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任考察报告范文
时间：2023-10-26 10:34:27
提任考察报告篇1
一
为加强党组织对干部的监督，2009年8月，我们针对领导干部有关事项报告制度的不足，进行了领导干部廉政报告制度的探索，研究出台了《领导干部考察人选报告个人有关情况试行办法》，明确了报告的对象、内容、方法等，强化了对干部的廉政考察。
报告对象更明确，操作性更强。为增强可操作性，我们研究确定在拟提拔干部中率先进行报告。即凡经市委组织部部务会研究确定，经过联合预审，拟提拔为正县(处)级和副县(处)级领导干部的考察人选，都应向组织如实报告个人有关情况。待拟提拔干部报告较为成熟后，再逐步扩展到整个领导干部队伍。
监督关口更靠前，时效性更强。一方面，将报告时间由任后前移到任前，实现了关口前移，突出了源头监督；另一方面，考察对象必须在考察前报告，不报告不提拔，时效性进一步增强。
报告内容更广泛，重点更突出。在原来报告本人婚姻变化，持有因私出国(境)证件及因私出国(境)，子女与外国人、港澳台居民通婚等有关情况的基础上，增加了配偶及子女的称谓、姓名、出生年月、工作单位及职务等情况，特别是将家庭年总收入、家庭资金总额、私有房产、私有汽车、合计3万元以上债权或债务、配偶及由其抚养的子女经商办企业或者从事其他经营性活动的投资和股份等家庭财产情况纳入报告范围，监督的面更宽，监督的重点更加突出。
监督手段更直接，处置更及时。我们明确，考察期间，考察组可视情况对报告内容进行适当了解，发现有瞒报、伪报或其他廉洁自律方面问题的，要认真查核；对瞒报、伪报的，终止其考察对象资格。任前公示期间，对涉及拟任人选《报告书》内容不实或廉洁自律方面的举报和反映，由相关职能部门调查核实。调查结果影响任用的，取消任职资格。
随着制度的出台，干部提拔先报告财产，成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的一个必经程序。在2009年年底的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首批37名拟提拔为副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的考察对象，均按照规定填写了《报告书》，主动申报了家庭财产等22项个人有关情况。考察人选报告个人有关情况制度的推行，为我们探索建立拟提拔干部廉政报告制度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
二
今年4月，省委组织部在我市开展探索建立拟提拔干部廉政报告制度的试点工作。我们按照廉政报告制度的要求，研究确定了廉政报告的对象、报告的内容和配套措施。
明确廉政报告对象。从干部管理权限出发，将廉政报告对象确定为：经泰州市委组织部部务会研究确定，经过纪检监察机关、公检法等部门联合预审，拟提拔为正县(处)级、副县(处)级领导干部的考察人选。
拓展廉政报告内容。廉政报告涵盖了财产申报的内容，但不仅仅限于财产申报，还包括干部个人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规定等情况。按照《规划纲要》的原则性要求，结合泰州实际，我们将廉政报告的内容由以家庭财产申报为主拓展为5个方面：1，报告家庭财产等个人有关情况。要求被确定为领导干部考察人选的，应向组织报告个人配偶及子女情况、家庭财产以及有关事项。2，报告本人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规定的情况。3，报告本人涉及当地干部群众反映突出问题的情况。4，报告公示中群众反映问题的有关情况。5，报告本人其他方面的廉政情况。除上述内容外，其他方面廉政情况，需向组织报告的，拟提拔干部也要向组织作出报告。
完善配套工作机制。一是设计制作《报告书》。被确定为考察对象的拟提拔干部，本人要如实填写《领导干部考察人选个人有关情况报告书》。不愿填写的，视为放弃考察对象资格。按照干部管理权限，《报告书》由市委组织部负责受理。二是结合考察了解。考察期间，考察组可视情况对考察对象填报的《报告书》内容进行适当了解，发现有瞒报、伪报或其他廉洁自律方面问题的，要认真查核，并将查核结果及时向组织部报告。组织部根据考察组反映的情况进行研究，对瞒报、伪报的终止其考察对象资格。三是送纪委备查。在书记与副书记、分管组织、纪检等工作的常委共同酝酿干部任免事项前，组织部将考察人选填写的《报告书》送纪委备查。四是举报核查。任前公示期间，对涉及拟任人选《报告书》内容不实或廉洁自律方面的举报和反映，由相关职能部门认真调查核实。调查结果影响任用的，取消其任职资格。
目前，我市正在按照工作方案，积极稳妥地推进拟提拔干部廉政报告制度。根据规定，今年以来，已有67名拟提拔为副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的考察对象进行了廉政报告。除了填写《报告书》，主动申报家庭财产等个人有关隋况外，我们还要求拟提拔干部向组织书面报告本人涉及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以及任前公示中群众反映的问题，报告的内容比过去有了拓展和深化。
目前，我们在建立拟提拔干部廉政报告制度方面的探索还只是初步的，下一步，要按照上级的要求，进一步深化拓展，在建立健全拟提拔干部廉政报告制度方面取得新突破。
一是建立健全对廉政报告内容的核查机制。廉政报告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干部监督工作，但如何使制度落到实处，通过建立廉政报告制度，发现拟提拔干部不廉洁的问题，真正防止干部“带病提拔”、“带病上岗”，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为此，我们将建立健全对廉政报告内容的核查机制，通过单位党组织核查、考察组核实、职能部门核定的三重审核，保证廉政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使廉政报告制度不流于形式。
二是将廉政报告在一定范围内公开公示。建立拟提拔干部廉政报告制度，是加强党组织监督的一个重要途径。但拟提拔干部廉政报告是否必须进行公开公示，如何公开公示，在多大范围内公开公示，如何把握公开公示的“度”，目前尚无明确的规定，需要各地研究和探索。我们认为，为加强干部任前监督，解决廉政报告制度的真实性、准确性问题，有必要将干部廉政报告的内容适度进行公开公示，以接受群众监督。目前，有的地方将拟提拔干部的廉政报告通过官方网站向社会进行公开公示，这一做法值得商榷。我们认为，本着“知情度、关联度”的精神，从稳步推进廉政报告制度的角度出发，将拟提拔干部的廉政报告进行公开公示的范围不宜过大，以在拟提拔干部本人和其配偶所在单位进行公开公示为宜。将廉政报告向社会公开公示，看似公开得很彻底，但未必能达到预期的效果，相反还会使拟提拔干部的个人家庭财产等情况全部曝光在大庭广众之下，有可能带来负面效果，甚至影响拟提拔干部个人和家庭成员的安全。为此，下一步，我们将探索把拟提拔干部廉政报告的部分内容在拟提拔干部和其配偶所在单位进行公开公示，通过接受群众监督，促使拟提拔干部如实进行廉政申报。
提任考察报告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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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任考察报告篇3
关键词：国联教育考察团；民国；高等教育；演进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13）02-0064-05
1931年9月至12月由波兰教育部司长华尔斯基（M.Falski）、柏林大学教授卡尔・柏克尔（C.H.Becker）、法兰西学院教授蓝格汶（P.Langevin）和伦敦大学教授唐奈（R.H.Tawney）四人组成的国联教育考察团来华考察，是近现代中央政府首次邀请西方学者对中国教育作“概括的考查，作系统的报告”的活动。[1]252考察团通过各种途径考察中国教育状况，在事后提交的报告书中检讨了中国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状况，并提出不少改革建议。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检讨，为国民政府改造中国高等教育提供了重要参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国中后期高等教育发展的进程。探讨国联教育考察团来华与民国中后期高等教育演进之间的关系，对于梳理近现代中国高等教育史而言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一、考察团来华考察的背景与
概况
1931年国联教育考察团来华考察，是在国民政府大举改造中国教育的背景下启动的。据1929年“三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决议案》披露，训政之初的国民政府对当时中国教育状况很不满，痛斥中国教育存在着“六滥”（即学校滥、办学人滥、师资滥、教材滥、招生滥和升学滥）和“四恶”（即教育成为个人造势的工具，浪费了师生的才气、增加了学生的欲望及增加了分利失业之徒）等问题。对此，《决议案》指出各级政府须抓紧“救治”，“以三民主义之精神，融化东西文化之所长”、“矫正从前教育放任主义之失，而代之以国家教育之政策”。[2]此决定宣示国民政府将改造中国教育。尔后，教育部一面着手改造事宜，一面借鉴西方经验，以使中国教育“融化东西文化之所长”。当时，以胡汉民为代表的政府高层认为中国教育的“放任主义”问题是由教育界人士片面学习美国引起的，他们更欣赏欧洲教育经验。[3]故1931年三四月间，教育部、行政院分别致函国际联盟秘书处，请求委派欧洲专家来华考察。于是，同年9月，国联教育考察团来华。
按国民政府邀请之意，考察团来华是为了帮助“拟定并实施中国政府所颁布的改造中国的计划，以期促进中国教育制度之改善”[4]1。据此目的，考察团于1931年9月至12月间在上海、南京、天津、北平、河北定县、杭州、镇江、无锡、广州等地考察教育管理体制、学制系统、教育财政、教学组织、各级各类教育、师生关系等方面情况；并于1932年出版总计15章222页的考察报告――《中国教育之改进》。该报告检讨中国教育状况，提出不少改进建议。如考察报告指出中国小学教育普及率太低，小学生多是富家子弟；中等教育方面则未重视职业教育。针对于此，报告建议中国政府应推行免费义务教育，在中学开设职业技术课程。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国高等教育有着不少问题，国民政府痛斥这些问题是造成国家缺乏建设人才的主因，故考察报告第三章对高等教育作了份量较重的检讨，篇幅约计58页。
而对考察团的检讨，政府高层和教育界人士很关注。如在考察报告撰述完毕后，戴季陶和朱家骅两位政要为之作了序，蒋梦麟[5]、任鸿隽[6]、李建勋、罗廷光[7]、廖世承[8]、张佛泉[9]、尚仲衣[10]、黄问歧[11]、章光涛[12]、许恪士[13]等人撰写了评论文章。从这些文章看，当时政界人士的褒奖较多。如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称赞考察团提交的报告书“对于各级教育之制度方针与乎其内容之剖析”，有着诸多精到处。[14]教育界人士对考察团开展的考察则提出了批评。如认为考察团仅在中国东部地区作考察，考察范围有限；认为考察团开展的检讨意在推动中国教育欧洲化。不过，在考察团检讨高等教育方面，教育界人士不吝赞誉。1933年，署名为“青士”的学人撰文说，考察团提出的意见很有价值，值得参考[15]。同年，李建勋说，除大学教授由教育部任命以及取消学分制的建议“尚有讨论余地”外，考察团提出的其他建议“均为改良吾国大学教育之良策”，倘若政府当局“照此方策进行，则吾国大学教育不能蒸蒸日上者，吾不信也”。[1]167事实上，国民政府在改造中国高等教育时的确参考了考察团的意见。
二、考察团对中国高等教育状况的检讨
如前所述，国联教育考察团重点考察了中国高等教育状况，并在考察报告第三章中作了检讨。其中，该章第二、三节批评了中国大学分布失衡、高校间缺乏分工合作、课程设置不合理、学分制实施不当、教师聘任不规范、招生缺乏严格标准、过于注重讲授法、教材内容过于西方化、学生太过放任等问题。第四节提出了设立全国大学会议、促进大学间分工合作、加快发展理工科学校、以考试制代替学分制、规范教师聘任、成立大学教授会议、组织大学统一招生考试、试行大学毕业考试、厘定大学课程标准、编写本土化的大学教材、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等建议。从这些内容看，考察团较系统地检讨了中国高等教育状况。
值得一提的是，在检讨时，考察团依据国民政府希望加强调控教育及增进中外教育交流的意旨[4]1，积极引介欧洲教育经验。如考察团建议由大学教员、大学行政人员、社会知名人士及教育部官员组成全国大学会议，并由该会职掌“决定各区域应设国立大学之数目及种类”、“大学教育经费之分配，并规定付款之条件”、“校长及教授之委任”、“厘定关于人员之安置，教职员之薪俸与进级”等事务。[4]194-195该建议就把英国设立大学拨款委员会及法国设立大学评议会的作法介绍到中国。[16]考察团建议中国大学取消学分制，实施毕业考试，考试及格的学生“方能毕业”，该建议则与英、法、德各国推行的中学毕业考试制度相近。[17]1-2
从检讨的内容看，考察团看出了20世纪30年代初期中国高等教育的问题，提出的解决办法也有针对性。如考察团对中国大学分布失衡的批评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考察报告指出：中国大学分布“杂乱无章”，东部地区高校过多，而其他区域的学校较少；“在同一区域内常有多所大学，诸大学间亦无合理之分工”。考察团认为，这种不合理的高校分布如不消除，“有效之大学制度实无从兴起”。[4]160-196从1931年的情况看，考察团的批评是正确的。因为这一年，东、中、西部地区分别有76、21、8所高校。其中，上海一地就有23所高等院校，超过西部各省总和。[18]
再如，考察团检讨中国大学课程的问题也是一个突出例子。报告指出：中国大学课程有三点问题。第一，用学分制组织课程，使得课程支离破碎，学生的学习缺乏整体感；同时，一些学生拿满学分后，即以能毕业为由，“将该学科束之高阁”，不再认真学习。[4]178-180第二，许多大学将某一学科分为“若干不同之学程”，希望把该学科的前沿成果介绍给学生，这使得基础科目未受到重视。[4]180-181第三，许多大学教材过于西方化，这将使得中国“民族文化必致堕落”，使得学生脱离本国实际。[4]181-184考察团遂建议中国政府应重视基础科目、推动教材本土化。[4]205
此外，考察团对中国大学招生的批评也很有见地。报告指出，中国大学招生缺乏统一标准。如“被此校淘汰之学生，往往因他校之条件不甚严格，得以考入肄业，若再被第二校拒绝，尚有第三校可以收容”，这种招生办法产生了严重后果。首先，大学为了招满学生，降低招生标准；这使得教学工作“降格以适合学生所能达到之水平线”，进而大学的办学质量下滑。其次，由于招生标准宽松，许多入校学生不合格，他们也不认真学习，学校就无法培养合格人才。鉴于此，考察团提议，中国政府应试行全国大学统一招生考试，以提升大学生质量。[4]174-175具体作法为：管理上，“教育部特派之大学教师及教育部代表组织一委员会主持”，并由该会“确定录取标准”；考试上，政府部门把“投考一切国立大学之学生于一处而行之”，或“分大学为数组而行之”；录取上，“投考学生应叙明其所愿入之大学，考取之学生，则按照各校设施之方便及其在考试中之名次，分配于各大学”。[4]204从这些内容看，考察团的提议有着较强的针对性。
三、考察团来华考察对民国中后期高等教育演进的影响
由于国联教育考察团认清了中国高等教育的若干问题，提出的解决办法有着针对性，故考察团来华考察对民国中后期中国高等教育的演进产生了影响。影响较大者为以下三方面。
（一）推动了民国中后期西部高校的发展
1931年前，西部高校稀少，国内教育界人士也很少讨论西部高教。但国联教育考察团提交报告书后，教育界人士的相关讨论增多，并形成两派。一派赞成考察团的意见，认为应均衡发展中国高校。一派认为没有必要对中国高校布局作调整，而应让各地根据自身的物质和文化条件自行发展。[19]而对这两派意见，国民政府采纳了前者，即按国联考察团的批评，均衡发展中国高校。抗战期间曾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就于1972年回忆说：针对战前国联考察团批评中国大学分布不合理问题，战时教育部发展高校“注意合理分布的原则”，并“将大学的文理法三学院合成为综合大学，在后方分区设置；将农、工、医、商、教育等专门学院由大学分开就各地区需要分别设置”。[20]65战后出任教育部长的朱家骅也说，国联考察团曾批评中国大学地理分布“杂乱无章”，故战后教育部对高教资源分布“作相当合理的配备，以奠定整个国家未来教育发展的基础”。[21]
具体来讲，1932年后，国民政府采取了两类措施发展西部高校。其一，为促进大学分布均衡出台政策。1936年，国民政府颁行《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规定：“国立大学及国立专科学校之设立，应注重地区之需要，以维持各地区人民享受高等教育之机会均等，而促进全国文化之平衡发展。”[22]2871938年，《战时各级教育实施纲要》规定：“对于各级学校教育，力求目标明显，并谋各地平均发展”。[23]14同年，教育部拟定《专科以上学校分布原则》，规定：国立大学将“就全国地域予以适宜之分布”，师范学院以分区独设为原则，农、工、商、医等独立学院就各省需要分区设置。[24]711-712其二，在西部地区新设高校。或将迁入西部的部分东中部高校改组，留在西部办学；或在西部地区新设国立高校，或将西部省立高校改为国立高校，批准成立省立和私立高校（参见表1[25]588-794）。而通过创设，近现代中国大学分布失衡问题纾缓。1947年，西部高校增至50所。[25]578-587高校的分工也较明晰。如贵州省有综合、医学及师范三类高校，甘肃省有综合、师范、医学、工学四类高校。
（二）促进了战时大学课程的改革
如何解决民国时期大学课程不重视基础课程和过于西方化的问题，国联教育考察团的提议与国内政教界人士的看法大抵相近。如1931年时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在作《中国大学教育的现状及应行注意各点》的演讲时指出：中国大学“每每迁就学生的意见，因把习见的基本功课都轻视”的作法有问题；他建议改革大学课程，促使“大学毕业生具有普通的常识，了解基本的理论”。[26]这一相近表明考察团确实发现了当时大学课程的问题。而针对这些问题，国民政府接受国联考察团及国内教育界的意见，从1932年开始改革大学课程。[27]大规模的改革则在抗战时期开展。1972年陈立夫回忆说，鉴于战前国联教育考察团批评了中国大学课程“不切中国需要”、“内容支离分裂”等问题，他在战时主持教育部时，主要从课程标准、科目设置和教材编写三方面着手改革。[20]661976年曾任战时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的吴俊升也回忆说：针对战前国联考察团曾批评中国大学课程过于西方化、不适合中国需要的问题，他协助陈立夫部长整理了大学课程。[28]
从战时教育部采取的措施看，国民政府大体解决了大学课程过于洋化和不重视基础科目等问题。如1938年，教育部确定了三点课程设置标准：第一，课程内容应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素质，须“与国家文化及建设的政策相吻合”；第二，课程教学应“注重基本训练，先从事学术广博基础的培养，由博返约，不因专门的研究而有偏固之弊”；第三，课程设置应“注重精要科目，所设科目，力求统整与集中，使学生对于一种学科的精要科目，有充分的修养而有融会贯通的精神”。[20]66据此，国民政府随后出台各专业必修和选修科目表，其中，有关中国的科目及基础科目明显增多。如法学院政治学门开设中国通史、中国政府、中国外交史和中国政治史等科目，理学院气象学组开设中国通史、中国地理总论和中国区域地理等科目。基础课程方面，政治学门开设国文、中国通史、西洋通史、论理学、哲学概论、政治学等科目，气象学组开设国文、中国通史、高等数学、微积分学、地理通论、气象学、地形学、测量学和制图学等科目。[29]
（三）影响了公立大学统一招生考试的试行
1938至1940年间，国民政府试行公立大学统一招生考试，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项创举。而这也受到国联教育考察团的影响。如前所述，1931年考察团建议中国政府试行全国统一招生考试。建议提出即后受到国民政府的注意。但由于种种原因，战前这一意见未能采纳。[30]抗战爆发后，陈立夫深感战时“交通困难”，认为战前国联教育考察团提出全国统一招生考试的建议在此时有必要推行。故1938至1940年间，教育部试行公立大学统一招生考试[20]67（见表2[25]531-537）。
具体作法为：管理上，教育部成立统一招生委员会，办理“制定法规、制定试题、订定标准、取录与分发学生”等事宜；各考区成立招生委员会，办理“报考、考试、监考、阅卷、造送成绩表册、榜示学生”等事宜。考试科目上，凡报考文、法各院系，师范学院教育、公民训育、体育、国文、英语、史地、家政等学系，以及工学院铁道管理系的学生，须参加公民、国文、英文、本国史地、数学、外国史地等科目的考试，以及任选物理、化学、生物一门考试。凡报考工学院各系，理学院数学、物理、化学、天文、气象、土木等系，师范学院数学、理化等系的学生，须参加公民、国文、英文、本国史地、数学、物理、化学等科目的考试。凡报考医学院、农学院各系，理化院生物、地理、地质等学系，以及师范学院博物系的学生，须参加公民、国文、英文、本国史地、数学、生物等科目的考试，以及任选物理、化学一门考试。此外，报考体育专业的学生还须加试术科。[17]3-4通过试行统一招考，国民政府初步改变了近代以来大学招生各行其是的局面，提高了入校生的质量，“免（除了）考生徨歧路兼考数校之苦”[17]3，意义可谓重大。
四、结 语
推动民国中后期高等教育演进的因素有许多。比如：国内教育界人士深入探讨，各级政府出台调控政策和措施，以及抗战建国的需要，都是重要的因素。此外，国联教育考察团来华考察所起的作用也不可忽视。从本文的探讨看，考察团开展的检讨，对1931年以后中国大学分布、课程设置、招生制度产生了积极影响。其实，考察团的检讨还影响到民国中后期高等教育管理机制、师资聘任、会考制度和训导制度。如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成立学术审议委员会就是以考察团提出的全国大学会议为“最初构架”的。[31] 20世纪30、40年代国民政府审定大学教师资格，也与考察团的提议有关。[20]66总之，国联教育考察团来华所起的作用是全方位的。
当时，由于考察团产生的影响，以及与其他一些因素的交相作用，中国高等教育的演进呈现出两点显著变化。其一，与1931年以前中国大学实行选科制、学分制，以及大学缺乏明确的课程标准，并表现出鲜明的美国模式相比[32]，民国中后期中国大学吸收了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的一些作法。其二，与1931年以前中国大学在设校、招生、教学、管理等方面呈现出混乱的局面相较，1931年以后中国大学的发展更有秩序，学校分布失衡问题有所缓解，入校学生素质有所提升，课程克服了脱离中国实际的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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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任考察报告篇4
一、干部职工的调配和录用
（一）调配和录用的原则
1、坚持干部“四化”方针和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因事择人，优化结构，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
2、严格按照编制、职数和人员结构比例进行有计划的调配，超编单位一律不得调入人员。
3、局机关主任科员以下干部的录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有关规定，采取“公开考试、严格考察、平等竞争、择优录取”的办法。
工勤人员的补充，应在工勤人员编制范围内，根据工作需要，经省人事和编制部门批准后调入。
4、不准随意调工人到干部岗位上工作，搞新的以工代干。
5、凡上级下达的选调干部通知，属指令性调配，各单位要按时完成。
（二）审批权限及调配程序
1、局机关工作人员内部调配及调出机关，由人事处提出方案，征求有关处（室）意见并经分管副局长同意，报分管人事工作的副局长审定后，提交局务会议研究决定。
2、局属单位副处以上干部的调配，由人事处提出方案，经分管副局长同意，报分管人事工作的副局长审定后，提交局务会议研究决定。
3、局属单位干部职工的调入调出，由用人单位写出书面报告，经局人事处审核（对调入的干部，局人事处要进行考察并写出考察报告），征得分管副局长同意，报分管人事工作的副局长审定后，提交局务会议研究决定。
4、调动人员，应由调入调出双方单位进行商洽。干部（工人）调动表要如实填写，调入单位要认真审阅被调人员档案，并经组织考察后，按审批权限报批，在规定期限内办理有关手续。
5、局机关各处（室）一般不得随意外借工作人员。确因工作需要借调人员的，由用人处（室）写出专题报告，注明事由、拟借调人员基本情况，经分管副局长签署意见后，报分管人事工作的副局长批准，由局人事处协调办理。借调时间一般不超过一个月，期满后，借调人员应回原单位工作。
二、干部的选拔任用
（一）选拔任用干部的原则
选拔任用干部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任人唯贤、德才兼备原则；群众公认、注重实绩原则；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原则；民主集中制原则；依法办事原则和在编制职数范围内选任原则。
（二）选拔任用干部的程序
1、民主推荐。干部的选拔任用，必须经过民主推荐提出考察对象。民主推荐工作由局人事处组织实施。民主推荐一般应有本单位全体干部职工参加，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民主推荐时，应向参加推荐的人员公布推荐职务、任职条件、推荐范围，提供干部名册，提出有关要求。民主推荐的结果在一年内有效。
在民主推荐的基础上，局人事处向局务会汇报民主推荐情况，由局务会研究确定考察对象。
2、考察预告。局务会研究确定考察对象后，人事处要通过适当的方式，在一定范围内干部考察预告。
3、任前考察。考察工作由局人事处派出两名以上的同志组成考察组，对考察对象进行考察。考察组必须坚持原则，公道正派，坚持群众路线，充分发扬民主，全面考察被考察人的德、能、勤、绩、廉等方面的主要表现、工作实绩、主要缺点和不足。考察采取个别谈话的方式进行，谈话人数一般应在15-20人，谈话的对象应包括考察对象的分管领导、部门领导、部门同事及其他有关人员。考察结束后，考察组要写出考察报告，提出干部使用意见。
4、酝酿。在讨论决定干部任免前，应当充分酝酿。酝酿应当根据领导职位和拟任人选的不同情况，在局领导班子成员中进行。
5、讨论决定。考察工作结束后，考察组向局务会汇报考察情况，提出干部拟任初步意见，提交局务会议研究决定。
6、任职。对拟任的领导干部，在局务会讨论决定后，下发任职通知前，应当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任前公示。公示期不少于七天。公示结束后，局务会议最后议定任免意见，人事处履行任免手续。
（三）局机关科级干部职务的任免
根据局机关主任科员、副主任科员总数和干部队伍结构，由人事处依据有关规定提出意见，并征求分管副局长意见后，报分管人事工作的副局长审定，提交局务会议研究决定。
（四）局属单位科级干部职务的任免
在科级干部职数范围内，经过民主推荐并征求分管副局长意见后，由处务会集体研究，向局人事处写出任免请示，人事处审核后报分管人事工作的副局长签发任免文件。
要进一步加强对局属单位科级干部的教育和管理，实行定期和不定期考核制度。考核工作由人事处组织实施，可采取通过检查工作，个别谈话，征求意见，年度工作总结等多种形式了解科级干部德、能、勤、绩、廉，特别是工作实绩方面的情况，为干部的任免、奖惩等提供依据。
三、干部职工的工资福利
工资福利工作包括工资普调、晋升职务后工资变动、调入人员工资确定、新参加工作人员转正定级和工龄、工种变更、津贴、补贴发放以及保险金的缴纳管理等。
（一）局级以上干部工资变动，由人事处根据有关政策进行核算，经分管人事工作的副局长审定，报有关部门审批后，通知局后勤服务中心（信息中心）执行。
（二）局机关处以下干部、工人工资变动，由人事处根据有关政策进行核算，报有关部门审批后，通知局后勤服务中心（信息中心）执行。
（三）局属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变动审批手续，由本单位根据有关政策进行核算，经人事处审核后自行办理。
（四）局机关工作人员的养老、失业、医疗保险等数据提供由人事处负责，各项保险金的缴纳由局后勤服务中心（信息中心）负责。
四、干部职工的教育培训
干部教育、培训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按需施教的原则和学用结合、专业对口的原则，由局里统一安排。
（一）局系统处级干部参加省直有关部门组织的学习、培训，由局人事处提出意见；参加省直有关部门组织的党务方面的学习培训由机关党委提出意见，并分别征得分管副局长同意后，报分管人事工作的副局长审定。
（二）局机关参加在职学历教育的干部职工，须由本人写出书面申请，说明报考院校、专业、费用及学习年限，经处（室）领导及分管副局长同意后，报局人事处。人事处根据报考人数及各处（室）报考人员分布情况，提出初步意见，报分管人事工作的副局长审定后办理报考手续。
凡经局里同意参加专科和本科学习的局机关工作人员，在取得毕业证书后，报销全部学费；报考在职研究生班者，在取得毕业证书后，报销30%的学费。其报销程序是：报考者持报考院校出具的学费发票，附毕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经处（室）领导在报帐单上签字后，由人事处核定报销金额，到局后勤服务中心（信息中心）报领。
局属各单位干部职工凡参加在职学历教育的，须经所在单位同意后，由局人事处审核并办理报考手续，其学费报销比例参照局机关规定执行。
五、干部职工的奖惩
（一）奖励。局机关和局属单位干部职工的行为，凡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规定的奖励条件之一者，应予以奖励。除国家规定的嘉奖、记三等功、二等功、一等功、授予荣誉称号以外，还根据年内评选、争先创优等活动，对评选的先进工作者进行表彰。对干部职工的奖励，坚持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相结合、以精神奖励为主的原则。
（二）处分。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对干部职工的行政处分分为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等六种。受行政处分期间，不得晋升职务和级别，其中受警告以外的行政处分的，不得晋升工资档次。
年度考核评为不称职的，当年不能评奖、晋升职务和工资档次、评聘专业技术职务、参加工人技术等级考核及工人聘干等。
六、干部职工的退休
按照国发〔1978〕104号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规定，凡符合退休条件的干部职工，应当退休。
（一）退休条件
1、公务员退休
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或者完全丧失工作能力的，应当退休；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本人自愿提出申请，经任免机关批准，可以提前退休：
（1）工作年限满三十年的；
（2）距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不足五年，且工作年限满二十年的；
（3）符合国家规定的可以提前退休的其他情形的。
2、局属单位干部退休
局属单位干部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应当退休：
（1）男年满六十周岁，女年满五十五周岁，参加工作年限满十年的；
（2）男年满五十周岁，女年满四十五周岁，参加工作年限满十年，经过医院证明完全丧失工作能力的；
（3）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3、局机关和局属单位工人退休
局机关和局属单位工人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应当退休：
（1）男年满六十周岁，女年满五十周岁，连续工龄满十年的；
（2）男年满五十周岁，女年满四十五周岁，连续工龄满十年，经过医院证明完全丧失工作能力的；
（二）办理程序
1、局机关干部职工及局属单位副处以上干部的退休由局人事处提出意见，经局务会研究决定或以书面报告请示局领导同意后，局人事处办理退休手续。
2、局属单位科以下干部职工的退休，由本人所在单位提出意见，填写干部、工人退休审批表，报局人事处审批。
3、局属单位科以下干部工人符合提前退休条件申请提前退休的，由本人所在单位根据有关规定研究同意后，报局人事处审核，经分管人事工作的副局长批准，办理退休手续。
提任考察报告篇5
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管理，既是干部监督管理的重点，也是难点问题。近年来，卢湾区委在加强处级领导班子“一把手”配备、规范处级领导班子议事决策规则、强化年度考核和日常谈心谈话的同时，不断改进完善处级领导班子巡察、经济责任审计、个人有关事项报告等三项制度，形成了组织上全过程、多方位实施监督，“一把手”自觉接受并积极配合监督的良好局面。
完善和落实处级领导班子巡察制度。近年来，区委在总结以往对处级领导班子巡察评议经验做法的基础上，完善巡察制度，充实巡察力量，扩大巡察内涵，坚持把对区委、区府年度重点工作的推进落实和处级领导班子“一把手”的监督作为巡察重点。截至2009年11月，已对28个部门、单位进行了巡察。巡察工作中，坚持营造氛围听真话，选派熟悉区情、工作经验丰富的同志担任巡察工作人员；制定并公布巡察工作人员守则，公开作出保密承诺；采取听取汇报、个别访谈、召开座谈会、问卷调查、设立巡察情况反映专用电话等方法，广开言路。坚持深入察看访真情，区委巡察组根据巡察内容，结合被巡察单位的职能特点，认真细致地查阅党委（党组）会议记录，检查班子议事决策规则的建立健全和执行情况，抽查干部任免办件。在广泛听取本部门本单位干部群众意见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巡察访谈、调查的覆盖面，注重听取上级部门、同级部门、服务对象的意见，有时还深入居住地听取意见，力求全面了解“一把手”的思想政治表现、工作能力和成效、群众认可度以及廉洁自律等情况。坚持督查整改动真格，每次巡察，区委都听取巡察情况专题汇报，根据巡察报告，结合日常对处级领导班子“一把手”的掌握了解，区分不同情况，作出不同处理。对表现好、群众认可度高的，优先提拔使用；对表现一般、影响班子整体合力和工作的，及时进行调整或谈话；对违纪违法的，按规定严肃追究责任。
完善和落实经济责任审计制度。先后制定实施了《关于加强卢湾区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通知》、《卢湾区党政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暂行办法》、《处级领导干部离任经济事项交接办法》等审计制度，逐步把审计对象范围从行政正职扩大到大口党委、街道党工委书记和任现职满两年的处级领导班子“一把手”、未列入年度计划但岗位变化的“一把手”，改变了不离任不审计的做法，突出了事前监督。在实践探索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规范有效的运行机制：审前公示，将审计情况在被审计干部所在部门或一定范围内进行公示，在扩大群众知情权、参与权的同时，更好地接受群众监督；联合进点，由区委组织部牵头，会同区审计局联合组织由被审计单位领导干部及相关人员参加的审计进点会，区委组织部提出要求，审计组通报审计工作安排及注意事项，被审计干部介绍本人履行经济责任情况并向审计组提交书面材料；审中沟通，审计实施过程中，区审计局与区委组织部保持沟通，如有重大违规、违纪问题，及时向区纪委通报；结果反馈，审计结束后，由区审计局牵头，区委组织部派员参加审计结果反馈会，被审计单位领导及相关人员一同参加；督促整改，对经济责任审计中发现的问题，区委组织部专门下发整改通知，要求被审计单位两周内制定整改方案，明确第一责任人、直接责任人和整改具体措施、时间安排，并将整改情况专题报区委组织部。
完善和落实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注重规范报告事项、报告程序和报告要求，不断完善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2006年率先在全市组织实施处级干部个人重大事项报告专项登记。根据干部监督管理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调整报告事项，报告事项先后从六大类、七大类扩大到十二大类。最近，区委又把投资、配偶和子女就业列为必须报告的事项。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坚持做到：平时督促提醒，严格按规定受理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凡不按时报告或报告不符合要求的一律督促补报；及时呈报审阅，凡处级领导班子“一把手”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区委组织部均及时报区委主要领导审阅；定期汇总分析，区纪委、区委组织部每半年对处级领导班子“一把手”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情况汇总分析一次，及时发现和纠正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公开接受监督，年度民主生活会和年度考核,处级领导班子“一把手”均要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规定执行情况,接受组织和群众监督。
提任考察报告篇6
最初作为《政府行为准则法》颁布于1978年的《独立检察官法》将于1999年失效。从现在起至明年，国会将不得不决定是否按该法的现状将这个颇有争议的法律展期，还是对其加以修正展期，还是让其期满失效。纽约市律师公会联邦法委员会于1997年12月9日主持召开了一个题为“提起公诉的政策：《独立检察官法》”的小组讨论会。
讨论会讨论的题目是不可能再及时的了。就在讨论会的当天，司法部长珍妮特·雷诺宣布拒绝在围绕着克林顿总统于1996年重新当选的竞选筹款争论中任命独立检察官。在此后的几周内，随着斯塔尔先生开始探查总统与莫尼克·莱温斯基之间的关系和独立检察官们开始对内政部长布鲁斯·巴比特、住房与城市发展部长阿历科斯·布尔曼的调查，围绕着《独立检察官法》及其政治化的公众辩论白热化。
小组讨论会的所有成员均认为该法应当在1999年展期。但是他们对于应对该法作何种修正（如果要作修正）产生了意见分歧。联邦法委员会与讨论会成员一样认为该法应该展期。委员会还认为，需要对该法作某些重大修正，特别是应该缩小该法的适用范围，使之仅适用于有关政府高层官员任职期间滥用权力的犯罪活动的指控和与选举有关的犯罪指控。委员会亦建议对负责任命独立检察官的工作班子成员的选择方法加以修改，并减少独立检察官有权调查的政府官员清单。
本报告第一部分描述《独立检察官法》的背景与立法史及其适用的历史；第二部分从上述历史的角度介绍讨论会成员的意见；第三部分介绍委员会有关该法之最主要问题的观点及其建议的修改。
一 背景
（一）水门丑闻：《独立检察官法》的起源
1972年6月17日，五名配备有盗窃工具、照相机和电子监视器的男士-其中包括总统重选委员会安全主任詹姆斯·w·麦考德-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水门总部内被逮捕。与政府有关的其他两人-e·霍华德·亨特与戈登·利迪很快亦被牵连进来。在1973年1月对这些人的审讯期间，人们开始猜测，白宫的官员们也许参与了对水门总部的闯入或参与了精心计划的掩盖手法。随之而来的参议院委员会的调查导致了若干白宫高级助理和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的辞职。
1973年5月18日，应参议院的请求并根据司法部规定，司法部长埃利奥特·理查森任命哈佛大学法学教授、司法部前副部长阿奇博尔德·考克司为“特别检察官”。6月，白宫助理亚历山大·巴特费尔德透露，椭圆形办公室内存在一套秘密录音系统。人们由此怀疑，尼克松总统亲自将谈话录音，从而将其与掩盖阴谋相连系。参议院委员会以传票索取其中的若干盒录音磁带，遭到尼克松总统的拒绝，后者主张执行豁免权。法院支持这种豁免权。考克司也发出传票，命令总统交出椭圆形办公室的录音带，亦遭到尼克松总统的拒绝。尼克松提出向考克司提供录音带的复制剪辑，而不是原版带。考克司拒绝接受这种剪辑带，并强烈要求总统交出录音带。
接下来发生的是被载入史册的“星期六之夜的大屠杀”。1973年10月20日晚上，因考克司拒绝接受经剪辑的录音带，尼克松总统命令考克司停止其取得录音带的企图。考克司拒绝服从总统的命令，并公开指控总统违抗法院命令。尼克松对此的反应是命令司法部长理查森罢免考克司。理查森没有服从总统的命令，而是自己辞去官职。接下来轮到司法部副部长威廉姆·拉克尔肖斯去罢免考克司。拉克尔肖斯步理查森的后尘亦辞了职，仍没有服从总统的命令。当天深夜，考克司最终被司法部长罗伯特·勃克罢免。
虽然尼克松无疑握有罢免作为行政部门官员的特别检察官的法律权力，但这一事件的政治后果最终摧毁了其总统宝座。受到伤害的参议院坚持其对事件的调查。利昂·詹奥斯基接替考克司担任了特别检察官。录音带的大部分最终被公布于众。这些录音带显示，尼克松曾积极地阻挠司法。面对行将开始的弹劾程序，尼克松于1974年8月9日辞去总统职务。
（二）1978年《政府行为准则法》
1.立法史
公众对水门事件的强烈抗议，特别是考克斯的解职催发了国会对“将政府政策从司法部的控制之下转移出来”的建议的若干听证会。讨论集中于通过立法建立一种要求在司法部之外任命特别检察官的程序，以调查并且在必要时对涉嫌实施了犯罪活动的高级政府官员提起公诉。经过若干年的听证与辩论，国会得出结论，这种司法部之外的临时检察官应由一特别法庭来任命，并且只能在有限的情况下可以被司法部长解职。
1978年10月，《政府行为准则法》颁布。其立法史表明设立“法定特别检察官”职位的四点具体理由：
（1）避免利益冲突或利益冲突之公开化的必要性，这种冲突或冲突的公开化将损害公众对司法部的信任；
（2）总统或司法部长在调查的初期阶段可能不愿意任命特别检察官；
（3）特别检察官揭露额外罪行的可能性，否则这些罪行有可能不被发现或不被起诉；
（4）对特别检察官将会阻止诸如水门事件和相关的阻挠司法之类的滥用权力事件的期望。
1978年法要求司法部长在接到有关该法管辖的任何高级官员违反轻罪之外的任何联邦刑事法律的“明确情报”后进行初步调查。90天的调查期过后，司法部长应向哥伦比亚特区联邦上诉法院特别检察官处报告，并向特别检察官处提交一份备忘录，说明为什么有关的指控是“非实质性的，不需进行进一步的调查或提起公诉”，或说明进一步调查的根据并要求任命一名特别检察官。司法部长不寻求任命特别检察官的决定是不可复审的。另一方面，如果司法部长要求任命一名特别检察官，则要求他的报告应是充分具体的，以使特别检察官处能够任命一适宜的个人来担任特别检察官，并适当规定其管辖权。若司法部长的调查在90天内未能结束，1978年法要求司法部长寻求任命一名特别检察官。该法亦规定，共和党或民主党任何一党在众议院或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成员可以多数票要求司法部长寻求任命一名特别检察官。若司法部长拒绝该等要求，他应提交一份详尽的报告来解释其理由。
特别检察官一经任命即享有调查其管辖权范围内事项的“充分与独立权力”，包括召集大陪审团、发出传票、赋予证人豁免权、审查税务申报单和反驳以某种特权或国家安全因素为理由拒绝提供证据之主张的权力。司法部应以使特别检察官能够接触资料来源和档案的方式向特别检察官提供支持。在调查期间，特别检察官若发现了有关事项，他也可以要求司法部长赋予他额外的管辖权。他也能够接受司法部长分派的有关事项。
特别检察官只能因其行为的“特别不适当”或精神或身体的障碍才能被司法部长罢免。这种罢免的决定需服从司法审查。1978年法还建立了法院与国会监督特别检察官的程序，要求特别检察官定期向国会提交报告。该法要求应向众议院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可信赖的可能构成弹劾理由的证据”。在调查结束时，要求特别检察官向特别检察官处提交一份报告，报告应充分描述所完成的工作、对所提起的所有案件的处理结果，以及对其管辖权内事项作出不起诉决定的理由。
1978年法的其他条款规定，只有应司法部长的请求并根据特别检察官处的命令，或（为避免“秘密法庭”诉讼的出现而）提起公诉时，特别检察官的任命、身份和管辖权才得以公开。该法严格限制有关司法部长之初步调查和特别检察官之调查信息的泄露。只有经法院的许可，在特别检察官处入卷的材料才可以公开。该法最后规定，除非经重新颁布，该法有关特别检察官的条款于1983年失效。
2.1978年法的实践
从1978年至1982年，司法部共进行了12项初步调查，在其中三个案件中寻求任命了特别检察官。
从1978年至1982年，还有若干其他案件虽然没有启动1978年法的程序，但却激起公众对导致这些案件的事件的争论：
（1）司法部长贝尔任命了保罗·j·卡伦为“特别检察官”（即不是立法设立的特别检察官）调查有关对卡特家族的生意与乔治亚国民银行之间可疑的贷款交易的指控和货栈所借资金可能向1976年卡特竞选运动非法转移的指控。卡伦作出的起诉决定起初受到了贝尔的审查，但新闻媒体所激发的公众批评迫使贝尔接受了卡伦的独立见解。卡伦公布的报告洗刷了卡特总统和其兄弟存在任何非法活动的嫌疑。
（2）司法部长调查有关总统的兄弟比利·卡特与利比亚政府进行非法交易的指控。司法部决定不提起公诉。
（三）1982年的修正
1.立法变化
经过两年的研究与对包括美国律师公会和纽约市律师公会在内的若干团体的听证，国会重新通过了经若干重要修正的1978年法。这些修正包括：
（1）削减了调查可覆盖的官员数量。1978年法授权任命一特别检察官调查大约120名各级官员，其中93名为行政部门官员。120名中的许多人是“行政部门的中级官员，他们通常并不为公众所知，亦远离司法部与总统”。国会的结论是，司法部对其中一些人的调查“将不会产生重大的利益冲突”。国会将调查可覆盖的官员数量削减到70人，其中36人是行政部门官员。国会也削减了受该法管辖的民选官员的数量。
（2）允许司法部长调查有关不为该法所明示管辖之人的利益冲突。“比利门案”和卡特家族货栈案强化了国会中的担心：司法部对总统的家庭、密友或生意合伙人进行调查能够导致实际的或表面的利益冲突。国会对此也做了修正，允许司法部长在其确认司法部对该法管辖范围之外的人的调查可能产生个人的、资金的或政治的利益冲突时要求任命一名特别检察官。
（3）削减并规范了调查的时间。根据1978年法，对该法管辖之官员的调查可持续现任总统的任期和来自其同一政党之继任者的任期。这样，调查可能持续长达16年。国会拒绝了“一政党会在起诉作为其成员的前政府官员时更仁慈”的观点，对1978年法作了修正，使对该法管辖之官员的调查可持续现任总统的任期再加上一年，但在任何情况下，不得超过该官员离职后2年。这样就减轻了课加在任职初期即离职的官员身上的不合理重负。
（4）修改了启动初步调查程序的标准。1978年法要求司法部长在收到该法所管辖的官员从事了犯罪行为的“明确情报”时即进行初步调查。1982年的修正修改了该标准，要求司法部长在收到“构成初步调查之理由的充分情报”时进行初步调查。这项修正使司法部长得以审查其所收到的情报的特定性与可信赖性。
（5）限制司法部长在调查期间对调查手段的利用。1978年法的立法历史表明，国会原本的意图是禁止司法部长在初步调查期间使用召集大陪审团、控辩双方交易、赋予豁免权或发出传票这些手段，但是这些限制在1978年法的条款中未有出现。1982年的修正明示了这些限制，以阻止司法部长通过在初步调查阶段进行充分的调查以僭取特别检察官的作用。
（6）使司法部关于起诉的政策具体化。1978年法要求司法部长寻求任命特别检察官，除非他能够向特别检察官处说明，“所指控的罪名是非实质性的，不需要进行进一步的调查或提起公诉”。特别是如果按司法部自己的指导方针，本来是不会对乔丹和克鲁福特的案件提起公诉的，司法部的方针要求考虑提起刑事诉讼的选择、对案件提起公诉中的联邦利益、违法的性质与严重性、当事人的应受惩罚性和过去的记录。国会的结论是，拒绝考虑这些政策，“通过对政府官员比对普通公民更严厉的适用刑事法律造成了一种不公平”。1982年的修正要求司法部长只有在他发现有合理的理由确信进一步的调查或提起公诉是必要时才寻求任命特别检察官。
（7）限制特别检察官滥用权力。出于对特别检察官可能会为宣传目的、个人泄私愤或政治利益而不适当地延长调查的担心，国会在其他四方面修改了1978年法。其一，要求特别检察官在情况需要时速决地驳回案件。其二，要求特别检察官遵循司法部的政策，除非他能证明他对司法部政策的背离的合理性。其三，授权特别检察官咨询所指控的犯罪行为发生地的地区联邦检察官并与他们合作。最后，允许司法部长在说明充分理由的情况下罢免特别检察官。
（8）将“特别检察官”的职称改为“独立检察官”。目的是避免暗示，在大陪审团没有批准起诉的案件中提起公诉。特别检察官处的名称也相应地改为“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上诉法院独立检察官处”。
（9）允许补偿律师费。国会注意到，汉密尔顿·乔丹在调查中为请律师为自己辩护花费了六位数字，而调查并未导致对其提起公诉。国会赋予法院以裁量权，以决定在提起诉讼的案件中及在普通公民负担不起这种律师费的可能情况下对律师费是否—如这种律师费不太高—予以补偿。
（10）重新通过了该法。该法将在1987年失效，除非届时重新通过。
2.1982年法的实践
从1982年至1987年，司法部根据《独立检察官法》处理了36起案件，其中25件在司法部长开始初步调查前即结案。这25件中有20件是因为缺乏充分的情报而结案，有5件涉及的是不受该法管辖的人。
在其余11个案件中进行了初步调查，有以下6件导致任命了独立检察官：
（1）自1984年4月至9月对埃德文·密斯的调查。调查未导致起诉。
（2）自1986年5月至1989年3月对西奥多·奥尔森的调查。调查花费了150万美元，结果不予起诉。
（3）自1986年3月至1989年6月对米歇尔·蒂文的调查。调查花费150万美元，结果为对蒂文的有罪判决。
（4）开始于1986年2月、持续达八年多的对伊朗－孔塔拉事件的调查。调查导致了十四项起诉。其中七项起诉中被告承认有罪；四项经陪审团审讯确认有罪，这之中有两项以有关使用享有豁免权的证据的理由在上诉审中被推翻；一项因司法部长拒绝公布机密文件而被驳回；还有两项起诉在赦免后撤回。总共花费3500万美元。
（5）从1987年2月至1990年1月对韦德泰克的调查。调查导致两项起诉，一项被宣判无罪，一项经陪审团审讯后被宣判有罪，但在上诉审中被推翻。共花费260万美元。
（6）由机密独立检察官进行了两项调查。但都未有提起公诉。调查分别花费17000美元和46000美元。
（四）1987年重新通过的《独立检察官法》
1.1987年的修正
在决定是否重新通过《独立检察官法》时，国会进行了6个月的审查，包括与现任和前任司法部官员、独立检察官处成员、现任和前任独立检察官等进行了会谈。最终，国会在对该法作如下修正的情况下重新通过了该法。
（1）缩小了司法部长在进行初步调查时的自由裁量权。考虑到司法部一直以在司法部长的初步调查之前进行精心设计的“门槛调查”来规避报告的要求，国会缩小了司法部长的自由裁量权。经国会修正，该法要求司法部长在收到有关该法所管辖的官员“可能违反了”联邦刑法的情报时即进行初步调查。而此前该法的措辞是初步调查只能在确认该法所管辖的官员“实施了”违反联邦刑法的行为时开始进行。国会还在该法中增加措辞，要求司法部长在决定是否进行初步调查时只考虑所收到的情报的具体性和可靠性，而不要考虑犯罪动机，并禁止司法部长以缺乏犯罪动机为理由决定不任命独立检察官，除非其掌握有“明确的有说服力的”证据。
（2）明确独立检察官在收入和任职后限制问题上不遵守司法部行为准则。此前司法部一直坚持独立检察官和其工作班子应适用此等限制，并导致了一名独立检察官和其整个工作班子的辞职。1987年国会的修正支持了独立检察官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
（3）缩小了司法部长在决定是否任命独立检察官问题上的自由裁量权。国会修正了该法以要求司法部长在其有“合理理由相信进一步调查是必要时”寻求任命独立检察官。
（4）要求司法部长自我回避。经国会修正，该法要求司法部长在每一件涉及高级官员的案件中考虑自我回避，而不论这是一起新提起的案件还是有关一起正在进行的案件的事项。该法还要求司法部长就自我回避问题向独立检察官处提交书面报告，说明其在作出决定时所考虑的事实和理由。
（5）修改了寻求扩大独立检察官之管辖权的程序。根据1987年修正之前的该法，独立检察官曾请求司法部长或者独立检察官处扩大其管辖权，但独立检察官处裁决，在司法部长拒绝这种请求时它未被授权扩大这种管辖权。国会修改了该法，规定独立检察官只能向司法部长要求扩大其管辖权。这时司法部长必须就该事项进行为期30天的初步调查，并决定是否同意这种请求。如果同意这种请求，是否寻求任命新的独立检察官，还是将这项工作交予现任的独立检察官。修正案要求司法部长对来自现任独立检察官的任何建议给予“高度重视”。国会还进一步修改该法，允许独立检察官处将司法部长拒绝任命独立检察官或拒绝扩大现任独立检察官之管辖权的任何决定送回要求给予更充分的解释，从而增加司法部长在作出此等决定时的责任感。国会这些修正的目的是在赋予现任独立检察官在决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的同时维护该法律的合宪性。
（6）减少有关独立检察官的利益冲突。至少有一名独立检察官和一名独立检察官工作班子的成员因受聘在由另一独立检察官进行的调查中担任辩护律师而引起轰动。这引起了实际的或表面的利益冲突。该法经修正以禁止独立检察官或其工作班子成员该法程序下的任何人。该禁止亦适用于独立检察官或其工作班子所属的律师合伙人或律师事务所。
（7）增加了报告费用支出的要求。为了削减经费并将支出限制在合理的范围，经修正的该法为独立检察官规定了一系列报告的要求和费用支出标准。
（8）使国会和有关利益方更容易获得报告。1982年法规定，除非经独立检察官处批准，在主要报告及其他报告中有关司法部长之初步调查或独立检察官之调查的文件不应被公开。独立检察官处一直不愿意公开这类文件。国会修改了该法，规定独立检察官处将对负责监督独立检察官程序的国会各委员会的请求给予特别考虑。该法还授权独立检察官处在被提交了“大量的法律问题”时公开足够的信息以使各利益方能够通过递交其意见概要而参加对话。
2.莫瑞森诉奥里森案
上述对《独立检察官法》的修正为众议院和参议院通过，并经里根总统签署后于1987年12月14日生效。里根总统在签署该法时评论道，“在我们的宪法机制下，一个在执法的核心领域行使行政权力的美国官员必然地必须服从行政部门的任命、审查和罢免。不存在宪法所允许的其他选择……。在最高法院审查该法的合宪性时，为了确保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不被侵蚀，我采取特别步骤来签署该法案，尽管我对该法案的合宪性是非常怀疑的”。
7个月以后，最高法院就莫瑞森诉奥里森案作出判决。在7票赞成1票反对的判决中，最高法院确认《独立检察官法》的合宪性。首席大法官伦奎斯特在撰写多数人的见时得出结论，该法精心制定，目的就是不要侵犯总统执行法律的权力或分权的概念。最高法院的理由是独立检察官法是解决高官胡作非为的最合理办法。
3.1987年法的实践
从1987年至1992年，司法部根据1987年法处理了52个案件。其中38个案件在门槛调查阶段即结束，原因包括这些案件所涉及的官员不属该法管辖范围，或所提供的情报不具体或不可信赖或两者兼有之，或所指控的行为并不构成犯罪。其他14个案件走到了初步调查阶段。这之中有5个案件在初步调查之后作为记录在案的事项结案；另外6个案件在完成整个机密初步调查之后结案。在3个案件中任命了独立检察官。
（五）两年的失效
在1992年，一些国会议员提议对《独立检察官法》进行修正以增加对独立检察官额外的财政与管理限制，并展期该法。然而，由于有人反对在第102届国会闭会期间审议法案，该法自1992年12月起失效。正在进行的调查继续进行至结束。
在缺乏立法授权任命独立检察官的情况下，司法部长珍尼特·雷诺任命罗伯特·b·菲斯克为独立检察官，对克林顿总统涉入白水土地交易事件的情况进行调查。作为其对白水事件调查的一部分，菲斯克宣布他也将对被指控卷入白水丑闻细节的白宫顾问文森特·w·福斯特之死进行调查。菲斯克于1994年5月作出福斯特死于自杀的结论。当《独立检察官法》于1994年6月重新颁布时，菲斯克对白水事件的调查仍在继续。
提任考察报告篇7
关键词：干部考核
品德作风成提拔依据
考察考核干部，最重要的指标是什么？
《实施意见》明确指出，要加强对领导干部德的考察，明确评价重点，健全评价方法；探索完善平时考核的多种途径，加强对干部的经常性了解，健全对领导干部在完成重大任务、应对重大事件、对口支援等急难险重工作中现实表现的专项考察制度；进一步改进任职考察和延伸考察工作，完善考察预告制度和生活圈、社交圈考察办法。
教育培训不再走过场。新增了“深入开展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活动”，强调通过谈话、函询、诫勉等形式，对干部及时开展提醒和警示教育。干部的党性修养和作风养成情况，也作为考核、评价、交流和提拔任用的重要依据。
关键词：重点管理
关键岗位是监督重点
《实施意见》指出，研究加强对市、县（市、区）、乡（镇）党政一把手重点管理的办法和措施，加强对关键岗位干部的重点管理。
如何进行重点管理？给出了具体界定，要抓住关键，突出重点对象、重点领域、重点时期。突出重点对象，就是加强对市、县、乡三级党政正职的重点监督管理，督促他们秉公用权特别是正确行使好用人权；突出重点领域，就是关注城建、交通、土地管理、工程建设、金融等热点行业和热点部门，加强对这些部门干部的重点监督管理；突出重点时期，就是在班子换届、干部调整、机构改革、逢年过节、婚丧喜庆、住院出国等问题多发时期，早打招呼，及时跟进，加强监督，防止干部出问题。
关键词：监督机制
住房投资情况要报告
《实施意见》明确要加强干部任前查核工作，领导干部任职前组织人事部门听取纪检监察机关意见，并严格执行干部任职前公示制度等。同时，健全多层次多渠道的干部监督机制。不仅要加强党内监督，还要充分发挥人大政协和干部群众的监督作用，畅通电话举报、举报、网上举报等渠道，及时发现各类问题，防患于未然。
《实施意见》强调要坚持从严监督，进一步健全强化预防、及时发现、严格纠正的监督机制，对进一步完善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提出了具体要求，把住房、投资、配偶子女从业等情况列入报告内容，对瞒报、漏报、谎报的行为将及时进行纠正和处理，并提出加强对配偶子女均移居国（境）外的公职人员管理。
关键词：治懒治庸
懒官庸官将从严处置
《实施意见》明确规定要对基本素质较好但不适宜担任现职的干部及时进行调整，对事业心和责任感不强、不胜任和不称职的干部及时进行组织处理，加大对失职干部责任追究的力度，并对几类情形及从严处置措施作明确规定。
比如，以下几种情况均属于“不适宜担任现职”：有一定领导能力，但不具备担任正职领导素质；对担任现职经验、能力不够，但基本素质好、有发展潜力；有专业技术特长、但不适合担任党政机关领导职务等。《实施意见》分别提出改任副职、离职培训、改任非领导职务等具体处置办法。
对于不胜任、不称职的干部，将分别予以组织调整或作出免职、责令辞职、降职等组织处理。试用期干部，如果出现试用期满考核不称职或不同意的得票率超过1/5，经组织考核认定不胜任现职的，将被免去职务，一般按试任前的职级安排工作。
提任考察报告篇8
江安县严把干部“入口关”，开展拟提拔科级领导干部勤政廉政报告，将他们的房屋，收入，投资，配偶、子女从业情况等方面内容向社会公开，接受监督。这一探索和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将“问题干部”拒之门外，提高了选人用人公信度，也为全面构建领导干部财产公示制等较为复杂而敏感的干部监督机制积累了有益的经验。
报告――“新官”上任要迈过的“坎”
11月9日下午，江安县卫生局会议室里正进行着一场特殊的“考试”。县委干部考察组和县卫生局相关人员是这场考试的“考官”，原县新农合中心常务副主任冯登云是“应试者”，而“考试”内容则是客观真实填写江安县拟提拔科级领导干部勤政廉政报告表（以下简称勤廉报告表）。虽然在此前的笔试和面试中，冯登云都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但他此刻依然填写得小心翼翼，生怕出任何差错。要知道，一旦通过审核，他填写的内容将要被全部张贴在县政府门口的公示栏里，挂在江安县党政网上，通过电视等媒体为公众知晓，接受他们的监督。
冯登云并不是填写勤廉报告表接受监督的第一人。2010年9月，江安县委办公室印发《江安县拟提拔科级领导干部勤政廉政报告制度（试行）》的通知，规定在拟提拔担任科级领导职务的干部（含提拔担任县属企业事业单位领导职务的干部）中实行勤政廉政报告制度。该制度自2010年县政府机构改革开始实施，已有第一批共计22名通过公选产生的拟提拔对象首开“先河”，填写了勤廉报告表。首批拟提拔对象包括江安县县委办、县规建局、县统计局、县药监局等部门的正、副职科级干部。由于实施效果较好，江安县在其后通过公考入围拟提拔科级领导干部的人选中也实施了这一制度。“以后，不管是通过何种途径产生的拟提拔科级领导干部，我们都要在他们正式上任前实施这一制度。”江安县人才办主任陈积平介绍道。
公示――“晒”财产触及“深水区”
一直以来，群众对干部的收入、财产、住房等敏感问题最为关注，而我国由于特殊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行国情的复杂性，公务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身上难免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此次江安县出台的《拟提拔科级领导干部勤政廉政报告制度》就特别突出了干部财产等方面的情况。
拟提拔对象填写的勤廉报告表内容由“组织命题”和“群众点题”的方式确定。组织命题包括本人及家庭基本情况、勤政为民情况、遵守廉洁从政准则情况、恪守社会公德、家庭美德情况等五个方面共23项内容。在这五个方面中，本人及家庭基本情况这一大项尤其引人关注，涉及本人婚姻、家庭住房及车辆、家庭收入、入股投资、家庭其他成员从业等内容，真正涉及了干部财产公示的“敏感区”，一度成为群众最为热议的焦点。“是有点不安逸”，填写了勤廉报告表后，所有“家当”都被“晒”出来了，“但这样也好，一清二楚，免得惹人找闲话来说。”刚当上江安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散装水泥管理办公室主任的陶利对填写勤廉报告表比较坦然。据统计，江安县在首次拟提拔的22名正副科级领导干部中，报告拥有两套住房的有7人、有私家车的有两人、家庭年收入7万元以上的有两人、住房面积在160平方米以上的有5人。
群众对本单位拟提拔对象最为熟悉，群众监督更能发现组织监督难以发现的问题。江安县在勤廉报告中就特别设立了“群众点题”这一环节，以有效弥补组织监督太远的不足。在“两推一述”产生拟提拔人选后，包括拟提拔对象所在单位职工、服务对象代表、离退休干部代表等同志都会收到一张匿名填写的群众点题表，只要不涉及隐私，群众可以在点题表上就他们关心的问题要求拟提拔对象回答。
公示内容不是皮毛，敢于涉及“深水区”，连公示所用的纸，也比以前厚了。在此次拟提拔干部的公示张贴出来后，人们不约而同地发现以前都是一页的公示内容，现在变成了厚厚的几页，最厚的竟然有6页。“这一下我们的干部不‘抽象’，很‘具体’了。”路过的群众纷纷笑言。
监督――层层检查多重保障
填完表就了事？或者报告内容只为少数人知晓？和此前某些省份制定的类似制度相比，江安县在此次实施的勤廉报告制度中，对报告的真公开和全方位审核以及对审核结果的处理显得更到位、有力，打消了群众的疑虑。
虽然距离第一批拟提拔对象填写勤廉报告表的时间已有一月有余，顺利过关的拟提拔对象也已走马上任，但进入江安县党政网，拟提拔对象的勤廉报告依然挂在显著的位置，随时供群众查看。“报告内容不会取下来，我们会一直挂在网上，只要发现问题，随时都可以向我们反映。”陈积平介绍道。
通过各种途径让群众知晓、反映问题，只是县委干部考察组了解情况的一方面。在拟提拔对象填写完勤廉报告表后，县委干部考察组的同志即以面对面的形式向拟提拔对象所在单位职工、其邻居等核实报告内容，多侧面了解其日常工作、生活情况，确保其填写内容的真实性。在此次首批拟提拔的对象中，拟提拔为正科级领导职务的王伟（化名），就因收到有关其本人勤政为民方面工作落实一般、存在作风飘浮的反映，经考察审议后，被取消了拟提拔任职资格。而另一名考察对象陈刚（化名），因为工作实绩不明显，经县委研究，也被取消了拟提拔任职资格。另有一名同志的报告通过审议予以公示，但在公示期间收到不良反映，经调查确认反映不实，该同志得以“过关”，按程序进行了任职。
“组织命题”和“群众点题”的内容以及报告的情况均全程进行必要的公开反馈，鼓励干部群众参与监督。对本人如实报告，不影响任职使用、群众公认的干部，及时予以任职；对有举报的，经调查核实后，如不影响任职的，按程序任职，如影响任职使用的，取消其拟提拔任职资格；对弄虚作假、故意隐瞒较大实情的干部，取消其任职资格，两年内不得提拔使用。“填写勤廉报告表、公开承诺、组织审议、社会公示、征求意见，再审核处理，我们通过这一整套的程序，力争使上任的干部都是风清气正的干部。”江安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罗世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