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经济论文范文

发经济论文篇1

赵华栋

【作者简介】

赵华栋，山西民权律师事务所律师，法学硕士。联系电话：13834136500，E-mail：btbuzhd@。

【内容提要】本文在回顾入世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的基础上，通过对其所带来的法治理念的变化的分析，进而重点阐述了加入WTO对我国经济法发展的影响。

【关键词】WTO经济法法治理念

【正文】

入世三年多(2001年11月10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正式签署入世文件)，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入世以来，中国政府实现了稳健转型。中国的GDP增长了25%，进出口总额则奇迹般地翻了一番——就像是坐上了滑梯，中国在全球化的轨道上越行越快。但是，我们经历的不仅是跃居世界第三大贸易国的喜悦，还有成为遭到反倾销最多的国家的烦恼，以及对经济增长模式的困惑。国人曾担心入世将对汽车、农业等行业带来的冲击及波折，这在三年的进程中并没有发生。而入世三年对我国企业的发展、外部经贸环境、政府职能转变带来的深刻影响却不容忽视。老百姓也享受到了更多的好处。同时，我国政府也积极履行加入世贸组织有关法律承诺，一个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符合世贸组织规定和国际惯例要求，统一、完备和透明的涉外经济法律法规体系在我国初步建立起来。经济法作为公法与私法、政府与市场关系，协调二者之间关系的法律。在我国的市场化改革中，这种关系的妥善处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直接关系到我国改革能否顺利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能否合理地建立起来。中国加入WTO对我国经济法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并且正在推动着我国经济法的发展。

一、入世促进了法治理念的形成

加入世贸，首先是“政府入世”。如何把世贸规则转化为国家法律和法规，政府如何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管理经济，被人们称之为“政府入世”。加入世贸3年来，我国大幅修订包括外资法、外贸法在内的2500多个法律法规。各地清理了19万多件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和其他政策措施。国务院先后分三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1806项，各地政府取消了数十万件行政审批项目，取消了大量内部文件，凡执行的必须是公开的，“阳光政务”的推行极大地提高了法律、法规和政策的透明度。

三年多前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一些学者提出入世后中国法制要“推倒重来”、“全面变法”，另外一些学者则驳斥了这种论调。主要有三个理由：一是WTO规则以市场经济为基础，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的法制建设正是围绕这个目标展开的，两方面在大方向上一致；二是WTO是一个国际经济贸易组织，不是政治组织，入世后我们需要修改和制定的法律法规，主要涉及经济贸易方面，例如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等，当然也涉及行政、司法程序方面的一些法律，但并不直接涉及其他法律制度，因此，需要修改的面比较窄，不存在“全面变法”问题；三是WTO的三个基本原则，即法制统一原则、公开透明原则和非歧视原则，与我们的立法原则是一致的。事实上，我们入世需要修改、制定的法律法规，大部分早已列入我们的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计划。应当说，入世对这些法律法规的修改制定，确实起到了促进和加速的作用。

入世的意义最终体现为促进观念的变化和体制的完善，可以说，入世对我国法制建设的最重要的影响，是进一步促进和加快了法治理念的形成，更牢固地确立依法行政、依法办事、公正司法的观念，从而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之既具有中国特色，又符合国际规范。入世对我国立法和法制建设的影响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入世加快了有关法律的立法进程，为了履行入世承诺，我们加快了一些法律的立法速度；二是入世促进我们在立法过程中更加注重法制统一、公开透明和非歧视原则，我们立法工作一向注重维护国家法制统一，注重立法民主，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入世后这几个方面的要求更高，我们在立法工作中也更加注重；三是入世促进了司法制度的改革和完善，WTO规则对司法活动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司法机关的法律适用应当是统一的，要进一步完善审判公开制度，司法活动中司法机关必须保持中立地位，平等对待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当事人，平等对待国内外当事人等，这些要求客观上促进了我国司法制度的改革；四是入世改善了我们的法制环境和投资环境，入世实际上起到了以开放促改革的作用，我们按照入世承诺逐步放开了一些行业的投资和市场准入限制，同时要制定和修改相应的法律予以规范，市场越开放，对我们驾驭市场经济能力的要求越高，这正是十六大提出的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入世以来，根据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需要，同时也是为了履行我们的入世承诺，行使世贸组织协议规定的权利，在立法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完全可以说，三年多以来的立法较好地履行了我国的入世承诺。一是在入世前已修改近十部有关法律的基础上，又修改了一些直接涉及对外贸易的法律，如对外贸易法、进出口商品检验法等；二是根据入世后新形势的需要和国际通行的监管规则，制定了证券投资基金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改了中国人民银行法和商业银行法，健全金融法律制度；三是加快民商经济法律的制定和修改，制定了电子签名法，审议了物权法(草案)等；公司法、证券法的修改工作正在抓紧进行。四是规范和减少行政许可，制定了行政许可法，并修改了票据法等九部法律中有关行政许可的规定，此外还制定了政府采购法等法律。与此同时，国务院制定了进出口货物原产地条例、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等，修改了反倾销条例等一批与入世有关的行政法规。有立法权的地方人大也在原有工作的基础上，继续清理和修改了一些地方性法规。下一步要下大力气搞好一些重要法律的制定和修改工作，从法制上进一步适应入世的需要。吴邦国委员长在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上就提出，要在本届任期内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围绕这个目标制订了五年立法规划，下一步要下大力气搞好一些重要法律的制定和修改工作。一是在有关行政法规的基础上，制定反垄断法和反倾销和反补贴法；二是要抓紧研究制定统一适用于内资和外资企业的企业所得税法；三是适时研究制定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法、保障措施法、国有资产法、外汇法、期货交易法等；四是修改合伙企业法、审计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民事诉讼法、仲裁法等。这些法律的制定和修改，将从法制上进一步完善适应加入WTO的需要。

二、入世对我国经济法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

发经济论文篇2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经济

引言：所谓经济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合理经济发展形态通过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使社会经济得以形成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这种模式，本质上是现代生态经济发展模式，它正确地在经济圈、社会圈、生物圈的不同层次中力求达到经济、社会、生态三个子系统相互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使生产、消费、流通都符合可持续经济发展要求，在产业发展上建立生态农业和社生态工业，在区域发展上建立农村与城市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模式。总之，经济可持续发展，是可持续发展概念的延伸或在经济方面的具体化。

一、经济可持续发展思想的产生和研究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就决定了以可持续研究对象的发展经济学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关系。从经济方面来讲，传统经济也就是传统社会生产方式、人类自身关系及其与自然关系认识的反映。

如在传统经济中，受人与自然对抗认识的支配，那些非市场化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是不被作为经济资源和财富看待的，并日认为它们的供给是无限的，不考虑经济活动与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不断增长的经济财富作为经济学追求的目标，由于传统发展思想和理论指导，产生了严重的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的不良恶果，如它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和短缺，导致了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产生了产品分配中严重的两极分化，并由此引起了国际间和国内各种政治关系紧张等一系列问题，不仅传统经济发展方式难以持续，而且人类的生存面临着严峻的姚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人类必然要对传统的发展思想和发展方式进行反思，以寻求能满足人类作为一个物种持续生存(这是人类社会的最大福利目标)和发展的道路，因此也就产生了经济可持续发展思想。比如：中国加入WTO以后，这使得中国利用外资的环境发生了新的变化。2005年中国得到1000亿美元以上的外国投资，而20世纪最后10年中国吸引的外资大约是2500亿美元。如果中国实行经济可持续发展政策给外商投资带来新的机遇，中国政府已把吸引外商投资作为实施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还有对中国内部经济调整作了很大影响，促进了各种大型工程的实施。

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提出及其研究意义

经济发展主要是以价值来表现，并以价值的变化来反映其规模变化的，但仅考虑价值的变化而不考虑其他的变化，那么经济发展很可能是没有保障的，所以分析经济发展，在注重价值分析的同时，一定要考虑其他方方面面，将它们与价值分析结合起来。

人们知道，在传统再生产分析中只考虑价值的生产与平衡，只要价值的生产是以扩大的方式进行、内部各部分之间的比例保持在一定的范围内，该生产、经济就能正常进行，但在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则不仅要求价值生产的扩大和各部分之间比例的正常，而且要求价值的生产与其他各种流量之间保持一定的比例，而且这种比例的要求更严格，如果达不到这种要求，经济可持续发展是难以进行下去的。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提出，就是因为其他各种因素，其中尤其是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变化不能满足其要求的产物，所以要求经济发展必须与其他环境相适应。

保持经济系统稳定和发展，如果能量和自然资源输入经济系统的量，超过了自然系统再生产这些能量和自然资源的速度，就会出现经济发展不可持续的结果。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提出，就是因为传统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与能量消耗的速度，超过自然界再生产它们速度，使经济发展难以长久持续的结果。

经济可持续发展是全人类的一项共同事业，实现这项事业对我国来讲更显重要和迫切。因为我国的生态环境质量更恶劣，资源短缺状况更严重，所以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更为强烈。研究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条件、因难、思路和途径等、以此促进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经济可持续发展刻不容缓

1、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已经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但其发展模式是什么，却是值得认真思考的。因为如果仅仅围绕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社会公平公正、公众参与等这些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或共同范式而没有特定的战略模式，是难以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这些基本要求只能在特定的模式和在具体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实现。而特定的模式与经济发展过程在不同的国情中是不同的，如对公平与公正的理解，不同的文化对它们的理解也就不同，对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的保护方式与程度也不同，所以要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还必须制定出符合本国国情和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特定模式。

2、可持续发展思想的产生，最主要的就是生态环境和资源满足不了传统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要实现生态环境省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这方面的工作，在我国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方面显得尤为重要。由于历史和自然条件等方面的原因，与世界各国或平均水平相比，我国生态环境的严酷程度和资源的短缺程度是非常高的，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因此加强生态环境建设，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环境资源需要，成为我国最紧迫的任务。

参考文献

[1]赵左丽：《公共财政与政府预算制度改革》，载《山西财经大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发经济论文篇3

增长极理论最初由法国经济学家佩鲁提出，增长极理论以地区内不均衡发展为基础主张，提出区域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区位条件较好的少数地区或产业带动，主张选择这些地区或产业培育成经济增长极，通过增长极的极化和扩散效应，带动周边地区经济和其它产业发展。增长极的极化效应主要表现为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向极点聚集；扩散效应主要表现为生产要素向转移。在发展的初级阶段，极化效应是主要的，当增长极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极化效应削弱，扩散效应加强。

增长极体系有三个层面：①先导产业增长；②产业综合体与增长；③增长极的增长与国民经济的增长。在此理论框架下，经济增长被认为是一个由点到面、由局部到整体依次递进，有机联系的系统。增长极理论主张通过政府的作用来集中投资，加快若干条件较好的区域或产业的发展，进而带动周边地区或其它产业发展。这一理论的实际操作性较强。

二、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经济发展现状

2004年10月，第三届川滇藏中国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协调会在成都召开，川滇藏三省区在会上就发表了携手打造中国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的合作宣言，旨在将香格里拉打造成世界级的旅游品牌。“香格里拉”包含了四川、云南、的大部分旅游区，三省区目前正在建立香格里拉旅游环线。川、滇、藏三省区将在各自基础设施建设、生态与环境保护、旅游资源开发、编制区域发展规划方面的联合与协作不断加强的情况下，重点将实施对旅游区范围进行总体规划等问题，并对“香格里拉”区域内的旅游区功能、基础资源、生态环境、产业选择等问题进行科学论证。选择重点地区先期发展特色旅游，联合推荐促销精品旅游线路，带动当地经济结构的调整。

据悉，2002年云南省旅游部门率先抛出“橄榄枝”，欢迎四川、等省区联手合作保护和开发香格里拉，四川省目前已率先投资49.3亿元打造川滇两省内交界处的旅游景区，并制定了一套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则通过去年国际旅游交易会期间与云南在“茶马古道”的开发上进行了尝试，出台了“大香格里拉”计划。区域联合开发香格里拉的框架已经形成。2001年，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中甸县更名为香格里拉县，香格里拉县成了滇川藏三省区“大香格里拉”品牌的核心。巨大的品牌价值，不仅催热了当地的旅游产业，还有力地带动了当地各种产业的发展，香格里拉旅游已步入快速发展阶段。数据显示，去年香格里拉县全年共接待国内外游客231万人次，较上年增长58%，实现旅游社会总收入20.3亿元。而迪庆州接待游客数量5年内从几十万猛增至200多万人次。香格里拉县去年招商引资固定资产投资达8.3亿元，比上一年增长27.5%，占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54.3%。

三、结合增长极理论分析旅游业对“大香格里拉”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1)拉伸旅游产业链，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发挥其产业集聚效应。旅游业是关联度很高、带动性很强的朝阳产业，任何单独的旅游企业或者单独的景区都不能提供完整的旅游产品，旅游产业是由一连串横向联系的企业构成的产业链，能为旅游者提供从交通、住宿、餐饮、购物到全套景点组合。发展旅游业需要有良好的环境基础条件，相应的旅游服务设施配套、齐全。旅游的发展直接带动了“大香格里拉”区域内公共设施服务业、娱乐服务业、旅馆业、餐饮业、零售业、交通运输业、邮电通信业等的发展。近一年来，自治区在“中国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境内，投入了6000多万元，对昌都强巴林寺旅游基础工程、八宿县然乌湖旅游景区等风景区进行的重点建设，扩大旅游服务设施总量，形成功能齐备、运作有序、服务规范的现代旅游服务体系。云南省在“中国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云南境内，投资500多万元，兴建了香格里拉县噶丹松赞林寺旅游服务站、小中甸扎文化生态苑安、德钦县佛山乡老西集镇市政容貌以及德钦县弦子节庆广场；昌都地区评审了2家三星级的宾馆、1家二星级的宾馆和8家旅游定点宾馆饭店，创办了地方性旅游文化娱乐公司，在旅游区开展地方民俗表演等传统文化娱乐节目，促进旅游企业规范化、科学化、多元化的经营体系的建立。(2)创造就业岗位，缓解了就业压力，加速人才的培养。目前，三省区已开通了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的互联网旅游信息服务，以“香格里拉”命名的旅游服务网站就有10多个，大大方便了广大旅游者。一年来，三省区相互协作，加强了旅游人才的交流，自去年5月以来，四川省旅游局为自治区培训了100名导游，为昌都地区培训了民族旅游管理人才10名。同时，旅游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为当地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有效缓解了就业压力，随着外来旅游人员的增多，丰富了当地的知识文化，带来先进的技术理念，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当地人民的文化素质。

(3)带动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吸引外来投资，推动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旅游业具有特殊的低重心启动作用和明显的关联带动功能，尤其适合于旅游资源丰富、经济基础薄弱、城乡经济二元结构突出的西部地区。在对外开放中，旅游业还是一个有助于改善投资环境、“让世界了解本地，让本地走向世界”的“先导产业”，是吸引境外人士来本地的主渠道，也是吸引外商从事经贸活动的重要媒介。大香格里拉区域旅游资源的丰富性与经济技术水平的相对落后性，决定了旅游业不仅应当是该区域的第一大主导产业，而且在带动本区域对外开放和加强经济技术合作交流方面起着特殊重要的作用。因此，大香格里拉区域以旅游业的发展方式来带动扩大对外开放和招商引资，是本区域应该走的最有效的途径。按照增长极理论由点带面，由局部带动整体的原则，在打通香格里拉旅游小循环的基础上，尽快把分布在川滇藏各个区位的高品位旅游资源串通起来，构建大香格里拉的旅游大循环，以形成对外旅游的竞争力。

四、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走生态旅游之路，是大香格里拉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选择。积极培育旅游业为重要经济增长点，对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参考文献：

[1]吴殿廷.区域经济学.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2]马勇，李玺.旅游规划与开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3]曾德超.增长极理论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启示.经济与管理研究，2005(12).

[4]第二届川滇藏“中国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协调会会议文件.2003【摘要】增长极理论是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发展模式，这一理论的出现，曾在经济学界产生巨大反响，并成为许多国家政府制定区域经济开发政策的依据。“中国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问世已经一年多了，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增长极理论从理论上给旅游业优先发展提供了依据和支持，旅游业作为旅游地的经济增长点可以通过其集聚和扩散作用将旅游业的关联作用扩展到一个较为广阔的地域空间。

发经济论文篇4

东亚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的迅速发展催生了多种解释框架，以说明该地区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模式。解释东亚经济奇迹的最为流行的理论是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State)理论，其核心内容包括，日本和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NICs)的政府在制定和执行“市场友好战略”（market-friendly)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国家通过制度化机制创造东亚经济奇迹，技术官僚努力摆脱政治影响，创立优质而高效的官僚体制，通过“看得见的手”来干预市场并引领国家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学者从文化的角度来解释东亚经济的迅速发展。他们认为，儒家思想和其他东亚文化价值观（诸如勤奋工作、重视纪律、教育和家庭等来自中华文化圈的优秀传统思想）是推动地区经济快速增长、保证社会和谐与凝聚力的重要因素。世纪之交的东亚发生了诸多深刻变化，对全球和地区产生了多层面和深远的影响。首先也是最为重要的变化体现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及其积极融人全球和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如加人世界贸易组织和区域性的经济组织等）。

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一事实从根本上重塑了亚洲的政治经济结构和国际关系格局。有学者将中国的崛起视为对全球治理的挑战，认为中国崛起的未来前景取决于中国与西方社会在利益上的同一性或差异性。有人则认为中国崛起造就了一个“全球亚洲时代”（Global-AsianEra)，作为这一时代的推手，中国“既是危险、也是机会”。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国日日益"咄咄逼人”（assertiveness)的外交举措成为部分学者和大众传媒关注和担忧的问题。有学者指出，中国的崛起导致东亚地区形成了经济中心与安全中心相互分离的二元格局，其原因在于中国的经济崛起、美国的“接触加遏制”的对华政策以及众多东亚国家在中美之间两面下注的政策的相互作用。《>其次，作为对中国崛起和经济发展周期变化的回应，东亚国家纷纷采取多种措施来重组包括制造业、贸易和银行等部门在内的国内经济体系。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最新估计，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每放慢一个百分点，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就会出现0.5个百分点的下滑，因此，后者调整其国内经济结构势在必行。③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于包括东南亚在内的一些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或称为“北京共识”)作为“华盛顿共识”（一种系统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强调财政纪律、贸易自由化、私有化和放松管制）的替代选择变得具有吸引力，这似乎昭示着中国的软实力正在地区范围内得到较大的提升。⑤最后，过去的十年也是全球化的速度和广度急速增长的十年。受益于交通与技术的飞速进步，资本、人口和理念的跨国流动大大加强。2010年，国际移民人数为2.14亿，其中来自亚洲的移民为2750万（有43%是在亚洲区域内流动），占世界移民总数的13%。以上变化促使我们必须重新审视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亚洲经济奇迹的理论分析框架。在以往有关“亚洲奇迹”的讨论中，中国只是一个相对较为边缘的因素，尽管其发展模式深受发展型国家的影响，但也有自身的特征。进人21世纪之后的十多年中，随着全球化的深化和新自由主义对市场力量的重新重视，发展型国家理论及“文化论”都面临新的挑战。我们需要回答，过去十多年来东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主要模式是什么？这些发展对东亚区域内部的关系有什么影响？历史、社会和文化因素如何影响亚洲社会内部的互动与未来？应该用哪些新的理论和分析架构来理解当代东亚的发展及其走向？

本文并不试图全面回答上述所有问题，而将围绕以下两点展开论述，从而有助于思考上述问题。第一，占据支配性地位的民族国家框架在分析东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发展问题时依然是不可或缺的，但它已不足以解释与快速发展相伴随的人口、实践、理念和资本的跨界流动所引发的深刻转变。作为一个可供替代的选择，笔者提出地理与文化意义上的‘‘跨界亚洲”概念，试图填充民族国家导向的主流研究所忽视的空白。第二，通过超越传统的国家与社会二分法以及国家主义和制度主义之间严格的理论分野，本文尝试将跨国网络和治理作为沟通这些分野的桥梁，并将之作为破解东亚政治经济发展新动力的分析工具。在与跨国网络的广泛和多层互动中，发展型国家开始同网络化国家模式共存，后者通过各种协商机制影响着民族国家的内外事务。本文以英文、中文和印尼文资料作为文献基础，涵盖以下三部分：第一部分将检验跨界亚洲建构过程中的文化、历史和制度基础，中国已经成为该进程中日益重要的角色，尽管这一位置并不牢固，而且会经受各种挑战；第二部分重点探讨东亚政治经济发展的变迁路径，并把网络和治理植入分析框架的核心；第三部分以中国和新加坡两国的国家与跨国网络互动模式为案例，论述跨国治理的解释力。结论部分将通过总结全文的理论架构和经验案例以深人理解东亚政治经济的新发展，并简要说明网络化国家的重要性。

二、跨界亚洲及其历史和当代属性

过去十年，东亚在政治经济等领域的显著变化与地区内不断加快和增强的跨界多层互动相得益彰，笔者提出的“跨界亚洲”（transnationalAsia)概念正是在这一时空背景下得以形成和强化。这一概念可以从相互关联的三个视角来理解：首先，从空间意义上看，跨界亚洲具有地理和文化意义上的灵活性，涵盖了东亚和东南亚这一似乎明确但又存有诸多问题的地区。人为地把亚洲划分为不同的次区域忽视了长期以来就存在的多元社会文化和地缘政治背景下的文化、社会与经济联系。为了更好地理解现代亚洲发展的动力，应该超越这一教条式的划分，既要看到亚洲次区域各自的特点，也要看到它们的内在联系。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跨界亚洲”是一个发展中的动态进程和存在。通过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彼此之间及其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动态联系，它反过来又（再）塑造了各国的国内议程和发展战略。在该进程中，跨国组织和理念（包括社会经济增长模式）的流动对东亚发展道路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并导致了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的亚洲现代性的生成。最后，“跨界亚洲”是针对人口、理念、商品、实践和资本的跨国与跨地区流动的分析工具和研究方法。跨界亚洲有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根基，在过去的20多年里，它在超越民族国家边界的贸易和移民的快速增长趋势的推动下得到了显著增强。通过这种历史和经济互动的演化和多层进程，近年来跨界亚洲的制度化不断增强，并逐渐影响着该地区政治经济的发展。

(一)历史遗产与文化流动性

显而易见，我们正生活在一个以事物的流动性为根本特征的世界，可以说这是一个“流动的世界"。②事实上，东亚地区内部通过贸易、文化交流和移民建立起来的广泛联系可以追溯到东南亚尚未被西方殖民者涉足之前的几个世纪、以及19世纪末日本作为一个地区强权兴起之前。这些联系在20世纪初得以重新建立。当“亚洲”首次被作为一个地区概念创造出来，民族主义便以“想象的共同体”的形式出现并通过“印刷资本主义”的途径向全亚洲扩散。如阿纳森（Arnason)所说，‘‘长远来看，该地区（东南亚）最突出的特点是不得不应对文明间的碰撞以及它们繁杂的地方分支……东南亚的传统与支配性的外部模式存在着积极互动，这是一个极具特色的、由外来输人和本地模式组成的非常灵活的组合，而不只是坚守土著的基础结构”。海夫纳（Hefner)则认为，文化流动性、跨文化的输入以及横跨马来群岛的复合性共同构成了有关海洋东南亚有效的解释框架，说明“社会的构成不是一成不变的，传统的实体与其邻居之间不能被隔离”。②亚洲现代性已经被跨国和地区内部较大规模和强度的理念与人口流动建构起来。20世纪早期，中华文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来自西方入侵的挑战，该危机酿成了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改良派和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派之间的冲突。彼时的东南亚，同样充斥着肆虐的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这些民族运动的发展战略被整合进非国家中心（non-statecentric)的话语体系，从而推动了作为“激进的政治文化地区概念”——亚洲——形成。<3)诸如亚洲主义等概念的提出和实践，把日本、东南亚和中国等地的知识分子和民族主义者紧密联系起来，导致了跨越地理和国家疆界的政治与文化网络的形成。华人知识分子以日本为渠道来获取关于西方的知识，使日本成为20世纪早期西学东渐最为重要的中转站。⑤以上对区域内部和跨国联系的简单论述将关于亚洲政治的历史传统植入到相应的问题中，促使我们反思亚洲研究的主体架构。传统上，该框架受到.方法论上的民族主义”（methodologicalnationalism)的主导，“该方法论假定民族/国家/社会是现代世界所具有的天然的社会和政治形式”，这一理念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深刻地影响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例如，中国的历史学研究长期以来就受到反帝思想和民族国家框架下国家中心论的束缚。然而，民族国家研究框架的局限性已日渐显现，亚洲的跨国视角在认知本地区的历史和现实中应该被给予更多的重视。正如通差（ThongchaiWinichakul)所言，“旧的民族国家理论所服务的对象就是要建立民族国家，因为它有其发展的过程”，而现在是时候推动其他非民族国家性理论或者跨国理论的产生和繁荣了。②简言之，关于亚洲近现代史的这一修正主义解读成为重构东亚政治经济，以及过去30年中国参与其中的这一变动进程的理论基础。

(二）当代议题的反思："亚洲问题的亚洲视角”

在冷战的大背景下，随着众多新独立国家开始自身的民族国家建构，东亚跨界历史和文化的共同遗产变得更为突出。如，印尼与中国之间持续的互动很好地彰显了地区建构的新特性，在这一进程中，中国唤醒了后殖民时代东南亚的双重形象。从1949年到80年代中期这30多年间，中国被某些东南亚国家视为威胁。东南亚国家政府借助这一观念来增强其国内的威权政治体制和对本国华人强制同化政策的合法性。较少被认同的观点认为中国是现代性的代表，把中国视为（真实的或想象的）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的典范，这一看法存在于东南亚的非共产主义国家中，比如苏加诺时期的印尼。西方模式的民主为何会在印尼失败？这一问题曾经是后殖民时代印尼政治研究中的难题，于是，“西方”成为研究文献中仅有的“他者”和唯一的参照标准。这种研究方法将“东方和西方学者中存在一个基本的和不可约的区隔”作为既定和不可改变的事实。艾森达（Eisenstadt)明确指出，“现代性和西方化不能划等号，尽管它们有历史优势并且将会继续作为其他模式的基准点，但是西方模式的现代性并不是唯一‘真正’的现代性”。他认为，对“多样现代性”理念的重视就是对一元性现代化理论的否定，“均质化和对现代性西方模型的强势假定”都是不切实际的。在苏加诺时代（19491965)，印尼很多政治家和知识分子都从他国发展模式中寻找灵感，中国就是他们的特别选择。他们塑造和传播了关于新中国的三个主要意象：目标明确的和谐社会；经济发展成功并得到民众支持的民粹/民族主义社会；文化和知识复兴的新社会。在印尼看来，中国的魅力并不在于其所倡导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而是因为其在较短的时间里取得了巨大成功的发展模式，这让苏加诺总统确信，中国就是“解决亚洲问题的亚洲视角”的榜样。20世纪早期文化和观念交流的历史记忆被唤醒，并用以验证对中国发展模式的认知。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发展模式的系统性结合深深地影响了苏加诺时代末期的印尼历史进程。②尽管中国和印尼的友好合作关系在苏哈托时代（19671998)被中断，但是两国关系在苏哈托下台以后很快就回暖。在1999年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瓦希德总统向中国领导人表示，两国间的关系应该像“兄弟”，印尼人民为拥有一个“孔教兄弟”而感到高兴。他明确表示，新时期的印尼将与亚洲邻国尤其是中国建立起友好而紧密的关系。③2001年11月中国总理朱镕基访问印尼期间受到热烈欢迎，当地有影响力的报纸《指南针报》(Kompas)以“直接聆听中国发展的成功故事”为题发表社论，高度赞扬中国所取得的进步是“巨大而令人向往的”，并宣称，“我们现在就可以聆听过去20多年来中国发展的成功故事”。

爪哇邮报集团（JawaPosGroup)执行总裁伊达兰（IskanDahlan)在其所著的《中国的经验》(PelajarandariTiongkok)一书中强调，印尼应该学习中国的发展模式。⑤在越南，翻译自中国作家的小说作品几乎占到越南外国文学作品的一半，新生代的决策者已经接纳了这种强调平稳的经济开放以及保持适度的政治控制的“中国模式”。在老挝，“中国更是被视为现代性的代表”。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蒂尔曾指出，“北京共识的成功意味着非西方民主模式的政府依然可以给予人民美好的生活”，他进一步表示，中国“对北京共识的合理运用已经让这个有着13亿人口的‘贫穷’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②跨界亚洲不仅逐渐浮现在日益增强的文化和理念的流动过程中，更为重要的是，20年来其对于经济联系和人口流动快速增长的推动已经得到证明，中国在其中扮演了领导性的角色。杉原薰（Sugihara)认为，中国融人国际经济格局的模式逐渐在“亚洲内部贸易、移民、资本流动和汇款（侨汇）的增长中被塑造起来，就如同与西方的直接接触所导致的那样”。③亚洲内部贸易已经占到东亚整体贸易额的一半以上，与70年代末期的20%相比，有了大幅增长。20世纪初，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年均增长率已经超过30%。2008年，中国已成为东盟第三大贸易伙伴，当年东盟的整体贸易量中有11.3%来自中国，其贸易额在全球贸易额中占到13.3%，在亚洲总体贸易额中占到半壁江山。2010年1月中国一东盟自贸区的建成让一个有着6.6万亿美元〇0、19亿人口和贸易总额超过4.3万亿美元的庞大经济区浮出水面。⑤2013年初，中国已经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则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在东亚共同体构想的发展进程中，以“清迈倡议”为代表的货币地区主义的发展和地区内自贸区的扩散，使得经济地区主义正在成为该地区日益重要的合作形式。为了鼓励东亚和东南亚国家之间达成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根据2000年确立的“清迈倡议”的原则，中国人民银行和大韩银行在2008年12月共同宣布了一项总额为1800亿元人民币（270亿美元、38万亿韩元）的双边货币互换协定。这项为期三年的计划旨在为两国的金融和财政系统提供流动资金，以更好地维护两国的货币稳定。①中日韩三国领导人第一届三边峰会同月在日本福冈举行，加强彼此的金融合作成为峰会最重要的议题。印尼央行在与中国和韩国各自签署了30亿美元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之后，2009年2月又通过与日本的积极合作来寻求拓展其60亿美元货币互换计划，以保证本国外汇储备的安全。②对此，亚洲开发银行研究院院长川相昌弘（MasahiroKawai)指出，“亚洲各国之间的经济纽带正变得越来越强。美元的地位正在衰退，欧元也未必有能力接手。目前非常有必要在亚洲推动稳定的货币区建设”。③在制度层面，中国和东盟之间已经建立起多元化、多层次的互动和密切联系。截至2006年，中国和东盟已经在不同的层级建立起46个对话机制，其中包括12个部长级的高层渠道。④中国新移民的数量也在不断增长。据估计，涌人东南亚的中国新移民约有250万人。这一趋势充分说明了中国与该区域的密切互动与相互依存。⑤在东北亚地区，中国在2004年成为日本的最大贸易伙伴，2005年，中日两国之间的双向贸易额增长了12.4%，达到24.9万亿日元，超过了美日之间21.8万亿日元的双边贸易额和6%的增幅。截至2008年8月，日本对中国的出口首次超过了其对美国的出口，中国成为日本最大的出口市场。到2007年底，在日本的华人社群已经达到60万人，成为日本国内最大的外国人群体。在日华侨华人同时也是中国大陆最为积极的华裔投资者和企业家；每1万名日本华侨华人中就有28人在中国投资或创业。在教育领域，从1978年开始至今的约30多年间，赴日留学的中国人为15万，其中归国人员有3万，毕业后留在日本的人数约占全体留学人数的14%。对于这个群体，研究者有个“百千万的大致估计”：即大学校长、政府的司局长等级别的人才数以百计，大学教授、副教授及获博士学位者数以千计，归国者总数以万计。这样的一个群体是能够有效地促进中国社会发展，增进中日关系的理解与交流，沟通中国与世界的重要社会资源。在中国，有1000万人为日本公司工作，据估计，在2005年有10万日本人生活在上海，中国也成为日本在亚洲最大的投资目的地。

随着中韩双边关系的日益密切，相似的趋势也出现在中韩两国的各个领域。2003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韩国产品最大的出口市场，而美国自1965年开始巳经占据这一位置长达近40年之久，中国从而成为韩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同时，韩国的汉语语言学校在数量上也取得了快速发展，2003年至2005年间增长了44%,2003年，有3.5万名韩国人在中国的大学学习，占所有在华外国留学生的46%，有超过18万的韩国人拥有中国的长期居留许可。所有这些都凸显了亚洲（尤其是东亚）范围内日益扩大和深化的联系与交流；它们不仅是跨界亚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东亚政治经济的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需要指出的是，跨界亚洲的概念主要限定于通常所称的东亚/东南亚区域，南亚在其间只发挥着较小作用。尽管印度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增长很快，并且印度巳经成为中国的第十大贸易伙伴，但是快速增长的贸易额在相当程度上也放大了两国在经济和政治利益上所存在的歧见，以及（更为重要的是）在管理危机和冲突方面双边和/或多边制度化机制的缺乏。

总之，世纪之交的发展实践证明，跨界亚洲的形成得益于吸收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于东亚与东南亚各国和民众的跨界互动中的宝贵历史资源和文化资本，人口、资本、商品和理念的流动已经在制度化和多边机制的推动下得到了显著增强。结构性和制度化的跨界亚洲模式在过去的十年里已经成型，并随着诸如“10+3”这样的政府间合作机制以及博鳌亚洲论坛这样的非政府合作形式的建立而逐渐强化。作为经济增长引擎、人口流动的源泉和跨国制度化框架（如“10+1”和中国一东盟自贸区）中的核心行为体，中国在新一轮的地区建构中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然而，中国在跨界亚洲的形成进程中日益增长的中心地位也遭到了来自美国（包括其主导的组织）的较大阻力。中国和亚洲邻国之间的领土、领海争端也对形成中的地区秩序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跨界亚洲是与不稳定的、具有潜在冲突的区域结构并存的。对于东亚的政治经济新发展来说，新的跨国结构既是结果也是动力，它们对地区变局的复合影响和深刻意义应该被给予足够的审视。

三、跨国语境中的网络和治理

近年来，随着东亚地区化进程的发展，资本、理念和人口的跨国流动日益频繁和机制化，且在可预见的未来将可能继续发生转变，因此，需要有新的概念和方法对其本质和特性加以解读。下文将继续论证网络和治理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分析工具，以及对国家与社会分析范式的替代性选择。

(一)全球治理的兴起

如前所述，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特定模式通常被认为是东亚经济增长背后的关键驱动力。制度主义（institutionalism)和国家主义（statism)两大学派都曾尝试对东亚和东南亚在20世纪7090年代的经济快速增长进行解释。对前者而言，新古典主义理论将非国家变量作为关注点，认为东亚各国政府通过追求比较优势和竞争来强调出口导向和以市场驱动的工业化，它们“并不尝试去限制市场，相反，在必要之时给予政策协调以确保足够的灵活性”。制度主义学派“（1)涵盖了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的制度安排，（2)注重这些安排的合作基础，（3)为本地公司提供综合性政治支持并通过对其施压以使其符合市场规律”。发展型国家既是宏大的制度体系的组成部分也是参与者，它们为解决发展中国家所共有的问题提供集体行动的解决方案，金原益（WonikKim)通过突出殖民主义遗产的作用来探寻发展型国家的起源，认为国家独立时继承或者建立起来的相应制度化框架，以及后来的社会经济转型都可以被视为东亚当展型国家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历史事件。另一方面，随着学者对现代社会国家角色研究兴趣的再兴，国家主义的方法重新受到重视，主要表现为注重国家作用的学术著作的出版以及关于国家自主性的争论等。自80年代以来，作为对发展和现代化在其结构与文化路径中出现的“无法解决的冲突”的回应，国家成为相关研究中的“焦点"。②国家自主性是国家主义者争论的主要变量之一，他们从社会阶级和特定的私人经济利益中找寻相关的自主性，使国家可以通过一种可操作的路径来推动社会发展。作为有组织的实体，自主型国家可以制定和执行政策，而不是简单的反映特定社会集团的需求和利益。同时，也有观点认为，“国家主义作为研究范式的独特性取决于对作为自主和发展型实体的国家的界定”。在国家主义者的设计中，自主型国家领导人的决定性作用体现为“允许技术官僚不受约束地以市场理性为导向来制定政策，以提升国家的发展潜力”。当国家面临危机时，不同势力围绕国家的作用展开激烈论战，从而对国家自主性形成挑战。③冷战的结束以及剧变表明了国际政治经济发展中社会力量的复活。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裙带资本主义的存在，给国家主义发展路径提出了更多的难题。

最终，国家面临着两大挑战：“自上而下是来自全球性经济力量发展的挑战，自下而上则是民族或者族群意识复兴所造成的挑战。”同时，国家主义者和制度主义者的研究方法倾向于在民族国家的政治疆界内拓展分析，缺少对日益密切及多元化的资本和人口跨国流动的充分关注，但是跨国网络却在国家疆界内外越来越多地建构起政治发展的轨迹，就如同欧洲地区合作语境中所充分展示出来的那样。因此，我们有必要超越传统的国家一社会范式，运用更加贴切的概念和框架来解读21世纪东亚的政治经济变迁。笔者认为，网络和治理的概念与实践能够满足这一需要。在西方的政治理论中，“政府”指的是“正式的国家制度以及对合法的强制性权力的垄断”，“治理”则是指“通过政府执政实践的发展，让存在于公共和私人部门之间或者内部的边界与区隔逐渐淡化”。根据斯托克（GerryStoker)的观点，治理的本质就是在不依赖政府的权威和制裁能力的前提下集中建立有效的执政机制。“治理概念指出，结构或者秩序的产生并不能被额外地强加，而是通过执政实践的多样性互动来实现，并在各行为体之间相互影响。”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概念化不同，治理可以超越严格的民族国家的边界限制，全球治理已日益成为协调地区和全球层面政治经济发展进程的重要形式。正如罗西瑙（Rosenau)所说，全球治理机制的连续性在21世纪前夕凸显出来，并通过宏观的和微观的、非正式的和制度化的、国家中心的和多元中心的、合作性的和冲突性的等形式体现出来。换言之，关于治理的表述，不论是地方性的、区域性的还是全球性的，都肯定了“权力正在多.个方向被重置”这一包容性趋势。如下文将要论及的，这一变化对于东亚政治经济发展的动力和进程有着深远的意义。

(二）网络作为新分析框架的理论支点

“网络”也是理解东亚政治经济发展新趋势的重要概念。对于网络和治理在跨界亚洲中的角色，应该从两个方面给予审视——被全球化所塑造的国际环境，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既有概念体系所面临的理论挑战。目前，关于网络在商业和社会领域中的重要性的研究已经获得蓬勃发展，但是有关东亚政治经济发展的文献却忽视了网络的重要性。（跨国）网络不像国家与社会关系那样被垂直而有层次地建构起来，以便于政治、经济和象征性权力的集中和分配，它首先是横向水平式建构的结构，最终与纵向的层级体系实现纵横交叉。本文重点强调网络的三个不同层面——作为关系性的存在、互联互通的节点和立体的空间结构，以此代表网络与国家、社会和市场互动模式的多样性。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网络由行为体（包括个人和组织）之间的一组关系或者联系组成。行为体之间的联系既有内容（关系的类型）也有形式(关系的强度)”。有学者指出，“网络是一种组织逻辑，是经济行为体间的一种治理形式”。

卡斯特（Castells)认为，“网络是一组相互连通的节点，形成于曲线的自我交叉”，他指出，网络是“开放的结构，可以无限制地扩展，并且可以整合新的节点，只要它们可以在网络内部沟通，可以共享相同的交流信息。基于网络的社会结构是一个极其动态和开放的系统，在不危及其结构平衡的时候它会积极推动创新”。②格力维尔（Grewal)从狭义的角度将网络视为“彼此联结的人群以一种能够使他们可以开展有益合作的方式所组成的互通结构，可以通过包括商品和理念交换在内的多种方式实现这一目标”，他同时强调“使网络成员可以彼此接近，便于相互合作的共享规范和惯例”，以及网络成员之间所达成的可操作标准的重要性。③尽管上述观点存在差异，但是对于网络所具有的连通性、灵活性、互惠性和跨国性等特点却存有共识。随着东亚政治经济的发展，网络已经成为该进程的核心议题。作为一种研究手段，“网络论”在当代亚洲研究中得到了较为广泛的采用，这也与晚近国际学术界的最新理论趋势相一致。网络研究在近三十年来获得了日益广泛的重视。以国际社会学界两份最著名的刊物《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SociologicalReview)和《美国社会学杂志》（AwerioznJournalofSociology)为例，以“网络”作为关键词的论文从1.2%(1980年）逐渐增加到2.2%(1990年）、7.8%(2000年）和11.6%(2005)。经济学家马修杰克逊（MatthewJackson)指出，“由于其多学科特征，网络研究成为一个激动人心的领域。我们很难想象有哪些其他学科能吸引到这么多学者的关注，并能被应用到诸多领域之中”。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更多的学者也开始关注全球网络与国内政策之间的多重关联性。②有多种路径可以解释网络可作为分析跨界亚洲的核心概念的原因。首先，整个社会的控制机制越来越多样化，国家不再是监管社会的唯一机构。这一发展趋势巳经逐渐从国内蔓延到了全球语境中，跨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以及国际非政府组织所扮演的日益重要的角色都是明证。公民社会通常被视为中介性的“第三系统”，即公民自发地组织起来，建构有别于政府或者逐利行为体的独立公共体系。跨国公民社会指的是"从事超越国家边界的自愿集体行动并追逐他们所认可的普遍的公共利益的自发利益群体”，它们通过有组织的利益表达方式，将相关的公共议题从国内转到国际。

在经济领域，相关研究和统计显示，跨越国家疆界的商业和社会网络可以协助克服多种形式的非正式贸易壁垒，诸如国际合同的脆弱执行力以及市场准入限制等从政治层面来看，政策网络和作为治理新模式的网络巳经日益突出，在西方世界尤其明显，以致于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巳经呈现出“政治秩序从组织/科层体系（以及市场/无政府）向网络”转变的趋势。⑥网络可以承担国家或者社会都不能单独承担的与市场进行有效互动的角色，并且已经逐渐成为跨界亚洲框架内超越国家边界、联结不同力量的重要机制。第一，与那些以“内部组织联系通常强于组织间联系”为特征的国家相比，有着水平而无差等结构的网络可以有效地渗透到社会的不同层面。第二，作为发展中的嵌入到国家和社会内部的实体存在，网络已经成为可以通过制度化和非正式的渠道与国家进行有效沟通的独立变量。另一方面，社会却经常被冲突的利益和多样的议程所分割，然而网络——它通常会与相应的互动规范来构建共同议程——却可以确立包含个体的社会力量和多样的国家行为体在内的有效伙伴关系。第三，国家和（国内）公民社会要受到民族国家疆界的限制，但是（跨国）网络则拥有影响全球和国内两个层面社会转型的能力。第四，虽然市场也是无国界的，但在很大程度上却被追逐利润的终极逻辑所驱使，以致容易蜕变为倾覆国家与社会关系平衡的不稳定因素，而网络却可以通过诸如行为规范和制度安排等正式或者非正式约束机制避免这一缺陷。<2>总之，网络和治理为东亚政治经济的既有范式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框架。这两个概念未必会完全替代既有范式，国家、发展主义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等因素在21世纪东亚的社会政治转型中依然非常重要。然而，作为替代选择，它们可以成为传统范式的有效补充或者对现有的框架提出挑战，从而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与认知那些不确定和未知的领域。

四、跨界亚洲框架下的国家与网络

前文论述了跨界亚洲的历史性、网络和治理的重要作用，下文我们将通过中国和新加坡的具体案例来检验它们在东亚政治经济发展中的影响。

(一)中国与跨界网络的双向互动

中国在过去的30年中经历了根本性的变革。在对内改革的同时，中国也积极融入并影响全球化。郑永年曾指出：“中国本身已经成为全球化的一部分，但是与快速发展的融入进程相比，却出现了驱动乏力的情况。”—些西方学者将中国的发展模式视为与英美资本主义不同的“中国资本主义”(Sino-Capitalism)，其特征是自上而下的国家在经济中的主导力量（这是发展型国家的核心特征）与自下而上的私人企业扩展共存。这种二元结构已被深深嵌入国家、区域和全球的生产和知识体系之中，它同时也是一种“网络资本主义”。②其实，“中国资本主义”最初被用于描述海外华人企业家，他们也是中国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力量。从1979年到1997年，超过三分之二的流人中国的外资来自于海外华人。过去十多年来，60%的外国直接投资由华人引进，他们在华公司的数量占在华外国企业的70%。2008年一项有关侨资的调查显示，虽然2006年和2007年中国的外资分别减少了5.75%和8.69%,但华侨华人在中国大陆的投资却增加了3.8%和2.1%,侨资在总体外资中的比重也从52.3%(2005年）增加到63.5%(2008年）。

—些学者通过对外贸易领域的统计学分析，发现在东南亚华人人口较多的国家，华人网络对推动双边贸易贡献了60%的份额；海外华人也直接推动了居住国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联系。⑤进入21世纪后，华人华侨对中国地方社会（尤其是华南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仍然十分显著。例如，居福建百强镇榜首的陈埭镇仅有38.4平方公里的土地，但却容纳了三千多家鞋企和配套企业，诞生了像安踏、361度、乔丹、贵人鸟等鞋业品牌，2009年为全世界生产了6.5亿双鞋，被誉为“中国鞋都”。海外华人及其社会和商业网络是陈埭成功故事中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这从一个微观的层面论证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跨国联系特征。邓小平早在1993年就指出：“中国与世界各国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机遇。比如，我们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对祖国做出了很多贡献。”②下文将通过对中国城市中影响渐强的特定群体的考察，来解读国家与跨国网络之间的互动。这是一个被称作“海归”的群体，他们出生在中国，在海外接受良好的教育，有着高度的全球流动性，并与海外居住国有着密切的联系。据估计，在过去30年间，从中国大陆（不含港澳台等地区）移居到世界各地的新移民已经超过600万。近年来，跨国网络不仅体现在以集体经济和社会支持的方式来推动中国的全球化，而且还体现在海外华人民族主义的复兴上。中国政府目前在促进和推动这些跨国网络活动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④中国政府推动的新政策在两个领域同时展开：一方面在民族国家框架内积极吸引海外华人高端人才回国工作，另一方面将国家的政策和信息传达给海外华人社群。前者的首要出发点是推动中国国内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后者则通过在国际场域中嵌入政治和文化意涵来提升祖国的吸引力。由中国各级政府所推动的积极的海外招聘活动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目前，中国与跨国华人网络相连的主要政策倡议已经由原来的“回国服务”调整为鼓励海外人才“为国服务”，这就使得实质上和永久性的回到中国不再是爱国的先决条件。华人新移民归国的数量巳经颇具规模，"海归”已经成为城市精英群体中的重要部分。据相关统计，2009年中国海归人数首次突破10万人，比2008年增加50%以上。2012年底，中国留学生回国人数新增27.29万人，同比增长46.56%。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留学回国人员总数巳经达到109.13万。归国潮的出现主要取决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刺激，二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重创了西方经济。根据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的数据，仅2008年，中国的归国人员数量就占到19792008年期间归国人员总和的1/6。②海归人员有着高度的国际流动性。在2004年末和2005年初，在一项针对三百多名在加拿大的华人新移民所进行的关于他们未来计划的调査中，41%的受访者选择“长期居留在加拿大”，14%选择"回到中国”，45%则表示“不确定”。而在2006年末对3000名在北京工作的归国人员所做的调查显示，692名受访者（23.1%)拥有外国公民权，445人(14.8%)拥有外国永久居留权。③在中国和西方之间穿梭对华人高技术移民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但是中国的国籍法不允许拥有双重国籍，这一规定也让很多（临时的）归国人员在回国以后遭遇到诸多挫折和不便，因为他们中有不少人拥有外国公民权。修订现有国籍法的呼吁已经通过那些出国访问的高层官员和国内的多种新媒体传递给不同层级的国家机构，如作为国家层面的立法和协商渠道的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以及国务院侨办这样的决策和执行部门。

虽然这些努力并没有产生直接和最终的结果，但是关于双重国籍的法律认可的讨论却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网络和治理的作用。为了实现与华人高技术移民（以及他们的专业和个人网络）建立密切联系的目标，中国政府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的相关政策，明确了跨国治理的思路。同时，这些政策尝试展示中国的重大国家关切（吸引全球华人精英促进中国发展）以及表达对新移民中髙技能人才的渴求。2004年8月，中国政府正式推出绿卡系统，为那些高级归国人才、尤其是有着丰富海外经历和全球视野的优秀人才提供制度便利。新的政策在2006年12月由人事部公布，旨在创造“绿色通道”以吸引高级人才回国，并强调要注重人才的质量而非数量。为此，中国政府确立了归国人才或髙素质新移民的三个特定标准：可以协助中国的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以达到国际水平；可以协助加强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有丰富的海外经历和全球视野。相应地，全球性人才的招聘层次也越来越高。2008年12月，中组部推出“”新政策，提供高薪（100万元）以及其他有吸引力的项目资金和相关硬件支持，以吸引高端科学家以及华人高技术移民人才到祖国工作。该计划由时任中组部部长的李源潮推动，并将此作为中央实施“人才是科学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战略的首要措施来抓2013年9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条例》将‘‘人才引进”规定为普通签证的申请事由。条例在普通签证类别中增加了字（人才）签证，发给国家需要的外国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专门人才。今后，凡是符合中国政府有关主管部门确定的外国高层次人才，以及符合急需紧缺专门人才的引进条件和要求的外国人，均可以申请R字（人才）签证，并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入境出境便利。总之，中国新移民中归国的高技能人才已经呈上升趋势，他们与中国之间的密切联系构成了新兴的华人跨国主义的核心背景。然而，全球流动性逻辑和国家利益之间的固有结构张力毕竟是难以解决的现实，新移民/海归认为，共享的利益和共同的文化/政治认同可以通过推动有条件的国籍法来实现，这一要求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被中国舆论和决策者所接受，并强调要推动跨国理念和民族主义议程的有机结合。同样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在更广的范围内采取了积极措施，通过促进海外华人的全球流动性来更好地维护他们的利益，这是一个积极的姿态。跨国因素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和清晰，网络和治理受到了普遍认可和重视。过去十年里，留学归国人员在中国决策过程中的代表性也在日益上升。李成的研究显示，中国第五代领导人中共有82位（占15%)曾经在海外学习过，主要集中在美国和欧洲。其中有23位（占28%)在海外获得了学位，有52位（占63%)在海外学习或工作一年或者以上，有7位（9%)参加过为期几个月的海外短期培训。最近一项研究表明，由于海归人员对全球事务的观点更倾向国际化，他们由此可能会影响到中国的外交政策，并可能对中国国内不断增长的民族主义情绪形成一个潜在的约束。

(二）跨国网络对新加坡政治经济发展的含义

二战后，新加坡社会与经济的主要特征在于其跨国性，很多社会组织和商业活动在推动建立和巩固地区网络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在东南亚和东北亚。新加坡在亚洲地区网络中的角色由两个主要因素所塑造：从地理位置来看，新加坡在全球来说是东西方的十字路口，从跨界亚洲意义上来说是东亚、南亚和东南亚的十字路口；更重要的是，新加坡还是转口贸易的主要集散地，华商组织在这项贸易和本地经济发展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李光耀对新加坡有利的地理位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新加坡是“亚洲的车轴”。③过去20年来，跨国网络在新加坡社会（尤其是华人社会）的发展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并得到了国家的强力支持。首届世界华商大会于1991年在新加坡召开，如组委会主席所说，很大程度上这是基于“华人的共性”。其后的几届大会都将中华文化对海外华人商业成功的贡献作为重点。“华人性”（Chineseness)逐渐成为国际商业网络化的战略基点。时任副总理的王鼎昌曾指出：“共同的文化和价值观让大家在一起工作变得更加容易。”④1993年，第二届世界华商大会在中国香港举行，李光耀资政坦言，"如果我们不利用华人网络来更好地把握这些机会将是愚蠢的”。⑤新加坡政府尝试在巩固和拓展其经济增长的步伐时，借助跨国网络的力量将自身打造成“地区之翼”。自80年代的经济调整时期以来，新加坡政府通过积极培养和引进大量人才以推动这一目标的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全方位重置权力的治理”成为一个重要的概念和实践形式。但是几十年来，新加坡人口出生率持续走低（已经从1960年的5.76%下降到2012年的1.1%),给其发展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为了保证人口的平均增长率，新加坡每年平均需要有6万名新生婴儿，然而2009年实际只有39570名婴儿出生，大大低于最低替换率的水平。由于本国在人口和自然资源等领域先天性的匮乏，以及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竞争日益激烈，新加坡政府不得不着手制定和执行多方面的政策以吸引外来移民前来工作和生活，在全球范围内积极网罗优秀人才为己所用。2006年黄根成副总理（同时也担任国家人口委员会主席）就这一问题阐释了政府的立场：“我们不得不通过移民来增加我们的人口和劳动力。我们要鼓励那些愿意为新加坡发展做出贡献的人定居于此。这是做大经济蛋糕的重要途径，只有这样，每个人才会得到更多。如果不这样做，我们可能就会在其他国家快速增长的竞争力面前出现劳工数量锐减、投资撤离的困境，那样就很难有足够的资源来保证发展，我们就会因此走向下坡路。”李显龙总理在2006年国庆群众大会演讲中也明确表达了政府的担忧以及在全球范围内网罗优秀人才的意义，他说：“如果我们希望经济能够继续发展，如果我们希望变得更加国际化，那么我们就需要有持续增长的人口，而且不仅仅是数量上的增长，我们还要保证在新加坡所需要的各个领域里都会有越来越多的优秀人才。”他强调，“新加坡必须网罗各类人才，我们要寻找那些有着出色的能力和充沛的活力、有着多元化的创新精神和理念的优秀毕业生、专业人士、银行家以及律师等，要涵盖我们所需要的所有领域。”③新加坡的外国人才战略既强调要网罗来自全世界的高技能专业人才，在实践中又将华人优秀人才作为主要的引进对象。④这不仅因为新加坡是一个以华人为主体的社会，而且主要是因为大中华区是那些希望到新加坡工作的专业人士的潜在的最大来源地。自1992年起，新加坡政府开始为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提供全额奖学金到本地的初级学院和大学读书。获得这项资助的主要附加条件之一就是他们必须在毕业后至少在新加坡工作六年。

一项针对受益于该计划的1195名学生的调查显示，他们中有74%成为了新加坡永久居民。当然，大量的来自中国的企业家也在新加坡的经济增长和地区商业网络构建中发挥着曰益重要的作用。2004年以后，新加坡政府进一步放宽了外国人申请公民权的标准，该措施的直接结果就是2005年外国人获得新加坡公民身份的数量达到1.2万人，比2004年的5300人增加明显。由于政府的“门户开放”政策，新加坡已经成为国际化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非居民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例已经高达28.1%(其中永久居民占全国总人口的10%)。相比而言，1990年永久居民仅占总人口的3.7%，而2000年这一比例已增至7.1%，达到了28.7万人。2012年，新加坡公民数量为328.5万，而永久居民的人数已经达到53.3万人。对外来人才的激励措施以及诸多（隐性的）优惠政策造成本地公众的强烈和公开的不满，这些不满尤其针对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在2011年大选中，上述议题成为激烈的竞选议题，反移民的呼声不仅充斥于网络等新媒体之中，在主流媒体中也时常被报道。这也成为人民行动党在大选中仅获得60%选票的原因（为新加坡独立后的最低记录）。为了应对这一潜在的分裂危险，新加坡政府开始着手在多方面寻求增进公众和社会的包容性。一方面，政府采取多种措施确保本地人的利益在多个领域受到保护（如在健康与教育补助金方面区分公民和永久居民的待遇等），同时又在根本上确保通过有选择地引进外国人才来提升经济总量。更为重要的是，国家已经在尽力控制（华人）新移民的跨国属性，并且通过塑造他们对新加坡的政治忠诚来提升其对新加坡的国家认同，推动国家建构进程。李显龙曾经在很多场合告诫新移民要积极融入新加坡社会，以尽快成为这个和谐大家庭的一员。为了更好地推动这项融合议程，总理公署特别成立了“公民与人口策划署”（CitizenshipandPopulationUnit)。随着国内反移民呼声的高涨和反对党的逐渐壮大，新加坡对永久居民和入籍的要求日益严苛。新加坡的个案凸显了发展型国家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困境：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人口流动是跨国性的，而民族国家的治理则受制于国内政治因素(选民的投票）。这两者的利益诉求并非完全一致，从全球治理的角度和区域网络的模式有助于解释这些新现象。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两个个案有一定的特殊性，它们的着眼点在于国家与跨界（华人）族群网络之间的共生、矛盾与协调，因此，在解释网络和治理的作用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其他学者的一些专题研究，如公共医疗领域、环境问题、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等都显示了全球治理架构下跨国网络与合作的重要性和有效性，尽管在亚洲区域这些协调的机制和理念还远未成熟，尚在磨合过程中。

五、结论

笔者希望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论证能够初步地解读网络和治理在跨界亚洲中的重要作用（以及中国在东亚所发挥的日益重要的作用）。根据以上分析，本文得出以下四个初步的结论：

首先，东亚政治经济的既有分析范式依然受到民族国家框架的支配。随着该地区人口、资本、实践和理念的跨国流动的日渐增强，我们需要引入新的分析工具，以更好地解读变化中的地缘、社会和政治图景。作为一个区域发展进程和一种分析工具，跨界亚洲的概念从以往密切的地区互动中吸收了大量的历史和文化资本。无论是中国崛起的动力、发展模式还是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的交叉互动，无论是跨国流动的非正式和正式机制的建立还是维持，跨界亚洲或许可以作为一种替代选择，以更好地解读过去二十多年东亚所发生的深层次转型。

第二，要深入理解跨界亚洲框架下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转型的复杂性和多维性，就必须超越传统的国家与社会二分法，引进新的分析方法。作为垂直建构起来的、自上而下的权威性国家机器，应该被置于横向的跨国网络的宽广轨道内，从而实现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纵横交错。在该进程中，通过执政实践的多样性互动来实现的治理将作为一个重要的概念框架和具体实践得以凸显。此外，网络和治理还将与变化的市场机制和监管制度并列。至于国内的政治经济结构如何回应这些新的、将国家、社会、市场和网络连接在一起的跨界模式，我们还需要进行更多的实证研究。

第三，国家依然是跨界亚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行为体。1997年和2008年的两次金融危机及其解决方案表明，对于任何有意义的宏观经济政策来说，国家都是不可或缺的角色。但其自身的性质和特点都发生了变化——或可被界定为“网络化国家”，并在两个重要方面不同于七八十年代蓬勃发展的发展型国家。其一，发展型国家的“市场友好战略”及其干预主义政策的基本特征是经济技术官僚摆脱政治影响、优质高效的官僚体制以及共享信息的公共和私人咨询部门。而“网络化国家”不仅通过政策激励来影响市场和经济，它们还接触到全球性的生产、知识和族群网络，国家对经济部门的直接参与也是重要的路径。其二，如果说在民族主义的传统框架下，发展型国家要依托在民族国家内部来运作的话，作为全球化进程重要主体的网络化国家则将展示更多的跨国属性和特征。因此，包括跨国民间社会以及自下而上的机制和过程都日益重要。

第四，国家与网络的互动不应该被简单地概念化为零和博弈。中国和新加坡两国的发展充分证明了网络与国家之间有可能存在互惠的双赢关系。在两国的具体发展战略中，网络利用国家的有力支持获得发展优势，而国家也通过对跨国网络协作的参与，在企业、地方、地区以及全球等多个层面推动了新型治理形式的出现。这种多层互动营造出一个良性的发展环境，成为平衡或制约亚洲内部外交和军事冲突的一种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说，跨界网络和全球治理有助于塑造一个相对和平与稳定的东亚区域秩序。

发经济论文篇5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区域经济学的区位已经由微观领域转向宏观领域，保罗•克鲁格曼则一改过去把国家看成是一个缺乏空间差异的均匀质点的缺陷，将区域经济学向空间经济学延伸和拓展，使得区域经济学的内容和方法都有了改进，对现实区域经济发展的指导价值也更为突出。二战后，区域经济学的重点转向区域经济发展和区域政策方面，其中有较大影响力的有诺斯提出的输出基础理论、弗朗索瓦•佩鲁的增长极理论、缪尔达尔的累积因果理论、中心—模式和新古典区域增长模型等。输出基础理论认为：一个区域的增长取决于其输出产业的增长，区域外生需求的扩大是区域内生增长的主要原动力。因而，增加区域的输出基础即区域所有的输出产业和服务将出现一个乘数作用过程，该乘数值等于区域输出产业与非输出活动收入或就业量之比。输出基础理论将一个区域经济的发展直接与输出产业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它认为一个区域在市场竞争中是否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将主要取决于其输出产业发展的状况和竞争力的大小，这其实就是产业经济学所指的外向型产业。无锡的出口贸易很好地带动了无锡的经济发展，无锡与日本的经贸往来关系密切，在2003年已有超过1，000家日本企业在无锡投资设厂，其总额达到了30亿美元的规模，2006年在无锡的日资企业已经超过了1500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无锡除了日资企业，中国台湾、韩国、欧美国家的企业也纷至沓来，2002年末为止，无锡市政府批准通过的外资企业就达到了7，000家，协议总投资额有220亿美元，那些来自世界各国的投资额超过1亿美元的知名企业也不在少数。经过短短的3年时间，到2005年，来无锡投资的外企就达到了12，000家，协议总投资额有350亿美元，有多家来自世界各国的知名企业投资额超过2亿美元。由于这些外企的加盟，凭借它们的在无锡生产制造，提供的大量就业机会，同时带来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无锡外企的很大一部分产品的市场就是外资企业的母国市场，便利的营销渠道，高效的运转机制对无锡区域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也充分证明了输出基础理论的有效性，而自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带来的巨大伤害，直接影响到了无锡的出口贸易，这其实也是从反面论证了输出基础理论的正确性。

弗朗索瓦•佩鲁的增长极理论认为：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所有地方，它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然后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终极影响。弗朗索瓦•佩鲁把在地理或抽象的空间上具有创新能力的增长公司或厂商构成推进型企业发展的核心，这些推进型企业通过扩大规模来增加销售和与其联系的其他企业的购买，由此导致一整群企业销售规模的增长。后来的增长极理论研究者布代维尔则把“增长极”的概念由弗朗索瓦•佩鲁的推进型企业扩展为推进型产业，这个产业能够在一个城市，在其影响范围内引导经济活动进一步发展，这些推进型产业的发展对区域增长极乃至整个经济的增长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无锡的纤维纺织、电子、冶金、化工和机械行业都曾经作为不同时期的主导性产业，在无锡市的经济活动中占据统治或支配地位，无锡的以法尔胜为代表的技术创新和以尚德为代表的科技创业企业则是现在无锡主导性产业中的企业典型。增长极理论对于无锡经济的振兴和发展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它要求无锡经济必须找到区域增长极，从而形成一批构成无锡经济增长极核心的规模大、增长快、关联性强、技术创新能力强的推进型企业和产业，以它们为龙头带动无锡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缪尔达尔的累积因果理论认为市场的力量通常倾向于增加而不是减少区际不平等。集聚经济的存在导致繁荣地区会因市场的作用而持续地、累积性地加速增长，同时产生“扩散效应（Spread　Effect）”和“回流效应（BackwashEffect）”。“扩散效应”有利于落后地区的发展，“回流效应”不利于落后地区的发展，常常是“扩散效应”的作用小于“回流效应”的作用，在这种互动作用下，繁荣的地区更加繁荣，落后地区日趋落后。卡尔多在缪尔达尔的累积因果理论的基础上，强调了集聚经济、报酬递增和要素迁入等因素对循环累积效应的影响，将上述因素整合在“相对效率工资”的概念中，他提出的“相对效率工资”是指货币工资与生产率指标之比，该比值又是决定一个区域在全国市场份额的重要因素。相对效率工资值越低，区域产出增长率就越高。集聚经济的存在使得繁荣地区产生规模报酬递增效应，导致产出和生产率增长率的提高，从而使相对效率工资下降。相对效率工资下降又导致区域产出增长率的再提高，促使原本高速增长的区域实现更快的增长。卡尔多对缪尔达尔的累积因果理论的再发展为无锡经济的继续健康、稳步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为打破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上不去了，只能在原地打转的“宿命论”观念准备了区域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上述所提及的三种区域经济学的理论构成了战后区域经济学的理论基石，其它的诸如中心—模式和新古典区域增长模型等都是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即使后来的空间经济学也是区域经济学的拓展和延伸，它研究的是资源在空间的配置和经济活动的空间区位问题，将一直没有被纳入经济学的主流研究视野中去的空间因素考虑进去了。诺斯提出的输出基础理论、弗朗索瓦•佩鲁的增长极理论、缪尔达尔的累积因果理论已成为现代产业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发展无锡区域经济的主要理论依据。

无锡就其地理位置而言，处于江苏省东南部，位于中国东部最富饶的长三角中心节点，下辖江阴和宜兴两个县级市和包括新区在内的锡山、惠山、滨湖、崇安等七个市辖区，面积达4，788平方公里，市区常住人口为619．57万，就其人口而言，已与以色列以及西欧、北欧的一些小国的国家人口相当。

发展无锡区域经济就是指无锡这一区域经济主体为了谋求经济社会效益，而促使生产要素在区域之间流动和重新配置、组合，从而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活动过程。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开拓国内外市场，利用“苏南城市”的优势拉动苏北经济增长，同时无锡又是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发挥区域比较优势，通过向外直接投资和产业转移等，以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与市场的需要，并可进一步加快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空间布局的战略调整，提升区域综合竞争力、区域经济集聚力和辐射力，从而促进无锡区域经济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

经历了“九五”（1996－2000）和“十五”（2001－2005）时期的发展，无锡在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中取得了长足进步，在吸引外资，加快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积极实施“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的发展战略，通过全方位、多层面地开展合作与协作，为拓展新的经济增长空间打下了基础。在“十一五（2006－2010）”时期，无锡区域经济的发展始终突出转型发展主线，按照建设“五中心”和打造“五名城”的目标定位，全面实施“科教兴市、人才强市、质量和知识产权立市”主战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就。无锡在建设更高水平小康社会的基础上，朝着率先实现基本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奋勇迈进。2006年，无锡市GDP达3300亿元，人均GDP已达到7200美元，已进入了工业化中后期社会。2010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达到5750亿元，在2005年基础上实现翻番，年均增长13．5％左右，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按常住人口计算）达到13780美元。财政总收入达到1579．9亿元，年均增长30．2％；其中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达到511．9亿元，年均增长23％。全市综合实力和竞争力始终位居全国大中城市前列。

无锡区域经济主体，是一个在国家计划经济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型发展基础之上，依据区际之间协作和更广域的国内外市场需求背景下而建立起来的、较为完善的地方国民经济体系。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九五”和“十五”时期，在吸引外资，加快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积极实施“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的发展战略，在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中进一步提升了无锡经济的整体实力、辐射力和经济发展后劲，使无锡经济进一步融入到了国内外经济发展体系之中，并形成了具有自身发展特色的区域经济中心城市，它东邻苏州、向东128公里就到上海，西邻常州、向西183公里就到省会南京。无锡的北部边境是位于长江南岸的沿江城市江阴，它隔江与靖江相对，由江阴长江大桥连通南北。无锡的南部边界是太湖北岸，作为一种区域的整合，把无锡、靖江、张家港联合起来，成为“三江市”与“三沙市”南北遥相呼应不失为一种可能的选择。

作为无锡市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综合指标之一就是无锡市第三产业在地区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包括美日在内的先进发达国家区别于发展中国家的重要经济指标就是第三产业占到了GDP的60％～70％，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该经济指标是30％～40％。经过“十一五（2006－2010）”时期的发展，无锡区域经济的发展的综合实力得到了提升，产业层次得到显著提升。全市服务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平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2010年服务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42．6％，三次产业就业人员比重由11．8：55．1：33．1调整为6．2：54．8：39．0。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45．7％，比2005年提高12．3个百分点。高效农业面积占农业用地面积比例提升到53．9％。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崛起，微电子、新能源、软件与服务外包等产业发展达到国际国内先进水平。经历过“十一五”，无锡市的科技创新取得重大突破。大力建设创新经济领军城市，自主创新能力明显增强。

就在无锡宏观经济数据呈现一片大好形势之时，在“十二五（2011－2015）”开局之年的2011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寒流已渐渐侵袭到无锡，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无锡也不可能独善其身。无锡在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与矛盾日益凸现，在如传统产业调整与升级缓慢、资源能源消耗大等问题。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传统产业的技术、结构提升或转移已十分迫切。无锡已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按照国际经济投资规律，当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的国家和地区将会掀起一个“走出去”的浪潮。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正是无锡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再次跨越的客观需要和必然选择，要极力避免跌入“中等收入陷阱”，根据缪尔达尔的累积因果理论，在此基础上的上升空间和上升可能性是存在的。因此，无锡应在原有的区域经济合作基础上，顺应市场经济发展规律，明确开展区域经济合作的指导思想和战略定位、实施的重点领域与途径，创新发展思路，通过协作、合作、转移、投资、竞争，大力推进跨地区的资源开发、产业转移等的经济活动，为加快无锡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与优化布局提供发展空间，促进无锡经济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

发经济论文篇6

[论文摘要]循环经济是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它强调最有效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以最小成本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区域经济要健康、协调发展就必须发展循环经济，从而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保持其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增强经济竞争力。

一、循环经济的内涵分析

在迄今已经发表的关于循环经济的文章中，均或多或少地讨论了循环经济的定义。然而，现有关于循环经济的内涵，主要是从人与自然关系、技术范式、经济形态等方面表述的，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循环经济的文章并不多。循环经济要求把经济活动组织成为“自然资源产品和用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所有的原料和能源都能在这个不断进行的经济循环中得到最合理的利用，从而使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减少到尽可能小的程度。循环经济是以资源为来源，以环境友好的方式利用资源，保护环境和发展经济并举，把人类生产活动纳入自然循环过程中，所有的资源都能在这个不断进行的经济循环中得到合理的利用，从而把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控制在尽可能小的程度。

循环经济的本质是以生态学规律为指导，通过生态经济的综合规划和设计规范社会经济活动，使不同企业间形成资源共享和副产品互换的产业共生组合，使上游生产过程产生的废弃物成为下游生产过程的原材料，实现废弃物的综合利用，达到产业之间资源的最优化配置，使区域的物质和能源在经济的循环中得到永续利用，从而实现产品清洁生产和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环境和谐型经济发展模式。它不同于传统经济的“高开采、低利用、高排放”的资源消耗的线型增长，而是通过系统内部相互关联、彼此叠加的物质流转换和能量流循环，最大限度的利用进入系统的物质和能量，实现“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的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循环经济与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相比，传统经济是“资源产品污染排放”单向性生产流程的线性经济，循环经济则实行“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反馈式生产流程，通过开采资源，生产产品，回收废旧物品，重新利用，实现资源循环利用和综合利用。可见，循环经济不仅是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也是一种新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发展循环经济有利于提高资源的利用率，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增强区域经济竞争力。

二、循环经济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大意义

（一）发展循环经济是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中资源与环境问题的最佳途径

循环经济强调节约资源、有效利用资源，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以最小成本追求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这是一种经济发展模式的革命，是解决目前可持续发展中资源和环境问题的最佳途径。主要表现在：一是可以促进资源的高效利用。循环经济认为“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强调资源的再使用和再循环，延长产品的使用期，提高重复使用率，使产品完成其使用功能后重新变成可以利用的资源，充分发挥自然资源的内在价值，提高各类紧缺资源的利用效率。二是有利于减少污染排放。减量化是循环经济的第一准则，它从经济活动的源头节约资源核降低污染，并在产品制造、消费、回收等各个环节最大限度地减少污染物的排放，有助于恢复环境的自净能力和生态平衡，从根本上解决长期以来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冲突，实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的共赢。三是有利于缩小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的加剧，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不稳定因素。而资源型贫困、污染型贫困是三大差别拉大的重要因素之一。越是发达的地区，产生的污染和废弃物越多。越是贫困地区和贫困人群，遭受的污染越为强烈。西部地区资源的粗放利用不仅没能摆脱贫困，反而带来资源的浪费和更加严重的环境问题。通过发展循环经济，有利于区域功能互补，提高资源、环境的运行效率，降低发展成本。

（二）发展循环经济有利于区域产业结构的优化

自然资源是区域生产发展的自然基础，某种自然资源的数量越多，利用该自然资源发展起来的生产部门的规模就有可能越大。有某种资源优势就可能发展起以开发利用这种资源为主的产业部门，不同种类自然资源的组合就有可能导致以这些资源为利用对象的不同产业部门的发展。资源结构对产业结构产生了影响，区域资源分布图与产业分布图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在同样的投入和工艺管理条件下，产出的数量和质量不同主要是由于自然资源的制约，区域自然资源的状况是决定区域经济部门分布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相反，某些自然资源数量越少，对区域生产的制约作用就越大。发展循环经济可将有限的资源用在最合适的位置，使资源相对匮乏的地区最大限度地发挥资源的作用，促进区域产业结构的优化，发展循环经济能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资源和环境，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的统一，有利于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增强区域经济的竞争力。

（三）发展循环经济是区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循环经济是以“资源产品再生资源”闭环流动型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表现为“两低两高”，即低消耗、低污染、高利用率和高循环率，实现污染排放最小化，废弃物资源化和无害化。追求的是速度与效益并重，当前发展与长远发展的兼顾，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使物质资源得到充分、合理的利用，把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程度降低到尽可能小的一种生态经济，是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创新性经济发展模式，是区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四）发展循环经济是区域经济发展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实践

循环经济不仅充分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理念，也体现了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思想。循环经济是统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最佳方式，是促进经济、生态、社会三位一体协调发展的基本手段。循环经济是运用知识流、技术流和信息流来整合和提高物质流和能量流的利用效率。

由此可见，发展循环经济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

三、区域发展循环经济的对策

（一）在区域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中大力推进循环经济

在区域经济结构调整中，要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为目标，降低单位产值污染物排放强度，优化产业结构，继续淘汰和关闭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落后工艺、设备和企业。用清洁生产技术改造能耗高、污染重的传统产业，加快发展低耗能、低排放的第三产业和高技术产业，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淘汰落后工艺、技术和设备。严格限制高耗能、高耗水、高污染和浪费资源的产业，以及开发区的盲目发展。用循环经济理念指导区域发展、产业转型和老工业基地改造，促进区域产业布局合理调整。开发区要按循环经济模式规划、建设和改造，充分发挥产业集聚和工业生态效应，围绕核心资源发展相关产业，形成资源循环利用的产业链。要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和有机农业，建立有机食品和绿色食品基地，大幅度降低农药、化肥使用量。绿色消费是循环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以绿色消费推动循环经济发展。通过广泛的宣传教育活动，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和绿色消费意识。要积极引导绿色消费，优先采购经过生态设计或通过环境标志认证的产品，以及经过清洁生产审计或通过ISO14000认证的企业的产品，鼓励节约使用和重复利用办公用品，要逐步制订鼓励绿色消费的经济政策。

（二）推进生态工业园区的建设

生态工业园区是循环经济在区域层面上的典型实现形式。依据循环经济理念和工业生态学的原理，模拟自然生态系统中“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的循环途径，设计建立物质闭路循环和能量多级利用的新型工业组织形态，通过企业间的物质集成、能量集成和信息集成，形成企业间的代谢共生关系。在产品、原辅材料和废弃物的交换中构建生态产业链，以达到工业集中布局，基础设施共同使用，资源节约利用，财富高效产出，废弃物循环回收，污染物低排放的目的。推进生态工业园区的建设，特别是新建的经济技术开发区或工业园区，从规划、设计到整个实施过程中，都要符合循环经济的要求，以推动区域经济的健康发展。

（三）建立生态环境保护补偿机制，实现区域间功能互补

用循环经济规律指导经济发展活动，建立生态环境保护补偿机制，实现区域间功能互补，统筹发展。考虑资源的稀缺性与生态环境的退化，建立以市场调节为手段、法律保障为前提、国家宏观调控为主导的，经济发达地区从收益中按适当比例支付经济欠发达地区因保护生态环境所付出的，以牺牲经济发展为代价的生态环境保护补偿机制。建立生态环境保护补偿机制是承认生态环境具有公共物品的价值性质，是在经济建设和市场交换中体现生态价值、连接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纽带，也是突出功能互补，降低发展成本，解决相邻区域生态环境保护问题的关键。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推进，长期要求这些经济欠发达地区无偿奉献、安于贫困、抑制经济发展，既不公平，也难以奏效，建立生态环境保护补偿机制已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1]吴殿廷，区域经济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2]张坤，循环经济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3

[3]卢振军，推进循环经济发展，走可持续发展之路[J]，理论前沿，2003，(22)

[4]李志刚等，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必然选择循环经济生态经济[J]，2003，(5)：28

发经济论文篇7

关键词：经济发展；环境问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Abstract:Inthecourseofeconomicdevelopment,apartfromGDPgrowth,butalsoconcernedaboutthedevelopmentofotherindicators,suchastheenvironment,educationandculturalindicators,thearticlefocusedontheenvironmentandeconomicdevelopment.

Keywords:economicdevelopment;environmentalissues;harmonybetweenmanandnature

前言

在经济建设中确立正确的发展观以及相关的发展模式至关重要。过去我们谈论发展，总是和经济的发展、财富的增长联系在一起，认为发展的终极目标就是物质资料的发展，就是生活水平的提高，就是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虽然也注重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但其地位远不如财富的增长、经济的发展来的重要。回顾人类发展的历史，特别是资本主义发展近100年的历史，经济的发展突飞猛进，物质文明呈现跳跃式的发展，人类社会生活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随之出现的各种问题如环境问题、人口问题、资源问题和社会问题也为人类敲起警钟：如此的发展，我们总有一天会毁灭在我们自己所创造的文明之中，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应该如何让我们所生产的物质财富真正达到造福于人类的最终目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思路。这里我着重说明经济建设与环境的关系问题，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问题。

一、过去在发展经济过程中所造成的环境问题

（一）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中所造成的环境问题

回顾历史，从工业革命后，英国、美国、法国和德国等国家经济的飞速发展，可以称其为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奇迹。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过：“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经济总值呈几何倍数的增长。

这些国家经济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并最早跻身于世界发达国家的行列。但是问题随之接踵而来。由于只注重经济的发展，忽视了环境保护，即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观念和发展模式，结果导致严重问题。上个世纪，各个国家先后出现了严重的环境公害问题：马斯河谷大气污染事件、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多诺拉大气污染事件、伦敦烟雾事件、水俣病事件、骨痛病事件、四日市哮喘事件、米糠油事件、印度博帕尔农药厂事件、切尔诺贝利核事故、都是由于工业发展排放的废水、废气和有毒物质，不仅危害当时人们的身体和生命的安全，造成大量的人口死亡，也影响了以后的一代甚至几代人的身体健康，并且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使良好的生态环境一去不复返。

这些重大污染事件，给人们留下了深刻而惨痛的教训。它告诫我们，在工业高度发展的今天，在进行建设及发展生产的同时必须加强环境保护工作，才能真正造福于人类，否则会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所以各国纷纷探索发展道路，在这个过程中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1980年3月5日，联合国向世界发出呼吁：“必须研究自然的、社会的、生态的、经济的以及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的基本关系，确保全球持续发展。”1983年11月联合国成立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ECD），1987年该委员会向联合国提交了《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注重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相协调，加强各国在环境保护方面的联系。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凝聚了当代对可持续发展理论认识深化的结晶。各国在环境保护的实践过程中纷纷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如日本的树木银行，对毁坏的树木及时补救；法国出动气味警察，对市区中带有污染的气味进行监督；欧盟成员国谁污染谁付费；德国对饮料瓶征税等等。充分表现了对环境问题的重视，亡羊补牢，犹时未晚，虽然花大气力去解决环境问题，有些得不偿失，但是经过努力，环境已经出现了改观。

（二）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没有重视环境而引发的问题

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举世瞩目，GDP呈现持续增长的趋势，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环境问题同样不容乐观。土地沙漠化，春季肆虐的沙尘暴，不仅给人民的生活带来了不利，也阻碍经济的发展。没有良好的生活和工作的环境，人民的幸福生活无从谈起，经济的发展也失去了终极目标，反过来又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今年上半年，甘肃省先后出现了大范围的干旱、暴雨、冰雹、高温、沙尘暴等自然灾害。频繁的自然灾害造成甘肃直接经济损失近二十亿元人民币。据不完全统计，期间，八百四十七点一五万人受灾。”“‘近两年来，我国的环境问题严重’已经成为调查中受访者的共识，这种说法的支持率达到94.8%。而选择‘一般’和‘说不好’的占4.1%，“不太严重’的占1.1%。在梁从诫主编的《2005年环境绿皮书》中，记者看到了这样一些统计数字：4月14日，《人民日报》报道，山清水秀的四川省每年因酸雨造成的损失高达113亿元；8月2日，《光明日报》报道，汽车尾气已成大气污染的首要污染源，到2025年前后，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居‘世界第一’；11月29日，新华网消息，当前我国农产品产地正遭受从水体-土壤-生物-大气的全方位立体污染；12月27日，中新社电，中国90%的城市地下水不同程度遭受有机和无机有毒有害污染物的污染。从空气、水源到土壤、粮食，我国的环境问题渐渐从‘局部潜在’走向‘全面爆发’。有网友评价我们现在的生活环境是，‘迷迷瞪瞪上山，稀里糊涂过河’。本次调查也印证了公众对环境问题的普遍关注和担忧。调查中，公众最担心的是水污染，87.1%的人认为水污染对生活影响最大。接下来依次是空气污染（85.6%）、生活及工业垃圾污染（73.0%）、食品污染（63.0%）、植被减少和荒漠化（57.2%）、噪声污染（52.1%）等等。”

这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模式，教训是极为惨痛的。严重的环境问题已经阻碍了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使我们经济增长出现了停滞不前的局面。现在的环境问题引起了各个方面的关注。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解决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问题已经提到战略高度。

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马克思认为，自然反映人的本性。人的功利价值观影响着自然界的发展，人的不合理的消费给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关于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不丹的发展模式给我们以启示。

（一）不丹模式给我们的启示

“所谓不丹模式就是注重物质和精神的平衡发展，将环境保护和传统文化的保护置于经济发展之上，衡量发展的标准是国民幸福总值(GrossNationalHappiness，GNH)，而不是我们通常采用的GDP(国民经济总值)。国民幸福总值最早由不丹国王旺楚克在1970年提出，他认为政府施政应该关注幸福，并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他提出，人生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在这种执政理念的指导下，不丹创造性地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级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指标。追求GNH最大化是不丹政府至高无上的发展目标。实践的结果是在人均GDP仅为700多美元的不丹，人民生活得很幸福。”

不丹的发展模式就是环保优先的发展道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很好地发展环境，为了环境保护宁可牺牲旅游资源所提供的经济价值，采取有限的旅游政策，对旅游人数进行有效的限制，从而使环境得到保护。这种模式显示了强劲的后发优势，“它一直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现在已经超过印度等其他国家，在南亚各国中是国民平均收入最高的国家。在世界银行的排行榜中也大大超过了其他发展中国家成为第一位。”[4]不丹人民在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恩惠的同时，没有被物欲所迷惑，保持着平和与淡然的心境。

（二）经济发展中注重人与自然和谐的措施

和谐社会中人与自然的和谐，根源于人。人的本性、价值观影响着生态的发展。那么一个社会发展的首要前提就是自然界的不破坏，归根到底就是持有怎样的发展观，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只注重物质增长的发展观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已经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而且这种发展观的后发优势已经日显衰竭和不足，所以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提醒我们要注重人的发展和环境的保护。

第一，发展经济的同时，发展教育事业，促使人的全面发展。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的发展观左右着我们的发展，也影响着我们的发展速度。我们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提出了四大文明，即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其中生态文明是最重要的文明，它既是四大文明的基础，又是四大文明的最高境界。现在一个国家最大的安全不仅是有没有高水平的军事设施，生态的安全与否更是最大的安全。生态文明的最高境界就是达到我国古代文化中所强调的天人合一的境界，人不是大自然的主宰，大自然是我们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源泉和基础，我们应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在科学发展观中明确提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我们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同样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

面对日益恶化的全球环境问题，考虑到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对环保技术和具有环保意识的人才的迫切需求，清华大学在已有的环境教育与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设“绿色大学”的计划，并已被国家环保总局批准为全国示范工程。所谓“绿色大学”建设，就是围绕教育这一核心，将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思想落实到大学的各项活动中，融入到大学教育的全过程。核心内容包括绿色教育、绿色科技和绿色校园。为本科生、研究生增设了一批有关可持续发展及环境保护的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并积极推动学生“绿色教育”课外实践。加强环境污染治理与环境质量改善方面的科学研究，开发一批符合清洁生产原理的新工艺、新技术。加快重大环境科技成果的转化工作，建设规模化、集成化的科技环保企业和示范区。加强环境软科学研究，为国家和地区的相关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分阶段实施校园绿化工程，重视植物多样性，并逐步提高校园绿化覆盖率，使校园成为多种生物的保护地。与此同时，建设与清华历史、文化氛围及建筑风格相协调的园林景观。如：礼堂区、理学院区和北院区的环境美化等。采用无害化技术，对校园的环境污染进行综合整治，如建设水处理与回用工程、垃圾收集和处理系统、烟尘污染治理工程和校园生态环境监测网等。绿色大学，要求环保意识是合格大学生的重要标准。让这些未来的栋梁能够把环境保护意识作为最基本的行为规范。相继一些其他的大学也提出了建设绿色大学的口号。

除了对大学生之外，对社会形形的百姓也要进行环保意识教育。利用舆论工具进行宣扬环境的重要性，提高全民的环境保护意识。

注重教育的发展，主要是从提高公民的整体素质出发。除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观点教育之外，还要宣扬传统文化，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中优秀的东西，例如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两千年前思想家所提出的，在今天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和现实的意义。传统文化是我们血液中根深蒂固的东西，我们没有必要丢掉我们传统的精神家园，而在极度追求物欲的世界观中迷失自己的方向，从而确立正确的发展观。

第二，要禁止人类无穷尽的贪婪欲望，节制自己的欲望，注重人真正意义上的幸福。环境问题究其原因，是由于人的贪婪的欲望所致。我们为了自身的享乐去食用珍贵动物，导致某些动物的灭绝；我们大肆开发旅游资源，破坏了原来的生态平衡。这些都是人类片面追求物质财富，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环境问题所导致的恶果。在发达国家中，如美国和日本，由于严重的环境问题，高GDP的增长并没有带来相应幸福感的增加，这说明，人的幸福感不仅仅来源于物质财富的增加。人的幸福快乐不应该仅仅是建立在物质满足的基础之上，不能是简单的拜金或者是物质的奴隶，还有物质以外的因素起着重要的作用。最近的研究表明影响人的幸福的不仅仅是物质财富的增长，还包括家庭幸福、良好的生存环境、工作环境和良好的人际关系等等多方面的因素。人的幸福应该是建立在更高的要求之上。与此相适应，国家的发展观要想提高人们的幸福感，不能简单地把发展定位于财富的增长和经济的发展，满足物质生活需要，有丰富的物质财富，同时，也要有更高层次的发展要求，例如高尚丰富的社会生活，和谐优美的环境，丰富多彩的精神产品，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幸福生活，才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最终目标。

第三，为了经济的增长和人民真正意义上的幸福生活，有必要降低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的速度，做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不仅要关注眼前的利益，更要关注长远的利益，避免发达国家在经济高速发展之后，又投入大量的（下转第27页）（上接第18页）人力物力去解决环境问题，结果得不偿失。所以要注重和谐发展，提高我国经济发展的后发优势，进而为更快的经济增长作好铺垫，使经济增长能够真正惠及全体人民，让全体人民在和谐幸福的环境中尽享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幸福生活，而不是在恶劣的环境中痛苦地过着富裕的生活。因为人毕竟不同于动物，在进行物质享受的同时，精神文明的成果才是人们幸福的最终源泉。就象不丹模式所显现的那样，注重环境保护优于经济的发展，结果不但没有阻碍经济的发展，相反，经济发展呈现良好的态势，GDP增长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注重环境的发展，我们可以借鉴不丹模式，把环境指标作为各项工作的首要指标，如考核干部，衡量一个地区的发展，都要把环境指标放在首位，而且是必不可少的指标。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7月26日在全国节能工作会议上表示，要把能耗指标纳入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和年度考核体系。中组部也在下发的文件中明确，把能耗指标纳入官员考核体系的22个指标之一。11月7日，国家发改委了由国务院批复的“十一五”期间各地区降低能耗指标的计划。按照规划，“十一五”期间，我国单位GDP的能耗水平要比“十五”末期削减20%。今年4月，国家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说：“让那些不重视污染防治工作，没有完成年度任务的领导干部，得不到提拔重用。”

所以，在我国的经济建设中，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构建经济社会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和谐社会，虽然任重道远，但是只要有正确的发展观作为指导，必然会有光明的前途。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大公报[N].香港.2007.

[3]成梅.94.8％的公众确认近年来我国环境问题严重[EB/

OL].中国经济网，2006.

[4]吴洪森.不丹模式与幸福总值[J].经济观察报，2005.

[5]黄有光.经济与快乐[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发经济论文篇8

一、知识经济要求职业教育重视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知识经济的生命和源泉在于创新??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因而经济与科技的竞争，就不仅仅是人才数量的竞争，更重要的是人才素质的竞争。在这一背景下，不论是培养何种规格的人，都必须把创新意识与创造能力的培养放到重要的地位。为此职业学校要建立与知识经济相适应的发现式、创新式的教育模式。要做到这一点，最关键的在于两个方面：

一是要改变过去职校特别是中等职校中“应试教育”的倾向。

中职毕业生由于就业困难，升学愿望更加强烈，导致了升学竞争的加剧，“应试教育”的产生，使得作为手段的考试成了不少学生追求的主要目的甚至是唯一的。因此他们的学习常常停留在知识的表层，而对蕴含在知识中的智能价值则不很重视，其素质的提高也就成了空中楼阁。这种情况不改变，创新意识、创造能力就成了无本之木。职校摒弃“应试教育”的倾向，可从根本上解放学生的思想，活跃学生的思维，有利于学生全面素质的提高，这正是激发学生创造力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

二是要优化学生的知识结构。

知识经济需要具有综合能力的通才，只有专业技能是不够的。为此，要改变过去职校在人才培养方面存在的知识面过窄、过专、过偏的现象，进一步拓宽专业范围，淡化专业界线。在课程设置中要削技强干，加强综合性强、适应面广、有较强的迁移价值的基本理论与基本方法的教育与训练，以此来增强学生对科技发展新趋势的反应能力与创造潜能。

三是要加强学生的心理素质教育。

面对竞争，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永远是胜利者，相反，失败却是常有的，理性地面对失败，经得起失败的考验，应当成为现代人必备的基本素质之一。为此，职校要改变过去对学生重智力培养，轻心理健康教育的现象，要在重视培养学生智力的同时，通过各种方式，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着重培养他们开拓进取、自强自立、艰苦创业的精神，以及对挫折、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

二、知识经济要求职业教育的课程不断更新且呈综合化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更新周期缩短，职校要改变过去课程设置上的单一、狭窄现象，加强课程综合化。要根据人才市场的现实需要和科学技术发展的潜在要求，科学地确定各类教育的结构和各类课程的比例，力争做到：

（1）既重视课程的应用性，又不否定课程的基础性。在注重应用性的前提下，夯实学生的基础知识、基本能力，使学生具有较大的自我学习和发展的潜能。

（2）既重视课程的专业性，又不否定其适应性。职业教育的目标是培养生产、管理一线的应用型人才，这就决定了课程及课程体系必须以职业或职业群需要作为重要依据加以框定，具有一定的专业性。但在注重专业性的同时，也要在课程设置中注重学生适应性从业能力的培养。这种能力更多地表现为奠定在较高科学文化知识基础上的一种迁移能力。否则，专业太窄，无法使他们的知识、能力、品格得到全面发展，容易造成他们专业不对口而一时无法向其他领域转换。

（3）文理学科相互渗透。目前，我国职教培养的人才知识面窄，文理学科各不相通，已不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需要。为此，在课程设置上应文理兼容。

（4）增加选修课。特别是中等职业学校，过去选修课较少，有些学校甚至没有，这显然不符合知识经济发展所需的人的全面发展。因此，职校应增加选修课，且允许学生跨专业选修课程，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和他们对知识技术的自主选择权利，摆脱他们的被动客体地位。这有利于学生全面地认识知识，使其素质全面提高。

三、知识经济要求职业教育有高素质的师资队伍

职业教育要求培养有较高综合素质的人才，也就需要有一支高素质的师资队伍。目前，职教师资水平参差不齐，教师知识结构不合理，实践动手能力弱，这势必影响教学、科研水平的提高。为此，职教要大力加强教师素质的培养与提高。

1．培养一大批一专多能的师资队伍。

职业学校的教师在以本学科教学为主的前提下，根据学校教学需要及自身条件和兴趣，选择一至两门与本学科相近或相关的课程进行系统学习。这有利于更好地协调课程间关系，也有利于教师从专才向通才发展。

2．优化教师的知识结构。

职教师资知识结构中应有三个基本要素：专业学科的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基础学科知识和交叉学科知识。这有利于教师自身知识体系的完善，有助于教师以简驭繁、触类旁通，更有效地发挥其“传道、授业、解惑”职能，从而顺应知识经济对职教师资的要求。

3．提高教师的实践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