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守所条例范文
时间：2023-02-22 05:58:47
看守所条例范文第1篇
这20年间，《宪法》三修，《刑法》《刑事诉讼法》确立“无罪推定”原则。以“躲猫猫事件”为契机，《看守所条例》迎来变革。
2009年2月12日，因涉嫌盗伐林木罪被羁押于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县看守所的李荞明意外死亡。警方称，死亡原因为李与狱友玩“躲猫猫”以头撞墙。此说一出，即遭非议。近一个月后，云南省政府公布该事件司法调查结果：李荞明在看守所内受“牢头”施虐和体罚，最后导致死亡。两名看守所民警因罪和虐待被监管人罪领刑。
“躲猫猫”之后，“激动死”“睡觉死”“喝水死”等一系列看守所非正常死亡事件，持续引起舆论关注。一份详细罗列35种看守所死亡大全的文章，在网上热传。“看守所里的非正常死亡案例，实际存在的比35种还要多。”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中心主任樊崇义说。
历经两年博弈后，《看守所条例》并未升格为法律，送审稿褪去20年来与中国法治发展不一致的部分弊病，但仍未能脱离“侦羁合一”的体制现状，内、外监督均为下一步改革方向。
人权保障定调
“躲猫猫”之后，2009年4月，中国政府发表了《2009-2010年人权行动计划》，其中承诺：第一，在看守所审讯要实行物理隔离；第二，入所之前要进行身体检查。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程雷介绍，早在2000年前后，公安部即已着手研究修订《看守所条例》。2008年底，《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公布，明确提出要“完善看守所相关立法，健全监督机制”。
“躲猫猫”事件发生后，在2009年全国两会上，政协委员刘白驹建议制定《看守所法》，全面规范看守所体系，这是近年来有关看守所的最强立法倡议。此后，虽然《看守所条例》未由行政法规上升为法律，但对其修改被列入国务院2009年二类立法计划当中。
此次送审的修订草案，更多的是对广受争议的弊病进行微调，公安部采纳了相关部门、专家学者、律师等方面的部分建议。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卫东介绍，研究《看守所条例》的修订，人权保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现行《看守所条例》共52个条文，“人犯”一词使用了71次；与其配套的“实施办法”仅63个条文，“人犯”一词共使用了150次。
在此次的《看守所条例》修订中，羁押对象称谓全部变化，“人犯”被替换成“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罪犯”。同时，增加了一条保障人权的基本原则，“看守所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罪犯的合法权益，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罪犯行使合法权利提供便利。”
在修订草案中，看守所的性质与任务更加明确，包括看守所应该根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具体情形制定科学的羁押和管理方式，保障在押人员的生活、卫生条件，安排适当的劳动、文体活动和心理治疗。
在2010年10月23日召开的“现行《看守所条例》的弊端及其修改研讨会”上，不少律师还提出，《刑事诉讼法》《律师法》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可以会见犯罪嫌疑人，但《看守所条例》规定在审判阶段律师才能会见被告人，这显然存在冲突。
“由于刑事诉讼是以刑事侦查为中心，被关押人员成了破案的手段。对于律师来说，我们也有切肤之痛，除了会见难，还要被秘密录音和监视。新修订的《律师法》一生效就变成了废纸，很多地方声称不执行。”律师魏汝久称。
在此次《看守所条例》修订中，对于律师会见权的保障，并没有贯彻《律师法》的规定，而是沿袭了《刑事诉讼法》中会见要经批准的做法，“在侦查阶段，侦查机关安排犯罪嫌疑人与其聘请或者委托的律师会见的，看守所应当查验案件主管机关安排会见的法律文书、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
2010年1月底召开的“看守所规范与看守所立法”研讨会上，全国律协刑事辩护委员会主任田文昌提出，在押人员与家属的会见往往受阻，建议细化相应规则。可资佐证的是，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2009年9月针对“欠发达地区看守所的调研”中，“无法与家人取得联系”以37.08%成为在押人员“最担心的问题”。
此次修订中，针对在押人员与家属会面规定，“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与近亲属会见、通信的，应当经案件主管机关批准，在审查、审判阶段，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与近亲属会见、通信。”
“侦羁分离”流产
学界力挺的“侦羁分离”，即侦查与未决羁押分开管理，未能在草案中体现。按修订草案，由公安机关管理看守所的现有格局继续维持，“国务院公安部门主管全国看守所工作。县级以上地方政府公安机关主管本行政区域看守所工作”。
“公安部已经开始将预审、羁押机构分离及领导分离。但在一个系统内，看守所‘侦羁合一’的现有体制能否被打破还不得而知。”中国政法大学一位刑诉法学专家说。
“侦羁合一”被认为是刑讯逼供现象不能遏制，产生“牢头狱霸”的制度性根源之一。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中心主任樊崇义认为，公安机关甚至将看守所视为侦查场所，现在有27%-30%左右的破案率源于看守所，因此，改革阻力非常之大。
中国人民大学针对发达地区和欠发展地区的两份调研报告均显示，看守所依然承担着深挖犯罪的职能，这也是年度考核的重要指标之一。受访的刑侦人员称，“我们在提审的时候会安排一些比较听话的在押人员作为我们的线人，通过换监室、套口供等方式深挖其他在押人员的犯罪行为。若查证属实，这些线人可被认定为有立功情节，从而可以从轻减轻处罚。”调研中涉及的一处看守所，2008年通过管教与在押人员的谈话和教育，为侦查机关办案提供了50多条线索，破获了30多起案件，因此获得了“深挖犯罪先进集体”称号。
还有位于发达地区的看守所设有两名专职“狱侦”，职能是通过安插特勤、耳目，对零口供、翻供案件（该看守所此部分案件40起-50起/年）进行证据固定；配合刑侦大队进行刑事侦查；协助抓捕同案犯、深挖余罪。
对“狱侦”的任务量要求是，每月每个监舍获得两条线索，并由此破一个案子，调研中“狱侦”表示任务量基本都能完成。如果深挖余罪中，能查证属实犯盗窃或抢劫10万元以上的重大案件，还将实行个案奖励。
在提交的《看守所条例》修订草案中，并未直接触及深挖余罪的根本动力，而是从制度上规范刑讯逼供案例高发的“提外审”，规定“提在押人员出所的，在出所、回所时，看守所应当对其进行人身检查，发现身体有伤的，侦查机关应当出具伤情证明，伤情严重的，不予收押”。
为解决滥用异地羁押带来的弊端，草案还规定“跨县级以上行政区域异地羁押的，需凭两地共同的上一级公安机关的审批手续收押”；为监督超期羁押，则增加了新措施，“看守所对于超期羁押的在押人员应当拒绝办案机关的提讯与提解（提出看守所进行诉讼活动）”。
主管看守所的公安部监所管理局局长赵春光曾对媒体称，看守所“牢头狱霸”问题的关键在于“有关部门对看守所监管工作的不重视”。看守所警力配置不足，警察与被监管人员的比例大大低于监狱中警察与被监管人员的比例。看守所中的民警与在押人员的比例是8:100；而同期全国监狱系统中，警察和监管人员的比例为18:100。
此次修订就此作出回应，对看守所警力配备的标准予以提高，规定“看守所人民警察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罪犯的比例不低于一比五”。
看守所隶属博弈
中国人民大学的调研报告中提及，“看守所只是承担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职能，没有深挖犯罪的职能和义务，侦破案件应该由侦查部门来进行，深挖余罪是与看守所的职能相矛盾的，所以不应当由看守所深挖余罪。有被调查者认为，如果看守所由司法部管辖就不会再承担深挖犯罪的任务。”
学界普遍观点是，将看守所交由司法行政部门管理，无论体制还是具体操作都不复杂，由于公安机关与司法行政机关均属国务院系统，实现中立化改革只需将目前看守所人员的编制转为司法行政机关，属于系统内改革，不存在增加编制与预算的问题。
但2010年1月底的一次闭门会议中，相关部门与法学专家、律师关于看守所的隶属问题仍各执己见。
“虽然公安部门在看守所管理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是原则上应将看守所隶属与监狱隶属统一起来，交由司法部管理。”全国律师协会刑事辩护委员会主任田文昌坚持。
清华大学教授张建伟分析：“看守所隶属涉及到两个问题：第一，从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角度来看，将看守所交由中立的司法行政部门，为看守所的完善提供了一个必要的步骤；第二，从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历程来看，看守所归属于公安机关以外的机关，代表了一个大趋势。由一个中立机关管理看守所，可以改善社会观感和国际观感，予民以公信力。”
但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负责人则认为，将看守所交由中立的司法行政部门，涉及机构隶属问题，难度比较大。所以，在现行体制内调整，而不是改变体制，更为现实。
“不要寄希望于将看守所归于司法部管理。在英国，看守所也是由警察部门管理。中国公安部已经设立单独的监管局，这在当前是合理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一位教授称。
北京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则表示：“看守所是公安机关的执法机构。但是，这种说法还是不够准确。看守所应该是一级人民政府的司法保障机构，不能简单地说是公安机关的机构。”
最终由公安部执笔的修订草案维持了现有的隶属格局。为化解学界争议及公众质疑，公安部在“躲猫猫”事件后亦采取了内部监督和社会监督并举的对策。
2009年4月以来，公安部接连出台了第一责任人负责制、联合检查等七项举措。“公安部是想通过加强各种行政手段对看守所进行全面整顿，加强管理，强化监督，努力消除看守所内部严重侵权的隐患。”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周欣认为，“这在短期内可能会有一定成效，但是毕竟不是长效机制。因为看守所的问题本身是司法上的问题。”
外来监督未竟
对外来监督方式的探寻在修订草案中并未深入，为确保一定透明度，增加的措施包括，看守所应当实行警务公开、公开办事程序和监督方式，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视察并建议。
程雷介绍，驻所检察制度是目前看守所中存在的最为主要的外来监督方式，有一定积极作用，但实践中也暴露出不少的问题，包括长期驻扎在同一看守所的检察官容易与看守警察达成“默契”。同时，现有规定中对于检察监督的后果缺乏明确规定，导致监督缺乏实效。
“看守所缺乏的是一个有效的监督机制。例如，在英国有羁押场所巡视员制度，巡视员可以随时巡视看守所，随机挑选在押人员进行访谈，了解其在看守所内的生活状况等。”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崔敏教授说。
由陈卫东带领的中国人民大学调研组2008年开始在东北省份试点“羁押场所巡视员制度”，组织社会公众代表队两人一组，分为十组对羁押场所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巡视，之后可与羁押场所主管机关进行沟通、反馈，若未获有效、及时回应，可向社会曝光。
此后，北京市公安局监管处将此经验引进，选取西城区看守所作为首批试点开放看守所，允许社会公众参观。
不过，“羁押场所巡视员制度”目前并未列入修订草案，仅存于学者建议案。类似未竟的改革还包括“在押人员投诉处理机制”等。
看守所条例范文第2篇
第一条 为保障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及其他有关法律的规定，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看守所是羁押依法被逮捕、刑事拘留的人犯的机关。
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以下，或者余刑在一年以下，不便送往劳动改造场所执行的罪犯，也可以由看守所监管。
第三条 看守所的任务是依据国家法律对被羁押的人犯实行武装警戒看守，保障安全;对人犯进行教育;管理人犯的生活和卫生;保障侦查、和审判工作的顺利进行。
第四条 看守所监管人犯，必须坚持严密警戒看管与教育相结合的方针，坚持依法管理、严格管理、科学管理和文明管理，保障人犯的合法权益。严禁打骂、体罚、虐待人犯。
第五条 看守所以县级以上的行政区域为单位设置，由本级公安机关管辖。
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安全厅(局)根据需要，可以设置看守所。
铁道、交通、林业、民航等系统相当于县级以上的公安机关，可以设置看守所。
第六条 看守所设所长一人，副所长一至二人;根据工作需要，配备看守、管教、医务、财会、炊事等工作人员若干人。
看守所应当配备女工作人员管理女性人犯。
第七条 看守所对人犯的武装警戒和押解由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以下简称武警)担任。看守所对执行任务的武装实行业务指导。
第八条 看守所的监管活动受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
第二章 收押
第九条 看守所收押人犯，须凭送押机关持有的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签发的逮捕证、刑事拘留证或者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监狱、劳动改造机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追捕、押解人犯临时寄押的证明文书。没有上述凭证，或者凭证的记载与实际情况不符的，不予收押。
第十条 看守所收押人犯，应当进行健康检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收押：
(一)患有精神病或者急性传染病的;
(二)患有其他严重疾病，在羁押中可能发生生命危险或者生活不能自理的，但是罪大恶极不羁押对社会有危险性的除外;
(三)怀孕或者哺乳自己不满一周岁的婴儿的妇女。
第十一条 看守所收押人犯，应当对其人身和携带的物品进行严格检查。非日常用品应当登记，代为保管，出所时核对发还或者转监狱、劳动改造机关。违禁物品予以没收。发现犯罪证据和可疑物品，要当场制作记录，由人犯签字捺指印后，送案件主管机关处理。
对女性人犯的人身检查，由女工作人员进行。
第十二条 收押人犯，应当建立人犯档案。
第十三条 收押人犯，应当告知人犯在羁押期间必须遵守的监视和享有的合法权益。
第十四条 对男性人犯和女性人犯，成年人犯和未成年人犯，同案犯以及其他需要分别羁押的人犯，应当分别羁押。
第十五条 公安机关或者国家安全机关侦查终结、人民检察院决定受理的人犯，人民检察院审查或者侦查终结、人民法院决定受理的人犯，递次移送交接，均应办理换押手续，书面通知看守所。
第三章 警戒、看守
第十六条 看守所实行二十四小时值班制度。值班人员应当坚守岗位，随时巡视监房。
第十七条 对已被判处死刑、尚未执行的犯人，必须加戴械具。
对有事实表明可能行凶、暴动、脱逃、自杀的人犯，经看守所所长批准，可以使用械具。在紧急情况下，可以先行使用，然后报告看守所所长。上述情形消除后，应当予以解除。
第十八条 看守人员和武警遇有下列情形之一，采取其他措施不能制止时，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开枪射击：
(一)人犯越狱或者暴动的;
(二)人犯脱逃不听制止，或者在追捕中抗拒逮捕的;
(三)劫持人犯的;
(四)人犯持有管制刀具或者其他危险物，正在行凶或者破坏的;
(五)人犯暴力威胁看守人员、武警的生命安全的。
需要开枪射击时，除遇到特别紧迫的情况外，应当先鸣枪警告，人犯有畏服表示，应当立即停止射击。开枪射击后，应当保护现场，并立即报告主管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
第四章 提讯、押解
第十九条 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提讯人犯时，必须持有提讯证或者提票。提讯人员不得少于二人。
不符合前款规定的，看守所应当拒绝提讯。
第二十条 提讯人员讯问人犯完毕，应当立即将人犯交给值班看守人员收押，并收回提讯证或者提票。
第二十一条 押解人员在押解人犯途中，必须严密看管，防止发生意外。对被押解的人犯，可以使用械具。
押解女性人犯，应当有女工作人员负责途中的生活管理。
第五章 生活、卫生
第二十二条 监室应当通风、采光，能够防潮、防暑、防寒。看守所对监房应当经常检查，及时维修，防止火灾和其他自然灾害。
被羁押人犯的居住面积，应当不影响其日常生活。
第二十三条 人犯在羁押期间的伙食按规定标准供应，禁止克扣、挪用。
对少数民族人犯和外国籍人犯，应当考虑到他们的民族风俗习惯，在生活上予以适当照顾。
第二十四条 人犯应当自备衣服、被褥。确实不能自备的，由看守所提供。
第二十五条 人犯每日应当有必要的睡眠时间和一至两小时的室外活动。
看守所应当建立人犯的防疫和清洁卫生制度。
第二十六条 看守所应当配备必要的医疗器械和常用药品。人犯患病，应当给予及时治疗;需要到医院治疗的，当地医院应当负责治疗;病情严重的可以依法取保候审。
第二十七条 人犯在羁押期间死亡的，应当立即报告人民检察院和办案机关，由法医或者医生作出死亡原因的鉴定，并通知死者家属。
第六章 会见、通信
第二十八条 人犯在羁押期间，经办案机关同意，并经公安机关批准，可以与近亲属通信、会见。
第二十九条 人犯的近亲属病重或者死亡时，应当及时通知人犯。
人犯的配偶、父母或者子女病危时，除案情重大的以外，经办案机关同意，并经公安机关批准，在严格监护的条件下，允许人犯回家探视。
第三十条 人犯近亲属给人犯的物品，须经看守人员检查。
第三十一条 看守所接受办案机关的委托，对人犯发收的信件可以进行检查。如果发现有碍侦查、、审判的，可以扣留，并移送办案机关处理。
第三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已经决定提起公诉的案件，被羁押的人犯在接到书副本后，可以与本人委托的辩护人或者由人民法院指定的辩护人会见、通信。
第七章 教育、奖惩
第三十三条 看守所应当对人犯进行法制、道德以及必要的形势和劳动教育。
第三十四条 在保证安全和不影响刑事诉讼活动的前提下，看守所可以组织人犯进行适当的劳动。
人犯的劳动收入和支出，要建立帐目，严格手续。
第三十五条 人犯在被羁押期间，遵守监视，表现良好的，应当予以表扬和鼓励;有立功表现的，应当报请办案机关依法从宽处理。
第三十六条 看守所对于违反监视的人犯，可予以警告或者训诫;情节严重，经教育不改的，可以责令具结悔过或者经看守所所长批准予以禁闭。
第三十七条 人犯在羁押期间有犯罪行为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将情况通知办案机关依法处理。
第八章 出所
第三十八条 对于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的罪犯，看守所根据人民法院的执行通知书、判决书办理出所手续。
第三十九条 对于被依法释放的人，看守所根据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或者国家安全机关的释放通知文书，办理释放手续。
释放被羁押人，发给释放证明书。
第四十条 对于被决定劳动教养的人和转送外地羁押的人犯，看守所根据有关主管机关的证明文件，办理出所手续。
第九章 检察监督
第四十一条 看守所应当教育工作人员严格执法，严守纪律，向人民检察院报告监管活动情况。
第四十二条 看守所对人民检察院提出的违法情况的纠正意见，应当认真研究，及时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告知人民检察院。
第十章 其他规定
第四十三条 看守所对人犯的法定羁押期限即将到期而案件又尚未审理终结的，应当及时通知办案机关迅速审结，超过法定羁押期限的，应当将情况报告人民检察院。
第四十四条 对于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没有决定停止行使选举权利的被羁押人犯，准予参加县级以下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第四十五条 看守所在人犯羁押期间发现人犯中有错拘、错捕或者错判的，应当及时通知办案机关查证核实，依法处理。
第四十六条 对人犯的上述书、申诉书，看守所应当及时转送，不得阻挠和扣押。
人犯揭发、控告司法工作人员违法行为的材料，应当及时报请人民检察院处理。
第十一章 附则
第四十七条 看守所监管已决犯，执行有关对已决犯管理的法律规定。
第四十八条 看守所所需修缮费和人犯给养费应当编报预算，按隶属关系由各级财政专项拨付。
看守所的经费开支，单立帐户，专款专用。
新建和迁建的看守所应当纳入城市建设规划，列入基本建设项目。
第四十九条 本条例所称以上、以下，均包括本数、本级在内。
第五十条 本条例由公安部负责解释，实施办法由公安部制定。
第五十一条 中国人民根据军队看守所的具体情况，可以另行制定实施办法。
看守所条例范文第3篇
当天是看守所条例实施整整23周年。2009年以来，看守所内发生的“躲猫猫”“喝水死”等一系列事件，使封闭的看守所走向台前，被公众和学者打量。之后每年的全国“两会”，修改看守所条例或者制定看守所法的呼声不断。今年全国“两会”上，湖南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胡旭曦和辽宁省沈阳市公安局局长许文有再次建议尽快制定看守所法。
其实，十多年来看守所立法一直踯躅难行。早在2000年，公安部就已启动条例的修订，期间数十易其稿，在2010年将送审稿报送国务院提请审议，不过后来搁置未议。
2012年，刑事诉讼法再修，其中关于看守所的表述从上一版的一处增加到十处。学者解读新法赋予看守所的角色是“独立的羁押场所，不依附于其他办案单位”“预防刑讯逼供等侵犯人权现象的重要场所”等，由此可见立法机关对看守所的重视。
看守所立法亦是学界和实务部门的期待。《财经》记者获悉，公安部已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将看守所法列入2013年的立法规划。目前，立法规划尚在酝酿之中，并未定论。 由现行看守所条例确立的看守所管理体制，将看守所作为县级以上各级政府的一个部门，由公安机关管理。批评者认为，因服从侦查的需要，对看守所的管理促成了侦查羁押的一体化，导致看守所功能的异化。
公安部监所管理局局长赵春光近期在一次讲座中说，现有条例已远远不适应法治的需要，看守所的执法理念也应变化，“必须要改革”。
不过，在看守所的中立性及隶属问题上，争议一直存在。赵春光并不认同将看守所划归司法行政部门的观点，他认为现在看守所已从过去注重办案转向为公检法司服务，以平等保障刑事诉讼中各主体的权利。
以何种方式进行改革，取决于看守行为的性质、条例修改的紧迫性程度和国家的立法资源是否充足。 “必须要改革”的条例
1990年颁行的看守所条例，制定目的是保障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主要羁押未决犯、余刑一年以下（新刑事诉讼法改为三个月以下）的罪犯。这部行政法规责任重大——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程雷估算，“它对应的是全国约2700家看守所和年均押量在100万人以上的在押人员”。
刑事诉讼法经过两次修改，分别写入“无罪推定”和“尊重和保障人权”。23年未变的看守所条例已落后于法治进程，被指管理色彩浓重、对在押人员权利保障不足，且与刑事诉讼法存在多处矛盾，比如律师会见权、聘请辩护人的时间等。
条例的滞后性，作为看守所主管部门的公安机关也早有认识。早在2000年3月，公安部监所管理局就成立工作小组启动修订。公安部为此多次召开座谈会、调研、书面征求意见等。同期，因看守所的隶属问题，争议声在2003年形成一个“小高潮”，很多学者呼吁将看守所移交司法行政部门。程雷说，因体制问题比较复杂且争议较大，加之当时修改条例并不是特别急迫，后来此事“不了了之”。
2008年，《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提出“完善看守所相关立法，健全监督机制”，并作为司法改革的一项任务。次年1月，条例修订被列入国务院二类立法计划，由公安部起草。
2009年2月在云南发生的“躲猫猫”事件及其后的类似事件，再度引发看守所立法的讨论。与此同时，公安部也在推动立法。2010年，看守所条例（送审稿）报送国务院提请审议。
据《财经》记者了解，公安部之前修改不下20稿。有关学者称，送审稿没有脱胎于原有条例的束缚，体制不变，仍以管理为主要特征（参见《财经》2011年第1期“《看守所条例》小修”）。
其时，首要的争议是修改方式，即由国务院以行政法规的方式修改条例还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看守所法。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律系教授孟昭阳参加了2010年下半年国务院法制办召开的专家论证会。他对《财经》记者提及，参会专家认为，以何种方式进行取决于看守行为的性质、条例修改的紧迫性程度和国家的立法资源是否充足。因立法资源有限，列入立法计划要经过一定的程序和时间，关键要看条例修改的紧迫性程度。最后，专家的观点是最好制定看守所法；如果立法资源不充足，鉴于修改的紧迫性，可以行政法规的方式修改。
2012年2月，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对外称，国务院法制办正抓紧审查修订看守所条例，对是否制定看守所法，将进一步研究。程雷分析，“立法机关过去几年任务繁重，每年已在超负荷运转。”上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审议法律、法律解释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草案93件，通过86件。另外，与看守所立法衔接的刑事诉讼法在去年经过大修，并给看守所增加了新的职能和定位。
官方也在推动立法。2013年3月8日，公安部监所管理局局长赵春光在中国社科院的讲座中说，公安部已向全国人大提出看守所法的立法议案，建议列入全国人大2013年的立法规划。
赵春光说，1990年的条例已“远远不适应法治的需要”，看守所的执法理念也应变化，“人民对在押人员的权利能不能得到保障很关注，看守所执法人员再墨守成规，是落后于法治和人民期待，必须要改革。” 改革的姿态与路径
由现行看守所条例确立的看守所管理体制，将看守所作为县级以上各级政府的一个部门，由公安机关管理，因而广受诟病。批评者认为，因服从侦查的需要，对看守所的管理促成了侦查羁押的一体化，导致看守所功能的异化。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牢头狱霸和深挖余罪被认为是现行体制的四大弊端，根源则是侦羁合一，因此将看守所从公安机关剥离才是解决之道。
近年来看守所管理有所改革，部分学者认为，在时机上，看守所的管理体制问题可以让位于管理机制的创新。
2013年3月9日、10日，中央政法委、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和相关学者在宁夏银川召开“看守所管理机制创新与新刑事诉讼法暨投诉处理机制与羁押巡视制度研讨会”。与会的程雷和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院长卞建林认为，从会议发言可知，在体制问题上，学者们尤其是刑诉圈学者之间的分歧在减少。
“公安部的改革已经展示了好的方向，虽然机构没有实现中立，但秉持的是中立的理念，正在逐步淡化公安体制内侦羁不分的色彩，实现内部分工和制约。”卞建林说。
程雷则认为，将看守所划拨出去的最大合理性，是保持中立性，即不能让看守所“沦为侦查的帮凶”和“打击犯罪的第二战场”。新刑诉法和公安部一系列机制对看守所的中立地位予以明确，它是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中立机关、预防刑讯逼供和保障在押人员权利的重要场所，“能实现这些功能，体制问题就不再是突出的问题”。
“躲猫猫”事件发生在赵春光履新公安部监所管理局几天之后。他在讲座上说，公安部监所管理局经过调研，梳理了很多问题，“主要是思想理念没有跟上法治的变化，管理制度粗放，在押人员生活费用、医疗、居住场所等得不到保障”。2009年后，公安部部署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加强和改进监管，确保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和保障在押人员的合法权利两者并重。比如，实行领导内部的分管体制，不同的领导来分管侦查工作和看守所监管；采取多项惩治措施，坚决杜绝牢头狱霸；完善监督检查和责任查究机制等。
为了改善在押人员的生活居住条件，监所管理局在和国家发改委沟通后，争取到财政支持。2009年，财政部拨给看守所9.9亿元建设资金，2010年增加为25亿元，2011年为93亿元，“十二五”期间连续五年的建设资金总量是463亿元。新建或改建的看守所，将实现在押人员床位制。
对于将看守所划归司法行政部门的观点，赵春光表示不能认同：“把看守所当做侦查的尾巴，这是不对的。”他认为，现在对看守所的职能和定位把握更科学，看守所已从过去注重办案转向为公检法司服务，以平等保障刑事诉讼中各主体的权利。
一位长期关注看守所问题的学者认为，公安机关不愿放权是现实问题。将看守所从公安机关剥离，涉及深挖余罪的问题，不可否认，部分案件是通过在看守所深挖余罪，发现线索而破获。
据山西晋城《太行日报》2011年6月27日刊发的一条消息，为发挥监所打击犯罪“第二战场”的职能作用，泽州县公安局在该市公安机关率先成立看守所狱侦中队，深挖犯罪线索三个月破案22起，因此被山西省公安厅表彰为“全省深挖犯罪先进集体”。江苏省一名驻所检察官说，“现在狱侦人员都还在，当然就还有深挖余罪。”只要这种情况存在，对看守所职能的质疑声也不免持续。
司法部研究室原主任王公义坚持认为，侦查和羁押分开才能制约侦查行为，确保在押人员的权利，“这是基本的原则”。他认为，机制层面的改革已进行了几十年，但解决问题不多。
和看守所打交道最多的是律师。北京市律师协会宪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徐灿主张将看守所从公安机关剥离划入司法行政部门，改变由公安机关管理为侦查办案服务的职能。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业务委员会副秘书长张青松则表示，看守所是由政府设立的，可以不存在主管部门，让其成为独立的羁押机关，不受任何侦查或司法的影响。
2008年起，程雷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一直跟相关看守所合作试点在押人员巡查制度和在押人员投诉处理机制。据其观察，这些机制同看守所的一日生活制度、保障律师会见、引入外来社会监督和对外开放等机制，使看守所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与2009年时公众的想象已大为不同。他认为，建立健全看守所中立的机制，不做体制改革，这是最保守的方案，也是实务部门希望的改革路径。“现在无非是博弈，不用最剧烈的改革方案，不做体制性的调整，就必须做出改革姿态。” 未来立法期待
公安部的消息称，2013年1月，全国看守所安排辩护律师会见总计118156人次，同比上升11.9%；2月全国会见100440人次。这两个月内，未发生一起因看守所原因致使律师不能在法律规定时限内会见的情况。
律师的会见权在1996年的刑诉法中已有体现，但在实践中被架空，2012年修法后的实施情况被各界关注。公安部门的统计数据试图说明，看守所严格贯彻刑诉法并做到中立，纠正以往弱化在押人员权利的做法，保障了在押人员的辩护权和律师会见权。
张青松律师注意到，“会见难的问题已基本解决，只有个别的看守所存在小的问题，有的看守所要求两名律师共同会见。”他还遇到，有一次公安干警去提审时，因为手续不全被看守所拒绝。会见场所也改善很多，扩建了会见室，律师单独会见没有他人在场等，“有的看守所还给律师提供免费午餐”。
由于国内的区域发展并不平衡，陕西立刚律师事务所律师房立刚称，在看守所内的讯问，有些地方存在“特讯室”，没有物理隔离和录音录像，或者为办案机关随时讯问提供方便。因此他对公安机关管理看守所能否实现中立性保持质疑。
看守所为办案机关疲劳审讯开绿灯，不严格执行物理隔离，也是程雷最关心的问题。他认为，下一步的改革有必要明确讯问时间，看守所应明确在押人员的作息制度，以避免“车轮战”和夜间讯问；明确提外审的时间，防止以辨认起赃为名逼供，提外审期间应该全程录音录像或者由检察官陪同等。
在律师取证方面，张青松称，非法证据的排除非常困难，律师很难取证，而看守所保留有在押人员的体检记录、全程录音录像等，希望将来能解决这个问题，律师可向看守所内监管民警、在押人员同监室人员取证。
如果能做到这一步，看守所才能获得更多的信任。卞建林说，2012年有足协官员受审时翻供称遭受刑讯逼供，检方和警方均否认并出示了体检报告。卞建林认为，未来还需确定看守所的法定义务，如何在程序上确保看守所中立都需要进一步探讨。
因在押人员死亡事件，近年来看守所深受其扰。赵春光曾撰文称，近年来公安部下发一系列规定，明确在押人员死亡的调查和处理办法，保证在押人员死亡得到依法、公正、妥善处理，并规范了在押人员救济渠道。2010年、2011年全国看守所在押人员非正常死亡率均为0.011‰，比2009年分别下降近半；2010年、2011年全国看守所在押人员因病正常死亡率分别为0.16‰、0.153‰。
但在押人员死亡调查程序的不透明备受质疑。看守所条例规定，在押人员非正常死亡的，检察院接到看守所通知后，原则上应当在24小时内对尸体进行检验，对死亡原因进行鉴定，并根据鉴定结论依法及时处理。
寄出《公民建议书》的11名律师认为，如果看守所本身存在显而易见的漏洞或问题，驻所检察人员也存在失职失察行为，且该漏洞或问题与在押人员的死亡存在因果关系时，检察机关囿于自身利益，也不可能做到完全客观公正。
他们建议借鉴香港地区死因法庭模式，建立更为中立、权威的“看守所在押人员死亡调查处理制度”。引进“允许抗辩、专家出庭”的香港死因法庭模式，以法官为中心的死因裁判庭将更加独立、中立、专业和权威，较能为利害关系人所接受，更加有效地维护公民权利和法治的权威。
看守所条例范文第4篇
看守所问题是大陆司法体系上的一个绳结，现行司法体系的诸多弊病如刑讯逼供导致“躲猫猫死”、侦羁不分、超期羁押皆需由此解开。法律界就此提出了加强律师介入、移交司法部管理、纳入公民巡视等诸多设想。而近日由公安部起草的《看守所条例》修订草案表明，公安部力图将看守所改革的范围限定于公安系统内部微调。而“看守所分所”现象亦令人忧心。
3月初，大陆《看守所条例》修订草案由公安部上报国务院法制办。对于前期参与研讨的北京市律师协会宪法委员会副主任魏汝久来说，草案的内容差强人意。 大陆看守所内犯罪嫌疑人集体学习。
“公安部采纳了律师界的部分建议，可以说是一种微调。”魏汝久说，一些关键环节诸如侦羁分离、律师会见权仍有待突破，学者建议稿中的诸种改革设想也未获体现，草案最终由公安部执笔。
而看守所脱离公安局交由司法局管辖等话题，也在“躲猫猫死”一类事件的背景下持续发酵。
最实质性的方面没有修改
从2007年开始，北京市律协呼吁修改现行的《看守所条例》，他们认为条例沿用20多年至今没有任何变化，其中全文仅仅52个条款，很多内容明显滞后于时代，并违背当前社会的法治原则。
去年以来，公安部组织专家、学者、律师多次讨论和参与修订《看守所条例》。前期参与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律系教授周欣说，目前修订更多的是针对被羁押人权益保障。在修订草案中，羁押对象称谓全部变化，“人犯”被替换成“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罪犯”。同时修订草案增加了保障人权的条款，对刑讯逼供和超期羁押严重侵害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情况，公安部将予以遏制和根除。 2009年2月20日，云南晋宁县，“躲猫猫”调查委员会进入监狱现场调查。
在修订草案中，看守所的性质与任务更加明确，包括看守所应该根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具体情形制定科学的羁押和管理方式，保障在押人员的生活、卫生条件，安排适当的劳动、文体活动和心理治疗，
为防范超期羁押，草案规定：“看守所对于超期羁押的在押人员应当拒绝办案机关的提讯与提解。”这一条对于根除超期羁押的顽症相当重要，也是本次修订中少数具有强制性的条款。为解决滥用异地羁押带来的弊端，草案还规定，“跨县级以上行政区域异地羁押的，需凭两地共同的上一级公安机关的审批手续收押。”
但对于律师会见权的保障，修订草案并没有贯彻《律师法》的规定，而是沿袭了《刑事诉讼法》中会见须经批准的做法。类似未竟的改革还包括“羁押场所巡视员制度”、“在押人员投诉处理机制”等，这些设想停留在学者建议案中，在草案中未获表现。
北京律协20多名律师准备下半年另出一份建议稿，他们吁请条例的修改不能仅用“一家之言”。
“条例的修改虽然往前迈了一步，但这些方面都不是最实质性的。”周欣认为，条例修改不彻底，将来一旦遇上专项斗争或因政治形势需要出现的严打运动，看守所备受诟病的痼疾很容易旧病复发。
监督体制内外有别
河南三门峡一名已被释放的犯罪嫌疑人在回忆看守所经历时说：“一个人无论什么原因进了看守所就像进了生死关一样，纸面上的权利没有保障。”
魏汝久调研时发现看守所两个问题最严重：一个超期羁押，一个刑讯逼供。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监所管理厅提供的资料，看守所中还存在着其他问题，如：对不符合留所服刑规定的已决犯，对有技术的已决犯，看守所由于利益驱使擅自将其留所服刑，役使其创造产值等。
“躲猫猫”事件发生后不久，中国发表《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其中在“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保障”部分以大篇幅谈及看守所保障在押人员权益的举措。此后公安部的态度转趋积极。
2010年9月，公安部和中央综合办联合组成了四个联合检查组，对全国多地看守所进行大检查。通过对在押人员死亡事件的倒查等，各地看守所共清理出2000多名“牢头狱霸”。
今年3月9日，公安部监所管理局局长赵春光接受法制网采访时介绍，公安机关今后将全力打造“阳光监所”。据他介绍，2011年底前三级以上看守所将全部对社会开放。但法律界人士担心这种开放的程度。
2008年，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主任陈卫东率先在吉林省辽源市试点“羁押场所独立巡视制度”，组织社会公众代表队对市、县两级羁押场所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巡视，约谈嫌疑人，重点查看对侦查、阶段的被羁押人的监管情况是否合法。巡视员若发现问题可向羁押场所主管机关进行反馈，若未获及时回应，可向社会曝光。
“这本来是一个非常好的试点，但搞了3年，最近却因没有向上报批被公安部门勒令叫停。”陈卫东很遗憾地说，这个构思来自于英国的羁押场所巡视员制度。
魏认为，看守所缺乏真正有效的监督机制。尽管有驻所检察官监督，“但他们和看守所民警同吃同住，只要不当面打人就好。”现行条例对于检察监督的后果缺乏明确规定，导致监督失效。
赵春光曾介绍，公安部正在推广提讯室安装同步录音录像设备，进一步规范提讯室隔离网设置和侦查部门因侦查需要提解在押人员出所行为，以多种举措防止发生刑讯逼供。2010年，全国看守所被监管人员非正常死亡同比下降62.5%。
“这种物理方法确实在短期内可能会有一定成效，但不是长效机制。”周欣说。
划归司法部管理？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学研究中心主任樊崇义近年受公安部监管局邀请，在全国各地对监管局长进行培训。
“看守所究竟是干什么的？看守所是为整个刑事诉讼看守的？还是为侦查看守的？”樊崇义说，他经常提醒监管局长们这个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针对发达地区和欠发展地区的两份调研报告均显示，看守所依然承担着深挖犯罪的职能，且为年度考核的重要指标之一。上海市司法机关联合发文的一个规定也显示，在看守所里，公安机关大量使用“狱侦”贴靠人员，对被羁押人员进行刑事侦查。
“看守所只是承担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职能，没有深挖犯罪的职能和义务。”周欣认为，条例修改最关键的问题是彻底使看守所回归到羁押场所，还原看守所的本质，将其看守职能与侦查职能分离。
专家透露，公安部已经开始将预审，羁押机构分离及领导分离。但在一个系统内，看守所“侦羁合一”的现有体制能否被打破还不得而知。
周欣说，现在主要有三种改革意见：一是从公安机关剥离，由司法行政机关负责，最主要的是只发挥管理功能、人权保障功能;二是内部分离，留在公安机关内部，还是考虑有一定侦查职能和作用，但是又要考虑相对阳光性和监督性。第三种意见则是维持现状，但要增加监管力度，公安部现在可能更倾向于第三种方案。
2010年10月23日，北京律协在关于条例修改的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和律师建议看守所由司法局主管，职能中立和服务化，让看守所服务于整个刑事诉讼程序。
“看守所交给司法部，99%以上的刑讯逼供问题都能解决。”司法部研究室主任王公义此次在草案征求意见时明确提出，将看守所移交司法部管理。
1983年监狱制度改革时，中央政法委就曾考虑将看守所与监狱一同移交给司法行政部门管理，但当时赶上严打运动，司法部又刚刚成立，最终的决定是先将监狱交由司法行政部门管理。
由公安机关自主管理、自行管辖的看守所管理机制再一次被延续下来，1990年国务院颁布的《看守所条例》，以行政法规确立了目前这种看守所的管理体制。
王公义说，司法部在中共十六大之后曾向中央提交了正式意见，要求将看守所交给司法部管理。时任司法部部长张福森表示，看守所归公安管理，不符合权力相互制约、公平公正的原则。但目前，司法部没有公开发表意见。
王公义称，像1983年监狱体制改革那样，看守所回归到司法部在操作上并不难。“但现在公安部门还不想放手。以前可以随时抓随时审，移交司法部后，他们晚上不能审，周末不能审，破案受很大限制。”
“这涉及到公安机关与司法行政部门权力的重新调整，需要高层的权衡和决定。”樊崇义认为，高层目前的阻力主要来自社会治安问题，安全思维重于法律思维。
看守所“分所”
魏汝久在调研中发现，在看守所之外还存在大量的“看守所分所”。
他曾经手的一起刑事案，犯罪嫌疑人被关在警犬训练基地、警用装备仓库、招待所等地。庭审时，他提出由于关押地点不合法，导致取证不合法。当时检察院提交书面说明称，这是“看守所分所”。
事实上，除了公安部下属公安机关之外，国家安全机构、国家企业、事业系统公安机关，诸如铁道、交通、林业、民航等系统的县级以上公安机关纷纷设置了看守所，大军区也设置看守所，
此外，纪委系统亦有自己的“办案点”或“办案基地”等羁押场所。
北京律协军事法专业委员会陈洪忠律师近年发现，一些异地关押或秘密关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关在军队看守所里。
让他担忧的是，现在一些地方“人犯”不光侦查阶段被关在部队看守所，包括审查、审理阶段，还是关在部队看守所。
看守所条例范文第5篇
从2009年云南“躲猫猫死”，到不久前发生的河南“喝开水死”、浙江“睡觉死”，持续不断的在押人员在看守所非正常死亡事件，将看守所推向舆论关注的焦点。
“牢头狱霸”和“刑讯逼供”，是看守所非正常死亡事件的两大主要原因。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诸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或提交议案提案，或积极发表言论，对看守所改革提出不少真知灼见。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院梁慧星，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侯欣一等多位代表和委员认为，应当实行“侦羁分离”，让看守所脱离公安体系，交由相对独立的司法行政机关管理。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委员马虎成等人也建议，加强驻所检察机关的监督作用。
类似建言在近年全国“两会”上不断出现，来自民间和学界的呼声也日渐高涨。然而，来自公安部们的明确答复称，“看守所由公安机关管理，符合国情，不宜改变”；并提出侦羁合一更利于打击犯罪，刑讯逼供和超期羁押与看守所没关系等理由。
自2008底启动的新一轮司法改革方案，专门提及看守所改革，提出要完善看守所相关立法，健全监督机制。但具体到改革措施，因争议巨大，至今未见明确思路。
本期我们约请中外学者就看守所改革建言，特别是镜鉴美国审前羁押制度，希望有助于促成看守所改革共识、推动改革进展。
――编者
在中国的刑事司法系统，看守所是羁押依法被逮捕、刑事拘留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场所与机关。看守所还负责监管已被定罪的刑期一年以下或者剩余刑期一年以下的罪犯。即看守所羁押的对象既有已决犯，也有未决犯，以未决犯为主。
看守所以县级以上行政区域为单位设置，由同级公安机关管辖。虽然具体的看守所数量没有公开的统计数字，但根据目前行政区划统计数字，保守估计，中国至少有近3000个看守所。根据中国审前羁押的特点，绝大多数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与被告人都会被关押在看守所中，按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逮捕数字，关押在看守所中的人数，保守估计年均80万左右。
看守所关涉广众人群的基本权利。而媒体不断曝光的看守所在押人员非正常死亡事件，将现行看守所体制存在种种问题展露无遗。比如，看守警察人手短缺，只得利用在押人员管理在押人员，久而久之牢头狱霸得以形成，为变相的刑讯逼供创造了条件；财政拨款短缺导致看守所在押人员生活条件糟糕，看守所利用在押人员搞创收，在押人员的权益难以得到保障；看守所承担着深挖犯罪的职能，配合破案的职责迫使看守所难以有效监督办案机关的不合法要求，甚至不得不纵容刑讯逼供行为；看守所高度封闭，在押人员在一审宣判前的漫长时间中没有机会与家人、朋友会面、通话；看守所严重缺乏外来有效监督，惟一的监督途径――驻所检察官职能名存实亡，导致在押人员权益受到恣意限制而没有救济途径，放任了看管警察的各种行为。
林林总总的问题尽管引人关注，但依然只是表象。看守所存在的问题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可以说，看守所不仅仅是关押未决犯的场所，同时是检验一个国家法治发达程度的试金石。因为一个国家对待被认为是“最坏的一批人”的态度，最能说明这个国家对待人的态度。自从中国1987年批准《联合国反酷刑公约》后，对看守所问题的反思，就不再是停留在理论探讨层面的学术话题，而转化为考验政府执政合格性的国际准则标准。
然而，看守所问题多年来积弊难返。回顾其60多年历史可以看到，看守所的管理与权利保障机制基本上没有发生多少根本性的变革。即使是在过去十多年中国开始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中，看守所仍然是按着上世纪90年代初颁布的《看守所条例》在运行。与其他社会问题改革举措逐步推进相比，看守所改革进程始终没有开启，积累下来的问题及其解决难度可想而知。
看守所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问题的成因牵扯许多体制问题，且很难由公安机关一家解决。在《看守所条例》中，看守所被视为政府的部门而不是公安机关的内设机构，从法律定位的角度来看，看守所的事务是政府的事务，不是公安机关一家的事务。然而，当面临具体问题时，上述立法定位却难以落实。比如在押人员的生活待遇标准的提高需要财政的支持，财政拨款不到位，看守所就只好挖空心思搞创收；看守所管理人员编制奇缺，不增加人员编制，看守所只好利用在押人员管理在押人员；缺乏专业医务人员和医药补给，看守所肯定是外行看病、缺医短药。
实际上，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条件，关键还在于解决这些问题的“意志”。即，对于被认为是“最坏的一批人”的权益，要不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和保障。
中央新一轮司法体制与工作机制改革方案，已经明确将看守所的立法，列为未来几年改革任务之一。《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也为看守所改革的走向确定了不少明确的目标。更为重要的是，媒体与社会大众的监督正在不断推动包括看守所改革在内的各项执法、司法工作向前改进。
那么看守所改革当如何进行?首先，改革方式应当选择立法，而不仅仅是修改《看守所条例》。
看守所是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场所。对公民人身权利的限制，需要经过法律的规定方可实施。一部国务院通过的行政法规显然难以承载如此重大的法律事项，因此需要制定《看守所法》，而不能仅仅是修改目前的《看守所条例》来应付中央的要求与民众的呼声。法律与行政法规的区别，不仅仅在于法律效力与位阶的差异，更重要的是二者的形成机制不同。各方意见的民主博弈程度存在明显差异，后者才是一个民主法治社会赖以存在的根基。
此外，应当重估看守所的定位，使之中立化。
看守所的准确定位是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看管人的场所，别无其他。配合侦查办案，甚至深挖犯罪等职能，都是与看守所应有定位相冲突的。然而，只要看守所还归属公安机关管辖，不合理的职责定位就难以改变。为了改变看守所对侦查权配合有余、监督不足的现状，将看守所交由司法行政机关管理，既符合法理，实践中改革操作又比较简单。
再者，应当建立起高效、独立的外来监督机制。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看守所执法的规范化需要外来监督机制的支撑。而外来监督机制欲发挥效果，必须具备独立性的品质。与看守所警察同吃同住的驻所检察官显然不具备独立性，真正的独立监督机制来自于民众。
在部分地区的看守所已经开始试验的看守所平民巡视员制度可资借鉴。看守所邀请当地民众代表不定期地、无需事先通知的“突访”，巡视员不受限制地进入看守所，查看羁押环境，与自己选定的在押人员单独谈话，了解羁押看管的情况。这些做法成本低廉、操作简便、实效明显，不仅可以促进看守所执法的规范化，同时也有助于改变公众对看守所阴森黑暗无比形象的定见。
看守所条例范文第6篇
看守所的诉讼职能
（一）《刑事诉讼法》修改前，看守所在诉讼中发挥的作用主要从属于侦查职能《刑事诉讼法》修改前，看守所既无独立的诉讼地位，也就无所谓独立的诉讼职能，从相关法律、法规及司法实践来看，其在诉讼中发挥的作用从属于侦查职能。《看守所条例》第3条规定：“看守所的任务是依据国家法律对被羁押的人犯实行武装警戒看守，保障安全；对人犯进行教育；管理人犯的生活和卫生；保障侦查、和审判工作的顺利进行。”这里的“人犯”既包括未决犯，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包括在看守所执行刑罚的已决犯，“人犯”一词从1996年开始便已不再适用。给合实际情况，我国看守所主要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职能：一是监管职能。看守所对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武装警戒看守，防止犯罪嫌疑人逃跑等，保障侦查、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二是部分刑罚执行职能。看守所对留所服刑的短刑犯，要执行刑罚，进行教育改造。三是侦查职能。1998年公安部《关于印发〈公安部刑事案件管辖分工规定〉的通知》规定，在看守所服刑的罪犯又犯新罪的，由看守所立案侦查，重大、复杂的案件由刑事侦查部门立案侦查。所以公安机关是将看守所视为内设机构的，分配了部分侦查权。看守所在日常的监管工作中，还担负着深挖余罪、配合破案的职责，这是看守所的一项基础性业务工作，也获得许多理论上的支持。③各级看守所在业绩考核时，本所获取的侦查线索，以及借此侦破案件的数量都成为考核的重要指标。看守所工作人员从犯罪嫌疑人那里获取破案线索并成功协助破案的数量，则成为个人业绩考评的重要指标，直接与自己是否能够立功、嘉奖、获得更多的奖金、获得职务升迁的机会等紧密相关。［7］看守所以打击犯罪、保障追诉为主要任务，强调对在押人员的看管、改造甚至是深挖犯罪、配合惩治犯罪，其人权保障的功能并未得到彰显。（二）未决羁押执行职能是一种预防性的、保护性的职能。看守所的未决羁押执行职能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保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接受审判，即防止犯罪嫌疑人逃跑；二是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再犯罪或毁灭、伪造证据、串供；三是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审前的诉讼权利，使其免受控方的侵害。上述职能是看守所存在的本意。其次，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253条的规定，对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罪犯，在被交付执行刑罚前，剩余刑期在三个月以下的，由看守所代为执行。要特别注意的是，新《刑事诉讼法》将看守所代为执行的刑罚从余刑“一年以下”改为余刑“三个月以下”，所以留所服刑的人员将大大减少，这也表明看守所的工作重点不在于“已决犯的执行”。再次，新《刑事诉讼法》没有授予看守所侦查权，看守所也不是公安机关的内设机构，公安部无权将侦查权分配给看守所。看守所事实上承担的侦查职能是一把双刃剑，作为“犯罪信息库”，看守所获取犯罪线索、深挖余罪确实有其他机关无可比拟的优势，但是侦查职能的存在使得看守所具有“自利”和“图利”的必要与可能。其必要性在于完成考核要求、获得工作业绩、履行法律职责等，其可能性就是利用看守职责中的权力，通过监听、监视、审讯等手段来达到其侦查目的，对办案机关的不合法要求、行为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使得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不被监听等诉讼权利也无从落实。因此，侦查职能加剧了看守所对侦查机关的附属，使其无法保持中立。只有让看守所的职能单纯化，看守所仅仅关注对未决犯的监管和保护，才能更好地保护犯罪嫌疑人，正确地对待律师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间的会见和通讯等。最后，笔者认为看守所在刑事诉讼中的职能是一种司法职能，而非行政职能。我国刑事理论一般认为，刑事诉讼法所授予的专门机关的各项权力属于司法权的范畴，如公安机关的侦查权是刑事司法权的一部分。由此可见，看守所的未决羁押执行权也应当属于刑事司法权的范畴，也只有将其界定为刑事司法权，才能理顺各种关系。行政诉讼法规定“属于刑事诉讼法明确授权的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所以看守所不应当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看守所一旦发生侵权行为应当纳入刑事赔偿的范畴，通过刑事赔偿程序处理，《国家赔偿法》关于看守所为刑事赔偿义务机关的规定才有可能落到实处。
看守所的体制隶属
上文论述了看守所独立的诉讼地位，看守所诉讼职能应当单纯化，着重于未决羁押执行，但是要实现看守所的中立和超然，使其真正享有独立的诉讼地位，最终都要落实到一个问题，即看守所的体制隶属问题。（一）现有体制隶属对看守所新的诉讼地位的制约由于看守所的神秘化和边缘化，看守所的监管体制长期为人们所忽视，近几年频繁发生在看守所内的非正常死亡事件才使这个问题进入公众视野，引起人们的重视和思考。根据1990年国务院颁布的《看守所条例》第5条的规定，看守所以县级以上的行政区域为单位设置，由本级公安机关管辖。从法律规定看，看守所是被定位为县级以上政府的职能部门而非公安机关的内设机构，只不过交由公安机关代为管理。虽然看守所已将公安局的牌子换作了人民政府的牌子，但实际上仍然一直处于同级公安机关的领导之下，隶属于同级公安机关。由于人、财、物大权由公安机关掌握，公安机关的领导指挥、命令看守所的民警，要求其为侦查行为开绿灯，谁敢不从？如果不能真正脱离公安机关的管辖，看守所将在法律和现实的夹缝里求生存，即使法律赋予其独立的诉讼地位，也难以真正得到落实。（二）未来《看守所法》应当改革看守所体制隶属以契合其新的诉讼地位羁押场所与公安机关分离，学界基本已达成共识，但就羁押场所分离后由谁管辖的问题则莫衷一是。有人建议由具有法律监督职能的检察院管辖。［8］笔者认为不妥，检察院作为控方，如何能保障辩方的利益？只要是控方控制，不论检、警，都存在同样的问题，不能只看到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一面。有学者建议将看守所纳入现在的监狱系统［9］。这样设置域外也有立法例，例如根据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19条的规定，对未决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移送监狱进行关押，但是不允许将未决犯与已决犯关押在同一房间。［10］但是，笔者认为看守所与监狱功能不同，看守所是羁押未决犯的场所，它须具备不同于监狱的特点，如要依法与控、辩双方互相配合、制约，要提供法律咨询服务，要提供特殊设施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诉讼中的权利等。正是为了维护未决犯在法律上的地位与权利，18世纪中期，西方一些国家对监狱制度进行了改良，将监狱划分为已决监和未决监，形成近代意义上的看守所，如果再回复历史作法，绝非良策。较多学者建议看守所应划归司法行政机关管理。司法行政机关管辖监狱，看守所和监狱同为羁押执行机构，可以互相比照、借鉴。自1983年开始的监狱制度改革是比较成功的，监狱在人权保障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其管理水平、软硬件设施、社会形象等都远远优于看守所，司法行政机关有管理监狱的机构、经验，有能力基于中立的地位对看守所进行良好的管理。总之，保证看守所中立是看守所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和方向，未来《看守所法》应当对看守所的体制隶属进行准确定位，以契合新《刑事诉讼法》所赋予的独立的诉讼地位。
作者：钟明曦 单位：福建警察学院法律系
看守所条例范文第7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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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关国家对未决在押人员亲属会见权的规定
除了国际性准则对未决在押人员的亲属会见权进行规定外，域外许多国家在其刑事立法中也对其进行了规范。
法国《刑事诉讼法》第145条第2款规定：“除前款规定情况外，任何被宣布临时羁押的人，在取得预审法官的许可后，可在羁押场所会见他人。”该条第3款规定：“宣布临时羁押后满一个月，预审法官不得拒绝许可被羁押人会见其一名家庭成员，除非特别说明是基于预审的必要以书面做出相反的规定。”[9]这说明在法国被临时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经过法定程序可以会见其近亲属；对于临时羁押满一个月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原则上是可以会见其家庭成员的。此外，根据法国《刑事诉讼法典》条例部分第64条规定，受到预防性羁押的人可以在规定的探视时间里接待预审法官同意发给探视许可证的人探视，特别是接待家庭成员的探视[10]。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45条第3款同时规定，特定情况下，预审法官可以加强（先行羁押）这一制度的力度，命令对受审查人实行“秘密监管”。在此情况下，受审查人不得再与任何人联系，只有律师除外[10]。在此，也就限制了在押人员与其家属的会见交流权利。
日本《刑事诉讼法》第80条和第207条第1款规定，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可以会见辩护人以外的人，也可以收受文书、物品。这里的“辩护人以外的人”当然包括与被羁押者关系最为密切的近亲属。正在被拘留的犯罪嫌疑人是否有权会见辩护人以外的人，对此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但一般解释是不禁止会见的[11]。此外，日本刑事诉讼法对于在押人员与亲属会见做出了一定的限制，如有足够理由怀疑犯罪嫌疑人可能逃跑时，就会禁止会见。又如，根据日本《刑事收容规则》第127条规定，在押会见辩护人以外的人时，警察官（监狱警察）需要在场。
韩国《刑事诉讼法》第34条规定：“辩护人或要做辩护人的人，可以探视被羁押的被告人或嫌疑人”。第91条规定：“法院有相当的理由认为有逃跑或毁灭罪证可能时，依职权或根据检事的请求，可以禁止被羁押的被告与第三十四条规定之外的人接见，可以对收受的文书和其他物品进行检查、禁止收受或扣押。但不能禁止收受或扣押衣物、食品、医疗品。”[12]由此可知，韩国《刑事诉讼法》第91条规定的被羁押者会见的主体为辩护人之外的人，当然包括其近亲属。由此，韩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在“有逃跑”“毁灭罪证”可能的情况下禁止被羁押的被告人接见外人。也就是说，如果不存在这两种情形，法律还是赋予被羁押被告人会见辩护以外的人的权利。如果说其他国家法律是直接规定在押人员亲属会见权的话，那么韩国是以排除例外的形式间接地规定在押人员由亲属会见的权利。
（三）国际准则和域外规则中未决在押人员亲属会见权特点
通过对国际准则和部分国家未决在押人员亲属会见相关规定的分析，可以看出国际准则与域外规则对此规定较为普遍和一致。在此，可以将其特点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1都规定会见需经过批准。纵观域外规则中关于未决在押人员亲属会见权的立法规定，毫无例外地都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近亲属都需要经过批准。法国在押人员会见亲属需取得预审法官的许可；日本则规定了在押人员会见律师以外的人要得到法令许可，即在日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亲属也是要经过有关机关的批准；韩国在押人员会见辩护人以外的也要经过法院的批准。
2对会见都设置了前提条件和限制性规则。不论是国际准则与域外规则，都对未决在押人员亲属会见权作出了限制性规定。在《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中对未决在押人员会见亲属权作出了“除须遵守法律或合法条例具体规定的合理条件和限制外”的规定；《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第37条规定“囚犯应准在必要监视之下”才得以会见；法国《刑事诉讼法典》规定特定情况下，预审法官可以加强先行羁押这一制度的力度，命令对受审查人实行“秘密监管”，除律师外受审查人不得再与任何人联系。
3对未成年在押人员会见权的规定更为详细、具体，权利内容也优越于成年人。如《儿童权利公约》就明确规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有权同家人以通信和会见的方式保持联系；《联合国保护被剥夺自由少年规则》第59条明确规定应确保所内少年与外界充分接触，应允许所内少年与其家人、朋友以及外界有信誉组织的人员或代表接触，允许他们离开拘留所回家探亲。考虑到未成年人年龄较小，心智发展尚未成熟，在被羁押期间的亲属会见无疑会给予其巨大的心理抚慰和帮助，所以国际公约对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保护更为全面。
三、我国未决在押人员亲属会见权现状
由于有国际准则与本国相关刑事立法的规范，国外对于未决在押人员亲属会见权保障较为充分。而与之相比，我国未决在押人员的亲属会见权的保障不容乐观，无论是在立法方面还是在司法方面都存在很多问题。
（一）我国未决在押人员亲属会见权立法现状
对于国际公约和外国普遍认可的未决在押人员亲属会见权，我国刑事诉讼中并没有明文规定。目前，我国只在部分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中涉及到未决在押人员亲属会见权问题。这主要包括：国务院于1990年的《看守所条例》，公安部于1991年制定的《看守所条例实施办法》，公安部于2013年开始实施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和最高检2013年修改颁布的《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
《看守所条例》第28条规定：“人犯在羁押期间，经办案机关同意，并经公安机关批准，可以与近亲属通信、会见。”在第29条第2款中规定：“人犯的配偶、父母或者子女病危时，除案情重大的以外，经办案机关同意，并经公安机关批准，在严格监护的条件下，允许人犯回家探视。”我国刑事诉讼法中“人犯”这一称谓的删除是在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实现的。该法于1996年3月17日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而《看守所条例》是在1990年3月17日制定实施的，所以在该《条例》中会出现“人犯”的字样。下文中提到的《看守所条例实施办法》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由于立法中概念和称谓的变迁，这里的人犯指的是被关押于看守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罪犯。由此可见，我国《看守所条例》直接规定了未决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可以会见近亲属。
《看守所条例实施办法》是公安部在《看守所条例》的基础之上制定而来。《实施办法》第34条第1款规定：“人犯与其居住在境内的近亲属通信，须经办案机关同意，要求会见的须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或者国家安全机关的主管局、处长批准。”同时，该《实施办法》第35条对会见“人犯”的次数、时间、人数等相关问题进行了详尽的限制：“会见人犯，每月不许超过一次，每次不得超过半小时，每次会见的近亲属不得超过三人。会见时，应当有办案人员和看守干警在场监视。对外国籍人犯，少数民族人犯和聋哑人犯，还必须由办案机关聘请翻译人员在场。会见中，严禁谈论案情，不准使用暗语交谈，不准私下传递物品。违反规定不听制止的，应即责令停止会见。”《实施办法》第36条规定：“经办案机关同意和县级以上公安机关主管局、处长批准，人犯可以临时离所探视病危的配偶、父母或者子女。案情重大和当日无法返所的人犯不准探视。”综上所述，《实施办法》比《条例》对于未决在押人员的亲属会见问题规定得更加详细，且增加了会见的限制性条件。
虽然在2013年1月1日起开始施行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中，并没有对我国未决在押人员会见权问题做出规定。但是，在该《规定》第360条第2款对外国籍在押人员的会见问题上作了规定：“在公安机关侦查羁押期间，经公安机关批准，外国籍犯罪嫌疑人可以与其近亲属、监护人会见、与外界通信。”此规定在学界备受诟病，作为公安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中最为普遍、最常适用的规定，却未赋予中国籍犯罪嫌疑人同等的司法待遇，这种内外有别严重违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参见左德起：《刍议未决在押人员的亲属会见权》，载湖北省人民检察院编：《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2013年年会论文集》，第511页。。
我国一向重视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保护。为了依法办理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切实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13年12月27日修改颁布了《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其实最高人民检察院在2006年的《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中就已经增加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亲情会见制度”，即在审查阶段，对于不妨碍或者有助于案件并促使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改过自新的，检察人员可以安排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与其法定人、近亲属等进行会见。。未成年人刑事检察与成年人刑事检察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重保护，后者重打击[13]。这一点在该《规定》关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亲情会见制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规定》第24条中规定移送审查的案件具备三种条件这三个条件分别为：1.案件事实已基本查清，主要证据确实、充分，安排会见、通话不会影响诉讼活动正常进行；2.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有认罪、悔罪表现，或者虽尚未认罪、悔罪，但通过会见、通话有可能促使其转化，或者通过会见、通话有利于社会、家庭稳定；3.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法定人、近亲属对其犯罪原因、社会危害性以及后果有一定的认识，并能配合司法机关进行教育。，且其法定人、近亲属等与本案无牵连的，经公安机关同意，检察人员可以安排在押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与其法定人、近亲属等进行会见、通话。《规定》第25条规定：“在押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同其法定人、近亲属等进行会见、通话时，检察人员应当告知其会见、通话不得有串供或者其他妨碍诉讼的内容。会见、通话时检察人员可以在场。会见、通话结束后，检察人员应当将有关内容及时整理并记录在案。”
（二）未决在押人员亲属会见权的司法现状
从上文分析可知，目前规范我国未决在押人员亲属会见权的只有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而这些规范的位阶较低，法律强制力不足，导致我国司法实践中执行效果不好，未决在押人员的亲属会见权难以得到实现。这种在押未决人员亲属会见难主要体现在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会见中。在司法实务中，侦查机关出于侦查犯罪的需要，不允许未决在押人员会见其亲属。一方面是案件事实尚未调查清楚，允许未决在押人员与其近亲属会见可能出现串供或其他有碍侦查的情况；另一方面是，未决在押人员在羁押场所内心空虚、孤寂，迫切想见其近亲属，而侦查人员往往利用这一心理，成为侦破案件的一种手段或为案件的侦破提供线索。由此带来的结果就是司法机关在实践中极少允许成年未决在押人员与其亲属会见。在笔者随机调研的重庆11个市区县的看守所中，允许未决在押人员与其亲属会见的只有2个，其他9个看守所一律禁止未决在押人员与其亲属会见。而从全国范围来看，鲜有媒体报道成年在押人员与其亲属会见。这足以看出我国成年未决在押人员的亲属会见权无法得到落实。
与此同时，出于对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人性关怀，我国司法实践中未成年在押人员的亲属会见制度逐渐发展起来。由于最高人民检察院专门出台的《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中专门规定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亲情会见制度”，所以各地不断出现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与其家属会见的制度探索。2007年6月13日，北京西城区人民检察院成为全国首家在审查阶段允许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会见亲人的检察院[14]。又如重庆九龙坡区检察院、区公安分局为挽救、感化犯罪嫌疑人，同意某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母亲对其进行看望。在母亲看望之后，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真诚悔过，表示“今后会重新好好做人”[15]。江西高安市检察院积极探索和完善未成年人犯罪办案机制，使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家属通过会见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亲情感化，使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经家属说服教育后积极认罪服判，提高其接受改造的积极性。从全国范围来看，实施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亲情会见制度已较为普遍，根据媒体报道，有山东烟台牟平区、辽宁营口、福建长泰、江西南康、天津、浙江萧山等。由此可见，我国未决在押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亲属会见权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得到了充分的保障。
此外，有的地方对于未决在押人员的亲属会见问题进行了一定的创新，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获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2009年4月1日起，宁夏开始实施阳光公安监所工程，并在同心县看守所先行试点视频会见制度，在试点取得良好效果后，宁夏51个看守所、戒毒所和拘留所从2009年11月1日起全面实施阳光工程，试点视频会见制度[16]。笔者调研了解到，重庆潼南县看守所未决在押人员与其近亲属会见使用“单向视频会见”的方式重庆潼南县看守所的相关信息由该看守所的工作人员提供。。所谓“单向视频会见”，指的是家属通过视频能看见在押人员，在押人员不能看见其亲属，双方不能通话，看守所管教在旁监视。2011年11月10日，5岁女孩薇薇（化名）获准进入深圳市第三看守所，探视已被羁押一年待审判的父亲，她是深圳首创的在押人员会见未成年子女制度的第一个受益者[17]。为了创新监管工作，推动人性化管理进程，深圳公安监管部门决定大胆突破屏障，在市第三看守所试行《在押人员会见未成年子女制度》。正如深圳市第三看守所所长肖敏所说，在“有利于保障安全、保障刑事诉讼活动顺利进行、保障在押人员合法权益”的前提下，准予在押人员有条件会见14岁以下未成年子女，有利于稳定在押人员情绪和帮助未成年人健康成长[18]。
从以上调研材料可以看出，我国未决在押人员亲属会见制度没有常态化，允许会见成为个例，因而也就成了新闻；而且这些“新闻”实例还附加了很多法规之外的条件，如“单向视频会见”“未成年之女会见”，法律法规规定的常规会见的权利实际上被剥夺。这种权利被打折的现状应当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
四、完善我国未决在押人员亲属会见权的建议
我国未决在押人员的亲属会见权存在诸多问题，这其中“重打击、轻保护”的观念在司法实践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观念的转变不是一朝一夕的，惟有通过加强立法的权威性和执法的强制性，并以此来合理构建会见配套制度，才能真正落实未决在押人员的亲属会见权。
（一）应当通过正式立法明确赋予未决在押人员亲属会见权
对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个人尊严和合法权利进行正当保护，既是公平正义法律价值的追求，又是我国人权保护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看守所为主的刑事羁押主体应当正视当前对在押人员权利保障方面存在的问题，以明确的立法形式规定未决在押人员的亲属会见权。
为了保障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会见近亲属权，法律有必要作出明文规定，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亲属权上升为一项法定权利。《看守所条例》属于行政法规，用行政法规来规定刑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权实为不妥。赋予未决在押人员亲属会见权，必须通过国家立法机关，即全国人大以法律的形式进行。在此可以选择两种方式：一是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进行明文规定；二是在我国将来制定的《看守所法》中进行规定。
以《刑事诉讼法》规定未决在押人员的亲属会见权是国际上的普遍做法。通过前文对域外各国立法的介绍，可以看出其多是在本国《刑事诉讼法》中规定未决在押人员具有亲属会见权的。例如：法国明文规定未决在押人员可以见家人；而日本、韩国则是规定可以会见“辩护人之外的人”，包括其家属，也可以包括其他亲友。与此同时，我国也有部分学者也赞同由《刑事诉讼法》来规定未决在押人员的亲属会见权。例如，宋英辉教授建议《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增加一条款，“明确规定犯罪嫌疑（被告）人在审判前有会见亲属权利。”
现行的《看守所条例》出台于1990年，距今已经24年，其间我国《刑事诉讼法》分别于1996年和2012年两次大修。面对时代的变化和基本法的修改，《看守所条例》已难以发挥其应有的职能。2011年，《看守所条例》的修改方案已经基本成熟，但最终并未通过。没通过的原因是《立法法》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及诉讼制度，只能制定法律，并禁止授权国务院立法[19]。目前，公安部已经开始起草《看守所法》[20]，在我国将来在制定《看守所法》时，可以明确规定“看守所在押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有会见亲属的权利”。
（二）未决在押人员与亲属会见的程序
在通过正式的立法明确赋予未决在押人员亲属会见权的同时，也应当制定相关的亲属会见程序，以此规范亲属会见的主体、提起会见时间和方式、审查会见申请机关、会见方式和会见救济程序。
1提起会见权的主体。提起未决在押人员亲属会见权的主体应当包括未决在押人员自己和其近亲属，不能将启动权只赋予一方，应当是双向性权利。在侦查机关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羁押时应当以口头或书面的形式告知其有申请会见其近亲属的权利。我国《刑事诉讼法》第83条第2款规定，拘留后除无法通知或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以外，应当在拘留后24小时以内，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在第91条第2款中规定了逮捕后除无法通知以外，也应当在24小时内通知被逮捕人家属。据此，在拘留和逮捕后通知犯罪嫌疑人家属时，可以附带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告知其可以申请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且告知其相应的申请会见程序。
2提起会见的时间和方式。未决在押人员的近亲属，可以在被告知未决在押人员被羁押之日起至法院生效裁判确定之日止，提出要求会见被羁押人员。未决在押人员可以从被羁押后，至法院生效裁判确定之日止，向其所关押的看守所提出申请与其亲属会见。在申请会见的方式上，原则上以书面申请为主，口头申请为辅，以此充分保障未决在押人员亲属会见权的实现。
3对会见申请进行审查的机关。对于未决在押人员及其近亲属提出的会见申请，由羁押强制措施的批准机关来审查决定。强制措施的批准机关包括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在他们机关各自决定采取强制措施的案件中，他们同样有权批准未决在押人员与其近亲属进行会见。看守所作为关押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场所，同时也是未决在押人员的亲属会见场所。
4会见的方式。未决在押人员与亲属会见的传统方式为在羁押场所面对面的会见。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在会见的方式上不应只局限于见面的方式。还可以尝试其他形式得到会见方式，如宁夏地区实施的阳光公安监所工程和视频会见制度、重庆潼南县看守所实施的未决在押人员与其近亲属会见时采取的“单向视频会见”方式。
5对不准许会见的救济程序。对未决在押人员及其近亲属提出的会见申请，受理的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不予批准的，未决在押人员及其近亲属可以向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上一级机关在受理后认为应当批准未决在押人员与其近亲属会见的，下一级机关应当按照上级做出的决定批准未决在押人员与其近亲属会见；对于上一级机关做出的维持下一级机关不批准决定的，未决在押人员及其近亲属不得再提起申请。
（三）未决在押人员亲属会见权的限制
看守所作为关押未决犯的场所，其自身应当有规范的管理体制与运行秩序。与此同时，在刑事诉讼的侦查阶段，尤为重要的是证据的收集和案件的侦破。为了防止未决在押人员通过与亲属会见来隐藏证据、掩盖事实，影响诉讼的正常进行，必须对未决在押人员的亲属会见进行一定的限制。
1亲属范围的限制。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06条规定，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中的“近亲属”包括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在中国现存的三大诉讼法中，《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亲属范围最为狭窄我国民法和民事诉讼法中的近亲属则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我国行政诉讼法中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和其他具有抚养、赡养关系的亲属。。鉴于刑事诉讼程序是国家追究犯罪的活动比其他诉讼程序要更加严格、规范，并且考虑到侦查机关侦查活动对整个犯罪事实认定的重要性以及保持刑事法律的统一性特点，亲属会见权的范围严格限定在《刑事诉讼法》第106规定的范围内，不能做扩大解释。
2会见的次数、时间、人员的限制。关于亲属会见的次数、时间、人数，我国《看守所条例实施办法》已对其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和限制。所以，在将来立法化时可以直接参照该《实施办法》来进行限制，即未决在押人员会见近亲属每次会见的时间应限于半小时，每次会见的近亲属不得超过三位，会见的次数每月不得超过三次。
3会见的监视、监听。在未决在押人员与近亲属会见时，为了防止意外事件发生，同时也为了对谈话内容进行必要的限制，需要对会见的过程进行监视和监听。《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对此也规定了会见亲属要在必要的监视之下。我国在设计未决在押人员亲属会见权时，对于未决在押人员与近亲属面对面的直接会见交流的，应当由监所工作人员全程在场监视，谈话内容也要让看守所管理机构知道；对通过视频等媒介进行会见交流的，可以通过数据监控的方式对其进行必要的监视、监听。
4会见内容的限制。会见内容的限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就未决在押人员与近亲属谈话内容的限制；二是可以对某些特殊案件制定严格的会见方式、规范。在第一个方面，可以禁止未决在押人员和其近亲属之间的不正常眼神交流和举动，也可就谈论与案情有关系的问题进行适当禁止。第二个方面，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犯罪、犯罪和其他影响重大的案件，可以就会见内容和方式进行更为严格的限制，以防被羁押人事先已经与其亲属沟通商量施行妨碍诉讼的行为。
5会见时紧急情况的处置。在未决在押人员与其亲属会见过程中，看守所的工作人员发现未决在押人员与其亲属之间的交流可能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事项，或者交流的内容可能涉及重大案情，给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应当对会见双方予以警告。对于双方不听警告的，可立即终止会见。对于情节恶劣的，给予其罚款、行政拘留等惩罚，构成刑事犯罪的依法将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五、结语
看守所作为刑事诉讼中对依法逮捕、刑事拘留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进行羁押，保障刑事诉讼活动顺利进行的场所，其在押人员的状况也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21]。而未决在押人员的亲属会见权落实与否，无疑是在押人员人权保障好坏的重要体现。就我国刑事司法的现状而言，与会见交流权有关的一系列问题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与整个刑事司法的基础和结构，尤其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缺乏无罪推定原则保障的宪法地位有着内在的联系[22]。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曾言：“当公民的无辜得不到保证，自由也就没有保证。”[23]在刑事诉讼程序运行过程中应当坚持无罪推定原则，保障未决在押人员可以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这其中当然包括未决在押人员亲属会见权。在我们以立法的形式将亲属会见权上升为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法定权利的同时，也应当明确未决犯的会见交流权并非是不受限制的权利，只有对该权利进行适当的限制，才能有助于防止影响侦查、危害社会和他人的事情发生，实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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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守所条例范文第8篇
关键词：未决羁押；权利保障；二律背反；看守所管理；事故处理
中图分类号：D915.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6）06-0182-06
2016年4月2日凌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五常看守所在押嫌疑人李振忠脱逃，虽于次日落网，但仍引起了周边群众恐慌和各大媒介关注[1]。继“躲猫猫死”“洗脸死”等看守所未决羁押人员非正常死亡事件引发的权利保障争议平息不久，“延寿县看守所3名在押嫌疑人、被告人杀害监管民警，身着警服”[2]等脱逃事件引发的未决羁押管理漏洞也被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那么，看守所管理与未决羁押人员权利保障到底应当如何平衡与调适，值得我们关注和反思。
按照中国现行法律规定，未决羁押是指司法机关将被拘留、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关押在看守所并限制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未决羁押有着预防犯罪、提高侦查效率、保障刑事诉讼程序的作用，其根本目的在于控制犯罪、保障集体权利，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社会利益作为其标尺[3]。然而，根据无罪推定原则，任何公民未经法院生效判决确认为有罪之前，均应被推定为无罪，未决羁押制度针对的是法律上无罪的公民。现代社会倡导法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权利保障，即不允许任何个人、任何组织侵犯权利，权利应受宪法和法律的双重保护。
未决羁押是刑事诉讼中对公民影响最深刻、涉及权利最深远的职权行为[4]，这种强制措施一方面能够控制犯罪、保障集体权利；另一方面又可能侵犯个人权利。只保障集体权利和强调犯罪控制而忽视个人权利保障显然是片面的，如“躲猫猫死”“俯卧撑死”即是负面典型；然而，过分强调个人权利保障，而不顾及举报人安危、其他公民利益、社会利益和司法资源的浪费无疑也是偏激的。如前述的延寿县看守所未决羁押人员杀害民警脱逃、未决羁押人员脱逃后砍断举报者双手这类惨剧[5]同样值得我们反思。
二、未决羁押与权利保障之间二律背反的必然性
康德在著名的《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中都谈及二律背反的概念，即针对同一现象所形成的两个命题，虽然命题均成立但却相互矛盾的现象。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指出了德行准则（法律）与幸福的二律背反[6]。笔者细读该书，认为康德所指的“德行准则”实际上包括了以制定法为首的法律体系，而公民的“幸福”则应包涵经济社会平稳发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人民欲求得到满足等要件[7]。
那么，未决羁押与权利保障是否存在价值取向冲突呢？又存在哪些冲突呢？
（一）公正与效率之价值冲突
法学界一般认为，刑事诉讼存在着两种基本的价值追求：公正与效率[8]。公正或曰正义，是法律制度的最高价值追求。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关于刑事诉讼的公正观截然不同：英美法系秉承程序公正观念，强调刑事诉讼程序的正当性，认为只要遵守正当程序，结果就被视为合乎公正的。因此，英美法系国家严格规范和限制侦查、检控机关的权力，重视对未决羁押人员公民权的保障，给予其充分的防御手段。大陆法系则倾向于追求实体公正，强调案件判决结果的公正性。因此，大陆法系国家控辩双方权利不平等，未决羁押人员救济权利有限。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观念不可避免地都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在权利意识日趋成为主流的当今社会，法学界主流的公正价值观点是“在坚持程序公正的前提下，尽最大可能保证实体公正，最终实现司法公正”[9]。
公正体现的是刑事诉讼的伦理学价值，而诉讼效率则体现的是其经济学价值。诉讼效率，即司法资源投入量与案件处理数（产出量）的比例关系。正如英国法谚“迟来的正义即非正义”（Justice delayer is justice denied），刑事诉讼不仅需要强调公正，也需要提高诉讼效率，否则，久拖不决的刑事案件会导致关键证据灭失、嫌疑人长期逍遥法外、被害人家属涉诉等后果，最终使刑事司法公正价值难以实现。
中国传统刑事诉讼片面追求实体公正，强调绝不纵容犯罪，倾向于大陆法系的职权主义：公检法机关在打击犯罪的共同目标之下呈现一体化趋势；法律赋予未决羁押人员的各项权利非常有限，使之与公检法机关的权力相较处于明显弱势；刑事诉讼在控方阻力很小、辩方流于形式的情况下高效运行。上述刑事诉讼模式虽然能满足效率的要求，然而效率只是刑事诉讼的基本价值追求之一，而且刑事诉讼最高位阶的价值应当是公正而非效率。中国的未决羁押制度倾向于满足公检法机关打击犯罪、提高诉讼效率的价值需求，而忽视了保障权利必不可少的程序公正价值追求，属于典型的超职权主义模式。对于未决羁押人员而言，难以享有与公检法机关平等的诉讼权利，而且宪法、法律赋予的有限权利也因缺乏实施细则而在司法实践中被忽视。既然中国在庭审方式上已较多地移植了当事人主义的规则，更侧重于追求程序公正，为了确保诉讼制度的完整性，未决羁押制度应当与庭审方式相衔接，职权主义模式和“惩罚性地”适用羁押应当进行改善，这既是完善刑事诉讼制度的需要，更是保障未决羁押人员权利的现实需要。
（二）安全价值与自由价值的冲突
刑事诉讼制度中，还存在着另一对基本价值追求：一是安全价值，即确保国家、集体、群体社会成员免受犯罪行为侵害，从而表现为社会性利益，具体到未决羁押制度，即通过羁押手段避免新的犯罪，维护社会安全。二是自由价值，即保障个体社会成员所享有的免于受非法限制的自由，主要表现为个体性利益，具体到未决羁押制度，其核心是保障未决羁押人员的基本权利免受国家强制力的非法侵害[10]。
在刑事诉讼中，司法资源的稀缺性和侦查手段的有限性，决定了既要查明犯罪事实，又要不损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仅仅是一种乌托邦状态。当有限的司法资源、侦查手段倾向于打击犯罪、维护安全价值时，则必然相对忽视自由价值，反之亦然。对于未决羁押而言，这一价值冲突的必然性愈加明显。
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较高的羁押率、严格的羁押管理措施，可以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防止发生新的危害社会行为，确保刑罚实际执行，进而实现刑事诉讼的安全价值；然而，如果未决羁押人员本身是无辜的公民，一旦被作出非罪的最终处理，之前的羁押则严重侵害了其人身自由权等权利。即使未决羁押人员确实实施了犯罪行为，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侦查机关存在着提高破案率、确保诉讼顺利进行、保护社会稳定等对安全价值的追求；看守所有着加强监管、节约成本、协助诉讼顺利进行等对安全价值的追求，加之部分侦查人员、监管人员存在徇私枉法的利己行为，未决羁押人员获得律师帮助权、健康权、财产权、名誉权等法定权利处于随时可能被侵害的境地[11]。因此，未决羁押与权利保障之间始终存在着天然的、难以调和的冲突。
（三）求真与向善之二律背反
求真反映了实事求是的态度，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要求。但是，如果简单地将其完全照搬到刑事诉讼制度领域，盲目夸大求真的功能和作用，则可能出“哲学万能论”
哲学万能论，即认为哲学是“科学之科学”，可以左右甚至替代一切具体科学，解决一切问题。的错误[12]。的确，未决羁押多数时候可以防止案件真相被破坏（如串供、自杀、毁灭证据等行为），甚至更容易获得供述，从而更有效地查明真相。
除了求真，未决羁押制度还应具有向善的品质。这种向善主要表现在对未决羁押人员的关怀和尊重。在现代法治国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早已是一项公理性原则。刑事诉讼各方相互尊重才能体现出人人平等的原则。因此，在求真与向善两种价值之间，决不能只取其一，而置另一价值于不顾。
综上，未决羁押与权利保障之间存在康德所主张的“命题均成立但却相互矛盾”的二律背反现象。调适、平衡上述三对价值取向的二律背反，寻找未决羁押与权利保障之间的平衡点和契合点对中国刑事诉讼的民主化进程非常必要。未决羁押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社会利益作为标尺，其价值取向无疑是成立的，但不可避免地要牺牲少数人的利益；而权利保障思想，规定最低限度的权利底线，其价值取向无疑也是正义的，但可能影响打击犯罪的效率。未决羁押与权利保障的价值取向都成立但却存在着矛盾，理顺二者关系、平衡二者诉求、化解二者矛盾则成为构建兼具合理性、正当性、高效性的刑事诉讼制度必须面对的问题。那么，上述二律背反应通过何种途径调适呢？
三、调适未决羁押与权利保障冲突的途径探析
康德消除二律背反矛盾的方法，是从不同角度去观察、说明二律背反的矛盾双方存在的必要性、合理性，并论证在特定条件下，矛盾双方还有统一的可能性。这种思维方式，类似于孔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古希腊毕达哥拉斯“美是和谐的比例”的观点以及亚里士多德“美德是一种中庸”的观念，采用上述思想调适、平衡未决羁押与保障权利之间的二律背反，对中国社会主义刑事法治的进步与和谐社会的构建有着积极的意义。
当代刑事诉讼理念中的利益体现出多元性的特点，具体到未决羁押制度，不仅应保障国家利益、社会利益，而且应保障未决羁押人员的个人利益。刑事司法的公正应兼顾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不仅应当满足国家、公众控制犯罪的要求，而且应当符合保障未决羁押人员权利的需要。因此，作为国家政策的制定者，对未决羁押与权利保障之间的二律背反应采取兼顾和平衡的方式，而不能过分强调或轻视某一方面。
结合目前中国未决羁押与权利保障存在二律背反的现状，如前所述，既要保障未决羁押人员的生命权、健康权、人格尊严权、会见交流权等各项权利，又要防止袭警、脱逃、打击报复证人等侵害看守所管理、刑事诉讼的恶性事件发生，保证看守所管理和权利保障的相关法律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得以有效实施。
（一）通过出台《看守所法》实现看守所管理和权利保障的法定化
当前，看守所管理依然沿用国务院1990年颁行的《看守所条例》，但该条例不仅层级过低，而且远远不能适应看守所安全管理需要，也不能满足权利保障的要求，全国人大应考虑及时颁行《看守所法》。具体原因如下：首先，《立法法》第8条明确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看守所管理明显涉及对人身自由的剥夺、限制，按照《立法法》规定应制定法律予以规范而非由国务院颁行行政法规。其次，《看守所条例》部分条文、管理方式与现行刑事法律法规冲突。再次，根据优于已决犯原则，中国已于1994年颁行了《监狱法》，该法规范已决犯的监管、保障权利，未决者的权利保障也应制定《看守所法》加以规范。最后，《看守所条例》实施了20多年，积累了丰富的看守所管理经验，从行政法规升级为法律的基础早已成熟。
因此，应尽快将《看守所法》纳入立法计划，从立法层面明确规定看守所的性质与任务、羁押条件；细化看守所羁押执行程序；细化看守所安全管理制度；明确未决羁押人员的居住条件、饮食条件、卫生条件等生活条件；加强对看守所的监督管理力度。
（二）提出以“约束+保护”为核心的看守所管理模式
有舆论认为，未决羁押是不人道的，应尽可能地减少甚至废止未决羁押。笔者不敢苟同此观点：一方面，权利是道德权利，不尊重权利的法律属于恶法，是不人道的、不道德的法律[13]；而未决羁押是控制犯罪的必要条件之一，是一个国家维护良好社会秩序、保障守法公民权利的必要手段，也是道德赋予一个国家的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从伦理学上看，未决羁押与权利保障存在共同的道德基础，保障未决羁押人员权利当然是合乎道德的，适当的、有节制的未决羁押也符合道德的要求。部分学者提出“羁押理念由保障侦查到保障权利的转变、羁押管理由单一管理向综合治理的转变、羁押形态由封闭管理向开放透明的转变、羁押目标由确保安全向安全自由并重的转变”[14]，这一观点近年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推崇。可是，一旦把握不当，就可能出现未决羁押人员脱逃甚至报复杀人等恶性事件。
因此，笔者试提出以“约束+保护”为核心的看守所管理模式。一方面，强调看守所的首要管理行为是约束，约束是看守所区别于社会生活一般环境的重要特征。既要约束未决羁押人员的人身自由等权利，又要强调看守所管理行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因此，不能单纯强调权利保障，而置看守所安全管理于不顾。未决羁押人员进入和离开看守所均需执行严格的操作规则，未决羁押人员应在全天候、全方位的监控中从事格式化生活。约束和保护就像硬币的两面一样密不可分，正如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第27条所言“纪律和秩序应当坚持维持，但是，不应实施超过安全看守和有秩序的集体生活所需的限制”。该规则既是看守所贯彻约束规则的体现，也是保护未决羁押人员在看守所内集体生活秩序的前提，唯此方能在约束条件下保护未决羁押人员权利。保护规则的核心是避免丛林法则在看守所中大行其道，即避免看守所秩序混乱导致未决羁押人员相互损害（如牢头狱霸致害）、看守所可能面临的冲击（如脱逃、袭警）等事故。
（三）落实分类、分级羁押的看守所管理原则
借鉴看守所管理经验和相关国际准则，笔者认为，落实分类、分级羁押应当是协调看守所管理与权利保障的良方，可以有效防止看守所非正常死亡、涉嫌轻罪者与涉嫌重罪者的交叉感染、已决犯鼓动未决犯脱逃等恶性后果。分类、分级羁押是西方法治国家和国际公约的通行原则，例如，《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0条规定，“被控告的人应与被判罪的人隔离开……被控告的少年应与成年人分隔开”；再如，《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第8条规定，“囚犯应按其性别、年龄、犯罪史、拘留原因和必需待遇，分别送入不同监所或监所的不同部分”。中国《看守所条例》第14条也采纳了该公约的部分精神，“对男性、女性人犯，成年、未成年人犯，同案犯，其他需要分别羁押的人犯，应分别羁押”。然而该条例未规定未决犯与已决犯、涉嫌轻罪者与涉嫌重罪者应分开关押，对于“其他需要分别羁押的人犯”也无明确规定，且该规定在看守所实践中并未得到良好的实施。
简言之，《看守所法》改革的方向，应当是分类、分级羁押。首先，应改革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建立超然于办案机关的社会危险性评估制度。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试行的针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非羁押措施可行性评估制度可以作为有益的参照[15]，对其改良后推广到全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评估的基本程序大致设定为：法定机关申请羁押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开展调查、辩论参照评估指标分析审核并作出处理意见。评估主体除司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外，还应包括当地律师、教育机构、社区等人员。评估指标主要包括犯罪行为、犯罪情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法犯罪历史情况（包括前科、脱保记录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个人信息（包括家庭情况、教育程度、工作现状等）；采取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可能性（包括可提供的保证人状况、财产状况等）四大项，每项设置高、中、低三种风险值。其次，对暴力犯罪和非暴力犯罪，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性犯罪和其他类型犯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罪犯，视情况分别关押和管理，按照社会危险性评估情况，对不同风险等级的在押人员实行分别关押。《看守所法》应明确规定根据未决羁押人员涉案的性质及其性格特征、心理状况、健康状况、现实危险性以及日常表现等情况，加入客观的综合评价体系，实施分级管理和羁押。最后，严格将已决犯与未决犯分别关押。
（四）构建羁押场所独立巡视制度
羁押场所独立巡视制度，即通过中立巡视员对羁押场所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访问，与未决羁押人员交谈，了解羁押场所的运行状况，可以有效促使处于高度封闭状态的羁押场所变得更为开放、透明，既有助于保障未决羁押人员的生活待遇、人身安全、法律权利，也有助于规范办案人员的侦查行为，提升羁押场所的规范水平，防止出现脱逃、伤害等事故，帮助办案机关获得更多的社会认同与信任。部分西方法治国家已引入了该制度。例如英国2002年《警察改革法》（The Police Reform Act）第51条，明确规定了羁押场所独立巡视制度，主要内容包括： 一是巡视者应独立于警察部门；二是每个警察局都应安排独立巡视者对未决羁押进行巡视；三是独立巡视者有权进入警察局和检查未决羁押人员的有关记录、会见、询问未决羁押人员，视察监室、餐饮设施、安保设施[16]。
结合英国的经验，笔者认为，构建中国特色的羁押场所独立巡视制度，关键点在于选任巡视员和怎样赋予巡视权限：其一，科学、规范地选任巡视员。可以首先由当地人大、政协推荐若干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作为巡视员的候选人，由司法行政机关根据候选人的生活经历、工作特点、品德以及社会评价等因素，从中筛选出10～20人作为巡视员，巡视员的职业技能应涵盖未决羁押人员的各项基本权利，如公检法退休人员、媒体从业人员、医护人员、高校教师、街道与社区代表。其二，为了避免巡视员沦为摆设，应给与其较高的权限。如有权对羁押场所的任何地点进行查看，有权与其自由选定的未决羁押人员进行秘密交流，有权进入安全保卫场所察看。在其巡视过程中主要审查以下内容：看守所的安保措施是否适当，安保设备是否能正常运转；未决羁押人员的饮食、医疗、住宿待遇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未决羁押人员是否遭遇刑讯逼供、强迫劳动或受牢头狱霸虐待；未决羁押人员是否遭受人格尊严的侮辱；未决羁押人员是否能够与律师联络顺畅。
（五）保障监所检察部门的刚性监督权
看守所条例范文第9篇
【关键词】看守所制度；权利保障；监督机制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5）12-105-01
一、权利保障的前提：重新定位看守所职能
1990年3月，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成为历史上我国就看守所问题的专门行政法规。该法规对看守所的职能进行了如下定位：第一，羁押并监管依法被逮捕、刑事拘留并且尚未经法院做出生效判决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监管并改造已被法院生效判决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以下、或余刑在一年以下，不便送往劳动改造场所执行的罪犯。第二，监督办案机关诉讼活动依法进行，保障被羁押人诉讼权利的职能。第三，刑事侦查、深挖犯罪的职能。
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也涉及到看守所的职能定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一是加强了看守所保障被羁押人诉讼权利的职能。二是提出并强化了看守所对办案机关办案行为特别是对侦查行为的监督制约。三是弱化了看守所监管并改造罪犯的职能。公安机关中羁押部门与刑事侦查部门由同一领导负责可能导致羁押直接从属于侦查的后果。①因此，要解决看守所的定位问题，就应对其职能重新认识：首先，完善看守所对被羁押人员的监管职能。其次，进一步加强看守所保障被羁押人员诉讼权利的职能，明确制约监督办案机关诉讼行为的职能。②再次，取消看守所的侦查职能。
二、专门制定《看守所法》：权利保障的基础
当前，看守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已不是修改《看守所条例》就可解决。2013年10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了未来五年立法规划，《看守所法》名列其中。我国《看守所法》在起草时可参考以下内容：
第一，明确保障被羁押人员的诉讼权利。因为立法本身具有法制宣传功能，如此规定会增加民众的了解和被羁押人员的掌握、运用。第二，明确看守所应尊重和奉行无罪推定原则，将被羁押的未决人员视为无罪的人并享有相关待遇，制定《看守所法》首先应将在押人员的权利单独作为一部分详细规定，涵盖羁押条件等问题。第三，增加规定看守所透明公开机制和官方与社会机构及人员的定期巡视机制，增强看守所的透明度。第四，增加特殊人群监管的特别规定，对于未成年人、女性在押人员、艾滋病等传染病人、精神病人的关押及权利保障应设置专节作出符合其各自人身特点的特别规定。第五，对看守所进行中立化改革。看守所和监狱应当与军队、警察或者其他侦查机关相分离。
三、完善被羁押人员权利救济途径：权利保障的体现
看守所是落实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的重要基点。2009年起，我国政府先后两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其中“被羁押者的权利”均作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用较大篇幅予以了强调。2009年以来开展的看守所系统改革，推出了诸多保障被羁押人员权利的新机制，包括逐步实现在押人员一人一铺，改善在押人员居住环境等等。
现行的看守所制度在被羁押人员的权利保障上，应构建一个多主体参与，多途径救济的制度以保障被羁押人员的权利：第一，建立及时救济机制。第二，建立多元救济机制，对于发现羁押错误或者没有必要的，可以由多家主体予以救济。第三，完善律师辩护制度，进一步强化律师阅卷权，彻底解决会见难问题。第四，明确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制裁机制。第五，完善国家赔偿制度。首先，应当提高国家赔偿的标准；其次，应当扩大国家刑事赔偿的范围；最后，适当扩大国家追偿的范围。将由故意造成的违法羁押纳入国家追偿的范围。
四、建立多元监督机制：权利保障的落脚点
我国现行的看守所制度中，看守所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及留所服刑的罪犯的羁押行使国家授予的权力，这种权力的行使以在押人员权利的限制为代价，而权利的限制又以国家对刑事法益保护授予的权力的合法行使为前提，人民检察院对看守所羁押监管被逮捕与刑事拘留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活动，以及对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以下或者余刑在一年以下的留所服刑犯人执行刑罚情况等是否合法实行法律监督。但是民主监督制度的建立，不可能只依靠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就可以实现，需要在公开的基础上靠多个机关监督。在现行的法律规范中，有关看守所监管工作的法律规定过于抽象和原则化，缺乏可操作性，职能定位不清楚，权力配置不合理，造成监管民警的权力行使的空间过大，侵犯在押人员合法权利和司法腐败的现象时有发生，另外，检察机关对看守所的羁押活动主要是事后监督，法律监督的作用往往没有得到有效发挥，检察机关的监督权处于虚置状态。③
2008年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了《人民检察院看守所检察办法》，第2条明确了人民检察院看守所检察的任务是：保证国家法律法规在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中的正确实施，维护在押人员合法权益，维护看守所监管秩序稳定，保障刑事诉讼活动顺利进行。第3条规定了检察机关对看守所的监督职责。但是这些规定并不能解决所有实践中可能发生的预期问题，在实践操作中，还需要进一步畅通救济渠道；强化检察机关对监管场所的法律监督职能；推进对监管场所的社会监督。
注释：
①陈光中，汪海燕.论刑事诉讼的中立理念[J].中国法学，2002（2）.
②顾永忠.论看守所职能的重新定位――以新《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为分析背景[J].当代法学，2013（4）.
看守所条例范文第10篇
摘要：我们能够管住自己，不去犯罪。但是却管不住别人的思维，别人可能怀疑我们有犯罪行为。因此，人人都可能因被怀疑有犯罪行为而成为看守所内的一名在押人员。看守所内不断发生的在押人员非正常死亡事件，对我国的司法形象影响极大，已经动摇了司法在人民心中的权威性，为避免类似的悲剧再度出现，以保障看守所在押人员合法权益为出发点，本文至力于讨论适合目前我国司法形势的、可操作性较强的预防措施。
关键词：看守所；预防；非正常死亡
要预防看守所发生非正常死亡事件，必须从可能导致非正常死亡事件的各个方面入手进行预防。
一、看守所的建置
1.看守所的选址
在修建看守所之初，就应该进行，充分论证，科学选址。看守所不只是为了方便对犯人的关押，而且也必须考虑到在押人员的生命安全、身体健康等因素。
首先，看守的建置应避开环境污染严重的地方，比在大型工厂旁边，让在押人员日夜受到高噪声的影响、呼吸污染严重的空气。这些都将长期、持久的损害在押人员的身体健康，诱发非正常死亡。
其次，看守所应尽可能建在有较好医疗急救条件的地方。虽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实施办法（试行）中明确规定：“看守所应当配备医务人员。根据实际需要，设立医务室或卫生所。”但是，一般的看守所医务室或者卫生所不可能有大型的急救设施、设备等，且一般看守所都修建在偏远的郊区，当在押人员发生危及生命的紧急情况时，往往不能及时、合理的进行抢救。因此看守所最好能够建在大型综合医院附近或者近交通便利的近郊，一旦有需要抢救的在押人员，能够及时进行救治，防止非正常死亡的发生。
再次，看守所应建在地质条件稳定，不易发生地质灾害的地方。比如，看守所最好不要建在山脚、河边等地方，以防发生地质灾害，导致在押人员非正常死亡。
2.看守所的内部建设
首先，应严格按照《看守所条例实施办法(试行)》中的生活卫生方面执行，比如：“居住的监室面积平均每人不得少于二平方米”等。其次，要尽量从有利于在押人员身体健康的角度出发，做到干燥、通风、采光良好等。最后，在水、电、气的供应方面，应当修建专网，予以专门保障。
二、看守所主管部门改革的期待
从我国看守所的建制上来看，我国目前看守所是以县级以上的行政区域为单位设置，由本级公安机关管辖，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安全局根据需要，可以设置看守所，铁道、交通、林业、民航等系统的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设置看守所。尽管看守所的监管活动属于公安机关的行政管理职能，但在刑事侦查部门共同设置于同一公安机关并接受同一负责人领导的情况下，看守所只能完全服从于侦查的各种需要而处于从属地位，即其对在押人员的监管活动直接服务于刑事侦查工作的需要。［1］看守所隶属于公安机关，是羁押机关，同时承担侦查与羁押的职能，这必然导致侵犯在押人员权益的事情的发生。那么，对看守所的主管，究竟由那个部门进行比较合适呢？笔者认为，可以由司法行政部门进行主管。首先，目前我国司法行政部门主管监狱工作，有较为成熟的监管场所管理经验，能够胜任对看守所的主管。其次，司法行政部门是独立于侦查、、审判等刑事诉讼活动的部门，能够保持中立性，不会因为诉讼利益的需要，而侵犯在押人员的权益。
三、加强看守所日常监管活动
1.制定紧急情况应急预案
各看守所应因地制宜，从本看守所的实际情况出发，科学合理地制定紧急情况应急预案，以应对突发事件，降低在押人员非正常死亡的可能性。比如在地震、缺水、停电、在押人员突发严重疾病、食物中毒、自杀等情况下的紧急应对方案。
2.定期对在押人员进行体检
在收押在押人员时，虽然都能够进行常规的体检。但是，人的身体状况是不断的变化的。在押人员比正常人更容易生病，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首先，心理压力大、落差大。在押人员在心理上不但要对抗强有力的国家机关（因为时刻想着如何为自己的案子辩解等）。从社会、家庭生活中，突然被关押进看守所，失去社会地位、身份。基于强大心理压力、心理落差，常常会出现焦虑、紧张、自杀等情绪，这些因素都会影响人的身体健康状况，诱发疾病，导致在押人员非正常死亡。
其次，起居、饮食条件变化大。虽然国家对在押人员的伙食、起居都进行了相应的规定，但是看守所的饮食、起居条件，毕竟和正常人的生活条件相比，有非常大的差别。这些因素导致在押人员的身体素质比正常人差的，更容易生病。
再次、缺乏锻炼。目前我国的看守所，普遍没有劳动条件，使在押人员长期得不到劳动锻炼，其身体状况一般比正常人差，更容易生病。
因此，定期对在押人员进行体检，及早发现在押人员的病情，可以对可能导致死亡的疾病早期间预防处理，防止非正常死亡事件的发生。
3.管教民警应当“管”、“教”双管齐下，注重对在押人员的心理疏导
在押人员从社会、家庭生活中，突然被关进看守所，其容易出现情绪波动，有的悲观厌世、有的冲动好斗等。因此，看守所的管教民警应当在“管”的同时，应当特别注重对在押人员的“教”，对其进行心理疏导，稳定其情绪，防止相互打斗、自杀等事件的发生。
4.严格禁闭的审批和适用程序
在禁闭审批时，应对在押人员进行全面的健康检查。虽然在入所时，要例行对在押人员进行体检，但是，由于经费有限等原因，体检的项目有限，而且如上文所述，在押人员被关押一段时间后，患病的可能性加大；其次，有些疾病，比如“癫痫”，在体检时，未必能够查出，而且病情发作后，在短时间能如果不能及时抢救，可能导致在押人员的死亡。因此，笔者建议：出于对在押人员人身安全的考虑，在禁闭批准前，应当对犯人进行全面的健康检查，由医生签发其能够承受禁闭的意见书后，看守所所长方能批准禁闭。
在禁闭的适用方面：禁闭室内只有被禁闭人员一人，一旦发生突发严重疾病、自杀等事件，因无同监室在押人员及时发现报告，可能错过最佳抢救时机，发生非正常死亡。笔者建议，除狱医按照规定对于禁闭进行巡视外，在禁闭室内必须安装摄像头，24小时不间断地有人观察禁闭室犯人的动向，如果出现紧急状况，可以立即处理。
关于“变相禁闭”的探讨：何为“变相禁闭”呢？目前看守所条例规定，成年犯和未成年犯必须分开关押。在实际操作中，可能存在未成年犯很少的情况，有时可能只有一名未成年在押人员，如果对其分开关押，其实也就是变相的禁闭了。如果被单独关押的未成年人出现突发性、严重危及生命的疾病，或者出现自杀等情况，因无同监室人员及时发现，同禁闭一样，有发生非正常死亡的危险。此种情况，建议将该未成年在押人员羁押到邻近看守所，和未成年在押人员关押在一起。
5.坚决打击牢头狱霸
对牢头狱霸露头就打，保持高压态势，是预防在押人员非正常死亡的一条重要措施。
6.严厉打击刑讯逼供行为
首先，对刑讯逼供行为，严格按照我国法律相关规定进行处理。我国刑法第247条的规定，如果刑讯逼供致人伤残、死亡的，要依照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的规定从重处罚。但是在法律的落实方面，往往大打折扣。每年因为刑讯逼供至人死亡的事件均有见诸报端，但是从来没有因刑讯逼供致人死亡而被判死刑的案例，有的案件甚至判得特别的轻［2］。这无疑助长了刑讯逼供之，因此要预防在押人员非正常死亡必须对刑讯逼供者进行严惩。
其次，在司法实践中，即使是非法收集的证据，只要经查证属实，也可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这也是滋生刑讯逼供，导致在押人员非正常死亡的重要因素。因此，我们应该对刑讯逼供所得的证据一律予以否定，即使后来经查证属实，也应坚决予以摒弃，使刑讯逼供无利可图。
7.加强看守所物资保障
首先，在押人员关押在看守所内，缺乏社会交往，缺乏劳动锻炼，体质方面相对于正常人来说，要差一些，因此，提高在押人员的伙食标准，加强在押人员的营养，以提高其身体素质是很有必要。其次，在押人员往没有经济来源，生病时往往无法自行承担医疗费用。看守所要有足够财力支撑，才能对生病的在押人员进行合理、及时的救治。
四、加大对看守所执法的监督力度
1.加大驻所检察室的监督力度
首先，应落实驻所检察室人员的轮换制度。看守所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场所，驻所检察室检察人员如果长时间驻看守所，和看守所干警朝昔相处，难免会产生除工作之外的友情，在感情上产生共鸣，监督效果将大打折扣。
其次，加大驻所检察室的经济投入，让驻所检察室在经济上完全独立于看守所。很多基层的驻所检察室，就设在看守所内，其办公用房就是看守所修建的，其水电费等，也完全由看守所承担；其驻所人员的午餐甚至也由看守所免费提供。这些都使驻所检察室的检察人员在经济上不能完全独立，正所谓吃人嘴软，也就无从对看守所实行有效监督。
再次，提高驻所检察室的行政级别，让驻所检察室大胆监督。目前，基层看守所驻所检察室的行政级别往往低于看守所的级别，要让低级别的驻检察室去监督高级别的看守所，其监督制约力度也将大打折扣。
2.加大社会公众的监督力度
事情暴露在阳光下的时候，往往会公平、公正。可以建立看守所社会监督员制度，在社会公众中聘请看守所执法监督员，不定期对看守所进行监督检查。主要的监督方式可以采用和在押人员谈话、问卷调查、检查卫生、伙食状况等。当然，这些监督要建立在案件保密的基础之上。（重庆市万盛区人民检察院；重庆；400800）
参考文献：
［1］ 徐迎菊.论看守所的中立［J］.湖南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