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安晋级报告范文

保安晋级报告篇1

2007年3月18日18时许，山西省晋城市城区西上庄办事处苗匠联办煤矿发生特大瓦斯燃烧事故，致使井下21名矿工死亡。

晋城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苗匠煤矿在停产整顿期间，该矿投资人王建军、副矿长宋天炉购买炸药70箱计1680公斤、雷管400枚用来非法生产，案发后从井下查获炸药169.2公斤、雷管39枚。2006年1月1日，晋城市城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给该矿下达了停产（业）通知书后，同年3月，经山西省资源整合领导组核准为整合保留矿井。至2007年1月，该矿采矿许可证等主要证件相继过期，并被主管部门暂扣，至今处于停产整顿阶段。同年2月起，王建军、宋天炉与该矿另一投资人潘完旦、法人代表（矿长）苗明庆、安全副矿长赵永军在许可证被暂扣的情况下，未经批准，非法组织生产，期间，相关监管部门多次下达停产通知书，该矿置之不理，继续生产。2007年1月中旬，该矿擅自越层开采，造成煤炭资源破坏总价值为869.44万元。2007年1月起，该矿为开采9#煤层，擅自拆除3#煤层安全出口转梯改为提升井，并向下延伸开采9#煤层，形成独眼井。在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情况下，该矿井下打工人员包工头吴兴林、小包工头（带班长）汪大志、乐世洪组织未经安全培训的工人违章冒险井下作业。期间，赵永军在明知该矿存在诸多重大安全隐患的情况下，不履行职责，未予制止纠正。2007年3月18日18时许，该矿发生特大瓦斯燃烧事故，致井下21名矿工死亡。

检察机关指控，事故发生后，宋天炉、潘完旦、王建军三人未积极采取有效救助措施，对该起事故隐瞒不报，还安排有关人员封锁事故消息，并安排吴兴林将矿上的其他外地民工遣散，将遇难矿工家属集中到河南省焦作市私下协商赔偿事宜。3月20日下午，晋城市煤监局工作人员到苗匠煤矿查问是否发生事故时，宋天炉、王建军答复没有发生事故。当日下午，为防止主管部门再次检查，王建军和宋天炉组织该矿机电工苗炳生和苗广忠、技术员张全太和秦末顺、铲车司机李小会等人将出事井口电缆线剪断，风机藏起，并用铲车将绞车、电缆线等掩埋。

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公开审理后认为，被告人王建军、宋天炉、苗明庆违反国家对爆炸物品的管理规定，非法购买爆炸物，情节严重；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经责令停止开采拒不停止，造成矿产资源严重破坏；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违章冒险作业，造成21人死亡的严重后果，情节特别恶劣；在事故发生后，不报、谎报事故情况，贻误事故抢救，情节严重。被告人王建军、宋天炉的行为均已构成非法买卖爆炸物罪，非法采矿罪，重大责任事故罪，不报、谎报安全事故罪；被告人苗明庆的行为构成非法买卖爆炸物罪、非法采矿罪、重大责任事故罪、不报安全事故罪；对该三被告人均应数罪并罚。

经法院审理，被告人王建军被依法判处无期徒刑，，并处罚金100万元；被告人苗明庆有期徒刑二十年，并处罚金20万元。被告人宋天炉有期徒刑二十年，并处罚金100万元；被告人潘完旦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200万元；被告人赵永军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40万元。被告人李小会、秦末顺等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到六年六个月不等。

保安晋级报告篇2

被告人王金元，男，55岁，原系中共山西省太原市古交区矾石沟煤矿总支书记。

被告人谷晋生，男，49岁，原系山西省太原市煤炭管理局副局长。

被告人王恒茂，男，52岁，原系山西省太原市古交区副区长。

上列各被告人均于1986年5月29日被逮捕。

被告人程国义、王金元、谷晋生、王恒茂因玩忽职守一案，由山西省太原市人民检察院向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1986年8月30日进行公开审理。经审理查明：

1984年10月，原山西省地方煤炭工业管理局安排给太原市古交区矾石沟煤矿引进1台美国马克22型薄煤层采煤机组。在同美方洽谈签订合同后，省煤管局于1985年1月和3月，先后组织王金元、程国义、谷晋生、王恒茂等人分别赴美实习和中检。出国人员回国后，省煤管局于同年5月30日、31日召开出国团组汇报和机组开箱验收工作会议，确定程国义、谷晋生、王恒茂为引进机组项目负责人。

1985年11月至1986年1月，从美国引进的机组，分3次先后运抵矾石沟矿后，除两大箱放在坑口外，其余45箱又86件，均堆放在该矿机修车间院内，未加防护，直至1986年2月21日，才用4块帆布盖上。在存放引进机组的院内，无防火标志，无安全防范措施，院内来往人员很多，管理混乱，使机组在长达3个月的时间内，处于无专人保管的状况，从而导致了1986年3月3日因工人康平、翟步高（另案处理）等人在引进机组设备箱上吸烟、打扑克、遗留火种，引燃箱底地面的锯末，造成特大火灾，将机组的大部分设备烧毁，直接经济损失达260多万元，使价值近600万元的机组无法配套使用。

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程国义，身为副矿长、机组验收投产领导组成员、机组项目负责人，直接参加了引进机组的洽谈和赴美实习。机组到矿前，党总支开会明确程重点抓机组工作，并听取了省商检局讲解关于机组验收场地不准吸烟等注意事项。机组到矿后，矿机电科科长张士武，给程递交了“建议矿领导研究对已到矿机组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的书面建议。这些都未引起程国义的重视，亦未采取安全防范措施。被告人王金元，身为矿党总支书记，当时主持全矿工作，并确定为引进机组验收投产领导组副组长，曾参加赴美实习。当引进机组到矿后，即不召开会议研究安全防范措施，也不对职工进行安全防范教育。被告人谷晋生，身为太原市煤管局分管生产技术的副局长，亲自参加了对引进机组的洽谈工作，并以中检组组长身份带队赴美中检。回国后，谷被确定为引进组项目负责人，但谷对机组存放的安全防范工作，不督促，不检查，1986年2月矿上研究机组验收工作时，也未到现场察看。被告人王恒茂，身为区政府主管工业的副区长，曾参加赴美中检。回国后，王被确定为引进机组项目负责人。但是，从机组到矿直至被烧，王没有提过任何具体安全防范要求，更没有到现场检查。被告人程国义、王金元、谷晋生、王恒茂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对用巨资引进的采煤机组的存放、保管、安全防范工作，采取极不负责的态度，以致酿成机组大部分设备被烧毁的特大火灾事故，致使公共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其行为均已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的玩忽职守罪。

1986年9月1日，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玩忽职守罪，判处被告人程国义有期徒刑四年，王金元有期徒刑二年，谷晋生和王恒茂各有期徒刑一年。

被告人程国义、王金元、谷晋生、王恒茂以一审判决认定的罪行与事实不符，量刑重为由，分别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保安晋级报告篇3

11月7日下午3点，晋城市国土资源局城区分局钟家庄国土资源所的4位所员，开着他们的执法监察车，一路巡查到当地望川楼社区。

在密密麻麻、曲曲折折的农民住宅群里，他们发现了几个工人正在违法修建住宅。几位所员立刻上前，要求施工人员马上停工，并向组织施工的农户讲起了土地管理相关法规和住宅建设的有关审批程序。经过半个多小时的沟通，该农户最终答应按照国土资源所的要求，“不再施工，跟村里沟通后先办手续”。

该所所长宁红利告诉记者，巡查“每两天都会进行一次”。如果所员在其包片巡查的范围内出现了土地违法行为而未发现的话，他必定会受到相应处分。

这种有些近乎不近人情的土地巡查工作要求，其实只是晋城市执法监察工作系统中的一个方面。

从1999年成为原国家土地管理局执法监察试点单位以来，晋城市的土地执法监察工作一直保持着十分突出的领头位置。围绕制度创建和落实，晋城市国土资源系统付出了巨大心血，也收获了喜人的成绩。

自我加压，创新举措，百日行动扎扎实实

同一天下午，一个“国土资源违法案件查处推进会”也正在晋城市国土资源局召开。这个会议，是为了加快对土地违法案件的查处力度，确保百日行动取得实效。类似的“自选”动作，在晋城市的百日行动中并不少见。

除了按照国土资源部的种种要求和部署外，晋城市国土资源系统在百日行动中还采用了一系列“独有”举措，既切合本地实际，又不拘泥于形式，屡有创新。

比如宣传方面。在百日行动工作开展一开始，晋城市局就把宣传工作放在了一个重要位置来抓，甚至专门出台了一个《土地执法百日行动宣传方案》，指导全市的百日行动宣传活动。“办公室负责每周在市电视台播放滚动字幕两次(国庆节期间要求每天播放一次)，每周群发短信一次”、“耕保科负责在重点乡镇设立若干宣传点，开展送法下乡活动，印发传单不少于2万份”。这样的要求，在每一个阶段，不仅落实在每一个科室的头上，甚至落实到每一个局领导班子的身上。

比如三级责任制。晋城市在市、县、所三级全部实行包县、包片、包案责任制。市局党组成员每人包一个县，县局党组成员每人包一个所，国土资源所所长、副所长和每个所员分片包村、包社区、包案件。在百日行动中做到包宣传、包排查、包处理、包结案，“从头到尾，一包到底”。

比如形成合力。晋城市局、县局各科(股)室上至局长、副局长，下至所长所员，局机关所有涉及土地管理的科室，全部参加在百日行动之中，统筹安排、一起上阵，分兵把口，各负其责。规划科负责建设用地的预审预报和批前监管；利用科、耕保科负责行业用地核查，用地批后监管；监察科全力做好违法案件的排查与处理，等等。

比如监察专员督查。晋城市自2002年以来陆续聘请到40名从市级领导岗位退下来的老同志担任国土资源监察专员，每当遇到重要工作和重大行动，他们都要组织监察专员进行督查。在百日行动中，晋城市局将监察专员分成六组，两次深入县(市、区)督促检查，“由于这些市委、市政府的老领导在许多方面还很有影响”，他们参与督促检查，引起了县委、县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与支持，“起到了一般性督查工作难以起到的作用”。

比如排查。为确保排查不留死角，晋城市国土资源局自己引申扩大了排查范围。他们结合以前开展的相关工作，在百日行动中除按照部要求的排查范围外，还对2002年以来所有建设用地进行了核查；对煤炭运销、金融、电力、建材市场、小煤场等行业的用地情况无论发生在什么时间、什么范围，一律进行了全面核查；此外，他们还对2005年以来全市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上缴情况进行了清理。

这种种“有效创新”和“自我加压”的举措，不仅使晋城市国土部门在百日行动的前两个阶段有效完成了上面布置的相关任务，而且真正做到了分门别类的查清底数。在百日行动中，晋城市共排查出2005年1月1日至2007年6月30日期间建设用地335宗，面积720.9公顷。其中清理出涉及土地违法违规用地共34宗。

执法监察五条基本经验，制度建设是第一位的

对于本市的土地执法监察工作，王有明有着相当的自信:“在晋城市，没有国土局管不了的土地违法问题”。

有件事他记忆犹新。晋煤矿务局是晋城市企业中的“老大”，其行政级别比晋城市国土资源局还高一级。这样的企业，一般都令当地各行政部门十分头疼。晋煤矿务局也曾因土地违法案件对市国土资源局不大理睬，但市局顶住了压力，停办了这个比自己高一头的庞然大物在全市的一切用地事项，最终迫使其上门接受了处罚。

“矿务局再大，也是个企业；机关再小，也是代表国家法律”，正是土地执法监察的强硬姿态，晋城社会各界都已经形成了良好的氛围，对国土资源部门的管理和执法工作十分认可。

王有明认为，晋城市的土地执法工作基本经验可以总结为五条:一是系统内对土地执法认识要到位；二是有一支过硬的专业队伍；三是必须有一套健全的制度；四是有一个确保制度能落实到实处的机制；五是必须充分发挥基层国土所在执法监察工作的基础性作用。

这五条，或许看起来似乎平淡无奇，没有太大的新意。但是真正深入到晋城市在这五条基本经验中的具体做法中去时，一系列独具创新的东西就扑面而来。

例如，在执法专业队伍方面，仅在晋城市局负责执法监察工作的就有一个执法科和两个执法队，人员超过20人。同时，市公安局还为他们配备了一个公安室，由3名资深警察常驻市国土资源局，参与执法监察工作。在硬件上，执法队伍更是“要什么配什么”。就在记者采访的当天，晋城市局还在酝酿为执法队伍配备望远镜和夜视仪，以便更有效地发现土地矿产违法行为。

跳出具体工作措施的层面，晋城市对土地执法监察制度方面的创新尤为令人称道。自组建以来，晋城市局一直坚持和实行的制度达11项，在百日行动中又增加完善2项，形成了l3项从方方面面监控土地管理的制度。

――执法监察责任制。晋城市从市局、县局、国土资源所三级每年都必须层层签订《执法监察责任书》，对包干区域实行动态巡查和严密监管，及时发现国土资源违法案件苗头，及时制止并上报备案，并按照责任制完成情况给予奖励和监管责任追究。此外，晋城市局还严格实行违法案件处罚会审制度，行政处罚案卷评查制度。

――动态巡查责任制度。晋城市从市局、县局、国土资源所对三级管辖区范围内进行分片划级、专人定期进行动态巡查，在本级管辖区内要划定一、二、三级动态巡查防范区，明确巡查责任区域巡查次数。这个制度的施行，基本可以保证“地动我知，违法必查，查必有果”的执法监察的硬性要求。

――拟用地单位负责人座谈会制度。百日行动期间，晋城市局两次组织召开了有建设项目用地需求单位负责人座谈会，对他们提出要求，在用地批准之前一定要遵守土地管理规定，不能形成新的违法用地。

――执法监察一票否决制度。自2003年以来，严格规范行政审批事项，对建设项目用地、采矿权设置等的报批件，一律实行执法监察的会审，每个报批件中必须附有一张《依法用地、依法采矿核查表》，报批件的单位填写后由包片所员、所长、县局监察股长、分管局长逐级签字认可，确实认定该单位没有违法用地、非法采矿行为后才能上报行政审批件。如果发现报批件单位曾发生过违法用地和非法采矿未得到处理，监察科可以一票否决不能上会研究。

――建设用地预报制度。从2005年下半年开始，晋城市有建设用地意向的单位和个人，在正式预审和上报审批之前先行预报，这既可减少一些不能审批项目的中途退件，降低审报单位时间与财力上不必要的浪费，也有利于及时掌握全市拟建设用地的动向，并提前介入，主动服务。同时，为市、县、国土资源所对开展的动态巡查与监管，提供了信息来源。

――依法用地承诺制度。晋城市从2006年开始，对已经通过预审但正式用地批复手续未下达之前，由规划科组织，监察科参与，召开用地单位领导和负责人的座谈会，和他们讲明用地审批的程序和过程，要求其就依法用地做出书面的承诺，在上级主管部门正式下达用地批复前不提前违法用地，严格防止建设项目未批先用的行为发生。

――――建设用地批后监管。2006年初开始，晋城市对建设项目在办理土地审批手续以后，从进地、建设过程到项目竣工情况，实施进行全方位的跟踪监督检查。各县局负责对本辖区内的建设用地实施监督管理，市局不定期的对各县局的批后监管工作进行抽查。

――行业用地核查制度。2006年初，晋城市开始对各行业用地进行分阶段、分类型实施核查。当年开展的是对煤炭运销、金融、电力、建材市场、小煤场等行业的全面核查，2007

年则是对煤矿企业、养殖业企业进行核查。

――居民点用地调查制度。今年4月，晋城市开展对居民点建设用地现状调查，主要对全市每个居民点的户数、人口、土地总面积、耕地面积、一户一宅或多宅等情况进行摸底调查。

――临时用地报告备案。百日行动以来，晋城市开展了对建设项目施工和地质勘查需要批准使用的临时用地进行规范和清理，由市局主管市区临时用地的审批、管理、监督工作，各县局凡有临时用地的，均要报市局进行备案。

――建设用地动态周报制度。2006年开始，全市53个国土资源所被要求每周向县局上报管辖区内所有的拟建和正在建设的用地项目；县局汇总国土资源所情况，每周五向市局报告；而市局每周一上午向局务会通报上一周全市建设用地情况，属于违法占用和正在违法用地的建设项目，交由执法监察调查处理。

――重奖举报制度。为鼓励社会各界对土地违法违规行为举报的积极性，晋城市制定了有奖举报制度，百日行动期间则将举报土地违法案件的奖金标准从50～100元，提高到每起奖励500～l000元。

――执法效能监察情况通报。2006年，晋城市局设立了五个监察工作小组，分别为:机关规范化管理、执法监察、政策法规、政风行风建设、国土资金管理。每月初的周一局务会上要进行五项效能监察工作的情况通报。执法监察工作小组负责对每月全市落实执法监察责任制、事项办理、违法案件查处等情况进行通报。

这13项制度，环环相扣，紧密联系，从预防、发现、制止、查处等各个环节上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体系。

这13项制度，有承袭，有发展，更有创新；见知识，见能力，更见实际；对外有措施，对内更有压力。

责任追究是“杀手锏”

很多时候，我们缺乏的不是制度，而是对制度的落实。

晋城市局有关领导认为，制度不落实，“再好的制度、再多的制度，也一样没用”。他们在抓执法监察工作中，在制定出一整套制度后，最为重视的，就是对相关制度的落实。

怎么落实?真正的“杀手锏”是责任追究。

在晋城市，如果有一起土地违法案件发生，而负责该处巡查的所员没有及时发现，要受处分；如果发现而不制止，要受处分；如果所里将土地违反案件报到县局，而县局相关人员没有组织查处，要受处分；查处不到位，也要受处分总之，在晋城市执法监察体系中，任何负有责任的人，在自己的环节上没有尽到责任，就不可能全身而退、安然无事，“每一个违法案件的后面，必须有内部的人受到相应的处分。”

晋城市局将这套制度称为“最严格的监管责任追究制度”，凡是上级国土资源部门执法监察人员通过巡查、举报、媒体披露、行政审批报件等渠道发现的违法案件，经查证核实监管责任人未依法处理的，一定要进行责任追究。责任追究从通报批评到开除公职共分为九类。

2006年12月，山西合聚集团水泥制造有限公司在项目未批复之前，就擅自在拟占用的土地上开工建设。负责该片巡查的泽州县高都国土所人员立即进行现场制止，但该公司采取你来我停、你走的办法，一直拖到2007年4月才彻底停工。

一般出现这样的情况，在别的地方国土所人员可能就没有什么责任了，但是在晋城市不行!泽州县国土局依据《晋城市国土资源局违法行为监管责任追究办法》和高都所的内部分工，对副所长给予通报批评，对包片负责人给予行政警告处分。

这种看起来严格到近乎不近人情的责任追究办法，“逼”得大家都要严格按照相关制度去做，尤其对基层国土所来说，要想不被处分，就必须想尽办法使自己管辖的地面不出现违法问题，或者一出现就能得到有效制止和查处。

记者在晋城市国土局城区分局钟家庄国土所的一本《巡查登记卡》上，再次看到了责任追究制度下，基层国土所在执法监察工作中体现出的高度责任感和积极工作态度。

记录卡上显示:今年6月25日，所员朱毓强发现“钟家庄村民委员会违法修建综合住宅楼，我所制止未停工”，“建议向分局汇报，并立案调查”。其后，6月29日、7月3日、7月6日、7月9日、7月12日，该所人员都派人到现场制止，“还是拒不停工”，直到7月16日，“已制止停工”，“朱毓强现在在工地看守”。为了保证该工地不再开工，记录显示，7月18日、7月20日、7月23日，“朱毓强继续在工地看守”。

城区分局分管执法的负责人说，看守、蹲守可能是个“笨”办法，但是为了能查处土地违法案件，不被上级部门追究责任，对基层所而言这至少是个行之有效的办法。

“我们现在执法的压力基本上都来自于内部”，晋城市局分管执法的王发生副局长告诉记者:“经过多年的工作，晋城基本已经形成了依法用地的良好社会氛围，在查处违反案件时外部压力并不大，但是内部压力大，基层所执法稍不到位，我们就给他处分，绝不放松。”

据统计，2005年以来，全市国土资源系统内部共对17人进行了责任追究，其中有3位国土资源所长被撤职，其他14人分别受到行政警告至行政记大过处分。

加强基层所建设是“发动机”

在完善土地执法监察相关制度的过程中，晋城市也在同步大力加强基层所建设。“基层所发挥不出作用，土地执法监察各种制度只是空中楼阁”，他们认为，土地执法的大量工作必须由基层所来完成，也只能由基层所来完成。基层所站在第一线位置，任务多、责任重，加强基层所建设就成为执法监察工作完善网络和履行职能的必要手段。

“光给压力、不提高他们的执法能力，基层所没有一个好的环境和机制，种种制度的落实只能一时，不能长久。”王有明认为。

为加强基层所建设，晋城市动了不少脑筋，想了不少办法。

先动人。为了解决过去基层所人员素质不高的问题，2005年晋城市国土资源局在全市进行了基层所长“零起点”竞聘上岗，全市53个原任所长全部就地免职，然后和县局和所内其他工作人员一道重新竞聘所长。通过个人申报、民主测评、考试考察等13个严密规范的操作程序，近1/3的优秀业务骨干脱颖而出担任了新所长，全市基层所班子年龄结构平均达到36岁，大专以上学历占到了75%，党员人数占到85%。

抓硬件。基层工作很辛苦，为大家创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生活环境，就成为晋城市局加强基层所建设的重点之一。据统计，2005年，全市用于基层所办公设备的资金已经达到300万元。如果加上办公楼的投入，全市最终在基层所建设上投资大约超过2000万元，为每周一到周五吃住都在所里、随时参与执法行动的所员们创造了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搞培训。2005年基层所调整完成后，晋城市局就要求各县(市、区)局组织所有国土所成员参加多种形式的集中培训。就在记者采访期间，晋城市局正在组织“基层所技能大赛”，比赛内容包括演讲、电脑、土地执法知识、具体执法演示等等，以赛促学，以学习规范执法。

为了充实基层所力量，晋城市甚至出台了一项硬措施，在提拔县(市)局的各股(室)干部时，没有在基层所工作两年以上经历的，“一律不予考虑”。这样一来，原本条件相对艰苦、执法责任大的基层所，也就成了许多青年业务骨干竞相展示自我的场所。

把执法监察的主要责任压到基层所里，出了问题要问责；同时为基层所创造条件，增添吸引力，这种制度安排，既让基层所工作人员有执法监察的压力，也让他们工作生活舒心，并且“有奔头”。

保安晋级报告篇4

3月24日，晋城市慈善总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在金辇大酒店召开，山西省慈善总会秘书长张文忠、原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慈善总会名誉会长马巧珍，中共晋城市委副书记曾庆勇，市人大副主任孔庆鹏，市政协副主席陈建国，市政府副秘书长杨元平，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王仁庆，市民政局副局长靳慧萍，晋煤集团党委副书记兼工会主席张虎龙，山西兰花集团党委委员、工会主席司麦虎，市慈善总会会长赵学梅，副会长张国平，秘书长张接善，原晋城市人民检察院常务副检察长张晓奎，山西省文史馆馆员、市慈善总会《渡善》杂志总编姚剑，市直各大口的负责人、各县（市、区）分管民政工作的副县长、民政局局长、慈善总会会长、秘书长以及慈善会会员代表、志愿者、义工和新闻媒体等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副市长冯志亮主持。

市慈善总会会长赵学梅作了第一届理事会工作报告，副会长张国平和民政局副局长靳慧萍分别作第一届理事会财务工作报告和人事工作报告；慈善总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张晓奎宣读《晋城市慈善总会章程》修改报告；山西兰花集团党委委员、工会主席、晋城市慈善总会副会长司麦虎宣读申请认定慈善组织及公募资格的提案。本次大会同时进行了2017年“3・28慈善日”启动仪式暨第一届晋城慈善表彰大会，市政府副秘书长杨元平宣读2017年“3・28晋城慈善日”活动方案，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市慈善总会第一副会长王仁庆宣读晋城市人民政府《关于表彰在晋城市慈善总会一届理事会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的决定》并颁发奖牌。山西省慈善总会秘书长张文忠作重要讲话。

会议选举产生了第二届理事会理事、常务理事、会长、副会长、秘书长，选举产生第二届理事会监事会。会议启动了2017年“3・28晋城慈善日”活动，表彰了慈善先进单位和个人。2017年“3・28晋城慈善日”活动启动后，晋城市将继续组织开展“慈善一日捐”活动，大力提倡单位、个人或家庭建立慈善微基金，所募善款将用于助老、助孤、助残、助学、助医、文化、教育等公益慈善项目。

晋城市慈善总会成立七年来，坚持“闻声救穷、闻声救急、闻声救难”的工作原则，依靠社会各界力量，积极开展扶贫济困、安老助孤、帮残助医、支教助学等慈善爱心活动。七年来，共募集慈善资金一亿四千零二十四万元，支出各类善款一亿两千三百六十二万元，实施了12类20多个慈善项目，用于扶贫济困、助学支教、助医救助、敬老助残等，为困难人群排忧解难，维护社会公平，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作出了贡献，救助贫困群众10万余人次。

市委副书记曾庆勇要求，慈善事业是社会文明进步与社会和谐的重要体现，我们一定要深刻认识发展慈善事业的重要意义，切实把晋城慈善事业不断推向新的阶段。各级各部门和市慈善总会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为契机，要加强组织领导，增强慈善事业发展合力；要创新拓宽募捐渠道，不断壮大慈善综合实力；要激发慈善活力，促进慈善事业持续健康发展要依法行善，打造百姓最信赖的慈善组织，以本次大会的召开为新的起点，继续开拓奋进、扎实工作，恪守慈善宗旨，弘扬慈善精神，不断发展壮大慈善实力，不断拓展服务领域，不断创新工作机制，不断开创慈善工作新局面，为我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创建“慈善城市”，保障和改善民生特别是打赢脱贫攻坚战作出应有贡献。各级各部门要认真组织开展慈善一日捐活动，大力开展定向捐赠、设立冠名基金、慈善微基金等各类募捐活动，慈善组织要积极探索、勇于创新慈善工作的新特点、新规律，拓展新的筹募渠道，丰富筹募模式，为广大慈善人士搭建起凝聚爱心、传递爱心、奉献爱心的纽带和平台；要积极做好组织协调和宣传发动工作，动员和吸引社会各界奉献爱心，弘扬主旋律，集聚正能量。

保安晋级报告篇5

[关键词]可置信承诺；晋升预期；政治责任感；政府年度工作报告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6-0863（2013）05-0096-08

一、引言

官员政策承诺可信度对于国家治理意义重大。在基德蓝德（Finn E.Kydland）和普雷斯科特（Edward C. Prescott）看来，给定参与人的理性预期假定，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取决于政治制定者对政策本身的承诺。[1]迪克西特（Avinash k.Dixit）也认为，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受到政策制定者机会主义行动的影响，而显而易见的控制机会主义的方法就是采取一个限制事后行动自由的事前承诺。如果一个承诺要起到预期的效果，它必须是可信的。[2] 在政治过程中，政策承诺可信度之所以重要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政治过程的复杂性。政治契约作为公共契约其委托人众多，偏好的差异、信息不对称以及利益集团的存在使一致同意的自愿交易原则在这里很难达到，科斯定理所设想的通过谈判获得最优结果的设想也就难以成立。因此，统治者能否对未来的行动进行事前的、可信的承诺，是决定科斯定理能否成立以及有效结果能否达成的关键因素。[3] 总之，可信承诺不仅是理解宏观经济政策有效性的关键，也是民主政治的核心问题。[4]

那么，中国地方官员政策承诺可信度的现状如何？影响因素何在？这些都是极具理论与实践价值的问题，而相关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基于此，本文选择中国地方官员集中进行事前政策承诺与事后业绩披露的政府年度工作报告（the Government Annual Report，简称GAR）为研究载体，探析中国官员政策承诺可信度的现状与趋势，并进而研究官员政策承诺可信度的影响因素。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已有的国内外文献中，直接针对GAR政策承诺可信度影响因素研究的相关文献数量偏少，因此也尚未形成理论对话。在GAR政策承诺可信度的影响因素研究方面，比较具有借鉴意义的是制度经济学的可信承诺理论和针对上市公司年报信息披露的动机分析。

（一）GAR政策承诺与信息披露的动机研究

荷利（Healy）和佩尔普（Palepu）[5] 总结了已有研究成果对上市公司管理者信息披露动机的研究，虽然政务官员与公司管理者在并不完全相同的背景中进行着政策承诺或信息披露活动，但其动机研究也有诸多共同之处。首先，资本市场交易假说在地方政府官员的层面也具有解释力。在GDP至上的理念驱使下，招商引资已经成为我国地方政府官员的重要使命，信息不对称引发的交易成本问题也是存在的。因此，为了获取更多投资，地方政府官员有动力去主动披露有关信息，特别是政策承诺信息，以争取外来投资者的信任和资金投入。其次，地方官员也会面临披露政策承诺信息的两难困境。既希望政策承诺信息展示其雄心壮志，以获得各方的信任和支持，但也担心承诺落空带来的声誉损失与政治风险。因此，诉讼成本双重效用假说和选择性披露假说也是部分成立的。最后，自愿披露信息的管理者才能验证假说和公司控制权保卫假说在地方官员的行动逻辑中也具有合理性。地方政府官员也希望通过事前承诺和事后业绩信息披露使其能力得到各方公认，从而为其获得良好的政治声誉和政治前途奠定基础。

不过，地方政府官员面临的制度环境与公司管理者显著不同，因此这些动机假说也会有所差异。首先是外部约束机制的差异。国内外针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法律规范已经相对比较成熟，第三方评价机制也相对比较完善，大众传媒的信息传递与舆论监督空间比较充足。因此上市公司年报的信息披露的规范性、稳定性、及时性和可靠性等质量特征均可能显著高于GAR。而与此同时，由于法律规范的缺位和监督机制的缺陷导致地方官员事后业绩信息的选择性披露和不实披露可能更为突出。其次是上市公司管理者和政府官员在激励机制上也面临不同的制度环境。上市公司管理者面临的主要激励是比较直接的经济激励，而政府管理者面临的主要激励机制则是晋升等政治激励。再次，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利益相关者构成相比，GAR的利益相关者构成相对要复杂得多。虽然近年来上市公司有关环境信息、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不断增加，但其主要信息披露仍然相对集中于企业经营情况与业绩，利益相关者对信息披露的偏好相对集中。而GAR需要面对上级官员、外来投资者、本地工商业者、本地居民等复杂的利益相关者结构，这些利益相关者对信息披露的偏好差异也比较大。最后，上市公司管理者信息披露主要是事后业绩信息披露，而GAR的信息披露还包含大量的事前政策承诺信息，利益相关者对于这些信息的审查与验证不仅包含不同地区之间的比较，还包括事前承诺与事后业绩的对比，这就使GAR的信息披露活动变得更为复杂。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选择性信息披露假设基本可以涵盖上述信息披露动机的各项研究假设，是公司管理者和政府官员信息披露动机的集中体现，因此本文提出：

研究假设1：GAR存在显著的选择性信息披露现象，即：已经完成的政策承诺主动报告的比例将显著高于未完成的政策承诺。

（二）GAR政策承诺可信度的影响因素研究

对于上市公司而言，资本市场本身就具备提高会计信息可信度的一些措施与机制。例如：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意见，相关监管机构对会计信息披露严重失信行为的惩罚，投资者借助于其他信号的专业判断。[6]

但与上市公司不同的是，在政策运行过程中，作为委托人的公众并不总是追求利润最大化，手中也没有可以流通的普通股票，而且第三方的验证和事后惩罚功能也远低于上市公司的情况。因此，其政策承诺可信度的影响机制可能要复杂得多。从已有的基于西方发达国家经验的研究成果来看，官员政策承诺可信度的影响因素可以分为两大类：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内在因素中比较常见的是意识形态。诺斯强调意识形态对“经济人”的约束作用，认为特定的意识形态对“经济人”的机会主义具有“淡化”作用。[7] 外在因素关注制度因素对于保障政策承诺可信度的重要性，例如声誉机制、体制等。声誉机制是指在一个无限期的重复博弈中，当事人考虑到自己的声誉对未来收益的影响，会自觉地信守自己事前的承诺。不过，重复博弈、高效的信息传递机制以及必要的惩罚机制是声誉机制有效运行的前提。[8] 诺斯（North）认为体制才是保证承诺可信的关键。[9] 迪克西特重视锁定和授权，希望以此事前堵住当事人机会主义行动的可能性；琼斯（Jones）则强调政治分权和政治竞争；另外，斯特沙弗（Stasavage）和凯法尔（Keefer）强调了政党制度的重要作用[10]。弗朗特（Frant）、霍恩（Horn）以及派特歇克（Patashnik）等人则探讨了政治产权的不确定性对于政策承诺可信度的影响，并进而运用可信承诺分析政治制度设计内在逻辑[11]。基于外在因素的视角，官员政策承诺可信度受到竞争者或制裁者的存在因素影响，承诺者信守承诺行为来自于被替代或者被制裁的可靠威胁。

不过，中国的制度因素与西方国家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在此背景下，官员政策承诺的可信度如何？又如何得以实现？“财政联邦主义理论”和“官员晋升锦标赛理论”对此展开了讨论。“财政联邦主义”认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中央政府可信的经济（财政）分权承诺促进了地方之间的竞争，并实现了地方官员与当地经济增长之间的利益兼容，所以在经济（财政）分权背景下，地方官员对投资者和本地工商业者做出了保护产权的可信承诺以促进经济增长[12]。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的官员可信承诺实现机制与其他成功的经济体其实是异曲同工的。不过，“官员晋升锦标赛理论”对此却有不同看法。“官员晋升锦标赛理论”认为，政治集权为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提供了制度保障，中央政府可信的以经济增长为标准的晋升承诺有效地促进了地方官员促进经济发展的努力，其中对于外来投资者和本地经营者等经济发展重要力量的可信承诺是地方官员主要的行动策略。由于委托人和人之间的激励标准比较透明而且委托人实施事后激励成本较小，中央政府晋升激励的事前承诺更为可信，而财政分权的激励却很容易出现委托人事后爽约。[13]

“财政联邦主义理论”和“官员晋升锦标赛理论”都讨论了外在的激励制度对于官员政策承诺可信度的影响，建立起了“激励制度——可信承诺——经济增长”之间的逻辑链条，但是这些研究并没有进一步去测量政策承诺的可信度，只是关注了“激励制度”这个输入和“经济增长”这个输出，而对于官员可信承诺的行动逻辑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而“官员晋升锦标赛理论”的研究主要是从经济增长的结果如何影响官员晋升的结果反过来推导出官员们为晋升而努力推动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事实在前，官员晋升的事实在后，这样来分析晋升如何影响增长逻辑上可能也会存在瑕疵。因此，在官员可信承诺行动之前的不是事实上的晋升，而是一种晋升预期。只有可能是事前的晋升预期影响了政策承诺可信度，而不是事后的晋升影响了在此之前的政策承诺。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将实证分析晋升预期对于官员政策承诺可信度的影响。对于晋升预期，已有的文献主要是从个人特质、城市规模、相对业绩等维度展开分析，本文也将沿着这一思路进行研究。根据中国的政府领导体制和以往研究的惯例，本文将主要选取副省级城市的党政正职作为分析对象。

⒈ 个人特质

官员个人特质一般包括年龄、学历、履历以及任期长度，已有的研究表明，由于奉行“干部四化”政策，这些因素显著影响到了官员晋升，即学历越高和具有省级以上任职经历会带给官员更高的晋升概率，而年龄越大和任期延续越久官员晋升机会就越小。[14] 如果官员政策承诺可信度受到官员晋升预期驱动的假设成立，那么就会出现任期越短、年龄越小、学历越高、有省级任职经历的官员政策承诺可信度越高的现象。由于省级任职经历和学历具有相对稳定性，所以从时间趋势上看，随着年龄增长和任期延长，官员的政策承诺可信度会逐步下降。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研究假设2：官员政策承诺可信度随任期增加和年龄增长呈现逐年下降趋势，而受到高学历、具有省上任职经历的积极影响。

⒉ 城市规模

在组织规模方面，针对上市公司和国外地方GAR的研究均显示，城市规模对于业绩报告有积极影响。[15] 由于政策承诺并不是上市公司年报和国外地方政府年报的必要部分，所以规模对于政策承诺的影响方面尚未发现有研究成果报告，本文将需要对此进行探索性分析。在城市规模对于晋升预期影响方面，林挺进的研究认为，城市的经济优势会转变为政治上的有用性，从而提高该官员政治升迁的可能性。[16] 近几年的经验事实也进一步验证了这一假设，即被派到规模越大、经济发展水平越好的城市任职的官员，被晋升的概率越高。

对于城市规模的指标变量选择，国外的研究一般选择预算收入，上市公司的研究一般选择总资产，由于2001-2009年度15个副省级城市预算收入报告和统计口径出现了变化，而且各个城市的进度也不统一，无法使用该指标，因此本研究选择经济总量和户籍人口为替代变量。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

研究假设3：城市辖区经济总量和人口规模对政策承诺可信度有积极影响。

⒊ 相对业绩

在上市公司的研究中，当公司有“好消息”时，公司倾向于及时地披露其年度报告，相反，当公司有“坏消息”时，公司则倾向于延迟披露。[17]对于地方官员而言，好消息不仅是完成了事前的政策承诺，更重要的是取得了比处于竞争地位的对手更好的业绩，特别是在其上级最为关注的领域，例如GDP的增长。对于GAR的事前政策承诺而言，相对来说业绩情况较好时官员可能会在事后进行完整、准确、及时的信息披露，否则可能会含糊其辞甚至不再报告结果，这自然会影响政策承诺的可信度。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研究假设4： GDP排名和同比变化越好，GAR政策承诺可信度越好。

另外，本研究也考虑到了中途换届可能对官员政策承诺可信度的影响。中途换届首先会面临接任者是否会落实前任做出的政策承诺问题，存在着新官不理旧账的风险。同时还有接任者如何对前任政策承诺实施结果的披露问题。为此，本研究在回归分析中增加中途换届作为一个虚拟变量。

中国的GAR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公共政策汇总，从内容来看，包括经济、社会、民生、文化以及政府自身改革等方方面面的政策承诺。从报告的运行流程来看，中国的政府工作报告本身并非只是行政首长的施政理念，而是本级政府党政主官在内的执政班子一定程度的共识。因此，要分析GAR政策承诺可信度的影响因素需要将市长和市委书记同时纳入分析的范畴。

综合上述研究假设，本文将运用描述统计和建立综合回归模型来进行检验，回归模型如下：

其中GARQi表示GAR政策承诺可信度，其中i=1、2、3……分别表示核心指标政策承诺可信度、非核心指标政策承诺可信度、全部指标政策承诺可信度；lntei表示经济总量自然对数值；lndrpi表示常住人口总数自然对数值；gdpri表示年度经济增长率在副省级城市中的排名；gdpci表示年度经济增长率与上一年的差值；mtenurei表示市长任期延续时间；stenurei表示市委书记任期延续时间；lnmai表示市长年龄自然对数值；lnsai表示市委书记年龄自然对数值；mbgi表示市长是否具有省级党政机构任职经历；sbgi表示市委书记是否具有省级党政机构任职经历；mci表示年度内是否有市长任免；sci表示年度内是否有市委书记任免；medu表示市长年龄，sedu表示市委书记教育水平。

三、实证分析

⒈ 样本选择、变量定义和计算方法

综合考虑样本的代表性与可比性、数据的可获得性与可验证性，本文选择15个副省级城市2001-2009年度GAR为样本展开研究。借鉴上市公司年报和国外地方政府年报可信度的评价方法，本文探索性地开发了中国副省级城市GAR政策承诺可信度的评价指标体系并进行赋值计算（详见表1）。

⒉ “报喜不报忧”分析

15个副省级城市政府年度工作报告2001-2009年度纳入统计范围的定量指标承诺共计1862次，其中在政府年度工作报告中有相对应的准确业绩报告1169次（即属于B类、C类），有214次在年度统计公报中能找到相应信息（Y类、Z类），政府年度工作报告中只有模糊业绩报告的情况172次（D类），对应的报告只有五年业绩情况的25次（E类），无相应信息报告的282次（G类）。

根据表4，从政策承诺的报告情况来看，“报喜不报忧”的特征是明显的，模糊报告和未报告的问题比较突出，占全部报告的比重超过了30%。在已经达成目标的政策承诺中，92%选择进行了主动报告，仅有8%选择进行间接报告、模糊报告或者未报告；而未达成目标的政策承诺中，消极报告的特征明显，85%选择间接报告、模糊报告或者未报告，仅有15%进行了主动报告。因此，研究假设1可以接受。而从图1来看，政策承诺的可信度在官员任期内存在着周期性波动，官员政策承诺可信度一般在每一届任期第三年左右达到峰值，即出现了“新官上任三把火”现象。

3.GAR 政策承诺可信度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

表5的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政策承诺可信度与城市规模的确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不过主要是户籍人口规模，其显著性水平在0.01以下，而与经济规模的相关性相对偏弱。这里再一次验证了户籍人口对于城市主官政策承诺行为的积极影响。相对经济绩效对于政策承诺可信度的影响也比较显著，这里的相对经济绩效主要是指经济增长率在全部副省级城市中的排名，其显著性水平在0.01以下，而对于年度经济增长率与上一年的差值的关系并不显著。中途换届因素与政策承诺可信度的关系与预期一致，但显著度不稳健，影响主要来自于市长换届。这也与前面的分析一致，市长作为报告人对前任的承诺实现情况进行报告面临两难选择，因此会影响其信息披露质量。此外任期也与预期一致，呈现出负相关关系，只是市长比书记更显著。

从城市主官个人特质的角度来看，城市主官的教育水平与GAR政策承诺可信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市长的教育水平比书记的相关性更显著，这也比较合乎常理。市长作为直接做出承诺与报告的第一责任人，其本身素质对于其政策承诺质量密切相关，不过由于集体领导与分工负责的领导体制，政策承诺也受到书记的较大影响，其影响作用也比较显著。在省上任职经历因素方面情况与教育水平情况相反，虽然方向与预期一致，但书记的相关性显著大于市长。

回归模型：广义最小二乘法

年龄因素的方向与预期并不一致，预期情况是年龄增加会降低城市主官的晋升预期，因而可能会不利于政策承诺可信度，会呈现出负相关关系。但回归结果显示，无论书记还是市长的年龄与GAR政策承诺可信度都是一个显著而且比较稳健的正相关。为什么年龄不利于晋升却与政策承诺可信度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这说明年龄不仅意味着晋升几率，也意味着其他的因素，这些因素也会显著地影响官员政策承诺的可信度。结合户籍人口和教育水平的情况我们认为年龄的增长也可能意味着政治责任感的增强，官员政策承诺可信度可能是外在激励因素和内在驱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表6的分组回归结果显示，2005年以后城市人口规模、相对经济绩效、书记履历背景因素与政策承诺可信度的正相关显著增强，而市长任期、市长换届因素与政策承诺可信度的负相关也明显增强。表7的回归分析则表明，城市人口规模、书记年龄、市长年龄、 书记教育水平、市长教育水平等与个体责任感密切相关的因素均显著地影响政策承诺可信度，城市人口规模的影响比较稳定，书记年龄和市长教育水平主要影响核心指标政策承诺可信度，而市长年龄和书记教育水平主要影响非核心指标的政策承诺可信度。不过从表6和表8的回归结果来看，与政治责任感相关的变量对于政策承诺可信度的影响在2006年前后差异较大，因此其影响程度和内在机制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为进一步分析年龄因素，本文将年龄与晋升、年龄与GAR政策承诺可信度的关系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显示，书记和市长的晋升年龄高峰都出现在49岁到51岁之间，之后就开始逐渐下滑，呈现出倒“U”型走势；市长年龄从49岁开始与政策承诺可信度之间呈现出“U”型走势；书记年龄则从49岁开始与政策承诺可信度呈倒“U”型走势。而在晋升高峰年龄49岁来临之前市长与市委书记的政策承诺可信度趋势比较一致，都呈现出逐步下滑趋势。这一点比较容易理解：在上任到49岁以前这一年龄时间段，是这些能在49岁以前晋升到副省级城市主官的官员们具有明显年龄优势的黄金时期，因此这段时间他们都会比较积极的表现出施政热情和动力，希望在上级和公众面前塑造一个充满政治抱负和责任感的形象，因而其政策承诺可信度比较高。但那又应该怎样理解书记和市长们52岁以后的反弹现象呢？为什么晋升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渺茫而承诺可信度却反而出现了不降反升的情况？特别是市长在58岁以后还会出现更明显地上升？这进一步证明，年龄可能是一个代表着多重涵义的变量。年龄的增长虽然代表着晋升概率的下降，同时可能也意味着外在的晋升压力缓解了，而内在的责任感逐渐恢复了主导地位，城市主官们反而可以比较“放开手脚”开展工作，出现了自我实现的补偿效应，这也可以被称为“夕阳红效应”。

4.小结

上述结果表明，研究假设1被证实，GAR的确存在显著的“报喜不报忧”现象。研究假设2只获得了部分证实，教育水平和省上任职经历与政策承诺可信度的关系与假设一致，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而任期和年龄因素比较复杂，这些复杂性主要体现在波动性较大，阶段性特征明显。从整体上看，任期属于消极因素，而年龄属于积极因素。假设3也只部分得到了证实，人口规模显著地与政策承诺可信度呈现正相关关系，经济总量除与核心指标政策承诺可信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外，其它的系数均不显著。研究结果显示，选择性信息披露情况的确存在，回归分析显示，这里的“好消息”主要是基于同年与其它副省级城市的横向比较，与前一年比较结果在2005年以后才开始显著，因此，研究假设4可以接受。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副省级城市2001-2009年度 GAR为例，对地方官员政策承诺可信度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索分析，这些分析增进了我们对地方官员政策承诺及其行动逻辑的了解。研究发现，地方官员政策承诺可信度的确与任期、城市规模和相对绩效水平存在密切关联，具有明显的晋升驱动特征，但是教育水平、年龄和户籍人口规模对地方官员政策承诺可信度的显著影响也反映出官员政治责任感与官员政策承诺的密切关联。因此，政策承诺可信度应当是官员政治责任感和晋升预期综合影响的结果。

本文的研究结果为进一步的探索提供了的启示。首先，地方官员的政策承诺行为应当受到更多的关注和研究，这既是我们深入了解地方官员政策行为的重要方面，也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于“制度——承诺——绩效”逻辑关系的认识。其次，如何管理好地方官员的晋升预期也是值得关注的重要课题。除政绩以外的年龄、学历、履历、任期等因素对于晋升预期的影响以及相应的对策建议问题都还需要更深入的探索。最后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如何培养和激发出地方官员的政治责任感问题。这就需要围绕官员政治责任感问题对官员遴选机制、政治典礼制度以及官员公共服务动机等内容展开多维度分析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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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晋级报告篇6

《晋察冀画报》是晋察冀根据地第一个以刊载新闻照片为主的大型摄影画报，在抗日宣传和群众动员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笔者沿用哈罗德・D・拉斯韦尔的研究立场，采取价值中立的态度，挖掘一手史料，分析二手史料，从经验事实出发来实证考察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画报》的传播渠道与策略。《晋察冀画报》1942年7月7日正式出版第一期，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共正式出版8期不定期刊物，3期月刊。在正式刊物出版之前还试刊出版过1期《时事专刊》，正式出版期间还出版过《晋察冀画报》时事增刊等。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日军、联合国影闻宣传处、英美各国新闻处、政府和军队及当时的国内诸多报刊就开始采用摄影图片的方式进行有针对性的宣传，①但在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直到1941年4月14日《抗敌三日刊》第四版正式刊登了第一次试验成功的铜版照片《边区人民反对内战》，晋察冀才有了第一幅新闻照片发表。②照片对于根据地的普通民众来说，还是个新鲜事物，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正是这种现实的宣传环境和宣传效果，激发了晋察冀根据地摄影工作者加大摄影宣传的实践。摄影展览、对外发稿都是摄影宣传的方式，但“这两种办法还是受到放大纸数量少、流动时间长等局限，不能更广泛、更及时地对广大群众和部队进行宣传教育，充分发挥新闻摄影应有的战斗作用”。③晋察冀根据地摄影工作人员沙飞和罗光达考虑当时根据地的条件，最后选择创办画报来扩大摄影宣传。关于出版《晋察冀画报》的编辑方针和任务，聂荣臻司令员指出：“应该是把边区抗日军民的英勇斗争、光辉事迹反映出来，以鼓舞人民更勇敢的斗争。我们的画报不仅要面向边区，面向群众，而且要面向全国，面向全世界。”④在被敌人分割与多重封锁的根据地，《晋察冀画报》开拓了多样性的传播渠道来实现这个宣传目标。

二

首先就是依靠正规化、制度化的发行系统。1939年3月，中共中央曾发出通知：从中央起至县委止，一律设立发行部；发行部在有必要时可成立发行委员会；各级党委应动员一批有发行工作经验的同志担任发行工作；发行部应与党领导下的各种交通机关的负责同志取得密切联系。⑤《晋察冀画报》的发行既依靠正规化、制度化的发行系统，也依靠应对“围剿”、“扫荡”这种战时特殊情况的发行方式。

在晋察冀正规化的发行系统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晋察冀日报》的发行科，一个是新华书店的晋察冀分店及其发行系统。⑥到《晋察冀画报》正式出版时，《晋察冀日报》发行科已经发展得比较完善，形成了发行网络。“报社发行科内分为发行、会计、巡视、交通、总务五股，交通员达六七十人。发行范围除了边区内地，也发行到平西、平北和冀东地区，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和北方局所在地太行根据地，少量发行到国统区大后方的重庆和桂林。”⑦而1941年5月5日正式成立的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业务上受延安新华书店总店的指导，行政上受晋察冀日报社领导，和报社的发行科是一个机构。

从《晋察冀画报》的版权页来看，《晋察冀画报》第一期由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发行，延安新华书店各地分店支店及全国各大书局经售；第二、第三期由新华书店北岳支店发行，延安新华书店各地分店支店及全国各大书局经售；第四期晋察冀边区新华书店发行，延安新华书店各地分店支店及全国各大书局经售；第五到第八期都由延安新华书店及晋察冀新华书店经售处，没有发行部门，而所有这八期画报，除了第八期的通讯处是晋察冀边区交通局以外，其他七期的通讯处都是晋察冀边区邮局转。

其次，积极应对“围剿”、“扫荡”这种战时特殊情况，选取有效的传播渠道和策略。1942年日军的“五一扫荡”对冀中、冀热察区的新闻、出版、发行工作破坏严重。北方分局决定，书报发行工作以北岳区为主，划归北岳区党委领导。1942年4月1日，新华书店北岳支店成立。书报由北岳书店用牲口驮运出来，分卷包装后送到边区政府交通总站，再分送到各个地区。支店除留少量的人直接送边区党政机关外，其余的交通员（站）统归交通局领导。⑧除了平时的交通站、线，还有战时的副站、复线。平时的交通站，设在靠近大道的村镇，交通方便，发行速度快。战时就选择一些群众条件好，便于中共军队活动而不利于敌人活动的山沟小村作为副站。战争到来时，如果第一个站被敌人占了，就送到第二个或第三个站上去。同时依靠广大群众、游击队员、民兵游击小组帮助送报。⑨

再有就是通过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内部、地下交通以及城市工作部等传播渠道和工作机构来进行发行。通过党建立的内部和地下交通，《晋察冀画报》不仅在边区发行，而且远涉延安、重庆、昆明及南洋；通过党的城市工作部，画报还进入平、津、沪、保、石等敌占城市。⑩

三

《晋察冀画报》面向世界的传播常常是借助来到晋察冀边区访问或工作的国际人士。《晋察冀画报》创刊后，凡到晋察冀边区访问或工作的国际人士，都到晋察冀画报社作过客，仅1944年一年，晋察冀画报社就接待了前来参观的四五起外宾。⑾《晋察冀画报》第6期专门做了题为《援助盟邦飞行员白格里欧》和《白格里欧在晋察冀画报社》的图文报道。美军第十四航空队队员白格里欧中尉不仅参观了晋察冀画报社，浏览了已出版的《晋察冀画报》及原版照片的放大照，还提出要带一份照片和画报回国的要求，并说过“我回去一定要把这里的情形告诉给我的朋友”。《晋察冀画报》向外传送的国家和地区有：苏联、美国、英国、菲律宾、印度、越南、新加坡、暹罗等。⑿

《晋察冀画报》社在开拓传播渠道的同时，也利用组织和人际传播的力量，集体学习、传阅和宣讲成为其扩大宣传效果的重要方式和策略，这也是基于画报发行量少的现实选择。《晋察冀画报》自创刊起，每每发行到部队，指导员都把它当作珍贵的活教材，在战士中宣讲、在战地传阅，并把它作为重要文件交专人保管。⒀《晋察冀画报》社在开拓传播渠道的同时，也利用组织和人际传播的力量，集体学习、传阅和宣讲成为其扩大宣传效果的重要方式和策略，这也是基于画报发行量少的现实选择。《晋察冀画报》自创刊起，每每发行到部队，指导员都把它当作珍贵的活教材，在战士中宣讲、在战地传阅，并把它作为重要文件交专人保管。⒀在游击区，武工队经常携带《晋察冀画报》在群众中进行宣传。沦陷区，由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在工人、学生中秘密组织传阅。⒁

《晋察冀画报》扩大宣传效果的策略还有在本刊上刊登预告信息。如《晋察冀画报》第二期刊发的简讯公告，“本报创刊号与本期因印刷不多，不符合各地读者所需。本社决定于下月中再版印刷，欲购者，请迳函新华书店北岳支店接洽。”⒂此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其他媒体对《晋察冀画报》的报道，也起到了间接宣传的效果。根据地的《晋察冀日报》、国统区重庆的《新华日报》、重庆出版的《国讯》在画报出刊前后都做过报道，事前预告或事后介绍、评价画报的内容、风格等等。

【本文为河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指令计划项目的部分成果，基金项目课题号：S070806】

注释：

①舒宗侨：《抗日战争与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新闻摄影》，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编，《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新闻界》，[M]，重庆出版社，1987年7月第1版，第207～218页

②⑤⑦⑧⑨河北省新闻出版局出版史志编委会、山西省新闻出版局出版史志编委会：《中国共产党晋察冀边区出版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1版，第58页,第94页，第95～96页，第98页

③罗光达：《晋察冀新闻摄影和画报出版工作》，河北省新闻出版局出版史志编辑部编，《中国共产党晋察冀边区出版史资料选编》， [M]，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4月第1版，第135页

④河北省新闻出版局出版史志编辑部：《中国共产党晋察冀边区出版史资料选编》，[M]，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4月第1版，第142～143页

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前期，书店主要是发行部门，并没有担负起编、印、发的全部工作，主要是经售报社印刷出版的报刊和图书，也经售延安新华书店及其他根据地出版的报刊和图书。新华社晋察冀分店总经售《晋察冀日报》社出版的一切书刊、报纸，并与延安总店、晋西北分店建立了业务往来关系

⑩王雁主编：《沙飞纪念集：1912-1950》，[M]，海天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124页

⑾⑿⒀⒁顾棣、方伟著：《中国解放区摄影史略》，[M]，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228～230页

⒂晋察冀文艺研究会等编：《〈晋察冀画报〉影印集》，[M]，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第135页

保安晋级报告篇7

规范员工转正晋升、降级、调薪、调岗、离职工作办理程序，确保公司上述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公平与合理。

2 适用范围

适用于公司所有员工的转正、晋升、降级、调薪、调岗、离职的管理工作。

3 职责

3.1总裁负责公司所有员工的转正、晋升、降级、调薪、调岗、离职手续的审批；

3.2人力资源部负责公司所有员工的转正、晋升、降级、调薪、调岗、离职手续的办理；

3.3各部门负责提出本部门员工的转正、晋升、降级、调薪、调岗、离职建议。

4 程序要点

4.1转正

4.1.1 转正条件

a） 正常转正的条件：员工试用期满，经公司绩效考评合格；

b） 提前转正的条件：员工于试用期表现特佳，有显著工作业绩；

4.1.3人力资源部参考《员工试用期面谈表》，对新员工在试用期的工作表现作出评价，报用人部门分管总监及总裁签批；

4.1.4在试用期间，对业务素质、技能、工作适应能力及工作成效特别出色的新员工，用人部门经理可以提前结束试用期，并将《转正申请表》、《试用期转正申请评估表》报分管总监、人力资源部审核，总裁批准。

4.1.5试用期内，对明显不适合某岗位或不适合录用的员工，试用部门可以提前向人力资源部门提交报告，经部门负责人及人力资源部、总裁签字审批后，安排在其他岗位试用或提前辞退试用员工。

4.2晋升/调薪

4.2.1晋升/调薪的条件，须符合以下条件之一方可予以申请：

a） 工作成绩优秀，本岗位成绩突出者；

b） 年度综合绩效考核被评为良好以上者；

c） 工作有突出贡献或重大立功表现者；

d） 有突出才能，为公司急需者；

e） 为同行业竞相争取者。

4.2.2凡有以下情形之一者，不得晋升/调薪

a.近三个月内有迟到、早退行为者；

b.本年度内有旷工行为者；

c.本年度内工作有重大失职行为者；

d.本年度内有其他严重违反规定者。

4.2.3晋升、调薪办理流程

各部门经理提报晋升、调薪幅度建议，填写《人事异动申请表》，经分管总监审核，报人力资源部复核，经总裁审批后；人力资源部调整员工岗位等级或工资标准。晋升人员均有为期三个月见习期。

4.3降级

4.3.1降级的条件

a.管理不善者；

b.多次重复违反公司标准作业规程，但未造成严重后果者；

c.一年内记大过一次，记小过两次者；

d.绩效考评连续两个月考评分数均为末位者；

e.其他须给予降职、降薪的处分者。

4.3.2降级办理流程

各部门负责人或人力资源部提报降级建议，并提交《奖惩单》，员工填写《人事异动申请表》，经部门经理及总监签批后，报人力资源部审核；报总裁审批后；人力资源部调整员工岗位等级。

4.4内部调职

4.4.1 调动和借调

1）相对于晋升和降职，调动是公司内平行的人员异动。

2）借调是指公司内平行的人员短暂性异动，人事关系仍隶属于异动前所在公司。

4.4.2公司内部调动

凡属公司内人员的调动，由调入部门与调出部门协调后，进行员工面谈，员工填写《人事异动申请单》提出申请，交调出部门经理、分管总监签署意见，经人力资源部审核，主管级以上人员的调动，报总裁批准。

4.4.3跨公司调动

凡属跨公司调动的人员，由人力资源部与相关部门协调后，进行员工面谈同意后，员工填写《人事异动申请单》提出申请，交调出部门经理、分管总监签署意见，经人力资源部审核，报总裁批准。

调动经总裁批准后，调出部门务必安排调动员工于指定日期内完成交接工作，完毕后就任新职；调动员工从到新岗位报到之日起，执行新岗位的相关待遇。

4.4.4借调程序同调动程序，借调期间绩效考核在异动后所在部门考核，工资由异动后所在公司发放。

4.4.5禁止任何部门和个人未经上述程序擅自调整员工工作岗位。

4.5离职管理

4.5.1书面通知

a）辞职：员工提出辞职，应当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公司。

b）辞退：公司辞退转正后的职员必须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本人，公司阐明辞退理由。被辞退职员在收到辞退通知的三十日内，仍算公司职员，应照常上班，三十日后应立即办理手续离开公司。

c）试用期人员离职应提前三天提出申请。视实际情况经公司批准获提前离职者不在此限。

4.5.2离职面谈

离职前，公司可根据职员意愿安排上司或人力资源部进行离职面谈，旨在查明员工离职的原因，听取员工的意见或建议。

4.5.3离职审批

离职前十五天向人力资源部领取《离职申请表》按要求至各部门办理离职手续；并经由部门经理、分管总监、人力资源部经理、总裁批准。

4.5.4离职交接

离职前一周向人力资源部领取《员工离职工作交接单》，员工必须按《员工离职工作交接单》指引办理相关交接手续，手续办理完整后方能正式离开公司。

4.5.5离职通报

离职手续办理完成之后方能领取公司开具的离职证明，并告知相关部门，与其解除劳动关系；公司将在员工离职十五日内为其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

4.6资料记录

人力资源部人事专员将调动员工在《员工花名册》中登记，将《转正申请表》、《试用期转正申请评估表》、《人事异动申请表》存入员工本人档案。

5 记录

5.1《转正申请表》

5.2《试用期转正申请评估表》

5.3《离职申请表》

5.4《离职审批表》

5.5《离职面谈表》

5.6《人事异动申请单》

保安晋级报告篇8

校园歌手大赛是我系传统活动之一，也是最大的文艺活动。它能进一步丰富校园文化，丰富同学们的业余生活，加强校园精神文明建设，展现同学们锐意进取，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同时也给同学们锻炼自己的机会，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激发同学们热爱教育技术系和音乐，发挥同学们的光和热，不断提高自己自身素质，推动校园精神文明建设。

二、活动主题：

The best youth!最好的青春!

三、活动时间：

四、活动对象：本部二、三、四年级

五、活动地点：

六、比赛的宣传推广：

1.比赛开始之前由学生会组织同学报名，并通过微信群通知同学们初赛时间。并且通过宣传海报张贴在第四教学楼121通知同学们组织观赛。

2.预赛结束之后通过微信群和海报告知同学们预赛结果和晋级名单。

3.决赛评选出前三名推荐至校文艺部参加校级校园歌手大赛。

七、人员与注意事项：

1.为了增加现场气氛，我们将购买一些热场道具，如荧光棒和拍手器歌手大赛策划书2016歌手大赛策划书2016。

2.关于音响设备，我们将申请学校帮助。

3.在决赛时为了避免音乐播放与参(关爱留守儿童策划书)赛选手不一致，我们将事先要求需要伴奏的选手将所需伴奏上交至文艺部。

4.关于音响问题，我们将事先调制好音响设备，确保麦克音量，确保伴奏音量不会压过参赛选手和主持人音量。

5.为了确保参赛选手及时到场，我们将事先安排参赛选手至备用教室候场

6.为了增加现场气氛，我们将安排互动节目至比赛中，详情见备注部分。

八、具体工作安排：

初赛前期工作准备

九、活动流程及大赛安排：

1.初赛:按抽签顺序依次演唱自选歌曲两分钟左右，伴奏自备并且不作强制要求。演唱完毕后由评委打分。评选出前九名晋级复赛。

2.决赛

(1)观众进场

(2)评委和嘉宾进场歌手大赛策划书2016策划书。

(3)主持人上台介绍评委和嘉宾。

(4)进入决赛的选手依次上台，轮流传唱一句歌词(歌曲待选)。

(5)比赛选手按事先抽签顺序完整演唱自选歌曲(伴奏自备)，评委打分。

(6)赛间休息十分钟，工作人选统计得分并且选出得分高的前五名选手晋级下一轮。

(7)互动环节：我爱记歌词

文艺部事事先准备好一些歌曲，与现场观众和嘉宾进行互动。从观众中随机请五位观众上台进行听歌说出歌曲名的游戏，本轮淘汰两名观众。

文艺部放歌曲，选手跟唱出后两句，轮流进行车轮战，最后冠军获奖。

(8)最后一轮的选手按得分低到高的顺序演唱事先由文艺部选出的15-20首与主题相关的备选歌曲进行演唱(比赛前一周告知所有选手)。

(9)最终评选出得分最高的三名选手最终晋级推荐至校文艺部，由主持人宣布最终结果。

(10)除前三名外设置最佳台风奖、最具潜力奖、最高人气奖，嘉宾为获奖者颁奖歌手大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