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强险条例范文

交强险条例范文第1篇

关键词:醉酒驾车;追偿权

中图分类号:D911.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0)19-0200-01

一、案情

2009年12月14日22时许,周振学醉酒后驾驶客车与孙海胜驾驶轿车相撞,造成周振学、孙海胜皆受伤致残。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周振学醉酒后驾驶机动车未按右侧通行应承担本次事故的主要责任,孙海胜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应承担本次事故的次要责任。

二、裁决

被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在交强险医疗费用赔偿限额内赔偿原告孙海胜医疗费10,000元;在交强险伤残赔偿限额内赔偿原告孙海胜伤残赔偿金、鉴定费、误工费、护理费,合计24,080元。

三、评析

对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二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垫付抢救费用,并有权向致害人追偿:(一)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醉酒的;(二)被保险机动车被盗抢期间肇事的;(三)被保险人故意制造道路交通事故的。有前款所列情形之一,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造成受害人的财产损失,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人们有不同理解:一种是不予赔偿,因为《条例》明确规定“醉酒驾车,造成受害人的财产损失,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且对《条例》中的“财产损失”应作广义解释,其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因生命、健康、身体遭受侵害,赔偿权利人义务人赔偿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的规定,财产损失系指与精神损害相对应的广义上的财产损失,所以《条例》中的财产损失范围包括因人身伤亡产生的各项经济损失,如伤残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第二种是应当按照交强险规定的赔偿项目限额理赔,其依据是《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规定。

笔者认为,对于《条例》第二十二条应分三个层次理解,理由如下:

一、《条例》第二十二条共分两款:第一款是对“垫付抢救费用及追偿权”义务的规定,即有《条例》第

一款规定情形之一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垫付抢救费用,并有权向致害人追偿。此款非但未免除保险公司的理赔义务,反而是对受害人的人道关怀,因为交强险责任理赔限额共计12.2万(包含财产损失赔偿限额),当事人发生交通事故后面临最重要的问题是及时救治受害人,能够及时、足额支付抢救费用是救治受害人的充分保障。即使保险公司未履行垫付义务,也应在交强险赔偿限额内承担理赔责任,因为《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规定,要求保险公司对受害人的损失承担无过错责任,保险公司未履行垫付义务就应履行相应的理赔义务,而只有保险公司在承担理赔责任后,《条例》才赋予保险公司追偿权。

二、《条例》第二款是对“财产损失不予赔偿”的规定,即出现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之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造成受害人的财产损失,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此款通常被理解为保险公司的免责条款,但对此条款含义也应正确认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规定并没有免除保险公司的赔偿责任,因为从《立法法》法律体系的法律位阶上分析,《道路交通安全法》是上位法属法律,《条例》是下位法属行政法规,法律的效力要高于行政法规的效力,在司法实践法律适用活动中,当下位法与上位法发生抵触时,法律的效力优先适用。所以保险公司对财产损失也应承担赔偿责任。

三、笔者不敢苟同将《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中的“财产损失”作广义解释。《条例》第二十三条“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统一的责任限额。责任限额分为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医疗费用赔偿限额、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以及被保险人在道路交通事故中无责任的赔偿限额”的规定已经明确了交强险的赔偿项目,如将“财产损失”作广义解释为包含“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医疗费用赔偿限额”,那么前后两项条款无疑发生矛盾。

交强险条例范文第2篇

《交强险条例》第22条评析

(一)实践中对《交强险条例》第22条的不同理解

关于《交强险条例》第22条规定的醉酒驾驶等四种肇事情形下保险公司如何承担责任问题，实践中存在多种看法。保险公司普遍认为，他们只须承担抢救费用的垫付责任，对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均不承担赔偿责任和垫付责任。各地法院在审理该类案件时也存在不同理解。第一种观点认为，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无论被保险人是否有过失，保险公司都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而不是垫付责任。《交强险条例》第22条违背了其上位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的规定，属于无效规定，故判决保险公司对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均承担赔偿责任。第二种观点认为，保险公司对人身伤亡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对抢救费用承担垫付责任，对财产损失不承担赔偿责任。第三种观点认为，保险公司仅仅对抢救费用承担垫付责任，对其他损失均不承担任何责任。可以看出，在对《交强险条例》第22条的理解上，主要分歧在于：在该条所列四种肇事情形下保险公司是否应当对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承担责任以及承担垫付责任还是赔偿责任。

(二)对《交强险条例》第22条存在不同理解的原因

实践中人们对于《交强险条例》第22条的理解发生如此大的分歧，根本原因不在于保险公司及法院误读了现行交强险制度，而在于《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交强险条例》的规定存在严重冲突以及《交强险条例》第22条对保险责任的规定本身不周延。首先，《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第一款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该条确立了保险公司的无过错责任原则，即不问事故当事人有无过错以及过错程度如何，保险公司均应在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但该条并没有规定责任限额内的侵权责任。可见，该条所确定的强制保险模式已经脱离了责任保险的轨道。而《交强险条例》则按照责任保险原理规定强制保险制度，区分了被保险人在道路交通事故中有责任与无责任时的责任限额，明确了被保险人的过错对于保险公司的责任的影响。正是由于这两个规定在原则上存在严重冲突，导致在理解和适用《交强险条例》第22条时不统一。其次，《交强险条例》第22条对保险责任的规定并不周延。该条第一款规定无证驾驶等四种肇事情形下保险公司须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垫付抢救费用，并可对致害人进行追偿，第二款规定保险公司对上述四种肇事行为所致被害人的财产损失不承担赔偿责任。但是，仅仅抢救费用和财产损失两部分并不能涵盖交强险保险责任全部范畴，因此可以认为该条遗漏了对人身伤亡保险责任的明确规定［2］。这就为人们在理解《交强险条例》第22条时留下了无尽的解释空间，导致法律适用的不统一。

(三)《交强险条例》第22条的正确理解

首先，从交强险的性质和立法宗旨看，《交强险条例》第22条第一款规定保险公司垫付抢救费用后有权向致害人追偿，第二款规定保险公司对财产损失不承担赔偿责任，不能因此推定理解为保险公司垫付抢救费用外，对于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不承担任何责任。根据《交强险条例》第3条规定，交强险是指由保险公司对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强制性责任保险。它是一国或地区基于公共政策的需要，为了维护社会大众利益，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强制推行的保险，具有强制性和公益性属性。基于交强险的强制性和公益性特征，《交强险条例》第21条规定，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受害人人身伤亡、财产损失时，只要不是受害人故意制造道路交通事故，无论机动车方是否有过错以及过错程度如何，保险公司均应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受害人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这一规定体现了《交强险条例》保障受害人依法得到赔偿的立法宗旨，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立法理念。由此可见，《交强险条例》第22条不能理解为驾驶人无证驾驶或醉酒、车辆被盗抢期间肇事、被保险人故意制造事故四种肇事情形下，保险公司无须对受害人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如果将上述情形理解为保险公司不向受害人赔偿，那么将会出现逻辑上的矛盾：机动车方在一般过失甚至无过失的情形下发生交通事故，受害人可以基于法律的规定直接从保险公司获得赔偿，而机动车方在存在严重过错造成受害人的损失，受害人反而不能从保险公司获得赔偿，这种理解显然有违《交强险条例》保护受害人的立法本意［3］。对于交通事故受害人而言，机动车驾驶人是否具有驾驶资格、是否醉酒根本无法预见和防范，受害人对此亦无责任，由此带来的风险不应由受害人承担，否则将造成受害人差别待遇的不公平局面。在驾驶人有重大过错的情形下，保险公司更应对受害人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予以赔付，方符合交强险对社会公众利益的保护原则。

其次，从垫付责任的性质看，《交强险条例》第22条规定的保险公司所承担的责任应是垫付责任，而不是终局赔偿责任。垫付责任在性质上不同于赔偿责任，是一种法定的代为偿付责任。赔偿责任是一种合同责任，是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由保险人承担的合同责任。这种责任源于保险人和投保人之间的合同，即投保人按照保险合同的规定交纳保险费，保险人在发生保险事故时在一定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而垫付责任是一种法定责任，它是在法律规定的特定情况下，保险人先行对受害人进行救助，然后有权向真正的侵权责任人进行追偿。简言之，赔偿责任是保险人的约定责任，不能进行追偿；而垫付责任是保险人的法定的代为偿付责任，可以进行追偿，承担垫付责任者虽然与案件有一定的联系，但不是责任的最终承担者。如果在上述四种肇事情形下完全由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免除致害人的侵权责任，会使道路交通参与人降低注意程度，不利于控制醉酒驾驶、无证驾驶等肇事行为，有悖于《交强险条例》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的立法宗旨。因此，保险公司向受害人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致害人追偿。也就是说，保险公司并非终局责任承担人，他们只是代致害人先行向受害人承担赔偿责任，然后再向致害人追偿。这样，既保障了受害人依法获得赔偿的权利，同时也没有免除被保险人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符合《交强险条例》“保障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依法得到赔偿，促进道路交通安全”的立法宗旨。综上所述，笔者以为，《交强险条例》第22条的正确理解应当是：有列举的四种肇事情形之一的，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承担垫付责任，并有权在垫付金额范围内向侵害人追偿。

交强险中保险公司垫付制度的完善

(一)重新厘定垫付责任的范围

《交强险条例》第22条关于在四种肇事情形下保险公司垫付抢救费的规定并不周延，有悖于交强险的立法宗旨，应当在立法中重新厘定保险公司承担垫付责任的范围。根据《交强险条例》第3条和第21条规定，我国交强险的保障范围包括受害人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将受害人的人身伤亡作为交强险的保障范围体现了对受害人的人文关怀，有利于维护道路通行者的人身安全。但是，将财产损失纳入交强险的保障范围，既不符合我国国情，也不符合国外通行的做法。交强险设置的目的在于为机动车交通事故的受害人提供基本的保障，其中以对人身伤亡进行强制保障最为迫切。在我国当前交通事故频繁发生而保险基金有限的情况下，如果还对财产损失进行赔偿，必然会削弱对受害人的人身损害的保障程度，不利于有效保护受害人的生命健康权。此外，将财产损失纳入保障范围会加重投保人的保费负担，不利于强制保险制度的推行。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交强险立法基本上都将交强险的保障范围限制在人身损害。我国交强险制度也应顺应形势，不断完善，将财产损害排除在交强险的保障范围之外。但是，由于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将财产损失纳入交强险的保障范围，在《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之前，《条例》只能在其划定的范围内适度调整。首先，在赔偿顺序上，遵循人身损害优先赔偿原则。在同一事故中同时造成受害人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时，保险公司应当在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内优先对人身伤亡进行赔偿，然后再考虑对财产损失进行赔偿。其次，限制财产损失的赔偿范围和数额。保险公司仅仅赔偿直接财产损失，对间接财产损失不赔。同时对财产损害设定免赔额。所谓免赔额是指当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只赔偿一定数额以上的损失［4］。由于小额损失的理赔费用可能会超过实际补偿金额，对财产损害设定免赔额可以减少小额损失的补偿，从而有效降低赔付率和理赔费用，进而降低保险费率。另外，有关部门还可以通过调节免赔额幅度控制违章，减少事故的发生。保障受害人得到及时赔偿是交强险的首要立法宗旨，“没有理由让受害人从承保人处获取的权利取决于被保险人的行为是故意还是过失”［5］。即使损失是由于被保险人无证驾驶、醉酒驾驶等重大过错情形导致，受害人也应当获得与被保险人无过错情形下相同的保障范围。被保险人的过错与否以及过错大小不影响受害人的权利的实现，只对保险人是承担赔偿责任还是垫付责任有影响。因此，在醉酒驾驶、无证驾驶、被保险机动车被盗抢期间肇事、被保险人故意制造道路交通事故等肇事情形下，保险公司对于受害人所遭受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承担垫付责任，并可以在垫付金额范围内向致害人追偿。

(二)将“驾驶人肇事逃逸但能确定被保险车辆

信息”作为保险公司承担垫付责任的法定情形根据《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74条的规定，交通肇事逃逸是指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为逃避法律追究，驾驶车辆或者遗弃车辆逃离现场的行为。可见，交通肇事逃逸与《交强险条例》第22条规定的无证驾驶、醉酒驾驶、机动车被盗抢期间肇事和被保险人故意制造交通事故等四种肇事情形在性质上相同，都属于道德风险范畴内的严重违法行为。如果能确定该肇事车辆已经投保了交强险，那么由保险公司对受害人先行承担垫付责任，完全符合《交强险条例》的立法宗旨。另外，《交强险条例》第24条将机动车肇事后逃逸作为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垫付有关费用的情形之一过于绝对，非常不合理。因为机动车肇事后逃逸包括驾驶车辆逃逸和遗弃车辆逃逸两种情形。如果肇事者遗弃未参加交强险的车辆逃逸或者驾驶车辆逃逸而该车辆是否参加了交强险不明确，此种情况依据《交强险条例》第24条规定由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对受害人进行垫付合情合理。但如果肇事者遗弃已经参加了交强险的车辆逃逸，或者虽然驾车逃逸但很快被找到并能确定其投保交强险信息，则不应由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垫付有关费用。在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经费有限的情况下，为了及时救助受害人，由保险公司承担垫付责任显得非常必要。

交强险条例范文第3篇

一、交强险保险人对无证驾驶等情形的受害人的责任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该条第二款规定,“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碰撞机动车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赔偿责任”。从该条文意来看,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损害的,不论人身伤亡还是财产损失,也不区分驾驶人有无驾驶证,保险公司(指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对受害人承担赔偿责任都是第一位的,只有额度限制而无条件限制。该法没有其他条文直接对这个问题做出实体性规范。

《交强险条例》第二十一条沿用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上述条文,但是其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在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醉酒等三类情形之下,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垫付抢救费用,并有权向致害人追偿。该条第二款规定,有前述三类情形之一,发生交通事故的,造成受害人的财产损失,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显然,道路交通安全法与《交强险条例》的上述规定文意上明显不同。就相关条文如何理解与适用有不同的观点。

一种意见认为,《交强险条例》是关于处理交强险相关问题的特别法,该条例第二十二条所列情形,就受害人的财产损失已经明确规定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应按此特别规定执行。而对人身伤亡损失,既然没有特别规定不予赔偿,就仍然应当按第二十一条的规定由保险公司赔偿,这与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法条文意是一致的。换句话说,该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关于保险公司垫付抢救费用,并有权向致害人追偿的规定并不否定、排除和限缩保险公司在人身损害方面对受害人的赔偿责任。第二种意见认为,《交强险条例》关于财产损失不予赔偿的规定与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相冲突而无效,而《交强险条例》关于保险公司在人身损害方面的赔偿责任,也应当完全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文意执行。因为该法是条例的上位法,且该法的施行时间在条例的之后,旧规定与新规定不一致时应以新规定为准。

笔者认为,第一,保险公司不仅对交通事故受害第三者(以下简称受害人)的财产损失不予赔偿,而且对人身损害也仅负垫付抢救费用的责任,不承担对抢救费用之外的人身损害其他部分的赔偿或者垫付责任。第二,在立法论上,应适时修订《交强险条例》,以便对受害人提供更为充分及时的救济。理由在于:

其一,道路交通安全法是现行法律中唯一明确提及交强险的一部,该法尽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都要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赔偿,但并未规定由保险公司全额赔偿,相反,明确规定保险公司的责任是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而关于这种责任限额具体如何设定,显然属于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范畴。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七条对此已经明确授权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该法也未再对此作任何进一步规定,因此,国务院的《交强险条例》就是目前确定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具体内容的效力最高的法律依据。

其二,依体系解释方法,《交强险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应当解释为已经将无证驾驶致人损害、醉酒驾驶致人损害等情形之下交强险保险人的责任限缩规定为只承担垫付抢救费用的责任,而不承担其他方面的责任。《交强险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专门对无证驾驶、醉酒驾驶等情形致人损害时交强险保险人的责任作了特别规定,表明无论哪种情形之下的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在获得保险人垫付抢救费用的必要性方面都是一样的,无证驾驶、醉酒驾驶等情形致人损害的受害人不比其他情形致害的受害人更有理由获得这种垫付救济,所以,《交强险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就不可能解释为无证驾驶、醉酒驾驶等情形的受害人比其他情形的受害人有权多获得一种救济。那么,剩下唯一合理并可能成立的解释就是,条例对相关情形下的交强险保险人责任作了限缩解释,即只承担垫付抢救费用的责任而不承担其他责任。

其三,以逻辑解释论,《交强险条例》的上述规定与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并不冲突。《交强险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财产损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不予赔偿,在逻辑上讲也属于对财产损失的赔偿限额的规定,尽管其限额实际为零,与通常理解和使用限额一词时的概念未必一致,但仍属行政法规在法律授权范围内的有效规定。该条例关于垫付抢救费用的规定也应解释为已将保险公司在该条情形下在人身损害方面的赔偿责任限缩规定为仅对抢救费用负垫付责任,而不赔偿其他损失,这在逻辑上也属于一种特殊意义上的责任限额规定,同样不与上位法相冲突。

其四,基于上位法授权而在上位法未予明确的问题上所作的具体规定,只要不违反上位法的基本立法精神,就将成为相关问题的有效准据,《交强险条例》的相关规定也没有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基本立法精神。道路交通安全法本身并未提及交强险的立法目的、立法宗旨、立法原则等基本问题,相关问题均授权国务院规定。该法迄今已有三个版本,第一个版本通过于《交强险条例》出台之前的2003年,后两个版本(修订本)均出台于该条例施行之后。如果说条例的相关规定与法律相冲突的话,在该法的两次修订过程中都有机会以适当方式加以纠正,但是,两次修订的结果显然都没有涉及这个问题,足见立法者迄今为止并不认为《交强险条例》相关内容有问题。

其五,从社会历史背景角度看,条例的限缩规定也有其一定的合理性。我国现行法关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相关规定保护范围比较狭窄、保护力度偏小的现状,与我国的现实国情有关。一方面,我国已经进入机动车损害高发期,亟需出台交强险制度对受害人施以必要的救济。另一方面,交强险在我国尚属新生事物,许多问题尚待逐步摸索。在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下,交强险制度就会有一个逐步向“应保尽保”过渡的过程,其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在该制度施行之初对无证驾驶、醉酒驾驶致害等几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归责于被保险人情形的受害人的交强险救济权暂时打了折扣,仅赋予其抢救费用垫付请求权。这种安排的考虑是个别利益(受害人及时获得救济)与公共利益(交强险制度得以顺利运作从而为公众提供救济渠道与利益保障)之间的平衡兼顾,两方面因素的连接点就是保费总额与可能赔付的保险金总额之间的比例关系。在交强险制度施行之初,对这一比例存在担忧,规定得比较保守是可以理 解的。鉴于保险费缴费标准不宜高设,保险金总额就成为确保交强险制度顺利运作的相对易于控制的因素,而控制保险金总额的基本方法无外乎两个,一是无差别地低设保险金赔付标准,另一个就是区别不同情形而相对限缩其中部分情形的赔付标准。这两个办法之间的选择,也可能被归结为个别利益(少数情形下的受害人救济权)与公众利益(一般受害人普遍化的救济权)之间的冲突与平衡,这应当讲就是《交强险条例》第二十二条的现有规定选择了前述后一个办法的支撑理据。

综上,对我国现行交强险制度的正确解读应当是:对无证驾驶、醉酒驾驶等情形致害的受害人的交强险救济权进行了限缩规定,其对交强险保险人只享有垫付抢救费用请求权而不享有其他权利。

但是现行制度选择的对受害人提供差别保护的办法并非完美,《交强险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了三类情形,尽管致害方的情形各不相同,但就受害人而言,则均为无辜遭受机动车交通事故损害,理应同样享受交强险制度保障,其间所谓个别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实际上只是一个假象。诚然,因该条例第二十二条所列情形而受害的受害人相对于其他一般情形的受害人而言可能是少数,但是社会公众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既可能成为一般情形的交通事故受害人,也可能成为条例第二十二条所列情形的事故受害人,如果差别化地降低部分情形之下受害人的救济标准,实际上是在降低不特定公众在成为特定情形的受害人情况下的救济标准。因此,差别保护从一开始就有其局限性,应当尽快转变为平等保护。笔者建议适时修订法规,取消差别保护而对交通事故受害人无差别地提供交强险保护。具体地,宜只规定特定情形下保险人有追偿权,而不再将保险人的责任特别限定为垫付抢救费用。

最高人民法院2012年3月《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第17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人身损害的,应当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一)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醉酒、吸毒、滥用品或者后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的。(二)被保险人故意制造交通事故的;保险公司自向赔偿权利人赔偿之日起,有权向被保险人追偿。追偿权自保险公司实际赔偿之日起计算诉讼时效。保险公司在同一诉讼中向被保险人主张追偿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一并审理并作出判决。”该条规定的意旨笔者理解应为以相同程度的新的表述对《交强险条例》第二十二条相关内容进行覆盖。

二、无证驾驶致害等情形下交强险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的关系

无证驾驶、醉酒驾驶等致人损害的情形中,被保险人对交强险保险人有无请求权?何种情况下能够行使这种请求权?反过来,交强险保险人对被保险人又有无请求权?怎样才能行使?实践中已经出现一些相关案例,不同法院的处理并不相同。有的法院不支持被保险人对保险公司提出的赔偿请求。{1}有的法院支持交强险保险人对无证驾驶以及醉酒驾驶致害情形的被保险人行使追偿权。{2}也有法院在被保险人已经对无证驾驶的交通事故受害人赔付之后,再向交强险保险人索赔的诉讼中判决支持了被保险人的请求。

关于《交强险条例》第二十二条所列情形中交强险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的关系有三种观点:其一,保险人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保险责任,被保险人可以直接请求保险人向受害人赔偿,也可以在赔付受害人之后向保险人追偿。其二,保险人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但有权向致害人追偿。其三,保险人除垫付抢救费用外不承担责任,如果被保险人对损害发生有责任,保险人有权向其追偿。

笔者认为应严格按《交强险条例》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处理,即交强险保险人只承担垫付抢救费用的义务,不承担其他任何责任,其垫付抢救费用之后有权向致害人追偿。其垫付义务是根据需要来履行的,不以受害人或者被保险人的特别请求为前提。另一方面,受害人、被保险人可以向保险人提出垫付抢救费用的请求,但无权请求保险人承担其他责任。

以上各种观点中间,有一点是共同的:交强险制度是保障交通事故中可能出现的除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的利益的一种安排,而不是保障被保险人利益的制度,因此,如果被保险人对于交通事故的发生有过错,那么其无理由通过交强险制度直接或者间接地获得责任减免或者利益补偿。

这种共识的合理性同样可以用个别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关系来说明。交强险制度的目的在于保障公众中的不特定个体在遭受交通事故损害时能够及时得到救济,其实质是对公共利益的保护。如果允许作为致害人的被保险人向保险人追偿,实际上是以保障公共利益的赔付准备金为个人责任买单,是对公共利益的一种损害。同时,交强险制度还通过赋予保险人对民事赔偿责任人追偿权的方式,将事故最终责任落实由民事赔偿责任人承担,从而以最终民事责任约束民事主体,督促其尽量避免事故发生,这也是保护公共利益的重要制度设计。因此,也绝无让对事故发生有过错的被保险人从交强险中获得责任减免或者利益补偿的道理。

笔者认为,交强险与商业三者险的本质区别就在于保障利益的不同:商业三者险既保障公共利益(不特定受害人的利益)也保障被保险人的利益(减轻、分担或者弥补被保险人在交通事故中的责任),且以后者为本;而交强险则只保护公共利益而不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对作为投保义务人的被保险人而言,并无利益可取,而只是一种单纯的强制责任,所以才称为强制保险。

《交强险条例》第二十二条关于无证驾驶、醉酒驾驶致害等情形下承担了抢救费用垫付责任的保险公司“有权向致害人追偿”的规定中所称的致害人,与被保险人有何关系?《交强险条例》对被保险人做了定义性规定,指投保人及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显然,被保险人都不应当是无证驾驶人,但可能成为醉驾致害人。被保险人自己因醉驾而致人损害时,其本人无疑是致害人;被保险人故意制造交通事故致人损害时,其本人无疑也是致害人。被保险人允许他人无证驾驶而致人损害的,无证驾驶人本人当然是致害人,但是被保险人是否也是致害人呢?从保障公共利益、督促被保险人尽到对公共利益保护的注意义务的角度讲,这种情况下被保险人因为存在放任的过错,应当归入致害人之列。被保险人允许他人无证驾驶而致人损害,被保险人的过错行为与无证驾驶人的过错行为对损害发生具有不可分割的因果关系,因此其在对外责任方面应当负连带责任,且这种对外责任当然也应包含接受保险人追偿的责任。

征求意见稿第17条的规定与《交强险条例》相关内容相比,有两点重要区别。一是将保险人有权追偿的对象从条例所称的致害人改为了被保险人,二是删去了被保险机动车被盗抢期间肇事这种保险人可以追偿的情形,同时增加了驾驶人吸毒、滥用品或者后驾驶机动车致人损害作为保险人可以追偿的情形。

这两点重要变化中的后一点其意图值得赞赏,因为:机动车被盗抢通常不宜归责为被保险人的过错,也就不宜将被保险人作为追偿对象;被保险人允许吸毒及滥用药品之人驾驶机动车而致人损害的,被保险人的过错程度与允许他人无证驾驶或者醉酒驾驶实无二致,理当一样被追偿。但笔者认为,征求意见稿在表述上应当稍作调整,在允许保险人追偿的“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等情形之前需要加上“被保险人允许”,因为只有被保险人允许相关人员驾驶的,被保险人才有过错,才应当被追责,否则就应当与车辆被盗抢期间肇事一样从保险人可以向被保险人追偿的情形中剔除。

征求意见稿前述拟设变化中的前一个,即将保险人有权追偿的对象从条例所称的致害人换成了被保险人这一点,虽有积极意义(即明确被保险人可以被追偿),但是从立法技术上说,其所采取的表述方式不合适,不应当采取直接将致害人替换为被保险人的方式,因为这种替换可能被解释为只有被保险人才能被追偿,而其他致害人则不能被追偿,而这显然不符合《交强险条例》的精神。 要强调被保险人也可以被追偿这样一个意思,更好的办法是明确规定保险人有权向驾驶人以及有过错的被保险人追偿。这种表述方式也能与前述连带责任法理相呼应。

注释:

{1}王鑫、赖武梨:“醉驾肇事致一死一伤足额赔偿后提讼保险公司依法可以不再赔偿”,载2012年2月14日《人民法院报》。

交强险条例范文第4篇

关键词：交通强制险；性质；商业性；强制性

中图分类号：D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07)－12－0025－02

1．我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险制度概述

机动车辆强制保险是指投保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内予以先行赔偿的强制性责任保险，法律上一般也称之为”强制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它是一国或地区基于公共政策之需要，为分散交通事故所带来的风险与损害，维护社会大众利益，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强制推行的保险，其主要目的是保障车祸受害者能够获得基本的损害赔偿。

机动车辆强制保险作为一项全新的保险制度，与之前的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有着本质的不同，具有如下特点：

1．1实行强制性投保和强制性承保。

在《条例》颁布之前，我国已有一些地方通过地方立法或部门规章要求机动车必须投保商业三者险，但从法律效力和适应性上看无法满足现实需要。机动车强制保险，其强制性不仅体现在所有行驶的机动车所有人或管理人必须投保该险种，同时也要求具有经营该险种资格的保险公司一律不得拒保或随意解除合同。

1．2实行限额内完全赔偿原则。

商业三者险采取的是过错责任原则，即保险公司根据被保险人在交通事故中所承担的事故责任来确定其赔偿责任。机动车强制保险实施后，无论被保险人是否在交通事故中负有责任，保险公司均将按照《条例》及机动车强制保险条款的具体要求在责任限额内予以先行赔偿。

1．3实行不盈不亏经营原则。

机动车强制保险业务具有社会公益性，保险公司经营该项业务不以盈利为目的，实行单独核算。不亏不盈原则具体体现在保险公司在厘定机动车强制保险费率时不加入利润因子。商业三者险是以盈利为目的，无需与其他车险险种分开管理、单独核算。

1．4实行分项责任限额。

商业三者险实行的是同一责任限额，即无论人伤或物损均在一个限额下进行赔偿，并由保险公司自行制定责任限额水平。机动车强制保险实行分项责任限额，即分为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医疗费用赔偿限额、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以及被保险人在道路交通事故中无责任的赔偿限额。

2．我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险性质之争

有关我国交强险的性质问题，学界争论不一，主流的观点有两种，商业保险说和社会保险说。

第一种观点认为，交强险属于我国《保险法》第二条所调整的一种商业保险，只不过相对于自愿商业保险而言，它属于《保险法》第一百零七条所称”条款和费率“应当经保监会审批的”依法实行强制保险的险种“，是一种带强制性的商业保险。

第二种观点认为，交强险实际上带有社会保险的性质，即国家实行该种保险的目的是为了集合社会的力量填补交通事故中第三者的损失，带有明显的公益性质。《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七条将此险种的名称定为强制保险，已经可以反映此险种的性质。《条例》特别强调交强险的费率实行”不盈利不亏损的原则“，说明交强险是一种由国家以法律规定的形式强制推行、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监督执行的强制性险种，是一种具有社会保障发行的公益性质的险种，而不是商业性质的险种。

3．我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险性质定位

我国的交强险具有强制性质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就此就断言交强险不是商业险是不正确的。《条例》对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采取“双轨制”立场，即《条例》第四十五条明确使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商业性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对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加以区分，这是直接造成交强险并非商业保险这种观念错位的主要原因。

交强险存在的法律基础除道交法和《条例》之外，还有我国的保险法，交强险仍属于我国保险法第二条所调整的一种商业保险，只不过属于保险法第一百零七条所称”条款和费率“应当经保监会审批的“依法实行强制保险的险种”而已。

将交强险与商业保险对立起来的理由还有一种说法，即交强险实行“无过错赔偿”，即使被保险人“完全无责”也要赔偿；商业性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实行“有责赔偿”。这种说法的依据本身也不成立。道交法第七十六条并没有规定被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时，保险公司仍要给付责任限额内的赔偿金。道交法对于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实行“无过错”责任，此系针对被保险人对受害人而言的，并不针对提供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的保险公司。因此，保险公司仅在被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下，对受害人才有责任限额范围内的给付义务。此与所谓的“商业性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并无实质性的差别。

所以，在法律上，不论交强险的经营是否“以营利为目的”，其性质仍属于我国保险法调整的商业保险，只不过相对于自愿商业保险，它是一种强制商业保险险种。保险法所关注的问题仅在于保险公司和被保险人之间所发生的法律关系(合同关系)。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无论为自愿保险抑或强制保险，其核心问题仍为保险公司和被保险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在第三者责任保险的场合，因为涉及受害人的及时赔偿问题，才出现了解决受害人和保险公司之间存在的某种非合同的法律关系的立法选择，而此等立法选择的基础只能是强制。

交强险的强制性在相当程度上排除了合同自由原则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领域的适用。例如，交强险投保和承保的义务法定、责任限额的法定、条款和费率法定以及合同解除的法定限制等。事实上，只要不违背《条例》的规定，保险公司可以提供任何内容的交强险保单。例如，被保险人的无证驾驶、酒后驾驶、故意制造交通事故等，可以约定为交强险的责任免除条款，此等条款对于保险公司向被保险人行使追偿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十分遗憾的是，现行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关于“责任免除”之约定并没有起到保险合同控制保险公司的危险之应有作用，将交强险摆在了似乎什么危险都保的尴尬境地。笔者在此提及这样的问题，无非是想说明，交强险作为商业保险，即使具有强制性，在发生争议时，若争议涉及保险公司和被保险人之间的合同关系，除道交法和《条例》另有规定外，仍应当适用交强险条款的约定或者保险法的规定来评价或者调整保险公司和被保险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交强险的商业保险性质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交强险首先是一种责任保险。

《条例》第三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是指由保险公司对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强制性责任保险。”这一表述非常明确，交强险就是由保险公司承保的强制性的责任保险。所谓责任保险，《保险法》上的定义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众所周知，责任保险是商业保险中的一个重要种类。

3．2交强险受《保险法》的调整和规范。

《条例》第一条明确指出，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保险法》制定本条例。可见，《保险法》是《条例》的立法根据之一，交强险当然要受调整商业保险行为的《保险法》的调整和规范，当然也就具有商业保险的性质。保险人无论是依照《保险法》还是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履行赔偿义务，都只是在保险合同的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保险公司承担的仍然是合同义务。

3．3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的险种是商业保险的特例。

如《保险法》第一百五十五条规定，国家支持发展农业生产服务的保险事业，农业保险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农业保险也是一种财产保险。由于农业保险的危险难于测定，损失难于评估，在大多数国家中，有的直接由国家经营，有的则由国家提供补贴，但其性质仍是一种商业性的财产保险。我国《保险法》明确农业保险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说明农业保险是《保险法》的特例。《保险法》出台时不可能预见到交强险的出现，因而对此没有明文规定，但与农业保险一样，交强险只是商业保险的一个特例。

3．4商业性并不排拆强制性。

《保险法》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除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必须保险的以外，保险公司和其他单位不得强制他人订立保险合同。”可见，商业保险分为强制险和任意险，交强险属于商业保险中的强制险。虽然交强险是国家以法律规定的形式强制推行，并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监督执行，但并不能以此否定其商业保险性质。作为监督执行部门的公安机关，如江门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印发的宣传册子《道路交通安全法解读》就认为，交强险是“我国商业保险中唯一的强制保险”。

3．5保险公司承办交强险是法律赋予企业的社会责任。

所谓企业的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利益负责的同时，要承担对员工、对社会和环境的社会责任。现代企业理论认为，只有把企业追求利润的行为，跟社会的利益紧密结合起担起应负的社会责任。保险公司作为行业垄断企业，运用其资源和营销网络承保交强险，是保险公司责无旁贷的社会责任。《条例》第六条规定，保监会按“总体上不盈利不亏损”的原则审批保险费率．说明《条例》既赋予保险公司社会责任，也顾及其经济利益。

我国交强险虽然具有一些社会险的特征，但它的本质仍是商业险。明晰交强险的性质，有利于分清政府与保险公司在该制度运行中的责任，有利于在保险公司与投保人间利益冲突时的均衡抉择，对该制度今后的完善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于新年，高对平．最新保险法条文释义[M]．人民法院出版社1995．

[2] 陈国强．法官说案－－交通事故纠纷案例[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

[3] 黎健毅．刘志交通肇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J]．法庭，2006(5)．

[4] 庄咏文主编．保险法教程[M]．法律出版社，1993．

交强险条例范文第5篇

关键词：交强险责任承担 《交强险条例》

一、相关问题的提出

2012年2月14日中午，国家副主席会见美国总统奥巴马后，按商定，中美双方了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经济对话议定的《关于加强中美经济关系的联合情况说明》。历经5年多运筹，中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下称“交强险”)终向外资敞开大门。这意味着外资保险公司将可以参与之前只能由中资公司经营的交强险业务。但在我国的相关的法律法规之间对最终法律责任的认定却是互相矛盾，《交强险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垫付抢救费用，并有权向致害人追偿：（一）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醉酒的……第二款规定：有前款所列情形之一，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受害人的财产损失，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而《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内予以赔偿。《交强险条例》第21条规定，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依法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道路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保险公司不予赔偿。但在《交强险条款》第9条却规定的对无证驾驶、醉酒驾驶情形下发生的其他损失和费用时，保险人免责，即不负责垫付和赔偿责任。

因此《交强险条例》第22条第一款的理解与适用，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向受害人承担了赔偿责任后，是否有权向醉酒驾驶的交通事故致害人追偿。第76条规定和《交强险条例》第22条第一款无证驾驶、醉酒驾驶情形下保险公司对受害人财产损失不承担赔偿责任以及《交强险条款》第9条却规定的对无证驾驶、醉酒驾驶情形下发生的其他损失和费用时，保险人免责，即不负责垫付和赔偿责任。

笔者认为,在机动车一方无过错的情况下，保险公司都能赔偿责任，能够保护到受害人，而当机动车一方出现醉酒或无证驾驶时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却免责，这不难让人对此规定产生不解，法律的公平如何体现，所以本人认为，保险公司只有在受害人故意的情况下才免责，其余情况一律不符合免责情况，但有向致害方提出追偿的权利。

二、对《交强险条例》第22条深层解读

（一）从立法目的的角度

第22条包含两个条款，其中第二条款没有争议，及符合上述四种情况时，免除保险公司对受害人的财产损失的赔偿。对第一条款的理解，即承保公司有垫付抢救费的义务并有权向致害人追偿，问题的焦点是没有规定保险公司是否有向受害人除垫付医疗费以外的其他人身伤害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的，22条只是说免除保险公司的对受害人的财产损失，但也没说保险公司不承担受害人人身损害赔偿损失，而保监会制订的，以及保监会保监厅函(2007)77号复函“关于驾驶人员醉酒驾驶、无证驾驶等情形造成交通事故如何赔偿的批复”，均规定保险公司免赔，保险公司据此以免责抗辩。

首先，立法的目的就是想通过法律强制规定来保护在交通事故中处于弱势地位受害者一方，所以在法律设置的初衷就是首先考虑到受害者一方的利益，其次才是考虑到致害方和保险公司的利益，而且从的21条来看，也是将受害者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前后两个法律法规的就是想通过社会救助的方式，让处于交通事故中无辜受害者一方在受到伤害后，给与及时的救助，使其免于第二次伤害，既让受害方能从痛苦中解脱出来，也让致害方尽早的从事故中走出来，所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第九条的规定不符合准据法的立法目的。

其次，因此从法律适用规则的先后适用上看，《道路交通安全法》是确定交通事故赔偿责任的准据法。《交强险条例》是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所制定的，《交强险条款》又是根据《交强险条例》制定，这三部相关法律是上位法与下位法的逻辑关系。但是，《道路交通安全法》是法律，是上位法，《交强险条例》是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交强险条款》是保监会制定的部门规章，两者是下位法。在司法实践适用时，我们要根据《立法法》的有关规定，遵循“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原则，适用《交强险条例》与《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

（二）从侵权责任法看无证驾车交强险能否免责

交强险的除外责任只有受害人的故意一种，指的是受害人的自残、自杀等情形，受害人自残、自杀的行为会使机动车一方来不及反应或者无法避让，这在事实上是难以控制的，法律不能强人所难，因此，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责任。这与《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损害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行为人不承担责任”是一致的。但规定在无证驾驶、醉酒驾驶的情形下，保险公司如不应向受害人赔偿人身伤亡损失，那就会出现这样的局面：机动车方在一般过失甚至没有过失的情形下发生的交通事故，保险公司都向受害人进行了人身损害赔偿，而在机动车方在无驾驶资格、醉酒等这种有严重过错、恶意肇事的情形下致人损害，受害人反而不能从保险公司获得赔偿了，这明显不符合逻辑，受害人没有得到应有的救济，对受害人而言非常不公平，机动车一方的过错完全转嫁给了受害方，而使本能但当社会救济一方的保险公司失去了其应有的作用，这肯定没有体现立法的目的，也是有失立法公正。

参考文献：

[1]孙祈祥.保险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交强险条例范文第6篇

在司法实务中，关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下称《交强险条例》）第22条第一款规定，即（一）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的；（二）驾驶人醉酒的；（三）被保险机动车被盗抢期间肇事的；（四）被保险人故意制造交通事故，这“四种情形”的判决尺度的确很不统一，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判决和观点，如安徽合肥认为交强险法定免责仅限于财产损失免责，人身损害仍需赔偿。江西法院认为，交强险法定免责仅限于垫付追偿抢救费，其他费用不垫也不赔。还有江苏江阴法院认为交强险法定免责实行全垫全追。

律师点评

司法实务对于法条的理解与执行，不应当出现巨大的分歧，最高法院应当对此做相应的努力。但是，现在这个司法解释意见稿，不仅没有统一认识，相反还扩大了分歧，甚至可能引发一场法理学争论。笔者认为至少该条意见并不可取。

交强险的全称应称做“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7条规定，即“国家实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关于交强险的赔付原则由《道交法》第76条规定，即“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按交通事故过错情况承担赔偿责任。但对于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驾驶人醉酒、机动车被盗抢期间肇事、被保险人故意制造交通事故等特殊情况，《道交法》并没有做出进一步规定。

国务院颁布行政法规《交强险条例》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化，其第22条第一款规定，在四种情形下“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垫付抢救费用，并有权向致害人追偿”。

本条的规定语义是很明确的，保险公司“垫付抢救费用”、“有权追偿”都是十分直白的语言，不存在语义分歧。那么，最高法院的“予以赔偿”与“垫付抢救费用”之间，不仅款项性质变化，由“垫付”变为“赔偿”，更重要的是款项数额的变化，由“抢救费用”变为“限额内（即满额）赔偿”，另外兜底的条款本意也不尽相同，“有权向致害人追偿”变成“有权向被保险人追偿”，垫付后向致害人追偿，与赔偿后向被保险人追偿，含义和要件并不相同。

结论

国务院的行政法规的法律效力仅次于我国宪法与法律，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仅能够就法律的司法适用问题进行解释，不能法官造法，更不能违背行政法规的本意。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司法解释意见稿第17条的规定涉嫌违法。

不仅从公平正义的角度，更是从遵循法律解释中的系统性解释原理，我们认为《交强险条例》与《道交法》的本意是相一致的。在“四种情形下”保险公司仅承担抢救费用的垫付责任，对财产损失不承担赔偿责任。因为交强险承保的是机动车在道路上正常行驶时被保险人给机动车外的第三人的人身及财产造成损害所应承担的责任风险，此时的责任风险应可以被有效地预测和控制。而当机动车并不是在道路上正常行驶，如驾驶人醉酒和无证驾驶等情况下时，责任风险根本无法有效预测和控制，保险公司就不应该仍旧按正常情况承保责任风险。因此，应该把机动车一方的责任风险排除在保险公司的承保责任范围之外。

老实说，仅从法条本身的规定和理解来看，醉驾等“四种情况”根本不应该引发如此大的分歧。但是有些法院在实务中，为什么却总是无视《交强险条例》第22条的规定，甚至还为自己找出各种“法律上”理由呢？根本原因恐怕不在于对法条的认识分歧，而是目前我国社会情况所导致。由于我国法院系统过分追求“三个至上”，高度紧跟社会管理，没有准确定位在独立的规则之治状态，使得现实中普通民众与保险公司之间的赔偿纷争中，并没有坚守规则的权威，从息事宁人、社会和谐角度考虑更多，有意无意的在法治与和谐的权衡之中，让保险公司成为一个社会和谐的稳定元件，就是一个可能的次优选择。

我国最高法院一向将其视为全国法院的最高管理者（其实各级法院都应当是各自独立的，与上级法院仅有审判层级的分工），因此，本次与基层法院的互动，希冀通过绕开《交强险条例》直接连通《道交法》，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在适用法律过程中，最高法院是否有权认为《交强险条例》违法了《道交法》，而径直弃《交强险条例》而仅适用《道交法》呢？这个属于宪法学上的问题，暂且不在这里讨论，只先给个结论，即最高法院无权这样做。更进一步的说，在行政机关没有对《交强险条例》作出修改和完善之前，现在出台与之相冲突的司法解释，只会引发更多的立法冲突。因为《交强险条例》作为行政法规，是国务院为执行法律而制定的行政规范；而司法解释是最高司法机关在司法过程中就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进行的解释。我国现行立法并没有明确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的效力问题，司法解释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渊源，本身是没有位阶可言的，而行政法规则是明确的法律渊源，效力仅次于宪法和法律。司法解释与行政法规的位阶无从比较，司法解释的效力也不必然高于行政法规。

交强险条例范文第7篇

【关键词】 法律适用 法律解释 交强险 道路交通安全法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

案例背景

2009年4月26日原告杨君驾驶云q06795号长安车从兰坪县城驶往金顶街，当车行至黄金线k172＋500处时，将行人和忠义撞倒，致和忠义经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的重大交通事故。2009年5月11日兰坪县交警大队依法作出兰公交认字（2009）第00006号《交通事故认定书》，该认定书认定：杨君负此事故的全部责任，和忠义不负事故责任。杨君驾驶的车辆系从别人手中所购，未办理过户手续。肇事时杨君未取得合法的驾驶执照，但其在保险公司以罗庆海的名义投保了机动车强制责任保险。兰坪县交警大队于2009年5月20日召集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并达成协议，由杨君赔偿给死者和忠义家属各项费用221651元，之后杨君在保险公司理赔过程中，保险公司认为杨君无驾驶证，作拒赔处理。

五原告杨君、张兴四、和胜、和明、和生遂向法院，要求确认原告杨君与保险公司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有效，并赔偿支付保险金给原告。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肇事车在买卖过程中未办理过户手续，肇事时，行车证上所有人是和智鹏，投保人是罗庆海。原告杨君未取得合法有效的驾驶执照，但2008年1月25日起肇事车实际所有人为杨君，2008年7月29日杨君在被告处办理了强制保险单，虽然保单上被保人栏填写的是罗庆海，但联系电话栏填写的是杨君本人的电话号码，杨君投保时，罗庆海已死亡，实际投保人应认定为杨君。《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在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的情况下发生的道路交通事故，造成受害人财产损失的，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保险条款》第九条规定的，对于其他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垫付和赔偿责任，是保单的内容。杨君与保险公司签订了格式合同，合同有效，但是原告杨君在驾驶车辆时，未取得驾驶资格。原告张兴四、和胜、和明、和生未与保险公司签订合同，其主张无法律和事实依据，因此对原告杨君、张兴四、和胜、和明、和生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原告杨君与保险公司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有效；二、驳回原告杨君、张兴四、和胜、和明、和生的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宣判后，原审原告杨君、张兴四、和胜、和明、和生不服，向云南省怒江中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被上诉人承担保险责任；3、认定双方的合同中第九条系约定免除人身伤亡的违法、无效合同条款；4、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其主要的上诉理由是：上诉人杨君于2009年4月26日因无驾驶证肇事致和忠义死亡，肇事车是参加交强险合同保险的合法车辆。一审法院以杨君未取得驾驶资格、其他上诉人未与保险公司签订合同为由，驳回上诉人是错误的。1、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必须在交强险的责任限额内赔偿；2、违反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一条的规定。3、违反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二条之规定，在无证及醉酒等情况下，免赔财产损失，但没有规定不赔偿人身伤亡费用；4、无证驾驶属行政管理范畴，不应影响受害人的民商法上的权利；5、驾驶员无证驾驶违反了行政法规，是行政责任的范畴，上诉人杨君与保险公司的纠纷，不应因此影响受害人的民事权利；6、双方的保险合同中保险条款第九条无证驾驶不赔偿其他损失和费用的约定，违反了相关法律的规定；7、中国保监会的复函属内部规定，不是国家规范性文件，且违反法律规定，不能适用。8、交强险是针对车，不能因为驾驶员的过失，影响对受害人的赔付，因为受害人无辜的；9、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9年11月4日的会议纪要不是司法解释，不能适用。

被上诉人保险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主要理由是：1、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二条的规定，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醉酒的，造成受害人财产损失的，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第九条的约定，因致害人杨君未取得合法驾驶资格，被上诉人仅有垫付符合法律规定的抢救费义务，对于其他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垫付和赔偿；2、根据保监会办公厅［2007］71号《关于交强险有关问题的复函》：根据《条例》和《条款》，被保险机动车在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驾驶人醉酒，被保险机动车被盗抢期间肇事，被保险人故意制造交通事故的情形下发生交通事故，保险人仅有垫付符合规定的抢救费的义务；3、云南省高级人民云高法［2009］234号《关于审理保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会议纪要》第二条第6款的规定“符合《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二条的情形，保险人只在交强险限额内垫付抢救费用，受害第三者或被保险机动车一方请求保险人承担交强险赔偿责任的，不予支持”。

二审法院认为，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未规定保险公司对受害人的人身和财产损失享有免责的权利,但《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对于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受害人财产损失的，明确规定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从条文的表面来看，法律与条例之间似乎存在冲突，但就其本质来看，两者并不矛盾。《强制保险条例》属于行政法规，其制订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它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的细化和补充。同时，《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的立法精神。因此，应把《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保险条例》的规定作为特别法来进行对待。虽然《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二条没有直接规定保险公司对受害人的人身损失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其条文隐含之意是非常明确的，即在驾驶员无证驾驶发生人身事故的情形下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保险公司承担的只是垫付抢救费用的责任。否则，如果保险公司承担的仍是赔偿责任，那么，《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保险公司垫付抢救费用显然没有任何意义。而且，从立法的精神来考量，《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强制保险条例》虽然强调对受害人权利的保护，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驾驶人违法行为的放纵。如果因驾驶人的明显违法行为导致第三人的人身伤害仍然要保险公司来承担赔偿责任，显然有悖于立法的本意。中国保监会是直属国务院，其所作出的复函不属于内部规定，且复函的依据是《条例》和《条款》，复函内容不违反法律的规定。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云高法[2009]234号《会议纪要》虽然不是司法解释，不能直接加以适用，但其对下级法院审理相关案件统一执法认识和尺度方面具有指导作用。保险合同条款第九条是关于保险人在法定情形下向受害人垫付抢救费用，并依法向致害人追偿垫付费用的规定。本条的法律依据是《条例》第二十二条，在此基础上，对垫付的条件、标准和操作进行了具体规定而已，其本身并未违反相关法律的规定。

2010年4月1日，二审法院驳回五原审原告的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值得思考的几个问题是：第一、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是否有效？第二、在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有效的情况下，保险合同中的关于无证驾车、醉酒驾车的免责条款能否成为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第三、如何看待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及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22、23条的立法旨意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第四、审判实践中如何正确对待保监会的复函、最高人民法院的复函以及高级人民法院的会议纪要在民商事案件中的作用？如何正确理解法律适用原则？这其中，第一个问题相对独立，第二、三个问题联系紧密，将合在一起讨论，第四个问题将单独讨论。

一、法律适用的复杂性----关于原告杨君与被告保险公司之间的机动车强制保险合同的效力问题

本案中判定原告杨君与被告保险公司之间的机动车强制保险合同是否有效的依据无非是我国的保险法和2006年3月1日国务院第127次常务会议通过、自2006年7月1日起施行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以下简称《条列》）。然而， 2009年2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修订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该法自2009年10月1日起施行，相应地，2009年9月14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73次会议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该解释自2009年10月1日起施行，这就使得该合同效力的判定在法律适用上较为复杂。这是因为，根据该解释第一条“保险法施行后成立的保险合同发生的纠纷，适用保险法的规定。保险法施行前成立的保险合同发生的纠纷，除本解释另有规定外，适用当时的法律规定；当时的法律没有规定的，参照适用保险法的有关规定”，判定上述机动车强制保险合同效力应该适用2002年修改的保险法，因为原告杨君作为肇事车实际所有人，在被告处以罗庆海的名义办理强制保险单的时间为2008年7月29日。然而，根据该解释第四条“保险合同成立于保险法施行前，保险法施行后，保险人以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或者申报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为由，主张解除合同的，适用保险法的规定”，在合同成立后被告保险公司发现杨君未如实告知义务的情况下，如果要主张解除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就应该适用2009年修改的保险法。

结合本案，被告保险公司在明知杨君没有驾驶证，冒用罗庆海的名义办理投保手续的情况下没有提出异议，或者说在合同成立后发现杨君未如实告知义务的情况下，并未主张解除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因而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有效。这是因为，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第一条“保险法施行后成立的保险合同发生的纠纷，适用保险法的规定。保险法施行前成立的保险合同发生的纠纷，除本解释另有规定外，适用当时的法律规定；当时的法律没有规定的，参照适用保险法的有关规定。”，既然2002年修订的保险法没有对保险公司单方解除权的行使期限作出规定，那么就可以参照适用2009年修改的保险法，而根据2009年修订的保险法第十六条“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 前款规定的合同解除权，自保险人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三十日不行使而消灭。自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二年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保险人在合同订立时已经知道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情况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而该解释第五条对“保险法施行前成立的保险合同，保险法施行前，保险人知道解除事由，保险法施行后，按照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行使解除权，适用保险法第十六条规定的三十日的；”和“保险法施行后，保险人按照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请求解除合同，适用保险法第十六条规定的二年的；”两种情况规定的期间均是自2009年10月1日起计算。

被告保险公司既然在明知杨君没有驾驶证，冒用罗庆海的名义办理投保手续的情况下没有提出异议，或者说在合同成立后发现杨君未如实告知义务的情况下，并未在法定期限内主张解除强制保险合同，因而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有效。退一万步讲，即使根据2002年修订的保险法上述强制保险合同无效，根据上述解释第二条“对于保险法施行前成立的保险合同，适用当时的法律认定无效而适用保险法认定有效的，适用保险法的规定。”，由于被告保险公司既然在明知杨君没有驾驶证，冒用罗庆海的名义办理投保手续的情况下没有提出异议吗，根据2009年修订的保险法第十六条“……保险人在合同订立时已经知道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情况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任……”，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也同样有效。因此，尽管在理由的表述上不够充分，但一审法院认定原告杨君与保险公司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有效的结论是正确的。

二、《交通安全法》第76条及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21、22、23条的立法旨意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关于无证驾车、醉酒驾车能否成为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问题

既然原告杨君与保险公司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是有效的，那么，就应该按照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的约定在保险责任赔偿限额内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然而，被告保险公司却以该合同的约定及《条例》第22条的规定为由拒赔，这就需要我们对这种拒赔理由做一番分析。

我国《条例》第22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垫付抢救费用，并有权向致害人追偿：（一）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醉酒的；（二）被保险机动车被盗抢期间肇事的；（三）被保险人故意制造道路交通事故的。有前款所列情形之一，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造成受害人的财产损失，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这一规定能否成为保险公司拒赔的合法理由呢？笔者认为，关键在于正确理解该条款，而要正确理解适用该条款必须将其和《条例》第22条之外的其他条款（比如第1条、21条、第23条）以及它的上位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的立法旨意结合在一起加以研究。

应该看到，法律对社会关系进行调整的实质其实是不同利益间的博弈，国家是在对不同的利益进行衡量和取舍后，优先保护在一定社会时期应优先保护的社会利益，这种一定社会时期应优先保护的社会利益也就是立法的价值取向，一部法律或一部法规的价值取向，往往可以从它的第1条规定的立法目的内容中看出来。《条例》 是国务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授权而制定的行政法规，其第1条规定：“为了保障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依法得到赔偿，促进道路交通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制定本条例。”从此条不难看出，出台交强险的目的在于保护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的合法权益而非兼顾多方利益。因此，当其他的合法权益（比如对无证驾驶造成人员伤亡进行赔偿时涉及到的保险公司的利益）与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发生冲突时，应首先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只有这样才能符合《条例》的立法目的和宗旨。

《条例》第21条规定：“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依法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道路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保险公司不予赔偿。”从此条可以看出两层意思。第一，投保了交强险的机动车，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导致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保险公司就应当首先在机动车投保的交强险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不必考虑交通事故当事人各方是否有过错以及当事人的过程程度如何，由此确立了交强险对保险公司采用“无过错责任”的赔偿原则。第二，保险公司免除上述赔偿义务的唯一事由是道路交通事故的损失是因受害人的故意行为而导致，其他因素（也包括无证驾驶在内的《条例》第22条规定的所有情形）则在所不问，只要投保了交强险的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人员伤亡，保险公司均应向受害人进行交强险责任限额内的赔偿。这也与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相同。之所以这样规定，是考虑到如果受害人故意造成直接自己损害而让无辜的人承担责任，无法体现出公平正义。还应该特别指出的是，此项免责明示并没有改变交强险对保险公司采用的“无过错责任”的赔偿原则。

《条例》第22条第1款规定的三种情形均属致害人重大过错行为导致的交通事故，对此，保险公司垫付抢救费用是必要的，也体现了对受害人生命的尊重和关爱，可是，如果保险公司垫付抢救费用后不得向致害人追偿，无异于鼓励无证驾驶和醉酒驾驶等严重违反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行为，会导致更多交通事故的产生，与交强险的公益性也相悖。基于此种考虑，《条例》第22条第1款赋予保险公司在款下三种情形垫付抢救费用时享有对致害人的追偿权，赋予保险公司有限的追偿权。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条例》第22条第1款是在三种情形下对保险公司赋予垫付抢救费追偿权的赋权条款，而非免责条款。《条例》第22条第2款允许保险公司在三种情形下对受害人的财产损失不承担责任，是保险公司在三种情形下对受害人财产损失的免责条款。之所以要在这里强调是财产损失而不包括人身伤亡，是因为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把财产损失的概念扩大化，把因人身伤亡所造成的财产损失与直接的财产损失等同起来，这样不符合立法本意。当然，对于此处的财产损失如何理解，存在着争议，对此，最高法院立案庭曾于 2009年10月20日，以【2009】民立他字第42号函答复安徽高院，称：对《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二条中的“受害人的财产损失”应作广义的理解，即这里的“财产损失”应包括因人身伤亡而造成的损失，如伤残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不过，此复函遭到了法学界和实务界的广泛质疑。因为如果按复函所称受害人“‘财产损失’应包括因人身伤亡而造成的损失”，那么《条例》所称“受害人的人身伤亡”还有什么可赔偿呢？根据2009年9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73次会议通过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三条规定：“ 保险合同成立于保险法施行前而保险标的转让、保险事故、理赔、代位求偿等行为或事件，发生于保险法施行后的，适用保险法的规定”，本案就属于这种情况，而根据2009年修订的保险法第三十条规定：“ 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 ”，因此，当对何为财产损失存在着两种以上的理解时，应该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即财产损失是指狭义的财产损失，也就是与因人身伤亡直接引起的损失并列的其他财产损失。简而言之，在三种情形（包括无证驾驶）下，保险公司对受害人的财产损失可以免责，对垫付的抢救费用可以向致害人追偿。唯有这样解读《条例》第22条才不会给整个交强险制度带入难以自圆其说的困境。这是因为，根据《条例》第23条规定的精神，保险公司对三个赔偿项目承担限额赔偿责任，即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医疗费用赔偿限额和财产损失赔偿限额，然而，如果不把第22条1款当作抢救费用免责条款而非赋权条款，再加上《条例》第22条第2款的财产损失免责条款，也只是对保险公司前述三个责任赔偿限额中的两个进行了免责，即对医疗费用赔偿限额和财产损失赔偿限额进行免责，还有一个死亡伤残赔偿限额没有免责。这样的话，保险公司对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主张免责依据何在？

《条例》第23条对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设置了两个赔偿限额，即机动车在道路交通事故中有责任的赔偿限额和机动车在道路交通事故中无责任的赔偿限额。在投保了交强险的机动车发生保险事故时，即使被保险人在道路交通事故中无责任时，保险公司尚需对受害人进行限额赔偿，更别说被保险人在道路交通事故中不仅有责任而且还是无证驾驶的严重过错，因此，保险公司对无证驾驶造成的人员伤亡进行限额赔偿应是理所当然。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 从中可以看出两层意思：第一，《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明确规定了“先赔后划分责任”的原则，如果肇事车辆参加了交强险，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导致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保险公司就应当首先在机动车投保的交强险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不必考虑交通事故当事人各方是否有过错以及当事人的过程程度如何。交强险赔偿限额不足的部分再划分责任，再由侵权人按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是因为，交强险作为机动车责任强制保险，不同于一般的商业保险，其投保是基于法律的强制性规定，驾驶资格的取得并非保险公司承担责任的前提条件，驾驶资格的取得与否也不影响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第二，《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规定的赔偿责任包括人身伤亡、财产损失两部分，而如前所述，《条例》第22条承担赔偿责任的除外情形仅就财产损失做出规定，并不包括人身伤亡的赔偿。综观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和《条例》第22条的立法本意，交强险对在人身权的保护方面，适用的是无过错归责原则，即严格责任，人身伤亡的赔偿是无条件的，而对财产损失的赔偿是有条件的，这也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宗旨。

总之，交强险的公益性（保障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依法得到赔偿，促进道路交通安全，不以盈利为目的）、强制性、权益保护定向性（强调定向保护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的合法权益，而非兼顾多方利益。）、“无过错责任”原则（《交通安全法》第76条和《条例》第21条确立的保险公司无过错归责原则）、受害人的处境（受害人无法了解和预知机动车驾驶人是否具有驾驶资格，机动车是否购买了交强险等信息）决定了保险公司对无证驾驶造成人员伤亡应承担赔偿责任。因此，本案中的被告保险公司在赔偿限额内向原告进行赔偿。

三、司法实践中应谨慎对待法律解释、正确理解法律适用原则

本案中值得关注的问题还有法律解释和法律适用原则的问题。

本案中一、二审法院审判时适用了保监会的复函以及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会议纪要，这就涉及到法律解释范畴问题，本文将把其和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于 2009年10月20日答复安徽高院的【2009】民立他字第42号函放在一起讨论。

我国的法律解释分为立法解释、行政解释和司法解释，而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的答复作为司法裁判中就具体的个案进行的那种具体的法律解释，有别于审判委员会作出的带有某种司法立法性质的抽象的法律解释，因而，还不能算作是狭义的司法解释，保监会的复函由作为国务院保险业主管部门作出，但也不是针对一个规范性文件所作的整体性解释，因此也不算是狭义的行政解释，而云南省高级法院的会议纪要，则充其量只是一个指导下级法院审判某类案件的内部文件，外界对其内容根本无从知晓。作为法官而言，面对着这些明显违背道路交通安全法立法目的和宗旨的复函， 最明智的选择就是绕开它们，直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条例》 。

此外，在法律适用的原则方面，本案同样值得关注。本案及类似的案件中，众多保险公司在主张免责的依据时往往会说，相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而言，《条例》是特别法，应遵循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适用《条例》 。对于此种观点，笔者认为，姑且不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条例》之间是否存在矛盾，就算是真的存在矛盾，也应该是遵循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原则，优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这是因为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有一个适用前提，那就是特别法和一般法的位阶要相同，即是由同一个立法主体制定，很显然，《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而《条例》则是由国务院制定，前者属于法律，后者属于行政法规，两者的位阶根本不同。同时，《条例》第22条规定特定情形“造成受害人的财产损失，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不符合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第一款的规定，因此，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的法律适用原则，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在责任限额范围内对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都进行赔偿。

结语

在法律适用的问题上，对法的精神的信仰比对法律知识的掌握更为重要，唯有这样，才不至于受某些强势利益团体的误导，更好地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保障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依法得到赔偿”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赔偿制度和交强险赔偿制度的根本宗旨，而交强险无过失赔偿责任的确立则是这一法律制度进步文明的最高体现。在交强险案件的审理中，必须按照人类文明进步的价值观念，按照法律体系的内在联系，按照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依法保护了特定情形下（包括无证驾驶事故中）受害人获得保险公司的责任赔偿的权利（附有关案件判决书），实现法的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

参考文献：

1、佚名.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0）怒民二终字第10号[eb/ol]. www. /sifashijian/ws/201007/20100712091623-2.htm, 2010－8－12．

2、佚名.无证驾驶情形下保险公司应承担交强险赔偿责任[eb/ol]. /faxuejieti/ms/

交强险条例范文第8篇

关键词：交强险 无责赔付 无过失保险

交强险在出台之初就承担着救助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的使命，虽然其采取了商业保险的运行模式，但基于其强制保险的特殊地位，它仍具有许多公益性的特点，许多人曾为它是否属于公益保险、政策保险以及社会保险而争论不休。

交强险作为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其性质与一般的商业车辆保险确实是大有不同。除了交强险的设立目的、以及其全国统一基础费率、强制投保、强制承保的法律强制性之外，另一个长期为人所津津乐道的理由就是交强险的"无责赔付"，亦称"无过失保险"。

一、交强险"无责赔付"观点之起源

出现这一观点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后文简称条例）正式出台之前，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后文简称道交法）规定了我国实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即交强险。该法同时规定了交强险的部分基本制度。其中，在规定道路交通事故归责原则的道交法第七十六条中规定，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由交强险在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道交法刚一出台，许多学者及实务人员就据此认为道交法规定的归责原则是撞了就要赔，也就是不论有没有过失都要赔偿。

其二，从国际其他区域车辆强制保险的实施情形来看，往往也为交通事故受害人设计了较为完善的保障体系，不论事故双方过失状况如何，受害方都能得到法律或政策提供的援助。尤其在美国，交通事故中的财产损失实行的就是"无过失保险"。 而台湾《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也明确规定："因汽车交通事故致受害人伤害或死亡者，不论加害人有无过失，请求权人得依本法规定向保险人请求保险给付或向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请求补偿。"

基于以上这两种原因，在交强险实施条例尚未颁布的时候，关于交强险为"无过失保险"的观念即深入人心。但当条例一经颁布，关于该性质的争议便从未停止。

二、交强险"无责赔付"的争议

条例对于道交法的内容进行了细化规定，让道交法从无到有，从一纸规定到可以操作。但条例中关于垫付及追偿的例外规定却大大冲击了人们对道交法"无责赔付"的期待。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垫付抢救费用，并有权向致害人追偿：（一）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醉酒的；（二）被保险机动车被盗抢期间肇事的；（三）被保险人故意制造道路交通事故的。有前款所列情形之一，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造成受害人的财产损失，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为什么在此三款规定情形下，保险公司不承担财产损失的赔偿责任，为什么垫付抢救费用还要追偿？有追偿权的的交强险还是不是"无过失保险"？该条款是否构成保险公司的免责条款？

关于对条例第二十二条的理解，学者们论述甚众，在此就不一一赘述。但是从道交法对交强险的定义到条例中该条的规定来看，学者们曾经对交强险"无责赔付"及"无过失保险"的解读实在是一种误读。

二、交强险"无责赔付"缺乏理论依据

首先，从保险关系来看，"无过失保险"和"无责赔付"都有引人误解的嫌疑。保险人对被保险人进行赔付，是基于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在交强险保险关系中，保险标的是被保险人在交通事故中对事故车辆以外第三人应当负担的民事赔偿责任。当被保险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后，保险人对被保险人的赔付是基于保险人对其负有保险金给付的责任；而受害人对保险公司的保险金直接请求权事实上是基于受害人对被保险人的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而代位取得的。因此被保险人也必须是对车下第三人负有赔偿责任，受害人才能取得此项请求权。这样看来，"无责赔付"这个性质的归纳就显得有些不大恰当了，因为交强险本质上是第三者责任保险，它必须遵循"无责任即无保险"的原则，保险赔付以侵权损害民事赔偿责任的存在为基础，绝不可能有无责任的保险赔付。而对于"无过失保险"这个称谓来看，人们认为，由于发生交通事故，不论被保险人是否有过失，保险公司都需要理赔，所以称其为"无过失保险"。但事实上，是由于在道交法所规定的归责原则上，被保险人无论是否有过失都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保险公司因此才基于该赔偿责任而进行保险理赔。保险公司在其中并不存在是否有过失的问题。因此，归根结底，交强险是"有责赔付"而不是"无责赔付"，否则就将与交强险的根本性质发生冲突。

其次，按照学者们原先对"无过失保险"和"无责赔付"的解读，交强险应当对所有交通事故的被保险人都在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进行保险赔付，而不可能有例外，即交强险没有免责范围。但是，条例第二十二条却出现了"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这样的表述。

关于条例第二十二条是否是免责条款，各方一直都存在着争议。分析条例第二十二条，学者们对条例释义的分歧主要出现在对其中出现的"财产损失"一词的解读上。在保监会及国务院法制办出台的相关文件及著作中均认为该条款中的"财产损失"应作广义理解，即该条款规定了保险公司在被保险人醉酒驾车肇事的情形下，不承担任何保险赔付责任。最高法也曾在对安徽高院的回复中做了相同的解读。但许多学者认为此种解读缺乏逻辑，甚至可以认为是法律规定上的漏洞。①由于条例对财产损失与人身伤亡损失一直是分开规定的，因此，此处很难将财产损失解读为包含人身伤亡损失在内的所有损失。但若不赔偿财产损失，又对抢救费用享有追偿权，则保险公司仅对人身伤亡损失中除抢救费用以外的其他费用负有最终赔付义务。对人命关天的抢救费用尚且仅负垫付责任，对其他人身伤亡损失还要承担赔付义务就显得有违"举重以明轻"的原则，不符合立法的基本规律。同样，若对抢救费用尚且有追偿权，又要赔偿其他人身伤亡损失，也有违该条原则。因此有学者认为，在该条款中，对于除抢救费用以外的其他人身伤亡损失费用，法律没有给予规定，属于法律规定的漏洞。

但不论如何解释，在醉酒肇事情形下，适当加重被保险人的赔偿责任，免除保险公司部分赔偿责任应无异议。从法条的解释上看，不论如何解释，条例第二十二条都明确赋予了保险公司对醉酒肇事的被保险人在抢救费用范围内的追偿权。保险公司在抢救费用范围内不可能承担最终的赔付责任。有法官在实际应用中认为免责条款属于格式条款中免除条款提供方自己义务而加重对方责任的条款，从而排除适用。但笔者认为，该追偿权在交强险条例中就明确予以了规定，该条例属于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并非由保险公司自主拟定的合同条款，其效力应依法予以确认。不论保险公司的追偿权范围为何，追偿权的存在时不容否定的。这样，严格来说交强险必然有免责范围。

根据以上分析，交强险绝不是"无过失保险"和"无责赔付"，这种定义及解读有欠妥当。

另一方面，造成这种混乱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将强制责任保险的性质与侵权责任法上的"无过错责任制"相混淆。无过错责任制是一种侵权责任分配原则。由于机动车作为高速交通工具给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了普遍的危害，为了弥补受害人的损失，救助受害人的生命，法律为此在该侵权领域设立了"无过错责任制"，以使所有的受害人都能得到法律的救济；另外还以法律之强制力引入责任保险与之相匹配，使得无过错责任的承担者不至于因为缺乏支付能力而使这种责任成为空谈，也不至于因为责任的增加而失去使用机动车的积极性和能力，阻碍机动车运输事业的发展。因此，人们认为，为了实现该制度的目的，与无过错责任制协同运作的强制责任保险也必然是"无过错的保险"，殊不知，该认识是将两种制度、两个概念进行了混淆。无过错责任制是在侵权责任分配领域的责任分配原则，并非是保险赔付领域的原则。法律根据无过错责任制，给特殊侵权领域的侵权人课以更重的赔偿义务，但保险公司并非侵权人，也就不可能根据其是否有过错来决定其是否承担保险赔付义务。

三、交强险"无责赔付"缺乏实践依据

另外，在实践中，交强险也并非是所谓的"无责赔付"。上文论述过实践中对于交强险条例第二十二条的争议。那么对于此类法律规定不明确，有歧义的地方，甚或法律漏洞，在实践中往往需要通过对法律的合理解释来进行弥补，而我国的司法解释也承担起了指导法官法律解释及审判的任务。最高法在2012年3月21日的《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中提出，"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人身损害的，应当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一）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醉酒、吸毒、滥用品或者后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的；（二）被保险人故意制造交通事故的；保险公司自向赔偿权利人赔偿之日起，有权向被保险人追偿。追偿权自保险公司实际赔偿之日起计算诉讼时效。"

因此，对于无证、醉酒等违法危险驾驶行为，最高法所持的态度是，对于此类行为造成的交通事故，保险公司应该优先在交强险范围内进行赔偿，并在赔偿后取得对事故责任人的追偿权。

这种解释可以说有着相当的合理性。首先，交强险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保障交通事故的受害人获得及时和足额的经济保障，以得到最快捷有效的救治，减少生命健康的损失。保险公司优先对受害人进行赔付，可以防止事故责任人因财力的有限或赔偿不及时而延误对受害人的救治。其次，法律为了对违法行为进行否定性评价，且不违背保险原则、引发道德风险，也必然不能对违法行为进行承保。保险公司赔付后取得对事故责任人的追偿权，免除了保险公司的责任，维护了保险公司正常的保险经营，也起到了惩罚事故责任人的目的。这种处理很好地实现了道交法的立法目标，实现了人们对于交强险的期待，也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实际上，现在各地法院已经在采纳这一意见进行审判了。待到最高法该司法解释正式出台，那么在此类事故中，保险公司绝非赔偿金的的最终承担者。可以说，保险公司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即是一个快速理的赔机构。相当于利用交强险投保人缴纳保险金形成的基金，在交通事故中，利用自身雄厚的资本和规范、便捷的理赔系统，对交通事故受害人的损失进行快速理赔，做一个理赔的服务机构和资金的中转站。

在这种解释体系下，本质上保险公司并非最终责任的承担者，也即是说，交强险第二十二条及相关解释免除了保险公司在此类情形下的保险赔付责任的最终承担。因此，可以理解为最高法在对该法条的解释中承认了该条款是保险公司的免责条款。从此种意义上，可以认为，交强险并非简单的无责赔付或无过错责任制，因为当被保险人有违法行为时，保险公司对被保险人的保险给付责任将被免除。这一规定可以说是符合保险基本原则的。因为保险公司不可能为违法行为承保，这将引发道德风险，免除人们从事违法行为的后顾之忧，乃至鼓励违法。

但这一规定恰恰证明了，交强险是"有责赔付"。因为最高法做出以上理解主要是为了保护受害第三人的利益，如若因为保险公司不对违法行为做出赔偿而导致受害第三人无法受到交强险制度的保护，则相当于用被保险人的过错惩罚受害人。以被保险人的原因而剥夺受害人得到法律、制度保护的权利，不仅对受害人不公，也使人们对交强险的期待落空，大大增加影响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因此，保险公司此处赔偿的原因，正是基于被保险人对受害人负有侵权赔偿的责任，如果，被保险人对受害人不存在赔偿责任，那么也就不会出现对受害人不公的情况了。

在这一点上，我国《民法通则》已将高速运输工具的侵权规定为特殊侵权，适用"无过错责任制"。这一责任制可以说是与交强险相辅相成的，是使交强险被称为"无责赔付"的公益保险的重要基础。正是基于对侵权行为的"无过错责任"的责任分配，才使得在判决中，大大加重了机动车一方的责任，只要机动车与行人发生碰撞，机动车将难以被判无责。道交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既然机动车一方即使没有过错，也要在超出交强险以外承担10%的责任，即可以说，一开始在责任分配上，就遵循了"无过错责任制"的要求，该条款就是"无过错责任制"在交通事故责任分配中的具体表现。

交强险本质上属于责任保险，其保险标的是被保险人依法对第三者应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被保险人承担"严格责任"，即使无过错也有责任，这才有了交强险条例中所规定的，对于所有交通事故，保险公司均在交强险范围内进行赔付的规定。因此，正是"无过错责任制"与"有责赔付"二者的制度搭配才有了交强险"不论被保险人有无过错都必须赔偿"的法律制度，即人们所谓的"无责赔付"。

四、交强险"无责赔付"之界定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交强险所谓的"无责赔付"有误导公众的嫌疑。由于交强险的公益性质，它最广泛地保护第三人利益的保险，因此，交强险被称为"无责赔付"。但实际上这种说法指的并不是保险人赔付不需要责任基础，也并不是指保险公司在事故中存在侵权责任，而是指是不论被保险人有无过错，保险公司对受害第三人的赔付义务均不被免除。因此，我们有必要厘清这一概念的真实意义。

首先，人们认为，在任何情况下，保险公司都应承担赔偿责任的认识是不正确的。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承担最终的保险金给付责任，在无证、醉驾、毒驾等违法危险驾驶的情况下，保险公司将在赔付后取得对事故责任人的追偿权。同时，法院也将在同一判决中解决保险人赔付以及追偿权的处理，保险公司将从赔付受害人的那一刻起成为真正的事故责任人的债权人，向其日日追讨提前支付的保险金。

其次，交强险所谓的"无责赔付"本质上是"无过错责任制"和"有责赔付"二制度协同作用的结果。交强险保险金的给付非没有责任作基础，反而是必须有责任作基础。"无过错责任制"也并非针对保险公司，而是针对侵权行为中侵权人的责任分配制度。

综上所述，"无责赔付"这一提法有欠妥当，不利于人们理解交强险中各方的关系以及交强险的性质。即使继续沿用这一提法，也应正确认识各个概念间的分野，理清其中的法律关系。这对于今后正确处理交强险案件以及进一步发展交强险有关法律制度有着重要的意义。

注释：

①韩长印，易萍.交强险中恶意肇事的保险垫付责任[J].法学，2010，（10）：121-132.

参考文献：

[1]粟芳 主编《机动车保险制度与费率》，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2]郭锋、杨华柏、胡晓珂、陈飞 著：《强制保险立法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9年版。

交强险条例范文第9篇

【关键词】交强险 运营模式 保险公司

我国交强险历史要追溯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当时，由于境内的国外机动车要求强制投保，我国形成了这样一个强制机动车投保的制度，但并非全面的立法。真正大规模的强制投保是源自于80年代。1983年，国务院颁发了第27号文件，首次要求个人与联户的汽车及拖拉机必须参加机动车辆第三者责任保险；1984年国务院的第151号文件，明确提出对汽车的第三者责任保险问题；2004年5月1日《道路交通安全法》正式通过并且生效，其中第17条强调，我国在全国范围内设置“交强险制度和道路救助基金制度。这两个制度和《道交法》一起，强调要在全国范围内，机动车不分种类都必须予以全部投保[1]。同时指出，授权国务院设定交强险条例，在法律上明确汽车责任保险的强制性；2006年3月21日，国务院第462号文件颁布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2006年7月1日，该条例正式施行。至此，我国交强险正式诞生。

一、我国交强险运营模式的主要问题

2006年《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正式施行，但这一法案某些规定不合理、不明确，且与《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相冲突，致使有交通事故发生时，在涉及到有关人身损害赔偿司法实践中交强险赔偿存在诸多问题。

（一）对于交强险保护对象――“第三者”的认定复杂

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在机动车交通事故中，“第三者方”为交强险的保护对象，第三者方主要指本车人员，享受保险保护以外的受害者[2]。这样的法律规定对“第三者方”的认定稍显简单和容易，但在真正的司法实践中，由于交通事故形式的纷繁复杂，认定“第三者方”并非易事。

（二）目前交强险的经营模式存在弊端

交强险经营模式目前有两种。一种是现行于我国台湾地区和日本的政府主导、商业保险公司代办的方式。这种经营模式不以赢利为目的，保险公司只是收取相应的代办手续费。二是由保险公司主导的商业化运作模式，在市场条件下自主经营，承担经营风险。我国的交强险经营模式试图吸取二者优长，既要让交强险体现社会效益原则，让保险公司不以赢利为目的，又要让保险公司实行商业化运作，由保险公司来制定费率，从而造成保险公司的进退两难。

（三）与交强险相配套的保障机制落后

《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31条规定：“保险公司可以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也可以直接向受害人赔偿保险金。但是，因抢救受伤人员需要保险公司支付或垫付抢救费用的，保险公司在接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通知后，经核对应当及时向医疗机构支付或垫付抢救费用”。由保险公司先行垫付抢救费用体现了交强险的人性化规定，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由于对事故原因认定的模糊性，保险公司在垫付医药费的实际操作中存在困难[3]。

三、交强险在运营过程中存在问题的解决对策

（一）完善与交强险相配套的法律

交强险制度是第一个由国家法律规定的强制保险制度，由于还不够完善、成熟，需要有相应的配套法规加以补充。通过国家立法形式，强制性的让机动车所有者或管理者投保，以最大程度的转嫁机动车方在行驶过程中的风险，保护交通事故中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同时给予保险公司现行垫付以明确的法律支持，并建立救助基金垫付，以确保受害人利益。

（二）实行真正的商业化运营

在新加坡，强制保险完全的市场化与商业保险基本相同；在德国，强制保险费率完全放开[4]。我国应当吸取国际上这些成功的经验，实现交强险的商业化运营。强制保险的保险费率由保险公司根据被保险人是否是道路交通事故的主要责任人及其是否有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等情况[5]，灵活确定和调整。商业化的经营方式有助于保险公司之间良性的竞争机制形成，也可以推动保险公司改进服务质量，进而更好地保护受害人利益。

（三）建立和完善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制度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了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旨在现行垫付道路交通事故人身伤亡的丧葬费用，部分或全部抢救费用。这是人性化的规定，但其中也不乏有模糊之处，相关部门应对基金的管理机构、征收、赔偿等问题做进一步明确的规定[6]。比如就救助基金的管理机构而言，由于这部分资金的来源和使用是社会公益性质的，因此保险公司作为以盈利为目的的机构对其管理并不合适，而应将其交于非盈利的非政府社会组织来管理。另外，相关部门要建立高效率的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制度。

机动车交强险制度的建立是我国法律制度的发展与完善，也是我国保险制度的一大突破。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保障实力的不断增强，民主法制的不断完善，交强险制度也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与完善，在保障权益、维护稳定、实现正义、构建和谐社会方面也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龙玉国.汽车保险创新和发展[M].复旦大学出版社.上海，2005.

[2]乔林，王绪瑾.财产保险[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2010.

[3]高明华.从交强险看规制的缺陷[J].西部论丛，2007（10），67-68.

[4]祖晓青，借鉴国外经验构建我国机动车辆强制三责险体系[J].特区经济，2006（3），26-28.

[5]麻蓝丹.论交强险的无过错责任赔偿[J].法制与社会，2010（11），93.

[6]张领伟.罗鸣论交强险经营模式与道路救助基金职能[J].保险研究，2009（12），110-112.

交强险条例范文第10篇

关键词 交强险第三人 法律解释 国外法 无过失保险制度

中图分类号：D922 文献标识码：A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简称“交强险”，是指以救助机动车交通事故受害人为目的，通过法律强制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以法定的责任限额进行投保，并由保险公司以不盈不亏原则进行经营的一种法定责任保险豍。交强险第三人，是指除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之外的因被保险人的侵权行为造成人身或财产损害而对保险人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豎。第三人制度的设立突破了合同的相对性原理，直接为第三人设定了利益，其设立的目的就是保护交通事故中的受害人，通过保险公司的代偿义务使其尽快得到救济。因此，明确第三人的范围直接关系着每一个公民的权利和义务。

根据我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3条及第42条第2款豏规定，我国交强险中的第三人是指除投保人、投保人允许的合法驾驶人及本车人员之外的受害人。对本车人员、驾驶人员的具体含义却没有做出明确规定。因此，关于交强险第三人范围问题一直存在很多争议，相似案件在各地法院出现不同判决，对此问题有必要做深入探讨。我国交强险主要存在以下四个问题：

一、投保人是否应一概被排除在第三人范围之外

从体系解释的角度看，将投保人一概排除在第三人范围之外将造成法律规范之间出现两矛盾：一是条例与法律之间的矛盾，二是条例与司法解释之间的矛盾。

所谓体系解释，指根据法律条文在法律体系上的位置及该法律条文前后的关联，以确定它的意义、内容、适用范围、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的解释方法。体系解释不仅要求同一部法律条文之间规定相一致，同时要求不同法律之间规定保持一致，不能出现矛盾或相抵触的情形。根据《保险法》第10条第2款及第48条豐的规定，投保人只负有订立保险合同、缴纳保费的义务，而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42条第（二）项豑的规定，投保人除此之外还必须是投保机动车的所有人、管理人。可见《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与《保险法》对投保人的规定并不完全一致。保险法仅规定投保人是保险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是保费的缴纳人，并未对投保人作其他限制，但交强险条例却将投保人限定为被投保财产的所有人或管理人，这是条例与法律之间的矛盾之处。该条例将保险法中投保义务人范围缩小也构成了对上位法的抵触。如果投保人仅是保费缴纳者，并非事故发生时车辆的所有人或管理人，投保人与该车辆就没有任何利益关系，将投保人一概排除在第三人范围之外显然是不合理的，此时，投保人应当被纳入第三人范围。

如果投保人既是投保机动车的保费缴纳者，同时是该机动车的所有人或管理人，但投保人是在自己投保车辆之外遭受了本车伤害，此种情形下，投保人是否应当被排除在第三人范围之外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7条规定，投保人允许的驾驶人驾驶机动车致使投保人遭受损害，当事人请求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投保人为本车上人员的除外。也就是说，该解释规定了投保人不在本车上的情形下可以被纳入第三人范围。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3条将投保人一概排除在第三人范围之外的规定相矛盾。这构成了条例与司法解释之间的矛盾。很显然该司法解释更符合现行交强险的立法宗旨，在对第三人的认定上更具有灵活性，没有将投保人一概排除在第三人范围之外，而是规定了例外情形。

因此，条例与法律、司法解释之间的规定不一致不仅造成法律体系出现漏洞，同时使法律适用陷入困境。

二、如何理解交强险中的驾驶人员

采用限缩解释的方法理解交强险中的驾驶人员更符合立法目的。限缩解释又称缩小解释，是指通过缩小法律条文的文义范围使其更符合立法本意。运用该解释，保险合同中所称的驾驶人员范围应被缩小，理解为正在驾驶车辆具备驾驶资格的人员，而非所有在车上具备驾驶资格的人员。正在驾驶车辆应为驾驶人员实际在操作、控制着车辆的行驶，或者正在进行与车辆行驶有关的操作豒。比如，在多个驾驶人员轮流驾驶的情况下，正在驾驶的人员造成其他非正在驾驶人员伤亡且事故发生时非驾驶人员不在车上的，后者应当被纳入第三人的范围并有权请求赔偿，因为其虽为驾驶人员，但在事故发生当时对车辆并不具有控制操作行为，因此不属于交强险中的驾驶人员。在自损事故中，车辆驾驶人即便不车上，但若是由其自身没有操作、控制好车辆的原因造成其自身伤亡的就不应当属于第三人，无权请求赔偿。该法律解释方法将驾驶人员限定为机动车的实际操作者和控制者，如此，也更符合交强险立法目的。

三、本车人员是否属于第三人应否区分具体情形

从目的解释的角度来看，将本车人员排除在第三人范围之外不符合交强险立法宗旨。目的解释，是指以立法目的作为根据以解释法律的一种解释方法。从交强险立法宗旨来看，保护交通事故受害人应当成为交强险条例首要的立法目的，本车人员如果属于事故受害人就应当被考虑得到交强险赔偿。从限缩解释的角度看，认定事故受害人究竟属于本车人员还是第三人要看事故发生当时这一特定时间受害人是在车上还是车下，因此应当将车上人员限定为事故发生当时的车上人员。第三人和车上人员应当均为特定时空下的临时身份，这种身份不是永久不变的，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豓。对第三人的认定要从动态的角度和缩小解释的方式结合个案的具体情况作出符合公平正义的判决。 从比较法解释的角度看，英、美、日，包括我国台湾地区都没有将本车人员排除在第三人范围之外（下文对此将有更明确的阐述）。我国交强险条例之所以将车上人员排除在第三人范围之外，主要是由于立法者考虑到乘客一般可以通过合同法得到承运人的违约赔偿金。但从车上人员的范围来说，乘客只是车上人员的一部分，并非所有车辆都是运营车辆，还包括私人车辆、货运车辆等，也并非所有车上人员都可以通过向承运人索赔得到救济，如搭乘便车者、私家车上的其他乘车人员等。从交强险立法宗旨来看，只要受有损害，本车人员就可以要求保险公司的赔偿。从车辆控制论来说，车上人员并非车辆的实际控制者，因此应当属于独立于驾驶人及被保险人的第三人；从利益相关理论来说，驾驶人之外的车上人员与车辆的运行一般没有利害关系，并未从车辆的运行中获取额外利益，因此不应当被排除在第三人范围之外。

如果将本车人员纳入第三人范围，在多车事故中，当事故车辆都投保了交强险，受害人该向本车的保险公司索赔还是向对方的保险公司索赔？本文认为，从交强险作为责任险的本质来看，如果一方全责就应当向负全责一方保险公司索赔，如果均负一定责任，则应当按比例向对方的保险公司索赔。如果应负责任一方没有投保交强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9条规定豔，即便事故车辆没有投保交强险，受害人仍有权要求责任人投保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内给付赔偿金。

四、如何认定被保险人和驾驶人的家庭成员

对于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我国《保险法》只在第62条规定了保险人不得对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或组成人员行使代为请求赔偿权。交强险条例也没有将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排除在第三人范围之外，但在各大保险公司的责任保险条款里却将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排除在第三人之外，如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机动车辆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第6条规定：“保险车辆造成下列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不论法律上是否应当由被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一）被保险人及其家庭成员的人身伤亡、所有或代管的财产的损失；（二）本车驾驶人员的人身及其家庭成员的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三）本车上其他人员的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平安保险公司也有类似规定。保险公司任意缩小第三人范围是违反法律规定的，应当被认为无效。另外，保险条款对家庭成员的范围也未作解释，而我国刑法、民法对家庭成员也没有作统一的解释。因此，家庭成员包括哪些亲属关系成了适用该保险条款时不得不面对的另一个关键问题。尽管从情理上来说，家庭成员一般不会向亲人索赔，但随着法治社会的逐渐形成、人作为个体的独立性及法律的应然性角度考虑，立法上还是应当做出相应的规定，赋予家庭成员相应的索赔权，至于是否索赔还在于个人，公民可以放弃权利，但不能没有权利。

五、各国立法情况

1927年美国开始实施汽车强制保险法（交强险），1970年以后逐渐实行无过失保险制度，对每一汽车保险受害人无论有无过错均予以基本保护。无过失保险并不是表示责任人在汽车事故中没有过失，而是指在发生事故后的索赔过程中没有必要证明谁有过失豖。遭遇车祸的所有当事人，只要身体受到伤害就可以从自己的保险人那里得到赔偿，该模式是责任险与伤害险的结合体，强调对受害人的保护而非责任。

英国交强险中的第三人是指被保险人、机动车驾驶人以外的第三人，包括机动车上的乘客。驾驶员不能成为第三人的理论依据是：“被保险汽车的驾驶人员，在法律上被认为和保险人形成法定合同关系，机动车驾驶人员的姓名不必要写入保险单，驾驶人员视同被保险人豗。”此处的驾驶人员应当是事故发生当时车辆的实际驾驶人，否则也可以作为第三人要求赔偿。

日本交强险以是否具有他人性来判定受害人是否属于第三人的范围，只有具有他人性的事故受害人才可以依交强险请求赔偿。《日本汽车损害赔偿保障法》第3条规定：“为自己运行汽车者，因其运行侵害他人生命或身体时，就因此而产生的损害负赔偿责任。”但是，能够证明自己及驾驶人对汽车的运行并未怠于注意、受害人或驾驶人以外的第三者有故意或过失且汽车无构造缺陷或机能障碍时，不在此限豘。一般而言，“他人”是指行人、车上乘客及其他具有他人性的交通事故受害者。事故发生时的机动车驾驶人、辅助驾驶人如售票员、助手等不具有他人性，不属于第三人。由于该法并未明确他人的具体含义，对他人的理解在日本实务中长期存在争议。

根据我国台湾地区《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2005年修订）第10、11条豙的规定，受害人是指除被保险汽车的被保险人、实际驾驶人之外的交通事故第三人。在自损事故中，《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实施细则》第3条第2款明确规定，“汽车交通事故仅涉及一辆汽车者，受害人不包括该汽车之驾驶人。”在多车事故中的驾驶人员，对于驾驶本车而言是加害人，对于肇事的他车而言又是受害人，他车的保险人应当对本车驾驶人员的人身损害承担赔偿责任。

相比国外法，我国法律对交强险第三人范围规定比较传统，并且局限于责任险的框架内，缺乏突破性和创新性，且第三人范围过窄，将投保人、本车人员等一概排除在外，不能更好的保护受害人的权利并适应社会现实的需要。

综上，本文认为，对交强险第三人范围应当采取动态的认定方式，不能拘泥于文字的表面含义，要结合交强险的立法宗旨、社会的现实需要，对投保人、驾驶人员、本车人员及其家庭成员采取限缩解释、目的解释、体系解释等多种法律解释方法及比较法等方式进行认定。

（作者：中国政法大学2011级法律硕士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保险法）

注释：

豍丁凤楚著.机动车交通事故侵权责任强制保险制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1页.

豎郑克宝诉徐伟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兴支公司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8年第8期.

豏《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3条：“本条例所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是指由保险公司对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强制性责任保险。”第42条第2款规定：“被保险人是指投保人及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

豏 《保险法》第48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不得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保险法》第10条第2款：“投保人是指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并按照合同约定负有支付保险费义务的人。”

豑《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42条第（二）项规定：“投保人是指与保险公司订立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并按照合同负有支付保险费义务的机动车的所有人、管理人。”

豒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法官学院编.法律教学案例精选/商事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13页/

豓 郑克宝诉徐伟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兴支公司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8年第8期.

⑧ 第19条：“未依法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⑨齐瑞宗、肖志立编著.美国保险法律与实务.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22页.

豗Raoul Colinvaux ，The Law of Insurance，5thed，Sweet and Maxwell ，1984，428-429.转引自邹海林著.责任保险论.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94页.

豘刘锐著.机动车交通事故侵权责任与强制保险.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4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