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予批捕申请书范文

不予批捕申请书篇1

关键词：侦查阶段；羁押必要性；审查

中图分类号：D9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11-0042-02

一、现行立法关于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的规定

基于保证人民检察院正确行使批准逮捕权，防止错押、超押，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权利，强化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责的立法考虑，2012年修改后的刑诉法首次规定了检察机关在捕后对羁押必要性继续审查的监督职责，其第九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人民检察院仍应当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对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应当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有关机关应当在十日以内将处理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可以说，这是我国第一次从基本法的角度设定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并同时将审查的权限赋予了人民检察院。于是，以逮捕为分界点，检察院在刑事诉讼中需进行两阶段的审查，即逮捕必要性审查和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

随后《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在第六百一十七条中规定：侦查阶段的羁押必要性审查由侦查监督部门负责；审判阶段的羁押必要性审查由公诉部门负责。监所检察部门在监所检察工作中发现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可以提出释放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建议。对侦查阶段和审判阶段的羁押必要性审查做出具体分工，侦监部门和公诉部门是负责主体，监所部门可以根据自身工作中发现的情况提出建议。

二、侦查阶段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的运行程序

现行刑事诉讼法在保留原有法律关于侦监部门的监督职责规定的基础上，新增了“侦查阶段的羁押必要性审查”这一项，具体的启动途径，《检察机关执法工作基本规范》2013版第五编第六章第5.134条中有明确规定。无论哪种方式开启，之后的途径都是侦监部门综合考察各项因素进行审查，继而决定是否提出无羁押必要建议书。

（一）依职权启动

《检察机关执法工作基本规范》2013版将主动发现的能力赋予了检察机关，但在具体运行时，到底哪个部门来承担主动发现的职责呢？因为《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将侦查阶段羁押必要性审查的负责部门交给了侦监部门，那么主动发现的职责侦监部门必然担当起，同时，此时的犯罪嫌疑人因为逮捕已经被羁押于看守所，监所检察部门就有可能在监所检察工作中发现不需要继续羁押的情形，进而提出变更强制措施的建议。因此，侦查阶段的主动发现主体是侦监部门和监所部门。

（二）依申请启动

《检察机关执法工作基本规范》2013版规定，启动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的情形除了人民检察院主动发现之外，还可以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或者辩护人申请。那么这里的申请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或者辩护人直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呢？还是先向“有关机关”提出，被“有关机关”否决后，再向人民检察院提出？还是既可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也可以向“有关机关”提出？

对此，笔者认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或者辩护人向“有关机关”提出的变更申请应该是前置程序。因为无论是修改后的刑诉法还是《检察机关执法工作基本规范》2013版，都没有对当事人的申请机关做出规定。所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或者辩护人认为羁押理由已经不存在时，首先应该直接向办案机关提出变更强制措施的申请，而不是直接向检察机关申请羁押必要性审查，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履行前置程序径直向检察机关申请羁押必要性审查的，羁押必要性审查部门不应当启动审查程序。只有在有关机关、部门不同意变更强制措施，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又向检察机关申请羁押必要性审查时，检察机关才能启动审查程序。

（三）启动后的“建议权”

当侦查阶段的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开启之后，侦监部门通过评估、了解情况、听取意见、调查、查阅等方式进行全面的羁押必要性审查，同时结合案件事实、证据状况以及人身危险性，提出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书面建议。这里法条透露出三个信息：（1）这里侦监部门做出的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说法不是“决定”而是“建议”。（2）这里的建议必须是书面形式的，有着统一的格式和要求，不能提出口头建议。（3）“有关机关”如果在十日内未及时反馈处理情况，检察院应该怎么办？是否可以催办？催办后仍没有下文的，检察机关如何作为？法律没有规定。

三、侦查阶段中与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相关的几个问题

（一）检察机关羁押必要性审查与办案机关对强制措施变更权的关系

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被批准逮捕后，在现有刑诉法的法律框架下，如果是普通的刑事案件，其会面临2个月的侦查羁押期限。在这一段时间里，针对逮捕这一强制措施，办案机关或个人均有可能实施变更，针对羁押这一人身状态，办案机关可以申请延长，个人可以申请结束。现在，又多出一道程序，人民检察院应当对羁押必要性进行审查。那么，必然的，在这长达两个月的时间里，就会出现检察机关羁押必要性审查和办案机关对强制措施的变更权的交叉关系。

办案机关在侦查期限届满时，如遇到案情复杂、特殊原因、规定情形等原因，其一般会申请延长侦查期限，侦查期限的延长可能带来羁押期限的随之延长。如果在此前的2个月里，人民检察院没有发现可以解除羁押的情形，或者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或者辩护人提出过解除申请，但经过审查后，发现不具备解除的条件，犯罪嫌疑人将仍就处于羁押的状态。那么此时，办案机关在申请延长侦查期限的同时，是不是也应该同时对犯罪嫌疑人是否应当继续羁押进行审查？修改后的刑诉法154～157条，将批准延长羁押期限的权力交与了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期限延长的决定、批准机关在批准或者决定延长羁押期限的时候，根据法理其实际上也应该对犯罪嫌疑人的羁押必要性进行审查 [3]。这里我们是不是需要对九十三条中的人民检察院做更为广义的理解？当办案机关延长期限的申请不被批准，检察院应同时做出不予批准的决定和无羁押必要性建议书。

（二）直接应予逮捕的案件的羁押必要性审查

修改后的刑诉法第七十九条第二款增加规定了直接应予逮捕的案件情形：一是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二是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曾经故意犯罪的；三是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身份不明的。对这些直接应予逮捕的案件，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是否适用？

笔者认为，刑诉法第七条给出的三种情形属于逮捕必要性审查时的关注点，而逮捕必要性与羁押必要性之间存在本质的区别，二者无论从内涵、特质、结果、属性上来看，都是存在差异的[4]。不能因为案件符合逮捕必要性的直接规定就排除了其作为刑事案件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机会。

（三）侦查阶段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期限

1996年刑诉法第九十六条、第一百三十四条条及最高检2009年颁布的《关于省级以下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的案件由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逮捕的规定（试行）》第六条，均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批捕或决定逮捕的期限为7天。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九条对公安机关提请批捕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的时限仍维持了原九十六条规定，但对检察机关直接立案侦查案件审查决定逮捕的时间作了延长。第一百六十五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的案件中被拘留的人，认为需要逮捕的，应当在14日以内作出决定。在特殊情况下，决定逮捕的时间可以延长1日至3日。”这就意味着，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审查逮捕期限，由原来的总期限14日增加到17日。所以，正常情况下，人民检察院审查批捕或决定逮捕的最长期限分别是7天和14天。

笔者认为，侦查阶段的羁押必要性审查期限，不应该根据启动方式的不同做出区分，而应该遵从最初的立法精神，根据是否是原来的检察机关审查而做区分。因为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案件、办案机关决定延长侦查期限的案件，其羁押必要性审查都是由上一级检察院完成的，会出现对案情的不熟悉。出于人权保障的立法原意，笔者建议由同级检察机关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无论是主动发现还是依当事人申请启动，都应当在3日内作出决定；上级人民检察院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应当在5日内作出决定。

参考文献：

〔1〕王兆国.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

〔2〕樊崇义.监督意识：司法民主的要求程序法治的保障[N].检察日报，2012-6-21.

〔3〕张兆松.论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十大问题[J].中国刑事法，2012（9）.

不予批捕申请书篇2

【论文关键词】批准逮捕程序 司法审查制度 构建 设想 【论文摘要】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所规定三种速捕程序(即检察院批准逮捕程序、检察院决定速捕程序和法院决定速捕三种)均是实行书面审查且带有浓厚行政化色彩的审查速捕程序，这种审壹逮捕程序不符合现代刑事诉讼结构模式与人权的保护要求，应进行改革和完善，特别是司法实践中使用较多的批准逮捕程序。批准逮捕程序司法审查制度的构建应是我国逮捕程序改革的基本方向，在刑事诉讼法新一轮的修改中确立批准逮捕程序司法审查制度是大势所趋。现阶段我们应确立批准逮捕程序司法审查制度。在批准逮捕程序中形成以检察机关为顶端，侦查机关、犯罪壕疑人抗辩双方的模拟三角结构。 一、现阶段我国逮捕程序现状 审查批准逮捕程序。是指规范公安机关提请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活动的法定程序。对于我国的审查批准逮捕程序，我国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所规定的是实行书面审查且带有浓厚行政化色彩的审查逮捕程序。具体而言，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需要逮捕的，由公安机关提请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检察机关经审查后在法定期限内分别作出批准逮捕、不批准逮捕和补充侦查的决定。公安机，-rex于于人民检察院不批准逮捕的决定认为有错误时可以要求检察机关复议，如果意见不被接受，可向上一级检察机关提请复核。 二、我国现行逮捕程序设计存在问题分析 我国现行的审查批准逮捕程序在立法上及司法实践中存在不少问题。具体而言主要有， (一)我国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对审查批准逮捕程序所规定的是实行书面审查且带有浓厚行政化色彩的审查逮捕程序，这既无法保证逮捕的正确适用，也与不符合刑事诉讼科学性、民主性。 (二)现行程序中，嫌疑人在逮捕决定后缺乏权利救济途径。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审查逮捕程序中缺乏犯罪嫌疑人权利救济途径，这是不利于尊重和保障犯罪嫌疑人人权。 (三)没有规定严格的逮捕期限。要准确地计算出被捕后可予羁押的最长期限却并非易事，因为该法定期限中存在许多诸如“延长”、“补充侦查”、“发回重审重新计算期限”之类的“例外情形”。 (四)现行程序中赋予逮捕决定人员追诉职能，使逮捕决定人员中立性存在问题。在逮捕程序中，赋予了审查人员对于公安机关未提请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认为应当逮捕是可以直接作出逮捕决定，送达公安机关执行。该种积极主动追诉的职责使原本在审查逮捕中模拟三角结构发生了倾斜，使检察机关在逮捕中的中立性发生了偏差，不再是一个居中裁判者而变成一个积极追诉者的角色。 (五)现行程序中对于逮捕作用的认识存在偏差。尽管我国批捕程序在一定程度上贯彻着公、检机关“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但在。侦检一体化”观念的支配下，实践中该原则往往被异化成“重配合轻制约”的关系，由此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司法实践中、以捕代侦”、错捕滥押、超期羁押等违法现象屡禁不止，严重地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三、逮捕程序司法审查制度确立的重要性 逮捕程序主要具备两项功能，一是防止滥用逮捕权，二是保障羁押的合理性。确立正当的现代批准逮捕程序，并正确地理解和执行。是发挥逮捕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防止错捕、滥捕的重要保证。 (一)批准逮捕程序司法审查制度构建是与国际接轨和履行国际法义务的需要。通过对批准逮捕程序的司法化改造，改变现行的书面审查程序，建立直接听取侦查人员逮捕理由、犯罪嫌疑人陈述、申辩、主张等抗辩式的逮捕程序也是与其他国家的逮捕制度相呼应的。 (二)批准逮捕程序司法审查制度构建，是保障人权的需要批准逮捕程序司法审查制度构建，赋予犯罪嫌疑人对羁押的合法性及正当性提出质疑和辩护的权利，是国际刑事诉讼规则的要求。允许犯罪嫌疑人参与审查逮捕过程，是他们诉讼参与权与知情权的重要内容，也是其当事人资格的体现。 (三)批准逮捕程序司法审查制度构建，是完善刑事诉讼结构的需要。刑事诉讼结构是指控诉、辩护、审判三方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及法律关系的组合。现代刑事诉讼以控审分离、控辩对抗为其基本构造。这种构造不仅在审判阶段应具备，在逮捕程序中也应体现。就逮捕而言，意味着对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进行强制性处分，从本质上看，是具有裁断性质的事项，因此应当由司法官在审查侦查机关的逮捕请求时作出，应当在逮捕程序中形成以检察机关为顶端，侦查机关、犯罪嫌疑人抗辩双方的模拟三角结构。 (四)批准逮捕程序司法审 查制度构建是保证犯罪嫌疑人获得公正、有效的司法救济的需要。逮捕是直接涉及公民基本人权的强制性措施的适用，势必给犯罪嫌疑人带来非常不利的后果，法律应当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其他公民相应的救济性程序权利。通过对逮捕程序的修正，赋予犯罪嫌疑人充分的救济权利如申请重新审查、复议、复核甚至要求法院进行司法审查等救济途径，可以减少错误羁押的发生。 四、改革和完善我国的批准逮捕程序 改革和完善我国的批准逮捕程序，其根本方向是确立批准逮捕司法审查程序，强化逮捕程序的公开、公正性。即设置检察审查和司法审查两道程序对逮捕进行审查，建立以检察机关为顶端，侦查机关、犯罪嫌疑人抗辩双方的模拟诉讼三角结构模式，同时赋予被逮捕人司法救济权，被逮捕人可以通过法院的审查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 (一)批准逮捕程序司法审查制度构建基本原则。确立批准逮捕程序司法审查制度，首先应在批准逮捕程序司法审查制度中确立一些现代批准逮捕程序的基本原则。 1，审查逮捕主体的中立性原则。在检察机关侦查阶段尤其是审查逮捕过程中，检察机关的行为应具有中立性，至少应具有一定程度上的中立性。2，逮捕过程的公开原则。批准逮捕过程应当采用一种透明的、公开的过程，应当是一种吸收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侦查机关共同参加的司法审查程序。3，抗辩原则。抗辩原则要求在批准逮捕程序中，实行听审制度。4，消极审查原则。审查逮捕程序中，主办检察官应当放弃积极追诉的功能，仅仅只是等待提请，消极性审查，不应主动出击，配合侦查机关。5，嫌疑人教济途径的保摩原则。审查逮捕程序中，应当着力于保障犯罪嫌疑人对批准逮捕的救济性权利。在检察机关作出逮捕批准决定后，犯罪嫌疑人认为该决定有错误或者不符合法律的规定时，应当有要求重新审查、复议的权利，或请求法院进行司法审查的权利。 (二)批准逮捕程序司法审查制度具体构想。笔者认为保持批准逮捕批准决定权原状，但对逮捕适用的具体程序作较大的完善，主要是，公安机关认为根据现有证据材料。认为符合逮捕犯罪嫌疑人条件且有必要，应在最短时间内将犯罪嫌疑人带到专职检察官处，由专职检察官公开开庭听取侦查部门的意见、听取犯罪嫌疑人的陈述。必要时可以听取所委托的律师的意见，然后依法做出是否批准逮捕的决定。如果被批准逮捕人对检察机关的批准逮捕不服，可以向法院申诉，请求法院对逮捕的合法性进行审查。 这样在不对司法机关作大的变革的前提下，建立了司法审查制度。这种司法审查制度，虽然与话方国家的事前审查与事后审查相结合的司法审查制度有区别，但毕竟建立了以检察机关为顶端，侦查机关、犯罪嫌疑人抗辩双方的模拟诉讼三角结构模式，赋予被逮捕人司法救济权，被逮捕人可以通过法院的审查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这对人权保障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设置检察审查和司法审查两道程序对逮捕进行审查，更有利于保障人权。具体是， 第一，完善检察官培养制度，实现检察官职业化、精英化。将检察官限定为高素质人才。同时，重塑检察官品格，强化检察官自律意识。加强检察官的客观公正义务。检察官的客观、公正义务是全世界检察机关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第二，增设批准逮捕公开质证程序。所谓批准逮捕公开质证程序，是指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时必须经过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的公开质证，否则所作的决定无效。第三，赋予犯罪嫌疑人的司法救济权。现行法律对犯罪嫌疑人对于检察院批准逮捕的决定没有相应的异议权。这无疑是极不公平的。应当赋予犯罪嫌疑人与公安机关平等的权利。犯罪嫌疑人认为该决定有错误或者不符合法律的规定时，有权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请复核或请求法院进行司法审查的权利。第四，严格明确逮捕羁押期限。即对于犯罪嫌疑人关押已满6个月，需要继续关押时。批捕机关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延长羁押的理由，并出具有关法律文书。第五，确立羁押复查制度，在犯罪嫌疑人被捕后的羁押阶段，赋予其申请复议复核权，明确检察机关的定期审查义务。由于案件情况是不断发展的，在犯罪嫌疑人被逮捕后的羁押过程中也应赋予其再次获得审查的机会。 (三)改革可行性探讨。凡是进行改革，既要考虑其必要性又要斟酌其可行性。唯其如此。改革才能获得成功。否则，不切实际的改革只是美好的理想而已。考察上述批准逮捕改革构想，笔者以为其具有切实可行性，理由是：1它不会增加司法机关的大量负担，不消耗大量的司法资源；2它不太会影响侦查工作的顺利进行。批准逮捕程序司法审查制度确立对于保障批准逮捕权的正确行使、保障人权、监督公安机关依法办案、防止违 法办案、杜绝“暗箱操作”、促进司法公正和诉讼文明都具有重要意义

不予批捕申请书篇3

立而不查自侦案件监督

[摘要]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立法过于原则、缺乏程序性的具体规定和相应的保障措施，至使刑事立案监督工作存在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本文结合红河州检察机关在立案监督实务工作中反映出较突出并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如通知立案的标准、对通知立案案件立而不查、检察机关直接受理案件的立案监督等问题，在剖析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笔者的观点。

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赋予了人民检察院对刑事诉讼实施监督的职能，并把其作为我国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写入法典。刑事立案作为刑事诉讼程序的初始阶段，是刑事诉讼监督的重要内容。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公安机关的刑事立案进行监督，强化了人民检察院的刑事诉讼法律监督职能；有利于打击和惩罚刑事犯罪、防止罪犯逃避刑事惩罚，保护国家、社会和人民的利益，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但是，由于立法过于原则，缺乏程序性的具体规定和相应的保障措施，实践中碰到一些辣手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于1998年1月19日联合颁布的《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也只就立案监督中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理由的时限、接到《立案通知书》后的立案时限和有关材料移送问题作了规定。在此情况下，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了自己的《刑事诉讼规则》，但对一些具体问题仍未作明确规定，解决不了刑事立案监督实际工作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如监督立案的条件标准、公安机关被通知立案立而不查等问题），使检察机关的立案监督工作难以发挥其应有作用和效果。本文拟根据红河州检察机关开展刑事立案监督工作以来碰到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①，进行探讨，并提出一管之见。

一、刑事立案监督中，通知立案的条件问题

刑事案件的立案，是指公安、检察机关对报案、控告、自首等线索材料进行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依法需要追究刑事责任而决定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并交付侦查的活动。立案条件是确定刑事案件成立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刑事诉讼法》第83条和86条作了明确规定，即有犯罪事实并依法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应予立案。由于立案处于刑事诉讼程序的初始阶段，决定了立案必须具备的条件在各个刑事诉讼程序中要求。

①笔者对XX市检察机关开展立案监督工作以来的案件作了全面的分析（受理案件178件，其中要求说明不立案理由的90件，发出《通知立案书》15件36人），对监督工作中存在和反映出的问题，采取调卷和与承办部门探讨的方式进行调研。

最低有犯罪事实，是指危害社会的行为已经存在，即危害社会的行为已经发生；危害行为已达到犯罪程度；犯罪事实有一定的证据予以证实。但此时的证据并不要求达到充分的程度，也不要求一定要查获犯罪人或犯罪事实确凿无误是嫌疑人所为，更不要求查明全部案件的事实和情节。依法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指根据刑法规定，对行为人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即追究的行为在法律上已构成犯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确有必要。据此，立案的条件可以理解为，根据现有证据证实有犯罪嫌疑存在，不具有无罪或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法律依据，但要进行审查批捕、审查、交付审判等刑事诉讼尚需通过侦查手段进一步查证属实的，就具备立案条件应该立案。据此不难看出，按《刑事诉讼法》第87条的规定，检察机关在立案监督工作中，通知立案的条件也即公安机关应该立案的条件。但高检院要求：为了确保立案监督的质量，人民检察院通知公安机关立案的案件应从严把握，一般应是能够逮捕、、判刑的案件。②这种给立案监督的调查提出过高过严标准，将诉讼活动中批捕、、判决等环节对证据要求的不同标准，等同于立案监督标准的做法有悖于《刑事诉讼法》关于立案监督的立法原意。由于高检的这一要求，使得各地检察机关所制定的"立案监督暂行规定"，对通知公安机关立案的条件都不同程度有所提高。究其原因，一是检察机关没有正确熟悉监督立案后的撤销案件问题，认为自己通知公安机关立案的案件，一定要能够批捕、并被判决有罪才是监督成功的，而监督立案后通过侦查查明没有犯罪事实或达不到逮捕条件的，就是没有把握好监督立案的条件；二是司法实践中确实存在有的公安机关对检察机关立案监督工作不理解，在行动上不支持、不配合的情况。检察机关通过初步调查认为嫌疑人有犯罪嫌疑，需要立案侦查进一步查清全案，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理由，如认为理由不能成立而发出《通知立案书》，公安机关被通知立案后带有情绪，不认真进行侦查工作，采取立而不侦，将犯罪嫌疑人直接报捕，如通知立案时的条件低于批准逮捕的条件，这种立案后不加以侦查而直接报捕的情况，就只能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因检察机关在审查批捕环节不再享有退回补充侦查或另行侦查职权③。必然造成自己通知立案的案件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的尴尬局面。如某县院监督公安机关立案的张某涉嫌盗窃案，犯罪嫌疑人乘被害人醉酒之机，将其装在裤包内的人民币4000余元窃走（有目击证人的证实，但证人不能证实钱的数额），检察院发出《说明不立案理由通知书》后，认为公安机关以被盗人民币数额只有被害人报案时的陈述，而且没有明显的作案现场的理由不能成立，通知立案后，公安机关虽作了立案处理，但不作必要的侦查就将犯罪嫌疑人报检察院批准逮捕，导致该案监督立案后又作出了不批准逮捕决定。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检察机关在确定通知立案的条件上，有从严把握提高立案条件标准的做法。笔者认为：检察机关监督立案的条件即是《刑事诉讼法》中规定公安机关应该立案的标准，否则，必然导致《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应监督立案的案件，与实际监督之间相互衔接不上，出现空白，因此，不应随意提高通知立案的条件。这需要解决一个观念问题，转变监督立案的案件一定要能够批准逮捕、甚至要求都应做到有罪判决的要求。从刑事诉讼程序来看，立案的结果并不是唯一确定的，立案后引起的诉讼程序是进一步查明犯罪事实，达到逮捕条件的报请审查批捕、审查、交付审判等；而对于查明犯罪情节显著稍微或没有犯罪事实存在的，依法撤销案件④，这是法律明文规定的，不能认为是监督立案的质量有问题，工作不慎重。当然对于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撤销案件不当的，应当依法纠正。只有解决好熟悉问题，才能在立案监督实务工作中正确执行法律，正确把握好"应该立案"的条件，做到不偏不倚。

二、公安机关接到《通知立案书》后拒不立案或立而不查的监督问题

由于《刑事诉讼法》对立案监督缺乏程序性的具体规定和相应的保障措施，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立案监督工作难以开展。

有这样一个案件，犯罪嫌疑人王某因与妻子的矛盾被其岳父指责而脑羞成怒，扬言要用手榴弹炸死岳父，并身背装有手榴弹的垮包进行威协闹事。公安机关接报案后赶到现场，经多次喊话未果后强行从窗子进入屋内，从王某身背的垮包中缴获6枚军用手榴弹（王某未反抗）。事发后因其家庭矛盾已缓解和一些其他原因而未作立案，检察机关把握情况后，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理由，公安机关答复已经立案（事实上未立），检察机关多次进行监督都被对方以已经立案正在侦查而搪塞，该案自1997年发案至今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公安机关对于刑事犯罪案件拒不立案的做法检察机关如何监督？还有的公安机关对刑事犯罪案件线索采取"立而不查"的做法。如我州红河县检察院通知公安机关立案的一件涉嫌故意伤害案，公安机关被通知立案后，由于有抵触情绪，采取消极态度立而不查，仅批准逮捕后的执行逮捕就拖了11个月近一年的时间，在检察机关多次监督的情况下才予执行。对这类形式上作了立案决定，而实质上不进行侦查，中止刑事诉讼程序的做法，检察机关又如何监督？

对于刑事犯罪案件拒不立案，或采取形式上作立案决定，而实质上不积极开展侦查，久拖不决的做法如何监督，《刑事诉讼法》未作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对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公安机关管辖的重大犯罪案件，作了明确规定，即报请省级检察院批准直接立案侦查，但对不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案件未规定，按高检院的解答⑤，人民检察院应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予以纠正。仍不予纠正的，报上一级检察机关商同级公安机关处理或报同级人大常委会。这一解答实质上是一种妥协的做法，以检察机关刑事诉讼监督应有的地位极不相当。我们认为：人民检察院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拒不立案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报请省级检察院批准直接立案侦查。《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通知公安机关立案的，公安机关应当立案。公安机关拒不立案是违反《刑事诉讼法》的，此时人民检察院直接对案件立案侦查是符合法律规定精神的，亦是与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职能相适应的。人民检察院对监督公安机关无果的直接立案侦查，与《刑事诉讼法》第18条关于公、检管辖案件范围的分工并不矛盾，前者是属于刑事诉讼监督的范畴，后者属刑事案件管辖问题，人民检察院监督公安机关立案正是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8条的规定，案件属于公安机关管辖，人民检察院通过法定监督程序将公安拒不立案的案件直接立案侦查，这在性质上已不属于案件管辖问题，而是属于履行法律赋予的立案监督职能，应明确规定这一职能。对立而不查的问题，理论上看通过加强对侦查活动的监督是能够避免的，但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立案后，报捕前的侦查活动，检察机关很难实施有效监督，因为这一诉讼阶段的侦查工作开展情况检察机关不可能很清楚，对立案后侦查活动监督的滞后性，弱化了检察机关对刑事立案的监督职能。要从根本上解决上述问题，保证刑事诉讼法的统一贯彻实施，一是必须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事诉讼法》作出明确、具体的立法解释，对公、检、法等各部门制定的执行《刑事诉讼法》的《解释》、《规则》、《规定》进行统一，尤其是各部门需要相互衔接而又熟悉不一致，各持己见的地方必须统一。只有这样才能避免部门各自解释，各持己见，互不相让的情况，保障法律的统一和尊严。二是检察机关应建立完善、具体的立案监督制约机制，切实加强对通知立案案件的跟踪监督。对监督立案的重大案件和影响大的案件，应提前介入，了解把握立案后的查办情况，符合逮捕条件的，建议公安机关提请逮捕。对已批准逮捕的监督立案案件，审查批准部门要介入侦查活动、督促办理。

三、检察机关直接受理案件的立案监督问题。

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案件的立案监督，《刑事诉讼法》未作规定，《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79条规定了审查批捕部门和审查部门发现本院侦查部门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不报请立案侦查的，应当建议侦查部门报请立案。与针对公安机关的立案监督相比有所区别，主要是：

1、从监督对象上看，针对的是自侦部门不报请决定立案的行为。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的立案监督，针对的是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行为，而人民检察院内部各部门，都是在检察长统一领导下开展工作的，对案件是否立案，也都是由侦查部门报请检察长决定的。但是，对于一些重要线索，本应报请检察长决定立案，假如侦查部门初查后不予报请，检察长就无法决定。所以，侦查部门是否报请立案，对人民检察院是否决定立案侦查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检察机关有案不立内部监督的一个要害环节。因此，人民检察院内部的立案监督，针对的主要还不是本院侦查部门应该立案侦查而不立案侦查的行为，而是本院侦查部门对应当立案侦查而不报请决定立案侦查行为的监督。

2、从监督措施上看，不是通知立案，而是报请检察长决定。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的立案监督措施是通知其立案，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而人民检察院的侦查部门并没决定立案的权力，且人民检察院内部的立案监督针对的只是侦查部门不报请决定立案的行为。所以，检察机关审查批捕或者审查部门假如认为本院侦查部门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不报请决定立案侦查的，不是向侦查部门直接发出通知，而是写出《建议立案侦查书》报主管检察长审批后转侦查部门。如建议不被采纳，也不能通知立案，而是报检察长决定。

3、从监督的线索来源看，只规定了审查批捕部门和审查部门审查案件中发现本院侦查部门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不报请立案侦查的。与对公安机关的立案监督相比，对应于被害人认为公安机关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进行监督的内容，没有规定。即对人民群众举报、控告的属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的犯罪线索，最先受理的控告申诉检察部门对应当立案而未报请立案的监督未作规定。

从以上区别的特点可以看出，《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对检察机关直接受理侦查的案件进行立案监督的规定，是基于人民检察院内部关系而制定的。前两点区别于对公安机关的规定是与检察机关内部关系相适应的，但第3点未规定检察控告、申诉部门对举报、控告案件线索有向分管检察长建议本院自侦部门立案侦查的内容，是《刑事诉讼规则》对自侦案件进行立案监督规定的一个欠缺，对未移送审查批准逮捕的自侦案件，立案监督工作无人问津，从全州检察机关开展刑事立案监督的情况看，共受理178件针对公安机关的立案监督，而对自侦部门的立案监督还是空白。

不予批捕申请书篇4

论文摘要:建立司法公开听证程序，来完善我国的羁押性强制措施的适用，以达到加强人权保护、完善诉讼制度的目的。

关键词：羁押性强制措施 保障人权 司法救济公开听证程序

羁押就是指“司法机关将被拘留、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关押在看守所或其他规定的场所，限制其人身自由的一种措施”。羁押性强制措施也就是国家为保障侦查、起诉、审判活动的顺利进行，而授权刑事司法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的限制其一定程度人身自由并予以羁押的强制的方法。在我国羁押性强制措施一般是指拘留和逮捕。适用羁押性强制措施的目的在于防止被羁押对象继续犯罪、危害社会、逃避或防碍侦查、起诉和审判，以保证诉讼顺利进行。很显然，由于羁押性强制措施关乎公民的人身自由权，所以它又是一柄“双刃剑”，正确实施，就能准确、及时地完成惩罚犯罪的任务；而错误实施，则会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因此，我国对羁押性强制措施的采用规定了较为严格的条件和程序。本文，笔者就从羁押性强制措施适用的现状、成因、对策等三个方面对这一措施进行探讨。

一、我国羁押性强制措施使用过程中出现的

从现行刑诉法及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看，逮捕的适用条件较之于拘留要更为严格，但刑事诉讼中的羁押制度带有任意性，工具性，长期性，并得不到应有的审查制约机制，这一点在96年刑诉法修订后有了一些进步，但距离人权和法治原则的要求都还有一定的距离。在我国刑事诉讼中逮捕和拘留两种强制措施在适用时除少部分由人民法院决定外，主要决定权是掌握在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手里。而并未设立“人身保护令”的制度，即羁押性强制措施的适用用由法官负责审批，被羁押人对于羁押性强制措施可以申请法官予以复查以决定是否可以保释。在我国侦查阶段法官一般不介入，因此公安机关报人民检察院采取的羁押性强制措施也就不会形成由中立的司法机构进行的司法审查和司法救济。由于缺乏中立的法官审查，至使被追诉人申请司法救济的制度不健全，导致司法实践中再现如下问题和弊端：

1、公安机关随意拘留犯罪嫌疑人出现的问题。首先，对于拘留决定的作出，公安机关无须经过人民法院的审查和批准自行决定；其次，在犯罪事实同犯罪嫌疑人之间的联系不确定时，为了揭露犯罪、防止犯罪嫌疑人逃跑，公安机关往往倾向于先对其进行拘留再收集证据证实犯罪系嫌疑人所为。

2、检察机关办案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移送的案件或自行侦查的案件进行审查，为了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避侦查、起诉和审判，往往通过批准逮捕的形式羁押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借此进一步收集控诉证据。实际上使检察机关的批捕权变成了服务于其他控诉职能的手段和工具。

3、羁押的期间过长。从时间上看，中国的羁押时间怕也是世界之最了。中国的拘留和英美国家的无证逮捕加上羁押很相似，而逮捕则相当于英美国家的有证逮捕和羁押。但是，英国的无证逮捕带来的羁押一般不超过24小时，最长的也不允许超过96个小时，就必须起诉。而中国最简单的拘留也可以7天，加上批捕的期间就是14天，特殊情况下可延长至37天。而逮捕羁押的时间更长，并且经过上级（一般是省级人民检察院）的批准，最多还可延长5个月。最不合理的地方还在于，一旦被检察院审查起诉后，包括一审二审直到判决生效之日，都是因为前边的羁押而获得了当然的羁押理由，或者说这时候根本不需要理由，并不受审查，实践中虽然有律师等提出疑义，但真正变更措施的不多，这样一来，羁押的期限更长了。

4、超期羁押导致侵犯人权甚至放纵犯罪。对于羁押性强制措施，报批机关和批准机关由于意见不一至无法确定是否应当采取强制措施时，往往不是先释放犯罪嫌疑人，而是在继续羁押的过程中通过补充收集证据，或者公安机关认为应当采取羁押措施未获批准的通过复议、复核的方式以决定是否采取拘留或者逮捕。这样做实际上延长了对犯罪嫌疑人羁押的时间，侵犯其合法权利。这种羁押不仅缺乏充分合理的依据，而且容易导致错捕、乱捕现象的发生，还有可能使得真正的罪犯逍遥法外、使无罪的人遭受拘禁。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一项统计数据表明1993年至1999年，全国政法机关每年度超期羁押人数一直维持在5万至8万人之间，1999年达到84135人，2000年为73340人，2001年为55761人。另外根据有关报道，河南省灵宝市检察院以涉嫌非法拘禁罪对本市公安局阳店派出所民警郭建刚提起公诉，7月17日的《检察日报》说，这是检察机关首次对超期羁押案件责任人追究刑事责任，并且，由此在全国掀起了一场清理超期羁押案件的活动，虽然现在超期羁押案件以得到了有效控制，但是其深层次的羁押性强制措施的有关问题值得我们深思探讨。（11）

二、 造成问题的原因分析

之所以会出现上述现象，笔者认为可以从立法、程序以及观念三个方面提示其原因：

1、从我国刑诉法立法上看。对于拘留的适用，根据我国刑诉法规定，公安机关对现行或者重大犯罪嫌疑人进行拘留时，应经过县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后才能签发拘留证予以拘留；人民检察院对自己直接受理的案件，认为需要拘留的，享有决定权并由公安机关负责实施拘留。对于逮捕的适用，除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案件认为需要逮捕的由人民法院自行决定逮捕送公安机关执行外，逮捕均由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与国外不同的是，我国对于拘留、逮捕的决定不是由中立的司法机构作出的，而是由承担控诉职能的公安、检察机关作出，在美国，被告人享受有的一系列诉讼权利被上升为宪法权利，警察对任何人实施逮捕和搜查必须首先向一名中立的司法官员提出申请，并证明被逮捕或搜查者实施犯罪行为具有“可成立的理由”以及说明予以逮捕或搜查的必要性。

从事后补救措施来看，对于逮捕，刑事诉讼只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如发现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不当的应及时撒销或变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对公、检、法采取强制措施超过法定期限的，有权要求解除强制措施。可以看出，对于羁押性强制措施的适用的变更只能由侦查机关提出，只停留在“自我否定”上而缺乏必要的外部监督，被羁押人一般不享有请求中立机构予以复查的权利。而且对这种强制措施是否予以变更的审查过程出不具有公开性和透明性，容易造成暗籍操作。在国外涉及人身羁押的强制措施的实施，被羁押人可以申请中立的司法机构进行复查，以维护其合法权益。

关于羁押期限，我国刑诉法规定的拘留期限最长为30天，但对于逮捕的期限，则作出了“延长”、“补充侦查”、“发回重审重新期限”的规定，使得羁押的期限无限延长，这固然有利于侦查机关有足够的时间用于收集证据查明案情，但由此造成的超期羁押却严重侵犯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

综上，从我国现行立法来看，对于羁押措施的适用，受羁押人不享有申请中立司法机构复查的权利；羁押性强制措施往往是和为服务于侦查工作的手段，批准决定采取羁押措施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而不是以一种诉讼的形式作出决定，古老的西文谚语有云“任何人不得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由公安机关决定拘留，检察院的检察长决定逮捕显然有违基本的诉讼法理。

2、从办理案件过程上来看。我国现行立法中，刑诉法对公安机关负责侦查的案件中拘留和逮捕的审批程序规定的比较详细，而对检察机关自侦察件的批捕程序规定的则相对原则化。而且批准或决定逮捕与否，除少部分由法院决定外，人民检察院享有最终的决定权。无论采取任何种羁押性强制措施，未赋予受羁押人申请复查的权利，更谈不上从程序上给予其必要的救济。同时，对于人民检察院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刑诉法规定公安机关认为有错误的时候可以要求复议，意见不被接受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请复核。尽管法律也规定提请复议时须先释放被拘留的人，但公安往往并未解除对补充拘留的人的羁押，而是在羁押的同时提请复议。

这一情况存在的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诉讼制度不完善。首先是我国立法没有确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反对被迫自证其罪的权利。与之相对应的我国刑事司法中强调的是“坦白从宽，抗拒人严”的刑事政策，其基本价值取向是发现真实、揭露犯罪、分化瓦解犯罪分子。其次是律师帮助受到诉讼阶段的制约。在普通公诉案件中律师一般只有到移送审查起诉阶段才能介入诉讼，在侦查阶段则受到种种限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利受侵害时也就无法得到律师的及时帮助。再次是非法证据排除法则未确立。在国外对于侦查人员在超期羁押时间内所获取的口供，即使被告人是自愿陈述的法庭也不予采纳，对于刑讯或者变相刑讯的口供则更是予以排除。尽管我国禁止非法取证行为，但是对于非法证据的使用并未确立严格的排除法则。最后是国家赔偿制度不健全。在羁押性强制措施适用错误的情况下，国家赔偿法只将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作为赔偿义务机关，而对于检察机关的错捕案件往往是由于公安机关的错误拘留则不予以考虑，公安机关就会因为错拘或超期羁押不会带来赔偿责任而不予重视。

3、从思想观念上看。审前程序中出现的超期羁押、刑讯逼供现象除了立法和诉讼程序上的缺陷外，还在于侦查、检察人员思想观念上的偏差，具体表现为：（1）有罪推定思想并未彻底根除。在一些侦查人员看来，凡是被采取羁押性强制措施的人必定是同犯罪有着密切联系。出于揭露犯罪的必要，对其采取羁押性强制措施也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了。对案件事实难以查明的，延长羁押时间以进一步展开侦查以及出于强烈的追究犯罪的心理采取刑讯逼供、诱供的现象也就随之产生。（2）对于口供的片面追求和依赖。在侦查过程中，侦查人员为了查明真相往往选择以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为突破口借此来收集证据证实犯罪，对于拒不交代的就会采取刑讯的手段。这不仅有可能造成冤假错案，也使得诉讼程序变成一种“暴力”的发现真实程序，这有违于诉讼的和平性和人权保障的精神。（3）重实体轻程序的思想。尽管司法改革强调诉讼程序的重要性，但是对于一些侦查人员来说，查明案件事实才是最重要的。为了查明案情，对嫌疑人、被告人采取超期羁押、刑讯逼供似乎成了“迫不得已的变通手段”。

除了上述原因外，对超期羁押、讯逼供的定性不明、制裁不力、侦查技术设备落后、办案经费不足、办案人员素质不高等到因素也是导致强制措施适用不当的原因。

三、笔者对我国羁押性强制措施适用问题的构想

纵观我国羁押性强制措施适用的程序以及由此产生的问题，笔者认为其主要弊端可归纳为：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缺乏司法活动所应当具有的公开性，不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利的保护。完善现行的羁押性强制措施的适用的突破口是将其改造成为以一种诉讼的形态作出决定的程序，并赋予受羁押人申请中立司法机构审查的权利。主要表现为：

（一）、健全事后司法救济程序。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虽可以提出变更强制措施的请求，以寻求有权机关变更羁押性强制措施，但这种救济缺乏完整性，既没有规定有权机关作出是否变更强制措施的时间期限、也没有规定不服不改变羁押性强制措施决定的复议程序及申诉权利。要改变这一状况，就有必要完善事后司法救济程序。所谓事后司法救济程序，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有权机关作出或批准的审前羁押性强制措施，向有权机关寻求变更审前羁押性强制措施的一种程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这种救济要求后，为使这种事后司法救济得到有效保障，就应配套规定有权机关作出是否变更强制措施的时间期限及向被救济人说明不变更强制措施的书面理由，并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不服不改变羁押性强制措施决定的复议请求权及申诉权。当然，权利是可以放弃的，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放弃上述权利及救济，那么还应当设计在一定期限内检察机关对适用羁押性强制措施的合法性进行再次审查的程序。

（二）、建立羁押前请求程序，公开听证。从逮捕权的现状出发，建议将逮捕批准决定权利保持原状但对逮捕的具体程序作较大的完善。可增设批捕公开质证程序，使逮捕的决定必须经过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的公开质证方能决定其效力。

所谓羁押前请求程序，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审前羁押之前，向公安、司法机关请求适用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一种程序。逮捕虽然依法必须经检察机关审查批准，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检察机关不再提审犯罪嫌疑人，仅仅听取侦查机关的一面之词，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都不能参与，既不听取犯罪嫌疑人的辩解，也不听取律师的意见，造成“被控人面对具备法官绝对权力的追诉人，束手无助”。事实上，犯罪嫌疑人在审前羁押之前提出适用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请求，有利于检察机关对是否“有逮捕必要”作出全面的审查，能有效克服单凭书面审查对是否“有逮捕必要”缺乏应有的内心确信；亦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因而更具合理性、公正性。其依据在于，首先是保障人权的需要，适用强制措施应以保障人权为出发点。其次，是使侦查活动具备诉讼形态的需要。我国强制措施的适用具有浓厚的行政色彩，拘留、逮捕决定的作出往往是公安、检察机关单方决定的结果。然而刑事诉讼不仅包括审判活动，也包括审判前的侦查和起诉活动，既然这些都是属于刑事诉讼的范畴，那么审判前活动的诉讼决定也应以一种诉讼的形态作出。这正是司法与行政的最大区别。同时以一种诉讼的形态作出的决定也体现了“司法最终解决原则”的精神。

羁押性强制措施的公开听证程序应遵循以下原则：

1、自愿原则。要求提起公开听证程序须基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申请以体现这一程序的设置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利的一种救济，同时尊重其自主决定。

2、公开原则。羁押措施听证会应当公开举行，以体现司法的公开性、透明性。对于涉及国家机密、个人隐私的案件可以不公开。

3、辩论原则。在中立机构的主持下，控辩双方通过口头辩论的方式以维护各自的主张，而不仅仅是提供书面材料。这也体现了刑事诉讼中直接、言词的原则。

4、持续听证的原则。公开听证程序的举行应当是持续不断的，一方面是出于诉讼效率的考虑，另一方面则是出于诉讼公正的考虑。

关于羁押性强制措施的公开听证程序（以下简称羁押听证程序），笔者试提出以下构想：

1、羁押听证程序的主体。根据羁押性强制措施改造成具有诉讼形态的程序的思路，羁押听证程序应当体现诉讼中的三方构造，即控辩双方加上居中裁判的中立机构。控方是提请采取羁押强制措施的侦查人员或检察人员；辩方是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中立的裁判方则要求具有类似于法官的中立性，故建议由检察机关的监督部门人员担任。如果犯罪嫌疑人因羁押等原因不能参加的，可以由其律师代为提出其对羁押措施的意见。在必要时双方还可以传唤证人、鉴定人到场。对于被害人如明确表示不参加听证的可以不参加，但被害人委托的诉讼人可以参加。

2、羁押听证程序提起的条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服公安、检察机关的拘留、逮捕决定，或者认为在采取强制措施时存在违法情形包括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等均可以要求提起公开听证程序。

3、羁押听证程序提起的期限。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要求举行听证程序的，自羁押措施决定作出之日起到开庭审判前羁押措施持续过程中的任何时间都可以提出听证要求。对此在立法上应当作出相应的规定，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公安、检察机关在作出强制措施决定后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要求听证。

4、羁押听证程序中的律师帮助。举行听证程序前，犯罪嫌疑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公安、检察机关应告知其委托辩护人，必要时应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担任辩护人。这里实际上涉及到另一项配套改革，即辩护律师参加诉讼时间应提前至侦查阶段，以备于犯罪嫌疑人对拘留、逮捕的决定要求听证时能得到律师的及时帮助。

5、羁押听证程序的阶段设计。公开听证程序举行时，由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部门主持召开，听证双方当事人到场参加。首先是由决定采取强制措施的控方陈述其作出决定的理由；其次，由控方承担举证责任，提交证据证明采取羁押措施的必要性与合理性；然后，由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就控方提出的证据同控方展开质证，双方可以就羁押措施的适用及相关证据进行评议；最后，根据评议的结果作出适用羁押程序是否合法与必要的决定。对于控方证据足以证明有必要采取羁押措施的予以支持，对于不足以证明其必要性的作出解除拘留或逮捕的决定。双方当事人可对中立机构的决定要求复议。

司法机关依法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目的是为了惩罚犯罪，而惩罚犯罪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国家、集体和公民的合法权益，说到底是为了保障人权；另一方面，在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时，又必须严格依法进行，以免使无辜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受到侵犯。在此，同样有个人权保障的。笔者由此想到了王牧教授为孙谦老师的《逮捕论》所作的序中的一段精辟论述：“其实，在近刑事司法的法律逻辑里隐藏着一条只执行而不声张的原则：宁纵勿枉。这也是权衡利弊，利大于弊的选择：罪案是已经发生了的一种危害社会的行为，纵了，是事情没办好，已然的犯罪没有受到惩罚，但是没有给社会造成新的害；枉了，不仅没有使真正的犯罪受到惩罚，而且给社会造成了更大的害，使无辜的人受到惩罚。不懂得这个道理，就不能掌握刑事司法的精髓。法律追求秩序，因而它首先是限制恣意横行、无法无天的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刑事诉讼法首先是减少和杜绝冤假错案的法律，逮捕作为一种重要的刑事司法制度必须符合这个原则。”笔者以为，羁押性强制措施制度同样必须符合这个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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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孙谦.逮捕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2]李昌珂.德国刑事诉讼法典［M］.北京：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59－60.

[3]陈瑞华.刑事程序中的公民权利［A］.北京大学法学院人权中心.司法公正与权利保障[C].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257－297.

[4]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5]李忠诚.刑事强制措施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5.

[6]樊崇义.刑事诉讼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7]胡锦光 韩大元 著 《当代人权保障制度》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8]参见社科院主编 《法律辞典》法律出版社

[9]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 2000年版

[10]陈瑞华 《超期羁押问题的法律》载于诉讼法学、司法制度 2000年12期

不予批捕申请书篇5

一、捕后羁押必要性立法进程

捕后羁押是指侦查机关或者侦查部门所侦查的案件经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批准逮捕后，持续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的一种状态。但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批准逮捕后是否继续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根据我国的立法进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一）1996年刑事诉讼法关于羁押必要性的规定

1996年刑事诉讼法对于批准逮捕的规定较为详细、具体，但没有规定专门的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一旦犯罪嫌疑人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即遭致被羁押的后果，且这种被羁押的状态可能一直持续到法院判决，即“一捕到底”。根据刑事诉讼法关于羁押期限的规定，有的案件从批捕、再到法院判决，可能持续一年时间，有的甚至更长，此种情况下导致诉讼期限和羁押期限不分，犯罪嫌疑人长期被羁押在看守所，严重束缚和伤害了公民的人身权利和自由，实属立法漏洞。

（二）新刑事诉讼法关于羁押必要性的规定

新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人民检察院仍应当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对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应当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有关机关应当在十日以内将处理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此外，新刑事诉讼法第94条至第97条还规定了逮捕后变更强制措施的其他情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616至621条对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进行了进一步细化，这些都为开展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提供了法律依据。

二、捕后羁押必要性的审查启动方式

根据法律规定，侦查监督部门的职责是审查批准（决定）逮捕、两项监督、侦查活动监督，现在又加上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职责，使得侦查监督部门的工作量加大，案多人少矛盾更加突出。如何有针对性的开展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同时又不影响侦查监督工作大局，笔者认为可以采取以下几种方法启动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

（一）依职权主动审查。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负有批准逮捕的权利，同时应对捕后侦查阶段的羁押必要性继续进行审查，这既有法律上的依据，又有实际工作的需要。首先，新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将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权赋予检察机关，但对于由检察机关内部哪个部门行使并未明确。随后出台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六百一十七条明确规定，侦查阶段的羁押必要性审查由侦查监督部门负责；审判阶段的羁押必要性审查由公诉部门负责。其次，捕后羁押必要时审查归根结底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具有逮捕必要重新进行审查，侦查监督部门作为行使批准逮捕职责的部门，既对之前批捕的案情熟悉，又有较为充足的人员保障、较成熟的能力支撑，能够承担起捕后羁押审查的责任。

主动审查又分为以下几种方式：

1、定期或不定期跟踪批捕案件，了解案件批捕后的证据增减变情况。侦查监督部门应当改变以往“一捕了之”的状况，主动与侦查机关（部门）办案单位联系，及时了解案件证据的变化情况，如得知案件证据发生重大变化，现有证据证实犯罪嫌疑人不符合羁押的条件或者影响刑事诉讼进行的情形已消失的，应主动建议侦查机关变更强制措施。此外，侦查监督部门也可以在逮捕后两个月的羁押期限届满前，定期主动指派承办检察官到办案单位查阅案卷材料，审查犯罪嫌疑人是否仍有羁押的必要。

2、结合审批延长侦查羁押期限，对犯罪嫌疑人是否仍有羁押的必要进行全面审查。批捕后两个月的侦查期限即将届满，但是侦查机关仍无法收集到定罪量刑的证据，提请检察机关批准延长侦查羁押期限时，侦查监督部门根据案件证据严格把关，如不符合继续羁押的条件，应不批准延长羁押期限，由侦查机关变更强制措施。

（二）依当事人申请而启动。《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六百一十八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或者辩护人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申请时应当说明不需要继续羁押的理由，有相关证据或者其他材料的，应当提供。由以上规定可以看出，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可以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或者辩护人申请启动。

（三）依检察机关监所检察部门的建议而启动。《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六百一十七条规定，监所检察部门在监所检察工作中发现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可以提出释放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建议。对于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监所检察部门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该部门能够及时了解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思想动态、身体健康状况，如出现不适宜羁押的严重疾病等，可以及时反馈到侦查监督部门，并启动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程序。

三、捕后羁押必要性的审查标准

犯罪嫌疑人捕后被羁押是侦查监督部门根据法律规定的逮捕条件作出批准逮捕决定的必然结果。1996年刑诉法对逮捕条件规定为三个，即证据条件、刑罚条件、有逮捕必要，但对于有逮捕必要规定的过于笼统、抽象。新刑诉法第七十九条对逮捕必要性进行了进一步细化，规定了应当予以逮捕和可以予以逮捕，这些都是在程序上完善逮捕条件。至于对犯罪嫌疑人捕后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实质上是在批捕后，侦查监督部门根据侦查机关补充调取的材料，重新对是否具有逮捕必要性进行判断，从而作出决定。笔者认为，对捕后羁押必要性的审查应以逮捕条件为标准，具体分为以下几种情形：

（一）新刑诉法第七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五种情形消失的。逮捕措施本质上是为了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从而保障刑事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它是一种保障性措施，而不是惩罚性措施。当新刑诉法第七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五种应当逮捕的情形消失或者发生变化，从而使犯罪嫌疑人不再具有社会危险性，这时启动羁押必要性审查程序，变更强制措施就更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

（二）案件证据发生重大变化的。具体是指随着案件侦查的推进，部分定罪量刑的证据发生变化，导致犯罪嫌疑人可能判处无罪或者不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如再继续羁押犯罪嫌疑人可能导致国家赔偿。这种情形下大多为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定期或者不定期跟踪批捕案件而发现。

（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身体状况发生重大变化，如犯罪嫌疑人患有不适宜羁押的重大疾病，或者处于怀孕、哺乳期不适宜继续羁押的等。此种情况多为监所检察部门发现，并建议侦查监督部门启动羁押必要性审查程序。

（四）过失犯罪、轻微刑事犯罪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的。此种情况主要指交通肇事等过失类犯罪、轻微刑事犯罪，批捕时双方当事人因为种种原因未达成和解协议，批捕后又达成和解的，如继续羁押犯罪嫌疑人不利于社会矛盾的化解，因此可以由当事人申请而启动羁押必要性审查程序。

四、捕后羁押必要性工作开展遇到的问题及建议

新刑事诉讼法已经实施，其中修改的条文已经或者正在按照立法者的意图发生效力。部分地区已经尝试开展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并与侦查机关会签实施细则，在事实施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如：

（一）各地开展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标准不一。目前，新刑诉法、《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只是规定了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法律依据以及保障机制，但对于一些细节如审查期限、审查意见书的样本、发出文书的格式等没有统一，导致各地区开展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差异较大。建议高检院出台相关法律解释或者《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实施细则》，方便各地区同一标准开展此项工作。

（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六百二十一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向有关办案机关提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建议的，应当要求有关办案机关在十日以内将处理情况通知本院。有关办案机关没有采纳人民检察院建议的，应当要求其说明理由和依据。通过该条文可以发现，人民检察院行使的是建议权，具体对犯罪嫌疑人是否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决定权在侦查机关，如果侦查机关没有采纳并向人民检察院说明理由和依据，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该理由不能成立，此种情形下如何处理，法律并未规定。建议由高检院协商有关部门出台文件，规定如人民检察院认为侦查机关不予采纳的理由不成立的，应向侦查机关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或者直接通知侦查机关释放犯罪嫌疑人或者变更强制措施。

参考文献：

[1]侦查监督指南第2辑：刑事诉讼法修改对侦查监督工作的影响和应对措施，2012年7月第一版.

[2]侦查监督指南第2辑：检察机关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初论，2012年7月第一版.

[3]对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的几点思考.

不予批捕申请书篇6

第一条为了切实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及其实施细则和《*市水产养殖保护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本市各级人民政府对水域应当统一规划，合理开发利用，鼓励全民、集体单位和个人发展水产养殖业。

第三条本市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和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应当根据《规定》和本细则，遵循以养殖为主，养殖、捕捞、加工并举，因地制宜，各有侧重的方针，加强监督管理，保护和促进本市渔业生产的发展。

本市公安、工商行政管理、财政、环境保护、土地、农业、水利、港航监督等部门，应当协同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实施本细则。

第二章渔业的监督管理

第四条本市对渔业的监督管理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

（一）本市范围内的长江、黄浦江水域的渔业监督管理，由市渔政监督管理机构负责。

（二）县（区）范围内的江河、湖泊、滩涂及精养鱼塘等水域的渔业监督管理，由县（区）渔政监督管理机构负责。

（三）乡（镇）范围内的园沟宅河、池塘等小型水域的渔业监督管理，由乡（镇）人民政府或者所属乡（镇）渔政监督管理机构负责。

（四）国营农场范围内水域的渔业监督管理，由农场渔政监督管理机构负责。

（五）本市范围内跨县（区）水域的渔业监督管理，由有关县（区）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协商制定管理办法；跨省市水域的渔业监督管理，由市（县）渔政监督管理机构与有关省（县）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协商制定管理办法。

第五条本市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规定》，确定渔业水域养殖使用权，发给养殖使用证：

（一）凡在县（区）范围内的江河、湖泊、滩涂和精养鱼塘等渔业水域进行养殖生产的，由养殖单位或者个人向所在乡（镇）人民政府或者所属渔政监督管理机构提出申请，经同意后交县（区）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审核，由县（区）人民政府批准，发给养殖使用证。《渔业法》对全民所有水域的养殖许可有特别规定的，从其规定。

（二）凡在乡（镇）范围内的园沟宅河、池塘等小型渔业水域进行养殖生产的，由养殖单位或者个人向乡（镇）人民政府或者所属渔政监督管理机构提出申请，经审核同意后，由乡（镇）人民政府发给养殖使用证。

（三）凡利用跨县（区）渔业水域进行养殖生产的，由养殖单位或者个人向有关县（区）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分别提出申请，经审核同意后，由有关县（区）人民政府联合签发养殖使用证。

（四）（五）农场局渔政监督管理机构提出申请，经审核同意后，由市农场局发给养殖使用证。

（五）凡在市属国有水产养殖场的渔业水域进行养殖生产的，由使用单位向所在县（区）渔政监督管理机构提出申请，经审核同意后，由所在县（区）人民政府发给养殖使用证。

养殖使用证由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印制。

第六条凡从事养殖业的，自领得养殖使用证之日起，每年每亩放养鱼种不得少于300尾。

放养鱼种的规格为：青鱼、草鱼、鲢鱼、鳙鱼115厘米以上（每1000克50尾以下）；鲤鱼10厘米以上（每1000克60尾以下）；鳊鱼、鲫鱼8厘米以上（每1000克100尾以下）。小于上列规格的，不计入实际放养数。

不按上述规定数量放养鱼种的，根据鱼种缺额数，按下列公式计收渔业水域闲置费：

渔业水域闲置费=每尾规格鱼种市场价格×（规定放养数—实际放养数）

渔业水域闲置费由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征收，作为渔业资源增殖保护基金，用于渔业资源的增殖和保护。

第七条填没属市管商品鱼生产基地的精养鱼塘，由填没单位向所在县（区）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审核后，报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填没其他精养鱼塘等渔业水域，

由填没单位向所在县（区）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报县（区）人民政府批准。批准填没精养鱼塘的文书，由批准单位同时抄送县（区）土地管理部门备案。

填没精养鱼塘应当一次性支付各项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和鱼塘开发费用。

征用属市管商品鱼生产基地的精养鱼塘，须经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征用其他精养鱼塘等渔业水域，须经县（区）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报县（区）人民政府批准。

征用精养鱼塘的，应当依照国家《土地管理法》第二十七、二十八条规定和本市征用土地的有关规定支付税、费，并一次性支付各项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和鱼塘开发费用。

回收的鱼塘开发费用，应当纳入国家预算管理，作为专项资金，由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用于今后的商品鱼生产基地建设。

第八条凡在自己的养殖水域外从事捕捞作业的，均应当向当地渔政监督管理机构提出申请，经县（区）以上渔政监督管理机构批准、领得捕捞许可证后，方准进行捕捞作业：

（一）在本市范围内的长江、黄浦江渔业水域从事捕捞作业的，由市渔政监督管理机构核发捕捞许可证。

（二）在县（区）范围内的江河、湖泊、滩涂等渔业水域从事捕捞作业的，由县（区）渔政监督管理机构核发捕捞许可证。

（三）在国营农场范围内的渔业水域从事捕捞作业的，由市农场局渔政监督管理机构核发捕捞许可证。

（四）外省市渔民在本市管辖的渔业水域内从事捕捞作业的，由本市县（区）以上渔政监督管理机构依照渔业水域管理权限，核发专项（特许）捕捞许可证。县（区）核发的专项（特许）捕捞许可证，应当按季度报市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备案。

第九条非渔业生产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捕捞作业。科研、教学等部门因工作需要从事捕捞作业的，需报市渔政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第十条凡在本市渔业水域内从事捕捞作业和养殖生产的单位和个人，均应当依照《*市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征收使用实施办法》缴纳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

各级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应当按照《*市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征收使用实施办法》征收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并按规定管理、使用、上缴。

第十一条各级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在核发捕捞许可证时，应当注明作业类型、场所、时限和渔具数量。

第十二条养殖使用证和捕捞许可证不得涂改、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

第十三条未经许可，不得在增殖渔业水域和他人的养殖渔业水域内垂钓。

第十四条在河道或者航道等渔业水域内进行养殖生产和捕捞作业的，还必须遵守水利和航道管理的有关规定。

第三章渔业资源保护

第十五条市、县（区）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对鱼、虾、蟹、贝类等重要的产卵场、越冬场、幼体成育场及其主要洄游通道，可以视不同情况，制定禁渔区、禁渔期、各类网具的最小网目尺寸以及其他保护渔业资源的措施。

为保护渔业资源，保障水利工程安全，县（区）以上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可以会同同级水利部门在河口、江海交汇处、滩涂和重要水利工程所在水域划定禁渔区。

第十六条不得在禁渔区、禁渔期进行捕捞作业。

不得在通潮河道（包括闸口）敷设张网。经特许在水闸口敷设张网捕捞的，囊网网目尺寸不得小于4厘米，作业期为每年8月1日至31日和12月1日至次年2月底。

第十七条对鳗苗、蟹苗资源应当实行限时限额捕捞，合理利用。捕捞期由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当年季节、气候等情况制定。鳗苗、蟹苗的生产应当首先满足本市养殖的需要。鳗苗、蟹苗的生产、收购、运输实行许可证制度，许可证由市渔政监督管理机构核发。

第十八条取缔鱼鹰。禁止使用毒药（包括含毒农药）、爆炸物、石灰水等进行捕捞。对龙口网等作业方式应当严格限制。

第十九条从事捕捞作业的单位和个人，都必须按起捕标准，捕大留小，保护渔业资源。起捕标准为：青鱼、草鱼700克以上；鲢鱼、鳙鱼300克以上；鲤鱼250克以上；鳊鱼150克以上；鲫鱼50克以上；河蟹50克以上。

第二十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收购、代销在禁渔期、禁渔区捕捞的和不符合起捕标准的违禁渔获物。发现违禁渔获物时，应当及时报告渔政监督管理机构。

第四章渔业水域的污染防治

第二十一条对排放污水（包括农田施用农药后的排水）、污染物，污染渔业水域而造成渔业损失的单位和个人，由渔政监督管理机构进行调查处理。

第二十二条各级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协同环保部门对渔业水域污染的防治实施监督管理。渔业环境监测站应当对渔业水域的水质进行监测，并将结果及时向同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渔政监督管理机构报告，为处理污染渔业水域事故提供监测数据。

渔业环境监测站应当纳入本市环境监测网络。

第五章渔政监督管理机构

第二十三条市、县（区）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在重要渔业水域、渔港和渔业乡（镇）可以设置渔政监督管理机构或者派驻渔政检查员。

国营农场的行政主管部门需要设立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必须经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各县（区）群众性护渔组织，应当在当地渔政监督管理机构领导下，依法进行护渔管理工作。群众性护渔组织及其工作人员，不得行使行政处罚权。

上级渔政监督管理机构有权对下级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在渔政监督管理方面的重大问题进行协调或者作出决定。

第二十四条市渔政检查员由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考核审批；县（区）、国营农场渔政检查员由市渔政监督管理机构考核审批；乡（镇）渔政检查员由县（区）渔政监督管理机构负责考核，报市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审批。

渔政检查员由负责审批的机关发给渔政检查员证。

渔政检查员的考核内容，由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规定。

第二十五条渔政检查员在执行任务时，应当着装整齐，佩戴国家规定的统一标志，并出示行政执法证件；群众性护渔人员在执勤时，应当佩戴县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制定的标志。

第六章奖励和处罚

第二十六条对保护水产资源有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以及检举、制止破坏水产资源行为的有功人员，县（区）人民政府或者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十七条违反《规定》及本细则，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渔政监督管理机构进行处理：

（一）违反《规定》第九条第二款，偷、抢水产品的，应当赔偿损失，并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偷、抢科研苗种或者珍稀品种及鱼类繁殖亲体的，赔偿的损失费中应当包括被偷、抢品种的培育费；对偷、抢水产品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二）违反《规定》第十一条第二款及本细则第八条，无证捕捞的，除没收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外，以机动渔船进行无证捕捞的，处以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以非机动渔船及其他方式进行无证捕捞的，处以50元以上15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没收渔具。

（三）违反《规定》第十三条及本细则第七条，擅自填没、征用精养鱼塘等渔业水域的，责令其恢复原状，赔偿损失。

（四）违反《规定》第十四条第二款，捕杀鱼、虾、蟹、贝类等的苗种、幼体的，应当赔偿损失，没收其渔获物及捕捞工具，已出售的，追缴非法所得，并处以500元以下罚款。

（五）违反《规定》第十七条第一款及本细则第十八条，使用禁用渔具和方法进行捕捞的，应当赔偿损失，没收其渔获物及捕捞工具，并处以5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其中对使用鱼鹰捕鱼的，处以50元至200元罚款。

（六）违反《规定》第十七条第二款及本细则第十九条，不按规定进行电捕作业的，没收其渔获物、违法所得及电捕工具，处以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七）违反《规定》第十八条，排放污水、污染物，污染渔业水域造成渔业损失的，应当按养殖水域内当年预计产量的全部予以赔偿，处以每亩100元以下罚款，并责令其限期治理，治理期间还应当负责补偿养殖者的生活费用。

（八）违反《规定》第二十三条及本细则第十三条，未经许可，进入养殖经营者的水域垂钓的，应当赔偿损失，由渔政监督管理机构追回渔获物；不听劝阻的，处以50元以下罚款。

（九）不按捕捞许可证所规定的作业类型、场所、时限和渔具数量进行作业的，除没收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外，以机动渔船作业违反规定的，处以50元以上100元以下罚款；以非机动渔船及其他方式作业违反规定的，处以25元以上5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没收渔具，吊销捕捞许可证。

（十）违反本细则第十二条，买卖、出租、转让捕捞许可证的，没收违法所得、吊销捕捞许可证，并处以1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十一）违反本细则第十六条第一款，在禁渔区、禁渔期进行捕捞作业的，没收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处以5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并可以没收渔具。违反本细则第十六条第二款，使用小于规定网目尺寸的网具进行捕捞的，处以5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八条对违反本细则第十条第一款，未按规定缴纳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应当责令其限期补缴，并按日加收05%的滞纳金。

第二十九条闲置渔业水域的，自接到缴纳渔业水域闲置费通知之日起30天内缴清，逾期缴纳的，以应缴费额按日加收05%的滞纳金。

第三十条凡违反法律、法规而受到渔政监督管理机构行政处罚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及时履行处罚决定。对一时无法履行的，可以暂扣其渔具。

第三十一条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对没收的渔获物和渔具、违法所得以及罚款、暂扣的物件等，均应当开具经市财政局批准的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印制的凭证，并进行登记，归入渔政档案。

对没收的渔获物，个人不得擅自处理，由渔政监督管理机构指定的部门收购。被暂扣物件者超过1个月不履行处罚决定又不申请复议、不的，暂扣物件可以作无主物处理。

罚没收入按规定上缴国库。

第三十二条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对正在进行的违反渔业法律、法规的行为，应当立即予以制止，并可以采取拆除设施，暂扣渔具、船只等必要措施。

渔政监督管理机构作出处罚决定后，应当将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执行。

第三十三条当事人对渔政监督管理机构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15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的直接主管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也可以在接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直接向人民法院。期满不申请复议、不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七章附则

第三十四条本细则所称“以上”、“以下”均包括本数。

第三十五条本细则由*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不予批捕申请书篇7

关键词：审查逮捕；非法证据排除

一、现行审查逮捕阶段非法证据排除存在的问题

（一）审查逮捕阶段适用排除非法证据规则的依据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吸收了此前颁布实施的两个“证据规定”中有关非法证据的认定及排除的实体和程序性规则的原则性规定，就非法证据包含的对象、适用程序等作了一般规定，确立了非法言词证据的绝对排除和非法物证、书证的相对排除原则。

新刑诉法第54条吸纳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非法证据排除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第三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批准逮捕、审查中，对于非法言词证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能作为批准逮捕、提起公诉的依据。”，在第二款规定在侦查、审查、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意见、决定和判决的依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65条、第66条、第67条也针对新刑诉法第54条作了规定，细化了审查逮捕阶段适用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据种类。结合《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第三条，笔者认为这是新法对于审查逮捕阶段适用非法证据排除的法律依据的继承发展。

（二）现行制度设计存在的问题

1. 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度不明确

根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第2条、第3条，以及新刑诉法第54条之规定，对于审查逮捕阶段审查发现的非法言词证据绝对予以排除，对于瑕疵证据予以相对（裁量性）排除。

但是问题在于“两个证据规定”以及刑诉法对于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主体上是围绕审判阶段进行设计，且审判阶段非法证据的排除范围与审查逮捕阶段并无明确区分。然而在刑事诉讼程序的设计上，两个阶段是一个推进的过程，对于证据的证明力大小不同，审查逮捕阶段要求证据能够证明有犯罪事实的发生、有一定社会危险性即可；但审判阶段重在通过证据确定犯罪所有事实情节，进而定罪量刑，两者的这种区别却在非法证据排除上没有体现，使得办案人员难以把握。审查逮捕毕竟只是刑事诉讼中阶段性的评判，必然要受阶段性的限制，若一味强调排除非法证据，使得审查批捕与审判阶段对证据的要求同一化，不仅影响了逮捕正常功能的发挥、降低了办案效率，反而不利于打击犯罪。

2. 关于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

（1）启动主体单一

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68条至73条，审查逮捕阶段对非法取证行为要经过调查核实后确定证据的合法性。主体上是由负责审查逮捕的人员依职权启动。那么为了保证发现非法证据即被排除以及调查核实的客观性，弥补检察人员审查证据视野的不足、防止负责审查逮捕的人员滥用权力、偏袒侦查机关，是否应该借鉴《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对审判阶段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采取可以依申请进行对非法证据的调查核实？

（2）排除程序与审查程序交叉重合

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71 条，对非法取证行为调查核实后应制作调查报告并提出处理意见，然后报请检察长依法处理，并且对于排除的非法证据应该在报告中说明、随案移送。根据刑诉法第98条关于侦查监督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批捕时对于公安机关的违法侦查行为应根据违法程度或口头或书面向其提出纠正意见。但是，侦查行为本身的目的就在于搜集证据，违法的侦查行为即就是非法取证行为，可见，对于非法取证行为的调查核实与后者无本质区别，关键在于调查核实非法取证行为本身就是贯穿于审查批捕全过程的。在确立了审查逮捕阶段针对非法取证行为的调查核实程序后，与纠正违法行为程序的交叉重叠部分应该在程序上作何简化？

二、对存在问题的相关建议

（一）对于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度

笔者认为对于审查逮捕阶段非法证据的排除应该把握好一个度。检察机关承担着追诉职能，审查逮捕是完成这一职能的一个环节，刑事诉讼法要对侦查机关获取的的证据进行全面核实甄别，以确定犯罪行为是否存在应受刑法处罚；又要对侦查机关侦查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并对违法侦查行为进行纠正，这从价值本质上看即是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一对矛盾。审查逮捕阶段是为侦查机关为进行进一步侦查必经的程序，批捕后的侦查才能收集更多证据，从而为定罪量刑做准备，如果在审查逮捕阶段一旦排除了有罪证据并导致比较明显的犯罪嫌疑人无法被羁押，极容易造成刑事案件停滞不前甚至倒退。而且审查逮捕中证据的不确定性也影响对非法证据的排除。

因此，笔者认为对于言词证据在审查时应做到实体与程序并重，重点考察言词证据间的客观性、关联性，非法言词证据应坚决排除；对于瑕疵物证和书证，应该偏重于程序上的审查，重点考察合法性，能够通过补正保留的就补正，对于定案有关键作用的一次性证据则不可以排除。只有这样，才能使审查逮捕与审判阶段有所区分，并为诉讼程序推进到审判阶段在证据方面做好准备，才能在程序上实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

（二）关于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

1. 对于审查逮捕阶段非法证据排除的启动主体单一，笔者认为可以设置依当事人、证人申请启动，但应该要求申请人提供相关线索和证明材料，防止随意启动。

2. 排除程序与审查程序交叉重合，笔者认为，应该对《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565条规定的侦查监督针对的违法行为中的非法取证行为适用非法证据排除的调查核实程序；其他不涉及非法取证的违法侦查活动适用原来的纠正违法程序。这样双管分流齐下，就能够避免重复审查，明确针对性，提高工作效率。

综上所述，审查逮捕阶段的非法证据排除由于法律规定尚不够具体，造成排除的非法证据的范围不清晰，程度不确定，程序不够具体，使得具体操作上仍旧与一般的侦查监督区别不大，使得该阶段的非法证据排除在实践中形同虚设。但是为了实现审查逮捕阶段的程序正义、保护当事人和证人的合法权益，在实践中对审查逮捕阶段的非法证据排除进行价值理念和制度探究是很有必要的。

不予批捕申请书篇8

[论文关键词]刑事诉讼法修改；非法证据排除；逮捕必要性审查

2013年1月1日施行的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称《刑事诉讼法》），是我国刑事司法改革取得进展的重要标志。这次刑诉法修改涉及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几乎所有方面，使得辩护、证据、侦查、强制措施、一审、二审、死刑复核、执行等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同时还确立了四种特别程序。这些制度变革既给检察工作带来了新的机遇，亦构成了一系列重大的挑战。对这些机遇和挑战作出全面的认识，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开展检察工作。笔者试就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工作的影响及操作中应把握的有关问题谈些粗浅看法。

一、刑事诉讼法修改对审查逮捕工作的影响

批捕条件中的“逮捕的必要性”的变化。原《刑事诉讼法》 规定的批准逮捕条件是：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害性，而有逮捕必要的。这一规定对逮捕的必要性未进行详细说明，使得办案人员操作空间很大，认为即凡够罪则可批准逮捕，造成很多轻刑犯罪嫌疑人被羁押，浪费大量的司法成本，对一些未成年人也未起到刑法教育、帮助、惩戒的作用。

此次刑诉法修改将逮捕必要性标准具体化为五项标准：1.有证据表明犯罪嫌疑可能实施新的犯罪的；2.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的；3.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4.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的；5.企图自杀或者逃跑的。办案人员在判断逮捕必要性时除了审查证明犯罪事实的证据，实体上可能判有期徒刑以上刑罚，还要审查是否具有“逮捕的必要性”的证据，同时侦查机关申请批捕的案件也要向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提交证明该犯罪嫌疑人有逮捕必要的证据。同时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对逮捕必要性要持续审查，除了在批捕程序中审查之外，在逮捕的持续过程中也要继续进行审查。现行检察机关的批准逮捕程序及延长批准逮捕程序将要求更高，矛盾将更突出，且呈现出一定的对抗性。一方面，侦查机关主张对犯罪嫌疑人有逮捕必要，加之基层公安机关的任务考核将批准逮捕数纳入重要的考核指标，公安人员的绩效工资也与检察机关的批准逮捕人数挂钩，使得很多轻型犯罪嫌疑人公安机关也向检察机关提请批准逮捕；另一方面，嫌疑人、辩护律师有可能拿出证据来证明对犯罪嫌疑人没有逮捕必要性，检察机关面前将是截然相反的观点、证据。此次刑诉法修改对逮捕“必要性”的细化与强调，势必将给检察机关的工作方式、工作机制带来一定的挑战。

对于检察机关自侦的职务犯罪案件，批准逮捕的时间由原来的最长10日增至14日。这是值得肯定的，因为原来的10日时间过于仓促，且侦查部门就占用了7日，侦查监督部门仅有3日。然而对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来说，批捕审查工作仍只有7日，其实只有5个工作日。就办理一个案件而言，在这5个工作日中，承办人不仅要阅卷，还要到看守所提讯嫌疑人，听取其辩护人意见，在基层检察院，由于案多人少，承办人其往往同时承担着多个案件的审查批捕工作。这种繁重的工作量必然要求适当延长审查批捕的时间。

逮捕必要性审查制度的完善、逮捕程序的变化、审查批捕期限的延长，也给检察机关带来战略机遇。这些变化带来一种准司法化的发展趋势，审查逮捕不仅应当提讯犯罪嫌疑人，也要听取律师的意见。同时，审查逮捕不仅要进行逮捕必要性的审查，而且要持续进行逮捕必要性审查，发现强制措施不当的，要及时变更或撤销。到期以后侦查仍未终结的，可以转变为其他措施，以上都显示出一种灵活性。

二、案件承办人在实际操作中应正确理解和把握的内容

（一）有关批准逮捕的条件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细化了批准逮捕的条件，使之更具有可操作性。实践中要在继续对案件事实证据条件严格审查把关的同时，注意把握如下几点：

一是对于社会危险性条件的把握，要根据案件事实和证据进行综合审查判断。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79条第一款规定的五种社会危险性，应是客观上已经发生了危险或者在案发前后客观上表现出某种危险的迹象，因此，认定是否存在危险需要审查有无相关证据材料，不能凭空臆断。为此，侦查监督部门应当与侦查机关（部门）建立对社会危险性的证明和双向说理机制，侦查机关（部门）提请批准逮捕应提供证据材料以证明或说明犯罪嫌疑人有法定的社会危险性；侦查监督部门经结合全案情况综合审查后，认为所提供的材料不足以证明或者说明有社会危险性的，不能批准或决定逮捕，但应向侦查机关（部门）说明理由。

二是对于《刑事诉讼法》第79条第二款规定的应当直接逮捕情形的把握。这是新增设的逮捕条件，符合三种情形之一的，不需要再审查是否具有第一款规定的五种社会危险性，即应批准或决定逮捕。如果经审查认为不符合直接逮捕的条件，但符合第一款规定的一般条件的，则应依照第一款批准或决定逮捕。

三是对《刑事诉讼法》第79条第三款规定的由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转捕条件的把握。这一条件与前两款应当逮捕的条件在适用对象上有所不同，修改后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以下简称“刑诉规则”）明确了“应当”转捕和“可以”转捕的具体情形，应严格执行。对于侦查机关（部门）提请转捕的犯罪嫌疑人，要审查其采取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本身是否合法，对于没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的人不能转为逮捕，对于涉嫌犯罪轻微不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也尽可能不转为逮捕羁押。

（二）批准逮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

羁押必要性审查，是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确立的一项保障人权、减少羁押、降低司法成本的重要制度，实践中要予以充分重视，并把握以下几点：

一是既要依照分工履行侦查阶段的审查职责，又要加强与相关部门联系协作，对于监所检察部门提出建议的，要认真对待和审查，形成开展此项工作的合力。二是羁押必要性审查并非每案必审，而应突出重点，既可依照监督职责主动启动，亦可由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或辩护人提出申请后启动。三是着重审查案件证据、事实、情节是否发生重大变化而不再符合逮捕条件，或事实已基本查清、证据已收集固定、符合采取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条件而无必要继续羁押，或者在押人员发生重大疾病、怀孕不适宜继续羁押等。羁押必要性审查的目的是防止一捕了之、一押到底，因而其前提应是逮捕决定正确。若发现错捕，则不应建议侦查机关（部门）释放或变更强制措施，而应直接撤销逮捕决定，送达侦查机关（部门）执行。四是在审查时应充分听取侦查机关（部门）和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辩护人、被害人及其诉讼人或其他有关人员意见，并进行必要的调查核实，在查明情况和充分评估的基础上，既积极主动又准确慎重地提出建议，防止建议的随意性或不作为。五是要将羁押必要性审查和延长侦查羁押期限审查有机结合，以形成上下级院的监督合力，增强实效性。

（三）非法证据的排除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54条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实践中要把握如下几点：一是要依照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和刑诉规则的规定，准确理解和把握“刑讯逼供”、“其他非法方法”和“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等表述的内涵。二是对于经调查已确定取证不合法且属于依法应当排除的非法证据，应坚决予以排除，不得作为批准或决定逮捕的依据。三是对于存在非法取证重大嫌疑的言辞证据，在审查逮捕期间不能查清是否非法取证的，应存疑待查，暂不作为批捕的依据。根据其他证据作出批捕或不批捕决定后，应继续对是否非法取证进行调查，确定违法的要进行纠正，并向公诉部门通报。

（四）审查逮捕程序的规定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审查逮捕时可以讯问犯罪嫌疑人、听取辩护律师意见和询问证人等诉讼参与人，此种“侦、辩、检”三方诉讼化的审查程序，有利于加强证据审查，及时发现和纠正违法，准确适用逮捕措施。实践中要注意把握如下几点：

一是对所有案件检察机关都有权讯问犯罪嫌疑人，有些地方要求100%的案件都进行讯问，是有法律依据的。对于刑事诉讼法和刑诉规则规定的对是否符合逮捕条件有疑问等六种情形，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对已拘留的犯罪嫌疑人不予讯问的，仍应书面听取其意见；对于未被拘留的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的，要征求侦查机关（部门）的意见，做好风险评估预警工作，防止发生办案安全事故。二是讯问被拘留的犯罪嫌疑人应当在看守所内进行。有条件的地方，可在看守所讯问室配备视频讯问系统，以便必要时进行远程视频讯问。三是在审查逮捕过程中，犯罪嫌疑人已经委托辩护律师的，可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对辩护律师提出不构成犯罪、无社会危险性、不适宜羁押和侦查活动有违法情形等意见的，应在审查逮捕意见书中说明是否采纳的情况和理由。四是要加强对讯问、询问和听取律师意见的业务培训，提高工作能力。

（五）对强制性侦查措施监督的规定

对于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第115条之规定，要把握以下几点：一是对于该条规定的五种违法行为，要按照刑诉规则关于监督分工的规定履行职责。其中，对公安机关羁押期限和检察机关自侦案件办案期限的有关申诉，不属于侦查监督部门的受理范围。二是要严格依照程序进行监督。除检察机关审查案件中自行发现违法外，当事人等向侦查机关提出申诉、控告和侦查机关先行处理，是开展此项监督法定的前置程序。如果当事人等未向侦查机关先行申诉、控告或者侦查机关尚未在规定期限内作出处理决定，应告知申诉人先向侦查机关申诉、控告或者待侦查机关作出处理后不服的再向检察机关申诉。三是要正确把握监督的原则和方法。监督工作既要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又要有利于保障侦查破案，有效打击犯罪。因此，要充分听取侦查机关的意见，特别是对《刑事诉讼法》第115条第3至5项违法的监督，一般应先要求侦查机关说明情况和理由，进行全面审查后再提出审查意见。

（六）对非法取证行为监督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