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医学论文范文

藏医学论文篇1

【关键词】南派藏医药；甘孜州；发展

【中图分类号】R2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7-8517（2016）08-0011-01

藏医药是继中医药之后的第二大传统医药，位居四大民族医药（藏、蒙、维、傣）之首。南派藏医药特色突出，探讨南派藏医药的发展现状，对发展藏医药有重要意义。南派藏医药植根于复杂多样的地理、气候及生态环境的康巴地区，经过多年的发展，通过对产生于南方河谷地带的藏药材以及好发于温热带地区疾病的瘟疫、赤巴病等常见疾病深入观察和研究，本文通过实地考察，结合相关文献研究南派藏医药的起源、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1南派藏医药的起源

藏传医学历史悠久，公元8世纪藏族人元丹?贡布所著的经典著作《四部医典》使藏医学发展到成熟阶段[1]。宿喀?娘尼多吉被称为“南派藏医药”理论创始人，他以《四部医典》的理论为指导，对产生于藏南河谷地带的藏药材和藏族山区常见疾病进行探讨和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南派藏医药学派便应运而生，随着藏医药的传播和发展，其极大丰富藏医药学理论[2]。南派藏医药一直到藏医药大师司都?确吉迥列的时代，南北派藏医药学才得到真正意义上的统一。

2南派藏医药的特点

甘孜州的南派藏医药一度成为藏医药中坚力量，领导了整个藏医药学的继承、发扬。以嘉央?青则江布等藏族同胞为杰出代表的十九世纪初南派藏医药学家，使藏医药有了空前的发展[3]。南派藏医药代表性著作主要有《草药鉴别》、《草药性味》、《草药生态》、《晶珠本草》。南派藏医药擅长推拿、按摩、擦涂、火罐等综合治疗。南派藏医学长于治疗脾胃疾病、肝胆疾病和高原性风湿等病症[4]。

3目前甘孜州南派藏医药发展现状

四川甘孜州是南派藏医药发源地[5]。以大德格为中心的甘孜州南派藏医药业发展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青藏高原本土原始藏传宗教盛行时期。近年来，甘孜州德格等县藏医院接受了境外爱国藏胞和民族宗教人士的捐资办学，开设多期藏医药培训班，对南派藏医药的发展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作者对甘孜州藏医院、德格县藏医院考察发现，藏药制药及藏药植物栽培等学科高级人才缺乏，高级人才问题成为南派藏医药发展的重要限制因素[6]。

4发展南派藏医药的思考

南派藏医药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底蕴，对其进行保护和传承是新时期发展民族医药的必经之路。作为一名藏医学的研究者我认为保护方式包括：首先是加强南派藏医药的培养，人才是促进藏医药发展关键。重点培养好藏区藏药材资源可持续利用、民族医院临床藏医学和藏药制药技术这三大领域的技术人才。通过集中培训和技术扶持政策，将藏医药大师的理论和方法等传承给少数民族地区年轻一代藏医药人员，将其发扬光大；其次应加强对南派藏医药在民族地区临床试验的推广，让广大群众认可藏医药的疗效，建立民间疗法档案为藏医药的研究、开发奠定基础[7]；第三，加强对四川康巴地区藏药资源保护，通过开展对虫草，松茸等野生藏药的普查，提出甘孜州野生藏药材保护计划，实现藏医药资源可持续利用。

参考文献

[1]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藏医药[J].世界报，2015（2）：16.

[2]汪洋，甘孜州中藏药业开发战降思考[J]. 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3，12（1）：22-24.

[3]祝彼得，王战国.试论藏医药研究与藏族传统文化的关系[C].2012全国藏学术讨论会文集，2012：435-439.

[4]胡尚钦，黄璐琳，杨晓.南派藏医药的起源与发展[J].中华医学研究杂志，2005（12）：23-24.

[5]华桦.我国南派藏医药的形成与发展概述[J]0中国民族医药杂志，2010（5）：7-8.

[6] 杨嘉铭.康巴文化综述[J].西北大学学报，2008，27（4）：9-16.

藏医学论文篇2

《藏医药古籍目录》的编写是藏医药古籍保护与整理的重要环节，因此探讨藏医药古籍目录的编写体例就显得至关重要。《藏医药古籍目录》编写的主要内容应包括：书名、著者、版本、内容提要、存佚等。

【关键词】  藏医药 古籍 目录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藏文典籍浩如烟海，其数量仅次于汉文典籍。藏文典籍中有大量的藏医药典籍。作为藏医学知识主要载体的藏医药古籍，从古至今一直是藏医学传承、创新、发展的源头活水，并且是我国有优势的卫生、科技、文化和产业资源，具有重要价值。同时，藏医药古籍也积淀着藏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和文化特征。2005年《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中指出：“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源。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文化生态正在发生巨大变化，文化遗产及其生存环境受到严重威胁。……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刻不容缓。”“藏医药”被列入2006年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开展对藏医药古籍的保护与整理，是文化遗产保护、我国全部古籍保护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藏医药古籍保护工作的第一步是完成藏医药古籍目录的编写。由于历史的原因，很多藏医药古籍珍藏在寺院和民间，大量的藏医手抄本、善本、孤本及“口传古籍”等正面临着流逝和失传的危险。对于藏医药古籍的存世现状并不清楚，这就严重影响藏医药的推广和科研工作的开展。目录学是读书治学的入门书，也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重要方法。藏医药古籍目录的编写能够清楚地反映历代藏医药古籍的基本状况，也是我们学习藏医学的入门书。

    藏文典籍目录的编著具有悠久历史。吐蕃时期，由于大量印度佛经的翻译，公元8世纪末，赤松德赞时期，产生了第一部藏文目录学专著《旁塘目录》，此目录已亡佚。现存最早的藏文目录是赤松德赞时期，译师嘎瓦贝等人编写的《丹噶目录》。此后历代都有藏文典籍目录的编写。编写图书目录，首先涉及图书的分类问题。目前对藏文图书进行分类较有影响的是以下几种：喜饶嘉措大师的分类，拉卜楞寺藏文典籍总目录的分类，东嘎·洛桑赤列教授的分类，黄明信先生的分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图书馆的分类［1］。医学属于藏族传统文化十明中的医方明，在以上几种分类方法中，藏医学皆归入“医方明”。

    藏医药古籍目录的编写需要确定收录古籍的范围（时间上下限）。藏医学历史悠久，起源于古代的苯教医学，至今已有三千八百余年的历史。藏医药古籍是记载藏医药知识的古代书籍的简称。藏医药古籍收录的时间上限可以上溯到古象雄时期。本世纪初，从敦煌千佛洞发现的古文献中，i.0.755号写卷已被公认为一部象雄语的医学文献［2］。西藏那曲地区藏医院医生阿加就收藏了古象雄时期的医书，包括苯教创始人辛绕弥沃齐所著《象雄解除痛苦的医学广论》《象雄消除病魔白药瓶》《象雄药论甘露》《象雄消除病魔黑瓶》等书，均系手抄本［3］。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藏医药事业的发展进入了崭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认为藏医药古籍收录的时间下限可以划定为1949年。

   

在编写藏医药古籍目录时，必然涉及对藏医药古籍进行分类。早期的藏医药著作藏医和藏药一般不分开，现存最早的藏医学经典著作《月王药诊》，内容涉及人体生理病理、疾病病因病机、诊断治疗、药物学和药物治疗等。藏医学经典《四部医典》由《根本部》《论说部》《秘诀部》《后续部》4部分组成，内容包括人体生理病理、疾病病因病机、诊断治疗、药物、养生、医德等。藏医学的分科最早见于《四部医典》，《四部医典》全名《甘露精华八支秘诀经》，八支者将医生治疗的疾病概括为普通疾病、儿科疾病、妇产科疾病、神志疾病、创伤疮疡、中毒症、养老及滋补壮阳等8个分支。

    关于藏医（医方明）图书的分类，东嘎·洛桑赤列教授将“医方明”分为：续部及其注释、药书译注、本草、零散著作。黄明信先生将“医方明”分为：医典及注释、医药著述、药物图谱、零散著作。杰西·西饶江措《藏文典籍目录学的源流及其分类研究》一文将“医方明”分为：一般著作、译著及注释、四部医典及注释、药物图鉴、其他［4］。上面三种分类方法实际是将藏医典籍分为：经典著作及其注释、（药书）本草类、其他（零散著作）三类。参照《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对中医书籍的分类方法：医经、基础理论、伤寒金匮、诊法、针灸 按摩、本草、方书、临证各科、养生、医案医话医论、医史、综合性著作。我们认为可以将藏医药古籍分为三大类：藏医类（包括医经及其注释、一般著作及其注释、临证各科、曼唐）、藏药类（包括本草、方书、药物曼唐）、综合类（包括医史、养生、文史丛书和学者文集中的医学著作）。

    东嘎·洛桑赤列教授认为藏文图书详细目录的填写应该包括：总编码、部类名称、字母标号、书名、简称、别称、作者姓名、别名、成书时间、主要内容、抄本、印本、篇页长短、每页行数、函数、章节、页数、是否完整、馆藏部数等19项内容［5］。照东嘎·洛桑赤列教授藏文图书详细目录，结合藏医药古籍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藏医药古籍目录的编写主要内容应包括：类名、总序号、书名（包括通行书名、全书名、简略名、异名、书名编号）、著者（包括生卒年代、姓名〈人名著录选用常名，遵循约定俗成，注意各藏区的地域特色，强调人名的规范化。同名同姓者，可以在其名字前贯以地名、职位等加以区别〉、别名、著者编号）、版本（包括著作年代、出版时间、地点、出版者、版本类别、卷数、页码数、是否完整）、内容提要、存佚、收藏处代号、备注等。为了全面了解藏医药古籍总的状况，在进行目录编写时，应该收录著录存世或公开出版的藏医药学历代古籍以及已经亡佚但是见于古代医学文献、历代史书方志及学者文集中记录的医药书籍。

    藏医药古籍目录中同一类目的著作按照成书或刊行年代先后编排。成书年代不详者，一般以作者卒年为准。生卒年不详或者无从考证者，则注明“成书年代未详”。著作年代的书写用三种纪年法 ，包括传统藏历纪年法、中国历史纪年法（历代帝王年号、干支）和公元纪年。1911年以后只著录传统藏历纪年法和公元纪年。

    藏医药古籍书名取一最通行者为书名。藏医药古籍往往有很长的全书名和简略书名，本目录著录时全书名列于通行书名的下方，其他异名，均冠以“又名”字样，列于全书名之下，并反映在书名索引中。例如《四部医典》（通行书名），全名为《甘露精华八支秘诀经》，又名《医学四续》。

    藏医药古籍目录的编写首先要反映其藏文特色，同时应该重视其具有国际交流意义，所以我们认为藏医药古籍目录的文字应该包括藏文、汉文、英文、藏文字母拉丁转写等4种文字。

    藏医药古籍目录的编写，既要参照传统的藏文目录编写体例和吸收现代目录学的研究成果，又要遵循藏医药古籍的实际情况。

【参考文献】

 

［1］阿华.藏文典籍的分布及其分编问题［j］.中国藏学，1994：2.

［2］罗秉芬.敦煌本吐蕃医学文献精要［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125.

［3］索朗措姆，拉珍整理.古今藏医药文献书目编制［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6：36，38，39.

［4］杰西·西饶江措.藏文典籍目录学的源流及其分类研究［j］.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2，1（4）：1.

藏医学论文篇3

关键词　藏族　医学文化　天人观念

中国古代思想家对天与人的关系，虽并不简单地归属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但却非常注重人与自然的统一，人的行为与自然的协调，道德理性与自然理性的一致。藏族受藏传佛教思想的影响，在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时产生出“无情有性，真爱自然”的观点。认为大自然的一草一木皆有佛性，有其存在的价值。藏医在发展过程中，逐渐了解了自然，他们将人体比为一颗大树，大宇宙时刻养育着人体。认为自然界的一切物体，是由一种肉眼看不见的微小尘埃“多查热”不断运动、渐渐积厚形成的。

1　藏族宗教中的天人观念

1．1　藏族苯教中的天人观念

苯教是藏族本土宗教，虽有佛教文化对其极大的冲击，但由其几千年的文化淀积仍发展至今，生生不息。苯教信仰万物有灵，重视祭祀，以天、地、日、月、星辰、大河、湖泊、雪山、巨石以及自然界各种神奇现象作为崇拜和祭祀的对象，信奉天降“神旨”等。其中苯教最为鲜明的特点之一就是对天神的崇拜，认为一切都来自天上，对天非常敬崇。在远古时代的藏族先民眼里，彩虹是一种捉摸不透的自然现象，或是一种神，或是某一种神显现的外在形象。因此，苯波教巫师为使国王有别于普通人，让每位国王的头顶与天之间有一条白色的天(神)绳，国王可凭借这一“天神”顺利从天而降做人间国王，临终时又可凭借这一“天绳”缓缓地升上天空。虹成为联系天界与地界的通道。可见，苯教这一原始宗教在最初的年代里对“天”的理解还处在一种神秘的信仰与崇拜阶段。天对与人来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苯教经典《斯巴卓浦》的创世论中说：宇宙的开端是一片虚空，不存在任何东西，自然也不存在空间与时间。当这虚空产生光与光线时，宇宙的时间系统就有了开始阶段；跟着，光为父，光线为母，它们使宇宙有了光明与黑暗之别，同时也就有了热与冷之别；这样，宇宙产生微风如同呼吸一样，在冷热的作用下，微风又形成霜，霜又结成露珠，露珠积成水，于是如镜之大海(又称池塘)就出现了……。同时，在创世论中还提到了，苯教强调神和人类的共同起源，人和神之间存在亲缘关系，其创世传说描绘了一幅天神、人类、动物、生灵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宇宙世界图形，即三界说。

从苯教的创世论中可以看出，虽然藏族先民对“天”存在着神圣的崇敬感，但也希望与天神之间有一种亲缘关系，能够合乐共处，相互依存。创世论中也蕴藏着最朴素的对立统一观念，如，光明与黑暗、冷与热等，形成了藏族原始的自然观。这种自然观对最初的及后世的藏族医药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如，苯教早在公元前6世纪就已经有了自己独特的药理和医疗术。据记载，苯教祖师东巴辛饶曾给弟子传授了“医疗术”和“药理”两种医学理论。作为原始文化脱胎而来的苯教医疗学，其中不乏有一些迷信和宗教的成分，如在诊断和治理过程中还要进行一系列的打卦、问卜、驱鬼等仪式。但是，它对藏医药理论体系的构建起到了重要作用。

1．2　藏传佛教中的天人观念

随着社会的发展，佛教的传人对土生土长的苯教产生了巨大地冲击。苯教也随之逐渐蜕变，既融入了佛教的理念精髓，又保留了本土特色，时至今日仍然存留在藏族这片土地上。佛教文化的博大精深对藏族人民的思想起到了很大的影响。从日常生活到思想理念无不深深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藏民认为，只有接受到了佛教的正规洗礼，才能成为一位尊贵的人。接受佛教的教育，就要学习传统藏族文化包括大五明和小五明，即工巧明、医方明、声明、因明、内明和修辞学、辞藻学、韵律学、戏剧学、星象学。其中藏医学属于“十明”之一，是藏族文化中的瑰宝。因此，佛学与医学是紧密相连的，藏医药学的博大精深，也正是通过蕴藏的佛教文化思想而显示出与其他民族医药学的不同。佛教思想的博大精深之处正是在于它深刻揭示了人体与自然宇宙之间的微妙关系。佛家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缘起论的基础上的。缘起论是整个佛教思想的基础。它认为世界万事万物都是因缘和合而生的，缘聚则生，缘散则灭。由缘起论，佛家提出了以整体论与无我论为主要特征的“人与自然”关系理论。在整体论与无我论的基础上，佛教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时产生出“无情有性，真爱自然”的观点。佛教教义中有“依正不二”的理论，意思就是任何生命包括人类所依存的环境，与自身的存在是合而为一、不可分割的。这一理论也解释了人与自然的密切关系。佛教思想中的缘起论阐释出了人的生命缘起及人与自然的深刻关系，对系统建立藏族生命观奠定了理论基础。

更能直接体现天与人之间密切关系的，是8世纪初期出现的一部著作――《佛说养生经》，书中说到，人体是个小天地、小宇宙。宇宙间的一切都会在人体上反映出来，其任何变化都会影响人体；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也影响和作用于环境。更重要的理念还在于，人体必须注意饮食、生活习惯、精神活动及环境之间的协调统一。正是在这样的“天人合一”哲学思想背景下，孕育了藏人早期的生命观及养生观，之后藏医将“龙”、“赤巴”、“培根”称为构成人体的三大基本元素。藏医药学认为，自然界的万物是由土、水、火、风、空五大元素形成的，人体也是由这五大元素形成的，表现在人体生理特征的隆、赤巴、培根以及药物的性味功能都是由这五大元素形成的。这就说明，自然界万物、气候、人都具有土、水、火、风、空的同一属性，藏医称之为“天人同性”。

藏传佛教的出现对藏族医药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仅影响了藏族生命观的完善，藏族医药学的发展，同时藏民生活习俗的观念也受其影响。2藏族生活习俗中的天人观念

藏民族生活在世界屋脊上――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地区。藏人称自己居住的土地为“十万雪山，十万江河”，这是藏人的生存环境。藏人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中，自然形成了豪迈爽直的性情。每年藏历七月是藏人沐浴时节，各藏区的人们都愿到清冽的河水中浸泡。他们认为河里的水是药水，能治病。这种习俗与藏区远古的传说有关，相传在一场来势凶猛的瘟疫席卷了藏区时，“门拉”，即药神，把自己化作一颗星辰，将自己高超的医术和药物，化作万道光芒遍撒雪

域山川河流。由此人们便在这一时节里浸入河中去洗净污垢，去除或预防疾病，与山川河水融为一体，达到“天人合一”的景致。《庄子・山木》中表达天人合一的原文是：“人与天一也。”意思是：人与自然是一个整体。今天我们看到，在这片还未完全融入现代轨道的地区，每位藏人心中都存有一片神圣的“天”，这片“天”与其自身是相通的，他将其最朴素的道理融入到了生命之中。

在藏民的生活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人体健康与自然环境的密切关系，逐渐有了养生观念，认为自然平衡和人体和合不是孤立的，而是统一的整体。藏医学认为，某些自然现象、某些星曜的出现，会影响万物，会使人患某种疾病。例如，癫痫等疾病是中了凶曜罗喉罗的毒气而发病的。所以养生学中讲到要顺天行事，就是要避开对人体不利的自然现象和一些星曜。

在藏族的饮食文化中也渗透着“天人相应”的观念。藏民认为，自然界是生命的源泉，人的机体的生理、病理、生长、发育、衰老都与自然界的变化休戚相关。例如，在《四部医典》中讲到，孟冬气候严寒毛孔闭塞，龙促使体内火的功能旺盛，因此要足量地吃些具有甘、酸、咸三味的饮食。这样才能顺应自然变化，以调节脏腑机能，养精安神，益气补血，平衡阴阳，人体就健康；酥油茶是高原居民常饮之物，它除了有丰富的营养之外，还具有耐寒耐饥和润肤的功效，对于于噪的高原生活来说，酥油茶具有神奇的滋润及保健作用。

3　藏医药学中的天人观念

藏医药学受藏传佛教思想的影响，认为人体疾病的形成，主要有内、外两种因素。内因是由贪、嗔、痴引起；外因由饮食、气候或起居等因素造成疾病产生。如，龙病是由于无明导致贪欲而诱发疾病；赤巴病是由于无明与嗔怒而产生；培根病是由无明与愚痴产生。但同时藏民也认为，疾病的产生并非是一件坏事，他们把疾病看成是扫帚，可以扫除长久以来所积聚的负面情绪，疾病可以提供给人们放慢脚步、欣赏生命的机会。正如《心灵医生》中讲到的治疗之道：“心的真正性质是安详的。借着学习如何放下不必要的忧虑和痛苦，我们让喜悦有机会闪耀。情绪是可以转化的，喜悦不仅唾手可得，更是我们的权利。我们不应让忧虑宰制。”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藏族的疾病观并不是消极的，而是站在另一个视角展示给我们如何正确对待疾病，也为我们现代人重新审视疾病和生命的真谛起到了一定的启发作用。

藏医药学与藏族其他多个学科是紧密联系的，如学习藏医药的人还要学习历学，就是要研究日月星辰的运作规律及它们之间的组合关系，这些组合对外在与内在的四大元素(地、水、火、风)之影响及外在与内在的元素之相互牵引关系。藏民通过对自然的观察、了解，逐渐认识到人的机体与自然界是息息相通的，因此将人体比作一棵树，人体的生理、病理情况全都通过这棵树展示出来。藏民认为，一个有经验及学问的藏医，在把脉时会考虑到节令、气候及地理等因素对脉象、身体状况及外在对内在元素的微妙牵引关系的影响。可见，藏医对“天人相应”的重视。如，《四部医典》对脉诊的描述中：“只缘动脉虽然遍身布，接近脏器谷水若拍岸，适中恰似三夏雷声动……”。藏医通过观察自然界的水流、雷声等现象，将其恰当地引入医学之中，取类比象，将医药理论变得惟妙惟肖，通俗易懂。人体是自然宇宙中的一份子，必然受其影响、制约。藏民通过“顺天行事”的养生及医疗之道，在雪域高原地带生长、繁衍，生生不息。

4　小结

藏族先民认为自然界万物、气候、人都具有土、水、火、风、空的同一属性，所以也将人与自然万物的一致性称为“天人同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天人相应”的观念。不管称之为“天人同性”，还是“天人相应”，只是同一概念不同名称而已，他们更注重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从、生活习俗，到医学理论体系都深深渗透着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正如恩格斯讲到，“思维规律和自然规律，只要它们被正确地认识，必然是互相一致的。”这也深刻地揭示了自然和精神统一问题的丰富内涵。佛教提出的“无情有性，真爱自然”的观点，在我们今天看来，也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藏医学论文篇4

――北京藏医院院长黄福开

揭开藏医药的神秘面纱

藏医药是一门历史悠久、具有完整理论体系和丰富临床实践经验的传统医药，与青藏高原民俗文化圈的生活环境密切相关，是漫长历史岁月的积淀。

早在公元前3世纪，高原人就有了“有毒必有药”的医理。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建立起强盛的吐番王朝。大唐文成公主入藏带去了大量的医学著作和医生。同时，藏王还请了印度、尼泊尔医生入藏，结合高原古老的医学，编辑整理了大量的医学经典著作，其中最负盛名的是云丹贡布所著的《四部医典》。这部医典的问世，标志着藏医独具特色体系的完成。

藏医认为宇宙是由小五行（金、木、水、火、土）和大五行（气、火、土、水、空间）组成，小五行在人体则指心、肝、脾、肺、肾；大五行则包括整个宇宙，整个宇宙都依赖大五行的运行。“隆”（气），“赤吧”（火）、“培根”（水、土）、是构成人体的三大元素（三因学说），任何一个元素的盛衰都会引起疾病发生。藏医学以其独特的“三因学说”、“人体七大物质”和“三种排泄物”为基础理论，在多个学科领域都有自己独特的建树。

千百年来，藏医学广泛吸取汉族医学和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等民族医药学的精华，对某些疾病有独特见解和疗效，使其在祖国民族之林独树一帜，同其他民族医学一样是世界文化宝库的一部分。在世界范围内，藏医学与中医、古印度医学、古阿拉伯医学并称为四大传统医学体系，而后两种医学都没有完整地保存下来，因此，藏医学的学术价值就显得更为突出。

另外可以肯定的是，藏医的解剖学应当跻身于世界传统医学中最先进、最科学之列。从考古挖掘研究，能看出藏民族解剖知识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形成系统的学说也有1200年左右，在这一领域，藏医独领。这与藏族先民的丧葬习惯有直接的关系。我们大都听说过藏族的天葬风俗，天葬师在多年的经验积累中发现了各种疾病与身体各个器官的关系。现在，我们对传统藏医学中的解剖学研究的还远远不够，天葬师对人体解剖学的进步所做的贡献，可能被埋没的太久太多了。藏医解剖学这种诊断方式，也许能为我们打开另一扇门，找到一条人身人体自身规律的新路。

现在，藏医学已经走下高原，在为更多的人解除病痛，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关注。

走进北京藏医院

1951年和平解放后，党和国家非常重视藏医药事业的发展，各地先后成立了藏医院。北京藏医院暨北京民族医院是北京地区唯一一所部级民族医院。它的前身是北京藏医院，成立于1992年，1998年由国家投资易地进行了扩建，并冠名北京民族医院暨北京藏医院。目前新址坐落在亚运村安外小关北里218号，占地面积22亩，一期建筑面积近1.2万平方米，是“以藏医为主，多民族医为一体，集医疗、科研、教学和康复相结合”的特色医院。

步入藏医院大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巨幅画作“布达拉宫的彩虹”。大厅东面墙上，悬挂着藏医药奠基人宇妥・云丹贡布的画像，洁白的哈达沿画像两旁落下，表明藏族人民对他的由衷爱戴与崇敬。公元8世纪，宇妥・云丹贡布以藏医学为基础，同时又吸取了汉族中医、古印度医学和阿拉伯医学的精华，撰写了医学著作《四部医典》。《四部医典》的面世，标志着藏医学的成熟，表明藏医学已发展成为独立完整的医学体系。今天，这部藏医经典著作已被译成8种文字而广泛流传于世界各地。

北京藏医院是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和山南藏医院在1992年联合创办的。年轻的藏医医师拉巴・次仁指着墙上挂着绘有山南地区雅隆文化的汤卡（藏画）告诉我们说，山南是他的家乡，藏医学的发源地就位于山南地区的雅隆河谷，北京藏医院的藏医大夫全部来自于山南地区，使用的藏药也全部是山南藏药厂制作的。山南是早期文化的发源地。人常说“古有雅隆文化，今有山南藏药”。拉巴・次仁大夫为自己家乡有着这样悠久的文化历史而引以自豪。

藏医药学是藏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藏医学认为疾病是人体与自然环境失调所致，医生的职责就是设法恢复和重建平衡。藏医学对人体的观察是很科学和细致的，认为人在一天的早、中、晚不同时间内生理需求是不一样的。因此在用药上也应不一样。譬如对胃寒返酸的治疗是早上服养胃、温胃的药，中午服消炎的药，晚上针对胃返酸的症状单纯服些止胃酸的药。

藏医对人体不同器官生理机能的重视也与中医有所不同。拉巴・次仁大夫说，中医比较注重肾的功能，认为肾为先天之本；而藏医比较看重胃，认为脾胃为先天之本。一个人如果不好好保养胃，就会出现消化不良，吸收不好等症状，该吸收的食物精华吸收不了，而不该吸收的有害物质则被吸收了。

拉巴・次仁大夫还说，藏医学认为人的心理与生理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如果人的内心一旦出现嫉妒、贪婪等念头，就会引起精神上的改变，而精神的改变又会使生理发生相应的变化，从而引发各种疾病。

北京藏医院改变了传统藏医看病不分科的做法，设置了藏医心脑血管专科、藏医药浴专科、藏医肝胆专科。这一做法既有利于临床经验的总结，又有利于提高医疗技术和科研水平。另外，藏医院近年还积极引进其他民族医的优秀人才，进行专科建设。现在又设立了蒙医高血脂专科，蒙医血液病专科，近视、弱视专科和不孕症专科。

北京藏医院暨北京民族医院荟萃了中国各主要少数民族医药的精华，有来自雪域高原的藏医、内蒙古大草原的蒙医、云南边陲的彝医、湖南湘西的土家医、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壮医、贵州的布依族医以及中医等民族医特色专科23个，是我国各少数民族医药在北京的重要窗口。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多次来院视察、指导工作，并对医院的发展寄予了很大的希望。2002年，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领导下，在各级地方政府及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的支持下，把北京藏医院扩建成为一所新型的部级民族医院。现在，北京藏医院已经发展成为拥有300余名工作人员，20多个藏民族医疗特色门诊，50多个综合科室，集中、西、藏为一体的国家二级医院，每天接待患者近500人。

目前，藏医部又从请来了藏医专家忠登朗杰、扎西多杰、关嘉楠登，蒙医邢贺林，壮医黄敬伟等一批全国最著名的民族医专家、教授来院亲自坐诊。10年来，北京藏医院共诊治各种疑难病症近百万人次，总有效率达 95% 。2006年北京藏医院藏医心脑血管专科通过国家重点专科验收，藏医糖尿病专科被列为重点建设专科，北京民族医院暨北京藏医院被列为国家“十一五”规划重点民族医院建设单位。

北京藏医院院长黄开福：开启藏医藏富之门

藏医藏药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瑰宝之一，也是我国传统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卫生事业的重要内容，几千年来为我国藏区人民的健康和繁衍昌盛作出了重要贡献。

藏药是的六大支柱产业之一，研究藏医学20年的北京藏医院院长黄福开不仅让藏医药从高原走向了内地，还要让藏医院走向百姓。

只要北京藏医院院长黄福开一提起，一说到藏医学、藏医院，他总是充满激情：“这里是荟萃了中国各主要少数民族医药在北京的重要窗口。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有关领导的关怀与支持下，我们藏医院人正不懈地打造着民族医药文化的壮丽与辉煌！”

走向世界潜力巨大

“北京藏医院的建立，不仅是作为医疗单位，而且也为了保护民族的医药遗产，是一个推动藏文化传播的窗口。”黄福开说，现在的北京藏医院已经成为北京城中体现藏文化的一处著名“景点”，接待过哈撒克斯坦前总理巴尔金・巴耶夫、加拿大第一主席菲尔芳丹等，他们都曾经到这里参观并接受过治疗。

地区高寒缺氧，有的人由于身体等自身原因，不可能亲自到旅游，黄福开认为北京藏医院也为这一部分人感受雪域风情“打开”了一个窗口。

“据估计，全世界中医药的市场规模能达到360亿到500亿美元，但是现在中国在这个市场中所占的份额还不到5％，这说明我们在开发祖国传统医学中做得还不够好，同样，这也反映了传统医学，尤其是藏医学的市场开发方面还有巨大的潜力。”黄福开说，在继承并发扬中华传统医学方面，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现在，藏药已经成为的六大支柱产业之一，也是青海、四川、云南、甘肃等藏区的特色产业。

青藏高原作为藏医药学的发源地和藏药的产地，特有的生态环境下的优势是是世界上的任何民族医药所没有的。黄福开认为，只要坚持不懈地注入科技含量，不断开发新产品，扩展市场空间，藏药产业就完全能够发展成为中国西部地区的新型支柱产业。“要是哪天我们要到国外去学习藏医学，那可真是我们民族的悲哀。”

对于藏医院的未来发展，黄福开的“野心”不小：“我们不仅仅要让藏医药从高原走向内地，还要让藏医院走向世界。”在北京藏医院里经常能看到的一个现象是，许多外国人在接受完藏医的治疗后都会表示对藏医药疗效的赞叹。从这些“老外”的表现可以相信，藏医药在国际上应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我们正在积极准备在意大利的米兰搞一个藏药的展览。”在黄福开和他的同事们的努力下，藏医药已经迈出了走向世界的脚步。

对于以后的发展，北京藏医院也有着自己的规划，“我们正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藏药的生产基地，同时，我们正在建立一个疗养基地，作为藏区干部在内地医疗的基地，也是干部的康复、疗养基地。”

焕发新生没落远去

黄福开曾经是一名军人，在部队的时候系统地学习了中西医的理论知识，并因其在医疗岗位上的突出表现，曾经两次荣立三等功。1986年，从空军部队医院转业到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黄福开，在浓郁的藏文化的工作环境中，凭借着自身的医学功底和特有的职业敏感，较早的预见到藏医药在内地市场的广阔前景――1992年，他参与创建了北京藏医院。

想到创立北京藏医院的初衷，黄福开不由得发出感慨：作为我国传统医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藏医药在西医的冲击下曾经一度没落，不被人们重视。“北京藏医院创立之初，藏医院就担负起了继承藏医学的历史重任。在保存民间医学的同时，还要用现代科技为藏医学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现在，北京藏医院与中央民族大学共同建立了藏医学的教学班，并成为藏医学班学生的教学实习基地，而黄福开本人也在中央民族大学担任了藏医学的客座教授。据说，首批藏医硕士已经于2002年毕业。

藏医学论文篇5

一、军事医学信息资源优化的概念辨析与界定。

1 军事医学信息资源

信息资源的概念在20世纪70年代被提出，美国信息管理专家霍顿(FWHorton)对信息资源的定义是“来源于文件和公文中的信息内容或信息机构、设备、人员、资金等信息资源的支持工具”。德国信息管理专家斯特洛特曼(KA Stroetmann)认为，信息资源包括信息内容、信息系统和信息基础结构三个组成部分。以上是广义的信息资源定义，狭义的信息资源指的是信息内容本身，本研究的信息资源指的是其狭义定义。

军事医学诞生于军事需求，随着科学技术和医学的发展而发展，随着武器装备和军事战略发展不断提出的医学保障新问题和卫勤新需求而进步。国外虽然没有专门的军事医学学科，但从军事医学实践来看，外军的军事医学不是简单的实施救治，而是更广泛意义的公共卫生体系。

外军军事医学的主要活动涵盖以下几个方面:

①进行的生理和心理评估和测试，筛选适合在部队服役的军队成员；

②在驻军、单位医务室、前置和后置部署的军队医院单位、维和使命或灾难应急响应的行动区域提供医疗服务；

③开展预防医学，包括军事人员的疫苗接种、食品卫生和饮用水安全、工作生活区域卫生、运动和身体训练的医疗监管、健康教育；

④研究适用于军队动物的兽药，保障军队动物享有动物保护和福利；

⑤研究军用药品、血清和疫苗等医疗材料和药剂，进行药品、血清，疫苗和手术设备的采购、存储和供应；

⑥进行军队医疗系统的财务、人力资源、基础设施和设备、信息系统的管理；

⑦在研究中心、研究所、医院进行科学和医学研究。

2001年，第15届军事医学大会提出“军事医学是针对军事单位医学问题需求的知识体系”。《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第2版的“军事医学”条目将军事医学定义为“研究军事活动中军队成员健康保护、健康恢复、健康促进的理论、技术和组织的特种医学，为卫勤保障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撑，以保护、恢复和提高部队战斗力”。

军事医学信息资源指的是军事医学认识主体在研究军事医学过程中所用到的，经过选取、加工、组织、序化的所有有用的信息资源，是卫勤保障所需的研究素材和信息来源。军事医学信息资源与军事医学信息需求密切相关，种类包括图书(如《简式核化生反应手册》、《化学战生物战医学指南》、《生物防恐的生物剂检测》、《军事医学系统论》、《军事医学史》)、期刊(如Military Medicine)、报纸(如The Voice of Federal Medicine )、科技报告(如美国四大报告、英国航空委员会ARC报告、英国原子能局UKAEA报告、法国原子能委员会CEA报告、德国航空研究所DVR报告、日本的原子能研究所报告、东京大学原子核研究所报告等、会议文献(如世界军事医学大会的会议文献)、标准专利、学位论文等，还包含军事医学研究密切相关的网络资源，如军事医学专题数据库、军事医学机构的动态信息(消息、政策法规、会议消息、项目进展、出版目录等)、站点资源(军事医学科研机构、管理机构、相关公司的网站信息)等。

2 军事医学信息资源优化

信息资源建设是指对无序状态的媒介信息进行采集、组织、加工等，使之成为可被利用的信息资源体系的全过程。信息资源优化指的是根据特定图书馆的性质、任务和读者需求，调整信息资源的采选主题、学科等，整合信息资源，根据对信息资源的评价结果，剔除部分资源，增加所需的新资源，通过信息资源的采选、组织、评价、剔除循环往复的过程不断优化馆藏资源。

信息资源的采选、组织、评价和剔除在信息资源优化中的作用分别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信息资源的采选可根据读者需求、学科发展、资源共建共享需求，调整资源采选范围，突出重点学科和特色资源建设；突破传统资源类型的限制，拓展资源收藏的种类，增加数据型工具资源(基础词库、规范文档、机构词典)、事实型数据资源(科研项目库、查新项目库、专利分析库)、关联型标注资源(元数据仓储、引文数据库)、软件型工具资源(TDA、生物计算工具)的收藏。

信息资源的组织可对纸本资源进行序化和布局调整；整合电子资源，提高信息资源的揭示度，实现跨库检索，提供知识关联度强、界面友好的学科服务平台；进行范围更广的资源共建共享，推动联机编目、馆际互借、协调采购等，使现有保障体系发挥更大的作用。

信息资源的评价包括对信息资源保障、信息资源利用、信息资源获取、信息开发组织的评价，信息资源保障评价指的是对读者需求满足率、学科覆盖率、核心书刊的拥有率等的评价；信息资源利用评价指的是对馆藏利用率、馆藏拒借率、藏书周转率、馆际互借满足率等的评价；信息资源获取评价指的是对通过网络信息资源的设备向读者提供虚拟馆藏服务能力的评价；信息开发组织评价指的是对通过技术手段对网络资源开发和组织能力的评价。

信息资源的剔除指的是根据信息资源评价结果，剔除内容成就过时、利用率低、与学科建设发展不符或重复的馆藏。

根据信息资源优化的定义，结合军事医学的学科特色，军事医学信息资源的优化指的是根据军事医学信息资源建设的职能任务和用户需求，调整信息资源的采集范围和采集重点，进行军事医学特色资源的整合、组织与揭示，根据信息资源对满足军事医学现实、潜在及未来信息需求的评价，剔除老化资源及非密切相关资源，增加需求度强的新资源，通过资源采选、组织、评价、剔旧对军事医学馆藏不断进行的优化。本文的研究目的是提出建立在文献分析和知识挖掘上的军事医学信息资源优化策略，进一步提高军事医学信息资源与用户需求的契合度，提升军事医学资源质量，发挥军事医学信息资源采购资金的最大经济效益，因此本文的研究重点是资源采选、资源评价、资源剔除。

二、信息资源优化策略的研究现状

在CNKI中选择主题检索“资源优化策略”，学科范围选择“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共检得38篇文献(检索日期2015-03-25 )，筛选其中与资源优化策略研究密切相关的23篇文献。通过分析可知，国内“信息优化策略”的研究内容包括资源采选(如基于OPAC书目系统、网络数据库资源、OA资源的资源整合优化，资源采购体制的优化策略、资源组织(如建立功能完备的资源检索平台、统一的数据库导航系统，加强图书馆自建数据库建设，基于资源共建共享或资源长期保存提出的资源整合和优化、资源评价(如基于数据库利用情况、引文分析提出的资源优化策略，基于h-index指数法分析相应图书学科类别分布与价值利用程度提出的资源优化策略，基于重点专业馆藏资源保障和利用等指标提出的优化策略等方面的优化策略。中文信息资源优化策略研究没有开展系统全面的馆藏优化研究，研究热点是网络资源、资源共建共享、资源的长期保存或开放获取等，属于广泛意义上的资源建设范畴，因此需要进一步分析资源建设策略的研究现状。

在CNKI中选择主题检索“资源建设策略”以扩展检索范围，学科范围选择“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共检得319篇文献(检索日期 2014-03-25 )，筛选其中与信息资源优化密切相关的250篇文献。为分析研究热点，将文献关键词导入EXCEL及Bibexcel软件进行关键词同被引分析，并用Vosview进行可视化(如图3)。

图3 CNKI数据库“资源建设策略”研究热点聚类

从图3可以看出，国内信息资源建设的研究热点集中在高校图书馆、复合图书馆、网络信息资源、数字图书馆、虚拟图书馆及馆际合作等，内容涉及高校图书馆的信息资源优化(包括重点学科的资源优化、特色资源建设)、网络化知识化环境下图书馆的资源建设(包括资源数字化、复合图书馆建设、开放存取等)、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馆际合作。

在SSCI中，没有检索到信息资源优化的相关文献，因此选择主题检索collec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学科选择information science library science，共检得258篇文献(检索日期2015-O5-20 )。为分析研究热点，将文献关键词导入EXCEL及Bibexcel软件对关键词同被引进行分析，并用Vosview进行可视化(如图4)。

图4  SSCI数据库collec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研究热点聚类

从图4可以看出，国外资源建设策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大学图书馆、研究型图书馆、数字图书馆，内容涉及大学图书馆的馆藏整合、信息论坛、机构知识库、本地化资源、学术交流等建设策略，研究型图书馆的电子资源、全文数据库、纸本期刊等资源建设策略，数字图书馆的馆藏目录、信息服务、用户研究等优化策略。此外，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馆际合作等也是国外信息资源建设的研究热点。

三、信息资源优化的理论

分析国内外信息资源优化及信息资源建设策略的研究热点，结合相关文献调研，对信息资源优化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系统梳理。信息资源优化的理论分为基于读者的优化理论、基于资源的优化理论、基于计量学的优化理论。

1 基于读者的优化理论

    读者需要理论。读者需要理论由美国学者普尔(WF Poole)于19世纪提出，后来受到美国图书馆学者克特(CA Cutter)等众多学者的推崇。读者需要理论强调，馆藏建设不能只关注资源本身的价值，要重视读者的阅读需求，根据读者的年龄、学历等，有针对性地进行馆藏优化，并从合理性、需求时限、需求性质等方面对读者需求进行了划分。

社会调查选择理论。社会调查选择理论认为，资源选择应根据社会环境调查、读者需求调查结果来确定。社会环境调查包括图书馆所辖区域的人口密度、读者分布、城市发展、工业发展、社会发展；读者需求调查包含读者类型、数量、阅读兴趣、阅读内容等。

读者使用概率理论。印度著名图书馆学家阮冈纳赞(Shiyali RamamritaRanganathan)在1966年的《图书馆书刊选择》提出读者使用概率理论，指出采购图书应考虑读者使用的概率，选择符合读者需要、使用概率高的图书。

2 基于资源的优化理论

图书价值理论及选择理论。图书价值理论由莱布尼兹(Gottfried Leibniz)提出，麦维尔·杜威(Melvil Dewey)提出的选书“三最”原则是该理论的代表性观点。图书价值理论认为，图书价值分为收藏价值和使用价值，应重视图书的科学性、学术性和艺术性。莱布尼兹认为应及时地、连续地、均衡地选择有学术价值的新出书刊；麦维尔·杜威选书的“三最”原则指的是“最好的图书、最多的读者、最少的开支”。克鲁普斯卡娅、海伦汉内斯也都认为，馆藏要以最少的经济损耗提供最大的知识量。图书选择理论在19世纪由斯达索夫提出，指的是藏书补充需要经过严格选择，并突出系统化和特色化。20世纪鲁巴金提出了完整的“选书理论”及选书原则(系统性、完整性和完善性)。推瑞（C Francis K W Drury )、布斯威克(Arthur Elmore Bostwick)都认为，图书选择应同时注重知识价值和社会需求性。麦考文(Lionel Roy Mccolvin )基于图书知识价值和社会需求，提出纯理论的图书选择评分法，成为现代选择图书的重要理论之一。

馆藏分级理论。馆藏分级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指的是图书馆根据任务、读者需求等设计馆藏建设的结构体系，对资源涉及的学科、资源类型等进行分级。美国托马斯·布雷(Thomas Bray)将馆藏分为最低级、基本级、教学级、研究级、综合级5个级别；《藏书发展方针规范指南》将馆藏分为完整级、研究级、学习级、基础级、最低级5个等级。吴慰慈和刘兹恒也提出了五级结构的馆藏书结构表。

零增长理论。零增长理论也称为稳定状态理论，首次出现在1975年的阿金森报告(the Atkinson Report)，指的是当馆藏达到最佳规模或成熟状态后，在不断补充新资源的同时，应适时剔除相应数量的利用率较低的馆藏，使馆藏的实际增长速度为零。

文献协调理论。文献采访协调理论在1899年由美国欧内斯特.理查森(E CRichardson)提出，1942年朱丽安·鲍依德(Julian P Boyd)提出，图书馆界应分工合作，积极收集各国具有价值的资源，编制国家联合目录以便于馆际互借。在这一理论的推动下，许多国际性的区域合作采访及全国性合作采访计划(theNational Program for Acquisitions and Cataloging)得到全面推广和实施。

书目控制论及文献控制论。书目控制论由图书馆学家谢拉(CJ H Shera)和伊根(M E Egan)于1949年提出[79]，指的是通过书目系统控制文献流分布状态，以促进书目数据互换和文献资源共享。1980年威利契(Hans H Wellisch)提出书目控制的基本模型(威利契模型)}80}，后来又出现了国家书目控制(NBC)、世界书目控制(UBC)、世界出版物利用(UAP)等宏观书目控制思想。文献控制论指的是文献控制系统根据内外部的信息变化进行自行结构的调节，改变文献流的分布状态，1982年，朱迪思·科林斯(Judith Collins)和鲁斯·芬纳(Ruth Finer)提出了国家层面的文献控制论。

3 基于计量学的优化理论

帕累托法则。1897年，经济学家帕累托(Vilfredo Pareto )指出20%的人掌握着整个社会80%的财富，提出了帕累托法则。美国图书馆学家特鲁斯威尔将帕雷托法则推广到图书馆藏书利用中，提出了著名的“二八定律”，即20%的馆藏可以满足80%的读者需求。根据二八定律，图书馆藏书布局采用了三线典藏制。

布拉福德定律。布拉福德定律是核心期刊选择的理论基础，指的是将科技期刊按其刊载某学科专业论文的数量多少，以递减顺序排列，可分为该学科的核心区、相关区和非相关区，各区的文章数量相等，此时核心区、相关区、非相关区期刊数量成1: n: n2的关系，核心区期刊就是该学科的核心期刊，1969年高夫曼、莫利斯证实期刊流通量的分布也近似服从布拉德福定律，1971年加菲尔德证明了被引文献在期刊分布完全服从布拉德福定律，从引文角度提出了核心期刊的定义。

文献老化理论。文献老化理论主要指的是信息资源随着时间逐渐失去自身蕴含的价值，文献老化率可通过半衰期、普赖斯指数等进行量化。半衰期由美国文献学家J .D.贝尔纳在1958年提出，是指某学科领域尚在利用全部文献中的一半在多长时间内发表的。普赖斯指数由普赖斯于1971年提出，指的是某领域发表不超过5年的文献引文数量与引文总量之比，指数越大，文献老化的速度就越快。根据，可将文献分成档案性文献和有现时作用的文献进行馆藏评价，并根据评价结果剔除老旧资源。

三、总结

藏医学论文篇6

Study on satisfaction of curriculum provision and countermeasure for preventive medicine in Tibet University

WU Jibin Deji Lhabasangzhu Zhaxideji Cisong

Department of Preventive Medicine， Medical College of Tibet University， Tibet Antonomous Region， Lhasa 850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satisfaction and related suggestions of preventive medicine students， in order to further improve the curriculum schedule of preventive medicine. Methods 231 preventive medicine bachelor students from 2008 to 2012 grade were selected by cluster sampling， and they were given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Advices and suggestions from teachers and staffs in college and practice base were collected. Generally information of students， satisfaction for courses， number of class hours， practice of clinical and preventive medicine， as well as quality of teaching were inquiried， and suggestion and comment of curriculum were included. Results The satisfaction of curriculum was good in most of students， but there were 57.0% students （non-native Tibetan language） need strengthening of skill of oral Tibetan， students needed to improve their English ability and capacity of profession accounted for 43.3 % and 51.1%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Curriculum of preventive medicine needs further adjustment and optimization in order to adapt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health challenges Tibet.

[Key words] Preventive medicine； Curriculum； Satisfaction； Countermeasure

公共卫生是医学科学重要的组成部分，自2003年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ARS）事件后，公共卫生专业人才的培养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重视。近年来国内医学界对临床医学专业课程体系研究较多，但是，对预防医学专业课程体系研究较少[1]。当代公共卫生人才培养存在着知识结构不合理，应急能力偏低，公共卫生教育被忽视等问题，指出当前公共卫生人才培养模式已经不能满足新时代公共卫生人才的需要，必须进行有效的改革[2]。随着开设预防医学专业的院校逐渐增多，2003年起，全国每年预防医学本科招生已超过6000人[3]。西藏大学（以下简称“我校”）于2004年招收了首届预防医学专业本科班。为了培养适宜西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和卫生事业改革、发展所需要的高素质预防医学应用性人才，制定较完善的培养方案是预防医学专业人才培养的重要保证。因此，本研究对我校预防医学专业本科学生进行了调查和分析，现将调查结果分析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了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对我校2008～2012级预防医学专业231名本科在校生进行问卷调查，所选对象为我校5个年级的本科班学生。

1.2 调查方法

1.2.1 调查内容 问卷调查的内容主要包括一般情况，了解对课程设置、学时安排、临床实习、预防医学专业实习、毕业论文等方面的满意度，任课教师教学质量，收集学生对课程设置的建议和意见。

1.2.2 问卷的录入和分析 课程设置满意度调查问卷录入到SPSS 18.0，就业信息通过Excel导入SPSS 18.0分析。主要分析率、构成比。

1.2.3 质量控制 采用自行设计的问卷，对2008级预防医学专业的10名学生进行了预实验，对问卷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修改和完善，提高了问卷质量。在2008～2012级预防医学专业各班班主任和学生科的积极配合下，每个班级所填的内容都是根据目前已开设的课程填写，发问卷前都做了详细解释并现场调查，现场核对，做到准确无误。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2008～2012级在校学生231名，其中男136名（58.9%），女95名（41.1%），藏族学生113名（48.9%），汉族学生104名（45.0%），其他少数民族学生14名（6.1%）。调查期间2009级预防医学专业学生正在进行预防医学专业课程的学习，2010级学生正在进行临床实习。2011级学生正在进行医学基础课程的学习，2012级学生正在进行公共基础课程、医学基础课程的学习。本次调查共发放231份问卷，收回231份，问卷有效率达100%。

2.2 预防医学专业培养方案的满意度

主要从以下12个指标进行分析，表明我校预防医学专业学生对培养方案的总体满意度较高，在不满意选项中，对藏语会话能力（母语为非藏语学生）、外语能力的不满意率较高（分别为57.0%、43.3%），其次为科研能力的培养（33.8%）。见表1。

表1 学生对培养方案的满意情况[n（%），n = 231]

注：藏语会话能力是指母语为非藏语学生的日常藏语会话能力

2.3 对课程设置和学时安排的满意度

主要从公共基础、医学基础、临床专业、预防医学专业等课程的理论、实验和实践等课程设置的11项指标进行了分析。公共基础课程设置安排满意度，2008级学生中有45.9%的学生认为满意，而2012级学生中有87.1%的学生认为满意。对医学基础课程设置的满意度，也是2012级学生较高。2008级学生中有67.6%的学生认为预防医学专业实习时间安排较短。2010级学生中有57.6%的学生认为临床实习时间安排较短。见表2。

2.4 需要增减的学习内容

预防医学专业2008～2012级半数以上的学生认为需要加强专业技能培训，2008级学生认为需要加强计算机、外语、人文素质和藏语口语能力。见表3。

3 讨论

课程体系是人才专业培养方案的重要内容，课程是实施专业人才培养的主要载体，因此课程的设置将决定人才培养目标的达成。为了全面达到人才培养的基本要求，依据《公共卫生教育基本要求》（essential requirements in public health education，ERPHE）[4]，专业人员知识结构和核心能力培养涵盖了6个领域的37个条目。为了达到全国的人才培养基本要求，必须对预防医学专业的课程体系进行不断的改革。随着西藏地区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健康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对卫生服务和医疗保健的需求也在不断提高。西藏地区地域辽阔，交通相对不便，卫生服务的半径大、难度大，同时，目前缺乏公共卫生专业人才。我校作为培养西藏地区公共卫生人才的主要高校，需要针对西藏地区人群的主要健康问题，适时调整课程设置，修改培养计划。因此，在2008～2009级预防医学专业课程设置的基础上，本研究修订了2010～2012级新的培养方案，通过问卷收集学生对课程设置，课程时间，临床专业和预防医学专业实践等满意度，以及对任课教师和实践基地教师收集课程设置和实践教学安排的意见建议，本研究将进一步修订完善课程设置和培养方案，针对调查存在的问题提出改善的对策。

调查结果显示，2010～2012级预防医学本科学生对专业课程的总体满意度高于2008～2009级学生，但也存在着西藏地区预防医学专业培养的特殊性问题，如需要加强藏语口语能力（母语为非藏语学生）、外语能力和专业技能的培训等要求在五个班级中具有共同性。在教学改革项目中，2008级学生被安排在西藏拉萨市林周县、曲水县4个乡卫生院实践教学基地进行社会实践调查、临床专业实习，在进行入户调查和门诊就诊时，非藏语为母语的学生们发现与当地农牧民之间语言交流有障碍，极不利于开展专业工作[5]。在西藏自治区，80%以上的人口为农牧民[6]。目前的现实是，绝大部分中年以上的农牧民不懂汉语文，藏语文是基层主要的交流工具。我校培养出来的预防医学专业人才，应当具备与广大农牧民群众沟通的基本能力。母语为非藏语的学生除了要达到学校规定的藏语文等级考核要求外，还应加强藏语口语的学习，特别是医学术语方面的藏语交流能力、防治疾病健康教育能力的培养，应当成为今后课程体系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因此，在今后培养方案的修订和课程设置中，在原有的公共藏语文76学时的基础上，我校计划在第5学期增加藏语文医用口语课程36学时，同时开发与编写相关的教材，其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提高非藏语为母语学生的藏语交流能力。与此同时，也需要加强英语能力的培养，我校在应届学生中推荐免试研究生时，有外语能力的要求，部分来自基层的学生专业课程的成绩达标了，但因英语能力差而失去了进一步学习深造的机会。运用英语能够及时查阅国际上发表的各种文献，与同行业进行学术交流，也是当代大学生应具备的条件之一[7]。我校预防医学专业应加强英语能力的培养，在今后的课程设置中增加专业英语课时数。当然，在语言教学中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实际应用能力，还需要由教师和学生做出共同努力，才能得以实现。

新时期预防医学专业人才培养既要符合预防医学群体性、社会性、公益性的特点，还要改革教学模式、调整教学内容、改变教学方法。必须拓宽其知识领域，注重交叉学科知识的培养，提高非专业素质，包括思想道德、心理、身体以及人文素养等，使之具备向多方面发展的潜力[8-9]。加强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的实际工作能力，是预防医学人才培养的重要要求，也是值得公共卫生教育思考的问题[10]。预防医学专业学生不仅应当具有实验室分析的能力，还应具有进行现场调研、开展疾病控制和人群预防保健的工作技能。尤其是在紧急状态下，要有及时处理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能力[9]。长期以来，鼠疫、麻疹和肺结核等传染性疾病是西藏地区各级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centre of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CDC）重点防治的传染病[12-14]。西藏大部分高山草甸地区分布着喜马拉雅旱獭，此类旱獭是鼠疫杆菌的自然宿主，其体外宿主是鼠疫的传播者，直接危害人类健康[12]。因此，西藏的鼠疫防治工作任务尤其繁重。本次调查显示，大多数学生提出需要加强专业技能培养。随着办学层次的提高，预防医学专业的实验室建设也在不断加强，我校通过“211高校”、中央财政支援高校发展和西部高校综合能力提升计划等途径，为预防医学专业的实验室建设给予了政策倾斜，先后投入近540万元购置实验室的仪器设备，此平台的建设为拟将为预防医学专业的学生实验、实践，预防医学专业教师进行科学研究等提供了良好的平台支撑。在课程设置时，除了加大专业课程的实验、实践课时数，还应进一步深化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改革，结合西藏高原人群的主要健康问题特点，因地制宜地开展相关课程，如增加“西藏地方病学”课程的学时数，加强实践教学内容，在教学中聘请西藏自治区地方病防治专家作为兼职教师，通过课程教学、学术讲座和现场疫情处置等各种方式加强学生对突发应急事件的处置能力，让学生掌握应对各种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如重大传染病、各种重大中毒事件、自然与意外灾害的控制方法、卫生应急策略、应急机制等。预防医学专业课程中加强实验、实践教学课程数，教学内容紧密地与西藏地区公共卫生问题相结合，充分利用现有的实验教学设备和条件，提高教师的实验、实践带教能力，提高教学质量，加强预防医学专业实践教学的时间、方法和内容。通过以上教学改革，从而提高学生预防医学专业综合技能。

加强对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在第5学期开设“科研调查基础”课程36学时，通过讲解流行病学还让卫生统计学的基础知识，学生根据在科研基础课程所学的内容设计社区人群健康调查的现场流行病学调查实施方案，通过小组讨论、课堂汇报和教师评阅，最终确定社会实践的流行病学调查方案。利用在拉萨市周边县4个乡卫生院实践教学基地实习，进行社区人群的现场流行病学调查，学生有机会获得亲临现场进行实际锻炼的机会，对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撰写小论文，实习结束后进行专题汇报，通过以上方式，能够让学生早期接触实践、社区和科研[15]，从而提高学生的科研意识和能力。同时，在预防医学医学导论课程中，鼓励预防医学专业学生在大二、大三阶段积极申报国家、自治区大学生创新性项目，通过项目的实施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科研能力。预防医学专业学生的毕业论文时间安排20周，从选题、撰写综述、开题报告、数据收集到结果统计分析、论文撰写、论文答辩等全过程注重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让学生充分利用寒假的时间进行现场流行病学原始数据的收集、实验室的样品分析等工作，毕业论文的成绩包括文献综述、开题报告、论文撰写和答辩等各项成绩，通过全过程地参与提高学生的科研意识和基础能力。

藏医学论文篇7

藏族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藏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分卫藏、康巴、安多三种方言。现行藏文是7世纪初根据古梵文和西域文字制定的拼音文字。

大部分藏族日食三餐，但在农忙或劳动强度较大时也有日食四餐、五餐、六餐的习惯。藏族以糌粑为主食，糌粑即青稞炒熟磨成的细粉。特别是在牧区。除糌粑外，很少食用其他粮食制品。食用糌粑时，要拌上浓茶或奶茶、酥油、奶渣、糖等一起食用。糌粑既便于储藏又便于携带，食用时也很方便。在藏族地区，随时可见身上带有羊皮糌粑口袋的人，饿了随时可食用。

藏族服饰的最基本特征是肥腰、长袖、大襟、右衽、长裙、长靴、编发、金银珠玉饰品等。藏族服饰的形制与质地，较大程度地取决于藏族人民所处生态环境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生产、生活方式。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藏族服饰发展的纵向差异并不大，其基调变化亦小。

藏医作为我国的传统医学之一，是集祖国中医学、古印度医学和古阿拉伯医学之长，而形成的具有完整理论体系和丰富实践经验的传统医学体系。它凝聚了藏族人民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宝贵经验，也为藏民族的健康和繁衍昌盛作出了重要贡献，是我国最为完整，最有影响的民族医药学之一。

藏族自古就有天葬的习俗，于是在解剖尸体的过程中，藏族人民掌握了人体骨骼、肌肉、内脏等的位置及作用。

藏医理论认为，人体内存在着“隆”(气)、“赤巴”(火)、“培根”(土和水)三大因素；饮微、肉、血、脂肪、骨、骨髓、精七种物质基础；大便、小便、汗液三种排泄物。三大因素支配七种物质基础和三种排泄物的运行变化。“隆”主气血、肢体活动、五官感觉、食物的输送分解和生殖机能等；“赤巴”可生发热能、调解体温气色、主管饥渴消化、胆识智慧等；“培根”输送液体、调解肥瘦、主管味觉、睡眠和性格等。因此，藏医认为人生病的原因在于环境、气候和饮食起居的影响及体内三大因素的失调。藏医的诊断方法亦与中医一样，亦采用望闻问切，尤其重视舌苔与早晨首次小便的变化。藏医将疾病分为热症与寒症两大类，并将病人分为“隆”型、“赤巴”型和“培根”型。

药物治疗分内服和外治两种。内服药物采取“热者寒之”、“寒者温之”的原则。外治有灸疗、放血、拔罐、热酥油止血、青稞酒糟贴敷外伤患处等。常用药是由多种药物配制的成药，共有1400多种，其中一部分药材为青藏高原特产。

藏医学论文篇8

【关键词】 《内经》;肾（中医）;脏腑;情志（中医病因）

藏象理论是中医基础理论的核心，是《黄帝内经》中最重视、论述最多的一项内容。肾藏象理论是《内经》藏象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以五脏为核心的五个藏象子系统理论之一，与中医各科尤其是内科、妇科和骨外科的临床实践有着密切的关系，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发生学方法因其特有的视角、手段以及独到的逻辑性和鲜明的科学性，已逐渐被引入中医藏象理论的研究领域。中医发生学方法是指运用文献学、训诂学、文化学、历史学、哲学、逻辑学等方法，对中医理论萌芽时期的基本观念和基本原理的产生、形成与演化做出明确详实的诠释。考察的焦点是中医理论赖以发生发展的整个过程中主要的、本质的、必然的因素，尤其是独特的方法因素，从而实现对中医学认识的反璞归真［1］ 。

虽然肾藏象理论的发生有一定的解剖形态基础，但众所周知，古代文化有重道轻器的明显特征。中医学产生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早期土壤之中，从古文化角度对藏象理论的发生进行研究才是最主要的和“正宗”的。笔者已在有关文献中系统阐述了肾藏象理论的发生同传统文化尤其是先秦哲学的重要关系，这其中，阴阳学说、五行学说、气论自然观、精气理论和“精水合一”说对肾藏象理论的萌芽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指导作用。除此之外，形神观念也是当时的重要哲学理念之一，它对肾藏象理论发生的作用尽管不如阴阳五行和精气等全面深入，但对于其中某些内容的发生有着非常直接的影响，甚至直接促成了“肾应惊恐”等命题的出现。可以说，没有古代形神观念的影响，肾与情志的关系问题将会出现理论空白。笔者针对此观点试述如下。

1 古代形神观念的内容以及对《内经》的影响

形神关系与精气学说有重叠又有扩展，但又有一定的区别。它着重探讨体和用的关系，即物质和功能的关系，包括人体形态结构与功能和思维的关系及其规律。

结构与功能是物质系统的普遍性，二者之间的辨证关系也是一切哲学和科学体系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内经》中形与神俱的“形神一体观”即是对这种辨证法的重要认识。肾藏象理论中“肾藏志、应惊恐”理论的发生是这种辨证观的典型运用。“志”为五志之一，“惊恐”属七情范畴，五志指精神意识思维，七情属于人的情感。“肾藏志，应惊恐”是“形与神俱”观念的具体体现。

气论哲学中除了精气本身的概念特征和它所衍生的方法论之外，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对形神关系的辨证考察。早期比较典型的观点见于《荀子·天论》篇中“形俱而神生”的唯物主义心身一元观。这个观点被移植到中医领域并得到认同的明显依据来自于《素问·上古天真论》中“形与神俱”这一命题。就中医学看来，人体生命活动之外在显现（广义之神）和形体是统一的，心理活动（狭义之神）作为生命活动外在显现的一个重要类别，和形体自然亦是统一的［2］ 。与气论自然观相对应的方法论———“司外揣内”、“以表知里”，不言而喻地将机体内在的“藏”视为外在“象”变化的依据，因而，显现于外的心理现象，也属于需要观察的“象”的范畴，其依据亦毫无例外地存在于形体之中。

《灵枢·本神》曰:“故生之来谓之精，两精相搏谓之神。”《内经》观察到生命形体及所禀生理功能（包括精神心理方面的功能活动）均源于父母之精（物质）的相合，父母之精乃新生命个体（形神）的物质基础。《内经》还对死亡现象进行了观察，《灵枢·天年》载:“百岁，五脏皆虚，神气皆去，形骸独居而终矣!”即死者形神分离，那么生者必是形神不离。这也是《内经》对形与神俱观念的肯定、接纳与佐证。

《灵枢·营卫生会》云:“血者，神气也。”《灵枢·平人绝谷》云:“神者，水谷之精气也……。”这些论述强调了机体的生命活动（包括精神意识思维活动）是精、气、血等物质所派生的，精、气、血是生命活动（包括精神意识思维活动）的物质基础，即神本于形质而生。而且，神不能脱离形体单独存在而必须依附形体存在，它的功能状态也受形体健康状况的影响。故《素问·上古天真论》云:“形体不敝，精神不散。”《素问·移精变气论》进一步指出:“得神者昌，失神者亡。”《素问·疏五过论》:“精神内伤，身必败亡。”张介宾将此义理解为形乃“神明之宅”（《景岳全书·卷二·传忠录·治形论》），又说“形者神之体，神者形之用;无神则形不可活，无形则神无以生。”（《类经·十九卷·针刺类》）

《素问·脉要精微论》云:“五脏者，中之守也。”《内经》观察到生命活动以五脏为中心，便进一步将神分宅五脏，于是有了“神藏五”（《素问·三部九候论》）。《灵枢·本藏》:“五藏者，所以藏精神血气魂魄者也。”《灵枢·经水》:“五脏者，合神气魂魄而藏之”是“神藏五”的具体论述，也是“肾藏志，应惊恐”结论赖以发生的前提。

神分宅五脏，必须将神一分为五，故《内经》分“神”、“魂”、“魄”、“志”、“意”5种。《灵枢·本神》云:“故生之来谓之精，两精相搏谓之神，随神往来者谓之魂，并精而出入者谓之魄。所以任物者谓之心，心有所忆谓之意，意之所存谓之志。”尽管历代对魂、魄、志、意各自的释义并未取得完全一致，但均承认四者之间存在着差异。这是“肾藏志，应惊恐”结论发生的进一步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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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神各有分工，各司其职，各有其所宅之脏。《素问·宣明五气论》云:“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志。”除了五行学说介入的因素外，这种分工本身也是对精神活动不同层面或阶段的概括，都属神的范畴，在心神主导下进行生命活动，因此《内经》认为“心藏神”。如《素问·灵兰秘典论》云:“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心神总统魂魄，并赅意志，这便是《内经》的五脏对应

五志的理论。又《灵枢·本神》云:“肝藏血，血舍 魂;……脾藏营，营舍意;……心藏脉，脉舍神;……肺藏气，气舍魂;……肾藏精，精舍志。”营、血、脉、气、精等是五神的物质基础，再次强调了形与神俱的唯物辨证观。

2 形神观念与“肾藏志”命题的产生

张伯华先生对五神进行过细致的研究，认为《内经》中“志”的含义较多，大致相当于现代心理学的意志、记忆、情绪、情感等。有学者认为，广义的志与神同义，泛指各种精神情绪活动。如《左传·昭公廿五年》:“以制六志。”《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以使志生，……使志无怒，……使志安宁，……收敛神气，……无外其志，……使志若伏若匿……。”《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在志为怒，……在志为喜，……在志为思，……在志为忧，……在志为恐。”狭义的志一指现代心理学所谓的意志。《灵枢·本神》云:“心之所忆谓之意，意之所存谓之志。”王冰注《素问·宣明五气论》“肾藏志”云:“专意不移者也。”二即记忆。如《素问·宝命全形论》云:“慎守勿失，深浅在志。”杨上善注:“志，记也。”《荀子·解敝》云:“志也者，藏也”，“藏”即记忆。

笔者认为，从《素问·宣明五气论》和《灵枢·本神》的行文句式来看，将“肾藏志”与“肺藏魄”、“肝藏魂”等并举，其中的“志”当属狭义的志，而且尤其指意志。

首先，精为肾所藏。《素问·六节藏象论》曰:“肾者，主蛰，封藏之本，精之处也。”精是志的物质基础。精乃“身之本也”（《素问·金匮真言论》），《灵枢·经脉》曰:“人始生，先成精。”《灵枢·本神》曰:“生之来，谓之精，两精相搏谓之神。”《素问·上古天真论》曰:“积精全神”，此之谓也。

其次，《素问·灵兰秘典论》云:“肾者，作强之官，伎巧出焉。”对这句话的理解，虽历代歧义甚多，但要义不外三点:脑力思维活动、身体筋骨动作与功能和生殖能力与行为。从上述有关精的论述来看，肾精乃生身之本（生殖）、强身之本（体力）、全神之本（脑力），即诸般行为（生殖行为、肢体动作、思维反应等等）之灵巧，无不由肾所出，而自觉行为无不由意志（即现代心理医学所认为的有着明确目标的意向性心理过程）所支配，故有“肾藏志”之论断。也就是说:对行为受意志支配的体悟是“肾藏志”理论赖以发生的另一个重要环节。

狭义之志的第二个含义是记忆，《灵枢·本神》有“肾……则伤志，志伤则喜忘其前言”的观察。与健忘相关的脏腑不止有肾，如《灵枢·大惑论》:“人之善忘者，何气使然?歧伯曰:上气不足，下气 有余，肠胃实而心肺虚……。”《素问·调经论》:“血并于下，气并于上，乱而喜忘。”笔者认为，同其它脏腑相比，伤肾之健忘临床更为多见，这是肾与记忆相关的依据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肾藏志”也是从生理病理现象观察得出的论断［3］ 。

3 “肾应惊恐”命题的产生与形神观念的关系

人的七情有“怒、喜、思、忧、悲、恐、惊”是人体对外界各种刺激的一种应答性反应，属情感活动。七情分属五脏，事先也须将情志分为5类，这也是由于人的情感确实存在着不同的类型区分。当然，这种分法仍然有五行学说介人后进行归纳的需要。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素问·天元纪大论》的“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思忧恐。”两种说法稍有差别，但后一种较为公认。惊与恐类似，《内经》常惊恐并称，如《素问·血气形志》云:“形数惊恐”，《灵枢·口问》云:“大惊卒恐”。

对恐惧太过的病理观察，是《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认为肾“在志为恐”的主要依据。《灵枢·本神》曰:“恐惧不解则伤精，精伤则骨疫痿厥，精时自 下。”《素问·举痛论》言:“恐则气下”，“恐则精却”等等，都是机体“形”与情感活动“神”之间关系的不同形式的反映。由此可见，肾“应惊恐”这一结论也是以“形与神俱”的古代形神观为前提并充分体现了这一重要前提。

综上所述，肾应惊恐这一命题，是在古代形神观念的指导和影响下产生形成的。虽然有其它哲学观念的影响和生理病理现象观察等因素的介入，但形神观念无疑是个重要的文化背景和具有哲学指导意义的前提。认识到这一点，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肾藏象理论，使之发挥更为明确的临床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1］李如辉.中医理论的发生学研究［J］.浙江中医学院学报，1999，23（2）:2.

［2］刘庆华，等.试论神明的体用观［J］.浙江中医学院学报.997，2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