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元旦主持词范文
时间：2023-10-18 20:03:51
央视元旦主持词篇1
男：先生们、女士们、
合：大家好
男：相遇是一种巧合，相知更是一种缘份。
女：tl中学，一个充满真诚、温馨的学校，一个有着共同美好心愿的心灵港湾。
男：今天，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在一起辞旧迎新。
女：此刻，我们将忘记一切的愁容，迎来新的一年的开始。
男：让我们把2012年的光荣和梦想永存心间。
女：让2012年所有的悲痛和苦难随风而逝，永不再现。
男：在新年的钟声敲响之际——
合：让我们祈祷：世界永远和平！祖国永远富强！人民永远平安！！！
一、男：首先请欣赏歌舞《欢乐中国年》，由初一年级组表演，掌声有请。
二、女：岁月可以将往事褪色，空间能够将彼此隔离，但经典的艺术不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褪色，因为经典就是经典，它代表着艺术的极至。接下来请欣赏根据经典戏剧《白毛女》改编的小品《新编白毛女》，由初二年级组为我们表演。
三、男：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百年奥运梦圆，神七成功飞天，自信、繁荣的现代中国以东方那神秘、古老的文化吸引着世界，世界也在注视着中国。接下来请欣赏初三年级组为我们表演《英文歌曲联唱》，掌声有请。
四、女：在自我成长的空间里，我们需要关爱，更需要被理解，冥冥之中我们慢慢明白心与心的交换是多么的重要。接下来请欣赏独舞《倾听我心》，由初二年级的于悦老师为我们表演，掌声有请。
五、男：三十年来，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和谐稳定；三十年来，中华民族犹如钢铁长城一般坚不可摧，因为这是一个伟大而坚强的民族。接下来请欣赏民歌联唱《九九艳阳天》等，由行管组演出，掌声欢迎。
六、女：也许有一天，你会把我忘记，而我也不再想起你，但我们此生都永远不会忘记——我们曾是tz人。接下来请欣赏三句半《tz赞歌》，由初一年级组表演。
七、男：人说前世五百次的擦肩而过，才换回今生的回眸一笑，能结合在一起成为夫妻更是千年修来的缘份，接下来请欣赏初二年级组为我们表演的黄梅戏《夫妻观灯》。
八：女：2012年，注定了将是不平凡的一年。年初的雪灾、五月的汶川大地震及下半年呼啸而来的国际金融风暴等，给祖国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痛苦。
男：危机时刻，党中央、解放军、志愿者以及世界上所有的中国人，众志成城、万众一心，用不屈战胜了死神，用事实唱出了大爱，因为我们都是祖国的儿女，我们的心永远和祖国在一起。接下来请欣赏舞伴歌《我和我的祖国》，由行管组演出。
结束语：
男：朋友们，在这快乐而又激动的时刻，又到了我们说分手的时候了。
女：请让我把我的祝福和希望，和着这温柔、湿润的春风，带给你们，带给2012年。
男：让我们共同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
女：祝各族人民幸福安康！
男：祝我们铁路中学在新的一年里有新的突破，更上一层楼。
合：我们期待：2012年，明天会更好！朋友们，再见！
中学2011元旦晚会主持词 开场白:
甲：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时光的车轮又留下了一道深深的印痕。伴随着冬日里温暖的阳光，2011年元旦如约而至；
乙：在这一刻，我们已经感受到了春的气息，这是我们祖国的春天，这是我们铁路中学这个大家庭的春天，这更是我们每个人的春天；
甲：今天，我们相约在这里，享受缘分带给我们的欢乐，享受这段美好时光；
乙：今天，我们相聚在这里，一起用心来感受真情，用爱来融化误解；
甲：今天，我们相聚在这里，敞开你的心扉，释放你的激情；
乙：今天，我们相聚在这里，这里将成为欢乐的海洋，让快乐无眠！
甲：铁路中学2011年元旦联欢会现在开始！首先，由付校长致新年祝词！（......)感谢付校长的祝福!同时,也把祝福送给在座的每一位,祝大家新的一年万事如意,心想事成!
1、在苍茫的大海里航行，不能没有指引方向的航标。铁中日新月异的变化，离不开学校行政的正确领导。在新年来临之际，行政组的领导们为我们带来了姻缘联唱《在那遥远的地方》等。掌声欢迎。
以下内容与本文2011新年元旦联欢主持词相关，可查阅参考：“唱红歌、颂祖国、迎元旦”合唱比赛主持人串词
2011新年联欢晚会主持人开场白主持串词
2011元旦迎新串场词
2011年公司元旦联欢会主持词
2011大学元旦晚会主持词
2011年元旦联欢会主持词
2011年元旦文艺汇演主持词
2011年镇首届元旦联欢晚会主持词
央视元旦主持词篇2
2013年春节以来，央视（全称“中央电视台”）在广告时段反复播出“全中国，让心回家”系列公益广告，4个短片，个个戳中泪点。受益于公益广告带来的正能量，4月15日，全国电视公益广告大赛暨公益广告论坛启动，首次面向全国征集优秀作品。5个中央级媒体成立公益广告制作中心，建立公益广告作品库，以此鼓励更多制作人投入到正能量的传递中。
小故事，大情怀
“他忘记了很多事情，但他从未忘记爱你。”这是公益广告《关爱老人・打包篇》的主题。
父亲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连自己儿子都视同陌路。儿子带他去饭馆吃饭，父亲直接抓起盘中剩下的两个饺子，放进口袋。“爸，你干嘛呀？”儿子不能理解。父亲却吃力地说：“这是留给我儿子的，他最爱吃饺子。”
这一感动了无数观众的公益广告，被网友称之为“催泪弹”。它让一些习惯给广告静音的中国观众一看再看，并在各大视频网站和微博上迅速传播。土豆、优酷、56等视频网站的点击量很快便超过了10万。
这一题材来自父子之间的真实故事。
接到央视的拍摄邀请后，某知名广告公司业务总监唐睿和同事马上开会热议。在谈到“孝”这个传统主题时，同事杨先生情不自禁地说起了自己的父亲。杨先生的父亲患有老年痴呆症，经常看着儿子漠然地问“你是谁”，甚至会因为儿子的“陌生”而拒之门外。但是，一次聚会中，父亲却把几个饺子放进了口袋，理由是，回家给儿子吃。
听完这个故事，与会者被深深打动，甚至有人低泣。大家当场决定，把这个父子故事拍下来，让更多人分享。一般的公益广告因为预算有限，拍摄时难免会有许多凑合。然而，拍摄《关爱老人》系列，唐睿却用这枚“催泪弹”，以友情价请到了广告界大腕导演和拍摄团队。
日后，看了这则广告，唐睿的许多朋友都带着爸妈去医院做了体检。一些父母在外地的同事，专门给父母打电话说“我爱你们”，“他们怕现在不说，以后就没机会了。”
春节回家，是中国人几千年的亲情信仰。“春节回家”系列公益广告，是中央电视台专门为春节打造的作品。
2013年春节晚会，央视首次插播2条公益短片，随后的7天假期中，“全中国，让心回家”系列公益广告登上荧屏。
汪正年，33岁，一位在广东打工的农民工，从广州回贵州老家，五天四夜，骑行1350公里，恶劣天气、崎岖山路，所有的困难在他眼中都不算什么。亲手为一年未见的女儿穿上新衣的那一刻，一家人吃团圆饭的那一刻，一路奔波，一年辛苦，值了。
尼日利亚卡诺市到中国牡丹江海林，要历经8次换乘，历时35小时，回家一趟千辛万苦。但对于工程师刘春生说，再难，也要回家过年。
出发的那天，刘春生先坐十几个小时的大巴到尼日利亚机场，然后再到埃塞俄比亚转机，那里才有到中国的航班。飞机跋涉7小时终于在香港降落，他又马不停蹄地赶往北京。在北京匆匆吃了一碗泡面后，刘春生终于坐上了回家的车。虽然还有数小时的车程，但他知道自己离家越来越近了。
次日中午时分，终于推开家门，刘春生忍不住鼻尖发酸。飞机、汽车、火车，两天一夜的时间，跨过几大洲，终于到家了。
“能喝到家乡的饺子汤，再怎么折腾也值得了。”他说。
春节期间，这些简单又充满温情的回家故事，吸引了近8亿观众收看。有人说，2012年是央视的公益广告年，这一年，央视推出了130多个公益广告，播出20万次，播出时段总价值超过20亿元。
小人物，大感动
小人物，大感动，是央视公益广告的密钥。
央视副总编兼广告中心主任程宏的说法是“用接地气、具有普遍感召力并直抵人心的创意感动观众”。
这些公益广告的制作人并不都是业界“大腕”。其中大获好评的《爱的表达式》出自浙江大学毕业生张德元之手。
《爱的表达式》是央视广告经营管理中心面向社会征集创意、经过包装制作后首条播出的公益广告。创作初衷，缘于张德元的一个自问。看了《功夫熊猫》、《花木兰》之后，张德元既对中国传统文化感到骄傲，又有了一种冲动，他问自己“是不是也可以将外国文化中的元素用于自己的创作？”
2008年，父亲去世5周年，一直有着“家”之情结的张德元将目光锁定在英文单词FAMILYA上。每一种文化都有它的特质，很多人对FAMILY这个英文单词做这样的理解――father and mother I loveyou，而张德元希望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挖掘这个外来词的中国内涵，于是就有了作品中将字母幻化成大树、拐杖、雨伞等形象。没想到的是，这部短片一举夺得第26届中国电视金鹰奖优秀电视形象宣传片奖。
除了荧屏，中国公益广告的覆盖面在不断扩大。
2012年底以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中央级报纸每月固定拿出6个以上整版刊登公益广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以主持人对话的形式，累计传送公益广告7000分钟；而卡通动漫、彩信、FLASH等制作的公益广告，则通过中国移动、中国网络电视台等新媒体，分享给了上亿网民和手机用户。
随着企业参与公益事业热情的提高，企业赞助公益广告也渐成趋势。2013年1月21日，等七部委联合发文，强调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公益广告，可选择信誉度高、公众形象好的企业冠名襄赞，推动公益广告宣传常态化。
“公益之路就像马拉松长跑，公益贵在理想，难在坚持，重在行动。”拥有40个公益大使身份的影星李冰冰说。她计划出演或导演一个关于中小学生安全主题的公益广告。
传播正能量
在电视广告中，公益广告收到的正反馈最多。
2012年，央视启动首届公益广告全球征集活动。不过月余，已经收到来自中、韩、日、荷、法等国近3000余件作品。央视计划把精心打磨的广告精品送到戛纳、克里奥、纽约三大国际广告节，角逐国际最高广告荣誉。
追溯中国公益广告的历史，早在1986年，一则“别挤了，别挤了，为什么乘车总是这样难”的公益短片在央视首播，中国公益广告开始诞生。2007年，当各种广告大战如火如荼时，一则名为《妈妈洗脚》的公益广告脱颖而出，红遍大江南北。“妈妈，洗脚！”短片中小男孩清脆稚嫩的嗓音以及浓浓的孝心，成为民众多年忘却不了的记忆。
如今，在电视、广播、报纸、网络以及公交车、户外广告牌、地铁电视上，公益广告随处可见。
地铁中，一则保护野生动物的公益广告“小象长牙”受到很多网友热捧。据统计，北京新开通的三条地铁线，公益广告占到了八成。
相对于过去口号式的生硬标语，公益广告罢黜了说教，以情动人，直指人心。对于遏制插队加塞、铺张浪费、滥杀野生动物等有悖文明的现象，公益广告中的正能量是一剂“良方”。
“每一条公益广告都在表达某种思想观念，体现某种价值判断和价值追求，进而规范公众行为。”中央电视台台长胡占凡概括说。
央视元旦主持词篇3
摘要：1939年重庆六所大学在复旦大学的牵头下，举办了第一届国英讲演比赛，本文试图从联校活动提出的社会思考出发，谈论了英语独尊地位，及英语讲题的社会意义。
关键词：1939；重庆六大学；演讲比赛
从1939起至1945年，重庆六大学联合举办的国英演讲比赛举办了意义非凡的联校活动，社会名流先后参与，其中参赛者后成为名人者，联校活动更是一场友谊的延续。
第一届国英演比赛，因其首创性以及教授会议高度重视，效果成功。
一、演讲比赛的提出与英语独尊地位关系
在重庆高校举办国英演讲比赛的提出，由历来重视英语教学的复旦大学提出。换言之，重庆六大学的演讲比赛，是由复旦大学的校内活动发展而来。
如果说复旦大学举行国英演讲比赛是源于复旦大学对外语教学的重视，复旦大学能成功号召六所大学参加演讲比赛则是得益于“英语独尊”的形势。中华民国初期作为中国近代教育第二个办学高潮，外交的需要使得外语得到格外垂青。到1923年，大学外语日益承担了高等教育外语教学的重任。
基于对英语这样的重视程度，复旦大学这番号召才能成功。：既有历史渊源的综合性大学，科系设置完备，国立中央大学、私立复旦大学，都有专门的文学院。国立江苏医学院和中国中央政治学校作为专科性大学，两所学校并没有专门的文学院，中央政治学校虽然有与哥伦比亚学院合作，也局限于专门人才的培养。而重庆本土两所刚刚成立的学校，虽然科系设置都不完全，英语教学仍是名师任教。重庆大学里，有文幼章先生在重庆大学推行直接教学法，张志超讲莎翁，温是珊教《狄更斯》杨芳龄教《鲁滨孙漂流记》。四川省教育学院的英语教学主要在农事教育系开设。①
英语独尊地位使得各校将英语当成基础性学科来重视，为这次联校活动是制度基础。
二、联校活动的社会思考
民国时期英语独尊地位为这次演讲比赛提供了可行性。把视角扩大到学校以外，抗战时期大量英语通迁入重庆，既有近千人以上的教授、副教授。也有随国民政府迁入的党政机关尤其是外交官员的统计。以及大量外国使节入住重庆。
大量英语通，并不仅局限于英语专家，而是来自更行各业的精英，同时也有直接来自外国使节。这些背景不同的学者为教授筹备会议提供全方位意见。
在之后的教授筹备会议中，来自各行业的英语通，为英语竞赛提供了平等的设想。
人渝之后，除了按照“战时要当平时看”正常进行教学以外。各个学校在抗战熔炉里同时也打造了精彩的课余活动。如。这样的爱好活动传统也为复旦大学成功号召、组织这次大型活动打下了基础。大量举办各种活动，不仅是学生能力在活动中得到提升，通过活动学生精神风貌在其中得到充分展现。这次联校活动，充分展示了高校迁校后学生积极关心时事、充分享受大学生活的生活状态。
英语通大量来渝是给英语讲演比赛提供了外部保障，各高校自身有举办业余活动的优秀传统则是成功开展活动的内部保障。
三、讲题内容的社会意义
简则中没有对讲演内容进行限制，因此参赛选手的讲题也呈现出多元化特点。既有黄金鸿、刘祖儒为都对未来的局势进行了探索。黄金鸿是展望了中国的奋斗目标，刘祖儒用“末日”对国际独裁主义进行了展望。f雅各将战争看成了中国的唯一出路。除了以上充分表现当时时代背景为特点讲题以外，对社会、人生的思考，也是一大主题。宋雅斌谈了大学情事，柳典南尝试了文化发掘。六个学校在一起，学校特征也明显。江苏医学院的同学就谈了如何得到健康。
第一届
中央大学1吴桂存3in defence ofrexson
2 胡梅漪6
3 柳典南2the salvaging of civliyalion
4 汪协熙defence of democracy
四川省立学院1王僖君9individuality
2宋雅斌15loveaffairsin college
3李（）14the ideal of a new league of nations
复旦大学1刘祖儒10 the last days of international anachy
2郭佳龄11 china will fight to the land
3张英镛13 our future
中央政校1黄金鸿12china will fight for the（）world
2f雅各 5 wan，the only way out for china
3胡鸿烈 1the social ideal in unimanly education
国立江苏医学院1兰乾福18health，how to aquire it
2杨贻道17the final victory will be ours
3戴秉衡16anew defection of（）
重庆大学1郑兆祥4 whychina resists japan militarian
2蔡梦雄8the reconstruction of china during the war
3王宣均7the efficient way to the save our coutry②
通过这样一次内容完全开放的演讲比赛，讲员的讲题没有任何限制。讲员自行拟定的题目，全面展示了当时学生的关注角度。从以上讲题我们不难看出，虽然经历战争，校址搬迁等一系列变故。大学生活依旧展示出其特有的魅力，术业有专攻的学院气质。如江苏医学院的同学，试图为我们讲述如何达到健康。中央政治学校的三位同学展示了国家前途的考虑。不仅是学校里学习氛围为受到影响，校园生活依旧进行的，谈论了校园爱情，讨论了人生与个性。
虽然抗战救国的内容依旧是这次演讲比赛的主旋律，但多姿多彩的校园生活讲题，展示各校师生风采，增进了相互之间的了解，更好的达到了当初增进友谊目的。更是像世人展示了努力治学，而又关心天下事的积极状态。
四、教授会议的建议与构想
教授筹备会，顾名思义就是指导学生参赛的教授，为了让竞赛更完美而组织的事前准备会。
六大学不仅发展不在相同水平，校址也不在同一区。为了使演讲比赛达到预期效果，各校指导教授，召开会议。由于比赛的首创性，教授筹备会将对最初简则的修改也当成重要事宜来看。教授指导会议主要做出了哪些决定？通过这些决定又为了达到教授们的哪些构想？
从学生最小的细节开始，第二次会议规定了学生服装不加限制，确不得佩带校牌。为了让讲演的次序更具有随机性，第二次会议将之前对次序规定的抽签方式事先决定之，主席宣告讲演开始后讲演即依次登台一一喝名。改为公布前15分钟决定，定时不到，作为弃权。主席宣布开始后唱号招。增加随机性的同时，对不守时的学生处以弃权处理，也增加了纪律性。③
以上两条对于简则的修改，突出了教授指导会重视竞赛公平、重视竞赛纪律性。对于评判评判标准也有修改。
对评判标准进行了精简，个人成绩分数中材料30%组成30%声调20%姿态20%修正为内容50%，声调姿态占50%。④修改后的评判给与了声调姿态更多的比重。这是教授们试图举办是一场重视口语的演讲比赛。
教授筹备会议通过竞赛简则修改，构想了一个着更公平、更高效、更重视实用能力的演讲比赛。
教授筹备会除了在简则方面构想举办一次成功的演讲会以外，也试图通过聘请评委来提高比赛的竞争力、影响力。聘请裁判与指导教授都是英语专业学者不同，第一届教授会议提出的9名拟定评委人选：王正廷（中央委员）徐叔谟（外交部次长）董显光（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潘光迥（交通部总务司司长）刘师舜（外交部欧美司司长）杭立武（中美康颖委员会总干事）黄仁霖（立社中干事）郭斌佳（中央政治会议秘书）张纯明（行政院秘书）。⑤
拟定评委中，没有在六大学任职的人，达到了公平的要求。不仅达到公平，拟定人员几乎都是具有多重身份的英语通。以王正廷这样兼具高学历、学者和外交官的身份为代表的评委团，他们他们的英语水平高，对英国人、美国人的文化心理和政治作风比较了解。王正廷等人同时也是中国民国自己培养的英语人才。第一届拟定的评委团中，并没有外国教师参与。
摆脱了西学东渐以来，对洋教习的依赖，也是证明了英语作为显学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
有意识的是，入场券确因担心入住率过低而取消。教授指导会议曾经考虑到主办学校礼堂小，需要人员维护秩序。发售一元及五角两种入场券，收入悉数捐充伤兵医药费。会场维护秩序的工作留给了轮值学校来完成。在小会场里维持秩序，学生在会场里保持秩序给与了学生提高演讲技能以外的知识。⑥
第一届教授筹备会议简表
五、奖品与举办初衷⑦
奖品是指通过努力获得的如在比赛活动，为了奖励优胜者而给予的“物品”。第一届演讲比赛奖品更充分的体系出最初宗旨是联络同学友谊的目的。第一届演讲轮值学校为所有的个人优胜奖，也就是前六位选手，每位都是一块银质奖牌。其他的选手，都有景泰蓝奖章一枚。所有的参赛选手都有奖品。同样重要的是，奖品并没有刻意的突出次第的差别，所有的都是一样的奖品。⑧
团体奖的的奖品象征意义更浓，有一座可以保持一年的奖杯，市值500元白绸缎一面，孔院长赠予的大银杯一座同样也闪光点。⑨
从最初筹划，到成功举行，第一届演讲比赛都充满了对大学业余生活初衷的追求。演讲比赛所呈现出的积极状态，也为我们展示了当时学生积极向上，关注时事的风貌。（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注解：
①李定开：抗战时期重庆的教育，重庆：重庆出版社，1995年，104-105页
②全宗号0120-目录号0010-档案号02150
③全宗号0122-目录号0001-档案号00161
④全宗号0122-目录号0001-档案号00161
⑤全宗号0120-目录号0002-档案号00060
⑥全宗号0122-0目录号00-档案号10016
⑦全宗号0120-目录号0002-档案号00060
⑧全宗号0122-目录号0001-档案号00161
央视元旦主持词篇4
如何从当下的媒体环境、运作机制、主持人整体素质等现状出发，探索有中国特色的、行之有效的主持人中心制，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以凤凰卫视、中央电视台等媒体在打造主持人个人品牌方面的经验为借鉴，就如何建立行之有效的主持人中心制展开论述。
为具有实力的主持人量身打造适合其风格、个性的栏目
主持人被动地迁就、迎合栏目而非“适合”栏目，是造成当下过多平庸的电视栏目充斥荧屏的主要原因之一，其代价就是牺牲主持人的个性，限制主持人的发挥空间，同时牺牲了编导等主创人员付出的努力。只有主持人的个性、特点与栏目找到最佳契合点，风格统一而吻合，二者才能相得益彰，既能避免节目风格的雷同，又能增强受众对主持人及栏目的认知度和信任度。
以凤凰卫视为例，凤凰卫视的众多知名栏目均是根据主持人的不同风格、特点有的放矢地打造而成，从而为主持人提供了充分施展才华的平台，如开朗大方、善解人意的陈鲁豫与《鲁豫有约》，诙谐幽默的窦文涛与《锵锵三人行》，调皮轻松的梁冬与《娱乐串串秀》，都形成了鲜明的个人风格。一旦某个主持人影响力扩大，凤凰卫视还会为其新开专门的栏目来吸引观众，扩大并巩固主持人的影响力。1998年两会期间，凤凰卫视主持人吴小莉被总理点名而迅速蹿红，凤凰卫视不失时机地推出《小莉看时事》，吴小莉随之名气大涨。
再以中央电视台的《实话实说》和《面对面》为例，当初央视《东方时空》总制片人敢于排除众议，大胆起用相貌平平名不见经传的崔永元担任《实话实说》节目的主持人，正是因为看中他特有的风趣幽默、平实坦诚与《实话实说》风格上的契合；王志在《东方之子》特别是在《新闻调查》中就表现出了过人的睿智、机敏，对人物访谈的擅长和到位把握，而《面对面》这个节目恰恰是为他提供了一个展现这些特质的平台，可以说《面对面》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其最大限度地发挥了王志的强项，使其“质疑”风格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明星化的宣传包装
把主持人当品牌来经营，离不开必要的宣传和包装。凤凰卫视的成功做法就是把主持人明星化。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刘长乐毫不讳言凤凰卫视的“明星制”借鉴了美国电视业炮制明星的经验。实践证明，明星主持人带动了凤凰卫视的品牌，明星主持人、节目和媒体品牌三者之间形成了良性循环。具体来讲，“明星化”策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形象宣传片
在凤凰卫视中文台，我们每天都能看到各个主持人的形象推广短片，短片精美的画面和富有感染力的解说词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1997年，为配合新节目《时事直通车》的开播，凤凰卫视推出为该节目主持人吴小莉制作的个人宣传片，其解说词掷地有声：“当大事发生的时候，我存在；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我。”这部极富特色和个性的宣传片使观众对栏目和主持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充满了期待，这部宣传片还获得了1997年国际PROMAX电视新闻类主持人个人形象片金奖。
与中央电视台的其他频道相比，CCTV-2也比较注重对栏目和主持人的宣传，比如《第一时间》栏目宣传片中着装简约清新、笑容自信的欧阳夏丹和文质彬彬、举手投足间颇显深沉与稳重的马斌穿插亮相，并伴以极富个人色彩的广告词“新闻每天发生，说法当然各不同，第一时间读报，一样的新闻，我的声音”。相比央视其他频道，CCTV-2似乎更注重通过打造名牌主持的“个人品牌”来提升频道影响力。
2.多种途径全方位“造星”
凤凰卫视全方位高密度的“造星手法”，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凤凰卫视还借助旗下的网络媒体和平面媒体，对主持人进行全方位包装和推介。凤凰卫视开设的《凤凰太空站》节目、凤凰网、《凤凰周刊》等经常披露台前幕后消息、主持人手记、主持人的行踪活动等资讯，同时经常借助其他媒体宣传凤凰卫视的主持人，这样，主持人既在电视上经常露面，又在报刊、网站上频频亮相，优势互补。另外，凤凰卫视还鼓励主持人利用明星效应多参加社会活动，不断提高知名度。
3.以主持人名字直接命名节目
在国外，例如美国的电视谈话节目采用主持人名字命名的比比皆是，如《奥普拉・温弗瑞秀》、《杰雷诺今夜秀》、《大卫・莱特曼深夜秀》、《杰瑞・斯普林格谈话节目》和《拉里・金现场》等。这些以主持人名字命名的节目，凭借主持人的个人魅力和影响力培养起了忠诚观众群。美国三大电视网的晚间新闻节目也有与主持人的名字紧密相联的，如《CBS晚间新闻与丹・拉瑟》、《NBC晚间新闻与汤姆・布罗考》、《ABC今晚全球新闻与彼得・詹亨斯》等。
我国电视栏目也有以主持人名字命名的，如中央电视台的《一丹话题》、《小崔说事》，北京电视台的《元元说话》，凤凰卫视的《杨澜工作室》和《鲁豫有约》等。这些以主持人名字命名的栏目，使主持人成为栏目的标志，大大提升了主持人和栏目的品牌价值。还有一些临时性的栏目，以知名主持人的名字命名，借助其名人效应，使其在众多类似栏目中显得格外醒目，如2004年两会报道中CCTV-2的《小丫跑两会》。
主持人价值量化
凤凰卫视的“明星制”是一个完整的商业链条。在明星主持人为凤凰卫视增添附加值的同时，凤凰卫视同时也把这些附加值量化，使之体现于明星主持人的收益――除了给明星主持人高薪之外，还有一定的股权激励。招股说明书显示，凤凰卫视在向包括2名公司董事、4名高管以及140多名其他员工的授出股份中，吴小莉、窦文涛、许戈辉、陈鲁豫等明星主持人获得的股权数量仅次于几位高管人员，凤凰卫视对明星价值的资本化体现程度在国内无出其右。刘长乐认为，凤凰卫视的明星主持人在整个无形资产中占的份额应该是很大的，明星的价值可以用资本来量化。凤凰卫视还把一些明星主持人提升到管理层，比如曹景行、吴小莉都当上了资讯台副台长，这种调整主要是强调他们在新闻业务而非行政方面的领导作用，实际上是把主持人的功能进一步放大了。
中央电视台如今也越来越重视主持人价值的量化，从2003年起，对主持人实行奖优罚劣制度，评出年度“十大优秀栏目主持人”，重奖“名嘴”，拉开了“名嘴”与普通主持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对鼓励优秀人才起到了积极作用。
处理好主持人与节目、频道、媒体的关系
打造明星主持人的目的在于借助明星主持人带动整个节目的品牌化运营，培养观众的收视忠诚度。正如美国《60分钟》节目总编导唐・休伊特所说：“如果把《60分钟》节目比作一盘好菜的话，主持人的魅力好比调料，节目的内容才是主菜。”优秀节目主持人能够为节目的品牌化积累资本，但是品牌化更离不开对节目内容、风格的打造和完善。以CCTV-2《第一时间》为例，这个节目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一方面得益于其对主持人所做的大量宣传和推介，但更重要的是迎合了当前资讯类节目市场的需要，节目内容上突出体现“第一时间”的理念和对新闻独到的解读视角，而且节目的形式较为轻松活泼，主持人的播报风格鲜活、自然，使得它有别于一般的新闻早报节目。
推行主持人中心制也要在“内容为王”的前提下进行，找到节目与主持人之间的最佳契合点，把握主持人与节目之间的平衡关系。否则，一个只靠主持人的知名度来吸引观众的节目，一旦明星主持人离开，观众将大批流失；而一个主持人即使拥有较高的知名度，如果所主持节目的内容毫无新意，也会黯然失色，辉煌不再。
另外，不能忽视对节目、频道、媒体的宣传与包装。主持人与其所依托的平台之间是“水涨船高”的关系，因此，节目、频道、媒体的形象宣传亦是非常重要的。CCTV-2经常用其强大的主持阵容为频道做宣传，例如李咏的扑克篇：李咏轻松熟练地把玩着扑克牌，然后从中抽出红色的一张，以他在《幸运52》中抛出问题卡的那个经典动作将手中的红色扑克牌抛出，接着屏幕中出现红色的CCTV-2台标，并配有广告语：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这类宣传片将主持人和媒体紧密联系在一起，使二者的知名度同时得到强化和提升。在成就主持人个人的同时，也成就了他们所依托的媒体，达到了双赢的效果。
对主持人选拔标准、培养方向的变革
清华大学尹鸿教授曾指出，现在专业院校所培养的专业主持人多是俊男靓女，统一的声音、统一的节奏、统一的语气，这实际跟电视传播特性不吻合。目前，电视媒体的主持人选拔普遍存在重外形而不重实力、重年轻而不重经验、重表达素质而不重个性特长等问题，因此造成大量风格雷同、资质平平、毫无特色甚至“绣花枕头”式的主持人充斥荧屏。
要改变这种局面，首先，需改变主持人的选拔标准和培养方向，专业院校应调整教学目标和方式，重视培养主持人的综合素质和思维能力，电视台也应不拘一格选拔人才，而非以年龄和外形为首要标准；其次，开发现有主持人的潜质，有意识地锻炼主持人介入策划、采访等过程，给主持人提供更大的空间，提升其劳动的价值，而非被动服从制片人和编导。另外，从记者中选拔主持人。真正意义上的主持人，应该做到采、编、播都能够胜任，这自然要求主持人同时具备深厚的采访功力、文字功底、控场能力等，而这些恰恰是记者生涯的历练能够提供的，很多出色的主持人如崔永元、王志、白岩松等都是记者出身。以王志主持的《面对面》为例，王志集制片人、记者、主持人多种职务于一身，这种机制所带来的不仅仅是成本的降低，还有节目质量的提升。
央视元旦主持词篇5
“海外背景”成“石油系窝案”一大特色
中石油的海外业务在此次涉案官员所辖业务里占很大比重。
涉案5人的学习和工作经历高度重合被广泛讨论，而他们所涉及的业务也同样值得玩味。“勘探与生产业务”和“海外业务”是他们工作经历里两个避不开的关键词。
无论是石油设备，还是海外各类收购项目的投资，皆与中石油每年高额的“勘探与生产”支出费用密切相关。2012年，中石油“勘探与生产”板块的资本性支出高达2272亿元。而2012年中石油在“勘探与生产”板块上的这部分开支，主要用在了购买加拿大油气区块的矿区权益、伊拉克哈法亚和鲁迈拉油气开发项目的资本性投入，以及交易对价42.1亿美元的意大利埃尼石油的埃尼东非公司28.57%的股权。
而此次涉案的国资委主任蒋洁敏在执掌中石油时，其主要业绩就是加快了中石油“走出去”步伐。2009年开始的一系列伊拉克油气服务合同大招标，中石油以低价连续中标，一跃成为在伊拉克运营的最大外国石油公司。而蒋洁敏在几次招标中都担任了最后拍板的“关键先生”。另一位被调查的李华林也有海外工作背景，兼任了中国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公司副总经理和中油国际（哈萨克斯坦）公司总经理，主管的正是中石油的海外业务。而目前中石油集团产能有40%都来自海外。
实际上，中石油这些海外业务一直以来都处于监管的“灰色地带”。
就在不久前的6月底，还出现过一条关于中石油的新闻。消息涉及到美国歌手珍妮弗·洛佩兹，这位唱片明星在今年6月的一个活动上登台表演，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是活动的组织方和主要出资人。在活动中，洛佩兹向土库曼斯坦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献唱了一曲特别的“生日快乐”歌。而西方人认为别尔德穆哈梅多夫是一位独裁者，因此严厉抨击洛佩兹。
可以斥巨资邀请国际巨星为独裁统治者表演庆生，若不是洛佩兹被媒体追问后不小心曝出此次商演的金主是中石油的话，这样的花费可能至今仍不会为国人所知。由于透明度不高，中石油很多涉及海外业务的费用都是处于这种“灰色”的不可知状态。
国企海外贪腐不容小视
在国企的“海外贪腐”中，中石油不是唯一的特例。
在国企“走出去”的战略的支持下，大量资源涌入了这些企业的国外业务。
据商务部的统计，2012年，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的4425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直接投资772.2亿美元，同比增长28.6%。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的报告也显示，中国大陆企业海外并购交易总金额达历史新高——从2011年的424亿美元增至2012年的652亿美元，上升幅度达54%。该机构并预计，这种增长趋势在2013年仍将保持强劲势头并再创新高。
而这其中，绝大部分资金都来自国企。根据另一组来自美国著名智库传统基金会设立的“中国全球投资追踪”数据库的数据，2005年至2012年6月，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了492个一亿美元以上的项目，共价值5051.5亿美元。2005年，所有一亿美元以上的中国海外投资项目均由国企操作。随后，非国有企业也开始参与大规模海外投资。但国有企业仍占据主流。2011年，非国有企业仅占对外大规模投资的中国企业的11%。
而这样的不平衡也是有政策支撑的，路透社就曾引述知情人士的话称，中国央行曾为中国国企提供100亿美元资金支持，以帮助其投资海外实体项目。
远离国内监管加之有海量资金涌入，海外业务很容易就成为贪腐乐园。
相对于巨量的海外资产，对央企海外资产的管理办法却十分简陋。仅有国资委会对央企海外资产有一定程度的监管，对应的管理措施也仅是两个国资委制订的暂行文件，一个是《中央企业境外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一个是《中央企业境外国有产权管理暂行办法》。
而另一方面，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早在2004年就专门撰文分析中国企业到海外投资可能面临的种种风险，他认为：“利用海外投资项目来帮助贪污、行贿、转账是一种潜在的大风险。贪污、行贿者利用国内银行在境内洗钱，那相对容易被追查。可是一旦钱被转出国，追查资金的走向并非易事，涉及到它国的法律与合作的问题。这不得不引起注意。”
事实也的确如陈志武所预测的，央企本就是腐败高发地，央企的海外业务同样。非政府组织“全球见证”就曾了一份报告，重点强调了许多近年来发生的跨国腐败案例，而这些案例不少都与中国有关。而报告的结论就是敦促中国提高海外经营企业的透明度。
而在媒体人左志坚看来：“现在很多央企中高层的利益都放在海外子公司。国企的高管们通过海外业务找到了价值变现的通道。”国企央企高层在海外业务上贪腐甚至已经成为潜规则。
除了陈志武教授提到的在国外资金不易追查，跨国查处成本高昂等原因，中国国企的海外业务容易涉及贪腐问题还有一些“特色”原因。
央企的海外投资多涉及能源行业，本就是贪腐问题高发地。而对于这些领域，由于涉及到政府审批且前期投入资本巨大，不论在国外还是国内，天然就容易成为权力寻租的对象。
而央企也会“看人下菜”，贪腐和某些国家一拍即合，也加大了查证难度。这种本就上不了台面的“灰色的成本投入”中一旦涉及贪腐，再加之所涉国家政权的阻挠，查证几无可能。
国企走出去的挑战
对于这个问题，记者认为，提高央企经营的透明度和建立相应跨国调查机制是关键。
如何防止央企在海外经营过程中的贪腐，这方面也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以美国为例，在面对跨国公司在国际业务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时，他们就有一套比较成熟的纠察机制。首先，由于《反海外腐败法》的存在，美国企业在外经营如果涉及到行贿这种灰色地带是要付出极大风险的；再加之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严格的审计要求，企业经营的透明度也有保障。而在经营足够透明的前提下，加之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具备跨国调查的能力，贪腐的难度自然就会加大。
伴随着央企走出去战略，国企高管的贪腐也在不少国家落地生根。而该如何应对这种跨国贪腐，是反腐败工作中的一个新挑战。
锐 评
警惕“央企反腐”止步于“权力勾兑”
文/徐冰
短短几天之内，中石油这么个显赫央企的多位高层接连出事，其在社会产生的震动可想而知。如此的调查力度和规模却实属罕见，不仅之于中石油，对于整个央企乃至全国的大型国企而言，都足以产生惊悚。
中国的央企本质上就是一种亦官亦商的混合体，不可避免地会落入官商合谋的路径。虽然也有所谓的政企分开，但现实体制决定了这种所谓的分开只可能是形式上的，更为本质的在于，所谓的政企分开常常却成为攫取市场利润的合法理由。近十几年来，央企可谓左右逢源，体制内的好处全占，市场的好处也绝不会落下。
当行政和市场的资源集于一身，设租与寻租也就不是什么难事。近期落马的多位央企高层，翻船的动因虽各异，但出事的路径却大体相同。
央视元旦主持词篇6
直到现在，央视的老员工仍然怀念那10年――1991年到1999年，中央电视台最辉煌的岁月。彼时CCTV是中国最具公信力的媒体之一，《焦点访谈》被时任总理朱基誉为“群众喉舌、政府镜鉴”，《综艺大观》是亿万观众周末的保留节目，《三国演义》、《水浒传》、《北京人在纽约》等本土电视剧掀起惊人的收视狂潮。
轰轰烈烈的年代过去了。去年中央台50年台庆，很多央视人翻看着台庆画册，目光停留最多的，还是那10年间的风光。
2009年3月23日。央视主持人白岩松在2008年中国电视主持人公众形象调查评比中名列第一，杨伟光为他颁奖，白岩松说：“我和在座的很多主持人都是杨台的作品。我很高兴由杨台来给我颁奖。谢谢您。”
那10年的主角杨伟光，不愿评判央视如今的纷纷扰扰是是非非。年逾古稀的他还在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拍电视剧。做台长时拍了很多，仍嫌不过瘾，退休后他创办“天地人传媒公司”，继续造梦。“天地人”最有名的作品是曾经在各地卫视循环播放的情景喜剧《家有儿女》。泡上一杯绿茶，关掉灯、拉上窗帘，坐在大液晶电视前审看成片，是他一天中最惬意的时光。
现在他“管”不了那么多人了，不过在走道上，所有见到他的人仍尊称他为“杨台”。杨伟光很喜欢这个称呼。他说，在担任过的一系列职务中，他对中央电视台台长感情最深，“杨台”二字，是他一生最为荣耀的概括。
美国新闻上《新闻联播》头条
记者：您刚到央视分管新闻的时候，破天荒地把美国的新闻用作《新闻联播》头条，这在当年很轰动。
杨伟光：当时是“挑战者”号升空时爆炸，按常规国内新闻才可以做头条，但这条新闻确实很重大，我说这是全世界报纸、广播、电视的头条，我们放后面行吗?所以我就拍了板，看看反应怎么样。这是有风险的，确实有些提心吊胆。但播出后新闻界反映特别好，说这是央视新闻改革一个典型的例子。
记者：速个节目被外界看作中国政治的晴雨表，换个主播都会掀起舆论风波。
杨伟光：其实，换播音员都是小事，有时候和政治联系起来却会引人联想。当时耀邦同志被免去总书记职务，我们讨论谁来播比较好，觉得男播音员播比较好。播音员张宏民不值班，但他在台里，就让他播。他没有准备，衣服领子脏，临时把别人的中山装给他穿上了。耀邦同志曾提倡穿西装，人们就说以后要保守了，特别是外国记者，说今后开放的程度要受影响，服装都变了。实际上是很偶然的因素，没有任何的政治考虑。本来播音员更新是正常的，因为长时间没有动了，一动就像政治问题，引起很多议论。
播音员里，《新闻联播》的李瑞英、邢质斌、罗京、李修平都不错。我对《新闻联播》不太满意的就是亲切度不够。原来我和他们说不要居高临下，不要感觉在教育别人，要对观众有一种尊重感，有为观众服务的心态。当时个别传统播音员不同意我的意见，说，“那不行，《新闻联播》就是要字正腔圆。”
这么多年来形成了一种风格，一下子改有难度。其实政治方面的新闻是比较严谨，有的就应该活泼一些，可以根据内容来调整。总的来说，我们的风格过分严肃。还有，播音员都是念别人写好的稿子，有一段时间我提出《新闻联播》的播音员也应该下去采访，后来也下去过一这有利于他们同观众建立沟通。
记者：当年你们怎么给《焦点访谈》这个节目定位?
杨伟光：《焦点访谈》是新闻改革的试验品，在以前没人办过。那时丁关根同志(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部长)很重视这个栏目，在中南海开了一次会把几个主要的人都叫了去。我们就定下了几条原则：第一，尊重事实，不要带有个人情感；第二，与人为善，不是为了整人，也不是为了出人家洋相；第三，搞连续报道，有些问题很多地方都有；第四，一个时期内不能过分集中在一个省或一个部门。一个省连播3期，省长受不了；第五，省长、书记都在北京开会的时候，不要指名道姓批评，不然中央领导第二天很可能在会上举这个例子。从中南海回去之后，我主持开了3天的会，主持人和记者都参加，把总理表扬的节目和审查中枪毙的节目拿来一起看。
记者：什么节目审查时会被枪毙?
杨伟光：主要是政治上把握得不够好的。举个例子，克拉玛依大火后《焦点访谈》做了一期节目，非常感人。但播出去后对克拉玛依地方的形势会产生什么影响?记者说当地的领导希望播这个节目。我问他，你这个节目是起火上浇油的作用，还是起灭火的作用?当时孩子死了，干部全出来了。如果放到现在，网上一炒，就不得了了。我让他们先压一下，那个记者含着眼泪拿着节目带子出去了。3天之后就发出了通知，要各个媒体都不要再炒克拉玛依的事了。
记者：那什么样的节目能顺利通过?
杨伟光：这个事情以后我有一个讲话，告诉评论部的同志：你们的节目怎样才能顺利通过?我说，记者和主持人应该站在台长的位置上把握导向。我们并不愿意枪毙节目，花了很多钱很多精力，领导也不愿意轻易枪毙，但可能造成不良影响，就不得不枪毙。从那之后，《焦点访谈》逐渐走上了正轨。
这一次一定要让BBC服气
记者：您觉得《新闻调查》、《实话实说》这些节目现在发展得怎么样?
杨伟光：崔永元不主持之后，《实话实说》的收视率降低了。这个节目曾经停过一个月，当时外国通讯社发了新闻，说中央领导对《实话实说》有意见。没那么回事，是节目本身的问题。
有一期，崔永元问一个小孩长大以后的志愿是什么，他说上哈佛大学。崔永元就问，北京大学也可以吧?观众就来信，说他没有民族自豪感，北大为什么只是“也可以吧”?连续几期有类似情况，群众来信提出意见。
我就找编导，说这些地方剪掉就好了。第二次又出了问题。我说，刚跟你们谈过又出事，是不是你们认为可以改也可以不改?我就决定先不播了，你们先总结，再做两期新节目看看。他们就做了两期节目，我说可以恢复，就又播出了。我说，电视影响太大了，出了毛病大家不知道哪个编辑做的，就是找我这台长啊，你们必须把握好导向。
记者：有人说央视的新闻很冰，您有没有兴奋的时候?
杨伟光：新闻需要严谨，似乎不能说冷，但有些新闻事件让人兴奋。比如电视新闻直播上马的时候。1996年以前，我们没有卫星转播车，我下决心要买。当时全世界有4辆最先进的一体化转播车，可以拍摄，可以制作，可以上卫星，有发电机发电，等于一个小电视台。中央台买了两台，200多万美金一台，1997年香港回归就都用上了。
香港回归直播难度太大了，是全球多点、多层次传送新闻，比奥运会还复杂得多。香港有个演播室，深圳有信号，北京有
信号，世界上几个有关国家有信号，还有国内8大城市有信号。这些信号传到北京的总演播室，交叉传播，连续72小时直播，很多要靠记者发挥。我举个例子：彭定康从官邸出来后绕官邸转了3圈，就是不走。我们的记者就说，彭定康转了3圈，但历史是不会倒转的。全世界能做这样复杂的转播的也不多。
记者：BBC当时也去了。
杨伟光：当时和BBC谈判，他们要求转播以他们为主，我们要求以我们为主，最后谈成对等。我说这一次一定要让BBC服气，要超过它。我们在现场租了500平米大的演播室，请香港设计师设计，从里到外是世界一流的、全新的数字设备。20多辆车浩浩荡荡从北京出发，运设备到香港：公安部专门开了通行证，各地都要保证车队的安全。BBC呢，只租了50平方米。看了我们的演播室后，自己撤到别的地方去了。最后世界各国的信号都是我们提供，许多国家电视台的记者都去参观我们的演播室，真是大长志气!把老牌的BBC也比了下去。
记者：成功的关键在哪儿?
杨伟光：说白了，一个是要有钱，其次是要有人才。要是还靠向国家申请拨款，肯定就做不到了。如果我需要最好的设备，要花8个亿人民币，能给你拨一半就不错了。主要是中央台有钱了，1992年以后可以自筹资金了。
“杨伟光，你是大老板了”
记者：您说1997年央视有钱了，但以前它也没缺过钱吧?
杨伟光：1991年我当台长时，央视真的很困难，广告和其他创收加起来2.7亿，主要靠国家拨款。央视1979年开始做广告，1990年广告费也才1个亿。我当台长之后，1992年到了5.6亿，1993年到了7.6亿。
记者：怎么挣到钱的?
杨伟光：1993年，广告部主任找我，说如果敢在《新闻联播》和天气预报之间播广告，企业愿意拿大钱。那时观众对广告还挺反感，但钱对央视来说太重要了，我觉得不妨试一试。1994年我们就开始做30秒钟，一个广告5秒钟。为什么只放30秒?因为短，观众还没反应过来已经过去了。不出所料，播出之后没有任何人提意见。半年后广告延长到1分钟，大家对广告印象深了，影响也就有了。
当时我没有向领导汇报这件事，不过消息传到艾知生部长那里去了，而且传错了，说要在《新闻联播》里播广告。艾部长打电话问我，我说是在《新闻联播》后面，只播30秒。部长就没再问什么。
记者：后来大家都抢着做广告，央视就开始搞招标了。
杨伟光：第二年，190多个企业要争13个广告标版，怎么办?我就在广告部的报告上批了：“看来还是招标为好。”大家都想要就公开招标嘛。
记者：那段时间，央视的“标王”炒得很厉害，还出了负面新闻，比如秦池酒。
杨伟光：刚开始“标王”的效应太好了。孔府宴酒成为第一期“标王”后产值从2亿增加到了8亿，第二年秦池就来了。招标头天晚上我请他们吃饭，我旁边坐的是孔府家酒和孔府宴酒的厂长。秦池的老总来敬酒，他说：明年杨台长旁边的位置就是我的了。结果他用6666万拿了“标王”，随后秦池销量果然很好，产值从两亿涨到了8亿多，利润有3亿多。第3年厂里整个班子都来了，一定要再当“标王”，最后标的是3.2亿。那一次我不在现场，听到以后就说，“糟糕，物极必反。”
记者：怎么物极必反?
杨伟光：中央领导知道后说，一个酒厂做5秒钟广告用了3.2亿，怎么这么有钱，让有关部门去查一下，有没有贷款，有没有缴税。
结果它没多少贷款，税也缴了，但广告费打入了成本，剩下的纯利润缴税。调查得出结论：酒的利润太高，应该先缴税再做广告。新闻界又曝光，说秦池自己生产不了那么多酒，从四川买酒勾兑，路上的车辆来往不断，还专门在高速路上开了个口。其实后来它交了税再做广告就很难了，事情做过头不好。
记者：央视的工作人员说，央视是在您手上富起来的。
杨伟光：1994年广告突破10个亿，1995年突破20个亿，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怎么翻得那么快。我当时预测说，到世纪末广告要达到39-45个亿。大家觉得不可能。没想到1996年就到了35个亿，1997年45个亿，《新闻联播》前面的1分钟和《焦点访谈》前面的3分钟广告招标是28亿。1997年缴税就是4个亿，上交广电部等各个部门8个亿，剩下的自己安排。
记者：都用在哪儿了?
杨伟光：同志当时说，“杨伟光，你是大老板了。”我说，“总理啊，我的钱就是国家的钱。”我上交完钱之后，剩下的钱买设备、做节目、买房子、发奖金，就有自了。每年做一个计划，给广电部打报告，说我们今年要做哪几件事，部长一批我们就做了。我们那几年建设和购买了20多万平方米房子，按干部的级别和职称来分房。1996年一年分了新房子600多套，加上退出来的旧房子一共1000多套。而且那时买的房子超标，比较大。现在还有职工说他们最大的资产就是那套房子。我走了之后就不让买房子了。
记者：央视主持人的薪酬怎么定的?外界有些传言说，比得上明星的收入。
杨伟光：中央台主持人的薪酬还是按国家干部的序列来走，但是有补贴。一个是我们给主持人化妆费，一年有多少钱，让他们用好的化妆品；第二个是服装费，他们要出镜，代表国家台形象。其他的工资、奖金和同级别的干部职工没有太大差别，并不像外界传说的那样。
记者：您怎么看主持人“走穴”问题?
杨伟光：如果你是在休息时“走穴”，请个假打个招呼，有时候比较重要的活动是可以的。我们为什么不允许“走穴”?就是因为节目播出时间是固定的，怕影响到节目的正常录制。都去“走穴”挣钱，保证不了节目怎么行。我还规定主持人不许拍电视剧，拍片一走就要一年半载，肯定会影响节目。你实在想去演，可以离开这个岗位，所以文清走了、倪萍走了、赵琳走了――这是个人选择的问题，走也挺好。
当时很多“名嘴”都没有编制
记者：央视的待遇太好了，很多人都想往里涌。
杨伟光：中央台这种单位，用人编制是一个大问题。中央台第一批职工大部分是转业兵、高中生。1993年开始改革，《东方时空》这样的节目，他们中的许多人做不了，我们就得招人。没有编制我们就采取“台聘”的方式，就用他们创收的钱给他们发工资。像《东方时空》，正式职工只有7个，干活的有100多个，这些人的工资、待遇怎么定?台里职能部门说把他们的工资定成280元。什么概念?清洁工的工资。还有，台里医疗部门说这批人没有公费医疗；人事部门说不能评职称、评先进、提干。我说，这些人是台里聘用的，我们可以改革、试点。后来决定，把栏目的广告费给他们用，他们自己挣的钱，可以先用上嘛。实行了这个制度之后，全国各地的人才都汇集到
中央台，收入不低于台里的老职工。
记者：用“台聘”的方式招了哪些人?
杨伟光：比如白岩松原来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水均益原来是新华社的，都是“台聘”来的。水均益成名以后，新华社有的同志就说，水均益原来在我们这里算什么啊，怎么一下成名了呢?因为新华社老人太多了，他很难冒出来。敬一丹、肖晓琳、朱军、王小丫、董倩、王志，都是这样进来的。有不少人还直接找到我，推门进来就要求到中央台工作。
记者：您办公室的门这么好推啊?
杨伟光：(笑)当然先要进得了这个楼，才能推得到我办公室的门。
比如敬一丹原来是黑龙江电台播音员，到北京读研究生，在《新闻联播》实习。我审片子时她就认识我了。实习结束，她突然跑到我的办公室，说我实习完了，是不是可以留在这里?我看她形象不错，业务也好，就留下了。
还有原来长沙市电视台的肖晓琳。她到中国社科院读研究生，在《联播》实习时就很爱提建议，老给我写建议信。《新闻联播》的编辑还批评她，说别老给台长添麻烦。她也是临走来找我，想留下来，我就让她留下来了。她还嫌不够，又给我介绍了一个，就是后来国际频道《中国新闻》的当家播音员徐俐。
那时候我们真是不拘一格用人才，你只要有本事，我就给你提供一个平台，做得好就留下，做不好就离开。
记者：崔永元在央视是个另类的主持人，看上去有点“不正经”，当初是怎么选中他的?
杨伟光：崔永元原来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但是我在电台时并不认识他。当年选拔这一批新主持的时候，真的是沙里淘金，不知道过了多少人才能被留下来。来了以后，我都只是在荧屏上看见他们，他们很少来找我；经常找我的人，没有本事，我也不会重用。我听说小崔后来得了忧郁症，实际上是因为他经常想问题。大家看到他在现场很幽默，那是因为他平时总在思考、积累这些东西。如果他不那么敬业，不爱思考，他的工作岗位很好啊，就悠闲地做嘛，也不至于得忧郁症。
记者：当时选小崔做主持人，台里有没有不同意见?
杨伟光；直接说反对的声音倒没有听到。但当时我提出播音员、主持人要做观众的朋友，不要居高临下，包括《新闻联播》播音员也不能用“我们拭目以待”这种威胁式语句的时候，还是遇到一些反对的声音。选主持人不是选美，要看他们的知识、气质、道德修养。我这些观点其实领导同志也是赞成的。
记者：白岩松一直都说他很感激您。
杨伟光：据说自岩松原来在《中国广播报》的时候吊儿郎当的，但到我们这里来以后非常敬业。这个反差有意思，从我来说，就是要为这些有才华的人搭建一个能够让他们发挥聪明才智的平台。
记者：朱军曾透露他已经是司局级干部了。央视主持人的行政级别怎么定，什么样的主持人可以定成司局级?
杨伟光：这是体制问题。在我任台长的时候，播音员、主持人是评职称，没有行政级别，可以评相当于副教授级别的播音员、教授级别的播音员，播音指导是最高的了。级别问题，只是到了分房子的时候，才要求正高职称按正处级分房子，副高职称按副处级分房子，其他时候不涉及行政级别问题。
记者：最近舆论很关注央视主持人当官，张政、王志都到地方去从政了。
杨伟光：他们只是临时下去锻炼。我觉得挺好，主持人应当去接触一下基层群众，对他们今后的工作很有好处。即使他们以后不做主持人，真去从政了，又有什么不好?但我一直觉得，台里培养一个优秀主持人要比培养一个干部难得多。当时有人提出要让敬一丹做一个部门的主任，我不同意，我说培养优秀主持人多难呀，她的地位比部门主任要高呀，大家都认识她，一做了官可能大家反而不认识了。
邓小平看《邓小平》，笑了笑
记者：您喜欢电视剧，在任上时拍了不少。
杨伟光：我主要拍历史题材。当时我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小组的组长，那时像《中国命运的决战》、《开国领袖》、《长征》、《延安颂》、《日出东方》还是掀起了创作高潮。再前面，还有更高潮的《三国演义》。《三国演义》真不错，播出时前面有3分钟的广告，1秒钟1万块钱。还卖到了香港、台湾地区、日本、美国，都是赚的，现在还在播，成为经典。
香港是亚洲电视台播的。本来在香港，无线台收视占80％，亚视台占20％，播《三国演义》时亚视收视率猛涨，有时还超过无线，那年亚视扭亏为盈。无线的董事局主席邵逸夫就问他的购片经理，为什么中央台的《三国演义》我们没有买?经理很紧张，就跑到北京问我们还有什么大片在拍。我们说正在拍《水浒》呢，他们就说一定要。结果，两家都想要，亚视说得早，但没有签字。我说，谁出得多就给谁嘛。无线出1.2万美元一集，亚视出9000美元一集，就卖给无线了。
记者：现在退休了，您还在拍片。
杨伟光：经过领导批准，我成立了天地人传媒公司，主要做电视剧。《家有儿女》是个代表，全过程我都参与了。过去在台里，我不可能搞全过程，因为事务太多。我请宋丹丹来演《家有儿女》，她说杨台我不演电视剧了。她之前的3部电视剧都没打响。我说这个情景喜剧很适合你演。演完之后一放，宋丹丹的地位提高了，又焕发了青春，广告大大增加，找她拍电影、电视剧的多了很多。后来请她接下去拍，她说我实在不想再演情景喜剧。其实那是找她的人太多了。接个广告能花多长时间?收入很高啊。拍电影也不像拍情景剧那么苦，所以就没再拍了。
记者：像您这样级别的干部退休了办公司是不是要突破?
杨伟光：对，我这个属于特批的，是中央领导同志批准的，他们希望我多做一些优秀电视节目。
记者：很多人为您当年拍文献片捏了一把汗。
杨伟光：1993年时，对的评价有两个极端，一个是完全肯定，一个是完全否定。我们拍了12集文献片《》，开始谁都不敢审，广电总局不审，也不审，大家心里都没数。
当时是和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逢先知一起做的，我跟他说，电视是我来把握，内容你来把握吧，你就是专门研究把关的。做出来我们觉得可以，但没有人审，不审就不能播啊。
我们就去请薄一波同志看，一共12集，他就看了1集，说，“很好嘛!”我们就安排播出。播出以后引起很大轰动。
记者：拍《》时毕竟他已经去世了，但是拍《邓小平》时他还健在。
杨伟光：是啊!邓小平当时还健在，行不行呢?我就让人先去探探风。当时小平同志在上海过春节，我们的人就去摸底，他们没说可以也没说不可以。不过小平同志身边的人提了几点建议：如果要拍，集数不可以超过《》，而且要有一首好主题歌。我和逢先知写了报告递到上面。结果同意可以搜集资料，但不能成立“邓组”，要靠《》的影响接着做这个。
记者：这次是谁审的?
杨伟光：谁来审是个大问题。我做了40多盘录像带给中央领导看，谁都没表态。后来有点急了，就给曾庆红同志(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打电话，问《邓小平》这个专题片领导看了没有，怎么说。他说不错。我说我们认为1997年元旦播是最好的时机。过了一个多礼拜，他给我打电话，说同意元旦播出。
当时小平同志在医院里，别人扶他起来看，他笑了笑。2月19日他就去世了。如果元旦不播这个片子就很难播了，因为要和一系列评价、悼词对口径，要大改。播了就反过来了，他们写东西倒还要参考片子。治丧期间，中央台到地方台全部放这个片子，成了播出次数最多的文献片。
记者：不光是文献片，您说过，电视剧也得讲政治。
杨伟光；是的，中央台拍电视剧一定要讲。我出过一个题目――《抗美援朝》，外交部开始觉得要慎重。后来，美国人要纪念朝鲜战争，主题是朝鲜战争遏制了共产主义的扩张。我们又找外交部，说美国人敢纪念朝鲜战争，我们为什么不做?最后同意做。但是非常遗憾，当时搞慢了，片子拍了一年多，大家审看了都认为可以播，结果来了个“9・11”。世贸大楼刚被炸，你来个抗美援朝不太好，考虑到当时的一些情况，就没有播。
记者：为什么《雍正王朝》一开始也不敢播?也有政治问题吗?
杨伟光：这个片子很好看，但大背景是“反腐反贪、抗击洪水”，与1998年的现实有惊人相似的地方。后来送给中央领导看，通过了我才敢播。1999年元旦播的时候，首轮广告就超过了6000多万，收视率创下了纪录。
记者：现在国产剧也很多，但精品少，年轻人都去追韩剧、美剧，观众甚至说央视8套就是韩剧频道。
杨伟光：我做台长的时候，电视剧都用大陆的。在此之前的80年代是香港的、台湾的、美国的、日本的比较多，因为我们自己的片子太少了，有的话也很短，一般最长不超过8集。90年代我提出实施“精品工程”――第一套每天播一集优秀电视剧。当年的片子现在还有“重播热”，大家喜欢看。
我认为，我们应该有计划地搞一些“大制作”。中央台现在放这么多韩剧不正常，为什么不拿钱去拍呢?我们没钱、没人才?过去能出好片子，现在更能出好片子。用最好的演员、最好的设备、最好的内容，拍出代表中国水平的电视剧，这才是中央电视台应该做的。以前我们拍《三国演义》花100万1集，播出的时候加了3分钟广告，1秒钟1万块钱，一集广告费就100多万。这个产业是很可观的，既传播了自己的文化、又有经济效益。
我要求春晚给演员演出费
记者：除了《新闻联播》，春晚是最受关注、最受指责、也最为神秘的节目。
杨伟光：开始时，春晚是文艺部主任和管文艺的副台长指定一个导演来导。后来我觉得不能老盯着一两个人，决定采用“春晚导演招标制”，鼓励年轻导演拿出新方案。招标的时候，部里的领导、台里的领导都要去听、去讨论，以中标的导演为主，把其他人的好点子都吸收进去。
记者：最近这几年观众对春晚的批评比较多。
杨伟光：我觉得应该把期望值降下来。把春晚吹得越厉害，调子定得越高，失落感就越大。因为现在大晚会很多，春晚的演员还是那些演员，编剧还是这些编剧，导演还是这些导演。我提出过，一届春晚有一个好的小品或相声，有一首歌传唱一时，就算成功了。像那时候的《相约九八》、《打扑克》、《常回家看看》、《超生游击队》，第二天大家就谈论开了。
我在任时是要求春晚和每个演员签约、给演出费用的。制片人觉得好笑，说春晚挤都挤不上，还要给钱?我说，给多给少双方可以商量，但一定要给，不给钱，就是不尊重对方的劳动。而且一定要签合同，朱时茂、陈佩斯和我们打版权官司，就是因为没签约，人家后来提出索赔。
记者：现在春晚给演员钱么?
杨伟光：具体的我不知道，应该是沿用的。
记者：这么多年的眷晚，您最欣赏哪一年的?
杨伟光：我还是比较欣赏1998年的，那首《相约九八》到现在来听都还是不错的。那年的春晚我们措建了全新的演播厅。1800平米，在距离除夕还有90天的时候提出来的，结果只用85天就把这个1号演播大厅建起来了。这年的导演是孟欣，她很敬业，很有创新精神。《同一首歌》为什么长盛不衰?就和孟欣有很大关系。《同一首歌》一个导演，《曲苑杂坛》一个导演，走到今天成为品牌。《综艺大观》有好几个大导演，节目反而撤了。
记者：这么说您很欣赏孟欣导演。
杨伟光：《同一首歌》的成功与孟欣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我为什么欣赏她?就是因为她敬业、有创新意识。那个年代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出类拔萃的人才?就因为“不拘一格”，没有那么多靠关系进来的。现在中央台还在挑大梁的，大多数是那个年代涌现出来的。
记者：《相约九八》已经成了经典，但据说这个节目一度被拿下。
杨伟光：《相约九八》我们审完后，有一天晚上那英给我打电话，问我为什么要把节目拿下。我就去问了这个事情，他们告诉我过去有一台晚会，想让王菲把歌词改了，王菲不改，然后还不唱了，这次就要惩罚她。我说，这个节目很好，还是该上。我们一定要有胸怀，人家不愿意改也要尊重别人。《相约98》这么好的歌，那英跟王菲一起演出，形式多好，为什么要因为过去的事拿下。我一直主张不要“封杀”人家。过去毛阿敏也是，出了漏税的事情以后，没人敢再让她上节目。我说，出了问题可以让她改正嘛，漏税可以补嘛，为什么把人一棍子打死，搞什么“封杀”?后来让毛阿敏慢慢地、淡淡地复出了。
让中国电视进入国外主流社会
记者：现在湖南卫视、东方卫视这些地方台的文艺节目非常热闹，年轻观众开始偏向他们了。
杨伟光：中央台作为国家电视台，拥有特殊的资源条件，应该比地方台做得更好。比如春晚，全国最优秀的艺术家，只要请他就会来，你不请他都愿意来。中央台应该发挥优势，各个省台应该办出特点，如果都搞一个模式就太单调了。现在的综艺节目，包括一些电视剧，低俗化倾向比较严重。电视的影响太大了，对年轻人的观念、行为影响都很大。如果青少年沉迷这些，那会影响一个民族的素质。
另外国家台和商业台不一样，国家台比较讲究规范，你像日本的NHK就不可以播乱七八糟的东西。只把收视率作为衡量好不好的标准是很片面的。
记者：现在您回家都看什么节目呢?
杨伟光：一般都看中央台的节目。《新闻联播》必看，电视剧也看，《闯关东》啊，《乔家大院》啊，还有一些现实题材的。但是低俗的东西我不看。
记者：看不看凤凰卫视的节目?他们挖走了一些央视的人才。
杨伟光：我也会看凤凰卫视的节目，
一般睡觉前看看他们的评论。凤凰卫视有两个转折点，一个是英国黛安娜王妃葬礼的全程转播，还有一个是“9・11”，也是全程转播。中央电视台只简单发了消息。凤凰的宣传口径比较宽，这一点央视短期内难以解决。但大量资源、大量一手资料都在中央台手上，中央台才应当成为权威。
现在中央领导同志提出，中央台要建设成世界一流媒体、世界一流大台，这不是只靠花钱就能行的。
第一个，我们必须第一时间报道全世界的大事，不能搞假的，要快；第二个，对世界上的重大事件，必须有中国的声音、中国的评论、中国的态度；第三个，内容必须丰富，要汇聚世界精华，要遍布世界、覆盖世界。当然还要有物质基础，要有世界各地的记者站、世界先进的设备――我们不用太考虑设备问题，中国现在已经用上最好的设备了。做到这几点才能建成世界一流大台。
记者：您认为凤凰的哪些优势中央台还不具备?
杨伟光：凤凰卫视的一大优势就是有自己的评论。我当台长时去找中国社科院，想请专家上节目、谈看法，很多人都不敢。后来李铁映同志到社科院去当院长，他提出社科院专家要主动担当，发出声音，情况就好多了。凤凰在规模、资金、人才上，没法跟中央台比，但他们的新闻快、全、多，有评论，吸引了一些高端的华人观众。
记者：对中国电视的未来您怎么看?
杨伟光：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电视站起来了，基本上是自己的节目占领了自己的屏幕，这是第一次飞跃；新一个30年应当是中国电视走向世界的时代。中国电视在制作理念方面要勇于借鉴西方媒体。虽然西方媒体很多观点我们不苟同，但是理念要借鉴，我们的节目要让人家看得懂、喜欢看，而首先是看得懂。
记者：您现在其实是退而不休，还在做事，听说您还准备进军新媒体领域。
杨伟光：中央领导同志最近提出发展网络电视，我认为这是对的。新媒体，尤其是网络电视，对传统媒体挑战太大了。 我现在就是在做一个能够覆盖全球的网络电视。领导同志们调研以后都很支持这个事情，现在已经开始运作了。
这个网络电视系统，有好多种功能。现在的电视是7点播《新闻联播》，过了7点就没了；网络电视可以点播，还可以唱卡拉OK、购物，将来一定会成为主流媒体。
我在台里时就办了两个国际频道，4套和9套。现在我希望依托网络传播中国的声音。中央电视台是官方层面的，这个是民间层面的。操作起来并不复杂，全部华语报纸、电视台、华人组织联合起来，还包括个人。你看到了什么用DV记录下来，传给我们，就是一条片子。可能没有那么专业，但亲切、快捷，感觉会不一样。初步决定办新闻、电视剧、电影、娱乐、学汉语、中医中药等30个频道。
记者：怎么赢利?靠收费还是靠广告?
杨伟光：靠收费，但不搞高收费。也可以做一点广告，还可以搞点播。点播也搞低收费，一个人付一块钱看一部电视剧，100万人就是100万元了，全球华人有很庞大的数量，而且还是喜欢看这样的节目的。第二步，我们要制作外语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和电视剧下面打上外文字幕，让中国电视真正进入国外主流社会。现在已经是我们的文化走向世界的时候了。我相信，网络电视是十分重要的渠道。
央视元旦主持词篇7
Abstract： Fitch Ratings， one of three international rating institutions， declared the China's sovereign rating level is degraded on April 9， 2013， as China's financial risk and local government debt risk were increasing. The paper studies whether the local government debt risk is controllable， and whether it causes economic crisis.
关键词： 地方债务；土地财政；地方政府偿债率
Key words： local debt；land finance；local government debt service ratio
中图分类号：F8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24-0127-02
1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起源及规模
2008年11月18日，为了抵御金融危机给国内经济带来的冲击，中央政府推出了4万亿经济刺激一揽子计划，并将2009年的全国经济基调定为保增长。然而，具体到4万亿资金的来源，中央政府承担的则仅是其中的1.18万亿。为了解决其他近3万亿的资金来源，2009年初，央行与银监会联合发文，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组建投融资平台，发行企业债、中期票据等融资工具，拓宽中央政府投资项目的配套资金融资渠道。于是，融资平台成为地方政府为中央项目配套资金的重要手段，政策的放宽，使得2009年全国信贷规模突然放大。许多信贷都流向了地方政府。
那么截止到2012年底，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到底有多大？
据惠誉统计，截止到2012年底，中国的信贷总量与GDP比值为198%，在2008年底的基础上增长73个百分点；在地方债务方面，截止到2012年底，地方债务规模为12.85万亿元，占GDP25.1%，在2011年底23.4%的基础上增长1.7个百分点。同时惠誉指出“中国地方政府因为关联的企业和其他平台债务问题还有大量的或有债务。”中国审计署负责人近期预计，现有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为15-18万亿元，占2012年底GDP的29-35%。这远高于惠誉12.85万亿元的预估值。
2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信用分析
2.1 地方政府债务迎偿还高峰 未来三年35%贷款到期 2011年6月，审计署公布了迄今为止对于地方债务问题解答最为详细的《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详见下表。
2.2 地方政府偿还能力分析
2.2.1 地方政府债务特点 ①对银行信贷依赖较大。审计署的数据显示，从借款来源看，2010年底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中，银行贷款为8.46万亿元，占79.01%，而发行债券的占比仅为7.06%。②过度依赖土地财政。2010年，土地出让金占地方可支配收入27%。在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中，承诺用土地出让收入作为偿债来源的债务占23.79%，达到2.55万亿元。
2.2.2 地方政府偿债能力分析 ①持续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施压地方土地财政。随着国家楼市调控政策的日益严厉，到2011年前三季度，我国土地市场呈现流拍率上升、溢价率下降的态势，这导致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大幅锐减。土地出让金的下滑抑制地方政府可支配收入的增长，使地方政府偿债压力加大。②地方政府投资项目赢利较差。地方政府盲目投资的20多个行业的产能过剩，钢铁、水泥、多晶硅、光伏等行业尤为严重，效益非常差。
3 地方债务风险可控性分析
由于忧虑经济转型及地方债务风险，国际评级机构惠誉宣布下调中国长期本币发行人违约评级一个级距至A+，评级展望为稳定。地方债问题发源自2008年经济危机时，政府推出四万亿刺激经济政策，直接导致2010年初通胀抬头，政府开始房地产调控。而房地产调控导致中国经济再次陷入疲软，各地政府为刺激经济依然走回最容易的老路子，靠卖地财政、基建投资来保持经济繁荣度，粉饰政绩，然而银行不愿再增加地方融资平台敞口，因此地方政府主要转向债券市场，限制平台公司（比如信托）发债的规定被放松，地方权力的加大，债券从中央向地方自行发债转变，企业债狂潮迅速升温，这正是“旧债未还，新债又起”。非常规的货币宽松政策必然导致两个结果，第一是通胀。第二是产能过剩。这些超发的货币最终一定会在实体经济出现。通过银行和信托发行形式的转变使债务风险具有很大隐蔽性！在过去，中国的银行业是新发行企业债的最大买家。然读者是从以上资料是否就可断定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失控了，它会发酵到引发欧债一样的严重经济危机？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因为面对地方政府巨大的债务黑洞，中央政府不会坐视不管任由其继续膨胀。
一是早在2010年7月6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在部署2010年度中央预算执行等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工作时，把“有效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列为各项整改工作的首要任务。2011年上半年，由国务院统一安排，审计署对中国地方政府性债务进行专项审计。2012年12月31号下午，财政部下发《关于制止地方政府违法违规融资行为的通知》，本次《通知》的约束性条件更为明确，列明了须收紧的地方政府融资项目的条件，以及必须禁止的违规、违法融资具体行为。这是财政部主管地方政府性债务以来，首次联合相关部门，就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公开发文，涉及地方政府性债务可能在12万亿元左右，且与多数融资渠道相关，整治力度之大，涉及范围之广，均属空前。
二是中国是财产型政府，中央政府财政比较富有。这决定了当发生政府债务危机时，中国有足够的资源去化解兜底。而，这一次越来越多的债券被打包成理财产品出售给民众。尽管此举使得银行得以降低其对地方政府的表内敞口，然而，一旦这些债券未来发生违约，银行体系很可能将不得不弥补投资者未来的损失。4月18日，多家银行和金融机构表示，目前已经暂停了债券业务！因为他们很可能成为地方烂债的最终买单人！中国债务问题的前车之鉴是“欧债危机”。欧债危机导致欧洲经济一落千丈。最近德国央行行长魏德曼警告称，欧债危机还需长达10年才能结束。他没有理会一些政治领导人有关危机最严重阶段已经过去的看法，这一客观看法正是基于原先鼓吹的欧洲经济一体化仅体现在货币统一，而各国经济体发展不均衡，财政没有统一，并且没有一个实权机构负责各国间有效协调，希腊债券危机爆发后，由于经济发达的国家不愿及时伸出援手提供支援（主要是钱），最佳的解决时机一再错过，而且一波接一波蔓延。虽然中国与欧洲的金融体系的核心都依赖银行体系，一旦爆发金融危机，则所有的风险都先集中在银行体系内（包括债务）爆发，进而会迅速扩大波及到实体经济，那么经济可能十年、几十年都不会复苏。我们的地方债发酵会不会引发欧债一样的严重经济危机？从长远来说，地方政府要改善财政问题必须开源及节流。
4 总结与展望
地方债务危机是由于中央权力下放时约束过小，制度不规范、不透明、监管不到位造成金融体系存在漏洞、风险加大，这也是国家金融体制改革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和教训。央行和监管机构应该推进汇率自由化、增强银行债务风险管理、加强影子银行监管以及控制地方债务问题为金融改革几项首要任务。
参考文献：
[1]付庆红.公共财政视角下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研究[D].2007.
[2]张海星.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分析[J].宁夏社会科学，2006（06）.
央视元旦主持词篇8
关键词：外汇储备 资产 管理
我国超过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如何运用成为近来国内外关注的焦点。同样成为关注焦点的是我国外汇储备惊人的增长幅度，近3年来，我国外汇储备每年的增长都超过2,000亿美元，仅2006年一年外汇储备就增加了2,473亿美元!在这种情形下，如何看待我国的外汇储备及其管理问题也成为人们感兴趣的问题，本文尝试对此进行一些思考。
一、外汇储备的本来意义
一般国家的货币当局都会持有一定数量的国际储备，主要是外汇储备。国际储备的定义是“一国货币当局为弥补国际收支赤字、干预外汇市场及其他目的，而直接控制并随时能够使用的国际间可接受资产”。根据该定义，国际储备的主要特征体现在它作为干预资产的效能上。为此，国际储备必须具有充分的流动性和高度的安全性。作为国际储备的资产，必须是随时都能够动用的资产，这样，当一国国际收支赤字出现时，就可迅速动用这些资产予以弥补，或干预外汇市场来维持汇率的稳定。所以国际储备常是存放在国外银行的可自由兑换的外币存款和外国，特别是美国政府债券，因为美国政府债券具有很好的流动性。
可见，货币当局持有国际储备主要是出于应付国际收支赤字和干预外汇市场的目的，而不是为了进行投资赚钱，所以具有高度流动性和安全性是外汇储备管理的最高原则。近来人们在讨论我国外汇储备管理问题时往往忽视了外汇储备的本来意义，过多地集中到如何运用以提高我国外汇储备的回报上。而且混淆了外汇储备管理和超过外汇储备需要以上的外汇资产运用这两个不同的问题。对于超过外汇储备需要以上的外汇资产确实有一个如何运用以期在一定的风险水平下获得最大回报率，或者在一定回报率下谋求最小风险的问题，但是对于大部分的外汇储备是不可将其回报率与其它民间投资回报率进行比较，从而认定我们的外汇储备有了多少损失的。
二、外汇储备与金融危机防范
在经历了上个世纪90年代的货币危机，特别是1997东亚货币危机之后，许多发展中国家纷纷增加了外汇储备的持有。据认为“充足的”的外汇储备有助于增强本国货币信心，从而具有防止投机性攻击和货币危机的作用。这样，在传统的干预外汇市场的作用之外，外汇储备又增添了新的作用。如果要从这一作用来进行成本收益分析，那结论将是外汇储备多多益善，持有外汇储备的任何成本在外汇储备防止金融危机的收益面前都将微不足道。
持有较多的外汇储备对于发展中国家增强本国货币信心，防止投机性攻击和货币危机可能具有一定作用。但我们不应夸大外汇储备在防止金融危机方面的作用。事实上，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一系列货币危机中人们得出的一个重要教训是：投机性货币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我实现的。一旦投机者发动攻击，货币危机就难以避免，不是因为你的外汇储备不充足，而是因为一旦投机者预期你要发生危机而展开攻击，维持汇率的代价就会变得非常大，以至于放弃支持汇率成为最好的理性选择。不仅如此，伴随金融全球化的发展，上个世纪90年代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大大增加，仅在1990到1998年之间，成熟市场机构投资者管理的资产就翻了一番还多，达到30万亿美元，大约相当于当时全球GDP的水平。仅美国一家共同基金巨头管理的资产就达到1.2万亿美元。面对国际机构投资者庞大的资金规模，任何国家的外汇储备都难以变得“充足”。因此我们认为，所谓“充足的”的外汇储备能够防范金融危机只是一个神话而已。一个国家要想防止金融危机最根本的是要执行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努力建立起审慎的金融监管体系，而不是去积累过多的外汇储备。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能够反映一国对外支付和支持汇率能力的并非仅仅局限于外汇储备，还包括一国对外借款能力(两者被统称为一国的国际清偿能力)。事实上，随着欧洲货币市场高度发展，跨国银行业务活动不断扩大和国际经济合作的逐渐加强，一国货币当局往往能利用国际借贷迅速获得短期外汇资产来应付国际流动性问题。例如，与国际金融机构或他国政府签署筹款协议，便可使一国政府获得潜在的支付能力。这种筹款协议，如“备用信贷”、“借款总安排”、“货币互换协定”等，虽尚未形成现实的储备资产，但只要协议达成，一旦出现国际流动性问题，国际金融机构或他国政府便保证及时提供一定贷款予以支持。中美已经建立了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如果我们不仅仅是对话，而且积极地与美国政府展开实质性的金融合作、签署筹款协议，同时也与七国集团的其他国家签署类似协议，那么我们便可以节约外汇储备的持有，使国民财富更多地以实物资本的形式和民间持有的外国资产的形式体现，这将提高我国国民储蓄的质量。
三、过万亿外汇储备的管理
由于过去政策执行结果，央行目前已经持有过多的外汇储备，过多的外汇储备不仅带来外汇占款激增和流动性过剩，万亿美元储备如何管理本身也成为另一个金融难题。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适度内的外汇储备如何管理?另一个是超过外汇储备本身需要的多余外汇资产如何运用?关于第一个问题，主要是做好储备货币多元化的战略选择，以及在日常管理中解决好流动性和盈利性之间的平衡，例如根据流动性和盈利性，将储备资产分成“一线”、“二线”和“三线”储备分别进行管理。目前我国外汇储备主要以美元资产形式持有，据认为美元资产占到了70％左右。提高欧元、英镑等其它国际货币在外汇储备中的比例应该说是明确的方向。不过由于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过于庞大，外汇储备的多元化实施起来可能比较困难。但这并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学者们和舆论往往夸大了美元贬值对我国外汇储备造成的损失。美元贬值对我国外汇储备造成的损失主要是帐面上的(会计学意义上的)，而不是经济意义上的。众所周知，美国现在实行的是对外弱势但对内强势的美元政策。人们对美联储及其主席伯南克保持低通货膨胀的决心和能力应该是有信心的。只要我们的美元储备不去兑换欧元、日元或人民币，而是去美国购买商品、服务、技术和不动产，或去国际市场购买那些以美元标价的大宗商品，我们的美元储备就不会因美元贬值而蒙受损失，何担心之有呢?
对于超过外汇储备本身需要的多余外汇资产如何运用的问题，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方案。如用这些外汇购买黄金和石油等战略资源、购买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国有金融机构改革，甚至是填充社会保障资金缺口、投资教育和医疗等。通过购买黄金、石油和其它大
宗商品来消化官方外汇资产，其困难在于巨大的需求将导致价格爆涨，从而使我们蒙受损失。所以与储备货币多元化一样，建立战略资源储备将是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购买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属于微观企业的决策，应由企业自主进行(经常项目已实现自由兑换)，这似乎不是官方外汇资产好的消化方式。至于填充社会保障资金缺口或投资教育和医疗这样一些方案，其问题在于，在现行制度下，外汇资产在国内的任何运用，都将导致这些外汇重新回流到央行，这就违背了消化多余外汇储备的初衷了。多余外汇资产恐怕只能够到国外去运用。关于多余外汇资产运作主体，成立一家专门投资公司来进行商业化、专业化运作会更加有效率，因此我们认为成立由政府控股的“国家投资控股公司”是值得考虑的方案。至于“国家投资控股公司”由央行主导还是财政部主导，我们认为应该是后者。中央银行是货币政策的责任机构，政府金融财产的管理从职能上来说应该归属于财政部。所以从职能的角度由财政部来主导“国家投资控股公司”的建立是理所当然的。
具体的做法可以是财政部通过在社会上发行人民币债券筹集资金，用发行所得向央行购买这笔超额的外汇资产，然后用其出资建立“国家投资控股公司”。较之财政部直接向中央银行发行债券置换这笔外汇资产，向社会发行人民币债券的方式使央行得以回笼与这笔外汇资产相对应的高能货币，显然是更为可取的方法。需要指出的是，一旦央行的外汇储备转移到了这家“国家投资控股公司”，它就变成了单纯的外汇资产管理问题，而不再是外汇储备管理问题了。至于这笔外汇资产如何进行运作，那是受聘的职业经理人去考虑的事情，不需要我们去操心。政府要做的只有一件事：规定业绩指标。需要注意的是，这家公司虽然由财政部出资，但不应要求其执行原本属于财政的职能，所以，像注资社保这类事情是不能要求这家公司去做的。政府能否完全不干预这家公司的投资和经营活动，是我们能否指望它像新加坡淡马锡公司那样成功的关键。
四、流量问题：经常项目顺差过大的弊端
成立“国家投资控股公司”只是解决了过剩外汇储备的运用问题，并不能消除产生外汇储备过剩的根源。如果目前的政策不做出重大调整以解决外汇储备过剩的根源问题，那么不出四年，我国的外汇储备就可能翻翻。中国外汇储备过快增长是我国国际收支赢余大幅、快速增长的结果。后者反映的是我国经济的外部失衡。近年来造成我国外汇储备过快增长的主要原因是贸易顺差的急剧扩大。所以要从流量上解决我国外汇储备难题，需要较大幅度地减少我国经常项目顺差。在我国，人们根深蒂固的观念是经常项目逆差过大固然不好，而顺差过大并无不妥，甚至认为我国经常项目顺差大是经济健康的标志。所以不解决认识上的问题，我国经常项目顺差就难以较大幅度地减下来。
实际上经常项目顺差过大有许多弊端。首先是我国容易成为歧视性贸易保护措施的对象，这种歧视性贸易保护措施对我国经济的打击要远比人民币升值为大，人民币升值是一种价格冲击，打击的只是赢利能力低的不好的企业，而歧视性贸易保护措施，特别是非关税壁垒，打击的是包括赢利能力强的所有企业，而且贸易摩擦还会使我们付出昂贵的政治成本。其次，经常项目顺差过大意味着我们积累大量的外国资产，在一定的国民储蓄水平下，这意味着对国内工厂和设备的投资减少。而如果国民储蓄用于国内投资而不是积累外国资产，本可以减少国内的失业率，能够给国家带来更多的税收。更为重要的是，相比较积累外国资产，国内投资这种积累财富的方式能够增强国家未来创造和拥有更多国民财富的能力。早在18世纪，大卫・休谟在驳斥重商主义观点的时候就曾经指出：重商主义者们过分强调了国民财富中的一个相对次要的部分――贵金属，却忽视了产生国民财富的主要源泉――生产能力。对于仍然处于发展阶段的中国而言，这一点尤其重要。第三、经常项目顺差代表着拥有对外债权，持有过大的对外债权将来可能会遭受无法收回所有权的损失。最后，如果我们巨大的经常项目顺差是由于低估货币，压低本国工人工资(相对于劳动生产率)，税收和土地使用上的优惠等等对出口部门补贴而获得的价格竞争优势造成的，那么经常项目顺差在没有给我们带来应有贸易利益的同时还会扭曲我国的产业结构，抑制我国服务业的发展，阻碍内需的扩大，最终导致我国外汇储备问题的进一步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