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护人证明范文

监护人证明篇1

【关键词】超高层建筑；基坑支护监理；监理质量控制

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土地日益紧缺以及建筑工程技术水平的提高，多高层建筑越来越多，同时也出现了不少超高层建筑。1909年，世界第一座超高层建筑——位于纽约的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大楼竣工，从此以后，在世界范围内便拉开了超高层建筑的序幕，但是由于超高层建筑对地理环境、建筑水平、材料、人力等各方面的要求都很高，所以相对来讲，超高层建筑仍不多见，但是由于亚洲人口的压力较大、土地资源紧缺较为严重以及文化观念影响，所以相对其他地区，亚洲的超高层建筑较多，如上海环球金融中心101层，高达492米。

1、超高层建筑基坑支护监理及质量控制要点

超高层建筑的定义是楼层数多于40层，高度高于100米的建筑，包括住宅以及商业建筑等。在超高超层建筑中，由于其本身的特点，对各个方面的要求都很高，即使是类似于基坑支护这样的临时结构也不能马虎，必须保证基坑支护的安全。但是由于超高层建筑是一项耗资巨大的工程，所以更应该尽量减少不必要的花费。基坑支护作为临时结构，其投资如果过大就会造成浪费，但是若因为其是临时工程，就忽视其安全性，又会造成各项隐患，有可能给工程带来更大的损失。所以在超高层建筑基坑支护监理质量控制中，既要选择科学的支护结构，进行科学的支护技术管理，又要在保证其安全性的前提下尽可能的降低其成本。

超高层建筑基坑支护监理主要是指对超高层建筑建设中的基坑支护工程进行组织、协调、控制、监督，使基坑支护工程有条理、协调有序的进行。超高层建筑基坑支护监理控制包括三个方面：质量控制、投资控制以及进度控制。本文主要介绍超高层建筑基坑支护监理中的质量控制。

在超高层建筑基坑支护监理中，影响其质量控制的因素主要有五种，即：人力因素、机械因素、材料因素、方法因素、环境因素。人力因素主要是指管理人员与作业人员的个体素质，个体素质主要包括工作能力、职业道德、专业水平、个人信仰、道德素质、法律观念、身体素质等方面。机械因素主要是指工程施工过程中能够实用的机械设备，包括机械设备的完整无损、合理安装、正常运行、正确使用等。材料因素主要包括工程所需要的物质基础。方法因素是指工程施工所选用的方案，主要包括工艺流程、组织管理方法、检测方法、施工设计、技术方法、施工工序等。环境因素主要包括地理环境、气候环境、经济社会条件、政治环境等。

2、超高层建筑基坑支护监理的质量控制过程

超高层建筑基坑支护监理的质量控制过程中，每个环节都应该考虑影响质量控制的五项因素。

2.1 超高层建筑基坑支护监理施工前的准备控制过程

超高层建筑基坑支护监理施工前的准备控制过程主要包括：选择正确的的支护类型、设计合理的基坑支护结构、编制监理的质量控制说明书、明确编制监理的质量控制流程、材料采购等。

编制监理的质量控制说明书：即将监理的每一个环节都作出书面说明，详细的规定每一个施工步骤。

明确编制监理的质量控制流程：即按照质量控制说明书，要求每一个员工对于属于自己的本职工作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在工作过程中，要严格按照流程做事。

材料采购：材料的采购人员以及监理人员一定要注意材料的来源，对采购的材料进行严格的质量把关。

2.2 超高层建筑基坑支护施工中监理的质量控制过程

超高层建筑基坑支护施工中监理的质量控制过程主要包括材料的存储以及运入现场；技术管理环节；施工流程监理；协调各环节有序运行。

材料的存储以及运入现场：材料的储存过程中要防止材料变质，运入现场过程中要防止材料的损坏。

3、超高层建筑基坑支护监理的质量控制要点及体会

结合影响监理质量控制的五项因素，超高层建筑基坑支护监理的质量控制要点主要包括：保证超高层建筑规划中基坑支护的质量安全、降低超高层建筑规划中基坑支护监理质量控制的成本。

3.1 保证超高层建筑规划中基坑支护的质量安全

保证超高层建筑规划中基坑支护的安全包括选择正确的支护类型、保证基坑支护设计合理、确保中施工所用材料质量达标、确保技术管理环节完善、保证施工严格按照预定的正确程序进行、确保各环节协调有序进行等。

选择正确的支护类型：由于超高层建筑一般是在城市中心及其周围建造，超高层建筑的周围分布着线缆、管道、多高层建筑、马路等等设施。所以在选择基坑支护类型时，应该选择支护稳定，相对振动较小的支护结构，以减少对周围工程设施造成影响。

保证基坑支护设计合理：基坑支护设计也要根据超高层建筑周围的环境进行严谨合理的设计，减少工程对周围设施的影响。

确保中施工所用材料质量达标：材料的质量决定着工程的质量，如果材料本身质量不达标，工程的质量也一定存在问题。所以一定要确保材料的质量达标。对材料质量的监理包括施工前的采购质量控制、材料的储存、运入现场，直到材料运用到建造建筑中之前，都要确保材料的质量达标。

确保技术管理环节完善：技术管理环节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技术管理主要是对方法因素、机械因素、人力因素的管理，一定要提高人力的技术与管理水平，保证机械设施的完备性以及技术方法的先进性。

保证施工严格按照预定的正确程序进行：这是保证施工按照预设的工艺流程、施工程序进行，保证施工过程中没有偷工减料的行为。

确保各环节协调有序进行：协调好施工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使基坑支护工程流畅协调和谐的运行。

3.2 降低超高层建筑规划中基坑支护监理质量控制的成本

降低超高层建筑规划中基坑支护监理质量控制的成本，在保证基坑支护质量的基础上，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支出。节省成本的方法有多种：比如基坑开挖之后，根据基坑深度以及周围土质状况，在保证基坑支护质量的基础上，选择最简洁的支护结构。

4、结论

本文主要根据影响监理质量控制的五项因素及控制过程，分析总结了超高层建筑基坑支护监理的质量控制要点及体会，即在保证超高层建筑规划中基坑支护的质量安全基础上，降低超高层建筑规划中基坑支护的成本。

参考文献：

[1]肖涛.填海区超高层建筑深基坑支护工程监测的方案设计[J].科技创业，2011，16：140-142

[2]蒋炳亮.钢筋工程施工监理质量控制[J].建设监理，2008，34（10）：234-235

[3]卞焕英、樊翠玲、宋雪莲.高层建筑基坑支护的技术管理[J].中国新技术新产品，2010，14：162

监护人证明篇2

一、案情简介

原告之一的王某于某天早晨9时左右带5岁的儿子去村医疗站接种疫苗。因医疗站等着接种疫苗的人很多，王某即将儿子放在医疗站门口，自行进了医疗让先去交费。交完费后出来找不到儿子，即四处寻找，后在医疗站的西墙边（被告刘某在此处利用农闲用手工制作水泥窗框出售，并将已做好的水泥窗框斜靠在该墙堆放，该空地为被告享有使用权的土地）发现儿子被窗框砸住，即一边呼救，一边用手将窗框扶起，同时另一只手将儿子拖出后冲回医疗站求救。在医疗站门口由两位医生进行了检查并注射了强心针。此后不久死亡。现场的人将死者尸体抬回原告家里。原告在当天下午在没有报警的情况下自行将尸体收殓下葬。此后两月有余，原告在他人的指点下向法院提出诉讼，要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死者父母）死亡赔偿金35260.45元，丧葬费4千元；精神损失费1万元，共计49260.45元。法庭审理后认为原告因监护不力应承担主要责任，被告因没有设置警示标志而有过错应承担次要责任，并据此判决被告承担死亡赔偿金，丧葬费7852.09元及精神损失费1千元。原被告服从判决，均未上诉。

二、法律思考

笔者在接受被告的委托后，已预知到上述判决，实际上这样的处理方式在本市处理相同或类似案件中已成为通例。这样的判决在表面上似乎是非常公正的，而笔者却认为本案中包含着许多更深刻的法律问题值得思考。

（一）、关于侵权的认定

这是一起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在法律上应属于侵权之诉。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侵权行为包括一般侵权行为和特殊侵权行为。一般侵权行为和特殊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大不相同。一般侵权行为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而特殊侵权行为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或“推定过错责任原则”。因本案中所涉及的侵权行为不属于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九种特殊侵权行为中的任何一种，因此本案属于一般侵权案件。众所周知，一般侵权行为包括四个必不可缺的构成要件：即损害行为，损害结果，行为与结果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及当事人的主观过错。那么，本案中的被告是否实施了损害行为呢？笔者认为没有。损害行为，在法律上不外乎表现为两种形式。即作为和不作为。所谓作为，是指行为人用积极的行动去实施侵害他人人身、财产的行为。本案中被告在事发时并不在现场，因此根本谈不上对受害人实施任何的积极行为。换句话来说，本案的被告不可能构成作为的侵权。那么，被告是否构成了不作为的侵权呢？所谓不作为，系指行为人消极地不去实施自己所应当实施的行为。“应当实施的行为”在法律上即是“义务”。也就是说，只有当行为人负有某种义务而不履行该特定义务并造成损害后果，才构成不作为侵权。可见，判断行为人是否负有“特定义务”是认定不作为侵权的关键所在。从义务的产生方式来看，产生义务的方式不外乎以下三种情形：一是法定义务，即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或因行为人的法定职责而产生的义务。如监护人负有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安全的义务；医生的救死扶伤的义务等。该种义务的产生必须于现行的法律的直接规定为前提。二是约定义务，即双方当事人通过合同的形式建立起来的特定义务，也即是民法中的“合同之债”。如保管人因保管合同而产生的保管义务，承运人因运输合同而产生的将托运人的财产或人身安全送达目的地的义务等。该种义务的产生以双方之间的有效合同为前提。三是先行为义务，即行为人在先的某种针对特定相对人的积极行为导致相对人处于某种实质上的危险状态时产生的解除该危险状态的义务。如A将不熟水性的B带到深水中游泳而致危险进负有积极援救的义务。本案中，法庭认定被告承担次要责任的理由是被告没有在堆放窗框的地方设置警示标志。言外之意即被告负有设置警示标志的义务。那么，该义务是什么义务呢。如果说它是“法定义务”，本人遍查建国以来的我国立法及有关的司法解释，也没有发现相关的规定，而如前所述，法定义务必须以现行生效法律的存在为前提。因原告与被告之间从未订立任何形式的托管合同，故该义务更不可能是“约定义务”。那么，该义务能否构成“先行为义务”呢？笔者认为也不构成。首先，被告的在先实施的行为是堆放窗框，这一行为不是直接针对死者实施的，而是被告谋生的手段。其次，被告堆放窗框的行为本身也不具有实质性的危险，导致死者处于危险状态的是死者自己的行为（攀援窗框）。第三，从“警示标志义务”产生的一般法理学角度而言，只有行为人提供某种具有危险性的作业时才会产生设置“警示标志的义务”。如行为人进行带电作业、机械化作业等。而本案被告是在农闲时用手工制作水泥窗框，其行为本身并没有任何的危险可言。第四，该空地是被告方的私人地方，未经许可而擅入本身就是非法。综上，笔者认为，被告的行为并非侵权，依法不应民事赔偿承担责任。

（二）、关于监护制度

本案中两原告监护不力的情形一目了然，因此法庭以两原告监护不力为由判决原告方承担主要责任并无不当。笔者注意到，几乎所有同类型的案件无一例外的都以监护人监护不力为由判令监护人承担责任，只是承担责任的轻重不同而已。也就是说只要是未成年人因意外受到伤害，监护人就难逃其责。这样的做法是否合法、合理的问题，也即在法律上如何认定监护不力及如何完善我国的民事监护制度问题便是笔者在本案中思考的第二个问题。众所周知，无民事行为能为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父母是其第一顺序的监护人，依法享有监护权，同时必须履行法定的监护职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招待〈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0条的规定，监护人的职责包括：保护被监护人的身体健康；照顾被监护人的生活；管理被监护人的财产；被监护人进行民事活动；对被监护人进行管理和教育；在被监护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或与人发生争议时，其进行诉讼。可见，监护人的职责是广泛而明确的。但是，如何认定监护人是否履行了监护职责，在法律上却是一片空白，也导致在司法实践中监护人的责任被不适当的扩大。而这一方面才是监护制度的关键所在。监护制度是针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为了保护其人身或财产安全而产生的一种法律制度。但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本身也是一个活生生的具有法律人格的社会个体，他们也有权利参与各种社会活动（法律只是禁止或限制其从事民事法律行为），也要进行学习和锻炼。这就意味着他们不可能任何时候均在监护人的管理和控制之下。另一方面，监护人也要参与各项活动，在客观上也不可能时刻地实施对被监护人的直接监管。而如前所述，在司法实践中，只要是未成年人发生意外伤害，几乎无一例外地会认定监护人监护不力。这种现象对监护人而言是非常的不公平的。因为被监护人因实际需要而脱离监护人监管或监护人有充分的理由须暂时不能直接履行监护职责时，监护人客观上已不可能对被监护人直接实施监管，再认定监护人监护不力显然是不合理的。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我国的监护法律制度进行完善。这除了进一步明确监护人的职责之外，还必须制定监护不力的认定制度、监护人监护职责的临时转移制度以及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的法律责任等。监护责任的监时转移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已有所体现。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60条的规定：“在幼儿园、学校生活、学习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在精神病院治疗的精神病人，受至伤害或给他人造成损害时，单位有过错的，可以责令这些单位适当给预赔偿”，实质上就是监护责任的临时转移的一个具体体现。但该规定仅是司法解释，不仅效力层次低，而且适用范围特定，因此应立法完善。关于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的法律责任虽有规定，但多是有关被监护人因被监护人造成他人损害时由监护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规定。对于监护人本身不履行监护职责而对被监护人的法律责任问题则基本上是空白。而且根据我国法律，被监护人在自己权益受到侵害时应由监护人代为行使诉权。因此，一旦出现监护人侵害被监护人利益的情形，被监护人在法律上便连最基本的诉权也无法行使。这些情形显然违背了立法者设立监护法律制度的初衷。所以，在法律上有必要明确规定监护人监护不力造成被监护人损害的法律责任，而且应设立类似公诉机关的机构，以法律授权的方式确定其在发现监护人监护不力时能代表被监护人依照法律程序对监护人追究法律责任。至于如何认定监护人监护不力的问题，笔者认为，目前可以考虑以《未成年人保护法》中有关父母对未成年人的责任的规定为基础，来把握监护人是否监护不力的认定。这有利于在法律上公平监护人和侵害人的责任。

（三）、关于证据制度

监护人证明篇3

互联网金融是利用互联网技术和移动通信技术等一系列现代信息科学技术实现资金融通的一种新兴金融服务模式。它有三个主要特征：一是以大数据、云计算、社交网络和搜索引擎为基础的客户信息挖掘和信用风险管理；二是以点对点直接交易为基础进行金融资源配置；三是第三方互联网支付在资金划转上起基础性作用。作为一种新的金融业态，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金融造成了冲击，也对现行金融监管制度提出了更高要求。如何既尊重互联网业务自身发展规律，又保证投资安全，成为我国金融监管制度革新所面临的难题。

一、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的现状

（一）互联网金融主要业态

互联网金融发展模式主要包括互联网支付、P2P网贷、众筹、网络销售基金、金融机构创新平台等。互联网支付业务规模保持快速增长，对传统银行支付服务市场形成重要补充，且已被纳入人民银行支付体系监管，成为互联网金融最为成熟的业务类型。截至2014年7月，获得许可的269家第三方支付机构中，提供互联网支付服务的有103家①。P2P网贷（peer to peer lending，又称人人贷），是一种独立于传统金融机构体系之外的个体借贷行为，截至2014年6月，全国范围内活跃的P2P网络借贷平台已超过1184家，上半年借贷成交额964.4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363.82亿元，增长60.57%。众筹融资（crowd funding）是互联网融资的一种重要模式，众筹就是融资者借助互联网平台进行的集中多人少量资金的、用以支持某个项目或产品的募资。目前我国约有21家众筹融资平台。

（二）我国互联网金融监管存在的问题

我国互联网金融大规模发展，与此同时，立法和监管滞后，使得我国互联网金融风险不断积聚，已经发生和潜在诸多问题。

1. 缺乏明确的监管法律。通过对现有法律规范的梳理发现，我国目前缺乏比较完整、明确、具体的互联网金融监管规则， 互联网金融基本上还处于无规则约束的状态。一方面互联网金融发展亟须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社会征信体系构建、信息网络安全维护、金融隐私权保护等基础性法律规范有待制订或完善；另一方面已有的部分互联网金融监管规则，多为宣示性条款，特别是未规定民事法律责任或虽有规定但民事责任畸轻， 显然不利于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

2. 缺乏明确的监管机构。一是分业金融监管体制，难以全面有效地监管。分业监管的金融监管体制，难以适应对交叉性业务创新的监管，存在监管能力分散的情况，监管重叠与监管缺位并存。同时，金融监管协调制度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互联网金融跨市场、跨业务、跨区域带来的监管难题。二是监管机构不明确， 监管执法有偏差。现行的监管体制并未明确互联网金融的监管主体， 极易出现多头监管或者无人监管的问题。

3. 互联网金融业务存在违法犯罪风险。互联网金融业务中存在的重要违法犯罪风险，一是易发生非法集资。P2P和众筹运作模式，由于缺乏规则和监督，极易成为非法集资的工具，给投资者造成了巨大损失，影响了社会稳定。二是极易成为网络犯罪和洗钱的工具。由于虚拟货币的产生形式多样、种类和性质繁杂、转让与交易频繁且缺乏监管管理，虚拟货币极易成为网络犯罪和洗钱的工具。

4. 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面临挑战。互联网金融模式下的消费者呈现出“无国界”特征，这对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是隐私保护难。互联网金融模式个人信息呈现出泄露渠道多、泄露范围广、泄露速度快、泄露规模大的特点，一旦出现信息泄露，大批的金融消费者将蒙受损失。二是安全保障难。安全关联复杂，任何主体出现漏洞，系统就会被突破。三是争议处理难。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金融消费者对自己的权益被侵害负有举证责任，但是互联网金融的交易行为依托于网络进行，对电子证据的取证，需要专业技术手段才能完成，在举证上难度更大。四是监督管理难。互联网金融作为新兴的金融模式，现有的金融监管体系尚无法完全覆盖，存在一定的监管缺位。

5. 互联网金融征信系统建设缺位。目前我国互联网金融的信用信息尚未被纳入人民银行征信系统。P2P、电商小额贷款机构等新型信贷平台的信贷数据游离于征信体系之外，无法利用征信系统共享和使用征信信息，对线下借款人的信用缺乏了解，导致坏账率升高，风险加大。同时，自发组织或市场化运营的共享平台的信用信息远远满足不了互联网金融行业发展的需求。

6. 增加金融稳定的潜在风险。一是支付风险。互联网金融的资金使用缺乏有效的监管，大量支付清算资金会形成一定比例的资金沉淀，如被互联网企业挪用，甚至开发衍生金融产品，容易导致支付风险。二是市场风险。互联网增加了金融市场风险传播的可能性，传播的速度更快、范围更广，交叉传染性有可能强化。在缺乏制度保障的环境中，互联网金融更易引发市场风险失控。三是资金风险。开放式的网络通信系统，不完善的密钥管理和加密技术，欠安全的TCP/IP协议，以及病毒、黑客攻击、网络诈骗等，极易引起交易主体资金损失。

二、互联网金融监管制度国际经验

（一）监管依据上，加强互联网金融监管立法

美国不断加强互联网金融基础法律立法工作。通过了《初创期企业推动法案》（JOBS法案），承认众筹作为企业直接融资的方式，针对众筹平台的监管采取立法和备案等模式，对众筹融资管理主要是从防范风险、保护投资人的角度对业务风险进行规定。适用于P2P行业的联邦借贷与消费者金融保护法案有《真实借贷法案》（Truth Lending Act）、《平等信贷机会法案》（Equal Credit Opportunity Act）等共计10余个，这些法律详细规定了披露信贷条款、禁止歧视、监管贷款回收方式、禁止不公平交易或者欺骗性条款和做法、保护消费者个人金融信息、采取反洗钱措施等。对电子支付规制的法律法规主要包括，联邦《电子资金转移法》（Electronic Fund Transfer Act）及其联邦储备理事会颁布的E条例 （Federal Reserve’s Regulation E），各州关于电子资金划拨的法律、《真实信贷法》（Truth in Lending Act）及联邦储备理事会颁布的Z条例 （Federal Reserve’s Regulation Z）、联邦储备理事会颁布的D条例 （Federal Reserve’s Regulation D），联邦及各州关于设立分支机构的法律。

欧盟针对电子货币及电子货币机构的监管专门制定了相应法律法规，2001年颁布的《电子签名共同框架指引》，确认了电子签名的法律有效性和在欧盟的通用性。同年颁布的《电子货币指引》和《电子货币机构指引》，规定了第三方支付主体的营业执照问题，即非银行的电子支付服务商必须取得与金融部门有关的营业执照。2012年4月，欧洲央行《关于互联网支付安全的建议》，针对互联网支付安全提出了14条建议，涵盖客户身份识别、交易监测与授权等内容。2013年7月，欧盟委员会《支付服务指令管理规定（修订版）》，在加强支付领域消费者权益保护、加强支付机构监管，强化客户支付认证等方面提出政策措施。对网络信贷相关的立法主要是针对消费者信贷、不公平商业操作和条件的指引性文件，这些指引对信贷合同缔约前交易双方提供的信息（如包含所有可预见税费在内的信贷成本）及各方义务进行了规定。

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FCA）了《关于众筹平台和其他相似活动的规范行为征求意见报告》，对规范众筹业务提出了若干监管建议。2014年3月6日，了《关于网络众筹和通过其他方式发行不易变现证券的监管规则》（以下简称《众筹监管规则》），并于2014年4月1日起正式施行。根据《众筹监管规则》，需要纳入监管的众筹分为两类：即P2P网络借贷型众筹（Crowd funding based on loan）和股权投资型众筹（Crowd funding based on investment），并且两者的监管标准也各不相同。从事以上两类业务的公司均需取得FCA的授权。对 P2P网络借贷，主要从最低资本要求、客户资金、争议解决及补偿、信息披露、报告等方面进行规定；对投资型众筹，主要从投资者限制、投资额度限制、投资咨询要求等方面做出规定。

（二）监管体制上，明确互联网金融监管机构

美国采用两级多头监管体制，即从联邦和州两个层面对第三方支付平台进行监管，联邦层面上，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 提供存款延伸保险，实现对沉淀资金的监管。各州监管部门可依据本州法律，采取不同于联邦的监管措施。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简称SEC）及各州的证券监管当局通过对筹资者进行备案，以及P2P平台提出注册登记要求，履行严格的信息披露程序等监管措施，实施对P2P和众筹平台的监管。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和消费者金融保护局（CFPB）通过对放款人和借款人的保护履行相关监管职责。

欧盟致力于建立单一欧盟支付区，第三方支付公司只要取得“单一执照”，即可在整个欧盟通用，欧盟中央银行则作为第三方支付公司的重要监管部门。

英格兰银行的金融行为监管局（FCA），负责监管各类金融机构的业务行为，包括对P2P等互联网金融行业的监管，同时英国的行业自律协会起到了重要的监管作用，2011年成立的P2P金融协会积极开展行业自律，协会章程对借款人的保护设立最低标准要求，作为非官方、非营利性的行业协会，对整个行业规范、良性竞争及消费者保护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

（三）监管内容上，重视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

美国2010年7月颁布的《多德一弗兰克法案》中，根据该法创建了消费者金融保护局（CFPB）。CFPB负责消费者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相关的法律与监管条例的制定和实施，因此也成为消费者报告在P2P平台上遇到不公平交易时的第一联系人。上述的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亦是保护消费者权益的重要措施。

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FCA）于2014年4月1日起正式实施《关于网络众筹和通过其他方式发行不易变现证券的监管规则》（以下简称《众筹监管规则》），FCA的基本态度是，投资类众筹平台应该拥有比现在更加广泛的客户群，但是应当确保投资者能够理解并承受其中的风险；寻找合适的保护投资者权益的方法。对于P2P网贷公司，《众筹监管规则》从审慎财务、资产管理、定期报告、信息披露、破产处置、交易取消权、争议处理和借款人保护等八个方面制定了详细的规则。

欧盟委员会2013年7月《支付服务指令管理规定（修订版）》，在加强支付领域消费者权益保护、加强支付机构监管，强化客户支付认证等方面提出政策措施。2012年4月，欧央行《关于互联网支付安全的建议》，针对互联网支付安全提出了14条建议，涵盖客户身份识别、交易监测与授权等内容。

（四）监管重点上，注重行为监管和风险管控

美国针对不同类型的互联网金融业务，按照其业务行为的性质、功能和潜在影响，来确定相应的监管部门以及适用的监管规则。SEC（证券交易委员会）是P2P网贷平台的主要监管者，其实施业务准入监管，要求P2P网贷平台在SEC注册证券经纪商资格和证券收益权凭证产品，通过强制信息披露提高P2P平台产品的透明度和标准化。FTC（联邦贸易委员会）根据《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公正债务催收法案》监管P2P平台及第三方债务催收机构的不公正、欺骗性的或其他违规行为。FDIC（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根据《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中“金融隐私条款”监管P2P平台及其合作银行，保护消费者个人信息安全。CFPB（消费者金融保护局）根据《多德-弗兰克法案》监管P2P借贷市场，受理金融消费投诉，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同时，美国监管部门对P2P网贷平台市场实施严格的市场准入，如SEC要求借款人违约率高达 1/3的P2P公司出售贷款，同时，在SEC注册的成本较高，如Lending Club注册成本高达400万美元，以此提高网贷平台的抗风险能力及债务偿付能力，维护网络借贷市场的稳定。

英国相比其他国家对P2P监管的优势和特点在于实行了长时间的行业自律，英国的P2P行业主动成立了P2P金融协会（peer-to-peer finance association，P2PFA），现在该协会已经覆盖了英国95%的P2P借贷市场以及大部分票据交易市场，协会章程要促使平台健康运行、操作风险可控、服务透明公正，最终提供简单且低成本的金融服务。英国政府要求，P2P行业在遵守政府相关法律、规则的同时，也要严格遵守P2PFA所制定的运营法则。

法国P2P信贷和众筹都属于“参与融资”的范畴，法国金融审慎监管局（ACPR）对行业中的机构准入、个体行为等进行监管，金融市场管理局（AMF）对行业规范和涉及金融市场和产品的部分进行监管。法国监管部门对P2P平台持非常审慎态度，其要求P2P网络借贷平台需要具有合法的经营模式，要注重加强客户风险管理、贷款理由需充足，且贷款审批需网上与传统银行业务并行等。

三、完善互联网金融监管的法律建议

（一）健全互联网金融监管法律体系，为监管提供完备的法律依据

1. 加强互联网金融基础法律立法工作。借鉴国外的监管经验加快制定法律法规，例如针对互联网金融网络化、电子化的特点，加快研究制定《电子合同法》、《电子货币服务法》等，针对网络个人信息保护问题，加快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隐私权法》等。

2. 加强互联网金融专业立法。从监管层面看，互联网金融监管法规明显滞后于业务创新，亟须解决P2P网贷、众筹行业的法律定位、监管主体和监管原则等问题。互联网金融业务的性质与传统金融业务并无本质区别，原则上部分适用现有的金融监管法律法规。出台有针对性的互联网金融监管规定。如对个人信息保护、信用体系、电子签名以及支付客户识别、身份验证等方面出台具体的规则，明确互联网金融业务的合法范围和禁止性行为，以引导和规范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发展。

3. 加强对现有互联网金融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修订工作。包括对现有法律法规的补充和提升专项法规效力层级两方面的问题。互联网金融对商业银行法、证券法、票据法、担保法等法律都提出了新问题，立法机关应当尽快做好相应的修法工作。例如，针对电子票据法律地位不明确的问题，加快对《票据法》的规范和调整。针对《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等因法律位阶过低及法律地位错位所造成的支付机构合法权益保护不足的问题，加快制定更高位阶的法律法规。

（二）明确监管主体和监管内容

1. 明确监管主体。一是明确由“一行三会”实施监管。应建立以“一行三会”监管部门为主，商务部、科技部、工信部、法制办、税务总局等部门为辅的互联网金融监管体系实施监管。二是按照我国现有的分业监管框架，系统梳理各类互联网金融机构的业务属性，确定相应的监管机构。（1）对于银证保机构基于互联网的金融服务，“一行三会”可在坚持分类监管的总体原则下，通过建立和完善相应的制度法规，实施延伸监管。（2）对于互联网支付，人民银行作为支付系统的主要建设者、行业标准制定者以及法定货币的发行、管理机构，理应承担第三方支付、网络货币的主要监管责任，而基于支付机构衍生出来的基金、保险、理财产品销售职能，人民银行可与证监会、保监会一起，形成对支付机构的行为监管体系。（3）明确P2P和众筹融资监管主体。P2P具有跨地区特征，人民银行在支付清算、征信体系方面具有监管和信息优势，建议由人民银行牵头监管，而众筹融资属于股权融资，可以由证监会牵头监管。三是构建监管合作机制。对于经营范围涉及多个领域的互联网金融企业，可按其主要业务明确主监管机构，建立以监管主体为主，相关金融、信息、商务等部门为辅的监管体系，明确监管分工及合作机制。

2. 明确监管内容。一是确定业务范围。应明确规定，对于不具备金融资质的互联网企业，只能作为投融资双方的信息沟通中介。二是加强非现场监管，对发展中存在的风险实时监控。三是保障客户信息安全。要求互联网金融企业采取有效措施防范客户个人身份资料、财产信息等个人隐私泄露。四是加强信息系统监管。要求互联网金融企业信息系统稳定可靠，以保证交易信息安全完整，保障业务正常运行。五是建立大数据监管模式。对互联网金融企业报送的业务数据进行动态分析，并建立相关风险分析模型和程序，评估互联网金融企业的业务运行状态。

（三）明确金融监管目标，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金融监管的目标在于：提升金融效率，保护金融消费者，维护金融稳定（卡迈克尔，2003）。互联网金融监管亦需促成这三大目标的实现。互联网金融消费者与互联网金融机构间实质上存在不平等。由于互联网金融具有交易标的无形性、交易内容的复杂性和专业性、交易意思表示的格式化、交易方式的电子化、销售方式的高度劝诱性等特征，金融消费者囿于其资金实力、投资经验等因素的限制， 较之于互联网金融商品提供者往往处于弱势。若一味强调买者自慎原则，不仅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难以保障，也极易引发系统性风险。

根据现代私法实质正义的理念要求， 我们必须对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进行保护。

1. 加强互联网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立法。建议对互联网金融消费权益保护采取统一立法的模式，即在制定专门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基础上，增加互联网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相关内容，明确互联网金融的内涵与外延，针对互联网金融产品及其衍生品做出特别规定。

2. 明确倾斜保护、效率和适度保护的原则。在互联网金融交易行为中，经营者处于强势地位，需要适当倾斜保护消费者，并在金融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时，保证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纠纷，同时要树立“买者有责、卖者余责”、“自享收益、自担风险”的理念，真正建立起有利于互联网金融健康持续发展的金融消费文化。

3. 明确互联网金融消费者享有的基本权利。包括知情权、公平交易权、财产安全权和个人信息保护权等权利。明确互联网金融经营者的义务，包括信息披露义务、安全保障义务、保护消费者个人信息义务等。要求经营者在醒目位置用明示方式向金融消费者提示交易风险和注意事项，保证数据的秘密性。

4. 加强“一行三会”互联网金融消费者保护工作的协调沟通。现行的“一行三会”四个政府性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应针对互联网金融消费者保护加强沟通和协调，以切实保护互联网金融消费者的利益。随着我国金融业综合化经营的发展和金融监管体系的完善，“一行三会”四个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的框架也需要进一步完善，设立统一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局是可行途径之一。

（四）明确监管“红线”， 防范互联网金融犯罪风险

1. P2P、众筹等互联网金融形态要在监管“红线”内发展。应进一步明确P2P借贷平台的监管红线，明确平台的中介性质；平台本身不得提供担保；不得将归集资金搞资金池；不得非法吸取公众资金。

2. 加强反洗钱的监管。一是按照反洗钱基本准则划定红线。明确划定各机构应当严格遵守的反洗钱核心要求，特别是要加强和完善客户身份识别这一薄弱环节。二是实施跨行业统一监管。基于洗钱资金频繁跨行业流动的特性，应对各类互联网金融机构实行统一监管，并参照现行反洗钱法律法规，建立统一监管制度，避免形成反洗钱监管洼地和漏洞。三是以风险为本原则加强重点监管。依风险为本的原则，关注重点业务和重点机构，在业务层面可将网络支付业务和P2P网络借贷作为监管重点，在机构层面将行业中规模较大的机构作为监管重点。四是转变监管手段发展线上监管。互联网金融机构没有物理营业场所和纸质交易凭证，一切经营活动都在网络上进行，监管手段也应当逐步向在线方式转移，可要求互联网金融机构向反洗钱监管部门开放部分相关数据和系统，或建立专用的监督系统供监管部门审查。

注：

监护人证明篇4

近年来,在校学生在学习和生活期间发生的人身伤害事故引起的纠纷呈逐年上涨趋势,不仅给受害学生本人及其家庭造成巨大损失和精神损伤,而且影响了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和管理秩序。有关学生伤害事故中法律责任的性质、承担法律责任的主体，承担法律责任的方式等问题是司法实践中的热点问题，一直缺乏明确的界定，理论界有不少的争议，实务界也有不同的做法。为保障学校、家长和学生的合法权益，本文结合实践和现有的法律规定，拟就学生伤害事故的性质及其法律责任的承担作以下探讨。

一、学生伤害事故的概念和范围

根据《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二条的规定：学生伤害事故是指在学校实施的教育教学活动或者学校组织的校外活动中，以及在学校负有管理责任的校舍、场地、其他教育教学设施、工程设施内发生的，造成在校学生人身损害后果的事故。

从时间范围上看，学生伤害事故发生的时间应该包括正常的学校实施教育教学的时间以及学校组织的校外活动时间。从空间范围上来看，学生伤害事故发生的地点，应该包括学校负有管理责任的校舍、场地、其他教育教学设施和生活设施。

二、学校与未成年学生之间关系的法律性质

学生伤害事故具有多样性，但是，学生伤害事故作为侵权行为的一种，学校承担责任的基础是同一的，在分析法律责任前，有必要讨论学校和未成年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学校与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之间构成什么样的法律关系，是判断学校对学生伤害事故是否承担责任以及处理学生伤害事故的前提。因已满十八周岁的学生属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能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履行民事义务，所以不在探讨之列。学校与未成年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主要有两种观念：

1、监护说

《民法通则》第16条规定，除父母、其他近亲属可以担任监护人外，某些单位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成为监护人。据此一些学者认为，未成年人法定监护人将子女送入学校时实际上已将监护职责转移给学校，学校在特定的时间和区域内负有监护职责，如果当事人之间无特别约定，那么，某个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幼儿园学习、生活时致人损害，学校若不能证明其已尽监护之责，应对此种后果承担责任。

（一）监护说的两种观点

第一种为“监护转移说”,这是很多家长所持的观点，认为只要是未成年学生踏进学校大门，孩子就脱离了自己的监护，监护权就由法定监护人全部、自动地转移给学校，学校成为该未成年学生的监护人。并且还认为孩子读书是付了学费的，因此，在学校内或在学校组织的校外活动中，即在学校保护范围之内未成年学生所发生的一切损害事故，无论学校是否有过错，均应承但赔偿责任。

第二种观点是监护权委托说，认为父母将孩子送到学校学习，实际上是一种委托监护关系，与此同时，法定监护人的监护指责仍然存在，只有学校确有过错时，才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该观点的法律依据是《民通意见》第22条的规定，即监护人可以将监护职责部分或全部委托给他人，因被监护人的侵权行为需要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由监护人承担，但另有约定的除外；被委托人确有过错的，负连带责任。

（二）监护说的不足之处

“设置监护的目的，是保护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以及民事行为能力不充分的人的合法权益。其目的在于防止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受到非法侵害，保障被监护人的正常生活。它的具体内容，包括监护被监护人的人身，管理被监护人的财产，被监护人进行民事活动，承担被监护人致人损害的民事法律后果等。”［1］

按《民法通则》设定监护人的原则，法定的监护关系是以亲权为基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建立起来的法律关系，因此，将学校作为学生的监护人存在以下不合理之处：

①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学校不能作为监护人。根据《民法通则》第16条有关监护人范围的规定，学校不在此列。单位作为监护人只有在没有符合法定担任监护人条件的自然人的情况下才成立。将学校作为监护人同时还违背了《民通意见》第14条第2款有关监护人是数人时应是同一顺序的规定。显然，学校与未成年学生父母不属于同一顺序的监护人，这样的监护人设置是没有法律效力的。

②监护的人身属性决定了其不可以转移。监护人与被监护人之间的监护关系从不因被监护人离开监护人身边而发生变化。学生的入学导致法定监护人不能实际行使监护权，但并不意味着监护责任发生了转移。监护人身份，以及相应的责任具有相当的人身属性，这是无法随意转移的。只要监护人的身份不变，监护资格没有丧失，就不会发生监护责任转移的情形。

③“监护权转移说”与现行立法相冲突。如果监护权自动转移给学校，那么学校应承但监护责任，即无过错责任。而实际立法中，《民通意见》明确规定学校承担过错责任，这在逻辑上就是一个矛盾。《民通意见》第160条明确规定，“单位有过错的，可以责令这些单位适当给予赔偿。”显然，立法采用的是过错责任，持“监护权转移说”将导致与该条文精神相违背。

④学校无法作为监护人履行监护责任。《民通意见》第10条规定了监护人的职责，涉及未成年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监护人就是被监护人的人身保护人、财产管理人、抚养人、教育人、法定人和因被监护人侵权行为造成损失的补充责任人。而学校作为未成年学生的监护人，则无法或难以履行对未成年学生人身权益的监护责任。因此，让学校对未成年学生的人身权益承担监护责任也是不切合实际的。

2、教育法律关系说

“教育法律关系说认为，学校与学生之间形成社会关系的基础源于教育活动，也就是说学校与学生之间的社会关系是他们在实现教育活动的过程中产生的。”［2］学校依法对未成年人负有教育、管理和保护的义务，如果因过错没有尽到相应的义务，致使发生学生伤害事故的，学校应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民事责任，而不是承担监护人的责任。

本文赞同第二种说法，即教育法律关系说。学校是国家法定的教学场所，它的主要职责就是实施和管理教学活动，在学校注册的在校学生必须服从学校的教育管理。《教育法》是中小学校与在校学生产生法律关系的基础，教育、管理和保护构成这一法律关系的基本内容。其具体内容则分别具有行政和民事的不同属性。学校对学生有教育、管理的权利，同时对学生有保护的义务；学生有接受教育、管理的义务，享有受到保护的权利。学校在对学生依法履行教育职能的同时，还对未成年学生负有管理和保护的职责。虽然，学校对学生的管理（此处的“管理”系指民事性质的管理，而非行政性质的教学管理）、保护职责与监护人的监护职责有类似之处，但两者有本质的区别：

第一、监护人的监护指责是基于民事法律所确定的监护权，而在监护人与被监护人之间形成私法范畴内的权利与义务，即该职责产生于监护人的监护权，其理论基础是传统民法中的监护理论。监护作为亲权之补充延伸，具有一定程度的人身支配性质，是一种身份关系，因此监护职责是源自于监护人与被监护人之间的身份关系，这是学校的管理、保护职责与监护职责的最本质区别。

第二、在履行义务的时间上，学校只在法定的教育管理活动期间对学生负有上述职责，相比较而言，学校对寄宿制学生履行相应义务的时间要长于走读的学生。而监护人则随时都要履行监护职责。

第三，在履行职责的空间上，学校只在其能力所及的空间范围内，主要是在学校范围内对学生承担职责，而监护职责却不依次为限。

第四、职责的内容不同。学校的管理、保护等职责侧重于维护学生的受教育权利和人身权利，而监护职责却较多涉及被监护人成长的方方面面的权益，体现出特定身份关系的约束和实现。所以，不能将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教育管理法律关系简单等同于监护关系。

因此，将学校对未成年学生承担责任的基础解释为教育管理法律关系，更具有科学性，更符合社会公正，更能体现学校和未成年学生之间的本质关系。《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7条对于学生伤害事故的学校义务究竟是监护义务还是保护义务也作出了明确规定，即教育机构依法负有对未成年人的教育、管理和保护义务，如果因过错没有尽到相应的义务，致发生学生伤害事故的，学校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民事责任，而不是《民法通则》第133条规定的监护人的责任，采纳的也是此种观点。

三、学生伤害事故人身损害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及构成要件

（一） 学生伤害事故人身损害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

从我国民法立法和司法实践出发，我国侵权行为法的归责体系是由过错责任原则、过错推定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和公平责任原则所组成的。过责任原则是适用一般侵权行为的一般原则，过错推定原则是适用于各种特殊侵权行为的原则，而公平责任原则是为弥补过错责任的不足、为补救当事人的损害而存在的

由于学生人身伤害事故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目前，学术界对学校应遵循的归责原则主要有以下观点：

1、过错责任原则说

“过错责任原则是以过错作为价值判断标准，判断行为人对其造成的伤害应否承担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3］受害人指控行为人并要求行为人承担赔偿责任时，必须提供证据证明行为人在实施侵权行为时存在着主观过错。持此观点者认为，对于一般侵权行为，学校承担民事责任时，实行过错责任原则。学校既然不是在校未成年学生的监护人，那么当学生的合法权益在学校受到侵犯时，就不能依据监护关系要求学校承担侵权的民事责任。只有当学校有过错时，学校才承担相应责任。

2、过错推定原则说

“过错推定原则是指在法律有特别规定的场合，从损害事实的本身推定加害人有过错，并据此确定造成他人损害的行为人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4］按照过错推定责任原则，如果被告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法律上就推定他有过错并确认他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如果行为人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则推定不成立，行为人可免除责任。学生伤害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往往存在学生和家长之间举证能力悬殊、学生家长无法举证或者举证困难的情况。伤害事故往往发生在相对封闭的学校内，目击证人通常只有学生和老师，而这些证人因为和学校之间的关系往往不愿意作证或证言受到影响。所以司法实践中很多法官认为应当采取过错推定的归责原则，由学校承担没有过错的举证责任。

3、无过错责任原则说

“无过错责任原则是指在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以已经发生的损害结果作为价值判断标准，由与该损害结果有因果关系的行为人，不问其有无过错，都要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5］《民法通则》第106条第3款规定：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是承担无过错责任的法律依据。

持此观点者的理由之一是，既然学校对在校未成年学生负有监护职责，而监护人的监护责任是无过错责任，那么，学校对在校未成年学生的伤害事故也就承担无过错责任。理由之二是，既然法律对未成年学生伤害事故的归责原则问题未作明确规定，就可依据《民法通则》第121条关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职务侵权的规定，推定学校对在校未成年学生伤害事故承担无过错责任。

4、公平责任原则说

公平责任是指在当事人双方对造成损害均无过错，但是依照法律的规定又不能适用无过错责任的情况下，由法院根据公平的观念，在考虑受害人的损害，双方当事人的财产状况、及其他相关情况的基础上，判令加害人对受害人的财产损失予以适当补偿。我国《民法通则》第132条关于“当事人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当事人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就是公平责任原则的重要法律依据。

(二)现有法律采纳的观点

从本质上说，责任认定是解决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与维护学校的合法权益二者之间的冲突与协调问题。认定学生伤害事故的责任时应采用何种规则原则，实践中的争议主要集中在是采用过错责任原则还是无过错责任原则上。

1、学校在学生伤害事故中不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理由

采取无过错责任原则不仅不符合法律的规定，而且加大了学校的负担，同时不利于学校明确自身的责任，加强预防措施，减少事故的发生。鉴于此，出于利益平衡的政策考量，亦不应当将学校的责任定位监护责任或委托监护责任。理由如下：

第一，学校不是学生的监护人，对在校未成年学生不负监护职责，不需像监护人一样承担无过错责任。

第二、关于学校对在校未成年学生伤害事故的归责原则问题，法律的规定是具体明确的。《民通意见》第160条规定：“在幼儿园、学校生活、学习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精神病院治疗的精神病人，受到伤害或者给他人造成损害，单位有过错的，可以责令这些单位适当给予赔偿。”虽然此条只对学校里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作出了规定，但是学理界和司法实践中一直采信扩大解释，将此条也适用于在学校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而且《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7条也作出了规定：“对未成年人依法负有教育、管理、保护义务的学校、幼儿园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职责范围内的相关义务致使未成年人遭受人身损害，或者未成年人致他人人身损害的，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赔偿责任。”

第三，根据《民法通则》第121条关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职务侵权的规定，推定学校承担无过错责任的观点也不能成立。学校与国家机关不同，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也不同于国家机关的职务行为。再则，要求行为人承担无过错责任的特殊侵权行为，严格限于法律有明文规定的范围，即“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民法对特殊侵权行为都是以列举的方式作出明确规定的，而关于学校对在校未成年学生伤害事故的法律责任问题，法律显然未将其列入特殊侵权行为之列。既然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学校就不应当依据无过错责任原则承担民事责任。

第四、从现实意义来讲，我国现阶段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尚未达到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程度，让学校承担无过错的赔偿责任，虽然可以充分地填补受害人地损失，但对于学校履行教育职责、推行素质教育来说，却是有百弊而无一利。

2、“学生伤害事故人身损害赔偿责任应当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构成特殊侵权行为时则适用特殊归责原则”［6］

过错责任原则是普遍适用于各种侵权行为的一般原则。凡是法律、法规没有规定适用无过错责任、过错推定责任、公平责任的情况的，原则上都应当适用过错责任。根据对以上相关法律规定的分析，学校不承担未成年学生的监护责任，学校对在校未成年学生伤害事故的责任承担上应遵循过错责任原则。《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7条规定确立了教育机构对学生伤害事故的责任在性质上是违法法定义务的过错责任，明确了学校、幼儿园等教育机构对在校学习的未成年人未尽教育、管理、保护职责范围内的义务，致使未成年人受到人身损害或者未成年人造成他人损害的，要承担与其没有尽到职责范围内义务的过错相适应的赔偿责任。如果这种损害后果是由于未成年人之外的第三人侵权行为造成的，除该直接侵权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外，学校有过错的，也应承担与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补充赔偿责任。由此可见，在学生伤害事故中，学校承担两种人身损害赔偿责任，即未成年学生受到损害和未成年学生造成他人损害两种情形下的人身损害赔偿责任，只两种责任都适用过错责任归责原则；而且学校承担第三人侵权致未成年人遭受人身损害时的相应的人身损害赔偿责任，即补充赔偿责任，同时适用过错责任原则。

《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对于学生伤害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的过错责任原则的规定，并不排除《民法通则》殊侵权责任原则的适用，如果学校内发生的伤害事故侵权类型属于其他特殊侵权责任，如教室里的灯掉下来砸伤学生，学生无法证明是谁的过错，那么，依据过错推定原则，灯的管理者是学校，学校有对教育教学设备进行检修保证其安全、正常使用的义务。因此，推定学校应承但赔偿责任。但是如果学校能证明是学生自己故意将灯拉下来造成自身受伤，学校就不承担民事责任。如果在特殊情况下，应考虑公平原则予以补充，也应当按照《民法通则》适用公平原则。

（三）学生伤害事故的人身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

“侵权责任必须由违法行为、损害事实、因果关系和主观过错四个要件齐备始得构成，缺一不能构成侵权责任。”［7］

1、侵权行为

侵权行为在法律上可以分为两种形式：一是作为的方式，即以积极的行为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况。学校以作为的形式侵犯学生合法权益的，最常见的情形是教师体罚学生的行为。二是不作为的形式，即以消极的不履行特定义务的行为致使他人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情况。例如，在学生受伤后学校没有及时将学生送往医院，则属于不作为。

依照我国《教育法》的规定，学校负有保障学生的人身安全的义务，教师在工作中不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应尽义务的行为就是侵权行为。

2、损害事实

在学生伤害事故侵权纠纷中，损害后果专指学生的人身损害后果，它必须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具有法律上的可补损性。二是具有确定性，即损害必须是已经发生的，在客观上能够认定的事实。

3、侵权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学生伤害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民事责任构成在多数情况下，涉及对学校违反《教育法》规定的教育、管理和保护义务的行为与事故发生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判断。学校疏于教育、管理和保护义务的行为，须与学生受到伤害或者学生伤害他人的损害事实之间有客观的因果关系。

4、过错

学生伤害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责任构成要件中的过错，是指学校在实施教育、管理和保护行为时有疏于职责的过失或者重大过失。确定学校过失的标准，是学校的注意义务。学校的注意义务，就是《教育法》规定的教育、管理和保护的职责。

综上所述，在学生伤害事故中，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属于教育、管理和保护的关系，学校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教育、管理和保护的义务，一般应承担与其过错责任相适应的损害赔偿责任，构成特殊侵权行为时则适用特殊归责原则。

注释：

［1］杨立新著：《人身权法论》，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第三版，第841页。

［2］罗海艳、赵晓琳著：《学生伤害事故案件认定与处理实务》，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年第一版，第18页。

［3］杨立新著：《人身权法论》，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第三版，第182页。

［4］杨立新著：《人身权法论》，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第三版，第184页。

［5］杨立新著：《人身权法论》，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第三版，第187页。

［6］罗海艳、赵晓琳著：《学生伤害事故案件认定与处理实务》，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年第一版，第30页。

［7］杨立新著：《人身权法论》，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第三版，第197页。

参考文献：

［1］王利明、杨立新：《侵权行为法》，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

［2］王利明：《侵权行为法归责原则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3］杨立新：《侵权损害赔偿》，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4］罗海艳、赵晓琳《学生伤害事故案件认定与处理实务》，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年版。

监护人证明篇5

一、侦查监督工作面临的机遇。

第一，完善了逮捕制度，明确了逮捕条件，并将“社会危险性”的判断标准细化，区分了是否逮捕的三种情形，使逮捕条件更具有可操作性。有利于侦查机关（部门）和检察机关统一认识，准确掌握逮捕条件，提高逮捕办案质量。第二，规范了审查逮捕程序，将检察机关目前对公安机关报送的提请批准的材料主要由书面审查变为当面讯问犯罪嫌疑人，并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有利于更好地把握逮捕的必要性，有利于发现并纠正侦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有利于保证人民检察院正确行使批准逮捕权，防止错误逮捕的发生，维护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第三，适当延长了检察院自侦案件的拘留期限。目前，职务犯罪嫌疑人审查逮捕“上提一级”的改革，使职务犯罪案件的审查逮捕程序更加严格，逮捕标准的把握也更加规范，但异地报送案件材料、异地讯问犯罪嫌疑人、异地送达法律文书等，使办案期限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修改后的刑诉法将检察机关自侦案件对被拘留人审查批捕的时间由十四日延长到十七日，既基本满足办案需要，也符合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相平衡的原则。第四，设立对在押人员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这项制度是对以往逮捕制度的一项重要改革。 有利于强化人民检察院对羁押措施的监督，防止超期羁押和不必要关押。对改变过去一旦批准逮捕，无人过问，一押到底的状况有重要意义。第五，增加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采取查封、扣押、冻结侦查措施进行法律监督的规定，拓展了监督内容和领域。

二、侦查监督工作面临的挑战

第一，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刑诉法总则，并在多项具体规定和制度完善中加以贯彻和体现，对侦查监督工作的理念产生深远影响。 贯彻这一原则，要求侦查监督人员必须进一步更新执法理念，增强人权保障意识、证据意识、程序意识、效率意识、时限意识。牢固树立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并重；全面客观收集证据与坚决依法排除非法证据并重。要求侦查监督人员坚持理性、平和、文明、规范执法，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自觉贯彻于执法办案的全过程。

第二，完善逮捕条件，细化“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规定，对提高审查逮捕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长期以来，我国刑事案件一直存在着逮捕率过高；逮捕羁押不分，超期羁押严重；逮捕条件和审查逮捕程序存在缺陷，行政化倾向严重等问题。此次刑诉法修改细化了逮捕条件，完善了审查逮捕的程序，特别是增加规定审查批捕既要讯问犯罪嫌疑人，又要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引入了诉讼化机制。这些修改将有助于完善被逮捕人的权利保障，减少不必要的羁押，防止错误羁押。所以，侦查监督部门应承担更大的责任，必须严把质量关。

第三，审查逮捕阶段排除非法证据。修改后的刑诉法对公检法三机关在各自诉讼阶段都有对非法证据的排除义务作了明确规定：“在侦查、审查、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意见、决定和判决的依据。”审查批捕工作具有司法审查的性质和法律监督的属性，所以，对于非法证据的排除，也应适用于审查逮捕过程，对非法证据在审查逮捕时的排除应当按照侦查监督程序未进行，主要针对客观证据的合法性和言词证据的真实性进行审查，工作重点应是对瑕疵证据的转换和补正，为后续的公诉工作打好基础。

第四，职责任务面临的挑战。 一是检察机关对查封、扣押、冻结，不依法解除查封、扣押、冻结侦查措施有权进行监督。二是明确了检察机关对强制措施的监督职责。 三是创设了逮捕后的羁押必要性审查监督机制。四是明确了对非法取证行为的监督。五是明确要求逮捕后应当立即送看守所羁押的规定。六是在证据制度方面，证据概念的界定，证据种类的增加，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制度的确立，以及行政执法过程中收集的证据与刑事司法相衔接的工作机制等。七是技术侦查措施入法为检察机关探索侦查活动的法律监督提出了新课题。 八是对阻碍辩护人、诉讼人行使诉讼权利的违法行为的监督。

第五，辩护制度的完善给侦查监督工作带来的挑战。主要体现在：一是 律师辩护的起点提前至侦查阶段。侦查机关在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者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时候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检察机关有义务及时转达犯罪嫌疑人委托辩护人的要求，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辩护；二是应律师申请，调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三是在审查批准逮捕阶段，可以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从而使控辩平等理念进一步向前延伸； 四是增加阻碍辩护人行使职责的救济渠道。

三、积极应对新刑诉法的挑战

一是要改变“构罪即捕”为“确有必要逮捕”。逮捕是最严厉的强制措施，审查逮捕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一项刑事诉讼制度。新刑诉法对逮捕制度作了重大修改，检察机关适用时要体现少捕人、少押人的立法精神。改变过去“构罪即捕”的习惯做法，只要能有效保障诉讼的顺利进行，能不用逮捕措施或改用监视居住、取保候审等较低程度限制人身自由措施的，尽量不用逮捕措施。使每一个被逮捕的嫌疑人都属于“确有必要逮捕”的。特别是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更应当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

二是要把审查逮捕由“行政化审批”改造成为真正的“司法审查”。长期以来，检察机关审查逮捕最重要的工作方式就是阅卷，通过阅卷的方式找出支持作出逮捕决定的证据。行政化倾向过于严重，是我国审查批捕程序的一个严重缺陷。对于这样一种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而言，仅通过查阅案卷材料和证据的方式来进行审查显然不够，特别是在发现证据疑点的情况下仅靠阅卷的方式显然无然核实相关证据。新刑诉法增加审查逮捕时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规定，增加审查逮捕时证人、辩护人等的参与。对于犯罪嫌疑人来说，有利于保障其合法权益；对于辩护律师来说，有利于开展辩护工作； 对于检察机关办案人员来说，可以改变以往行政化审批程序容易造成的偏听偏信的局面，保障逮捕质量，保障逮捕适用的准确性。

监护人证明篇6

    一、在刑事诉讼监督中保护人权的重要意义

    在刑事诉讼监督中保护人权,是检察机关的社会义务。德国学者鲁道夫?冯?耶林认为:“主张权利是对社会的义务”。检察机关根据宪法和法律的授权,对刑事立案、侦查、审判、执行等诉讼过程监督,保护人权,是对权力的正当行使,不履行义务,就是渎职。在刑事诉讼监督中保护人权,是法治社会的重要特征。俄国法学家拉扎列夫认为:“人权是法治国家的精髓,也是社会整体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入宪,标志着我国法治突破性发展。在刑事诉讼中,人权是否得到有效保护,虽然可以受到执政党、权力机关、人民群众监督,但都不如检察机关监督来得直接。检察机关监督越有权威越有效果,则社会法治的程度越高。在刑事诉讼监督中保护人权,能有效维护程序的公正和独立。刑事诉讼必须依照法定程序独立而公正地进行,最大限度地协调均衡不同程序主体的不同需要,最大限度地兼顾各方利益。然而,由于法的一般性规则难以穷尽千姿百态的事实状态,司法又凭借的是司法者个人知识和经验,有时还会掺入私心杂念,这就很难保证公正。通过刑事诉讼监督来规范程序,能够及时发现和纠正不依程序办案造成的侵犯人权问题。在刑事诉讼监督中保护人权,能最有效地维护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刑事诉讼要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但不能就此错误认为这是对犯罪人进行保护。刑事诉讼更重要的目的是保护无辜的人、没有犯罪的人免受被滥用的刑罚权的侵害,从而更有效地保障群体和个体的人权。在刑事诉讼监督中保护人权,能实现社会和谐。到位的刑事诉讼监督,可以纠正司法不公,让遭受不利益的当事人得到纠正和补偿,以消除其对社会的仇视和报复,进而促进社会和谐。 

    二、刑事诉讼监督中保护人权的对象和内容

    刑事诉讼监督中需要保护人权的对象是刑事诉讼参与人,即除法院、检察院、公安、国家安全、军队保卫部门、监狱等专门机关依职权办案的人员之外,享受一定诉讼权利并承担一定诉讼义务而参加诉讼的人,包括被害人、自诉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被告等当事人和法定人、诉讼人、辩护人、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员等诉讼参与人。“人权”一词无准确定义,通常认为是人被当作人来对待时应当充分享有和得到保障的最基本的权利,包括生存权、自由权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正当权利。刑事诉讼监督中保护人权的内容,主要是刑事诉讼参与人在刑事诉讼中应当享有的未被依法剥夺或限制的权利。这些权利包括知情权、控告权、请求权、参与调查权、辩护权、沉默权、决定权、人身自由和政治权利。 

    三、刑事诉讼监督中保护人权现状

    从法治的精神来看,刑事诉讼监督的目的是要通过限制权力来实现人权保障,这是由我国法律监督制度的宪法地位决定的。近年来,检察机关通过立案监督、侦查监督、审判监督、执行监督对人权加以保障,维护了公平正义。但是,保护人权仍然存在三大问题:

    1、刑事诉讼监督授权不明,不能依法保护人权。

    刑事诉讼法第八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但如何监督却没有明确。立案监督方面,除检察机关通过审查案件发现和被告人提出要求的外,大量作治安、行政处罚的案件根本无从入手监督。侦查监督和审判监督方面,检察机关虽然推行了捕前会审、主诉(主办)检察官引导侦查、普通程序简易审、庭前证据展示等保障人权的改革措施,但由于缺乏法律的明确授权,很多时候得不到侦查机关、审判机关认同和配合,效果与预期有很大差距。至于执行监督,因涉及诉讼的只有交付执行和变更执行,检察机关大多无法介入监督。

    2、刑事诉讼监督观念落后,不能到位保护人权。

    一是存在重刑主义思想。个别检察官误解“打击敌人,保护人民”的含义,常常重视有罪、罪重证据收集,而轻视无罪、罪轻证据采信。也有的检察官,以种种理由阻止律师查阅、摘抄、复制诉讼文书和技术性鉴定材料,拒绝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保护自己的“独裁”式审理地位。二是重实体轻程序。公安机关一人提审犯罪嫌疑人、不出示搜查证就搜查、取保候审中既“财保”又“人保”、超期羁押、刑讯逼供、殴打或体罚虐待被监管人、撤销取保候审就直接羁押犯罪嫌疑人、仅凭一纸判决函就将自诉案被告人投劳等问题长期存在,检察机关一方面否定这些违法程序,另一方面又肯定通过这些程序获得的打击犯罪“成果”,往往放弃监督。三是放弃原则维系配合关系。有的公安机关对监督立案案件立而不破、久拖不决,将刑事案件降格为治安案件处理完成投劳指标,检察机关怕激化矛盾,“理解苦衷”,常常睁只眼闭只眼。有的侦查、审判机关受利益趋动办案,侵犯当事人财产权,不胜监督,不好监督。对于审判机关不及时将诉讼文书送达诉讼当事人、不按规定履行告知义务、不通知被害人到庭、不按规定提供法律援助、提供翻译人员等问题,检察机关鞭长莫及,很难监督。四是奉行“打了不罚”观念。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很少关心被害人物质方面赔偿,更不用说保护其名誉、人格等精神利益。被害人在遭受犯罪侵害后,又再次遭受法律的“白条”。

    3、刑事诉讼监督手段乏力,不易有效保护人权。

    检察机关只在职务犯罪立案和自诉案件以外刑事案件批捕、不捕、起诉、不起诉、撤案等方面享有有限的自由裁量权,而立案监督、侦查监督、审判监督、执行监督方面,行使的是程序上的请求权。就是这种请求权,目前已大多沦落到建议权地步,难以及时发现和纠正侵犯人权问题。尤其是在审判权至上观念影响下,审判机关与法律监督机关对抗情绪越来越强,有的刑事案件明显错判,检察机关抗诉后,碍于上下级法院之间“父子”情或同一法院审判员之间“兄弟情”,法院再审就是不改,或者来个明纠暗维的判处,检察机关也无可如何。 

    四、刑事诉讼监督中保护人权的对策

    (一)依法办案,平等地保护诉讼参与人合法权益。

    在审查批准和决定逮捕、审查起诉以及诉讼监督中,检察官要秉公执法,依法办案,既依法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又依法保护其它诉讼参与人合法权益。在维护法律尊严时,尽可能将人文关怀贯穿于整个诉讼环节,努力实现法的公正与情的感化有机结合,彰显法治文明。尤其是对于未成年犯罪人,要注重教育、感化和挽救,给予更多的关怀和爱护,避免简单化处理将其推向社会对立面。

    (二)用足法律监督措施,纠正司法中侵犯人权行为。

    对刑事诉讼活动中侵犯人权问题,坚决通过立案监督、检察建议、抗诉、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等形式加以纠正。刑事立案监督中,要重点纠正有案不立、有罪不究、以罚代刑、非法插手经济纠纷、侵犯被害人人身和财产权利等问题。侦查监督中,要及时发现遗罪漏犯,及时追捕追诉,同时要纠正滥用和随意改变强制措施问题,防止在适用强制措施过程中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审判监督中,要注意防止和纠正程序违法、裁判不公问题,对审判人员贪赃枉法、徇私舞弊行为,坚决查处。刑罚执行监督中,既要纠正超期羁押等侵犯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权问题,又要纠正不依法交付执行和以钱抵刑以及违法假释、减刑、保外就医问题,防止罪不当罚、罚不到位。在检察机关内部,要深化人民监督员制度,对职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服逮捕决定和拟作撤案、不起诉处理案件,不折不扣进入人民监督员程序,切实保护人权。

    (三)完善刑事诉讼监督程序,尊重和保护人权。

    近年来,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制定《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关于刑事抗诉工作的若干意见》、《关于在全国检察机关实行“检务公开”的决定》以及《人民检察院错案责任追究条例(试行)》等规定,规范了检察机关诉讼程序,从制度上维护了公民合法权益。检察机关要坚决按照这些规定办案,不先入为主,不违法取证,不违法采取强制措施,更不能搞刑讯逼供。在证据收集、审查和运用中,既重视有罪、罪重的证据,也重视无罪、罪轻证据,充分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要不断完善检务公开制度,认真执行诉讼参与人权利义务告知制度,不起诉案件、刑事申诉案件公开审查和听证制度,把检察工作置于人民群众监督之下,以公开、公正促进人权的检察保护。

    (四)加强与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工作联系,在配合和制约中保护人权。

    检察机关位于侦查机关和审判机关之间,要通过行使检察权,对侦查权和审判权加以制约,保护刑事法律的准确适用和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引导、审查和制约是受诉讼职权和案件管辖上的分工限制的,不能超越职权的划分和程序的限定而代替公安机关行使职权。同时,公安机关对检察机关不批准逮捕、不起诉的决定有异议的,可以申请复议,从程序上对检察机关制约。控诉目的能否实现,最终要取决于法院审判权的行使,审判结果的公正性要受到检察机关的监督,并可能受到抗诉的制约。因此,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检察机关通过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引导侦查、公诉、支持公诉等活动,与公安机关和法院形成配合和制约,维护司法公正,保护人权。

    (五)接受党的领导和人大监督,以更为有力的手段保护人权。

    对非法拘禁、非法搜查、刑讯逼供、枉法追诉等侵犯人权的重大个案,要向党委、人大汇报,通过领导机关指示和权力机关监督的刚性手段,及时纠正。对立案、侦查、审判、执行过程中违反程序、侵犯人权而长期得不到纠正的违法行为,要通过向党委、人大报告工作,提出对策等形式,由党委、人大决策干预。

    (六)加大刑事诉讼监督改革力度,在创新制度中保护人权。

监护人证明篇7

论文摘要：现代市场经济的实践证明，市场存在大量导致资源配置低效率的市场失灵问题，使得市场功能不能得到有效发挥。因此，政府的管制是不可少的。必须合理界定监管机关的职能空间，明确其职权的合理限度；重视行业自律，发挥市场参与者的自律作用；在证券监管中，法庭的力量应当受到充分的重视；监管过度必然会抑制创新，成为导致证券及金融创新供给不足的重要力量；监管不足又可能放大证券市场的运作风险，损害市场稳定和投资者利益。因此，监管过度与监管不足都是不可取的。

目前，世界范围内存在三种主要的证券市场监管模式，即以美国为典型代表的集中统一监管模式、以英国为代表的分散自律监管模式和以德国、法国为代表的前两种监管模式有机结合的欧陆式中间监管模式。对于中国的证券市场监管模式属于哪种类型，在学术上是存在争议的。一些学者认为，我国采取的是集中统一的模式，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我国采取的是欧陆式中间监管模式。笔者个人比较倾向于前一种观点。这是因为，一方面，我国建立了以《证券法》为核心的证券市场统一监管的法律框架体系，并且设立有全国性的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全国证券市场进行集中统一监管。另一方面，我国的自律监管组织的作用只是配合国家的集中监管，受国家证券监管机构的领导并且从1997年开始，证券交易所直接归中国证监会领导，强化了证券市场监管的集中和中国国家证券主管机构的监管权力。因此，我国的证券市场监管实际上是一种政府集中统一监管模式。这种集中统一的监管体系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第一，证券监管机构的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增强了证券监管机构的权威性，为我国证券市场的有效监管提供了更好的组织保证。

第二，地方证券监管机构改由中国证监会垂直领导，提高了证券监管工作的效率。改革后按地区的业务需要设置了9个派出机构和2个直属办事处，精简了人员，提高了机构运转效率。第三，加强了对交易所主要人事管理和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管理，加强了交易所一线监管的作用。但这种监管体制也存在明显的不足之处，本文将对我国证券市场监管存在的缺陷做一分析并对如何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监管体制提出几点建议。

一、我国证券市场监管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足够的司法力度

1．立法方面

在立法方面对有关行为的处罚规定分散而凌乱，缺乏系统性、逻辑性。目前，我国《证券法》虽已出台，与之相配套的实施细则和相关性法律，如《证券监管法》、《证券监管机构管理规定》、《证券市场监管从业人员操守规则》等还未制定，与同样实行集中监管的国家相比，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2．执法方面

我国法院目前在证券市场上解决纷争当事人合法权利的功能作用很不到位，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国法官普遍缺乏证券类案件的专业知识，难以有效审理证券违法与纠纷。令投资者失望的是，直至2001年，国内还未能实现一起证券民事赔偿。违规的上市公司和机构被罚处了数额不等的罚款冲归国库，却没能给股民以任何赔偿，“广大投资者利益的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保护”这一监管的最核心理念并没有得到充分贯彻。

(二)行政监管的缺陷

1．行政监管的错位

我国的证券市场从一开始就是由政府创办的，并且政府主导着这个市场的各个方面，成为市场的主办者。长期以来，我国证监会都是一身二任，既是监管者又是证券市场的主办者，两个角色的行为逻辑又是有冲突的。这是证监会常常有尴尬和痛苦的根源所在。也正是因为一身二任的角色定位，才使证监会被迫承担了过多的可能有冲突的责任和目标。证监会监管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以规范促发展，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这在根本上是有道理的，但在实际中，往往会有为了发展而牺牲规范，或者为了规范不得不影响发展的矛盾存在。对此，证监会往往很难把握和处置。1992年5月，由于上市公司数量较少，以及当时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下，沪市综合指数股指由1991年底的292．"$5暴涨至1234．43，为防止股市崩盘，监管当局采取措施使股价一路暴跌，11月跌至386．56。监管当局又出台了一系列好措施，股市在四个月内涨了1200多点。1994年7月份，针对出现的经济过热，国家采取一系列的金融措施来抑制股市过热，股指又开始一路暴跌，最低跌到325．63。1996年，在储蓄保值贴补率的取消和利率的不断下调，以及管理层对证券市场“稳步发展，适当加快”的指示下，中国股市连续走高，1997年5月份最高涨至1509．89。在投机气氛高涨的情况下，监管当局连续出台了多项措施来遏制投机，股市再一次开始下跌，最低跌至1025点。1999年5月的大牛市行情，也是在《人民日报》社论的明确支持下，和监管当局的相关配套措施下进行的。虽然从2001年4月开始，中国股票发行取消了沿用近l0年的配额制，推行市场化的核准制，原则上放开了新股发行的定价，但行政手段依然严重干预股市行情。

2．行政监管的功能及方式定位不明

在很长时间里，由于理论上对行政监管执法与法院执法的差别与联系认识不足，导致实践中对行政监管执法优势和执法目标的认识不到位。没有明确行政监管的最大优势在于主动性执法，即通过不断主动执法减少市场损害行为的发生，并通过行使主动灵活的法规制定权不断地完善法律法规，填补因市场的快速发展变化带来的法律法规的“空白”，进而提高法律对市场损害行为的规范水平。行政监管的突出优势在于事前预防，事中禁止，而不在于事后处罚。对此，我国长期以来没有充分的认识，使中国证监会没有形成明确的工作重点和思路，影响了它对证券市场监管的绩效。

(三)自律性监管存在的问题

1．证券交易所的独立性比较差

由于我国证券市场起步较晚，具有政府强力推动的历史背景，交易所的创设与运作必然存在着浓厚的政府干预色彩，我国证券交易所的处理权处于一种相对无序的状态，表现为：

第一，从处理权的权限分配来看，证券交易所缺乏应有的组织独立性、行政色彩较浓，导致证券交易所的处理权与证监会的权限存在着不少模糊之处。

第二，从处理权的系统化程度来看，由于处理权来源政出多门及在市场运作中比较频繁的调整等多方面因素，处理权本身并未整合成一个层次分明的有效系统。

第三，从两大证券交易所制定的规则来看，其本身对处理权性质的把握显得比较模糊，这既影响了证券交易所作为自律监管组织所应行使的自律监管权，也影响了对证券活动相对人所应提供的救济。

第四，从处理权的运作机制来看，存在着不规范、透明度不高的特点。

2．证券业协会的独立性明显不足

2002年前，中国证券业协会及各省市证券业协会基本没有发挥自律监管作用，有其名而无其实。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一直包办对证券市场监管的事务，实行宽泛的、无所不包的监管，对证券业协会的功能和作用的认识严重不足。自2002年以来，证监会对证券业协会在市场监管中的作用开始有了新的认识，改组了证券业协会，并开始把许多监管权力下放。这种做法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是证监会对证券业协会的控制仍过多过紧，协会领导人的独立运作权力仍然不够。

二、对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监管体制的几点建议

(一)建立健全证券市场监管的法律体系

1．完善法律机关所制定的有关证券市场监管的法律

作为立法机关的全国人大应该不断地对证券立法作专题调研，适时修改完善我国的《证券法》和其他与证券相关的法律。在证券法律的制定中，要充分考虑行政权力的对接与制衡，使它们相互补充、相互协调，并对两者在执法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冲突和矛盾，通过全国人大的法律解释来统一。具体做法：一是应抓紧制定《证券市场监管法》，弥补《证券法》在市场监管操作上的程序、方法、处罚等方面的空白，加强在监管政策制定程序、监管政策实施程序、处罚的对象和程序的规定。二是应制定《证券监管机构管理规定》，明确证券监管机关的机构设置、职能界定、人员配备、工作范围等，从法规上进一步规范各机构的权力与责任。三是应制定《证券市场监管从业人员操守规范》，对从业人员的行为进行规范。四是应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程序。

2．加大司法部门的执法力度，提高保护投资者法律的执法效率

要改变法院对证券市场司法不力的局面，需要大力提高法官队伍的素质，以此提高证券民事纠纷案件审理的效率和质量。与此同时，法院应该加强对行政机关制定的政策、法规以及其他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和命令，根据当事人的请求进行司法审查。我国的法律规则应与wto的规定协调起来，在行政诉讼法修订之前，可以考虑由全国人大颁布特别条款加以解决。过去由证监会一方规定规则的局面，在今后应该转变为“有证监会主导、市场各方质疑、法院司法审查‘规则形成’格局”。

保护投资者利益的法律执行质量与其内容的完善同等重要。如果相关法律没有对保护投资者利益作出有效规定时，对现行法律予以严格、有效的执行可以弥补法律内容上的薄弱，但是，如果法律的执行质量较差，即使保护投资者的法律内容完善，其保护投资者的预期目标的实现也会大打折扣。因此，只有保护投资者法律完善且执行有效时，才能更好地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从我国现有的证券法律法规来看，已经出台了相当数量的法律规则，但很多法律规则并没有被市场参与主体所遵守。并且，不遵守法律法规的市场参与主体也不能得到有效地查处，法律上的放松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市场行为的失控。为此，我们应正视现实中的问题，司法部门应加大执法力度，提高保护投资者利益法律的执法效率，尤其是要加大对侵犯投资者权益行为的处罚力度，同时，在处罚时对机构的处罚和对直接责任人的处罚要并重，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要并重，充分发挥法律对潜在侵犯投资者权益行为的威慑力，并对投资者权利提供充分的法律救济。

(二)确定行政监管的职能

1．从制度上保障证券监督机构的独立性

证券市场的特殊性、证券活动的复杂性、证券市场失灵现象的广泛性和证券行业的专业性要求监管体制采取独立的监管主体。实际上，随着证券市场国际一体化程度的提高和规模扩张，设立独立、超脱、统一的政府监管机构具有鲜明的一致化的倾向。各国对证券机构的独立性都有一定的制度保障。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直属总统，独立行使职权，拥有很大的权威和影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有5名成员组成，所有成员均由美国总统任命，参议院批准，任期5年。总统任命5名委员中的1人为主席，主席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直接对国会负责，每年需就全国证券市场的情况和证券法的执行情况，向国会进行书面报告的人。我国可借鉴其他国家的成熟经验，从法律、监管机构负责人任命、回避制度等方面，进一步从制度上保障证券监管机构的独立性，免受其他部门的干扰。

2．避免证监会行政监管目标的多样化

证监会应依法律法规监管市场活动，而不对市场的涨跌负责，市场的涨跌应由市场本身的机制和运行规律来决定，不应该由监管政策来控制。监管的中心目标是维护市场的公平、公正、公开，以此来促进市场机制的完善，而不是对市场运行状况实施干预。那种谋求对市场运行进行控制的思维，是传统计划经济的管理思维的延续，在今天应该予以抛弃。严格执法，而不是主导市场涨跌；维护市场公平，而不是利用市场来为国企服务，增强执法的刚性和严肃性，逐步淡化中国股票市场政策化的局面。

(三)完善自律性组织使其发挥自律监管的作用

1．改善我国证券交易所的独立性较差的问题

第一，明确界定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业协会的定位与职能分工。一方面，弱化证券交易所的行政色彩，使其真正成为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自律监管组织，另一方面，合理分工证券交易所与证券业协会的自律监管职能。

第二，将处理权的出发点和归宿定位于保护投资者和维护市场效率，在具体行使时，注意投资者个人利益、证券公司或上市公司集团利益和市场整体利益的协调与平衡。

第三，在自律监管范围内，合理配置处理权，形成层次分明、幅度适宜、形式多样的处理权体系。既注意权限规定的明确性，也兼顾权限的弹性；既注意权限的现实覆盖面，也兼顾权限的前瞻性，使整个处理权形成有效的权限群落。

第四，尊重被监管对象的权利并注意与他们进行必要的沟通，主要以疏导而不是制裁的方式解决市场纠纷。

2．使我国证券业协会逐渐增强其独立性

证监会应下决心放弃对证券业协会的控制和领导，将对协会的领导改变成对协会的依法监督，使协会作为一个在法律地位和行政地位上完全独立于证监会的民主自治组织，它自觉接受证监会的依法监督和管理，同时，又能反过来监督证监会的执法过程，起到对证监会行政监管的监督制衡作用。

监护人证明篇8

如支票和印鉴要分管，出纳人员不得兼任稽核、会计档案保管和收入、支出、费用、债权债务账目的登记工作等。

从法学的角度讲，权利和义务总是对等的，会计监督权利同会计监督义务同样是对等的。会计监督义务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保证会计资料真实、完整；二是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履行好会计监督义务是会计机构、会计人员最基本的职责。但实践证明，没有有效地行使会计监督权利作保证，会计监督义务是无法实现的。

在法律上界定会计监督的权利具有重要的意义。对社会而言，有利于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防范经济运行风险，提高会计监督在经济监督中的地位。对会计主体而言，有利于保证微观经济活动的合法性，奠定依法治国的基础。尤其是对促进会计主体经济决策科学化、规范化，推动财务经营持续健康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对各级各类领导而言，有利于促进他们自觉接受会计监督，主动把自己置于会计监督之下，积极支持会计人员行使会计监督权利，形成良好会计监督氛围。对会计人员而言，有利于增强会计人员的监督信心，把会计监督落到实处。

二、会计监督权利是国家赋予会计人员的一种经济管理权势和利益，但这种权势和利益是有限的，是法律规定范围之内的权势和利益，而且这种权势和利益更多地限制在会计信息质量的保护和会计管理质量的保护上。一般情况下，超出这个范围，则成为权利滥用，也是现代企业管理中不提倡的。

保护会计信息质量是会计监督最基本、最重要的权利。没有符合质量标准的会计信息，会计管理也无从谈起。按照《会计法》的规定，在保护会计信息质量方面，会计监督具有以下权利。一是有权确定会计核算体制。会计机构和会计人员有权根据会计法规的规定和单位经济经营业务的具体情况，确定单位的会计核算体制。对单位内部的会计核算层次、会计核算制度、会计工作组织、责任会计核算等进行具体的组织和落实。在行使这项权利时，既要考虑法律的严肃性，又要紧密结合单位实际情况，便会计核算体制的确定成为保护会计信息质量的基础和推动单位规范管理的基础。二是有选择会计政策和会计处理方法的权利。不同的会计政策对单位来讲具有不同的会计意义。尤其是各级各类企业，会计政策的选择，涉及企业的盈亏，影响企业的发展，是会计核算中最具科学性和严肃性的工作。正因为如此，有的单位有意无意地剥夺会计人员的会计政策选择权，把会计政策作为企业调节利润、偷漏税金的手段，这是在 《会计法》实施时必须严密注意的现象。依照《会计法》的规定，科学选择会计政策是会计人员的权利。单位会计人员有权按单位经济经营情况和经营发展战略选择相应的会计政策，报单位认可后组织落实。在这里充分考虑单位的发展战略非常重要。以企业为例，会计计价、资产折旧、成本计算、坏账核销、盈利分配等会计政策，无不与企业发展战略紧密相关，选择好会计政策能促进企业稳健持续经营，否则，对企业持续经营将产生负面效应。三是有权取得合法的会计凭证。对不真实、不合法的原始凭证有权不予接受；对记载不完整、不准确的原始凭证有权要求按规定更正和补充；对有金额等错误的原始凭证，有权要求出证单位重开等。归结到一点，会计人员对单住所有人、所有部门、所有渠道、所有方式取得的会计原始凭证有权审核，"并确定是否受理。四是有权依法设立和管理单位账簿。单位设立什么账簿，如何进行登记，怎样进行管理，是会计机构和会计人员的权利，任何人不得侵犯。对来自任何右面的，要求会计人员搞账外账、两套账、虚记账、乱调账等违法行为，会计人员有权拒绝。五是有权依法编报会计报表。会计机构和会计人员有权按会计法的规定，按照规定方法、规定期限和规定对象编报会计报表，并向报告对象提供真实可靠的报表附注及说明，对虚假会计报告，随意改变报告时期和报告对象的行为有权拒绝。六是有权披露单位重大会计事项。对于单位的担保、未决诉讼等或有事项有权如实披露。对来自单位隐瞒事实、歪曲真象的会计报告干扰有权予以抵制。七是有权保管单位的会计资科和保护会计档案的安全。对来自任何方面的拆、撕、改会计资料的行为及其它改变、销毁会计资料的行为有权予以抵制。八是有权向单位领导和会计主管部门报告本单位违反会计法的违法行为，并受到法律的保护。会计人员对任何变造、伪造会计资料，隐匿、销毁会计资料和其它不依法组织会计核算的行为制止无效的，有权白领导直至向主管部门报告，其人身权利还要受到法律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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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 保护会计管理质量是会计监督权利另一重要方面。会计信息质量来源于会计管理质量，单位会计管理质量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信息的 "含金量"，是会计信息的质量基础。保护单位会计管理质量，会计人员有以下权利。一是有权制订单位的财务计划和参与制订单位的经济经营活动计划。把会计管理渗透到单位的计划管理之中，这是会计人员的重要的法律权利。如果会计人员置身于计划管理之外，会计核算就缺乏应有的基础。二是有权参加所有经济合同的制订。以企业为例，。在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其重要的生产经营活动通过合同形式固定下来，供应、销售、投资、筹资等等均离不开经济合同的谈判和签订。而这些合同的订立过程，就是企业财务经营的过程，为企业会计核算提供基础，若会计人员置身于外，会计管理就空洞无物，会计核算信息质量就无从保证。三是有权参加重要经济经营会议，并发表自己的意见。经济经营会议涉及单位的经济运行，对会计政策、会计处理方法的选择意义重大。四是有权参加单位经济经营决策的制订。就以企业而言，其生产规划、销售开发、投资分配、资产重组等企业经营决策，无不从根本上影响会计核算。会计人员有权从会计管理的角度全方位地参与决策过程。五是有权参加企业分配方案的制订。

会计监督权利具有明显的经济性，以保护经济运行质量，保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为已任，以保证会计资料真实、完整为最高目的。超越经济活动范围，就无会计监督而言，更没有会计监督权利。

三、会计监督权利主体是一个多层面的复合主体，不理解这一点，就无法正确行使会计监督权利。狭义的会计监督权利主体就是各单位的会计机构和会计人员，这是会计监督主体的基本部分，是保护会计信息质量的主力军。广义的会计监督主体是指对单位经济活动具有会计监督权利的财政部门、相关综合管理部门和单位的会计机构、会计人员。这就形成了会计信息质量的监督网络。

《会计法》之所以界定复合的会计监督权利主体，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明确单位会计机构、会计人员的会计监督权利主体，就从法律上明确了会计信息质量的保证基础。单位会计机构和会计人员是会计信息的直接生产者和操作者，只有规范了他们的行为，给予他们充分的权利保证，会计信息质量才有坚实的基础，这是被社会实践反复证明了的实践成果，应该受到法律的充分肯定和有效保护。但会计机构和会计人员受地位、利益的限制，有时在保护会计信息质量上无能为力或者自我放弃权利，主动歪曲会计信息，对保护会计信息质量形成了挑战。因此，应该明确更高层次的会计监督权利主体。第二，明确注册会计师组织的会计监督主体的法律地位，就从法律上明确了会计信息质量的监督主体。注册会计师组织以第三者的身份对单位的会计信息进行质量监督，解决了投资者和经营者为利所动的不法行为，是保护会计信息质量不可替代的社会监管主体。第三，明确财政部门的会计监督权利主体地位，对从根本上保护会计信息质量提供了法律保证。从法律主体的角度讲，财政部门是高层次的会计监督的权利主体，通过财政部门对各单位的会计监督权利主体进行再监督，依法对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理，无疑对纠正单位会计监督权利主体的违法行为、保护会计信息质量提供了有效保证。最后，明确审计、税务、人民银行、证券监管、保险监管等综合经济部门的会计监督权利的主体地位，就从法律上明确了保护会计信息质量的社会网络体系。会计信息是一项综合经济信息，信息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社会经济运行质量，涉及税收监管、金融保险市场的有效运作，而且单位会计人员、审计人员、财政人员等由于受职（执）业范围的影响，对一些重要的、专业性较强的经济管理所需要的会计信息资料很难全面、准确地掌握，有必要换一个角度对单位会计活动进行监督，这是市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

四有效行使会计监督权利，要以不断提高会计人员的综合素质为基础。从目前的情况看会计监督不到住，确有管理体制上的制约，但会计人员的素质过低，法制观念淡薄也是重要原因。应该知道，再大的权势、再优厚的利益，如果你无能力行使，那么权利就是虚设。可见，提高会计人员的综合素质，是有效行使会计监督权利的先决条件。会计人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素质锻炼：一是不断更新知识。会计监督权利是一项综合经济管理权利，没有相应的知识水平作基础，权利只能束之高阁，所以会计人员要不断更新知识，不断扩大知识面，尽量使自己的知识水平与会计监督权利相适应。二是提高操作能力。会计管理是对人的管理，是高层次的经济经营管理，没有相应的工作操作能力，权利无法落实。因此，较高的组织协调、指导指挥、经营操作、预测决策能力，是会计人员行使监督权利所必须具备的素质。三是提升1$理素质。落实会计监督权利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质，通过自己的工作，把法律的强制性变成被监督者的自觉行动，管理才是有效的，监督才是有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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