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商发言稿范文

厂商发言稿篇1

时下热议的汽车三包涉及汽车销售商，制造商、修理商，利益相关方几乎涵盖了整个产业链，要每个环节都做好实施新政的准备，似乎并不那么容易。

能否顺利出台并不在于三包政策所能规定的条款细节，而是首先要解决消费者、经销商、厂商这三方的利益冲突或是利益纠葛，只有解决了这些利益问题，汽车三包才能真正落地。

三包的利益焦点

三包草案第五条规定：“汽车产品实行谁销售谁负责三包的原则”，这是整个草案的总原则，也是三包草案最具争议的焦点之一。因为这意味着经销商必须直接面对消费者请求。一些经销商坦言：“经销商是负责销售的，但如车辆存在问题，往往受到直接经济损失的肯定是经销商，因为不管退车还是换车，厂家一般都要求经销商来执行，这样经销商会非常被动，所以如果在没有确定权责关系之前，我们希望千万不要推出‘三包’规定。

国内汽车消费市场一直都处于厂商强势的卖方市场厂家和经销商之间的合作也仅仅是一个利益最大化的共同体，在消费者遇到质量问题的时候两者都不会主动提供相应的服务，消费者期盼的汽车“三包”服务也犹如“水中月，镜中花”。随着汽车市场发展逐渐规范和厂家品牌建设的需要，汽车“三包”服务征求意见稿逐渐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对比国外，汽车三包‘并非都有但在保护消费者方面，像美国，日本和英国等都有严格的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有专门的汽车投诉协会以解决消费者与汽车厂商的纠纷更有严格的召回制度保障消费者权益。

如此说来，汽车三包想要切实起作用还需政府部门给力，从消费者的角度去考虑制定法规，让明细方案尽快出台。没有法律的保障，其他神马都是浮云。

无论如何这是个好的开始，汽车三包的出台，明确传达了一个信号，就是我们的汽车政策开始由企业主导向消费者主导转变了。意见稿还比较粗略，需要更具体的细化，再细化。只期望这次能够落实下来不要让我们又一次失望。

退车为什么难?扯不清的质量与责任

汽车“三包”的难产凸显了各方“利益”的博弈。上海市汽车销售行业协会专家组成员徐宪成表示，从汽车销售环节看，汽车已经实施保修，比如对发动机和变速箱都有保修期，对部分零部件也有保质期，问题主要集中在退车和换车上。

汽车三包政策之所以难产六年，主要是因为在退车和换车中司需要解决的问题太多。

对于消费者来说，首当其冲的是车险和车辆购置税问题，购车上保险缴税，退车、换车后就要涉及退保和退税问题，但相关环节能否打通?还是个未知数。

对于经销商来说，发票也是个大问题，退车后经销商的账目该怎么走?此外，换回或退回来的汽车就是二手汽车，经销商是否可以出售二手车。这对经销商的销售权限也是个挑战。

此外，第三个难题尤难解决，那就是“裁判员”问题，也就是负责对问题车进行质量鉴定的第三方，到底该由哪些部门负责，他们需要什么样的资质，这些都需要法规进一步细化。

在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有形市场分会会长苏晖看来，至今国内没有权威部门或指定部门负责汽车市场中出现的维权问题，多部门管理，多头管理，多渠道管理使得消费者维权难上加难。

苏晖认为，由于目前国内的汽车鉴定机构数量不多费用高昂且程序复杂，当汽车发生质量问题时如果由生产企业自行进行检测鉴定，很难保证客观与公正。这就需要一个客观公正的第三方机构进行权威认定。而具备这样性质的第三方机构直没有相关部门进行管理。

200g年全年，北京市消协受理的大量汽车质量消费投诉中，消费者成功退换车的仅仅7例，仅占全部涉车投诉的1％。2010年则一例都没有。

退车为何如此之难?北京市消协副秘书长屈建辉表示，消费者退车难最重要的是一直“无法可依”，让汽车厂商可以“钻空子”，有借口不退车。

“虽然消法明确规定商品同一故障两次修不好，消费者可要求退货，但是汽车早先被列为特殊消费品，成为了消法以外的特区。”屈建辉说，近些年，随着中国经济水平的发展，汽车逐渐普及不应再有之前的特殊地位。

他认为，这次汽车“三包”征集意见稿中做出的退车规定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给消费者退车带来希望。

屈建辉表示汽车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它的安全涉及驾驶员以及公众的生命安全，这是消法首要保护的。因此，如果汽车质量不合格，符合退车条件，那么退车是消费者的权利，也是汽车厂商的责任和义务，即使再困难成本再高也要退车。

谁来当“裁判”?售后成“阿喀琉斯之踵”

汽车出了问题到底是谁的责任?汽车行业权威测评机构的缺失还将困扰消费者的维权过程。如果不能避免汽车测评机构与汽车厂商形成利益勾结的共同体不能形成独立中立的测评机构，消费者的维权仍将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所以国家质检总局在制定“三包”规定的同时，还应该同步建立一个第三方汽车鉴定机构来鉴定汽车质量，只有这样三包新规才有可能长期执行。

一旦消费者所购买车辆的质量有问题，谁来充当检验机构，谁来承担巨额的鉴定费用?目前，国内社会性的汽车质量鉴定机构并不多，而且其鉴定费用通常都不低，一辆车十几万元的鉴定费用实属正常，如此巨大的产品质量鉴定成本，无疑让般的汽车消费者望而却步，各大汽车公司当然都有自己的质量鉴定机构，但问题是，其公正性如何，谁来保证?

此外，根据中国的行业管理惯例，般都是“谁主张谁举证”，这更增加了购车者的维权难度。车辆检测需要花费高额的鉴定费用，还要经过复杂的申报程序，这些都不是处于弱势的消费者所能承担得起的。

实际上，汽车销售只是汽车产业发展的一部分，更大的增长空间是售后服务。现在汽车厂家在考评4S店的业绩时也不单是看汽车销售量，更多是关注售后服务利润的增长。对于汽车厂商来说，汽车售后服务是个大空间，不仅给汽车厂商带来了远远大于汽车销售的高利润，还从方方面面带动了社会的就业量，促使中国的汽车产业走向健康持续的发展。

目前，售后服务已成为中国汽车产业链上的“阿喀琉斯之踵”、最薄弱的环节。售后市场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没有形成全方位、立体化的服务体系，缺乏完善的渠道网络，企业标准层次不一，难以与国外汽车服务水平相抗衡。

统计显示，消费者对汽车重要零部件质量问题和服务质量问题的投诉仍占绝大多数。同时，有关新车质量的投诉越来越多，6个月以内新车用户的投诉比例竟然占到投诉总量的60％以上，这一比例着实令人吃惊。

基于目前中国汽车产业现状，“三包”政策必须要有其发挥作用的空间，即使执行困难很大也必须协调各方利益，采取最可执行的措施，把这一政策坚决贯彻下去，使消费者的权益得到最大程

度的保证。

解决售后服务最根本的出发点是建立质量管理体系，提高技术和质量，尽力减少质量问题，最大限度地减少“退换”现象，是从本质上解决矛盾，而不是增加新的售后内容以延伸这一矛盾。

另外，就是立足长远，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着眼于从中国汽车整体质量水平的提升，培育企业高度的诚信体系，使提高质量和改善服务成为企业的自觉行为，从根本上改进技术，提高质量，这才是解决主要矛盾的办法。

企业的诚信体系和严格的质量管理不是凭空产生的，政府的强制性“三包”政策不能包治百病，政府只能起到监督作用，真正发挥作用的应是市场杠杆作用，让市场决定谁能提高质量，谁能做好服务，谁最终取胜。这和国家目前对汽车产业调整倾向于兼并重组，构建大的有国际竞争力的汽车集团的方向不谋而合。三包还是“水月镜花”?

政策需平衡多方大牌。

我们也可以发现，汽车“三包”条文虽然更加具体和有可操作性，但还不周全，一些条文也已经滞后。如7年前规定“整车三包有效期应不低于2年或者40000公里”，而现在的汽车保修承诺，有的已经达到5年或15万公里的超长时间，并成为厂商的营销噱头。

法规的标准因此应该提高。而关键还在于，能不能通过法规，让厂家说过的话算数，承诺应该和实际行为相一致，否则必须承担法律责任。这是汽车“三包”意见还不够周全的地方之一。

实际上，在成为汽车大国进入汽车社会之后，中国的汽车政策、法规应该及时跟进。汽车“三包”7年雾里看花，就是一种政策、法规不硬、懒政的表现。否则，提前7年更好地保护消费者利益，对整个产业的促进以及市场的规范，将能发挥多大的作用?

将于10月实施的节能汽车补贴，将标准提高了10％，也是种明确政策的表现。在今年初主管部门和汽车厂家商讨提高节能汽车补贴标准时，也曾引来广泛的争议和抵制。有些国际车企代表甚至表示，“那是要死人的。”但政策最终还是实施起来，这是一个很好的趋势。

最后应该加强的就是政策法规的执行。在节能汽车补贴的申报中，就出现了不少漏洞，使纳税人的钱的使用效果打了折扣。汽车召回的实施中，也存在很多浑水摸鱼的地方。甚至让国际车企觉得不召回比召回的成本小。而对汽车“三包”这样复杂而涉及面广泛的问题有关部门更应有充足的预防措施。

J.D.Power亚太区中国副总经理梅松林对此表示，“从这次意见稿的提出和大量的相关报道都可以看出，汽车行业及政府对此很有决心，被通过的可能性有，但难度很大。”

梅松林解释说汽车质量问题的定位、质量问题是如何引起的、消费者会不会借此法规为理由随意退货等等牵涉的内容千丝万缕、比较复杂。这些问题若是不能给出明确的界定，这次意见稿便很难被通过并执行。

与此同时，梅松林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若是可以的话，应该开辟块试验田，在某个城市或区域小范围内先推行这个意见稿，按照‘三包’法规运作段时间，从中找出方案的不足进行规避解决，逐步定出较为完善的版本后再在全国范围内施行，这样对厂家和消费者都比较公平。

显然，整顿市场秩序提高汽修行业的服务质量、落实汽车“三包”的详细条款，已成当务之急。解决这些问题就要靠政府出面，搭建起完善有效的汽车消费法律保障体系，包括汽车“三包”政策以及汽车召回制度。

同时应加强消费者正确的消费理念，不能因此而加深与经销商和厂商的冲突，从而形成一个良性的汽车消费环境。只有这样，一旦出现售后服务纠纷，才能有法可依，及时解决真正保障汽车消费者的根本利益，促进中国汽车行业的健康发展。

这不是某个部门某个企业或消费者能够做到的，而是要靠政府生产企业、汽车服务商和消费者共同建立良性市场环境。对政府而言，应提供法律保证和市场环境，对企业而言，加强自律，提高产品质量，经销商和服务商，代表企业直接面对消费者，不但要将高质量的产品卖给消费者，同时提供优质的服务，而且应不断提高销售维修服务人员的素质，真正把消费者当成“上帝”。

厂商发言稿篇2

OA与协同OA的区别

建立一个信息管理规范、信息共享方便、工作流程合理/标准的现代办公环境势在必行。OA是现代利用电脑进行全自动的办公，目的是提高效率。随着OA的应用，协同OA系统也不胫而走。

协同OA的基本管理思想是“协同”，也就是说，通过打破各种资源（人、财、物、信息、流程）之间的壁垒和边界，实现对资源配置和开发的最优化。它引入了工作流的概念，不像纯OA只是停留在信息层面，协同OA关注的协同集中在人员和人员的行为管理层面。

知识管理与协同OA的异同

随着知识管理的发展，OA和知识管理的概念、技术正在逐步混淆在一起。知识管理和OA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如何能够区别知识管理和OA？OA和知识管理的区别首先在于两者的管理核心和范围不同。OA是对办公流程进行管理，以提升办公的效率和企业管理的规范性。知识管理是对有形和无形的知识进行管理，通过对它的最大化开发和利用提升企业的能力，它关注的是知识的载体（人）和知识的利用（过程）。知道了这两点就不会对它们的概念混淆了。

知识管理和OA又是紧密联系、相辅相成的。协同OA的理念和特性与知识管理相融合，以“协同”的手段，使知识源源不断、流通无阻。为知识管理创建一个良好的实践环境，就是把所有有用的知识，流动起来，不要让它在某一个角落发霉。

架构模式与服务方式的转变

IT技术不断进步也推动了OA系统的不断发展。人们将SOA的理念实施于企业IT架构。SOA从本质上改变了OA的应用模式，即从单一应用转变为综合应用，从软件系统转变为软件平台，让OA焕发了全新的生命力。

日益兴起的云计算技术使得协同OA的服务方式也发展成为SaaS模式，通过互联网提供软件服务，客户可以根据需求，通过互联网服务商订购所需信用软件服务，并按订购的服务多少和时间长短付费。

市场竞争激烈，有待规范

基于现在的发展环境，OA的厂商也是百花齐放，大家都看到这块流油的肥肉，竞争也是不言而喻的。国内OA厂商是有人欢喜有人忧，一方面以泛微等一些有实力的厂商纷纷加紧抢占市场份额，而一批实力弱小的厂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转型或倒闭。

OA的市场已经接近饱和，基本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一套程序。曾经的致远“行贿门”事件、金蝶协达的诉讼事件等，体现出市场还没有达到规范化。上百家新老OA厂商激烈竞争，价格战、广告战、促销战此起彼伏。

现在的OA基本上都是第四代OA，以工作流为中心，它的前景还是很广阔的。企业信息化管理是趋势，但是现在的OA市场太混乱，以后的发展趋势是要有性价比，还要有良好的服务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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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商发言稿篇3

【正 文】

“电影制作是艺术和商业的结合。”

——杰克·瓦伦蒂(前美国电影委员会主席)

“你知道声望是什么意思吗，你知道吗？”

“当然知道了，就是不挣钱的电影。”

——美国电影《长丝袜》台词

美国《综艺》(Variety)杂志曾对好莱坞2002年以前的100部总收入最高的电影做过一项非正式调查，表明大多数电影都是从以前的作品中获得灵感。

在好莱坞，大约50％的电影是改编自电视节目、漫画书、戏剧或电子游戏，也有一些影片是给以前成功的影片拍续集，或者搞旧片重拍，新瓶装旧酒。

一些人说，好莱坞是不知道创新为何物的城市——这一问题在业内外已引起了注意。电影制作方依赖不断回炉的想法来拍片，已成为一种趋势。

不过就算是被多次使用的创意也是创意。那它们都是从哪来的呢？——有的是来自制片厂内部的制片人、经理、作家或者是导演，有的则是来自外部。

剧本交易中的衍生业务

开发内部创意的方式相对简单。制片厂买下一个文学著作的所有权，然后雇一个剧作家。这个作家在制片厂项目开发人员的指导下准备剧本(至少是第一稿)。

如果制片厂从外部的剧本市场获得一个剧本，情形则比较复杂，其中有一些起重要作用的机构和人物。

公司

公司在剧本交易中起中介作用。典型的公司的职责主要是协商用工合同，购买剧本，帮助寻找资金，或者在需要项目合作的公司之间做中间人。公司的标准佣金是10％，所以《综艺》杂志干脆把这些机构称为“百分之十”。有些电影将来有可能拍出其他版本，比如电视版。如果这样，机构会得到版税或重播酬劳。

加利福尼亚州依照该州《人才法案》来对这些机构颁发执照和进行管理。机构由同业公会颁发证书，或者是这些公会的签约方。一些机构为业内工作人员提供全方位服务。另一些机构则专门经营某些领域，比如只为演员或剧作家服务。机构在业内的影响举足轻重，它们的无形资产难以估量。

生意自20世纪末期开始显现其强大的实力。麦克尔·奥维兹于1975年成立的创作人员公司(Creative Associates Agency)极大地扩张了生意的市场。最初它是组织电视节目拍摄的重要机构，后来又扩张到电影、投资银行和广告业，由此成为好莱坞重要的机构。20世纪80年代，该公司还承揽了几个好莱坞大片的销售业务。此外，它还成功组织拍摄了《雨人》、《侏罗纪公园》等影片。

经纪人公司

最近经纪人和管理公司已发展成为好莱坞的重要角色。与公司的作用相似，不过经纪人公司的佣金更多，有15％或者更高，目前它们正积极地侵入机构的领地，有的甚至获准开发和制作影视项目。这样就能在更大范围上为自己的客户服务，在这一点上它们比公司更具优势。

娱乐律师

好莱坞不是每个人都有机构或经纪人，但很多位高权重的人物，都聘用律师来跟日益复杂的娱乐市场打交道。有一些专攻电影法律的律师，大多在洛杉矶、纽约和其他电影业务繁忙的地区独立工作。过去几年里，跟好莱坞打交道的律师数量激增。2000年的一项调查表明，在洛杉矶地区有400多名娱乐律师。

在电影的制作发行过程中，要签署很多协议和合同。因为在好莱坞，一个创意很快就成为一种资产。又比如，剧本中描绘的某个人物引起联想，就有可能被指控侵犯隐私和毁坏名誉。

电影名的选择也有可能会引起诉讼。尽管保险赔偿包括这些范畴，人们还是想通过法律途径尽量避免这些问题。美国电影委员会有一个电影名注册局，电影制片厂甚至在开拍一部电影之前就把电影名注册上了。制片厂之间达成协议，避免跟已注册的电影名字相近。如果一个电影名极有可能商品化，就有可能被注册成商标。不过这种现象并不多见。

综上所述，机构、管理公司、娱乐律师等机构和人物是在好莱坞剧本市场上起重要作用的角色。那么电影剧本是怎样到制片厂手里，并被开发出来的呢？

多级开发的剧本市场

好莱坞剧本市场比较复杂，因为剧本来自不同的渠道。一个创意或者一个完整的电影剧本可能出自一个剧作家之手，也可能来自一个机构、一家制作公司，或某位经纪人、制片人、导演甚至制片高级主管。有鉴于此，在好莱坞，剧作家的定义比较含糊。因为每个人似乎都在提出创意，导演或制片人兼剧作家是很正常的事。

说不好好莱坞有多少人声称自己是剧作家，更难说有多少人在这个行当中靠写作维生。美国剧作家公会(Writers Guild of America)的数据显示，4525名会员在2001年上报了收入，而8841名会员在这年的至少一个季度里公布了收入。

在2001年，一个原创剧本的价码最低在29000美元左右。通过讨价还价，往往能得到更高的价钱。剧作家做故事处理、改第一稿、重写、润色现有剧本都能得到报酬，每次电影重映剧作家也能得到一些收入。另外还有版税。2001年，美国作家公会西部办公室的数据表明，剧作家总收入达7.821亿美元。25％的剧作家在这一年的收入只有2.8万美元多一点，55％的剧作家的年收入则超过56万美元。

剧作家在业界没有多少影响力。过去他们多是跟制片厂签约，最近，剧作家则是跟机构或经纪人合作向制片人销售创意或剧本。制片人再想办法使制片厂高级主管对这一创意产生兴趣，从而签署开发协议。制片人也可能会买下某个选题，或者暂时买下一个剧本的产权。

出卖创意和剧本有时要以口头投稿的形式进行。也就是说，剧作家向项目开发经理或其他可能的买家描述一个故事。上世纪80年代以后，口头投稿越来越难，这种方式对已成名的剧作家可能性比较大。

有些剧本则是已经写作完成，希望被制片人或制片厂购买。这种剧本叫特制剧本。通常制片厂会找来读者或剧本分析员拟出剧本概况，因为制片厂没有时间阅读每一个剧本。剧本概况包括剧情简介，剧本的级别(从差到优秀)，还要给它一个整体评估。几乎99％的剧本都能得到推荐。剧本的读者大多是实习生，大学毕业生，或者是想成为剧作家的人。这些人可以在家里工作，每读一个剧本的报酬是25～50美元。

机构也可以把特制剧本往外发送，然后尽力炒作，制造一个投标的战争。上世纪90年代，特制剧本销售情况火爆，价钱也相当可观。1990年，创作《致命武器》(Lethal Weapon)的剧作家申·布莱克以175万美元的价格卖出了《最后的童子军》(The Last Boy Scout)。此后，“百万美元剧本”司空见惯。几年以后，布莱克的《特工狂花》(The Long Kiss Goodnight)卖了400万美元。尽管制片厂试图把剧本控制在较低的价位上，但到上世纪90年代末，“百万美元剧本”根本就不是什么稀罕事，甚至名不见经传的人都能成功地卖出特制剧本。比如当时的好莱坞新人奈特·沙马兰，凭《第六感》(The Sixth Sense)赚得225万美元，而且该片当即投产。

特制剧本投标使人担忧剧本质量的问题，因为投标的过程会提高平庸剧本的吸引力，从而造成哄抬价格。据说，几乎所有的特制剧本在投拍之前都要重新改写，有些剧本很差，因为筛选过程不合理。谈到剧本质量，老牌剧作家威廉·戈德曼的话很精辟：这行只注意这样的剧作家——用他们的剧本拍出的电影在商业上能有收获。

最成功的剧作家或制片人不用通过特制剧本的筛选过程。有些有成功经历的机构或人物有足够的影响力，能够缩短标准的项目开发程序，单单根据自己的兴趣就能通过一部电影的开发计划。

的确，每个人都期待着下一个热点和大片，或者是下一部能衍生出商品和续集的电影。但是没人知道什么样的电影能引起轰动，这样，一个剧本能否被选中就取决于其给制片厂挣钱的潜力而非质量。换言之，利润意识占主导地位。再说，还有“恐惧因素”——管理人员害怕自己会丢了工作，便只关注他们购买的剧本是否有造星的潜能。现在那种高度概括性的电影(High Concept Film)成为一种趋势。这种电影通常是动作片或情节剧，故事几句话就能说清，往往起用明星，极具可卖性。只要能够挣钱，平庸又何妨？

尽管特制剧本制度为新的作家提供了机会，市场的选择性还是很强的。2002年，20世纪福克斯公司以近500万美元的高价买下了麦克·里奇顿小说《黑影地带》(Prey)的电影版权。福克斯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在拿到手稿之前，手稿持有方就版权的事跟他们多次接触，在一个周末达成了协议。这本书只送到了福克斯公司，这在好莱坞可是少见的事。在这里，文学作品的版权往往是要到处搜寻开价最高的投标人，最后传遍几家公司。

剧本一旦开始在好莱坞流传，就会有重要的角色介入来决定这个剧本的命运和归属。在一个价值4000万美元的协议中，环球和幻想娱乐公司(Universal and Imagine Entertainment)的高级主管布兰·戈里兹买下了《内部人物》(Inside Man)，这是新手卢梭·戈沃兹的特制剧本。戈沃兹由律师转行写剧本，创作了一个惊险的犯罪故事。有好几家公司对这个剧本感兴趣，但环球和幻想娱乐公司的高级主管斯科特·斯达波和多娜·朗格力设法劝说剧作者的态度发生倾斜，最终将剧本卖给他们。

制片厂每年在剧本上会花费很多钱。有多少电影和剧本的想法最后没有机会被搬上银幕无从知晓。多伦多资深电影人比尔·马克斯说，100部剧本最终被正式投拍的往往只有1部，另外那99部则被束之高阁。

演职员字幕对于很多好莱坞剧作家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字幕关乎他们的声誉、奖金和酬劳。片头字幕的顺序往往是这样的：发行公司，制片人，制片公司，导演，主要明星，然后是电影片名。不过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字幕和付款的问题是用工合同中协商的重要内容。行业工会建立了详细而又复杂的条款。比如，美国剧作家工会要求，第一稿的剧作家如果想把自己的名字打上字幕就必须对剧本做33％的贡献，其后的作者们必须做50％的贡献。不过，如果项目负责人也成了修改稿作者，他就得做出比50％更多的贡献。

项目开发环节

创意一旦被选定，就进入项目开发环节，这是把创意转变成剧本的过程。具体步骤包括组织思想，获得版权，准备提纲，写剧情简介，写作，润色和修改剧本。

虽然不能一概而论，但典型的开发过程应该是先签署开发协议。它表明制片厂和制作公司同意为剧作家、制片人和导演提供资金。各个项目所得到的资金数量不同，有的资金甚至都不能支付项目开发阶段的开支。项目开发的资金来自各个渠道，有的是制片厂的钱，独立制片公司资金来源更广。开发协议有时还包括电影正式投拍之前的应急费用。这一过程，有时只需八个月，有时则要长达两年。

通常是先由剧作家大致写出场景、主要角色、动作和地点，长度为20～50页。此后是写第一稿，第二稿，重写，润色。在每一个阶段，各色人等会参与进来，以笔记的形式提出意见。主要参与人员会收到最初酬劳，包括薪水和协商好的各种津贴；还有后期酬劳，诸如利润分成，或者其他形式的电影收入分成。

厂商发言稿篇4

“煤价并轨，正是时机。”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南楼办公室内，张国宝在一排堆满材料和书籍的柜子边上踱着步，他拿起一份刚刚打印好的题为《日本见闻》的小杂文说道，“很多人批评我们国家的煤电关系没理顺，国外做得如何好，谁说只有中国存在煤电矛盾，日本也有。”

卸任国家能源局局长的张国宝一直在关注煤电矛盾问题，在任期间多次启动过煤电联动，试图改善“市场煤”和“计划电”的顶牛难题。但几年来煤价高企，多个政府部门和行业协会均提交过煤炭重点合同价格与市场价格的并轨方案，始终无法成行。

年初以来，市场煤价接连狂跌，甚至与重点合同煤价不相上下，于是，两者的并轨看起来突然变得简单了，“至少在当前这个时间节点上，煤炭企业和发电企业都不会跳出来提意见。”丁松炎说。

丁松炎做煤炭运销多年，他所供职的郑煤集团90%左右都是电煤，对并轨方案的关注度自然比其他煤企更高一些。但丁松炎并非没有担心，“现在煤价低怎么都好说，一旦煤价再涨上去，那国家是不是还得调控？”

跟丁松炎有类似想法的还有河南煤业化工集团焦煤公司的办公室主任师红亮，“如果煤价上涨后，一旦政府部门再出来管制，对煤炭企业是不利的。”

煤炭企业有顾虑，发电企业也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大唐发电集团高井电厂党委书记何智勇就对《能源》杂志记者坦言，“当前这个形势是理顺价格的时机，但是并不代表煤炭还能长期维持这种下滑的趋势，很大可能会反弹，那么电价如果不能跟着煤价联动，电厂能否承受上涨后的并轨煤价？”

煤炭和电力企业表面上看似平静，实则充满了种种不确定。而且产业链一端的并轨也并不能解决矛盾的根源，国务院研究室综合经济司副司长范必一语中的：煤炭市场中有计划煤，运力环节有计划车皮，发电环节有计划电量，整个产业链是一个双轨制的产业链，如果说只把一个环节计划内、计划外并轨了，其他环节都不动，势必会造成新的矛盾。

虽然消息人士称，国务院审批并轨方案的时间表推迟到了2013年的元旦，但这场全国性的煤价并轨大讨论仍在继续，因为这条利益链条上的群体太多了，各方力量都需要平衡。

三易其稿

“方案还在修改，我看到的最新版本已经去掉了政府定价一条，第一稿计划色彩有点浓，提出由政府部门设定基准价，并且要报备案，还要发展改革委检查履行合同情况，合同法里哪一条允许政府部门去检查企业的合同？”一位不愿具名的人士介绍说，“目前大家意见很多，包括高层领导也提了一些意见，就把政府定价这条彻底删掉了，第二版本进行了大改动，整体思路改了。但还要进行第三版的修订，因为有些人还在提意见，需要继续完善。”

坊间一直流传的并轨方案是第一稿，其中提出，煤、电企业签订长期协议，期限为2-5年。同时，长期供需协议将规定电煤基础价和变动价，变动价将设置一系列条件，再报相关部门审批后实行，中长期电煤合同由供需双方按基准价加自动调整方式定价。其中，基准价由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确定，变动价则以季度差价或价格变化指数为准。同时，在电价调控方面并没有放开管制的情况下，计划设置煤电联动最高电价涨幅。一年内因煤价上涨影响火电上网电价达到10%时，停止实施煤电联动，并对煤电价格进行干预。

从上述第一稿的方案可以看出，长协定价有两个要点：一是合同时限拉长至2-5年，二是以基础价和变动价约束煤价。由此看来，政府的管控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更多了，并轨价只是拉长了以往的合同煤协议而已。“这就是争议的焦点，到底是往计划上并轨，还是往市场上并轨？企业和专家的意见还是倾向于后者，向市场方向并轨。”上述人士坦言。

第二稿，也就是新版本中，明确提出了中长期合同价由煤电供需双方协商确定，即国家不设置前置性基础价格，价格由企业自主协商。但是中长期合同还保留，期限在2年以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为此专门出台一个《煤炭中长期合同管理办法》。而且，还将不断完善整套改革方案，不仅仅只是产业链源头的煤价，铁路运输和电价也要有相应的联动配套措施。

“大家看后对这个第二稿还是有些意见，既然定了调，是向市场并轨，那么长期合同是只签量不签价，还是双方商定好价格后就一直执行，是否还要配计划车皮？”上述人士说，这需要在第三稿中微调。

有消息称，当前比较主流的观点是，煤炭生产商和发电企业之间将签署至少5年期的合同，并每年重新进行协商价格。政府不再对煤炭进行定价，但将继续监控市场。“如果说还是每年年初煤电双方协商定价，那跟以前的订货会类似，订货会通过几年的演变，现在也是每年年初定个调子，然后双方交易，近几年一直是签量不签价，而且违约的情况也不少见。”丁松炎说。

郑煤属于全国重点煤矿企业，其重点合同煤发往全国各地，但今年却把大部分电煤被迫留在了本省，外运的煤炭大幅下滑。“湖北、湖南都不发了，因为他们从周边进的电煤价格比我们低，到厂价在590元左右，而我们的出厂价还在600元左右，发过去再加上100元的运费，他们肯定不愿意跟我们履约。”丁松炎说。

神火集团国贸有限公司销售科长李朝林也提到，现在的行情下已经有了一些市场化的苗头，量大从优，符合市场规律，如果电厂的采购量比较大，也可以再便宜10元左右。

高井电厂和大同煤业的合同也没有按时交付。“与同煤的合同我们从今年七八月份就停了，因为它的价格比市场煤价格高，而且质量也达不到原来的标准。煤质在下降，价格却坚挺，我们就寻找别的煤替代它了。现在我们电厂的库存有14万吨，煤炭形势有利于电厂。”何智勇说。

如此看来，这两年重点合同煤价越来越松动，价格是煤电双方商量的，虽然重点合同上写了一个价格，后面执行过程中也随着市场变动，双方随行就市。那么，新版本中的长协价是否也会步订货会的后尘，造成大量的合同违约？而这也正是第三稿修改者们正在思考的问题。

普氏能源资讯全球煤炭部门总编辑James O’Connell（詹姆斯·奥康奈尔）有着十多年的煤炭咨询从业经历，半个中国通的他很喜欢讨论中国的煤电问题，接受《能源》杂志记者采访时，他说，实际上中国政府对于煤炭的价格曾经设定了一个上限，即在2011年12月设置在每吨800元，当时市场对它并没有过激反应，但政府总是考虑安全的问题，对安全担忧，所以希望煤矿企业与电厂公共事业公司签署3到5年的协议来锁定这个价格。

James O’Connell介绍，印度和美国曾经试图采取长协议价的模式，但以失败告终。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经历过与中国煤电市场类似的煤电之争。最初电煤市场均有长期合同来保证煤炭企业的效益，而在1973— 1978年，随着石油、天然气的提价，煤炭价格也随之上涨，尤其是以合同形式供应的煤炭和实时交易的煤炭的价格上涨更甚，许多煤炭企业纷纷毁约而将大量煤炭投入到零售市场，以获取更大利润，这加剧了煤、电企业间的矛盾。除此之外，国际上鲜有国家采取长协议价的模式，因为各国都是自由市场，是由各个国家的电力机构进行监管，一旦生产成本上涨会把这个上涨成本传递给消费者，下降的话消费者也会受益。

其实，早在2006年，时任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第一副会长的濮洪九就提出过电煤价格并轨方案，当时设定了一个三步走的目标，但是受限于形势而无法推行。按照濮洪九的构想，第一条跟现在方案有异曲同工之处，即签订长期合同，当时提出价格幅度在5%-10%。第二步是实现煤电联营，比如，淮南矿业跟上电和浙电合作的模式，各50%的股份，建一个煤矿，在煤矿边上再建一个坑口电厂，管理上煤矿归煤矿企业管，电厂归发电企业管，事实证明这是很有效的。第三就是走向一体化，不再是各占50%，而是电厂可能归属于煤矿企业，煤矿也可能归属于电厂，与现在神华的国华电力，中电投的霍林河露天煤矿一样，就是能源供应的概念。

当政府部门加紧修订的同时，煤炭运销协会也在加紧调研，探讨今年的煤炭订货会是否如期进行，更多企业的意见是希望煤炭订货会来定个调，并希望，电煤价格并轨整套方案在年底订货会前出台，以指导煤电双方2013年度的价格谈判。

利益方各怀心术

对新方案的反映看似平静，其背后却是暗流涌动。因为煤电这条产业链条上依附的利益群体众多，牵一发而动全身，更多人观望的同时也怀揣着自己的小九九。

首当其冲的是这次并轨的主角——煤炭企业。其实，最早提出要并轨的恰恰是煤炭企业，煤炭工业协会就曾向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递交过关于煤价并轨的报告。

“政府当初设定双轨价格，初衷是倾向于亏损一方，双轨制对大电厂是有利的，因为煤价高企的时候，重点合同煤价是低于市场煤的，现在煤价跌下来了，这个双轨制的天平就应该倾向于煤炭一方，即重点合同煤应该高于市场煤，为什么只上涨时管制调控，下降了就没人管了。”丁松炎反问道。

采访中，很多煤炭企业依然有所顾虑，会不会就如同双轨制时只管上涨不管下跌一样，只在煤价低的时候并轨，市场煤价高涨时反而取消并轨，依旧由国家调控成两种价格以期减少电厂的亏损？

有同样担忧的，还有内蒙古伊泰集团副总经理翟德元，在全国煤炭经济发展趋势分析和政策取向研讨会上，翟德元就直接抛出狠话称不同意并轨，因为按他判断最终受益的将是电力企业，届时，电厂将有更大的选择空间。只要煤矿不限产，电厂可以自由选择买哪家的煤。因此，取消重点合同煤，松绑的不仅仅是电煤价格，同时还有煤电企业之间的供货关系。电厂一旦压价，估计会使得煤企陷入低价竞争的恶性循环。

事实上，担心自己吃亏的并非只有煤炭企业，电厂亦然。

何智勇就对《能源》杂志记者大倒苦水，“我刚到区里开会，首钢说在亏损，很多建材、重工业都在减产，据说下滑40%，电量需求也就跟着下降了，今年我们厂电量比年初预测下降10%，去年发电量是33.6亿度，今年估计在33亿度左右，利润不太理想，完成公司给的指标很困难，幸亏现在煤价比较低。一旦并轨以后就跟市场接轨了，动力煤现在却有点抬头，国内工业增速日渐趋稳，所以我们担心电厂是否能承受煤价再次上涨的压力。”

“国资委现在提倡国有企业要过三至五年的寒冬，我们也在商讨，如何应对在不久的将来很可能再次出现的高煤价。我们有了一点思路，从现在开始除了响应集团的统一采购外，电厂自己也在寻找价位比较低的电煤。”何智勇说为了应对并轨后可能出现的不可预知的问题，电厂必须提前做好预案。

事实上，电厂对并轨方案的关注度一点不亚于煤炭企业，某电厂负责人就直言：“不发表言论不代表我们没意见，最大的矛盾还在于电价能否理顺，不能总让电厂来消纳高煤价，以前合同煤价还是可控的，一旦放开完全市场化，电厂面对的风险将更高。”

被触动的中间环节

除了这些显性的矛盾，在这条被人为拉长的产业链上还有一些隐性的环节，这些环节的利益会不会被触动？

“合同煤并不是单纯的点对点供应，中间经过几次倒手，这其中有贸易商、运销人员、电厂采购人员等环节，每个煤炭企业周边都有一堆中间商围着，电厂周边自然也有另一堆中间商簇拥着。合同煤一旦取消，必定触动他们的奶酪。”一位煤炭专家表示。

据上述专家介绍，行规一般是由贸易公司代替电厂去签订合同，当然，贸易公司要想拿到煤也必须有所打点，比如出厂价是200元，就要给有关人员打点费160元，卖给电厂是520元，但是市场价可能是600元，一路做完加法后的合同煤还是要低于市场煤价，所以各方一致达成默契，谁也不去打破行规，这一部分中间价就被各种贸易商和能签字的人拿走了。

“煤炭和电力企业虽然不说什么，其实谁都不想取消重点合同煤。一直以来，很大一部分差价都落到少数人的腰包里了。比如9亿吨的重点合同煤，可能有近2亿吨落到一部分人的腰包中，一吨煤就可以坐收渔利少则三五十，多则一两百，算下来中间商可以拿到100-400亿元的差价，这样一个偌大的市场能轻易随着并轨制而消失吗？”上述煤炭专家停顿了下，“每年合同煤那么多违约的，却都能找到合适的煤，这里面的灰色交易很诱人，并轨方案中的长协价估计也会给这些人留下些温床。”

范必也提出，一年我们有多少火电厂，发多少电，这些火电厂烧什么煤，每年新增的火电有多少，导致的煤炭增量有多少，都很清楚，有数据可查，按理说，签长期协议价完全没问题，结果产业链中间凭空生出那么多中间环节，导致煤价大起大落，原本在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下是很容易达到的平衡点，被看得见的手搅和坏了。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环节不容忽视，就是铁路。范必介绍说，铁路运煤分计划内车皮和计划外车皮，计划内运煤可执行国家规定的运输价格，计划外运煤则要向中间环节付出相当高的代价。很多由铁路职工经营的“三产”、“多经”企业从中渔利，这早已是行业内公认的潜规则。再加上点车费、车板费等各种名目的收费，大大提高了运输的成本。中国很多地方的电煤物流成本达到电煤消费价格一半以上，下游企业不堪重负。

因此铁路方面也对这份并轨方案虎视眈眈，并轨后是国家继续调控铁路，还是不再插手，都将直接影响到物流成本，如果政府提出要监控调控铁路车皮，那么“三产”“多经”企业的渔利将化为泡影。

就在前面四种利益群体都略带紧张地打探并轨消息的同时，这几年兴起的一个新群体——煤炭交易中心却显得有点兴奋。

“并轨当然是好事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研究室主任钱平凡响亮而又坚定地应答着，“我们位于北京的全国煤炭交易中心一直没成型，就是因为牵扯到两种价格的问题，我们想进合同煤，政府不同意。”

钱平凡正是掀起这场在全国建设煤炭交易中心飓风的始作俑者。在他的办公室里，两本厚厚的博士论文摊开放在桌子上，“这就是我所有的构想，原本煤炭两个价格，是完全不透明的，正是这个不透明才引发了诸多矛盾，如果两价合一，放到交易中心来交易就是完全透明化，电厂想选哪个价格就随时下单”。

钱平凡说，交易中心最核心的功能就是交易价格，以前的合同煤价格定死了就没办法去交易，并轨以后他就可以尽快重启被搁置的全国煤炭交易中心。

并轨只是第一步

事实上，从整个产业链条来看，煤价并轨仅仅是个开始。

“我们要把电煤回归到一般商品，在多个领域解决其计划性问题。”范必说，“煤、电、运三个环节中都是市场和计划并存，如果要改革，就应当对煤炭、运力、电力进行一揽子的市场化改革设计。”

的确，因为煤炭本身就有市场化因素，所以是最容易改革的。“市场化要成熟一个改一个，煤价理顺了只是迈出第一步。煤价并轨提了很多年，电厂 一直是坚决反对的，现在好不容易电厂同意了，改革的契机自然就来了。”濮洪九说。

铁路一直是改革诟病的对象。“煤炭订货会其实就是订运力，但铁路却有个奇怪的做法，比如某一年的实际煤炭运力有20亿吨，铁路部门在煤炭订货会上只拿出10亿吨运力，剩下的10亿吨要煤炭和电力企业单独找它谈。这其中还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如果说车皮到了煤矿却没有煤装车，煤矿是要受罚的，反之煤炭堆积着等车皮却没人敢惩罚铁路。”濮洪九说，这些都是极其不合理的。

运力环节大大增加了电煤的价格，但是取消合同煤以后，运力也就随着一起取消了。那么新问题就出现了：如何保证把煤炭运输出去？

范必最近听到了这样一个消息——铁路产生了改革的积极性。范必说：“可以先从大秦线、朔黄线这些煤运专线入手做试点，实行网、运分开，铁路只管网，再成立若干个运输公司负责运的问题，由此运力就能随行就市，一旦若干家运输公司充分竞争，国家就可以把运输彻底放开了。”

另据了解，目前即将有6条煤运专线开工，包括备受关注的蒙西到华中的运煤专线。蒙西至华中地区铁路煤运通道项目穿越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等7省区，共经过13市28县（旗），线路全长1859.5公里。不言而喻，随着运煤专线的增加，势必会缓解煤运的紧张局面，由煤运通道引发的煤价大起大落将不复存在。范必的一种思路是，将来直接把运力拿出来，在市场上进行公平交易。

铁路在一步步放开的同时，计划电的矛盾逐步成为焦点。“我们每年都闹一次煤价，其实我们私下里和煤炭的人都是好朋友，没有隔阂，闹煤价的目的是想引起国家相关部门的重视，来解决我们最关心的电价问题。”上述电厂负责人说，挑起煤电矛盾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

对于计划电的问题，首先是上网电价、销售电价由行政审批，电力企业无法疏导成本上升因素。国网能源研究院副总经济师白建华对《能源》杂志记者提到了他的顾虑，“从本质上来讲，电煤价格并轨，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电煤供求平衡，也不能改变电煤价格上涨的成本转移关系。现在上网电价和销售电价都是核准制，煤价市场化转移不出去，最终用户看不到，所以就没有市场的反馈机制，最后只能由发电企业或者电网企业背亏空。”

濮洪九也同意这种观点，如果市场无法把源头的价格涨跌传输到最后的用户，永远让用户使用最便宜的电，那么包括高耗能企业在内的用户就没有节能意识。

“价格波动传输到最终用户后，国家可以再出台一些补贴政策，对穷人进行补贴，这样既保护了普通大众，又抑制了富余一方的能源浪费。”范必说。

其次，计划电要改革的地方在于利用行政手段平均分配发电量计划指标。范必认为，这种人为设定的发电量计划既不反映供求关系，也无科学依据。实际执行中，计划内电量由电网公司按国家规定支付上网电价，超计划发电要降价上网。企业多发电不能多收益，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电荒情况下，很多发电企业的利用小时数不升反降的反常现象。

另一个问题又凸显出来，计划经济可以按照发电量计划来调度，市场经济可以按照购电合同来调度，但现在的情况是电力没有市场化，计划的发电量调度也没有了，那么电网要用什么依据来调度？

范必给了一种方案，即节能发电调度。其实，这并非一个新构想，南方电网已经试点成功了。《能源》杂志记者在南方电网采访时，其总经理赵建国把这种节能发电调度方式形象地比作发馒头，即哪个电厂是节能电就把代表电价补贴的馒头发给谁。站在南方电网调度室的显示屏前，可以清晰地看到每家电厂的情况，哪家开启了脱硫岛，哪家的节能效果如何一目了然。

其实，不管改革到了哪一步，最终目的依旧是理顺产业链，解决多年积攒的煤电矛盾。李朝林认为，除了煤价并轨，还要继续采用煤电联动、煤电联营的模式来配合市场改革。

此前，提到最多的办法是煤电价格联动。即上网电价与煤炭价格联动，销售电价与上网电价联动。国家规定的联动周期原则上是六个月，通过调价疏导煤价涨幅的70%，另30%的涨价因素由电力企业自行消化。对于另一种煤电联营模式，现在试点很多。濮洪九一直力挺煤电联营，早在1989年，国务院就批准推行由当时的能源部提出的煤电联营方案。

煤价并轨的后续影响还不仅仅如此，华彩咨询总裁白万纲认为，煤价并轨还将带动很多相关产业，围绕着煤炭物流和煤炭业务延伸的产业可能被激活，比如煤炭数字化交易。

厂商发言稿篇5

知难而退

PC老大不再hold

全球最大的PC厂商惠普日前披露了三个令人震惊的消息：考虑分拆或出售PC业务部门；放弃销售基于WebOS移动操作系统的智能手机和TouchPad平板电脑；发出102亿美元收购英国第二大软件公司Autonomy Corp的要约。

一句话，PC老大不玩了！业内将这一系列举措解读为――较慢的PC销量和微薄的利润被看作是对惠普的拖累。评论认为，HP此举既是向“后PC时代”低头，也是向苹果公司“投降”。

由于PC业务的利润太低，外加苹果的咄咄逼人，惠普的“自救”决策看似理由充分。可实际上，个人PC远没有到将死的局面，惠普也仍是PC市场当仁不让的老大。惠普不再hold，知难而退，只能说这是惠普主动的放弃!

又一次无把握决定 消费者再度失望

美国知名IT网站CNET撰稿人布鲁克・克罗瑟斯(Brooke Crothers)直言，惠普CEO李艾科(Leo Apotheker)分拆PC业务的决定看似有理，实则是一种短视行为，不过是惠普的另一次毫无把握的决定。

美国投资公司分析师詹森・诺兰德(Jayson Noland)称，这就像是“麦当劳宣布放弃汉堡业务，或者波音公司因为不想继续同空客竞争而宣布放弃飞机业务一样，令人感到不可思议！”

惠普的决定再一次让消费者失望！一位非常喜欢HP设计的PC用户坦言，虽然近年惠普的产品和服务一直出问题，但仍寄希望于这家公司能够改善服务，提高管理水平，没想到惠普竟然“始乱终弃”！而本来对WebOS充满了期待的平板用户，面对惠普正在清仓出货的99美元的Touchpad，满是无奈。

惠普对TouchPad平板电脑的厚望及豪言壮语，言犹在耳。曾经，大家天真地认为PC老大，会拿出自己的风范，靠着WebOS一展雄风。即使不能歼灭iPhone和iPad，也能拿出些像样的东西。特别是其他PC厂商都朝着移动互联网的路上狂奔，排在惠普之后的戴尔、联想、宏都纷纷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产品，并积极与英特尔、微软、Google等厂商合作……

向“后PC时代”低头

还是被自己打倒

就在发稿前，惠普全球副总裁张永利对外澄清，称市场上一些声音可能没有正确表达这次战略转型的目的。惠普全球副总裁布拉德利(Todd Bradley)也表示，惠普并不是放弃WebOS系统，还会进一步投资该平台。公司首选是分拆PC业务成立独立公司，而自己将全身心发展惠普PC业务。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发出不同的声音，不禁让人怀疑这是不是一个严肃的决定。想当初惠普CEO李艾科宣布惠普的决定时，给人的感觉就像是收购Autonomy才是整场新闻会的重中之重，而分拆PC业务只是顺便同大家提及一下而已。

对于惠普PC业务的不振，分析者们认为有多方面原因，惠普公司内部的震荡和一系列管理决策失误难辞其咎。布鲁克・克罗瑟斯指出，“对于惠普来说，经历太多任CEO的弊端已经开始逐渐显示出来，每一任CEO都竭力把自己目光短浅的决定强加于公司。”

因此，与其说惠普是向“后PC时代”低头、向苹果公司“投降”，不如说惠普是被自己打倒的！

对于国内消费者，惠普近年在中国市场的一系列表现想必让人记忆犹新。从2008年开始，这一电脑巨头就先后制造出了“显卡门”、“闪屏门”、“雪花屏”等一系列网络维权中的焦点事件。在2010年3.15，遭到媒体集体曝光。而惠普对此的解释是，惠普的管理无法跟上企业快速扩张的脚步。

厂商发言稿篇6

是协作，非取代

当前社会精细化的分工，有效的协作，对于提高生产力，促进沟通效率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经济大环境中，响应的动作稍加延迟，机遇就可能擦肩而过。因此要想提高企业综合竞争力，提高开会效率是一个重要突破口，而会议协作工具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对“V”厂商们而言，会议协作还有协助辅助传统会议厂商的含义。毕竟会议系统并非“V”厂商们的主业，而且不少“V”厂商与会议厂商还是合作的关系。在合作过程中，发现现有会议系统的一些不足，于是就这一部分或环节研发出会议协作产品，改善和提升会议质量、协助提高会议效率。与传统会议厂商形成互补和辅助关系，并非取代竞争。

虽然不是取代，但也是进来分羹的，毕竟会议这个市场很诱惑人，尤其是在爱开会的中国市场。巴可专业显示系统大中华区销售总监聂伟刚称：“根据《2012年中国会议蓝皮书》显示，中国每年参加会议人数上亿之多，年均增长20%。这对会议设备提出了更高要求，也催生出巨大的市场需求。”事实上随着音视频网络通信的融合，这个市场早已吸引了众多非传统会议厂家进入，其中视频会议发展最为迅速。数据表明：在2003年，中国视频会议整体市场规模还仅为3亿元人民币，到2010年已迅速增长到45亿人民币，2012年这一数字已经超过60亿元。视频会议系统是通过网络通信技术来实现的虚拟会议，使在地理上分散的用户可以共聚一处，通过视频、声音、图形、数据等多种方式交流信息，支持人们远距离进行实时信息交流与共享、开展协同工作的应用系统。由此可以看出，从大的范围上来讲，视频会议也可以看作是会议协作系统。

效率体验是关键

作为终端用户，尤其是中大型用户需要的往往是集有线（或无线）会议讨论、电子投票、远距离签到、数字扩声、大屏幕投影显示技术、音视频控制设备、同声传译设备于一体的整体解决方案。而作为会议厂商，除了提供优质的产品之外，还需要让会议变得更简单，更易于操作，同时为用户提供最大化的产品兼容，包括软硬件之间的融合，不同品牌硬件之间的兼容。但由于竞争壁垒及其他方面的考虑，这方面做得还不是很到位，用户体验仍有改进空间，这给其他厂商留下了机会。如很多会议室都会见到这样的场景，视频线只有一条，大家想要切换演示内容到大屏幕上，需要更换电脑重新连线或者将演示内容统一拷贝到一台电脑中，而且很多人并不知道到底怎么切换或如何操作，十分不便且低效。

为此巴可推出了ClickShare（可立享）一键式会议协作系统，只需要轻轻点击，便可让电脑屏幕主界面出现在投影机大屏幕上。ClickShare由一台主机和四个USB按钮组成，主机与会议室AV系统相连，处理后台程序的运行。开会时，无需任何安装程序，用户只要将USB按钮连接至PC或MAC，一按键便可将信息快速无线传输至屏幕上，内容可相互切换也可多方同时显示，可最大支持25名用户同时连接。这看似小小的协作创新，带来的效率效益可不小。据巴可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每天全世界总共会进行3，000万次幻灯片演示，与此同时它让IT部门解决相关问题平均花费23.1分钟，仅仅是对会议室设备进行维护一项，全球各地的每间会议室年花销就高达9，500欧元。

看到这一商机的不只巴可，6月12-14日在美国举办的Infocomm 2013年上科视首次亮相的Christie Brio也是一个与ClickShare类似的协作系统。它可通过有线或无线连接自动分享多个演示文稿，并呈现在会议室的一个或两个屏幕上。科视人员表示，任何一个会议室，通过采用单个低成本硬件Brio节点，可自动将多达5个演示文稿添加至会议的显示屏幕。内容经该节点加工后，还可通过共享网络传送至其他Brio节点。因此，PPT、主题演讲稿、音频、数字白板和视频会议等各类信息，均可呈现在连接了Brio节点的显示屏上，并与同一会议的其他所有显示屏幕实现共享。

如今数据协作和远程沟通变得越来越重要，而早期上马的一些会议系统已不能满足需求，重建资金有限且对原有系统造成巨大浪费。针对于此，投影厂商富可视在今年3月1日推出了全方位协作整体会议平台――Mondopad，这是一款基于Windows架构的，集显示、标注互动、远程会议于一体的统一协作系统，内容包括远程视频会议系统、全兼容的协作平台、投影机、电子白板、音箱、高清摄像头、正版Windows7专业版系统、正版全功能office 2010等。Mondopad不仅可独立运行，最重要的是实现了与主流设备之间的无障碍协作。能与市场上常用的包括个人类沟通工具、Web协作类产品、统一通讯类产品、网真类产品以及其他基于云计算的会议系统兼容。虽然Mondopad是基于SIP标准下统一协作平台，但也完全兼容其他通讯协议下的设备，包括H.323以及传统的PSTH等。

让人在会议室也能有使用智能手机一样用户友好的体验，是威创UCC会议协作系统聚焦会议室市场的一个最原始的想法。此系统集成了语音、数据、视频功能，摈弃了传统融合通信产品侧重于系统性能、忽视个人体验的特点，采用类似平板电脑的滑控式人性化界面。其最大程度地在智能显示终端上集成会议室的设备和功能，并以模拟仿真的UI形式提供给用户最自然的人机交互界面，实现了对整个会议室系统的一屏控制；同时还实现了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等移动终端与智能显示终端的协同工作、智能共享和交互控制。

事实上，在会议领域可挖的潜力还有很多，就连光学屏幕厂家accuon（艾恩光电）也加入了会议协作阵营，accuon开发出的是基于强光正投光学屏幕的会议协作屏幕。它可在三个不同城市的协作光学屏幕上进行双流数据交流，包括异地多点同时在统一桌面下批注文件、演示PPT文档，对AutoCAD图纸修改等功能，同时它还是一块有彩色复印功能的白板。

大而不满有机会

厂商发言稿篇7

1.1编制目的

为适应新闻宣传工作的新形势、新要求，为塑件化工厂改革发展创造良好舆论环境，主动应对媒体对事件的关注，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同时化企业危机为转机。

1.2编制依据

根据中共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范市国资委企事业单位新闻制度的意见》国资党发[2006]17号文件、《市化轻公司重特大事件应急预案》、《塑件化工厂突发事故（件）应急救援预案》及塑件化工厂党政主要领导指示精神。

1.3分类分级

1.3.1分类

（1）工业生产事件

工业生产事件主要包括火灾爆炸、危险化学品（含剧）和油气管线泄露、放射性事件等。

（2）公共卫生事件。

公共卫生事件主要包括突发重大食物中毒事件、急性职业中毒事件、重大传染病疫情和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等。

（3）自然灾害事件。

自然灾害事件主要包括破坏性地震、洪汛灾害和气象灾害等。

(4）社会安全事件。

社会安全事件主要包括油气供应事件、、恐怖袭击事件和境外事件等。

(5)环境事件。

环境事件是指由于违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经济、社会活动与行为，以及意外因素的影响或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等原因致使环境受到污染，人体健康受到危害，社会经济与人民群众财产受到损失，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突发性事件。

1.3.2分级：

根据国家相关标准和危害识别、风险评估及安全评价结果，塑件化工厂将可能发生的各类突发事故（件）划分为四个等级，分别是：一级（特别重大）、二级（重大）、三级（较大）、四级（一般）。

1.4适用范围

本预案在《市化轻公司重特大事件应急预案》和《塑件化工厂突发事故（件）应急救援预案》框架内实行，适用于涉及塑件化工厂发生突发事件的媒体应对工作。

1.5工作原则

有效的突发事件媒体应对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第一时间原则

在第一时间引导舆论，即抢占制高点，先入为主。第一时间新闻，就掌握了舆论的主动权、事件处理的主导权。不求全，但求快，且要准。突发事件的突发性要求突发事件处理必须迅速有效。突发事件一旦发生，伴随着大众媒体的介入，会立即引起社会公众的关注，企业必须快速反应，各单位必须立即向媒体应对办公室报告情况，以便及时信息，有效地避免各种谣言的出现，防止突发事件的扩大化，加快重塑企业形象的进程。

（2）全局利益优先原则

在应对媒体对事件关注的同时，一定要注意和把握好国家利益、区域整体利益和企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以维护企业形象和降低企业损失为目标。

（3）口径一致原则。

在突发事件处理过程中，企业只能以一个声音对外，以确保宣传口径一致，不出现矛盾或存在差异。

（4）满足基本需要原则

新闻采访与写作有六个基本要素，即“五个w一个h”（who—何人,when—何时,where—何地,what—何事,why—何故,how—如何）。这些都是记者和公众最关心的，由于时效等原因，不可能一次披露所有的信息，但要最简明扼要地把几个基本情况讲清楚。

（5）滚动原则

第一时间的信息，不一定是全面的。有了进一步的信息，滚动，不断最新情况，对过去由于情况不清晰而的不准确的信息要立即纠正，保持企业是信息最权威者的地位。

（6）以我为主原则

媒体对突发事件的过分炒作往往会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因此，在第一时间只介绍事情的基本情况，企业认为应该对公众的提醒，而不一定要披露具体细节。在告诉公众基本事实的同时，一定要告诉政府和企业采取了什么措施，以安定人心，体现负责任企业的形象。

1.6应对体系

1.6.1公司级应对体系

（1）媒体的日常公关：由宣传部牵头组织相关人员对社会主流媒体进行日常公关，加强日常联系，及时沟通新闻线索，报告新闻事件，增进媒体感情，为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做好媒体应对前期准备。

（2）媒体的采访接待：由宣传部组织相关人员负责媒体接待工作，主要负责向媒体提供由公司审议通过的新闻稿，有必要时通过新闻发言人向新闻单位说明发稿要求，掌握报道主动，引导社会舆论。

（3）事后统计评估：包括各类媒体的性质，覆盖面，媒体对事件的关注度，各类媒体对事件的发稿量，公众对事件的关注度、评价和反应。

（4）设立基础资料库：资料库包括塑件化工厂的介绍，各生产装置的规模、产品、装置的挥发物、装置有毒有害物体明细等。各单位根据《塑件化工厂突发事故（件）应急救援预案》所列的关键装置、要害（重点）部位的明细向厂党委宣传部提供以上基础数据。

1.6.2各单位应对体系

各单位应根据厂应对预案和本单位实际情况，制定应急预案，主要包括报告程序，确定事件报告人和报告人具体职责，并报厂宣传部备案。

1.6.3各车间（队）应对体系

确保事件发生后，在第一时间信息快速上报到指定部门。

2、组织体系

2.1领导机构：

根据塑件化工厂的组织结构和工作实际，成立突发事件媒体应对领导小组，确保对事件的准确判断和快速反应，统一领导、组织、协调，减少中间环节，提高效率，做到管理的有序、有力、高效，发挥整体协调能力。领导小组由厂党政一把手任组长，主管宣传的党委副书记任常务副组长，其他领导班子成员任副组长。

2.2办事机构：由厂长办公室、党委办公室、党委宣传部、安全监察部、环境保护部、保卫武装部、行政管理部、塑件化工厂电视台、厂报编辑部、事件责任部门和事发单位等成立媒体应对办公室，办公室常设机构设在厂党委宣传部。

各部门的主要职责是：

厂办公室：统一协调内部各部门，传递领导指示；沟通上级有关部门，落实接待媒体记者的场所等。

党委办公室：与厂办公室一道协调各方，传递领导指示。

党委宣传部：沟通上级新闻管理部门寻求支持，收集分析新闻信息，商定新闻口径，接待媒体记者采访，协调内部报道事宜，进行与新闻事务有关的善后处理工作，必要时进行新闻。

安全监察部、环境保护部：沟通上级安全环保监督部门，及时传递事件信息，商定新闻口径。

保卫武装部：沟通公安部门，做好现场的治安安全保卫工作；在事故状态下，派员在警戒区内巡逻，劝阻擅自入内的记者离开警戒区，以保证记者的生命财产安全。

行政管理部：和医疗卫生部门沟通，统一对外问询口径，报厂媒体应对办公室统一。

厂电视台、厂报编辑部：组成应急资料拍摄小组，做好事件资料的现场采制及事后整理、保存工作，适时对事件进行报道。

事件责任部门和事发单位：及时并动态传递事件信息，商定新闻口径，了解职工心态，加强内部控制，在厂保卫武装部的指导下，做好现场的治安安全保卫工作，协助做好现场记者接待等相关工作。

2.3工作机构：塑件化工厂媒体应对办公室根据事件性质分设各专业机构，由各部门根据分管工作围绕媒体可能提出的各种问题给予权威咨询，以方便新闻发言人对外信息。

2.4专家组

根据事件的性质在厂范围内就媒体关注的话题，提供技术咨询。厂建立各专业人才库，名单由各专业处室提供。

3、运行机制

3.1事前公关：建立主流媒体定期走访机制，在厂年度预算考虑公关费用。建立定期电话交流公关机制，适时向主流媒体通报新闻线索，不定期组织和策划新闻事件，吸引媒体报道，并以此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3.2信息：根据事件等级，由塑件化工厂突发事件媒体应对领导小组商定的对外口径后，由新闻发言人统一对外信息。如需要由市化轻公司或市政府的信息由塑件化工厂突发事件（故）指挥中心上报市化轻公司应急指挥中心和市国资委宣传处，由市化轻公司应急指挥中心或市政府统一对外，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向外信息。

3.3应急处理

3.3.1信息报告

当发生特大事件时，应立即报告厂媒体应对办公室，塑件化工厂应急指挥中心立即向市化轻公司应急指挥中心和市国资委宣传处报告。

当发生重大事件时，机关各职能部门、相关机构及各单位应按照《塑件化工厂突发事故（件）应急救援预案》在得到相关信息后，立即向媒体应对办公室提供相关情况，以便及时掌握事件发生的动态，应对媒体可能想了解的情况。

3.3.2应急响应

在接到厂应急指挥中心或各单位信息员报告发生各类突发事件后，厂媒体应对办公室，应立即启动应对预案，并报厂突发事件应急领导小组。

3.4媒体统计

媒体统计应包括事件发生时和事件发生后，参与采访报道的新闻单位的数量、各媒体的发稿数量及体裁、到现场采访的记者人数、媒体的性质、有无境外媒体。

3.5调查与评估

采取各种方式调查媒体和公众对此次事件的反映和评价，总结应对方案的成败，评估事件的影响，策划另外的新闻事件弥补因事件带来的消极影响，降低公众和媒体对事件发生后对厂形成的看法，重新塑造或扭转厂的外部形象。

4、监督管理

4.1预案演练：本预案演练应纳入到塑件化工厂突发事故（件）应急救援预案演练中，可在塑件化工厂突发事故（件）应急救援预案演练中同步进行，媒体应对办公室不单独组织预案演练。

4.2宣传和培训：

厂媒体应对办公室要会同相关部门，通过各种宣传手段，对塑件化工厂媒体应对预案进行广泛宣传，要做到人人皆知。要根据本预案及时在全公司范围内进行宣传和培训，培训和演练方式要根据不同情况进行，宣传部要做好事前计划。

4.3责任和奖惩

4.3.1塑件化工厂媒体应对工作实行党政领导负责制和责任追究制。

4.3.2塑件化工厂媒体应对领导小组对在媒体应对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先进集体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厂商发言稿篇8

上海总商会1911年成立，1927年“四—二”事变，上台，上海总商会发表《对时局的宣言》表态支持，但还是对商人自发组成的商会不放心，1928年上海市党部组成商民协会，取代上海总商会。

正如美国学者费正清在《剑桥中国史》中所说：在中国这部历史长剧中，商人阶层只是一个配角，也许曾有过几句台词，但最终听命于帝王将相、宣传家和党魁的摆布。

法国学者安克强（Christian Herlriot）在谈到当时和上海商会争执时指出：在以党治国政策下，市党部极力扩张党权，一切纳入党的意识形态，运用军事的、政治的和思想的手段干预经济活动，这是工商界和市党部频起纷争的根本原因。（《1927-1937年上海的政权和现代化》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1930年新的上海市商会成立，1934年第三届市商会由人俞佐庭为主席，1936年又到换届选举的时候，对于第四届执行委员会人选的争斗浮出水面。

上海现代史研究者、澳洲学者布赖恩·马丁记载：1936年，王晓籁和他的主要对手——上海部的主要成员王延松，为了争夺控制上海商会，有一场复杂的政治冲突，在这场冲突中，杜月笙给王晓籁以重要的支持。杜月笙反对王延松，还有他自己的利益。

王延松在1931年的一次抵制日货运动中敲诈了杜月笙的得意门生、恒社成员章荣初。章荣初一案，被利用做羞辱王延松的手段，使他在南京被短暂关押了起来，冲突的结局是王晓籁被选了商会会长，杜月笙则首次被选入五人常委会，现在，王晓籁和杜月笙控制商会，这使他们可以向上海资产阶级发号施令了。

笔者先祖父章荣初（1901-1972），当时在上海开设印染厂，1931年被王延松、骆清华敲诈时，他还没有拜杜月笙为师，所以白白被敲了六万元。1933年先祖父投入杜门，1934年成为“恒社”九名常务理事之一，1936年王延松、骆清华再来敲诈时，先祖父已经有了杜月笙这靠山，恰恰这时杜正在为怎样使亲近者王晓籁掌控商会而伤神。

先祖父的回忆录《我在旧社会的三十五年》（1963年手稿，未出版）对此事的内幕有详细描述：上海市商会来了个职员叫郑澄清，手里拿一张会长俞佐庭签名的文件，说是派他到我厂调查染料有无日本货。当时正值抵制日货，果然被他查出小部分是日货，他拿到我的证据，就敲诈说：“这件事情要想得到解决，可以和王延松、骆清华去商量。”此时，商会实权在王、骆两人手中，他们都是上海市党部的人。

当时我发觉郑澄清神色紧张，就把这个文件塞在口袋，想不到他竞对我跪下来，说：“这件事情好商量，你把文件还给我吧。”我肯定其中有花头。

我马上到杜月笙家里，万墨林说杜在渔市场开会，我又赶到渔市场，把一切情况告诉他。杜月笙打电话给俞佐庭，俞一口否认，说这张文件是假的，后来俞佐庭向法院郑澄清，郑吃了两个月官司。杜月笙问过俞佐庭以后，向我说道：“好极了，这件事交给我。”

回到杜家，杜月笙打电话叫来了任矜苹，吩咐他写文章攻击王延松、骆清华，第二天送到报馆，文章的题目是“辛荣初受敲诈，敬告各界”。

不料下一天没在报上登出来，听说是王延松做了手脚，把稿子压了下来。

我知道王、骆两人都是党部的人，和他们作对，怕自己吃不消。任矜苹把我的顾虑告诉杜月笙，杜又叫我去，杜月笙和上海市社会局局长吴开先两人都壮我胆，对我说：“你尽管放心，一切我们负责。”

那时，俞佐庭的商会会长就要下台了，王延松和王晓籁两人都在争取接替做会长，王延松有陈果夫撑腰，王晓籁背后是杜月笙，两派势力勾心斗角，你争我夺，我这件事来得正是时候，成了杜月笙、王晓籁攻击王延松的利器。

第二天报纸并没把文章登出来，潘公展却来看我了，他是我的同乡老朋友，他问我能否收回这份稿子，我告诉潘公展，此事我作不了主，要和杜月笙商量，潘走后一个钟头，杜月笙来电话叫我去。

我一到那里，见潘公展在座，杜问我：“潘先生来说，叫你把那份稿子收回来，你有什么意见？”我瞠目结舌，杜又说：“以前王延松敲过你多少竹杠？”我说约六万多元，杜转身来对潘公展说：“这样吧，你叫王延松拿出六万元还给荣初。”我马上说：“我不要，这变成我也敲竹杠了。”这时潘公展说：“你在菱湖不是办了个青树学校吗？叫王延松捐助学校六万元吧。”我认为这样也好，不料潘公展与王延松谈过后，王延松不肯接受，潘公展也就退出了调解。

到了第三天，报馆不能不买杜月笙的账，稿子压不住了，终于登了出来。

报纸登出来的这天，刚巧到上海，阅后大发雷霆，因此王延松又托潘公展来表示愿意接受赔偿六万元的条件，要求停止登报。大报停登了，各种小报自动补登起来，陆陆续续又登了十多天，显然是小报也在向王延松伸手，隔了几天，王延松被逮捕送去南京，后来被陈果夫保出来，住在陈家几个月才恢复自由。

经过这一场风波，王延松原想争夺上海商会会长的企图，已经化为泡影，王晓籁平平稳稳当上了总商会会长。

我当时虽拿了六万元，可并不安逸，事情结束后一个月内，潘公展的《晨报》要我捐两万元，我没法拒绝。不久，杜月笙对我说：“社会局局长吴开先为你工厂帮了很大忙，你送他两万元吧。”我又花去两万，后来《申报》老板史量才的民生纱厂要复业，杜月笙叫我投资5%——两万五千元。

这件事我表面上拿进六万元，实际却拿出六万五千。后来一想让他们早点把钱分光就太平了，所以我把潘公展要我两万元告诉杜月笙，把杜月笙要我四万五千元告诉潘公展，这样他们心中都有了数，才皆大欢喜。

这场风波以后，骆清华向杜月笙投了帖，做了杜的门生，后来他仰仗杜的势力，在商界政界一帆风顺，红得很，1945年做了通商银行经理。

骆清华投靠杜月笙后极受器重，1947年骆清华当选立法委员，兼全国工商联秘书长。1948年骆清华秘密加入中共，1949年被派往香港，在中共华南局统战部领导下，参与策动两航和招商局起义，破坏了将香港的飞机轮船遣往台湾的计划，1955年逝于香港。

王晓籁1948年退避香港，经骆清华劝导，在1950年返回上海，受到、接见，被指派为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代表。1954年当选为上海市人大代表，1958年起任上海市政协委员，1967年病逝于沪。

中国经济史上至关重要的上海商会，在1936年王晓籁取得控制权后不久，抗战爆发。日军占领上海后，市商会被解散，汪伪上海特别市商会成立，袁履登任理事长，闻兰亭任监事长。1946年上海市商会复会，徐寄庼任第五届理事会理事长。1948年上海市工业会成立，杜月笙当选理事长，吴蕴初、刘鸿生为常务理事。

1949年5月11日杜月笙及部分理事离开上海。5月27日上海市商会、工业会成立“临时工作联合小组”，推定刘鸿生、金润庠等17人为委员。同日上海解放。

6月2日中共上海市委和市人民政府邀集工商界代表人士座谈，盛丕华、胡厥文、荣毅仁、刘靖基、经叔平等90多人参加，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市长等出席并讲话。会后上海市商会、工业会向、发出致敬电。

8月26日上海市工商联成立，盛丕华任主任委员，卢绪章、胡厥文、荣毅仁任副主任委员。盛丕华、卢绪章是以资本家身份长期潜伏在上海的中共地下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