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长换届发言稿范文
时间：2023-02-22 23:27:26
部长换届发言稿范文第1篇
【1】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发言稿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庆祝大会上，以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为主题发表重要讲话，为全党上了一堂生动党课。我深刻体会到，我们党站在新的历史方位，面临着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要做到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把入党的初心融入日常，见于行动。
不忘入党初心，就是要在坚定理想信念上不动摇。我们在接受党组织挑选时就有清醒认识：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因为我们有着共同的政治追求，拥护党的主张和纲领，认同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价值取向。因此，不忘入党初心，首要关键就是坚定理想信念，始终坚持补钙强骨。当前首要任务是要强化四种意识，以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为契机，努力实现党性的再升华。要深入研读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始终坚持把学习作为终身必修课，带头规范言行，带头遵守执行，特别是在履行党员义务，严肃党内组织生活方面做好模范，真正使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要突出学习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并落细落小，特别是当前正值市县乡班子换届，更要自觉做到服从组织安排，正确对待进退留转，做政治上的明白人。
不忘入党初心，就是要在务实为民服务上善作为。说千道万，不如实在实干，入党初心归根结底还要落实到具体行动。南昌经济社会发展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党员干部要与提出的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的要求对标，在共筑四强梦的宏伟征程中砥砺前行。作为一名组织部长，就是要在为市委选干部配班子、抓基层打基础、建队伍聚人才上扎实工作，积极作为。当前要以县乡班子换届为契机，聚焦发展选优干部、配强班子。要及早谋划换届后新一届班子的思想政治建设，结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要求，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自觉以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为遵循，争做合格党员，担起发展重任，不断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
不忘入党初心，就是要在严守廉洁底线上有定力。初心不改，方向不偏，就必须讲规矩，有底线。作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从走上领导岗位的那一刻起，就要充分认识到权力是一把双刃剑，特别是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新态势下，更要把规矩看得更重，把底线守得更牢。要盯准标线，以先辈先烈为镜，以贪腐案例为戒，特别是作为组织部长，要注重向陈云、曾志等组工战线的老部长们学习，以更高标准要求自己，自觉看齐、积极靠拢。要看清红线，清楚地知道可为不可为，把准作为一名党员干部、一名组工干部必须遵守的纪律和必须坚持的原则，在对与错、是与非、黑与白面前有清醒的认识。要守住底线，旗帜鲜明地抵制不正之风，态度坚决地拒绝利益诱惑，不断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
【2】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发言稿
我们党已经走过了95年的历程，但我们要永远保持建党时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面向未来，面对挑战，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在建党95周年上关于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重要讲话为全体党员干部上了一堂生动的党课。不忘初心与两学一做交相辉映，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在学党规，学系列讲话中，进一步坚定党员政治信仰;继续前进就是在与时俱进中，检验合格党员的政治本色，走前列、做表率。
不忘入党初心，坚定政治信仰。组织上的入党一生只有一次，而思想上的入党却是一辈子的事情。从动荡的革命战争年代到和平稳定的今天，每一名新入党的党员同志都写过自己的入党志愿，怀着对党的信仰和党的事业的追求与肯定。随着时展变化，各方面思想冲击的增多，党员同志要常常躬身自省，我为什么入党，始终牢记入党初心，筑牢政治信仰的思想底线。
不忘党的宗旨，发挥党员作用。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相信每一名党员都能信手拈来。然而，真正做到这句话却不容易。俗话说：日日行,不怕千万里;常常做,不怕千万事。党员作用的发挥不一定非得要是做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能人，也不一定是救人于危难的英雄楷模。绝大部分党员作用的发挥都是在点点滴滴的日常与经常之中。工作中对群众多一分关心体贴，生活中对他人多一点无私帮助，这些都是为民服务的表现。
不忘党的规章，永葆党员本色。遵守和党的各项规章制度,严守党的纪律是对党员的基本要求，作为党员，学习党规应是一种自觉行动。通过常思常学，增强对党的宗旨意识、党员意识、纪律意识和规矩意识，自觉修身提能、在工作和生活中走前列、做表率，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永葆党员本色。
【3】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发言稿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10次提到不忘初心、继续前进，这八个字深刻隽永、意味深长、贯穿全篇，连接了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在全国党员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我们要牢记这八个字，把强烈的爱党爱国热情转化为干好本职工作的实际行动，扎实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切实用讲话精神统一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强调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是要求我们永远保持中国共产党人建党时的奋斗精神，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无论我们走得多远，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无论我们走到多么光辉的未来，都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要认真学习党史，知党史以明初。
欲知大道，必先学史。我们党95年的光辉历程，给我们留下了珍贵而又丰厚的党史遗产，是我们认识党的性质、感受党的情怀的绝佳教材。只有学好党史，才知道我们党的初心何在，才能对我们党的优秀和崇高有深切体会，才能激励我们保持初心不变，保持本真不易，从而继承先辈遗志，传承优良作风，将党的事业不断继续推向前进。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要认真学习，尊以立心。
是党的根本大法，是管党治党的总规矩，是党魂，是党心。我们党自1921年建党以来，迄今已经先后18次制定和修正。无论国内国际形势如何变化，党的阶段性目标如何调整，党的宗旨始终如一、一脉相承。学习是每个党员应尽义务和庄严责任，只有把学好学透，才能全面理解党的纲领和宗旨，才能熟知党员义务和权利，为尊崇、遵守、维护打好基础，进而坚定理想信念，保持对党绝对忠诚。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要认真学习系列讲话，自觉向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看齐。
十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对党、对人民、对民族高度负责的精神，总揽全局、运筹帷幄，励精图治、奋发有为，赢得了全党全国人民的真心拥护，为全体党员树立了学习的榜样。向党中央看齐，是中国共产党保持团结统一、增强战斗力的成功经验。我们党是高度集中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上的统一、政治上的团结、行动上的一致是党的事业不断发展壮大的根本所在。这种统一、团结、一致有一个基准，这个基准就是党中央，就是党中央提出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每个党员都要认真学好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要践行党员标准，在学习工作中做表率。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是我们党对人民做出的庄严承诺，这一承诺的实现要靠党的组织和党员来落实，这就要求我们每位党员都必须按照党员标准，从本职工作做起，从一点一滴实事做起，在自己的一言一行中体现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自觉地当先锋、做表率，以实际行动让群众赞叹、为党旗增辉。
部长换届发言稿范文第2篇
“紧急情报！紧急情报！”
深夜12点多，嘈杂的铃声中，睡梦中的王金龙接起电话，传来县委办张副主任急切的声音：“快，准备一下，过来改个材料。”
作为县里的大笔杆子，王金龙担任县委政研室副主任，负责县委各种大型材料的起草和修改。他自嘲“忙得天昏地暗，累到地老天荒”。
“拿命爬格子，以身许材料”，是笔杆子自嘲最突出的印象之一。在这背后，隐藏着诸多不为人知的酸甜苦辣。然而，要成为机关里真正的笔杆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他们有多忙？凌晨鏖战9小时，累到“终身残疾”
这一天，王金龙日程很紧凑。上午，县委副书记给基层党组织讲党课，他作为材料起草者到场听会。下午，主持县委全会材料组会议。晚上下班回家也没闲着――上级关于三级换届的文件发下来了，书记批示认真贯彻，方案就由他起草。当晚，他上网浏览了中央及省市有关精神，还打电话到外市几个县，要来当地方案参考。
尽管深夜被叫醒加班，王金龙已习以为常。他放下电话，急吼吼地穿上衣裤和鞋子，拿着公文包往外走，15分钟就赶到办公室。张副主任、县委某部门一把手、材料起草者小刘已在等他。“老王，快，这个材料你给改改，明天早上要送给书记审签、报给市上。”
原来，市委某部门将于后天召开全市性会议，拟请该县领导到会作交流，书记已批示副书记参会。不过，会议下午上班才通知，竟要求下班就报送发言稿，好说歹说，宽限到了次日一早。看完小刘写的初稿后，王金龙确定了修改分工，主任和小刘充实内容和脱稿讲话的例子，他结合该县发展提炼观点和要点。
这时，室内灯火通明，透着一股文件的墨汁味。王金龙的办公桌上，散放着几份文件和一大堆“笔杆子”。3人就着咖啡和香烟奋战3小时后，凌晨4点，讲话终于修改完毕。张副主任塞进领导办公室门缝后，王金龙长舒了一口气。这时，在场者都哈哈大笑起来，原来，王金龙走得急，脚上两只鞋一灰一黑。“唉，丢人丢大了。”
没过多久，吃了安眠药、在办公室和衣而卧的王金龙再度被铃声叫醒：“老王，材料要改，书记刚打电话说他明天亲自去发言。”
“甭睡了。”王金龙条件反射式地坐到办公室电脑旁。“书记讲话就得符合书记的口吻，要更宏观，更有深度。”王金龙把材料修改完并送给书记秘书，已接近早上7点。出门吃早饭时，他顿感头昏眼花，一个踉跄撞到了树上，提前被赠送了一个“大包”。
“祸”不单行。半小时后，正吃早饭的他又接到电话：“赶紧回来，听说x老大（市委书记）也要出席，书记要求发言多结合市委最新精神！”
等材料再度修改、完稿、通过并报送，已是早上9点。而新的一天，他将穿着一灰一黑的鞋继续奋战――参加县党代会筹备协调会，撰写换届材料……
如此的连轴转，做笔杆子10年的王金龙已经习惯。“基层嘛，事多，稿子只有空了写，这个岗位没有分什么工作日和节假日。”
同为笔杆子，在河南省委政研室任职多年的关少锋，也有相同感受。2003年春节，他带人加班起草省委省政府《关于做好2003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意见》。那几日天气寒冷，省委北院新楼没放暖气，冻得大伙穿着棉衣还握不住笔。而此刻，窗外却欢歌笑语，鞭炮声声。
关少锋还因此闹过笑话。一次熬几个通宵写完材料，回家倒头昏睡。不久，小偷进了他家，邻居报警，警察鸣枪，直到小偷被抓，他都毫无察觉，人送绰号“家属院第一迷瞪”。
“忙起来不分日夜，不顾作息，三天两头不着家，的确是常态。”四川省直机关一名笔杆子告诉记者，“年底和年初，上上下下各种会议扎堆开，材料多且要得急。平时也没闲着，除了有既定的重大会议、到地方调研课题外、还有突发事件和中央、省级临时召开的会议。”后者尤其让人“一接电话就犯晕发憷”。
另一方面，笔杆子们纷纷吐槽，伴随着工作上“忙到飞起”，身体已是“老牛拉破车”。某种程度上，所有工作成绩都要通过材料表现出来，他们的压力毋需多言。
关少锋自曝，十六大召开期间，他被抽到河南代表团写材料，写得牙疼上火，吃药过敏，脸肿得发亮，眼睛眯成一条缝，嘴上起泡，模样惨不忍睹。
“每次交稿后的感觉都像虚脱，今年县委报告定稿后，我头疼发烧，大病了一场，住了半个月医院。”聪明“绝顶”的王金龙告诉记者，他不仅有腰肌劳损、慢性胃炎、痛风等，还被查出患了一种肌肉疼的怪病（疑为帕金森，但没时间去确诊）。
“喝墨水，费脑水，流汗水，吐苦水，没油水。”“大会不发言，小会不发言，前列腺发炎；业绩不突出，地位不突出，腰间盘突出”……笔杆子们时常如此自我调侃。而随着年岁增长，还会有越来越多的问题暴露出来。
知情人讲了这样一个故事：石油系统“老笔杆子”吴宗英终生伏案笔耕，服务过几任部长，经常一天抽几包烟。后来，他可能用脑过度，多年前患上了老年痴呆，见了人只是笑。他偶尔能翻翻石油部老领导的文集，然后笑笑说：“都是我写的”。
笔杆子炼成，不是件容易的事
“尽管每个单位写材料的很多。实际上，真正能被称为笔杆子的，少之又少。”
四川省直机关上述笔杆子告诉记者，成为笔杆子，至少要有两项硬性条件，一是长期写材料，代表部门最高水平；二是对所在领域有一定研究，成果有较大反响。由是观之，爱舞文弄墨、吟诗作画的人，起草各种通知的办公室秘书等，都不一定能成为笔杆子。
哪些单位“盛产”笔杆子？记者采访发现，地方上综合型的笔杆子，大多在党委办公厅（室）秘书处（科）和综合处（科）、政研室，政府的研究室、发展研究中心等。专业型的笔杆子，则集中在各业务部门的办公室、政策研究处室等。
笔杆子炼成，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从外部因素看，要经过时间的洗礼，多名笔杆子都认为，从初入一个领域，到熟悉情况，至少需要一年。而成为该领域的笔杆子，至少需要五年以上。五年，也是综合型笔杆子“进阶”的必要时间。
此外，工作单位和职务的频繁变动，甚至相关领导的调动，都可能让有潜力的“准笔杆子”功败垂成。
“我曾看过前同事离开办公室、政研室等部门，调到乡镇后执笔的材料，不客气的说，理论功底和文章水平都下降了，因为他们不再掌握核心信息。”王金龙说，“还有一名同事，给前任书记写材料两年，领导调走后，新任书记下放他到乡镇当党委委员，天天忙于琐事，也难静下心来搞调研写材料了。”
从内部因素看，要成为笔杆子，首先要培养文字功底和广博的知识。如古代的师爷，就对医卜星象、农田水利、经济兵略样样精通。党内公认的大笔杆子胡乔木就认为，好的笔杆子，要精通哲学、文献编纂学、辞章学、新闻学等知识。
而在具体写作中，准笔杆子还需学会领悟、经受磨炼、实现升华。这“三部曲”哪一部出了问题，修炼便到此终结。
“三部曲”中，领悟是基础。“笔杆子最重要的就是多悟。首先要打好基础，多看报告文件讲话，悟出各种类型的写法。熟悉上情下情，紧跟各级最新精神。”某省会城市市委办公厅的笔杆子张磊说，“很多笔杆子，都有喜欢琢磨新观点、新概念、新提法的‘怪癖’。”
“我写了十年稿子，第八年才悟出来，领导讲话讲究活，要把理论和事例结合好；调研材料讲究实，树立问题导向；经验介绍讲究新，让别人看了有借鉴价值；会议文件讲究全，方方面面的情况都要照顾到。”王金龙介绍。
“悟的第二层含义是，材料都是为领导服务，要领悟领导的观点、习惯性表达甚至个人性格。”张磊说。
磨炼（受虐）也是笔杆子的必修课。“好材料是改出来的，笔杆子是磨（虐）出来的。”张磊说，“不管多么牛的笔杆子，都一定有被折腾到崩溃吐血的时候。”
张磊至今记得，他毕业刚到乡镇工作时，给书记写一篇“保先”的稿子，领导等着要，他这边却费尽心思怎么也憋不出来，“这种煎熬太痛苦了”。“交上去后，又说没魂，改了好几次也不满意，最后书记把它重写了，还找出3个错别字。我就在他办公桌对面，看着50多岁的他，一个键一个键地敲键盘。”
前几年，他已是区上的笔杆子，给省上写新农村建设的经验材料，从区委领导审稿开始，到呈报市委，前前后后改了13稿。最后，他熬了几个通宵、抽完两条烟，吃完一箱方便面改出的稿件惨遭弃用，仅保留了基本素材。市委“空降”3名笔杆子到该区调研，手把手教他重写出新稿，才算完事。
“当时我还没现在老，不服，甚至偷偷哭了。但不得不说，一级是一级的水平。”张磊说。
升华，是笔杆子炼成的又一关键因素。曾多次给区委书记写稿的张磊表示，稿件被返工、被毙掉不可怕，“关键是要学会事后分析，上级的哪些关注点你没提到，领导加这一句的原因何在，下次如何避免犯同类错误，如何对本领域的问题思考更多、更深？”
而在中央部委某处公务员柳青看来，那些成天喊累的“准笔杆子”们需要升华的，还有对自身作用的认识。他给记者描述了这样一个笔杆子。
“我们领导是人大硕士毕业后入部的，80后，曾经在国外加班到视网膜脱落，去年没休过一天假，加班时不是在写材料，就是在准备写材料。我感觉，他是真正对经济感兴趣，也买经济金融类的书自学，平时他也吐槽工资低，但是能感觉到这个工作能带给他很大的成就感――能参与国家大事。”
部长换届发言稿范文第3篇
一、加强学习和自我教育，努力提高自身政治思想素质和实际工作能力。
为了不断适应本职工作和参政议政需要，我切实加强了自己的政治理论和业务学习。能够认真学习和努力领会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党的科学发展观理论，认真学习和深刻领会新形势下爱国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理论，认真学习把握现代经济理论，正确认识和了解我国国情，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国富民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唯一正确的道路，能够自觉地贯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通过学习，深刻认识并划清我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和西方政党制度的界限，认清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的本质区别，深刻领会中共中央、国务院的路线、方针、政策，同时通过市政协的调查视察活动和参加党政有关工作会议，深入了解xx市情，正确对待改革发展中出现的矛盾和困难，增强信心，服务大局，使自己在工作中能够和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重点合拍同步，在参政议政工作中提出前瞻性、建设性、针对性较强的意见和建议，有力地推动了本委工作的开展。能够坚持在政治思想上严格要求自己，坚持廉洁奉公，自觉抵制不正之风，保持一名国家公务员的良好形象。
二、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努力筹办市政协专题常委会议。
政协常委会议是履行政协职能的主要形式和载体，也是政协全会期间常委会的重点工作。围绕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积极承办好市政协专题常委会议，是我们经济委每年工作的重头戏。今年市政协领导在研究确定今年专题常委会议议题时，采纳了我们的意见，把实现设施农业高效益做为九届十次专题常委会议议题，并责成我们负责筹备。这是继去年举行以促进百万亩设施农业建设任务为专题的常委会议之后，围绕全市百万亩设施农业展开的又一次重要的建言献策活动。为筹备好这次专题常委会议，我们在分管副主席的直接领导下，制定了常委会议筹备方案，研究布署了7个专题调研题目并落实到各县（市）区政协，组织了去山东等地的考察，到设施农业较好的x市、x县、x市进行了实地调研。由于形势要求，领导决定常委会议比往年提前一个月进行。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我们在分管副主席的领导下，抓紧工作，在最短的时间内起草出了《关于促进设施农业实现高效益的建议案》（草案），督促七个县（市）区政协和派完成了会议发言稿的起草工作，终于保证了常务会议如期于6月8日举行。由于调研充分，《建议案》上报市委市政府后，得到市委领导的高度重视。陈x书记做出了重要批示：“报告很好！请x、农委和各县（市）区党政主要领导同志阅研。一定要高度重视设施农业建设和管理，加强组织领导，打胜农业革命这场硬仗。”王涌翔副市长批示：“请市农委领导同志阅，并将此件转各县（市）区政府领导同志阅，积极落实政协建议。”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刘亮同志也做出了相应批示。这份《建议案》被市委市政府以两办16号文件转发。在转发这份《建议案》时，文件说：“建议案围绕促进设施农业实现高效益这一主题，深刻阐释了我市发展设施农业的重大意义和必要条件，提出了抓好新技术新品种引进示范推广、创建绿色蔬菜品牌和做好各项配套工作等一系列可行性强、切合xx实际的具体建议。”“市领导的重要批示和市政协的建议案对全市进一步加大设施农业发展力度、把xx建成我国北方最大的无公害绿色蔬菜生产基地和重要集散中心具有重要的意义，希望各县（市）区、市直有关部门在实际工作中认真参阅学习。”
三、选择经济建设重要课题，组织开展调查视察考察活动。
2011年，为提高xx设施农业经济效益，我们到山东潍坊、寿光等地考察了设施农业新品种新技术、经营模式以及专业批发市场建设等情况，形成了有关考察报告。根据年初工作安排，我们在分管副主席的带领下，组织部分经济界政协委员，对全市铁矿采选加工业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入调研，起草了《关于我市铁矿采选加工业发展问题的调研报告》，报送市委市政府。在报告中，我们广泛吸纳了各方面的意见，向市委市政府提出了六个方面的重要建议：一是研究制定铁矿采选加工业发展的战略性规划，二是加大资源勘探项目争取力度摸清家底，三是搭建矿业发展平台，四是努力接长产业链条，五是不断壮大产业集群规模发展接续替代产业，六是加强对铁矿采选加工业的领导、管理和服务力度。市委书记陈铁新同志对这个报告很重视，做了重要批示：“报告建议很好。请x、x同志阅处。”x、x存两位副市长也做了相应的批示。此外我们还组织了两次小型视察活动。一是以委员活动小组为平台，组织经济界部分委员于春季视察了企业投资建设设施农业的情况，为在常委会议建议案中提出相关建议做了准备。二是以市县两级政协经济委员会联谊活动为平台，组织各县（市）区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对x县小平房村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情况进行了视察，使大家深受教育和鼓舞，为今后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方面履行参政议政职能做了准备。为了充分利用政协全会发言这一发挥建言献策作用的重要平台，我们同市九三学社合作，共同选题、共同调研、共同研究发言内容，起草了《关于确保设施农业实现高效益的建议》的发言材料，由王淑华委员代表九三学社xx市委和市政协经济委员会在市政协九届三次全会上作了发言。发言提出了“两个确保”的提法，即确保100万亩新建大棚全部实现及时投产获利最佳效益，确保185万亩新老大棚无一荒废、废弃。围绕两个确保提出了加强育苗体系建设、提高农民素质、建立完善配套的市场体系、加强农产品信息体系建设、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对设施农业的全覆盖、调研激励政策导向等六个方面的具体建议。这份发言实际为后来的常委会议建议案奠定了基础，现在的实际情况也证明这份发言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市委书记陈x同志只对两个大会发言材料做了批示，就包括这个发言。陈书记批示：“建议很好！请涌翔同志阅研。”市长王x在听取各个发言后的讲话中，唯一对我们这个发言做了明确的表示：发言各条建议都很好，要把这些建议提到市政府办公会议上认真研究。
四、其它方面的工作。
两次举行市县两级政协经济委员会联谊活动，部署和总结专题常委会议大会发言准备工作任务，保证了各县（市）区政协在专题常委会议大会发言的时间和质量。参加了在阜新市召开的全省政协经济委主任会议，总结交流了工作经验。作为民建领导班子成员，为民建12月换届大会审核了《六届市委会工作报告》等重要会议文件。
五、工作中的不足之处：
部长换届发言稿范文第4篇
一．在政治思想方面，张晓静同学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拥护党的领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在平日的生活里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重要我党的指导理论和思想。并且将这些理论理解与平日的实践结合，在思想和行动上严格要求自己。早在高中的时候张晓静同学便积极向党组织靠拢，进入大学后她再次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定期向党组织递交有质量的思想汇报。被评为入党积极分子，并被评为24期党校“优秀学员”。她每学期都参加校邓研会，积极参加各类党的理论知识的讲座，并定期发表学习心得。在对党的认识更加深刻的同时，她对自己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不断加强自身素养的同时，做好各项工作，全心全意为同学服务。2003年12月，张晓静同学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中共预备党员。之后，她时时刻刻以一名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并积极朝更高的方向努力，在同学中发挥着重要的模范先锋作用。
二．在社会工作方面，张晓静同学自入学以来从事过多项学生干部工作，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主要从班级工作、系级工作、社团工作三方面做如下综述：
首先，是班级工作方面：自入学以来，便一直担任02秋秘书班班长至今。在做好班级的常规工作的同时，能对整个班级的长期发展做长期的规划，制定长期发展努力的方向和目标。在她的带领下和全班同学的共同努力下，02秋秘书班被评为院“先进集体”，“红旗团支部”，并在学校的多项活动中取得突出的成绩和深远的影响。这在以往历届秘书班中是少见的，是开了先河的。刚入学的时候，班中许多同学都对自己进入秘书这个似乎并非我们学校的主要专业而感到沮丧，甚至有些同学都觉得进入秘书班是很不光彩的。张晓静同学在感受到大家的这一情绪的时候，及时在入学初大家最迷茫的那段时间，邀请相关专业指导老师给同学们分析例年学校就业率、秘书专业在社会工作中的特长等等；她还邀请了历届的学长学姐们与全班同学开展交流会，让他们谈自己进入大学对专业认识的转变等等。这一系列的交流活动使02秋秘书班的同学能够在入学以后，正确认识本专业及时走出灰暗的心境，有一个及时的思想转变、状态调整，重塑每位同学的信心，使全班同学及时以积极的面貌投身于大学的学习生活中。这对整个班级以后的发展起到了置关重要的作用。在2003年与校团委、学生会、自律委员会的团日活动中，张晓静同学积极带动全班同学的积极能动性，与计算机2班班委积极协商密切配合，使这两个班级的联谊在那次校方的团日交流活动中分别荣获“团日活动一等奖”。在那个现在已经变成一片绿草坪的体育室里，100多位同学围圈而坐，尽情挥舞着手中的荧光棒，一起谱写大学生活里又一美丽的瞬间…在军训期间，张晓静同学积极认真的态度给教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几乎每天她都会被叫出队列为大家做动作示范，起到了模范先锋的作用。在她的影响下，02秋秘书班虽然是女生占了全班人数的3/4的班级，但是依然在军训中获得了领导一致的好评，荣获三等奖。军训会操前预演的那天，由于女生居多，在烈日下秘书班倒下了多名同学，张晓静同学护送同学去医务室，忙前跑后，后来自己也在医务室累倒了被送往医院。在她的感染和全班同学的共同努力下，02秋秘书班在第二天的军训会操中，虽然人数变少女生居多，但是当最后02秋秘书班走过主席台前全场响起了一片响亮的掌声，荣获三等奖。入学以后，她积极带动全班同学开展学习党的理论的学习活动，发挥党员的模范先锋作用，目前02秋秘书班已有4名预备党员，一名正式党员。在平日的工作中，她细心周到，关心顾及他人的感受，能首先站在同学的立场考虑问题，能及时地与同学交流并将同学的情况与辅导员做及时的汇报。目前02秋秘书班是毕业班，她也积极的做好毕业班的工作，及时传达各类消息到每位同学那里。她的班长工作出色有成效。张晓静同学在班中有很高的威信，每学期的班干部换届选举她的得票总是遥遥领先的。
再者，是系级工作方面：张晓静同学的工作成绩是突出显著的。尤其是在秘书专业从国贸系转到工商管理系的大二的那个学年开始，新系成立，02秋秘书班成了大二唯一的一个班级，成了新系发展的骨干力量。张晓静同学在创立新的学生会、制定新的相关制度等使新系工作走上正轨的这条路上付出了巨大而艰辛的努力。万事开头难，从无到有，到今天已逐渐走向成熟的工商管理系，张晓静同学的工作成绩是异常突出的。大一第二学期张晓静同学便担任国贸系社团部副部长一职，那段时间她便已留心学生会工作的细则，做学生干部的要求等。自新系成立后她便担任系学生会主席至今，在大二的第一学期还兼任了系的社团部部长。新系成立初，学生干部人手衔接方面出现危机。张晓静同学带动02秋秘书班同学的工作积极性，在原先国贸系任各部干事或副部长的同学中选择有工作经验有能力的同学一起为新系的工作共同努力。于是02秋秘书班就出现了有9名同学在系团总支、学生会担任部长工作，成了这个新系的骨干力量，共同在这条艰辛的路上并肩作战。目前秘书专业又转到人文艺术系，他们又在新的路上开始了新的征程。张晓静同学有很强的组织策划工作能力，办事有效率，有创新意识，并善于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通过这两年多担任学生干部的实践，也更深刻地了解了管理的诸多方面，并培养了自己较强的责任感和工作能力。最难能可贵的是：在多项大型活动中，她均能做到组织策划并积极参加。比如她组织策划大型社团活动“广告饕餮之夜”并担任主持人；组织策划工管系“双语节”并参加“海的女儿”一剧演出，获“最佳人气演员奖”，所在剧组获得“最佳组织奖”；组织策划“校园K歌之王”大赛，取得圆满的成功；组织策划“地铁站志愿者”活动，获得校方的一致好评；首届创业计划大赛工管系获得“最佳组织奖”；组织策划并参与工商管理系三对三篮球赛并获得“季军”等等一系列的活动。不仅以一个主办者的身份去衡量一个活动，同时也从一个参与者的角度去看待。这对整个活动的总结以及以后活动的开展起到了良好的改进推动作用。张晓静在系级工作的开展中取得了老师和同学的一致好评，并在学生干部中起到了模范先锋的领头羊作用。在从无到有的新系学生工作中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2003年9月荣获社会活动奖一次。2004年9月荣获系级“优秀学生干部”称号。2004年10月荣获院“优秀学生干部”称号。
最后，是社团工作方面：张晓静同学在从事多项社团工作的过程中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02-03学年第二学期担任国贸系社团部副部长，校社团部信息中心干事；03-04学年第一学期担任工商管理系社团部部长，校社团部信息中心主任。在03年5月结合本专业特色发起并成立“公关礼仪协会”，并担任协会会长，现担任协会秘书长。所在协会在2003年校社团巡礼中获得“优秀社团”。在任系社团部部长时，积极做好社团管理工作，结合本系发展总方向，给予社团活动的发展以总的指导。由于参与校系两级社团工作的原因，张晓静同学不仅本身对社团工作的认识与管理有深刻的了解，更对整个系所管辖的三个社团的工作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在她的努力下，工商管理系的社团活动得到了校方的肯定，她自己本人的社团工作也受到了一致好评。任职期间：系所辖的三个社团都获得了显著的成绩:“书画协会”获得“十佳社团”；“星点文学社”获得在04年社团表彰中“最佳编辑奖”；系所辖并由她发起成立的“公关礼仪协会”在校社团巡礼中获得“优秀社团”。张晓静同学本人也在04年社团工作表彰中荣获院“优秀社团干部”称号。
三．学习成绩方面：最难能可贵的是，张晓静同学虽然自入学以来，身兼数职，从事多项学生干部工作。但是却一直能做到学习工作两不误，连续获得人民奖学金。在02—03学年第一学期她获得人民奖学金三等奖；02—03学年第二学期获人民奖学金一等奖；03—04学年第一学期获人民奖学金一等奖；03—04学年第二学期获人民奖学金一等奖。
四．学术科技及发表文章方面：在首届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中，张晓静同学积极参加组建团队“全身宝猪油有限公司”，作为主要发言人和撰稿人，最终在决赛中获得“亚军”，并给每位评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为工商管理系的学生会主席，在那次大赛中她积极做好各项工作的安排并带头参与，所在系也在此次大赛中获得最佳组织奖。获奖作品还被推荐参加曹路镇科技节和全国创业计划大赛上海的审评。03年1月张晓静同学代表全校在校生在03春毕业典礼上发言。发言稿亦在校报刊登发表。
五．体育方面：自入学以来，张晓静同学是一个各方面都全面发展的学生。她自入学以来连续两年都参加校运会并获奖。在02—03年校运会，获得女子800m全校第二名；在03—04年校运会，她荣获女子800m全校第四名，女子4*100m全校第三名，并被推荐代表学校参加在松江大学城举办的大学生冬季长跑。在03—04学年第二学期她参加了工商管理系三对三篮球赛并获得季军。
六．文娱方面：生活中张晓静同学是个乐观开朗积极向上的同学。平时参
与校园文娱活动也是较为丰富的。她在02—03学年第一学期参加国贸系中外名曲欣赏会获“鼓励奖”；在02—03学年第二学期参加国贸系中外名曲欣赏会获二等奖；03—04学年第二学期参加工商系双语节海的女儿演出获“最佳人气演员”奖；03—04学年第二学期策划并担任大型社团活动广告饕餮之夜的主持人。她还多次担任各类大型文娱竞赛类活动的评委。
七．社会实践及志愿者方面：张晓静同学每学期的社会实践都获得班中一等或二等奖。在03—04学年第二学期她代表本系参加曹路镇与上海金融学院的贴春联活动获得班级一等奖并推荐校团委评奖。每学期她都积极参与接新生的志愿者活动。地铁站的志愿者活动她不仅积极策划还主动参与到活动中去。
八．所在寝室卫生及参与评比情况方面：自入学以来，张晓静同学便担任寝室长。所在寝室卫生情况优秀，连续两年在校寝室美化大赛中获奖。2003年在系寝室美化大赛中获得“特色寝室”奖；2003年在校寝室美化大赛中获得“优秀寝室”奖；2004年在校寝室美化大赛中获得“优秀寝室”奖。
九．综合奖项：张晓静同学是一个全面发展的学生。自入学以来的两年她连续获得校“优秀团员”称号两次，并在03—04学年第二学期获得“爱建奖学金三等奖”。
部长换届发言稿范文第5篇
也正是从中央党校台湾班开始，我作为大陆一代台胞，见证了全国从筹备到创立，以及此后每一阶段的发展。今年是全国成立30周年，《台声》杂志嘱我撰写一篇纪念文章。由此，思绪不免追溯这30年来的段段往事，写下此文以示纪念。
“38号文件”给大陆台胞带来希望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自此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寄希望于台湾人民”成为中央对台政策的一次重大转变。之后，邓颖超几次强调成立全国是为了贯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廖公也强调全国成立后的首要任务要落实大陆台胞政策。由此拉开了贯彻落实中央“38号文件”的序幕。
当时，在十年浩劫的影响下，有些大陆台胞长期得不到重用，有些因蒙受冤假错案而判刑入狱，有些则下放边远地区劳动改造。有些台胞子女也因政治审查不能过关，而影响升学、就业和入团、入党等问题。
1981年，中共中央台办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起草了《关于落实居住在祖国大陆台湾同胞政策的指示》即“38号文件”初稿，拿到中央党校台湾班学员中征求意见，大家发言踊跃，对文件中党中央明示“对台湾同胞的政策是一视同仁，并在各方面优先照顾”既激动又满怀希望，因为这份文件对广大大陆台胞而言。象征着关怀与信任，也预示着历经十年浩劫的大陆台胞乡亲未来生活的新曙光。“38号文件”下发后，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同志来到中央党校台湾班学员中座谈听取意见。台湾班学员对落实台湾同胞政策问题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当时我在发言中说，居住在大陆台胞有3万多人，其中三分之一居住在福建，福建与台湾隔海相望，岛内80％的台湾同胞祖籍地就在福建，建议从居住在福建的台胞乡亲中挑选一名担任福建省副省长。当时我的建议引来大家的笑声，散会后来自厦门的台胞乡亲朱天顺还笑我提的这个建议不易落实，我回道，福建省的台胞大有人才，我的建议是认真的。此后的实践证明了我所提建议的可行性，项南同志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后，提拔了张克辉任省委常委兼统战部长、省政协副主席，我的党校同学林江(翁泽生之子)任福建省对台办主任。此后，二代台胞汪毅夫担任了两届福建省副省长，现担任台盟中央常务副主席。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台盟中央主席亦曾担任过北京市副市长，曾任海南省会会长的王琼英也担任过海南省副省长。至于担任省、市一级政协副主席的台胞乡亲就更多了。
随着中共中央“38号文件”下发后，各省市都非常重视台胞政策的落实工作。同年12月全国成立，在中央落实政策办公室的领导下，全国用了3年时间；先后在25个省市与当地统战部或对台工作部门组成联合工作组、调查组、检查组，进行逐户走访。台胞中的冤假错案1028起，纠正错判刑事案件432起，将错误下放农村的407户收回城镇，妥善安置了台籍待业青年3078人，使大陆台籍同胞的政治待遇得到了彻底的改变。
因居住在大陆台籍青年很多受父辈牵连文化水平偏低，全国在落实台胞政策过程中对二代台胞进行了“抢救性”培养，这项工作颇具前瞻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影响也日益显现。1983年8月中旬，经中央对台领导小组和中央统战部批准，教育部和国家民委以及3所院校同意，委托北师大开设台籍青年哲学专修科，暨南大学开设台籍青年大学预科班，中南民族大学开设高山族青年预科班和干训班。恢复高考后对台籍考生加10至20的优录分。通过这些措施和渠道培养的台籍青年如今已成长为全国、台盟中央及各省市、台盟的骨干力量，其中还有不少二代台胞乡亲出国深造，成为学有所长的人才。
世界虽大却也小事巧遇
上世纪80年代，侨居美国的台胞彭张志联来汉参访，中共湖北省委统战部设宴款待她，我应邀出席，席间询问彭张志联在台湾时住何地?她说新竹市，她的话让我吃惊，因我是新竹市人。我追问住新竹何处?她说她的先生彭德当时任新竹市支部主任委员，这番话更是让我惊讶。因为“二・二八”起义时我作为新竹市的5人代表组成员到台北市中山堂参加由王添灯主持的全省“二・二八”处理委员会会议，5人代表中就有彭德，当时他西装革履，仪表堂堂，因他是新竹市党部主委，我对他存有戒心。我对彭张志联说：“我认识你先生，他长得很帅。”她回说：“他不帅我怎么会嫁给他呢!可惜他已过世，不然的话你还可见到他。”从此，我便开始每年与彭张志联互通贺卡联系。
1993年，我的姐姐因脑溢血重病在身，台湾当局出于人道主义允许我返台探望。当时我住在新竹的外甥家，负责新竹市市志的编辑得知我返台特意来采访我参加“二・二八”起义时的经过情况，听编辑讲他也曾亲赴美国旧金山采访彭德先生，得知彭德本人为共产党员时大吃一惊，听完他的叙述我感叹世界虽大有时却也会小事巧遇。去年根据林丽韫的口述历史由张莉执笔的《清水之光》出版，我在书中看到当年彭德先生访问大陆时与、邓大姐和罗青长的合影时不胜唏嘘。
1986年，在湖北省宴请海外专家学者的宴会上，我与新竹中学校友段世尧(作家陈若曦的丈夫)、张世嘉等人同桌，席间谈及“二・二八”起义，我谈了起义前后我与新竹中学校长辛志平相互搭救的生死交情，他们鼓励我应该把这段经历写出来，可以澄清有人把“二・二八”起义归因省籍矛盾的谬论。此后我撰写了《怀念竹中辛志平校长》一文，先刊载于《台湾与世界》杂志，后流入台湾，为台湾的“二・二八”纪念文集所采用，辛志平校长奖学金基金会编辑的《辛志平校长纪念文集》也收录了此文。
1988年，荣获诺贝尔化学奖的李远哲首次访问大陆，住在北京饭店。当时我在北京参加全国理事会，林丽韫会长倡议几位台胞乡亲前去拜访，因我得知李远哲是我在新竹中学的学弟便一同前往。见面时，李远哲说对曾重郎这个名字很熟悉，尊称我学长。1993年我返台时，赶上新竹中学校庆，校长邀请我返校参观校史展览，当时校史馆正中间摆放着李远哲荣获诺贝奖的证书及介绍，左边则是我当年参加“二・二八”起义时的情况介绍。站在校史馆内，我
感叹新竹中学是我生命中的重要转折点。
说到新竹中学的校友，还有一位不能不提，他就是我很敬重的学弟戴国教授。上世纪80年代，戴国应国家民族宗教委邀请来大陆参访，向负责同志提出希望在武汉参访时可以拜访我这位新竹中学的学长。后来我们见面时，他介绍说就读新竹中学时比我低三届，算是我的学弟，因我当年是新竹中学的学生领袖，对我参与“二・二八”起义时的经历都很了解。我们谈话的主题自然是竹中的校友情，因为他是学弟，当时我在学校时并不认识他，后来听他说新竹中学毕业后，他先读台中农业专科学校，后赴日本东京大学农业经济专业学习，毕业后在日本从事教学和社会工作。后又应李登辉的邀请担任“”咨询委员，此后李登辉提出“两国论”，戴国发表言论、撰写文章批判李登辉的言行，主张国家统一。今年是戴国逝世10周年，想起当年的交往点滴，也让我对这位低我三届的校友怀念至深。
在“走出去”中联结同乡情谊
1983年2月，全国确定以“请进来，走出去”的工作思路，广泛联谊海外台胞乡亲，将祖国大陆的实际情况及中央对台政策与广大台胞乡亲交流沟通，同时也借助这一思路，了解广大台胞乡亲的心声。
1984年7月，应台湾省民会和日本各地华侨总会邀请，全国访日代表团一行12人赴日访问，我作为访问团一员也随行前往。这次出访是全国成立后首次组团出访，其中不少团员在日本见到了离别几十年的亲人。大连的黄启章、云南的林文启，他们在台湾的亲戚赶到日本来与他们相聚，数十年的别离，相聚时拥抱、热泪盈眶。说不完的离别情。因我二哥曾淇竹时任台北市医师公会会长，台当局不准他出境，我只得在京都与侨居日本的三哥曾干雄会面。见面时我们俩人紧紧拥抱眼泪夺眶而出，激动得连话都说不出来。那次出访代表团先后赴东京、横滨、名古屋、京都、奈良、大阪和神户，与当地的台胞乡亲们促膝交谈，谈家乡，谈友情，谈生活，谈成就，谈旅日台胞和华侨的爱国运动，谈祖国大陆现代化建设和台湾的未来。交谈中，不少台胞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1987年夏天，应纽约亚美文化协会的邀请，全国、社会科学联合会共同组团在纽约参加文学和环保问题的研讨会，我被任命为团长。那次赴美，在联合国秘书处工作的台师大附中同学钟干，知道我与散文家、翻译家钱歌川教授相熟，特意开车接我到他家中。钱歌川及其女儿钱曼娜、女婿肖埔胜(两人均是我在台师大附中的校友)，还有作家台静农的女儿台纯懿都聚集在钟干家等待我的到来，热情的寒暄，挤在沙发上合照，说不完的同学情谊，高三黄金年代的往事仿佛历历在目。那次访问团结束纽约之行后，又应邀赴芝加哥参加民主问题研讨会，主持人之一是台湾政治评论员南方朔，岛内的党外人士许信良、苏庆黎也参加了研讨。负责会务的新竹中学后辈校友说，许信良是新竹中学毕业，你是他的学长，是不是见见他。因当时主张“”、许信良又足党员，碍于身份没能与这位低我几届的校友相见。此后许信良返台担任主席，主张大陆政策要“大胆西进”，在当时的环境看来无疑是积极的。
1999年4月，全国应日本东京崇正公会邀情参加第33届会员大会，安排我任团长赴日参访。但当时中央规定年满70岁不再安排出国参访活动，而我当时已届满70岁，后来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钱其琛同志特批，才促成我此次东瀛之行。当时崇正公会会长邱进福告诉我。会员中80％不会讲普通话，他得知我是新竹中学毕业，懂日语，希望我在致辞时用日语发言。说实话，致辞我事先有准备，但几十年不讲日语，能否讲好确实没把握。发言时我没带讲稿，只想把要讲的话讲清楚。当时我脱稿即兴致辞获得在座台胞乡亲们的掌声，来自岛内的嘉宾也纷纷前来与我敬酒。在日期间，代表团还先后拜访了东京崇正公会、全日本崇正总会、留日台湾省民会、东京华侨总会、横滨台湾同乡会、冲绳华侨总会、福冈华侨总会的朋友。赴日参访期间，新老朋友亲切的会见和热烈的交谈时至今日依旧令我印象深刻。
漫漫回乡路 拳拳故乡情
19岁时，我因参加“二・二八”起义，被迫离开台湾只身赴北京清华大学求学。记得离开台湾的前一个晚上，母亲一一边往我的箱子里放衣服，一边说，你这次离开再也见不到我了。我当时还安慰她，暑假时就会回来看阿姆(闽南话“母亲”)。第二天，父亲一定要送我到火车站，他中了风。勉强能走路，在火车启动时，父亲说了同样的话，你再也见不到我了。没想到，那一次的分别真的成了生离死别。
我二哥曾淇竹在世时，即向台湾当局申请让我返台探亲，当时我母亲健在。侄儿焕南将台湾当局的复函复印件寄给我：“你弟返台会对台湾构成危险，因此不准入境。”1986年，旅居日本的三哥来信说母亲病逝，我泣不成声。1952年父亲因脑溢血病逝，现在母亲又离我而去。我是家中老幺，备受母亲疼爱。从小就是母亲的尾巴，母亲走到哪里我就跟到那里。因无法返台祭祀母亲，我只得在家中为母亲设灵堂，率全家三代人向母亲跪拜，眼泪往外流。痛在心里头。
1987年在大陆的努力推动下，台当局在台湾民众强烈要求发展两岸交流的压力下，不得不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两岸长达30多年的隔绝状态终于被打破。隔年，我大侄儿和大外甥相继来武汉看望我，他们是来打前站。1989年秋，姐姐和二哥来武汉看望我，姐姐胯骨骨折动过手术，在武昌老机场，我看她把雨伞当拐仗一拐一瘸地走过来，我们相拥而泣。当时二哥已患老年痴呆症初期，但对我这个小弟他不会忘，我们两只手紧紧地握成两个小拳头互相用泪眼凝视着对方，经过时光磨损的脸庞依旧熟悉。数十年的相思等来幸福的欢聚，我带着他们去游览北京、西安受到各地、台盟乡亲们的热情招待。二哥返台后老年痴呆症加重，于1991年病逝。我同辈亲人在台湾只剩姐姐一个人，1993年她突发脑溢血，出于人道主义台当局批准我返台探望。飞抵台北直驶外甥家的姐姐病榻，我把面颊紧挨着姐姐的面颊说我回来看你了，不禁泪流满面……这也是我第一次返台探亲。
去年4月，全国嘱我率“第二次老台胞返台谒祖文化参访团”返台扫墓谒祖，清明节当天，我在侄儿、侄媳、外甥的陪同下驱车前往台北阳明山墓园祭扫双亲，途中忆起62年前我离开台北与父母分别时的情景，今日依旧清晰地在我脑中浮现，眼泪不禁自流。走到父母的坟前我拥抱着父母的合葬墓碑放声痛哭长跪不起，心里喊着，“阿爸、阿姆，阿郎来看你们了，儿没有尽到孝道”。侄儿、外甥把我扶起来后，在坟前摆上水果并插上备好的花束。我率妻女、侄儿、侄媳、侄女、外甥祭拜父母墓。
我在外甥陈国梁的陪同下还前往辛志平校长纪念馆。老校长的儿子辛三立
一家和他在新竹中学同班的堂侄曾焕东，以及湖南湘潭籍93岁高龄的数学老师彭商育夫妇等候在那里。彼此共同回忆起63年前的往事感慨良多。返乡期间，台湾的医学泰斗、91岁的杨思标博士自台北赶来看望我们这些久别故乡的老乡亲，谈话中得悉他是我的新竹同乡又是新竹中学的前辈，彼此颇感缘分，共同回忆起家乡新竹和竹中的许多往事。这次率团返台谒祖从台北至屏东，参访团成员都在各地会亲会友，每个人都有着讲述不完的精彩故事。
婉拒领导职务 让更适合的乡亲担当
1982年2月，我从中央党校台湾班毕业返回湖北后，即开始筹备创建湖北省台湾同胞联谊会并任首届会长，其间还担任台盟湖北省支部主委，1983年3月，我当选湖北省政协五届秘书长，后又担任六届副主席。从1982年创建湖北省，我担任了6届会长，后又担任名誉会长。毕竟，作为一代台胞的代表，联谊、团结、服务台胞乡亲一直是我的责任与使命。尽管一直有台胞乡亲问我，为何当年我参与筹备全国的创建工作，此后却未曾留任全国参与领导工作。在我看来，让更适合的乡亲担任重任来联谊、团结、服务两岸及海外台胞乡亲一直是我的初衷。
1981年，我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中央组织部的同志曾来党校动员我留任北京，我婉言谢绝，希望继续留在湖北工作。年底，我因严重的胃出血住进中央党校医院，林丽韫来看望我，表示年底前要正式成立全国，成立领导班子，要我留在北京。鉴于当时身体状况，我再次婉言谢绝了。全国成立后我没有担任领导职务，而作为一名全国理事参与工作。
1987年，台盟中央主席苏子蘅来湖北视察，向湖北省委提出拟调我去台盟中央担任副主席。次年，我赴京参加全国理事会，台籍前辈李纯青再次动员我到台盟中央任副主席，我返回武汉不久即接到李老来信，嘱我仔细考虑他的建议并给他回信。不久后，我又接到林丽韫会长的来信，她说我是全国的创会成员，全国成立时我不肯留任北京，现在仍欢迎我到全国任职。我自认为自己的能力和水平无法胜任领导的重托和台胞的期待，因此没有给李老和林丽韫回信。
1989年，全国面临换届选举，林丽韫会长再次找到我，希望我接任全国会长工作，我再次表示自己不是最适合的人选，希望组织上挑选比我更适合的人选领导全国的工作。1992年，我担任湖北省政协六届副主席即将届满，当时一种意见作为派负责人可以继续担任副主席，但按党内规定“不满62周岁的可以继续担任，63岁以上的就不能续任”，我坚决按照党内民主机制选择卸任。后经中央统战部提名，台盟中央同意，于届中增补为全国政协八届委员，并续任全国政协九届委员。
1997年，台盟中央和全国先后换届。张克辉会长转达组织意见，希望我在全国担任兼职副会长，协助工作。此后无论在北京还是在南京、苏州、上海召开的全国理事会，我都虚心听取大家的发言，积极发表自己的看法，协助全国联谊、团结、服务台胞乡亲。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时，关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建议案，被评为全国政协八届优秀提案；关于加强环保工作的建议案，被评为全国政协九届优秀提案。其中一篇阐述“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的发言稿，还被中央领导同志批示由“两会翻译组”译成外文。
2003年底，中央组织部批准我离休，但迟至2004年4月湖北省委组织部才通知我去看批文。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的俞正声、省长罗清泉还在东湖宾馆设宴款待我，充分肯定我这一生所作的贡献。
部长换届发言稿范文第6篇
据报道，被传讯时南勇身上的银行卡内存有600万元人民币之多。正是这张600万元的银行卡击溃了南勇固守的防线，从而使他迅速招供。随后即有了更高层人物被“”的流言盛行于坊间，这让民众觉得，这一次是动真格的了。
今天回望这场足坛扫黑打假风暴，人们会清楚地感到其发端来得如此被动，“被调查”这个2009年中国最流行的词恰如其分地用在了中国足球的头上。
伏笔 2008年12月4日，山东，2008金威啤酒中超联赛年度颁奖典礼在济南进行。时任中国足协副主席南勇在讲话。
新加坡的春天不会让人有太多感觉，地处马来半岛南端的星城四季如夏。
在灯红酒绿之下，罪恶依然滋生。2007年11月14日，新加坡职业足球联赛2007赛季刚刚结束，新加坡贪污调查局的办案人员，突击搜查了涉嫌打假球的辽宁广原队的队员宿舍，并将11名队员的护照没收，以防他们逃离新加坡。与此同时，当时的新加坡新麒队（即辽宁广原队）总经理兼领队王鑫也被执法人员控制。
这则消息在当时根本就没有引起中国媒体任何反应，但谁都想不到，两年前的这次看似不起眼的异国警察办案成为了整个中国足坛打假扫黑的伏笔。
2008年2月6日，新加坡新麒队（即辽宁广原队）7名球员赵志鹏、李雪柏、王林、董雷、李铮、彭志毅、佟迪被指控操纵比赛，在新加坡初级法院首次出庭受审。最终除了其中一名最年轻的球员被判入狱4个月，其余6人各被判入狱5个月。
这件曾经被新加坡《海峡时报》报道、在当地轰动一时的案好像少了一个人――他们的总经理兼领队王鑫在哪里？新加坡警方不知道。因为这位重要人物在缴纳了8万新元（约合24.5万元人民币）的保释金后消失无踪了。
2009年的农历新年，踌躇满志的南勇开始密锣紧鼓地为中国足球队选帅。与此同时，校园足球项目作为已千疮百孔的中国青少年足球培训重建计划的一部分被提上日程。
整个中国足协都没有料到，一纸由新加坡国家中心局发出的红色通缉令悄然落在中国公安部的案头，目标指向弃保潜逃的新加坡案核心人物王鑫。公安部立刻部署辽宁省公安厅治安局进行侦查，专案组经过周密部署、精心组织和艰苦细致的工作，于2009年4月在沈阳将王鑫抓获。
此时此刻，中超联赛刚刚开幕没多久，终于等来了一个叫倍耐力的赞助商，进场观看中超的人数增加，中国足球看似经过了2008年的低谷开始反弹。南勇时常出现在各个中超赛场，“中超回暖”成为他嘴边说得最多的事。
还是在2009年4月，中超公司在京召开换届选举工作。足协副主席杨一民顶替南勇，出任中超公司董事长。
“神人”王珀
当这场风暴悄然而至时，一个名字渐渐浮出水面。王珀――原陕西国力、惠康、大连长波、哈尔滨哈啤、呼和浩特队，这一长串俱乐部的总经理，他所到之处都是满地鸡毛，一片狼藉。
当年，刚刚进入足球圈的王珀就如昔日深深健力宝俱乐部的张海一样，背景如同迷雾。国内人曾传闻，他出身于某位王姓已故国家领导人的门墙。王珀乐得让这种传闻如瘟疫般流传，让大家对他心存敬畏。
只是很快他就露出了马脚，虽然他做过许多俱乐部的老总，但十分奇怪，这些俱乐部在他的手里必然走向消亡。
2003年，王珀正式入主陕西国力俱乐部，同年球队降级，并且引发陕西球迷“跪求王珀滚蛋”的场景。
2005年球队迁往哈尔滨，并且由于欠薪问题被中国足协注销比赛资格。
2005年8月29日入主惠通队，尽管冲甲失败，不过在购买了大连长波的壳之后，再次进入中甲联赛。
2006年王珀将球队迁移到龙城太原，惠通陆华足球俱乐部摇身变为山西沃森路虎足球俱乐部。
仅过一年，王珀又把球队从太原迁往了呼和浩特，这成为了他的足球生涯的最后一站。这一次，球员们都明白再也不能跟着王珀混将下去了。赛前一晚，球员们越狱般的“胜利大逃亡”，从延吉逃回了北京。就在这一年的8月9日，呼和浩特宣布退出中甲联赛。
王珀到底是什么人物？国力前主教练卡洛斯说：“王珀把我关在酒店，由他指挥比赛，1比5。其实他提前20天就要我打出这样的比分。”
据《体坛周报》报道，业内人士透露，实际上，中国足协一直在暗中调查当年的李振鸿被“活埋”事件以及呼和浩特“罢赛”事件，早已掌握着大量的证据。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却依然在足球圈里混迹5年之久，一个个俱乐部因他操纵假打而消亡，直到他从足球圈淡出，中国足协没有对他进行过任何制裁。关于这一切，至今没人给出解释，他就如代名词一般在圈中纵横捭阖。
直到2009年的11月，王珀落网，多米诺骨牌开始崩塌。
而中国足协也终于在11月7日了一条短短的声明：“中国足协坚决拥护有关部门的抓赌打假行动，并将全力给予支持与配合。对于参与、假球的足球从业人员，无论是谁，我们绝不姑息迁就，并将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除此以外，别无任何反应，作为―二把手的南勇、杨一民对此没有作过任何公开表态。
多米诺骨牌
2006年12月，广药俱乐部副总吴晓东卸任，他带着广药集团赋予的冲超任务最终功败垂成。这位戴着眼镜身材不高的中年人，很快消失在人们视野之中。甚至在广药集团内部人们也不再谈起他，对于一个企业的项目经理人，他不再得到信任。这仅仅是悲剧的开始。
2009年10月26日，吴晓东被来自沈阳的警察控制，在他之前被抓的是他的前同事、曾任广药俱乐部副总同时也是广州市足协官员的杨旭。他们涉嫌在广药和山西路虎的假球案中向对方行贿20万元。当2009年11月17日央视焦点访谈将此事公之于众时，广州这个曾经的中国足球重镇，由此陷落。
然而问题不仅仅这一场，今年1月27日，央视再度曝光另一场和广药有关的假球，2006年中甲联赛9月9日中甲第19轮广药对阵绿城的比赛。这一次的涉案金额已飙升至150万元，作为中间人的足协联赛部官员范广鸣落网。这是第一个被牵出来的足协官员。
据传，吴晓东走入沈阳消防基地（扫黑涉案人员关押地）之后，交代了包括穗浙假球案在内的另外三场假球，同时供出了范广鸣。由范广鸣再牵出了冷波、邢锐等人。
中国足坛打假扫黑由此泛滥开去，一发而不可收拾。
在接受采访时，范广鸣坦言假赌黑现象已存在多年：“多年前我们就已发现这个问题，作为管理者，我们用嘴要求比较多，而反赌的实际行动不够，采取的措施不够，管理力度也不够。”
范广鸣同时认为中国足协的不作为培育了假赌黑的温床：“当时介入这个事情，这个错误是不可饶恕的，后悔也没有用。但是这个问题存在十几年了，足协的领导为什么不早点下力，彻底进行整理？如果力度大一点，措施得当，中国足球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范广鸣还举了一个例子：“今年全运会的足球比赛，足协领导也都在看，两队打平了，当时情况是只要打平两个队全上，结果就是平球。那场比赛结束后，我们足协领导说，你看他们谁也不往谁门里踢，简直没法看，但是你又没法说，你怎么说？”
“证据说”和两块牌子 2003年10月19日下午进行的甲A第21轮陕西国力主场迎战重庆力帆的比赛，两支西部难兄难弟苦战90分钟，力帆队终于以2：0战胜主队陕西国力。陕西球迷难掩心中愤怒，当场打出了标语。
身陷囹圄的范广鸣的话轻描淡写地引出了一个问题：假球黑哨之所以有生存的土壤，和足协多年以来的不作为密不可分。
1999年甲A联赛的最后一轮比赛是12月5日深圳平安客场对四川全兴，重庆隆鑫主场对沈阳海狮，天津对广州松日。当时平安队积28分，广州松日27分，沈阳海狮25分，也就是说，只要重庆隆鑫不输给沈阳海狮，不论平安队输赢，都可能保级，广州松日必须获胜才能保级，沈阳海狮不但要胜，还要其他球队“帮忙”。
在此没必要仔细描述那三场比赛，无论重庆门将符宾扑救动作的低级业余还是最后一分钟打入制胜球的疯魔形状，只交代了一个事实：形势最差的沈阳海狮保级成功。
随后的12月17日，距离渝沈之战仅仅12天时间，足协终于还是硬着头皮组织了专案调查组，这也是中国足协第一次组成调查组到俱乐部调查。查什么？查账。众所周知，任何企业单位的账本，理论上只能给税务部门或者相关有权的执法部门调查，足协并不具备这个权力。
于是根本不可能查到的账本演化出著名的“证据说”，时任联赛部部长的郎效农称：认定假球需要证据。最终这场著名假球被定为消极比赛，两个俱乐部各被罚40万元。
“证据说”从此成为了中国足球的挡箭牌，对于一个没有任何执法权力的中国足协来说，根本不具备调查取证的能力。“证据说”从某种程度上解决了足协的一个困惑，对于那些江湖传闻可以视而不见，对于媒体诘问有了最好的挡箭牌。
中国足协是一个怪异的组织，它有着两块牌子和一套人马。表面上作为民间团体NGO的足协，还有着一个官家的金字招牌――体育总局下的足球管理中心，是一个政府职能部门。所以当1997年十强赛失败，媒体问王俊生和戚务生是否会引咎辞职，戚务生的名言“我是国家干部，这个问题由组织决定”。一语道破天机，所以在此后任何国足联赛的重大事务都有了一道紧箍咒―一上报总局批准。
在国际足联章程的第17条第一款中有着这样一条规定：“会员协会的机构只能通过本协会内的选举或任命产生。协会必须在各自的章程中规定选举的程序以保证选举和任命的完全独立性。”近年来，虽然国际足联坚决要求足协独立于政府的权力之外，但这也难不倒聪明的中国人。
虽然中国足协也会召开全国足球代表大会，并在大会中“选举产生”中国足协的主席们。但所有人都心知肚明，某些身负政府官员头衔的人会必然地“被选举”为专职副主席，这是个为了与十几个副主席以示区别，专门设立的头衔。以至于我们在形容阎世铎、谢亚龙、南勇们时，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称谓，只能以“足协掌门人”来称呼。这是一个畸形体制下产生的畸形称谓。
“证据说”崩塌
新加坡商人王津辉，这个将新麒队（辽宁广元）带入新加坡联赛的人说过这样的话：“2006年之前，想在新加坡参与，根本赚不到大钱。新加坡警方对当地的赌盘监控非常严密，稍微有异动就会进行追踪。我在带新麒队参加联赛的时候，有一天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是反贪部门通过足总告知我，这场比赛在赛前出现了异动，有大笔的资金突然买了我们比赛某个盘口，所以提醒我们俱乐部注意。”
新加坡合法化之后，并入类似于国家机构这样的单位，他们还大胆地将本国联赛也列入盘口，这需要很大的勇气。不过，反贪部门对盘口的监控也从来没有放松。另外，新加坡在管理时还出台了一个特殊的规定，5000新元以下的和奖金，可以到站去领取，但凡超过5000新元的大单，必须到总站去和领取。这意味着，如果一支球队想操控比赛，通过新加坡的盘口是绝对不可能的，“如果在这个盘口里亲自参与，那就是自投罗网，一般人也不敢冒这个险”。
新任体总足管中心主任韦迪在就任之后的新闻会上也说了这样的话，以后要加强对盘口的监管，一旦发生异动，比赛就肯定有问题。
这是一个很浅白的道理。为什么新加坡警方和足总能够密切合作，随时对国内联赛发生的现象进行监管;而作为中国足球的监管人，中国足协在讲究证据的官话之下，对于已经流行于中国联赛10年之久的盘口变化视而不见？这是一对可怕的对比关系，它能引起人们尽可能多的联想。
南勇的倒掉
2010年1月21日，这个日子注定成为中国足球的一个转折点。在这一天，公安部证实中国足协掌门人南勇和二当家杨一民被带走接受调查。这一天是整个扫黑打假过程中的G点。人们恍然大悟，当足球的最高领导者都有问题的时候，许多问题也有了比较合乎逻辑的答案。比如为什么盘口没人监控，为什么王珀之流可以猖獗5年。
南勇到被拘为止，是中国足协中在位时间最久的副主席，从他之前的王俊生到阎世铎再到谢亚龙，换了一茬又一茬;在他身边张吉龙、杨一民、薛立副主席浮浮沉沉也是物是人非，只有南勇一直屹立在那个位置上13年之久。
1998年，陕西国力客场输给了云南红塔，赛后陕西队主教练贾秀全暗示队中有人打假球。这就是中国足球历史上著名的“隋波事件”。在中国足协调查结束后的“隋波事件”通气会上，记者向当时刚刚上任的南勇发难，南勇T子被问得结结巴巴，最终连说了18个“这个”。这也是南勇给媒体留下的第一个印象。
那年南勇36岁，成为体育总局最年轻的司局级干部不过一年。在之后10余年时间里，南勇数度沉浮，却屹立不倒。直到2009年中国足球扫赌打黑大幕的拉开，南勇终于轰然倒下。
如果描绘南勇的问题，他的所作所为成为了一个腐败官员的样板。2001年十强赛期间，南勇就是中国足球队的“一哥”，就连主教练米卢都要让他三分。在决定世界杯决赛圈名单的时候，南勇也有一定的决定权。当时两位名气很大的球员意外落选，而一位名不见经传的选手却得以出征世界杯。事后有传言，一名落选者也拿出了8万元打点一切，但这个数额没有让一些人心动。另一名实力远在他之下的球员就要聪明得多，他豪迈地甩出20万元巨资，也找对了疏通的渠道，最终，他成了那次世界杯最终名单上的“黑马”。从那时开始，“国脚”就有了价码，进一次国足8万元，在比赛中上场20万元，甚至进一次国奥都要孝敬5万元。这是一个腐败窝案的典型，从教练到领队再到主管国足的足协副主席，无一幸免。
2002年1月23日中国足协召开的新闻会，值得重温。会上，南勇发表了中国足协对“黑哨问题”的看法，引起争议的是其中一段：“凡是能够主动向中国足协讲清问题、退出收受俱乐部钱款、检查深刻的，将不予曝光并继续使用。对于有线索举报、事实基本清楚而本人拒不承认的，除中国足协依照行业管理规定进行处理外，将向司法部门移交。中国足协将保证兑现主动交代问题裁判员的政策承诺。”对这种行业“家法”大于国法的决定，当场受到媒体的质疑。在2002年的黑哨案中只有一个裁判获罪，他就是惟一一个向俱乐部退钱、写下悔过书的龚建平，此君在3年之后病死狱中。
与南勇一起接受调查的张健强担任裁委会主任的时候，南勇作为副主席主管裁判和联赛工作。2003年青岛颐中得以在联赛最后3场取得全胜保级，就有赖于张健强和南勇，外界盛传青岛这3场的保级资金为1000万元，其中2场个300万元、1场400万元。当权力可以调动社会资源形成利益的时候，它有一个专属名词――“寻租”，权力的寻租。这在南勇及其他足协官员身上表露无遗。
一个腐败的领导和他身边腐败的机构构成一张灰色的网，它恢宏庞大，盘根错节。
俱乐部的原罪
中国足坛的反腐打黑进行得如火如荼，媒体及球迷的眼光都盯住南勇、杨一民等人及广州、成都两家俱乐部，但世人似乎忘了，中国足坛从来都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在这个染缸里，没有所谓的是与非、黑与白。人们可以指责体制，可以指责足协，也可以指责官僚，但事实上，中国足球职业化走到今天这样的地步，作为职业化的主体――俱乐部，各家均难辞其咎。
今年年初昆明的足球峰会，各俱乐部老总分别讨论通过了《职业足球俱乐部标准》及《职业足球俱乐部审查与监管办法》，其中对参与中超的俱乐部提出更为细致全面的54条标准。但可叹的是，在中国足球职业化10多年后，这54条仍不啻于悬在大多数俱乐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有与会者评价：“如果严格按照这54条规则来执行，目前国内完全符合标准的俱乐部没有几家，大部分都不合格。”这很难让人看到职业化改革的成果。
再如久为人诟病的青少年足球，时至今日，足球后备人才培养的现状仍然堪忧。在原有的专业体制下，青少年足球训练体制为一般开展学校――传统布局学校――区少体校――市少体校――青年队――专业队，由国家拨款，确定编制，经过教练员首选，采用纯计划的组织形式进行。职业化后，这种僵化的方式招致众多非议，省市体育局削减足球投入，社办足校几乎全军覆没，培养青少年足球的责任就落在了职业足球俱乐部身上。但10多年后，人们期待的优秀人才并没有大量涌现，甚至有人感叹一代不如一代。
如果2003年没有制定中超准入制度，恐怕现在的大多数俱乐部只会有一支成年队。正是在这些强制措施高压下，当时包括金德在内的14家中超俱乐部，以最快的速度购买了二线、三线和四线梯队，并一直保持至今。据调查，目前16支中超球队的三线梯队大多健全，但它们拥有的系列梯队总共不过40多支，2000人。而这对于整体足球人口来说，只能说是杯水车薪。
在绝大多数俱乐部梯队，球员都是自己交钱。国外俱乐部一般占全部年总投入的10%至12%，中国则不超过4%。职业俱乐部的梯队模式，实际上还是“家庭出钱+俱乐部梯队建制”。俱乐部在追随媒体抱怨体制问题时，或者更应该追问一下自己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
事实上，当中国的足球俱乐部成立之初，它们就和体制纠结在一起。各家俱乐部投资足球的原因绝不仅仅是爱好和单纯的足球利润，更多的是将足球作为一种向政府要政策的平台，背后则是谋求更大的经济利益。没有哪家中国足球俱乐部可以远离这个潜规则。职业化早期的大连万达如此，此后接手的大连实德如此，近年来屡次闹着退出的重庆力帆如此。
有报道称，撑了9年、前后花了近3个亿的力帆集团萌生退意，主要是洋河那块地的问题。坊间公开的秘密是，当年洋河体育场作为支持力帆搞足球的政府行为，实际上的七八千万元转让价，力帆只付了不到一半。但这块处于市中心、极具开发价值的近300亩的土地却不能用于商业开发，让力帆这些年守着金饭碗却只能要饭。力帆这几年积极在寻求将这块地使用性质改变成“划拨”，但最终结果是处处碰壁。按照程序，这块土地改变使用性质的关键部门在市体育局，但即便尹明善亲自出面，和力帆关系微妙的市体育局死活不松口。分析人士认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力帆才打定主意放弃足球。怪圈
近20年来，中国足协的领导有这样一条路线图：1997年十强赛败阵王俊生下台，黑哨事件、俱乐部造反导致了阎世铎黯然收场，2008年中国足球各条战线全面崩溃让谢亚龙另谋高就，直到今时今日南勇身陷囹固。十几年来，每一位中国足球掌门人都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惨淡收场，而中国足球却每况愈下，终于在2010年这个中国北方罕见的严寒气候中变成了一池臭水。
当南勇被抓10天之后，韦迪走上前台，他对媒体侃侃而谈，在长达数页的发言稿中，对中国足球方方面面进行了阐述。坚持职业化道路坚定不移;大力抓好青少年;国字号男足5年内能够恢复到亚洲一流。
这些话语与过往的足协领导所说的话惊人相似――2001年1月，阎世铎上台后在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市大剧院，提出了完整的治理中国足球新思维，其一，在理念上，提出了“人民足球”的概念;其二，在体制上，提出了创建中国足球超级联赛（中超）的计划;其三，在基本建设上，提出了大力发展青少年足球的战略。虽然没有提国字号，但后来阎世铎也这样做了，2001年十强赛豪赌世界杯。陈亦明说：“韦迪仍是悲剧人物，”他很小心地补充了一句，“但愿我说错了。”
从“隋波事件”开始，到甲B五鼠，再到龚建平，然后到如今假和赌盛行一时。无论足协的领导怎么换，中国足球仍在腐烂。中国足球是结构性制度性的腐败。
韦迪的任命再度证明了一点，中国足球的根本体制没有变化。它仍然是自上而下的，政府管理一切的体制。这个体制让他们认识不到现代足球是市场，因此只需要官员，最多这个官员前面加个“开拓型”的定语。
部长换届发言稿范文第7篇
王光美85年的岁月堪称峥嵘，她的家庭――她父母的家和自己组建的家，在中国始终处于极少数。她的官宦与书香交织的出身、她建在中南海里有名的幸福之家，使她工作与生活都圈在一个红色的院墙之内，但是她的个人及家庭命运却和这个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
这位女性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的青少年时期，和她的同龄人一样有着科学救国的思想。在她的同侪把对中国革命的希望寄予延安时，她也加入了这道洪流。
延安带给王光美的远远超出她的向往，这以后，她不再只是一位知识分子革命战士。
在西柏坡，王光美从中央军委外事组调到中共中央办公厅，任刘少奇的政治秘书，这一职务一直延续到全国解放以后。
一度，王光美还是新中国展示给世界的女性形象，但是很快，这些美好印象成了“群众运动”的靶心。成千上万中国公民遭遇政治不公和人身迫害时，这位前国家主席的夫人、在监狱中度过12年。
没有哪一步被她遗漏，即便是晚年，在中国各种工程普遍开展的时代，她投身了一项为中国所有母亲治穷、治愚、治病的幸福工程。
编辑：蒋志高jiangzg@twmcn．com
一个女性的中国教育
杨东晓
在王光美的成长历程中，中国现代教育启蒙时期的各个阶段，都完整地体现了出来
1921年9月26日，中国公使王治昌在美国参加“裁减海军和太平洋问题”的华盛顿九国会议。这一天他接到来自中国北京家中的电报，得知自己终于在生了6位公子之后，有了第一个女儿。
这位喜不自胜的父亲给女儿取名为：王光美。
初级教育惠及的城市女童
王光美就读的北师大二附小是当时最好的公立小学，也是当时最好的小学，学校位于西单石附马大街，这所始建于清宣统二年(1909年)的京师女子师范学堂附属小学，离她父亲西单旧刑部街的家不远。
在这所学校里，王治昌家的，11个女儿比较有名，王光美在师大二附中的校友、同时也是她日后辅仁大学的校友、中国著名心理学家张厚粲教授还记得，当时王家是一下子把五个女儿都送到这所学校来求学的。那个年代里，开明的家庭送孩子上有名望的学校，一般都是这样一家子一家子地上。
和《新世纪》周刊说起当年在师大二附小接受的小学教育，张厚粲投入到热情的回忆之中，“我看我们小学样样都很好，同学们功课都很好，没听说过谁的学习不好，大家玩也玩了，学也学了。王光美比我高几级，王光美挺棒的，大家都挺棒的!”
在这所培养得“大家都挺棒的”小学校园中，学生们还学会做饼干、做缝纫，那时叫劳作课，它要求学生们从小学就学会动手。
启蒙智能课程设立有国文、数学、自然、体育、音乐等，从五年级起又加入了英文。后来在日本侵华时期，各个学校又给六年级的学生加了一门日文课。
王光美的这所母校有―个操场，还有一个图书馆，她和她的同学们，学得一点都不累，到了小学毕业时，喜欢考哪儿就可以考哪儿，都考上了很好的中学。
当时这所公立学校空气非常舒畅自然，学校不对学生的成绩进行评比，学生在学业上没有压力。
20世纪初年，清朝走到了它的岁暮时分，中国现代蒙学教育也从废除科举制度开始发端。小学阶段―开始就以男女学生合校的形式面对社会各界的质疑、观望。1919年初，教育部允许高等小学和部分中学男女同校，女性进入学校接受教育逐渐增多。
在王光美接受小学教育的20世纪20年代末期到30年代中期，“在中国的城市地区’学龄儿童入学已经非常普及，女童入学也是教为普遍的现象”，北京理工大学高教研究所杨东平研究员说。当时小学是男女合校的，南京政府对于中学也并未作出男女分校的要求。
被男生包围的中学
从快乐的师大二附小毕业后，王光美考入了位于和平门附近的师大附中，当时这是一所以男生为主的中学，但是招收一个女生班。北师大于1931年创办了这所学校，后于1917年创办了女附中，但是当时大家都认为校史更长一些的男附中教学质量要优于女附中。
王光美考入了当时中国最好的一所中学，直到今天北师大附中还是中国最好的中学之一。这所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学，当时是一所男女合校的学校。所谓合校，是在以男生占绝对多数的学校里，有一个女生班。在中国北平和上海两座城市，中学专门设立了女校。
北师大附中不仅培养出了日后被物理学界称为“应该从事物理学”的王光美，还培养出一位1957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以及为其证实了“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这一在整个物理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命题的吴健雄。吴健雄当年也选择投考北师大附中的女生班，后来被称为“物理学第一夫人”并于1978年获得首届沃尔夫物理奖。
王光美就读的师大附中，是一所公立的学校。当时在中国各省一般都有“省立”的公立学校，各省的师范院校也都附设有公立的中学。这些学校大都是男女生合校的。但是20世纪30年代能够进入中学的中国青少年还是少数，杨东平说，比较有钱的人家，孩子才能享有这种教育――尤其是女孩子。
王光美考入的北师大附中，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创立最早的学校之一，它在建校后的第20年即1921年开始男女同校，就像一块20世纪各种教育思想的试验田，中国现代教育史的百年历程和中国青年运动史都可以浓缩在这块土地上。事实上，在封建传统思想顽固了一千九百多年的中国，敢于冲破旧礼教的樊篱，无论对学校还是对家长，都是一件观念性突破的大事。而细节如管理、施教就更是新问题层出不穷了。
王光美在与中央文献研究室黄峥研究员的访谈中提到，她在中学时期体育活动积极踊跃，她的篮球投得很准，她最高兴参加的活动就是代表学校去打篮球比赛。正如她所回忆的那样，出色的体育运动成绩，也是师大附中的一张王牌。
师大附中的教师中曾经有过一位著名的新女性石评梅，她1923年毕业于北师大，接受师大附中聘请担任女子部学级主任和体育、国文教员。1928年石评梅曾率师大附中女子排球队在清华大学参加华北运动会，这是一场冠亚军比赛，当时师大附中女排败于北平女子文理学院。亚军们哭了，把失败归罪于裁判不公。石评梅开导她的队员“胜败是兵家常事，不要那么女孩子气嘛，长点志气，争取下届把冠军夺回来”。
从师大附中的百年记忆中撷取的这一点滴印记，可见当时师大附中各项活动的丰富性和对学生健全人格、自尊、自强、自立、自信的培育。
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平城门关闭，王光美无法继续在师大附中读下去。于是在家休
学一段时间后，她考入了志成中学，并跳了一级。就是在志成中学，她在全市数学联考中名列三甲，成为“数学三王”中的“女王”。
男女分校与封建无关
与北师大附设男附中和女附中一样，当时的辅仁大学也有男附中和女附中。将女校独立出来，是一种引自西方的教育类型。
进行男女学生分校教育的，多是一些教会学校，美国美以美会在北京办的汇文中学是男校、慕贞是女校，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创办的贝满、育英也是女校。在当时中国的另一座重要城市上海，有着美国监理会开办的中西女塾，以及有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创办的清心女中等专门招收女子的学校。
杨东平说，当时男女分校的教育状况并非承袭中国传统观念中的男女大防，上海的中学有女校和男女合校，北京分男校、女校，也有合校。事实上，全世界都有女子学校，这种学校的设立被认为是对女性提供特殊的教育和培养，培养淑女风范是其目的之一。世界上有许多优秀的女性毕业于女校，这种为女性提供特殊教育的学校和中国封建社会的“授受不亲”并没什么关系。
女校教育所倡导的通识教育和贵族教育，在中国现代教育的早期对现代教育进程起到过推动作用。在上海，宋氏三姐妹的父亲宋查理把三个女儿都送进同一所女校一中西女塾。这与宋查理早年的美国经历是分不开的，他希望自己的孩子从小就能受到完全西式的正规教育。
当时中国大城市的教会中学在课程设置上大同小异，计有国文、英文、历史、地理、宗教等，女校还有以刺绣和烹饪为主的家政课。区别于中国北方教会学校的是，在上海除语文课外，一律都用英语教学。而中西女塾更甚，连中国历史、地理课都选用美国人编写并在美国出版的教材，而且老师也是美国人。
烽火
王光美考取的辅仁大学，是直属罗马教廷教育部的天主教大学，1925年由美国本笃会于北京创办，北洋政府在1927年准予试办，并正式命名为辅仁大学。聘奥图尔为校长，历史学家、被称为“北陈”的陈垣为副校长。1929年改组董事会后，陈垣为校长。
1929年6月以后的辅仁大学分为三个学-院，即文、理、教育；包括十一个系，计中文、英文、历史、社科、数学、物理、化学、生物、教育、心理、哲学以及美术专修科。中学时期的数学女王王光美是辅仁大学物理专业的学生。她在80多岁高龄接受黄峥的访谈时，还清楚地记得自己本科毕业论文的题目是《利用光学来测量距离》。在接下来的硕士研究生阶段，宇宙射线是王光美研究的主攻方向。
王光美说自己当时受“读书救国论”影响，研究生学习非常刻苦，当时读研究生的没几个人，有些科目老师只对着这惟一的学生授业。1945年王光美毕业于辅仁大学理科研究所，获理学硕士学位，并任研究所助教，著名原子物理学家邓昌黎曾求业于风华正茂的王助教。
那时王光美心目中最崇拜的人是居里夫人，一心向往着抗日胜利后能留学美国，继续她的核物理研究，学成后能成就祖国的核事业。
王光美在辅仁大学就读那几年，北平城里只有这一所著名大学了。1937～1945年八年抗战期间，清华、北大、南开都被迫迁到中国的西南一隅，办起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辅仁大学因为德国人所创，德日两国又是同盟国，所以能够在北平继续开办。
在辅仁上学的那些年间，王光美天天从家里骑自行车上学，一到夏天太阳能晒脱一层皮。
辅仁大学对学生没有过多的要求，很多教师是神甫或修女，她们自然不会有什么“教书育人”等觉悟，学习就靠自律。辅仁大学校友会副会长张厚粲说，老师只管教学，其他什么都不问，学生来不来，他也不用操心。每天上课都有点名制，教务处有个人站在门口点名。学校对于学业的管理就是考试，一个学期到头如果成绩优异，学校会主动颁发奖学金。张厚粲说：“我并没有申请过什么奖学金，当时的奖学金也用不着申请。开学时学校通知我，这个学期的学费你不用交了，因为你得了奖学金。”
这一时期的大学校园有出色的学习成绩，也有几股暗流在地下涌动，辅仁大学是天主教学校，但是这里有中共地下组织，也有的三青团，天主教教会也有各种团契，可以说是各种政治和宗教力量分别在学生中起作用。
但是大多数学生并没有特别地感受到这些，学生还是以学习为主，老师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学生是哪个派别的，都一视同仁。
就在辅仁大学在北平奠定它学术地位的同时，彩云之南也蕴藏着一条潜龙，这就是西南联大。中国社会与自然科学的起步也就在此时此地，由一大批学子在昆明这个多山多地震的春城简陋起步，奠定了他们日后泰山北斗般的基石。
西南联大在昆明的8年里，虽然避身僻壤，教授和学生们还是要东躲，飞机就在头上睁着眼睛搜索和轰炸。就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陈寅咯完成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成了史学必读书，冯友兰完成了《贞元六书》，金岳霖书就《知识论》、《论道》，潘光旦译著的《优生原理》和《性心理学》开始了中国的生育与性学研究；自然科学方面华罗庚完成了《堆垒素数论》、周培源完成了他的“湍流理论”。当时没有人想到，这所在战乱中诞生的，并在战争结束后完成使命的联合大学，在日后赢得了历史性的殊荣。
1945年秋天，辅仁大学物理系年轻的助教王光美接到了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全额奖学金，但是她乘飞机离开北平，并不是到了美国西海岸的那所具有贵族大学声望的高等学府。飞机着陆的地方，在很多中国人的心里既有向往也有神秘，那是延安。
辅仁往事
邓 丽
因为英语差几分，她与燕京大学失之交臂；何其幸运。辅仁大学从此拥有了一位享誉世界的校友
因为英语差几分，她与燕京大学失之交臂。
何其幸运，辅仁大学从此拥有了一位享誉世界的校友，大家闺秀、数学女王、中国首位原子物理女硕士、前国家主席夫人以及“幸福工程”组委会主任――传奇老人王光美。
历史总是这样机缘巧合。
她是个很大方的小师妹
佟盛勋，首都师范大学退休物理教授，王光美当年的师兄，1943年～1946年，王光美辅仁生活的深刻见证者。
新世纪：您跟王光美有过怎么样的交道?
佟盛勋：1943年她本科毕业的时候，我已经在辅仁好几年了，拿到了硕士学位。我们经常一起上课，一起参加活动。1946年暑假的时候，她把英文口语练好了，就去军调部做了翻译，那时候她刚做了半年的助教。当时，我也是助教。
新世纪：您对她印象如何?
佟盛勋：她功课不错，很聪明，家里条件也不错，身体也好。当时她家住在旧刑部街，没有住校，每天和住在西单的两个老师一起骑自行车回家。辅仁大学物理学部是1939年开始招女生，1945年，她拿到硕士学位，实际上是接替另一位同学做宇宙射线研
究。她考大学那会，清华已经搬走了(当时清华已经成为西南联大的一部分，迁往昆明)，燕京还没有搬，燕京对英语的要求比辅仁高，所以她实际上最开始考的是燕京。
新世纪：她在学校表现如何?
佟盛勋：她是物理学部几个女生中最聪明的，她比较好强、不封建，跟男同学接触都很大方，喜欢跟研究生、助教这些比她年长的人来往，所以我跟她很熟悉。那时候我们一起去动物园和玉渊潭玩，那些老照片都没有了。
她只比我小半岁，一般女同学都不愿意说自己的年龄，一次跟化学系的一个男生聊天，她就说了，很坦率。
抗战胜利后，大家很高兴，我们学物理的几个人自己筹钱办了一个叫《青年之友》的杂志，字是启功题的，当时我们跟他也很熟，他只比我大九岁。这个杂志是综合性的，有政治报道、科学科技活动，有的文章现在看起来还很有意义，比如历史学一个学生写的中美关系，很客观。王光美翻译了一些美国杂志，其中有一篇叫《雷达》。后来纸涨价了，杂志办了三期就停了。
新世纪：您后来跟她有过怎样的接触?
佟盛勋：她蹲了几年监狱以后，思想有很多变化，以前她是个阔小姐，后来晚年做公益做得很不错。她去延安不久，就嫁给刘少奇了，这是大家没有想到的。在刘少奇的几任夫人里，不管是学识、身份，还是教养，她都是特别好的。刚去军调部做翻译时，在北京饭店，还跟我们聊天，让我们经常看她。不过，后来她做了领导人，来往也少些了。
学弟学妹眼中的王光美
恽瑛女士1943年进入辅仁大学物理系学习，是王光美当年正牌小师妹，现在是东南大学物理学院退休教授。提到王光美，老人回忆说：“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1943年，刚进辅仁的时候，在系里的走廊上看到了她，人家告诉我，这就是王光美，装扮看起来比较活泼。她挺活跃的，当时我还是大一学生，我们的系主任是德国神父Oster，很欣赏她。”
台湾辅仁大学新闻传播学系的习贤德副教授依然还记得拜会王光美的情景：“2003年8月底，即将结束校史档案研究任务时，临时由王振稼学长安排，前往北京市长安街木樨地一幢部长楼拜会光美学姐。整栋楼的外观设计看起来虽比一般市民寓所稍稍体面些，但其内部格局及装潢水准，尚不及台湾普见的中上之家，很难想象其中一个三楼的单元住着中国‘第一夫人’。”
当天开门迎客的是王光美的女秘书，在不算宽敞的客厅落座后，习贤德先面呈两罐台湾茗茶聊表敬意，当他提到，台北校友都殷切盼望光美学姐与光英学长能排除万难，到台北辅大接受荣誉博士学位时，王光美表情十分愉悦，轻轻揉搓着双手，客气地以路途遥远、身体微恙等由，淡淡答道：“看看将来有无更合适的时机再做决定吧!”后来习贤德又进一步说，如果台湾辅仁大学方面专程来北京举行致赠荣誉博士学位的仪式，如此是否合宜?“老学姐就保持浅浅的微笑，更不便答腔了。”习贤德回忆。
我们都很尊敬她
王振稼，现任北京师范大学校友会副会长，北京辅仁大学校友会副会长、总干事、常务理事，兼任北京辅仁教育培训中心主任。
新世纪：您第一次见她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情景，对她印象如何?
王振稼：第一次见她是1954年10月，北京辅仁大学校友会成立的时候。她是我们尊敬的学长，学习成绩很优秀，还得过奖学金，那个时候要求很严格，一个女生得奖学金很不容易。我们都觉得她特别亲切，因为她嫁给了刘少奇，又有过一段不幸的经历，辅仁大学是教会办的学校，时期很多人受过牵连，所以大家见到她都特别尊敬她。
新世纪：王光美在海内外校友心中有着什么样的地位呢?
王振稼：大家都非常尊敬她，跟她同届的差不多都留在了海外。后来，她当选会长以后，同学们就都赶回来相聚，海内外大家的来往也就多起来了。她去世以后，台湾辅仁大学还派外语学院的康士林(音)前来悼念。
新世纪：您跟她共同在校友会多年，她给您印象最深的事情是什么?
王振稼：她跟辅仁感情很深，我们有什么要求她都尽力去做。晚年身体不好，有人劝她别弄那么多事情，她还是坚持去做。前年校友聚会，身体不好，在主席台上坐着，也不能讲话了。以往聚会的时候一般分系，十几个系都在不同的地方，她还是一个一个地去看，跟大家见面谈话。
她做了一个好选择
邓昌黎。美籍华人，享誉世界的高能物理学家，曾为美国阿冈国家实验室和费米研究室核心人物，是王光美在辅仁做助教时的学生。记者给他发送的电子邮件给他带来了一些麻烦。他在回信中说：“我没有中文阅读翻译装置，所以得去朋友的电脑读你的信，我们也没有翻译软件可以给你中文的回信。就算我有中文输入键，我的秘书也不知道怎样用。所以我为自己回信用英文道歉。”
新世纪：您是什么时候知道她去世的消息，您现在心情如何?
邓昌黎：我很震惊于王光美女士的突然去世。我很后悔自己最近几年去北京的时候没有去拜访她。我对她的记忆停留在她还年轻的时候，那时她还是研究生助教。
新世纪：您是什么时候第一次见到王光美女士的，她的装扮给您的印象如何?
邓昌黎：我已经记不起几时她开始了助教的工作，但作为校花，她一定是穿着华丽的。我的记忆中，她是一个亲切助人的助教。
新世纪：后来您跟她有过怎样的接触?
邓昌黎：后开始的几年，我比较频繁地拜访她。她被选为辅仁大学北京校友会的主席，我是荣誉主席。因为原先的师生关系我们感觉亲密。
新世纪：她作为您在辅仁大学物理研究所的助教，您对她的工作如何评价?当时，她给了您什么样的帮助?
邓昌黎：1945年到1946年，我在辅仁大学物理研究所读书。她很乐于帮助我们解答当学生时遇见的课业问题。她知识丰富并且很有能力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当然，本科阶段我们的技术问题也不会太难。
新世纪：如果当时她不去延安，而是选择去美国读物理学博士，您觉得她的人生将会有怎样的变化呢?
邓昌黎：物理学是一个困难的领域。我不确定若她追随物理事业是否已经取得很大贡献。无论怎样，在中国1949年的政治社会空气下，我认为她追随刘少奇的政治事业是明智的，当然，那时没有人可以预见后期的悲剧。无论怎样，她出监狱后仍拥有几年光辉充实的生活。我觉得总的来说她对她的整个人生是作了一个好的选择。
新世纪：通过我们的杂志，有什么话想对王光美女士的家人说吗？
邓昌黎：如同前面提及的，除了悲伤我还是后悔没有经常地去拜访她和她谈话相处。王光美女士有着非常充实和丰富的人生，同时她也为新中国做了贡献。她生活的一些部分或许是不幸的，也许有些人觉得是悲剧，但总的来说她是成功的。她的亲人朋友应当为她骄傲。此外，我想向他们表达自己的祝
愿和慰问。
到延安去
杨东晓
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后至新中国成立前的十数年里，中国出现了一般知识分子向往红色西北的潮流，王光美就是其中之一年11月1日，王光美搭乘一架小
1946型军用飞机，奔赴延安。此前，这位辅仁大学理科研究所的年轻助教在北平军事调停部中共代表团当英语翻译。除了驾驶员，还有两位互不认识的旅行者：一位是宋平，另一位是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宋平时任南京中共谈判代表团成员，经北平回陕汇报工作。
王光美是在收到两份美国大学的奖学金通知后选择去延安的。这与她家庭的政治倾向不无关系。父亲王治昌在日本留学期间开始接触并亲近孙中山成立于日本的同盟会。
王治昌在政治上反对右翼势力，这从他自金兰廖仲恺遇刺后辞官退隐上可以看得出来，他虽为官却不是封建官僚。他能够接受新的思潮，包括新文化运动的影响。王治昌和董洁如在政治上的开明，在长女选择留学美国和投奔中国陕北的当口，起到了作用。
黄峥告诉《新世纪》周刊，“王治昌早年追随孙中山，在中国社会处于大动荡的时期，他们家的倾向是同情革命和进步的，王家只有一个儿子王光复入了，而且还是抗日英雄，在2005年9月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大会上，总书记在人民大会堂向他颁发了‘中国人民沆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
黄峥说的王光复，是当年陈纳德将军培养的飞虎队员，击落过8架半飞机(有一架是与美国战友共同击落的)，是战果最丰的中国飞行员之一，被誉为“王牌飞行员”。
在王光英的回忆中，母亲有时到北平郊外给中共地下组织传递信息，还带上他，因为他在家是“中间派”，带上个孩子既是作伴又当掩护，母子俩管这种出行叫“郊游”。这样的家庭影响，对于王光美奔赴延安起到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坐着美国飞机到延安投奔革命，在当时绝无仅有。这也成了跟随王光美一辈子的心结。当年延安工作的一位好友，关切地提醒她：你是坐飞机到延安的。在60年后，王光美还与自己的访谈者黄峥说起这事，她理解为直接从学校出来没有受过苦难也没有残酷的斗争经验，而且此后一生的工作中，都用这一意识提醒自己，“这话是什么含义呢?就是你是没有经受多少考验和困难的人，你自己始终得意识到这点。毕竟一上飞机就到了，你要走，一步步，且得走呢，千辛万苦啊”。
延安优待知识分子，所以在大中小三种规格的“灶”中，王光美被分配到“中灶”。初到延安的王光美非常喜欢这里自由舒畅的空气，她被分配到中央军委外事组工作，一河之隔就是美军观察组的驻地。与二战期间因为报道“红色中国”而闻名的美国传奇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再次相逢，当年斯特朗小姐从北平到延安要解决交通工具问题，找的人就是王光美。祖籍黎巴嫩的美国人马海德大夫和夫人苏菲则和王光美住在同一排房子里，有意思的是，当时他的住地并不在河的对岸――而解放后，总理亲自批准了马海德博士加入中国国籍的要求，他也同时成为第一位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人。
除却同情中国革命的外国知识界人士，单就中国知识分子而言，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后至新中国成立前的十数年里，中国出现了一股知识分子向往红色西北的潮流，这与一部分人投奔重庆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尤其是在一二・九运动后至40年代中期延安这块由两万多工农红军建立的红色根据地，团结了约4万之众的知识分子。投奔延安的知识青年中，有左翼的丁玲、艾青、茅盾、萧军、邹韬奋、冼星海，有发动过兵谏的张学良弟弟张学诗、杨虎城之子杨拯民，也有从南洋归国的华侨和来自上海十里洋场的女伶。延安民主、延安抗日、延安的空气清新，在延安可以热情歌颂，也有人大声批评，这些都是延安的凝聚力之所在。
在瓦窑堡，王光美还学会了摇纺车，回忆这段生活，她并不觉得苦，也很快地就习惯了。她将这里的生活与北平的生活相比并且分析过，觉得是因为北平被日本人占领统治，思想受到压抑，生活质量也不好。陕北虽然生活也不能算好，但是部队里时时还会改善一下，人们思想解放，她把“我在延安的幼儿园里看到，小孩子一个个胖乎乎的，小脸红扑扑的”归于延安那令人喜爱的政治空气和生活氛围。
1948：一个带点洋味的婚礼
杨东晓
1948年8月21日，王光美和刘少奇成婚，幸与不幸悄然揭幕延安，王光美为中央首长摘译外界的材料，并为、等领导同志做翻译工作。
这一时期，王光美在杨家岭的一次舞会上与刘少奇相识。当时的警卫参谋龙飞虎把她带到刘少奇面前介绍她是北平军调部的。刘少奇因为早年在北方局担任党代表时在北平工作过，所以特别关心地询问了北平的情况，最后还问王光美是不是党员。北平时期，通过地下党的组织，王光美已经接触过一些中共的小册子，如《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所以她知道刘少奇这个名字，也知道他是中共中央的领导人之一，但并不知道刘少奇的准确身份。
“那次见面完全是中央首长同一个年轻人的谈话，还谈不到有别的意思。”《王光美访谈录》中这样记载道。
1948年，结束了边区工作的王光美到了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
王光美敬重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巨大牺牲的刘少奇同志，对他长期带病工作、生活无人料理非常同情，她在几十年后还记得刘少奇当时的体重：只有48公斤。在领导及同志们的撮合和关心下，刘少奇和王光美在西柏坡一次例行的舞会上宣布了结合。
这一婚事在王光美的十数位至亲家人中，只有四哥事先听说过，这惟一的知情者当时发表了反对意见。就在他们结合前不久，王光美的四哥王士光从晋冀鲁豫根据地到西柏坡来，找人商谈解放区广播电台的设立事宜，并想拉王光美一块搞电台天线的研究，因为当时经费和技术条件有限，他们只能七拼八凑地找人搞电台和广播站。这时他听到妹妹说不能跟他去晋冀鲁豫根据地，因为可能要结婚。当这位四哥听说她要和刘少奇结婚，表情严肃地告诉妹妹不要胡思乱想。
王光美告诉四哥，她是很慎重的。
决定要结婚了，刘少奇要她把行李搬到他那去，王光美说自己当时还有些老观念，就问他：“我就这样搬到你这里，算是怎么回事?要不要到机关大食堂宣布一下?”刘少奇思想比她解放，说“不用，结婚就是两个人的事”。
刘少奇对同事们说：“今天我要成家了。光美同志不好意思，你们去把她接来吧!”于是接来的王光美带着自己的行李，也就是一套白里白面的被褥。那被褥原是红缎子被面，北平学生王光美旧脱离当地群众，就把被面拿到集上卖掉。换了红枣炖肉与大家会餐了。
1948年的瓦窑堡，这个婚礼办得有点洋味，外事组的同事给一对新人蒸了个裱花大蛋糕，正好这天有舞会，祝福与欢乐洋溢到
深夜，、、都来恭贺他们的新家，临走时，还给女儿李讷带回一块蛋糕。
多年后王光美在回忆这段往事时，沉浸在幸福之中，“我和少奇同志结婚，说没仪式也没仪式，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举行什么仪式，少奇跟平常一样整天都在工作；说有仪式也有仪式，那天机关正好有舞会，很热闹，而且、恩来同志亲自登门祝贺”。
这天，是1948年8月21日。
王光美随后便从中央军委外事组调到中共中央办公厅，任刘少奇的秘书。这一职务一直延续到全国解放以后。建国后的北京，中央办公厅正式成立了政治秘书室，的秘书是田家英，的秘书是潘开文，刘少奇的秘书是王光美。
王光美的女儿刘亭亭曾经这样评价自己的母亲：“当妈妈和我爸结婚以后，她完全变为一个辅的角色了。有了我们以后她很愿意把自己的一生献给我爸爸的工作和我们这个家庭，所以她这一生后来扮演的都是比较辅助的角色，就她这个人的个性而言我觉得也不一定是一个错误的选择。”
从1948年到1966年，他们度过了―生中最美好的18年，王光美牺牲了能使自己施展才华的空间，把这个在不同革命时期出生有7个孩子的家庭和谐地建成了中南海里有名的幸福家庭。
2006年1月1日，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黄峥和她长期工作的结晶《王光美访谈录》，黄峥告诉《新世纪》周刊，王老很高兴，拿了二三百本，签上字送给亲朋好友。
而另一本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我与少奇》很决就要与读者见面。
这本书的作者，是王光美。
风云时期的婚变
李 梓 杨东晓
无论嫁给谁，无论结局是喜是悲。她们首先“嫁”给了中国革命
1948年8月，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革命的成功已经像稻田里的庄稼那样收割在望。27岁的王光美与大她23岁的刘少奇在西柏坡村结婚，开始了她人生中的重要篇章。
此时的西柏坡，正是喜事不断的时候，中国第一代的许多领导人的第一个孩子都在1948年前后出生。“那时候正是他们之间最团结的时候，各家之间没有什么秘密，也没有分歧。此前长期的战争岁月，红军的领导人根本无法顾及家庭生活。西柏坡会议前后。出现了一段时间的安定生活，我们中南海里的孩子，很多都在那时候出生。”的长孙朱和平说。
同其他的许多革命婚姻一样，这段婚姻也被定义为对中共领导人的敬爱和照顾，但王光美在此后对自己婚姻的回忆中，并不认为革命或者敬爱是她成婚的主要理由。在王光美的回忆录里，她记起，到了延安见到刘少奇后不久，很多人就把她和刘少奇当作一对来看。实际上，26岁在当时是绝对意义的大龄女青年了，把她与中国共产党德高望重而又单身的领导人刘少奇拉在一起看上去是件很自然的事情。
自从共产党人到达延安后，延安就成为中国一个独特的所在，成为许多文化青年的出奔之地。曾撰文说，除了那些革命者之外，“还有些人主要是由于在社会上找不到出路――没有职业、没有工作、没有书读，或者要摆脱家庭束缚和包办婚姻等，而到共产党里来找出路的”。这使延安和共产党有了另一种意义。
从小受母亲的影响多于父亲的，在从家庭出奔后不久就开始在《湘江评论》、《大公报》等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方面的文章。早期的共产党人也曾经把探寻自由的婚姻作为革命的一部分。的好友蔡和森和向警予堪称这方面的楷模。向警予与蔡和森相识于1919年，两人可称志同道合，而此时向警予正在逃避一个将军的求婚。于1920年6月，二人在法国蒙达尼正式结合，其结婚照为二人同读一本打开的《资本论》。二人还将恋爱过程中互赠的诗作收集出版，题为《向上同盟》，随后人们把他们二人的结合称为“向蔡同盟”。而在1926年，两人由于生活不能彼此习惯等原因解除婚姻，但仍然保持朋友和革命同志的关系。1928年向警予在白色恐怖中被杀害后，蔡和森撰文追悼，称之为“我的妻”。
就当时社会而言，向警予做出了一个极大的挑战，不仅要求结婚自由，也要求离婚完全自由，这种革命的思想与实践远远超出于时代。向警予的一生获得了中国共产党的高度评价，在1939年特地举行大会追悼过她。
1931年，苏区政府所制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在妇女解放与权益保障上远远进步于中华民国的《民法亲属编施行法》内所述内容，对于结婚、离婚、遗产等方面的改革，参照中国当时的社会来看，可称为激进彻底。比如，夫妻离婚后，双方共同债务由男方独立承担，这些条款，令1936年访问苏区的埃德加-斯诺感到特别新奇，他写道：“婚姻法里有这样的有趣规定：禁止婆婆虐待媳妇、买卖妻妾以及‘包办婚姻’的习惯。婚姻必须取得双方同意，婚龄提高到男子二十岁，女子十八岁，禁止彩礼，到县、市、村苏维埃登记结婚的，发给一份结婚证书，不取任何费用。男女同居的，不论是否登过记，都算是合法结过婚一这似乎排除了――而且他们的子女都是合法的，不承认有私生子。”
这个美好的“乌托邦”并没有立刻实现。在频繁的战争年代，红军的士兵和军官大多数未婚。他们当中许多人还“离了婚”――丢下了妻子和家人出来革命。由于经年的南征北战，家庭破碎、儿女离散的军人在革命的队伍里并不鲜见。而当时从各地奔赴延安的爱国青年中有很多有胆识有见地的女学生，使得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的军队在解决家庭问题的压力方面得到了缓解。
在西柏坡，婚后的王光美有位邻居叫康克清，她是的妻子，她23岁嫁给时，的第一位妻子武若兰被敌人杀害，头颅在城门上悬了三天。的妻子也是被军阀杀害，和一样，刘少奇的第一位妻子何葆贞牺牲在监狱时，也留下了三个孩子。战争造成的残破家庭在红军、在中央机关是很普遍的现象。
和王光美一样不仅把自己的青春和热情投入到中国革命的洪流中去，还将个人爱情、婚姻和一生系于中国革命的女性在延安和西柏坡不是少数。
同样从北平投身延安的卓琳，嫁给了129师政委邓小平，18岁的张茜与长她21岁的结婚，天津女学生薛明在延安找到了她的爱人，上海名门浦安修与缔结良缘，上海艺人蓝苹成为的最后一位妻子。
这种命运与爱情是风云突变的革命时期特有的产物，也是革命者在投身革命与牺牲的同时早已注定的，无论嫁给谁、无论结局是喜是悲，她们首先“嫁”给了中国革命。
从延安到西柏坡期间缔结的婚姻，在20多年后，再一次遭遇了更为惨烈的考验。“史无前例”考验的不仅是这些女性对爱情的忠贞，更是她们对信念和理想的忠诚。
特殊岁月
杨东晓
有着宽广胸怀，对自己的信仰无比坚定的王光美在“史无前例”的岁
月，度过了漫长的12年监狱生活
《王光美访谈录》的作者黄峥，自1983年随王光美第一次回湖南看望刘少奇的家乡起，就与她成为了朋友。黄峥说：“王光美是一位伟大的女性、了不起的女性。革命队伍里的人都非常敬佩她。”
有着宽广胸怀、对自己的信仰无比坚定的王光美在史无前例的岁月中在监狱里度过了漫长的12年。在她入狱多年以后，才得知丈夫已辞世的噩耗。在秦城监狱，她对壁枯坐，不知道丈夫是否活着，也不知道孩子们都流散到何方，时时想起“”刚开始时的一件事，当时刘少奇与王少美被一同揪斗，一天王光美拿着自己的安眠药瓶对着丈夫摇了摇，刘少奇说“不能自己做结论”，在他们被分别拉走的一瞬间，刘少奇只说了一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这些话支撑着王光美相信党、相信组织结论。
事实上，像当时中国很多受到冤屈的家庭那样，中国第一家庭也面临着划清界限这一最现实的的问题。刘亭亭在接受杨澜采访时说过，“在‘’中我爸爸实际上是一个很重情的人。我爸爸不愿意连累我们小孩，我爸爸可能也跟我妈妈谈过，说她应该划清界限或者说把孩子带走，这样是为了保护这个家庭，但是我妈妈在这方面非常坚定，她对这个家庭和对我爸爸是特别坚定的，我觉得她可能从来没有动摇过。因为在那个时候，稍微有一点动摇，绝对不会像她这样表现，她那个时候很傻，有点不顾一切，完全站在我爸爸一边，而且我爸爸不说话的时候，都是她替他辩护的。”
怀着对党的信任和丝毫不动摇的信念，王光美终于在入狱后的第12年走出秦城，这一年是1979年。
人民写的历史又回到了正常的轨道上来，在对全面否定的同时，中共中央抓紧改正“”中的冤假错案。
1979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对刘少奇一案进行复查。调查证明，、一伙用伪证炮制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是全党最大的冤案。
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作出了《关于为刘少奇同志的决议》。
怀着对党的热爱和顾全大局的胸襟，王光美对中国共产党改正历史错误的胸怀非常欣慰。她只是说希望历史的悲剧不能再重演了。甫一出狱，她就找到期间同样遭受迫害的时传祥一家，经过劫波的两家人再次聚首后，这么多年来两家孩子也保持着友谊。
“1983年王光美回湖南时还专程拜谒同志故居，”黄峥说，“前两年她还把的孩子们都找来大家一回忆早年在一起的日子，李讷结婚时，王老还送了礼物。”
幸福着贫困母亲们的幸福
邓 丽
在工作人员眼中，没有王光美就没有幸福工程
“她把自己的晚年奉献给了贫困母亲。在她的推动和影响下，数十万贫困母亲得到救助，其家庭及社区状况得到改善。王光美以晚年余晖照亮了贫困母亲的人生，为中国的扶贫公益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10月17日，王光美被授予消除贫困“成就奖”的颁奖词。
10月17日是世界消除贫困日，这一天她获得了消除贫困奖，但是她再也没办法去接受这个奖了。10月13日凌晨3时42分，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
晚年的王光美虽然罹患癌症，但她还是把精力投入到“幸福工程”这项以“治穷、治愚、治病”为宗旨的救助贫困母亲行动中去，1996年她把母亲留下的6件古董拍卖了，拍得的50万元，都捐给“幸福工程”了。
在2006年7月，“幸福工程”开展10年的一次募捐慈善晚宴上，幸福工程受益者、青海代表王孝柏托人送给王光美一件自己工厂加工的藏毯。这对由“幸福工程”结缘的一对姐妹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但是这时王光美因健康原因未能到场。她的女儿刘亭亭又替她拍卖了由她亲手题写“布德行善奉献爱心”，这幅墨宝拍得了当晚拍卖物品的最高价――20万元。
据幸福工程组委会副主任方兵介绍，截至2006年上半年，幸福工程已经启动资金3．4亿，救助贫困母亲14万多人，惠及家庭人口80多万，项目点3(30多个，遍及29个省市自治区。
方兵：没有她就没有幸福工程
新世纪：您第一次见她是什么时候，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方兵：1995年1月18日，幸福工程第一次工作会议上，在妇联大楼的会议厅里。她发表了一个就职演说，当时我们给她准备了一个发言稿，但是她没有用，用她自己的话来讲。这时候她已经是74岁的老太太了，但是显得比实际年龄要年轻些，头发还是黑白相间，一副大家风度，说话比较口语化，一点官腔都没有，用自己的话把讲稿中的要点讲得十分清楚。她一般不用讲稿，思维敏捷，风趣，北京腔很重，跟别的领导人不一样，不像是做领导的。
新世纪：她工作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
方兵：总体感觉对工作非常认真，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很投入，忘我，很少听到她对工作人员发号施令，几乎没有要求怎么样，总是带头捐款，那么大的年纪还带病去基层贫困户家里走访，条件特别艰苦，连我们这些年轻人都受不住，她还是坚持下来了。我们做过很多大型的活动，只要身体稍稍允许，她都会去参加。后来想着她生病其实我们也有责任，给老太太派了太多的活，她太累了。前几天她不是获得了消除贫困奖吗，实际上，前几年就准备给她报这个奖，材料豁准备好了，我一手整理的，但是她知道了就挡住不让报，现在她挡不住了，就上了，也是当之无隗的。她特别慎言慎行，守党的纪律，而且在延续少奇的风格和形象，不单单是为了她自己，也为了少奇的形象。
新世纪：最难忘的一件事是什么?
方兵：1998年8月，云南昆明“爱满春城”大型义演，因为当年，正好是少奇百周年诞辰，那年她特别累，体力和精神上的消耗特别大，很多事情需要她处理、去回忆。但是，云南是她和少奇苏联回来以后待的最后一块地方，所以那次她还是去了。可能是飞机空调的原因，到了昆明，得了严重的肺气肿，秋冬之际，就会发病，咳嗽，痰特别多。我们去宾馆看她，然后她说，“李谷一是不是也生病了，我屋里有花篮，你们代表我去看一下慰问一下她”。她就是这么一个人，很少想到自己，像她这样的身份，总是牵挂着别人，我们跟她一起工作，她也总是问我们累不累啊，渴不渴什么的。
新世纪：您觉得她对幸福工程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哪里?
方兵：可以说，没有她就没有幸福工程。
她确立了幸福工程的方向，把援助对象锁定为贫困地区的贫困母亲，把之前的“小额资助，直接到户，滚动运作，劳动致富”模式修改成了“小额资助，直接到人，滚动运作，劳动脱贫”，她还给我解释说，我们的钱是直接发给贫困母亲的，她要代表全家在协议上签字，所以是直接到人；“幸福工程”首要的和最重要的是帮助贫困母亲脱贫而不是致富。我们不能包打天下，要实事求是，要
有准确的定位。就这样，几个字的改动，确定了“幸福工程”的方向。实际上就是要为国家大扶贫拾遗补缺。
马艳丽：她是中国最伟大的母亲
马艳丽，国际名模，著名时装设计师，幸福工程形象大使。
新世纪：你第一次见她是什么时间，什么样的情况下?
马艳丽：去年10月份“幸福工程”十周年庆典，当时她刚从医院出来，坐着轮椅，显得很疲惫。我当时特别感动，因为她完全可以不用出席，都生病那么厉害了。
新世纪：对她第一印象怎么样?
马艳丽：看到她就觉得特别亲切，因为自己的奶奶前几年也刚去世，然后她特别平易近人，没有因为自己是谁，就怎么怎么样，做事情特别低调，让我觉得都不像是见领导。特别遗憾的是去年才接受幸福工程的邀请作形象代言人，没有机会早点和王妈妈去交流。
新世纪：她给你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
马艳丽：她从来不说官话，总是实实在在地去做一些事情。据她身边的工作人员讲，在遭受那么多的苦难后，她对人还是很和蔼，很有耐心，从来也不发火。她已经达到了一种境界，她的个人魅力是没有人能比的，是中国最伟大的母亲。现在这样有真正善心、爱心、不虚伪的人真是太少了。我自己也是贫困家庭出来的孩子，知道有很多贫困母亲遭受很多的苦难。觉得自己做事情非常有意义，这辈子也许跟幸福工程分不开了，我也愿意一生做幸福工程的义务打工者，希望更多的义务打工者出来，王老在天肯定会很欣慰。
新世纪：21号的追悼会你参加了吗?
马艳丽：追悼会上都是一些家人、军人、领导参加的，只有我自己是艺术界的，看到遗像旁边放着外孙做的小卡片、小礼物，上面写着“姥姥一路走好”，当时就哭了。看着她的遗体，瘦小的一个身体，承担的却那么重。
她们同一个时代
张雨
她们把婚姻看作是任务，照顾好自己的丈夫，这是对党的事业的忠诚
“她们把婚姻看作是党交给的任务。照顾好自己的丈夫，这是对党的事业的忠诚。”文献纪录片《忠贞》的制片人姚言这样说。
《忠贞》用影像记载了大多生于20世纪一二十年代、拍摄期间仍健在的16位女性一生的经历，这些女性最大的共同点在于：她们是共和国开国元勋的妻子，是站在巨人背后的女性。
这些与开国元勋们并肩作战、出生入死的女性，不止一次对姚言说：要是片子太长的话，就把我删掉吧。
“我参加革命晚，比起那些老大姐差得远。”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总是觉得自己“没什么可说的”。
事业：照顾丈夫
与普通人的婚姻经历不同，元勋夫人们往往先结婚后恋爱，夫人们是把照顾丈夫作为一种工作来做的，这决定了她们与一名普通妻子的不同。在普通的家庭生活中，妻子可以发脾气，可以和丈夫吵架，但是这些夫人们是不能任意使性子的。工作中丈夫是她们的领导，她们不能让领导心怀生活的烦恼，否则会直接影响革命工作。
夫人们都是思想开明、个性独立的女性，她们大多很早就参加了革命，有的是大革命时期的干部，多数人参加过长征，但是她们的官职级别都不高，因为她们最大的事业是自己的丈夫。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就曾经说过“如果他真愿意跟我好，我就愿意把他给照顾好，因为党培养一个干部也不容易。”
宋任穷住院期间，他的妻子钟月林每天一定要3次去医院看望他。她的固定模式是上午去一次，中午回家睡午觉到约3点后再去一次，下午5点回家，晚上睡觉前还要再去一次。为了照顾丈夫，为此在政协换届时她还主动提出不再担任全国政协委员。
在夫人们的观念里，妻子是应该保护丈夫的。1943年冬，杨成武在妻子赵志珍和女儿藏身的地方养病。某天敌人突然发起扫荡，几声枪响后，敌机俯冲过来，投下几枚炸弹。赵志珍让丈夫先行和几个战士一起撤走，自己留下来吸引鬼子。但杨成武始终无法下决心扔下妻儿。情急之下，赵志珍冲过去打开后门，使劲用身体把杨成武顶出了门。等在门外的警卫员这才把杨成武抬上骡子，火速撤离。
夫妻之情
革命中叱咤风云的开国元勋们在处理夫妻之间的“小情调”上却绝非高手。王光美与刘少奇刚刚结婚的时候，星期六部队放映电影，警卫员拉着刘少奇去了。可他却没有想到带妻子一起去，也没有通知妻子他去了哪里。
“进了中南海，也有类似的事，他在中央开完会，直接去怀仁堂看戏去了，然后通知我去怀仁堂。我生气了，说既然开完会了，你下了班不回家一下，把我也接过去看戏?他真是不懂这个，他不懂爱人心理，后来他才懂，他知道我在乎了，他也就在乎了。”王光美曾经笑谈他们夫妻之间的小摩擦。
论到相互关怀，元勋们对夫人的照顾远远不及夫人对他们的体贴。但是一有机会，丈夫也会用自己的关爱报答妻子。
姚言讲述了这样几件事。
因为妻子张洁清喜欢兰花，彭真每天清晨在院中散步时，都会从自家的花池中摘下几朵兰花送给她。
1978年，张洁清担任商洛地区副专员。在家暂时赋闲的彭真就承担起照顾妻子生活的任务，还主动帮助她起草讲话稿、看文件、摘文件，成了妻子的私人秘书、“贤内助”。《彭真画册》中有一张照片：彭真推着坐在轮椅上的张洁清行走在绿色的草坪上，轮椅中的张洁清幸福而满足。 罗瑞卿的夫人郝治平第一次被检查出患有癌症是在时的监狱中，当时她没有告诉丈夫，而是自己悄悄做了手术。几年之后，罗瑞卿得知此事，整整哭一夜。1978年，郝治平再次被查出癌症，她还是瞒着丈夫。罗瑞卿为了成全妻子的愿望，了解情况后仍佯装不知。
晚晴尚好
姚言说：“现在的贪官，很多都是败在女人手里，但是老一代革命家的夫人从来不吹枕边风，从来不提任何要求。她们的生活非常朴素，就像平常老百姓。”
在纪录片拍摄过程中，姚言与夫人们接触十分频繁，时常会在她们家里吃饭。她看到，一个豆制品、一个青菜、一个肉菜往往就是夫人们餐桌上所有的菜。去钟月林家吃饭时，主人向她说明：我们家不许剩饭，不过你是客人，实在吃不完也可以破例。你来吃饭最好是中午，我们家中午时吃主餐，晚上吃剩饭，那时没有可以招待你的了。
夫人们一辈子从事与民族、国家相关的事业，即使退休了，受党多年教育的她们也还在关心国家大事。看《新闻联播》是九十多岁的钟月林每天雷打不动的习惯。
除此之外，由于德高望重，她们中多数人都被邀请参加了大量的社会活动。
的夫人刘英生前是中共党史学会顾问、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理事、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顾问。参加中共党史学会的原因：一是晚年的她记忆力仍非常好，二是“很多老同志都不在了，一些历史就没有人知道了，我要记录下这些历史”。
陈云的妻子于若木则致力于研究怎样提高中华民族体质。她生前任中国营养学会荣誉理事、中国学生营养促进会会长、中国保健食品协会名誉会长、中国绿色食品协会名誉会长等多项职务。
她们当中晚年生活比较特殊的是王稼祥夫人朱仲丽。离休之后，她拿起笔写出《爱与恨》、《皎洁的月光》等长篇小说和自传体小说三部曲《春露润我》、《艳阳照我》、《彩霞伴我》。2005年，电视连续剧《皎洁的月亮》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该剧的编剧、制片人正是90岁的朱仲丽。她和导演一起到各地选景，亲自选定男女主演。拍摄期间，朱仲丽到现场与演员交换意见，剪片时哪场戏剪掉了，都记得清楚。
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