因此，其产生的背景、成因以及未来发展趋势都值得我们进一步展开研究，从而形成研究转轨期县级行政的理论框架，来更好地指导县制改革，以保证县域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

3、县级政府行为方式的成因

分析县级政府的行为方式的成因是一件极其复杂的事情，本文将该问题放入历史经验里加以考察，重点分析该问题的形成背景以及在现实运行中的变化。从宏大叙事角度（曹锦清，2010）[32]21来分析，目前大部分研究都指向在国家现代化追赶战略背景下的地方政府竞争理论分析框架，可以说地方政府的一切行为起点在此。在此现实背景下，国家的策略安排与县级政府的自身特征的交叉就形成了目前县级政府独具特色的行为方式。

激励是任何行为的起点，只有在合适的激励下，人们才会采取符合预期的行为，才能缔造出最优的经济绩效（唐志军，2011）[34]。而县域经济成为一种经济现象的前提，是上世纪80年代初中央政府“甩包袱”式的三项宏观改革政策，即利改税、拨改贷和财政分灶吃饭。温铁军（2005）[35]分析认为，这三项改革的推行，客观上打破了中央集权体制，构成了“部门经济”、企业经济和地方经济的重新划分。孙广厦（2012）也指出，县级政府自主性决策的时间镜头应首先定格于20世纪80年代前后的经济性与行政性的分权化改革，这不但重构了政府间关系以及政府行为的动力机制，而且极大地提升了地方政府的自主性，并且使县级政府发展成为拥有自我意识的利益主体[36]。在目前我国以“目标管理”为特征的行政管理方式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目标则层层分解，县级政府成为最终的执行者。而从财政的意义看，政府管理经济的目的最终是为了稳定税基，并在此基础上尽量不断扩大税基，以保证稳定的财政收入。综合上述分析，“围绕财源抓经济”成为县级政府的主要行为特征（刘天旭，2010）[3]110-112，而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最大化的驱动、社会转型期存在制度变迁预期的潜在租金、干部政绩考核制度、市场配置资源规律以及政治竞争规律等内外因（李春安，2004）[37]，又造成了县级政府间的竞争行为，也即形成了县级政府一切行为方式的起点。

但由于中央制度设计的不健全、法律的缺失以及县级政府自身的缺陷，又造成了地方竞争的失范与无序，这也成为大部分县域问题的根源。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不同的学者从自己关注的角度进行了深入分析，成果较多。唐志军（2011）提出了地方政府竞争促进中国经济增长之“谜”的逻辑体系，并指出，经济上的财政分权、政治上的晋升锦标赛制度、事务上的属地化逐级发包、组织上的党政双重领导、混合型地区组织结构和诸如传统为官之道等非正式制度，形成了地方官员“为增长而竞争”的激励和制度约束。但是，这也会带来地方保护、投资过度、产业同构（重复建设）、过度竞争和偏向城市的政策等负面作用[34]48。唐的分析比较全面系统，在借鉴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自成体系，基本把地方政府竞争的成因、机制以及影响研究的比较透彻，为我们理解县际竞争问题提供了很好的理论框架，但在一些细节方面，别人的成果可以作为该框架进一步的补充。曹锦清（2010）认为，县级官员的任期制度也是影响县级政府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他调查了十几个县的一、二把手发现，中共十七大规定县、乡这一级任期延长到5年，并且可以连任第二届，但实际情况是，有的地方5年未到就已经转任了[32]10，这往往会造成县级政府的短期行为。徐井万（2008）则认为，县级政府在总供求平衡、通货膨胀和紧缩、国际收支平衡等宏观经济方面并没有干预手段，也没有制定经济法律法规的职权，以及税收政策、金融政策、外贸政策的制定权，只有制定财政政策的权利[30]；黄海蓉（2011）则进一步指出，征稽、运管、电业、公路、银行、税收、工商等十几个重要的行政部门已经从县级政府序列中退出[25]。这些都造成了县级政府行政手段的缺乏，也成为县级政府行政失范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根据温铁军（2011）[38]的“政府公司主义”理论，县级政府行为是由于人口与资源关系过度紧张而衍生出来的中国特色的内向型原始积累所派生出来的制度类型，具有一定的历史阶段性。

4、结论及讨论

通过以上三部分综述式的分析我们认为，县级政府目前地位的提升除了其在辖区管理中的重要作用这一原因外，更重要的是由于近年来县域这一行政单元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整体战略中地位的大幅提升造成的。作为县域管理者的县级政府的行为在此背景下则形成了独有的特征，具体来说则是，对上具有服从、博弈、欺瞒性，对下则具有威权与妥协、失范与无序的特征。从宏大叙事角度来分析县级政府行为方式的成因，则国家现代化追赶战略引起的地方政府竞争是县级政府一切行为起点，而国家的策略安排与县级政府的自身特征的交叉造成了目前县级政府独具特色的行为方式。

现有县级政府地位及行为方式的形成是在我国百年以来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出现的一个重要现象，从中引申出的行政效率问题、完善的行政体制问题、省管县问题、中央-地方关系问题，甚至未来政改的理念及方式问题等，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重要问题提。这就需要我们综合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并结合我国的发展实际进行理论创新，构建完善的研究县级政府的理论体系，从而能更好地对县级政府的行为进行规范管理，保障县域社会的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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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经济论文篇2

关键词：省管县；财政体制；问题思考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3）01-0054-02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郡县治则天下安”，建国六十多年来我国政府纵向管理体制经历了“省管县”、“市管县”等多种制度，各个省份正在积极实行或试点“省管县”财政体制、行政体制。财政部2009年7月《关于推进省直接管理县财政改革的意见》提出“到2012年底，除了民族区域自治地区外，全部实行省管县财政体制”。党的十七大报告和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了省直管县的大政方针，鼓励有条件的省份率先减少行政层次，依法探索省直接管理县（市）的体制，彰显出中央鼓励地方大胆探索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决心。近年来，各省积极探索省直管县改革，已取得的较为丰硕成果。如自2012年10月1日开始，江苏省昆山、泰兴、沭阳将试点省直管县，3县（市）将直接向江苏省政府负责并报告工作。与此前该省曾尝试过的财政“省管县”相比，这次试点工作更进一步，改革内容涉及“调整行政管理体制、扩大行政管理权限”等，原省辖市审批或管理的经济、社会管理事项，均由试点县（市）自行审批、管理；须经省辖市审核、报省审批的，均由试点县（市）直接报省审批。

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省管县的代表性成果有：[1]省管县体制运行中的矛盾：陈庆海（2010）、骆祖春（2010）、姜秀敏、戴圣良（2011）等客观地分析了省管县造成县级政府与市级政府的摩擦、省级管理幅度过大、公共产品供应职责划分不清等问题。[2]改革的动力机制：汪玉凯（2009，2012）、吴金群（2010）等从统筹城乡发展、上移公共服务统筹权、完善省市县职责配置、解决县乡财政困难等角度论述了省管县改革的动力机制。[3]省管县类型的总结成果：袁建军，金太军（2010）将代表性省管县分为全面覆盖型、强县扩权型、多样坚固型、扩市辖区型；韩春晖（2011，2012）将其分为“扩权强县”的浙江模式、行政县市分治的海南模式、“强县扩权”+“弱县倾斜”的山东模式、行政+财政“省管县”的湖北模式、依事权定财权的吉林模式。吴金群（2010）采用计量方法将全国26个实行省管县的省份按照量化指标进行聚类分析。[4]省管县的积极效应：鉴于市管县造成市抽取过多县级财力的“抽水机”效应以及城乡割裂等不利效果，王雪珍（2012）、项怀诚（2011）等总结了省管县实施有利于缓解县级财政困难、降低行政成本、促进城乡共同发展、提高公共服务供应水平等效应。[5]省管县改革的建议：鉴于省管县能够简化地方政府层级，提高管理效率，贾康等（2003，2010）提出按照“一级政府、一级财权、一级税基、一级预算、一级举债权”的思路来构建“五级政府、三级财政（中央—省——市县）”管理模式。于建嵘（2012），王国红、瞿磊（2010）等从县政改革的视角提出全方位构建县域政治体制和运行机制。张占斌（2012）认为加强省管县体制的顶层设计尤为重要。

综上所述，政府管理效能的提高、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的改善、广泛的改革共识、各地试点经验的积累等为省直管县的全面开展铺平了道路。

二、实施“省管县”财政体制的现实意义

（一）有利于厘清中央、省、县市政府的职责权限，管理扁平化模式有利于政府间信息对流。我国当前的政府层次世界最多，五级政府下权责划分的结果是“无解”（贾康，2003）。省管县是纵向政府间利害关系的重构，通过明确不同层级政府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责任，推动管理重心的下移，将中央政策“一竿子插到底”，实现中央、省级、市县三级政府“信息对称”，才能促进市县级财力事权和行政能力相匹配，进而创新政府管理模式。

（二）有利于充分考量制度变迁的各种改革成本，释放出制度创新的预期收益。省管县财政体制的完善有利于通过审慎地推进行政区划改革，为经济发展创造更大的空间。省管县实现了省直接对县（市）的管理，减少了财政层级与行政层级，通过优化组合行政区与经济区，有利于降低整个社会的运行成本，提高行政效能。

（三）有利于在省域内配置各类公共资源。省管县突破了在狭小的市域内城乡分割式配置资源的瓶颈，有利于统筹省域内城乡综合协调发展所需的各种公共资源，实现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均等化，激活县域经济发展活力等。在全省范围内配置公共资源有利于减少行政层级，理顺条块关系，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能，增强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加快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和县域经济发展步伐。

三、省管县财政体制研究应廓清的主要方面

（一）推行省管县财政体制的动力机制

当前，在总结纵向政府管理体制历史沿革、市管县形成与发展、弊端和省管县体制模式的开展状况现状的基础上，我们应该从统筹城乡发展、提高政府效能、富民强县、政府职责及财力事权的合理划分等角度探讨省管县改革推行的动力机制及其实施的条件性和积极效应。而对浙江、海南、重庆、湖北、广西、江苏等代表性省管县模式进行“解剖麻雀式”的探究有助于探究省管县财政体制的动力机制。

（二）分析基于经济利益的各级政府博弈行为特点

由于改革预期成本与收益的不同，各级政府对省管县改革的态度迥异：中央政府不失时机地助推着，省级政府努力实践着，县级政府积极期待配合着，市级政府被动参与乃至排斥着。理论研究需要将制度变迁理论嵌入到省管县改革进程中，构建各级各类型政府博弈行为的效用函数，结合经济发展程度、省级人口面积规模等各种现实要素，利用政府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全面分析短期与长期内省级与市级、省级与县级、特别是代表性县（市）政府与其上级市政府所采取的自利性策略行为表现、成本收益、博弈均衡以及社会福利等热点问题。

（三）对省管县运行状况进行聚类分析，合理确定省级有效管理半径

按照辖区面积人口与经济规模、县市数量、人均GDP、市场化指数、民族状况等因素对省管县开展状况进行科学化聚类分析，充分考虑东部沿海省份、中部地区、西部民族区域自治地区等不同区域实施省管县的现实条件，从而探讨省对市县级政府最佳的管理规模与管理幅度，进而确定各地开展省管县的相对成熟程度及其适用性。

四、推进“省管县”财政体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地方政府的局部实践日趋丰富，而中央大手笔、全方位的战略规划与顶层设计尚未真正开始；只有本着先试点后推广，先局部后全局，先财政经济领域后政治、社会领域，稳步实施，分类推进，审慎地“切一刀”，不搞“一刀切”，才能有效降低改革阻力。地方政府要“划好浆”，在财政省管县的基础上，适时实施行政省管县。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省域面积越小，市级辐射能力越弱，县域经济比重越高，越容易实施省管县。

（一）明确改革的近期目标与远期目标

近期目标：一是管理体制方面，试点先行，逐步完善，市县分等、分治。充分积累省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经验后，因地制宜地推行省管县行政体制；统筹考虑政府管理规模和层次，审慎地调整行政区划。二要理顺条块管理体制，健全县级政府对垂直管理部门的管理和监督。夯实县级政府职能，增强其推动辖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远期目标是基于政府间纵向行政分权与横向政治权力制衡，实现县政民主自治。一是纵向行政分权方面，解决好中央、省、市县三级政府间合理的权力配置，目标是把县政自治作为省管县改革的根本方向与出路。二是横向政治分权方面，解决好市县的政治权力制衡架构和权力来源问题。主要是要通过政治改革建立一整套干部管理制度中地方官员的激励约束制度问题，如实现市县级党政主要官员的直接选举、司法管理垂直化等。

（二）推进“省管县”财政体制研究重点内容

一是结合全国各地“强县扩权改革”的经验，挖掘省管县改革的潜在收益及其动力机制。二是要分析在不同经济信息条件下市级政府各种机会主义行为、省级政府管理半径过大给省管县往纵深发展造成的困难。利用制度变迁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等经济学知识分析省管县在新形势下遇到的各种阻力所造成的改革成本和长期内通过优化省与市县政府管理制度所带来制度创新收益。探讨省管县制度演进过程中各级政府基于经济利益的策略性反应、行为特点、博弈均衡等前沿问题。结合各级政府的行为特点，紧紧抓住省管县改革的动力和阻力这个核心问题展开，即以制度变迁条件下省—市—县级经济利益变动为切入点，结合各级政府的博弈行为，运用路径依赖理论、政府博弈理论、管理效能理论等剖析市管县体制的弊端和创新省管县的动力机制、各种困难阻力，从短期和长期两方面考察省管县体制创新的成本收益。三是利用聚类分析法对各省份开展省管县状况进行分类，从而实证分析省管县的效果，并为明确省管县改革的实施条件提供客观依据。为了减少改革成本，提高管理效能，如何设计调整相对科学合理的行政区划，即审慎设计分省、并县、整合中心城市与县域经济以及小城镇的发展。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总结在我国不同区域、不同状况条件下的适应性、推广价值以及尚需要完善的地方。

（三）实施省管县财政体制的难题

推进“省管县”财政体制面临着诸多问题，一是市级政府可能采取的机会主义道德危害行为。短期内“财政省管县体制”与行政市管县体制并存必然导致诸多摩擦与纠葛，还会产生中心城市与县域协调发展、发达市帮扶贫困边远县积极性下降等难题。二是省级管理半径过大所致管理效果变弱的问题。省市县职责转变过慢与改革成本加大的难题；县政自治与司法体制垂直化管理的难题；市直管县模式所构筑的“行政区经济边界过窄”与大一统市场体系配置资源的矛盾；全国统一建构与多种模式并存的难题。

只有明确省管县改革中激励约束机制、制度创新收益、制度变迁成本等关键问题，从而明确省管县推行的具体步骤、优化路径。

参考文献：

[1] 贾　康，白景明.中国地方财政体制安排的基本思路[J].　财政研究，2003（8）.

[2] 吴金群.省管县的条件及对我国26个省区的聚类研究[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4）.

[3] 王雪珍.从财政省管县到行政省管县体制改革的思考[J].经济体制改革，2011（2）.

[4] 韩春辉.“省管县”：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观照——中国地方行政层级的优化改革[J].行政法学研究，2011（1）.

[5] 肖庆文.省管县体制改革的政府行为差异与推进策略选择[J].中国行政管理，2011（9）.

县级经济论文篇3

【关键词】县域经济；聚类分析；主成分分析；综合评价

【作者简介】史贞，山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山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政治经济学博士生，山西 太原 030006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4）01-0080-04

一、引言

县域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中处于基础层次的区域经济，是宏观与微观经济的结合点，属于中观经济范畴。它能够有力地结合乡村经济与城市经济，为乡村经济向城市经济延伸拓展提供平台。可见，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实现宏观经济稳健调控的关键环节，具有较强的综合性和不可替代性。我国的县域经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已逐渐向高层次发展，如中国的“百强县”等经济实力大幅度提升，带动落后地区也将是县域经济发展重点，尝试以县域经济转型带动整体经济发展，中央更是在县域经济的制度规范、资金扶持等方面给予倾斜。但同时，由于我国在工业化进程中，很多县域缺乏合理的规划与产业布局，导致县域经济在发展过程中产业趋同，环境污染严重，影响了整体经济的发展，尤其以中西部更为严重，导致县域经济的综合发展区域非均衡问题日益突显，成为影响我国整体经济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之一。所以，进行县域经济综合评价研究，不仅是加强宏观调控、促进社会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强化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解决“三农”问题、减少城乡差距、合理区域布局、构建和谐社会的重点所在。可以说，县域经济发展的好坏可以作为衡量我国“十二五”规划完成效果的重要考核标准之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陈栋生教授认为：县级市经济是区域经济的范畴。它是一个面向国内外两个市场，具有地方特色，以小城市为依托的，城乡一体化的区域经济体系，是整个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宋法棠认为：县域经济是指县市区这一行政区划内开展的全部经济活动，是按行政区划认定的区域经济。综上观点，县域经济问题首先是区域经济问题。相对比而言，大区域的发展主要是以资源和第二、三产业为主导产业的发展模式，而县域经济的产业都过于单一。由于其行政区划和经济发展的环境特点，市场体系并不健全，环境因素、体制因素和政策因素成为制约县域经济的主要因素。国内学者对此进行了相关的讨论，具有代表性的有：谢自奋等（1996）从县域经济是以县城为中心、集镇为纽带的角度，广大乡村经济为基础的区域性经济网络，从经济管理网络关系角度对县域经济进行了研究。凌耀初（2005）论述了县域经济的特征、地位和存在的问题，并参考国外农村区域发展经验，提出了我国县域经济的发展思路。陈志德（2006）从县域经济发展的一般理论入手，针对吉林省县域经济发展的基础、背景以及现状，提出了吉林省发展县域经济主要运行机制的创新机制及创新模式。禹新荣（2010）基于竞争力理论，从中观的层次和产业的视角，首次完整提出县域经济产业竞争力的命题，对其基本理论、形成机制和评价体系进行阐述和分析，创新产业竞争力研究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模式，构建了县域经济产业竞争力轮动模型。崔征（2011）通过寻找落后县域经济发展的典型经验，利用2004年到2009年的数据对通榆县的经济发展进行了静态、动态的对比分析，寻找县域经济的发展规律。王鹤春等（2012）在理论回顾的基础上，探讨分析了县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结合县域经济发展的G-R-I-E模型，提出相应的发展路径及对策。朱士鹏等（2013）采用主成分和ESDA技术相结合的分析方法，以县级行政区（县、区、市）为研究单元，以2000年到2009年的县域经济数据为基础数据，对贵州省10年来的县域经济实力差异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贵州省县域经济实力差异显著，并有所扩大。

从学者的研究可以看出，县域经济发展体系的相对独立性和发展状态的相对封闭性，折射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落后性。大区域由于资源秉赋和产业结构等因素所形成的经济非均衡发展会直接引致县域间的经济发展不均衡。每个县由于先前的自然条件、政策扶持力度、社会结构等都不尽相同，彼此间的经济发展水平自然相差较大。为了能够科学地了解和反映我国各县的经济、社会活动状况，本文从县域经济水平、县域经济活力和县域人民生活三方面构建综合指标体系，用以研究我国县域经济的发展，找出县域经济发展的短板因素，从而为我国经济转型提供思路和对策。

二、指标体系

由于县域经济本身既属于综合性经济，又属于区域性经济，又是国民经济的微观单位，故本文综合其所具有的上述特征，选取14个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指标来进行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研究，指标体系见表1。

其中，县域经济水平指标用以反映各县的经济水平在其所在市域经济水平的重要性，主要通过各宏观经济指标占市域指标比来实现；县域经济活力指标用以反映县域的不同产业劳动生产率状况间接反映其经济活力和潜力；县域人民生活主要通过城乡人口结构和收入状况直接反映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差距（其中城乡收入比和城乡人口比是逆指标）。

我国整体处于经济转型期，而以山西省这一资源型省份的转型更具有代表性，所以，本文以山西省为例，通过对山西省县域经济进行综合评价，探讨全国县域经济综合评价的研究方法。本文所用指标均来自于《山西统计年鉴2012》，为实现指标评价过程中的可比性，各指标均转换为相对指标形式。利用spss16.0统计分析软件对上述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与聚类分析，对山西省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大致分类和综合排名，并且对影响山西省县域经济发展的因素进行分析。

三、综合评价

利用指标体系进行综合评价，关键是要获取各级指标权重并通过加权平均获得上级指标。指标权重获取的方法主要分为主观赋权和客观赋权两大类方法，其中主观赋权法主要利用专家打分进行，而客观赋权法更能通过数据信息体现指标之间的关系。本文在指标赋权时综合了两种方法，既利用主观评价将指标进行分类，又利用客观数据信息为指标赋权，这样更能使信息科学、有效。

第一步，依据各一级指标下所包含的二级指标计算主成分，依各指标在其相应主成分中的载荷系数大小，进而计算各二级指标的主成分即为一级指标。以县域经济水平为例，其包括六个二级指标，依据特征根大于1的原则计提主成分，依其特征向量矩阵可将Y1表示为

Y1=0.4864X1*+0.4796X2*+0.3244X3*+0.4597X4*+0.455X5*

其中，Xi*分别为Xi经过标准化之后的数据，经计算后即可得县域经济水平的总得分。其他一级指标Y2，Y3均按此方法计算。

第二步，再视Y1、Y2、Y3为三个变量，重复之前的赋权过程，可得各指标Y1、Y2、Y3的权重。测算结果分别为0.326、0.328、0.346，权衡考虑这三个一级指标对县域经济评价的作用。本文认为三个指标均反映了县域经济的不同方面，所以视三个指标具有同等权重。最后的综合评价指数得分为：

Y=（Y1+Y2+Y3）/3

根据综合评价指数分值从高到低进行排名可以看出：山西省县域经济发展综合排名的大致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评价指数得分大于1的，这些地区的县域经济水平得分和县域人民生活水平得分明显高于其他县域，说明经济水平的发展在县域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非均衡状态，而这些地区恰好是山西省资源分布较为密集的县域。以孝义市为例，孝义市以综合得分4.8625居于榜首，说明孝义市的县域经济的发展处于全省先进水平，尤其是孝义市的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得分为7.8685，遥遥领先于其他县市，表明孝义市的县域经济发展的水平很高。但是，孝义市的县域经济活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与其他各地区差异并不明显，说明其经济发展过多依赖资源，其发展动力不足，也没有实现真正的惠民。这表明孝义市的县域经济发展已经到了一个瓶颈期，亟需转型发展以求谋取持续繁荣发展。整体看，这些县域的发展取决于对资源的开发，在经济转型时期，这些区域是否具有后续动力将成为这些县域发展的制约因素。第二类是评价指数得分大于0小于1的，从各一级指标得分可知，该类县域的经济动力和潜力得分相对其他两个指标较高，同时可以看出，介休、应县、右玉、平遥等旅游资源开发较好的县域均在此类，说明其经济发展的后劲较大，具有可持续性。第三类是评价指数得分小于0的，从指标得分的结果看。该类县域在三项指标得分均偏低，属于县域经济中发展严重滞后的群体。

由主成分分析求得山西省各县综合评价指数分值，得出山西省县域经济发展综合排名，本文进一步运用快速聚类分析方法验证主成分分析的结论，其聚类结果见表2。

从表2中的结果可以看出，聚类分析与主成分分析中的结果基本一致，说明综合评价方法是有效的。结合聚类分析的结果，我们可以对各县市的发展特征作进一步的讨论。第一类是山西省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县市，但正由于其高水平的经济发展更多地是建立在资源依赖的基础上，所以在其经济发展的同时，会出现诸多问题。第一类县市由于过多地重视工业的发展，而忽略了农业的发展，导致该类县市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城乡人口比的得分是最低的，说明在农业和城乡结构方面存在较严重的问题，工业畸重发展势必会带来后序的一系列经济问题。所以，此类县市应成为山西省经济转型的重点城市。第二类是经济活力较好的县市，这些县市在各项指标的表现居于第一类和第三类之间。虽然这些县市目前在市域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并不突出，但其具有经济发展的动力，人均劳动生产率较高，如果能够加大经济投入，合理规划经济结构，其未来的经济将会有较大的发展。第三类是整体发展水平均较弱的地区，说明这些地区是山西省今后经济整体水平提高的着手点，这些县市缺少资源禀赋，产业发展优势不突出，说明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缺少合理的规划，没有明确其在山西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政府应该对这些县市给予足够的重视。

四、结论及建议

本文构建了县域经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以山西省为例，通过主成分分析与聚类分析对山西省96个县（含县级市）的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分类和综合评价，得出以下结论：

1.本文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14个指标进行赋权计算，通过其结果与聚类分析对比，并结合各县域实际发展水平，说明该方法可行，能够有效地对各县市的经济发展综合实力进行评价。

2.县域经济综合评价得分显示，山西省县域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非均衡，两极差异严重，资源依赖地区经济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地区，但这并不能说明山西省的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就高。由于对资源过度依赖会为这些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严重的影响，其在发展过程中也没有起到足够的示范效应和扩散效应，所以山西省经济结构调整更应重视各县市在经济中的角色定位。

3.对经济发展动力得分较高的各县市，山西省政府应加大对其经济的扶持和投入，并注重其特色产业的扶持，利用“综改试验区”的建设契机带动这些县市的充分发展，为山西省的经济注入新的活力。对于整体落后的县市，其成为影响山西经济水平整体提升的最主要地区。山西省应重视对其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的相关扶持政策的制定，可通过整合资源等多种方式促进其经济的发展。

县级经济论文篇4

成立市政府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市政府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区县政府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和领导小组办公室、乡镇（街道）政府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和领导小组办公室；各级部门、企业、社区落实普查机构和普查人员。

二、部署和落实普查工作（*年11月～*年12月）

市政府部署、区县政府部署、市级部门发文安排和支持配合经济普查工作；市政府经济普查工作会议；市政府与区县政府签订经济普查目标责任书；市政府经济普查电视电话会议；市政府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全体会议；市政府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全体会议；区县政府经济普查领导小组组长会议；区县统计局长、普查中心主任会议；区县政府经济普查办公室主任会议；经济普查专项和片区工作会议、座谈会、调研会。

三、编写制定工作细则和文件（*年3月～2010年3月）

制定*经济普查办法、*经济普查补充规定、*经济普查小区地图绘制实施细则、*经济普查清查摸底工作细则、*经济普查基础整顿工作细则、*经济普查阶段质量控制标准和验收办法、*经济普查数据处理工作细则、*经济普查物资印制和发放工作细则、*经济普查宣传工作细则、*经济普查普查员选调培训实施细则、*经济普查数据评估论证实施细则、*经济普查目标考核实施细则、*经济普查数据实施细则、*经济普查资料开发实施细则、市政府经普办与有关部门经济普查联合文件；制定统计目录、统计标准；*经济普查问题解答。

四、试点工作（*年3月～12月）

制定试点工作方案；市级试点（综合、个体户、清查摸底、基础整顿、宣传、数据处理）、区县试点、乡镇（街道）试点。

五、业务培训（*年3月～12月）

制定培训工作方案；参加省级培训；开展市级综合业务培训、市级专项业务培训；区县综合业务培训、区县专项业务培训、区县年报单位培训；乡镇（街道）业务培训。

六、清查摸底（*年3月～12月）

制定清查摸底工作方案、制发清查摸底工作文件、召开清查摸底工作会议；市级部门资料清理、区县部门资料清理、划分小区和编写地址码；部门清理资料上报；绘制普查小区地图（手工、电子地图）；普查小区逐户清查填表；条块结合核对清查底册；摸底资料上报反馈；清查摸底复查和审核。

七、普查宣传动员（*年12月～2009年3月）

制定宣传规划和工作方案、制定宣传工作文件、召开宣传工作会议；开展*经济普查知识竞赛；制发宣传用品及材料；全面启动宣传项目开展宣传活动[市、区县、部门、乡镇(街道)、社区、单位]；开展全国经济普查宣传月活动（市、县、乡镇、街道、单位）；*经济普查宣传效果测评。

八、基础工作整顿(（*年3月～12月）

制订基础资料整顿工作方案、发基础整顿工作文件；区县制订实施细则和启动准备工作；召开基础整顿工作会议；实施基础整顿工作；基础整顿资料工作复查、验收资料。

九、普查经费物资（*年10月～*年12月）

编制市级经费预算、编制市级物资预算；制定全市经济普查物资生产方案；组织普查物资政府采购和生产；组织普查物资派送和分发。

十、现场入户登记和复查（*年12月～2009年5月）

市政府经济普查公告；市长发表经济普查电视讲话；个体户登记；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登记；党委、政府、参与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视察经济普查；开展入户登记工作；区县复查；国家、省、市复查。

十一、质量检查、抽查和验收（2009年3月～5月）

质量检查验收（乡镇、街道、县）；事后质量抽查（国家、省、市）。

十二、普查执法检查和违法案件查处（2009年1月～12月）

十三、普查数据处理（*年3月～2009年5月）

制定数据处理方案；筹划数据处理设备；编写数据处理审核程序和辅助程序；培训数据处理程序；设备软件安装调试；普查表手工汇总数据；普查表手工汇总数据上报；普查表审查编码；普查表数据录入；经济普查数据汇总查询上报。

十四、普查数据评估论证（2009年4月～8月）

乡镇（街道）普查数据评估论证、区县普查数据评估论证、市级普查数据评估论证；各级普查数据评估论证流程：普查办公室（专业）评估论证、部门（行业）评估论证、政府（综合）评审论证。

十五、普查数据资料（2009年9月～2010年6月）

*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编印《*经济普查数据提要》、《*经济普查年鉴》、《*经济普查国内生产总值历史资料》、《*基本单位年鉴》；建立*经济普查数据系统；规范整理提供经济普查数据。

十六、成果开发应用（*年6月～2010年6月）

制定成果开发应用工作方案；规范经济普查基础成果；组织资料开发应用培训（综合、专项）；集中开展简明信息、专题分析和课题研究；全面更新基本单位名录库（市、县）；建立经济普查数据库（市、县）；建立经济普查地理信息系统（市、县）；编印《*经济普查优秀课题选编》。

十七、总结表彰（*年10月～2010年12月）

制定经济普查总结表彰工作方案；开展普查工作总结、普查技术总结、宣传工作总结、数据处理工作总结；编写经济普查报告书；评选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召开市政府经济普查总结表彰会议；编印《*经济普查光荣册》、《*经济普查文件汇编》、《*经济普查工作画册》；经济普查资料档案管理。

十八、普查管理工作（*年10月～2009年12月）

县级经济论文篇5

关键词：省管县；行政分权；体制改革；财政分权；县域经济

作者简介：朝黎明（1973-），女，内蒙古通辽市人，广东海洋大学讲师，硕士，研究方向：财政学、会计学。

中图分类号：F810.2；F061.5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1.11.04 文章编号：1672-3309（2011）11-09-03

广东省总体经济实力排在全国首位，但其县域经济实力却相当薄弱。广东省从2004年开始，将经济发展的重心移向县域经济领域。为了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广东省政府相继出台了多种措施，比如向县域下放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以及省直管县试点改革等。广义的“省直管县” 既包括财政直管，也包括行政直管。而狭义的“省直管县”是指“财政直管县”。2005年刘凌波将“省管县”改革具体模式分为以下五种类型：全面放权的浙江“省管县”改革，有倾斜的山东“省管县”改革，先扩权再直管的湖北“省管县”改革，稳妥渐进的安徽“省管县”，以及注重制度创新的吉林“省管县”改革。[1]

2009年广东省在佛山顺德区试点“行政直管”改革，2010年在南雄市、紫金县、兴宁市、封开县实施“财政直管县”试点改革。广东省管县改革路径可归纳为：先扩权后试点，行政省管县试点先于财政省管县改革，省管县改革伴随着撤县设区的浪潮。

本文围绕着广东省管县改革的实践，通过分析广东县域经济发展的趋势，探讨省管县改革对促进广东县域经济方面的积极作用。

一、广东省管县改革进展状况

（一）先扩权后试点，行政省管县试点先于财政省管县改革

广东省在正式实施省管县改革之前，先公布了多项向县域下放权力的政策措施。比如，2004年上半年出台《促进县域经济财政性措施意见》、《关于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决定》两项政策，以及财政、项目审批及干部行政级别的三项配套改革政策。2005年又公布了《广东省第一批扩大县级政府管理权限事项目录》，其中涉及市场准入、企业投资、外商投资、资金分配和管理、税收优惠、认定个人的技术资格及部分社会管理等方面的内容，共214项。其中，由县（市）直报省审批（审核、核准）、报市备案事项176项。上述放权政策的实质是，缩减地级市的管理权，相应扩大县域管理权，目的是为实施省管县改革打下良好的基础。

与其他省区先财政省管县试点后行政省管县改革不同，广东省首先在顺德区试点行政省管县改革，之后在其他地区实施财政省管县改革试点。

2009年8月，广东将佛山市顺德区作为行政体制综合改革的实验区，从此行政体制综合改革试点正式启动。县区除了党委、纪检、法院等以外，所有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均被赋予地级市管理权限。试行省直管县体制，进一步扩大了县级政府经济社会管理权限。

2010年10月1日，广东将南雄市、紫金县、兴宁市、封开县确定为 “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试点。试点方案指出，县（市）的地方税收及非税收入，除中央和省级收入外，归县（市）财政所有。 转移支付、税收返还、所得税返还等由省财政直接核定并补助到县（市）。取消地级市与县（市）之间日常的资金往来关系，确立省与县（市）之间的财政资金直接往来关系。地级市与县（市）之间如有结算事项，必须通过省财政办理。

（二）撤县设区，强县成为了省管县改革中利益争夺的焦点

在省管县改革过程中，广东省出现了撤县设区的浪潮。如深圳的龙岗、宝安，广州的增城、花都，汕头的潮阳、澄海，惠州的惠阳，珠海的斗门等，无一例外地都由县（市）改为区。而最轰动的，要数顺德、南海这两个全国百强县排名前五名并拥有“准地级市”待遇的县（市），与高明、三水一起被收归为佛山的市辖区。

有些大中城市以城市发展空间不足，或者与周边的县（市）在经济布局和市政建设上出现产业雷同、重复建设、浪费资源的问题的存在为由，将周边的经济较发达的县重新划归为城区。但这里也不乏市与省之间争抢强县管理权的利益争夺问题。如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谭炳才说，澄海与汕头地理位置上相距较远，把澄海撤县改区就有点牵强，这是一种“抢地盘”式的疯狂区县划分行为。

广东省管县改革步伐非常缓慢，不管是财政省管县改革，还是行政省管县改革，至今为止也只算是介于省管县与市管县中间的过渡状态。省管县改革对广东县域经济能否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呢？

二、广东县域经济概况

广东省共有67个县（包括县级市，下同），本文将上述67个县分为珠三角地区县域、东西两翼县域以及北部山区县域等三大区域。珠三角地区县域包括广州、深圳、东莞、佛山、肇庆、江门、珠海、惠州、中山等地的15个县；东西两翼地区县域指湛江、阳江、茂名、汕头、汕尾、揭阳、潮州等地区的22个县；北部山区县域是指韶关、河源、清远、云浮、梅州等地区的30个县。

广东县域经济与发达省份相比整体发展水平落后，并且差距较大；省内不同区域间县域经济发展不协调，县域经济发展速度依然缓慢。

（一）广东县域经济落后于其他沿海发达省份

广东与沿海经济发达省份相比，其县域经济总体发展水平较落后，尤其近年来，基本竞争力呈现下降趋势。广东67个县的人口约占全省的63％，县域地区生产总值约占全省的18％，财政收入仅占全省的7％。江苏省52个县的人口约占全省的67％，县域地区生产总值约占全省的50％，财政收入约占全省的34％。而浙江县域经济约占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的70％，财政收入约占全省44%。[2]

在全国百强县评比中，广东省也远远落后于浙江、江苏、山东、福建等省份。在2001年的全国百强县中，广东有15个县，但在2005年和2006年只有增城县入围到百强县，从2007年至今也只有增城和博罗两个县位列全国百强县。近几年广东百强县数量锐减与百强县中有6个已改成市辖区有关，但是，更主要的是与县域总体经济实力下降有关。

（二）省内不同区域间县域经济发展不平衡

1.县域生产总值分布不均，增长速度差异显著。2009年广东省县域生产总值为7186.88亿元，与2004年的4192.84亿元相比增长了71.4%。全省县域生产总值中，珠三角县约占35%左右，东西两翼约占40%，北部山区仅占25%。2004年至2009年生产总值增幅最高为北部山区，达96.5%；珠三角和东西两翼，分别为64.6%和64.2%。北部山区县域生产总值虽然远低于珠三角和东西两翼地区，但是，增长幅度却最高。

2.县域人均生产总值差异越拉越大。2004年珠三角县域人均生产总值比东翼、西翼、以及北部山区均约高于6000元，但是在2009年珠三角县域人均生产总值已超过其他地区约50000元，在5年内差距拉大了10倍左右。2004年至2009年，人均生产总值增幅最高为西翼，达7.17倍；最低为珠三角，仅为4.04倍。

3.县域一般预算收入增速较快，但是区域差距越拉越大。珠三角地区县域一般预算收入总值和增长幅度远远高于其他两个区域，北部山区县域一般预算收入增长幅度高于东西两翼。2009年广东省县域一般预算收入为294.91亿元，与2004年的88.16亿元相比增长了235%。2004年县域预算收入中，珠三角占43.1%，东西两翼占29.5%，北部山区占27.4%。而在 2009年珠三角占46.2%，东西两翼占26%，北部山区占27.8%。县域一般预算收入增幅最高地区为珠三角地区，在2004至2009年增长了258%，北部山区增幅达240%位居第二，东西两翼县域一般预算收入增长最缓慢，仅为195%。珠三角虽然只管辖15个县域，但其生产总值和一般预算收入均高于北部山区的30个县域。北部山区的县域生产总值和一般预算收入在全省所占的比重较低，但是，发展速度较快，在2004年以来的近5年内其增长速度已超过了全省县域平均水平。最近几年，东西两翼县域也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是，其发展速度不如北部山区，甚至达不到全省县域总体平均水平。

广东省县域经济在最近几年虽然有了快速发展的势头，尤其北部山区县域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但总体竞争力依然落后，且省内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仍然突出。如何快速提升整体发展水平，以及缩小省内不同区域间差异是广东省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重大问题。近些年出台的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政策以及省管县改革对改善广东县域经济发展的作用程度如何呢？

三、省管县改革对广东县域经济的影响

（一）理论分析：权力下放与县域经济发展相关性

由于广东省省管县改革开始于2010年，故此，尚无法对其财政分权与县域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回归分析。但学界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二者具有较强的相关性。

有学者认为县际竞争是中国经济奇迹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3]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经济三十年发展与政府分权改革离不开。[4][5]有学者对政府分权改革是否促进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进行经验研究,其中Lin and Liu (2000)、Jin et al. (2005)发现了财政分权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证据, [6][7]史宇鹏和周黎安以计划单列市为例,考察行政性分权所带来的效果,结果表明地区行政性分权对经济效率的提高有促进作用。[8]

省管县体制改革是一种地方政府管理体制创新,它具有强烈的分权性质。经济管理权限下放使得县级政府拥有更多的经济自,有利于快速准确地做出经济决策。在地方官员晋升激励的作用下,[9]可以保证经济权力下放带来的灵活性被更好地用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卢新波等以实证方法验证了浙江省省管县改革与县域经济发展的相关性。下放权力、固定资产投资、人口密度、工业化、储蓄水平等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均显著大于零。他们发现，改革虚拟变量与时间虚拟变量交互项(du×dt)的系数与人均GDP之间的相关性水平达到了5%的显著水平上。考虑未加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中发现该交互项的系数为0.03,它表明在保持其他投入不变的条件下,改革政策可以使人均实际GDP平均提高3%。[10]李夏影以实证分析方法得出了湖北省省管县财政体制改革与县域经济发展正相关的结论。[11]

（二）数据分析：广东县域经济发展与促进县域经济政策

结合以上理论，我们分析2004-2010年间广东县域经济在全省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和县域生产总值增长幅度，观察权力下放政策与经济发展趋势间的相互衔接性。

2005年县域生产总值为3912.50亿元，到2010年时已达到8561.14亿元的高水平。县域生产总值在5年内增长2.18倍。而且从2007年开始县域生产总值在全省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呈现连续上涨的趋势，由2007年的17.4%上升到2010年的18.6%。

2006年之前县域生产总值增长幅度一直低于全省增长幅度，但是2007年之后县域生产总值增幅超过了全省生产总值增长幅度。2007年县域生产总值增长幅度超过全省生产总值增长幅度1.5%，在2010年时，增长幅度超过了3.19%。

从以上分析不难发现，自从向县域下放权力以来，广东省县域经济呈现出较快的发展，政策时间与经济发展时间有相当的吻合度。

（三）省管县改革对县域经济的影响

省管县改革是一次系统地下放权力的改革过程，根据前述权力下放对县域经济促进的理论，省管县无疑有利于县域经济增长。对于县级政府来讲，省管县体制在经济社会管理权和财政收入两个方面明显优于市管县财政体制。

1.省管县体制使县域财政收入增加，进而提升县域经济竞争能力。广东省GDP和财政收入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地区，在市管县财政体制下，县域的财权有限，县域在财政资金的分配中缺乏自主地位。实施省管县改革后，管理层次减少，市与县之间的资金往来关系被取消，由省级政府在全省范围内实施有效的转移支付，可以确保财政资金直接由省下达到县级政府，缓解财政薄弱县域的财政压力。根据试点改革方案，县（市）的地方税收及非税收入，除中央和省级收入外，归县（市）财政所有。 转移支付、税收返还、所得税返还等由省财政直接核定并补助到县（市）。

广东此次纳入试点的四县（市），分属韶关市、河源市、梅州市、肇庆市，是“产粮、产油、生猪生产”大县。2005年中央取消农业税以来，以农业为主的农业大县财力有所下降，但是县级政府直接承担的事权却没有变化，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称矛盾进一步加剧。

实施省管县财政体制，不仅使这些县域的财权扩大，而且使县域可支配的财政收入水平也能有所增加。县域财权的扩大和财政收入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完善县域内的公共服务水平，也有助于提升公民福利待遇，更主要的是增强县域引进资本、人才和技术方面的竞争能力。随着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以及资本、技术、人才等方面投入的增加，县域经济的整体竞争能力和发展水平都会有所提高。

2.省管县体制扩大县域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从而增强县域发展经济的积极性。省管县改革将部分财政经济权力从省和市级转移到县级，扩大了县级财政权限。2005年《广东省第一批扩大县级政府管理权限事项目录》中，涉及市场准入、企业投资、外商投资、资金分配和管理、税收优惠、认定个人的技术资格及部分社会管理等方面的内容，这些权利显然大大提高县域政府的自主性。权利下放使得县域政府拥有了更多的经济社会管理决策权，县级政府可以为投资者创造更加便利的投资环境，从而促进本地经济发展的活力。

但是，权利下放在多大程度上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又取决于县级政府的努力程度。省管县体制下，省级与县级政府间形成了一种委托关系，作为人的县级领导也存在道德风险。所以，应该对县级领导建立有效的奖惩制度，才能保证省管县改革与县域经济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参考文献：

[1] 刘凌波. “省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实践与思考[J]. 宏观经济管理，2005,(10) .

[2] 朱柏铭.浙江财政体制改革得与失[J].中国新闻周刊，2006,(16).

[3] 张五常.中国的经济制度(神州大地增订版) [M].北京:中信出版社, 2009.

[4] Qian Y., Chenggang X. Why China s Economic Reforms Differ: the M-Form Hierarchy and Entry/Expansion of the NonState Sector [J].Economics of Transition. 1993, 1 (2), pp. 135-170.

[5] Yingyi Qian and Barry R. Weingast, China＇s Transition to Market-preserving Feralism, Chinese Style，Journal of Policy Reform,1996,1,pp.149-185.

[6] Lin J. Yifu, ZhiqiangLiu.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e Change. 2000, 49(1), pp. 1-21.

[7] Jin H., Y. Qian B. Weingast. Regional Decentralization and Fiscal Incentives: Federalism, Chinese style [J]. Journal of PublicEconomics.2005, 89 (9-10), pp. 1719-1742.

[8] 史宇鹏、周黎安.地区放权与经济效率:以计划单列为例[J].经济研究, 2007, (03).

[9] 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J].经济研究, 2007, (07).

[10] 卢新波等.经济分权与县域经济增长:以浙江省为例[J].南方经济，财经论丛,2011,(01).

县级经济论文篇6

关键词：霍山现象，县域经济，工业富县

 

倍受经济学界赞誉的"霍山现象"，使得我们霍山这个昔日的国家级贫困县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地处大别山腹地的霍山县，在改革开放前没有铁路、没有高速公路，没有丰富的矿产资源，更没有国有大中型企业支撑，不仅交通闭塞，而且远离大中城市。所以经常号称“四无”即一无区位优势、二无丰富矿产资源、三无大中城市辐射、四无国有大中型企业支撑，霍山曾经是一个“穷山恶水”的地方。多年来经济发展一直迟缓，1986年被确定为国家级贫困县。但是经过多年的探索，形成一条很有特色的经济发展路子。近日，我们在调研中了解到，经过多年的探索努力，霍山县已经形成了一条依靠工业经济拉动和支撑的新型特色经济发展道路，二三产业比重、人均财政收入、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等主要经济指标位居安徽省县市前五位，综合县力进入全省贫困县、山区县乃至大别山区县市前列，成为安徽省县域经济发展的一个典型。霍山的发展实践，被经济学界誉为“霍山现象”。那么我们今天就来探秘一下有关“霍山现象”的缘起及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启示。

1.“霍山现象”的含义

霍山现象的含义主要体现在五句话上：无区位优势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典型的老区、库区、山区工业化水平却位居全省前列；交通闭塞却较早形成了工业园区经济格局；矿产资源贫乏产业结构却不断优化；规模企业多却是民营经济唱主角，不仅工业化水平高而且经济发展的协调性、持续性不断增强。

“霍山现象”对我省乃至全国特别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那么，这个不起眼的小山区、库区、老区县，这个曾经的“穷山恶水”的小地方，现在为何会取得如此成就呢？用我们县委书记束学龙道出的经济发展秘诀来说就是“霍山的发展得益于工业富县战略的一以贯之。”――在扶优扶强本地企业同时，通过优化环境，招商引资，发展外向经济，全县工业化水平不断提高，进入全省十强工业县市的行列。具体归结下面几点：

2.“霍山现象”形成的主要原因

一是霍山县在发展过程中较好地坚持了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不断地赋予解放思想以新的内涵和实际内容。对于一个信息比较闭塞、市场化进程起步较晚的山区县，思想的解放、观念的更新是具有决定性的先导力量，必须紧抓不放。为此，县委、县政府在提出每一个发展思路和战略部署前后，都要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发动工作。在“工业富县”战略初提之时，曾先后组织党政干部、企业家等不同层次的代表“四上宁国”，连续开展几轮思想大讨论，形成了共识，使工业强县战略在全县牢固生根。从一定意义上讲，霍山发展的过程就是与时俱进、解放思想的过程，是从认知到实践、由精神变物质的过程。科技论文。

二是霍山县在发展中抓住了能人兴县这个关键，培育了一批高素质的市场主体，形成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力量。县里聘请中科院、复旦大学、合工大等高等院校的专家教授担任经济发展顾问，并经常邀请他们来霍山辅导授课；分期选派优秀年轻干部对口到国家部委和省直机关上挂学习，组织党政干部到发达地区挂职锻炼，组织企业负责人赴境外、国外考察学习；依托县委党校成立工业管理学校，鼓励企业创办职工大学，支持县职高、劳动技校等为企业对口培养人才。从1992年开始，霍山县还对年纳税百万元以上的企业家，按纳税额的1%给予奖励，产生了很大的激励效应。突出“人”的作用还表现在干部队伍建设上，他们有明确的用人导向，真正把懂经济的干部充实到经济主战场，让能干事的人有舞台。特别是霍山有着良好的包容环境，外面的优秀干部来得多、扎得下根，并影响和带动了本土干部的成长。

三是霍山县较好处理了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走上了“政府创造环境，社会发展经济”的良性循环。作为县一级，霍山和多数地方一样，有着自己的优势和特色，也面临调控手段和要素资源不足的制约。霍山县能够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充分发挥政府的导向作用，营造出加快发展的良好氛围和环境。当地的企业和群众反映，霍山党政干部的心思和精力是用在发展、用在经济建设上的。大家的兴奋点不在于位子和帽子，而在于怎么把工作干好、把经济抓上去；工作的着力点也不是放在怎么抓权、怎么管企业上，而是真心实意为企业办实事、解难事，为市场主体提供优质服务。

霍山的经验当然不只这些，霍山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对认准的事，就一以贯之、坚定不移地去干，不走神，不翻烧饼；始终坚持以工业富县为主导，一任接着一任干。从霍山的发展轨迹中，我们看到了一种求真务实的精神，一种锲而不舍的作风，一种上下同心的合力，一种运作资源的能力。

3.从“霍山现象”看当前县域经济发展

霍山发展的经验和面临的问题，很多方面值得我们深入思考，从中可以得出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启示。第一，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必须树立正确的导向。我省县域经济整体基础还较为薄弱，要全面振兴县域经济，需要有加快发展、迎头赶上的决心，更要有坚持不懈、长期作战的思想。科技论文。科技论文。首先，要以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统领县域经济发展。应当充分尊重县域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循序渐进推动发展，形成有利于县域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正确导向。其次，正确的导向需要科学的激励机制。在激励和支持政策上，实行分类指导、区别对待，对发展相对薄弱地区，重点支持他们做一些打基础的事情；对发展相对较好的地区，则支持他们更快、更好发展，发挥倍增效应，形成县域经济的排头兵和甲级队；奖励政策必须打破“平均用力”现象，比如，对经济强县，应当在体制上赋予他们更大的自主权，使其管理幅度和深度与经济扩张的能力相匹配；奖励的方式也要改革，比如对办得好的园区，可以奖励用地指标，或在园区建设引导资金上予以倾斜等。其三，正确的发展导向说到底是用人导向问题。县域经济发展，关键在人，关键在选好、用好党政主要领导。要强化任期观念，处理好干部提拔与稳定任期的关系，避免领导干部过快流动，影响县域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同时，加大干部“双向”交流的力度，选择一批视野开阔、熟悉经济、作风务实的省、市年轻干部到县一级任职，同时选拔一批县直和乡镇干部到省、市机关和发达地区锻炼。 第二，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必须着力培育内生力量。特别是要加快成长一批能人和企业家。目前我省县域不少企业家存在着素质不高、“小富即安”等问题，有的缺乏职业企业家精神、“官本位”意识还比较浓。必须加大引进、培养和开发力度，创造一个有利于能人和企业家成长发展的良好环境，让想创业的能人和企业家成就梦想。 第三，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必须有效化解要素瓶颈约束。县域经济发展的瓶颈重点是三个方面：一是金融支撑体系问题。在继续加强与国家有关银行的合作、争取更多支持的同时，当务之急是加快地方金融的发展。要发掘民间资本的力量，引导、鼓励、支持县域民间资本发展县域金融组织和资本市场。二是人才保障问题。要树立“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人才观念，鼓励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通过在大中城市设立窗口或建立研发基地等形式，搭建吸引外地优秀人才的平台。各县可以依托县级职业技术学校等教学设施，围绕企业用工需求，组织开展农民职业技能培训。三是土地供应问题。省里应当在坚持“总量控制、动态平衡”的原则下，根据各地发展的不同情况，优先保证重点园区、重大项目的正当用地需求。 第四，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必须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把县级政府的主要着力点放到营造环境上，推动整个政府行政理念的变革。围绕建立“服务型政府”，大力促进行政资源的重新整合，推动制度创新和政府管理创新，真正把政府的职能转到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环境上来。省级要围绕县域的实际需求，提供有效的“制度供给”，核心是简政放权，从根本上改变县域治理结构，为县级政府转型提供支持。当前要进一步下放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做到能放则放、该放就放。同时，大力推进县域综合改革，加大对县域经济的扶持力度，加快建立农村基层工作运行新机制，改进省直部门对县一级服务方式和服务水平，全面改善县域经济发展环境。

参考文献

1、 奋力崛起中的安徽县域经济发展探析，人民网理论频道

2、卢文峰：“霍山现象”对县域经济的启示；实践论坛，第49期。

3、 霍山县：坚持工业富县战略 加快县域经济发展 ，安徽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4、 试论县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县级经济论文篇7

关键词：“市管县”；“省管县”；利弊

中图分类号：F810.4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9)14-0055-01

1　基本概念的理论界定

1.1　“市管县”体制

“市管县”体制是指以中心地级市对其周围县实施领导的体制。“地级市”分为兰种：一是地市合并型，即具有相当经济实力的省直辖市与地区行署合并；二是合并升级型，即地区行署与所在的县级市合并升格为地级市；三是县改市型，即将新设的县升格为地级市。我国“市管县”体制始于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全国地方政府基本上都实行了省政府领导下的“市管县”体制。

1.2　“省管县”体制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副研究员张斌介绍，“省管县”有两层含义：一是财政意义上的“省管县”，在财政预算编制上，由省直接对县编制预算，在收入划分上，也由省对县直接划分；二是完整的政府管理体制上的“省管县”。最先在我国实施“省管县”改革的是浙江省，其进行“省管县”改革是从“县财省管”开始，即财政上的“省管县”。而我国目前只有海南省实行了完整意义的“省管县”，仍维持了省――市(县)――乡(镇)三级地方政府体制。

2　实行“市管县”后产生的利弊

2.1　“市管县”体制之利

我国的“市管县”体制是在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下，在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产物，是我国地方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成果，在特定的时期内对于密切城乡关系、加强城乡合作、促进城乡一体化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具体而言，“市管县”体制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在政治方面，它将省县之间一级政权由虚置变为实权，从而加强了对县域的行政管理，适应了改革初期相对落后的时代条件，避免了由省直管县的幅度过大、负担过重而导致的管理低效问题，在经济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城乡分割的局面。促进了区域统一市场的形成，使城乡经济日益融合为相互依托的区域性经济，实现了城乡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社会及文化方面，它加快了工业化进程和城市化的发展，加速了工业与城市文明向农业与乡村文明的辐射和渗透，有利于劳动生产率与人的素质的提高。

2.2　“市管县”体制之弊

(1)“市管县”体制导致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降低。

“市管县”体制在省与县之间层次由虚变实，行政层次由中央――省――县(市)――乡(镇)四级变为中央――省――市――县(市)――乡(镇)五级。人为地在省与县之间设置一级政权机构，其运作与管理成本过大，而且随着组织中层级的增加，信息传递的速度会降低，信息的失真率也会成倍增加，从而导致信息传递受阻，行政管理成本增加，行政效率也因此降低。

(2)“市管县”体制致使市县利益矛盾突出，城乡发展不协调。

市和县分别代表着各自区域内不同主体的利益诉求，承担着不同的经济与社会责任。在实行“市管县”体制后。有些中心城市更是利用其强势地位，侵害县乡的权益，把大部分的资金、人员和精力投入到城市的发展上，而忽视农村的发展。出现“市刮县”、“市吃县”、“市卡县”等局面。阻碍了城乡的协调发展。

(3)“市管县”体制造成了虚假城市化现象。

人口的集中性、居民的社会性与劳动力的非农业性构成了城市与乡村最本质的区别。然而，在我国地级市演变中，除少数本身工业比较发达的“地市合并型”城市带动力量较强外，那些“合并升级型”和“县改市型”城市经济基础大多是以农业为主，第二第三产业不够发达，很难有力量来帮助县级和乡村的发展。

(4)不符合城乡分治的惯例。

由城乡合治走向城乡分治，由城乡混治走向城市自治、农村自治，是许多国家城乡治理的成功经验。城市和农村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主要表现在：①城市居民经常迁徙流转，农民安土少迁；②城市以第二，三产业为主，不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农村以农业为主，管理的季节性强。而且城乡合治并不一定能带来城乡互补或城乡一体化。在不彻底改革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和不彻底打破重工抑农、重城轻乡观念的情况下，任何形式的城乡合治都改变不了“形合实分”的客观事实。因此，企图通过拉郎配式的“市管县”体制实现城乡合治，既违背了城乡分治的国际惯例，又不符合当代中国城乡的实际状况。

3　理论上“省管县”体制之利弊

3.1 “省管县”体制之利

(1)“省管县”能够提高行政效率，减少行政成本，减少政策执行的“漏斗效应”。

我国有五个政府层级，每一级政府都有一定的“自”，但这种“自”在保证地方灵活性的同时。降低了了行政效率，增加了行政成本，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央政策的统一性，往往致使政策到达基层时严重走样。而实行“省管县”后，我国政府层次由五级减为四级，由省直管县，这样就能够提高行政效率，保证中央政策的统一性。

(2)“省管县”能够更好地消除“权力截留”的情况。

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很多地区内部竞争多于合作、特别是市所在的地域“截留”了大量的应该分配给县区的资源使得县域经济的发展受到了较大的阻碍，经济发展动力和活力不足，而省直管县能够有效地改善这种情况。

(3)“省管县”有助于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县城与农村的联系最为紧密，赋予县域经济更大的自能够更好地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有助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加快实现“城乡合治”的步伐。改变城乡“二元”的格局。而市域经济离农村较远，不能很好地发挥带动农村经济的作用。

(4)“省管县”有助于县政府专心于县域经济的发展。

从目前现实情况看。县级领导更换比较频繁、任期比较短，这和县级领导的权力空间比较小有关，而权力空间小的一大原因就是“市管县”的体制，这迫使县领导不能安心就职，为出路奔波。这既造成了干部资源的浪费，又造成了管理成本的增加。

3.2　理论上“省管县”的弊端

(1)管理幅度过大会降低行政效率。

目前我国省一级行政区划过大，除香港和澳门特区外的32个省级行政区中有16个下辖100个以上的县级行政单位，平均下辖89个县级行政单位。省直管县后会造成省一级政府的管理幅度过大。反而会降低行政效率，加大省级政府配置省内公共产品的负担。

(2)县域经济未必能带动乡村经济的发展。

县域经济与农村经济关系紧密，但是县城的经济辐射力能否带动周围农村经济的发展是不确定的，如果县城的经济发展能力不足依然会出现“小马拉大车”的情况，谁又能保证杜绝了“市刮县”、“市压县”的情况之后，又不会出现“县刮镇”、“县压镇”的情况呢?到那时我们是否还要“省直管镇”呢?

(3)“省管县”会带来公共产品配置效率的损失，

五级政府安排由于其能够提供较高的纵向政府分布密度，从而能够保证各级政府进行较为细致且相对合理的职能分工，其结果不仅有利于政府更准确地掌握不同社区居民对地方公共产品的需求偏好，而且有助于政府部门根据公共产品在外溢性上的差异在各级政府之间配置供给决策权。

4　总结与展望

县级经济论文篇8

作为连接乡村经济和城市经济的县域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在分析当前县域经济发展研究的基础上，根据“临界最小努力”理论，以汉源县瀑布沟电站这一重大工程为例分析了重大工程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以重大工程建设期间及其后一段时间的财政收入和GDP增长和三种产业比例的变化分析说明:重大工程对县域经济具有正相关性，利用好重大工程建设这一外力，县域经济可以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产业的升级等，以提升县域经济发展。

［关键词］

重大工程;县域经济;结构优化

一、引言

县域经济连接着乡村经济和城市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总量上看，全国县域经济总量是全国经济总量的50%，从人口上看，占全国总人口的70%人口为县域人口，从人均GDP看，县域人均GDP是全国平均数的70%，是全国中心城区的50%［1］，因此，可以说在我国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石。但是，相比城市经济而言，县域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尤其是幅员面积巨大的西部边远地区县域经济长期处于低迷状态。西部边远地区县域经济发展不仅是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内涵，而且是国家的社会稳定、和谐与进步的重要保障。

二、县域经济发展研究现状概述

我国对县域经济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产业结构调整、特殊类型如资源型县域经济发展等方面。王维平、刘书明(2011)指出了县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从产业结构、产业组织和产业布局等方面解决上述问题［2］。赵新宇、郭欣(2009)揭示了吉林省县域经济产业结构演化的特点，指出了县域经济是吉林省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3］。郭思文(2014)结合寿光市产业结构现状，作出了进一步优化县域产业结构等相应对策［4］。针对四川等西部县域经济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产业集群、产业结构升级、特色经济、城乡一体化和可持续发展等研究。刘得扬、朱方明(2011)针对西部资源型县域经济发展的规律，提出对策和建议［5］。四川县域经济发展课题组(2005)总结了四川大邑县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经验及启示［6］。郭志刚、贾善和(2006)认为县域经济内产业集群的发展，会有效增强区域的竞争力［7］。王緌、陈国先(2008)提出了提升产业结构，增强区域产业竞争优势的观点，并指出了发展四川县域经济的新思路［8］。陈钊(2006)认为四川丘陵地区县域产业发展带有封闭性，应加强与中心城市的协作，大力发展招商引资和民营经济［9］。林鹏程(2006)认为四川农业大县发展县域经济应实现产业化、工业化和城镇化［10］。张白平(2007)认为应该利用民族地区的自然及历史文化资源，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可持续发展之路［11］。同时，对于重大工程与县域经济关系研究方面，只有张建全(2005)《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对源头丹江口县域经济结构的影响》一文分析论述了工程实施对县域经济的影响［12］。这些研究对四川省整体县域经济的特点、发展不足和发展的趋势的研究较多，学者们针对县域经济的特点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其中部分研究以一些具体县域的调查为研究基础，提出了相关县的特点、成功经验及启示;但研究四川等西部地区边远县域经济的成果较少;更难见到重大工程与县域经济关系研究文献。

三、重大工程建设对县域经济结构的优化

1．重大工程是一种外部力量对于经济处于长期低迷的状况，美国经济学家莱宾斯坦于1957年在《经济落后和经济增长》中提出的“临界最小努力”理论指出:在不发达经济中存在促使人均收入提高和下降的两种力量，由于这两种力量的均衡而造成欠发达经济体陷入恶性循环，处于低水平均衡状态。此时，如果有外来强大的刺激力量打破这种均衡，落后经济会由此获得持续、快速增长的机会。西部大开发计划中的重大工程对于四川等西部地区边远地区的县域经济而言是一种重要的外来力量，能有效刺激四川等西部省区的边远地区县域经济发展。所以，研究四川等西部边远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模式、尤其是重大工程与县域经济的关系对四川等西部省区的边远地区县域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随着人类生产力的进步，经济总量的增长，经济社会首先经历农业和初步工业化为主的初级产品生产阶段，再上升到以工业为主的工业化阶段，最终实现发展重心是现代服务业的发达经济阶段，这就是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优化是指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使各产业实现协调发展，从而起到促进经济增长的过程。西蒙．库兹涅茨在一系列关于经济增长的著作中指出，经济增长因素主要是存量的增加、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结构的变化，经济生产中生产结构和经济生产中其他方面的结构，都是总体高速增长的必要条件。罗斯托指出现代经济增长在本质上是一个产业部门变化的过程，经济增长发生的原因不能脱离对产业结构的分析。产业结构的演进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联系已经被许多经济学家所认同，现代经济增长不仅是总量增长的过程，也是产业结构成长、演进的过程。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滞后，多数县域尚处于以农业为主农业和初步工业化为主的初级产品生产阶段。经济总量小、第一产业比例较重，第二、三产业发展滞后的现象，农业现代化程度低，工业技术水平低下，粗加工、高耗能企业多，金融、服务、旅游等第三产业尚在起步阶段，是西部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的共同特征，也是长期以来制约其经济实现飞跃增长的瓶颈。因此，调整产业结构、以农业产业化为突破口、发展新型工业化、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等经济措施成为欠发达县域的共同方向，但是由于缺乏外力作用，仅靠县域自身的力量这些措施往往难以实现，成为纸上谈兵。

3．重大工程对汉源县产业结构升级的推进作用汉源县隶属四川省雅安市，是省定贫困县、享受少数民族地区待遇县、革命老区县、国家重点工程－瀑布沟水电站库区移民重点县。汉源县境内的国家“十五”重点建设项目－瀑布沟电站自2004年开工建设，2010年建成投产。电站的建成及投入使用，对汉源县经济起到了“临界最小努力”理论中重要的外部力量的作用，汉源县无论从经济总量，还是经济结构，都实现了飞跃。农业方面，瀑布沟电站建设淹没了汉源县大量优质农田，使粮食减产，但是，农业生产总值没有因此下降，2007年至2012年农业生产总值分别为:81340万元、79721万元、79346万元、85868万元、96202万元，101711万元，其原因一是在新集镇、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便于进行农村土地集约化耕种，二是为了电站的建设需要施工方在库区修建了骨干公路网，为汉源县实现“村村通公路”奠定了基础，极大地方便了各村农产品的运输，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益，第三，加快发展特色种植业和养殖业，推行“企业和专合组织带基地、基地联农户”的联营模式和“超市+协会+农户”等产供销一体化模式，推进订单农业发展，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化程度。农业生产结构也因此发生了变化:农业正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特色农业转变，由小农经济向产业化、规模化转变，在电站建设的外力作用下，农业空间布局与结构调整有了资金和条件。

工业方面，瀑布沟水电站的建设对汉源县工业发展首要影响是建立了规模化的工业园区，并使淹没企业向工业园区搬迁，同时促进了企业间协作和产业的配套，创造了工业集聚的特殊条件;其次，工业企业获得了搬迁赔偿资金，并在重建中实现了企业改造与技术进步。利用电站建设淹没企业重组复建机遇，工业企业得以向园区集中，在园区内实现向新型化工业发展:完成了技改和降耗任务，优化资源环境，推动资源利用循环化和资源消化减量化、加大污染防治力度;第三，利用企业的迁复建建机会，强制淘汰了作坊式企业和“三高”企业，淘汰落后产能，有效促进了工业的低碳发展。汉源县工业发展在资金和政策的保障下以企业迁复建为契机，以规划为龙头，以完善工业园区载体建设为基础，以产业项目为支撑，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促进了汉源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第三产业方面，电站建成后，水库形成的汉源湖水面有84平方公里，在四川甚至西南地区都是独一无二的。汉源在拥有多类型旅游资源的同时，更拥有得天独厚的湖泊资源优势，在周边旅游市场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竞争力，在雅安市众多旅游城镇中，能形成自己独特的旅游品牌和特色，成为雅安市的湖泊旅游基地。电站的建成为汉源县旅游业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条件，雅攀高速的通车更促进了汉源县旅游的高速发展。以2001年至2012年的财政收入和GDP数据形成的汉源县历年财政收入和GDP趋势图如图1所示:由上图可以看出:在重大工程实施的期间和之后，汉源县财政收入和GDP实现了更快的增长，即经济发生了飞跃发展。同时，表1是汉源县2008年至2013年历年三种产业比重表:从上表看出，2008年至2013年第一产业农业比重逐年下降，第二、三产业逐年增加，结构调整比较明显。

四、启示和对策建议

汉源县经济飞跃带来的启示: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会直接推动区域经济发展，而重大工程的实施对县域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起到了关键作用，因此，重大工程对欠发达的县域起到了“临界最小努力”理论中所指的外来强大的刺激力量，使其冲破了“临界点”，由此获得持续、快速增长的机会。汉源县在抓住重大工程建设机遇的过程中，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经验:一是农业稳县，县域经济的农村性决定了其农业的基础地位，农业走产业化、特色化农业道路，提高农业效益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前提;二是工业强县，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是县域经济实现跨越式、可持续发展的重点;三是旅游富县，以水电站建设形成的巨大人工湖景观为依托，以“雅西”高速公路通车为契机，整合县域内旅游资源，大力发展旅游业，从而带动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这些经验对于相同类型的县域经济具有普适性意义。

(一)应该看到的是，汉源县虽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尚有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1．工业产品价值链短，技术含量低。主要的工业是采矿业、矿产品初级加工，农产品加工，虽然建成了省级工业园区，工业企业得以向园区集中，形成了一定的产业集群，完成技改和降耗任务，消灭了“三高”产业和作坊企业，但由于工业企业技术含量还较低，产品尚处于初加工阶段，附加值低，因此工业总产值偏低，企业利润率较低。2．服务业水平较低，尚未形成现代服务业。汉源县现有的及较具备发展前途的是服务业是旅游业，但旅游的基础设施跟不上旅游者数量的激增，道路、停车场、酒店等设施在旅游旺季供不应求，形成了旅游发展瓶颈。金融业、咨询业等现代服务业尚处于起步阶段。

(二)针对上面的不足，可以采用以下的对策建议:1．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矿产品开采和初级加工、农产品加工是汉源县的传统产业，引入高新技术，推动加工产业向工艺制造、精深提炼等高端环节发展，提高资源配置效益，提高产品附加值，优化工业企业结构。要精心扶持优势企业，形成特色产业和知名品牌，培植一批龙头企业，增强县域内企业活力和市场竞争力。要大力支持企业

的技术创新和经营创新，加强招商引资，着力引进技术水平高、产业关联度强的项目和企业，形成和拉长产业链条，提升企业经济效益，加快传统产业优化升级。2．引导企业争创品牌。树立品牌意识，着力塑造汉源特色的农产品区域品牌、矿产品区域品牌，以及建材业、化工业等区域品牌;加强区域品牌和产业集群品牌创建的宣传工作，将汉源品牌推广至全省、全国。3．重点扶持现代服务业。现代经济中，服务业对整个经济运行体系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交通、批零贸易、餐饮等传统服务业是支撑，房地产、金融、保险、信息咨询等现代服务业是新生动力。房地产由于历史原因在汉源县尚未进入市场，应加快土地市场规范，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发展;积极鼓励民营资本进入金融市场，加快推进城镇化建设，拓宽服务业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1］周金堂．“十二五”时期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趋势和重点［J］．发展研究，2011(6)．

［2］王维平，刘书明，产业政策创新与县域经济发展［J］．南方经济，2011(7)．

［3］赵新宇，郭欣．县域经济产业结构演变的实证分析———以吉林省为例［J］．税务与经济，2009(4)．

［4］郭思文．县域产业结构优化研究————以山东寿光为例［J］．中国市场，2014(20)．

［5］刘得扬，朱方明．西部资源型县域经济发展路径探析［J］．经济问题探索，2011(7)．

［6］四川县域经济发展课题组，以城乡一体化为动力推进县域经济发展———四川大邑县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经验及启示［J］．农村经济，2005(9)．

［7］郭志刚，贾善和．产业集群助推四川县域经济发展［J］．商业研究，2006(16)．

［8］王緌，陈国先．四川县域经济发展的新思路［J］．开放导报，2008．8(4)．

［9］陈钊．推进四川丘陵地区县域经济发展［J］．理论与改革，2006(2)．

［10］林鹏程，四川仪陇:农业大县如何县域经济［J］．宏观经济管理，2006(2)．

［11］张白平．西部县域经济增长方式的路径选择———以四川峨边彝族自治县为例［J］．技术与市场，2007(9)．

［12］张建全．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对源头丹江口县域经济结构的影响［J］．南水北调与水利科，20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