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结执行申请书范文
时间：2023-11-28 07:58:03
终结执行申请书篇1
双方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并履行完毕
在执行案件中，案件的双方当事人一旦达成了执行和解协议，法院的执行工作实际上就处于一种暂停的状态。待双方当事人根据执行和解协议履行完毕，法院就进行结案处理。对此，实践中没有争议。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当事人并没有严格按照执行和解协议确定的履行期限履行，而是在履行期限之后才履行完毕。由于其内容完全按照执行和解协议的内容履行，所以，法院仍以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并履行完毕结案。这种情况实践中争议也不大。
恢复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
当事人达成了执行和解协议，但没有完全按照执行和解协议规定的时间、期限、内容履行，或是根本就不履行。对于这种情况，我国法律及相关的司法解释也作了一些规定。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法院可以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依法，是否恢复对原审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需全部满足以下条件：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根据对方当事人申请；不超过申请执行期限。
终结执行
如果在执行中，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后，却没有按照执行和解协议履行，而且在超过执行和解协议确定的履行期限后，申请执行人也没有向法院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对这种情况如何处理，理论界存在争议。对此，笔者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实践中，造成上述情形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当事人在双方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后，在对方没有履行义务的情况下，怠于行使其申请恢复执行原法律文书的权利，以致造成超过申请执行期限；二是有些当事人错误地理解了申请执行期限。程序法明确规定，执行和解后执行期限的计算方法是以和解协议所定履行期限的最后一日起连续计算。一些当事人错误地认为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期限与诉讼时效一致，其计算方式为最后一次实际给付的日期，因而错过了申请执行的期限。
对于上述两种情况，笔者认为，法院的执行机构在执行中应严格处于中立地位，对于因当事人自身的原因造成的超过申请执行期限的，不能单独强调要保护权利人一方的权利，而是应严格依照相关的程序法处理。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认为应当终结执行的其他情形出现时，终结案件执行。所以，对于上述两种没有法定申请执行期限中断事由的情形，法院应按照相应的法律规定终结执行。
此外，就执行和解协议的性质来说，其不具有强制执行依据的效力。因为法院据以执行的法律依据为发生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书，虽然执行和解协议是双方当事人在执行中自行达成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国家有关禁止性规定，是有效合同。但执行和解协议的内容，已经不完全是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内容，能否履行、如何履行从严格意义上讲是双方当事人自己的事情。如果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另一方当事人只能在合理的期限内向法院申请恢复原判决的执行。由此可以看出，法院的执行机构不能依据执行和解协议强制执行。
终结执行申请书篇2
一、“执行中止”与“债权凭证”概念与本质特征
执行中止是指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因发生法定事由或某种特殊的情形，使执行程序暂不能进行而中断执行，待中断事由消失后，执行程序再继续进行的一项程序性法律措施。它既是一种程序性法律措施，又是一种体现人文精神的强制措施，也是一种调节司法资源的调节方式，同时又体现了实体的法律意义，既保护了申请人的执行时效，又保护了被申请人的最基本权利，也可以说，执行中止很直观体现了上述的本质特征。
而“债权凭证”则不然，从一些报道上看到的，所谓的“债权凭证” 制度是指在实现金钱债权的执行中，经人民法院执行机构采取措施，债务人确无财产可供执行的，由人民法院发给债权人一种书面凭证，证明其债权存在并明确未执行的债权数额，待发现债务人的财产后，债权人可依该凭证再次申请人民法院执行的制度。“债权凭证”是指在“债权凭证”制度中，由人民法院发给债权人一种书面凭证。从本质特征上看，债权凭证与判决书虽均由人民法院制作的，但有着重大区别，从体现内容来看，债权凭证只是一种债权的书面证明形式，是执行程序终结的延伸产品，而判决书则是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作出评价的法律产品；从效力来看，债权凭证与判决书具有同等的国家强制执行力；从执行时效来看，债权凭证不受执行时效的限制，而判决书则受执行时效限制；从内容来看，债权凭证不作任何的说明，只对债权的数额进行明确，而判决书则是法律的智慧产品，富有逻辑性和论理的缜密性；从形式来看，债权凭证没有统一规范格式，而判决书则具有统一的行文严格要求。从上述进行比较，不难发现，这样一种判决书的替代品，直观上就让人产生许多深思的问题。
二、“执行中止”与“债权凭证”的功能性比较
从自身具有的功能上讲，执行中止是执行过程的一种中断措施，自身具有独特的法律意见，首先，从法院职权来讲，执行中止是法院执行机构在穷尽执行措施后，它保护了申请人的执行时效，也保护了被申请人最基本权利。
而债权凭证首先是证明债权存在，这是债权凭证的首要功能；其次，终结执行程序。由于债务人确无财产可供执行，在已经启动或者即将启动的执行程序中，即使执行机构继续采取执行措施，债权人的债权也不可能实现或者不可能完全实现。于是，执行机构在发给债权人书面凭证的同时终结执行程序，防止国家权力资源的浪费。发给债权凭证并及时终结执行程序，体现了民事执行的高效原则。第三，中断执行时效。执行程序因执行机构发给执行凭证而终结，民事执行的时效也因此中断并重新开始计算。
从上述功能作用来看，债权凭证似乎比执行中止具有更大的作用，但从法理上讲，债权凭证这些功能是不能实现的，是人们根据自已的愿望给它强加上而已。
三、从字眼功能上分析，“执行中止”是法律自然语言，而“债权凭证”则是人工语言。
由于法学研究和法律制度的载体都是自然语言而非人工语言，所以法学研究必然要受到所使用语言载体的限制；自然语言因为来自人类生活的经验积累和约定俗成，必然带有一定的自然性和稳定性，从原则上排除不确定性的存在，当然这也不是完全排除法律术语的含义在不同语境中的变化。但是，无论如何，作为抽象客观法律现象的语言本身应当明确其所指代的客观实体。在“执行中止”与“债权凭证”比较中，“债权凭证”的语义显得十分模糊，甚至与其它的国债凭证、股票凭证、企业用的有价证卷和凭证等等混淆的语词共存于一个债权属性的领域，而且日常生活中又广泛使用这些近似的词汇，进而更加重了“债权凭证”语义的混乱。正是由于这种语义上的模糊，“债权凭证”的性质和意义原则常常受到干扰，甚至导致许多理解上的根本性差异。近年来，许多学者把“债权凭证”作为单纯词或合成词加以语义分析，从抽象现实法律现象的角度出发给其确定含义，但分歧颇多，概念上的模糊仍然不能避免。因此说，在体现相同法律结果和相同法律意义的情况下，使用原始定义和法律技术上更为贴切的自然语言或法语则是法律文化的需要。因此，要使这种法律文化混乱状态不能再继续，不仅仅应当对“执行中止”与“债权凭证”再定位和再思考，而且还应当扩展到司法其他改革上，也应当谨慎选择，不能随意造法语造法言。从某种程度上讲，许多问题会混乱都纠缠于这一点，所以，笔者认为，“债权凭证”只能回归于自然属性的地方，根植于法律债权领域，而不能以司法诉讼行为形式存在于的司法的过程中，这也是第一位的问题，是解决其他症结的先设条件。
四、“执行中止”是法律规定的执行措施，而“债权凭证”作为执行措施则缺乏法律依据
司法诉讼行为是法定性的行为，司法程序之所以显现如此重要，就因其是实体公正的最直接体现形式，而“执行中止”作为程序的措施是依“三大诉讼程序法”规定和司法活动过程之需求而产生和存在，在司法过程中，如果缺了“执行中止”，那整个司法过程体系就会支离破碎，并无法进行下去。执行中止作为司法活动的一个环节，它所体现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执行程序与执行措施法定性原则，即执行机构必须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实施执行，必须从法律规定的执行措施中选择执行方法与手段，不能超越法律规定的程序实施执行，不能采取法律没有规定的措施实现债权人的债权。至于执行中止是《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直接规定的，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下称《若干规定》第102条又对适用情形作了进一步完善和补充，《若干规定》第104条又对执行中止恢复执行的情形进行了明确。因此，可以说执行中止操作的每个细节，法律都作了明确的规定，是有理有据的行为。
而对于债权凭证，它原来的自然属性只是一种债权，并不是什么司法行为，要改变其自然属性必须要有法律论据，从现行的法律来看， “债权凭证”所被赋予的司法内涵，是没有法律依据。换句话说，“债权凭证”是在一种特殊背景下产生的，是人们想回避一种执结率矛盾需求下而应运而生，它自身不具有代表任何的法律意义实质，如果人们强制赋予它在执行中所需要的法律意义的话，结果只能造成法理上的矛盾和冲突。我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律与司法解释也均没有规定执行机构或人民法院有权向债权人颁发“债权凭证”以终结执行程序。严格说来，执行机构或人民法院无权向债权人颁发“债权凭证”，而且，从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来看，债务人确没有财产可供执行只能作为中止的法定事由，而不能作为终结执行的法定事由。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02条规定“以被执行人为债务人的破产申请的；被执行人确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执行的标的物是其他法院或仲裁机构正在审理的案件争议标的物，需要等待该案件审理完毕确定权属的；一方当事人申请执行仲裁裁决，另一方当事人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仲裁裁决的被申请执行人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出不予执行请求，并提供适当担保的。”在这种情……
一、“执行中止”与“债权凭证”概念与本质特征
执行中止是指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因发生法定事由或某种特殊的情形，使执行程序暂不能进行而中断执行，待中断事由消失后，执行程序再继续进行的一项程序性法律措施。它既是一种程序性法律措施，又是一种体现人文精神的强制措施，也是一种调节司法资源的调节方式，同时又体现了实体的法律意义，既保护了申请人的执行时效，又保护了被申请人的最基本权利，也可以说，执行中止很直观体现了上述的本质特征。
而“债权凭证”则不然，从一些报道上看到的，所谓的“债权凭证” 制度是指在实现金钱债权的执行中，经人民法院执行机构采取措施，债务人确无财产可供执行的，由人民法院发给债权人一种书面凭证，证明其债权存在并明确未执行的债权数额，待发现债务人的财产后，债权人可依该凭证再次申请人民法院执行的制度。“债权凭证”是指在“债权凭证”制度中，由人民法院发给债权人一种书面凭证。从本质特征上看，债权凭证与判决书虽均由人民法院制作的，但有着重大区别，从体现内容来看，债权凭证只是一种债权的书面证明形式，是执行程序终结的延伸产品，而判决书则是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作出评价的法律产品；从效力来看，债权凭证与判决书具有同等的国家强制执行力；从执行时效来看，债权凭证不受执行时效的限制，而判决书则受执行时效限制；从内容来看，债权凭证不作任何的说明，只对债权的数额进行明确，而判决书则是法律的智慧产品，富有逻辑性和论理的缜密性；从形式来看，债权凭证没有统一规范格式，而判决书则具有统一的行文严格要求。从上述进行比较，不难发现，这样一种判决书的替代品，直观上就让人产生许多深思的问题。
二、“执行中止”与“债权凭证”的功能性比较
从自身具有的功能上讲，执行中止是执行过程的一种中断措施，自身具有独特的法律意见，首先，从法院职权来讲，执行中止是法院执行机构在穷尽执行措施后，它保护了申请人的执行时效，也保护了被申请人最基本权利。
而债权凭证首先是证明债权存在，这是债权凭证的首要功能；其次，终结执行程序。由于债务人确无财产可供执行，在已经启动或者即将启动的执行程序中，即使执行机构继续采取执行措施，债权人的债权也不可能实现或者不可能完全实现。于是，执行机构在发给债权人书面凭证的同时终结执行程序，防止国家权力资源的浪费。发给债权凭证并及时终结执行程序，体现了民事执行的高效原则。第三，中断执行时效。执行程序因执行机构发给执行凭证而终结，民事执行的时效也因此中断并重新开始计算。
从上述功能作用来看，债权凭证似乎比执行中止具有更大的作用，但从法理上讲，债权凭证这些功能是不能实现的，是人们根据自已的愿望给它强加上而已。
三、从字眼功能上分析，“执行中止”是法律自然语言，而“债权凭证”则是人工语言。
由于法学研究和法律制度的载体都是自然语言而非人工语言，所以法学研究必然要受到所使用语言载体的限制；自然语言因为来自人类生活的经验积累和约定俗成，必然带有一定的自然性和稳定性，从原则上排除不确定性的存在，当然这也不是完全排除法律术语的含义在不同语境中的变化。但是，无论如何，作为抽象客观法律现象的语言本身应当明确其所指代的客观实体。在“执行中止”与“债权凭证”比较中，“债权凭证”的语义显得十分模糊，甚至与其它的国债凭证、股票凭证、企业用的有价证卷和凭证等等混淆的语词共存于一个债权属性的领域，而且日常生活中又广泛使用这些近似的词汇，进而更加重了“债权凭证”语义的混乱。正是由于这种语义上的模糊，“债权凭证”的性质和意义原则常常受到干扰，甚至导致许多理解上的根本性差异。近年来，许多学者把“债权凭证”作为单纯词或合成词加以语义分析，从抽象现实法律现象的角度出发给其确定含义，但分歧颇多，概念上的模糊仍然不能避免。因此说，在体现相同法律结果和相同法律意义的情况下，使用原始定义和法律技术上更为贴切的自然语言或法语则是法律文化的需要。因此，要使这种法律文化混乱状态不能再继续，不仅仅应当对“执行中止”与“债权凭证”再定位和再思考，而且还应当扩展到司法其他改革上，也应当谨慎选择，不能随意造法语造法言。从某种程度上讲，许多问题会混乱都纠缠于这一点，所以，笔者认为，“债权凭证”只能回归于自然属性的地方，根植于法律债权领域，而不能以司法诉讼行为形式存在于的司法的过程中，这也是第一位的问题，是解决其他症结的先设条件。
四、“执行中止”是法律规定的执行措施，而“债权凭证”作为执行措施则缺乏法律依据
司法诉讼行为是法定性的行为，司法程序之所以显现如此重要，就因其是实体公正的最直接体现形式，而“执行中止”作为程序的措施是依“三大诉讼程序法”规定和司法活动过程之需求而产生和存在，在司法过程中，如果缺了“执行中止”，那整个司法过程体系就会支离破碎，并无法进行下去。执行中止作为司法活动的一个环节，它所体现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执行程序与执行措施法定性原则，即执行机构必须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实施执行，必须从法律规定的执行措施中选择执行方法与手段，不能超越法律规定的程序实施执行，不能采取法律没有规定的措施实现债权人的债权。至于执行中止是《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直接规定的，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下称《若干规定》第102条又对适用情形作了进一步完善和补充，《若干规定》第104条又对执行中止恢复执行的情形进行了明确。因此，可以说执行中止操作的每个细节，法律都作了明确的规定，是有理有据的行为。
而对于债权凭证，它原来的自然属性只是一种债权，并不是什么司法行为，要改变其自然属性必须要有法律论据，从现行的法律来看， “债权凭证”所被赋予的司法内涵，是没有法律依据。换句话说，“债权凭证”是在一种特殊背景下产生的，是人们想回避一种执结率矛盾需求下而应运而生，它自身不具有代表任何的法律意义实质，如果人们强制赋予它在执行中所需要的法律意义的话，结果只能造成法理上的矛盾和冲突。我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律与司法解释也均没有规定执行机构或人民法院有权向债权人颁发“债权凭证”以终结执行程序。严格说来，执行机构或人民法院无权向债权人颁发“债权凭证”，而且，从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来看，债务人确没有财产可供执行只能作为中止的法定事由，而不能作为终结执行的法定事由。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也已经明确“债务人确无财产可供执行”作为中止执行的事由，而不是将其作为终结执行的事由。此外，根据现行法律与司法解释的规定，人民法院一旦裁定终结执行，执行程序就永远不能恢复，而“债权凭证”可以作为执行根据再申请执行，显然与现行法律的规定相冲突。因此，当债务人确无财产可供执行时，执行机构或人民法院向债权人颁发“债权凭证”并因此终结执行程序的做法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有违执行程序与执行措施的法定性原则。
五、“债权凭证”无法替代有司法最终权的“判决书或调解书”根据“司法最终解决”的法理原则，法院对纠纷所作的裁判是对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最权威的裁断，而且这种裁判具有极大的确定力，非经法定程序不得更改或废弃。
而根据“债权凭证”制度，债务人确无财产可供执行或者财产不足清偿全部债务的，执行机构或人民法院应向债权人颁发书面凭证，等发现债务人有财产时由债权人再申请执行。此时，债权人申请以及执行机构执行的依据只能是“债权凭证”，而不是原生效的裁判。从这个规定来看，原来的判决书被执行机构以替代形式否定了，并产生一个延伸产品“债权凭证”，法律上允许这样做吗，显然执行机构无权这么决定。因此，原生效裁判的效力并没有因颁发“债权凭证”而消灭，这样就产生了同一实体权利义务关系存在两个重叠的执行根据的现象，而且执行的并不是法院的裁判，而是后来颁发的“债权凭证”，这显然是对法院裁判权威性的破坏，对裁判确定力的动摇，在法理上是难说通的。
六、“债权凭证”制度与其他民事执行制度是重叠，没有实际法律意义。
应当说，民事执行中的“执行依据”、“执行中止”、“执行终结”与“执行恢复”制度已经具备“债权凭证”的三种功能，在民事执行程序中再设立“债权凭证”制度没有实际意义，也没有法律意义，它的设立倒有画蛇添足之嫌。
首先，“债权凭证”是将来再次申请执行的依据，实际上也就是生效判决书或调解书所具有的最基本的功能，从法律制度设计上考虑，根本无需在生效法律文书之外再专门颁发“债权凭证”。生效法律文书的基本内容就是记载当事人之间的确定的实体权利义务关系，包括证明债权人债权的存在及其具体数额，而“债权凭证”是无法与生效法律文书相比的，它只能证明债权的存在，至于债权人的债权是否能按既定的执行程序来实现，债权凭证本身更无法直接来实现，而只能起着“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来判断。例如，债权人主张通过执行程序来实现其债权的，应当出具生效法律文书，否则其主张不成立；债务人主张其债务已经履行的，应当出具债权人签发的收据或其他证据证明，否则其主张不成立。简单地认为持有“债权凭证”就可以通过司法执行程序来实现债权的观点，显然是不正确的。
其次，终结执行程序应当通过执行机构依据法律规定制作书面终结裁定书来实现，无需“债权凭证”标示。原则上说，生效法律文书的内容尚未实现的，执行程序就不能终结，一般只能中止。至于执行程序的终结是属于执行程序中的重大事项，执行机构必须作出书面裁定，以体现执行程序的严肃性，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债权凭证”本身并不能也不应当发挥终结执行程序的功能。
再次，执行时效中断是执行中止本身具有的功能，中断执行时效是通过债权人申请执行而实现的，只要当事人有申请，执行就再不受执行时效的限制，只要申请执行依据的内容未实现，执行时效就不会对其发生作用，而按“债权凭证”的规定，债权人只要收到“债权凭证”后，执行程序就终结，执行时效重新计算。根据现行法律的规定，双方当事人都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申请执行的期间为6个月，双方或一方当事人是公民的，申请执行的期间为1年。也就是说，债权人最长在1年内必须再次申请执行，否则就会超过申请时效。而要在1年内实现债务人的经济复苏，是十分困难的。所以，再申请执行的结果很有可能是拿到一张新的“债权凭证”，并可能如此反复多次。这样，“债权凭证”制度不但没有实际效果，反而既加重当事人的负担，加重执行机构的负担，甚至还可能使债权人超过再申请执行时效。因此，“债权凭证”可以中断执行时效之说，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也没有法律意义。
终结执行申请书篇3
摘要:执行和解制度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在执行程序中的体现。但我国有关执行和解协议的性质与效力，执行和解协议是否具有强制执行力，执行和解中的担保人如何承担担保责任，以及申请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时效如何确定等问题仍存在争论。因此，加强理论研究，在制定《民事强制执行法》时，参考各种学说，使执行和解制度得以完善，解决执行难的问题，促进民事纠纷顺利解决。
关键词:执行和解;和解协议;执行和解担保;执行时效
执行和解制度是民事执行程序中的重要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207条对执行和解规定:执行过程中，当事人之间通过自行达成执行和解协议且完全履行，终结法院的执行程序，促使生效裁判文书更好地执行。由于我国尚未出台强制执行的法律法规，执行和解制度仍存在一系列的争议，不能有效发挥其功能。《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四稿都单列一节规定执行和解制度。但内容不尽相同，也存在很多争议。因此，有必要对执行和解制度的各种争议问题进行充分论证，统一各种争论，完善我国的执行和解制度。
1 执行和解协议的性质与效力之争论
关于执行和解协议的性质，主要有三种不同观点：①私法行为说。认为执行和解是针对法院所据以执行的依据中实体权利义务关系做出变更的行为。对执行依据的变更完全取决于和解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不影响执行依据的执行力，不会引讼程序的中止或终止等；②诉讼行为说。此种观点主张按照诉讼法规范来评价执行和解行为，实体法中关于和解无效、取消的原因的规定，都不对诉讼和解产生影响。执行和解协议的达成是为了取代原执行根据，因此，执行和解协议与原执行依据处于同等效力层次。当执行和解协议达成后，原执行依据的执行程序终结；③私法行为和诉讼行为并存说。执行和解协议一方面是当事人自行达成的私法上的契约。其法律效力低于作为执行依据的原生效法律文书，未经裁判不具有强制执行力。另一方面，执行和解协议又是当事人与法院在执行程序中的诉讼行为，它以追求执行程序的终结为目标。执行和解协议的达成和履行，实际上使原执行程序的中止。
根据执行和解协议不同性质，对执行和解协议能否强制执行的效力也有三种不同观点：①认为执行和解协议是当事人之间的合同，不具有强制执行力，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1②即《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第四稿）》第74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可以达成和解协议，明确约定原生效裁判文书不再执行，并请求法院获得确认后，裁定终结原裁判的执行，认可执行和解协议具有执行力。2③即《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第三稿）》第75条和76条将和解协议分为一般和解协议和特殊和解协议。对于一般和解协议，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时，对方当事人可以申请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对于特殊和解协议，当事人明确约定以和解协议代替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法院裁定终结执行。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另行。3除了第三稿和第四稿，第一稿和第二稿也有不同规定。由此可知，《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的四次讨论对执行和解协议的性质和效力也存在着争论。当执行和解协议履行不能时，是赋予当事人直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效力还是可以向人民法院另行，尚存争议。
2 关于执行和解中担保法律责任的争议
在执行程序中，当事人为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经常由第三人作为被申请执行人的保证人或为其履行和解协议提供担保物，由此产生执行和解中的担保法律责任。如果被申请执行人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申请执行人向人民法院提出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申请的，能否追加保证人承担担保法律责任存在争议。通说认为不能追加执行和解中的担保人为被执行人。有学者指出：“不能追加执行和解协议中的担保人为被执行人。理由如下，首先，执行和解协议属于‘附生效条件’的特殊合同，一方当事人不履行、部分履行和不当履行执行和解协议，和解协议就不能生效。其次，执行和解协议并不是法定的执行依据，执行和解一旦被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申请执行人申请恢复执行的是原执行依据，执行和解协议本身不具有强制执行效力。最后，执行和解协议中的担保不同于民诉法规定的执行担保。”4还有学者指出：“执行法院经审查，对申请人在法定的申请恢复执行期限内申请恢复执行，担保真实有效的，通常直接裁定担保人在担保范围内承担责任。笔者认为，这种做法有悖于执行制度的有关规定。对执行和解中的担保，执行法院在审查执行和解协议时，可事先告知当事人在签订担保协议时应同时进行公证以赋予担保协议强制执行的效力，或者在执行和解协议中约定该担保的效力及于原执行依据。这样，申请执行人申请恢复执行时，人民法院即可直接裁定执行担保人的财产。”5
由此可知，执行和解协议中的担保人在被申请执行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执行和解协议时，在恢复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程序中不承担保证责任。通说虽如此，但司法实践中，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协议时，担保人在协议中约定的担保责任几乎不可能得到实现。和解协议中的担保责任毫无意义，甚至可能成为被申请执行人利用执行和解程序来拖延执行、恶意转移财产、逃避债务等。因此，执行和解中的担保人是否应该承担保证责任，不能简单地加以否定就可以解决问题，应引起学界和司法实务界的重视。
3 申请恢复原裁判文书的执行时效之争议
执行和解协议达成后，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是否应该对申请执行人申请恢复执行的执行时效进行限制，执行时效是否中断或中止，主要有三种不同观点。① 申请恢复执行期间是一个不变期间，应当连续计算。法定的申请执行期限减去应当申请而未申请执行的期间即为申请恢复执行的期限。如果超过期限申请恢复主执行的，则不受国家强制力的保护。6此种观点依据《民事诉讼法》第207条第2款和《民诉意见》第267条的规定，执行和解协议具有使申请执行的执行时效中止的功能；②执行和解是执行中双方就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自愿协商一致的结果，根据诉讼时效的规定，应属时效中断。为了完善执行和解制度，使执行时效制度与诉讼时效制度协调统一起来，在立法上应修改现有的法律规定，将执行和解作为执行时效中断的事由；7③《民诉意见》第267条规定了当事人恢复申请执行的期限后，因人为增加了一道程序，反而容易被当事人滥用，尤其是当前很多执行员在当事人签订执行和解协议时没有履行告知义务的情况下，申请人因超过了恢复申请期限丧失了债权，这就意味着执行和解协议削弱了生效法律文书的既判力，这完全与强制执行立法的精神背道而驰。因此，应取消《意见》第267条对债权人设置的恢复申请期限的限制，而且进一步规定在债权人未申请的情况下，执行法院可依职权主动恢复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8
4 完善我国执行和解制度的具体建言
经过对各种学说的归纳总结，为《民事强制执行法》颁布时规定完善的执行和解制度，提出几点具体建议。
4.1 改变单一救济途径。
《民事诉讼法》对执行和解协议未能得到履行或未完全履行时，仅规定执行和解协议产生执行时效中止，赋予申请执行人向法院申请恢复执行原生效裁判文书的单一救济途径，对当事人的权利保护不利。因此，在立法中应赋予执行和解协议具有合同的效力，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要求对方当事人履行，并按照协议的约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承担违约责任。笔者不赞同直接规定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时，另一方当事人可以直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否则有违背执行依据的强制执行力是经过法定程序审判后赋予的逻辑。当然，应规定当事人只能选择一种救济方式，不能既申请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又向人民法院。否则，可能使申请执行人获得双重受偿，损害被申请执行人的利益。
4.2 明确执行和解担保人的担保责任。
现行《民事诉讼法》仅对执行担保做了简要规定，没有关于执行和解中的担保法律责任的规定。因此，在今后立法时应对执行和解中的担保法律责任进行详细规定。尤其是在赋予申请执行人选择要求对方当事人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的权利时，则可以在履行和解协议中追加担保人为被执行人，使其承担在执行和解过程中约定的担保责任，弥补现行民事诉讼法对执行和解保证责任的漏洞，促使执行和解协议顺利履行。
4.3 明确执行和解协议具有合同性质。
执行和解协议是当事人行使处分权和意思自治的体现。因此，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应该具备《合同法》规定的合同成立要件，具有合同的性质。根据《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四次修改稿的规定，均要求执行和解协议一般采用书面形式。同时，当事人自愿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的内容：包括变更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义务主体、标的物及其数额、履行期限和履行方式等。同时，应该在和解协议中明确约定双方当事人违反协议所应该承担的违约责任，使执行和解协议具备完备的合同成立要件。执行和解协议具有可诉性，在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时，另一方当事人选择向人民法院的，法院更容易根据完备的合同条款进行审理并及时做出裁判，使执行和解协议更具有可操作性。
4.4 明确执行时效中断的效力。
在《民事强制执行法》的制定过程中，明确规定执行和解协议对当事人申请恢复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时效产生中断的效力。正如学者论述：“执行和解协议是当事人协商处分执行名义确定的权利义务的结果，既体现了债权人的权利主张，又证明了债务人对债务的允诺，从诉讼时效的角度分析，应当属于时效中断的事由。因此，如果允许申请执行的时效期间可以中止或中断，那么，执行和解协议的缔结引起的应当是申请执行时效期间的中断。”9因此，应修改《民诉意见》第267条的不合理规定，在《民事强制执行法》中，可以考虑加入一条：“执行和解协议将产生执行时效中断的效力，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不完全、不适当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的，对方当事人申请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时效，从执行和解协议达成之日起重新计算。”通过总结司法实践经验，并在立法中加以完善，减少被申请执行人一方制造执行和解陷阱，损害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
总之，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及《民诉意见》、《执行规定》等法律及司法解释对执行和解制度的规定较为简单，且不同规定之间还存在下位法违反上位法的规定等问题。同时，《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已历经四次修改和讨论，虽然草案对执行和解制度已经引起足够的重视，但从四次草案稿的比较可以看出，对于执行和解的性质和效力的界定存在前后矛盾，各种学说的争议激烈，对于执行和解协议是否可以申请强制执行，抑或只能向人民法院另行等问题没有统一的结论；在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后，和解协议对原生效裁判文书的执行时效有何影响等问题，学者见仁见智，使当前的民事执行和解制度不能很好地服务于执行程序。因此，民事诉讼法学界应该进一步加强理论研究，在《民事强制执行法》制定时，重视并解决执行和解制度在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中的各种争论，使执行和解制度发挥其功能，这对缓解长期困扰我国司法实务界的执行难问题，促进纠纷最终解决和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沈德咏.强制执行法起草与论证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
［2］ 肖建国,赵晋山.民事执行若干疑难问题探析J.法律适用.2005(6)
［3］ 汤维建,许尚豪.论民事执行程序的契约化――以执行和解为分析中心J.政治与法律.2006(1)
［4］ 常怡,肖瑶.执行和解制度若干问题研究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0(112)；
［5］ 范小华.执行和解协议的效力分析及完善立法建议J.河北法学.2008(6)
［6］ 雷运龙.民事执行和解制度的理论基础J.政法论坛.2010(6)
注释：
1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第207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66条的规定。
2 主编：《强制执行法起草与论证（第二册）》，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87页。
3 同上注，第223-224页。
4 肖建国、赵晋山：《民事执行若干疑难问题探析》，载《法律适用》2005年第6期。
5 刘柱、安宪斌：《完善执行和解制度的几点思考》，载《人民司法》2002年第4期。
6 童兆洪主编：《民事执行操作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205页。
7 刘柱、安宪斌：《完善执行和解制度的几点思考》，载《人民司法》2002年第4期。
8 政玉英：《论执行和解》，载《诉讼法论丛》第11卷，第349页。
终结执行申请书篇4
（五）宣读勘验笔录。
第一百二十五条当事人在法庭上可以提出新的证据。
当事人经法庭许可，可以向证人、鉴定人、勘验人发问。
当事人要求重新进行调查、鉴定或者勘验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决定。
第一百二十六条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被告提出反诉，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
第一百二十七条法庭辩论按照下列顺序进行：
（一）原告及其诉讼人发言；
（二）被告及其诉讼人答辩；
（三）第三人及其诉讼人发言或者答辩；
（四）互相辩论。
法庭辩论终结，由审判长按照原告、被告、第三人的先后顺序征询各方最后意见。
第一百二十八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
第一百二十九条原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按撤诉处理；被告反诉的，可以缺席判决。
第一百三十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第一百三十一条宣判前，原告申请撤诉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裁定。
人民法院裁定不准许撤诉的，原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第一百三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延期开庭审理：
（一）必须到庭的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有正当理由没有到庭的；
（二）当事人临时提出回避申请的；
（三）需要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证据，重新鉴定、勘验，或者需要补充调查的；
（四）其他应当延期的情形。
第一百三十三条书记员应当将法庭审理的全部活动记入笔录，由审判人员和书记员签名。
法庭笔录应当当庭宣读，也可以告知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当庭或者在五日内阅读。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认为对自己的陈述记录有遗漏或者差错的，有权申请补正。如果不予补正，应当将申请记录在案。
法庭笔录由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签名或者盖章。拒绝签名盖章的，记明情况附卷。
第一百三十四条人民法院对公开审理或者不公开审理的案件，一律公开宣告判决。
当庭宣判的，应当在十日内发送判决书；定期宣判的，宣判后立即发给判决书。
宣告判决时，必须告知当事人上诉权利、上诉期限和上诉的法院。
宣告离婚判决，必须告知当事人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前不得另行结婚。
第一百三十五条人民法院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六个月内审结。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六个月；还需要延长的，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批准。
第四节诉讼中止和终结
第一百三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止诉讼：
（一）一方当事人死亡，需要等待继承人表明是否参加诉讼的；
（二）一方当事人丧失诉讼行为能力，尚未确定法定人的；
（三）作为一方当事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尚未确定权利义务承受人的；
（四）一方当事人因不可抗拒的事由，不能参加诉讼的；
（五）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
（六）其他应当中止诉讼的情形。
中止诉讼的原因消除后，恢复诉讼。
第一百三十七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终结诉讼：
（一）原告死亡，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放弃诉讼权利的；
（二）被告死亡，没有遗产，也没有应当承担义务的人的；
（三）离婚案件一方当事人死亡的；
（四）追索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以及解除收养关系案件的一方当事人死亡的。
第五节判决和裁定
第一百三十八条判决书应当写明：
（一）案由、诉讼请求、争议的事实和理由；
（二）判决认定的事实、理由和适用的法律依据；
（三）判决结果和诉讼费用的负担；
（四）上诉期间和上诉的法院。
判决书由审判人员、书记员署名，加盖人民法院印章。
第一百三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其中一部分事实已经清楚，可以就该部分先行判决。
第一百四十条裁定适用于下列范围：
（一）不予受理；
（二）对管辖权有异议的；
（三）驳回；
（四）财产保全和先予执行；
（五）准许或者不准许撤诉；
（六）中止或者终结诉讼；
（七）补正判决书中的笔误；
（八）中止或者终结执行；
（九）不予执行仲裁裁决；
（十）不予执行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
（十一）其他需要裁定解决的事项。
对前款第（一）、（二）、（三）项裁定，可以上诉。
裁定书由审判人员、书记员署名，加盖人民法院印章。口头裁定的，记入笔录。
第一百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以及依法不准上诉或者超过上诉期没有上诉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第十三章简易程序
第一百四十二条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民事案件，适用本章规定。
第一百四十三条对简单的民事案件，原告可以口头。
当事人双方可以同时到基层人民法院或者它派出的法庭，请求解决纠纷。基层人民法院或者它派出的法庭可以当即审理，也可以另定日期审理，
第一百四十四条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简单的民事案件，可以用简便方式随时传唤当事人、证人。
第一百四十五条简单的民事案件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并不受本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的限制。
第一百四十六条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审结。
第十四章第二审程序
第一百四十七条当事人不服地方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的，有权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当事人不服地方人民法院第一审裁定的，有权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第一百四十八条上诉应当递交上诉状。上诉状的内容，应当包括当事人的姓名，法人的名称及其法定代表人的姓名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姓名；原审人民法院名称、案件的编号和案由；上诉的请求和理由。
第一百四十九条上诉状应当通过原审人民法院提出，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当事人直接向第二审人民法院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在五日内将上诉状移交原审人民法院。
第一百五十条原审人民法院收到上诉状，应当在五日内将上诉状副本送达对方当事人，对方当事人在收到之日起十五日内提出答辩状。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答辩状之日起五日内将副本送达上诉人。对方当事人不提出答辩状的，不影响人民法院审理。
原审人民法院收到上诉状、答辩状，应当在五日内连同全部案卷和证据，报送第二审人民法院。
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
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和调查，询问当事人，在事实核对清楚后，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也可以迳行判决、裁定。
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可以在本院进行，也可以到案件发生地或者原审人民法院所在地进行。
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二）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的，依法改判；
（三）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或者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当事人对重审案件的判决、裁定，可以上诉。
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人民法院裁定的上诉案件的处理，一律使用裁定。
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可以进行调解。调解达成协议，应当制作调解书，由审判人员、书记员署名，加盖人民法院印章。调解书送达后，原审人民法院的判决即视为撤销。
第一百五十六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判决宣告前，上诉人申请撤回上诉的，是否准许，由第二审人民法院裁定。
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除依照本章规定外，适用第一审普通程序。
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
第一百五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对判决的上诉案件，应当在第二审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审结。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
人民法院审理对裁定的上诉案件，应当在第二审立案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终审裁定。
第十五章特别程序
第一节一般规定
第一百六十条人民法院审理选民资格案件、宣告失踪或者宣告死亡案件、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案件和认定财产无主案件，适用本章规定。本章没有规定的，适用本法和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
第一百六十一条依照本章程序审理的案件，实行一审终审，选民资格案件或者重大、疑难的案件，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审理；其他案件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
第一百六十二条人民法院在依照本章程序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发现本案属于民事权益争议的，应当裁定终结特别程序，并告知利害关系人可以另行。
第一百六十三条人民法院适用特别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三十日内或者公告期满后三十日内审结。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但审理选民资格的案件除外。
第二节选民资格案件
第一百六十四条公民不服选举委员会对选民资格的申诉所作的处理决定，可以在选举日的五日以前向选区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
第一百六十五条人民法院受理选民资格案件后，必须在选举日前审结。
审理时，人、选举委员会的代表和有关公民必须参加。
人民法院的判决书，应当在选举日前送达选举委员会和人，并通知有关公民。
第三节宣告失踪、宣告死亡案件
第一百六十六条公民下落不明满二年，利害关系人申请宣告其失踪的，向下落不明人住所地基层人民法院提出。
申请书应当写明失踪的事实、时间和请求，并附有公安机关或者其他有关机关关于该公民下落不明的书面证明。
第一百六十七条公民下落不明满四年，或者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满二年，或者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经有关机关证明该公民不可能生存，利害关系人申请宣告其死亡的，向下落不明人住所地基层人民法院提出。
申请书应当写明下落不明的事实、时间和请求，并附有公安机关或者其他有关机关关于该公民下落不明的书面证明。
第一百六十八条人民法院受理宣告失踪、宣告死亡案件后，应当发出寻找下落不明人的公告，宣告失踪的公告期间为三个月，宣告死亡的公告期间为一年。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经有关机关证明该公民不可能生存的，宣告死亡的公告期间为三个月。
公告期间届满，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被宣告失踪、宣告死亡的事实是否得到确认，作出宣告失踪、宣告死亡的判决或者驳回申请的判决。
第一百六十九条被宣告失踪、宣告死亡的公民重新出现，经本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申请，人民法院应当作出新判决，撤销原判决。
第四节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案件
第一百七十条申请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由其近亲属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向该公民住所地基层人民法院提出。
申请书应当写明该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事实和根据。
第一百七十一条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后，必要时应当对被请求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进行鉴定。申请人已提供鉴定结论的，应当对鉴定结论进行审查。
第一百七十二条人民法院审理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案件，应当由该公民的近亲属为人，但申请人除外。近亲属互相推诿的，由人民法院指定其中一人为人。该公民健康情况许可的，还应当询问本人的意见。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申请有事实根据的，判决该公民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认定申请没有事实根据的，应当判决予以驳回。
第一百七十三条人民法院根据被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他的监护人的申请，证实该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原因已经消除的，应当作出新判决，撤销原判决。
第五节认定财产无主案件
第一百七十四条申请认定财产无主，由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财产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提出。
申请书应当写明财产的种类、数量以及要求认定财产无主的根据。
第一百七十五条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后，经审查核实，应当发出财产认领公告。公告满一年无人认领的，判决认定财产无主，收归国家或者集体所有。
第一百七十六条判决认定财产无主后，原财产所有人或者继承人出现，在民法通则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可以对财产提出请求，人民法院审查属实后，应当作出新判决，撤销原判决。
第十六章审判监督程序
第一百七十七条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认为需要再审的，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
最高人民法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的，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
第一百七十八条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的，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或者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但不停止判决、裁定的执行。
第一百七十九条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一）有新的证据，足以原判决、裁定的；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
（三）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
（四）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
（五）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枉法裁判行为的。
人民法院对不符合前款规定的申请，予以驳回。
第一百八十条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提出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的，可以申请再审，经人民法院审查属实的，应当再审。
第一百八十一条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解除婚姻关系的判决，不得申请再审。
第一百八十二条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二年内提出。
第一百八十三条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案件，裁定中止原判决的执行，裁定由院长署名，加盖人民法院印章。
第一百八十四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
第一百八十五条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
（二）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
（三）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
（四）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枉法裁判行为的。
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前款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
第一百八十六条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第一百八十七条人民检察院决定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提出抗诉的，应当制作抗诉书。
第一百八十八条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再审时，应当通知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席法庭。
第十七章督促程序
第一百八十九条债权人请求债务人给付金钱、有价证券，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向有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
（一）债权人与债务人没有其他债务纠纷的；
（二）支付令能够送达债务人的。
申请书应当写明请求给付金钱或者有价证券的数量和所根据的事实、证据，
第一百九十条债权人提出申请后，人民法院应当在五日内通知债权人是否受理。
第一百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后，经审查债权人提供的事实、证据，对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合法的，应当在受理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债务人发出支付令；申请不成立的，裁定予以驳回。
债务人应当自收到支付令之日起十五日内清偿债务，或者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
债务人在前款规定的期间不提出异议又不履行支付令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第一百九十二条人民法院收到债务人提出的书面异议后，应当裁定终结督促程序，支付令自行失效，债权人可以。
第十八章公示催告程序
第一百九十三条按照规定可以背书转让的票据持有人，因票据被盗、遗失或者灭失，可以向票据支付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依照法律规定可以申请公示催告的其他事项，适用本章规定。
申请人应当向人民法院递交申请书，写明票面金额、发票人、持票人、背书人等票据主要内容和申请的理由、事实。
第一百九十四条人民法院决定受理申请，应当同时通知支付人停止支付，并在三日内发出公告，催促利害关系人申报权利。公示催告的期间，由人民法院根据情况决定，但不得少于六十日。
第一百九十五条支付人收到人民法院停止支付的通知，应当停止支付，至公示催告程序终结。
公示催告期间，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第一百九十六条利害关系人应当在公示催告期间向人民法院申报。
人民法院收到利害关系人的申报后，应当裁定终结公示催告程序，并通知申请人和支付人。
申请人或者申报人可以向人民法院。
第一百九十七条没有人申报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申请人的申请，作出判决，宣告票据无效。判决应当公告，并通知支付人。自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第一百九十八条利害关系人因正当理由不能在判决前向人民法院申报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判决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可以向作出判决的人民法院。
第十九章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
第一百九十九条企业法人因严重亏损，无力清偿到期债务。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债务人破产还债，债务人也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破产还债。
第二百条人民法院裁定宣告进入破产还债程序后，应当在十日内通知债务人和已知的债权人，并发出公告。
债权人应当在收到通知后三十日内，未收到通知的债权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申报债权。逾期未申报债权的，视为放弃债权。
债权人可以组成债权人会议，讨论通过破产财产的处理和分配方案或者和解协议。
第二百零一条人民法院可以组织有关机关和有关人员成立清算组织。清算组织负责破产财产的保管、清理、估价、处理和分配。清算组织可以依法进行必要的民事活动。
清算组织对人民法院负责并报告工作。
第二百零二条企业法人与债权人会议达成和解协议的，经人民法院认可后，由人民法院公告，中止破产还债程序。和解协议自公告之日起具有法律效力。
第二百零三条已作为银行贷款等债权的抵押物或者其他担保物的财产，银行和其他债权人享有就该抵押物或者其他担保物优先受偿的权利，抵押物或者其他担保物的价款超过其所担保的债务数额的，超过部分属于破产还债的财产。
第二百零四条破产财产优先拨付破产费用后，按照下列顺序清偿：
（一）破产企业所欠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
（二）破产企业所欠税款；
（三）破产债权。
破产财产不足清偿同一顺序的清偿要求的，按照比例分配。
第二百零五条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由该企业法人住所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第二百零六条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破产还债程序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规定。
不是法人的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个人合伙，不适用本章规定。
第三编执行程序
第二十章一般规定
第二百零七条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以及刑事判决、裁定中的财产部分，由第一审人民法院执行。
法律规定由人民法院执行的其他法律文书，由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执行。
第二百零八条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异议的，执行员应当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审查。理由不成立的，予以驳回；理由成立的，由院长批准中止执行。如果发现判决、裁定确有错误，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处理。
第二百零九条执行工作由执行员进行。
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时，执行员应当出示证件。执行完毕后，应当将执行情况制作笔录，由在场的有关人员签名或者盖章。
基层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根据需要，可以设立执行机构。执行机构的职责由最高人民法院规定。
第二百一十条被执行人或者被执行的财产在外地的，可以委托当地人民法院代为执行，受委托人民法院收到委托函件后，必须在十五日内开始执行，不得拒绝。执行完毕后，应当将执行结果及时函复委托人民法院；在三十日内如果还未执行完毕，也应当将执行情况函告委托人民法院。
受委托人民法院自收到委托函件之日起十五日内不执行的，委托人民法院可以请求受委托人民法院的上级人民法院指令受委托人民法院执行。
第二百一十一条在执行中，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达成协议的，执行员应当将协议内容记入笔录，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
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恢复对原失效法律文书的执行。
第二百一十二条在执行中，被执行人向人民法院提供担保，并经申请执行人同意的，人民法院可以决定暂缓执行及暂缓执行的期限，被执行人逾期仍不履行的，人民法院有权执行被执行人的担保财产或者担保人的财产。
第二百一十三条作为被执行人的公民死亡的，以其遗产偿还债务，作为被执行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的，由其权利义务承受人履行义务。
第二百一十四条执行完毕后，据以执行的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确有错误，被人民法院撤销的，对已被执行的财产，人民法院应当作出裁定，责令取得财产的人返还；拒不返还的，强制执行。
第二百一十五条人民法院制作的调解书的执行，适用本编的规定。
第二十一章执行的申请和移送
第二百一十六条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也可以由审判员移送执行员执行。
调解书和其他应当由人民法院执行的法律文书，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第二百一十七条对依法设立的仲裁机构的裁决，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受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执行。
被申请人提出证据证明仲裁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定不予执行：
（一）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订有仲裁条款或者事后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
（二）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机构无权仲裁的；
（三）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
（四）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
（五）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
（六）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贪污受贿，，枉法裁决行为的。
人民法院认定执行该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裁定不予执行。
裁定书应当送达双方当事人和仲裁机构。
仲裁裁决被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的，当事人可以根据双方达成的书面仲裁协议重新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
第二百一十八条对公证机关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受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执行。
公证债权文书确有错误的，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并将裁定书送达双方当事人和公证机关。
第二百一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限，双方或者一方当事人是公民的为一年，双方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为六个月。
前款规定的期限，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
第二百二十条执行员接到申请执行书或者移交执行书，应当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责令其在指定的期间履行，逾期不履行的，强制执行。
第二十二章执行措施
第二百二十一条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向银行、信用合作社和其他有储蓄业务的单位查询被执行人的存款情况，有权冻结、划拨被执行人的存款，但查询、冻结、划拨存款不得超出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的范围。
人民法院决定冻结、划拨存款，应当作出裁定，并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银行、信用合作社和其他有储蓄业务的单位必须办理。
第二百二十二条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扣留、提取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收入，但应当保留被执行及其所扶养家属的生活必需费用。
人民法院扣留、提取收入时，应当作出裁定，并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被执行人所在单位、银行、信用合作社和其他有储蓄业务的单位必须办理。
第二百二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财产。但应当保留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的生活必需品。
采取前款措施，人民法院应当作出裁定。
第二百二十四条人民法院查封、扣押财产时，被执行人是公民的，应当通知被执行人或者他的成年家属到场；被执行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通知其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到场。拒不到场的，不影响执行。被执行人是公民的，其工作单位或者财产所在地的基层组织应当派人参加。
对被查封、扣押的财产，执行员必须造具清单，由在场人签名或者盖章后，交被执行人一份，被执行人是公民的，也可以交他的成年家属一份。
第二百二十五条被查封的财产，执行员可以指定被执行人负责保管。因被执行人的过错造成的损失，由被执行人承担。
第二百二十六条财产被查封、扣押后，执行人应当责令被执行人在指定期间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被执行人逾期不履行的，人民法院可以按照规定交有关单位拍卖或者变卖被查封、扣押的财产。国家禁止自由买卖的物品，交有关单位按照国家规定的价格收购。
第二百二十七条被执行人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并隐匿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发出搜查令，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或者财产隐匿地进行搜查。
采取前款措施，由院长签发搜查令。
第二百二十八条法律文书指定交付的财物或者票证，由执行员传唤双方当事人当面交付，或者由执行员转交，并由被交付人签收。
有关单位持有该项财物或者票证的，应当根据人民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转交，并由被交付人签收。
有关公民持有该项财物或者票证的，人民法院通知其交出，拒不交出的，强制执行。
第二百二十九条强制迁出房屋或者强制退出土地，由院长签发公告，责令被执行人在指定期间履行，被执行人逾期不履行的，由执行员强制执行。
强制执行时，被执行人是公民的，应当通知被执行人或者他的成年家属到场；被执行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通知其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到场，拒不到场的，不影响执行。被执行人是公民的，其工作单位或者房屋、土地所在地的基层组织应当派人参加。执行员应当将强制执行情况记入笔录，由在场人签名或者盖章。
强制迁出房屋被搬出的财物，由人民法院派人运至指定处所，交给被执行人。被执行人是公民的，也可以交给他的成年家属。因拒绝接收而造成的损失，由被执行人承担。
第二百三十条在执行中，需要办理有关财产权证照转移手续的，人民法院可以向有关单位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有关单位必须办理。
第二百三十一条对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行为，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执行或者委托有关单位或者其他人完成，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
第二百三十二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
第二百三十三条人民法院采取本法第二百二十一条、第二百二十二条、第二百二十三条规定的执行措施后，被执行人仍不能偿还债务的，应当继续履行义务。债权人发现被执行人有其他财产的，可以随时请求人民法院执行。
第二十三章执行中止和终结
第二百三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中止执行：
（一）申请人表示可以延期执行的；
（二）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确有理由的异议的；
（三）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公民死亡，需要等待继承人继承权利或者承担义务的；
（四）作为一方当事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尚未确定权利义务承受人的；
（五）人民法院认为应当中止执行的其他情形。
中止的情形消失后，恢复执行。
第二百三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裁定终结执行：
（一）申请人撤销申请的；
（二）据以执行的法律文书被撤销的；
（三）作为被执行人的公民死亡，无遗产可供执行，又无义务承担人的；
（四）追索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案件的权利人死亡的；
（五）作为被执行人的公民因生活困难无力偿还借款，无收入来源，又丧失劳动能力的；
（六）人民法院认为应当终结执行的其他情形。
第二百三十六条中止和终结执行的裁定，送达当事人后立即生效。
第四编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
第二十四章一般原则
第二百三十七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进行涉外民事诉讼，适用本编规定。本编没有规定的，适用本法其他有关规定。
第二百三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本法有不同规定的，适用该国际条约的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
第二百三十九条对享有外交特权与豁免的外国人、外国组织或者国际组织提起的民事诉讼，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的规定办理。
第二百四十条人民法院审理涉外民事案件，应当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的语言、文字，当事人要求提供翻译的，可以提供，费用由当事人承担。
第二百四十一条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和组织在人民法院、应诉，需要委托律师诉讼的，必须委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律师。
第二百四十二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和组织委托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或者其他人诉讼，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寄交或者托交的授权委托书，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后，才具有效力。
第二十五章管辖
第二百四十三条因合同纠纷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被告提起的诉讼，如果合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签订或者履行，或者诉讼标的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或者被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有可供扣押的财产，或者被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代表机构，可以由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诉讼标的物所在地、可供扣押财产所在地、侵权行为地或者代表机构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第二百四十四条涉外合同或者涉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用书面协议选择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法院管辖。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管辖的，不得违反本法关于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
第二百四十五条涉外民事诉讼的被告对人民法院管辖不提出异议，并应诉答辩的，视为承认该人民法院为有管辖权的法院。
第二百四十六条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履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合同发生纠纷提起的诉讼，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管辖。
第二十六章送达、期间
第二百四十七条人民法院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当事人送达诉讼文书，可以采用下列方式：
（一）依照受送达人所在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中规定的方式送达；
（二）通过外交途径送达；
（三）对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受送达人，可以委托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受送达人所在国的使领馆代为送达；
（四）向受送达人委托的有权代其接受送达的诉讼人送达；
（五）向受送达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设立的代表机构或者有权接受送达的分支机构、业务代办人送达；
（六）受送达人所在国的法律允许邮寄送达的，可以邮寄送达，自邮寄之日起满六个月，送达回证没有退回，但根据各种情况足以认定已经送达的，期间届满之日视为送达；
（七）不能用上述方式送达的，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六个月，即视为送达。
第二百四十八条被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人民法院应当将状副本送达被告，并通知被告在收到状副本后三十日内提出答辩状。被告申请延期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决定。
第二百四十九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当事人，不服第一审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的，有权在判决书、裁定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提起上诉。被上诉人在收到上诉状副本后，应当在三十日内提出答辩状。当事人不能在法定期间提起上诉或者提出答辩状，申请延期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决定，
第二百五十条人民法院审理涉外民事案件的期间，不受本法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五十九条规定的限制。
第二十七章财产保全
第二百五十一条当事人依照本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
利害关系人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的规定可以在前向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
第二百五十二条人民法院裁定准许诉前财产保全后，申请人应当在三十日内提讼。逾期不的，人民法院应当解除财产保全。
第二百五十三条人民法院裁定准许财产保全后，被申请人提供担保的，人民法院应当解除财产保全。
第二百五十四条申请有错误的，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财产保全所遭受的损失。
第二百五十五条人民法院决定保全的财产需要监督的，应当通知有关单位负责监督，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
第二百五十六条人民法院解除保全的命令由执行员执行。
第二十八章仲裁
第二百五十七条涉外经济贸易、运输和海事中发生的纠纷，当事人在合同中订有仲裁条款或者事后达成书面仲裁协议，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仲裁机构或者其他仲裁机构仲裁的，当事人不得向人民法院。
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订有仲裁条款或者事后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可以向人民法院。
第二百五十八条当事人申请采取财产保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涉外仲裁机构应当将当事人的申请，提交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者财产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裁定。
第二百五十九条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仲裁机构裁决的，当事人不得向人民法院。一方当事人不履行仲裁裁决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者财产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第二百六十条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被申请人提出证据证明仲裁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定不予执行：
（一）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订有仲裁条款或者事后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
（二）被申请人没有得到指定仲裁员或者进行仲裁程序的通知，或者由于其他不属于被申请人负责的原因未能陈述意见的；
（三）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与仲裁规则不符的；
（四）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机构无权仲裁的。
人民法院认定执行该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裁定不予执行。
第二百六十一条仲裁裁决被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的，当事人可以根据双方达成的书面仲裁协议重新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
第二十九章司法协助
第二百六十二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人民法院和外国法院可以相互请求，代为送达文书、调查取证以及进行其他诉讼行为。
外国法院请求协助的事项有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安全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不予执行。
第二百六十三条请求和提供司法协助，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途径进行；没有条约关系的，通过外交途径进行。
外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使领馆可以向该国公民送达文书和调查取证，但不得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并不得采取强制措施。
除前款规定的情况外，未经中华人民共和国主管机关准许，任何外国机关或者个人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送达文书、调查取证。
第二百六十四条外国法院请求人民法院提供司法协助的请求书及其所附文件，应当附有中文译本或者国际条约规定的其他文字文本。
人民法院请求外国法院提供司法协助的请求书及其所附文件，应当附有该国文字译本或者国际条约规定的其他文字文本。
第二百六十五条人民法院提供司法协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外国法院请求采用特殊方式的，也可以按照其请求的特殊方式进行，但请求采用的特殊方式不得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第二百六十六条人民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如果被执行人或者其财产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当事人请求执行的，可以由当事人直接向有管辖权的外国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也可以由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的规定，或者按照互惠原则，请求外国法院承认和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仲裁机构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当事人请求执行的，如果被执行人或者其财产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应当由当事人直接向有管辖权的外国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
第二百六十七条外国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承认和执行的，可以由当事人直接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有管辖权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也可以由外国法院依照该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的规定，或者按照互惠原则，请求人民法院承认和执行。
第二百六十八条人民法院对申请或者请求承认和执行的外国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进行审查后，认为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基本原则或者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裁定承认其效力，需要执行的，发出执行令，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执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基本原则或者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不予承认和执行。
第二百六十九条国外仲裁机构的裁决，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承认和执行的，应当由当事人直接向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其财产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办理。
终结执行申请书篇5
关键词：非诉；行政执行；问题
自2000年3月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实施以来，我们发现，大量的非诉具体行政行为在进入司法执行程序以后，面临许多《解释》无法解决或存在争议比较大的问题。本文试就其中的几个问题加以探讨。
一、行政机关无正当理由逾期对发生法律效力的具体行政行为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而法院不予受理的遗留问题
根据《解释》第88条的规定，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其具体行政行为，应当自被执行人的法定起诉期限届满之日起180日内提出。逾期申请的，除有正当理由外，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在实践中，我们连续碰到行政机关无正当理由逾期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问题，例如某市土地管理部门对某甲作出了限期拆除违章建筑的行政决定，某甲期满既不履行行政决定确定的义务，在法定期限内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土地管理部门也没有在规定的180日的期限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又不能向法院说明逾期的正当理由。此时，我们虽然依据《解释》规定，裁定不予受理。但是遗留给我们的问题是，违章建筑应该如何处理？如果违章建筑不能因为行政机关逾期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过错而变成合法的建筑，那么，行政机关可否撤销法院裁定不予强制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并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我们认为，《解释》第28条对于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具体行政行为的期限加以规定是否合适本身就值得推敲。因为，这里涉及行政机关与法院之间就强制执行具体行政行为（如果最高人民法院仅就有关申请强制执行诉讼裁判文书的事项作出规定，则属其份内之事）的权限划分问题，如果由法院通过司法解释对于行政机关申请强制执行具体行政行为（非诉行政强制执行）的期限加以规定，确实有助于促进行政机关及时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维护行政效率。但这种做法不仅限制了行政机关的强制执行申请权，扩大了法院自身对于具体行政行为的强制执行权，而且有违法之嫌疑，因为根据《立法法》的规定，有关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之间的权限划分应由法律来规定。
退一步讲，如果《解释》有权作出第88条这样的合理规定，那么违章建筑也不能因行政机关无正当理由逾期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而必然成为合法建筑。我们认为，法律应当追究怠于履行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只有在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后，上级行政机关才有权为保护公共利益而依法行使所享有的救济程序（复议和诉讼程序）以外的撤销权，撤销合法的具体行政行为，并依法重新作出拆除违章建筑的决定。但撤销合法的具体行政行为应遵循行政行为撤销的规则，如果撤销所带来的利益大于不撤销所保护的利益的，合法的具体行政行为可以撤销，否则不得撤销。如果撤销合法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对于自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具体行政行为的期限届满之日起至上级行政机关依法重新作出拆除违章建筑决定时止，相对人因信赖行政机关不强制执行原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而获得的利益应当给予保护，相对人（不限于违法行为人）因行政机关重新作出的拆违决定所带来的信赖利益损失应当由行政机关给予补偿。
二、执行依据问题
在非诉行政执行案件中，行政审判庭必须组成合议庭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并就是否准予强制执行作出裁定。据此，有人认为，裁定书只是对程序性问题作出的处理，不是一种实体性的法律文书，人民法院的执行依据只是生效的行政法律文书。而另有观点认为，裁定书是法院行政审判庭在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后作出的，由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时，就具有司法执行的性质，行政行为延伸至司法行为后，原来的行政管理相对人就是司法执行程序上的被执行人，被执行人应受到人民法院裁判的约束，司法裁定书是非诉行政案件的执行依据。那么，行政审判庭作出的裁定准予执行的司法文书在执行程序中的地位到底应如何理解？法院准予执行裁定书和具体的行政法律文书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们认为，上述两种观点都存在偏颇。相反，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的依据只能是受法院准予执行裁定书约束的具体行政行为和受具体行政行为约束的准予执行裁定书。因为，除了法律、法规规定行政机关依法可以自行强制执行以外，具体行政行为的强制力是通过行政机关和法院之间的分权与互动来实现的，单有任何一方的行为都无法使行政行为的内容得以强制实现。根据《解释》第93条、第95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机关申请执行其具体行政行为的案件后，行政审判庭应当组成合议庭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这种审查不是程序性审查，而是实质性审查。虽然这种实质性审查没有行政诉讼中的实质审查严格，但这种审查涉及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存在明显违法的问题的处理，法院必须对明显缺乏事实根据的，或者明显缺乏法律依据的，或者其他明显违法并损害被执行人合法权益的具体行政行为，作出不予执行的裁定。法院必须在这一范围内向被执行人承担责任（如果法院对于明显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也作出准予执行裁定的，法院应当对因错误执行给被执行人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如同证据规则不是简单的程序问题或实体问题一样，法院作出的准予执行裁定书已经不是简单地对程序问题的处理，它还包括对被申请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存在“明显缺乏违法事实根据”或“明显缺乏法律依据”等实体问题的处理。因此，非诉行政案件的执行依据是受法院准予执行裁定书约束的具体行政行为和受具体行政行为约束的法院准予执行裁定书。任何一方要变更执行内容的，都应征求对方的同意。将具体行政行为或者法院准予执行裁定书孤立地作为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的依据都是错误的。
另一个问题是，如果依法享有自行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具体行政行为，而法院作出了不予执行的裁定书，则行政机关能否再由自己自行强制执行？对此，有同志认为，行政机关可以自行强制执行。我们认为，对于依法享有自行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而言，一旦选择了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途径，就必须受到法院裁判的约束（虽然这种裁判不是经过严格的司法程序作出的）。法院不予执行的裁定书包含了对具体行政行为存在明显违法问题的确认，具有拘束力。因此，基于合法性原则，为维护公共利益，不宜再允许行政机关对法院裁定不准予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自行加以执行。
三、被执行人错列的问题
众所周知，被执行主体必须是实施违法行为的行政相对人。但实践中，经常出现被执行人被错列的情况。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是因为行政机关根据某些书面证据例如个体工商营业执照、船舶执照中记载的法人代表或房屋的产权人而确定被执行人所引起。例如，某工程在建设施工期间，建设工程的承包人将运输沙石的任务承包给30名个体司机，并在晚上运输沙石。后来行政机关发现掉在街道上的沙石严重影响了道路的通行和城市的市容。行政机关根据现场状况认定沙石属于该建设工程在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因而对建设工程承包人作出了责令恢复原状、罚款2万元的处理决定。被处罚人没有提出任何异议，既没有在法定期限内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也拒绝履行处罚决定。据此，行政机关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但在强制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人提出异议，认为沙石是由承包沙石运输的司机某甲因开快车而丢下的。此时，法院应当如何处理？类似的例子有，父亲将自己所有的房屋给儿子居住，但儿子在居住过程中未经行政机关批准就在其父亲所有房屋上擅自建造厨房，此时行政机关向房屋所有权人作出责令拆除违章建筑的决定，相对人拒绝履行行政决定确定的义务，行政机关乃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作为被执行人的父亲提出异议，认为违章建筑是其儿子搭建的，此时，法院能否直接变更被执行人？
我们认为，从理论上讲，如果在法院审查阶段异议人能够举证排除，并有证据证明违法行为是由使用人实施的，那么应当认定行政机关处罚对象错误而裁定不予执行。如果法院已经作出了准予执行的裁定书，但在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人提出异议且能举证证明违法行为人是由使用人实施的，此时法院不宜直接变更被执行人，而应当撤销原裁定，建议行政机关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这种做法从现行理论看是成立的，但行政执法的成本（由行政机关查明所有的事实）显然比较高，不利于维护公共利益。考虑到错列的被执行人和正确的被执行人之间存在的民事关系（后者总是利用前者提供的条件和机会进行违法活动），法律有必要设立推定规则，以减轻行政机关的举证负担，即为民事法律关系一方当事人的权利施加一定的社会义务：所有权人如果不能举证证明违法行为不是由他人所为，则法律推定违法行为乃所有权人（例如营业执照上记载的法人代表、房屋产权人和建设单位等）所为，由所有权人承担相应的行政法律责任。法律设立推定的目的，在于影响举证责任的分配，主张推定的一方当事人不需要对推定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而反驳推定的一方当事人必须就推定事实不存在承担举证责任。这样，通过推定规则的设立，可以有效弥补行政诉讼法关于被告负举证责任规定的缺陷，将行政执法成本尽可能降低到最低限度。
此外，被执行人因无权批准的行政机关或非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行政职权予以批准而实施违法行为，被行政机关给予行政处罚后，在实际执行中被执行人提出异议的，法院应该如何处理？有些法院在程序上作出终结执行的裁定，并建议行政机关另行处理的做法是否合适？我们认为，从现行法律规定看，法律制裁的仅仅是实施违法行为的人，而不论其实施违法行为的原因如何，也没有将越权主体的批准行为作为其免责的事由，所以，法院继续予以执行的做法是无可厚非的。然而，问题是现行法律没有规定免责事由的做法是否合适。实践中，许多行政机关面临上述情况时，就不对违法行为的实施者予以处罚，例如村委会未经行政机关批准就擅自将150亩集体土地以每亩6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外商，外商在该土地上进行投资，兴建厂房。厂房建成后，虽然外商的行为属于非法占地，但实践中土地管理部门一般不对外商进行处罚，而是责令其补办手续。土地管理部门的这种做法虽然是与法律相违背的，但却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作为投资者，他没有义务了解所有人村委会（管理一定范围内的公共事务）或村集体经济组织转让自己的土地是否合法的问题，相反应由所有人村委会对转让集体土地行为之合法性承担责任。同样，对于相对人因行政机关越权行使行政职权予以批准而实施违法行为的，因为相对人没有义务知道行政机关批准行为的合法性，行政相对人基于对行政机关的信赖而实施的行为，就不应受到法律制裁，相反应由越权实施批准行为的行政机关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问题是，在非诉行政案件的执行过程中，法院针对被执行人提出的异议，应该如何从程序上进行处理？我们认为，必须考虑相对人的信赖利益是否值得保护。如果需要保护相对人对行政机关行为之合法性的信赖，相对人就不应该承担法律责任，法院可以在程序上作出终结执行的裁定，并建议行政机关另行处理（这需要由《行政处罚法》或《行政诉讼法》作出明文规定）。因为，从本质上讲，相对人的违法行为根源于一个行政机关侵犯了另一个行政机关的批准权限，这是一个组织法上的问题，应该通过行政机关内部监督程序或机关诉讼程序（我国尚没有建立）来追究越权者的行政法律责任。至于，当越权批准的主体是根本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的组织时，例如党委、居委会等，则越权批准行为能否成为违法行为实施者之免责事由，我们认为是一个需要慎重加以考虑的问题，有待继续探讨。
四、结案方式问题
在进入行政强制执行程序后，由于出现了某种特殊事由，使得强制执行无法继续或继续进行没有意义和必要，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作出终结执行的行政裁定。但是终结执行的事由在《行政诉讼法》上没有明确规定，以致实践中一些法院随意采取终结执行的裁定形式，并根据《解释》第63条的规定（该条规定只有对不予受理、驳回起诉和管辖异议三种类型的裁定不服，才可以上诉），变相剥夺当事人的上诉权。例如，公安部门作出火灾责任事故认定，认定由李某负全部责任，并就火灾导致的赔偿问题作出裁决，由李某赔偿刘某损失8万元。但李某在法定期限内不起诉又不履行，作出裁决的公安机关在申请执行的期限内也未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因此，刘某根据《行政诉讼法》第90条的规定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刘某因患脑溢血死亡，法院遂作出终结执行的裁定。刘某之妻不服，提起上诉。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根据《解释》第64条的规定，刘某之妻对终结执行的裁定不服不得上诉，故维持原终结执行的裁定。
我们认为，《解释》如果不就法院裁定终结执行的具体事由作出规定，就无法避免法院在执行程序中滥用权力，而且不允许当事人对终结执行的裁定不服可以上诉，只会放纵法院变相剥夺当事人上诉权的行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35条的规定，法院终结执行的事由有：（1）申请人撤销申请的；（2）据以执行的法律文书被撤销的；（3）作为被执行人的公民死亡，无遗产可供执行，又无义务承担人的；（4）追索赡养费、抚养费、抚育费案件的权利人死亡的；（5）作为被执行人的公民因生活困难无力偿还借款，无收入来源，又丧失劳动能力的；（6）人民法院认为应当终结执行的其他情形。参照上述规定，我们认为，第一种情形不能适用于非诉行政案件的强制执行，就如同原告在行政诉讼中申请撤诉，是否准许应由法院决定一样，行政机关撤销执行申请，是否准许，也要由法院决定，尤其是法院在作出准予执行的裁定书以后。第二种情形和第三种情形可以适用于非诉行政案件的强制执行。第四种情形不能适用于非诉行政案件的强制执行。第五种情形可以适用于非诉行政案件的强制执行，但应进行适当修正，即作为被执行人的公民因生活困难无力缴纳罚款，无收入来源，又丧失劳动能力的，法院可以裁定终结执行。
五、在执行过程中行政机关能否撤回部分请求或者减免执行的内容
在执行过程中，我们常常碰到行政机关撤回部分申请或减免执行内容的情况。此时，我们应选择什么方式结案，例如和解，终结，还是自觉履行？
我们认为，执行过程中不能适用和解，因为，行政权不能随意处分或放弃。法院一旦允许行政机关与被执行人和解，就可能使得行政机关中有机会主义动机的人为谋取私利而借此与被执行人交易，从而严重削弱法律的权威，使公共利益和秩序受到损害。法律规定非诉行政强制执行权由行政机关与法院共同行使的目的就在于，确保法院能够对行政机关有一个有效的制约，以防止行政机关滥用强制执行权的行为。因此，当我们碰到行政机关撤回部分申请或应被执行人的请求减免执行的内容（实际上等于变更或撤销具体行政行为，同时变更强制执行的申请）时，法院行政庭应根据《解释》第93条、第95条规定的精神，组成合议庭对撤回部分请求或同意减免执行内容的决定是否合法进行审查，如果该决定不属于《解释》第95条规定的三种明显违法的情形之一的，法院可以裁定终结执行。否则，法院应作出不准予撤回部分请求或减免执行内容的裁定，继续执行受原准予执行裁定书约束的具体行政行为。因为，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具体行政行为一旦由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就受到法院准予或不准予执行裁定书的约束，作为申请人的行政机关就不得随意变更或撤销申请，除非有法律明确规定的撤回部分请求或减免执行内容的理由。
六、部分强制措施的适用问题
关于非诉行政执行案件中使用拍卖等强制措施的问题。有人认为，生产资料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基础，按照民事审判程序和民法原理，审判机关在民事诉讼中有权处分诉讼当事人的包括生产资料在内的合法财产。那么，在非诉行政执行案件中，审判机关能否处分被执行人的所有作为其生存基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例如将生产资料拍卖抵缴罚款呢？
终结执行申请书篇6
一、债权凭证简介
由于债权凭证是项新的规定，各地操作有所不同。在此有必要作些介绍。根据浙江高院的规定，债权凭证是指在执行程序中，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或现有财产经强制执行后仍不足清偿债务的，由执行法院向申请执行人发放的、用以证明申请执行人对被执行人尚享有债权的权利证书。实践中基本操作程序是：在执行期限届满前后，执行法院认为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或现有财产经强制执行仍不足清偿债务的，征求申请执行人意见后，制作、发放债权凭证，同时终结原判决的执行。在申请执行人有证据证明被执行人有财产可供执行时，权利人依据债权凭证向法院申请执行债权凭证中登记的权利。由此可以看出债权凭证具有如下特征：
1、债权凭证是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发放的，它没有严格的审判程序。
2、债权凭证是在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或现有财产经强制执行后仍不足清偿债务时发放的。
3、债权凭证是法院向当事人发放的法律文书，具有法律效力，在权利人有证据证明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时，可以根据该债权凭证直接向法院申请执行。
4、债权凭证的内容是债权人据以申请执行的法律依据。
从上可以看出债权凭证与执行中止极为相似，它的上述特征与执行中止的特征完全相同。但二者又有本质区别。主要区别如下：
1、适用范围不同。执行中止适用范围广，任何性质案件只要出现应当中止情形，都适用执行中止，而债权凭证仅适用于金钱给付案件。如涉及人身权执行案件均不能发放债权凭证。
2、发放期限不同。对执行中止只要出现应当中止的情形，在任何时间内均可中止执行，不受执行期限的限制。而债权凭证原则上要在法定执行期限届满后发放，期限未满不能发放。
3、结果不同。债权凭证发放后案件终结执行，原判决效力被废止。债权人的权利以债权凭证上登记的内容为准。而案件中止执行后，实体权利义务未发生变化，仍依原判决确定的权利义务执行
4、发放条件不同，债权凭证原则上须申请执行人自愿申领，而执行中止法院可依职权发放。
从上可以看出债权凭证是在执行中止制度基础上发展而来而又完全不同于执行中止的一项全新的法律制度。
二、债权凭证的弊端分析。
债权凭证制度的出台曾一度被认为是医治“执行难”的良方，但是由于它存在本质上的缺陷，它的弊端在实施不长时间内就暴露出来，主要体现在实体上、程序上和社会效果三方面上，具体如下：
1、实体上存在两项弊端。
（1）债权凭证制度缺乏法律和理论依据。根据“最高法院关于转发浙江高院的意见”指出，浙江高院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精神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而制定。但实际上不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还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均无债权凭证的规定或有关精神。债权凭证制度是一种案件终结执行的制度。“民诉法”第235条规定 ，案件执行终结类型有：申请人撤销申请；据以执行的法律文书被撤销；作为被执行人的公民死亡无遗产可供执行；追索赡养费、抚养费、抚育费案件的权利人死亡；作为被执行的公民因生活困难无力偿还借款又丧失劳动能力的。这些规定都从责任自负原则出发，指明终结执行的基本条件是权利义务已经消灭。前两种类型是因权利被撤销消灭，第三、四种类型是因主体不存在而消灭。第五种是因为保护人道主义的需要而消灭。这些规定都以权利义务根本消灭为特征。而债权凭证是在权利义务尚存在的情况下、在被执行人暂无法履行的情况下发放的，不符合权利义务根本消灭的特征。有一种观点认为民诉法还有“其它应当终结执行的情形”规定。但是从终结执行是权利义务根本消灭的精神的出发，法院虽然可以对“其它应当终结执行的情形”列出更加具体的类型，但是法院作出的规定也都必须符合权利义务根本消灭的特征，否则，就属越权的解释与做法，缺乏法律依据。
同样债权凭证亦缺乏理论依据。我国民诉法关于法律文书的称谓有着严格的界定，各种法律文书都有特定的含义。判决书解决实体问题，裁定书解决程序问题，决定书解决其它问题。债权凭证的出现从理论上打乱了法律文书的体系，使法律文书的内涵出现混乱。有一种意见认为债权凭证的性质属公证文书，但法院作为公证文书的发放主体更是值得怀疑。因此债权凭证亦没有理论根据。
（2）、债权凭证剥夺了当事人依法享有主张利息的权利。根据我国《合同法》等实体法的规定被执行人迟延履行的应当支付双倍利息，最高人民法院为此制定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该意见第293、294条规定，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或迟延履行金自判决、裁定和其它法律文书指定的履行期间届满的次日起计算；加倍支付迟延的债务利息按同期贷款利率计付的债务利息上增加一倍。而一旦法院发放了债权凭证，原已生效判决被法院终结执行，一方当事人据以要求对方履行的依据被撤销，申请执行人就不能依据上述规定 要求对方当事人支付利息。由于法院发放债权凭证的行为，不可避免地侵害了申请执行人原本享有主张利息的权利。实践中为了对当事人原本享有的权利进行救济采取了一种做法是在债权凭证中直接注明利息依法计算或按双倍计算。对于依法计算，基于一方当事人据以要求对方履行的依据被撤销的同样道理，依法计算的结果是利息为零。而对债权凭证可直接赋予双倍计息的做法，又缺乏理论与法律上的依据。有一种观点认为，实践中是先发债权凭证后终结执行，因此依据未被撤销，仍可按民诉法双倍计息。这种观点表面上看似有道理，但实际上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从理论说，哪怕债权凭证允许发放，债权凭证与终结执行也必须同时进行。道理很简单，如果先发债权凭证后终结执行，在终结执行前发放债权凭证之后这个期间内，申请执行人就享有双份权利，既享有依债权凭证的权利，同时也享有依判决确定的权利；如果先终结执行后发债权凭证，在终结执行后发债权凭证前这一时间内就彻底剥夺了申请执行人的权利。因此，债权凭证剥夺了当事人依法享有主张利息的权利，侵犯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
2、程序上存在两项缺陷。
（1）债权凭证的发放缺乏应有的程序。在此应该指出的是债权凭证的发放不仅是将原判决的内容照抄到债权凭证中的简单行为。它还要对被执行人的履行情况进行确认，将原来判决的金额扣除履行金额，最后在债权凭证中记载尚未履行金额，债权凭证的发放实属审判行为。但是由于债权凭证的发放是法院单方的行为，因此未经审判程序所作的审判行为，难以确保其公正性。也就是说债权凭证由执行人员合议或个人决定，常常造成记载金额的出错。这里并非说执行人员主观上是马虎或是不公正的，而是指哪怕执行人员主观上非常公正，但由于客观上缺乏产生公正的必要程序，也会产生不公正的结果。因为债权凭证的发放从制度上说不需要当事人参加，因此从理论上说对被执行人可能已经部份或全部履行义务的情况、对申请执行人可能部份或全部放弃权利的情况就不可能查明。实践中很多法官为了查清当事人的履行情况，都通知申请执行人来询问执行情况，但由于没有另一方当事人的有利制衡，不能确保申请执行人陈述与举证的真实性。哪怕法院同时通知被执行人询问，由于法院在执行程序中着重强调的是申请执行人权利的实现 ，以及发放债权凭证本身程序的非规范性，也常产生认定的错误。由此司法实践常产生这样一种针对债对记载错误的凭证债权是否要承认其效力的“两难”情况：一方面，如果承认原债权凭证具有法律效力，那么它就违悖了有错必纠原则，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如果不承认债权凭证的效力，更侵犯了当事人的权益，从根本上动摇了债权凭证制度。
（2）执行期限自相矛盾。首先，实行债权凭证的重要目的就是要提高执行效率，但债权凭证制度规定债权凭证的发放条件之一是执行期限届满，人为降低执行效率。其次，我国执行法律要求执行案件必须在执行期限届满前执行完毕，而债权凭证却要求等到执行期限届满后再行发放。债权凭证制度的实施严重违反执行期限。
3、债权凭证制度的实施产生了不良的社会效果，表现在三方面：
（1）债权凭证没有改变人们对法院出具“法律白条”的认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广大民众甚至许多法官都认为法院对执行案件中止执行是法院向当事人开具“法律白条”。现在各地法院逐渐以债权凭证代替执行中止，案件大量终结执行。法院系统内部特别是法院领导逐步形成债权凭证是解决“执行难”良方的意识。但反观广大民众，由于人们注重的是执行结果，而非执行措施，不管法律文书名称叫债权凭证还是执行中止裁定书，人们都不会改变法院依然在开具“法律白条”的看法。同时由于法律文书名称的随意变化，更给当事人一种法院在糊弄人的感觉。影响法院形象和司法权威。
（2）债权凭证的实施增加了法院的工作量。根据民诉法第234条的规定中止执行必须查明的事实是如下之一：申请执行人表示同意延期执行；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有理由的异议；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公民死亡需要等待继承人继受权义；被执行人暂无财产可供执行。法官查清该事实之一后进行合议、制作中止合议笔录和中止执行裁定书，最后归档。在权利人有证据证明被执行人有财产可供执行时再向法院登记或立案手续。与此相比较，债权凭证的办理一点也不简便。执行中止上述手续在办理债权凭证时一样也不能少，同时发放债权凭证还要做笔录、制作终结裁定、填写内容繁杂的债权凭证。在制作债权凭证前又常要通知申请执行人核对债权数额。工作量比执行中止大大增加。
（3）债权凭证的实施增加诉讼成本。首先法院发放的债权凭证要便于携带、保存，由此增加法院制作债权凭证的工本费。有些法院以该工本费系执行的实际费用向当事人收取，将费用转嫁给申请执行人承担，在权利未实现时又增加一项费用，对申请执行人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其次，由于债权凭证只能发一份由权利人自己保管，这无疑增加当事人保管债权凭证的精力与负担。第三，如果债权凭证遗失或毁损，权利人又要申请公告注销，增加当事人的公告费用与时间。甚至可能使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丧失。影响当事人权益的实现。
从上可以看出债权凭证弊端繁多，但主张并积极鼓吹债权凭证的人认为，债权凭证虽然存在弊端，但优点亦明显，主要表现在四点：第一、债权凭证的实施对执行案件可以裁定终结执行，减少法院积案，减轻法院的社会压力。第二、债权凭证的实施可以使债权人承担风险，是责任的回归。第三、债权凭证的实施可以避免债务人逃避执行，迫使债务人尽早主动履行。第四、当事人依债权凭证申请执行时无需办理立案手续，方便当事人。对上述四个“优点”，笔者无一苟同，在此笔者予以一一分析辩驳：
1、对减少法院积案，减轻法院的社会压力问题。首先笔者认为执行积案的多少不是衡量法院与法官工作优劣的重要标准，甚至不是标准。对案件实际全额执行了多少除了跟法院的努力程度有关外，最根本的是受被执行人履行能力的制约，一个社会经济基础良好，其案件相对也少，在进入司法程序案件的结案率必然也高；反之结案率必然也低。其次债权凭证没有改变法院实际的执行案件数量。也就是说，不管发债权凭证还是中止执行裁定，在客观上实际全额与部份执结的案件数量是相对固定不变的。只是法院内部自行统计问题。如法院将发债权凭证的案件视为未结案，结果与执行中止一致；反之如将中止执行案件视为结案，则执行中止与发债权凭证的结果一致。因此债权凭证也好，执行中止也好，都没有改变执行的客观情况，这就是为什么法院自认为执行案件数量大大降低而社会压力依然如故的原因。
2、债权凭证可使责任回归当事人、再次立案时无需办理立案手续方便当事人问题。这两项功能笔者无意否认，但问题是采用这样一种实体弊端繁多、总体程序复杂 又缺乏理性的制度，无异是舍本求末，既不经济也不公正。由一斑而盖全貌的做法实难可取。
3、债权凭证可以避免债务人逃避执行问题。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更无从谈起，纯系信口雌黄。法院发放债权凭证后，案件已被法院推回当事人，法院已无执行职责。一方面，法院在权利人再次申请执行前，对当事人权利的实现不负任何法律责任；另一方面，哪怕法院发现被执行人人已有财产，也无权主动再予执行，因为原判决已被终结执行。权利人的依据是债权凭证，对债权凭证，依法理也遵循不告不理原则。也就是说发债权凭证的结果不仅不能避免债务人逃避债务，相反，债权凭证常使被执行人逍遥法外。等权利人再次申请执行时，丧失执行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三、执行中止制度的重树
1、执行中止的优点
与债权 凭证相比较，执行中止优点明显，主要体现如下：
（1）执行中止制度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我国“民诉法”已经列举了执行中止的几种情形，最高人民法院根据这个原则制定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02条对此作了更加可操作性的解释与补充。执行中止依据明确。
（2）执行中止不会侵犯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执行中止只是暂时停止对案件的执行，只是一个程序性问题，对案件的实体权利义务未作实体性变更，利息依原判决照算。
（3）执行中止不会出现金额错误。对当事人放弃的权利或已经履行的义务都可以在执行中体现，若金额有出入均可在执行完毕前得以纠正。
（4）执行中止不会增加诉讼成本。执行中止无须制作精美凭证，只须制作普通的裁定书，当事人无须特意保管。如遗失，当事人可凭复印件申请恢复执行。
2、影响执行中止制度重树的原因与对策分析
综上所述，执行中止可以说是有百利而无一弊，债权凭证有百弊而无一利，但各级法院均置执行中止不用而另起炉灶，这就让人深思：法院有部门利益？法官素质差？答案都是否定的。法官经过多年来的政治和业务培训，整体素质已相对较高；执行中止与债权凭证本身就不含有经济利益，同时在法院实行收支两条线的情况下，法院与法官更无利益可言。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有二：
（1）执行中止本质不明确。我国广大民众、法官甚至许多法院领导都有这样一种思想：案件进法院，法院应全额执行。否则执行员要么“无能”，要么“腐败”。“中止执行裁定书”成了“执行不力”、“法律白条”的标志。这种看法是我国要根除中止执行的思想根源。但是这种传统观念又是极其错误的。笔者认为执行中止不仅不是法官“无能”、“腐败”的标志，相反执行中止反映了社会的发展规律，它实质是商业风险在执行中的反映。理由是：
第一、商业有风险。我国现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水平低，被执行人的履行能力相对有限，特别是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在法制不健全的情况 下，商业风险大量存在，这就决定了被执行人的履行能力的不全，这个履行能力不因当事人提讼的改变而改变。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执行案件不可能全部全额执行完毕。
第二、诉讼有风险。也就是说法院不可能查清被执行人的全部客观情况。一方面我国法律尚未也不可能赋予法官完全查清客观情况的权力。另一方面，因各种原因被执行人可能逃避或规避债务，有关机关也可能找出各种原因不协助法院的执行，法院也可能因自身人力、物力、财力的不足，无法查清被执行人的所有财产、债权、债务情况。要求法院做到案件执行结果与被执行人的客观情况相一致是不现实的。
第三、人道主义风险。最大程度实现债权人合法权益是法律的基本精神。但是各国法律在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同时，也都体现了保障被执行人人道主义的精神。对造成低于最低基本生活标准的任何执行措施。不得采取。为此，不可避免出现被执行人尚可生活，但案件不能执行的法律后果。
为此，树立部分案件甚至很多案件不能执行是正常的社会规律这种法律意识，极其重要。债权凭证虽然反映了停止执行必然性的社会规律，但它却割裂了法律的内在联系。如上述的实体、程序等存在的种种弊端，侵犯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执行中止就是这种风险在法律上的最佳体现。由此法院应理直气壮、堂而皇之地坚持：凡符合法律不能执行的，就坚决中止执行。而非回避问题、躲躲闪闪、做着实质停止执行而拒不承认执行不能的客观现实。
（2）执行中止曾一度被滥用。按照民诉法规定只有出现了程序上的阻却或实体上暂无财产执行的原因，案件才可中止执行。但是由于传统上考核法院与法官的标准是案件数。由此法院与法官不能不追求结案数。又由于执行中止曾一度被统计为结案，由此当案件未能全部执结又不符合执行中止条件时，以中止执行来结案成了法官及法院无奈的选择。一大批不符合中止执行的案件被中止，由此广大民众对执行中止极其仇恨也就不难想象。
但是执行中止被滥用不能成为否认执行中止优越性的理由。因为权利被滥用属执法环境范畴，再好的法律如果没有好的法制环境，其效力都会大打折扣。为此法官不是另辟奚径，而是要加强司法监督，对不符合中止条件而中止的按违法行为予以追究，同时改变对法院工作的衡量标准。以此促进执法环境的改善。但无论一个制度的效力 实现了多少，该制度本身的优越性与其价值是不容置疑的。只要坚持好的制度，它的优越性就能不断表现出来。最后应该指出的是说执行中止具有优越性，并非指其能够保证债权人权利的及时实现，而是说它是对客观现状的真实评价，该评价不会侵害权利人本该享有权利的最终实现。
终结执行申请书篇7
要求入党的大学生，必须向党组织提出入党申请。入党申请书一般以书面的形式由学生本人亲自递交给所在的系党支部。
一、入党申请书的结构及写法：
1．标题：居中写“入党申请书”。
2．称谓：即申请人对党组织的称呼，一般写“敬爱的党组织”。顶格书写在标题的下一行，后面加冒号。
3．正文。主要内容包括：
（1）自己为什么要入党。主要写自己对党的认识和入党动机；要明确表示：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议，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机密，按时交纳党费，对党忠诚，愿意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2）表明对党的性质、宗旨、指导思想、奋斗目标、组织原则、纪律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党风方面的认识和态度。
（3）结合大学生的身份以及专业要求，阐述自己的政治信念和思想、工作、学习、作风等方面的主要情况；要剖析自身存在的不足，表明对入党的态度和决心，以及今后如何以实际行动争取入党。并明确表示愿意接受党组织对自己的教育和考察。
4．结尾。申请书的结尾主要表达组织考察的心情和愿望，一般用“请党组织在实践中考验我”或“请党组织看我的实际行动”等作为结束语。全文的结尾一般用“此致，敬礼”。
5.署名。在申请书的右下方，要署名和注明申请日期。一般居右书写“申请人”，下一行写上“年月日”。
二、写入党申请书时的注意事项
1．用黑色钢笔或签字笔、带格子的原稿纸书写，1000多字。
2．写入党申请书之前要认真学习《中国共产程》和有关党的基本知识，了解当的性质、指导思想、宗旨、历史任务、党员的权利和义务，提高对党的人事，树立正确的入党动机。
3．要紧密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谈对党的认识和入党动机，切忌只抄书本，不谈真实思想。
4．对党忠诚者实，向党组织反映真实思想情况，不得有任何隐瞒和伪造。
5．申请书要写得朴实、庄重，不要追求华丽的辞藻，夸夸其谈。对基本写法正文中各部分的内容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掌握。
6.递交入党申请书，没有固定的时间限制，只要本人思想成熟即可递交入党申请书。
附：入党申请书范文：
入党申请书
敬爱的党组织：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奉献一切，永不叛党。
正文（略）
……
请组织在实践中考验我！
此致
敬礼
申请人：
终结执行申请书篇8
在民事司法活动的执行过程中，常有被执行人对多个债权人负有给付义务，而其财产不足履行全部债务的情形，此时就涉及到如何分配被执行人现有财产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通常是由破产法律制度来进行，而我国的破产法律制度为一般破产主义的破产法律制度，在我国破产的能力主体只能是企业法人，这只能解决正常的企业法人作为被执行人，其财产不足清偿全部债务时的财产分配问题。而对于公民、其他组织以及某些被撤消、注消或歇业时对其负有清算义务者不履行清算义务且其现有可供执行财产较少的法人企业作为被执行人时，就要适用参与分配制度来处理这一问题。
参与分配法律制度向前可以追溯至罗马法。罗马法学家保罗《论告示》第59编指出：“当债权人中的一人要求控制债务人的财产时，人们问：是否只有提出了要求的人才能够占有此财产？当只有一个人提出要求并且得到裁判官允许时，这是否使所有债权人均有了占有财产的可能性？确切地说，在裁判官允许占有之后，这不被看作是对提出要求者的允许，而被视为允许所有债权人占有财物” .这就是最早期的参与分配思想，参与分配制度的历史由来已久。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时间短，涉及参与分配法律制度方面的立法较之于世界上市场经济发展较早的国家起步晚、规范少且较为原则。我国关于参与分配制度的立法仅见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规定》）这两个以司法解释身份出现的法律规范性文件中，而没有“法”的规范，并且在这两个法律规范性文件中也仅有12条的篇幅，且《意见》3条基本被《规定》的规定所覆盖。现根据我国的现有立法并参考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有关法律规范，从参与分配制度的概念、参与分配申请人主体的范围、申请条件及分配主持法院和优先制度这四个方面结合实务中的具体情况谈一谈民事执行参与分配制度。
二、参与分配制度的概念
目前，对于参与分配制度的定义大致相同，基本都是根据《意见》第297条和《规定》第90条的规定进行叙述的。童兆洪主编的《民事强制执行新论》中的定义是：“参与分配是指在执行程序中，经申请执行人申请，人民法院据已生效的确定金钱给付的法律文书将作为被执行人的公民或其他组织的全部或主要财产查封、扣押或冻结后，申请执行人以外的其他对该同一被执行人（债务人）已取得金钱债权执行依据的债权人，因该被执行人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或其他财产不足清偿全部债务时，在被执行人的财产执行完毕前，申请加入已开始的执行程序，并将执行所得对各债权人平均清偿的一种执行分配制度。” 金永熙著《法院执行实务新论》中的定义是：“参与分配，是指已经取得金钱执行根据但未申请执行的债权人在被执行人公民或其他组织全部或主要财产已被法院因执行金钱给付的生效法律文书而查封、扣押或冻结，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或其他财产不足清偿全部债务的情况下，在被执行人的财产执行完毕前，申请对被执行人的财产参与分配的一种方式。” 这两个定义都是依据《意见》第297条和《规定》第90条而作出的，他们把参与分配的被执行主体的范围仅限于公民和其他组织之中，不包括企业法人。
在当今的民事执行法律实务中，时常会遇到这样一些企业法人，它们成立于我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前期，它们的设立不规范，组织机构不规范，经营活动不规范，有的因经营亏损而自行歇业，有的因为违法而被撤销，它们中有很多企业现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很少，让当事人通过破产程序来分配被执行人财产，往往被执行人现有财产不足以支付破产费用，而且破产申请人还要预交部分破产费用，对申请人来说这是得不偿失的事，而对于整个社会来讲这是对审判资源和社会资源的浪费。在国外，对此情形法院可以对公司强制清算。我国在这方面的规定却不够完善。纵观我国作为地方性法规的各地有关企业清算的条例，它们有的对企业解散后应当清算而不清算的没有规定法律责任，有规定的也只是规定了企业的责任，而对于对解散企业负有清算义务的股东、董事会的成员不履行清算义务的没有相关法律责任的规定。虽然根我国《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了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股东会决议解散这三种解散情形，债权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了因违法被责令关闭的企业解散后由有关主管机关组织股东、有关机关及有关专业人员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而当今的法律规范中对“有关主管机关”不组织清算组、被指定人不履行清算义务没有制裁手段或制裁力度较小。因此这些制度在现实的司法活动中很少得到实施。正因如此有的企业的股东、董事，特别是些经营亏损自然歇业的小公司的公司股东在公司解散后根本就不履行清算义务，甚至有的人索性一走了之，让你找不到清算责任人、找不到清算所需的相关资料，使清算无法进行。即使能对这类企业依法组织清算，往往其现存资产还不足支付清算费用，这时对该企业的清算已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此时对于被执行人的现有财产若不按参与分配的程序进行分割，对于后申请执行的债权人就会造成实体上的损害，这有违民法的基本原则-公平原则。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对该企业有两个以上的债权人持有对该企业的金钱给付执行依据，其中部分人已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而该企业法人的资产已不足支付现有已取得执行依据的所有债权人的全部债务，其他债权人申请参与分配时，我们应把这样的被执行人作为特例列为民事执行参与分配的被执行主体。为此，我们把民事执行中参与分配法律制度中的被执行主体范围确定为公民、其他组织和某些被撤消、注消或歇业时对其负有清算义务者不履行清算义务且其现有可供执行财产较少的法人企业。这里法人企业只是特例，对于绝大部分的法人企业，其财产不足清偿全部债务时，可告知当事人依法申请被执行人破产，通过破产程序来分配其财产。由此，笔者认为对参与分配制度可作如下定义：参与分配，是指被执行人为公民、其他组织和某些被撤消、注消或歇业时对其负有清算义务者不履行清算义务且其现有可供执行财产较少的法人企业，在执行程序启动后，被执行人财产被执行完毕前，被执行人主要或全部财产被人民法院因执行金钱给付生效法律文书而查封、扣押或冻结，其财产不足清偿其全部债务时，对该被执行人已取得金钱给付执行依据的其他债权人申请参加分配被执行人财产的一种执行制度。
三、参与分配申请人主体的范围
根据《意见》第297条的规定，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参与分配的申请人，是已对被执行人申请执行的申请执行人以外的已经取得执行依据的或者已经起诉的债权人。这里所称的债权人包括了两个部分，其一是已经取得了执行依据的债权人，这些执行依据包括人民法院的生效的有执行内容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支付令，已生效的经公证机关依法赋予强制执行力的公证债权文书，以及由仲裁机构依法作出的已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决书、调解书。持有上述生效法律文书的债权人申请参与分配时，所持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给付义务必须没有超过法律规定的申请执行期限。其二是已经起诉的债权人，这部分人与被执行人有着一定的债权债务关系，而且这种债权债务关系因债务人不履行义务，债权人已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尚未就此作出判决书、调解书或所作出的判决书、调解书尚未生效。这里仅是已起诉的债权人，不包括向仲裁机构已申请仲裁而未取得生效仲裁裁决书、调解书的债权人。以上所称的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没有义务种类之分，可以是金钱给付义务，也可以是交付特定物之义务，对于为或不为一定行为之义务也没有作出排除性规定，也就是说对于持有这类生效法律文书的债权人因被执行人不履行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给债权人造成损害的，该债权人也可以申请参与分配。
根据《规定》第90条的规定，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参与分配的申请人，只是已对被执行人申请执行的申请执行人以外的已经取得金钱债权执行依据的其他债权人。这里所称的执行依据的形式种类同《意见》第297条所指的生效法律文书的种类，但对作为执行依据的生效法律文书主文部分所确定的执行内容《规定》作出了限制，它只能是金钱给付的内容，而不能为特定物的交付及行为。
比较两个规范对申请参与分配主体范围的规定，《规定》较《意见》对于申请参与分配的债权人从申请的时机和债权的种类都作出了更严格的要求。由于两者对于可申请参与分配的主体范围规定的不一致，由此就形成了在确定参与分配主体时适用两个规范的冲突。这两个冲突规范的适用较为简单，因为这两个规范均系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具有同等的效力等级，它们的冲突应依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来处理，也即在两个规范就同一问题作出不同规定时，应根据新的规范《规定》来处理。亦即自《规定》公布实施后，我们在确定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参与分配的债权人主体范围时，应依《规定》的第90条之规定处理。他们只能是已对被执行人申请执行的申请执行人以外的已经取得金钱债权执行依据的其他债权人。最高人民法院在制定《规定》这一法律规范时缩小了可以申请参与分配的债权人的范围，这是在总结我国就《意见》有关规定实施6年多的司法实践经验并借鉴他人立法经验的基础上作出的修改。这是因为执行相对于审判来说，更需注重的是效率，如果仍然按照《意见》的规定来确定参与分配申请人的范围，只要被执行人的财产没有被实际分割，任何一个债权人都还可以通过起诉来申请参与分配，而执行中参与分配的实际分割就必须推迟，直到这一债权人与被执行人之间的案件审结，该债权人的债权是否得到支持得以确定后才能将被执行人的财产进行实际分割，这往往会经历一段较长的时间。如果在这一债权人与被执行人之间的案件即将审结前，又有其他的债权人对该被执行人再提起诉讼，这势必又要延期分割。如果是多次发生这种情形，参与分配的债权额、债权人数、分配比例都必须等所有的案件审结后才能确定，这有违了执行效率原则。从另一个角度考虑，强制执行程序本身就是专门为满足有执行依据的债权人而设，不是像破产程序那样为所有债权人而设。只有有执行依据的的债权人才能申请执行，在执行程序中受到债权的清偿。没有执行依据的债权人，其申请对债务人强制执行的条件还不具备，不应当有权直接参与到执行程序中来，受到执行债权人一样的待遇 .再从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上来对比，台湾地区的《强制执行法》第34条对可申请参与分配的债权人也作了较为严格的限制，也仅限于有执行名义 的债权人。《规定》的这一修改更有利于参与分配制度的实施，体现出执行工作的效率原则，能够使债权人的经济权益尽早得以实现。
在执行实务中常有这种情况，某一尚未审结的案件，其原告对被执行人的财产先进行了保全性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财产已被查封、冻结的，不得重复查封、冻结”，由于保全措施的效力及于该案的执行，在保全措施效力未尽时，任何单位包括其他人民法院以及同一人民法院办理其他案件时都不得重复查封、冻结或者擅自解冻。也就是说在采取保全措施的案件得以执行前，执行参与分配案件时不能处置被执行人已被这一尚未审结案件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此时对于被执行人已被保全的财产是否主张参与分割，已申请执行、申请参与分配的申请人就需要作出选择，他们可以选择等待这一案件审结后包括这一案件的原告及其保全的财产在内，适用参与分配程序来分配被执行人财产；也可以因为未审结案件保全到的财产占被执行人现有财产份额较少或接近于适用参与分配程序该案原告应分得的份额，参与分配案的申请人选择放弃对被保全财产的分割请求，就被执行人被保全以外的财产进行分割，尽早实现可实现债权。这样看起来好像是已经起诉的债权人可以参与分配，超出了《规定》第90条对可申请参与分配的主体范围的限定，其实他能够参与分配，所基于的不是《意见》第297条的规定，他所基于的是对被执行人的财产依法申请人民法院采取了保全措施这一法律事实，他的这种参与分配申请人的资格也不能等同于一般依《规定》第90条的规定而取得的参与分配申请人，他能否与其他参与分配申请人共同分割被执行人的全部财产还要由其他的申请人来选择决定，其权能要低于其他依《规定》第90条的规定而取得申请人资格的申请人。
四、申请条件及分配主持法院
1.申请时限
关于债权人申请参与分配的申请时限，《意见》和《规定》采用了两种不同的方法作出规定，但两项规定的期限是一致的，《意见》第297条规定的是起始时间“在执行程序开始后”，而《规定》第90条规定的是终了时间“在被执行人的财产被执行完毕前”。《意见》没有规定终了时间，但它不可能延续到执行完毕后，最迟只能是在被执行人的财产被执行完毕前提出，而《规定》虽然没有对提出申请的起始时间作出规定，但它不可能早于执行程序开始前，否则就不是申请参与分配了，没有执行程序的开始，就不可能有参与分配程序。由此可以看出，两者对提出参与分配的时间规定是一致的，即申请参与分配的债权人提出申请的时限为自执行程序开始至被执行人的财产被执行完毕这一段时间。
这里的申请时限的终了时间规定的不够科学，这里的执行完毕前的“前”，人们可以理解为哪怕是执行法院的分配方案拟好了，正在进行分配时，如果此时还有债权人申请参与分配，这样就必须重新制定分配方案，如在新方案实施前又有人提出申请，势必又要重新制定分配方案，这样就会使参与分配程序显得拖沓。关于申请时限的终了时间，我们可以参考台湾地区《强制执行法》的做法，参与分配由执行法院制作分配表、指定分配期日，并规定申请参与分配申请时限终了时间为“标的物拍卖、变卖终结或依法交债权人承受之日一日前，其不经拍卖或变卖者，应于当次分配表作成之日一日前。”这样就由执行法院一次性确定了分配日，同时也确定了债权人申请参与分配的最后时限，不存在一再延期、更改分配方案的情况。
2.申请人应提交的法律文件
债权人申请参与分配所需提交的法律文件《意见》和《规定》所作的规定基本相同，债权人必须提交书面申请并附执行依据，有所差别的是《意见》要求“申请书应写明参与分配和被执行人不能清偿所有债权的事实和理由”，而《规定》没有写明“被执行人不能清偿所有债权的事实”的要求。对于根据《规定》第93条申请参加参与分配的债权人提出申请时需提交哪些法律文件《规定》未予明确，从《规定》第92条笼统地看，他就需要提交执行依据，而这些债权大都权利义务关系明确，数额确定，让他们再通过诉讼来取得执行依据，就增加了当事人的诉累，笔者认为对于这种申请人可以采用我国台湾地区的做法，以“其权利证明文件”作为执行依据提交，这样做也有利于案件的尽快执行。
3.被执行人财产状况条件
适用参与分配程序分配被执行人财产，或者说参与分配程序的起动，必须有“被执行人的财产不能清偿所有债权”的情形出现。实践中人们对于“不能清偿”有两种不同的标准。一是客观标准，《意见》的规定更倾向于这一标准，《意见》第298条规定债权人在申请书中“应写明参与分配和被执行人不能清偿所有债权的事实和理由”。从客观标准出发，人们往往很难证明被执行人的财产不能清偿所有债权，这是因为这时的被执行人往往拥有较多的债权人，作为债务人的被执行人不说，其单个债权人很难查清被执行人所负债务的总额以及其中已存在执行依据的债务总额。同时被执行人还有可能转移、隐匿财产，这样债权人也很难查清被执行人的全部财产，如果用客观的标准来要求，债权人就很难证明被执行人不能清偿所有债权。为此《规定》中就没有要求债权人证明被执行人不能清偿所有债务，而采用的是主观标准，即只要客观事实表明被执行人可能不能清偿所有债务，而债权人认为该被执行人不能清偿全部债务，即可提出参与分配申请。采用主观标准来衡量被执行人是否不能清偿所有债务，即使这种认识是错误的，被执行人有能力履行全部债务，适用参与分配程序对被执行人进行执行，既不损害被执行人的利益，也不会损害其他债权人的合法利益。由此可见，采用主观标准较之于采用客观标准更有利于案件的执行，所以后制定的《规定》对此则采用的是主观标准，不要求申请参与分配的债权人证明被执行人不能清偿所有债务。
4.分配主持法院
《规定》第91条规定“对参与被执行人财产的具体分配，应当由首先查封、扣押或冻结的法院主持进行。” 这一规定只规定了由首先查封、扣押、冻结被执行人财产的法院主持，它没有区分是保全执行中的查封、扣押、冻结还是终局执行中的查封、扣押、冻结。也就是说，不管是保全执行还是终局执行措施，我们确定主持分配的管辖法院的依据只是采取查封、扣押、冻结三措施之一的先后次序，哪个法院最先对被执行人采取了前述三执行措施之一的，就由哪个法院主持分配。
五、优先制度
参与分配的债权一般不尽相同，这就存在是否有优先的问题。如基于所有权、担保物权所享有的债权、薪酬债权、有保全的债权、普通金钱债权同时存在，它们是否享有优先权，以及优先债权之间是否有优先的效力等级，这就是参与分配制度中的优先制度。本着债权平等、公平受偿的原则，各国关于执行分配原则的规定，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情况 ：优先主义、平等主义、团体优先主义。而我国现行采用的执行分配原则是“混合主义” ，即优先主义和平等主义并用。
对于基于所有权、担保物权所享有的债权、薪酬债权它们的优先权在《意见》第299条、《规定》第88条第二款中有明确的规定，即这三者都具有优先权。在这三种债权同时存在时，薪酬债权作为金钱债权，它的优先效力要低于基于所有权、担保物权所享有的债权。
关于诉讼中申请人民法院采取了保全措施的债权是否具有优先权的问题，两份法律规范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这也是业界有争议的。有人认为有优先权，其理由是：（1）一个法院的查封行为是为了本法院审理的具体案件实施的，不是为其他案件。查封是为了保证我这里的案件得到执行，我这个案件债权人得到满足，而不是为保证所有债权人能够受偿；（2）禁止重复查封，实际上就是禁止其他债权人对查封财产进行执行。另一种观点是没有优先权，其理由是：（1）民事诉讼法第九十四第并未规定查封财产如何处理，既未说是否实行参与分配，又未说在先查封的人是否有优先受偿权；（2）之所以禁止重复查封，是因为一个法院查封后，查封的效力就产生了，其他法院再行查封没有必要 .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有片面之处，查封优先，查封的效力就等同于抵押，其实保全措施是控制性手段，其目的是防止被告、被执行人转移、处置财产，它并不能在防止被告、被执行人转移、处置财产上设立他权利。若申请保全的债权人完全与其他没有申请保全的债权人同等分配被执行人的财产，申请保全的债权人查找被执行人财产所付出的人力、物力及其对防止被执行人转移、处置财产所作出的贡献就得不到回报，有违民法上的公平原则。对此笔者认为应当采用有限优先原则，在被执行人财产能够清偿其全部债务时，采取保全措施的债权人享有优先权；在被执行人财产不足清偿其全部债务时，采取保全措施的债权人不享有优先权，但在具体分割被执行人财产时，可以根据申请保全的债权人所付出的人力、物力及其对防止被执行人转移、处置财产的所作出的贡献大小，法官运用其自由裁量权适当调高该债权人的受偿比例。
六、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