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个人社会实践总结范文

大一个人社会实践总结范文第1篇

人总是生活在学习之中，而学习又无处不在。只要你留心留意，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将是你的榜样，而每一件物都将是你的老师。其实没有那么多的冲突和对立，也没有那么多正确与错误，有的只是不同的观点，其实都是殊途同归。坡说：“腹有诗书气自华”。如果把这个意思扩大一下，那就是只要你心装能力，那变气度不凡。所以做事不需要太过功利，太过明确目的。其实能力就是在自觉不自觉中慢慢增强的，只要你把握住了手边的东西，就把握住了机会，把握住了自己。

我总是认为思考是重要的，得与失是次要的。古希腊人说：“未经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得到或失去，本身就不是独立的，也没有谁多谁少之分。它们同时存在与每一个选择之中，而又不分大小。思考的目的就在于从每一个得与失中发现事物的内在联系和存在的意义，而不是去怨天尤人。

认识自我是重要的。在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上刻着这样一句话：“认识你自己”。人生就是一个自我实践的过程，而自我实践便是在认识自我。离己最近的是自我，而最远的也是自我。认识自我就是要发现自我、找到自我、理解自我，从而掌控自我。当然人是不可能真正认识自我的，人只可能不断去认识自我。这便如人不是智慧的，人只可以去爱智慧一样。

这个暑期是我人生中的一段时间，而这个暑期的兼职实践也是我人生实践的一部分。在这之中，我所学到的和我所认识到的不只只是这些，还有更多的我说不出或我还没认识到。我想，这就是一个过程，所有的一切相关联着，而又各自成为主体，它们等待着我去发现，我也会一直去寻找。

大学是一个特殊的场所。对于我们大部分大学生来说，大学是我们在求学道路上的最后一站，而社会是我们独立生存的开始之所与最终奋斗之地。所以在大学生活中，我们不仅要钻研书本知识，也得学习融入社会。而兼职则是学习融入社会和探索人生的一个重要途径。

如果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一个人的人生实践就是检验其个人价值的唯一标准;一个人的社会实践就是检验其个人社会价值的唯一标准。这个暑期兼职，对我来说不是我的第一次社会实践了。从大一开始，我就做过很多兼职工作。这包括校内和校外兼职，例如推销员、财务会员、市场调查员、亚欧博览会志愿者、服务员……选择兼职的原因很简单，它能让我丰富我的经历，充实我的生活，增加我的感悟，也能帮家里减轻负担。

这个暑假我做了三个兼职，第一个兼职是作房地产公司的财务会会员。这个说难也不难，就是靠一张嘴，比以前做得稍微难些，这个房子的地理位置优越，价钱自然也相对很高，公司的经理教我们如何找买家，如何与对方交谈……学会了这些就容易找到自己的客户，不需要做别的只要能联系到就给我们算一个，在外面跑，除了太阳一切都很顺畅。从这样一个简单的兼职中，就让我了解到工作的幸苦与乐趣，知道了公司的运营方式。

第二个兼职是在一个家庭似的小作坊里制作面筋，平时我们吃的烤麦肠和面筋的制作过程。每天我们需要7点多起床，先开工，十点多去吃饭，中午午休只有一个小时，之后就一直到12点半，甚至最晚到1点多，整个一天手都是在水里度过。这个活很幸苦，我们跟着老板学发面，和面，切面，卷面，煮面，浸面，称面，打包等等，还有很多杂活，都需要我们自己来干，这些做好要按着订单去送货，算账也是少不了的，让我最难忘的是那一大锅滚烫的开水，老板身上很多被烫伤的的放，毕竟都是高温，夏天很热环境不是很好，干了半个月，看看自己的手实在有些心疼，整个脱了遍皮，还有点烂的症状，这也算是我做兼职最幸苦的了，但收获却是最大的，学会了怎样去经营小生意，体会到做父母的幸苦。

第三个兼职是我参加了志愿者活动，在新疆乌鲁木齐市要举办第二届亚欧博览会，需要大学生做志愿者，我觉得这是个很难得很有纪念意义的活动，于是就报名参加了，很幸运的被选进了。中国—亚欧博览会的举办，将更好地发挥新疆东引西出、向西开放的地缘优势，有利于推动形成我国陆上开放和沿海开放并进的对外开放新格局，有利于加快新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推进和密切同亚欧各国关系，促进本地区和平、繁荣、稳定和共同发展。必将进一步发挥新疆在向西开放过程中的桥头堡和枢纽作用，为新疆乃至全国的向西开放带来新的历史性机遇并展示出巨大空间和美好前景，对拓展中国与中、西、南亚和欧洲各国全方位、多领域的经贸合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因此能了解到更多文化和知识。

另外在家里自己还尝试做了个小生意，卖花生，自己家种了很多吃也吃不完，不如去买呢?和妹妹一起拔花生挖出来带到市场找了个卖菜的阿姨那，阿姨很好给我们腾了个小位置，开始我们的活动，我们配合得很好，我脑子不是很灵光，计算比较慢，就有我妹妹来做，我就负责喊和卖，别人卖8元一斤，我们比他们便宜些，卖7元一斤，呵呵，不一会我们的就卖完了，看着我们自己挣的钱心特别开心，这也是我的一种生活体验。

虽然这次社会实践不是很长，却让我从中领悟了许多东西，这些东西会让我受益终生。工作的时候要专心，全力以赴的完成本分工作。不能太在乎自己付出多少，尽量多做事，做有用的事。自己的努力一定会得到回报的。不管怎样，重要的是工作的成效和业绩，这是领导最关心的。

不管做什么事情，即便是已近小事也要认真仔细。绝不能敷衍了事。所谓细节决定成败。人与人之间治理和体力的差异并不是太大，可是有些人就能成功，一些人总是失败，这些成败往往就取决于细节问题上。

大一个人社会实践总结范文第2篇

[关键词]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职业生涯规划

[DOI]10.13939/ki.zgsc.2015.11.172

1 我国当代大学生就业现状

自我国大学实行扩招政策以来，大学生就业问题就成为了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大学生人数逐年增加，应届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难问题也就越发凸显。

近年来，我国不断发生地震，洪涝，冰雪等自然灾害，很多企业受到影响不得不停产甚至歇业，也因此导致大量失业人员的出现，这一系列情况都深深影响着我国的就业形势。伴随着世界经济的巨大变动，大学生的就业形势也将会持续呈现严峻状态。

2 职业生涯规划的含义

职业生涯，是指一个人一生之中的工作经历。职业生涯规划则是指一个人对其一生中所承担职务的相继历程的预期和计划，这个计划包括一个人的学习与成长目标，及对一项职业和组织的生产性贡献和成就期望。对于大学生来说，职业生涯规划就是在正确客观的审视自己、了解自己之后，依据自己的专业能力以及社会市场大环境的发展趋势，确定自己的方向，择优选择职业目标和路径。

职业规划其实是一个需要长期去培养和教育的过程。许多西方国家，在小学便开设了丰富多样的职业规划教育课程，像职业测试，社会实践等，他们更加重视孩子动手实践能力和适应能力。然而国内的职业规划教育与西方国家相比还是有着明显的差距的，一方面，教育的时间相对较晚，另一方面，一般大学毕业生实践经历也相对较少，很多思想观念也都是仅仅停留在书本上面，真正的要结合实际运用起来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我国大学生普遍是在完成了大学的学业之后才开始着手考虑职业，工作方面的问题。因此，当应届大学生离开学校这个

“温室”迈向社会工作时很容易走一些弯路，尤其是大批求职者展开激烈竞争时，一旦目标不明确，不小心就会随波逐流。其实也有很多的同学从刚入学开时就有感受到未来将要面对就业形式的严峻，但是真正能够从大一就开始为自己进行职业规划的人却少之又少。很大一部分学生不能正确，客观的认知自己，所以更无法明确自己今后的奋斗方向以及奋斗途径，思想一度停留在毕业后才思考就业的误区中。

从大学入学开始，做好职业生涯规划显得尤为重要，它十分有利于大学生正确的认知自己，了解社会，然后结合自身与社会现状确立人生的方向，并努力为之奋斗。通过学校对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引导，可以让大学生重新全面地认识自己，了解到自身的优势和不足，及时反思改正，不断地去完善自己，找准方向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1]。

3 大学生职业规划的重要性

想要在职场竞争中获得成功，前期的职业规划必不可少。大学生职业规划必须遵守科学性和合理性的原则。通过合理的自我定位，选择自己喜欢的行业，明确自己适合发展的方向，之后确定自己奋斗的目标，才能一步步向自己的理想靠近。其中，短期目标通常是经过不断地学习，体现在自身能力和修养的提升;长期目标则是一段在职业规划的顶峰[2～3]。

3.1 自身分析

职业规划的首要因素就是充分的了解自己。通过全面、深入地对自身优劣势的分析，正视个人的缺点，才能进而明确“我适合从事什么行业”这一问题。

大学中所学的专业也许不见得会在未来的工作中起到多大的作用，但是仍需努力地去学好它，毕竟大学中所学习的专业是对未来职业规划起很大程度的导向性。个人社会实践活动也是大学生在学校期间十分宝贵的经历，知识只是存在于书本中，而经历则让死的知识活了起来，每一次经历都是人生中十分宝贵的财富。它们也会对职业的规划和定位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3.2 社会分析

社会总在不断地前进和发展，大学生应该学会充分把握社会前进的趋向。此时就需要及时掌握社会动态，做好对于社会大环境的分析。例如：当前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的变革;自身学习专业对口职能部门需求形势等。通过对社会的进一步分析，可以帮助大学生紧紧把握社会需求动向，让自己紧跟时代步伐。

3.3 明确方向，规划未来

职业的选择与规划直接影响着个人发展的未来。明确的职业规划也是个人理想的 一种具体表现形式。对于个人职业的规划来说，必须遵守以下几个事项：依据自己所长，选定自己所爱，顺应社会发展。我们生活在一个节奏日益加快的社会环境中，因此在职业的选择与社会相适应的同时，也要不断修订自己的职业规划细节，紧跟时代步伐。

4 加强高校对大学生职业规划教育的建设

4.1 树立科学的职业规划教育理念

我们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都受到社会的影响，职业的规划也和社会的不断变化息息相关。高校首先要深刻地认识大学生职业规划对学生的重要性，在日常教学生活中培养学生各方面的能力，注重开发每一位学生的潜在能力，立足“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这一宗旨，促进学校和学生的可持续发展。其次，高校所属的就业指导中心也要加强宣传力度，让学生能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自己的未来职业规划中来。

4.2 构建系统的大学生职业规划教育体系

高校内部可以自行组织学校各级领导、学校就业指导中心、职业规划方面有经验的工作者、导师、辅导员等共同相互配合，适时地为广大学子提供最新的就业指导和职业规划相关方面的引导和咨询，并在工作结束后开展研讨会，为下一次工作的更好开展总结经验教训。学校有必要将就业咨询和指导贯穿于整个大学教育过程中：帮助大一的学生了解当今社会市场的局势;引导大二学生充分客观的了解自己，发现自己的喜好;带领大三学生学习一些企业文化，并提供实习机会;指导大四学生整理个人简历，提供合适的就业信息。

4.3 加强职业指导教师队伍建设

对大学生开展职业规划，其落脚点在于教师。高校需要建设更加专业的职业指导教师团队，首先在选拔环节就要严格把关，应该在职业规划方面有一定的实践经验，并紧密关注社会动态。接着，在团队的培养建设过程中，也要加强各方面的培训与管理，提高所有相关教师的综合素质，把握全面发展的思想核心。通过教师的言传身教，让学生在提高自身就业素养的同时，更明确个人的职业规划方向。

目前，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情况是全社会都十分关注的问题，也是关系到社会能否继续和谐发展的重要因素。高校大学生职业规划的教育不容小觑，只有密切关注社会经济、文化、生产各方面的动态，做好前瞻性工作，然后根据形势的不断变化针对不同的学生制定相应的就业指导和职业生涯规划，才能真正将大学生就业工作落到实处，为大学生提供良好的就业指导以及职业规划平台。

参考文献：

[1]王伟利.就业指导现状分析和对策研究[J].社会纵横，2007（11）.

[2]李强.构建大学生全程就业指导体系的思考[J].医学教育探索，2007（11）.

大一个人社会实践总结范文第3篇

目标设置理论（Goal Setting Theory）是由美国管理学兼心理学教授洛克（E.A.Locke）于1968年提出的一种工作动机理论。洛克等人认为，与绩效相联系的工作行为的最直接条件是职工的绩效目标，因此他强调制定职工在将来某时间内要完成的任务，即设置目标的重要性。明确的目标对人们日常行为具有动力性的引导作用。引导大学新生合理树立明确目标、积极规划和设计未来的能力对大学生的发展尤为重要。从大学生自身发展来看，他们正处于适应成人社会的准备阶段，实施大学生目标教育理念，使大学生有明确的发展目标并根据目标制定切实可行的计划能够促进大学生的心理社会适应和自我价值的实现，既是大学生自我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发展的要求。

目标教育的定义

目标教育的字面意义包含两个方面，教育的使命是引导确立目标。人的成长既是一个自然成长的过程，又是一个社会的教育引导过程。目标的确立不是一个自然的成长过程，而是需要社会的教育与引导。目标的确立与教育有着直接的联系，教育有许多使命，但最重要的是引导人们确立自己的奋斗目标。从社会发展的维度，如果个体能够确立合适的目标并为之奋斗，那就是最大的成功。因而，可以说教育的首要使命就是目标教育。目标的实现过程需要教育。一个人自身仅凭个人力量难以实现自己的既定目标。个人目标的实现是家庭环境、学校环境、社会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作用直接影响个人目标的实现。通过实施内容全面、方法专业、手段多样、师资良好的学校教育，充分发挥家庭教育潜移默化的作用，汲取社会教育中的积极因素，实现个人目标，获得人生价值。

目标教育实际上体现了四个层面的内涵，目标制定时期的教育；目标实现过程中的教育；目标调整过程中的教育；目标的完成情况。所谓目标教育，教育者要根据受教育者的个性特征，帮助其树立不同阶段的目标，指导并监督受教育者执行目标，并对目标实现情况及时做出评价，不仅要让受教育者时时体会实现目标的成就感，还要及时对目标实现不理想者提出意见和建议，引导其调整目标，或改变实现目标的途径，最终达到目标的实现。

高职学生目标教育状况特点

为了更好地了解大学生对于目标教育的认识，分析目标教育的现状、有效地提升目标教育的水平，笔者设计了一系列问卷，于2013年6月份对我院应用工程系学生的目标状况进行了调查。调查显示，有75%的学生表示对大学生活有初步的规划，但不详尽，且仅仅只有23%的学生有明确的实现计划。高职学生目标状况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

目标方向较为不确定，目标体系较为不完善。首先，对自己的未来抱有较为积极的期望，但目标不明确。大一新生初进大学，因为没有了中小学时的升学压力，暂时表现出学习目标不明确，学习主动性降低的现象。高职学生在进入大学初期，大都会因为未进入本科院校而存在一定的失落心理，且一部分学生经过调剂就读于所在学院，对所学专业非常陌生，对其就业前景抱有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导致其缺乏学习积极性，内心迷茫、无所适从。其次，目标的方向较为多变。当今社会是个信息爆炸的社会，各种思想充斥着大学校园，学生在接受信息之后难以取舍，无法确立明确的目标，或是在有了新的经历之后，有了新的想法，产生了新的目标，还有一些同学同时设立多个目标，认为多目标会积累下多种前途资本，学而不精，难以致用，最终可能导致一事无成。再次，目标体系从横向、纵向上都不完善。横向上，大学生给自己定位的目标，普遍重个人目标，轻社会目标；重智力目标，轻道德目标；重职业目标，轻事业目标。纵向上，虽能为自己立下内容全面的目标，但是目标层次不完整，少中间层次、过度层次的目标，目标没有构成层级阶梯，加大了目标实现的难度。

缺乏独立实现全部目标的能力。调查显示，高职学生当中，只有少数有着明确发展目标的学生认为自己大学期间制定的目标能够基本实现，大部分学生则认为仅凭自身力量，基本不能甚至完全不能实现大学期间的个人发展目标。目标的制定和执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它需要良好的计划性和适当的动态性，涉及到多种因素、多个方面、多个层次，仅仅凭借学生个人的努力的确难以实现具体的目标。对于刚入学的大一新生来讲，他们的心理智力等各方面的发展还不完全成熟，都处于一个全新的起步阶段，这就需要学校，家庭，以及社会三股力量联合起来共同引导帮助他们成长。所以，必须充分利用外部各种条件、资源以及途径，指导他们整合出一个适合其自身发展的全面的计划。

不能及时总结目标，调整目标。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对目标必须不断地进行修正、调整，大部分学生刚刚跨入大学校门时，对于大学生活可能存在很大的新鲜感，特别是面对这种相对独立的学习方式和生活方式，制定的个人目标会在一定程度上会偏高，通过自己一段时间的学习生活实践与体验，部分同学可能会发现自己当初制定的个人目标与实际执行之间存在矛盾，比如难以适应大学独立自主的学习方式，出现人际关系障碍等等，部分同学可能会因此逐渐丧失斗志，慢慢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再加上大学生对自我的认识不够完善，对自我的评价不够客观，慢慢地就放弃了对目标的总结和调整，最终导致有始无终，碌碌无为。而有的同学在入校一段时间之后，通过与周围优秀同学的对比，发现了自己与优秀同学的差距，而这些差距恰恰是由于当初制定规划不合理导致的，这个时期如果不能及时归纳、总结并调整目标，可能会导致差距进一步拉大，最终只能望其项背，丧失信心。

基于团队导师制的目标教育的提出

团队合作学习的理论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广泛应用于美国、英国等国家的教育教学过程中，团队合作学习的核心理念是互动和合作，实践表明，团队合作学习是一种经过实践检验的有效的学习形式，它有利于减轻学生的学习压力，提高学生的参与度，使小组内的每一位成员都可以获得提高。

导师制是对学生培养与管理的一种重要形式，也是教师指导学生的一种有效方式，其目的是为了加强对学生的学习指导和思想指导。导师们不仅在自己的领域内取得了不少卓越的成就，并且拥有巨大的资源，既有学术方面的资源，又有社会方面的资源，因此，他们能大大提高学生对专业的自信心。到了现代导师与团队结合形成的新的培养模式，传统导师制演化为基于团队的新型导师制，称为团队导师制。

目前，目标教育的研究和实践尚处于初级阶段，笔者查阅了相关文献之后，在问卷调查，学生访谈的基础上，针对高职学生特点，将团队合作学习的理念贯穿于目标教育的整过程，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基于团队导师制的目标教育方案。

基于团队导师制的目标教育模式，是融团队管理理念、现代教育和学习理论于实践中，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综合价值目标、学业目标、能力目标、生活目标教育为目的，依据目标方向一致原则，组建学生学习团队，制定团队学习计划，在教师整体指导以及个别指导的基础上，让学生以团队组织形式开展自主学习、自主探讨、自我评价，通过相互沟通和相互协作，完成预设目标，实现自我价值。

基于团队导师制的目标教育的方案

目标制定时期的教育。目标摸底：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对学生现有的学习心态，学风状况进行摸底，分析学生现状，充分了解学生的实际状况与内在需求；目标拟定：指导学生根据所学专业、自身情况以及发展需求，拟定个人目标，将目标进行阶段性细化，设立短期目标和长远目标；目标护航：成立学习小组，6到8人为一组，小组内部成员由班级内部同学自由组合构成，小组内成员具有相近的整体目标，根据拟定目标的特点，配备具有这一方面专长的导师。在导师的指引下，通过合作学习，互帮互助，获得自身的提高。

目标实现过程中的教育。建立导师与学生联系和沟通的有效渠道，安排相对固定的导师接待日和地点。导师与学生之间采取“一对一”、“面对面”等多种指导方法，每半个月至少一次面对面的团体辅导，做到方案要细致，要管用，交流有主题，有实效。

引导学生实现价值目标：关心学生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引导学生实现学业目标：帮助学生熟悉本专业和相邻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通过课堂学习、课程实践、毕业设计等环节，认真学好专业课，努力掌握专业知识和技能，督促学生加强职业技能训练，鼓励学生参加并通过相应职业资格考试，带领学生积极参加各类学科竞赛，帮助学生进一步了解所学专业的发展趋势与前景，提高学习自信心和积极性，树立牢固的专业意识；引导学生实现能力目标：带领学生参加暑期社会实践、社会服务等，让大学生走出校园、开拓视野，更好地与社会沟通，正确地认识自我、评价自我，培养社会实践能力，从而为更好地投入社会作好充分的准备；引导学生实现生活目标：关心并了解学生的学习、生活情况和心理状况，鼓励学生积极参加课外文体活动，不断提高身体素质、人文素养和竞技水平，加强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增强学生心理健康水平。

大一个人社会实践总结范文第4篇

关键词：大学生；自我管理；解决途径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38-0014-02

在高等教育的发展下，在校大学生数量越来越多，各个高校开始逐步推行学分制度，早在20世纪初，叶圣陶先生就曾提出“教是为了不教”的理论，揭示了教育的真谛――自我教育与自我管理。因此，只有激发广大学生的自我管理意识，不断提高学生的自我管理水平，才是高校培养自我管理能力强、适应社会需要的大学生的有效途径。如何实现大学生的“自我教育”与“自我管理”成为了各个高校探讨的重点课题。

一、当前大学生自我管理能力的现状

1.自我认识能力不足。自我认识是指作为主体的大学生对自己的言行举止及特点的感知和了解，即主体充分了解自己的性格特征、心理状况、学习生活现状，寻找自身优势，发现自身劣势，从而在以后的工作生活中扬长避短。一个人只有客观、全面、正确地了解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才能正确地评价自己、约束自己和激励自己，才能正确地对自己进行评价和定位，从而合理地进行自我管理。然而，有相当一部分的大学生对于自我的认识是存在问题的。

2.学习、生活目标不明确。目标在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它能引导、激励、调控、制约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很多大学生认为自己考上大学就已经完成了任务，以后就不用努力学习了，不知道将来的目标是什么，也不知道上大学是为了什么，只是在大学里随波逐流，老师让学什么就学什么；不会为学习制定计划，就算有目标，也是把学习目标定位在掌握专业知识、考试不挂科或者期末考试考个好成绩上，只有在考试来临或者需要考证的前期，才会强迫自己去安排自己的生活。

3.缺乏自我管理意识。由于当代大学生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从小到大都受到百般呵护，父母凡事都包办、替代。小到生活细节，大到读书。很多父母为了孩子放弃工作，专门陪读。不少新生刚入学的时候，家长在宿舍里忙东忙西打扫卫生，而学生在边上袖手旁观。诸如此类，致使学生自我管理的意识和能力退化。上了大学后，在学习上和生活上又过分依赖老师，他们已经习惯由别人帮助处理问题，并且心安理得地接受老师和家长的安排，完全没有了自我管理的意识。

4.缺乏自控能力。当代大学生自尊心强，希望追求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他们渴望独立，但又缺乏自控能力，在学习上，逃课、迟到和早退现象频频发生，上课时不能集中精力学习，总是不由自主地的玩手机“开小差”；在生活上，上大学后，自己有了一定的经济支配权，时常没有节制地花费，铺张浪费，缺乏正确、理性的消费观。在与大学生的访谈中发现，尽管有人对自己是有目标的，也对自己进行了计划，但一旦到了要实施计划的时候就不断地推迟，总想着明天再做，时间一长，就没有什么目标，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了。自控能力的缺乏导致各种目标都流于形式。

二、大学生自我管理能力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的原因分析

1.学校方面过于注重科学文化知识的教育、技能型的教育和实用型职业的教育，忽略了学生自我管理能力的培养。从小学到大学，科学文化知识的教育永远都是排在第一位的，对学生自我管理能力的培养却是很忽视的。甚至，学校只注重学生考试成绩的高低，忽视了对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的培养，更没有为学生提供自我管理方面的锻炼和教育。尤其是进入大学后，课程任务相对减轻，上课时间明显减少，同学们拥有了大量的自由支配的时间，许多人感觉到突然没有了压力，也没有人对自己进行约束，生活和学习的安排，全部要靠自己，顿时感觉无所适从，没有了目标。

2.家庭是一个人社会化过程的首要群体，对孩子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很多家长只是单一性地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和名次，事事为子女代劳，使他们缺乏自我管理的机会。溺爱子女的父母容易使孩子从小就形成对父母的依赖，进入大学离开父母后，遇到失败或挫折时就会认为自己很没用，怎么努力都不行，时间一长就产生了习得性无助感，只想一切都顺其自然，也就不愿意刻意地去管理自己。另外，严格控制子女的父母容易使孩子从小就形成对父母的顺从，子女的学习和生活计划，都是家长为学生安排的，子女的一切事情，家长都要干预和控制。孩子进入大学之后，仍然一味地顺从父母的安排和计划，不会为自己设定什么下一步的目标。

3.除了学校和家庭对于学生的教育的原因之外，社会因素也是不能忽略的。我国现在正处在社会的快速转型时期，涌现出各种文化。不同文化之间相互碰撞冲突使得整个社会的价值、规范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价值标准多元化的环境使得大学生的思想混乱，在价值选择上无所适从、迷失方向。不少大学生就很难依据自己的认识的经验去准确地选择和认同某一社会价值观念系统，从而深深陷入无以参照、无以复归的尴尬境地。比如媒体道德舆论导向不明确，在大学生没能形成正确的道德观之前，媒体会潜移默化地使学生受影响；社会舆论导向以名、利、权、财等作为衡量一个人的价值标准，歪曲了正确的人生价值观。

三、提高大学生自我管理的途径和对策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学校因素、家庭因素和社会因素都影响着大学生的自我管理，因此提高大学生自我管理的措施应该从学校、家庭、社会三方共同采取干预措施。

1.更新和完善高校学生自主管理教育和引导体系。大学是大学生学习知识、提升素质、完善自身的地方，学校自我管理教育体系的发展状况将会对大学生自我管理意识和能力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高校要合理地引导学生加强自我管理，促使在校生的自我管理能力一步步发展和提高。

具体来说，高校可以通过班主任的管理、任课老师的教学过程中以及学生管理中的引导等途径帮助学生客观地认知自己。另外，认知自我的方式可以通过自己的行为推断自我、通过与社会的要求推断自我、通过与他人的比较来推断自我。其次，在大一年级学生开展的学业生涯规划大赛就是一种很好的自我规划的方式，高校要求学生规划学业生涯，通过辅导员、班主任、团委干部等指导学生获得和增强自我规划的能力。只有科学合理地规划自我才能使得自己抓住目标而不迷失方向。再次，高校可以通过目标管理法来引导学生自我控制，把学生个人人生目标、学校的培养目标、家庭的期望目标和社会的要求目标结合起来，实施帮助、指导、引领、提醒、教会、监督等措施，以充分调动大学生自我管理的主观能动性。最后，高校可以鼓励学生广泛参加各种形式校园社团活动，自己管理社团组织，自己组织活动。大学生可以在活动前进行自我分析、目标设定与活动设计；在活动中进行自我组织、过程调整与效果操控；在活动后进行自我评估、活动总结与反思总结等，使自我管理能力得到提升。

2.更新个体家庭的教育观念。调查显示文化程度高的父母的子女的自我管理能力较强。因此，父母应该与时俱进，不断学习，更新教育观念，科学教育子女增强自我管理。首先家庭要为子女创造民主参与的家庭氛围。民主的家庭氛围，使得子女平等地对待家庭事务，有利于锻炼其自我管理。其次，父母在工作、家庭、社会生活中有计划有目标地做事，教会子女自立、自理、自主做事，用自己的一言一行为子女树立榜样，培养和锻炼子女自我管理。身教重于言教，父母的言行举止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子女的行为方式。因此，父母自己要学会自我管理，才能影响到子女的自我管理。

3.鼓励大学生在社会实践中增强自我管理能力。在大学课堂上获得的知识是间接的，学得再好，也只是对知识的一种初步的掌握、认识和理解。只有回到社会现实中进行检验，才能够真正地拥有它。因此需要社会要提供尽可能多的实践场所，让大学生参与其中，通过社会实践了解社会，尤其知道用人单位的需求有利于大学生明确自己的目标，更有针对性地指导自己的学习和生活。社会实践活动能够促进学生将专业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紧密联系起来，对专业领域知识了解得更系统，提高自己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创新能力。

4.大学生要有意识地提升自我管理的意识和技能。大学生进校之时就要培养和强化自己已经是大学生这种角色意识，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依赖家长和老师。大学生还应该注重利用多种途径来增加自己自我管理的知识和技能，既可以阅读相关书籍，也可以通过和自我管理水平高的学长、老师或相关专家的交流来学习自我管理的经验，还可以通过选修相关的课程来学习自我管理理念和方法。另外，大学生首先要学会制定目标，并且在自我目标的实现过程中，需要对自我目标付诸实际，要不断地坚持努力，适时地进行自我调整，同时要学会排除周围环境的干扰因素，做到自我控制与约束，即使是需要娱乐，也要适度，合理有效地利用时间。

总之，提升大学生自我管理能力需要家庭、学校、大学生自己及社会方方面面的协同努力，通过学校层面、家庭层面、社会层面和大学生个体层面的多种举措来提升高校大学生自我管理，为社会获得全面发展的人才，也为祖国实现人力资源强国梦奠定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黎鸿雁，邵彩玲，安涛.大学生自我管理能力培养研究[J].河北农业大学学报：农林教育版，2008，10（1）：85-87.

[2]陈小军.大学生自我管理的意义和途径浅析[J].镇江高专学报，2010，（1）：68-71.

[3]胡煜.实现大学生自我管理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J].石油教育，2010，（5）：48-50.

[4]段继红.浅谈当今大学生教育现状及应对办法[J].科教导刊，2012（9）：73-74.

[5]张琴.大学生自我管理研究述评[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3，479：114-116.

大一个人社会实践总结范文第5篇

关键词：新课标；学因生；差生；公平；爱心；沟通；交流

1　学困生的含义

学习困难生(以下称学困生)指的是智力属于正常范围，但在学习上有困难，难以达到《新课标》所规定的基本要求，与实际教学要求有一定差距的学生。

2　为学困生解“困”的意义

英国心理学家帕西·布克说过：“衡量你是否成功的真正尺度是看你把多少数目的学生从困境中解救出来。”如何认识学困生。怎样转化学困生不仅是学科教学的问题，更是关注很大一个群体的学生的终身发展的问题。所以，作为一名英语教师，要善于替学困生“把脉”，找出“病因”。“对症下药”，让学困生“药到病轻”，直至“药到病除”。这些学困生其实都不差，他们在智力水平、反应力、动作的协调性以及心理素质等方面，往往比有些优等生还要好。但是由于学校、家庭和社会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学生在生活能力、学习能力或为人处世能力等方面与认知较早的学生存在某些差距，这些差距影响了他们潜能的开发，而且常常被家长和老师扣上“差生”的帽子。“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任何一个人都会有缺点。差生的这个定义宛如一盆冰水，浇灭了多少期望上进的孩子心中燃起的火焰。心灰意冷的学生们自然会贪玩、厌学、早恋或者沉迷于网吧会让学生的成绩一落千丈，一落千丈的成绩更会让周围的老师和同学对他们嗤之以鼻，形成恶性循环。如果这部分学生得不到正确的疏导，不能掌握一定的技能，那么不仅将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还会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3　如何为学困生解“困”

作为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师，我们怎能用责骂、体罚、向家长告状等不高明的手段给他们的心灵蒙上一层阴影?只要我们自己“放下屠刀”——排斥歧视，那我们就可以“立地成佛”。陶行知先生认为，教育是创造的事业，“先生创造学生，学生创造老师，学生先生合作而创造出值得彼此崇拜的活人。倘若创造出丑恶的活人，不但是所塑之像失败，亦是合作塑像者之失败。”对学困生的引导正是靼造出让我们崇拜的活人的事业。如果在我们教授某个学生之前他已是优等生，那么塑造之功不在我们，这样的优等生事实上与我们教师的成长无关，我们省了事，其实是省去了一个进入自我成长的渠道。倘若学生被我们当作差生而扫地出门，或用简单粗暴的方式对待，那么我们除了得到“丑恶的塑像”，还得到了一个失败的自我。我们教师首先要把学生当人看。人不可能完美，不完美就要求发展，不完美才有可塑性。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改变这种不完美。假如全校都是优等生，这些完美的学生要做的第一件事恐怕就是将喋喋不休的老师赶回家去。教师做学困生的转化工作也如同医生诊病一样，医生只有在治疗疑难杂症中才能提高医疗水平，教师只有在教育差生中才能提高自己的工作水平。

新课标下，教师应该公平地对待每一个学生，不论成绩如何。我们都不能用冷漠、歧视的眼光看待他们，要善于观察，善于发现，总结学生的优点，激励学生重新找回自己的价值，看到自身的希望，形成自觉主动的上进需求和求知欲望，促进学生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内在发展与提高。事实证明，在校的“优生”在社会实践中不一定工作就很出色，而有一些在校时所谓的“差生”，走人社会却有了突出的贡献。这是因为我们缺少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缺少关注，我们不曾激起他们对学习的兴趣，缺少方法。没有发现他们的长处和闪光点。学生之间确实存在着差异，但每个学生都有成功的可能。哈佛大学教育教授霍华德·加德纳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每一个孩子都是一个潜在的天才一只是经常表现为不同的方式。所以我们应该关注他们、了解他们，挖掘其“闪光点”，充分地给予肯定，给予信心和勇气。师生之间尽可能多的沟通、交流，以平等的心态看待每一个学生。

人们常把老师比作母亲，那么我们就要像母亲一样去爱学生。用爱心去唤醒学生的心，正确对待学生的成功与失败，以诚相待，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做学生的知心朋友。陶行知认为：要把我们摆在学生之中，成为学生当中的一员，“以赤子之心”去了解他们，认识和发现他们的闪光点，相信他们，教师要“自化”，然后才能“化人”。教师对学生亲和，学生对教师、对周围事物，包括对学习、对行为规范，就会产生亲和感。师生隋感和谐了，相互间的心理行为就会配合默契，教育目标达成率高。这就是亲和教育的力量。反之，如果教师把学生高压怕了，学生对教师、对学习就会产生恐惧、敌对、逆反、厌烦等不良心理。教师高压的“良苦用心”也就因此适得其反，付诸东流。我们学会倾听，就能够深入了解学生的内心世界。学生们就感受到老师对他们的尊重和关怀。他们就愿意把自己的想法、愿望、要求、困惑告诉你，求得老师的关怀和尊重，求得老师的宽容和理解，求得老师的帮助和解释。魏书生说过：“师生的心与心之间的响应就像人们在群山之中得到回声一样，教师对着学生心灵的高山呼唤：‘我热爱你，我尊重你。我理解你，我关怀你……’学生便在心灵的深处回应：‘我热爱你，我尊重你，我理解你，我关怀你……’年复一年，教师就像从一条河的岸边接一届届新生上船，用满腔热情和真挚的爱，把他们送到理想的彼岸，让他们奔向远大的前程。”善意的理解、高兴地接受，得到的是许多学生的进步与发展。

4　结束语

大一个人社会实践总结范文第6篇

关键词：艺术设计类 就业意向 就业指导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6）02-0121-03

一、调查方式和调查对象介绍

本文通过对天津师范大学津沽学院艺术设计系四个年级学生就业观念、意向以及学生在求职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加以分析。我学院艺术设计系共有环境艺术设计、视觉传达设计、数字媒体艺术、摄影4个专业，且均为普通本科三批艺术类招生专业。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70份，收回有效问卷158份。调查对象分别为我系大一至大四学生，其中大一人数占43.03%，大二和大三学生分别占4.43%和17.72%，大四应届毕业生人数比率为34.81%。其中女生人数占比64.56%，男生占比35.44%。

本次调研以自制问卷的形式通过电子问卷网站完成调查。问卷内容主要包括学生基本情况，就业意愿，就业困难以及希望学校在何方面提供就业指导等内容。意在了解我系学生对于自身职业发展规划，同时通过分析数据找出现阶段我系学生在求职和就业方面遇到的困难，总结艺术设计类专业学生求职特点，增强学院在此类专业就业指导方面的针对性，更好的为学生服务。

二、调查基本情况及结果分析

1.对工作岗位的选择意向

图1.艺术设计类专业学生对工作岗位的选择意向

由图1可以看出超过半数的同学选择了和专业比较对口的设计公司以及文化传媒企业，所占比例为50%和51.26%。希望从事艺术教育工作的人数比率约为23.4%，而有意愿考取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公务员的学生人数分别为14.56%和27.22%。

相比于稳定的中小学教师、公务员岗位，学生们还是更加偏向于与专业切实相关的社会单位就职，这与我系学生相对活泼不希望受约束的普遍个性有关系，设计类专业比较突出培养学生的个性创造，学生的择业具有对口性高、专业指向性强的特点。在这一调查中，更值得我们注意的一点是选择了自主创业的学生也占到了很大一部分比例，随着经济发展，就业形势不断变化，国家也出台很多政策鼓励大学生创新创业，开拓更多个人职业发展途径。因此，近32%的创业选择比例大大证明了现阶段大学生自主创业的强烈意愿。

2.就业地点的选择意向

图2.艺术设计类专业学生就业地点选择意向

我学院位于天津市，现京津冀一体化发展趋稳，很多利好政策非常吸引广大高校毕业生在这一区域择业。并且作为直辖市，文化经济的中心区域，有超过50%的同学选择在天津就职。由于诸多高级文化传媒企业落户北京，25%的同学选择到北京工作，认为可以提升个人职业能力的起评标准，但北京职场竞争相对激烈，对学生的专业能力要求高，这对于学生的择业还是有一定影响。周边省市的选择比例相对较少，而比较南方的生源也有少部分同学选择回乡就业。

由此可见，艺术设计类学生对就业地的选择还是以经济发达的一线城市以及沿海城市为主，相对比较集中。从各省市的生源来看，还是希望留在毕业地的学生占大部分。

3.艺术设计类学生对入职第一年的薪资期望

图3. 艺术设计类对入职第一年的薪资期望

调查发现，本专业大类的学生对入职第一年的初始薪资期待略偏高，选择3000-5000元的学生占50%，将近30%的学生选择2000-3000元。由于大部分学生选择的就业地点为京津两地，部分学生还要考虑生活成本，因此选择3000元以上第一年薪资的同学会受到这些原因影响。同时艺术设计类专业学生在校期间学费普遍在每年2万元左右，加上生活费、学习用品采购，四年平均需花费近10万元。在经过四年学习之后，学生会抱有希望尽快收回学习成本的想法，新入职或实习期的薪资期望会略有不切实际，这成为学生在毕业后未能及时就业的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

4.艺术设计类学生毕业后期望就职时间

图4. 艺术设计类学生毕业后期望就职时间

由图4可以看出，将近半数的学生是希望在毕业后立即有接收单位能够顺利走上工作岗位的，更有26.48%的同学选择至少在毕业后半年内要找到工作。这一数据说明同学们的就业意愿还是相对比较积极的，"一毕业就失业"的现象在多年后为现阶段的学生敲响了警钟。多数同学希望能够在相应的时间完成相应的身份转换，缩短空窗期时间，为自己在未来职场的发展奠定基础。但仍有部分学生希望在毕业后给自己留有一段时间用来毕业旅行，寻找目标，确定方向等。

先就业还是先择业，对于学生来说依然是个很困难的选择。对于技术性占主导的专业来说，职业竞争激烈，淘汰机制残酷，如果没有非常扎实稳定的专业素质，那对学生来说择业的几率就会大打折扣，会以先就业为主。而仍有部分学生顾虑第一份工作没有一个很好的平台或者发展空间，对自身的未来职业规划造成局限。

5.影响就职的最主要因素

图5.艺术设计类学生认为影响就业的主要因素

调查表明，学生认为影响就业的主要因素中"实践和工作经验"这一选项占56.33%，"专业知识"占13.29%。由此可见学生认为仅在学校完成专业知识的学习在实际职场的运用是远远不够的，对于技术性的专业来说，用人单位比较看重求职者的技术运用能力。在校成绩优秀并不一定等同于在职场上能有出色表现，现在用人单位在招聘启示上都会出现"有工作经验者优先录用"的字样，这对没有工作经验的学生来说是一个择业考验。对此，校企合作机制的完善，社会实践的增加显得尤为重要。

除此之外沟通表达能力和社会关系这两方面分别占15.82%和7.59%，说明除了专业素养之外个人综合能力也很值得学生关注。学校知名度这一选项所占比例为3.16%，良好的学校声誉和社会评价也会提高学生就业的成功率。对艺术设计类专业学生来说英语能力和外形条件对就业来说影响并不明显。

6.学生认为可能会在求职中遇到的困扰

图6. 学生认为可能会在求职中遇到的困扰排序

表1. 学生认为可能会在求职中遇到的困扰排序

根据图6和表1的数据，学生认为自身缺乏的能力主要为实践经验和专业素养，排在平均第三位的为对口专业选择范围狭窄。求职信息缺失、社会关系缺乏和政策解读不到位等因素排名中部，而职场的不公平竞争和其他因素在学生的心理影响因素的末位。

7.学生倾向如何在应聘过程中凸显自己

图7.学生倾向如何在应聘过程中凸显自己

从统计结果看，超过50%的同学都选择了突出自己的学习能力和特长，并且充分了解应聘单位。相比于突出个性和在面试过程言谈和面试仪表上更多的同学认为应聘工作还是凭实力比拼，希望能有相对公平透明的环境进行良性竞争。但是也比较明显的突出了学生在自身应聘规划中对于简历制作以及面试阶段的礼仪和举止方面不够重视，这会让学生在很大程度上错失掉部分求职机会。学院在相关的应聘技巧方面的培训应该加强，使学生端正态度，找到自身漏洞，提升求职成功率。

8.学生选择获取就业信息的渠道

图8.学生获取就业信息的渠道

接受调查的学生中54.4%的学生选择会通过招聘网站求职，希望有亲朋和教师介绍推荐就职的占47%和49%，而选择通过学院的就业指导网站和各类学院招聘会、宣讲会来得到招聘信息的同学只占到38.6%和43%。而距离我们生活越来越远的纸媒选中率仅达到18.35%

由此可见，学院在学生就业方面提供的支持和帮助仍距离学生需要有一定距离，亲朋和教师的一对一就业指导和推荐会让学生就业更有针对性，同时也有可能造成学生真实的就业意愿被强行改变，成为被动就业的现象。

9.学生期望得到学院的就业帮助

图9. 学生期望得到学院的就业帮助

由图9可见，学生仍然以相关专业实践能力提升为主要诉求，可以明确的反映出现阶段我们既有的教学模式和教学内容应向应用型改革，并且加强校企合作，完善实践育人机制，满足学生的实习实践需求，并保证学生实践安全。由于学生的实习机会有待增加，所以他们对现阶段市场就业形势了解并不详尽，作为就业指导应引领学生完成符合自身的职业生涯规划，注重学生的求职准备阶段技能培训。

随着国家加大对大学生创业的支持和帮助，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加大对有创业意愿的同学扶持力度，有针对性的提高自身创业能力。

三、艺术设计类专业学生就业对策

通过以上数据分析我们看到，艺术设计类学生就业意向相对单一，对自身能力认知还有待提高，择业的针对性和指向性较强。因此我们在对学生的就业指导以及职业生涯规划方面需要积极引导，使他们端正就业心态，认清自身价值，提升就业择业的竞争力。

1.端正就业心态，有效提升学生自我认知能力，树立正确就业观。无法端正心态准备就业的大学生，大量的涌入社会，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就业难题和就业压力。因现实状况与心中期望的极大差距，导致了不少大学生心中落差太大，从而也引起了一些不必要的社会问题。

他们掌握的往往是书本知识，没有实际工作经验，能力欠缺，却也很难放下姿态，苦累的工作不做，工资低的工作不做，不体面的工作不做。因此要清楚的明白自己需要什么工作，需要在工作得到什么，正确的评估自己的实力。

自我认知简单来说就是一个人对自己的了解程度。我们总觉得我们了解自己多过别人，因为自己是不会和自己说谎的。可是自我认知并不完全关乎诚实，它会受限于我们的视角，自我认知度的高低也会受到我们的欲望和目标影响。自我认知度高，你会更自信，会更有安全感，让你对自己的人生有更好的规划。只有清晰自己，了解自己才能在职业选择上找到正确的方向，作出符合自身特点的决定。

2.注重第二课堂建设，把握实习实践机会，提升自身竞争力。参加实践活动是认知社会角色，适应社会规范，提高服务社会技能，加速个人社会化进程的内在要求，也是学生按照社会需要，完善自身知识能力结构，明确就业方向，不断提高自身社会竞争力和就业竞争力的现实要求。

学校应创新实践教学模式，使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教学相融合，通过项目教学、经验教学等模式，有针对性的培养学生专业技能和素养，强化学生综合素质提升。注重趣味性和社会性相结合，提升学生投身实践活动的兴趣，以实践为导向，提高学生动手能力、沟通能力、团队协作能力，以适应社会需求。

3.完善就业指导课程设置，提高学生就业能力。现在就业指导课程设置单一，课程针对性不强，操作性差，大多拘泥于 "纸上谈兵"。大学生就业指导应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从大一开始就把就业指导贯穿于大学教育的全过程。高校要从高等教育的新形势、社会需求毕业生的新变化、当代大学生的新特点等方面去调查研究、深入探讨就业教育的形式、内容和工作机制等问题，充分体现以人为本、与时俱进的思想.打破就业指导只面向毕业生的局面。

将就业教育贯穿和体现于学校教育和教学的全过程分层次、有系统地在大学各个阶段有针对性地进行讲授。使学生能够尽早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根据社会的实际需要，结合自己的个人状况、专业要求，建立完善的知识结构。

参考文献

[1]王晨曦.艺术专业大学生职业一项调查与对策研究--以浙江师范大学为例[J].高昌高专学报，2010（10）：96-97

大一个人社会实践总结范文第7篇

思想政治素质的培养历来是学校培养人才第一位的目标――无论是邓小平同志的人才培养理论，还是国家教育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培养目标，都把人才思想政治素质的培养放在首位。21世纪，人才竞争全面展开，社会更加开放，社会对人才思想政治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国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需要人们有更加坚定的政治信念、远大的价值理想和抱负，开放的环境、激烈的竞争需要人们有更强的事业心、成就感和敬业精神，以高科技为手段，以分工进一步细化为特征的社会生产运作机制需要人们有高度的协作精神，市场经济发展的逐步成熟需要人们树立起守法、诚实、守信、勤奋、节俭、负责、尊重他人的道德人格。人才具有不可替代性，大学生是中国现代化建设高级专门人才的预备队，这支队伍的思想政治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兴衰成败。今年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意见》强调指出：“大学生是十分宝贵的人才资源，是民族的希望，是祖国的未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把他们培养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对于全面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后继有人，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广播电视网络等传媒类产业是朝阳产业，*传媒学院作为培养传媒类高级拔尖人才的本科院校，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与综合类高等院校有着许多共同之处，但*传媒学院大多数专业是艺术类专业，招生、录取办法与普通院校不同，专业特征也十分鲜明，这又使*传媒学院学生思想政治素质水平与普通高等院校学生存在着某些差异，从而在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呈现出特殊性。本文在对*传媒学院学生进行采样调查的基础上，通过回顾*传媒学院思想政治教育取得的成绩，查找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存在的问题和成因，提出构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若干思路。

一、*传媒学院思想政治教育取得的成绩

（一）思想政治工作的地位得到落实，建立了思想政治教育网络

近年来，随着*传媒学院办学规模的扩大、办学水平的提升和社会影响力、美誉度的提高，学院党政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院党委的高度重视下，学院建立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领导机构和工作机构，成立了学生工作领导小组，设立了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开设了“传媒先锋”网站，配备了一批专（兼）职思想政治工作人员，形成了院党委领导，党委学工部、学生处管理，党委组织部、党委宣传部、党委办公室等党群部门密切配合，系部总支和行政具体组织实施的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网络。到*年5月，*传媒学院全日制学生6200余人，有专职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工作人员70人，其中政治辅导员26人，系党总支书记、副书记13人，职能部门管理人员20人，专任教师11人。这支队伍中有博士1人，硕士10人，本科58人，1人本科在读。另拥有一支由班主任、德育课任课教师和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人员组成的约100人的思想政治教育兼职队伍。较为完善的网络在*传媒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二）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和内容不断创新，形成了传媒特色

1、“两课”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积极发挥作用。为切实推进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学院加强了“两课”教育的师资配备，在学院专任教师中硕士研究生比例只有%、副高以上职称教师比例只有%的情况下，社科部11名专任教师中，硕士研究生及以上教师8名，占比例为72.7%，副高及以上教师6名，占比例为54.5%。“两课”兼课教师也大多具有硕士以上学位或副高以上职称。社科部积极开展课程建设，推行“两课”教学改革，德育课课程实行理论课与实践课分开，理论课由资深专家、教授和党群领导讲授，实践课由系总支书记、辅导员负责，从而使德育课在理论和实践两个环节上都得到加强。*年起，社科部还推出“两课”教师联系系制度，每个教师必须选择一个系作为联系单位，全面参与联系系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拉近了与学生的距离，加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做到了因材施教。

2、不断创新党建工作机制，思想政治教育保障有力。党建工作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抓手。在党建工作创新方面，针对生活区学生集聚、生活设施尚不完善等现状，*年，校播音系学生党支部把温暖送进学生公寓，在学生公寓开辟了“学生党员之家”，学生党员轮流值日，“家”里订有青年学生喜爱的报刊、书籍和党建类杂志，备有针线包、常用药、茶水，定期开展理论学习、专题讨论和丰富多彩的活动，邀请广大团员青年参加。党支部这一贴近学生生活的创新形式深受学生欢迎，今年年初，这一经验开始在全校各个学生党支部中推广，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活力、战斗力增强，为学校改革和发展事业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证。

3、以社团为抓手，以培育以浙广精神为核心的特色校园文化形成。为培育“敬业、博学、求真、创新”的浙广精神和具有*传媒学院独特风格与内涵的校园文化，学院精心打造社团文化，成立了摄影协会、电子协会、时代剧社、凡石文学等多种社团，全校70%以上学生进入社团组织，社团活动结出了累累硕果。时代剧社《雪落无声》在全省大学生戏剧大赛中荣获金奖，影视作品《漂流》选送波兰国际大学生影展，《无题》荣获第二届中国艺术院校大学生媒体作品大赛“最佳音乐片奖”和“最佳摄影提名奖”，校辩论队参加*省“联通时空”杯辩论赛荣获季军，“摄影协会”“凡石文学”两大社团获省级优秀社团称号，动漫社团参加国际电脑节COSPLAY比赛获优秀奖，动画作品被新浪网选登。精品社团真正成了学校出精品文化、学生骨干、专业骨干的摇篮。学院还经常邀请校内外影视专家、文化名人如余秋雨、张纪中、徐克、童自荣、周传基、敬一丹等来校讲座，每年组织大规模的社会实践活动和大型文娱竞赛活动，从而营造了良好的育人环境。学院组织的文化艺术节活动、鸦儿川支教活动、主持人大赛等，学生参与面广，中央和地方有关媒体都进行了报道，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三）大学生整体精神风貌积极向上，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明显

近年来，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传媒学院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明显。学生在思想政治素质上突出地表现为对学校有强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凝聚力和集体荣誉感强。*年学院经历了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两件大事――升格为本科院校和迎接省教育厅本科教学合格评估。评估期间，*传媒学院师生一致充分表现了主人翁的责任感和荣誉感，在评估专家随机组织的各类各层次座谈会、调查问卷中，学生“校荣我荣、校衰我耻”、维护学院声誉的强烈的爱校护校意识和整体性原则给所有评估专家留下了深刻印象。*年12月，在本科合格评估结束时，评估专家高度赞扬和肯定了*传媒学院师生的精神风貌，认为这是学院的一笔宝贵的财富。此外，*传媒学院学生与其他普通高等院校学生相比更为明显的特征是：乐于接受新事物，对革新和变革持开放态度；思维活跃，想象力丰富，对公众关注的问题乐于发表自己的观点；关注现在或未来，思想乐观。

二、*传媒学院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一）问题

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果最终体现在学生思想政治素质上。*传媒学院学生在整体素质上虽表现出了令人欣喜的一面，但在诸多具体微观层面却不容乐观，尤其是学风建设仍任重道远。4月中旬，我们采用无记名问卷调查方式对190名学生进行了*传媒学院学生思想政治工作采样调查，其中男生57人，女生133人；农村生源85人，城市生源105人；大一学生27人，大二学生143人，大三学生20人；普通文科生72人，普通理科生54人，艺术类学生64人；专科生114人，本科生76人。所统计的数据反映出了*传媒学院学生思想政治素质上的“冰山一角”，经过梳理，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问题：

1、部分学生政治观念淡泊，缺乏抱负，价值理想失落

在被调查的学生中，有接近一半的学生缺乏对自己未来蓝图的勾画，有的同学认为追求理想、谈“三观”是幼稚可笑的，毕业后找个经济效益好、地理位置优越的工作单位才是实际的。本着这种急功近利、实用主义的处世哲学，相当一部分学生对他们认为与就业直接相关的专业课学习十分重视，但对重大时事、政治事件缺乏足够的兴趣，对《世界经济与政治》、《形势教育》、《思想道德修养》等公共德育课、基础课重视不够，上课不专心，迟到、早退、旷课现象严重，缺乏从思想上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的观念。

2、部分学生对学习缺乏足够的兴趣，自主学习能力差。

在被调查的学生中，一周用于学习的时间22%的学生在5小时以下，平均每天不到1小时，只有25%的学生在15小时以上；有24%的学生较多或经常上课迟到或早退，另有5%的学生经常缺旷课。在对学风情况的总体评价调查中，有71%学生认为*传媒学院学生考试作弊现象比较严重或十分严重；有72%的学生认为大多数学生不热爱学习。

3、部分学生片面强调个性，缺乏集体意识。在对待外部评估、检查中，*传媒学院学生“爱校如家”的精神是值得高度肯定的。但在学生日常学习、生活层面，*传媒学院学生则往往表现得“自我中心”有余而集体意识不足。部分学生热衷于举办个人书画展、自办社团，或忙于社会兼职，营造个人的小社会，因个人社会活动或参加比赛上课请假的情况时有发生。对学院或系部组织的全院性的知识竞赛、文体活动等反而参与热情不高。在被调查的学生中，对团委、学生会组织的各项校园集体活动明确表示感兴趣的只占18%，而对能充分发挥个性、施展个人才华的活动兴趣持肯定态度的则高达75%。

4、部分学生漠视人文素养的陶冶和积累或人文精神失落。有些学生对中国历史很模糊，对现实世界、现实社会的认识很肤浅，对唐诗宋词的了解也仅限于小时候学的那几首，有的甚至连自己国家的地理环境、省会城市都说不出来。对学院举办的各类开阔眼界、开启智力、陶冶情操的人文学术讲座，感兴趣的学生较少，以至学院在开办类似的活动时不得不以行政手段（如指定班级，实行点名）保证听课率，这与普通高等院校学术讲座会场座无虚席的情况形成强烈反差。另外，部分学生缺乏艰苦朴素意识，不懂自尊和尊重他人，在调查中发现，只有22%的学生对高消费持否定态度，29%的学生认为，只要经济条件许可，大学生高消费无可指责，而49%的学生对此不置可否或认识模糊。一部分学生追求高档服饰，讲究时尚，他们意识不到自己还未赚钱，而父母亲给的钱是用于学习和吃饭的。

（二）成因

从客观上看，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1、社会深刻变革时期各种价值观念碰撞冲突的结果。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中国改革开放更加深入，深刻的社会变革、新旧体制和价值观念的碰撞冲突及铺天盖地的高新技术、信息的视听冲击，使当代大学生在惶惶然中还未确立起科学理性的精神，从而在理想和信念上出现了错位，*传媒学院学生也不例外。

2、高等教育大发展的背景下招生规模扩大的结果。从*年开始，我省高等教育开始从精英化向大众化迈进。*传媒学院也由此迎来了发展的大好机遇。*年，*传媒学院（*广播电视高等专科学校）仅有全日制在校生800余人，*年原*省广播电视学校与*广播电视高等专科学校合并，*年学校由部委管理转为省部共管、以省管为主，*年学院升本，在一系列的大变革下，院党政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各项事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至*年，*传媒学院全日制在校生数已达6200余人，相比*年扩大了7.5倍。但招生规模扩大的负面效果是生源整体素质在某种意义上的下降。加之艺术类专业招生的特殊性，*传媒学院学生年龄、阅历、文化基础、价值观念同普通高等院校相比更具有复杂性和多层次性。

3、大学园区化造成的管理上的真空尚未消失。建设高教园区是*的一大创举。*传媒学院于*年7月整体搬迁至下沙高教园区。由于种种原因，园区作为“大学城”其相关建设至今尚未到位，师生生活所需的基本设施建设滞后，周边治安环境复杂，目前*传媒学院除数量较少的教工单身宿舍外，基本没有配套的教工住宅。尽管学院实行了政治辅导员随住学生宿舍制度和中层干部值班制度，但广大教职工与学生缺乏课后的交流与沟通，这就直接影响到思想政治教育问题。

从学院教育的主观上看，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1、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仍较薄弱。*年以来，*传媒学院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专兼职队伍建设，初步建立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网络。但与新时期学院建设的任务和目标相比，这支队伍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总体素质上都不相适应。就政治辅导员队伍而言，按照*传媒学院“一个年级配备一名政治辅导员”的设想，目前政治辅导员的缺口在40人左右。另外，这支队伍学历层次偏低，硕士研究生以上比例远远低于全省平均数；且大多数属近年新分配应届毕业生，工作经验和管理经验较为缺乏，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学生管理上办法不多，急需加强培训。

2、思想政治教育存在“两张皮”现象。即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教育“两张皮”，理论教育与社会实践“两张皮”，思政工作与教学管理“两张皮”。特别是后“两张皮”，相当一部分教师和行政管理工作者认为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党群部门和思政教师的事，与自己无关。很多老师授课过程中不注重育人，与学生的交流仅限于课堂45分钟，上完课就走，对学生课堂以外的情况不闻不问，漠不关心。甚至一部分系主任也认为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是党总支书记、副书记分管的，自己可以超然与外。“两张皮”现象使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大打折扣。

3、缺乏对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长效管理机制。*传媒学院在对学生进行阶段性思想政治教育上有过很多办法，作过很多尝试，建立了很多制度，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往往是抓一段，好一段；抓一抓，放一放，没有持之以恒。有制度却不执行、不考核的情况也不同程度地存在。长效管理机制的缺乏使学院学风状况时好时坏，*传媒学院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仍任重道远。

三、构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新体系的思考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环环相扣、上下联动、内外结合、整体协调的系统工程。为使思想政治教育适应当前新形势的发展和要求，适应*传媒学院升本后全面提升教育质量的需要，我们必须认真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客观规律，不断总结*传媒学院思想政治教育的经验和特色，通过构建思想政治教育新体系，帮助学生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大学生营造一个良好的教育、成长环境，把学生培养成为全面发展的、具有较高道德水准和专业水准的社会有用人才。

（一）以队伍建设为核心，构建开放的思想政治教育网络体系

1、重点建设好专职思想政治工作者队伍，努力提高这支队伍的人员的政治素质和专业化程度。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要使思想政治教育取得实效，直接从事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和管理工作的人员自身的道德水准、素养和业务能力非常重要。一名优秀的思政工作者，他要不断完善自身的专业结构，特别是要学习了解所处院校的特色专业知识，能与学生在相关专业领域内进行对话交流；他要积极接触社会现实，要有健康的心态，要学会尊重学生，以平等、开放的姿态与学生相处；他要掌握管理艺术与管理科学，既能在课堂上对学生进行理论灌输和道义说教，又能以开展体验式教学、心理辅导等多形式的教育活动获得学生的尊重和认可。为此，我们必须大力加强专职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的教育和培训，设立专项培训经费，努力提高这支队伍的自身素质、理论修养和专业化水平。

2、提高全院教职工对思想政治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建立思想政治教育的校内联动机制，真正形成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的“三育人”局面。思想政治教育不能成为单一的行为，不然的话，其教育效果很容易被负面的东西抵消。因此，要努力形成一个开放的、联动的机制，使思想政治教育成果不断强化、巩固。这种联动机制主要包括几个方面：第一，手段联动。各种思政教育手段要互相关联、互相激发、互相影响、互相补充，从而形成立体化的态势。第二，人员联动。思政教育不仅仅是专职思政教学和管理人员的事，也是每一个教职员工份内的事，这种意识应该贯穿学院的教学、管理的每一个环节，成为每一个人的自觉行动。学风问题关键在教风，我们这次所做的调查结果显示，在校内，学生们认为，对自己世界观影响最大的人是任课教师。因此，专业教师一方面要提高专业水平和讲课艺术，使学生热爱学习、热爱课堂，另一方面要有思想政治教育意识，要做学生的表率，通过在专业课中贯穿思政教育内容，通过人格魅力、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学校管理和服务部门的要人员互相配合、相互呼应，在各自的管理和服务行为中体现相互融合的思政教育内容，使育人真正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第三，环节联动。要打造一个思想政治教育环环相扣、紧密协作的流程，让学校的行政、管理、后勤、媒体等环节环环联动，共同营造有利于学生健康成长的环境。

3、高度重视、充分利用社会、家庭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努力营造思想政治教育的外部环境，形成合力。21世纪的高等学府，不再是与社会远远隔离的象牙塔，学校无法保证学生不接触社会，而社会的现状和发展也不可能按学校的教育口径来迎合学生。因此，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不能脱离社会现实，必须与社会衔接好，面向社会开放；要尽量减少学生与社会的疏离感，使学生毕业后能尽快融入社会。要发挥好*传媒学院建立的各类社会实践基地、校友会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通过请专家来校开展讲座、进行就业指导和职业生涯设计，举办“常回家看看”毕业生成才报告会等多种形式，“请进来，走出去”，通过社会化教育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另外，家庭是一个人成长成才的摇篮，思想政治教育要善于利用家庭教育的力量。*传媒学院近年坚持开展的新生家长会，是学院与家庭建立沟通联系的良好渠道，应进一步完善、拓展，使思想政治教育形成合力。

（二）结合专业特点，构建有传媒特色的实践育人体系和校园文化育人体系

*传媒学院是以培养广播电视及其他传媒专业人才为己任的高等院校，专业特性使*传媒学院学生个性特征明显。他们大多性格活泼、思维活跃，自我意识强，对僵化、死板、传统的东西比较排斥。因此，必须从他们的特点出发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构建有*传媒学院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新模式。

1、以专业为依托建立实践育人体系。一方面，可结合专业大力开展大学生志愿者服务活动，如播音、公关礼仪专业可组织学生为名胜、古迹、展览馆提供义务讲解活动，音乐舞蹈、文艺编导专业可开展“心连心”文艺下乡活动，美术动画类专业可开展志愿者采风活动，普通文理专业可开展扶贫助学、社区见习等活动，深化学生对人文、科学与社会关系的认识，使他们在服务群众的过程中接受集体主义教育和实践锻炼，培养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这些活动形式因能充分施展学生个人的才能，往往会得到学生的认同和喜爱。另一方面，要大力开展结合专业的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要充分利用*传媒学院已建立的遍布全国各地的教育实践基地，组织好队伍，选择题材，摄制精品专题片，形成学院品牌，让学生在共同的专业实践中发挥主体的创造精神，达到“受教育，长才干，作贡献”的目的。

2、进一步创建有传媒特色的校园文化育人体系。一要进一步打造好以社团文化、艺术团文化为主要内容的精品校园文化，鼓励学生多组织社团活动、文艺活动，多参加主持人大赛、DV大赛、动漫大赛，从他们的兴趣爱好出发，把观念的东西用活泼的形式表现出来，将思政教育内容融入其中，寓教于乐。二要建设好、利用好*传媒学院特有的思想政治教育载体，让学生参与实验电视台、“未来之星”电台的实践和积极创办系刊、班刊、党刊、团刊，让学生在媒体的宣传实践中，用节目的形式、用作品的形式使自己受到教育。三要高度重视网络的作用，建好“传媒先锋”网站，使校园网成为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之一。本次被调查的学生中，课余生活主要用于上网或看电视等娱乐活动的占35％，在所有的选项中（其它选项有：“学习”、“运动”、“外出游玩”、“其它”）占第一位。而在各种媒体对学生的影响中，网络媒体也占了最高比例，在男生中比例尤其高。因此，如何更好地利用网络来正确影响、引导学生的思想和行为非常值得研究。学校的校园网要成为学生网络交往的主渠道，形成健康交流的网络社区，使学生的想法得到交流，合理化建议得到采纳，情绪得到疏导。还可以通过举办一些有正面引导作用的网络大赛等，引导学生在网上参与健康的活动，以利于学生的成长。四要多举办高品位的人文学术讲座，大力支持社科部、图书馆等推出的“阳光讲台”，定期不定期邀请专家学者、社会名流和知名人士来校交流、访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营造浓郁的学习氛围，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

（三）制定和完善学生德育考评制度和评优评奖制度，构建以长效管理为目标的思想政治教育制度体系

*传媒学院各系部大多建有学生德、智、体综合考评制度，但在德育考评上往往过于笼统，不具有可操作性；或是院级考评与系级考评相脱节，你考核你的，我考核我的，最后在学生的综合考评上体现不出来，这是造成学生轻德的又一重要原因。学生对“两课”教育、对院级管理部门平时抽查迟到早退现象的漠视，就是典型的例子。因此，学院一定要统一制定切实可行的学生个人德育考评制度，并纳入《学生手册》，在考评的内容上做到务实化、量化，通过考核考绩兑现奖惩，使学生在主观上重视德育，培养自我管理、自我教育的习惯，从根子上解决长效管理问题。具体做法是：学院职能部门统一制定考评办法和检查，各系部和二级学院具体操作，每学期考评一次。考评内容分“两课”成绩考评和思想品德考评两方面，前者考评以学生“两课”总评成绩为准，分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档，两学期成绩都在良好以上者方可参加学年三好学生、奖学金和其它优秀评比，“两课”考评不合格者第二年要重修；思想品德考评要认真设置考评表，量化计分操作，量化内容应包括政治思想、集体观念、基础文明、学习态度、到课情况、课堂纪律、同学关系等各方面，每个学生给全班同学打分，班主任、学生导师或辅导员给每个学生打分，各占一定比例，最后取加权分。考评结果同样与奖惩挂钩。同时，学院已经行之有效的各种机制、制度，如学生成长成才方面的“青年教师导师制”，就业方面的“院党政一把手联名推荐品牌毕业生制”等，要加强宣传、贯彻和落实。这样，在制度出台和完善的基础上，学院层面加强教育和管理，学生间相互监督和竞争，讲理想，讲正气，讲学习，讲道德必然会在校园内蔚然成风。

大一个人社会实践总结范文第8篇

民俗学的对象与功能

一、民俗学的对象

施爱东对于民俗学研究对象的看法是：民俗学“必须有自己明确的切入角度”，“民间文学或者说民间文化传承现象的研究在民俗学这一学科的中心地位不能动摇，对各种民俗事象的研究必须围绕这一中心而展开。”①先从广泛的学术角度说。民俗学包括其他学科的研究对象，都应该是围绕学术本位而展开的，学者应根据学术价值制定自己的研究计划。当前学术界有几个不好的倾向：一是围绕课题而定研究对象，不少学者们终日忙于应付各种纵向课题和横向课题，填表、报账、写报告……忙得不亦乐乎，学术时间被课题填充不仅损害了自己的学术创造，很多时候还连累了学生的成长，高校中的老师成了“老板”，老师与学生之间不是教与学的关系，而是异化成老板和打工者的关系；二是围绕社会热点而定研究对象，邓正来曾对此反思，“每当一些对于我们社会、政治或经济具有重要意义的现象或热点问题凸显出来时，总有些论者乐此不疲地紧随其后，不经科学地思考，甚至未经足够的知识准备，就对这些现象进行分析。”①民俗学界也有这种倾向，哪个文化现象成为社会热点，学者们就以此作为近期研究对象，而大家对于大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更是蜂拥而上。施爱东对于“非遗”的反思笔者觉得是非常及时和到位的，其认为目前投身于“非遗”活动中的许多学者“热情有余而智力投入不足”②，在具备了学术功底的情况下，可以针对社会热点发表看法，但研究对象总是跟着社会热点转换，不利于自身学术积累，而当大量学者这么做时，更是会消解学术的严肃性和严谨性，削减有深度的智力创造。再具体到民俗学领域。关于民俗学研究对象，一为缩减说，施爱东上述言论即为代表，另有一扩张说，如高丙中认为，民俗之“民”和“俗”都应有拓展性理解，生活世界中的人都是“民”，“俗”不应限于传统形式，广泛性的活动模式都应被纳入。③无论缩减说还是扩张说，其背景都是民俗学研究对象难以确定、弹性极大，多数社会现象似乎都可进入研究视野。其实遭遇这种尴尬的不只是民俗学一家，人类学和社会学有同样的境遇。人类学或社会学前面加上任何“XX”如政治、经济、家庭、宗教好像都可以成立。人类学和社会学在学术界占据一席之地，首先来自于独特的视角，如社会学的“想象力”，意在沟通“个人”、“社会”、“历史”三者④，人类学则秉持多元共存的文化观；其次来自于精妙的研究方法，如古塔•弗格森认为，人类学与其他学科的区别，不在研究主题上，而在研究方法上⑤，即田野调查方法，而社会学也有自己擅长的方法如定量调查；再次来自于一些被广为熟知和引用的理论，人类学和社会学贡献了许多具有较强解释力的理论。民俗学没在学术界打开局面，最缺的是第三个环节，即解释力度不够。在视角方面，民俗学贴近底层，以“自下而上”的眼光看待社会，民俗学和人类学在很多方面与后现代主义契合，崇尚多元，对一元性具有很强的反思和批判能力。在方法方面，民俗学的文献研究承接传统历史梳理一脉，发展得较为成熟，而田野工作一块，虽有不足，但大有可为，关于田野工作将在下文详细论述。在理论解释方面，是民俗学的短板，民俗学发展近百年，却未有多少具有解释力度的精彩理论，不论是各学科的竞争，还是各学者的竞争，归根到底在于对社会的解释能力上，民俗学在这一关键评价指标上落了下风，自然在学术界有些弱势。施爱东认为，民俗学必须坚守自己的阵地，否则将重蹈解放前的覆辙，“再次面临被文化人类学所取代的危险”。只把关注点放在研究对象上，不能解决实质问题。日本学者菅丰分析了美国、德国、日本三国民俗学发展的历程，美国和德国在研究对象方面进行了全面扩大，而日本则相对固守历史中心主义式的研究①，两种主张却都未带来民俗学的繁荣，变则消融，不变则僵化。可见，仅从研究对象方面做文章，无法真正提升民俗学的学术地位。民俗学已具有“自下而上”的眼光和“文献+田野”方法这两大外在利器，学者目前要做的正是提升自己的“内功”即理论解释能力。施爱东近期做的研究也有以民俗学之视野和方法向其他学科领域“进攻”的“野心”。

二、民俗学的功能

《倡立》一书没有明确对民俗学的功能亮出立场，不过还是能够看出施爱东倾向于把民俗学定位于“学术性”。施爱东在反思“非遗”时，曾讨论过“学”与“用”的关系，“‘学’是‘用’的前提。如果没有踏实的学术研究做后盾，根本就谈不上学以致用。”我基本同意施爱东此观点，学术应以“学”为根基。学术的“用”，从当前看，有两大表现，一是为政府建言，作为一个学者，应有国家民族之大关怀，以知识促进社会发展，但做政策建言时，需相当谨慎，一个政策牵扯和变动的往往是亿万百姓的生活，在对社会没有成熟而深刻认识的情况下，学者须谨言慎行；二是在公共场合发言，如今传播媒介异常发达，不少学者喜欢利用报纸、电视、论坛、博客、微博等发出自己的声音，传播媒介塑造了一批“公共知识分子”，但当前的“公共知识分子”，“公共”成分居多，“知识分子”含量不足，不少“公共知识分子”要么缺少专业素养，要么具备一定专业素养却要对所有社会事件评头论足，近年“专家”之所以被网友戏称为“砖家”，和“公共知识分子”常无的放矢大有关系。施爱东批评学者们一窝蜂为“非遗”鼓与呼时说道“：民俗学者主要是以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在各种媒体和文化行政部门的座谈会上进行呼吁和动员，并没有深入到实际问题的调查研究之中，因此显得热情有余而智力投入不足。”②学者在习得了一些概念和理论后，难免跃跃欲试觉得有话可说，况且通过媒体说话还能增加自己的社会声望，但学者在公共场合说话须以深厚学术素养为基础，否则既误导了民众，又损害了自己的名声。在鲍曼那里“，知识分子”为社会立法已愈来愈困难，在贝克和吉登斯那里，“专家”本身就可能导致不确定性和风险，这些反思值得我们体味。中国知识分子承接传统士大夫“入世”之理念，常秉持“兼济天下”之理念，如梁漱溟提倡学者应为“问题中人”，费孝通毕生的研究目的在于“致富于民”，钟敬文强调“为人类工作”……大关怀是知识分子非常可贵和难得之处，也是应有之义。但大关怀应化为扎实学术的动力，而不是急促冒失地投入社会实践，至于那些假借“为国为民”光环实则博取个人名利之学者，更加等而下之。学术可以也应该为社会服务，但不应舍本逐末以鼓与呼作为学者重心，否则只能让学术依附于权力、资本、媒体，学术“场域”沦为其他“场域”的附庸。

民俗学的研究方法

施爱东认为研究方法的危机是民俗学面临的最窄瓶颈，同时施爱东对于民俗学研究方法的讨论也很多，因为研究方法如此重要且作者提出了许多建议，此主题也将成为本文分析的重点。施爱东关于民俗学研究方法的主要观点是强调文献研究，排斥田野作业，下文将针对田野作业与施爱东进行商榷。

一、民俗学田野的“实然”

中国民俗学的田野作业确实有很大的不足之处，一言以概之，即资料搜集多而理论提升少，资料创新多而理论创新少。民俗学资料性过多而理论性偏少的问题，在中国民俗学建立之初便呈现出来，“《民俗》周刊来来去去都是些资料性文章，学术论文极少，这就大大减损了民俗学在学界的声誉”，以至于具有较为完备的方法和理论的人类学，在中国虽为后起之辈，却很快超越乃至遮蔽了民俗学。民俗学建立初期，学者们把较多精力投入到资料搜集方面，有其历史背景，即中国历代关于帝王将相之文献材料汗牛充栋，而关于民俗资料的搜集和整理相当缺乏，当时最急需的就是采集民俗信息，如顾颉刚所言，“搜集材料是第一步，整理材料，求出其系统是第二步。这虽说是两步，其实距离远得很，经没有材料到材料完备不知道要费多少力，从粗疏的系统到精密的系统也不知道要费多少力”①，“说到民众文化方面的材料，那真是缺乏极了，我们要研究它，向哪个学术机关去索取材料呢？别人既不能帮助我们，所以非我们自己去下手收集不可。”②时至今日，前人已经在信息搜集和信息整理方面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当前民俗学子已无需背负顾颉刚所说的第一步即白手起家“整理材料”的沉重压力，本可放手进行第二步即“求出其系统”。但是，近年来民俗学界在完成从田野到理论这个关键的一跃方面，仍有很大不足。一个例证是，民俗学的重要刊物《民俗研究》，之所以前些年一直未成为 CSSCI等学术刊物评价体系的来源期刊，一个主要原因便是刊物文章的引用率较低，影响因子上不去，引用率低很大程度上又源自于文章资料堆砌过多而理论提升少，只有现象层面呈现的文章是难以被学术界同仁关注的。从 2011 年中国民俗学年会学者们提交的论文情况看，有相当一部分学者仍沉浸在描述现象的层面，人物、时间、地点、过程、对话等记录得相当详尽细致，但对于现象的解释却只言片语、空洞苍白，除了这个极端，另一个极端便是将具体材料一下对接到宏大的西方概念和理论中，动辄用“国家—社会”等框架，生硬地对接只能让材料和理论呈现“两张皮”的样态。只有材料而无理论提升，抑或将理论不切实际地与宏大理论拼装，本质是一样的，即在田野作业中进行理论提取能力的不足。

二、民俗学田野的“应然”

中国民俗学发展了近百年的时间，却仍未突破材料多而理论少的桎梏，难怪施爱东等学者对此十分不满和忧虑。施爱东在《倡立》一书中认为，民俗学对田野作业的内在要求并没有大家想象般的强烈，施爱东在一篇论文中，更是直接提出“告别田野”的口号。③田野作业在理论提升方面有不足之处，便将田野作业弃置，这有矫枉过正、因噎废食之嫌。田野作业的“实然”状态不够良好，不能连累到田野作业的“应然”。笔者同意施爱东的说法，即田野作业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田野是获取理论的一种途径，为田野而田野没有实质意义，但是，当田野不能很好地迈向理论时，是具体的调查者没有充分利用这种手段？还是这种手段本身出了问题？一把锋利宝剑无法披荆斩棘，是剑客的问题，不是宝剑的问题。施爱东看到了剑客拙劣的剑术，便迅速把问题的矛头指向宝剑，“实然”和“应然”的关系被模糊化了，之所以会如此，在于施爱东对田野的性质有很大的误解。施爱东认为田野与理论的关系是割裂的。施爱东如此理解田野，来自于其信奉的一套科学观。综合多篇文章，可以总结施爱东的研究方法论如下：1.实验法是最重要的研究方法。2.实验法分为自然观察、实验观察和模型实验观察三种，第一种不干扰研究对象，后两种干扰研究对象，不干扰式和干扰式都应被用到研究中。3.田野方法从属于实验法，为自然观察的一种，因此，田野作业尽量不要干扰调查对象，调查者应成为一个冷静的旁观者。①下文将逐条与施爱东进行商榷。

1. 实验法是最重要的、乃至是一元性的研究方法？自然科学领域或许如此，但是在社会科学领域②，仍能如此？施爱东推崇实验法，意图将自然科学的方法移植到社会科学领域，希望通过严格控制条件和变量来达到“科学”和“实证”。这种观点，和启蒙时期很多学者的想法是一致的。当时许多学者不仅把社会科学研究对象比附于自然科学（如把社会看作有机体），更努力让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趋近于自然科学，如孔德便极为崇尚“实证主义”，其认为，要保证获得有关社会秩序和社会发展的真实规律，就必须使用那些在自然科学中使用过的实证方法，即观察、实验和比较。③但是，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物，而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二者的研究对象在性质上具有根本的分野。“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是从哲学层面上说的，具体到元素、原子、分子等物质构造，两片同样的叶子俯拾皆是，在严格控制各种变量的实验室中，滴上红墨水的叶子成为实验组，不加处理的叶子成为对照组，便可进行实验操作。但当研究对象是人时，自内而说，人有主体意识，有思想、有情绪，被调查者的主体意识会对实验进行“反控制”，调查者的主体意识则会改变被调查者状态，自外而说，社会错综复杂，不可能像实验室一般严格控制各种变量，因此实验法难以全盘适用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在解释事物之间的关联时，无法做到百分百的精确，只能尽量确认事物之间的关联有较大的概率性和可能性。由于学科、对象等不同，社会科学求得概率性和可能性的方式也不同，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大致发展出四种，即实验研究、调查研究、实地研究（田野作业）和文献研究④，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多种多样，只有哪一种最适合具体的研究，不存在从逻辑上说哪一种是最优的。希望社会科学完全复制自然科学的研究逻辑，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

2. 实验法应用在社会科学之中，效果如何？首先从操作性方面说，如上面所说，社会科学研究中，既难以控制调查对象，也难以控制各种外部条件。“霍桑试验”中最重要的发现不是来自于自然科学式的技术控制手段，而是来自于实验中的意外，即人们意识到自己被选入实验组后，受到激励从而加倍努力工作。后来的学者，从“霍桑试验”中吸取经验，设计了“单盲实验”、“双盲实验”甚至“三盲实验”，但无论怎样，也难以进行自然科学一般的完美控制。其次从伦理性方面说，实验法尤其是干扰式的实验法，是否符合学术道德？如心理学领域的很多实验以及社会学领域加芬克尔的“破坏试验”，都给实验对象带来了深深的心理创伤，以上还只是小型的社会实验，大型社会实验的负面后果更是难以想象。

3. 田野作业是否属于自然观察？施爱东的回答是肯定的，施爱东认为“田野研究者最好是一个事不关己的、冷静的旁观者，最好不要融入对方的生活，不要掺和地方事务”①。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研究者要保持大致的“中立”态度，但是施爱东将此推至极端，田野作业就变成了毫无生气地纯粹搜集资料的流水线，调查如同“照相机”照相一般，把诸现象描述出来。正是将田野作业看成了“照相机”照相，施爱东提出了“学术分工”的想法，认为田野作业是“初级的工作手段”、“辅的工作”，并以建筑作业为例，将田野调查者看作“担砖挑瓦的工人”，将理论总结者看作“设计师”，学者应把精力放在理论提炼方面，没必要亲力亲为去做基础性的搜集材料工作，学者在书斋之中观阅别人搜集的经验材料就可进行理论研究。②

施爱东如此便把田野与理论进行了截然两分，田野仅是搜集材料的活动？田野搜集材料的目的是什么？田野本身能否产生理论？田野作业不是为了搜集材料而搜集材料，田野作业通过具有强烈“现场感”的搜集材料方式捕捉和生成理论灵感，搜集材料的重点在于过程而不在结果，通过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等搜集材料的过程，密切与调查对象接触和互动，从而感悟和体验当地的文化。调查者将自己浸润在一个社区之内，直面人物和事件，访谈交流，察言观色，体味弦外之音，领会人情世故，最终获得厚重的生活质感并理解当地社会的运作模式。田野作业最大的特色和学术贡献是在亲自搜集材料的过程中感悟、体验、理解社会并产生理论灵感，而不在于艰辛地跋山涉水、寻人访户获得了多少一手的、详尽的经验材料。用心的田野是充满问号和感叹号的，而非密密麻麻的逗号和句号。田野与理论绝不是分裂的，相反，田野反而能在调查过程中大量输出理论，而且常常能输出新的理论。田野的优势在于生成理论，而非施爱东所说的验证理论，验证理论为问卷等定量的调查方法所擅长，生成理论则为田野等定性的调查方法所擅长。田野不仅能够产生理论，更是社会科学中一种必不可少的产生理论的方式。不是所有研究都要通过田野作业，但田野作业是学者认识人类社会一条重要的路径。这是由社会科学的性质决定的。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人与物最重要的不同，在于人是具有“意义”的。启蒙时代，在“科学”的大旗之下“，祛魅”盛行“，祛魅”最终不仅击碎了宗教的神权，还一度遮蔽了人的意义和价值。启蒙时代的许多学者提倡建立实证性的“解释”①，他们认为应当“如实地”记录事件和呈现事件，从而“客观地”找到一元性的真理。李凯尔特、狄尔泰等学者批判了实证主义式的历史哲学，认为非自然科学应以“理解”为主，韦伯则试图进行调和，将“解释”和“理解”相结合，其认为应当“说明性地理解社会行为，并由此而对这一行为的过程和作用做出因果解释”②。因为人是有“意向”的，研究者无论如何自称客观也难以逃避知识的主观建构性，而被研究者的诸种行为是有其内在含义的，客观描述无法揭示行为所承载的意义，“眨眼睛”是表面层次的记录，只描述了生理性动作，动作背后的意义是什么？是“不好意思”或是“撒谎”还是“打暗号”？都无从得知。既然社会科学无可能也没必要逃离人的“意义”，我们就无需一味执着地以实证的眼光去看待人和社会，很多时候引入“理解”才能更好认识人类社会，田野作业正是学者“理解”社会的一种重要方式，③而且这种理解是直面地“理解”，不是批判历史学者提倡的在文本中进行“理解”，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过度阐释的几率。许多后现代学者粉碎了知识的客观性和纯洁性，留下一个碎片化和不确定的世界，格尔茨则希望经由田野作业来认识文化这个“由人编织的意义之网”，④以“深描”来连接符号和意义。不少做田野的学者，仅得“深描”之形而未得其神，“深描”在他们那里成为了“细致的描述”而没有寻找出背后的文化意义。施爱东批评这些学者，并提出“告别田野”，看似与前者立场相对，实则内里无二，即都没有对田野进行合理解读，都把田野看成搜集资料的技术性工作。至于施爱东说要在田野中保持“冷静”和“客观”，这只是一个相对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绝对的问题，如费孝通所言，田野调查中要“进得去，出得来”，既要求研究者全身心地投入到被研究者的生活乃至思想中，能设身处地地像他们一样思考，同时又要求研究者能冷静、超然地去观察周围发生的一切。⑤

三、田野和民俗学

前面论证了田野不仅能够生成理论而且还是一种重要的生成理论的研究方式，田野对于社会科学贡献颇大。那么，民俗学需要这种研究方式吗？上文说过，施爱东认为民俗学对田野作业的内在要求并没有大家想象般的强烈。民俗学应用较多的是两种方法，文献研究和田野作业，文献研究所取得的成绩和声望远超于田野作业，那么民俗学是否应该抛弃田野？民俗学既然以“自下而上”的眼光观察社会，就必须贴近社会、对社会有深刻的理解，如果把社会科学视为一个连续统一体，那么，经济学和管理学等偏向于实证解释的一端，而民俗学和人类学等则偏向于人文理解的一端。文献研究长于历史研究，如通过梳理、比较、分类等对民俗事象做历时性分析，而田野作业则长于当下的研究，通过融入社会来体验和理解现时民俗文化。民俗之“俗”从来不是固定的，而是处于不断地建构、式微、解构、再造等流变的过程中，尤其目前中国处于巨变的时代，传统的“俗”有何变化？新式的“俗”如何产生？当我们需要描绘当下的“俗”图景时，只有扎根田野，才能通过“现场感”触摸时代的脉搏。施爱东认为现在“信息爆炸”，不一定非得从田野中获取资料，从网络等就可便捷地搜索所需，这其实仍然没有区分“在经验中搜集”和“在经验中感悟”的区别。民俗学要理解“俗”，需要“两条腿”走路，田野方面有不足，需要的是“补课”，而不是“裁员”。应避免做机械搜集资料的田野，同时加倍努力去做生成理论的田野。“告别田野”，从学科性质角度来说，迫使民俗学放弃了很大一部分理解社会的能力，从现实角度来说，也区隔了一部分学术同仁。

学术共同体的建立

学术和学科不仅需要解构和批评，更需建构和建设，即不仅要“破”，还要“立”。在反思了对象、功能、方法后，还需要某些载体来具体推动学术进步。学术要发展，必然要凭靠个人长期的努力探索以及学术共同体内部的长期交流对话，如施爱东所言，学术不可能靠培训班“速成”。学术的发展首先需以个体为基础，即增强个人的学术素养，提升对社会现象的解释能力。进一步，就是学术个体之间的交流，通过长期交流建立学术共同体。学术共同体不等同于利益共同体，目前学术界利益共同体远多于学术共同体，利益共同体，一是横向的，即通过称兄道弟拉帮结派形成对学术资源的分赃同盟，二是纵向的，即老师和学生之间形成互利关系，老师通过人脉扶持学生，学生吹捧和巩固老师的江湖地位，老师向下传递的不是学术积淀，而是权力和地位，通过塑造学生的权力和地位，老师自身也实现青史留名。①学术共同体中交换和流动的不是利益，而是知识。学术共同体即一批学者通过紧密和亲密地互动交流，彼此熟知对方的知识背景和研究进展，在讨论中将问题越辩越明，增强理论的解释能力，共同体内部每一个人都可以是灵感的策动者，一个人提出了某一有意思的话题或开创了某项研究，其他学者能够马上参与进来，于是知识在共同体内部就能实现深入和广泛地继承、批判、发扬，最后形成具有解释力的抽象理论乃至成为范式。国内学者当前彼此交流是较少的，很多高校中同一系所的老师都形同陌路，从不关注对方研究状况更不消说学术讨论。国内学者彼此学术交流少，一是因为很多人更愿意和国外理论对话，有些人甚至提出搞学术就是在西方理论体系中“填空”，顺着这个思路，引用外文文献、在外国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也成为了高人一等的事情。在国外学术体系中寻找自己的学术生长点，形成不了对中国社会的深刻洞察，甚至有点狐假虎威自欺欺人。依附于国外学术，就要在意识形态、观点、方法、格式、语言等多方面符合国外的“规范”②，这对于理解中国现实是有缺憾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一个很大不同在于，社会科学的某一特定研究对象中都具有很大的异质性，国外学术成果不可能全然适用于中国社会，但现在很多学者似乎更愿意去修补国外关于某个小岛上的亲属制度的理论，也不愿意沉下心来理解中国的家的性质。笔者认为，一味和国外理论对话，只能在别人既有的逻辑体系之中“戴着脚镣跳舞”，在他人的理论框架下寻找问题意识，最后要么简单重复他人理论，要么寻找几个经验反例来“反思”，这种“反思”难以切实地理解中国现实，而只能成为他人理论的注脚。和国外学术对话，应该是一件顺其自然的事情，当国内学者形成了一套扎实的关于本土社会的理解，就可以很平等地与国外交流，这种交流能够促进知识的积累和进步，而现在这种生硬的“依附式”交流，只是“为了对话而对话”。找到和拓展带有主体性的问题意识，需要依靠国内学者的各种学术共同体来实现，需要依靠国内学者之间大量的交流和对话来理解“中国社会是什么”以及“中国社会发生了何种变化”。有效率的学术共同体一般都依托“熟人社会”来完成，即有几个特点：兴趣相近、地域靠近、情感亲密，在“熟人社会”中讨论问题能够大大减少交流的成本，因此，希望和国外结成学术共同体，不仅容易丧失主体性的问题意识，也难以克服知识讨论的高额成本（尤其是通过回应文章的方式对话）。牵强附会式地和国外对话，在组织方面分离了国内的各种学术“熟人社会”的建构，在知识方面消解了中国社会科学的主体性。

大一个人社会实践总结范文第9篇

(一)加强独立学院学风建设的紧迫性

独立学院是我国高等教育的新增长点，为高等教育大众化做出了重要贡献，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推进，独立学院将在我国人才培养中承担越来越重要的任务。从总体上讲，独立学院的多数学生有明确的学习目的和端正的学习态度，能严格自律，不断缩小自身差距，自觉学习和掌握科学文化知识，提高自身综合素质，以迎接社会的挑选。但是，由于独立学院的“宽进”政策，录取分数线普遍较低，有相当一部分学生缺乏对社会、对自己的责任感，学习自觉性不强，学习习惯不好，迟到、早退、旷课、考试作弊、沉迷网吧和歌厅，长此下去，难保独立学院学生的培养质量。这是独立学院当前必须正视的一个问题。对于年轻的独立学院来讲，能否培养出适应社会，一专多能的优秀人才乃是发展与否的关键，而这必须依靠强有力的学风建设来保障。学风建设的好坏关系到独立学院能否在短时间内提高培养质量，树立良好的信誉，为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更关系到独立学院能否为社会输送大批合格人才，从这个意义上说，学风建设是独立学院发展的生命线。同时良好的学风是长期沉淀的结果，学风建设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独立学院应该在发展的初期就高度重视学风建设。因此，加强学风建设，是当前独立学院必须正确面对并想办法解决的现实问题，绝不能够等闲视之。

(二)学风建设问题的研究思路

《学记》是我国教育史和世界教育史上的第一部教育学专著，它科学地提出并论证了许多教学原则、教学方法和教学进程等，其中，它根据学生的学习年限对大学教育教学的进程作了如下规定:“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这段精辟的论述符合教育教学的客观规律和学生发展规律，同时，整个教育教学的进程体现了循序渐进、德智并重的特点，认识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对今天的教育工作仍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学风是一所学校的治学风尚，它由领导治校、教师治教、学生治学的风气等几个方面构成，所以学校的学风建设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思考。本文主要是从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风气这个角度来研究独立学院的学风建设问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对大学生进行教育和引导的重要途径，在独立学院的学风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依据独立学院学生的思想特点和教育的阶段性原则，本文拟从思想政治教育的角度，提出对独立学院学生进行学风教育的四个阶段及相应措施。

二、思想政治教育视野下的独立学院学风建设

独立学院的学生从进人大学到最终完成学业，一般有三至四年的学习时间，其间，不同年级的学生各有特点。笔者把学生的这一成长过程分成四个阶段，在对学生进行树立良好学风的教育和引导时，应该根据学生的年级特点，确定不同的内容，选择不同的方法。

(一)立志教育

“夫志当存高远”[2l。立志教育就是要引导和帮助学生在了解自身特点及尊重客观现实的基础之上，确立个人中期和长期的奋斗目标。《学记》中提出“一年视离经辨志”，其中“辨志”就是考查学生“思想品德方面是否确立高尚的志向”[3]。朱熹认为，志是心之所向，为学首先应该树立远大的志向。“‘问为学功夫，以何为先?日:亦不过如前所说，专在人自立志’。人有了远大的志向，就有了前进的目标，能‘一味向前，何患不进’。”[’]独立学院学生在高中阶段的学习中大多处于中等或中下水平，文化基础相对较差，学习动力不足，学习兴趣不浓，更缺乏远大的志向。进人大学，又是一个新的起点，要扭转学生思想和学业上的不利局面，使他们学有所成，关键在大学一年级。好的习惯和风气应首先从大一开始培养，因此，从学生人校的第一天起就应教育他们珍惜大学生活，立志图强，树立大学乃至人生的整体奋斗目标。

1.抓好入学教育关，引导学生确立高尚的发展志向大学生是社会较高层次的人才，是民族的希望，是祖国的未来，培养他们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法纪观念尤为重要。民办高校的学生思想道德存在三大特点:一是重个人理想而轻社会理想;二是重自我价值而轻社会价值;三是重对金钱的崇拜而轻对事业的追求。大学新生人校伊始，就要引导他们客观地分析自己的优势和劣势，做好正确的定位，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成才观，确立高尚的发展志向;花大力气向他们宣讲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和《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安全教育及管理规定》等，使他们的言行有章可循，做到知法、守法，严格自律，不做违反法律和与自己身份不符的事情;另外，为树立对民办独立学院的正确认识，克服思想偏见，增强爱校意识，可结合学校的实际对学生进行校史教育，培养学生尊重母校，理解母校和热爱母校的情感。

2.明确学习目标，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高尔基说过，一个人追求的目标越高，他的才能就发展得越快，对社会就越有益。教育心理学的研究表明，“明确而适当的学习目标，能够激励学生的学习动机，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J，学习既要有长期的远大目标，更要有近期的具体目标，“斯金纳的程序教学和布卢姆的掌握学习实验都表明，学生的学习目标只有划分成每节课的目标和单元目标后，才对学生有激励作用”f6]。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尽早引导学生对自己的大学生活进行合理的规划，指导帮助学生拟订一个循序渐进的学习目标，使之能真正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另外，由于多方面的因素，独立学院的一些学生人学后可能会存在比较大的负面情绪，这时候如能及时引导他们正确认识和面对成长过程中暂时遇到的困难，正确对待现实与将来，树立明确的学习目标，让他们对自己的专业和自己的成才充满信心，就能把他们的学习及时导向正轨。

3.加强督促指导，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习惯决定未来”。现在的大学生多数出自独生子女家庭，依赖性强，缺乏独立自主的意识和吃苦耐劳的精神，独立学院学生也不例外，睡懒觉，无节制上网，用学习时间逛街、游玩的学生较多。针对这一情况，应建立早晚自习制度，要求学生至少在早上7点半之前到教室开始早自习，这既能保证一种良好学习氛围的形成，又能保证上课的出勤，同时避免学生因来不及吃早饭空腹上课，影响身体健康;提倡学生上晚自习，安排固定的教室和教师督促。晚自习方式应适当放宽，允许学生到图书馆看书、自习或参加课外活动，不能因此而使学生在无课的晚上处于失控状态而浪费时间。

4.加强班级和夜室建设，营造良好的班风、室风苏霍姆林斯基讲过，我们把每一个学生教育好了，一个班级也就教育好了，但这样是很难办到的，但是如果我们能把一个班级教育好了，那么这个班级反过来又能教育班里的每一个学生，这是事半功倍的方法。大学生从五湖四海来到陌生的环境里开始大学生活，会有不同程度的不适应和不安全感，产生一定的心理需要。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认为，人有由低到高不同层次的需要，低级需要没有得到满足就很难产生较高层次的需要。较低层次的需要包括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而求知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则属于较高层次的需要。班级和寝室是学生学习和生活的主要场所。因此，应通过严肃班风并开展丰富多彩的集体活动，增强班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抵制歪风邪气，使每一个学生都能在班级里找到安全感和归属感;应积极开展文明寝室创建和评比工作，引导学生保持寝室卫生和养成文明习惯。有了良好的班级和寝室环境，才能为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创设良好的外部条件，有利于学生的学习和身心的健康。

5.加强优秀典型学生的宣传教育.为学生树立成功的榜样班杜拉的观察学习理论发现:学习者通过观察榜样所表现的行为及结果，在自己身上会产生间接的强化作用，并对自我效能感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自我效能感是指人对自己是否能够成功地进行某一行为的主观判断，与自我能力感是同义的。自我效能感高的学生面对困难时更具有坚韧的意志和昂扬的斗志，情绪上更加热情开朗，富有自信心。如果某个学生看到与自己能力差不多的同学取得学业的成功，就会增强自我效能感，认为自己也能完成同样的任务。我们通过宣传先进，学习先进，使学生有更明确的学习方向，增强自我效能感，增加学习动力。例如，厦门大学嘉庚学院结合自身特点开展优秀学生经验讲座、座谈会等，不仅使同学们有机会与师兄师姐沟通，更让同学们了解了自己今后在大学生活中应如何定位自己，追求自己的奋斗目标。我们通过对学生进行立志教育，要使学生认识到学习的社会意义和个人意义，把个人的前途命运与祖国的繁荣富强联系起来，增强学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使学生能自觉、勤奋地学习。

(二)敬业教育

敬业教育就是要使学生在有了明确的奋斗目标的基础之上，树立专业意识，巩固专业思想，脚踏实地地把目标贯彻落实到行动中去。《学记》中提出“视敬业乐群”，是指考查学生“对学业的态度是否专心致志和与同学相处能否团结友爱’，〔’]。通过一年的大学学习和生活，进入二年级的学生对自己有了比较客观的认识和正确的定位，而大学的学习生活也全面展开，专业课程增多，外语、计算机过级考试迫在眉睫。据调查，独立学院虽不乏贫困学生，但多数学生家庭经济相对富裕，家庭各方面条件优越，学生渴望成功，对未来也有较高的期待，但从小缺乏吃苦耐劳的锻炼，缺乏恒心和毅力，这些特点对二年级学生的学习生活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应注意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对他们的引导:

1.巩固专业思想，激发学习志趣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提出“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人民教育家陶行知从自己丰富的教育经验出发，也认为“学生有了兴味，就肯用全副精力去做事，学与乐不可分”[s]。兴趣是影响学习活动效率的一个重要的心理因素，“浓厚的兴趣会使个体产生积极的学习态度，推动他兴致勃勃地去进行学习。一个对某一学科产生强烈而稳定兴趣的学生，就会把这门学科作为自己的主攻目标，学习过程中会自觉地去克服重重困难，排除种种干扰”[0]。兴趣由低到高的发展要经历“有趣一乐趣一志趣”三个阶段，志趣是兴趣发展的高级阶段，是与崇高理想和远大目标结合而产生的，具有积极自觉、持续时间长的特点，兴趣只有上升到志趣阶段，才会使学生专心致志地投人到学习活动中去。独立学院的招生相对比较宽松，学生一般都能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就读，但不乏一些学生听从父母意愿或囿于考分的限制而选择了自己并不喜欢的专业。对此，可以通过多开展与专业有关的学术讲座，向学生介绍学科发展的前沿知识;把相关专业的社会知名人士或已就业的优秀毕业生请到学校，为在校学生现身说法，指明社会对人才的要求和他们应该努力的方向，使学生对自己所学的专业充满信心，对专业由不喜欢转化为自己终生追求的事业。

2.磨砺意志，把远大的理想和艰苦的学习结合起来马克思曾有这样一段名言:“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学习是艰苦的脑力劳动，光靠远大的抱负和一时的热情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顽强的意志并付出艰苦的劳动。二年级的学生已能基本适应大学的学习生活节奏，但不少学生缺乏持之以恒的精神，上网吧、谈恋爱、无所事事的学生逐渐冒出来。因此，这个阶段一方面要引导自觉、优秀的学生进一步掌握正确高效的学习方法，学会自主学习;另一方面要加强课堂考勤，召开自觉性不强、学习困难的学生座谈会，加强平时的督促指导，教育他们学会自我约束，抵制各种诱惑，把实现理想的美好愿望落实到艰苦的学习中去。

3.加强集体主义教育.营造良好的群体氛围二年级的学生对班级、寝室同学有了一定的了解，一些志同道合、兴趣相同的学生容易经常在一起上课、自习、玩耍，如不加强引导，极易形成小集团;个别寝室成员间的新鲜感逐渐消失，由于生活习惯和一些琐碎小事而引发的寝室矛盾不断产生，如不能有效遏制，将影响寝室的团结，进而影响班级的正常发展和学生的学习。因此，应加强学生的团结友爱教育，树立集体主义精神和团队精神，可以多组织班级有益的集体活动，使同学们在活动中加强彼此间的了解，增进感情，增强班级的凝聚力。我们通过敬业教育，使学生能爱其所学，学其所爱，同学之间、师生之间团结和睦，整个学校形成人人上进，人人专心学习的良好氛围。

(三)博习教育

博习教育就是要使学生在掌握专业知识的基础之上，进一步丰富和扩大自己的知识面，获取丰富的感性知识和书本知识。古代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就主张多闻多见，“博学于文”;朱熹认为既要懂得“天地万物之理”，又要掌握“修己治人之方”，才能为以后的学习打下广阔而坚实的基础。《学记》中提出“视博习亲师”，其中的“博习”是指“考查学识的广博程度”〔‘0]。可见，掌握宽广的知识和丰富的实践操作能力是学生长足发展的必然要求。进人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对自己的专业有了一定的掌握，已能自觉、认真地学习，但是也会有部分学生在适应了大学生活之后，觉得大学里的考试只要临时抱佛脚就可以过关，学习上没有更大的动力。加之独立学院建校时间一般较短，缺乏公办高校深厚的文化底蕴，难以对学生形成潜在的人文熏陶，学生视野较为狭窄。这一时期可以说是学风建设的另一个关键期。

1.以学科活动为支撑，鼓励学生拓宽知识面对三年级的学生，应引导他们向更深、更广的专业方向发展。可以举办各类学科竞赛、文化沙龙、读书交友会等专业性较强的活动，让学生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检验自己学到的知识，这既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又可以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在这个过程中要引导学生用开阔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已知和未知，培养学生脚踏实地的学习风气和宽广的学术视野。

2不同学生分类指导，全面成才从目前我们国家的现实来看，独立学院的学生在就业过程中会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所以有必要引导三年级的学生尽早关注社会的就业形势，明确就业方向，及时发现自己知识结构中的不足，并将这种不足转化为学习的动力。教师的指导应根据不同学生的具体情况，分类指导。例如，对于师范专业的学生，多数学生今后可能会走上教育岗位，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一手漂亮的粉笔字和恰当的语言表达能力是教师的必备能力。所以，应多指导他们进行师范生技能的训练，可以开展一些模拟课堂的活动，发动学生讲课、评课，提高上课的质量;而有一些师范生会选择到公司、企事业单位跨行业就业，对于这一类学生更多的是需要熟练掌握办公自动化，培养组织管理能力和协调能力，要多指导他们阅读课外书籍和掌握相关行业知识，扩展视野，把自己打造为专业扎实、综合素质较高的复合型人才;对于有条件的学生应鼓励他们通过考研来提升自己，教师可以在学生选择报考的学校和专业时，提供必要的帮助，使他们能做到量体裁衣，各尽其才。

3.积极组织杜会实践活动，增长学生才干独立学院学生虽然文化基础相对较差，但是其家庭成员受教育程度、家庭对教育的重视程度等指数都较高。学生从小见多识广，思想活跃，兴趣广泛且多有特长，社会活动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均有较大的潜力，综合素质普遍较高。因此，可以多组织他们参加各种文体活动，特别是通过假期开展大学生“三下乡”等社会实践活动，丰富学生对社会的认识，增长才干，同时在与社会的广泛接触中还可了解到社会对人才、对知识的需求状况，增强他们学习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为进一步学好专业知识提供动力。我们通过博习教育，使进人大学高年级的学生能主动开阔视野，苦练内功，同时具有较强的实践操作能力，为学生今后学习的提高夯实基础，以更好地适应社会对人才的需要。

(四)通达教育

通达教育就是在学生形成基本专业技能和具备一定综合素质的基础之上，要使他们进一步提高自身的礼仪道德修养，以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优秀大学生。《学记》中提出“视论学取友”，其中“论学”是指“考查学术见解”，又提出“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意思是“考查学术上的融会贯通和志向上的坚守不移”tll]。通过大学前三年的学习和积淀，多数学生已具有较为深人的专业知识和较为宽广的文化知识，但是学生的社会阅历和社会基本技能还很欠缺。据《中国青年报》11月13日消息:2(X)4年7月，重庆市北部新区的重庆理念科技产业有限公司招聘了21名应届毕业生，短短四个月便陆续开除了其中20名本科大学生，最后仅留下一名踏实用心的中专毕业生，其原因竟是在公司随地吐痰、上班时间化妆、外出度假、与其他员工抢房间等与学生个人素养有关的问题，这反映出大学生在个人修养和社会适应能力方面的严重缺陷。这一点同样也是独立学院学生的不足。

1.德育与智育并重，培养学生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独立学院的毕业生面对激烈的社会竞争，为使他们在就业和进人社会时具有更强的竞争力，就应加强个人礼仪修养教育和诚信教育，以公民道德规范的标准来严格要求他们。同时还可以结合就业、考研、报考公务员等，请资深专家开展专题讲座，增加就业技能技巧方面的培训，组织学生召开座谈会或主题班会，交流就业的经验和心得，以更好地接受社会的挑选。

大一个人社会实践总结范文第10篇

——费孝通（1998：2）

最近几个世纪以来，与被西方资本主义的扩张所统一同时，世界也被土著社会对全球化的不可抗拒力量的适应重新分化了。在某种程度上，全球化的同质性与地方差异性是同步发展的，后者无非是在土著文化的自主性这样的名义下做出的对前者的反应。因此，这种新的星球性组织才被我们描述为“一个由不同文化组成的文化”（aCultureofcultures），这是一种由不同的地方性生活方式组成的世界文化体系。

——MarshallSahlins（1998：10）

民族问题

民族与国家之间关系，是20世纪人类学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在国内人类学界，对于这一关系的论述在30年代“边政学”提出以后，到50年代少数民族社会调查这一段复杂的历程中，得到了集中发展。迄今为至，国内人类学者对于民族与国家之间关系的探讨，受到50年来历史特殊性的影响，主要集中于对一般所谓“民族问题”的探讨上。“民族问题”虽然不排除“汉族问题”，但是显然更偏重指“少数民族”在国家民族事务的处理方面构成的“问题”。中国的“民族问题研究”，属于一种对于民族与国家之间关系的探讨，而它的主要特征，在于学界对于国家民族关系治理的介入。

在西方人类学界，民族与国家之间关系的探讨，也占有显要的地位。在这一方向上的探讨，也关注到少数族群（ethnicminority，ethnicgroups）与所谓国家中的“主体民族”构成的差异及这种差异的实质。然而，在80年代以前，与“族性”（ethnicity）相关的人类学论述，深受这门学科中社会文化一般理论的制约，而未能构成独立的理论范畴，这种状况直到80年代以后才得到改变（参见：Eriksen1993）。就80年代以来出版的研究来看，西方人类学者对于民族与国家之间关系的探讨，主要集中与对一种意识形态的批判性研究，这种意识形态现在已广泛地被界定为“nationalism”，其政治制度的表现也被界定为“nation—state”。后者一般一被翻译为“民族—国家”，指一种现代的、以“国族观”（nationhood）为中心的公民—国家关系模式；而起着也被翻译成“民族主义”，但因这里的“nation”指的并非是“族群”，而是以国家为中心的认同，故实应指“国族主义”。

1991年，《人类学年鉴》发表美国人类学家福斯特（RobertFoster）的一篇论文，总结了关于民族和国族主义的人类学研究，指出民族问题在西方人类学界的出现，是因为人类学中目前面临着两大难题，即：（1）文化这个概念本身构成的难题，及（2）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理解文化差异的前景的难题。同时，福斯特指出，人类学从对文化观的关注，转向对“民族—国家”必经的文化发展过程的关注，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他说：

人类学者认识到，国族文化的建立是“新生国家”追求“现代化”的一部分，是旧殖民地国家为争得自身民族所需要（从形象外表到经济基础）的形式而做出的巨大努力。最近几年，人类学者开始把当代旧殖民地国家政治文化中的矛盾与殖民统治时期的分裂政策联系起来考察国族文化问题。然而，国族文化在欧洲那些“老”民族内部同样是具有现实意义的争论焦点，处在不停的修整过程中。其实，把民族看成带有固定不变、“内容已定”的文化认同的观点本身，正是那些使人为的认同自然化的各种活动获得成功的标志，同时，这也是某一塑造民族认同的方法或说法获得成功的标志，因为所有关于民族精粹的定义都有选择地忽略与其相争的其他定义。通过排除异议和培养“公民”，他们为自己稳固地树立起（或树立不起来）“自然而然”的形象，而这些公民的主观意识正是由循环产生国族文化并使其自然化的种种活动所构成的内容之一。换言之，国族文化的创造，不仅格式化地通过教育儿童，使他们进入社会并使他们产生持久的性格特征，而且还通过传递“国族特点”之外的范畴。而国族文化的创造，必然要求对“国族公民”进行培养，使他们成为带有特定的历史觉悟、权威观点和自我意识的特殊公民（Foster1991：237—238）。

对于现代民族—国家文化的构造过程，我曾经给予相当多的关注。在中国的区域人类学田野工作方面，我曾利用闽南地区城乡民族志资料来论述民族—国家的建造对于地方社区与民间文化造成的深刻影响，我也试图指出，这种计划中的国族现代化面临的原有社区共同体文化的抵制（王铭铭1997）。我的研究能够说明，对于我们分析近现代中国社会中民众被国家纳入“公民意识”培养计划的过程，国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概念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因为在近百年来的中国文化实践中，国家建设者的策略，一直围绕着民族—国家一体文化的创造而展开，而这种权力和文化的延伸，对于人类学田野工作地点，也确实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然而，从西方发展起来的有关“国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理论，如何与中国人类学的“民族问题研究”联系起来呢？在中国少数民族政策中，对于“民族—国家”的概念，一直采取比较谨慎的态度。我们的政策制订者的观点，向来力图避开西方民族—国家的“一民族一国家”模式，而中国民族的历史与现状，又属于一种费孝通教授所界定的“多元一体格局”（费孝通1988）。那么，现代国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理论，是否与中国无关？这一问题，显然还必须得到探讨。

在所谓“民族”与“国家”之间关系的问题上，中国走过了一条十分独特的道路。在世界其他地区（包括西方和非西方），国族主义的传播，使“一民族一国家”的民族—国家模式得到了广泛而深刻的延伸。这种广泛传播的政治模式，甚至到了90年代依然给世界带来了很大影响。世界性和区域性的军事冲突，大多发源于这样一种“一民族一国家”的理念，而西方（尤其是美国）对于区域冲突和问题的介入，也时常以维护“一民族一国家”的为借口（参见马戎1997：23—24）。相比之下，从20世纪初期开始，中国虽然也在政治上强调国族的制度与观念对于新国家创建的重要意义，但是却很少有人主张实行这种严格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模式。在人类学成立之初，中国学者即主张破除西方种种民族—国家一体化的概念局限，创造一个“多民族国家”。这种主张在漫长而曲折的现代国家创造上，有着深刻的历史影响，而其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目前“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概念在中国民族与国家关系论述中的主流地位之确立。

必须承认，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多民族国家”的观点，使国家在长期以来的社会科学学科归类中，将人类学（或“民族学”）定位于“民族问题研究”的范畴之中。然而，我认为，以国家民族事务处理为中心的政策研究，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倒过来推动“多民族国家”的中国人类学观的深化。在民族问题研究的领域中，一些学者以为，中国既然是一个“多民族国家”，那么，它的人类学就不必考虑西方民族—国家的概念框架，而应专注于自身问题的具体研究。事实上，这样的思考方式不能解释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现象，即：早在这些主张“专注于自身问题的具体研究”者出生以前，关于民族与国家之间关系，就存在着深刻的中西方学术差异，而这样的差异也导致了早期中国人类学者对西方有关民族—国家的理论提出了批评性的见解。正是这样的差异和批评，奠定了“多民族国家”的理论，使其为后来民族问题研究的实践开创了理论的视野。我们今天讲的“民族问题”，运用的外文注解，其实就是“nationalquestion”，而“nationalquestion”概念是在西方19世纪以后的产物，它在20世纪逐步在中国演变成特指“少数民族问题”的概念。可见，两者之间有一定的历史关联和断裂。那么，倘若我们确实是在学术传承基础上展开进一步研究，那些“初始概念”的吸收和改造，对于进一步的理论阐述又当具有何种意义？基于这种吸收和改造而展开的理论阐述又如何能够为当代中国人类学者提供其开拓自身视野的手段？

为了解答上述问题，我将重新审视中国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吴文藻先生对于民族与国家之间区别与关系的一篇论述。这一论述于1926年4月发表于《留美学生季报》[1]，当时的吴文藻先生只有25岁，他就读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文章题为“民族与国家”，是吴先生最早发表的一篇学术论文，它的发表时代，正好也是中国人类学发展的一个关键时刻。时过72年，阅读这篇文章，我感到其中的深意仍然值得我们今日的人类学者关注。于是，我根据阅读后的一些感想写成如下文字，希望学界同行来共同探讨。

吴文藻的早期论述

费孝通先生曾以“开风气、育人才”来形容吴文藻先生的学术风范，他还特别提到吴先生在带动中国社会研究者基于西方理论的学习和反思，来走自己的道路（费孝通1997）。“民族与国家”一文的发表时间，虽然是吴文藻先生的青年时代，但这种“开风气”的学术风范已经在文中充分呈现出来了。在1926年以前，人类学（或称“人种学”、“民族学”、“民种学”等）已被介绍到中国，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及论述，也开始运用中国资料。但是，从19世纪末到1926年这30年间，作为理论的人类学主要是被作为社会进化的启蒙主义思想在中国思想界发挥作用的，对于中国社会进行的人类学研究，大多为来自东西洋的海外人类学者所从事，中国人类学的翻译者尚未系统进入自主的理论分析与经验研究。吴文藻的“民族与国家”，虽未受到广泛的关注，但它在实质上可以说开创了中国人类学独立理论思考的道路。

在“民族与国家”一文发表的时代中，同一论题已经受到了政治思想界的关注。梁启超、孙中山等，为了“启蒙中国”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国族”对于中国改造的重要性。到1926年，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如何在新时代开创一个民族自觉、确立一个强大的国家，一时又成为政治理论界关注的要点。在引进西方国族主义理论的过程中，中国政治思想界并未充分意识到中国文化的特殊性。与西方民族—国家的创立过程不同，20世纪中国民族—国家的自我建设面对着“时代”遗留下来的“天下”观念：这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世界观本来就是一个超越民族的文明体系，而19世纪以来这一文明体系虽然受到强大的外来挑战，但是却没有像其他文明和部落那样沦落为殖民地。20世纪初期的政治改造思想，必须面对所谓“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问题，也就是不仅要与中华以外的世界形成差异，在此差异中创造一个能与西方匹敌的、强大的国家，而且还要在国家的境内创造一种与“历史”完全不同的局面。然而，发源与欧洲，混同了文化与政治的民族—国家观念，自身所带有的、激发民族间矛盾的特质，却也必然给转型中的“”带来诸多的问题。为了在“”的废墟上创造一个全新的国家，孙中山等政治家将主要的精力放在运用西方民族—国家理论的“建国方略”上，在文化上强调国家的一体化与公民意识的确立，即强调严复在中国启蒙时期试图开始言说的“群”（即指“社会”）的道理。这一“建国方略”的考虑，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步涉及了“多民族国家”的观点（如“五族共和”观点），但在理论上却忽略了现代国家的公民意识与传统“天下”观之下的多元族群与文化如何能与西方式现代民族—国家理论匹配的问题。在严格意义上讲，这个“帝国”（empire）与“国族”（nation）之间的矛盾问题，是在1927年以后南京政府确立以后，尤其是在“抗日民主阵线”形成以后，经由人类学界在其对“边政问题”的研究中逐步正式推向政治思想界的（见吴文藻1942；周星1997），而此前吴文藻在海外发表的那篇“民族与国家”论文，应当说是最早对这个问题进行系统分析的。[2]

在当今西方理论界，基于欧洲历史的经验，一些社会思想家认为，“帝国体制”向“民族—国家体制”的演变，走过了一条直线的道路，这条道路实质上是一体化特征较强的民族—国家取代传统国家（即帝国体制）的过程（参见：Giddens1985）。20世纪初期的中国政治思想家们在叙述自身对“改造中国”的看法时，十分关注传统帝国体制下“一盘散沙”的文化面貌如何以西方的“群学”模式来改造的问题。然而，问题是，中国政治改造的道路是否一定要采取民族—国家模式？“民族与国家”一文的写作目的，正是为了对当时政治思想界民族—国家主义的理论混淆问题进行人类学的澄清。对此，吴文藻开宗明义地说：

近来国家主义之团体，风起云涌，国家主义之鼓吹，甚嚣尘上，在今日之中国，已与三民主义及共产主义，鼎足而峙，且于最近之将来，大有驾乎二者之上之趋势。因此，三民主义者与国家主义者，似已稍起龃龉，三民主义者，以为民族主义，不与帝国主义及军国主义相混，故认民族主义优于国家主义。反之，国家主义者，则以为民族主义，系国家主义译名之误，欲顺言，必正名，故认国家主义优于民族主义。兹篇之作，非欲比较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二标识之优劣得失，亦非欲衡孙中山之民族主义，第欲舍主义而专阐明民族与国家之真谛，及二者应有之区别，与相互间应有之关系。[3]

民族与国家：问题意识

在吴文藻以前，中国政治思想界通行的民族与国家定义主要源自孙中山。孙中山充分地意识到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差异，也充分意识到英文中民族的名词“哪逊”(nation)有两种解释，即民族和国家。在民族与国家的区分方面，他在《民族主义》书中认为，“本来民族与国家，相互的关系很多，不容分开，但是当中实在有一定界限，我们必须分开什么是国家，什么是民族”。至于二者的区别，孙中山认为，“民族是有天然力造成的；国家是用武力造成的。……自然力便是王道。用王道造成的团体，便是民族。武力就是霸道。用霸道造成的团体便是国家。”另外，政治学家张慰慈对民族与国家也持类似的看法，他认为“民族”含有下列几种要素：“(一)种族的关系——由一个血统或一个人种传下来的。(二)地理的关系——在一个山脉，河流，丛林地方之中居住，为地势气候所隔，不容易和他族往来。(三)文化的关系——有同一语言，同一文学，同一历史，同一风俗，习惯，和同一道德观念。”至于民族与国家的关系，张慰慈在其《政治学大纲》中认为，国家建立于“自然可以发生一种共同的感情”，属于一种基于民族而组织起来的“统一的政治团体”。[4]

吴文藻敏锐地指出，当时主流的民族与国家理论，虽能承认英文中“哪逊”一词，含有两种意义，但却未能严格明了“民族与种族之分，国家与政邦之分”。在他看来，种族、民族、国家及政邦四个概念，向来为中西学术界及政论上滥用，造成了很大的混淆之名词，因而必须得到“申辩”，“以解淆疑，而清思路”。为此，他引用当时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指出，将种族、民族、国家及政邦混同起来，有违文化进化的规律，对政治思想也可能潜在某种误导作用：

溯自近代人类学成立以来，人类学者已将曩昔种族上及语言上差别之谬见，一一揭破其非，严正厘正。自近代法理学及语言学采用比较的方法后，法理学者及语言学者舍推倒某某民族据以自豪之神话外，复证明某某民族借以自诩之特殊文物制度，并非空前独创，实为几许民族所同有者。近代演化论昌明，影响及于一切社会科学，而日西方学者，不复视国家为人类中之最高团体，以与社会相并，而反视之为人类社会演化中之一历程。有此学术上之种种新发见，一切名词之确定，自当以此为依归。

那么，种族、民族、政邦及国家四者之间差别何在？吴文藻做了如下论述：

（1）种族乃生物的人类学研究之对象，故为一生物的概念。种族上所表现之特性曰种族性。强者以欲排斥异己，而自称为纯种；以欲压迫弱小，而自命为优种；复以欲征服外族，而倡本族中心论；反之，弱者对此纯种，优种，及本族中心说，作反抗而求解放之运动；凡此皆可谓之种族主义。

（2）民族乃社会的人类学研究之对象，故为一文化的及心理的概念。民族上所表现之特性曰民族性。强大民族借其特殊之民族性，以号召隶属他国政府下弱小之同一民族，而逞其扩张之野心；弱小民族之寄人篱下者，借以脱离所属国，而加入同一民族之另一强国；又或一部分人民，欲借以保存或发扬其原属之特殊精神，丰富其现属政邦内之文明生活；凡此皆可谓之民族主义。

（3）政邦乃政治学及法理不研究之对象，故为一政治的概念。论政邦之性质曰政邦性。法学家及玄学家以为政邦之，乃属于固有，独立，普及，而无可抵抗，必须绝对服从者；德国唯心派黑格尔之视政邦为“尽善之道理”，“永远必需之精神本质”，或“绝对固定之目的本身”；及新黑格尔派之“政邦专制说”；凡此皆可谓之政邦主义。今日主张相对的多元论者，对此绝对的一元论，攻击不遗余力，可谓之“反政邦主义”。

（4）国家乃政治学，国际法学，社会学，及其他种种社会科学研究之对象，故国家系一最普通之概念，举凡学者，政论家，政治家，演说家，新闻记者，以至于引车卖浆者之流，莫不用之。国家所表现之特性曰国民性，或曰国性。弱小民族根据其特殊之民族性，而欲自由兴邦，独立建国，共隶于同一统一政府之下；被虐待之国民性，或被压迫之民族性(以亡国而由国民性降为民族性者)，欲独立自主，组织民族国家，建设统一政府以谋经济之自由决择，政治之自由发展，及文化之自由演进；凡此皆可谓之国家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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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文藻指出，种族是人种学及生物学的名词，民族是人类学及社会学上之名词，国家是政治学及国际法学的名词，政邦是政治学或政治哲学的名词。就近代史的事实看，种族、民族、国家及政邦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参见纳日碧力戈1996），一种族可以加入无数民族，一民族可以包含无数种族，民族可以造成无数国家。就国家与政邦之间的差异看，国家为地理、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单位，而政邦“或为社会之有机体，或为团体之心理的人格，或为社会之历程”。就要素言，“政邦以土地人民组织及四者而成立，国家舍此四者外，尚有形成民族之诸要素，如经济生活、语言文字、心理、历史、法律、风俗、习惯、文学、科学、美术、宗教等等文化共业。”

对上述四个概念进行严格的区分，并非只是为了说明概念问题。吴文藻撰述这一论文的主要目的，在于四个概念的混淆，尤其是民族与国家的混淆，对于世界政治的不良影响。他说：

民族与国家结合，曰民族国家。民族国家，在单民族国家与多民族国家之分。世倡民族自决之说，即主张一民族造成一国家者。此就弱小民族而言。与此相反者，则认民族自决，行至极端，有违国家统一之原理，及民族合作之精神，故反对任其趋于极端，而主张保存多民族国家。

“民族”：西方思想谱系

民族与国家的概念混用，对于19世纪以后的世界格局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它包含的政治思想误区也十分值得重视。在西方人类学界，思想对于现实的这一双重影响，到了80年代以后才得到系统的论述。其中，安德生（BenedictAnderson）的《想象的共同体》(1983)和吉登斯（AnthonyGiddens）的《民族—国家与暴力》(1985)等著作，分别指出这种“一民族一国家”的政治论调潜在的“神话色彩”和“暴力倾向”。在60年前，吴文藻却早已对这两种危险有了深刻的认识。他认为，自美国独立首创民族国家以来，西方民族思想史上，有三大关键。首先，德国、意大利仿美国之先例，竟大一统之事业，创近代民族—国家。其次，巴尔干半岛及东欧一带之民族—国家主义运动兴起，构成了影响深远的另一种民族—国家运动。其三，欧战时民族自决之说，风盛一时，不但为全欧为之震动，影响实及于全世界。他尤其关注其中的第三种潮流。吴文藻指出，在西方民族—国家运动的影响下，“世界上一切被虐待之国民性，或受压迫之民族性，咸起而从事国家主义运动。国际社会因此益形纷乱。大国咸有分崩瓦解之隐忧。”

吴文藻依据上述“三大关键”，把世界民族—国家的思想演变分为三个时期，并分别以德国法学家柏伦知理(J.K.Bluntschli，1808—1881)、法国思想家吕南(E.Renan，1823—1892)及英国政论家席满恩(A.E.Zimmern，1879—？)三位学者来代表三个时期西方民族思想。在三个时期，民族的概念有所不同。法国的吕南属于“绝对主张民族建国之说者”，英国的席满恩属于“绝对反对民族建国之说者”，德国的柏伦知理虽亦曾作反对论调，却承认民族性为近代民族建国之最大势力”。不过，尽管这三种民族学说不尽相同，但它们的提出者都视民族为文化及心理之概念。吴文藻还认为，席满恩的民族概念，明确认定民族为文化及心理之事物，更因当时西方学术思潮趋向文化方面，席满恩的学说很受学者欢迎。换言之，吴文藻认为，当时的西方民族学说，逐步出现了注重精神和文化的趋势，这一点应当引起中国政治思想界的关注。

德国柏伦知理承认种族、语言、宗教、地理及一般物质环境在民族形成中的意义，但特别强调“共同之情感及共同之精神”因素，认为这是促起民族意识发生的原动力，并认为社会状况及历史倾向属于民族意识的辅助力。在他看来，共同文明与政邦之羁绊无关，民族是文化及心理现象，不含有政治意味。吴文藻指出，柏伦知理的民族定义受到黑格尔、费希特神秘色彩之影响，主张“以含糊难解之心理状态为断定民族性之最后要素”。不过，柏伦知理列举种种客观要素，将民族与人民(volk)区别，认为前者为文化概念，后者则含有政治意味，以此反驳当时盛行“一民族一国家之主义”。他还认为，事实上，政邦可以包括无数民族，而民族可以造成无数政邦；世界上有无数的民族，但非个个民族都具有独立政邦生活之能力。因此，民族性不应视为政治观念，而必须被视为文化概念。民族统一之意识，不妨赖各方面之文明生活以存在，无须扩张及于政府之有机体。然而，柏伦知理不无自相矛盾地认为，民族性是形成政邦的推动力，尤其是在近代，民族性已成为民族—国家的最大推动力。这一“客观精神”的论点，后来在意大利民族主义、英国自由主义和德意志的国家统一运动中被利用，这些国家“借口于柏氏之客观定则，利用定义上同种同文及同天然环境诸要素之部分，各实其说，作政治上之要求”。

在柏伦知理之后，“客观精神”概念一时为逐步形成的反理性主义论调取代，此时政治学说中“全民意志”的空论以民族一国家思想为形式，变为当时欧陆政治运动的归向。“全民意志”实际上就是“民族自决原则”，它提出之初深得人心，使过去以客观理性为中心的民族精神论退让于主观理性为中心的民族自觉论。法国思想家吕南对民族的界说出现于这样一个时期。吕南主张，民族原理见于精神，民族是精神之家庭，并非受地理空间限定的团体。但是，民族发生于近代，应在“民众投票”中得到确立。他批评以往的民族学说，种族、血统关系、语言、公共利益、地理、历史等因素都难以置信，也非判断民族的最后标准。民族的精神，基于两种事实之上：一为民族的共同文化遗产（嗣业），二为民族团体的民众认同。由此，吕南极力主张民族建国，认为这个意义上的民族与国家差别很小，只要获得政治上的地位，就可以成为民族—国家。吕南的言论针对的是与法国利益对立的大日耳曼及大斯拉夫民族主义，他倡导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理论，深刻地影响到西欧的政治思想和实践，也受到巴尔干半岛弱小民族的欣赏。吴文藻指出，这一民族学说促发了营造独立自由与统一之近代民族—国家的运动，“实酿成前此欧战之一大原因”。[5]

基于吕南民族学说的发展，英国政论家席满恩对政邦性、民族性及民族进行了区分，认为民族性与宗教一样，是主观的，政邦性是客观的，民族性是心理的，政邦性是政治的：“民族性者，乃一种团体意识之外表也；此团体意识，寄托于一定之家乡邦土之上，富有特殊之强度，特殊之密度，用特殊之尊严者也。民族者，即借此种团体意识而结合之人群也。”席满恩的民族概念，强调文化及心理特性。吴文藻认为这是当时西方学术思潮趋向文化所致，也使席满恩的学说受到广泛欢迎。

吴文藻从种族、民族、国家及政邦的区分及西方民族学说的演变入手，为我们呈现了19世纪以来世界思想界对于民族与国家之间关系的认识。表面上看，这篇论文的主要内容是对西方思想的介绍。站在今日理论发展的前言，我们也能够看到，吴文藻先生当时的论述不无它的历史局限性。例如，据社会理论家霍布斯鲍姆（EricHobsbawm）的研究，18世纪末期国族主义思想在欧洲发生以后，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经历过几个重大的变动，从哲学的自由主义启蒙运动的民族自由观，到19世纪上半叶民间与政府民族观念的互动，再到19世纪后期以后的40年。到吴文藻的时代到来之前，国族主义思想已经发生了三大变化。其一，国族主义者认为，只要一个人民的实体认为自身构成一个“国族”，即可以成立自身的国家；其二，为了确认这种以人民为主体的国家，语言和文化成为族权意识的核心；其三，族权和族权的象征不断得到强化(Hobsbawm1990：102）。对于这些潮流，吴文藻没有给予全面的总结。不过，仔细阅读他的文章，我们不难发现，文章的实质关怀是，在这样的世界潮流之中，中国面临的历史道路选择问题。

文化的民族，政治的国家

从另一个角度出发，吴文藻总结西方民族学说，为的是向当时的中国政治思想界提出的一个尖锐的问题：那种种混同文化精神和政治含义的民族—国家之说，是否一定要成为中国社会改造的“原理”？他说：

中国近50年来之政治思想史，一部民族思想之发达史也。吾国民族思想有二渊源：一为固有者，一为西洋输入者。吾国固有之思想，多属片鳞断爪，不及西洋输入者之完善。且吾国固有之民族思想，十之八九为种族思想。西方民族学说之影响吾国近代政治思想，至为深刻。

为了证实这一观察，吴文藻在前文提供的孙中山和张慰慈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反思了梁启超的“民族”概念。梁启超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中认为：“最初由若干有血缘关系之人，(民族愈扩大，则血缘的条件效力愈减杀)。根据生理本能，互营共同生活；对于自然的环境，常为共通的反应；而个人与个人间，又为相互的刺激，相互的反应；心理上之沟通，日益繁富，协力分业之机能的关系，日益致密；乃发明公用之语言文字及其他工具，养成共有之信仰学艺及其他趣嗜；经无数年无数人协同努力所积之共业，厘然盛开特异之‘文化枢系’；与异族相接触，则对他而自觉为我。”“血缘，语言，信仰，皆为民族成立之有力条件；然断不能以此三者之分野，径为民族之分野。民族成立之唯一的要素，‘民族意义’之发现与确立。何谓民族意识？谓对他们自觉为我。‘彼，日本人；我，中华人’：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华人之一观念浮于其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之一员也。”吴文藻认为，比较就梁、孙、张三氏对于民族之见解，梁氏的学说较为圆满。张氏不过忠实地介绍了西方的一家之言，认为共同精神、共同习惯及共同利益之观念是民族观念的基础，却又认为民族乃由种族分出，而以民族表示种族之关系。吴文藻认为这存在很大问题。孙中山主张客观的民族概念，列举血统、生活、语言、宗教、风俗习惯等五种民族成因。吴文藻认为这没有区分五个因素中哪一个比较重要，而且，孙中山的主观民族说，“论据近乎武断”，以为由于王道自然力结合而成者曰民族，由于霸道武力结合而成者曰国家，“颇令人联想及德国唯心论者费希特的民族观。最重要的问题是，孙中山以为民族代表绝对精神之一种形态，国家是达到此一目标的工具，把精神与国家混同，属于“一种玄谈，在学术上不能视作正论”。那么，梁启超的民族概念为什么说是最恰当的呢？吴文藻认为，这一论点“已兼有中外之特长”，“以演化论之观念，作释义之入手法，由纯粹之客观事实，如血缘关系，自然环境，及经济生活，进至语言、文学、美术、宗教等文化共业为止，殊为独具只眼。”

基于对梁启超综合中外优点的民族概念的延伸，吴文藻部分地批评了西方学者有关民族与国家关系的论述。他说：

今日学者关系于民族之定义，种类不一，有着重同种同文之关系者，有着重地理环境之要素者，有着重风俗习惯及历史传统之关系者，更有着重精神及象征方面者，凡此不胜枚举，要其以前人为依归则一也。其罗致种种客观要素，则近柏氏之说；其着重精神及象征方面，则近吕氏之说；其标出心理及文化之本质，则近旁氏之说；而席氏本为调和先儒之论者……今日科学的人类学家，对于种族之见解，完全与往日盛倡同文同种说者之见解相左。法儒吕南所谓种族之一名词，实已晦甚，颇有几分真理。当民族之形成，血统之条件的效力，亦未可绝对否认；只因处今日争论最剧烈之时代，似以不作武断的肯定论为是也。当然，在这一部分批评的基础上，吴文藻试图从现有的论点总结出一条原理，这一原理明显地将民族与文化密切联系起来，并将之与一般意义上的国家与政邦做了必要的区分。

民族者，乃一人群也；此人群发明公用之语言文字，或操最相近之方言，怀抱共同之历史传统，组成一特殊之文明社会，或自以为组成一特殊之文明社会，而无需乎政治上之统一；当民族之形成也，宗教与政治，或曾各自发生其相当之条件的效力，第其续续之影响，固非必需也。故民族者首属于文化及心理者也，次属于政治者也。

……

历史上之无数民族，几无一非由无数种族混合同化而成，不足为判断民族之标准。一是言文之着重：以社会学者之眼光观之，同文系形成团体意识所必需之条件。语言文字乃表达思想之工具，最能促起人群之“类似心理”。唯有“类似心理”之人群，始能发生一种公共利益观念。公共利益观念兴起，团体意识始能成立。乐群性乃人类之一种本能，“类似心理”之条件具备，团体意识自无不成之理。语言文字亦为传递嗣业之媒介，将过去，现在及将来一齐连锁。一民族共处安乐及患难之经验，全凭文字之记载以绵续之；一民族之不朽的文学作品，亦唯类文字之工具以表现之。文学所以表现人生，一团体之得怀抱同一生活态度之理想，实以伟大之文学形成。此其所以足重者一也。二是历史之着重：历史之本质，系一种人文精神。过去现在及将来团体生活之成绩，借历史之记载保存，足资世世子孙无穷之回忆。史乘中圣贤豪杰之士，或杀身以成仁，或舍生而取义，其牺牲精神，垂古不朽，足为万世之师表。民族以之而人格化，成为一种历史人格，犹之圣贤豪杰，足为人民虔敬与崇拜之对象。此其所以足重者二也。三是文化之着重：此乃着重语言及历史必然之结果。文化之范围甚广。英国人类学者泰勒之界说，为今日学者所公认。其言曰：文化乃“该复杂之全体，包括知识、信仰、美术、道德、法律、风俗、及任何其他能力与习惯，由于人为社会中之一分子而习得者”民族自信其有特殊之知识、信仰、美术、道德、法律、风俗、习惯等等，遂组成一特殊之文明社会。此其所以足重者三也。言文，历史，及文化三者，为人文精神之所寓，故民族者，乃一文化之团体也。

在吴文藻看来，作为“人文精神”和“文化团体”的民族，必须与国家的概念有一个明确的区分。他指出，将作为文化的民族和国家区分开来，其实就是要将民族区分于西方哲学史的国家论之外。换言之，民族与国家混同造成的世界危机的局面，有着必须得到重新思考的历史根源：



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之西方政治哲学史，一部政邦哲学之发达史也，自费希特、黑格尔以来之政论史，一部国家至尊论之发达史也；自19世纪马志尼、密勒以来之政治运动史，一部民族国家主义运动之发达史也。至于我国，则自先秦以来之政治哲学史，一部圣哲人生哲学之发达史也；自黄黎洲以来之政论史，一部汉族中心论之发达史也；近50年来之政治运动史，一部民族主义运动之发达史也。

在中西方政治史的比较中，我们看到自己的弱点。这主要表现在：

彼此所根本不同者，则西方往者大都以国家为人类中之最高团体，国家与社会，视为同等；我国则久以国家为家族并重之团体，国家之意识圈外，尚有天下。西方以个人为国家之直接单位，我国以个人为国家之间接单位，而以家庭为国家之直接单位，乃先家庭而后国家者也。故我所短者，乃应世之政邦哲学也，正当之国家观念也，强有力之政治组织也。

与孙中山等人一样，吴文藻承认中国近代的弱势，根源于强有力政治组织的缺乏。但是，他也考虑到西方民族—国家的紧密配合所带来的问题：

近代国家学说，舍国际法学者称国家为政邦说之外，实与晚近民族学说，同时并起，开始与德国，而盛倡于美国。美国当北美十三州未宣告独立之前，民族性已渐次形成，所缺者即政治上之表示而已。当时亨利以雄辩而游说统一，斐恩借文墨而鼓吹独立，约翰逊草拟独立宣言，洽密尔顿且以“一民族无一国民政府为一可畏之现象”一类语敬告同胞，终而美合众国之雏形成立。此近世民族国家之起源也。然美国联邦政府之国权，到处受省权之限制，名为统一，实则犹在各州分立时代。直至南北战争之时，林肯极力主张国权统一，美国始有真正之统一可言。除此之时，有学者黎白，原籍德国，改籍美国，出而盛倡国家学说，拥护国权统一之方张。南北战争，世仅知为黑奴解放之战争，但实亦为统一与分立之战争，国家主义与地方主义之战争。氏曾为统一而战，故在战后改造时代，揭橥国家主义旗帜，以与地方主义对抗。国家主义乃统一之标帜，借以号召信徒，伸展国权者也。

中国的道路

可见，吴文藻的问题意识是：要“号召信徒、伸展国权”，是否必然要在文化上强调民族（国族）的一体性？在他的文章发表前的30年，一代的政治思想家有感于中国“一盘散沙”的状况，为了“保种强国”吸收了西方民族学说的因素，倡导以各种文化自觉方式确立民族自尊心，并经由这种民族自尊心的确立来达到创造强大国家的目的。而民族（国族）主义的推崇在中国却必须面临一个具有历史延续性的政治实体（即“天下”）如何可能运用“民族”的观念（或“国族”）来处理这个政治实体长期存在的内部族群多元性的难题。对于处理这个问题，吴文藻提供了一个民族区分于国家的方案，主张将文化的民族与政治的国家相区别，以多元的民族来创建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

为此，吴文藻借用黎氏（F.Lieber）的国家概念，认为以近代的观念来界定中国的国家，强调其疆土、人民、国语、共同之文物制度（文化遗产）的一体性。吴文藻认为，近代国家概念的意义广泛，比民族和政邦都更使用于中国政治组织的运用。他认为，“就字义而言，国家之一名词，考吾国文字源流，含意深广。国之一字，将政邦之要素，所谓土地人民者，悉加延括……国家之一名词，虽与民族政邦二者异殊，实兼二者而有之。物质精神两方面之条件具备，故曰国家之名词，含意深广也。”这样的国家定义，其实源于民族—国家的学说，它的主张仍然是以文化（民族精神）为基础来创造一个统一的国体。吴文藻说：

国家之要素，今日已不复限于土地人民三者，用无可讳言之事实。昔日之国家，纯为一种政治组织，大都以武力保其尊严，不借文化增其光耀。今日之国家，事实上虽未脱野蛮之遗风，理论上却已不复纯为一种政治组织，而为人类社会中之文明团体矣。

……

国家之特征，在其为致密之政治组织，而于一定之领土内，享有最高之统治权。政府不过是一种实行职权之机关。此处所谓政治上之统治权并非“固有，独立，普及，而无可抵抗”者，盖政权未有不出之于社会势力，经济势力，及心理势力等等者也。政权这所在，即之所寄。有寄于个人者，有寄于阶级者，有寄于全民者，有寄于士人者。以四者较，自以寄于士人中之能者为最适宜。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者阶级，选贤与能，则历史传统，始能持守，文明生活，方可互营；若是，未有不见机能的统一关系感于内，自觉的特殊精神形于外者。一国家承继一种到之文化嗣业，始为组成一种特殊之文明社会，而此唯于其团体生活之态度上，及团体生活这精神中窥之。此乃今日文明国家之特质也。

以文化为基础的新国家，显然必须解决一个重要的问题：享有不同文化传承的民族是否可以成为一个一体化的国家？在这个问题上，吴文藻没有进行进一步的概念澄清，而似倾向于主张以现代西方文化为“文明”来教化多民族的国家，促成其多民族的合作精神，奠定一个强大的文明国家体系：“民族乃一种文化精神，不含政治意味，国家乃一种政治组织，备有文化基础。民族者，里也，国家者，表也。民族精神，实赖国家组织以保存而发扬之。民族跨越文化，作政治上之表示，则进为国家；国家脱离政治，失政治上之地位，则退为民族。”他还认为，民族—国家主义运动的一个潜在误区在于引导人们相信独立是最终目的。事实上，确立一个现代国家的目的，在于恢复民族的自由。因而，一民族建立一国家的主张，不一定是历史的必由之路。他说：

一民族可以建一国家，却非一民族非建一国家，诚以数个民族自由联合而结成大一统之多民族国家，倘其文明生活之密度，合作精神之强度，并不减于单民族国家，较之或且有过无不及，则多民族国家内团体生活之丰富浓厚，胜于单民族国家内之团体生活多矣。近世所谓民族国家，自有此二者之别。自马志尼、密勒提倡一民族一国家之主义以来，理论辄易掩饰事实，变态竟且视作常情，此乃思想界混淆之所由起。考此主义之由来，实系一种反抗运动。民族性被虐待，或国民性受压迫后，骤然兴起反抗，图谋独立，保全自由。复有仁人志士之辈，以其所爱而及其所不爱，爱己之自由而及于爱人之自由，见强之凌弱，大之侮小，夺其自由，强其奴隶也，乃挺身而出，主持公道，拥护正义，发表一种愤世之良心主义，实行解放运动，打破不平等之现状，恢复弱小民族之自由。故民族性之真正要求，非独立也，乃自由也，自由其目的也，独立其手段也，非为独立而独立也，乃为自由而独立也，今之人舍本逐末，竟言一民主一国家之主义，而不明其最后之用意所在，宜其思想之混乱也。前谓一民族可以建一国家，却非一民族必建一国家，良有以也。吾且主张无数民族自由联合而结成大一统之民族国家，以其可为实现国际主义最稳健之途径。由个性而国性，由国性而人类性，实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大道。万一无数民族，不能在此大一统之民族国家内，享爱同等之自由，则任何被虐待之民族，完全可以脱离其所属政邦之羁绊，而图谋独立与自由，另造一民族国家也。

多元与一体

1988年，也就是在吴文藻的那篇早期作品发表后的62年，吴文藻的学生费孝通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丹纳讲座做了一篇题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讲演。费孝通说：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在和西方列强的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引自费孝通1998：61—62）。

回顾吴文藻的“民族与国家”与费孝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两篇相隔的62年，我们看到人类学者的民族问题研究走过一条漫长而曲折的道路。就人类学学科的历史变化来看，几个阶段的发展明晰地呈现在我们眼前。1927年以后的20年时间里，随着相对统一的南京政府的建立，人类学的民族问题研究在自由知识分子和制度化的民国（如中央研究院）学术体制下得到了相当大的发展。汉族以外地区的研究和后来的“边政学”的倡导，使中国人类学的多元文化观提供了初步的图景。这一图景在特征上颇类似于19—20世纪西方人类学试图在世界体系中绘制的文化多元图景，而其更恰当的定义，则应是一种现代场景中为了组成反对帝国主义而对古代文明的内部多元性展开的文化重建。因而，在1942年，也就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吴文藻写道：“中国这次抗战，显然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解放战争，而不是国族内某一民族单位的解放战争”，而他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能使世界各国信守民族一律平等的要义；如何能使吾国的王道文化精神，英美的委任统治观念，以及苏联的少数民族政策，相互融会贯通，成为一个理想，以跻世界于大同”（引自吴文藻1990：264）。

这一言论发表10年以后，历史已经发生重大的转折，而吴文藻的问题却没有消失。在新国家成立以后，抗战期间“民族统一战线”需要的“中华民族的解放战争”的号召，表面上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但如何处理一体化的国家建设过程与民族文化多元格局之间可能潜在的矛盾，这一问题却不仅没有消失，而且可以说变得更为重要。新中国建立的政治地理基础，与欧洲的民族—国家地理政治疆界不同，属于一个一度是“多元一体”、具有朝贡制度色彩的“天下”，而非严格意义上的欧洲式君主王国。在这样的新式国家中，“民族”一方面指代境内的差异不小的族群，但若要建构一个以国家为中心的共同体，则需要以拟似于民族—国家的民族（nation）概念来统一文化的建构。在民国革命和后来的一段时间里，这种统一文化的建构，曾经为营造反对帝国主义的社会凝聚力提供了理论的源泉。而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则转变为共和国体制下的政府借以处理其内部关系的准则之一。

在50年代，处于摸索阶段的新国家，在本土的民族关系事实与苏联民族学从其多民族加盟共同体提炼出来的斯大林式民族定义之间摇摆。这样的摇摆不可避免地在研究工作方面造成内在的困境。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尤其是其中的社会阶段进化的观点的框架内，50年代民族研究在民族社会历史与语言调查的过程中迫使自己采取一种单线的、政治经济学理性论的历史观念来看待所发现的资料。他们在调查和文献搜集基础上，由政府部门的安排开始了其独特的“民族志”（并非西方社会人类学意义上的“ethnography”[一般亦译“民族志”]）撰述。这些撰述的基本框架是摩尔根—恩格斯—斯大林对于原始社会和文明社会的历史阶段划分，尤其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社会形态学划分。然而，撰述依据的调查研究却更多地带有“抢救即将消失的文化”的意味，而这些“被抢救”的文化类型被认定为“民族识别”的基本工作，其目的既在于确认“被抢救的少数民族”的历史定位，又在于为新确立的国家营造一个多民族的共同体。民族研究的双重使命，在50年代的一系列调查研究中得到了具体实施。

少数民族研究工作自1950年即已在政府的直接指导下进行。1950年，为了“摸清”共和国境内各少数民族的基本情况，中央人民政府于1950到1952年间派出若干个“中央访问团”分别到各大行政区遍访各地少数民族，一方面继续宣传新政府对于少数民族的政策，另一方面带有了解他们的民族名称、人数、语言和简单的历史概貌。一些30—40年代即已从事过社会学、人类学研究的学者被纳入访问团，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显然，在50年代初期，对于新国家的情况不十分了解的诸多少数族群，依然带有强烈的地方“原生性族群认同”（参见：Geertz1973：234—254）。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得到开展，当时自报登记的民族名称竟然达到400多个（同上：122）。这一民族名称数字，与孙中山当年提出的“五族共和”的“五”字显然形成了极大的差别。一个民族—国家能否兼容这么多的“民族”，显然一时成了新政府为之焦虑的问题。到底这些自称“民族”的群体能否被看待成“民族”而获得新国家民族政策的利益呢？

在回顾这一段时期参与民族调查工作的经验时，身处90年代的费孝通感叹了自己对于“民族”概念的困惑，他特别提到：以往政府和知识界确认的各项“指标”，在民族识别的实践上都必须经过参考实际情况进行修改才能成立（费孝通1998：119—135）。到底什么是“民族”？在谈及这个问题时，费孝通似有回归史禄国（S.Shirokogoroff）的民族精神论（ethnos）的倾向（费孝通1998），但我们不能排除在这一论点上，吴文藻早已指出的那种难以琢磨的民族认同“文化及精神实质”的继承关系。其实，从吴文藻的到费孝通道出他的感叹（1998年）之间，我们的民族研究家一直没有能够完善地在理论上找到一把解决一体的政治实体的“中华民族”和多元的民族认同与文化之间关系的钥匙。那么，问题出在哪里？

两个种类的文化

“一民族一国家”的国族主义民族—国家理论，带有一种引起民族间矛盾以至战争的危险性。这一点，吴文藻已经通过其理论的阐述，富有预见性地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解释。自启蒙运动以来，政治思想界的论者认为，民族—国家的确立是创造人民自由的必由之路，他们没有想到为了这一必由之路，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的战争给人们带来了多少灾难，也没有想到这样的政治理想最后通常沦为一种新式的“全权主义现代性统治”（Giddens1985）。从这意义上讲，吴文藻及他以后的中国民族问题研究者为我们阐述的“多民族国家”模式，综合非西方文明体系的历史特性和对于西方民族—国家理论的反思性吸收，为我们提供了具有重大意义的替代性观点。然而，“多民族国家”的模式，是否能够在事实上完全解决民族—国家所可能带来的问题呢？

作为一种政治与文化既要分离又要结合的模式，“多民族国家”显然会存在诸多的与民族—国家不同的内在紧张性。在国家力量不断强化，一体性不断延伸的过程中，政治与文化的既分离又结合的“辨证”，必然要致使我们对于“文化”这个概念进行双重界定。正如吴文藻的论文显示出的，人类学的文化观要求我们尊重文化的一体性与自在性，尊重文化的原有面貌。基于这样一个概念，民族的识别必然要基于作为文化的语言、信仰、地理、生活方式等因素。然而，自从19世纪初期开始，我们却又经历了又一种文化的过程。在一部出版于1881年的书中，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FernandTonnes，1855—1936）为我们指出，近代世界发生了一种重大的转型，即共同体向社会的转变。滕尼斯认为，共同体与社会有着一个重要的差异：实在的共同体建立在“自然的基础”之上，它的规模虽小（如家族、村落、友谊团体、关系），却充分表现着思想意志的高度有机结合，是一种“持久和真正的共同生活”；而社会则不然，尽管它在规模上远远超过自然形成的血缘和地缘共同体（甚至可以构成超民族的世界性社会），但它实质上无非是一种由带有各自目的的个体聚合而成的、不具备实质意志的“人造机械体”。共同体与社会其实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形态，这一概念的区分带有与民族—国家相关的历史意味。滕尼斯认为，“从原始的、共同体的生活形式和意志形态发展为社会和社会的选择意志形态的过程”，就是“从人民的文化到国家的文明”的过程（页331）。从人民的文化到国家的文明转变的过程，首先展现于家族、村落和地方性城市之类的“原始的统治的”品格为封建、王公和骑士的形象所取代的过程中，继之又展现于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商人阶层地位的上升驱使资本主义得到发展的过程中，而这一系列过程的展开，既促使机械式的人为社会秩序得以构成，又促使不同阶层的人，从地方—自我身份演化为“国际的、社会的”个人（腾尼斯1999）。

我曾在自己从事的汉人社区研究中指出了腾尼斯及其后一些西方学者论述的这种共同体走向社会的过程的地方性影响（王铭铭1997）。在这里，我必须进一步指出，腾尼斯指出的文化矛盾，本质上就是具有近代文明化进程的现代文化对于原生性共同体（包括族群共同体）认同的冲击。这一点到了80年代，仍然广泛地存在于世界的各个角落。西方人类学对于国族和族性的研究、对于全球化和本土性的研究，始终贯穿着对于原生性共同体——如以血缘和地缘双重关系为基础的地方社区——的近代命运的关怀。起初，这一关怀表达在对于超离于具体人文区位的“想象共同体”的批判性研究中，这些研究显示出社会科学的阐释—批判者对18世纪以来经由现代性普遍知识而得以广泛传播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制度的反省，它们当然具有各自的叙事风格与理论派别。到了90年代，“全球化”的论辩一时取代了对想象共同体的批判。现在，在“全球化”的论述中站支配地位的论者大多坚信一个超级的“社区”（地球村）正在呈现在人类面前，相信无论是小地方还是大国家，无论是政治家还是一般人，都必须在选择上“理智地”考虑到“冷战”以后全球经济、科技以至文化的融合对于社会和文化边界的冲击。“全球化”的论述，于是将社会科学的时髦人士从民族—国家的“想象共同体”的思考推向了更高一层次的想象，似乎我们立刻将被时代纳入一个“没有护照的天下”。悲观的文明史论者从这一“主流”的论述中忽然也感到拯救为全球化所冲击的“社区文化”的使命之沉重，而注重“文化之不可变性”和“吸纳力量”的人类学者则试图重新回归于世纪初的种种“文化能动论”来抵制再度启蒙着人们的历史理性的思潮。

在撰述“民族与国家”一文时，吴文藻怀有一种对文化的双重期待。一方面，他期待作为一种能够创造人的自由的文化过程能够成为中华民族自我复兴的手段；另一方面，他期待作为多元的不同民族文化能在这个“天下”的复兴中得到保护、尊重，同时发挥他们对于这种文化过程的归向作用。可是，现状如何？在1922年写的一段“补白”中，滕尼斯说：“尽管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的）世界体系经历了令人可怖的毁灭性震撼之后，这个体系现在更加肆无忌惮地掀起它的瓦解性力量，尽管面对这些现象，对‘共同体’的呼唤声音越来越高，但是，倘若愈少宣告对纯粹的‘精神’抱着一种救世主的希望，这种呼声就会愈来愈得到信赖……”（腾尼斯1999：285）。这一对共同体历史命运的意识，包含了对民族—国家（即滕尼斯所谓的“社会”）与世界体系之全球摧毁力量的警告，以及对重建共同体的千年禧救世主义论调的反思，它显然依然是20世纪末诸多理论和文化价值论争的核心内容，而我们从吴文藻的论文中看到的，也正是这种文化价值的内在紧张，正是两种文化观念的重叠引起的困惑。

在20世纪最后的日子里，我们的民族问题研究依然一直受制于这样一种文化价值的内在紧张和观念重叠之中。我们面对着的是两个已经在一个世纪中得到制度化了的“民族”概念：“中华民族”和“少数民族”。这两个概念看起来似乎无非是一种文字游戏，而事实上，它们所起的效应却不能低估：我们有那么多的问题是由这样的一体化和多元化的文化问题引起的——诸如此类的问题，甚至是西方所谓“民主国家”的人权全球化与族权国家化自相矛盾的根源。族性理论的人类学开创者科恩（AbnerCohen）等曾指出，作为象征力的族性认同，与政治经济的集体诉求，其实分不开，因为它们是一个铜板的两面（Cohen1974）。在西方，80年代以来的民族研究一直专注与对“国族”的文化批评，人类学者对于三个过程做了细致的分析，这三个过程包括：（1）使人群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分界，产生和体现集体记忆的社会实践；（2）国家机器塑造、掌管和区别公民的权力技术；（3）社会行动者通过创造一个商品化的物质世界并与其不断接触交流而形成自己主观世界的各种活动（Foster1991；又参见纳日碧力戈1996）。无论采用什么概念框架，他们所针对的，都是具有文化霸权意义的国家和全球化的现代性族性观念。在学术的价值上，这些研究对于要在一个多元的格局中创造一体性的中国而言，应当说具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然而，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我们的民族问题研究者却出于复杂的原因而倾向于依附在文化的国家进程上，未能从文化的另一种立场出发探讨我们的世界。

吴文藻先生在那篇论文，富有魅力地号召我们以文化的方式来解决中国民族与国家关系的文化问题。在世纪的末期，我看到，在这样一条道路得到政治的延伸之后，我们的民族问题多了一些值得在理论上探索的难题。前文提到，1942年，吴文藻先生曾表示民族研究的使命在于“使世界各国信守民族一律平等的要义”，而在中国，信守这一要义，又必须探讨综合中国传统“王道文化精神”、英美的“委任统治观念”及苏联的少数民族政策，使之相互融会贯通，成为促进世界大同理想的实现（引自吴文藻1990：264）。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可以说是现代世界的普遍问题之一。民族社会学家能够看到，在欧美和第三世界，处理由于“族性”（ethnicity）而引起的社会利益冲突，一直是现代政府的主要使命之一（马戎1997）。同时，民族问题研究也为我们指出，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少数民族问题，也有我们的特殊问题，而吴文藻提倡的这种多种传统的综合，更给我们的解释和实践带来深刻的复杂性。

基于传统帝国体制的中国王道文化，主张文化教化服务于政治，因强调“王道”，而倾向于把民族问题纳入帝国治理体系的范畴，不主张族群意识的重要性。这种模式与英美的委任政治所引起的公民权观念和国族意识的建构主义理论(Barth1969)，及与俄国—苏联式的原生性族群理论（SokolovskiiandTishkov1996）联结起来以后，使我们对于民族（或国族）问题的认识长期面临极大的难题。王道政治与族群建构主义理论的结合，使我们将族群意识的建构当成王道的工具；它与原生性族群理论的结合，使我们以国家的民族识别（分类）工作来（不无矛盾地）服务于国家的一体化建设；而三者的结合，状况则更为复杂：在西方，依据现代民族—国家模式创建起来的政治制度，“公民权”（citizenship）的意识也发展得相对早一些，国家与民族之间关系的协调也比较完整地纳入到政府—公民互动关系中处理了；而在中国，由于双重的文化认同观念的存在，我们的认同，却一直交织着公民意识和独特的民族识别认同的矛盾统一。然而，这样的复杂性和矛盾统一，不正是民族与国家关系问题的实质特征吗？

注释

[1]吴文藻：“民族与国家”，原刊《留美学生季报》，1926年，第11卷，第3号；本文转引自《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19—36页）。

[2]据中央民族大学王庆仁先生告知，吴文藻关于“民族与国家”做了大量理论研究，收集了广泛的资料，其留下的笔记已堆成厚后几叠。本文参考的只是其所发表的论文，进一步研究需要参考他的笔记资料。关于吴文藻的生平，见林耀华、陈永龄、王庆仁文“吴文藻传略”，《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337—349页。

[3]为了论述的简明，文中引及吴文藻“民族与国家”原文段落，不再注出页码。

[4]孙中山、张慰慈、梁启超关于民族的论述出处，均见吴文藻原文，此处不再注出文献出处。

[5]此一方面，吴文藻引用的文献包括：J.K.Bluntschli，AllgemeineStaatslehre（《政邦学说》，1863年版)；E.Renan，”an‘est-Cegu’unenation？”(“何为民族？”，1882年版)，Discoursetconferences，pp.305-308；A.E.Zimmern，NationalityandGovernment（《国族与政府》，191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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