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营贸易范文
时间：2023-05-19 11:12:00
国营贸易范文第1篇
关键词复兴商业公司贸易委员会统制经济统购统销国营贸易
引言
抗日战争爆发后，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如何充分利用有限的交通路线和贫乏的交通工具，出口国内农矿产品以换取外汇和偿还借款，同时进口抗战和民生所急需的重要物资，以坚持持久抗战。为此国民政府决定全面实施统制经济的政策，并因应时局与战况的变化，不断予以补充或修正，而对外贸易政策既是统制经济体制中的重要内容，它的制定及其演变也必定要与当时总的经济局势及战争需要相一致。
战时国民政府在对外贸易方面推行的重大举措包括成立贸易委员会(最初叫贸易调整委员会)统管全国的贸易行政，管理和统制外汇，对重要出口商品实施统购统销，并由国家投放资本，创办或改组三大国营贸易公司，统一经营出口货物和易货物资的收购、存储、运输及销售业务。在这三家国营贸易公司之中，当属复兴商业公司(FooShingTradingCorporation)的规模最大，职责最重，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贸易委员会相继下令将富华贸易公司和中国茶叶公司裁撤并与之合并，于是复兴商业公司便成为执行战时国家对外贸易统制政策的唯一一家国营公司，同时公司经营的业务也更加广泛。因此，若能以复兴商业公司作为研究个案，对其经营的业务进行全面深入的探讨，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抗战期间国家推行统制经济的过程及成效，也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国家资本在统制经济体制中所占据的地位及如何发挥作用。
复兴商业公司是抗战初期中国为了向美国寻求援助，因应美方要求而创办的一家国家资本贸易公司。公司资本总额1000万元全部来自国库，并由财政部一次拨足，其后又不断予以追加，以有限公司的方式经营具体的业务活动，公司的董监事及主要管理人员则分别由政府主管财政经济的官员及部分银行家出任。①最初成立公司是根据美方要求，接受国家委托，承担国内桐油的收购、运输和对外销售，以完成对美借款的偿付，并负责在美国采购中国所迫切需要的各种战略物资。1941年7月，复兴商业公司再次修正公司章程，资本总额增加为国币1亿元，亦由财政部一次拨足，并明确规定公司营业范围为经营中国进出口贸易以及接受中外各公司、商行委托代办进出口货物。②随着局势的变化，复兴商业公司的职责不断扩大，经营业务的范围亦更加广泛，最终担负起对全国出口农产品统购统销以及易货偿债的重任。
有关中美桐油借款已有不少学者进行研究③，但关于复兴商业公司的情形却一直无人关注，笔者数年前曾对公司成立的背景以及初期(1939—1941年)的经营活动撰文详加叙述④。本文在此基础上，充分利用贸易委员会及其他相关机构的源文件资料，对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复兴商业公司的经营活动加以全面的讨论，并进而分析国有企业在对外贸易和易货借款中所承担的责任。
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公司的应变措施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际和国内形势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方面，由于中国加入了世界反法西斯盟国的行列，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同时又得到了美国和英国予以军事及财政援助的允诺，孤立无援的局面有所改善；另一方面，随着日本向南洋的入侵，使得中国赖以出海的唯一信道陷于中断，外销物资无法运出，国内迫切需要的军事物资也难以输入。1941年12月15—23日，五届九中全会在重庆召开，全会鉴于当时形势的变化，对于各项政策予以调整，大会通过有关经济方面的《确定当前战时经济基本方针案》声称：“自太平洋战争爆发，我国经济形势为之一变。贸易政策与金融政策均须从新检讨，转移重心，确立自足自给之方略，并奠定战后经济复兴之基础。”⑤而外贸政策亦“因国际运输之困难，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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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复兴商业公司成立时的股东及董监事会名单》(1939年1月13日财政部通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以下简称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2)／229。
②《修正复兴商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1941年7月呈部备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财政经济”(9)，江苏古籍出版社l997年版，第437～440页。
③任东来：《中美“桐油贷款”外交始末》，《复旦学报》l993年第l期；刘筱龄：《抗战时期中美桐油借款之研究》，台北《国史馆馆刊》复刊第14期，1993年6月。
④郑会欣：《复兴商业公司的成立与初期经营活动》，台北《近代中国》总第139期，2000年10月。
⑤《确立当前战时经济基本方针案》(1941年12月20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财政经济”(5)，第50页；又见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经济发展史》第2册，台北，近代中国杂志社1983年版，第617页。
贸易之业务应调整，其不能输出之物品，应推广内销，以实国用；贸易委员会之业务，亟应另定方针，重加规划，以期适应战时国计民生之需要，所属公司，并应酌量合并，务求组织简单，节省开支。”①行政院即根据这一原则，于1942年1月12日召集相关部门拟具《战时重要经济设施原则》，财政部亦对其主管的外销物资拟订办法纲要，规定对现行统购统销货品桐油、茶叶、猪鬃等分别情形放松管制，准许内销，同时决定“复兴商业公司与富华贸易公司合并，中国茶叶公司兼办茶叶专卖事宜，以节省人才与经费”。②同年5月11日，国民政府又公布《战时管理进出口物品条例》，而对于经济部门来说，当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争取物资。财政部遵照最高当局的指示，拟定“战时经济持久政策”，其中有关物资方面规定：“以贸易方式营运物资。各项外销物资如生丝、羊毛、猪鬃、皮张、桐油、茶叶、砖茶等项，除易货偿债所需外，应积极办理购销，并充实其资金；以管制方式收购物资。关于花纱布之管制，拟特别注重增加棉花生产，并以统购统销之方式达到控制物资之目的，在统购方面，期以最少成本取得最多物资，在统销方面，力求合理分配，尽先供应军需，惟应切实核计数量，以轻国库负担，并严禁浪费，套购囤积，厉行战时节约。”③
复兴商业公司作为贸易委员会属下最大的一家国营公司，自然要遵照国家的指令进行政策上的修正与经营方面的调整，争取和掌握物资，以坚持持久抗战，其后公司经营的重点也不断加以变化。
(一)统制桐油业务的演变
当初创设复兴商业公司的原意就是为了中美两国间桐油借款合同的具体实施，公司成立后首先接收美方拨借之1000辆汽车以备办理承运美国借款项下之进口器材与物资，并偿还对美国的桐油贷款，后因车辆划归中国运输公司，复兴公司便奉命专门负责全国桐油统购统销业务，主要工作也完全围绕着桐油的运输、销售、偿债以及在美购买战略物资的活动而进行。由于桐油是当时中国重要的出口创汇物资，早在抗战爆发后不久(1938年4月)就被列入首批应结外汇之统制物资，1939年2月中美桐油借款正式签订后，经政府授权由贸易委员会和中央信托局负责桐油的收购工作。同年7月，财政部将桐油、茶叶、猪鬃和矿产指定为统购统销物资，规定这四种物资“应由政府贸易机关体察产销情形及国外市价，随时以优惠价格，统筹收购运销，凭准运单向海关报运出口”④，但复兴商业公司最初只是承办桐油的运输和对外销售业务，直到1940年10月财政部公布《全国桐油统购统销办法暨实施细则》，正式规定“全国各地桐油之收购运销事宜，指定由复兴商业公司统一办理”，其目的乃为“提高品质，增加产量，由国营公司集中购运，以应外销，发展国家资源，维护农商利益”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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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财政部贸易委员会关于管理及改进对外贸易报告》(1945年)，《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财政经济”(9)，第425页。
②《关于外销物资财政部主管部分办法纲要》，二档，中国茶叶公司档案，273／387；又见《行政院抄发战时重要经济设施原则等训令》(1942年1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财政经济”(5)，第18—21页。
③《孔祥熙呈送战时经济持久政策具体实施办法致电》(1942年7月31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财政经济”(1)，第157—158页。
④《财政部关于战时贸易政策及设施概况的报告》(1945年)，《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财政经济”(9)，第419页。
⑤《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调节管理桐油概述》(1943年5月)，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2)／119。
此时复兴商业公司方成为执行桐油统购统销业务的唯一一家国营公司。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特别是1942年4月日军占领缅甸，通往国际的海路交通完全中断，统销物资外销严重受阻，对外交通只能仰仗空运，然而桐油体积笨重，价格低廉，难以出口。政府恐油价跌落，有伤农本，行政院经济会议遂决议废除桐油等统购物资内销的禁令，允许商民可在国内采购、存储、转运桐油，不加限制，并准许商民向复兴公司请领证件报运出口。但后来因汽油来源几告断绝，而桐油经裂变可制为工业燃料，有关部门遂决定于后方各地筹设提炼厂，计划添设新厂20处。此类炼油厂尤以重庆市及附近地区最多，据统计，1942年5月的一个月内重庆各炼油厂从桐油裂变成汽油18350加仑、灯油13450加仑、柴油80800加仑①，预计全年共需桐油约7万吨，可以裂炼汽油400万加仑。②由于国内各炼油厂需要孔急，部分商民以为有利可图而大肆收购和囤储，导致油价大涨，一月之间价格竟相差4倍之多。③在这种情形之下，财政部又于1942年7月颁布了《全国桐油调节管理暂行办法暨实施细则》，重申桐油为统购统销货物，规定其外销业务仍由复兴公司统一办理，该公司可秉承财政部贸易委员会审核给证，由商民结汇报运出口；内销可由商民经营，贸易委员会则授权根据桐油的产销情形指定管理区域。④复兴商业公司得在管理区及非管理区内参酌生产成本及供需情形，随时规定价格购售桐油，藉以调节购销，稳定油价。
(二)业务经营范围的扩大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桐油外销与易货受到极大的阻碍，一方面政府指示“一时不易外销之特种物资，应致力于开拓国内市场，以维生产者之效益，其可供战时军需之用者，如利用桐油提炼代汽油则应扩充设备，充分予以利用”⑤与此同时，为了增加易货物品，财政部又分别于1943年3月及5月将生丝和羊毛列入统购统销物资之中，并分别划定统制区域(生丝统制区域为四川、浙江、苏南、皖南、云南，羊毛统制区域为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绥远、四川、西康)，在统制区域内，由复兴商业公司负责收购、制定价格并管制运销。所购生丝及羊毛均尽先用于对外易货与国内军需，报关出口则须凭财政部准运单，其他公私机关及个人均不得经营。特别是随着富华贸易公司和中国茶叶公司相继裁撤合并之后，复兴商业公司便成为贸易委员会属下唯一的一家主管对外贸易的国营公司，不但接管了猪鬃、茶叶这些原富华贸易公司和中国茶叶公司所垄断经营的业务，而且还得以享受特权，自1944年起开始兼营进口业务，即以外销所得之外汇在国外购置电器、颜料、药品等国内紧缺物资再以黑市牌价售与国内厂商，因而不但经营的范围日益扩大，而且公司的利润也直线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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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谭熙鸿主编：《十年来之中国经济》，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影印版，E17—20页。
②《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调节管理桐油概述》(1943年5月)，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2)／119。
③《行政院经济会议贸易组乔云直拟具桐油管制方法呈》(1942年3月25日)，二档，行政院经济会议档案，172／319。
④1942年8月财政部先行指定重庆市与川东、川中以及陕南、鄂北、鄂西凡158个县为第一桐油管理区，实施管制。1943年3月，财政部又指定秭归、云阳、万县、涪陵、彭水等5县及重庆市为应领转运证区域，所有运出或运往上述6县市之桐油概由复兴公司核发转运证方可放行。参见贸易委员会《战时贸易行政及业务概况》(1944年)，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2)／538。
⑤《财政部秘书处抄送1943年度国家施政方针函》(1942年10月30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财政经济”(1)，第164页。
(三)人事与机构的调整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对外贸易政策的内容不断加以修正，贸易委员会及其下属机构的领导人物亦随之进行重大的调整。贸易委员会主任委员陈光甫请辞获批，由财政部政务次长邹琳接任，原副主任委员邹秉文(原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行襄理)、卢作孚(民生公司总经理)也同时辞职，继任者为童季龄(抗战胜利后历任经济部、工商部常务次长)和郭泰桢(长期于外交部任职)。1942年1月邹琳上任伊始，即召集各单位主管及所属各业务部门负责人重订业务方针，如管制外销物资、管理进出口贸易、办理借款购料、履行易货偿债、增产外销物资、促进民营贸易等。①贸易委员会这个原来由工商和金融界巨头经营的部门就彻底为职业官僚所掌控了。
复兴商业公司表面上是一个商业机构，实质上却是国家投资的国营公司，其股东以及董事会的组成完全依照政府的指令行事。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公司的董事为：孔祥熙、陈光甫、邹秉文、李毓万、席德懋、徐堪、庞松舟、宋子良、卢作孚、贝淞荪、唐寿民、李锐、李泰初、张度、任嗣达，监察人为陈行、钱新之、叶琢堂、李得庸、钟秉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贸易委员会主管人员的重大人事变动，复兴公司的董监事会也经历了较大的调整。按照财政部训令：“查公司董事宋子良、唐寿民、贝淞荪、张度，监察陈行、李得庸、钟秉锋均因事繁不能担任，监察叶琢堂病故出缺，兹改派邹琳、凌冰、童季龄、董承道为董事，李荐廷、郭泰桢、贝淞荪、陆崇仁为监察，并指定李荐廷为常务监察；因常务董事邹秉文、席德懋事繁不能常川驻会，另指定邹琳、凌冰为常董。”②陈光甫原为公司董事长，长期在美国为国家商洽易货借款并采购军用及民用急需物资，贡献良多，然而他却去意坚决，在辞去贸易委员会主委的同时，也辞去了公司董事长的职务，但仍留任副董事长，董事长一职则由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出任。常务董事凌冰后因公赴美，其职务改由周象贤接任。公司总经理最初仍由陈光甫的下属董承道③续任，但很快即改由孔祥熙的部下席德柄④接替。⑤与贸易委员会的人事更动相适应，复兴商业公司董监事中具有金融界背景的人数明显减少，其遗缺多由财政部的官员担任，虽然这些股东和董事均非个人投资者，但董事会的重大人事变动对于日后公司的业务运作乃至于经营作风还是会带来显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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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邹琳：《邹琳年谱》，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146页；刘师舜：《邹琳先生之生平》，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64页。
②《财政部训令渝人字26672号》(1942年1月26日)，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2)／15。
③董承道，1897年生，浙江鄞县人。苏州东吴大学文学士，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院、纽约大学商学管理硕士。曾任上海持志大学商科主任、沪江大学商学院教授、茂和公司进口部经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信托部、放款部及国外部经理，贸易委员会香港办事处主任兼富华贸易公司总经理，抗战胜利后曾任善后救济总署财务厅厅长。
④席德柄，字彬儒，1892年生，江苏吴县人。早年赴美国留学，获麻省理工学院工科学士，再入英国伯明翰大学商学院。回国后历任北京政府财政部秘书、江汉关监督、江汉工程局局长，1937年6月任财政部中央造币厂厂长。
⑤《复兴商业公司第四次董监联席会议记录》(1944年4月26日)，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376。
二、国营贸易公司的改组与合并
抗战爆发后，为了承担统购统销的任务，贸易委员会先后投资创办或改组成立了复兴商业公司、中国茶叶公司和富华贸易公司，专司负责桐油、茶叶、猪鬃和其他统购物资的收购、储存、运输及销售等具体事宜。三大国营公司的创办标志着国营商业运销系统及其体制的成立，同时它也成为政府实施统制贸易的重要工具。虽然国营公司在统购统销和易货贸易的活动中曾发挥过重大作用，但在其具体实施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机构重叠，三家公司都在许多重要商埠相继设立分支机构，所经营的业务又相差不多，从而造成资源分散，人事上更是尸位素餐，浪费严重，因此有关主管部门早已有对三家公司实行合并经营的设想。
1940年10月19日，贸易委员会奉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孔祥熙面谕：“应将富华与复兴合并”，随即开始商议两家公司合并的具体办法。初步形成的原则大致为富华公司并人复兴公司，复兴公司增加资本，重组董事会，并拟定了改组后复兴商业公司的组织章程。①1941年3月24日，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在贸易委员会的呈文中亲笔批示“两公司应予合并，以节糜费，而资调整；组织章程交部速核正。”为此贸易委员会又拟具签呈，内称“本会自去秋改组后，所有进出口贸易之业务概已交由三公司办理，半载余来，其各业务之进展虽有可观，究因力量分散，未能臻于坚强之境，不无遗憾。今欲充实抗战物资，自非将各公司合并，藉以集中力量，难期有功。中茶公司具有特殊情形，固难一时归并，而复兴、富华两公司所经营之业务，则收购、运销之情形与夫运输路线之方向并无特异。衡诸经济原理及贸易情势，均无两公司分立之必要。”因此再次提出将富华贸易公司并人复兴商业公司，“藉以一其事权，集中力量，而收业务进行上指臂之效”。②5月27日，贸易委员会训令：“为统一业务集中力量以利推进起见，拟将复兴、富华两公司合并。”孔祥熙当即在训令上批示“扩大复兴，消并富华”③，最终确定了合并原则。
然而裁并之事涉及到机构的整合，特别是关于人事上的变动，阻力甚大。原来贸易委员会要求两公司于1941年6月底之前完成合并，但富华贸易公司则称合并需经董事会决定后才能办理，而且合并消息传出后“人心惶惑，难期安定”、“尤以各地分公司距离遥远，更多隔阂”为由加以拖延和抵制④，因而合并之事迟迟未能进行。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资金短绌，外销业务日趋困难，合并之事更是迫在眉睫，为此贸易委员会在以往拟定的计划上重新制定调整方案，即调整原则：配合业务计划，实行分层负责，限制一人一事，促进内外联系；调整办法：复兴商业公司与富华贸易公司实行合并，其业务仍照原定计划进行，人事与机构的调整原则为原总公司人员重复者适当予以遣散，各地分公司凡重复者则均予裁撒，同时对中国茶叶公司的机构与人事亦略作调整。⑤根据这一原则与方案，复兴与富华两公司于1942年2月正式合并。合并之初两公司共计有17个分公司、3个直属办事处、1个直属厂、130个附属机构，共151个单位；而合并之后不到一年即1942年年底，减至8个分公司、2个办事处、1个直属厂、56个附属机构(如收货处、储运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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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贸易委员会签呈稿》(1940年10月19日)，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2)／15。
②《贸易委员会签呈稿》(1941年4月22日)，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2)／15。
③《贸易委员会训令》(1941年5月27日)，二档，富华贸易公司档案，272／858。
④《富华贸易公司代电》(1941年6月21日)，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2)／15。
⑤《贸易委员会所属复兴富华中茶三公司机构调整方案》(1942年1月)，二档，财政部档案，3(2)／2074。
工厂等)，共计67个单位，与合并之初相比减少半数以上；其后公司奉令接办贸易委员会所属之东南、西北两运输处，至1943年度复将该两运输处裁撤，分别归并于湖南、西北两分公司办理，并将两运输处所属机构尽量裁并，至1943年年底止，除分公司及办事处、直属厂数目仍与上年度相同外，其附属机构已减少为52个，合共为63个单位；1944年度仍视业务范围迭次调整，除在印度加尔各答因业务增繁奉令设立办事处外，其余均予以裁减，截至1944年年底，仅存8个分公司、3个办事处、2个直属厂、30个附属机关，合共43个单位。公司职工人数亦以实际需要历年续有裁撤，复兴、富华合并之初公司职工人数为2430人，加上东南、西北两运输处629人，合计3059人；至1942年底，即已减至1705人；1943年底再减至1363人；至1944年底，复减至1042人，较过去减少约70％。①
改组后的复兴商业公司将富华贸易公司的业务全数接管，其资本总额提高到1亿元，业务范围亦大大扩大，如政府统销之桐油、猪鬃及大宗外销之羊毛、生丝等项物品均归其掌管，总公司下设总务、业务、储运、财务四部，并在云南、贵州、广西、湖南、浙江、江西、苏皖、陕豫、兰州等地设立分公司。②湘桂战争发生后，由于衡阳、梧州相继陷敌，东南各省交通受阻，物资无法西运，业务亦陷于停顿，为此复兴公司又决议将浙江、苏皖两分公司暨江西办事处合并为东南分公司(所在地龙泉)，并在屯溪、泰和设办事处，隶属东南分公司，并规定分公司员工人数要紧缩至最低限度。③下面统计的是1944年12月31日复兴商业公司组织机构各部门主管、驻地及职员人数的有关资料④：
总公司(重庆)总经理席德柄、协理余绍光(285人)
下设秘书、统计二室，总务、业务、储运、财务、会计五处
云南分公司(昆明)经理陆品琴、副经理张松堂(27人)
贵州分公司(贵阳)经理施孔怀、副经理马广文(46人)
下设遵义(3人)、铜仁(11人)、镇远(5人)三收货处
广西分公司(昭平)经理区铨、副经理李锡周(27人)
下设柳州(3人)、梧州(10人)二收货处
湖南分公司(洪江)经理蒋君奇、副经理过履钧(30人)
下设沅陵收货处(6人)(1945年1月撤销，恢复洪江储运站)
浙江分公司(龙泉)经理李永振、副经理章骏(50人)(自1945年1月1日与苏皖分公司、江西办事处合并，改称东南分公司)
下设富华丝厂(遂安，19人)、新湖丝织厂(于潜，12人)
苏皖分公司(屯溪)经理欧阳良举、副经理吴廓民(31人)(自1945年1月1日合并后改称东南分公司屯溪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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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复兴商业公司最近概况》(1944年12月底止)，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2)／696；又见《复兴公司第四次董监联席会议记录》(1944年4月26日)，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376。
②财政部贸易委员会编：《六年来之贸易》(1943年11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财政经济”(9)，第411页。
③《复兴商业公司代电》(1944年11月13日)，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258。
④《复兴商业公司最近概况》(1944年12月底止)，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2)／696。
下设渔亭收货处(4人)，大仁(4人)、屯溪(6人)两丝厂及岭北蚕种场(7人)
江西办事处(泰和)主任蒋师冈(22人)(自1945年1月1日合并起改称东南分公司泰和办事处)
陕豫分公司(西安)经理孙纯一、副经理贾东辅(36人)
下设榆林(10人)、南郑(4人)两收货处
西北分公司(兰州)经理马公瑾、副经理袁仲芳、胡纯缵(177人)
下设永登(3人)、平凉(3人)、固原(5人)三收货处，猩猩峡储运站(3人)及猪鬃洗制厂(4人)
成都办事处(成都)主任胡鸣玉、副主任侯克忠(26人)
下设灌县(4人)、雅安(2人)两收货处
重庆猪鬃厂(重庆)厂长杨叔艺、副厂长李梦初(50人)
成都猪鬃厂(成都)厂长陆荫福(14人)
加尔各答办事处(加尔各答)主任王鉴贤(3人)
四川直属各处站仓
巴东(13人)、万县(20人)、彭水(14人)三收货处，涪陵(6人)、合江(2人)、宜宾(2人)、海棠溪(8人)四储运站，羊坝滩(5人)、苏家坝(2人)两油栈，及仓库十处(18人)
总计职员人数1042人
1945年3月28日，财政部又发出训令，命中国茶叶公司于4月1日起裁撤，其业务及人员、资金均合并于复兴商业公司，并规定合并交接办法六项，主要内容包括：凡在同一地区同时设有两公司者，中茶公司即行结束，所有业务、器材、物资、账目等均由复兴公司接管；未设复兴公司地点之中茶公司机构即易名为复兴公司。①合并之后的复兴公司立即全面接管了中茶公司的所有业务，包括收购、运输、销售茶叶及对苏易货等，其业务由总公司在业务处内增设第七组继续办理，其余会计、总务、储运、财务、统计等工作则予以合并，各地分支机构分别裁并，其附设茶厂除合办者继续经营外，其余均停工已久，将来视实际情况再决定是否恢复抑或停办；人员方面，中茶总公司原有职员215人，工役164人，合并后遣散职员118人，因案停职3人，高级职员解聘7人，调回贸易委员会7人，留用84人，工役遣散l07人，留用57人。②经费方面，两公司合并后可能节省之推销费、管理费及其他营业费等计共46035600元；复兴公司下属之江西办事处、湖南分公司及广西分公司三机构裁撒后共遣散职员131人，工役108人，全年(扣除已呈报1个月)可能节省津贴经费(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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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财政部训令渝字第3627号》(1945年3月28日)，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2)／16。
②《复兴商业公司总经理席德柄呈报接收中国茶叶公司情形》(1945年6月19日)，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2)／16。(按：此段文字中中茶总公司合并后遣散、因案停职、解聘、调回、留用人数合计为219人，与原有职员215人不符，但原文如此。)
员每人每月7500元、工役每人每月2500元计)约为13777500元，三机构其他可能节省经费约5026700元，合计18804200元。①
经过一系列的改组和合并，原先贸易委员会属下的三大国营外贸公司变成了独此一家的复兴商业公司，从表面上看，似乎机构缩减，人员减少，效率得以提高；但实际上则是政府更加加强了对经济的垄断与统制，国家资本已在对外贸易中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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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财政部关于中茶与复兴合并可能节省经费呈行政院文》(1945年6月5日)，二档，行政院档案，2(2)／2523。
三、公司的资金运营与财务状况
复兴商业公司不论是从资金来源还是从经营范围来看都完全是一个国营公司，按照有关规定，“国有营[企]业年度预算，应一律依法如期编制、核定，其盈余应解缴国库，至新办事业系以建设事业专款拨充资金者，并应将所投资金分年折旧摊还，列人营业支出预算”②。
复兴商业公司成立时由财政部一次拨足营运资本1000万元，1940年6月对外贸易行政与业务划分后，贸易委员会由移交物资内划拨周转基金3000万元，同年8月，又由财政部担保，向四联总处抵押借款2000万元，1941年7月公司资本总额又增至1亿元。其间又陆续向财政部申请易货专款，截至1941年年底，该公司累计获拨易货款2．84亿元，业已办理归垫手续呈请抵还者为2．48亿余元，仍结欠3600万元。③统计1940年度公司结盈11181636．73元，1941年度(截至6月底)结盈57235190．72元，合计结盈68416827．45元。④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局势发生重大变化，1942年6月贸易委员会上报该会及其属下复兴和中国茶叶两公司1943年度概算时，其数额较上年度均有大幅度增加。其原因主要为：第一，预计国际运输线路将会开通扩大，中印公路赶筑即将开通，预计每月运输量可达1万吨，与以往滇缅路运输量相差无几，同时中印空运航线亦经开始运行，每月运载量约为1.5万吨，加上西北公路运输每月5000吨，总计3万吨，因此运输费用势必大幅增加；第二，由于物价上涨速度极为迅猛(1942年1月已较1937年1月上涨30余倍，较前一年同期升幅亦达2倍以上)，因此收购价亦水涨船高，步步高涨。以桐油为例，1941年1月重庆黑市价格为每公担128．49元(牌价为108元)，至1942年1月已涨到320元(牌价180元)，待到1942年2月政府公布放宽桐油统制，其价格突然暴涨，四川境内的桐油市价每公担涨至500元甚至800元，较前约增三倍至四倍。其他农产品上涨幅度亦大致如此，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复兴商业公司收购农产品的价格亦必须相应提高。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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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行政院抄发加强战时财政合理统筹政策以裕国计而利抗战训令》(1943年1月9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财政经济”(1)，第166页。
③《财政部贸易委员会暨所属复兴、富华、中茶三公司最近财务状况》(1940年12月)，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2)／514；又见《财政部部长孔祥熙致行政院签呈》(1942年1月16日)，二档，行政院档案，2(2)／2499。
④《贸易委员会调查属下三公司财务状况报告》(1941年12月)，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2)／514。
⑤《贸易委员会呈送该会暨所属公司卅二年度业务计划及概算资料附件》(1942年11月9日)，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2)／53。
表1是复兴商业公司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所制定的预算，由此可以看出公司经营的规模及范围。
复兴公司成立后最重要的任务是对外易货偿债及供应盟国军需物资，以换取外汇及抗战建国所需之器材，公司先后承办的外销物资主要是桐油、生丝、猪鬃和羊毛四种。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国际问运输困难，外销物资严重受困，除了生丝、猪鬃因重量轻以致单位价值昂贵仍可继续出口外，桐油、羊毛大半系供应国内军需民用，需要通过发展内销来弥补外销的不足。
有关复兴商业公司后期资产及其运营的资料不够完善，但我们可从公司董监联席会的记录了解到复兴商业公司1942、1943年度业务和资产负债及1944年度的预算情形。①据统计，1942年度公司的收购总值为2．45亿余元，销售5．38亿余元，其中内销占21％，对外商销及易货占79％；1943年度总收购价值为7．5亿余元，销售总值为8．5亿余元，内销占64％，对外商销及易货占36％。至于公司的盈余及资产负债情形，1942年度盈余为3375万元，1943年度盈余为7175万元。1943年度营业收入7．85亿余元，其中商销6．8亿余元，易货收入8800余万元，其他营业收入1680余万元，易货数额仅占商销数额的13％弱。但易货仅对苏联一国，而商销则包括英、美等国，且易货为偿债之用，因为当时中国对苏联债务每年摊还有一定之数额，亦无必要过多输出货物。而商销成本3．6亿余元，与其收入相比，盈余高达3．2亿余元，几乎达成本的89％；易货成本1亿余元，与易货收入比较亏损1200余万元。虽略有损失，但却关系到国家的偿债信誉，这说明作为国营企业的复兴商业公司并非单纯以盈利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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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复兴公司第四次董监联席会议记录》(1944年4月26日)，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376。
若将1943年度的决算与概算加以比较，可以看出决算所列营业收入为7．8亿余元，约仅及概算15亿元的50％，销售数量未达到预期目标是因为国内物价上涨，外销物资价格增高，销行于国际市场不无困难；营业支出为7．4亿余元，不足概算数15．4亿余元的一半。在公司营业状况不能如预期之际，营业支出尚能有适度的减少，并未出现销货减少而支出增多的现象。
再分析一下1943年度的资产负债情形。该年度资产类之流动资产计11．23亿余元，应收款项1．2亿余元，仓存、运输中及炼制中货物三项，计4．1亿余元，占整个流动资产总额的36％，虽然数额相当庞大，但因公司对外负供应同盟国军事需要之责，对内又须调剂军需民用，自应掌握大量物资，俾可保证供应，此亦为公司的一大稳健政策，预付货款2．61亿余元，这是为订购货物先期付出的价款，亦是争取物资之必要办法；负债类项下所列损失准备，总数额高达9600余万元，相当巨大，内中似乎暗藏盈余之嫌，但考虑到当时物价剧烈波动的形势以及处于战争的非常时期，这项损失提存实为商业机关所应有之准备，也表示公司处理业务之慎重。其中还有两点需要说明的是：一、商品盘存一项除物料以外，存货共值4．38亿余元，此系照进价计算，若按年底售价估计，则可值13亿元以上；二、已对货物落价、战争损失以及房屋、设备折旧等做出充分准备。因此公司基础相当稳固，即使战争结束后因物价跌落，公司的存货价格发生损失也不会导致公司出现危机。
1944年度的业务计划中收购总数估计为15．8亿余元，但业务方针却与以往略有不同。即公司除了仍致力于出口业务外，还计划做一部分进口贸易，这是因为国内物价高涨，各种物资成本随之增加，但外销价格却无法随之提高，只有亏本出售才可维持出口以控制国际市场。因此想到一个办法，就是一面维持外销，将售价提高，一面则把外销物资所得的外汇款换取进口物资，并将出售进口物资所得的利润贴补外销物资的亏蚀。这一方案当时即得到财政部部长兼公司董事长孔祥熙的赞同，同时又经与英、美两国采办物资的机构几度商讨，从而达成共识。
1945年4月，中国茶叶公司裁并后，复兴商业公司便成为财政部属下从事对外贸易的唯一一家国营贸易公司，经营的业务及公司的资产均有所增加。表2是公司结束前(1945年12月12日)根据各科目结数及各分支机构最后呈报之表格汇总而编制上报的有关资料，从中也可以看出此时公司的经营规模及其成效。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表内资产项目中现金、应收款项和预付货款各科目中包括美金1000余万元及英金60余万镑，但这些外汇在资产负债表中均按法定汇率(即1美元等于20元法币、1英镑等于80元法币)折算，而存货部分亦是按原账值计算，并未升值或调整，因此复兴公司实际盈余要比该表所反映的数额高出许多。譬如表2中预付款项下包括已付外币货款美金5774130元及英金98000余镑，按法定汇率(即官价)共合国币122746600元，但是实际转售给各客商所得之货款则为959570832．50元，应有盈余836824232．50元，而该表仍将其列入预付预收科目货款科目，并未转作损益。①
国民政府在制定统制经济政策时曾多次强调，“战时经济统制之目的，原在发挥经济效率，增强抗战力量，而不在使政府机关牟利。例如出口物资之统制，应着眼于换取外汇，交易物资，故一面应使出口物资集中，一面应奖励其大量生产。”②但长期以来不少学者对此持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他们认为，“在贸易管制和经营的过程中，政府的政策和措施多为不当，国家资本的经营活动更是以谋取垄断利润为目的，因此贸易的管制和经营不仅不能促进后方生产的发展，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阻滞或扼杀了生产的发展。其结果当然不可能解决后方物资匮乏的严重问题，反而进一步助长了黑市贸易和投机商业的泛滥，使之成为战时后方经济的癌变组织。”③那么到底应该如何看待贸易委员会及其属下国营公司在对外贸易中的经营活动及其所获得的利润呢?
抗战期间由于时局的变化，贸易委员会及其属下公司在经营活动的各个阶段中亏损与盈余是不尽相同的。总的来讲，抗战初期多为亏损，后期(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则呈盈余的趋势。抗战爆发之初，由于交通断绝，战火蔓延，经营农产品出口不但无利可图，而且随时都会遭到损失，故原经营出口业务的洋商均望之却步，导致农产品大量囤积，无法外运。因此当时最高当局设立贸易调整委员会的宗旨就是“一方面在求出口物资生产之增进与价格之提高，以嘉惠于农商；一方面在求出口物资之转运外销，以增加输出，改善国际收支。”④为此财政部一次拨存贸易调整委员会2000万元基金，主要用于资助出口商承做押汇，承担兵险，若有农产品无人收购，则由该会出面自行收买，组织出口。⑤因此抗战爆发后相当一段时间，国家用于收购出口农产品的金额大大超过销售额，一直到1941年之后，这种情形才发生变化。统计1938—1943年收购总额为1646174529元，销售额(包括易货和国内外商销)为2251348468元，从账面上看是有盈余，但若考虑到销售额中还包括管理和运输等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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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复兴商业公司卅四年度办理业务情形节略》(1945年12月12日)，二档，财政部档案，3(2)／280。
②《军事委员会致行政院密代电》(1941年6月26日)，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2729。
③吴太昌：《抗战时期政府的贸易、物资管制及国家资本的商业垄断活动》，《平准学刊》第5辑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668—693页。
④《调整贸易计划大纲》(1937年11月)，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2)／108。
⑤《本会一月来之设计与实施》(1937年11月24日)，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2)／17。
费用，那么不亏损就算是好事了。然而1942—1945年间仅内销额就差不多与收购额持平，而同期的易货和外销额则接近9000万美元①，因此这一时期贸易委员会属下的国营商业公司从事的经营活动应该是有盈余的。②
实际上复兴商业公司的盈余主要来自进口。该公司除了原有桐油、猪鬃、生丝、羊毛(1945年中国茶叶公司合并于复兴公司后又增加了茶叶)的购销业务外，很重要的是该公司还具兼营进口业务特权，且发展速度极为迅猛。复兴公司将外销物资所得外汇用以采购进口物资(如设备、药品、颜料等)，再转售国内厂商，从而获得丰厚的利润。自1944年开始经营进口业务至l945年4月为止，复兴商业公司共计购入价值美金610余万元的进口货物，转卖国内厂商后售得国币9．6亿余元。在商言商，不论是国营企业还是私人资本，追逐利润乃是天经地义的事。当然复兴商业公司既是国家资本，所赚取的利润应上缴国库，我们不能因复兴公司在经营过程中获利就指责它“以谋取垄断利润为目的”，关键是要看这些利润的用途所在。从目前所见的档案资料中尚未发现复兴商业公司在经营活动中有甚么严重的贪污事件，按公司自己解释，所获利润“不但外销物资因价格不敷成本之亏损得以弥补，同时更可得大量资金用以收购物资之周转”。③若复兴商业公司真的就是按照这一方针去办理，那倒是值得肯定的。但应该指出，复兴公司的巨额利润是依靠特权而获得的，是以牺牲国内民营生产者的利益为代价的；同时，根据公司上报的有关报表和统计资料计算，复兴公司出售进口商品的汇率大约为160元，这虽然高于法定汇率8倍，却远低于当时的黑市价格。当然其出售之对象绝非一般民营企业，而都是那些与政府和复兴公司具有密切关系的个人或单位④，其间究竟有何内幕交易虽然暂时无法得知，但其现象的本身却是令人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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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郑会欣：《争取物资与统制贸易：论抗战后期重庆国民政府的对外贸易政策》，香港《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003年新第12期，2003年12月，第331—359页。
②譬如1945年度复兴商业公司全年收购各货总值国币9049578318元，销售(包括内销、外销及易货)共为国币3884040207元，从账面上看似乎是严重亏损，但销售额中外销和易货额是以美金结算，实际数额超过1000万美元，而上述销售总额是按法定汇率美金1元等于法币20元计算的，若按当时实际汇率1美元等于1000元法币计，则销售总额应改为130余亿元。参见《复兴商业公司卅四年度办理业务情形节略》(1945年12月12日)，二档，财政部档案，3(2)／280。
③《复兴商业公司卅四年度办理业务情形节略》(1945年12月12日)，二档，财政部档案，3(2)／280。
④《邵慰祖等奉命调查复兴商业公司视察报告》(1945年9月27日)，二档，财政部档案，3(2)／628。
四、公司的经营活动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通往海外的国际信道大都中断，而政府统制的出口产品不仅是盟国所迫切需要的战略物资，更成为中国出口换汇的主要对象。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国民政府想尽一切办法，将这些战略物资或是通过飞越“驼峰”的中印航线回空班机运往美国，或是通过西北漫长而又荒凉的陆路输往苏联。据统计，自1942年至1945年8月，这类运往国外的政府统制物资总值达美金6430万元。⑤政府统制的出口物资中除了特矿产品由资源委员会负责外，其他如桐油、茶叶、猪鬃、生丝、羊毛、皮张等农副产品均由贸易委员会经营，而具体执行这一任务的则是贸易委员会属下唯一的一家国营公司——复兴商业公司(原来茶叶由中国茶叶公司经营，1945年两公司合并后，业务亦全归复兴公司经营)，由此亦可得知复兴商业公司在统制经济体制下的地位是如何之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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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郑友揆著、程麟荪译：《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1840—1948》，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276页。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孔祥熙继任公司董事长，在任期问他曾对公司的经营活动有过如下指示：第一，办理业务要商业化，对国际间贸易要维持信用；第二，对机构人事要实际化，机构应该裁并的裁并，职员应该多培植有用的，而淘汰无能的，总以看实在需要为原则。①因此“商业化”与“实际化”便成为复兴商业公司的经营原则。
前文已经提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复兴商业公司除了继续管理以往经营的桐油以及接管富华贸易公司和中国茶叶公司经营的猪鬃与茶叶外，还有一件很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奉命管理刚刚被宣布实施统购统销的生丝与羊毛的业务。
复兴公司自奉命办理生丝授权外销业务以来，先后于1944年春授权泰记、茂恒、兴记、和记、若记及云南蚕业新村公司等六家商行具体经营，并分别与之洽谈。生丝配额共计2920关担，内已订售丝合约者2160担，所售之丝除一部分为商人自有之丝经订售与复兴商业公司后再行售还外，其余均为复兴公司自有外销剩余之丝。由于经此次授权之后存丝已极为有限，于是公司便将当年所购之丝约1100关担(其中川北春丝500担、秋丝300担、川南春秋丝150担)及丝公司续可供售之秋丝200担，加上原先库存之100余担，共约1400余担，除留供交苏易货及销美共约1000担外，拟提出400关担作为第二次授权外销数额。其售价以春丝成本加利息、保险及授权手续费等，约在每关担38万元左右。②
孔祥熙作为复兴商业公司的董事长，对于生丝外销一事亦甚为关心，1944年他在访美期间还与有关方面洽谈，并特地来电告知美方需要生丝，要求复兴公司设法利用回空飞机及船只装运生丝1000关担，运至纽约洽售，美方或可将售价增至每磅美金11元(纽约交货)。复兴公司接电后即与美国世界公司联系，并请其转告美方，表明公司可以供售500关担生丝，但是提出交货地点应仿照运输猪鬃的办法，改在重庆，并由美国政府自行装运至美③，这也说明战时的运输方式确实是双方讨论的重要议题。
中国的羊毛主要产于西北的新疆、甘肃、青海、宁夏、绥远等地，其产量向无精确调查，据估计年产约31万余关担，占全国产量的70％左右。④原本中国羊毛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并不重要，但是因为它是织制军毯、被服的军需物品，更是对苏易货的大宗物资，其地位在战时的中国就显得格外重要。抗战爆发之初贸易委员会曾委托英商怡和洋行派员到西北考察，计划将羊毛发往汉口转运香港出售。然而不久因广州、武汉失守，粤汉铁路中断，销往香港的计划破灭，因而只能另找出路。经贸易委员会与苏联代表商洽，决定以西北出产的羊毛、皮张和茯茶，利用苏联运送援华物资到兰州的回空汽车装运回程，以偿还债务。最初羊毛及皮张等货物是由贸易委员会西北办事处以富华公司的名义与苏联驻兰州办事处商务代表商订合同，定期交货，价款在重庆结算，后来易货合同改由贸易委员会与苏联代表在重庆签订后再由兰州双方机构执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外销物资的品种与数额均日渐紧张，财政部便于1943年5月将羊毛正式列入统购统销物资的名单之中，统由复兴公司办理，而西北羊毛等农产品的收购、制定价格和管制运销等则全由复兴商业公司西北分公司负责。羊毛在易货、军需和商用三方面的需求比重大约为4：2：1，在供给次序上，复兴公司基本上是按照先易货后军需最后商用的原则，易货所用为甘肃、宁夏、青海较好的羊毛，军需为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编织军毯及军政部制作军呢之用，商用内销物资一般则为较次的羊毛。但后来由于苏联不再签订羊毛易货协议，羊毛也就改为内销为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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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复兴公司第四次董监联席会议记录》(1944年4月26日)，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376。
②《复兴商业公司报告生丝授权外销最近洽办情形》(1944年10月25日拟)，二档，复兴商业公司所属单位档案，271／26。
③《贸易委员会第十六次业务会议报告》(1944年8月16日—9月15日)，二档，复兴商业公司所属单位档案，271／26。
④《复兴商业公司在西北羊毛业务述要》(1943年)，二档，复兴商业公司档案，270／54。
表3和表4就是这一时期贸易委员会(主要通过复兴商业公司)进行的对苏易货实际情形。
贸易委员会最初收购羊毛、驼毛和皮张的价格都是根据市场情况及皮毛的质量随时议价购买，自从羊毛被指定为统购统销物品之后，便由复兴公司统一办理，收购价格随市场情况挂牌公布。西北羊毛收购数量以青海为最多，宁夏次之，但这两省长期以来为军阀马步芳和马鸿逵的势力范围，不准他人染指，实际上西北地区真正实行羊毛统购统销办法的只有甘肃一省而已，所以实施统购统销政策以来，羊毛收购的数量并没有显著增加。据当时任复兴商业公司西北分公司经理的马公瑾后来回忆，1939～1941年每年可从甘、青、宁、绥四省收购羊毛大约10万担左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收购数额则逐年下降至六七万担；从收购总额来看，按1938—1940年的法币币值估计，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收购总值约为年700—800万元，以后逐年减少，1942—1944年每年收购总值约在500万元左右，1945年至抗战胜利后下降到只有200—300万元。①
当初创办复兴商业公司的目的就是为了偿还美国的桐油借款，因此公司成立后的主要工作都围绕桐油的收购运销而进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公司先后兼并了富华贸易公司和中国茶叶公司，于是对外易货借款中所有农副产品的运销就全部由复兴公司管理。由于对外交通路线遭到严重破坏，除了部分猪鬃、生丝等重量轻价值贵的农产品可利用中印航线飞机回航空运外，这一时期易货偿债的主要物资都是通过西北公路而进行的对苏易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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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公瑾：《中国复兴商业公司西北分公司略述》，《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3页。
表5反映的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贸易委员会的主要工作业绩，由于贸易委员会早于1940年就将行政和业务予以划分，所有业务均由属下三家公司分别承担，而复兴商业公司是贸易委员会属下最大的、后来又成为唯一的国营公司，因此也可以将其视为公司的业绩。
除了执行统购统销及实施对外易货任务之外，为了拓宽业务，发展经济，复兴商业公司还先后自办或合资创设了相关企业，并投资有关事业(其中有一些是贸易委员会或原富华贸易公司和中国茶叶公司所拥有的)，这些企业的经营内容大都与复兴商业公司本身所从事的对外贸易和易货偿债业务有关。详情请参阅表6、表7。
由此可见，此刻的复兴商业公司已从当初开办时仅仅是为了完成偿还美国桐油借款的债务而设立的一个临时机构，演变为集收购、生产、储存、运输、销售进口为一身，进而再发展为经营进出口货物的大型国家资本的贸易公司，其作用和地位之重要也就可想而知了。
五、战后扩充计划昙花一现
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本土投掷原子弹，紧接着苏军向日本宣战，随即分几路出兵，中国抗日军民亦开始全面大反攻。在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强大威逼下，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坚持了八年抗战，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抗战胜利虽是迟早之事，但它的突然到来还是出乎大部分人的意料。8月10日夜间，当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到战时首都时，重庆市民顿时沸腾起来。在这夹杂着胜利的喜悦、兴奋和忙乱之中，大后方政府各个部门的官员也都忙着准备战后复员和还都的计划。
早在抗战后期，贸易委员会就秉承上级的旨意，决定于战后增加国家资本、扩大经营范围，将国营贸易业务扩展至全国，并相应制定了战后复员计划，表现出要对战后贸易实施独占的强烈意欲。①8月11日，财政部召开会议，认为战时原拟计划已不能全部适用，故要求属下各单位应根据现实情势，速拟复员办法，并就机构、人事、经费、器材和法令各点分别筹划。为此贸易委员会主任委员邹琳当天即向属下各部门下达手令：“日本投降，复员在即，有关本会复员事项，亟应就现在情况重新切实检讨。除由童(季龄)副主任委员、赵(恩钜)处长召商整个计划外，各单位应即分别研究，并将紧急事项办稿实施。”②13日下午4时，赵恩钜处长于贸易委员会会议室主持各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复员问题讨论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复员计划。其要点为：贸易委员会及所属外销物资增产推销委员会暨桐油研究所、生丝研究所迁设于南京，各地分支机构除了原设于兰州的西北办事处拟更名为兰州办事处毋庸复员留驻原地之外，应于全国其他各重要地区或改组、或迁移、或增设新的办事处，主管各地贸易与行政事务。各地办事处应视收复地区先后次序及业务进展情形，分别增设调整。具体而言，在贸易委员会迁移以前，首先成立重庆办事处，然后在汉口、上海、广州、昆明等地设立办事处，接着再设立天津、济南等地办事处，最后设立沈阳、台湾办事处。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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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贸易委员会主任委员邹琳致中央设计局秘书长熊式辉函及附件》(1944年3月)，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436。
②《贸易委员会主任委员邹琳手令》，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451。
③《财政部贸易委员会及附属机构复员计划提要》(1945年8月14日)，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451。
由于上海是全国乃至远东最重要的金融与经济中心，进出口通常占全国国际贸易总额的绝大部分，复兴商业公司作为贸易委员会属下唯一的一家国营贸易公司，即决定胜利后首先将总公司迁往上海，总公司及各地分公司职员编制暂定为1000人；公司下属各分支机构则以分区经营业务为原则，除总公司(320人)兼营华东区苏、浙、皖3省业务外，还设立华中区(汉口分公司，150人)，管理湘、鄂、豫、赣、川、康6省业务；华南区(广州分公司，120人)，管理粤、桂、滇、闽、黔5省业务；西北区(兰州分公司，120人)，管理甘、青、宁、陕、新5省；东北区(沈阳分公司，120人)，管理辽、吉、黑、热4省业务；华北区(天津分公司，120人)，管理冀、察、鲁、晋、绥5省业务以台湾分公司(50人)，专门负责台湾本省有关业务，现有分支机构应视业务情形予以调整合并，各分公司得在物资生产之集中及转运地点斟酌需要情形，设立办事处、收货处及制炼厂场，并于国外纽约、伦敦、新加坡、加拿大、澳洲、日本等处设立分支机构，销售出口货品及办理进口业务。①复兴商业公司并拟定了先赴上海筹备复员人员名单：总经理席德柄、主任秘书林芳伯、总务处经理罗宗孟、专员张华联、储运处襄理俞大纲、财务处襄理李祖煊、秘书唐开第、业务处第六组组长李道彭、总务处第一组副组长林荣基。②
9月13日，亦对战后经济与贸易的原则发出训示：“我国战后经济与贸易二种事业，必须确定制度，使能切实执行，合理发展，不可再踏过去听其自然、漫无规则之覆辙，应依据民生主义之准则及中央已定方针，分别设计具体方案，于一个月内呈报为要。”③财政部接奉行政院训令后即按上述指示拟具《战后贸易设施方案》，该方案由总纲、政策、实施办法和组织四部分组成，其宗旨就是战后贸易一是要“采取‘有计划的自由贸易’，导助公私企业，使得相互协调，合理发展”；二是要“顺应世界潮流，并参照历次中外协议之精神及国际会议之决议，以加强国际合作，而促进世界繁荣”。而为了实施上项计划，“政府应在中央设立一个独立的贸易行政机构，加强调整或恢复各地贸易行政机构”，同时“应建立国营贸易业务之体系，在国内及国外各地，依事实需要各设分支机构，以求推进业务”。④
然而此时国内局势出现的变化，却使得有关部门不得不对贸易政策做出重大修正。⑤由于胜利初期各方纷纷抛售囤积物资，物价一度狂跌，各方需求亦大幅减少，导致复兴商业公司经营发生困难。按理说此时应暂停收购统销物资，但因复兴商业公司负有执行统购统销的法令责任，明知亏蚀亦无法停止收购物资。直至10月9日行政院决议取消统购统销办法，复兴公司方停止收购农产品。既然已决定不再实施统购统销政策，那么专为执行该政策而成立的贸易委员会和复兴商业公司也就都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了，因此10月30日行政院做出决议，决定撤销贸易委员会，并责成复兴商业公司“先行紧缩，至本年年底结束，结束后未了业务交经济部接办”。⑥
复兴商业公司在接到贸易委员会“先行紧缩，限期结束”的训令后，即开始研究讨论公司的善后事宜，对于公司的具体业务有所交代，同时列出公司的结束步骤如下⑦：
(一)对苏易货合约。本年度签订易货合约，原规定10月底交清，除一部分已交空运外，因战事结束后空运停顿，曾洽苏方改在上海、天津交货，自长江航运恢复后，即开始运沪，已先后运出三批，余当陆续取得吨位后交运，并拟洽请苏方展至本年12月底在上海交货，届时除存兰州皮张及砖茶外，大部分当可交清。
(二)对英、美猪鬃合约。未交部分约有8000余关担，已洽妥改在上海交货，正接洽吨位，希望能于12月底前交清，交清后可得货款美金700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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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复兴商业公司战后复员准备工作节略》(1945年8月)，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451。
②《复兴商业公司协理余绍光致贸易委员会副主任童季龄函附件》(1945年8月18日)，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452。
③《委员长侍秘字第二九五二一号申元手启代电》(1945年9月13日)，《民国档案》2003年第3期，第39页。
④《战后贸易设施方案》(1945年10月)，二档，经济部档案，4／30408。
⑤关于战后初期国民政府对外贸易政策上的转变笔者将另行撰文分析，本文不予详述。
⑥《复兴商业公司卅四年度办理业务情节略》(1945年12月)，二档，财政部档案，3(2)／280。
⑦《复兴商业公司总经理席德柄致贸易委员会主任邹琳函》(1945年11月6日)，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5)／248。
(三)对商人订购合约。本年度在统购统销办法未取消前向商人订购猪鬃17500关担、生丝1120关担、羊毛19000关担，其中尚待付款收货者猪鬃约9000关担，惟猪鬃合约尚未奉核准，应请贸易委员会即日批覆，生丝已陆续交收中，秋丝在12月底可期交清，羊毛合约尚有5000余公担以上，订购各货匡计共需资金40亿元。
(四)员工遣散。11月底先遣散职员半数至2／3，工役3／4，其余留待结束，至12月底全数遣散，所有遣散费除照例按薪金3倍发给外，并呈请酌给回籍旅费，以示体恤。
(五)退股投资厂商。本公司投资各厂商，如全部由公司出资者，即行结束，如合资或认股者，洽商退股。
接着公司即先于11月15日遣散员工101人，工友23人，其余人员则视业务需要再行资遣。①
12月15日，贸易委员会约集经济部代表及复兴公司暨财政部有关各单位会商，议决公司撤销相关办法②，由于其中有些办法暂时无法取得决议，因而再由财政部常务次长李傥召集国库署杨绵仲署长、会计处张国正会计长以及复兴商业公司席德柄总经理详加商讨，最终确定结束复兴公司的六项办法③：(一)复兴公司债权债务，除财政部以该公司解存央行外汇担保央行借款应查照原案办理不予移交外，其余一律移交经济部，其未了业务将来所得外汇，仍应由经济部随时存入央行；(二)复兴公司仓存及运输途中物资一律移交经济部，按照该公司以往成例作价列入资产；(三)仓库连同产权一并移交经济部，并作价列入资产内；(四)总分支公司房屋、器具，除财政部必需应用者先行保留移交该部外，其余一律移交经济部，并作价列人资产，财政部所需房屋、器具应于1月上旬内由复兴公司与该部有关各单位洽定，分别交接具报；(五)复兴公司自办生产机构应将各自项目移交经济部，产权亦移归经济部，并作价列入资产，但应先行查明列单，并开具节略报财政部查核；(六)复兴公司投资事业之股权应先由该公司于三日内查明投资种类数目报财政部核洽办理，其属于合办性质之事业亦一并查报。
在这种形势之下，复兴商业公司不但未能实现其战后抢占市场、扩大经营规模的宏伟计划，甚至连贸易委员会及公司本身也都要遭到撤销解散的命运，从而走完了它自创立以来不到7年的短暂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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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复兴商业公司代电》(1945年11月19日)，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5)／248。
②《复兴商业公司呈报公司结束及移交办法代电》(1945年12月15日)，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5)／248。
③《财政部常务次长李傥为商议解决复兴公司未了业务签呈》(1946年1月3日)，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5)／248。
结语：国营贸易在统制经济中的地位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曾先后多次颁布法令，设立专门机构，对所有重要出口农矿产品实施统购统销，并由国家出资，创立国营贸易公司，实施贸易管制并全权负责易货借款的偿付。应该说，贸易委员会及其属下的国营公司在寻取外援、争取物资、坚持抗战等方面曾做出过重要贡献，特别是在抗日战争初期，贸易调整委员会在协助运输、调剂金融、促进货运、增加出口诸方面都曾发挥过积极作用①，而贸易委员会属下的三大国营贸易公司也都分别承担战时对外贸易的重任，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譬如复兴商业公司成立后即认真履行桐油借款的收购与运销工作，不仅提前完成了借款的偿付工作，而且还为实现易货借款、寻求外援开创了一种模式，同时它也成为中国政府战时实施统购统销政策的一个重要工具。
国营企业最大的特点就是资本全数由国家投入，作为国营公司，主要管理层人员的职务当然都是由国家任免，它的基本任务就是贯彻和执行国家下达的一切指示与命令，具体表现在经济活动上要首先完成国家下达的计划。由于国营企业资本雄厚，具有强烈的官方背景，在中国这个官本位思想和势力极为强大的国家里，它的地位和作用也就显得格外重要。特别是在战争期间，国家处于统制经济的体制之下，也正是因为国有企业所具有的这些特点，使它在国民经济中具有垄断的地位，能够发挥私人企业所无法替代的作用，不论是资金来源的落实，或是货物运输的调配，乃至于购销价格的制定，都可以得到国家的支持，因而能够较为全面地完成易货偿债、寻求外援的任务，这在前文中均已作了详尽的介绍。
复兴商业公司以有限公司的形式出现，不但表面上具有公司的形式，同时也具有公司的经营结构，公司的董事和监事由政府官员和企业家共同组成。然而因为公司的资本全部是由国家投入，导致了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公司名义上虽然享有经营自，然而实际上却是一个官僚机构，不论是资金来源还是人事变动，都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公司本身的生产目的与经营方向也基本上与公司管理层没有直接的关系；同时国家资本实施垄断经营，缺乏有效的监管，尽管公司曾经进行过多次机构和人事上的精简，但公司仍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般国营公司的通病，诸如机构臃肿、叠床架屋的官僚作风，官商不分、的腐朽恶习。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复兴商业公司成立之初，公司的领导层就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并曾企图予以改变。按公司负责人的理解，当初创设复兴公司的原意是“应美国贷款者之要求，避免政治关系”而“力趋商业化”，但当公司总经理董承道刚到重庆履新之后即发现“最大影响本公司实太官僚化”。譬如公司属下各处、部每当遇到有请核事件时，不论事件本身之大小，都要缮具签呈手续，层层上报，这样既浪费时间，更影响效益。因此他提出建议，以后所有外来文件必须在三日内答复，如须向各方询问者亦当先行覆示；他更要求以后经理室每天要及时将收发文摘要上报，而运输部、营业部、会计处则各自编制表格呈核，这样“则可费十分钟时间即可阅毕，而公司业务进行亦大致明了”。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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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有关抗战初期贸易调整委员会的成立经过和工作状况可参阅郑会欣《贸易调整委员会的成立及其活动》，《民国研究》第6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8—81页。
②《复兴商业公司第一次常务会议记录》(1939年11月29日)，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2)／917。
至于国有企业中极易滋生、权钱交易的弊端，有关当局亦并非没有察觉，抗战初期内有识之士即关注到当时中国官僚资本得以迅速发展的情形。他们以为原始资本主义的构成主要依靠的是大量的资本、土地以及经营之技术和劳工的能力，而中国的“官僚资本则无须乎此，其所凭借者，一为政治的地位，二为政治的权力，三为政治的运用，因利乘便，巧取豪夺，方法之妙，叹观止矣”。鉴于官僚资本“直接影响民生，间接危害抗战”，为此五届七中全会通过严防官僚资本主义及官僚经商的议案，重申“严禁官吏经营商业，最低限度亦不许经营与职务有关商业”，同时要“明定统制范围及职权，并严防其弊病”，其目的就是“严惩官僚资本主义者”。①
复兴公司成立初期的风气尚不严重，但由于国家资本实施垄断经营，特别是统购统销政策垄断了所有出口商品的收购与运销，同时又缺乏有效的监管，因此而产生了许多弊端，导致国有企业内官商习气日益严重，官僚机构中那种人浮于事、尸位素餐的陋习亦随之出现。由于公司的经营与个人的表现及其利益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者有之，者有之，浪费公帑者更有之。尤其是到了抗战的中后期，随着战局相对陷于胶着状态，大后方的政治氛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政治上专制、经济上腐败的现象日益加剧，官僚经商、、已蔚然成风，而且这种风气还迅速蔓延。由于这种体制上弊端的日益系统化，腐败现象已成为制度上的癌变细胞并不断加以扩散，国营公司各级职员亦上行下效，特别是贸易委员会和复兴商业公司的领导层由职业官僚取代了金融资本家之后，官场上的腐败现象更加明显地表露出来，国营企业中的种种陋习也越来越严重。知识分子和一般民众对这种“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现象极为不满，国民参政会和大后方的报纸经常口诛笔伐，声讨这种、的行径，而复兴商业公司作为主管对外贸易、执行统购统销政策最大的一家国营公司，自然成为舆论攻击的一致目标。
1944年9月，财政部收到一份揭露复兴商业公司、浪费公帑的密报，内称“渝市区嘉陵江畔有某国营国际贸易机关，内部情况确有异于常情”者，然后列出十条涉及复兴商业公司领导人、腐败享乐的事例。财政部即将密报转交贸易委员会再抄送复兴公司总经理席德柄，席德柄接信后立即复信，他虽然承认密报中“所述各点系指本公司殆无疑议[义]，惟列举十项完全虚构事实，凭空捏造”，并逐项加以解释。②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次可不是密报，而是有人以“读者投书”的名义公开在报上发文，指名道姓地攻击复兴商业公司，其标题十分醒目：“统购统销彻底破产，复兴公司腐败不堪”，揭露复兴公司“囤积居奇，利用公款大做生意，高级职员贪污腐化，黑暗，污秽”。作者声称是原复兴公司的职员，所披露公司的腐败内容众多，包括公司高层扣发、迟发职员奖金，以供高层去进行投机；隐瞒公司赢利，私分公司资产；利用特权由美国进口西药，再转由亲朋友好出售以牟暴利；虚报公司职员名额，冒领员工工资；高级职员利用职权，收取回扣等等。③由于此事已经公开见报，有关部门亦不得不进行调查。从财政部派员调查的结果来看，上述指控虽然某些内容有所夸大，但绝非空穴来风。譬如虽未发现公司高级职员利用员工奖金投机黄金的证据，但公司多次迟发职员红利却是事实；公司外汇收支与账列数额虽然相符，但公司以往外币收支报告向付阙如，易生流弊；公司进口西药虽经有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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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五届七中全会通过严防官僚资本主义之发展以免影响民生主义之推行案》(1940年7月6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财政经济”(5)，第41—43页。
②《复兴商业公司总经理席德柄致贸易委员会主任邹琳函》(1944年10月3日)，二档，贸易委员会档案，309(2)／680。
③1945年7月17日重庆《商务日报》，原剪报见二档，财政部档案，三(2)／628。
核准，暂时亦无法查清承购商行是否确为公司高级职员之亲友，但因此事完全于暗中进行，事先并无公告，故承购者必为公司上层之熟人，且进口数量也远远超过自用，因此转售牟利当属事实；经核查公司员工并无虚报情事，但该公司职员与工役之比例几乎高达1：1，远远超过政府规定4：1的比例，人浮于事、浪费公帑乃是自然之事；有关公司高级职员利用职权收取回扣虽查无实据，但确有公司职员(如业务处生丝组组长艾补勤等)、内外勾结、牟取私利之事实。①
关于复兴公司员工、的事例除了上面所说的之外还可以举出很多，譬如复兴商业公司西北分公司经理勾结宁夏银行驻兰州工作人员，以次充好，将2万公斤甘肃羊毛混充宁夏羊毛由复兴公司收购再转售各毛纺厂，甘肃羊毛每公担仅值6400元，而宁夏羊毛则值2．3万元，仅此一笔差价已达三四百万元②；再如复兴公司常德收货处勾结当地税务局开设商行，专贩桐油，利用职权贿放桐油出境达2万余担，进而牟取暴利，以致复兴公司收货处无油可收。③至于国营公司的官商作风和欺行霸市的行径更是司空见惯，各地收购处对货物百般挑剔，任意压价，还动不动就借口仓储已满而停止收购，以致长途运送货物的农民和商贩蒙受巨大损失。国营公司既垄断农矿产品市场及其价格，同时又限制商品出路，自然引起民众的强烈不满。
抗战期间，国家为了争取物资、坚持抗战而实施统制经济，即对重要农矿产品出口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对于一般关系国计民生的必须品实施专卖政策，应该说这些措施都是必要的也是唯一可行的对策，而且它的立意也符合抗战建国的伟大宗旨。但是战争期间局势瞬息万变，有关政策虽经历次修正，但也赶不上形势的变化；同时，由于统购物资的收购价格常常低于生产成本，从而严重地打击了生产者的积极性，导致抗战后期大后方各地桐农、茶农和矿工毁坏桐林、砍伐茶树、放弃采矿的事例时有发生，造成出口农矿产品的产量下降。加上国营企业官商习气严重，漠视民情，有时甚至对产农百般挑剔，借机压价，所以抗战期间在产品收购方面生产者、地方政府和中央之间的矛盾一直存在，而且长期未能得以解决。就连当时曾亲身参与并执行统购统销政策的重要人物寿景伟(中国茶叶公司总经理)、张嘉铸(中国植物油公司总经理)在战后也承认：“我国出口贸易之盛衰，直接关系农村经济，间接影响政治秩序，故确立国策，至为重要。在抗战期中，当局曾实施统购统销与专卖统制，惟因条件未备，致生产本身萎缩，人民怨声载道，其结果则‘有害民生，无裨国计’。”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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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邵慰祖等奉命调查复兴商业公司视察报告》(1945年9月27日)，二档，财政部档案，3(2)／628。
②《国家总动员会议代电》(1944年)，二档，财政部档案，3(2)／628。
③《第九战区经济委员会1941年6—11月份工作报告》，《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财政经济”(5)，第563页。
④寿景伟、张嘉铸：《出口贸易与收购政策之商榷》(1947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3编，“财政经济”(6)，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556—557页。
在抗日战争的艰苦条件下，在物资供应极度短缺的情形之下，国家利用统购统销的政策，通过国营公司对这些物资实施独占经营，这对于保护资源、争取物资都是极为重要的措施，而且也得到当时众多学者的赞同。他们认为，创建国营公司“在战时是非常必要的，最有关军需资源、有关民食的产品最好由政府负责买卖，以资调节”①。除此之外，“对于建设事业的生产、投资、分配及产品的价格，均应加以管制，使伟大的建设工作，均在一个统筹的计划下进行”②。虽然国营公司在抗战期间为争取物资、寻求外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由于统购统销政策将私营企业完全置于国家资本的控制之下，导致国营企业所掌握的物资可以操纵国民经济，从而使得民众与国家、私营企业与国营企业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同时，在私有制的条件下，国家虽然可以通过对资源价格及产销途径的严格管制去实现生产剩余的控制与再分配，但这种方式又极易滋生的毒瘤，而作为执行国家统购统销政策重要工具的复兴商业公司从创设到结束的历史也正从一个侧面证实了这一论断。
国营贸易范文第2篇
第一条 成品油（燃料油）进口管理
成品油（燃料油）（以下简称燃料油）进口实行国营贸易管理，同时根据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的相关规定，对一定数量的燃料油进口实行非国营贸易管理，由符合非国营贸易资质条件的企业在年度进口允许量内进口。
第二条 燃料油非国营贸易进口允许量
2015年燃料油非国营贸易进口允许量（以下简称燃料油进口允许量）为1620万吨。
第三条 燃料油非国营贸易进口资质条件
（一）获得进出口经营资格或办理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或获得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注册资本不低于5000万元人民币；
（二）拥有不低于1万吨的成品油进口码头或铁路专用线（仅限边疆陆运企业）等接卸设施所有权或使用权；
（三）拥有库容不低于5万立方米的成品油储罐或油库所有权或使用权；
（四）银行授信额度不低于2000万美元或人民币1.2亿人民币；
（五）2011-2013年间无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行为；
（六）生产型外商投资企业按现行规定办理；
（七）其他需要考虑的因素。
第四条 资质申请报送材料
1.申请企业的基本情况：企业申请函，其中包括公司基本情况、符合申请条件的说明；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需加盖申请企业公章）、加盖备案登记印章的《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或《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企业资格证书》、《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申请企业的海关编码、企业代码和授信额度材料；
2.拥有不低于1万吨码头或铁路专用线（仅限边疆陆运企业）的申请企业提供相关产权证明文件；不拥有码头或铁路专用线（仅限边疆陆运企业）的企业需提供码头或铁路专用线（仅限边疆陆运企业）等的使用权协议一式两份（包含原件一份）；
3.拥有不低于5万立方米成品油储罐或油库的申请企业提供相关产权证明文件；不拥有成品油储罐或油库的企业需提供签订成品油储罐或油库使用权协议一式两份（包含原件一份）；
4.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海关、税务）书面审核或证明材料；
5.生产型外商投资企业无需提供第2-3款申请材料，当年新获外贸经营者备案登记资格的企业和新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无需提供第4款申请材料。
6.申请材料当年有效。
第五条 资质审核程序
新申请企业可根据本公告有关规定，向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商务主管部门（以下称省级商务主管部门）提交2015年燃料油非国营贸易资质申请。
省级商务主管部门于2015年3月31日和2015年9月30日前将初审符合条件的企业名单及有关材料报送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同时抄送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以下简称五矿商会）。中央管理企业直接将申请及有关材料按上述时间报送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并同时抄送五矿商会。五矿商会对申报材料审核后将符合条件的企业名单报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商务部和五矿商会网站将公示经审核符合条件的企业名单，公示期5个工作日。公示期满后，五矿商会将合格企业名单及相关审核意见报送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公示期间，对公示名单有异议的，可向商务部（对外贸易司）提请公示复核。材料不齐全的企业可以继续补充申报材料。商务部审定商会意见并依公示情况公布企业名单，符合燃料油非国营贸易资质条件的企业可按本《公告》规定申领2015年燃料油进口允许量。
符合燃料油非国营贸易资质条件并获得2014年燃料油进口允许量的企业，可继续按本《公告》规定申领2015年燃料油进口允许量。
第六条 进口允许量先来先领
2015年燃料油进口允许量实行“先来先领”的分配方式。符合非国营贸易进口资质条件的企业根据实际进口需求申领燃料油进口允许量，其可申领的起始数量根据2014年燃料油进口允许量完成情况、许可证核销率设定。在起始申领数量内企业可分次申领燃料油自动进口许可证。企业报关进口或将未使用完毕的自动进口许可证退回后，可在不超过起始数量的范围内再次申领自动进口许可证，直至燃料油进口允许量总量申领完毕。
第七条 2015年起始进口允许量
（一）2014年燃料油许可证核销率80%且起始允许量完成率80%以上的企业，2015年起始进口允许量上调8万吨；
（二）2014年燃料油许可证核销率50%-79%且起始允许量完成率50%以上的企业，2015年起始进口允许量上调5万吨；
（三）2014年燃料油许可证核销率25%-49%且起始允许量完成率25%以上的企业，2015年起始进口允许量上调3万吨；
（四）2014年燃料油许可证核销率25%以下的企业，2015年扣减50%的起始进口允许量；
（五）连续两年没有开展业务，没有申领进口许可证的企业，起始进口允许量调降至5万吨；
（六）符合燃料油非国营贸易资质条件的新企业，2015年起始进口允许量为5万吨；
（七）2015年燃料油起始允许量最高不超过30万吨，最低不低于5万吨。
第八条 燃料油自动进口许可证的申领
企业向商务部配额许可证事务局和相关省级发证机构申领燃料油自动进口许可证时须提供以下材料原件或副本及复印件：
（一）《自动进口许可证申请表》；
（二）具有法律效力的进口合同或委托的进口合同；
（三）银行信用证或其他付汇凭证；
（四）提单或其他能证明货物所有权的有效凭证；
（五）相关发证机构要求出具的其他材料。
第九条 燃料油自动进口许可证的受理及发放
商务部配额许可证事务局和各地省级发证机构负责受理企业申领燃料油自动进口许可证，在申请材料齐全后5个工作日内为符合条件的企业签发自动进口许可证，同时留存企业申请材料的复印件。
第十条 燃料油自动进口许可证有效期、更改和遗失
燃料油自动进口许可证自签发之日起3个月内有效，最迟不得超过2015年12月31日。需要延期或者变更的，需重新办理，旧证撤销后换发新证需在备注栏中注明原证号。自动进口许可证遗失，企业应在10个工作日内向原发证机构和原证所列报关口岸办理挂失手续。核实无误后，原发证机构签发新证并在备注栏中注明原证号。
第十一条 已使用燃料油自动进口许可证的核销
企业在报关进口后10个工作日内，凭加盖企业公章的书面核销函到原发证机构预核销已使用自动进口许可证，核销函需列明自动进口许可证证号、报关单号、报关数量、报关日期、报关口岸等。预核销的已使用燃料油进口允许量不计入企业可申领的起始允许量，企业可就预核销数量再次申领自动进口许可证。企业办理全部付汇、清关手续后，需凭加盖海关验讫章的报关单原件到原发证机构正式核销已使用燃料油进口允许量。正式核销手续应在清关后3个月内完成。
对于确需延期付汇的企业，需由企业出函说明情况，并承诺在付汇日后，持银行出具的进口承兑/付汇通知书原件到原发证机构正式核销。
第十二条 未使用燃料油自动进口许可证的退还
企业需将未使用或未使用完毕的燃料油自动进口许可证在有效期满后10个工作日内退还原发证机构。企业退回的未使用允许量归入全国未使用燃料油允许量，供企业先来先领。
第十三条 自动进口许可证核销的监督管理
商务部配额许可证事务局负责全国燃料油自动进口许可证核销工作的监督和管理，并将分季度监测、公布企业自动进口许可证的核销率，即企业已核销数量（含预核销数量）/企业已申领自动进口许可证总量。
商务部配额许可证事务局督促各发证机构提醒一季度末累计核销率低于25%的企业及时交回未使用允许量，对二季度末累计核销率低于25%的企业予以警示和警告，对三季度末累计核销率低于25%的企业，采取扣减50%起始允许量、暂停发放新的自动进口许可证等措施。
企业全年核销率将作为该企业2016年起始进口允许量的设定依据。
第十四条 未使用燃料油进口允许量的公布
未使用燃料油进口允许量不足年度允许量10%时，商务部配额许可证事务局每半个月公布燃料油允许量使用率和剩余数量，方便企业做好进口业务安排。
第十五条 企业的相关责任
企业需对所报送燃料油非国营贸易资质备案和燃料油自动进口许可证的申请材料真实性负责，并出具加盖企业公章的承诺函。企业如有伪造、变造报送和申领材料行为的，将追究其法律责任。
伪造、变造或者买卖自动进口许可证的，将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对有上述违法行为的企业，各级商务主管部门两年内不受理其燃料油进口业务申请。
第十六条 其他
自2014年12月25日起，各发证机构受理燃料油自动进口许可证申请并发放2015年燃料油自动进口许可证。
国营贸易范文第3篇
[关键词]国营贸易企业，农业政策，透明度原则
自从农产品国营贸易制度诞生以来，它一直是各国保护本国市场、维护国内经济稳定及安全的重要手段，也成为一些国家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阻碍国际贸易自由化的工具。我国也在2001年12月10日颁布的《货物进出口管理条例》中专门规定了国营贸易，确定了国家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部分货物的进出口实行国营贸易管理。入世以来，我国农产品进出口规模快速增长，2004年我国农产品出口额居世界第5位，进口额为世界第4位，农产品贸易大国地位凸显。但进入“十五”后期，粮棉油等大宗农产品进口快速增长，我国保持多年的农产品净出口国地位发生逆转，2004年和2005年连续两年出现农产品贸易逆差。因此在错综复杂的国际贸易局势下审视我国农产品国营贸易制度的各项规则，考察该制度与WTO相关规则的协调，并评估其以后的发展趋势，对促进和发展我国的农产品贸易不无裨益。
一、WTO下的农产品国营贸易体制
(一)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国营贸易企业(statetradingenterprisesSTE)
国营贸易制度无论在农产品领域还是在工业品领域都有存在，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有运用，它是农产品贸易的首选政策。在通知给WTO的150多个国营贸易企业中，大约有70%涉及农业或相关贸易。随着成员通知义务的履行，这个数量还会增力口。在农业国营贸易企业中，由于贸易流向不同，可以将之分为出口导向型和进口导向型两种。几乎所有出口导向型STE都是以发达国家为基地，比较著名的有美国农产品信贷公司、加拿大小麦局、新西兰乳制品局、澳大利亚小麦局。在1995年一份世界主要出口国(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向WTO的通报中，当年小麦出口中近60%是由STE经营的。此外，STE还控制了几乎一半的世界大米出口，但最大的大米出口国泰国，并没有通知国营贸易出口。对于乳制品出口，由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波兰和美国向WTO通报的STE控制了世界脱脂奶粉出口的30%到40%，以及25%左右的世界奶酪出口。
在进口方面，1994—1997年间，约有1／3到1／2的世界小麦是通过STE进口的，由于对STE定义也有争议，所以进口STE对国际农产品进口贸易的影响及作用是否有出口STE那么大是有疑问的。现在许多国家如墨西哥、印度尼西亚、韩国及菲律宾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向私营竞争者开放国内市场，进口STE面临相当的改革压力。不过我国的入世对上述情形有所改变，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之一，1996年进口农产品占世界总进口额的10%，，其中包括世界进口总额10%的棉花和16%的植物油。所以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入世后进口方面的STE的作用将得到提高和加强。
值得指出的是，近年来许多国家对国营贸易制度进行改革，除了上述墨西哥、印尼等国已经向私营竞争者开放市场外，日本、土耳其等国也开始将原专属于STE的专营权授予私营企业，南非的改革则更为彻底，它在1997年撤销了11个商业贸易局。甚至连长期采用国营贸易体制的澳大利亚对未来是否继续延续该制度也产生了很大的争议。
至于各国向WTO通知STE存在的理由，则是五花八门，诸如对国内生产者的收入支持，稳定市场的需要，粮食安全的目的，等等。从理论上讲，国营贸易制度对国际贸易的发展是有利有弊的，因此对保留还是废止该制度的争论一直如影相随。在主张国际贸易自由化的学者看来，国营贸易企业通过人为排除潜在竞争者，带来交易活动暗箱操作、缺乏透明度，价格决策又不以商业因素为基础，割裂世界市场和国内市场的联系，扭曲价格信息，因此STE是贸易自由化的绊脚石。另一部分学者则主张保留国营贸易制度，广大发展中国家更是该制度的坚决拥护者，他们认为，国营贸易制度对于防止国际市场盲目竞争、保证国内经济稳，定、维护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及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此外STE也是弱小国家保持和增强国际竞争力与大型跨国公司抗衡的有利手段。目前跨国公司通过控制约75%的国际粮食装运量对粮食贸易产生主导作用，一旦取消STE，最有可能的后果就是跨国公司的迅速介入，如果粮食贸易被具有垄断力量的私营企业控制，后果将不堪设想!
由此看来，无论是理论还是现实都表明STE仍将在相当期间存续，“诸多的STE也许会扭曲国际贸易，但是如果不考虑这些STE存在的理由和运作的环境而试图简单禁止STE，势必会遭致许多WTO成员国的反对。”
(二)GATT／WTO体制中有关STE的规则
在WTO法律文件中，以GATT第17条为核心，对各成员的国营贸易进行了规定，此外，GATTl994第2条第4款、关于第11条、第12条、第13条、第14条及第18条的注释也涉及国营贸易规则。乌拉圭回合达成的《关于解释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17条的谅解》(下称谅解)，对国营贸易下了“工作定义”，并且对通知义务、工作组等程序性问题作了较为全面的规定，各成员方于1998年对货物贸易理事会1960年的“国营贸易问卷”进行了修改，进一步完善了WTO的国营贸易行为规则。概括而言，GATT／WTO的国营贸易规则包括实体法和程序法两个方面，在实体法上要求成员方在数量限制、关税减让、贸易谈判等领域贯彻非歧视原则，在程序法上则主要是有关国营贸易的通知和程序需遵循透明度原则。通过对WTO国营贸易规则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现行规则对STE的定义界定不清楚
早在关贸总协定酝酿之时，STE就与关税、海关手续、数量限制、补贴等一起作为国际贸易规则干预的对象，但是总协定实践达半个世纪之久，对国营贸易企业的界定却始终未能理清一个清晰的头绪。
GATT第17条第1款(a)、总协定附件9对第17条第1款的注释涉及到国营贸易企业概念时，均仅强调该类企业得到了政府的独占或特别的权益，但一直没有下正面的定义。前述《谅解》第1条给国营贸易企业下的工作定义除了继续强调STE得到政府的专营权之外，还进一步提出了非政府企业只要得到授权能够影响进出口贸易也可以是被认为STE。因此，在WTO框架下，国营贸易企业并非专指所有制形式为国家所有，事实上也包括得到“专有权或特权”的私营企业、非政府团体。
但是，政府授予权利的方式多种多样，有用宪法、法律规定的，也有政府在职权范围内给予，对何谓来自政府的专门授权，GATT第17条没有逐条列明。由于缺乏清晰而可供共同接受的定义，各国在使用政策工具及运营方式上有存有巨大差异，因此势必在成员国之间为哪些属于STE而发生争议。
例如，美国通过一系列法案对农业联合体、企业以反垄断法下的例外、豁免。1922年颁布的凯伯一沃尔斯塔德法案就使得美国农户在免受反垄断法约束下能够组成联合体，通过提高价格增加收益。以后美国又相继颁布实施了“合作销售法案”、“农业公平行为法案”和“出口贸易公司法案”等，这些法案不仅使农业联合体继续免受反垄断法约束，还扩大了对他们从事进出口联合经营权的授权范围，在购买商因为农民组成联合体而拒绝采购其产品或采取其他方式予以抵制，农民还可以向美国农业部农产品购买商的不当行为。凯伯一沃尔斯塔德法案等系列法案对美国农业联合体的种种授权是否构成国营贸易企业的“专有权、特殊权利或特权”，这些联合体或企业是否应该受到WTO国营贸易规则约束呢?许多成员认为有必要对之进行鉴定，以确定其是否属于STE，更有学者毫不犹豫地认为美国这些受惠于反垄断法例外的农产品出口企业应被纳入GATT第1了条的“国营贸易企业”的范畴。
由此可见，至少在目前的WTO法律文件中，还缺乏对国营贸易企业的清晰而可供共同接受的定义。
2、对STE透明度要求也不清楚，哪些STE需要通知有疑问
依据透明度要求，各成员国应每3年向货物贸易理事会提交国营贸易问卷所要求的6方面的信息，包括国营贸易所涉特定产品分类清单、确定国营贸易经营方式的理由与目的、对已确定的国营贸易企业产品没有发生进出口行为所作出的解释等等。虽然1998年的问卷调查比1960年版本更加详细，但是总的说来，有关国营贸易企业透明度的规则并不成功。
首先，提交问卷调查、完整履行透明度义务的国家较少。根据Ingco和Ng(1998)的调查，在1980到1994年间，只有45个成员国提交了通知而其中只有3个成员国则完全履行了提交调查报告的义务，1998年新调查问卷出台后，134个WTO成员国中，有76个成员国履行了通知义务，还有58个未履行通知义务。其次即使提交问卷调查，内容也很不完整，没有对STE的详细报告。有些国家存在STE活动也不履行通知义务，例如埃及的物质供应中心局(GASC)，巴基斯坦的粮食农业合作理事会等具有国营贸易性质的STE就没有通知给WTO，埃及的GASC在农产品贸易中一直具有垄断地位，但自从1993年起，埃及政府就允许私营企业从事小麦进口，至1997年GASC占小麦进口量的60%，其余的则为私营企业经营。这样就带来一个问题，尽管GASC在进口中仍占主导地位，但已经不是市场唯一的经营者，此时是否仍可认为其具有“专有权”或“特优权利”呢?对什么需通知给WTO，事实上WTO的规则仍然是不明确的。
3、某些实体规则还缺乏具体适用的标准
GATT第17条要求国营贸易企业在购买或销售时应只以商业考虑为根据，并按照商业上的惯例为其他缔约方的国营企业参与这种购买或销售提供充分的竞争机会。但是该条对于如何认定商业考虑并未给出明确标准，该规则只是个别地指出，“根据商业上的原因，适应出口市场上的供求情况”，在不同市场内以不同价格出售商品的行为符合“商业考虑”；在国际市场采购货物时，可以把某项“附有条件的贷款”作为一种“商业考虑”加以考虑。
显然这些含义晦涩的条款本身就会给人以不确定的感觉，在遇到具体案例时因为解释困难必然会带来适用的困难。2002年11月17日美国诉加拿大谷物贸易政策案中就涉及对“商业考虑”的解释，美国认为加拿大小麦局具有政府授予的垄断权，在购销活动中主要是为了扩大政府收入而不是出于商业考虑。但是WTO专家小组没有支持美国的主张，认为美国缺乏足够证据证实这一点，而且所有销售行为都应认为是一种商业行为，因为税收而不仅仅是利润最大化就是一个商业目标。该案例专家组的解释扩大了“商业考虑”的含义，也使得WTO框架下的国营贸易规则更为宽松。
二、我国农产品国营贸易制度相关问题剖析
在入世之前，我国外贸经营权的授予分外贸流通经营权和生产企业自营进出口权，相应地采用核准制和登记制，因此对外农业贸易几乎完全为国营。入世后我国正式确立了农产品国营贸易制度，2001年国务院颁布了《货物进出口管理条例》，专门规定了国营贸易和指定经营的具体制度，实行国营贸易管理的进出口货物目录由国务院外经贸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经济管理部门制定、调整并公布。此后，新的《货物进口许可证管理办法》、《货物出口许可证管理规定》陆续出台，国营贸易产品的进口配额制度也逐步确立，包括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于2002年1月公布的《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管理暂行规定》及其后的《2003年重要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分配实施细则》。最后2004年4月通过的新外贸法增加了国营贸易的内容，我国农产品国营贸易的法律框架基本建立。
在WTO下，我国农产品国营贸易将面临以下一些问题：
(一)政府主导型STE与农民自发型联合贸易体
前文论及，WTO框架下的国营贸易企业与我们通常所说的“国营企业”或“国有企业”是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概言之，界定国营贸易企业，只有一个标准，即该企业是否被授予特定产品的进出口专营权，不以企业形态为标准，更不以所有制为标准。
依据中国入世议定书附件2A所列，对粮食、棉花、植物油、食糖和烟草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宗商品的进口实行国营贸易经营，企业有中国粮油进出口总公司、华润公司、南光进出口公司，对茶、大米、玉米、大豆、丝、棉花等商品的出口实行国营贸易管理，出口方面的国营贸易企业有吉林粮油集团进出口公司、中国丝绸、纺织品等进出口公司等垄断经营，这些企业都由国家控制所有，是政府主导型STE。
虽然上述产品已经明确规定由国营贸易企业专营，但从国际贸易自由化的趋势看，对国营贸易的约束越来越严格，其范围也将逐步缩小。这已在我国入世承诺中和国内立法中有所体现，即一方面实行国营贸易管理的货物，国家允许非国营贸易企业从事部分数量的进出口，例如我国加入议定书2Al有成品油和原油的非国营贸易允许经营的数量及年增长率的原则性约定；另一方面，我国将视情况调整由国营贸易专营的进出口货物目录和企业名录，甚至会取消个别产品的专营。比如丝及丝织品的出口国营贸易管理和植物油的进口国营贸易管理分别在2005年1月日和2006年1月1日之前取消。这说明，我国由国营贸易专营的农产品也在一定范围内允许非国营贸易企业经营。
那么在我国是否会出现类似美国那样的农业联合团体，由于经营国营贸易专营的农产品，而被其他WTO成员方认为属于STE，应受GATT17条管制?这些农业联合团体与STE之间存在什么联系呢?某些国家的农民联合团体的产生发展和演变有一些经验教训值得我国研究和借鉴。例如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出口销售局就是在战争时期由于单个农民力量薄弱自发组成联合体以避免中介力量的控制，最后要求政府介入使所有农民“强制合作”。但是这种以出口销售局为特征的出口STE往往将狭隘的部门利益置于公共和国家利益之上，总体上被认为是缺乏效率的。
而美国式的农业联合体，仅享有反垄断法的例外，还未完全得到政府的专门经营特许权，在实践上并没有接受GATT第17条管制(尽管有些国家和学者已经提出质疑)，与澳大利亚的出口销售局、我国的中粮(集团)等具有垄断性质的STE有本质的区别。从目前多哈谈判的进展情况来看，美国希冀严格管制具有垄断性质的STE，而对非垄断性的出口贸易企业——农业联合体等却闭口不提，谈判策略不可谓不巧妙。
我国现在也出现了一些有农民自发形成的专业化组织，并为农民提供技术支持或仓储、运输及销售等服务，这种有农民自发形成的经济实体，对我国农业未来发展有深远意义。在WTO关于STE规则更加严格的趋势下，笔者认为对这些农民自发联合体，政府不能武断加以限制和干涉，应该给与其一定生长空间，使其能够配合我国的STE与国外的垄断集团抗衡，从国内发展和保护农民利益的角度出发，也只有农民的专业化和组织化程度提高了，政府才能真正听到农民的呼声，农民的利益才能得到更有效的维护。
(二)农业国营贸易企业的运作方式
1、我国仍应维持一定的国营贸易的垄断权。
我国农业国营贸易企业垄断专营权来自法律法规的直接授权，也要遵守我国入世议定书和加工工作组报告中有关STE的具体承诺。从加入工作组报告内容来看，农业国营贸易企业的垄断权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适时适机给与非国营贸易商以一定的进出口货物权，如前述丝及丝织品的出口国营贸易管理和植物油的进口国营贸易管理分别在2005年1月日和2006年1月1日之前取消。
根据2004年8月多哈工作计划下总理事会的决议及附件A农业方面达成的框架协议，尚未形成有关STE最新的纪律。根据附件1第18段，各成员方同意在各方同意的时间内，最终取消有关出口STE的贸易扭曲作法，包括取消有政府财政和损失担保方式提供给STE的出口补贴，该段还表明对STE使用垄断力量的议题将进一步谈判。附件1的第25段则进一步申明，在发展中国家中，以稳定国内消费者价格及确保粮食安全为目的而享有特殊权利的STE，对维持其垄断地位方面应加以特殊考虑。从多哈回合谈判过程看，各方利益不同，立场相异，STE与其他谈判议题交织，显然现阶段无法对STE的垄断权方面达成更进一步的规则。
我国现有的农业保护水平较低，因此在农产品方面的入世承诺上，相应换取了在国营贸易管理上较为有利的条款。我国国营贸易企业经营的农产品是粮食、棉花、油、茶、原油等涉及国计民生、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物质，对这些物质实行国家垄断经营意义重大，即使对丝、丝织品等取消垄断专营权，对某些物质给与一定范围的开放，但必须确保国家在战略物质上仍具有主导、垄断地位。
2、我国履行透明度义务的问题。
我国对农产品STE经营采取进出口许可证制度和配额制度进行调控管理，就许可证的应用领域而言，几乎涉及所有农产品的进口，其中包括种子的进出口。H.Colby等认为，许可证是中国政府控制粮食和石油政策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进口许可证由外经贸部管理，主要进口粮食和棉麻的中粮公司和中国棉麻进出口公司等国营企业可以自动从外经贸部获得进口许可证，但是对其他大多数从事农产品贸易的企业来讲，办理这一手续面临许多障碍和隐含成本。而据J.Schmidhuber观察，中国政府从1996年4月1日起对小麦、玉米、大米采用关税配额制度，但从没有公布关税配额的管理办法，也没有公布配额数量。谷物的进口配额由国务院决定，然后由中粮公司具体执行。H.Colby等更深入地指出，中国的配额制度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一是中国对进口配额从未公布控制有关贸易的制度、法规和政策，二是无论对国际市场还是对国内的最终用户来说，配额数量的确定和分配办法都不透明。
中国入世工作组报告第208段中承诺保证国营贸易企业自主经营，进口采购作法和程序应完全透明。212段中，中国承诺将每季度公布非国营贸易商提出的进口要求及所发放的许可证，并应请求提供与此类贸易商有关的工作信息。其他入世承诺也规定了我国更为详尽的透明度义务，“中国实际承担了较WTO规则更为具体和详尽的透明度义务，这种加重的负担主要来自于WTO成员对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贸易政策的暗箱操作的担忧”。
国营贸易范文第4篇
一、2012年粮食、棉花进口关税配额量为：小麦963.6万吨，国营贸易比例90％；玉米720万吨，国营贸易比例60％；大米532万吨(其中：长粒米266万吨，中短粒米266万吨)，国营贸易比例50％；棉花89.4万吨，国营贸易比例33％。
二、企业通过一般贸易、加工贸易、易货贸易、边境小额贸易、援助、捐赠等贸易方式进口上述农产品均需申请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并凭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证办理通关手续。由境外进入保税仓库、保税区、出口加工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免予申领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证。
三、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申请者的基本条件为：2011年10月1日前在国家工商管理部门登记注册(需提供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和纳税记录(需提供2010年及2011年有关资料)；2009至2011年在海关、工商、税务、检验检疫方面无违规记录；2010年企业年检合格；没有违反《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管理暂行办法》的行为。
在具备上述条件的前提下，进口关税配额申请者还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一)小麦
1、国营贸易企业；
2、具有国家储备职能的中央企业；
3、2011年有进口实绩的企业；
4、日加工小麦400吨以上的生产企业；
5、2011年无进口实绩，但具有进出口经营权并由所在地外经贸主管部门出具加工贸易生产能力证明、以小麦为原料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
(二)玉米
1、国营贸易企业；
2、具有国家储备职能的中央企业；
3、2011年有进口实绩的企业；
4、以玉米为原料，年需要玉米5万吨以上的配合饲料生产企业；
5、以玉米为原料，年需要玉米10万吨以上的其他生产企业；
6、2011年无进口实绩，但具有进出口经营权并由所在地外经贸主管部门出具加工贸易生产能力证明、以玉米为原料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
(三)稻谷和大米(长粒米和中短粒米需分别申请)
1、国营贸易企业；
2、具有国家储备职能的中央企业；
3、2011年有进口实绩的企业；
4、具有粮食批发零售资格，年销售额1亿元人民币以上的粮食企业；
5、粮食年进出口额2500万美元以上的贸易企业；
6、2011年无进口实绩，但具有进出口经营权并由所在地外经贸主管部门出具加工贸易生产能力证明、以稻谷和大米为原料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
(四)棉花
1、国营贸易企业；
2、2011年有进口实绩的企业；
3、纺纱设备5万锭以上的棉纺企业。
四、上述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将根据申请者的申请数量、历史进口实绩、生产能力和其他相关商业标准进行分配。
(一)如进口关税配额量能够满足符合条件申请者的申请总量，则按申请者申请数量分配关税配额量。
(二)如进口关税配额量不能满足符合条件申请者的申请总量，则有进口实绩的申请者，可优先获得配额；无进口实绩的申请者，将以其加工能力或经营数量等为主要依据，按比例分配进口关税配额量。其中申请数量低于按比例分配数量的，则按申请数量分配。
五、2012年粮食、棉花进口关税配额申请时间为2011年10月15日至30日。申请者可到国家发展改革委授权机构领取，或从国家发展改革委网站(WWW.ndrc.省略)下载《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申请表》(见附件)，并如实填写。
六、国家发展改革委授权机构负责受理属地范围内的企业申请，并于2011年11月30日前将符合公布条件的申请送达国家发展改革委，同时抄报商务部。
国营贸易范文第5篇
中国大宗商品的进口，长期采取国营贸易制度。虽然，近年来非国营贸易配额逐渐增加，但大国企及其联盟对石油、铁矿石等战略物资的进口，仍然牢固保持垄断。
那么，在这泥潭深陷中，国营贸易制度背后的进口限制和权利分配，起了什么样的助推之势呢？
国企垄断进口
在11月26日北京召开的媒体座谈会上，全国工商联石油业商会会长张跃将近日来席卷中国南北的“柴油荒”归咎于垄断体制。他认为，垄断体制导致国内只有少数主要石油公司参与市场，而这些企业对于市场需求预计不足，导致供应跟不上。
根据中国加入WTO的承诺，中国石油进口实行国营贸易管理，同时允许一定数量的非国营贸易。自2001年以后，中国对原油、成品油（燃料油）等产品的进出口权和经营权逐年放开，尤其是2008年对成品油（燃料油）的进口申请程序进行改革以后，非国营企业的审批有了较大程度的放宽。
但是，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中化和珠海振戎这五大石油央企，仍然是原油进口的主力。据国家商务部公告，2010年原油非国营贸易配额总量为2530万吨，预计仅占到当年中国原油进口总量的11-13%。
目前中国仅有22家企业拥有非国营资质。即便如此，以非国营贸易名义进行石油进口贸易的企业，大部分仍然是国有企业，其中不乏中石油、中石化的子公司。据悉，2010年原油非国营贸易配额中的约40%由中石化旗下企业获得。其余获得50万吨以上配额的11家企业有黑龙江联合石化、振华石油、中化石油、中海油总公司、中国工艺（集团）总公司以及中国康力克进出口有限公司、陕西延长集团等，难见民企踪迹。
目前中国进口原油需要中石油、中石化及中海油三大石油公司的“排产”（安排生产）计划，出具“排产”证明，海关才予以放行，铁路部门才安排运输计划。此外，即使拥有非国营贸易配额和国内原油销售权的企业，也不允许向地方炼油企业销售进口石油。
商务部等机构数据显示，中石油、中石化两大巨头更掌握着中国53%原油、成品油的进口权，而其他企业进口原油后须返销给这两大集团，由其统一安排销售。据悉，非国营贸易配额中约80%通过与中石化合作，流入中石化炼油系统，而其余约20%则与中石油合作，流入中石油炼油系统。
自去年力拓“间谍门”案发，中国铁矿石贸易市场的乱象尤为引人注目。虽然铁矿石没有像石油进口那样的配额限制，但是进口铁矿石却需要获得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批准的资质。
目前，中国112家企业有资格进口铁矿石，其中贸易商占到约40家，远远低于国内钢企的数量。而在2005年时，中国拥有铁矿石进口资质的企业多达500余家，其中贸易商占一半以上。也是从这一年开始，中国钢铁协会对铁矿石进口资质进行缩编。
钢铁行业研究专家、中国联合商务网首席分析师马忠普介绍，目前没有哪个民营钢铁企业获得进口资质，但是有民营进口商。对进口商的准入限制仅仅是在供货量上，低于一定量就会被砍掉。他认为，设置进口商的门槛，有利于与海外巨头议价。
根据中国入世议定书附件，粮食、棉花、植物油、食糖和烟草等进口实行国营贸易经营，涉及企业有中国粮食进出口总公司、华润公司、南光进出口公司。然而，根据入世具体承诺，农产品国营贸易将做适当开放，适时适机给非国营贸易商以一定的进出口权限。例如，中国2006年1月取消了植物油的进口国营贸易管理。
对农产品国营贸易经营，中国采取进出口许可证制度和配额制度进行调控管理。农产品进口的所有领域，包括种子的进口都需取得商务部颁发的许可证。据悉，中粮公司和中国棉麻进出口公司等国营企业可以自动从商务部获得进口许可证，而对于其他大多数从事农产品贸易的企业来说，办理这一手续则会面临许多障碍和隐形成本。
更不透明的是，业内人士介绍，中国政府自1996年4月起对小麦、玉米、大米采用关税配额制度，但却从未公布关税配额的管理办法，配额数量的确定和分配办法也不尽透明。而谷物的进口配额由国务院决定，然后由中粮公司具体执行。
垄断利益的受享者
河北省工商联石油业商会会长齐放，勾画了这样一条中石油与中石化运营路线图：垄断盈利――国际油价上涨――垄断利润减少――减少市场供应（油荒）――调高国内油价――垄断盈利。他认为，大国企凭借垄断地位只“盈”不“赔”，将国际油价的负担完全顺延给社会公众以维持其垄断利润。
安邦咨询研究员李浩认为，垄断国企已经变成事实上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利用自己的地位主动谋求超额利润，“很多加油站，尤其是民营加油站抱怨得不到油料供应就是明证。”虽然中国逐年增加非国营贸易进口配额，但在实际运作中，民营油企却难以拿到原油。
在铁矿石进口领域，有一个公开的秘密，那就是，把握进口权的大型钢铁厂几乎家家都在倒卖铁矿石，利润以亿元记。铁矿石进口商手中最值钱的就是进口资质。
据知情人士介绍，仅2008年，就有超过10%的长协矿被拿到市场上倒卖，平均每吨加价在500元以上。该年，南方某大型钢铁企业全年销售长协矿近400万吨，纯利润不少于18亿元，占到其当年总利润的近30%。
虽然，中钢协一直把稳定价格的希望寄托在加强进口垄断上，想让大型国有钢企挑起重任。然而，事实却表明，这些大型国企非但没有取得与国外矿山谈判的胜利，反而在哄抬国内铁矿石的暴涨方面“颇有贡献”。
钾肥进口机制遭到同样的问题。早在2008年全国“两会”上，中国国际肥料工业协会前任主席武四海在《突破钾资源垄断，保护农民利益》发言中指出，中化、中农两大公司对钾肥进口权形成了垄断，同时对国内销售整体也造成垄断，这使得它们能够左右价位，从而获取高额垄断利润。
据报道，近年来，国际钾肥市场供过于求，2006年世界钾肥产量过剩690万吨，2007年过剩660万吨。然而，中国钾肥进口价格却年年攀升，进口垄断机制被认为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
李浩认为，现行的石油、铁矿石、化肥都是标准的进口垄断，少数大国企或企业联盟把持了进口渠道，这势必会导致进口量无法及时跟上国内需求的变化，同时也会形成长期的供应不饱和状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从进口垄断权中获取利益。
如此一来，最大的利益获得者就是上述有进口权的国内大企业；其次是国外供应商，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只需要跟数量较少的中国进口商打交道，降低了谈判成本，同时也易于结成利益同盟。
放开民企？
齐放介绍，2007年全国“两会”期间，河北人大代表团就提出《拓宽原油进口渠道，保障国内石油市场稳定》的建议。对此，国家商务部商务司红头文件给予答复，称“建议中提到的进口原油自主交易流通问题，看似一个贸易问题，实际上涉及中国石油工业管理体制。贸易政策需要配合产业政策，与产业政策相协调”。
《国际石油经济》主编杨朝红认为，中国现有大宗商品进口模式是按照WTO的要求去做的，且是较为符合现行国情的做法。她同时表示，将来随着整体的市场机制、法律框架、储备条件等方面完善之后，发展的大方向是市场化，允许更多符合资质的企业进来。
根据9月17日商务部公告，公布2011年原油非国营贸易申请条件有“注册资本不低于5000万元人民币、银行授信不低于2000万美元的对外贸易经营者；拥有不低于5万吨的原油水运码头（或每年200万吨换装能力的铁路口岸）使用权，以及库容不低于20万立方米原油储罐的使用权”。
杨朝红认为，这些限制条件是合情合理的，安全问题是首要的考虑因素，如果不考虑基础条件，而放开民企，最终民企可能无法承担其中的风险。
对于大宗商品进口应以国企为主统一采购的主张，李浩表示，持这种观点者认为这种类似日本模式的方式能够集聚起足够强大的议价能力。然而，问题在于日本商社模式的统一进口是本着对本国所有企业利益最大化的考虑；而中国目前采取的方式却是进口权掌握在国企手中，很多民企得不到好处，反而要高价从国企手中购买资源，有时候价格甚至比国际定价更高。
近三四年来，每逢铁矿石长期协议价格谈判关键期，中钢协便号召国内所有钢企“团结一致对外”。但令中钢协沮丧的是，多数民企依旧我行我素，八仙过海，找买铁矿石。一位中小型钢企负责人表示，“我和那些掌握谈判权的国有大企业，一不共享利益，二无共同‘敌人’，要我们如何响应钢协号召？”
李浩认为，放开进口权这才是最终的解决办法。因为只有充分的竞争才能获得整体利益最大化，“即使要统一进口话语权，也是在平等的权利下通过自我结盟实现，这能够充分保障各个不同阶层的利益诉求，也会带来整体效率的提高。”
对此，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表示，现行石油、铁矿石和农产品进口模式的形成，原因复杂，非旦夕可变。
梅新育解释，在石油和粮食进口领域中国实施国营贸易安排，这是在目前的国际政治军事格局和资源禀赋下，尽力增强市场地位和谈判能力所做的安排，“如果不这么做，而是完全放开，让很多私营企业无门槛进入，那么我们高度分散的进口企业肯定要被对方的集中的寡头们任意宰割，铁矿石市场就有点这个样子了。”
国营贸易范文第6篇
人们都知道，去年檀香山的亚太峰会上，美国倡议要扩大现有的TPP，它的意图极为明显，要用TPP来抗衡甚或取代以中国为主轴的“东协加一”到“东协加N”的亚太经贸秩序。意思就是说，TPP乃是美国重回亚洲的两个拳头之一，一个当然是军力，美国最近已表示，它部署在太平洋与大西洋的船舰比例将由5比5调整为6比4。TPP这个拳头则是经济力，它要靠着在TPP制定规则，来限制中国国企的成长势头。美国与其他8国在德州达拉斯谈判TPP的详情尚未公布，但它以“企业公平竞争”为理由来限制国企的态度已明。美国的这种态度无以名之，可称为“限制国企的贸易保护主义”。
研究贸易史的都知道，18世纪亚当·斯密以来，都把自由贸易视为一种信念与准则，当时的西方许多工厂已开始机器生产，而非西方停留在手工制造阶段，完全没有竞争力，自由贸易对西方当然绝对有利。自由贸易即等于打开市场，甚至坚船利炮也派上用场。
但今天那种无往而不利的自由贸易时代早已过去。由于现在技术移民快速，后进国已能透过技术移民而加入竞争行列，于是“自由贸易”之说在西方大国就经常处于一种被人指责的状态中。除了1999年有规模盛大的反世贸组织游行示威，美国各种保护主义措施也不断。1980年代日本贸易极盛，汽车、电子业都已严重威胁到美国，当时对日贸易已成了美国最重要的国家安全问题。透过政治施压，日本自动设限，最后以《广场协议》迫使日元大幅升值，终于解决了这个心腹大患，接着又认为《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会使美国就业萎缩，又对“北美自由贸易区”百般拖延刁难；1990年后则认为印度的电子商业服务造成就业机会外流，以及中国制造业威胁太大，贸易保护主义又以中印为主要对象。
美国对中国的保护主义乃是一个很值得专门研究的课题，中国不像日本，很难透过政治施压，迫使人民币大幅升值的方式来解决。因此美国对中国真是用尽了各种心思，人民币价位问题、血汗工厂问题、反倾销问题、人权因素、生态环境因素甚至碳排放，都成了它炒作保护主义的题目。在国际社会上，规则的制定本质上即反映了国际的权力关系。美国即是根据它的利益，企图定义什么是“公开贸易”，来取代“自由贸易”。
一个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提案规范国营企业，认为国营企业不应伤害协定利益，很明显的是它希望透过主宰TPP，要把中国的国营企业活动排除在外。它会怎么做现在犹未可知，根据一般惯例，国营企业的贸易或投资，会被认为不符TPP的条件而加征惩罚性的关税或直接予以禁止。如果美国的企图成功，则中国的国营企业活动空间必将大为紧缩。
近一年多以来，美国已出现一波反国企的风潮，主因乃是新兴开发中国家已出现许多国营企业，这些国企由于资金、技术及人力动员有效，在国际高端商业活动，如企业合并，大型投资与开发上极有竞争力，使美国跨国公司的利益极受影响，于是反国企的言论遂告出现，又以中国的国企为主要目标。新兴国家的国企当然有它的问题，但美国有许多企业名为私有，实质上则是倾国家之力在支持或以国家之力争夺外国定单，国营私营的差别又有何异？因此反国企其实只不过是国际政府间意识形态战争的一环而已。
国营贸易范文第7篇
（一）反向通知的一般涵义
关于反向通知的一般涵义，在美洲自由贸易区合作协议（FreeTradeAreaoftheAmericas，简称FTAA）及WTO相关协议（《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关于解释第17条的谅解》、《农产品协议》、《反补贴协议》、《纺织品与服装协定》）均有所涉及。
在美洲自由贸易区2001年7月3日达成的区域合作协议中有关农产品的协议中对反向通知进行了规定，其规定在很大程度上与WTO协议规定是一致的。
其中第5.1.2条规定：在开始农产品关税减让谈判前，各成员方有权进行反向通知，针对那些会影响已经实施的关税措施以及那些被其他成员方视为是非关税壁垒和那些被认为与非关税壁垒有同等作用的措施，如SPS措施、贸易技术壁垒之类会扭曲或会造成成员之间不公正贸易的措施，如果它们与已建立的多边性规则及义务不一致的话。
成员方有权针对其他成员方所实施的动植物检验检疫措施做出反向通知，后者将在不迟于14天的时间表内回复该反向通知。
该协议还规定了处理反向通知的机制：处理这些措施的方法将在谈判进程中加以明确。一旦FTAA建立，将有一个新型的反向通知机制以及处理程序。
可以看出该协议并未对反向通知进行详细的规定，只从总体上进行了构建，具体的实施细则还要留待成员方在谈判中及以后加以细化。
而在WTO协议中就有相对较细致的规定，但是鉴于WTO协议中没有关于反向通知这一程序方面术语的明确定义，故仍然需要对协议其中的相关条文进行分析。
（二）反向通知在WTO协议中的涵义
在WTO协议中涉及反向通知的条文主要有：在《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关于解释第17条的谅解》、《农产品协议》、《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和《纺织品与服装协定》。
1.《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关于解释第17条的谅解》（TheWTO(TM)UnderstandingonArticleXVⅡ)关于国营贸易：第4条规定反向通知的程序和做法
GATT规则向成员国施加了两项有关国营贸易企业(StateTradingCompany)的义务。首先，该规则要求国营贸易企业应当在商业让与(CommercialConsiderations)基础上从事经营活动；其次，为确保成员国国内国营企业进出口产品的透明度，他们要求各成员国向WTO秘书处通知其经营活动的有关情况。
1994年世界贸易组织法律文本第17条第4段要求所有WTO成员国对其境内的国营贸易企业的法律规定是WTO法律文本中“反向通知”内容的重要体现，其所界定的国营贸易企业为：政府与非政府企业，包括其市场营销部，这一企业因为得到宪法或法规的授权而享有独断或特殊的经营权，并有权行使专有权利在市场上进行购买或销售，从而对其所在国的进出口贸易额及方向产生影响。该法律所规定的成员国对其国营贸易企业的通知义务及“反向通知”的权利的主要内容有：
1)通知义务
A.对通知义务的简介：
首先，无论WTO成员国国内是否有国营贸易企业，其均应由WTO递交一份说明书，履行其通知义务，在成员国国内没有国营企业的情形下，其应向WTO说明这一情况，如果这一企业在规定的通知期间没有从事任何进出动，该成员亦应填具表格，向WTO通报该事实。
其次，这一通知义务不适用于供政府部门直接使用或最终由政府部门消费的进口产品，亦不适用于国营贸易企业自身使用的进口产品，或者进口的目的用于再销售以及用于生产供销售的原材料。
最后，设立通知义务的目的在于提供有关国营贸易企业经营状况以及他们对国际贸易活动所造成的影响的信息。
B.通知的内容：
成员方应向WTO通知的内容包括：
a.对国营贸易公司所经营的产品的描述
b.建立／维持国营贸易公司的原因或目标
c.向国营贸易公司授予独家经营权或许可其特殊经营权的法律基础的概述
d.对国营贸易公司所享有的权利的描述
e.有关进口、出口或国内生产产品的统计数据
C.通知的时间及频率：
成员国每年均应履行一次通知义务，并应在三年一个轮回的基础上履行这一义务。在这三年中的第一年，也就是所谓的“最初和完全”的通知应包括对成员国国内贸易活动的完整的描述。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成员国应向WTO汇报其国内所发生的与先前年度通知内容有所变化的情况。即使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成员国亦应向WTO汇报这一事实。
2)反向通知
A.成员国认为其他成员国所做出的通知不完整或不准确时，有权做出“反向通知”。
B.成员国没有做出反向通知，则其向WTO所递交的书面的实质内容，亦可被视为“反向通知”
C.设立一工作组，代表货物贸易理事会审议通知和反向通知。按照此理，并在不损害第17条第4款(C)项的情况下，货物3贸易理事会可就通知是否适当和是否需要提供进一步信息提出建议。工作组还应按照收到的通知，审议上述国营贸易问卷是否适当及根据第1款作出的国营贸易通知的范围是否适当、它还应制定一份例示清单，表明政府与企业关系的类型，及这些企业从事的可能与第17条的目的有关的活动类型。各方理解，秘书处将向工作组提供一份关于国营贸易企业的经营与国际贸易关系的总体背景文件。工作组的成员资格应向所有表示愿意在其中任职的成员开放。工作组应在《WTO协定》生效之日起1年内召开会议，此后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会议。工作组应每年向货物贸易理事会报告。
2.《农产品协议》(AgreementonAgriculture)
《农产品协议》第一次将农产品置于中心位置，并成功地将世界范围内的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引向正轨，“纠正和防止世界农业市场上的种种限制和扭曲现象”。在《农产品协议》所规定的争端解决条款中提及了反向通知措施的使用。其遵循了与其他WTO协议相一致的规定。然而《农产品协议》本身提供了特定的机制，使各成员方可以表明他们将无追索权(WithoutRecourse)地使用更为正式的争端解决程序的主张。在这一方面农业委员会的审议程序本身提供了一个讨论性的论坛，并且协议自身也允许所有成员方询问包括委员会议程讨论所有议题的规定。同时《农产品协议》还规定了一个反向通知条款。委员会的工作程序亦允许成员方请求主席参与调解可能产生的争端。但是由委员会参与的解决措施将不影响成员方在任何时候寻求正式的争端解决措施。因此，可以看出反向通知是作为WTO协议项下的争端解决方式的程序性规定。
3.《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
反补贴问题与农产品是紧密相连的。在出口竞争方面，要求大力削减“对出口的直接财政援助和各种补贴”。在国内支持方面，要求降低包括价格支持、直接补贴、营销费用优待等，“以减少最大贸易扭曲，增加市场导向性”。《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规定了政府必须做的工作，其中的一般工作之一为：各成员方必须通知WTO所有被保留的补贴，并尽快提供有关补贴形式、补贴率、拟通过补贴实现的政策目标、补贴期限和统计数据等情况，以便其他成员评估补贴对贸易产生的影响。若有关成员方未进行通知，甚至在得到提醒后也不打算通知WTO其补贴情况时，其他成员可对该成员的补贴情况进行反向通知（即举报）。
4.《纺织品与服装协定》
《纺织品与服装协定》规定任何成员均有权就GATT1994的正当理由或就可能未根据本条规定进行通知的任何限制向纺织品监督机构（TextileMonitoringBody，简称TMB）做出反向通知，供其参考。任何成员可根据GATT1994的有关规定或WTO有关机构的程序对此类通知采取行动。各成员应将第1款所指的、对本协定的执行有影响的措施通知TMB。如此类措施已向WTO其他机构做出通知，则提供关于原通知的概要即可满足本款的要求。任何成员均可向TMB做出反向通知。
二、反向通知的目标与必要性
通知与反向通知制度在WTO有关货物贸易的多边协议乃至服务贸易、知识产权协议中，不能构成各成员方基础性、实体性的义务，也不是协议中各国目光的焦点。但在WTO有关协议过去的执行的经验和协议中有关通知或反向通知的规定表明：如果希望WTO有关的重要原则（如非歧视原则、透明度原则）及有关重要制度（贸易评审制度）得到切实的执行，这一程序性规定是必不可少的。
（一）反向通知制度的直接目标
1.相互监督机制
为了实现WTO协议中有关非歧视、透明度等基本的贸易原则。有关协议中规定了成员方的通知与公布其国内相关法规、措施的义务。但是要求各国在各自利益的驱动下，完全自觉、充分地履行此义务是较困难的。为此，WTO协议中规定相应的防范措施与制度。反向通知正是充分利用了各成员国之间相互监督的机制，为弥补通知制度的不足，强化程序性措施。完善通知体系，堵塞程序上的遗漏而产生的。
2.完成WTO有关机构的设立和工作目标
在关于国营贸易企业的有关谅解中规定成立一个对所有成员都开放的工作组，由它来执行评审工作，包括接受通知与反向通知。工作组还应写出一个解析表来说明政府与这类单位之间关系的种类，以及这类单位从事的与第17条有关的活动情况。货物贸易理事会据此工作组的评审，在无损第17条第4款(C)项条件下，得对这些通知与报告是否充分以及是否需要加以补报。WTO秘书处通过工作组，提供一个政府专控产品贸易单位与国际贸易有关的营运情况的总背景报告。而反向通知制度正可以提供上述机构所需的信息，是其重要来源。因此，反向通知制度是此类工作组、委员会及WTO秘书处完成其设立与工作目标的重要凭仗之一。
3.一种非正式解决争端的方式
在《农产品协议》中，协议为各成员方提供了一种不需要诉诸DSB的非正式争端解决方式，这种方式是农业委员会的审议程序主要是通过通知与反向通知为各国的相关争议提供了一个讨论与磋商的场所。此外，农业委员会的工作程序允许成员方要求委员会主席对它们之间的争议进行调解。但这一方式不影响成员方寻求正式的方式争端解决。
（二）反向通知制度的最终目标
1.完善贸易政策评审机制
贸易政策评审机制（TradePolicyReviewSystem，简称TPRS）作为强化多边贸易体制的一个重要因素，其目的在于：审核各成员方贸易政策与实际做法对整个WTO贸易体制的影响并通过透明性有助于改进对WTO规则的遵守。在评审过程中，各成员方政府自己提交报告，同时WTO秘书处也出具一份报告。因此，建立在通知制度上的反向通知所提及的信息及WTO有关机构因采取此措施而获得信息，将成为WTO贸易评审机制的根据之一。所以，通知与反向通知制度为畅通信息渠道，弥补程序上的遗漏，捕捉审查视线的死角提供了有力的工具，其最终目标之一是完善贸易政策评审机制，提高贸易评审的有效性。
2.按非歧视原则经营贸易
非歧视原则的精神表现在各成员方应在无歧视的基础上进行贸易，相互间的贸易关系中不应存在差别待遇。每个成员方都必须平等地对待与其它成员方的贸易，即要求一成员方给予其他成员方以平等待遇。为了使此原则得到落实，仅依靠各成员方对本国的贸易措施与法规自觉的公布或通知是不可能做到的。因此各国在利益的差别与驱使下不能自觉地充分地履行这一义务，实现公平的贸易环境。而WTO有关的职能机构的察觉能力是有限的。所以，依靠其他成员方的敏锐的察觉与监督能力，以弥补WTO有关的职能机构的察觉能力的不足。再由WTO有关机构采取下一步的措施。这是使非歧视原则实现的有效途径之一。
3.落实透明度原则
贸易政策透明度是GATT创立之初就确立的基本原则之一，其含义是成员方正式实施的有关进出口贸易的政策、法规及条例，以及成员方政府或政府机构与另一成员方政府或政府机关签订的影响国际贸易的政策的现行协议都必须公布，都必须使其他成员方与WTO有关机构能够知晓。因此，通知与反向通知制度也是实现透明度原则的有效手段。
4.实现公平贸易原则
国营贸易范文第8篇
第一条为促进公平贸易，按照公开、公正、公平和非歧视的原则管理化肥进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货物进出口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化肥进口关税配额是指在公历年度内，国家确定实行关税配额管理的化肥品种以及年度市场准入数量，在确定数量内的进口适用关税配额内税率，超过该数量的进口适用关税配额外税率。
第三条化肥进口关税配额为全球配额。
第二章化肥关税配额管理机构
第四条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经贸委）负责全国的化肥关税配额管理工作。
第五条实行关税配额管理的化肥品种和年度配额总量由国家经贸委对外公布，并同时公布由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确定的关税配额商品税目及配额内外税率。化肥关税配额税号目录见附件一。
第六条国家经贸委负责化肥进口关税配额的总量管理、发放分配、组织实施和执行协调。
（一）国家经贸委负责在化肥进口关税配额总量内，根据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及资源合理配置的要求，对化肥进口关税配额进行分配。
（二）国家经贸委根据化肥关税配额的年度进口执行情况，对化肥进口关税配额的分配予以及时调整。
（三）国家经贸委负责设立化肥进口关税配额咨询点，提供咨询。
国家经贸委授权的化肥关税配额管理机构（以下简称“授权机构”）负责管辖范围内化肥进口关税配额的发证、统计、咨询和其他授权工作。国家经贸委授权机构见附件二。
第七条海关对化肥进口关税配额商品依法实行监管、征税、稽查和统计，并负责定期公布化肥进口关税配额商品进口情况。
第三章关税配额内进口
第八条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企业（以下简称为“申请单位”），在其经营范围内均可向所在地区的授权机构申请化肥进口关税配额。
第九条国家经贸委将于每年的9月15日至10月14日公布下一年度的关税配额数量。
申请单位应当在每年的10月15日至10月30日向国家经贸委提出化肥关税配额的申请。
申请单位有关关税配额的咨询可向国家经贸委及其授权机构提出，应在10个工作日内答复。
第十条尿素、磷酸二铵、复合肥的进口，依据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原则进行分配。
第十一条国家经贸委分配关税配额时，应当考虑下列因素：
（一）、申请单位以往的进口实绩；
（二）、申请单位的生产能力、经营规模、销售状况；
（三）、以往分配的配额是否得到充分使用；
（四）、新的进口经营者的申请情况；
（五）、申请配额的数量情况；
（六）、其他需要考虑的因素。
第十二条国家经贸委根据各地区生产和市场需求，于每年12月31日前将化肥关税配额分配到进口用户。
国家经贸委应当及时将年度关税配额总量分配方案和关税配额证明实际发放的情况抄送外经贸部。
国家经贸委或者其授权机构依据本办法签发相应的《化肥进口关税配额证明》（式样格式见附件三），并加盖“化肥进口关税配额专用章”（式样格式见附件四）。《化肥进口关税配额证明》需要延期或变更的，一律重新办理，旧证同时撤消。
第十三条进口化肥关税配额产品时，进口单位向海关提供《化肥进口关税配额证明》的，海关按配额内税率征税。进口关税配额内化肥，海关凭《化肥进口关税配额证明》验放，并按照贸易方式分别统计进口。
第十四条《化肥进口关税配额证明》和“化肥进口关税配额专用章”由国家经贸委统一监制。
第四章关税配额有效期及调整
第十五条化肥进口关税配额公历年度内有效，《化肥进口关税配额证明》在公历年度内有效期不超过180天。
化肥关税配额持有者，在配额证明有效期内未完成进口时，可以到原发证机构办理延期手续，最长期限不超过前款规定。
第十六条化肥关税配额持有者，如在当年无法完成进口的，应当在9月15日前将配额证明退还原发证机构。
第十七条国家经贸委每年9月15日至30日受理重新分配关税配额的申请，并于当年10月15日前将退回的关税配额重新进行再分配。
第五章国营贸易和非国营贸易
第十八条国家对化肥进口实行国营贸易管理。国营贸易企业名单由国家经贸委会同外经贸部确定，由外经贸部对外公布。
第十九条国营贸易企业按照公开、公平和公正的原则，根据正常的商业条件从事进口经营，不得以非商业因素选择供应商，不得拒绝其他企业或者组织的委托，也不得歧视非国营贸易企业。
第二十条按照规定的资格和条件，有关企业可以向国家经贸委申请成为非国营贸易企业。由国家经贸委会同外经贸部负责认定，由外经贸部对外公布。
第二十一条国家可以安排一定数量的关税配额，由非国营贸易企业进口经营。其中：
（一）、尿素每年不少于10％的关税配额安排非国营贸易企业进口经营；
（二）、磷酸二铵第一年不少于10％的关税配额安排非国营贸易企业进口经营，以后每年增加5个百分点，最终非国营贸易进口比例达到49％；
（三）、复合肥第一年不少于10％的关税配额安排非国营贸易企业进口经营，以后每年增加5个百分点，最终非国营贸易进口比例达到49％。
第六章罚则
第二十二条进口关税配额仅限于申请单位自用，《化肥进口关税配额证明》不得转让或者倒卖。对违反规定的，国家经贸委负责收回其《化肥进口关税配额证明》；情节严重的，取消其申请进口关税配额资格；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三条配额证明持有者未能在配额证明有效期内完成进口，又未在规定期限内将配额证明退还原发证机构的，国家经贸委将相应扣减其下年度关税配额。
第七章附则
第二十四条凡具有化肥进口经营权的企业均可按关税配额外税率进口化肥，没有数量限制，无须许可，海关凭进口合同按配额外税率征税验放。
第二十五条对原产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订有关税互惠协议的国家或地区的进口关税配额化肥，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税则》规定的配额内税率或者配额外优惠税率征税。
对原产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未订有关税互惠协议的国家或地区的进口关税配额化肥，按配额外普通税率征税；经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特别批准，也可以按配额内税率或者配额外优惠税率征税。
第二十六条化肥关税配额的进口经营、购汇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七条本办法由国家经贸委、海关总署负责解释。
国营贸易范文第9篇
一、对外贸易再上新台阶
2010年黑龙江联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实现进出口总额和进口商品数量“双突破”，进出口总额突破30亿美元，进口商品数量突破600万吨。其中进口原油403.40万吨，进口额21.87亿美元，进口数量位列全国原油进口企业第五，非国营贸易配额企业第一；进口燃料油210.64万吨，进口额9.85亿美元，进口数量位列全国燃料油进口企业第三，国营贸易配额企业第一；进口化肥10.9万吨，进口额3719万美元，进口数量位列全国化肥边贸企业第五；进口煤炭10.6万吨，进口额1134万美元。
在2010年进口商品总量中原油占63%，燃料油占33%，化肥和煤炭占4%。进口石油商品总量超600万吨，总计614.04万吨，石油商品仍占据公司进口商品的核心地位。
二、取得佳绩的原因
1.政策争取工作取得新突破
黑龙江省领导对石油商品进口工作高度重视，始终把扩大省原油进口争取增加非国营贸易原油允许量作为重要的商务工作来抓，省商务厅领导更是不辞辛劳多次赴商务部积极协调。2009年、2010年商务部为黑龙江省追加原油非国营贸易允许量80万吨和100万吨，增长幅度在我国原油非国营贸易允许量分配中没有先例，解除中石化方面的顾虑，使中石化2010年上半年就完成了省全年计划内原油非国营贸易进口允许量的排产，11月底前完成100万吨原油追加允许量的排产，年底前完成中石化追加给黑龙江省的非国营贸易原油76.40万吨。
2.与大型国企合作上升新高度
2010年公司原油进口数量创新高，与中石化深入合作密切相关。为扩大燃料油进口，在面临经营主体众多、市场竞争激烈、利润微薄的形势下，黑龙江联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除自营进口外，利用多年在石油业内积累的人脉，积极开展与山东外贸集团、中国化工集团、中石化、中石油、中国工艺集团等国有石油企业合作，公司“互惠互利、物超所值”的优质服务得到上述企业的充分肯定和赞赏。使燃料油同原油一样，成为公司外贸规模跨越式腾飞的“两翼”。
3.政策支持力度提到新水平
为完成公司全年进出口总额超30亿美元的目标，公司在原油及成品油进口方面不仅得到央企和银行方面的大力支持，同时还得到了商务厅及绥芬河政府有力的政策支持，在操作人民币垮境结算业务和采取“属地申报、口岸验放”通关方式方面，得到了黑龙江省外管局和哈尔滨海关的积极帮助和悉心指导。这些都为完成全年既定目标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三、未来工作目标
2011年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为使未来五年公司外贸规模持续稳定增长，力争实现到“十二五”期末公司进出口总额比“十一五”期末翻一番的目标，必须坚持与大型国企紧密合作策略，对此公司将做好以下工作：
1.进一步提高与大型国企合作重要性的认识
大型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运行的中坚力量，涵盖了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聚了资源优势、政策优势、资金优势、管理优势、人才优势和技术优势。加强和深化黑龙江省企业与大型国有企业的战略合作，有利于黑龙江省更好地聚集整合资源要素，加快提升外贸规模，培育省外贸龙头企业、切实改变黑龙江省外贸企业“小、散、乱”的状况，不断优化外贸企业主体结构，提高外贸综合实力。
2.进一步明确与大型国有企业合作的具体目标
要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原则，全面深化与大型国有企业的战略合作关系。继续加强同中石化的战略合作，这不仅符合公司的现实利益，也符合公司的长远利益。从现实看与中石化合作是增加公司非国营贸易原油进口数量最有效的途径。随着国家石油流通体制改革的深入，原油恢复自营进口只是时间问题，届时公司对俄石油资源的优势只有同中石化这样的石油巨头合作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同时还要以“漠大线”管道原油进口为契机加强同中石油的合作。
3.发挥黑龙江省对俄经贸“桥头堡”和“枢纽站”作用，联合大型国有企业共同参与对俄能源原材料的开发
把握历史机遇，重点加大油气、矿产两大领域的中俄合作。在油气领域，积极推进与俄天然公司及俄石油公司的合作，落实向黑龙江省供应冬季柴油项目，保障地方经济建设。在矿产领域，结合黑龙江省矿产钢铁产业建设，把重心放在铁矿、煤矿的资源开发上，将中俄两国政府签署的煤炭领域合作路线图中的本公司参与项目做实。
4.充分利用五矿商会等组织的纽带桥梁作用，为黑龙江省与大型国有企业合作搭建平台
国营贸易范文第10篇
武器出口由衰转盛 俄罗斯虽是传统军事大国，但1991年苏联解体令其军工体系土崩瓦解，军工体系人才与订单流失严重，军工科研制造能力大为下降。
1999年普京上台后，提出振兴军工业的计划，并建立起一系列新制度框架，将俄军工业集中管理并置于总统垂直控制之下，形成由总统、国防部、联邦军事科技合作委员会、国营武器出口公司、国防工业局一直到最底层的军工企业的“一条鞭”式管理体制。而新框架的重心就是国营武器出口公司，该公司由国营企业俄军备公司和工业出口公司合并而成，宗旨是利用俄联邦与外国开展军事产品贸易，贯彻军事技术合作的国家政策，其章程修订、董事长任免均需总统同意，注册资本为2.5亿卢布。
在该机构的主导下，俄武器出口额自1999年起开始上扬，2010年突破百亿美元大关，2012年出口额达150亿美元，其中俄国营武器出口公司独占129亿。
兼并重组军工体系 2002年，上台不久的普京总统选择昔日克格勃的老战友切梅佐夫领导国防工业公司，即国营武器出口公司前身，筹划军工企业兼并重组与集中管理。切梅佐夫正式成为国营武器出口公司领导人后，开始积极兼并重组国内军工公司，以直升机领域为例，通过旗下的国防工业公司并购喀山、罗斯托夫等直升机制造基地，既重新划分子俄军用直升机工业布局，又解决了资金不足与内部消耗性竞争的问题。
国营武器出口公司是俄唯一的国营武器中介机构，成立之初作为武器装备出口的部级经纪人，帮助军工企业寻找买家，然后由军工企业对外签订合约。另外，该公司还承担有关俄国防部与外国政府在武器及技术方面合作事宜的规范，以前由俄联邦工业贸易部管理，目前由国防部底下的对外军事技术合作委员会负责。
多种策略助推军售 国营武器出口公司还运用各式销售策略，将俄重新推向武器出口大国地位，提高俄制武器的国际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