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28 21:36:05
曾经在新中国的建立后消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的“贸易”，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下，如幽灵般地重新回来。成千上万倍的利润，令不少想快速致富而动了歪心的人趋之若骛，铤而走险。海洛因，大麻，，越来越多的花款被走私进了中国；多少天真无邪的少年、多少风华正茂的青年、多少美满幸福的家庭，都在的魔掌下被击得粉碎。
灵魂在呐喊，耳边却只剩下魔鬼的声音在回响；意志在挣扎，身心却早被噩灵所摧残！多么可悲的现实！一旦被魔鬼所缠上，将灵魂交给了魔鬼，便几乎永无翻身之日；活生生的一个人，竟然成了行尸走肉般的傀儡，身不由己，为了满足到自己一旦发作的欲望可以做到抛妻弃子，六亲不认，为了筹集昂贵的毒资，可以打家劫舍，偷讹拐骗，无恶不作。
魔鬼是会化了装出现的。据说，有些换上了名为“减肥药”的外衣来迷惑爱美的少男少女，他们为了所谓的迷人身材，大量吞食，却不知此自己的生命正被“减肥药”所吞噬。有许多处于懵懂期的少年因对“”产生好奇，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去接触，招致毒瘾缠身，以致家破人亡。
生命只有一次，同样的选择权也只有一次，珍爱生命，远离，死者的遗恨，生者的痛悔，家人的泣诉，罪犯刑前的自白，无知的选择会给他们带来多大的痛苦？
一、建立了禁毒工作专门组织机构：成立了学校禁毒工作领导小组、禁毒工作宣传小组、创建无毒学校领导小组、涉毒人员帮教小组等组织机构。学校禁毒工作领导小组由校长任组长，其他行政人员任副组长，所有班主任为成员的禁毒工作领导小组，确保各项禁毒工作扎实、有效地开展。
二、及时传达各次禁毒会议精神，及时组织全体教职工学习禁毒文件，并按文件精神对学校的禁毒工作作出具体安排。
三、禁毒工作有计划、有落实，制度健全，措施有力。学校根据上级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实际制定了《南陈集中学禁毒工作计划》等方案、措施，并严格按方案开展工作。
四、签定责任状，落实责任制。学校与教职工签定责任书，与家长签定责任书，与学生签定责任书，做到禁毒工作，人人有责。全校师生员工人人知禁毒。
五、加强禁毒宣传、教育，拓宽宣传教育渠道，丰富宣传教育形式，加强与校外机构的联合,使全体家长和师生员工人人知禁毒，人人参与禁毒。本年度中，学校利用春、秋季开学典礼、家长会等集会和黑板报、宣传栏、陈中之声广播站等途径对禁毒工作大力宣传，开展多种形式的禁毒教育。
1、学校出黑板报（宣传橱窗）期，班级每班4期。使全体家长和师生员工人人知禁毒，人人参与禁毒。
2、开展以“珍惜生命，拒绝，预防爱滋病”为主题的系列教育活动两次：（1）2009年3月25日下午举行启动仪式和全体师生员工签名仪式，提高全校师生员工防毒、拒毒意识。（2）2009年5月27日，学校与玉阳路社区联合举行禁毒知识竞赛宣传系列活动。开展了禁毒知识竞赛、禁毒宣传
演讲、禁毒征文评选、禁毒宣传小品等形式多样的活动。全校师生参与，受教育面广，教育效果较好，受到来到现场的领导和家长的好评。（3）组织学生参加禁毒游行1次。
3、每天课间操后组织学生进行禁毒演讲，通过校内闭路电视网络向学生播放禁毒节目，全学期共播放达10课时；组织五、六年级的学生写禁毒活动感想，并展出15篇优秀征文。
4、加强对各班禁毒教育工作的检查，禁毒教育做到“四落实”。要求各班每月开展一次禁毒教育主题班队会，并按时向学校上交活动资料。组织学生进行禁毒教育考试，测试的平均成绩均在90分以上。从检查结果来看，各班禁毒教育效果良好。
5、学校制作宣传标语5条。
中国银监会网站2月11日公告称，去年对整个行业的检查发现，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一些分支机构有违法违规使用资金问题。
公告称，农业银行在黑龙江省的一家分行被发现非法挪用资金1190万元；建设银行在陕西省的一家支行被发现有贪污行为；中国银行查处了河北省一家支行的挪用资金案；中国工商银行云南省的一家营业部被发现有180万元的结算欺诈案件。
公告还显示，2003年全年，银监会共查处违规经营机构1242家，其中有242家涉及国有商业银行。银监会直接或责令有关单位对3251名违规人员进行了处分。
直销法有望年内出台
2月9日，商务部外资司副司长邓湛透露，中国有望于年内制订直销业相关法律，严格区分直销和各种形式的传销，在继续打击非法传销的同时，鼓励合法直销，促进在华中外直销公司共同发展。
上世纪90年代，由于中国市场发育不完善和消费心理不成熟，直销方式的缺陷被利用，产生了大量欺诈现象。自从1998年中国全面禁止传销以来，经国家批准转型的10家在华外资直销企业大部分已经转型，业绩开始恢复并提高。
直销业相关法律将由商务部和国家工商总局共同制定。
《土地管理法》修改启动
2月9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透露，目前有关部门正在起草指导征地改革的政策性文件，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已启动修改《土地管理法》工作。有关征地制度改革的指导性文件将在今年出台。
陈锡文说，改革征地制度的基本原则是，我国人多地少，因此必须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根据该原则，征地制度改革必须保障农民权益和控制征地规模。为此，无论是经营性用地还是公益性用地，都要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征用经营性土地应提高补偿标准。同时必须解决好被征地农民的生计问题，包括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
《国土资源听证规定》5月实施
国土资源部2月10日公布，该部已于近期审议通过《国土资源听证规定》，从今年5月1日起全面实施听证制度。
为实行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保护被征地农民的利益，《国土资源听证规定》规定：拟定或者修改基准地价、编制或者修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矿产资源规划、拟定或者修改区域性征地补偿标准的，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应组织听证；拟定拟征地项目的补偿标准和安置方案、拟定非农建设占用基本农田方案的，应告知当事人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的，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听证。
《禁毒法》明年提交审议
国家禁毒委员会副主任、公安部副部长罗锋2月12日表示，中国将力争在2006年颁布实施《禁毒法》。
《禁毒法》已列入本届人大和国务院的立法计划，力争于2005年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2006年颁布实施。罗锋表示，要通过立法明确把禁毒作为一项基本国策，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
为明确本届政府禁毒工作目标，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起草了《2004―2008年禁毒工作规划》。《规划》将指导各级禁毒部门从禁毒宣传教育、创建无毒社区、缉毒执法、易制毒化学品管理、禁毒国际合作、法制建设等方面，全面加强各项禁毒工作。
中国农产品企业首次告倒美商务部
2月9日，一场持续了三年多的中国苹果汁企业状告美国商务部裁决不公的国际官司终见分晓。美国商务部当天根据美国国际贸易法院的最终裁决，签署了修正后的反倾销令。
根据修正令：上诉方的9家中国苹果汁企业中的5家，将来出口美国的产品关税为零，其余4家也获得不到4％的低税率。这意味着中国企业在这场官司中获胜。
1999年6月，美国苹果汁协会向美国商务部提出申请，要求对来自中国的浓缩苹果汁进行反倾销调查，并征收91．84％的反倾销税。中国11家苹果汁企业参加了应诉。2000年6月美国商务部作出终裁：中国应诉企业平均税率为14.88％，未应诉企业税率为51.74％。为此，九家中国苹果汁企业不服，遂上诉美国国际贸易法院。
中方律师表示，在农产品反倾销案例中，企业状告美国商务部并使其改变原裁定的，在中国是第一次，在美国也非常罕见。
赖昌星难民资格被驳回
加拿大联邦法院本月宣判，驳回远华特大走私案首犯赖昌星“难民资格”申请案的上诉。
判决书说，此前加拿大难民裁判庭作出的有关赖昌星夫妇及其三个子女不具备“难民资格”的判决是正确的。难民裁判庭未发现赖被遣返中国后会因政治原因而被迫害的证据，也未发现赖的子女会因为赖案而被中国迫害的依据。
赖昌星于1999年逃往加拿大。2000年11月，加拿大移民部门以非法移民罪将赖氏夫妇拘捕。2001年7月，赖案第一次听证会开始，因移民部认定其不具备难民身份，赖将案子告到难民裁判庭。2002年6月，难民裁判庭判定赖不具难民身份。2002年8月，赖向加拿大联邦法院提出司法复议，后者于2003年7月受理此案，最终于本月作出驳回复议的判决。
当代中国毒品犯罪研究，从学术史角度具有从属性和阶段性。伴随着《关于禁毒的决定》和97《刑法》的颁布相继形成了两次研究高潮，研究本身也实现了从规范学研究到犯罪学研究的转向，当下正在从犯罪学研究到刑事政策学研究的第二次转向之中。从方法论角度，逐渐形成了规范研究、实证研究、史学研究、其他学科（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医学）研究等四种基本研究范式。但在研究自身和研究之外存在许多问题和亟待挖掘的热点。知识社会学应用到毒品犯罪领域在国外早已有之成为显学。知识社会学既有其专门研究对象，也是独特的研究方法。在毒品犯罪研究中采用知识社会学视角，前提是对毒品问题复杂性的判断，把毒品（毒品犯罪）视为社会中被建构出来的“知识”，人们对这种知识的认识受着许多因素的影响。研究这些因素，才能全面反思、理解毒品政策的正当性。毒品问题的复杂性判断是摒弃“运动式治理”思维的基础，这种判断在中华民国时期已经形成共识。当时知识人曾从法律本位、国家主权维护和国际合作、禁毒的步骤、禁毒中政府经济利益、禁毒中法律权威性和吸毒者矫治等角度广泛讨论毒品问题，前人对毒品犯罪的这种问题意识值得我们重视。
“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因此“学者术之体，术者学之用”[1] (p12)。学术史要研究的就是前人对于学术的观念史和技术史，其对象是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但是，不管研究本身还是其成果的应用，都离不开认识和思维问题，而认识、思维的形成和发展，又关涉相应的方法论。从某种意义上讲，学术史的考察也是方法论的梳理。
当代中国毒品犯罪1研究起步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迄今为止经历了两次研究高潮和转向，形成了四种典型的研究范式，取得了很大成绩同时也存在不少问题。笔者从1998年底接触毒品犯罪研究，在《人民公安》、《社会公共安全研究》、《青少年犯罪研究》、《石河子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过一些班门弄斧之作。因为具体研究实践中的困难促使我思考、追寻研究范式、方法上的突破。在探索过程中，笔者真切感到：要开拓前进的方向，就必须认识和把握学术发展规律，只有在学习和继承前人思想遗产的基础上，才能增进知识并拓展思维空间，熟悉研究的思考进路和话语方式，理解和把握研究的话语体系和问题意识，提高研究水平和洞见能力。因此，本文尝试对当代中国毒品犯罪研究学术史与方法论做某些探讨2，并对毒品犯罪的知识社会学研究视角从源流、特点、前提等方面做初步的研究。
一、 一个基本判断和两个研究高潮
对我国毒品犯罪学术史的一个基本判断是，这项研究本身具有从属性和阶段性的特点。和我国禁毒刑事立法的发展一样，我国毒品犯罪的学术研究具有典型的从属性。简言之，就是因社会的需要而始，应社会需要而变，学术研究成果社会应急和对策的色彩比较浓厚。除此，从属性还体现为研究成果从属于刑事立法的发展。围绕着刑事立法，在立法前侧重社会调研、立法建议方面的研究，在立法后主要是立法注释、司法适用方面的研究，因而具有阶段性的特点，并依次形成了两个研究高潮。
1、《关于禁毒的决定》与第一个研究高潮。
我国制定1979年刑法时，由于当时毒品犯罪的数量小，毒品问题并不突出，立法者对毒品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和国门打开以后迅速扩散的严重性缺乏预见，因此条文粗略、罪名笼统并且量刑较轻。3八十年代初期，国际毒潮不断侵袭中国，过境贩毒引发的毒品犯罪活动死灰复燃，吸毒人数持续上升，毒品案件不断增多，危害日益严重，禁毒形势严峻。在这种情况下，立法者采取特别刑法的形式对刑法做了修订补充。4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过境贩毒引发国内的毒品消费，毒品问题成为困扰我国的一大社会问题。而从司法实践上看，特别刑法存在一些不足和漏洞，不能适应禁毒的需要，因此制定一部专门针对毒品的单行法律成为历史的必然。1990年12月28日《关于禁毒的决定》标志着我国惩治毒品犯罪的立法进入了一个重要阶段，该决定的颁布同时向全世界昭示了我国从严惩处毒品犯罪的立场。5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相关研究成果以普法读本、知识手册、报告文学等形式表现出来，反映了整个社会对毒品问题从惊讶不解到深恶痛绝的心路历程。因为当时刑法不够完善，直接导致了相关研究的失语。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始于《关于禁毒的决定》颁布以后，并在1992年、1993年形成了第一次研究高潮，出现了一大批著作。
《关于禁毒的决定》为研究者提供了文本，许多论著的视角主要是刑法文本的研究兼及司法适用和中外刑事立法比较。这一阶段的主要著作是桑红华著《毒品犯罪》（警官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欧阳涛、陈泽宪主编《毒品犯罪及对策》（群众出版社1992年版）、赵长青主编《中国毒品问题研究：禁毒斗争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赵秉志主编《毒品犯罪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云南高级人民法院编《惩治毒品犯罪理论与实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论文集）。
这一阶段代表著作是以中国人民大学刑法学科团队为主编写的《毒品犯罪研究》，该书以毒品犯罪的犯罪构成和各罪研究为核心内容，对管辖与诉讼程序、刑罚执行与防范、台湾地区、外国、国际刑法中的毒品犯罪及其惩治也进行了研究。占该书一半篇幅的附录，收集了中国有关禁毒的法律和司法文件，编译了有关禁毒的国际公约、有关惩治毒品犯罪的外国法律，使得该书有学术性兼资料性的价值。
2、97《刑法》与第二个研究高潮。
围绕新刑法的制定到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0年6月27日《中国的禁毒》白皮书颁布之间，形成了第二个研究高潮。
1997年刑法进一步完善并明显加大了对毒品犯罪的打击力度。新刑法将《关于禁毒的决定》中刑事部分的主要内容全部吸收并且明确《决定》中有关行政处罚和行政措施的规定继续有效。新刑法根据现实毒品犯罪对象的多样性及各个毒品本身的危害性和流行趋势，在毒品种类中，增加了甲基苯丙胺（即“冰”毒）。明确了毒品犯罪的罪与非罪的界限。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定罪量刑时，只按查获的毒品数量计算，不以纯度计算。设置了新的罪名（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和非法买卖、运输、携带、持有毒品原植物种子、幼苗罪），并对原有罪名作了调整，确保各种毒品犯罪行为受到法律制裁，并对毒品洗钱犯罪行为做出处罚规定。对各种犯罪的法定刑进行调整。重视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和对单位犯罪的完善（规定了单位可以构成任何走私、贩卖毒品罪，而且增加了单位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对单位毒品犯罪均采用双罚制）。限定了从重处罚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增加了缉毒人员或者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掩护、包庇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犯罪分子的，从重处罚。97刑法对毒品犯罪的修改和调整，是现实禁毒斗争的需要，是近二十年来我国禁毒理论与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刑法适应社会现实和发展趋势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
这一阶段研究特点是：
一方面，继续延续前一阶段规范刑法学研究范式，阐释刑事立法的新发展和司法适用的新情况。主要著作是赵秉志、于志刚著《毒品犯罪》6（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8、2003年版）、蒋筑君著《新刑法与毒品犯罪》（西苑出版社1998年版）、赵秉志主编《现代世界毒品犯罪及其惩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张泗汉主编《六害案件法律实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公安部外事局、公安部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编著《国内外禁毒立法纵观》（群众出版社1997年版）、张辛陶主编《毒品犯罪的认定与案例分析》（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等。
另一方面，九十年代初中期开始兴起的毒品犯罪的犯罪学研究范式极大丰富扩展了学术研究领域，也促使学术研究在九十年代末二十一世纪初发生第一次转向——从规范学研究到犯罪学研究转向。
本领域犯罪学研究较早成果有郭翔主编《中国当前的毒品问题与治理对策》（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论文集）。世纪之交比较有份量的著作是崔敏主编《毒品犯罪发展趋势与遏制对策》（警官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和郭建安主编《吸毒违法行为的预防与矫治》（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前者在宏观方面着墨较多，政策指导性较强，后者采用“小题大做”的方式，特别对吸毒者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及吸毒史、吸毒的原因、价值观与吸毒行为的预防、复吸的原因、吸毒成瘾者的医学治疗与心理治疗康复、戒毒体制现存问题等作了详尽研究，在资料运用、论证方式、实证数据分析等方面都值得学习，是本领域为数不多的精品之作。
除此以外，二十世纪末全球掀起了“回顾世纪历史”的思想潮流，这在本领域表现为一些全景式（或称为百科全书式）的研究著作相继出版，同时说明多类研究视角的综合运用已经开始被研究者们重视。代表著作如赵长青、苏智良主编《禁毒全书》（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 该书集中汇编、全面反映了九十年代中后期之前我国毒品犯罪的研究成果，曾作为我国赠送联合国禁毒署的礼品。这类著作还有邱创教主编《毒品犯罪惩治与防范全书》（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近年来综合性著作还有肇恒伟、关纯兴主编《禁毒学教程》（东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和张绍明等主编《禁毒大视角》（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四卷本）等。
二、 基本研究范式和存在的问题
“范式”（paradigm）概念是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最早提出来的。在库恩那里， “范式”是包括规律、理论、标准、方法等在内的一整套信念，是某一学科领域的世界观。当代这一概念早已超出了库恩赋予的原义，被广泛用来表征或描述一种理论模型、一种框架、一种思维方式、一种理解现实的体系和科学共同体的共识。历史进入了二十一世纪后，我国毒品犯罪的研究范式逐渐定型化，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
1，基本研究
(1)规范研究范式。
此类研究主要是法律文本的研究，从刑法学角度以研究“静态的法”为主的成果。因为近年来刑事立法大的变动不多，因此该领域研究颇有波澜不惊之态，许多著作主要集中讨论毒品犯罪司法适用、毒品犯罪与相关犯罪（洗钱、恐怖主义犯罪等）关系。主要著作有祝铭山主编《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陈忠林主编《刑事案例诉辩审评：贩卖制造毒品罪》（中国检察出版社2005年版）；杨鸿著《毒品犯罪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等。
（2）实证研究范式。
站在犯罪学角度，以研究“动态的法”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为主的成果。目前研究热点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吸毒矫治及戒毒问题研究，主要成果有姜佐宁主编《毒品的危害与防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魏玉芝主编《毒品学》（群众出版社1999年版）、杨凤瑞主编《2003年中国禁毒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杨凤瑞主编《2004年禁毒论坛——戒毒康复的理论与实践》（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等。
二是，毒品犯罪案件侦查问题，特别是诱惑侦查争论。主要著作有周欣、王若阳主编《毒品犯罪案件证据实务》（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莫关耀主编《毒品犯罪案件侦查教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2000年版)、魏东、赵勇著《诱惑侦查中的若干问题》（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等。美国司法部缉毒署编《毒品案件侦查》（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多次重印，是本领域影响较大的外国著作。
三是，某个地区或省份毒品犯罪的综合研究（实证研究和地方立法研究）。代表著作有林辉等著《为了这片净土：福建禁毒斗争的历史、现状和对策》（群众出版社2003年版）、赵翔等著《毒品问题研究：从全球视角看贵州毒品问题》（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等。
（3）史学研究范式。
从禁毒史角度，以资料梳理、鉴往知今为目的的研究。较早的成果有苏智良著《中国毒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马维纲编《禁娼禁毒：建国初期的历史回顾》（警官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诸羽主编《割除病瘤：共和国首次禁娼禁毒述实》（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马模贞作为长期从事该领域研究的学者，相继编著出版了《毒品在中国》（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中国百年禁毒历程》（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和《中国禁毒史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其中《中国禁毒史资料》是迄今为止内容最丰富、详尽的史料汇编，是研究中国毒品问题重要的工具书。
（4）其他学科研究范式。
一是，从心理学角度。有刘白驹著《精神障碍与犯罪》（社科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方贻儒主编《迷失的乐园：烟、酒、毒品成瘾行为案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二是，从社会学角度。有王晗编著《白色恐怖：中国禁毒报告》（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年版）、陈淑庄著《世界毒品大战》（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这方面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是国外的相关研究，例如美国o瑞、c科塞著《毒品、社会与人的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美国文森特帕里罗、约翰史汀森、阿黛思史汀森著《当代社会问题》（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
三是，从经济学角度。有法国普吉兰著《毒品致富：毒品走私、洗钱与冷战后的金融危机》（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国内新著有刘增合著《鸦片税收与清末新政》（三联书店2005年版）。
四是，从医学角度。有何颂跃编著《冰毒危害与毒品犯罪法律惩罚》（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年版）、王文甫、陈列编著《吸毒的危害与戒毒》（人民军医出版社1996年版）、杨良主编《海洛因的毒性及危害》（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1998年版）、杨良主编《海洛因成瘾的临床诊断及治疗》（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1998年版）、汤宜朗、郭松著《人类的枷锁成瘾行为》（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等。
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并不赞成目前学界跑马圈地，将学者及其成果囿于某一类阵营的思维方式和做法。范式仅代表了研究者研究的侧重点、特色而非全部，综合性应当是当代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势。刑事一体化研究目前基本上成为学界共识，学科可以有划分，但研究视角、领域决不能学科化、部门化从而固步自封。
2、存在的问题。
（1） 研究自身的问题。
一是，规范研究范式的模式化和僵化。
规范研究是毒品犯罪研究的传统领域和方法。因为我国法学学术品格不高，学科独立性不足，学术规范性不强等原因，毒品犯罪的规范学研究往往表面繁荣，实则成果重复严重。一些成果基本沿着罪名解说——犯罪构成——此罪与彼罪的关系的教材模式写作，文字表述从概念到概念，玩文字游戏，逻辑感缺乏，时代感不强。从目前研究成果来看，在毒品犯罪与其他犯罪的联系、各国犯罪构成的微观比较方面尚缺乏有实力的作品。
二是，犯罪学研究范式的文学化和泛化。
毒品犯罪的犯罪学研究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在中国兴起并且有着广泛前景的领域。但目前存在主题先行、以偏概全、结论武断、缺乏实证，理论说服力不强的问题，突出的表现是文学化和泛化。文学化、泛化是指表述随意、故事化、主观化，成果往往混同于一般普及型知识读物，泛泛而谈的多，一些大话、空话、套话、正确但无用的话充斥文中，读者非但感觉不到智识的提高，而且觉得索然无味如同嚼蜡，学术研究的理论性和严肃性将不复存在矣。
从方法上而言，一些成果重视定性而忽视定量，重视宏观而忽视微观，重视沿海西南地区的实证材料而其他地区的材料，重视具体数据事实而忽视分析理论提升。结果造成实证研究和法律研究相脱节，成果指导意义不大。大多数著作没有跳出现状原因对策的三段论叙事模式。“现状”部分是描述性研究，主要回答犯罪是什么问题（包括犯罪结构、犯罪分类、犯罪分布规律、犯罪状况、特点等）。“原因”部分是解释性研究，主要回答为什么犯罪（包括犯罪原因、根源、犯罪因素、条件等）。“对策”部分回答如何预防、控制犯罪。这种叙事模式的弊端已有学者提出，犯罪原因反应的解释模式使犯罪问题的理解过于简单化。许多犯罪控制手段并非基于对犯罪原因的解释，通过消除原因以消除结果的逻辑，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理想化的成分。在传统三大块体系中，有些范畴无法科学的定位，如犯罪规律、犯罪人。犯罪与周围事物之间的关系这个犯罪问题的基本要素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了，因为一种行为的犯罪化或非犯罪化，有时并不能用犯罪原因来简单解释。[2] (p24—26)
三是，薄弱环节仍然存在。
笔者认为，国内学术研究在以下三方面是亟待加强的。
首先，国外研究方法、成果的本土化研究。
目前许多著作还停留在食洋不化或自说自话这两个极端上。一些成果对相关研究缺乏了解，反映在微观上，就是讨论难以深入，学问不够精细。还有一些成果缺乏理论整合能力和材料消化能力，反映在写作上就是材料堆积数据罗列，在宏观上前后文逻辑互相矛盾（这和我国学术成果主要是集体著作也有关系）。
其次，研究成果的专题性。
只有专才能精，片面才能深刻，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如果说我国目前的整体性研究还不够，归根到底是作为其基础的专题性研究缺乏精品力作。例如，实践部门最需要的对专门地区、人群的研究还不够。毒品犯罪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但每个省区还是有一些具体、特殊的问题亟待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已经有了一些，但还远远不够。
再次，刑事政策、社会政策的研究。
毒品刑事政策、社会政策的研究在国外是热点，但国内的相关研究并未跟进，相反在《中国的禁毒》白皮书颁布以后还有万马齐喑的趋势，这进一步说明了前文所述的从属性特点。国家政策当然要统一、明确，但学术应当百花齐放。
笔者还有一个基本判断：如果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毒品犯罪学术研究实现了从刑法学向犯罪学的第一次转向，那么二十一世纪我们将迎来从犯罪学到刑事政策学的第二次转向。这是因为，刑事政策学作为联接犯罪学和刑法学的枢纽，直接关系到犯罪学理论成果指导、影响实践立法的问题，也关系到我国禁毒立法的未来走向。国内外法学理论界方兴未艾的法律和社会研究思潮也预示了政策学作为一种新学术领域的可能性。因为毒品的刑事政策、社会政策涉及面比较广，这方面的研究既是一条险途具有诱惑性，也是一座富矿，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开掘。
（2） 研究之外的问题。
学术研究不是在真空之中进行的，研究者也不是脱离社会的人， 当下知识生产方式和机制也直接影响犯罪学特别是毒品犯罪的研究质量提高。
一是，研究队伍的部门化趋势造成学术交流不畅。目前毒品犯罪的主要研究者集中在高校和实务部门，这两种研究群体总的来看处在各自为战的状态，而且在研究信息资源分配方面也不均衡。公安院校的研究者有天然的优势，他们与实践部门接触、沟通较多，掌握新情况也比较容易，但其他院校研究者在了解现状方面有一定难度。
国内相关学术研究团体如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中国法学会犯罪学研究会、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从理论和职责上讲是研究群体之间的纽带。但在当下中国学界的一些痼疾（如学术团体行政化、研究人员浮躁化、功利化、“江湖”显规则和潜规则并行）的影响下，要整合现有的研究群体可谓任重而道远。
二是，研究成果的发表困境抑制了研究者的积极性。
因为研究对象的专业性和特殊性，毒品犯罪研究成果不易公开发表，能够公开发表的，也局限在公安类、狱政管理类院校所办的学报。目前刊发毒品犯罪成果较集中的刊物主要有：《云南警官学院学报》依托该院在禁毒学方面的优势，专门开设了专栏每期刊发多篇相关文章，是本领域近年来新崛起的研究阵地。《中国药物依赖性杂志》是我国第一本报道药物滥用与药物依赖性研究方面的学术性刊物。由北京大学中国药物依赖性研究所主办。主要刊登医学、戒毒方面的论文。《社会公共安全研究：福建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华东政法学院《青少年犯罪问题》、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刊《青少年犯罪研究》（内部资料）等传统犯罪学刊物也是主要刊发毒品犯罪论文的阵地。但是，法学类“核心”期刊很少发表毒品犯罪甚至犯罪学方面的论文。在目前研究成果发表刊物规格和学者“饭碗”“津贴”挂钩的大环境下，这种导向无疑会挫伤研究者的积极性。
三是，经费严重不足是制约研究者的客观因素。
众所周知，实证研究需要大量的经费做支撑。一些较高学术水准的成果背后往往有课题基金的支持，如前述《毒品犯罪发展趋势与遏制对策》受国家社科基金和公安部部级科研经费的支持，《吸毒违法行为的预防与矫治》被列为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的科研项目。但是，科研项目的取得往往会受许多研究以外因素左右，这已是不言自明的事实。对于一般的（无职务）或中青年的研究者而言，要申请上项目取得经费支持仍然是一个相当困难的事。 三、 毒品犯罪的知识社会学研究视角
1、 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旨趣
知识社会学是关于知识的起源、变迁、演化、影响和历史宏观背景、微观背景的关系的研究方法，它主要研究思想、意识形态与社会群体、文化制度、历史情境、时代精神、民族文化心理等社会文化之间的联系，或者说是研究这些社会文化因素如何影响思想和意识形态的产生和发展。
知识社会学研究最初可见于社会学家M.韦伯论宗教与社会现象的关系、W.桑巴特论资本主义发展与社会现象的联系。该学科名称最早由德国学者舍勒（Max Scheler，1874～1928）《知识社会学问题》（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中译本）一书提出，在这本书中他提出了社会关系、社会语境对知识的影响。德国社会学家曼海姆（K. Karl Mannheim，1893～1947）也是知识社会学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1925年提交给海德堡大学的教授资格论文《保守主义》（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中译本）是知识社会学的典范之作。曼海姆强调人的意识不可避免地依赖于人的社会地位，知识社会学的任务就是对思想的形成、发展、变化及各种观念的相互依赖关系进行有控制的经验研究，找出意识形态与社会群体的联系，然后由经验研究上升到认识论高度，探讨思想意识反映社会存在7的真实程度，确定思想意识与社会存在的关系及其结构，建立起检验知识或思想的正确标准。
知识社会学所涉及的主要问题是知识或思想存在的基础、知识或思想存在的形态和存在的关系。当代大规模的知识生产和传播，造成一种知识密集的社会，社会学愈来愈重视知识在社会发展、变迁中的地位和作用，于是涉及知识、思想与社会政策的制定、实施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
2、 知识社会学在毒品犯罪研究中的应用
知识社会学研究思路早已在国外毒品研究中广泛采用，笔者看到的一些中译本，如美国戴维F马斯托著《美国禁毒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英国罗伊波特、米库拉什泰希主编《历史上的药物与毒品》（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美国戴维考特莱特著《上瘾五百年：毒品与现代世界的形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这些著作都采用了知识社会学思路，将禁毒、毒品放在整个社会的背景下考察，考察毒品与治理、权力、政治等知识的互动关系。这种研究范式对我们具有很强的启发性。
以前述《美国禁毒史》为例，作者研究了国际与国内毒品管制的互动，三权分立体制下的毒品管制政策，地方、州与联邦在毒品管制上的合作与冲突，毒品管制的司法惩治模式与医学模式，麻醉品管制的动力。该书集中研究美国毒品和毒品政策的历史变迁，以麻醉品管制的历时性发展为理路，全面再现了20世纪美国管制成瘾性麻醉品的历史，把麻醉品管制的演变放在历史的语境中进行多方面的考量，揭示出这一政治行为深层的社会、文化、经济根源。作者特别注重从国际视域、联邦体制、政府机构间的合作与冲突中考察美国毒品管制政策和理念的变迁，充分利用了历史学、社会学、医学、政治学等视角进行交叉研究。
应该说这种研究视角在美国是比较普遍的，史蒂文贝伦科(Stevenr.Belenko)的《美国毒品和毒品政策文献史》（格林伍德出版社2000年版，尚未有中译本）也是这种视角，这本书的特点之一就是把毒品问题和毒品政策的变迁相结合进行研究。这种把二者结合进行研究的方法规避了毒品问题和毒品政策相分离的研究倾向，从而开创性地从毒品问题本身出发来研究毒品政策的演变。[3]
将知识社会学运用到毒品犯罪研究之中，有一个理论假设：这就是把毒品（或毒品犯罪）视为社会中的“知识”，因此它们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法律问题而是一个被社会建构出来的知识。人们对这种知识的认识是受着上至社会政治制度、下至每个人社会经历因素的影响，而这种认识直接决定了我们对毒品（或毒品犯罪）的社会评价乃至刑事政策的运用。总之，就是寻找影响毒品（或毒品犯罪）这种“知识”建构背后的因素8，从而进一步思考毒品刑事政策的正当性基础。
四、 毒品知识社会学研究的前提——中国毒品问题的复杂性
中国毒品问题的复杂性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经取得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和上层决策者）的共识，下面主要梳理前人论述，旨在对当代“运动式”毒品治理政策的正当性提出怀疑。
苏力提出力求语境化地（设身处地地、历史地）理解任何一种相对长期存在的法律制度、规则的历史正当性和合理性。[4]如果我们采用这种研究姿态，而不是从意识形态上一概否定、一棒打死，那么我们就可以从中华民国时期毒品刑事政策9的讨论中明晰前人对毒品犯罪的问题意识，这对我们当前讨论毒品问题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也是一种重要的思想资源。
1、 毒品政策的法律本位
法律本位是指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价值目标中的侧重点，表明一个法律体系的终极关怀是什么或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南京国民政府以孙中山先生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作为立法活动的指导思想。结合当时国际、国内时势，以胡汉民为首的立法者提出了社会本位的立法思想。从世界上来看，文艺复兴以后，新兴资产阶级为了反对封建专制，提出天赋人权、契约自由、所有权绝对等理论，并以此为指导，确立了以保障个人权利为基点的近代法律体系。然而，到19世纪末 20世纪初，这种个人本位的法律制度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弊病，贫富两级分化导致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并引起社会的无序。社会本位认为，人的存在价值，首先在于他是社会、民族、国家的一员。法律所要谋求的，首先是全民族、全社会和整个国家的利益。正如胡汉民所说的，“三民主义认定法律之所以为必要，在于能够保障社会全体的利益。个人所有的权利是为社会生活和民族生存而有的。” [5](p608) 南京政府时期的禁毒就是建立在这种社会本位的立法背景之上的。
2、 禁毒中的国家主权维护和国际合作
禁毒与领事裁判权的关系可以上溯清末，即使在民国期间，中国也始终处于西方列强的重压控制之下．无法真正独立地行使主权。列强提出以禁绝国内的烟毒作为取消不平等条约的条件，但禁绝国内烟毒、截断外来毒源，又得以取消不平等条约为前提，这是因为南京国民政府虽在20年代末发起修订新约运动，但没能收回租界，一些外国势力利用租界，制造和贩卖毒品，上海和天津等地的租界成了当时毒品走私的基地。由于国外某些政府暗中支持走私，毒品仍得以绵延不绝地进入中国，毒品之源始终无法塞绝。
由于领事裁判权之存在，警察局请求协助缉捕，租界当局往往拒绝引渡，租界遂成为贩毒分子避重就轻之所。外交部长王正廷曾有“因外人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中国政府施行烟禁不便”之感慨[6] (p25-29)，“所以取消不平等条约是政治上对外的第一个禁烟的办法”。[7] (p9-18)马寅初提出，要杜绝（鸦片和麻醉毒品）来源，国际交涉也是个重大问题，这是一面要根据历次关于禁烟缔约，和各国严重交涉，一面要国内认真施禁，唤起国际同情，杜绝他们的藉口，修明内政和严正外交同时并进。[8](p33-38)
3、禁毒的步骤
当时提出断禁与渐禁的关系。有人认为，中国禁烟宜于“渐禁”，而不宜于“断禁”。因为中国的“烟”，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烟”的问题，而是早已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包含“烟”以外的一切财政、经济乃至政治的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而要单独解决“烟”的问题，是行不通的。从清光绪末年至民国初年，禁烟之所以有成效，固缘国内政治统一，故能令出维行，贯彻到底，而亦由于制定十年禁绝办法，有计划，有步骤之所致。到民国六年以后，军阀割据，借烟筹款，大开烟禁，烟祸之烈，达于极点，而烟土与地方财政，人民生活，社会经济政治的关系，亦益密切。此时南北军阀，只知征而不知禁，因无禁政可言。及国民政府成立，1928年全国禁烟会议是民国禁烟之开始。然当时政府中人，把“烟”的问题看的太简单，把“禁”的问题看的太容易，于是标榜断禁政策，寓禁于征，对于禁政既无切实的办法，所有与“烟”应先时或应同时解决的问题，也未注及，便想用几条法律，几道命令、坐牢、罚款把数百年来的烟毒廓清，是空想。渐禁政策因为是分期分区的过程中有步骤，有阶段。故能顺应复杂的政治环境，逐步推动，按计实施，有条不紊。[9](p1230-1231)
3、 禁毒中政府经济利益
禁与征的关系是中国近代禁毒史上的一个核心问题。鸦片战争前后，晚清政府就有“弛禁论”与“严禁论”的争论，孙中山先生晚年在《禁烟问题与政治建设》的演讲中把能否彻底禁烟与政府性质联系到一起，认为“中国之禁烟问题与良好政府之问题，有连带之关系，鸦片营业，绝对不能与人民所赋予权力之国民政府两立” [10](p492)的观点振聋发聩。
前引《禁政问题》一文中对国民政府寓禁于征的政策从社会合理性的角度做了解释，他首先指出南京国民政府的既征也禁和北洋军阀的只征不禁有区别，因为前者的目的是禁，后者为的是征。其认为就事实论，民国以来，烟税既成为中央与地方收入的大宗，当国民革命北伐完成之后，财政枯竭，而其时西南各省，实际尚未统一，那时中央如果毅然取消特税，不但收入没有抵补，而且各省禁烟经费，亦无所出，故政府征税，实不得己。对于两年禁毒、六年禁烟期间为何继续征收特税，理由有二，一是取之用之。分期禁种、分期禁吸、统制产场，办理公膏，以及各省设立戒烟医院等禁烟经费浩大，故征收特税，以取之烟民者用之于烟民。因为种、吸、运、售均分期递减，故特税亦因烟民、烟量减少而逐年递减。二征只是手段。以前政府之失，不是不应当征税，而是税而不禁。寓禁于征，特税全由烟民负担，税重则烟价必然增高，价高则购吸者势必减少，种者因销路减少而不踊跃，故收税也是禁烟的一个有效的手段。这只是一家之言。
向烟民处罚金其实也是变相的“征”，胡汉民认为此法不妥。“如果吸烟可以罚金了事，岂不是替有钱的人开了方便之门，把禁烟行政的威信与价值陡然降落下来吗？人民如果见禁烟法令的作用，一遇到金钱，便立刻被限制了，将以为政府的禁烟，不过是藉此赚钱抽税而已”，这样虽说是‘禁止’，而事实上岂不已变成‘促进’吸烟了吗？再则禁烟行政如果明明白白的和金钱发生了关系，禁烟行政人员的廉洁，便格外难保，而禁烟的效验，也就难说了。”[7](p9-18)
4、 禁毒中法律权威性
清政府改变禁烟政策于1906年制定“十年禁烟”计划作为“新政”的一部分，全国进行了禁烟运动，这也是中央和地方的一次权力博弈。经过清末的禁烟和民国初年革命巨浪席卷下的各省禁烟运动，泛滥成灾的烟毒在民国初年基本上得到了有效控制。北洋政府中期以后，中央权威明显不足，各地军阀都把自己辖区的权势看成暂时的，因此采取各种手段搜刮钱财，包括销售鸦片。军阀政府以谋求军事集团的一己私利为首要目的。军阀与鸦片互为依存，军阀要扩展，就必然大勒烟税，军阀是战乱之源，而鸦片则是战乱之工具，民国的毒品问题也是军阀政治及其统治的必然结果。
王宠惠认为，法律只能绳于事后不能防于未然，若徒法以行，而不研究正本清源之道，虽法令严厉但恐有时而穷。中国禁烟成效不大，不是法令不好而是执行不力，这与清末以来中国处于分裂状态有关。中央政府无法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有效地控制地方，彻底地贯彻其禁烟意图。国家处于分裂状态，政令不一，地方军阀控制区域烟毒日趋严重。在西南、西北等地，各省军阀依然拥兵自重。而对抗的基础是钱财，烟税几乎又是他们最可靠的财源。“吾国十余年来，国内战争，络绎不绝，于是握军符者，多以种鸦片为唯一之饷源”。王宠惠因此感慨：“国家多故，军阀专横，不惟漠视禁令而已也，且又从而蹂躏之”，因此要真正实现禁烟，“人人心目中，当有尊重法令之思想，而国家之司法权，方能实行于其间”。[11](p21-25)
5、 吸毒者的矫治
（1）“社会制裁”
胡汉民在《禁烟与社会制裁》[7]一文中谈到禁烟的办法有两种，一是政治方面的，一是社会方面的。在他看来，因为吸毒有许多社会的原因，所以“禁烟一事，单靠政治方面的法令是不够了的，一定还要辅佐以社会的制裁，才能收着全效”。
他认为，首先要改造吸毒时髦的心理，加强舆论的制裁。“吸烟的又何尝不是人？社会上果真有刺激给他，也一样会因羞恶而改行的。唤醒社会，是彻底而且自然的办法，单靠法令，法令终有穷时”，“必定要做到人民能够自勇的耻于为不善”。
其次，要加强男女间的互相制裁。胡氏认为这是“极有效而极该提倡的”一种方法，即规定吸毒是禁止结婚的法定要件之一，也是离婚的法定理由之一。结了婚的人吸毒的，国家禁止其生育。原因是青年“没有不注意自己的婚姻问题的，吸毒如果会丧失掉结婚的权利及家庭的幸福，一定可以从黑籍里面救出不少的青年来。” 以国家法律对个人私权利进行限制，这种观点体现了其社会本位立法观， 在这一点上胡氏并不讳言，“我们禁烟的目的，既重在强种，已吸上的人，如何还能容它有配偶、有生育，这种弱种流传下来，继承不已，遗患何穷！”，“剥夺结婚的自由，且不许有任何形式的配合，固然是惩戒他们本身，也所以杜绝种族上的流毒呢！”
再次，在制裁吸毒者时区分不同职业，学生、士兵与官吏同科严办。因为“学是社会上未来的中坚分子，国家民族的命脉所寄，断不能容他再染烟毒，而陷社会国家民族于绝地。兵是有纪律、有训练的团体，每个分子更不当做纪律以外的事。”
（2）“四禁并举”，“方法区别”
“禁烟的方法，最好将禁种、禁运、禁吸、禁售同时实行。但是禁止的详细规划，需由政府与民众团体联合一气，共同筹议，本合作的精神，达到禁绝的目的，使国际间所定不平等条约的耻辱，从此可以洗涤，三民主义也从此可以完全实行。”[12](p19-21)
但四禁的方法要有所区分，“禁烟行政，不外禁绝种制运售吸，但种制运售四项和吸食服用的，有根本上的不同，所以施禁方法亦须依其根本不同点而有差异”，种制运售的动机是有厚利可图。所以施禁的方法，要重罚重刑，非但使他们无利可图，还要使其受重大的损失和严厉的处刑。吸毒是因各种原因上瘾的，烟瘾发作时比刑罚还难受，所谓欲罢不能。因此禁吸的方法，“不是刑罚可了，也不是重刑重罚就可，必要设法把他们的痛能够安全的戒除，使他们不怕而乐于就戒，才可以办到禁绝。禁吸应该与戒吸同时并进，并且要戒烟院所设备周妥，戒烟药剂确实有效，且无别的流弊和多大的痛苦。戒烟院所能予他们便利，能住院的，住院施戒，不能住院的，准许他在家施戒，或是给予药方，或是给予药剂，贫苦的免收一切费用，真正年老病弱的，予以特别方法。办理戒烟人员有确实的学识技能和对戒烟人怜惜同情，肯诚恳地为他们医治，这是一面为烟禁，一面也就是解除民众痛苦的救济事业”，“如果吸的戒尽，种制运售的就无受主，也可自然禁绝，所以戒吸也是禁烟里面一种重要工作。” [8](p33-3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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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这里所谓“犯罪”指广义犯罪，即犯罪学意义上的犯罪。
2作为综述之一，本文主要立足“长时段”考察，研究对象限于学术著作，不包括学术论文和普法作品。对近五年来毒品犯罪研究学术论文的微观考察和具体观点的梳理，拟另文研究。
379年刑法规定，制造、贩卖、运输毒品罪，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可以并处罚金；一贯制造、贩卖、运输毒品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外，可以并处没收财产；走私毒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可以并处没收财产；以走私毒品为常业，走私毒品数额巨大或者走私毒品集团的首要分子，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41982年3月8日《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提高了贩毒罪的法定刑（最高刑提高到死刑）。并且规定国家工作人员进行贩毒，情节严重的，从重处罚。1987年1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首次规定单位犯罪，为惩治以单位名义走私毒品犯罪提供了法律依据。1988年1月21日《关于惩治走私罪的补充规定》提高了走私毒品的法定刑（法定最高刑从十年有期徒刑提高到了死刑）。明确了走私毒品罪的量刑档次。
5《决定》采取列举和概括相结合的形式，规定了毒品的概念，全面规定了毒品犯罪的12种罪名。规定了对多次贩毒的，其毒品数量累计计算，规定了具体的量刑标准，适应罪刑相适应的要求。针对毒品犯罪采取经济上的制裁，对所有毒品犯罪都作了附加财产刑的规定。加强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对有关毒品犯罪累犯再犯从重处罚，对国家工作人员犯罪从重惩治。对吸毒者予以处罚并强制戒毒，强制戒除后又吸食、注射的，可以实行劳动教养。《决定》还明确规定了我国对毒品犯罪的普遍管辖权。
6本书之前有于志刚著《毒品犯罪之理论问题研究》，时事出版社1997年版，之后有于志刚著《毒品犯罪及其相关犯罪认定处理》，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因为三本书内容有重复，这里只列出一本。
7他所谓的社会存在，主要指知识或思想以外的其他社会文化因素，包括阶级、社会地位、职业群体、代际关系、生产方式、权力结构、历史情境、竞争、冲突、流动，以及价值观、世界观、社会思潮、时代精神、民族精神、文化心理等。
8例如，当前法制宣传和法制教育中的文本（传媒、文学）对于毒品（毒品犯罪）的描述对刑事政策的影响。
学校始终坚定不移地把德育工作摆在素质教育的首要位置，坚持以德治校，以德育人。,作为一所拥有个班级中学，在日常行为规范教育中，始终把“五禁”教育（禁毒、禁烟、禁黄、禁赌、禁入“四厅一吧”）放在非常重要的突出地位上，并严抓不懈。学校严格遵循教育部和国家禁毒委等联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预防教育工作的通知》和市教育局、市禁毒委联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青少年学生禁毒预防教育实施意见》及市、县学校禁毒教育工作考核评分标准等文件精神，积极有效地开展各种形式的禁毒预防教育活动。目前，全校师生正为使我校“禁毒教育”活动取得新成效、更上新台阶而不懈努力。
现将我校近来开展禁毒预防教育活动的一些做法和探索简述如下：
一、明确职责，转变育人观念。
我校非常重视中学生预防教育工作，成立了以校长为组长的禁毒教育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小组，学生教育活动组、宣传组，明确职责，落实到人。每学期均能将预防教育工作作为德育重点来抓，进行专项研究，制订专项活动工作方案及实施方案，开展教育宣传活动，使教育变消极被动为积极主动。在学校开展禁毒预防教育活动中，学校校长和分管副校长经常下到班级、现场，作工作指导并积极参与。领导的身体力行，转变广大师生对预防教育的认识。
二、寓教于乐，注重宣传实效。
在常规教育工作方面，我们积极开展市禁毒委和市教育局联合部署的禁毒教育活动，即组织观看禁毒片《为了这一片净土》、参观禁毒教育基地、举办一次禁毒教育主题班会、组织学生开展一次禁毒教育征文活动、举办一次禁毒教育演讲比赛。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增加活动的载体，丰富活动的内容和形式。以下即为××年本校预防教育工作的简要回顾：××年月，通过校园网播放禁毒预防教育专题片《为了这一片净土》（⒈集）；××年月，展出一期国家禁毒办编辑出版的“热爱生命，拒绝”系列宣传画；××年月上旬，召开一次全校性的“禁毒教育”主题班会；××年月初，举办一次“禁毒教育”为主题的征文活动，××年月初，组织学生参观镇综治委、禁毒办主办的禁毒教育图片展。“禁毒宣传日”作了《珍爱生命，拒绝》的国旗下讲话，并开展禁毒日宣传活动。××年月日，举行“珍爱生命，拒绝”集体签名活动；××年月中旬，组织部分学生参观县禁毒劳教所基地；××年月中旬，聘请法制副校长作法制教育专题讲座；××年下旬，举行“禁毒教育”主题演讲比赛，刊出一期《拒绝，珍爱生命》的宣传窗；另外，在平时集会时，根据需要，经常予以强调。通过这些形式多样，寓教于乐的活动，真正提高了教育的实效。
三、多方参与，构建立体网络。
禁毒教育是一个系统的社会工程，我们充分依靠家庭、社会的力量，构建起立体型的教育网络。校内除了成立禁毒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外，还与班主任签订了《班级安全、法制和禁毒教育工作责任书》，组织班主任学习禁毒知识有关文件精神，建立一支信念坚守、业务精湛的德育队伍；组织全体老师配合班主任对学习、行为困难学生开展一对一的帮教活动。通过开办家长座谈会开展禁毒教育宣传，我们在每次家长座谈过程中，都能将“禁毒”教育作为一个重要内容来宣讲；同时在每年的寒、暑假，“国际禁毒日”和“十一”及“五一”长假中，给每位学生家长分发“致家长信”（含禁毒教育要求），或分发“禁毒教育专题信”，提醒家长在假期这一特殊时段，加强对子女的约束、管理，以防与社会不良少年来往。学生人手一册“安全教育常积”读本（内含禁毒教育知识）加强自我教育。在社区教育和防范方面，学校积极协调、邀请有关部门对学校周边治安环境加大整治力度，并经常组织学校德育干部和管理人员到学校附近的电子游戏室、网吧、娱乐场等易涉毒场所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明查暗访。充分发挥法制副校长和片区民警的作用，将社区中的真实案例，通过校园电视进行实况剖析，收到较好的教育效果。利用各种新闻媒介的力量和政府各部门领导重视、参与的契机，大力宣传“禁毒教育”的重要作用和社会意义，积极拓展“禁毒教育”的影响力。
四、内强素质，提升文化底蕴。
要做好预防教育，根本的出路在于提高学生的内在素质，因此我校非常重视校园文化建设。学校每年都通过举办体育、文化周（节）和科技活动等丰富多彩的体育、文艺、科技活动，发展学生的个性特长，培养学生的良好道德情操、意志品质和生活情趣，提高他们的审美能力；注重校园环境建设，加强校园环境管理，以精心规划的绿地、草坪、花草、树木和净化美化的校园陶冶学生；以榜样人物生平简介，以突出我校精神的校训、校风、教风、学风和有益于学生成长的口号激励学生；以黑板报、橱窗、报纸、广播、影视以及图书馆、阅览室、阅报栏等多种形式和专用场所来感染学生；以富有学生生活气息的名人、名言、学生字画、各种警句和简练的日常要求来提示学生。同时，学校每学期都大张旗鼓地开展“校园佳星”行为规范生及各类三好生、优干、进步生等先进学生的评比，在广大学生中树立榜样，弘扬正气。学校一直重视规章制度的建设和完善，经过多年的积累，已建立起一整套比较完善的管理制度，成立了一系列比较科学、有序的领导机构，力争以完善的制度、科学的管理和人文的评价帮助学生建立健全的人格。通过一系列的措施，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强化“修中人”精神，从而引导学生“学好知识、学会做人”，提升学生知识文化底蕴。
[关键词]当代中国；犯罪；学术史；方法论；知识社会学；中华民国
[中图分类号]D917 [文献标识码]A
“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因此“学者术之体，术者学之用”。学术史要研究的就是前人对于学术的观念史和技术史，其对象是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但是，不管研究本身还是其成果的应用，都离不开认识和思维问题，而认识、思维的形成和发展，又关涉相应的方法论。从某种意义上讲，学术史的考察也是方法论的梳理。
当代中国犯罪研究起步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迄今为止经历了两次研究高潮和转向，形成了四种典型的研究范式，取得了很大成绩同时也存在不少问题。笔者从1998年底接触犯罪研究，在《人民公安》、《社会公共安全研究》、《青少年犯罪研究》、《石河子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过一些班门弄斧之作。因为具体研究实践中的困难促使我思考、追寻研究范式、方法上的突破。在探索过程中，笔者真切感到：要开拓前进的方向，就必须认识和把握学术发展规律，只有在学习和继承前人思想遗产的基础上，才能增进知识并拓展思维空间，熟悉研究的思考进路和话语方式，理解和把握研究的话语体系和问题意识，提高研究水平和洞见能力。因此，本文尝试对当代中国犯罪研究学术史与方法论做某些探讨，并对犯罪的知识社会学研究视角从源流、特点、前提等方面做初步的研究。
一、一个基本判断和两个研究高潮
对我国犯罪学术史的一个基本判断是，这项研究本身具有从属性和阶段性的特点。和我国禁毒刑事立法的发展一样，我国犯罪的学术研究具有典型的从属性。简言之，就是因社会的需要而始，应社会需要而变，学术研究成果社会应急和对策的色彩比较浓厚。除此，从属性还体现为研究成果从属于刑事立法的发展。围绕着刑事立法，在立法前侧重社会调研、立法建议方面的研究，在立法后主要是立法注释、司法适用方面的研究，因而具有阶段性的特点，并依次形成了两个研究高潮。
1．《关于禁毒的决定》与第一个研究高潮
我国制定1979年刑法时，由于当时犯罪的数量小，问题并不突出，立法者对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和国门打开以后迅速扩散的严重性缺乏预见，因此条文粗略、罪名笼统并且量刑较轻。八十年代初期，国际毒潮不断侵袭中国，过境贩毒引发的犯罪活动死灰复燃，吸毒人数持续上升，案件不断增多，危害日益严重，禁毒形势严峻。在这种情况下，立法者采取特别刑法的形式对刑法做了修订补充。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过境贩毒引发国内的消费，问题成为困扰我国的一大社会问题。而从司法实践上看，特别刑法存在一些不足和漏洞，不能适应禁毒的需要，因此制定一部专门针对的单行法律成为历史的必然。1990年12月28日《关于禁毒的决定》标志着我国惩治犯罪的立法进入了一个重要阶段，该决定的颁布同时向全世界昭示了我国从严惩处犯罪的立场。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相关研究成果以普法读本、知识手册、报告文学等形式表现出来，反映了整个社会对问题从惊讶不解到深恶痛绝的心路历程。因为当时刑法不够完善，直接导致了相关研究的失语。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始于《关于禁毒的决定》颁布以后，并在1992年、1993年形成了第一次研究高潮，出现了一大批著作。
《关于禁毒的决定》为研究者提供了文本，许多论著的视角主要是刑法文本的研究兼及司法适用和中外刑事立法比较。这一阶段的主要著作是桑红华著《犯罪》(警官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欧阳涛、陈泽宪主编《犯罪及对策》(群众出版社1992年版)、赵长青主编《中国问题研究：禁毒斗争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赵秉志主编《犯罪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云南高级人民法院编《惩治犯罪理论与实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论文集)。
这一阶段代表著作是以中国人民大学刑法学科团队为主编写的《犯罪研究》，该书以犯罪的犯罪构成和各罪研究为核心内容，对管辖与诉讼程序、刑罚执行与防范、台湾地区、外国、国际刑法中的犯罪及其惩治也进行了研究。占该书一半篇幅的附录，收集了中国有关禁毒的法律和司法文件，编译了有关禁毒的国际公约、有关惩治犯罪的外国法律，使得该书有学术性兼资料性的价值。
2．97《刑法》与第二个研究高潮
围绕新刑法的制定到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0年6月27日《中国的禁毒》白皮书颁布之间，形成了第二个研究高潮。
1997年刑法进一步完善并明显加大了对犯罪的打击力度。新刑法将《关于禁毒的决定》中刑事部分的主要内容全部吸收并且明确《决定》中有关行政处罚和{亍政措施的规定继续有效。新刑法根据现实犯罪对象的多样性及各个本身的危害性和流行趋势，在种类中，增加了甲基苯丙胺(即“冰”毒)。明确了犯罪的罪与非罪的界限。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定罪量刑时，只按查获的数量计算，不以纯度计算。设置了新的罪名(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和非法买卖、运输、携带、持有原植物种子、幼苗罪)，并对原有罪名作了调整，确保各种犯罪行为受到法律制裁，并对洗钱犯罪行为做出处罚规定。对各种犯罪的法定刑进行调整。重视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和对单位犯罪的完善(规定了单位可以构成任何走私、贩卖罪，而且增加了单位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对单位犯罪均采用双罚制)。限定了从重处罚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增加了缉毒人员或者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掩护、包庇走私、贩卖、运输、制造的犯罪分子的，从重处罚。97刑法对犯罪的修改和调整，是现实禁毒斗争的需要，是近二十年来我国禁毒理论与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刑法适应社会现实和发展趋势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
这一阶段研究特点是：
一方面，继续延续前一阶段规范刑法学研究范式，阐释刑事立法的新发展和司法适用的新情况。主要著作是赵秉志、于志刚著《犯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8、2003年版)、蒋筑君著《新刑法与犯罪》(西苑出版社1998年版)、赵秉志主编《现代世界犯罪及其惩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张泗汉主编《六害案件法律实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公安部外事局、公安部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编著《国内外禁毒立法纵观》(群众出版社1997年版)、张辛陶主编《犯罪的认定与案例分析》(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等。另一方面，九十年代初中期开始兴起的犯罪的犯罪学研究范式极大丰富扩展了学术研究领域，也促使学术研究在九十年代末二十一世纪初发生第一次转向――从规范学研究到犯罪学研究转向。本领域犯罪学研究较早成果有郭翔主编《中国当前的问题与治理对策》(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论文集)。世纪之交比较有份量的著作是崔编《犯罪发展趋势与遏制对策》(警官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和郭建安主编《吸毒违法行为的预防与矫治》(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前者在宏观方面着墨较多，政策指导性较强，后者采用“小题大做”的方式，特别对吸毒者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及吸毒史、吸毒的原因、价值观与吸毒行为的预防、复吸的原因、吸毒成瘾者的医学治疗与心理治疗康复、戒毒体制现存问题等作了详尽研究，在资料运用、论证方式、实证数据分析等方面都值得学习，是本领域为数不多的精品之作。
除此以外，二十世纪末全球掀起了“回顾世纪历史”的思想潮流，这在本领域表现为一些全景式(或称为百科全书式)的研究著作相继出版，同时说明多类研究视角的综合运用已经开始被研究者们重视。代表著作如赵长青、苏智良主编《禁毒全书》(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该书集中汇编、全面反映了九十年代中后期之前我国犯罪的研究成果，曾作为我国赠送联合国禁毒署的礼品。这类著作还有邱创教主编《犯罪惩治与防范全书》(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近年来综合性著作还有肇恒伟、关纯兴主编《禁毒学教程》(东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和张绍明等主编《禁毒大视角》(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四卷本)等。
二、基本研究范式和存在的问题
“范式”(paradigm)概念是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最早提出来的。在库恩那里，“范式”是包括规律、理论、标准、方法等在内的一整套信念，是某一学科领域的世界观。当代这一概念早已超出了库恩赋予的原义，被广泛用来表征或描述一种理论模型、一种框架、一种思维方式、一种理解现实的体系和科学共同体的共识。历史进入了二十一世纪后，我国犯罪的研究范式逐渐定型化，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
1．基本研究范式
(1)规范研究范式
此类研究主要是法律文本的研究，从刑法学角度以研究“静态的法”为主的成果。因为近年来刑事立法大的变动不多，因此该领域研究颇有波澜不惊之态，许多著作主要集中讨论犯罪司法适用、犯罪与相关犯罪(洗钱、恐怖主义犯罪等)关系。主要著作有祝铭山主编《走私、贩卖、运输、制造罪》(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林主编《刑事案例诉辩审评：贩卖制造罪》(中国检察出版社2005年版》杨鸿著《犯罪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等。
(2)实证研究范式
站在犯罪学角度，以研究“动态的法”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为主的成果。目前研究热点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吸毒矫治及戒毒问题研究，主要成果有姜佐宁主编《的危害与防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魏玉芝主编《学》(群众出版社1999年版)、杨凤瑞主编《2003年中国禁毒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杨凤瑞主编《2004年禁毒论坛――戒毒康复的理论与实践》(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等。
二是犯罪案件侦查问题，特别是诱惑侦查争论。主要著作有周欣、王若阳主编《犯罪案件证据实务》(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莫关耀主编《犯罪案件侦查教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2000年版)、魏东、赵勇著《诱惑侦查中的若干问题》(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等。美国司法部缉毒署编《案件侦查》(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多次重印，是本领域影响较大的外国著作。
三是某个地区或省份犯罪的综合研究(实证研究和地方立法研究)。代表著作有林辉等著《为了这片净土：福建禁毒斗争的历史、现状和对策》(群众出版社2003年版)、赵翔等著《问题研究：从全球视角看贵州问题》(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等。
(3)史学研究范式
从禁毒史角度，以资料梳理、鉴往知今为目的的研究。较早的成果有苏智良著《中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马维纲编《禁娼禁毒：建国初期的历史回顾》(警官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诸羽主编《割除病瘤：共和国首次禁娼禁毒述实》(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马模贞作为长期从事该领域研究的学者，相继编著出版了《在中国》(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中国百年禁毒历程》(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和《中国禁毒史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其中《中国禁毒史资料》是迄今为止内容最丰富、详尽的史料汇编，是研究中国问题重要的工具书。
(4)其他学科研究范式
一是从心理学角度。有刘白驹著《精神障碍与犯罪》(社科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方贻儒主编《迷失的乐园：烟、酒、成瘾行为案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二是从社会学角度。有王晗编著《白色恐怖：中国禁毒报告》(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年版)、陈淑庄著《世界大战》(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这方面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是国外的相关研究・，例如美国O・瑞、C・科塞著《、社会与人的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美国文森特・帕里罗、约翰・史汀森、阿黛思・史汀森著《当代社会问题》(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
三是从经济学角度。有法国普吉兰著《致富：走私、洗钱与冷战后的金融危机》(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国内新著有刘增合著《鸦片税收与清末新政》(三联书店2005年版L
四是从医学角度。有何颂跃编著《冰毒危害与犯罪法律惩罚》(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年版)、王文甫、陈列编著《吸毒的危害与戒毒》(人民军医出版社1996年版)、杨良主编《海洛因的毒性及危害》(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1998年版)、杨良主编《海洛因成瘾的临床诊断及治疗》(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1998年版)等。
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并不赞成目前学界跑马圈地，将学者及其成果囿于某一类阵营的思维方式和做法。范式仅代表了研究者研究的侧重点、特色而非全部，综合性应当是当代研究的一个重
要趋势。刑事一体化研究目前基本上成为学界共识，学科可以有划分，但研究视角、领域决不能学科化、部门化从而固步自封。
2．存在的问题
(1)研究自身的问题
一是规范研究范式的模式化和僵化。
规范研究是犯罪研究的传统领域和方法。因为我国法学学术品格不高，学科独立性不足，学术规范性不强等原因，犯罪的规范学研究往往表面繁荣，实则成果重复严重。一些成果基本沿着罪名解说――犯罪构成――此罪与彼罪的关系的教材模式写作，文字表述从概念到概念，玩文字游戏，逻辑感缺乏，时代感不强。从目前研究成果来看，在犯罪与其他犯罪的联系、各国犯罪构成的微观比较方面尚缺乏有实力的作品。
二是犯罪学研究范式的文学化和泛化。
犯罪的犯罪学研究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在中国兴起并且有着广泛前景的领域。但目前存在主题先行、以偏概全、结论武断、缺乏实证，理论说服力不强的问题，突出的表现是文学化和泛化。文学化、泛化是指表述随意、故事化、主观化，成果往往混同于一般普及型知识读物，泛泛而谈的多，一些大话、空话、套话、正确但无用的话充斥文中，读者非但感觉不到智识的提高，而且觉得索然无味如同嚼蜡，学术研究的理论性和严肃性将不复存在矣。
从方法上而言，一些成果重视定性而忽视定量，重视宏观而忽视微观，重视沿海西南地区的实证材料而其他地区的材料，重视具体数据事实而忽视分析理论提升。结果造成实证研究和法律研究相脱节，成果指导意义不大。大多数著作没有跳出现状原因对策的三段论叙事模式。“现状”部分是描述性研究，主要回答犯罪是什么问题(包括犯罪结构、犯罪分类、犯罪分布规律、犯罪状况、特点等)。“原因”部分是解释性研究，主要回答为什么犯罪(包括犯罪原因、根源、犯罪因素、条件等)。“对策”部分回答如何预防、控制犯罪。这种叙事模式的弊端已有学者提出，犯罪原因反应的解释模式使犯罪问题的理解过于简单化。许多犯罪控制手段并非基于对犯罪原因的解释，通过消除原因以消除结果的逻辑，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理想化的成分。在传统三大块体系中，有些范畴无法科学的定位，如犯罪规律、犯罪人。犯罪与周围事物之间的关系这个犯罪问题的基本要素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了，因为一种行为的犯罪化或非犯罪化，有时并不能用犯罪原因来简单解释。
三是薄弱环节仍然存在。
笔者认为，国内学术研究在以下三方面是亟待加强的。首先，国外研究方法、成果的本土化研究。目前许多著作还停留在食洋不化或自说白话这两个极端上。一些成果对相关研究缺乏了解，反映在微观上，就是讨论难以深入，学问不够精细。还有一些成果缺乏理论整合能力和材料消化能力，反映在写作上就是材料堆积数据罗列，在宏观上前后文逻辑互相矛盾(这和我国学术成果主要是集体著作也有关系)。
其次，研究成果的专题性。只有专才能精，片面才能深刻，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如果说我国目前的整体性研究还不够，归根到底是作为其基础的专题性研究缺乏精品力作。例如，实践部门最需要的对专门地区、人群的研究还不够。犯罪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但每个省区还是有一些具体、特殊的问题亟待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已经有了一些，但还远远不够。
再次，刑事政策、社会政策的研究。刑事政策、社会政策的研究在国外是热点，但国内的相关研究并未跟进，相反在《中国的禁毒》白皮书颁布以后还有万马齐喑的趋势，这进一步说明了前文所述的从属性特点。国家政策当然要统一、明确，但学术应当百花齐放。
笔者还有一个基本判断如果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犯罪学术研究实现了从刑法学向犯罪学的第一次转向，那么二十一世纪我们将迎来从犯罪学到刑事政策学的第二次转向。这是因为，刑事政策学作为联接犯罪学和刑法学的枢纽，直接关系到犯罪学理论成果指导、影响实践立法的问题，也关系到我国禁毒立法的未来走向。国内外法学理论界方兴未艾的法律和社会研究思潮也预示了政策学作为一种新学术领域的可能性。因为的刑事政策、社会政策涉及面比较广，这方面的研究既是一条险途具有诱惑性，也是一座富矿，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开掘。
(2)研究之外的问题
学术研究不是在真空之中进行的，研究者也不是脱离社会的人，当下知识生产方式和机制也直接影响犯罪学特别是犯罪的研究质量提高。
一是研究队伍的部门化趋势造成学术交流不畅。目前犯罪的主要研究者集中在高校和实务部门，这两种研究群体总的来看处在各自为战的状态，而且在研究信息资源分配方面也不均衡。公安院校的研究者有天然的优势，他们与实践部门接触、沟通较多，掌握新情况也比较容易，但其他院校研究者在了解现状方面有一定难度。
国内相关学术研究团体如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中国法学会犯罪学研究会、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从理论和职责上讲是研究群体之间的纽带。但在当下中国学界的一些痼疾(如学术团体行政化、研究人员浮躁化、功利化、“江湖”显规则和潜规则并行)的影响下，要整合现有的研究群体可谓任重而道远。
二是研究成果的发表困境抑制了研究者的积极性。因为研究对象的专业性和特殊性，犯罪研究成果不易公开发表，能够公开发表的，也局限在公安类、狱政管理类院校所办的学报。目前刊发犯罪成果较集中的刊物主要有：《云南警官学院学报》依托该院在禁毒学方面的优势，专门开设了专栏每期刊发多篇相关文章，是本领域近年来新崛起的研究阵地。《中国药物依赖性杂志》是我国第一本报道药物滥用与药物依赖性研究方面的学术性刊物。由北京大学中国药物依赖性研究所主办。主要刊登医学、戒毒方面的论文。《社会公共安全研究：福建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华东政法学院《青少年犯罪问题》、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刊《青少年犯罪研究》(内部资料)等传统犯罪学刊物也是主要刊发犯罪论文的阵地。但是，法学类“核心”期刊很少发表犯罪甚至犯罪学方面的论文。在目前研究成果发表刊物规格和学者“饭碗”“津贴”挂钩的大环境下，这种导向无疑会挫伤研究者的积极性。
三是经费严重不足是制约研究者的客观因素。众所周知，实证研究需要大量的经费做支撑。一些较高学术水准的成果背后往往有课题基金的支持，如前述《犯罪发展趋势与遏制对策》受国家社科基金和公安部部级科研经费的支持，《吸毒违法行为的预防与矫治》被列为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的科研项目。但是，科研项目的取得往往会受许多研究以外因素左右，这已是不言自明的事实。对于一般的(无职务)或中青年的研究者而言，要申请上项目取得经费支持仍然是一个相当困难的事。
三、犯罪的知识社会学研究视角
1．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旨趣
知识社会学是关于知识的起源、变迁、演化、影响和历史宏观背景、微观背景的关系的研究方法，它主要研究思想、意识形态与社会群体、文化制度、历史情境、时代精神、民族文化心理等社会文化之间的联系，或者说是研究这些社会文化因素如何影响思想和意识形态的产生和发展。
知识社会学研究最初可见于社会学家M．韦伯论宗教与社会现象的关系、w．桑巴特论资本主义发展与社会现象的联系。该学科名称最早由德国学者舍勒(MaxScheler，1874～1928)《知识社会学问题》(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中译本)一书提出，在这本书中他提出了社会关系、社会语境对知识的影响。德国社会学家曼海姆(K．KarlMannheim，1893―1947)也是知识社会学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1925年提交给海德堡大学的教授资格论文《保守主义》(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中译本)是知识社会学的典范之作。曼海姆强调人的意识不可避免地依赖于人的社会地位，知识社会学的任务就是对思想的形成、发展、变化及各种观念的相互依赖关系进行有控制的经验研究，找出意识形态与社会群体的联系，然后由经验研究上升到认识论高度，探讨思想意识反映社会存在的真实程度，确定思想意识与社会存在的关系及其结构，建立起检验知识或思想的正确标准。
知识社会学所涉及的主要问题是知识或思想存在的基础、知识或思想存在的形态和存在的关系。当代大规模的知识生产和传播，造成一种知识密集的社会，社会学愈来愈重视知识在社会发展、变迁中的地位和作用，于是涉及知识、思想与社会政策的制定、实施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
2．知识社会学在犯罪研究中的应用
知识社会学研究思路早已在国外研究中广泛采用，笔者看到的一些中译本，如美国戴维・F・马斯托著《美国禁毒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英国罗伊・波特、米库拉什・泰希主编《历史上的药物与》(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美国戴维・考特莱特著《上瘾五百年：与现代世界的形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这些著作都采用了知识社会学思路，将禁毒、放在整个社会的背景下考察，考察与治理、权力、政治等知识的互动关系。这种研究范式对我们具有很强的启发性。
以前述《美国禁毒史》为例，作者研究了国际与国内管制的互动，三权分立体制下的管制政策，地方、州与联邦在管制上的合作与冲突，管制的司法惩治模式与医学模式，麻醉品管制的动力。该书集中研究美国和政策的历史变迁，以麻醉品管制的历时性发展为理路，全面再现了20世纪美国管制成瘾性麻醉品的历史，把麻醉品管制的演变放在历史的语境中进行多方面的考量，揭示出这一政治行为深层的社会、文化、经济根源。作者特别注重从国际视域、联邦体制、政府机构间的合作与冲突中考察美国管制政策和理念的变迁，充分利用了历史学、社会学、医学、政治学等视角进行交叉研究。
应该说这种研究视角在美国是比较普遍的，史蒂文・贝伦科(Stevenr．Belenko)的《美国和政策文献史》(格林伍德出版社2000年版，尚未有中译本)也是这种视角，这本书的特点之一就是把问题和政策的变迁相结合进行研究。这种把二者结合进研究的方法规避了问题和政策相分离的研究倾向，从而开创性地从问题本身出发来研究政策的演变。
将知识社会学运用到犯罪研究之中，有一个理论假设：这就是把(或犯罪)视为社会中的“知识”，因此它们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法律问题而是一个被社会建构出来的知识。人们对这种知识的认识是受着上至社会政治制度、下至每个人社会经历因素的影响，而这种认识直接决定了我们对(或犯罪)的社会评价乃至刑事政策的运用。总之，就是寻找影响(或犯罪)这种“知识”建构背后的因素，从而进一步思考刑事政策的正当性基础。
四、知识社会学研究的前提――中国问题的复杂性
中国问题的复杂性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经取得国儿特别是知识分子和上层决策者)的共识，下面主要梳理前人论述，旨在对当代“运动式”治理政策的正当性提出怀疑。
苏力提出力求语境化地(设身处地地、历史地)理解任何一种相对长期存在的法律制度、规则的历史正当性和合理性。如果我们采用这种研究姿态，而不是从意识形态上一概否定、一棒打死，那么我们就可以从中华民国时期刑事政策①的讨论中明晰前人对犯罪的问题意识，这对我们当前讨论问题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也是一种重要的思想资源。
1．政策的法律本位
法律本位是指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价值目标中的侧重点，表明一个法律体系的终极关怀是什么或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南京国民政府以孙中山先生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作为立法活动的指导思想。结合当时国际、国内时势，以胡汉民为首的立法者提出了社会本位的立法思想。从世界上来看，文艺复兴以后，新兴资产阶级为了反对封建专制，提出天赋人权、契约自由、所有权绝对等理论，并以此为指导，确立了以保障个人权利为基点的近代法律体系。然而，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种个人本位的法律制度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弊病，贫富两级分化导致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并引起社会的无序。社会本位认为，人的存在价值，首先在于他是社会、民族、国家的一员。法律所要谋求的，首先是全民族、全社会和整个国家的利益。正如胡汉民所说的，“三民主义认定法律之所以为必要，在于能够保障社会全体的利益。个人所有的权利是为社会生活和民族生存而有的。”南京政府时期的禁毒就是建立在这种社会本位的立法背景之上的。
2．禁毒中的国家维护和国际合作
禁毒与领事裁判权的关系可以上溯清末，即使在民国期间，中国也始终处于西方列强的重压控制之下，无法真正独立地行使。列强提出以禁绝国内的烟毒作为取消不平等条约的条件，但禁绝国内烟毒、截断外来毒源，又得以取消不平等条约为前提，这是因为南京国民政府虽在20年代末发起修订新约运动，但没能收回租界，一些外国势力利用租界，制造和贩卖，上海和天津等地的租界成了当时走私的基地。由于国外某些政府暗中支持走私，仍得以绵延不绝地进入中国，之源始终无法塞绝。
由于领事裁判权之存在，警察局请求协助缉捕，租界当局往往拒绝引渡，租界遂成为贩毒分子避重就轻之所。外交部长王正廷曾有“因外人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中国政府施行烟禁不便”之感慨，“所以取消不平等条约是政治上对外的第一个禁烟的办法”。马寅初提出，要杜绝(鸦片和麻醉)来源，国际交涉也是个重大问题，这是一面要根据历次关于禁烟缔约，和各国严重交涉，一面要国内认真施禁，唤起国际同情，杜绝他们的藉口，修明内政和严正外交同时并进。
3．禁毒的步骤
当时提出断禁与渐禁的关系。有人认为，中国禁烟宜于“渐禁”，而不宜于“断禁”。因为中国的“烟”，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烟”的问题，而是早已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包含“烟”以外的一切财政、经济乃至政治的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而要单独解决“烟”的问题，是行不通的。从清光绪末年至民国初年，禁烟之所以有成效，固缘国内政治统一，故能令出维行，贯彻到底，而亦由于制定十年禁绝办法，有计划，有步骤之所致。到民国六年以后，军阀割据，借烟筹款，大
开烟禁，烟祸之烈，达于极点，而烟土与地方财政，人民生活，社会经济政治的关系，亦益密切。此时南北军阀，只知征而不知禁，因无禁政可言。及国民政府成立；1928年全国禁烟会议是民国禁烟之开始。然当时政府中人，把“烟”的问题看的太简单，把“禁”的问题看的太容易，于是标榜断禁政策，寓禁于征，对于禁政既无切实的办法，所有与“烟”应先时或应同时解决的问题，也未注及，便想用几条法律，几道命令、坐牢、罚款把数百年来的烟毒廓清，是空想。渐禁政策因为是分期分区的过程中有步骤，有阶段。故能顺应复杂的政治环境，逐步推动，按计实施，有条不紊。
4．禁毒中政府经济利益
禁与征的关系是中国近代禁毒史上的一个核心问题。鸦片战争前后，晚清政府就有“弛禁论”与“严禁论”的争论，孙中山先生晚年在《禁烟问题与政治建设》的演讲中把能否彻底禁烟与政府性质联系到一起，认为“中国之禁烟问题与良好政府之间题，有连带之关系，鸦片营业，绝对不能与人民所赋予权力之国民政府两立”的观点振聋发聩。
前引《禁政问题》一文中对国民政府寓禁于征的政策从社会合理性的角度做了解释，他首先指出南京国民政府的既征也禁和北洋军阀的只征不禁有区别，因为前者的目的是禁，后者为的是征。其认为就事实论，民国以来，烟税既成为中央与地方收入的大宗，当国民革命北伐完成之后，财政枯竭，而其时西南各省，实际尚未统一，那时中央如果毅然取消特税，不但收入没有抵补，而且各省禁烟经费，亦无所出，故政府征税，实不得己。对于两年禁毒、六年禁烟期间为何继续征收特税，理由有二，一是取之用之。分期禁种、分期禁吸、统制产场，办理公膏，以及各省设立戒烟医院等禁烟经费浩大，故征收特税，以取之烟民者用之于烟民。因为种、吸、运、售均分期递减，故特税亦因烟民、烟量减少而逐年递减。二征只是手段。以前政府之失，不是不应当征税，而是税而不禁。寓禁于征，特税全由烟民负担，税重则烟价必然增高，价高则购吸者势必减少，种者因销路减少而不踊跃，故收税也是禁烟的一个有效的手段。这只是一家之言。
向烟民处罚金其实也是变相的“征”，胡汉民认为此法不妥。“如果吸烟可以罚金了事，岂不是替有钱的人开了方便之门，把禁烟行政的威信与价值陡然降落下来吗?人民如果见禁烟法令的作用，一遇到金钱，便立刻被限制了，将以为政府的禁烟，不过是藉此赚钱抽税而已，这样虽说是‘禁止’，而事实上岂不已变成‘促进’吸烟了吗?再则禁烟行政如果明明白白的和金钱发生了关系，禁烟行政人员的廉洁，便格外难保，而禁烟的效验，也就难说了。”
5．禁毒中法律权威性
清政府改变禁烟政策于1906年制定“十年禁烟”计划作为“新政”的一部分，全国进行了禁烟运动，这也是中央和地方的一次权力博弈。经过清末的禁烟和民国初年革命巨浪席卷下的各省禁烟运动，泛滥成灾的烟毒在民国初年基本上得到了有效控制。北洋政府中期以后，中央权威明显不足，各地军阀都把自己辖区的权势看成暂时的，因此采取各种手段搜刮钱财，包括销售鸦片。军阀政府以谋求军事集团的一己私利为首要目的。军阀与鸦片互为依存，军阀要扩展，就必然大勒烟税，军阀是战乱之源，而鸦片则是战乱之工具，民国的问题也是军阀政治及其统治的必然结果。
王宠惠认为，法律只能绳于事后不能防于未然，若徒法以行，而不研究正本清源之道，虽法令严厉但恐有时而穷。中国禁烟成效不大，不是法令不好而是执行不力，这与清末以来中国处于分裂状态有关。中央政府无法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有效地控制地方，彻底地贯彻其禁烟意图。国家处于分裂状态，政令不一，地方军阀控制区域烟毒日趋严重。在西南、西北等地，各省军阀依然拥兵自重。而对抗的基础是钱财，烟税几乎又是他们最可靠的财源。“吾国十余年来，国内战争，络绎不绝，于是握军符者，多以种鸦片为唯一之饷源”。王宠惠因此感慨：“国家多故，军阀专横，不惟漠视禁令而已也，且又从而蹂躏之”，因此要真正实现禁烟，“人人心目中，当有尊重法令之思想，而国家之司法权，方能实行于其间”。
6．吸毒者的矫治
(1)“社会制裁”
胡汉民在《禁烟与社会制裁》，一文中谈到禁烟的办法有两种，一是政治方面的，一是社会方面的。在他看来，因为吸毒有许多社会的原因，所以“禁烟一事，单靠政治方面的法令是不够了的，一定还要辅佐以社会的制裁，才能收着全效”。
他认为，首先要改造吸毒时髦的心理，加强舆论的制裁。“吸烟的又何尝不是人?社会上果真有刺激给他，也一样会因羞恶而改行的。唤醒社会，是彻底而且自然的办法，单靠法令，法令终有穷时”，“必定要做到人民能够自勇的耻于为不善”。
其次，要加强男女间的互相制裁。胡氏认为这是“极有效而极该提倡的”一种方法，即规定吸毒是禁止结婚的法定要件之一，也是离婚的法定理由之一。结了婚的人吸毒的，国家禁止其生育。原因是青年“没有不注意自己的婚姻问题的，吸毒如果会丧失掉结婚的权利及家庭的幸福，一定可以从黑籍里面救出不少的青年来。”以国家法律对个人私权利进行限制，这种观点体现了其社会本位立法观，在这一点上胡氏并不讳言，“我们禁烟的目的，既重在强种，已吸上的人，如何还能容它有配偶、有生育，这种弱种流传下来，继承不已，遗患何穷!”，“剥夺结婚的自由，且不许有任何形式的配合，固然是惩戒他们本身，也所以杜绝种族上的流毒呢!”
再次，在制裁吸毒者时区分不同职业，学生、士兵与官吏同科严办。因为“学是社会上未来的中坚分子，国家民族的命脉所寄，断不能容他再染烟毒，而陷社会国家民族于绝地。兵是有纪律、有训练的团体，每个分子更不当做纪律以外的事。”
(2)“四禁并举”，“方法区别”
“禁烟的方法，最好将禁种、禁运、禁吸、禁售同时实行。但是禁止的详细规划，需由政府与民众团体联合一气，共同筹议，本合作的精神，达到禁绝的目的，使国际间所定不平等条约的耻辱，从此可以洗涤，三民主义也从此可以完全实行。”
1. 千家万户齐承诺 不让毒品进我家
2. 吸毒是当今人类社会的公害
3. 禁绝毒品 功在当代 利在千秋
4. 依法宣传毒品危害 增强学生法律意识
5. 认清毒害 戒断毒瘾
6. 勤劳致富 远离毒品
7. 禁毒靠大家 利民利国家
8. 全民动员 扫除毒害
9. 炎黄子孙当自强 拒毒禁毒为中华
10. 贩毒是杀人 吸毒是自杀
11. 毒品一日不绝 禁毒一日不止
12. 珍爱生命 远离毒品
13. 培养遵纪守法公民 坚决参与禁毒斗争
14. 禁绝毒品 利国利民
15. 有毒必肃 贩毒必惩
16. 莫沾毒品 莫交毒友
17. 加大禁毒力度 深化禁毒斗争
18. 全党动员 全民动手 打一场深入持久的禁毒人民战争
19. 预防毒品危害 保障身心健康
20. 有毒必肃 贩毒必惩 种毒必铲 吸毒必戒
21. 禁毒不胜 决不收兵
22. 抵制毒品 消除毒害
23. 严厉打击制贩毒活动
24. 品尝一次，毒害一生。
25. 创一流文明城市
26. 开展创建无毒害社区活动
27. 毒品尝一口，阎王在招手
28. 毒害无边 回头是岸
29. 有毒制毒创无毒 无毒防毒保净土
30. 贩毒有罪 吸毒可耻 禁毒光荣
31. 全市人民积极行动起来打一场禁毒的人民战争
32. 接近毒品就是走向死亡
33. 唤醒民众 洁身自好 抵制毒品 勤劳致富
34. 警民同心 共战毒品
35. 万众一心 禁绝毒品
36. 抵制毒品 参与禁毒
37. 毒品会腐蚀健康，吞噬生命，夺走幸福。请远离毒品!
38. 亲近美好人生
39. 坚决彻底铲除非法种植的罂粟等毒品原植物。
40. 铲除毒品 造福人民
41. 禁绝毒品 人人有责
42. 珍爱生命 拒绝毒品
43. 手拉手远离毒品 心连心造福社会
44. 远离白色粉末 拥抱七彩生活
45. 大力创建无毒社区 创一方净土 保一方平安
46. 毒一侵，财万倾，好生活，因毒灭，妻儿散，邻居赶，毒伤身，更伤心，齐禁毒，建幸福。
47. 毒品乃祸起之根，万恶之首，莫让毒品靠近你。
48. 毒品是没有腿的，请控制好你的双腿。
49. 毒品是一无所有的代表，也是家破人亡的象征。
50. 毒品勿近，防止毒瘾“一触即发”。
51. 吸毒是犯罪的祸根。远离毒品，亲近美好人生。
52. 闻者伤身，吸者伤人
53. 毒品猛如虎，大家真辛苦，齐来灭这虎，大家不再苦。
54. 宣传贯彻《禁毒法》坚持依法禁毒
55. 唤醒民众 积极参与禁毒斗争
56. 敲开毒品的门 挖好自己的坟
57. 无毒邻里称颂 有毒家破人亡
58. 全民动员筑起防毒贩毒的思想防线
59. 毒品尝一口 阎王向你招手
60. 禁毒工作要持之以恒，毫不手软。
61. 禁绝毒品，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62. 吸毒是犯罪的祸根。
63. 吸毒一口，掉入虎口。
64. 禁绝毒品，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65. 毒品祸国殃民，禁毒国泰民顺。
66. 依法禁毒，构建和谐。
67. 生活不一定是天堂，毒品一定是地狱!
68. 深入创建无毒社区，促进精神文明建设
69. 铲除毒品，造福人民。
70. 远离白色粉末，拥抱七彩生活。
71. 全党动员，全社会行动，打一场禁毒人民战争。
72. 大力宣传禁毒法律法规，巩固禁毒人民战争成果
73. 严厉打击制贩毒活动，坚决参与禁毒斗争。
74. 敲开毒品的门，严厉打击各类毒品违法犯罪活动。
75. 加大禁毒宣传的力度，提高全民族的禁毒意识。
76. 无毒生命灿烂，涉毒生命黯淡。
77. 深入创建无毒社区，远离毒品。
78. 参与禁毒斗争，创造和谐生活。
79. 参与禁毒斗争，构建和谐社会。
一、加强领导，提高认识
为了确保禁毒工作的各项措施落到实处，局党组及时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布置了禁毒工作的有关事项，成立了以党组书记、局长王德华同志为组长，陈银副局长为副组长，各股室工作人员为成员的局禁毒工作领导小组。明确王德华同志为禁毒工作第一责任人，陈银同志主抓禁毒工作。局禁毒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指派专人负责具体工作，制订了局禁毒工作宣传方案，召开了全局干职工大会，教育广大干职工及其家属提高思想认识，加强学习，增强的免疫力，自觉远离，为净化社会空气，增强公民的法制意识，做出积极的贡献。
二、强化宣传，确保实效
目前，禁毒工作的困难主要还是人们存在着对危险性的认识不够，再加之，一部分人法律意识不强，涉毒现象时有发生，加大禁毒工作的宣传力度，势在必行。今年，我局共出禁毒宣传橱窗1期，悬挂固定标语1幅，张贴禁毒宣传挂画10余张次，在局机关营造了浓厚的禁毒宣传氛围。6月26日，结合抗震救灾各项救助政策的宣传，我局积极参加区禁毒委组织的“禁毒集中宣传活动”，张挂宣传横幅一条，发放宣传资料近1000份，出动活动宣传车15余台次，深入到乡、镇、社区进行禁毒和法制宣传，使禁毒宣传教育工作深入到各城镇、农村、学校、深入人心，达到了预期效果。
三、加大创建力度，建设无毒社区
今年来，我局结合基层政权建设工作，加大了创建无毒社区工作力度，深入各社区以“参与禁毒斗争，构建和-谐社会”为主题，开展了禁毒宣传、防范、对涉毒人员的帮教管理救助等工作。同时按照区委的统一布置，认真开展了创建“无毒乡镇”的对口联系工作，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为紧紧围绕和服务于以禁毒严打整治为主线的禁毒人民战争，坚持“面向全民、突出重点、常抓不懈、注重实效”的方针，以“依法禁毒，构建和谐”为主题，深入开展禁毒宣传教育活动，充分发挥舆论宣传作用，坚决遏制蔓延，切实减少危害，按照市禁毒委文件要求，我办事处广泛深入开展了禁毒宣传活动。现将禁毒宣传月活动开展情况总结如下：
一、领导重视，周密部署宣传月活动
我处党委、政府历来对禁毒宣传工作高度重视，接《通知》后，分管领导迅速组织禁毒工作领导小组开会，及时传达《通知》精神，研究部署宣传工作，成立了领导小组为做好禁毒宣传活动提供了组织保障。
二、充分利用各种宣传资源，广泛开展宣传活动
由综治维稳办牵头，以派出所为主体，司法所和文化站共同协助配合，充分利用会议、板报、标语、街头宣传、入户宣传等形式，在全处范围内紧紧围绕“依法禁毒、构建和谐”主题，深入学习贯彻和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为重点，以全民参与为主线，开展宣传：
1、集中宣传月期间，办事处悬挂禁毒宣传图片、张贴禁毒宣传标语、播放禁毒专题片等开展宣传，发放宣传资料1000余份，受教育群众约2000人/次。
2、各村、社区、学校、企业出动义务宣传员，共出板报3期、张贴标语10条，组织村党员干部和在校师生观看宣传教育碟片9场次。
3、办事处
妇联、团委按照市里工作安排，组织广大禁毒志愿者深入院落、单位、学校、娱乐场所散发禁毒宣传品，学校还开展了禁毒宣讲比赛和小手拉大手活动。 4、办事处禁毒帮教工作领导小组，深入到有吸毒人员的村委会，开展调研，对部份吸毒人进行帮教。
三、“6.26”禁毒日宣传活动工作取得成效
“6.26”禁毒日当天，办事处综治办联同安监站，在市中医院门口，制作了15块宣传展板，进行知识宣传，同时发放了禁毒宣传资料，讲解禁毒知识，对前来咨询的群众给予耐心指点。
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6.26”禁毒宣传教育活动，充分调动了全处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禁毒人民战争，对遏制新吸毒人员滋生，落实预防宣传教育、打击违法犯罪，禁种铲毒、禁吸戒毒，强化制止毒化学物品、品和管理等工作目标任务营造了良好的禁毒工作环境。通过广泛宣传，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防毒、禁毒的意识，全处范围内营造了“珍惜生命、远离”的良好社会舆论氛围。
今年6月26日是第26个“国际禁毒日”，我们学校根据县局安排，确定6月份为禁毒宣传教育月。学校紧紧围绕“依法禁毒，构建和谐”的活动主题，充分发挥班主任、科任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发挥团委、政教处等职能部门的作用，结合我校实际情况，积极采取有力措施，开展丰富多彩的宣传教育活动，坚决控制进入学校，有效地推进了禁毒工作的顺利开展，为维护我校教育、教学和学校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现将有关活动情况总结如下：
一、切实加强领导，为我校禁毒宣传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有力保证。
（一）、成立学校禁毒宣传工作领导小组：
（二）、学校历来都十分重视禁毒宣传工作。今年以来，领导小组多次召集分管此项工作负责人分析会，就禁毒工作进行了认真部署。全校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市、县禁毒工作会议和文件精神，制定了《千阳中学禁毒宣传工作三年规划》，对今年的禁毒宣传工作及专项整治活动进行了周密安排和部署，并根据禁毒宣传工作的需要，调整充实了禁毒工作领导小组，重新分工，各负其责又密切合作，使我校禁毒宣传工作的开展做到了统筹兼顾、责任明确。同时，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增大投入，进一步加强禁毒队伍建设，使各项禁毒宣传工作顺利开展。
二、深入开展禁毒宣传教育和“平安奥运”活动，营造了良好的校园环境。
我们学校按照防范、教育有机结合的要求，充分发动师生参与禁毒宣传活动，重点加强了对青少年学生的防毒、拒毒预防教育和《禁毒法》的学习，以及禁毒与“平安奥运”“和谐社会”密切关系的认识。“6。3”虎门销烟纪念日、“6。26”国际禁毒日，学校特意举行晨会，宣传呼吁全校师生提高思想警惕，追求健康向上的生活习惯，自觉远离，拒绝，坚决同犯罪作斗争。通过师生的共同努力，学校的禁毒宣传工作广播有声音、电视有图像、有黑板报、有专题展览，形式多样，声势浩大，真正做到师生人人皆知，使广大师生充分认识到的危害性和禁毒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同时，开展迎奥运征文，进行奥运年我们该做些什么探讨，要求学生从改掉不良嗜好（如吸烟、喝酒等）做起，加强自我教育和管理，远离，拒绝不良嗜好，为构建和谐社会做贡献。
三、形式多样、活动丰富，不断增强学生防毒拒毒的自觉性。
禁毒关键在于预防，预防关键在于教育。青少年学生之所以成为最易受到侵害的“高危人群”，其主要的原因是缺乏对危害的认识，缺乏对危害性的了解，往往受到环境的影响，被居心不良者误导而走上不归路。我们针对高中学生的心理、生理和认知特点，切实做到超前预防，让学生“识毒、明毒、拒毒”。
1、坚持“一纳入”。始终坚持把禁毒宣传教育纳入学校工作计划中，通过开展国旗下讲话、主题班会、演讲以及组织黑板报、广播对师生进行禁毒宣传教育。
2、做到“两个结合”。始终坚持把禁毒宣传教育与学生日常行为规范教育相结合，与学校法制教育和培养青少年学生树立社会主义观念相结合，做到预防教育工作常抓不懈，使广大师生了解新型基本常识及其严重危害，自觉抵制引诱，绝不参与涉毒活动。
3、进行“三方联动”。我校充分发挥家庭、社会、学校的合力。与城关派出所联动，加强学校周边环境治理，聘请法制副校长到学校做报告，以案例分析的形式让学生了解的危害；与学校心理健康辅导老师联动，以“珍爱生命，远离”为主题，引导学生阅读相关书籍、观看图片、查阅相关资料，了解吸毒人员的现状，分析吸毒对青少年学生的身心影响，讨论分析吸毒者的原因及其危害性，增强禁毒、拒毒意识；与家长联动，进行禁毒宣传和教育，学校通过家长会给家长们作禁毒知识的专题讲座，分析禁毒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呼呼家长从自己做起珍爱生命，远离。让学生通过家庭和居住地内化禁毒、宣传知识教育，辐射到家
庭和亲戚朋友，自觉增强禁毒意识。通过三联动宣传教育，形成了三位一体的宣传教育模式，产生了良好的宣传教育效果。4、实行“四鼓励”。坚持鼓励学生就学习的禁毒知识和团队体验活动撰写学习心得、体会及小论文，并组织开展评奖活动，激励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推动学校禁毒教育和宣传的实施。坚持鼓励教师撰写禁毒教育工作总结或经验材料，并进行交流。坚持鼓励学生通过各种途径收集资料，并自主设计、排版，完成后学校组织评比，并对优秀板报组织学习和观摩。坚持鼓励教师带着课题开展预防教育，推动学校禁毒教育的科研化发展。
5、开展“五个一”。一是上好一堂禁毒宣传教育课。要求在不同年级，利用班会课上一堂禁毒宣传教育课。各班主任都能积极通过上网或看书查找资料，认真备课，以生动形象的语言进行授课，切实让学生了解的危害、禁毒的形势和国家有关禁毒法律法规。学校政教处对上课的教案进行了认真检查。二是组织观看一部禁毒宣传教育影（视）片。各班组织师生观看“拒绝，关爱未来”专题宣传教育片和禁毒专题片，让师生们更深刻地认识到禁毒的重要性和当前形势的严峻性。三是学习一部法律，认真组织学生学习《禁毒法》，让学生切实掌握知识和国家对禁毒的法律法规，学校并就有关知识对学生组织了禁毒知识测试。四是组织一次禁毒与奥运征文比赛，由校团委和政教处组织，各班团支部具体实施，在学生中宣传和动员，根据自己学习的禁毒知识和活动体验，撰写有关禁毒方面的小论文，并进行颁奖，提高了学生学习禁毒知识的积极性和自主性。五是组织一次禁毒宣传板报评比。通过学生自己设计黑板报，对优秀板报进行评比，使学生在创作过程中加强学习，了解形势，增强抵制的意识和能力。
四、存在的问题及下一步的打算
我们学校禁毒宣传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禁毒宣传的力度还不够大，特别是与社会、家庭的结合有待进一步加强。二是禁毒宣传的图片、资料还不够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