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解协议书范文

和解协议书篇1

民事和解协议书

甲方：年龄：住址：身份证号码：

乙方：年龄：住址：身份证号码：

丙方：

丁方：

甲乙丙丁四方本着互谅互让的原则，综合考虑各方实际情况，就xxxx年xx月xx日发生在方工地的甲方人身损害赔偿问题，经各方协商，现达成和解协议如下：

一、各方确认甲方于xxxx年xx月xx日在工作中于工地受伤，后丙方垫付甲方万元用于其治疗康复，对此，各方予以确认;

二、甲方于xxxx年xx月xx日治疗终结出院，继续康复，对此，各方予以确认;

三、就前述甲方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各方同意按一下比例划分各方责任，即方责任为%，方责任为%，方责任为%;

四、方一次性补偿给甲方业已发生和将来发生的与此事有关的医药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伙食补助费、后续治疗费、残疾赔偿金以及一切补偿和赔偿费用总计人民币元整(大写：万元);方支付方垫付甲方的各种费用元(大写：万元)，甲方以及甲方有关亲属、朋友等不得用任何方式或者变相的方式以此事为由向乙方、丙方提出任何请求，至此，各方之间在履行本协议后相互之间不再有任何债权债务纠纷。

五、、本协议经各方签字或者盖章后生效。一式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见证人一份，各方身份证复印件、营业执照、机构代码证复印件为本协议书附件。

甲方(签字)：

乙方(签字)：

丙方：

丁方：

见证人(签字)：

签约日期：年月日

签约地点：

民事和解协议书

甲方： 年龄： 住址： 身份证号码：

乙方： 年龄： 住址： 身份证号码：

丙方：

丁方：

甲乙丙丁四方本着互谅互让的原则，综合考虑各方实际情况，就XXXX年 月 日发生在 方工地的甲方人身损害赔偿问题，经各方协商，现达成和解协议如下：

一、各方确认甲方于XXXX年 月 日在工作中于 工地受伤，后丙方垫付甲方 万元用于其治疗康复，对此，各方予以确认;

二、甲方于XXXX年 月 日治疗终结出院，继续康复，对此，各方予以确认;

()

三、就前述甲方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各方同意按一下比例划分各方责任，即 方责任为 %， 方责任为 %， 方责任为 %;

四、方一次性补偿给甲方业已发生和将来发生的与此事有关的医药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伙食补助费、后续治疗费、残疾赔偿金以及一切补偿和赔偿费用总计人民币 元整(大写： 万元 ); 方支付 方垫付甲方的各种费用 元(大写： 万元)，甲方以及甲方有关亲属、朋友等不得用任何方式或者变相的方式以此事为由向乙方、丙方提出任何请求，至此，各方之间在履行本协议后相互之间不再有任何债权债务纠纷。

五、、本协议经各方签字或者盖章后生效。一式 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见证人一份，各方身份证复印件、营业执照、机构代码证复印件为本协议书附件。

甲方(签字)：

乙方(签字)：

丙方：

丁方 ：

见证人(签字)：

签约日期： 年 月 日

签约地点：

民事和解协议书

甲方：XX，性别XX，民族XXXXXXXX，身份证号：XXXXXXXXXXXX，联系电话：XXXXXXXX

乙方：XX，性别XX，民族XXXXXXXX，身份证号：XXXXXXXXXXXX，联系电话：XXXXXXXX

乙方于20XX年11月18日因工作时被机器损伤右手臂，甲方于当日送乙方住马龙县人民医院，后转至曲靖市第一人民医院进行治疗，乙方于20XX年12月12日出院，共计住院24天。双方于XXXX年XX月XX日在XXX主持调解下，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双方自愿达成如下民事和解协议：

一、在乙方住院期间，甲方已支付费用如下：

马龙县人民医院医疗费1500元，曲靖市第一人民医院医疗费22000元，护理费2400元，住院期间伙食补助费1000元，交通费300元，共计27200元。

二、事后经双方自愿协商，达成一致，甲方再给付乙方务工费、医疗补助费、后期治疗费、残疾赔偿金共计人民币

元(小写：XX)。

三、自甲乙双方签订协议后，乙方收到甲方给付的款项之日起，此事便一次性解决，今后，乙方不得再向甲方提出任何要求，并且乙方不得再就此事提起任何方面的诉讼。

三、此协议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

四、该协议一共两页，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保留一份，

存档保留一份。

甲方：XX

乙方：XX

调解委员会：XX

和解协议书篇2

拒绝签订和解协议的企鹅出版社仍在接受调查，并将被迫与苹果解除协议——这是苹果和解协议中的要求。

9月19日公布的《欧盟公报》中，欧盟委员会称这几家出版社和苹果公司违反了《欧盟市场协议》（TFEU）第101条和《欧洲经济区协议》（EEA Agreement）第53条。此外，还发现出版社对电子书零售商施加压力，迫使他们接受价格协议。

哈珀·柯林斯、西蒙&舒斯特、麦克米伦、阿歇特四大出版社和苹果公司对欧盟委员会调查结果提出抗议，但为了免除欧盟委员会对竞争方面的关注，他们都承诺两年内不再限制或阻止零售商降低电子书价格或打折，此外，他们还同意5年内不享受电子书最惠国待遇。

第一批在美国和欧盟加入价格的企鹅出版社，没有与欧盟委员会达成和解，委员会仍在对培生集团进行调查。但欧盟委员会表示，苹果必须终止与企鹅出版社的协议。

哈珀·柯林斯出版社表示，与欧盟找到了解决方案。麦克米伦公司的母公司则称，强烈反对串通制定电子书价格的指控。阿歇特出版社表示没有违反不当竞争法。其他出版社和苹果公司则没有发表评论。

英国出版商协会：上半年小说电子书销售增加188%

英出版商协会上半年报告，与2011年同期相比，2012年上半年，小说电子书销售额增加188%。

同时，包括小说、非小说文学作品和儿童图书的大众消费类图书数字销售增至8400万英镑，而上年同期为3000万英镑。

儿童数字图书销售额比上年同期增加了171%，非小说类电子书销售额同比增长了128%。总体上，数字作品销售额在2011年上半年为7700万英镑，到2012年上半年增至1.45亿英镑，而同期的实体书销售则从9.85亿英镑减少了0.4%，至9.82亿英镑，销售量减少了3.8%，从2.6亿册减少至2.51亿册。

包括数字和非数字版在内的图书总销售额，2012年上半年比2011年同期增加了6.1%，总收入达11亿英镑。其中数字图书销售额占12.9%，比2011年同期增加了7.2%。

出版商协会首席执行官理查德·莫勒（Richard Mollet）表示，出版商协会销售监测的结果表明，英国出版业在经济艰难时期仍表现强劲。数字图书销售的大幅增长表明读者和出版社都在快速接受电子阅读。不管读者喜欢实体书还是电子书，出版社都将继续加大投资，吸引好的作者和作品。

以上结果由英国出版商协会销售监测部收集，数据来自约250家出版社，它们约占英国整个出版业销售额的76%。

Kobo阅读器在葡萄牙上市

Kobo宣布与Fnac合作，在葡萄牙销售电子书阅读器。Fnac在葡萄牙经销的Kobo Touch售价99.90欧元，共四个颜色，有300多万本电子书可供葡萄牙读者选择，其中100多万本都是免费的。Kobo还和Fnac合作在法国销售阅读器，近日也在巴西销售。

Fnac总经理表示，全球70亿人中用葡萄牙语的占4%，遍布五大洲。由于Fnac的增长潜能，进军葡萄牙电子书市场首先考虑和Fnac合作。和Kobo合作能够帮助葡萄牙的阅读体验向数字化转型，同时也能向读者提供更多书目。

Kobo首席执行官迈克（Michael Serbinis）表示，进军电子阅读市场令人激动，Kobo全球经验再加上Fnac帮助，将给葡萄牙的阅读带来革命性变化。

布鲁姆斯伯瑞出版社印度办分部

9月21日，布鲁姆斯伯瑞在印度新德里成立分部，将出版印度本土和国际作家的著作，包括小说和非小说类文学作品。

在今年11月，第一部作品《威斯登板球年鉴2012版》（Wisden India Cricketers' Almanack 2012）将上市，接着在12月推出《王者归来：阿富汗战争》（Return of a King： The Battle for Afghanistan ）。

在推出印度本土和东南亚作家的作品外，印度分部还将出版J·K·罗琳（J·K·Rowling）和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Atwood）的作品。此外，布鲁姆斯伯瑞旗下英国和美国出版社的作品也将在这里发行，包括莎士比亚作品和其他商业、经济和管理学专著。

布鲁姆斯伯瑞首席执行官奈杰尔·牛顿（Nigel Newton）表示，布鲁姆斯伯瑞长期致力于出版杰出的图书，很高兴在印度也能如此。印度有众多受过高等教育的英文读者，对国际出版社具有诱惑力，印度市场可能比英国、美国和加拿大几个地区加起来的购买人口还要多。

印度分部负责人拉吉维（Rajiv Beri）表示，很高兴布鲁姆斯伯瑞在印度成立分部，希望还能在印度延续布鲁姆斯伯瑞的出版传统和质量。

加德纳彩色电子书阅读器

加德纳图书公司（Gardners Books）在9月16日的年度贸易会上6英寸彩色电子书设备GoTab。该产品在10月份上市，建议价59英镑，它是一个Hive阅读器，用户可以用它直接从Hive网站下载电子书。

该产品将在加德纳的Hive网络的独立书商处购买。加德纳图书公司商务总监鲍勃（Bob Jackson）表示，这是一个独立书商与在线跨国零售巨头竞争的机会，在保持忠诚用户的同时“拥抱”电子书时代。

该产品为触摸屏，Wi-Fi上网，安卓4系统，谷歌商店中有40万个应用软件都适用。

麦克米伦试水“电子书借阅”

在六大出版社和图书馆为近期在纽约的会议做准备期间，麦克米伦出版社官方向《出版商周刊》确认，麦克米伦的图书馆“电子书借阅”试验项目已经启动，但未披露项目细节。麦克米伦称，目前正在敲定细节，准备好后将上网公布。

这次的纽约会议，是应美国图书馆协会主席莫琳·沙利文（Maureen Sullivan）的公开信之请，敦促出版社提供电子书阅读服务。公开信中，沙利文强调图书馆不能再对数字化袖手旁边，也不能在出版社访问其内容时被动等待。她认为，读者应该能像阅读印刷书那样访问电子书，出版社应探索出更多方案。

她在信中说，已经尝试在一种新的业务模式和图书馆借阅实践之上达成共识，美国图书馆协议也已与多家出版社进行了会谈，这些会谈聚焦在出版社是否会行动起来。

由于出版社和图书馆之间的会谈1月底才开始，目前还没有实质性进展。

尽管企鹅出版社在6月份宣布完全退出电子书借阅市场，但它已经开始和经销商以及纽约公共图书馆进行有限借阅尝试。3月份，兰登书屋曾将图书馆电子书的价格提高了近三倍。而在不久前，阿歇特出版社确认约3500本重版的电子书价格将增加一倍多。哈珀·柯林斯的电子书借阅仍限制在26次。

Aptara调查：40%的出版社电子书销售占总销售额10%以上

据《出版商周刊》和Aptara调查公司合作进行的第四次电子书业务年度调查显示，电子书正在成为出版商收入中的重要部分。在被调查的出版商中，有36%表示电子书销售已占到其收入的10%以上。这份在4月份进行的调查表明，40%的出版社电子书销售占其销售10%以上，仅有6%的出版社表示电子书业务没有收入。

电子书销售增加是伴随电子书总量增多而来，64%的出版社的图书至少有一半已有电子版。总体而言，图书电子化比例超过一半的出版社占57%，而两年前仅占31%。

电子书销售排在首位的是亚马逊，其次是苹果iBook电子书店，排在第三位的是巴诺电子书店。报告表明，尽管价格模式颇受关注，但被调查的出版社中仅有30%采用价格模式，64%的出版社电子书采用批发模式。总的来说，采用价格模式的出版社占所有出版社的16%。

调查显示，41%的出版社采用先出版数字产品的方法而不再是基于印刷版制作电子书，这表明出版社比其他出版领域更先一步采用数字化的工作流程，一次性投入就可制作数字版、印刷版和手机版图书。出版社制作和生产电子书时钟情的软件是Adobe公司的InDesign。58%的出版社表示他们生产固定格式的电子书。

17%的出版社称他们翻译电子书。61%的出版社向图书馆销售电子书。专业类出版社中向图书馆销售电子书的比例更高，占73%。

90%的出版社称电子书和印刷版同时存在，仅有10%的表示希望电子书取代印刷书。在大学出版市场，认为电子书将取代印刷书的出版社占到了20%。

法国数字图书付费下载有望大幅增长

近日，法国知名市场调查机构GfK公布了其对2012年法国数字图书付费下载市场的预期。GfK称，2012年法国数字图书付费下载营业额有望达到2100万欧元，将比2011年大幅增长80%，2015年这一领域将达到5500万欧元。

GfK认为， 法国数字图书付费下载之所以在今年可能出现大幅度增长，是因为电子阅读器和手持终端近两年在法国的快速普及和数字内容的激速增加。以电子墨水为核心显示技术的电子阅读器销量已从2010年的2.7万台增长到2011年的14.5万台，2012年更有望达到30万台。与此同时，2011年共有110万种数字图书支持付费下载。

同时，数字化阅读介质的普及和图书付费下载的良好市场表现和数字图书统一定价政策的实施给法国出版商进一步开发数字图书吃了一记定心丸。法国数字图书将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GfK是法国最重要的市场调查机构之一，其对在线视频、流媒体音乐和数字漫画下载等数字出版内容的调查已进行多年。

和解协议书篇3

    一、同一案件调解协议和调解书都发生法律效力,是当事人达成的书面调解协议发生法律效力还是以协议为依据制作的调解书发生法律效力,两者效力有无强弱?

    二、同一案件两个同样内容的文书先后发生法律效力,是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时发生法律效力还是全部当事人签收调解书后发生法律效力?

    三、既然当事人在诉诉讼中达成调解协议并经法院确认就能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可否拿着调解协议申请强制执行?

    四、实务界对当事人在诉讼中达成调解协议后不得反悔已达到共识,但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后到送达调解书前是否允许原告撤诉呢?

    五、既然当事人达成协议后调解协议已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后到调解书送达前双方当事人是否可以合意修改调解协议的内容呢?

    六、既然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后协议已发生法律效力,在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后到送达调解书前法官发现调解协议侵犯国家、集体或他人合法权益,能否依职权撤销调解协议呢?

    要解决以上问题,就要从司法解释的修改初衷、法律文书发生法律效力的内涵及方式、调解书的撤销程序、法律对撤诉的限制规定等方面加以分析研究。

    我们都知道,按原来民事诉讼法规定,在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后到送达调解书前是允许当事人反悔的,但这样搞得法院的调解协议连民间协议的效力都不如,也有损法律的尊严。为了突出诚信原则,减少诉讼成本,最高人民法院在以后的司法解释中限制了当事人在法院达成调解协议后的反悔行为,才有了现在的规定。2003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五条规定:“调解达成协议并经审判人员审核后,双方当事人同意该调解协议经双方签名或者捺印生效的,该调解协议自双方签名或者捺印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2004年9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各方同意在调解协议上签名或者盖章后生效,经人民法院审查确认后,应当记入笔录或者将协议附卷,并由当事人、审判人员、书记员签名或者盖章后即具有法律效力。当事人请求制作民事调解书的,人民法院应当制作调解书送达当事人,当事人拒收调解书的,不影响调解协议的效力。”但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七条第三款又规定:“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这样,针对调解协议的效力问题,对后来的司法解释与前面的法律条文就容易发生歧义,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和衔接。要厘清其中的脉络,有必要从以下七个方面加以探讨:

    一、关于发生法律效力的内涵

    什么是发生了法律效力?按一般法律实务界的理解,发生法律效力即具有法律约束力,就是开始受法律的保护,当事人必须服从,如果协议内容得不到实现,可以由法律强制力保障实施,以来维护法律权威。法律文书的法律效力具有对特定人、特定时间、特定空间的效力。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协议,不但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拘束力,而且人民法院也应当受到拘束。当事人订立调解协议和当庭宣判都是通过法定形式告知当事人最终裁判结果,诉讼中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且经双方当事人签名或者捺印后,类似于判决程序中的当庭宣判,该案已经实质上结案,其后送达调解书也类似于当庭宣判的案件以后再送达判决书。当事人不领取调解书的行为类似于逾期不领取判决书的行为,对案件已经调解结案的结果不应产生任何影响。

    二、调解协议能否强制执行

    既然调解协议可以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是否可以拿着调解协议申请执行?与调解书相比,调解协议发生法律效力的只是调解协议处分实体权利的内容(实质要件),而不包括调解协议书面本身(形式要件)。从目前来看,法院能执行的法律文书只限于判决书、调解书、裁定书以及符合规定的公证文书、仲裁书、行政机关处理决定等,并无调解协议一项。形式是内容的载体,如果在司法解释中强调一下调解协议发生法律效力的只有实质内容这一部分,而不是协议这个载体,这就不会出现调解协议具有法律效力却不能强制执行的情况。从形式上加以区分,也不会出现两个法律文书效力强弱的怀疑。

    三、达成调解协议后以什么方式结案

    从结案方式来看,我国民事诉讼结案有四种方式:调解、判决、撤诉,移送有关部门或其他法院,都有相关的结案法律文书。调解协议不是法定的结案法律文书,没有送达调解书前尚未结案,所以调解协议在结案方面的法律效力也是不完整的。当然,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八条又规定,能够即时履行的案件可以不制作调解书,这时调解协议也具有完整的结案意义。

    四、调解协议的内容可否修改

    按照合同法原理,当事人间达成的调解协议,从性质上来讲是一种民事合同,一方当事人不履行自然构成违约。但当事人完全可以另行达成合意对原合同进行变更,这也符合私权自治的原则。 民事诉讼是双方当事人的私权争议,除了有侵害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形外,当事人应当对实体纠纷的解决以及解决纠纷的方式享有充分的自治权。原告在法院调解书送达前申请撤诉,如果当事人间的纠纷已经自行解决,又不侵害国家、集体或他人利益,法院不应依公权力进行干涉, 如果当事人是为了规避法律规定,那就应当加以限制。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五条制定的背景来看,制定本条规定的本意是为了解决一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后任意反悔而导致诉讼效率低下的问题,但双方当事人合意变更调解协议应当不受约束,只需要按诉讼经济原则在程序上变通一下。

    五、关于调解协议与调解书发生效力的时间问题

    调解协议经各方当事人签字后即具有法律效力,其实质内容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调解原则。至于调解协议什么时间生效,《民事诉讼法》规定可以理解为一般情况下调解书签收后生效,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规定各方当事人同意并签名、盖章或捺印后生效的,签名、盖章或捺印时起也应生效,这可视为当事人依法对调解协议的效力有了新约定,应以当事人自愿约定为准,这也符合后法优于前法的原则,与《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并无冲突,不影响当事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

    六、关于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后原告能否撤诉问题

    撤诉应以不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和他人的利益为前提,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各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因为原告撤诉就很可能意味着被告因应诉而取得的各项诉讼权益即告丧失,所以,原告处分诉讼权利的行为应以不违法为前提,无违法情形的应准予撤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当然法院不准予撤诉。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31条第一款规定:“宣判前,原告申请撤诉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裁定。”这对各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提供了平等保护。《人民司法》研究组在有关答复中也认为:原、被告当庭达成调解协议,并且在协议中明确双方签名后即具有法律效力的情况下,双方签字的调解协议已经生效,该案件已经审结,不存在是否准许撤诉的问题。也就是说,当事人当庭达成调解协议并签字,就如同案件已宣判,当然不允许原告撤诉。

    七、法院能否依职权撤销调解协议

    法官发现当事人的调解协议有违法内容后,因为该协议已发生法律效力,法官应当向各方当事人进行法律释明,引导当事人自行撤销违法协议或其中违法内容,再按修改后的合法内容制作调解书。如果当事人经法院释明后仍拒绝修改调解协议,笔者认为法院仍应按原内容制作调解书送达各方当事人,然后按审判监督程序撤销调解书。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按现行司法解释,在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并经法院确认后即具有法律效力,但从程序上看,此项规定与法律和司法解释的其他规定还不配套,还缺乏合理的衔接;从法理上看,在没有厘清相互关系之前,发生法律效力的确认时间似乎有些提前,有必要对有关规定加以完善,故提出以下建议:

    一、对最高人民法院两个司法解释中有关调解协议效力的内容进行完善,明确三点内容:一是强调本调解协议内容与相关调解书的主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因为调解协议从形式上看并不是可强制执行的法律文书,从而避免因形式问题发生歧义;二是明示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并签字行为的效力等同于当庭宣判的效力;三是明确规定在送达调解书前双方均不得反悔,原告撤诉应经对方当事人同意。以此三点来约束各方当事人。

    二、当事人自行达成调解协议并签字时,应对调解协议予以确认,法官应告知当事人不得反悔,并对达成调解协议的法律后果适当释明。

    三、当事达成调解协议后,遇到离婚的当事人重新和好、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了新协议等情况,为节约诉讼成本,笔者认为可做为例外情况,根据调解协议裁定补正民事调解书的相关内容,允许当事人修改协议或自行处置诉讼权利。

    四、当事达成调解协议后,发现调解协议有违法内容后,应及时引导当事人自行纠正,不能纠正的按审判监督程序处理。

    五、对当事人调解后撤诉做出限制性规定,明确达成协议后到送达调解书前未经对方当事人允许不得撤诉。从严格执法、维护法律的统一性和稳定性的角度考虑,依法应对准许撤诉从严掌握。

和解协议书篇4

    一、执行和解的法理剖析

    （一）定义

    执行和解是指案件在执行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在互谅互让、自愿协商的基础上，就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义务主体、标的物及其数额、履行期限和履行方式等内容自愿达成和解协议，经人民法院审查确认并实际履行后，结束执行程序的制度。在法理上，对于执行和解，一般是当作导致执行阻却的情况，即在执行过程中，一旦双方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协议，法院就不应再强制执行。如果执行和解协议是即时履行并已履行完毕的，执行案件就以执行和解为由结案；如果执行和解协议是延后履行或是分期履行的，人民法院应中止执行，当执行和解协议履行完毕后再结案，或是当执行和解协议不被履行时恢复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诉法》）第211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第266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执行规定》）第86条等均对执行和解制度作了明确规定。

    （二）性质

    诉讼中的和解包括审判程序中的和解和执行程序中的和解，两者在本质上并无二致，都是当事人意见自治和行使处分权的表现。当事人的处分权是贯穿民事诉讼程序始终的，因而不应因程序阶段的不同和处分对象的差异而人为的将这种处分权行使的表现形式割裂为两种类别。

    另外，执行和解协议在性质上属于民事合同。但是，执行和解协议不同于一般的民事合同，是一种特别的民事合同。这里包含两层意思：首先，执行和解协议是民事合同，是当事人之间就变更其民事权利义务关系而达成的合意，因此，它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中关于合同订立、合同效力、合同履行等规定。其次，执行和解协议又不同于一般的民事合同，是一种特别的民事合同。其特别之处在于，它是在特定程序即执行程序中成立的合同，其所变更的是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根据《民诉法》211条规定：“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因此在协议履行完毕之前，当事人可以反悔而不需承担违约责任。可见，至少在违约责任等方面，执行和解协议又不适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

    但是，现行法律的这种规定，其合理性值得探讨。从法理上来讲，执行和解协议既为当事人平等自愿协商而达成，处分的又是权利人自身的合法民事权利（法律文书确定的民事权利与其他合法方式设立的民事权利在本质上并无二致），那么，在效力上应将其至少定位为一般民事合同，适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

    （三）特征

    执行和解作为一项重要的民事执行制度，具有以下法律特征：一是自愿性，即执行和解是双方当事人在完全自愿的基础上达成的，是本着互谅互让、自愿处分的原则进行协商的，任何人（包括法院在内）都不能强迫当事人进行和解，在非自愿基础上或非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下达成的执行和解都是无效的；二是合法性，即和解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强制性规定，不得损害国家、集体和其他人的合法利益，否则协议同样是无效的；三是非强制性，即如果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已经达成的和解协议，法院只能依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而不能对该执行和解协议予以强制执行。

    （四）内容

    《执行规定》第86条规定：“在执行中，双方当事人可以自愿达成和解协议，变更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义务主体、标的物及其数额、履行期限和履方式。”由此，执行和解协议的内容一般包括：

    1.履行义务主体条款

    履行义务主体的变更意味着原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义务承担者依据执行和解协议全部或部分免除了履行义务，案外第三人全部或部分承担起履行义务。

    2.履行标的物及数额条款

    履行标的物的变更多种多样，只要不违背法律规定，当事人均可协议变更；履行数额的增加或减少是当事人协商一致的结果，实践中，申请执行人让步的案例居多。

    3.履行方式条款

    执行和解的履行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其前提是该协议系自愿达成且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实践中通常采取的做法是根据判决的类型，采取金钱给付、交付特定物或者其他方式（比如劳务抵债）进行。在进行合法性审查的同时，亦应注意不能违背社会公德。

    4.履行期限条款

    延长或缩短履行期限是当事人协商一致的结果。实践中，延长履行期限的情形较多。

    （五）效力

    当事人达成的执行和解协议是否得以代替原生效裁判文书？这涉及了执行和解协议的效力问题-既判力的问题。一种观点认为，执行和解作为诉讼中和解的一种，在性质上同审判中的和解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审判中和解具有既判力，执行和解当然也有既判力，不过这种既判力是附条件的、有限制的。

    对此，笔者持有不同意见，因为审判中和解同执行和解在所适用的阶段以及所处分的对象上是明显不同的。虽然这种区别不是本质上的，两者都是处分权行使的表现，但是这种不同却使两者在法律效力、法律后果上产生截然不同的差异。审判中和解所涉及的是和解协议能否产生既判力的问题，而执行和解所涉及的不仅仅是和解协议能否产生既判力的问题，还涉及到据以执行的法律文书的既判力问题。因此，笔者认为执行和解不具有既判力。这是因为从维护判决的稳定性出发，如果具有既判力的法律文书可以在执行程序中因双方当事人所达成的和解协议而随意变更，这明显同既判力的法律原理相违背，实践中也不利于维护生效法律文书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虽然执行和解不具有既判力，但是笔者认为执行和解作为诉讼中的和解，其是具有执行力的，是可以被强制执行的。根据《合同法》第8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因此，作为“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民事合同，不言而喻，和解协议书可以作为申请强制执行的依据。考虑到实践中一些当事人以执行和解之名行拖延时间、转移财产之实，极大地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为了有效保护债权人的利益，赋予和解协议以强制执行的效力、确认其效力等同于生效的裁判文书就成为当然之举。

    执行和解协议是双方当事人在自愿基础上达成的，当事人双方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其目的就在于为了实现各自的利益。执行和解协议实际上是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利弊权衡并博弈的结果。因此，执行和解协议一经签订，对双方当事人都具有法律约束力。对于申请执行人而言，只要被执行人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了义务，就不能反悔而要求人民法院按照原生效裁判文书的内容对被执行人强制执行；对于被执行人而言，其必须按照执行和解协议的内容履行义务，否则，申请人有权依据执行和解协议进行强制执行。

    二、执行和解争议

    执行和解争议指在执行和解协议达成后、履行过程中，协议的各方当事人因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协议项下义务而产生的法律冲突。实践中的执行和解争议主要包括以下三种类型：

    （一）履行义务主体变更以后，新的义务主体能否接受被强制执行的义务？原履行主体是否还有履行义务

    一种观点以《民诉法》第211条为依据，认为，和解协议的性质类似于实践性合同。执行和解协议变更了履行义务主体之后，如果新的义务人不履行，还是要由原被执行人承当责任。另一种观点则坚持“合同神圣”说，认为，和解协议应完全适用《合同法》之精神与规定，故达成变更义务主体的协议后，原来义务主体的义务就应当消灭，转由新的义务人来承担，此后新的义务人是否履行则与原被执行人无关。同样，如果新的义务人反悔也与原被执行人无关，因为原被执行人已经不是当事人，不可能存在反悔问题，新的义务人反悔不是原被执行人反悔，因此，在新的义务人不履行义务的情况下，就不应当对原被执行人强制执行。

    显而易见，此类争议的实质涉及的仍然是执行和解协议效力问题。如前所述，我国现行法律采纳的是观点一。但笔者认为，从民法理论上分析，执行中当事人自行和解而变更了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义务主体的，从债的角度看，相当于债权债务的转移。依照《合同法》第88条之规定，“当事人一方经对方同意，可以将自己在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一并转让给第三人”，而合同自成立时即生效，对三方当事人均有一定约束力，不得任意反悔。当事人在执行程序中就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达成和解协议，理应认为双方当事人对其权利进行了自愿、自由的处分，这种处分的结果是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形成了新的权利义务关系，原由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已归于消灭。因此，当当事人反悔而不履行和解协议时，不能由法院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因为原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已因当事人的处分而归于消灭了，不再具有可执行性。但是，依照上述法律规定，执行和解协议中已对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义务主体变更后，原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义务主体还可对和解协议进行反悔，与法理相悖。如此“软立法”的结果使执行和解协议的履行得不到任何法律保障，也使执行和解协议的订立变的苍白无力，合同神圣成为一句空话。

    （二）申请执行人可否反悔

    实践中经常遇到的问题就是执行和解协议刚刚达成，申请执行人认为“自己吃了亏”而撕毁新立之和解协议，要求重新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

    一种观点认为，从立法上看，《民诉法》第211条规定：“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一方当事人并非特指被申请人，故申请执行人可以反悔。从具体情况上看，被申请人往往是和解协议的受益者，因此在执行和解协议未履行完毕前，只要申请执行人认为达成的和解协议不利于自己，其就完全可以要求法院按照生效法律文书对被执行人进行强制执行。另一种观点认为，申请人的擅自反悔从法律的实践上行不通，因为如果申请人不履行和解协议，被执行人不可能主动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而申请人又无申请的权利。况且申请人的擅自反悔也太不严肃，不能支持。

    笔者认为，依据现行法律的规定，申请人和被执行人都有反悔的权利，法律不应只保护被执行人违约的权利，更应保护申请人违约的权利。但是，不得不注意的是，相互违约而无须付出违约的代价势必导致当事人之间诚信的丧失，导致执行和解协议的地位沦降，也会使执行工作陷入无序。

    （三）申请恢复执行原法律文书的期限如何计算

    从法理上讲，我国法律对申请执行人执行期限的规定是除斥期间，也就是说申请执行期限不适用中止、中断或者延长的规定，一旦逾期6个月或者1年，申请执行人将无法通过国家公法强制力量保护其合法权益。但是，《若干意见》第267条规定：“申请恢复执行原法律文书，适用民事诉讼法第219条申请执行期限的规定。申请执行期限因达成执行中的和解协议而中止，其期限自和解协议所定履行期限的最后一日起连续计算”。因达成执行和解协议一方又反悔的，其申请执行期限在申请人、被执行人和执行法院间易引起歧义，如权利人不及时再次行使申请执行的权利，将极有可能因此而丧失合法权益。

    三、法律救济

    （一）当前立法中的救济手段：当事人向法院申请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

    依据我国《民诉法》第211条、《若干意见》第266条规定，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后，原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义务主体和申请人均可对和解协议可以反悔，并可重新引起恢复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这种立法的理由在于，和解协议不是法律文书，不具有法律文书的效力。原生效的法律文书也不因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而失去法律效力，执行和解协议只是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结果。因此，如果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对方当事人应依据《民诉法》第211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

    以上立法带来了实践中的诸多弊端：（1）和解协议的履行依靠当事人之间的自愿行为，没有任何法律保障，纵容当事人的擅自悔约与《合同法》的立法精神不符，有自相矛盾之嫌；（2）实践中，一方当事人为被执行人时反悔的情况较多时，这为其拖延时间、转移资产提供了合法外衣；同时，申请执行人一旦疏于行使权利而使申请执行期限逾期的，将无法再次启动强制执行程序，又为债务人规避执行提供了便利。

    （二）其他救济手段

    1.向法院申请对和解协议进行强制执行

    赋予执行和解协议以强制执行力，笔者表示赞同，并且认为这的确是解决当前执行和解争议的有效途径。笔者认为这种强制执行力的产生并不是基于执行和解协议的既判力，而是和解协议的执行力。和解协议具有执行力是理论界所共识的，因为，无论是从当事人意思自治还是契约必须遵守的理论出发，和解协议都是有执行力的。从这个角度出发，赋予执行和解以执行力是没有问题的。但对执行和解协议强制执行也带来了理论上的困扰。根据《执行规定》第2条规定，执行和解协议不在法定的执行范围之内，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对执行和解协议进行强制执行就相当于以当事人之意志取代了国家司法机器的运作，有妨法治之嫌。因此，赋予执行和解协议强制执行力，必须首先对相应的法制法规做相应的修改。

    2.以和解协议为诉由提起新的诉讼是实践中另一种做法

    在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时，应否允许对方当事人以新案提起诉讼？法院应否进行审理？对此，一种观点认为，当事人以和解协议提出新的诉讼请求，实际上是对同一案件的重复起诉，按照“一事不再理”的原则，对和解协议的争议，法院不应受理。如法院审理则可能会出现债权人因一事而双倍受偿的情况，造成审判和执行的混乱。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根据《执行规定》第86条的规定：“在执行中，双方当事人可以自愿达成和解协议，变更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义务主体、标的物及其数额、履行期限和履行方式”，司法解释对执行和解协议的界定是一种变更协议。但是司法实践中还存在一种含有新设权利、义务条款的和解协议。如果对当事人约定的尚未被原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义务由于并未经过公权力救济，在一方当事人有违约现象时，简单认定此和解协议的全部内容都不具有可诉性，而仅能在出现法定事由后申请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是对新约定的权利、义务的藐视。因原生效法律文书中并无有关和解协议中新设的权利、义务的规定，和解协议中新设的权利人就失去了最基本的公权力救济，这对权利人来讲是不公平，也是和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的，故应允许另案提起诉讼。笔者认为，一旦权利人申请恢复执行，则不得另行起诉；如果另行起诉，则应当撤销执行的申请。这样，既解决了诉权问题，也解决了债权人可能双倍受偿的问题。

    （三）具体的救济方案

    就近年来执行程序的司法实践看，执行和解的功能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究其原因，不得不追及现行法中对和解协议效力的界定，导致和解协议一直处于“软约束”的尴尬状态。部分当事人利用执行和解引起执行中止，达到拖延执行甚至转移财产以规避执行义务的目的，进而引起执行和解争议。执行和解争议出现以后，申请执行人只能要求被申请执行人履行原生效法律文书，而不能申请执行在执行程序中达成的和解协议，这就使得执行和解成了陷申请执行人于不利的制度。如果法律纵容部分当事人通过执行和解拖延执行、甚至实施执行欺诈的行为，“法律白条”现象将会大量地通过这种途径长期存在，这已经不仅仅是个案问题，而且关系到司法工作的生命线，关系到公民对法律的信仰。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对执行和解协议与执行和解争议进行缜密的法理剖析，进而加强这方面的立法改善。根据以上分析和我国关于执行立法和执法的现状，笔者试提出如下建议：

    1.进一步完善执行和解协议的形式

    根据《执行规定》第86第2款：“和解协议一般应当采取书面形式。执行人员应将和解协议副本附卷。无书面协议的，执行人员应将和解协议的内容记入笔录，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盖章”。笔者认为：为强化执行和解协议的地位和效力，和解协议必须采取书面形式。执行人员必须将和解协议副本附卷。

    2.适当增强执行人员在执行和解中的作用，赋予执行人员依法审查的权利和义务

和解协议书篇5

「关键词执行和解，执行和解协议

执行和解是指在执行过程中，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通过友好协商、互谅互让，就如何实现生效法律文书中确定的权利义务关系自愿达成某种协议的行为。执行和解制度充分体现了即使在诉讼程序的执行阶段，我国民事诉讼当事人也有权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此项制度有利于增强当事人双方的理解和信任，缓解当事人之间的紧张关系，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安定，同时也可以节约因强制执行所需要的人、财、物力。（出处一） 但我国相关法律对此项制度的规定极不完善，在甚少的条文中也有着不合理之处，本文就对此谈谈自己的思考。

一、 关于恢复执行时和解协议已部分履行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66条规定：“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在执行中双方达成的和解协议，对方当事人申请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的，人民法院应当恢复执行，但和解协议已经履行的部分应当扣除。和解协议已经履行完毕的，人民法院不予恢复执行。”从本条规定中可以看出，在和解协议未履行完毕之前，由于某种原因恢复执原生效法律文书时，对于和解协议已经履行的部分，“应当扣除”。例如法院判决乙应当在三个月内向甲支付3万元人民币；在执行过程中，为了避免强制执行已经生效的法律文书将使甲陷入生产经营的危机，甲与乙达成了和解协议约定：允许乙分三期支付，每两个月支付1万元人民币；当乙按协议支付两次后，由于某种原因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则乙已经向甲支付的2万元人民币应当扣除，乙需要再向甲支付1万元人民币即可。在这种情况下，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甲与乙达成的和解协议约定：乙在三个月后六个月内一次或分期向甲支付3.5万元人民币。这时就有可能出现下面的情况：乙向甲支付了3.3万元人民币后，拒绝继续支付剩余的0.2万元人民币。这时候甲应该怎么办？如果甲申请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按照相关规定对于“和解协议已经履行的部分应当扣除”，就难免出现下面的尴尬局面：人民法院恢复执行原生效判决，由乙向甲支付3万元，扣除乙已经向甲支付的3.3万元，最终需要由甲向乙支付0.3万元人民币，或者是把相关的利息也考虑进去，向乙支付0.3万元和乙按照判决应支付而实际延迟支付期间的贷款利息之差；如果不申请执行，就只好自认倒霉。明明是由于乙方不履行双方自愿达成的执行和解协议，而按照相关规定，就难免出现不利于遵守协议的甲方而有利于违背协议的乙方，这样就会鼓励一些人主动的违反自愿达成的执行和解协议，使得执行和解协议的功能的发挥大打折扣。

二、应该由谁申请恢复执行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66条规定：“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在执行中双方达成的和解协议，对方当事人申请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的，人民法院应当恢复执行……”《民事诉讼法》第211条规定：“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恢复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由此可见，如果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执行和解协议，对方当事人可以申请恢复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如果对方当事人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恢复执行。笔者认为这样的规定是有问题的。如上面的例子，当在甲与乙达成分期支付的和解协议后，假设甲并不愿遵守和解协议，要求乙按照生效判决履行义务，这时候按照现行法律规定，乙可以以甲不履行和解协议为由，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原生效判决的。如果乙这样做了，人民法院应当恢复执行，这样就会产生下面的结果：甲违背执行和解协议的目的通过遵守执行和解协议的乙的申请恢复执行得到实现，而且还是通过乙自己申请人民法院对自己进行强制执行毫无办法地帮助甲共同破坏双方自愿达成的协议得到实现的。我们知道法律以公平为自己的价值衡量标准，按照公平原则，双方当事人对自愿达成、意思表示真实、合法的协议必须遵守，否则就要承担不利于自己的法律后果。甲方不遵守执行和解协议，本应承担不利于自己的后果，但现行法律的规定使得不遵守协议的甲方能够没有任何不利的达到目的，遵守协议的乙方落了个自动申请被强制执行的下场，这是不应该的，这样的结果也使得乙不会去申请恢复执行。虽说现行法律并没有禁止违反执行和解协议的一方申请恢复执行，但按照法律的精神，即使违反和解协议的一方申请恢复执行，人民法院也应该以对方没有违反和解协议为由，驳回申请的，否则法律就被改为了“任何一方当事人申请恢复执行的，人民法院应该恢复执行”。于是就会出现甲方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要求乙方履行原生效判决，而乙方坚持按照执行和解协议履行，不愿申请恢复执行的僵持局面，于是在现行法律的规定下双方当事人或不能或不愿打破这种僵局，这对当事人是十分不利的。

三、 执行和解协议争议的救济途径

我们知道，执行和解协议是双方当事人在执行过程中对如何实现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权利义务法律关系自愿达成的合法协议，既然是双方当事人自愿做出的意思表示，它就会向合同一样，在履行的过程中难免会发生争议。当执行和解协议发生争议后，当事人可以选择的救济途径有三种：1、向人民法院申请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2、向人民法院申请对执行和解协议进行执行；3、以执行和解协议为诉由提起新的诉讼。（出处二）

民事诉讼的目的是解决民事纠纷，对执行和解协议争议救济的目的也应该符合这一目的——解决原生效法律判决所针对的民事纠纷。如果当事人对执行和解协议发生争议，使民事纠纷的解决受到延迟，这时人民法院应该尽快使久拖不决的民事纠纷得到解决，应该只存在执行的问题，而不应该以新的诉讼代替旧的诉讼，原因如下：第一，这些争议是在民事诉讼的执行阶段发生的，救济方式应该和执行紧密相连，而不应该回到民事诉讼的起点——起诉；第二，执行和解协议只是当事人双方自愿的意思表示，它并不具有撤销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效力，如果允许以执行和解协议为诉由提起新的诉讼，无疑于承认了执行和解协议具有撤销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效力，削弱了法律的强制性，造成私权利对公权力的冲击；第三，“迟到的正义等于非正义”，即使在新的诉讼中作出了符合正义的判决，也会因为它的姗姗来迟而黯然失色。我国的立法上不承认执行和解协议具有强制执行力，当发生执行和解协议争议后，一方当事人都会认为另一方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和解协议，当向人民法院提起申请恢复执行时，人民法院就要审查当事人之间的争议，对被申请者是否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和解协议做出判断，由此可见我国选择的是第1种救济途径。此种选择的合理性值得商榷：既然人民法院要对执行和解协议进行审查并作出判断，而最终是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这是一种对司法资源的浪费；因为当事人希望变更生效法律文书才能自愿达成的执行和解协议，恢复执行法律文书也不是当事人的所愿；另外如前文所述，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难免出现的一些尴尬局面。

笔者认为第2种救济途径才是最可取的。首先，如前文所述，选择执行而不是新的诉讼，能尽快解决民事纠纷，实现法律正义。其次，对执行和解协议进行执行，避开了当事人双方当初都不情愿面对的原生效法律文书，也让那些想利用执行和解协议拖延法律文书执行之辈不能得逞。再次，对执行和解协议进行执行，避免了执行和解协议部分被履行时，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所面临的“应当扣除”的难题。最后，既然是执行当事人双方自愿达成的执行和解协议，那么当事人的任何一方都可以提起申请，这样就不会出现那种第二部分所提到的僵持的局面。也许有人会说这样的救济途径是以执行和解协议撤销原生效法律文书，笔者认为我们的法律可以做出这样的规定：“在当事人在执行过程中达成和解协议后，应向人民法院申请批准，人民法院审查和解协议合法后予以批准。因履行和解协议发生争议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任何一方当事人的申请对和解协议进行执行。”通过人民法院的审查批准，一方面对避免了违法的执行和解协议在当事人中间得到履行，另一方面也对执行和解协议赋予了法律强制执行效力。

和解协议书篇6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受让方: (以下简称乙方) 住址: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公司(以下简称合营公司)于 年 月 日在深圳市设立，由甲方与 合资经营，注册资金为 币 万元，其中，甲方占 %股权。甲方愿意将其占合营公司 %的股权转让给乙方，乙方愿意受让。现甲乙双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经协商一致，就转让股权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一、股权转让的价格及转让款的支付期限和方式：

个人股权转让协议1、甲方占有合营公司 %的股权，根据原合营公司章程规定，甲方应出资 币 万元，实际出资 币万元。现甲方将其占合营公司 %的股权以 币 万元转让给乙方。

2、乙方应于本协议书生效之日起 天内按前款规定的币种和金额将股权转让款以银行转帐方式分 次(或一次)支付给甲方。

二、甲方保证对其拟转让给乙方的股权拥有完全处分权

，保证该股权没有设定质押，保证股权未被查封，并免遭第三人追索，否则甲方应当承担由此引起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

三、有关合营公司盈亏(含债权债务)的分担：

1、本协议书生效后，乙方按受让股权的比例分享合营公司的利润，分担相应的风险及亏损。

2、如因甲方在签订本协议书时，未如实告知乙方有关合营公司在股权转让前所负债务，致使乙方在成为合营公司的股东后遭受损失的，乙方有权向甲方追偿。

四、违约责任：

1、本协议书一经生效，双方必须自觉履行，任何一方未按协议书的规定全面履行义务，应当依照法律和本协议书的规定承担责任。

2、如乙方不能按期支付股权转让款，每逾期一天，应向甲方支付逾期部分转让款的万分之 的违约金。如因乙方违约给甲方造成损失，乙方支付的违约金金额低于实际损失的，乙方必须另予以补偿。

3、如由于甲方的原因，致使乙方不能如期办理变更登记，或者严重影响乙方实现订立本协议书的目的，甲方应按照乙方已经支付的转让款的万分之 向乙方支付违约金。如因甲方违约给乙方造成损失，甲方支付的违约金金额低于实际损失的，甲方必须另予以补偿。

五、协议书的变更或解除:

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可以变更或解除本协议书。经协商变更或解除本协议书的，双方应另签订变更或解除协议书，经深圳公证处公证(合营企业为外商投资企业的，须报请审批机关批准)。

六、有关费用的负担：

在本次股权转让过程中发生的有关费用(如公证、评估或审计、工商变更登记等费用)，由 承担。

七、争议解决方式：

因本协议书引起的或与本协议书有关的任何争议，甲乙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按照下列方式解决(任选一项，且只能选择一项，在选定的一项前的方框内打)： 向深圳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提交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又称深圳国际仲裁院)在深圳进行仲裁; 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

八、生效条件：

本协议书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并经深圳公证处公证后(合营企业为外商投资企业的，报请审批机关批准后)生效。双方应于协议书生效后依法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九、本协议书一式 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合营公司、深圳公证处各执一份，其余报有关部门。

转让方： 受让方：

年 月 日于深圳市

(备注：1.本协议书仅为参考格式，申请人可根据需要依法对协议书的内容作适当调整。

2.申请人在使用本参考格式时，应根据实际情况填写。

和解协议书篇7

诉讼调解中反悔制度存在的弊端和缺陷

我国民事诉讼法对反悔的提出仅有一个条件限制，即在民事调解书送达之前提出即可。至于反悔的理由、其他条件则在所不问，这样的反悔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充分地显露了其存在的弊端和缺陷。

首先，有损审判权威。在庭审中，当事人在法庭主持下达成了调解协议，审判人员或者合议庭就应依法对协议进行审查，决定是否对其予以确认，进而宣布闭庭。如果一方或多方反悔，根据民事诉讼法之规定，法院则应继续审理，并及时作出判决。这样一来，宣判是反悔的必然结果，而宣判又是庭审的组成部分，法院从而又在闭庭的基础上进行开庭，这岂不矛盾？况且在判决之前法院已对调解协议进行了确认（民事调解书上已清楚地写明），既然确认后又岂可更改？这是很不严肃的，所以说，现行民事诉讼中的反悔制度有损审判权威。

第二，不符合双方当事人的合意。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是在有审判权介入的情况下形成的，一般是双方互谅互让的结果，必然是权利方的适当让步，这可视为其对自己的民事权利的处分，是双方合意的结果，当然地可称之为合同，而且是经法院确认后的合同，理应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一方反悔导致调解协议不发生法律效力必然是对另一方的不公。在民事活动交往中，我们提倡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而在民事诉讼中，又岂可对当事人的合意熟视无睹？

第三，反悔的条件未予以界定，当事人进行反悔的随意性大。由于反悔的条件法律未予以明确规定，导致某些当事人无视法院的存在，与对方恶意磋商，借调解试探对方虚实，一旦调解书送达时便反悔，由于反悔的条件未予以明确界定，形成了法律真空，使之有空可钻。

第四，增加了诉讼成本。双方当事人在法院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后，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制作民事调解书，在送达时或送达前一方当事人表示反悔，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应及时通知另一方当事人，又需要继续审理，必然会增加诉讼成本，这与追求降低诉讼成本的司法制度改革的目标不一致。

第五，与追求高效的司法终极目标相悖。公正与效率是21世纪人民法院的工作主题，是当代诉讼模式的价值取向，允许当事人随意反悔，自然会增加审案期限，从而降低办案效率。这与寻求高效的司法改革不相协调。

第六，对不需要制作民事调解书的案件剥夺了当事人的反悔权。民事诉讼法规定了可以不制作民事调解书的案件有：（一）调解和好的离婚案件；（二）调解维持收养关系的案件；（三）能够即时履行的案件；  （四）其他不需要制作民事调解书的案件。对以上不需制作民事调解书的案件，由于没有送达调解书这个程序，民事诉讼法规定只要当事人和审判人员在记有协议的笔录上签字后，即具有法律效力。这样，当事人不可能在送达调解书前反悔，这实际上否认了这类案件当事人的反悔权。

第七，提出反悔的时间过于笼统。由于民事诉讼法未规定何时送达调解书，只规定当事人可在调解书送达之前反悔，使得审判人员具体操作起来随意性很大：有的在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后，审判人员为防止当事人反悔，随即就制作民事调解书送达，使得当事人无时间思考是否反悔，这无形中剥夺了当事人的反悔权；有的又长时间不送达，造成某些当事人思想波动而提出反悔，这不利于纠纷的解决，也降低了诉讼效率。

第八，反悔制度的设立会引起一些负面效应。人民法院制作调解书后往往不是同时将调解书送达给双方当事人，一方当事人收到调解书后就以为调解书已经生效，按照调解书的内容行事，而后收到调解书的一方又提出反悔，很容易造成工作上的被动。特别对于离婚案件来说，先收到调解书的一方当事人认为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而与他人另行结婚，另一方在送达调解书时反悔了，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不能认为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这样会造成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和产生新的矛盾。

对设立反悔制度的认识

民事调解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双方当事人必须自愿，并且该原则须贯彻调解过程的始终，反悔就是当事人行使自愿权的最后意愿表示。同时，反悔制度是民事诉讼法为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设置的一道屏障，是一种司法救济手段，对促进当事人积极接受调解有一定的意义，因此我们不能全盘否定民事诉讼调解中的反悔制度。但是，反悔毕竟是民事调解中的一个内容，我们不主张当事人可以任意的反悔，毕竟民事调解是当事人对民事权利的处分，是在诉讼这个特殊环境场合下行使的，其民事权利的处分是法律的处分①，是当事人的民事法律行为，当事人不得随意地否定该行为的效力，人民法院也不宜支持当事人随意提出的反悔。

改革与完善诉讼调解中反悔制度的立法建议

基于以上反悔制度中存在的弊端和缺陷，结合对反悔制度设立的认识，为深入的进行当今的司法制度改革，贯彻新世纪人民法院的工作主题——公正与效率，笔者认为应从限制反悔、反悔须具备的条件、反悔的时限三个方面来健全反悔制度。

一、严格限制反悔的提出

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进行调解，是在案件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在当事人自愿的前提下，进行调解。当事人在法院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不仅是当事人双方自愿的结果，还有审判权因素的介入，而且最终调解协议须经法院确认。当事人行使的行为是民事法律行为，是对其民事权利进行法律上的处分，对一般的民事法律行为的变更、撤销尚需经过一定的法定程序才能实现，对法庭上达成的调解协议的否定更应慎重，况且在法庭上达成的调解协议还有审判权因素的介入，它应具有相对的稳定性，随意否定调解协议是很不严肃的，也与我们所追求的司法改革目标——高效是格格不入的。因此，笔者认为，在一般情况下，应严格限制当事人行使反悔权。防止当事人滥用反悔权，不允许当事人反悔，这是我们在进行民事调解时应坚持的一个原则，它对维护审判权威及提高诉讼效率有着深远的意义。

（一）各地对调解协议反悔限制的司法实践

当前，各地司法机关围绕“公正与效率”这个主题，对调解制度尝试着改革。据报载，2001年，贵阳市司法局与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展了尝试基层调解与诉讼程序的“接轨”改革，主要内容是民间纠纷经过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协议后，由街道（乡、镇）调解中心出具人民调解协议书，如当事人反悔或拒不履行协议，其中一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的，法院应当对当事人在街道（乡、镇）调解中心达成的协议书进行审核。如协议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不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及社会公共利益，也无重大误解或显失公平，法院可以直接在判决书中支持协议条款，通过诉讼程序赋予调解协议实质上的法律约束力②。贵阳市的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否定了当事人对诉前调解协议的反悔权，而且是通过法院的裁判否定了当事人的反悔权。因此，对在诉讼中法院主持下达成的调解协议更是不可轻易允许当事人反悔，须严格限制当事人反悔。

其实，有些高级人民法院在如何对待当事人不履行诉前有关部门主持下达成的调解协议或自行达成的和解协议出台了一些规定，例如《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范围和标准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7条规定，当事人经公安机关调解或自行和解达成协议并实际履行完毕的，一方或双方以赔偿金额过低或过高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重新确认赔偿金额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意见第19条规定，当事人双方经公安机关调解达成赔偿协议，受害人及其家属起诉仅要求责任人履行调解协议的，按一般债务纠纷处理。从以上规定可知，其对当事人反悔进行了一定的限制。

（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倾向于限制反悔。

为了公正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该规定将调解协议视为合同，像处理合同纠纷一样来认定调解协议的效力，这是对人民调解协议反悔的一个严格限制。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人民调解协议不容双方任意反悔。

针对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由于案件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最高人民法院对此取消了当事人的反悔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2003]15号）第十五条规定：“调解达成协议并经审判人员审核后，双方当事人同意该调解协议经双方签名或者捺印生效的，该调解协议自双方签名或者捺印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要求摘录或者复制该调解协议的，应予准许。调解协议符合前款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另行制作民事调解书。”这种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取消了当事人的反悔权，与民事诉讼规定的当事人享有反悔权的规定相悖，但对提高司法效率来说无疑是有益的。

二、可反悔的条件

不允许当事人反悔是一般原则，这只能维护审判权威和提高司法效率，但我们并不能因片面追求效率和司法权威而忽视另一追求的目标——公正。笔者认为，在以下情形下，当事人进行反悔还是应当允许的。

（一）调解违反自愿原则

自愿原则是在诉讼中进行调解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违反自愿原则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调解行为的不自愿。虽然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在庭审中在请求调解权，但既然是当事人的权利，当事人即可行使，也可放弃，法官和双方当事人均不得强制其调解。其二，强制当事人接受调解协议的。达成调解协议要自愿，调解协议必须是当事人在互相谅解、自愿协商的前提下达成的，不能是强迫、压制或乘人之危的结果。有观点认为调解协议的达成一般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当事人各自实现权利或履行义务，一种是当事人一方放弃或者变更某些诉讼请求，称前者为公平性调解，后者为让谅性调解。审判实践中的调解主要是让谅性调解，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强迫、威逼等左右当事人意志的因素，否则的话，调解就违反了自愿原则，当事人有权拒绝调解或者在达成调解协议后进行反悔。

（二）调解违反合法原则

合法原则是调解制度中的重要原则，在诉讼中进行调解时违反法合法原则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指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了政策、法律、法规的规定。存有上述行为，人民法院一般是不应确认，当然也无反悔可言。但是，一旦人民法院错误对以上协议进行了确认，应当赋予当事人有反悔权，以示对案件不公正处理的补救。其二，是指法院未按法定程序进行调解。法院主持调解要遵循法定程序，依法定程序进行，若有违反程序而促使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则该协议是在不当审判权介入的情况下达成，有违公正之嫌，应允许当事人行使反悔权。

（三）因重大误解而达成调解协议

重大误解的协议，是指行为人对于协议的重要内容产生错误的认识，并且基于这种错误认识而订立的协议。重大误解有三个主要特征：一是协议的达成与误解有因果关系，即是在一方误解的情况下达成的协议；二是误解必须重大；三是因为误解造成了比较大的损失。在平常的经济交往中，行为人在重大误解情况下所为的合同，有背于其真实意思，为此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均规定，该行为人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予以变更或撤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2002]29号）第六条、第七条也规定因重大误解订立的调解协议，当事人可在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变更或撤销权。对于在诉讼中经人民法院主持双方当事人调解所达成的调解协议中若有一方当事人存在重大误解，该当事人是否可以行使反悔权？笔者认为，应允许一方当事人申请变更或者撤销，也就是允许一方当事人反悔。当然，为防止当事人滥用此权利，可规定其在一定期限内行使。并且，由于现行的民法通则关于重大误解的内容仅在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方面进行了规定，建议对反悔制度中重大误解的具体情形作进一步界定。

三、反悔时效的设定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在达成调解协议后当事人可在调解书送达之前进行反悔，反悔的时间只是规定在调解书送达前，这使得审判人员操作起来随意性很大，前文已有论及。而对不需制作调解书的案件却又剥夺了当事人的反悔权，上述规定均弱化了反悔作为一种司法救济手段的功效，无形中迫使当事人申请再审，从而启动审判监督程序去救济当事人，不利于确保司法公正和提高  司法效率。为此，笔者建议设立反悔时效制度。

和解协议书篇8

    诉讼调解中反悔制度存在的弊端和缺陷

    我国民事诉讼法对反悔的提出仅有一个条件限制，即在民事调解书送达之前提出即可。至于反悔的理由、其他条件则在所不问，这样的反悔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充分地显露了其存在的弊端和缺陷。

    首先，有损审判权威。在庭审中，当事人在法庭主持下达成了调解协议，审判人员或者合议庭就应依法对协议进行审查，决定是否对其予以确认，进而宣布闭庭。如果一方或多方反悔，根据民事诉讼法之规定，法院则应继续审理，并及时作出判决。这样一来，宣判是反悔的必然结果，而宣判又是庭审的组成部分，法院从而又在闭庭的基础上进行开庭，这岂不矛盾？况且在判决之前法院已对调解协议进行了确认（民事调解书上已清楚地写明），既然确认后又岂可更改？这是很不严肃的，所以说，现行民事诉讼中的反悔制度有损审判权威。

    第二，不符合双方当事人的合意。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是在有审判权介入的情况下形成的，一般是双方互谅互让的结果，必然是权利方的适当让步，这可视为其对自己的民事权利的处分，是双方合意的结果，当然地可称之为合同，而且是经法院确认后的合同，理应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一方反悔导致调解协议不发生法律效力必然是对另一方的不公。在民事活动交往中，我们提倡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而在民事诉讼中，又岂可对当事人的合意熟视无睹？

    第三，反悔的条件未予以界定，当事人进行反悔的随意性大。由于反悔的条件法律未予以明确规定，导致某些当事人无视法院的存在，与对方恶意磋商，借调解试探对方虚实，一旦调解书送达时便反悔，由于反悔的条件未予以明确界定，形成了法律真空，使之有空可钻。

    第四，增加了诉讼成本。双方当事人在法院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后，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制作民事调解书，在送达时或送达前一方当事人表示反悔，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应及时通知另一方当事人，又需要继续审理，必然会增加诉讼成本，这与追求降低诉讼成本的司法制度改革的目标不一致。

    第五，与追求高效的司法终极目标相悖。公正与效率是21世纪人民法院的工作主题，是当代诉讼模式的价值取向，允许当事人随意反悔，自然会增加审案期限，从而降低办案效率。这与寻求高效的司法改革不相协调。

    第六，对不需要制作民事调解书的案件剥夺了当事人的反悔权。民事诉讼法规定了可以不制作民事调解书的案件有：（一）调解和好的离婚案件；（二）调解维持收养关系的案件；（三）能够即时履行的案件； （四）其他不需要制作民事调解书的案件。对以上不需制作民事调解书的案件，由于没有送达调解书这个程序，民事诉讼法规定只要当事人和审判人员在记有协议的笔录上签字后，即具有法律效力。这样，当事人不可能在送达调解书前反悔，这实际上否认了这类案件当事人的反悔权。

    第七，提出反悔的时间过于笼统。由于民事诉讼法未规定何时送达调解书，只规定当事人可在调解书送达之前反悔，使得审判人员具体操作起来随意性很大：有的在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后，审判人员为防止当事人反悔，随即就制作民事调解书送达，使得当事人无时间思考是否反悔，这无形中剥夺了当事人的反悔权；有的又长时间不送达，造成某些当事人思想波动而提出反悔，这不利于纠纷的解决，也降低了诉讼效率。

    第八，反悔制度的设立会引起一些负面效应。人民法院制作调解书后往往不是同时将调解书送达给双方当事人，一方当事人收到调解书后就以为调解书已经生效，按照调解书的内容行事，而后收到调解书的一方又提出反悔，很容易造成工作上的被动。特别对于离婚案件来说，先收到调解书的一方当事人认为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而与他人另行结婚，另一方在送达调解书时反悔了，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不能认为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这样会造成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和产生新的矛盾。

    对设立反悔制度的认识

    民事调解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双方当事人必须自愿，并且该原则须贯彻调解过程的始终，反悔就是当事人行使自愿权的最后意愿表示。同时，反悔制度是民事诉讼法为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设置的一道屏障，是一种司法救济手段，对促进当事人积极接受调解有一定的意义，因此我们不能全盘否定民事诉讼调解中的反悔制度。但是，反悔毕竟是民事调解中的一个内容，我们不主张当事人可以任意的反悔，毕竟民事调解是当事人对民事权利的处分，是在诉讼这个特殊环境场合下行使的，其民事权利的处分是法律的处分①，是当事人的民事法律行为，当事人不得随意地否定该行为的效力，人民法院也不宜支持当事人随意提出的反悔。

    改革与完善诉讼调解中反悔制度的立法建议

    基于以上反悔制度中存在的弊端和缺陷，结合对反悔制度设立的认识，为深入的进行当今的司法制度改革，贯彻新世纪人民法院的工作主题——公正与效率，笔者认为应从限制反悔、反悔须具备的条件、反悔的时限三个方面来健全反悔制度。

    一、严格限制反悔的提出

    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进行调解，是在案件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在当事人自愿的前提下，进行调解。当事人在法院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不仅是当事人双方自愿的结果，还有审判权因素的介入，而且最终调解协议须经法院确认。当事人行使的行为是民事法律行为，是对其民事权利进行法律上的处分，对一般的民事法律行为的变更、撤销尚需经过一定的法定程序才能实现，对法庭上达成的调解协议的否定更应慎重，况且在法庭上达成的调解协议还有审判权因素的介入，它应具有相对的稳定性，随意否定调解协议是很不严肃的，也与我们所追求的司法改革目标——高效是格格不入的。因此，笔者认为，在一般情况下，应严格限制当事人行使反悔权。防止当事人滥用反悔权，不允许当事人反悔，这是我们在进行民事调解时应坚持的一个原则，它对维护审判权威及提高诉讼效率有着深远的意义。

    （一）各地对调解协议反悔限制的司法实践

    当前，各地司法机关围绕“公正与效率”这个主题，对调解制度尝试着改革。据报载，2001年，贵阳市司法局与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展了尝试基层调解与诉讼程序的“接轨”改革，主要内容是民间纠纷经过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协议后，由街道（乡、镇）调解中心出具人民调解协议书，如当事人反悔或拒不履行协议，其中一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的，法院应当对当事人在街道（乡、镇）调解中心达成的协议书进行审核。如协议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不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及社会公共利益，也无重大误解或显失公平，法院可以直接在判决书中支持协议条款，通过诉讼程序赋予调解协议实质上的法律约束力②。贵阳市的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否定了当事人对诉前调解协议的反悔权，而且是通过法院的裁判否定了当事人的反悔权。因此，对在诉讼中法院主持下达成的调解协议更是不可轻易允许当事人反悔，须严格限制当事人反悔。

    其实，有些高级人民法院在如何对待当事人不履行诉前有关部门主持下达成的调解协议或自行达成的和解协议出台了一些规定，例如《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范围和标准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7条规定，当事人经公安机关调解或自行和解达成协议并实际履行完毕的，一方或双方以赔偿金额过低或过高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重新确认赔偿金额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意见第19条规定，当事人双方经公安机关调解达成赔偿协议，受害人及其家属起诉仅要求责任人履行调解协议的，按一般债务纠纷处理。从以上规定可知，其对当事人反悔进行了一定的限制。

    （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倾向于限制反悔。

    为了公正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该规定将调解协议视为合同，像处理合同纠纷一样来认定调解协议的效力，这是对人民调解协议反悔的一个严格限制。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人民调解协议不容双方任意反悔。

    针对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由于案件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最高人民法院对此取消了当事人的反悔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2003]15号）第十五条规定：“调解达成协议并经审判人员审核后，双方当事人同意该调解协议经双方签名或者捺印生效的，该调解协议自双方签名或者捺印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要求摘录或者复制该调解协议的，应予准许。调解协议符合前款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另行制作民事调解书。”这种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取消了当事人的反悔权，与民事诉讼规定的当事人享有反悔权的规定相悖，但对提高司法效率来说无疑是有益的。

    二、可反悔的条件

    不允许当事人反悔是一般原则，这只能维护审判权威和提高司法效率，但我们并不能因片面追求效率和司法权威而忽视另一追求的目标——公正。笔者认为，在以下情形下，当事人进行反悔还是应当允许的。

    （一）调解违反自愿原则

    自愿原则是在诉讼中进行调解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违反自愿原则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调解行为的不自愿。虽然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在庭审中在请求调解权，但既然是当事人的权利，当事人即可行使，也可放弃，法官和双方当事人均不得强制其调解。其二，强制当事人接受调解协议的。达成调解协议要自愿，调解协议必须是当事人在互相谅解、自愿协商的前提下达成的，不能是强迫、压制或乘人之危的结果。有观点认为调解协议的达成一般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当事人各自实现权利或履行义务，一种是当事人一方放弃或者变更某些诉讼请求，称前者为公平性调解，后者为让谅性调解。审判实践中的调解主要是让谅性调解，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强迫、威逼等左右当事人意志的因素，否则的话，调解就违反了自愿原则，当事人有权拒绝调解或者在达成调解协议后进行反悔。

    （二）调解违反合法原则

    合法原则是调解制度中的重要原则，在诉讼中进行调解时违反法合法原则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指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了政策、法律、法规的规定。存有上述行为，人民法院一般是不应确认，当然也无反悔可言。但是，一旦人民法院错误对以上协议进行了确认，应当赋予当事人有反悔权，以示对案件不公正处理的补救。其二，是指法院未按法定程序进行调解。法院主持调解要遵循法定程序，依法定程序进行，若有违反程序而促使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则该协议是在不当审判权介入的情况下达成，有违公正之嫌，应允许当事人行使反悔权。

    （三）因重大误解而达成调解协议

    重大误解的协议，是指行为人对于协议的重要内容产生错误的认识，并且基于这种错误认识而订立的协议。重大误解有三个主要特征：一是协议的达成与误解有因果关系，即是在一方误解的情况下达成的协议；二是误解必须重大；三是因为误解造成了比较大的损失。在平常的经济交往中，行为人在重大误解情况下所为的合同，有背于其真实意思，为此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均规定，该行为人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予以变更或撤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2002]29号）第六条、第七条也规定因重大误解订立的调解协议，当事人可在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变更或撤销权。对于在诉讼中经人民法院主持双方当事人调解所达成的调解协议中若有一方当事人存在重大误解，该当事人是否可以行使反悔权？笔者认为，应允许一方当事人申请变更或者撤销，也就是允许一方当事人反悔。当然，为防止当事人滥用此权利，可规定其在一定期限内行使。并且，由于现行的民法通则关于重大误解的内容仅在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方面进行了规定，建议对反悔制度中重大误解的具体情形作进一步界定。

    三、反悔时效的设定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在达成调解协议后当事人可在调解书送达之前进行反悔，反悔的时间只是规定在调解书送达前，这使得审判人员操作起来随意性很大，前文已有论及。而对不需制作调解书的案件却又剥夺了当事人的反悔权，上述规定均弱化了反悔作为一种司法救济手段的功效，无形中迫使当事人申请再审，从而启动审判监督程序去救济当事人，不利于确保司法公正和提高 司法效率。为此，笔者建议设立反悔时效制度。

    反悔时效制度是指在民事诉讼调解过程中，只要符合反悔的条件，当事人可在一定时限内提出反悔，否则则丧失行使反悔权的一种诉讼制度。对于重大误解或者显失公平的民事行为，我国民法通则及合同法均规定当事人可在知道或应当知道可变更或可撤销的事由之日起一年之内行使，否则当事人提出也不受法律保护，笔者认为反悔的时限也可以比照设定：双方在法院的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后，对符合反悔条件的，当事人应在达成调解协议之日起3日内提出。这样即可提高司法效率，也为当事人提供了一个补救手段，可确保司法公正。设立这样的反悔时效制度，也是符合当今司法改革所追求的公正与高效的主题。

    注：

    ①周岳保：《改革与完善诉讼调解制度的思考》，见《人民法院报》2002年5月13日B1版；

    ②《法制日报》2002年5月26日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