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路运动范文

保路运动范文第1篇

关键词：铁路国有；保路运动；统治危机；武昌起义

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5-0032-02

近年来，学界对四川保路运动的研究不断深入，范围日益广泛，从铁路国有政策、立宪派、革命派至相关人物，成就斐然。但对人物研究过多集中于盛宣怀、赵尔丰、端方等当事人或参与者，是以对相关性研究的深入不无影响。本文企图以作为晚清史官的恽毓鼎所著《澄斋日记》对四川保路运动的记载为契机，为今人了解、研究保路运动提供一个新的独特且不无价值的视角。

恽毓鼎（1863-1918），字薇荪，一字澄斋，原籍江苏常州，寄籍顺天大兴，光绪十五年（1889）进士，历任翰林院侍讲学士、侍读学士、起居注官及国史馆总纂等职，是清廷为数不多的皇帝近臣之一，因而熟知清廷内政外交，成为许多历史事件的旁观者和记述者。其所著《澄斋日记》一书，对清末保路运动记载颇多。

一、晚清铁路国有政策与保路运动的发生

宣统三年（1911年），清政府施行“干路国有政策”，宣布将商办干线铁路一律收归国有；稍后，又以铁路为抵押，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集团签订《湖广铁路借款合同》。各省士绅、百姓为保利权，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其中，尤以四川人民最为激烈，他们一方面强烈谴责列强侵略，宣称：“银行团比用兵还危险，要吞我们厘税关，要把我们路权占，要将警察陆军来压弹。他的政策步步碾，人人都在分势力圈，等到他势力都布满，那时节就到了亡国的一天。”①另一方面，则要求清廷罢免盛宣怀，废除“干路国有政策”，呼吁清政府“仍许四川川汉铁路照常自办。”②以四川为代表的各省保路运动，声势浩大，一时震惊朝野。在社会大形势驱使下，恽毓鼎对四川保路运动开始予以关注。

二、恽毓鼎的最初认识和主张

1911年7月12日，恽毓鼎获知保路运动的消息，记“四川争路风潮甚烈，以先帝有铁路归商民自办之谕，据此抵抗，集会数十处，不下十万人。川督驰电告急。”③此时的恽毓鼎对四川保路运动认识与寻常人认识一致，认为“此策创于邮部盛大臣，曾署名负责任。今当责成盛大臣妥办，不能办，则辞职，始合建国务大臣之本意。乃似以朝廷当其冲，监国忧烦，而部臣袖手，何必多此改制耶？”④

七月十八日，清政府调派端方带兵入川镇压。获讯后的恽毓鼎立即表示了其疑虑态度，“闻端带两营而行。此殊非计。两营乃张彪所统军，素乏纪律。吾恐保卫则不足，启祸则有馀，乱其始此矣。”二十日，又记：“川民大乱，宣告独立。命赵尔丰剿办，端方率兵两队入川晓谕。闻川省新军警兵皆民党，恐不服调遣，反助贼焰耳。”⑤可以说，恽毓鼎凭借其对清王朝内政外交的熟悉，及对保路运动的初步了解，已迅速形成深刻的思想认识，不再将保路运动看做一场普通的地方，而是高度警惕其萌蘖作用，视其为可能引发清王朝全面统治危机的高危事件。

然而，此时的恽毓鼎因已辞官家居，无权过问朝廷决策，只好通过友人吕幼劝说盛宣怀辞职，据其七月二十日致吕氏书信中称：“杏公（盛宣怀）所处地位甚危，唯速自请罢斥，稍占地步。弟苦于上谒不获见，公盍以此参末议乎？若再优柔不断，恐将受其乱矣。弟与杏公休戚相关，始肯进此逆耳之言也。”⑥

但盛宣怀似乎未领其美意，清政府也似乎下定决心，不愿改弦更张。对此，恽毓鼎只能是付之奈何，但在其日记中零散记录着其情绪的忧虑和愤懑。七月二十四日记：“端侍郎沙市来电，署川臬周善培被乱党所戕，统制朱庆勋自尽。朝旨催端入川，起前总督岑春煊会同赵督平乱。唯岑既无名位足以节制，又无兵勇可以调遣，仅饬其乘轮逆上，单骑入川，恐难得力也。以余测之，成都恐已失守矣。”二十六日又记：“朝廷措置川事颇张皇，已命端方，复起岑春煊；又寄谕滇督李经羲援川，李以不能离滇辞；旋又寄谕陕抚钱能训援川，钱以栈道不便行军辞；又谕粤督张鸣岐分兵援川，张以粤乱方棘辞。阁臣不明地势，不达军情，故疆臣多不受命。大局如此，深切杞忧。”⑦

七月二十八日，四川形势稍有好转，一度中断的电报得以恢复，恽毓鼎获知“城围略解，唯乱党四起，一时尚难平靖耳。”此后十余日，因河北固安县等地发生水灾，恽毓鼎忙于赈灾，对四川事态关注度有所下降。如八月初三日记：“又赴农务总会商办固安急赈……”初五日记：“未刻与嗣香前辈约齐，同访丁大京兆，商拨备荒经费银十五万两，为急赈及冬春赈抚之用，灾民庶几得生矣。”⑧

三、事态的扩大：恽毓鼎笔下的武昌起义

八月十九日，恽毓鼎获知四川嘉定、雅州等府县相继失守，对川事的忧虑重新升起。其《日记》中记：“午前无云而雷，兵象也。”次日，又记：“阅报纸，叙州府失守。川事糜烂至此，朝廷犹不肯罢斥赵尔丰，别简有威望之员，岂竟弃川不顾耶？在火车上见月出时其色如血。”竟将天象与战乱相联系，可见此时的恽毓鼎对四川事态发展的忧虑之深。然而，恽毓鼎并不知道，就在十九日晚上，他所深深忧虑的兵象就已经应验，在这一天晚上，武昌起义突然爆发。二十日黎明，武昌失守。

二十一日，恽毓鼎获知武昌起义的消息，其记：“十一钟始起，下床即接宝惠快信，知革命党于二十日黎明据武昌省城，总督瑞弃城遁，湖北提督张彪继之，藩臬以下不知下落。奉旨革瑞职，仍署湖广总督，带罪图功。命陆军大臣荫昌督兵赴援。”⑨次日又记：“又闻汉阳县城失守，铁厂、枪炮厂俱为所据，匪党推黄陂黎元洪为首，系新军协统。……藩臬以下官或遁或匿，无一守者，匪党坐而得之。”⑩

武昌起义很快震惊中外。即使京师之内，也是人心惶惶、一片混乱。其记“二十三日晴。一日谣言葚多，传某某处皆兵变失守矣，或系伪电，或出讹传，均无其事。外城吴厅丞（孙）张皇失措，勒停唱戏，讥察行人，而无识无胆之京官，挈眷出都。邮传大臣复欲停止京津火车，一时人心摇惑，市面大扰，银行、钱店纷纷兑取银洋，周转不灵，遂致接踵闭门，钞票竟成废纸，甚至大清银行钞票亦不收用，是无国家矣。”11

四、清廷的举措和恽毓鼎的希望

种种乱象表明此时的清王朝统治已摇摇欲坠。对此，恽毓鼎焦虑万分，力图有所补救，七月二十五日“作书致民政部大臣代筹维持市面之策。”次日，“度支部发银二百万两，以百万维持官银行，以百万发商会维持市面，人心稍定。”12

稍后，迫于形势，清廷将盛宣怀革职，永不叙用；下令将护四川总督王人文、署四川总督赵尔丰均交阁议处，并释放川绅谘议局蒲殿俊、罗纶、邓孝可、颜楷、张澜等人。清廷的举措，一度令恽毓鼎欣喜异常，认为“朝廷措置川事得宜，川乱不足平矣。”13

九月初九日，清廷又颁布“罪己诏”，开，赦戊戌变政及犯革命嫌疑诸人；诏亲贵不得任内阁及国务大臣，俟军务略定，即实行；诏开国会，庶政公诸舆论；以赵秉钧署民政大臣；命顺天府设官钱局、平粜局以平市价；添练巡警，以卫闾阎。恽毓鼎闻讯后，更是喜出望外，称之为“自皇上践祚以来，诏令之美，今日为第一。殷忧启圣，我国家承平有日矣。恭读数诏，不禁悲喜交集。”14

十一日，清廷又解散庆亲王奕内阁，下旨由袁世凯组织新内阁，更令恽毓鼎认为“朝局大变，果能举从前老朽庸劣腐败之人物习气，一扫而空之，上下一心，力图整顿，巩皇基而安区寓，大有可望矣。”15

袁世凯东山再起后，一方面对革命党人进行强大的军事进攻，另一方面暗中以武力逼宫，满洲亲贵昏庸无能，妥协退让，被迫交出政权。事态的发展风云变幻，远出乎恽毓鼎的预料之外，令其悲愤异常，据其记载：“以大势观之，满洲亡矣。”16 “不意年甫五十，将见此事，悲愤久之。”17 然而，时势至此，已成定局。稍后，宣统帝宣布退位，清王朝正式结束。恽毓鼎的满腔爱国忠君热枕及对保路运动、武昌起义的忧虑牵挂，都随之烟消云散。

五、痛定思痛：恽毓鼎的反思及其评价

痛定思痛，保路运动的发生，其实质是晚清政权统治日益腐朽、列强趁机加强侵略、中央政权与地方社会冲突加剧的一种综合表现和提前喷发。对此，恽毓鼎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因此，这种本质反过来影响了他对保路运动的认识态度、思想主张。所以，在保路运动爆发后，恽毓鼎立即予以高度关注，极力筹划维持市面稳定、主张严惩逃亡官员等。

但是，恽毓鼎的家庭出身、知识结构和仕宦经历，决定了他无法从根本上认清保路运动、武昌起义发生的真正原因，只能将其归咎于执政者的昏庸贪腐和科举制度的废除，宣称：亡国有三妖，“一东洋留学生，一新军，一资政院咨议局。三妖之中，尤以第一种为诸魔之母。”18 追根溯源，在于光绪三十一年张之洞、张百熙两人联合奏请废除了科举制度，声称：“罪魁祸首则在张之洞、张百熙之力主令学生留学东洋。”19 “今日大局之坏，根于人心，而人心之坏，根于学术。若夫学术之坏，则张之洞、张百熙其罪魁也。”20 但是，却始终未将矛头对准作为清王朝最高统治者的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宣统皇帝等。

这种看似矛盾而又现实存在的思想认识怪圈，恰恰反映了清末民初那种特殊的社会背景下，以恽毓鼎为代表的一些传统知识分子的普遍心理历程，他们受到了时代风潮的冲击，深切的感受到了清政权危亡的气息，然而，又从情感上对这个风烛残年的政权充满留恋、惋惜，对以科举制度为媒介的中国传统文化沉醉、痴迷。这种感受和情感又相互冲击，在没有寻找到新的思想突破口之前，只能是愈发的趋向于后视，表现出强烈的保守倾向。

注 释：

①四国借款合同歌（传单）.隗瀛涛.四川保路运动史[M].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222.

②川汉铁路公司特别股东会呈赵尔丰请代奏川路仍归商办文.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

③④⑤⑥⑦⑧⑨⑩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恽毓鼎.澄斋日记[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546，546，547，547，548， 549，551，551、552，552，554，555，556，557，561，561，555，562.

参考文献：

〔1〕隗瀛涛.四川保路运动史[M].长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2〕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

〔3〕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M]，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

保路运动范文第2篇

辛亥革命前夕,发生在四川的那场震惊全国的保路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也是辛亥革命的前奏曲和导火线,时间虽已跨越百年历史,但那场轰轰烈烈的斗争经历,仍铭刻在四川人民心中,时刻激励蜀中人民的爱国热情。

保路运动前的四川社会

四川,地处中国西南,素有“天府之国”美称。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由于清政府《辛丑条约》的签订,使四川半封建半殖民地化的程度日益加深,因四川物产丰富,沃野殷实,帝国主义列强时刻不忘在四川的疯狂侵略与掠夺,先是夺得煤矿开采权,进而又企图掠夺铁路的建筑权,以达到全面掠夺四川资源和财富的目的。同时清王朝也加紧了对四川人民的压榨,从1902年起,四川每年要摊派庚子赔款(银)220万两,所有苛捐杂税的剥削,使全川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广大农民、手工业者、城市贫民陷入失业贫困的境地。

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清政府的苛捐杂税盘剥,激化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四川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也日益高涨,提出了“灭清、剿洋、兴汉”的口号,砸教堂、杀教士、仇洋货、抗税捐、攻县城、围省会、打击清军的斗争此伏彼起。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成都机器局全部工人罢工,反抗工头克扣工资。1905年,犍为2万人掀起仇教和反对官府勒索的浪潮:巴塘藏民聚众3000多人围攻署衙,烧毁教堂。1907年,平武发生民变,抗拒政府的谷捐苛税。1908年,自贡盐场近2万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

由于交通不便,四川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比沿海省份晚了近半个世纪。20世纪初,四川民族工业有了较大发展,从1889年到1911年间,成都、重庆、万县、合川、三台等地先后开办了纺织、缫丝、印刷、火柴、电灯、玻璃、制革、造纸、面粉等工厂企业,其中成都启明电灯厂、重庆电灯公司等企业资本达到30万元。在四川民族资本刚刚起步时,帝国主义已从各方面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在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主义的压制下,四川民族资本处于困难重重、举步维艰、前途渺茫的境地。

川汉铁路的筹建

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八国联军攻入北京;1901年,英、美、法、日、德、俄等帝国主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竞相争夺势力范围,疯狂瓜分中国,特别是对铁路权的争夺尤为激烈。

帝国主义国家把掠夺路权作为扩大侵略、输入资本、宰割中国的重要手段,从19世纪末起,帝国主义列强就开始争夺中国铁路权。1896年,英国计划修筑从上海经南京、汉口、宜昌、万县到达成都的铁路;1897年,法国计划从缅甸、越南修筑入云南的铁路,英法两国妄图通过滇缅线把铁路延伸到四川成都、重庆等重要城市。美、日、德等国在英、法分别取得滇缅、滇越铁路的建筑权后也接踵而至,企图打通横贯中国东西的铁路通道,以达到全面侵略中国和掠夺资源、财富的最终目的。20世纪初,中国大部分铁路干线的修筑、经营、管理权先后落入帝国主义手中。据《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记载,1911年中国共有铁路9618.1公里,由帝国主义列强控制的就有8952.48公里,基本控制了中国铁路的命脉。

铁路权的得失,决定着当时中国的盛衰、民族兴亡的命运。

四川地处西南,入蜀道路艰险,交通不便,帝国主义不能畅通无阻地倾销商品和输出资本,因而掠夺铁路的修筑权就成为他们的重要计划。当英国侵略者强行到川、滇、黔境内勘测铁路时,曾遭到四川人民的阻止和武装袭击,列强对四川铁路的虎视,曾激起四川人民的强烈反抗。因此,围绕川汉铁路建筑权的斗争,也就成为四川人民和帝国主义列强斗争的焦点。

《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迫于革新改良的压力,为了蒙蔽国人,宣布要改弦更张,实行新政。在广大人民要求自保利权、自建铁路的呼声下,清政府决定向民间资本开放路权,并且设立了商部衙门,颁布了《铁路简明章程》,推行铁路开放政策,《章程》规定:无论华洋官商,可禀请开办铁路。此时,一批川籍留日学生根据政府《章程》规定,首发川人自办铁路的倡议,四川的资产阶级和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地主绅士也倡导自办铁路。1903年5月,锡良到四川任总督,在川籍立宪派留日学生的建议下,在川人的强烈要求下,他于上任途中向清政府上奏,请求自设川汉铁路公司,由川人自办铁路,以抵制帝国主义妄图谋取川汉铁路的阴谋。奏折内容为:“四川天府奥区,物产殷富,祗以艰于转运,百货不能畅通。外人久已垂涎,群思揽办。中人亦多假名集股,而暗勾外人,计取强求,百端纷扰。若不及早主张,官设公司,招集华股,自保利权,迟之日久,势不容已。或息借洋款,许人兴修,必至喧宾夺主,退处无权。尤恐各国因此互启事端,转多饶舌。况川省西通卫藏,南接滇黔,高据长江上游,倘路权属之他人,藩篱尽撤,且将建瓴而下,沿江数省,顿决险要。是川汉铁路关系川省犹小,关系全局实大。为今之计,非速筹自办不可。”(《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3册,宓汝成编,中华书局1963年版)

锡良把修建川汉铁路作为首要任务来抓,当朝廷准奏后,1904年1月,他依据清政府《铁路简明章程》之规定,首先召集蜀中官绅商议,并征求以蒲殿俊等留日学生的意见和采纳蜀中有识之士的建议,决定设立川汉铁路公司。经各方努力和精心筹备,四川官办“川汉铁路总公司”在成都岳府街正式成立。同时委派冯煦等为督办、会办,进行筹款集股事项。此后各省效行,十多省先后成立了铁路公司。锡良作为当时四川的最高官员,从他上奏朝廷的奏折中可以看出,他是从国家民族大局出发,顺应蜀人民意,深知自办川汉铁路的重要意义。

川汉铁路全长约2000公里,预定线路自汉口起,经宜昌、夔州、重庆、永川、内江、资阳到达成都,计需银5000万两以上。锡良与官绅们商议后,于1905年1月制定了《川汉铁路集股章程》,规定了4条集股办法:第一,以个人资金入股(私股);第二,按租计谷抽收股金(租股);第三,国库拨款部分作股分(官股);第四,本公司筹款开办别项利源收取余利作为股本(公利股)。公司集股初期困难重重,10个月后还处于有公司无资金的状态。川籍留日学生得此情况,300余人

怀着爱国爱家之热情,在东京召开同乡会,共商集股办法,通过各种渠道和关系募得30万资金。在此举带领下,困难局面逐渐打开,川路征收租股较为顺利。《章程》还规定:川汉铁路不招外股,不借外债,不允许任何形式的非国人股权出现。对用人上公司也作了硬性规定:必须是本国人为总工程师。公司还规定盐商、茶商等商业富户应多认购股票。当时四川7000万人,不论贫富,都与川汉铁路联系在一起。而出钱最多、出力最大的是广大劳动人民,据1911年(清宣统三年)川路公司公布的集股资金情况可以看出,公司开办起至1910年底止,6年集股11,983,005两(银),其中租股(农民按租计谷抽的股)就有9,288,128两(银),占总股金的77.5%,租股便成为川汉铁路公司的经济命脉。为了不让铁路权落入帝国主义之手,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他们含辛茹苦,为铁路的建设出力,这也是后来保路运动势如破竹、迅猛发展的主要原因。

四川人民对自办川汉铁路寄予很大希望,锡良也因此博得川人好评,但他官办铁路公司,主持人员全是由司道大员、政府官员充任,连公司小职员都是官吏,而股金绝大部分来自各界人士和民间租股,广大出钱者却无过问公司事务的权利。缺乏民主和监督机制。且集股中弊端甚多。在各方建议要求下,1904年10月,四川留日学生上书锡良,提出了改进意见,锡良于次年将公司改为官绅合办,以少许四川著名绅士充任总董、副董,除官方督办之外,加派一名绅士督办。虽然形式上做了改进,但实权仍掌握在官府手中,实际还是官办。且官员们不懂业务,不做具体事情,还要领取高薪;公司冗员多,干事的少,闲耍者多,还要获得高额薪水。公司开支很大。官绅合办看似合理,其实对于广大投资者来说具有很大的欺骗性,股金的支配权仍掌握在极少数官员的手中。

鉴于如上种种弊端,四川进士出身且担任过朝廷法部主事的留日人士蒲殿俊,约集留日的四川籍学生300多人,于1906年组成“川汉铁路改进会”,蒲被推为会长。他与该会主要成员锡良,提出《川汉铁路公司商办协议书》,指出官办的严重弊端,主张铁路民款民办,要求将官绅合办改为商办。后又发生重庆铜元局与万县铜元局挪用川汉铁路股金案,“改进会”派员回国调查,蒲殿俊将调查结果写出报告书,严厉谴责当局挪用路款的行为。后路款被追回。

根据“改进会”和川绅的强烈要求,1907年春,锡良在调离四川前上奏朝廷,将川汉铁路公司由官绅合办改为商办,更名为“商办川省川汉铁路有限公司”,撤销官总办职务,设总理、副理职。川路改为商办后,公司性质由官营转为私营,公司领导权由四川立宪派和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绅商掌握。但公司仍由官府控制,重大事情仍由官府主宰。

在四川有识之士的努力和全川人民的协力支持下。川汉铁路于1906年开始勘测路线,决定从宜昌动工。1908年聘中国著名铁路专家詹天佑为总工程师设计,经过6年周折,川汉铁路终于在1909年开始修建,工程局设于宜昌。

1908年秋,蒲殿俊由日本回国。任清廷法部主事兼编查馆行走。次年清廷令各省成立咨议局,蒲在四川久有文名,且通晓新政,深受蜀人所推崇,省城各方纷纷函电邀他返乡,他先当选为咨议局议员,后在1909年(清宣统元年)10月14日召开的四川咨议局大会上投票选举为四川咨议局议长。为了确保路权,四川绅民曾推举蒲殿俊赴京,吁请取消张之洞1905年9月草签的川、粤、汉铁路借款合同,但未被清廷采纳。

川汉铁路由官办到官绅合办再到商办,是四川人民保反控制斗争的结果,而商办公司上层和少数政府官员的腐败给予了列强以可乘之机,他们内外勾结,非将国人手中的铁路权夺走不可。张之洞去世后,清政府任命盛宣怀为邮传部尚书,接替了张的职位。

1911年5月,朝廷设立“钦定内阁”,皇族公爵载泽(度之部大臣、辅国公)为争夺内阁总理职位,在盛宣怀(邮传部大臣)、端方(原为直隶总督,后被革职,因在载泽争夺“皇族内阁”总理斗争中为其出谋划策和卖命,被载泽、盛宣怀力保起用为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等人的怂恿策划下,决定大借外债,一是投外国人所喜;二是借外力支持自己上台。遂将张之洞1905年9月草签的向英美借款修川汉铁路的借款合同稍加修改,拟与英、法、德、美签订4国借款合同,向4国银行借款1000万英镑(先付600万英镑),向日本横滨银行借款1000万,作为改定币制,修筑粤汉、川汉铁路之用。各帝国主义列强闻载泽、盛宣怀决定借款收路,便向清政府频加威逼。在载泽、盛宣怀的策动下,监国摄政王载澧昏聩无能,为列强所胁,竟然准奏签发借款合同,并下令将全国所有铁路建筑权收归国有,并定为国策。同时谕令停止川、湖两省铁路租股。同年5月18日,又准奏载泽、盛宣怀两大臣起用端方的保举,任命端方为督办川、粤汉铁路大臣,赴武昌筹谋收路事宜。此刻,全国上下对清廷的国策极为愤怒,川、湘、鄂、粤尤为突出,4省联合破约拒款,力保路权。

5月11日,川督王人文接度支部、邮传部“商办铁路一律取消归国有”的来电后,立即召集川汉铁路公司总理曾培、主席董事彭兰村、副主席董事都永和面议,公司首领们无计可施,遂到民意机关――咨议局与议长蒲殿俊和副议长罗纶等商议应对办法。蒲从法律角度认为铁路公司有股本股权,按公司章程,非经股东大会决议,不能改变公司权益;且商办川汉铁路是先朝(光绪)定案,也非铁路干线,不在收归国有之列。四川咨议局在蒲、罗的领导下,联合社会各方面、各阶层坚决反对签约借款,反对铁路国有。川人据理力争,同年8月4日川路公司召开了股东代表会议,由咨议局拟呈文请川督王人文代奏。现将王人文所奏电文录下:

北京内阁王爷、中堂钧鉴。顷据四川咨议局呈称:川省绅商人民自奉铁路改为国有之命,异常惶惧,纷纷函电到局,请求协办。窃维先朝注重交通,深维国力。故采用官民分办之制。况当时商办之路,率因外力压迫,仗民气以折衷,先皇帝畀以路事,实有远识深心,不谓转为目前归过之地。且此次借债,利息何度?抵押何物?取偿何地?归还何年?一切未曾宣布。尚以路作抵,是直夺之所亲,而以予敌,非所以为国家计久远。至于商民沥汗绞血,因由激于热诚,亦欲远规后利。今虽运筹还股本,不使有丝毫亏损,实则投资营业不生产者教年,所望在成功以后。一旦希冀全绝,仅能收本,亏损实多。……谕旨收回干路,川路以非邮部从前所定干路,且不在正枝之列,牵连收回,似未见协。议员等共同协议,以为募集国债,载在资政院章,取消商路,系剥夺人民既得权利。俱应由资政院议决。四川川汉铁路,关系本省权利存废,应由本省咨议局议决……恳为电奏,请旨饬下督办大臣,暂缓接收,一面分别交院交局,开会议决,再行奏明请旨办理,以尊法律而

顺舆情。等情据此。又昨初一日近省各团体集铁路公司开临时会议,群情异常激动。成谓变更公司,照律非开股东大会,不能议决,即无以为正式之交接。合词请予代奏,饬下督办大臣暂缓接收,俟闰六月初十日开股东会议决办法之后,再行奏明,请旨办理。……并请代奏缓刊誉黄,俾人民不致疑股本无着。各等情据此……闻收归国有,群情自多疑虑,现幸绅商各界中不乏明达利害之人,分途劝导,目前不致别生暴动。其求暂缓接收,乃为安定人心,或从容和平之解决起见。用敢据情电请代奏,请旨遵行。王人文谨禀。(《川路收归国有要电及文稿》)

清廷对王人文代奏省咨议局反对铁路收归国有和借债修路的电文给予了严厉拒斥,强行将川汉铁路权收为国有,并接收了公司已筹的股金。

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

朝廷不但没有接受川人的多次乞请收回成命,反而严厉斥责川路公司误国殃民,说四川绅商的请求是强词夺理,对四川的保路呼声置若罔闻。1911年5月20日,盛宣怀奉命与英、德、美、法4国银行团正式签订《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湖北境内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将粤汉、川汉铁路拱手卖给了帝国主义。5月22日,清廷谕令停收租股,截断资金来源。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令电报局禁止收发保路争路电文,封锁消息,派人监督川汉铁路宜万段工程。同年6月1日,盛、端二人联合致电(时称“歌电”)王人文,宣布“清政府欲举现存已用之款,一律填给股票,如果川省定要筹还路款,朝廷必借外债,必以川省财产作抵”(《四川保路运动史料》)。四川绅民在屡请川督王人文代奏力争而无济于事的情况下,于6月11日召开了铁路公司临时会议,参会的各股东、咨议员,各法团、绅商、工农群众非常愤怒,他们认为收川路是剥夺川民股本,禁发路事电文是剥夺人民言论自由,与会者强烈主张要强硬对付,以雪川人之耻,要办保路同志会以保路、保川、保国。会后,蒲殿俊与罗纶等咨议局议员商议决定,只有建立一个人数众多的牢固群体,才能将争路救国的斗争进行到底。于是蒲面见王人文,代表四川各界请其批准成立保路同志会。

蒲的请求经王许可后,遂与罗纶、邓孝可等详商筹备事宜,决定联络社会各界,广泛发动社会各界力量,不仅要在省城建立保路同志总会,还要在全川各州、县、乡镇普遍建立分会或协会。拟定由蒲殿俊担任会长,罗纶担任副会长,咨议局常驻议员为参事。

1911年6月17日,成都各界2000余人在铁路公司参加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大会,广大民众和爱国学生闻讯赶往参加,聚众约万人。大会由保路同志会干事长颜楷主持,罗纶、邓孝可、刘声元等同志会骨干分别登台讲演。蒲殿俊没有参加成立大会,他去做基层的组织发动工作去了。演讲最有鼓动性、最为精彩感人的是罗纶,黄绶(当时川汉铁路西充股东代表、保路同志会骨干)先生和郭沫若先生在他们的回忆录中分别作了记述。

黄绶先生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先生站起来激动地说:‘盛宣怀签订之四国借款合同,丧权辱国,招致危亡,必须坚决反对!既夺川路,又夺川路股本,已不能容忍,还要封锁舆论,不准发有关路事电报,真是岂有此理!盛、端歌电,实为苛政;夺路劫款,只发股票,实为骗局!压迫川人,违背朝旨,实为残匪!步埃及、印度后尘,大借外债,招致亡国之祸,实为汉奸!’几个‘实为’还未讲完,罗纶已咽喉哽咽,索性放声大哭起来,台下群众更是哭成一片,连维持秩序的警察也丢下警棍,伏案痛哭。”(《辛亥四川风雷》,成都出版社,1991年9月)

郭沫若先生在其文集中记录罗纶演讲的一段话是:“罗纶是一位白皙的胖子,人

并不很高。他一登坛,向满场的人作了一揖,开口便是:‘各位股东!’很洪亮的声音,‘我们四川的父老佰叔!我们四川人的生命财产――拿给盛宣怀给我们出卖了,卖给外国人去了!川汉铁路完了,四川也完了!中国也完了!’接着就是号啕大哭,满场也都号啕大哭起来――真真是在号啕,满场的老年人、中年人、少年人都放出声音,在汪汪汪汪地痛哭――‘是可忍孰不可忍呀!汪汪汪……“我们要反对,我们誓死反对!汪汪汪……“反对卖国奴盛宣怀!反对卖国机关邮传部!”’(《郭沫若全集》(文学编)Ⅱ卷《反正前后》,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

以上所录两段,是两位先生亲临现场的所见所闻,是当时爱国志士和广大人民群众情绪的真实写照。几天之内,省城各机关、法团、学校、街道都成立了保路协会,参加者10万人以上。

四川保路同志会在成都成立之后,重庆及各州、县、乡镇、街道相继成立同志分会。妇女组织了“四川女子保路同志会”,学校成立了“学界保路同志会”,至1911年夏秋之间,保路同志会遍布全川。工人、农民、学生、市民、僧道,无论老幼。几乎都投身于运动之中。在四川同志会主要成员的宣传发动下,6月28日重庆保路同志协会成立,紧接着郫县、江津、温江、崇庆、三台等州县分别召开保路同志会成立大会。至当年9月,四川全省有76个州成立了保路同志会分会或协会,加上乡镇和女界同志会,四川各地保路同志会达98个。各地分会和协会大多由当地股东分会或租股局倡导成立,具有广泛的群众性,这是四川保路运动能够深入发展的基础。

同志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均为各地士绅名流,声望较高,如同盟会会员、进步人士及哥老会首领等,他们思想激进,倾向民主和革命,因而保路运动发动顺利,发展也很快。各地保路同志会的成立,标志着四川的保路斗争进入了有组织有领导的新阶段,并与广大群众反帝、反清的爱国运动联系在一起。

保路运动的发展

保路运动的宗旨是:“破约保路”(即破政府的卖国卖路之约,保中国之路不为外人所有),明确提出要有秩序有组织地向政府请愿,防止群众性暴动,通过“文明争路”的形式,迫使朝廷收回成命,作出让步,保住川汉铁路的所有权。但是,清政府并未顺应民意,不但没有作出让步,反而撤销了为四川绅商代奏请命的川督王人文的职务,将赵尔丰(时人称之为“屠户”)派往四川接任总督。

1911年8月5日,川汉铁路公司召开第一次特别股东大会,这次会议选举了股东会正副会长,颜楷被选为股东会会长,南充股东代表张澜被选为副会长。自此,张澜成为保路运动的中坚人物,在股东会上,张澜深知保路斗争的残酷。他认为朝廷调赵尔丰来川任总督,是要采取特殊手段强行收回路权,他对同仁们说:“赵制台不比王护院宽厚,何况那些腐败官吏在中间作祟。但是,我们有七千万四川同胞作后盾。”(《辛亥四川风雷》)作为副会长。他首先表示了自己的决心和对保路的信心。

铁路股东会在张澜的主持下,提出了《提议川路仍归商办意

见书》。明确了特别股东会的任务是“破约保路”。提出了3项争路办法:第一,质问邮传部:第二,吁请督院代奏,川路仍归商办;第三,提回存款。如果3办法无效,股东会将联络各省,发动更大规模的斗争。总的目标是:促请清廷,确定宪法,实施。几天后,颜楷、张澜以股东会的名义发表了川汉铁路仍归自办的声明。内容为:川汉铁路原已定明商办,不招外股;邮传部盛宣怀借外债是出卖川汉铁路:川汉铁路仍归公司自办;坚决驳斥不良舆论,维护国人权利;股东等不敢不为公司计利害,不敢不为国家计存亡:惟望川路仍许照常自办。

1911年8月9日,特别股东会正、副会长以股东名义拟发了电报,对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串通川汉铁路宜昌分公司总理李稷勋盗权、夺路、抢款的行为给予了严厉指责,说他们的行为是“行同狙狯,事同骗局”,应分别弹劾撤销,请求朝廷治盛宣怀以“违旨害民之罪”,李稷勋“照章辞退其分公司总理职务”。(《辛亥四川风雷》)

8月12日,特别股东会召开会议,张澜主持并作报告,号召股东会组成坚固团体,抵抗政府高压;强烈要求撤消李稷勋的职务。8月14日,张澜又一次主持召开特别股东会,重申3项决议。赵尔丰不但拒绝代奏,还以辞官相威胁。8月23日,特别股东会收到邮传部和端方的电令,内容为:维持朝廷旨意,如果川人硬要坚持争路,视为反抗,政府要以“遏乱”严厉惩办。次日,在文明争路未果的情况下,张澜主持召开特别股东大会,讨论通过了罢市、罢课、不争回铁路不开市的决议。会后。成都各街道关闭了铺面,接着重庆罢市,很快川南的邛州、雅安,川西的绵州,川北的顺庆,川东的荣县、隆昌等州县先后罢市,全省上下,各府县乡镇陆续关闭了商铺。

8月26日,颜楷、张澜和所有股东向四川总督呈报休会。9月1日,当得知清政府决定派端方领兵入川,严厉镇压保路绅民的消息后,张澜等特别股东大会领导层发出了不纳粮税的通告。主要内容为:一、自本日起实行不纳正粮,不纳捐输;二、已解者不上兑,未解者不必解;三、布告全国,声明以后不担任外债分厘;四、恳告全国人民,实行不买卖田地、房产,以困国库。布告发出的第二天,赵尔丰以“狂悖独立、大逆不道”的罪名加诸各会长上奏朝廷,清廷令饬赵尔丰切实弹压,查拿首要,先行正法。同年9月3日,端方给赵尔丰发专函,要他采取果断措施镇压起事的主要人员。端方为了自己权利的欲望,顽固坚持卖国卖路的立场,不仅要坚决执行清政府强收铁路的旨意,而且恣意抢夺四川人民修筑铁路的血汗钱,更加激起川人的愤怒。9月5日,保路同志会志士散发了《川人自保商榷书》,赵尔丰视为造反的信号,在端方的授意下,决定采用武装镇压手段。

9月7日。同志会主要领导蒲殿俊、罗纶、颜楷、张澜、邓孝可、江三乘、叶秉诚、王铭新、彭兰村等到四川藩署开会,快散会时,赵尔丰以请大家到督署看邮传部电报为名,将9人诱骗到督署予以逮捕。9人被捕的消息立即传遍成都大街小巷,广大市民顿感震惊和愤怒。旋即,全城男女老幼从各街各巷向督署拥去,强烈要求赵尔丰释放被捕人员,坚定地表示,争路废约的目的达不到,决不开市复课、纳税纳粮。赵尔丰看到人民群众奋起反抗的怒潮时顿起杀心,立令守卫的军队开枪,无情毙杀手无寸铁的请愿群众,署内枪声四起,群众纷纷倒在血泊中,当场打死30余人,伤者无数。一场震惊全国的“成都血案”发生了。这场血案,进一步激怒了四川人民,将保路运动推向了高潮。

成都血案发生后,赵尔丰令,关闭城门,封锁交通邮电,欲将保路运动彻底镇压下去。

保路同志军和民军的武装起义

成都血案发生当晚,同盟会会员龙鸣剑、曹笃、朱国琛等发出了“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救自保”(《四川光复》,邹鲁)的号召。1911年9月8日凌晨,成都附近各州县的保路同志军和起义民军数千人抵成都,奋起反抗政府暴行。两日之内,温江、郫县、灌县、成都、华阳、双流、新津、邛州、蒲江、大邑等十余州县由同盟会会员和哥老会首领组织领导的同志军陆续云集成都,与清军发生数次激战。由于同志军和民军多是用刀、矛、明火枪等土劣武器作战,与持有快枪、大炮等先进武器的正规清军相比,激战处于劣势状态,伤亡较大。同志军围攻成都激战十多天后,在保路同志会的谋划下,迅速改变策略,采取先攻取清军较少或没有清军驻守的各州、府、县,从外向内攻取成都的战略。

同志军的武装起义。使清廷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急令滇、黔、湘等省清军火速入川,并调令两广总督岑春煊到成都与赵尔丰会同采用“剿抚并施”策略,尽快平息战乱。但朝廷腐朽、官吏腐败的现实已无可救药,清统治者内部也发生分化。9月12日,清军驻邛州巡防军第八营发生兵变。160余人宣布倒戈起义,此举进一步壮大了同志军的力量。

东路军由秦载赓、龙鸣剑、王天杰统领,在仁寿、资阳、简阳、井研、内江、宜宾、犍为、威远、富顺、自贡等十余州县与清军激战20余次,同志军所到之处秋毫无犯,深得各地人民拥护,纷纷送粮送水,踊跃支援同志军。南路民军在侯宝斋、周鸿勋的领导下攻占了新津。新津为四川西南门户、川康咽喉,赵尔丰急派精兵猛攻县城十余天,民军英勇奋战,重创清军,保卫新津。9月、10月间,哥老会首领罗子舟率荥经、雅安等地民军在清溪、荥经之间的大相岭与驰援成都的清军精锐部队激战40余天,清军突破大相岭入雅安城后,被雅安的同志军歼灭。李绍伊领导的川西民军攻占了大竹县城:西昌各族群众投身于张耀堂领导的反清起义军,川西北藏族人民加入川西同志军起义,攻占了郫县、崇宁、灌县、威州、松潘等州县。9月25日,同盟会员吴玉章、王天杰在荣县宣布独立,建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县级革命政权――荣县军政府,它为四川保路同志军起义向何处去指明了发展方向,树立了典范,成为四川辛亥革命不可逆转的新潮流。

革命军遍地起义,赵尔丰鉴于派往镇压、攻剿的军队东奔西驰而屡遭失败,只好收缩兵力,巩固成都以白保。由于民军破坏了通往各地的电杆、线路,赵尔丰失去了与北京的联系,此时武昌革命党人起义的消息传来。又闻北京已陷的言传,赵自感对川人残暴的行为已难平民愤,为求川人谅解,保住自己性命,遂分别于10月5日和11月15日将被捕的人员一律释放。

11月22日,重庆蜀军政府建立。

11月27日,四川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宣告独立,经官绅推举,蒲殿俊为都督,朱庆澜为副都督,清王朝在四川的统治至此宣告结束。

四川保路运动的作用和影响

四川保路同志会团结了当时四川各党派、各民族、各阶层,实现了革命政治派别的大联合,立宪派、同盟会、哥老会是其主要力量。在这个具有影响力的大联合体的组织号召下,广大人民群众为了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踊跃参与同志会的保路斗争,推动保路运动不断向纵深发展,在四川乃至全国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保路同志会领导的保路运动发展为武装起义,是当时历史大背景所迫。首先是朝廷的腐朽、政府的卖国行为所致,再则是权利斗争和官吏腐败而激发了广大爱国志士与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起义军最初的口号是:“争路保民,营救蒲罗,声讨赵逆!”继而提出的口号是:“满清,废除新政,杀贪官,灭洋人!’’后来在同盟会员的领导下,提出的口号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四川辛亥革命由群众性的保路爱国运动直接发展而来,转变的标志是同盟会领导下的同志军起义。同志军起义点燃了武昌起义的导火线,敲响了清王朝和它所代表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丧钟。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席卷全国,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可见,四川“引起中华革命先”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四川保路运动是辛亥革命的前奏曲。孙中山先生在评价四川保路运动时指出:“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许要迟一年半载。”

保路运动范文第3篇

褫夺路权 出尔反尔

清末，随着立宪派势力的蓬勃肇兴，各省绅商深感修筑铁路的重要性。清政府迫于财政困宥，不得不借外债筑路，以致路权尽丧外人之手，国人感叹此为列强“灭国新法”，认为“路权所在，即国权所在”。在民族意识的觉醒下，不少有识之士“从顽冥守旧之昏睡中醒来，踏入进取革新”。在砺戈秣马的氛围下，开风气之先的浙江士绅率先倡议募款筑路，以收回利权，商办铁路。各地保路运动迭起，以致日本记者在《支那经济报告书》中感叹，“收回利权运动愈闹愈凶，借款筑路案纷扰不断”。

浙江保路运动早于四川保路运动，是全国较早发生保路运动的地区之一。当时，长江中下游地区是英国的势力范围，富庶的江南一带，很早就被英国人觊觎。为了攫取更多的资源，掌控浙江命脉，英国人凭借雄厚的财赀，谋划了一项规模宏大的铁路修筑计划。在这项铁路修筑计划中，最重要的一条铁路就是苏杭甬铁路。早在1898年7月，清政府就计划修筑5条铁路，其中包括苏杭甬铁路;同年9月，清政府与英商怡和洋行签订《苏杭甬铁路草约》，准备借助英国洋行的资金修筑铁路。囿于英国疲于应付在南非的殖民战争，双方未能达成一致，遂暂停了借款筑路计划。1905年初，英国再次要求重启谈判，攫夺苏杭甬铁路的修筑权。此时，围绕粤汉铁路的修筑权，粤湘鄂三省民众也发起了废约运动。1905年7月，浙江绅民开始陆续云集上海，强烈呼吁清政府即刻废止《苏杭甬铁路草约》，倡议自筹资金筑路。

迫于民情，清政府允诺将收回路权，同意商办苏杭甬铁路。眼见浙江绅商开始筹款修筑铁路，英国方面为了维护自身权益，一度照会清政府，并不断向清政府施压，要求立即阻止浙江绅商筹款筑路行为。在英国的利诱和威逼下，清政府重启双方之间的谈判，并委令驻英公使汪大燮回国主持谈判事宜。汪大燮在清政府的授意下，制定了3个解决方案供英方选择。经过双方无休止的讨价还价，中英双方初步达成借款筑路意向，并决定向英国怡和洋行借款筑路。

绅民闻讯后，群情激愤，认为清政府出尔反尔，本已允诺自办铁路，怎能再向洋人借款筑路，以致国权沦丧殆尽。当时，沪上各大报刊纷纷撰文，强烈反对清政府借款筑路，扬言“宁愿渴死，也不愿饮毒酒”。至此，一场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揭开了序幕。

绅民一心 誓保路权

在当地绅商的感召下，江浙两省民众各自成立“国民拒款会”。他们一面宣传拒借外债，一面倡议募资认股。在浙江籍绅商汤寿潜的主持下，浙江率先成立商办浙江铁路有限公司。旋即，江苏亦获准成立商办江苏铁路有限公司。尤其在浙江境内，“认股筹款、捍卫路权”成为坊间议论的热点。一时间，社会各阶层，上至富贾绅商，下至挑夫职员，以及绍兴饼师、寺庙和尚，乃至杭州拱宸桥的娼妓，都竞相踊跃认购铁路股票。

杭州市民街谈巷议，无不言募款筑路之事，以致人人以不认股为耻。市内的搬运工人还自发聚集在浙江巡抚衙门前请愿，声言“虽在杭州城外和钱塘江畔做苦力，且读书不多，但爱国赤心拳拳。听闻向洋人借款筑路公告，无不义愤填膺，亲朋好友，奔走呼号”。更有甚者，在杭州成立“公愤社”，力陈汪大燮等谈判代表无能，倡议将参与谈判的四人从浙江的籍贯中除名。浙江拒路会则筹划绘制四人肖像图，跪于苏杭甬铁路各车站旁，以泄公愤;甚至有人倡议挖掘汪大燮的祖坟，以告慰浙江父老。

与此同时，在江苏也发生了同样的保路运动。苏州、常州两府的妇女同胞们，分别成立女界保路会，呼吁妇女入股、抵制借款。参加会议的妇女们，或脱去发髻，或摘下耳环，或捐献家中金银细软，以资购股。更有甚者，捐出家中田契、房契等，以资修路。

邬纲自杀殉路 幕后案中有案

在这场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中，尤以邬纲自杀“殉路”事件引发社会震动。首度披露这一事件，缘于《申报》的一篇新闻报道。据《申报》所述，浙江铁路有限公司职员邬纲，因参加抗议绝食活动，不幸呕血致死。随后，一名叫汤绪的浙路副工程师也在参加抗议活动后不久，就突然暴毙。此事一出，江浙各地社会舆论哗然。时任浙江铁路有限公司总理的汤寿潜亲自前往邬纲灵堂前吊唁，并抚其灵柩，嚎啕大哭。在场人士无不动情，自发前往吊唁的民众可谓万人空巷。“殉路”烈士的壮举，深深刺痛了浙江民众，全省上下掀起了新一轮认购路股高潮，当时的口号是“一人一股不嫌少”。与此同时，社会舆论纷纷谴责政府的卖国行径，控诉英方蛮横无理。底层小人物的各种“义举”，很快就占据了中外报端，邬纲等人也就成为坊间热炒的“英雄”。令人惊愕的是，“英雄义举”的社会热度尚未褪去，一些所谓的内幕消息、小道消息就不胫而走。有传言，邬纲并非死于“义举”，乃因庸医误诊所致。更有传言，所谓的邬纲根本就无其人，而是汤寿潜一手塑造的“假人”。不少小报小刊更是煞有其事地继续刊登“惊天内幕”。一场有关邬纲究竟死于何故的争论，再度引爆公众眼球，也成为扑朔迷离的历史悬案。

令人诧异的是，各种报道并未细究邬纲的死因，而是连篇累牍地猜测所谓的“幕后黑手”，使人不禁浮想联翩。邬纲究竟是何人？邬纲究竟因何故所亡？事情的原委自然还应从邬纲本人说起。邬纲，浙江宁海紫溪义门人，生于1878年，死时年仅29岁。他原本是浙路业务学校的一名毕业生，后任职于浙江铁路有限公司，是一名普普通通的铁路公司职员。正值杭州爆发绝食抗议活动，邬纲与其他职员一道⒓樱但返回寓所后不久，便离奇呕血死亡。汤寿潜作为公司的负责人，闻讯后就急忙赶赴家中吊唁。后续一二，正如报道所述。经各大报刊广泛报道后，杭州市民纷纷自发前往吊唁，群情激愤之举一触即发。但未过许久，坊间就传言四起，正如浙江铁路有限公司筹建人之一、杭州报业名流汪康年在其《汪穰卿笔记》所述：“杭中谣讹杂起，适有一工头邬某（邬纲――作者注）病瘟，被业西医刘某药误死，方欲控刘（此事极确，以中外报得第一次新闻尚说是病也――原文注）。值路事起，蛰仙（汤寿潜）即遣人属其家人，改说是殉路，则名美而有利，其家亦欣然从之。蛰仙遂因此以激励风潮，后之汤工程师以他病死，亦置诸殉路之列。”

坊间的“造谣中伤”者，暗自指责汤寿潜涉嫌“造假”。汪康年尽管未在公开场合议论此事，但捕风捉影的只言片语，很快就在社会上蔓延开来。不久，一则更加劲爆的内幕见诸报端。原来汪康年就是主持苏杭甬铁路谈判代表汪大燮的堂兄弟。这一报道，引起社会舆论哗然。汪大燮在主持谈判时，在民众看来处处向英国人示弱，以致路权沦丧，成为千夫所指的对象。汪康年作为其堂兄弟，实有为汪大燮开脱的嫌疑。所谓邬纲死于误诊，乃是汪康年混淆公众视听，制造离间事端的由头。

看似真相的理由，并未打消公众疑虑。浙江近代出版家张元济，就曾对汤寿潜主笔《时务报》颇有微词。听闻此事后，张元济还去信汪康年，称莫与汤寿潜深交，认为“蛰仙（寿潜）亦非平正人也”。

汤寿潜的“作伪求名”，似乎已成为不少人的共识。时过境迁，后世不少史学家对此亦有过各种猜测或论证。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邬纲殉路”事件的发生，的确促使保路运动产生了峰回路转的功效。就在汤寿潜刊布“邬纲殉路”公告后不久，浙江保路运动达到了顶峰，以致“广博宏大，殆不可思议”，“全省绅商学界，益形激昂”。

路权收回 铁路贯通

毋论邬纲是亡于殉路，还是死于误诊，邬纲已成为千千万万浙江民众心目中的“民族英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就这样被推到历史舞台的聚光灯下。“邬纲殉路”事件后不久，清政府迫于社会压力，单方面取消了与英国之间的各项协议，同意苏杭甬铁路改为官督商办，并由汤寿潜主持的浙江铁路有限公司联袂江苏铁路有限公司，共同承担苏杭甬铁路的修筑事宜。经双方磋商，以上海境内的枫泾镇为界，北段由江苏铁路有限公司修筑，南段由浙江铁路有限公司修筑。起初，江苏段的起点选址于苏州，后因地势低洼，遂改从上海筑起，站点便选址在上海县城南缘半淞园一带，定名“上海南站”。浙江境内杭州至枫泾镇的杭枫段于1906年9月开工，1909年竣工，4月通车;沪枫段于1907年开工，1909年竣工。1909年7月，两路在枫泾接轨，全线投入运营，共设有24个站点。

保路运动范文第4篇

20世纪初，收回铁路的呼声日益高涨

在20世纪初，随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深入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逐渐增长，收回铁路的呼声日益高涨。

早在1903年9月，清政府为了推行"新政"，允准招商局集商股成立铁路、矿务、工艺、农务等公司。此后，各省的铁路公司陆续成立，商办铁路开始兴建。1903年，新任四川总督锡良在四川人民的强烈要求下，不得不奏请自办川汉铁路，并于次年成立了"川汉铁路公司"。随着各省铁路公司的成立，收回路权的斗争也开展起来了。

川汉铁路不借外债，不招外股，其股本来源主要靠“抽租之股”，亦称“租股”。抽租的办法，一般是随粮征收，值百抽三，带有强制性。这样，全川人民，无论贫富，都与川汉铁路发生了经济上的联系。但清政府为了渡过财政难关，不惜出卖路权以换取列强奴役性的贷款。1911年5月9日，清政府宣布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并与英、法、美、德四国银行团签订借款合同，将粤汉、川汉铁路拱手出卖给帝国主义。

清政府夺路卖路的行径，激起全国公愤。保路运动首先在湖南兴起，而尤以四川最为壮烈。6月17日，川汉铁路公司在成都召开铁路股东代表大会，会场群情激昂，大骂盛宣怀卖路卖国，决心为争回路权奋斗到底。会上宣布成立“保路同志会”，推举咨议局议长蒲殿俊为会长，副议长罗纶为副会长。大会还发表宣言，确定了“破约保路”宗旨，并通电全国，痛斥清政府的卖国政策。会后还派人到全省各地进行广泛宣传，通知各州县成立分会。由此，全川142个州县的工人、农民、学生和市民纷纷投身于保路运动之中，保路同志会的会员不到10天就发展到10万人。

反动的清政府对保路运动采取严厉的高压政策，责令各省官吏对参加保路运动的人“严行惩办”；各省派到北京请愿的代表，也被“押解回籍”。清政府的高压政策，加剧了人民对它的仇恨，和平保路转向了武装斗争。

此时，四川同盟会会员龙鸣剑与王天杰等认为革命时机已到。8月4日，他们邀请哥老会首领秦载赓、罗梓舟、胡重义、孙泽沛和张达三等在资州（今资中）罗泉井召开秘密会议，决定武装起义。他们把“保路同志会”改称为“保路同志军”，在新津和华阳设立总部，并推定秦载赓和张达三分别负责川东南与川西北的起义工作。

这样，四川的保路运动比之两湖和广东更为激烈，群众基础更为广泛。在四川的农民群众中，哥老会有相当大的势力。在同盟会会员的宣传、组织下，使这场保路运动转向反清的武装斗争，而且形势锐不可挡。

而此时的清政府却一意孤行，不仅撤了同情保路斗争的护理川督王人文的职务，任命有"屠夫"之称的赵尔丰继任四川总督，还一再严令赵尔丰以武力弹压保路民众。

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

9月7日，赵尔丰诱捕了保路同志会的领导人蒲殿俊、罗纶、颜楷、邓孝可、张澜等人。消息传来，参与保路运动的数千名请愿的民众涌向督院街督署院内向总督请愿。赵尔丰竟然下令军警开枪屠杀手无寸铁的请愿民众。埋伏于堂内的军警举枪射击，几十具淌血的尸体卧在督署院内的石板上，再也没有起来。这就是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

“成都血案"发生后,成都的城门紧闭了，岗哨也增加了，军队有目的地不停搜捕……任何人都不能进城或出城，邮电交通全部被封锁。成都被赵尔丰铁桶般地严密控制了。

在这危急时刻，四川同盟会成员龙鸣剑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锦江畔的城南农事试验场。他与曹笃、朱国琛等人紧急磋商：如何将被封锁的血案真相迅速告知天下、鼓动各州县群起抵抗。不能用信使，已经有两名信使被抓去杀了头；也不能通过信件、电报……什么办法能既快又安全？

龙鸣剑双眼突然一亮：“等等！”他兴奋地对朱、曹二人道，“办法有了！用木片代替电报、信件，走水路。‘水电报’比信快，只需一天，保证沿河百里的乡镇都能收到。”

鸡还未叫时，几百木片都已写好，涂上桐油，投入锦江，木片上写着：“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救自保！”

“水电报”顺江而下，几天之间，蜀中各地均已得悉“成都血案”的真相，一支支“保路同志军”迅速组建，从全省各地向省城围攻。赵尔丰心目中与外界音信隔绝、由新式武器装备得固若金汤的成都岌岌可危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是最原始的、最简单的漂木“水电报”向全川、全国发出了振聋发聩的信息。

“成都血案”成为同志军武装起义的导火线。成都附近的同志军首先揭竿而起，侯宝斋为南路同志军统领（总指挥），周鸿勋为副统领，围攻成都。各地同志军闻风响应，起义烽火燃遍巴山蜀水。

四川的各州县中，荣县的群众基础较好，同盟会会员王天杰就在这里从事革命的联络和组织工作，并组织民团1000余人。9月25日，同盟会员吴玉章、王天杰等宣布荣县独立，这是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最先建立的革命政权，“首义实先天下”,成为成都东南反清武装斗争的中心。

辛亥革命总爆发

清政府获知成都被围和四川各地同志军起义的消息后，吓得手忙脚乱，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先后调派端方从湖北带新军日夜兼程入川，并命令曾担任四川总督的岑春煊前往四川，会同赵尔丰办理剿抚事宜，同时，还从湖南、广东、陕西、甘肃、贵州、云南等省派兵前往四川增援。湖北新军被调入川，造成了武汉空虚，给武汉革命党人发动起义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

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各省相继宣布独立。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鼓舞了浴血奋战中的四川人民，各府厅州县纷纷举义，清政权，建立军政府。11月22日，同盟会发动重庆起义，成立蜀军政府，公推张培爵为都督、夏之时为副都督。川东南57州县相继宣布独立，接受蜀军政府的领导。11月27日，入川鄂军在资州（今资中）起义，捕杀镇压保路斗争的刽子手端方，通电响应武昌起义。

赵尔丰眼见大势已去，被迫释放蒲殿俊、罗纶等人，并与立宪派签订《四川独立条约》30条。11月27日，大汉四川军政府在成都成立，由蒲殿俊任都督、朱庆澜任副都督。12月8日，成都发生兵变，蒲、朱仓皇逃遁。军政府陆军部长、同盟会员尹昌衡带领新军入城平乱，旋即改组四川军政府，由尹昌衡、罗纶分任正副都督。12月22日，尹昌衡派兵逮捕赵尔丰，将其枭首示众。至此，清王朝在四川的统治覆灭，辛亥革命在四川取得了胜利。

重庆、成都先后独立，一度出现两个军政府并存的局面。为了统一军令政令，防止旧势力复辟，双方开始合并谈判，并于1912年1月27日签订《合并草约》11条，旋经双方盖印生效。3月11日，新任四川都督府都督尹昌衡、副都督张培爵在成都就职，并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孙中山，报告全川从兹统一。

四川保路运动和同志军大起义，是辛亥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波澜壮阔的保路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王朝在中国的统治，极大地鼓舞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斗志，直接导致了辛亥革命的总爆发，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孙中山先生是这样评价四川保路运动的功绩的：“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迟一年半载的。”应该说,这是很客观的评价。

保路运动范文第5篇

在保路运动中，妇女们从争取“废约保路”的目的出发，为唤醒女界“共救颠危”，提出了新的妇女道德观，

参加保路运动的妇女，其范围之广泛，斗争之坚决也是少见的。

以前，中国的妇女的爱国活动在集资活动中，有富家贵富，也有女丐娼妓，有山村老妇，有高龄老妪，也有幼童小女，比如娼妓李春林捐洋600元，成都9岁女童黄朝将自己积攒大小铜钱300文捐作同志公费。且致书同志会，表明了自己支持保路运动斗争的心意。生活清苦之女教师。有的捐出自己的首饰，有的则制作手工艺品变卖以资助，如崇宁县端淑女教师，刘宜征，李佩兰两女士“特检出手工成品若干件送与会众变价售出”，以资一助，并云以后继有成品，再行奉寄。

妇女们情绪激烈，态度非常坚决。有一个13岁的小女孩，誓死要任代表入京。罗旭芝在致函保路同志会中曾写出若干方法，帮助同志会进行筹划，表示愿为保路“万死不辞”。四川女子朱李被推入京，当即表示“赴汤蹈火义不容辞” 且作了牺牲的准备。有的妇女虽未直接参加斗争，但却全力支持丈夫，父兄投身运动。如四川仪陇县鲜星一先生的夫人，得知丈夫入同志会时，非常高兴并立即返家，谓先生说：“妾闻先生入保路同志会誓死力争，存亡本不可知，”倘若有不测，先生以身殉国，妾誓以身殉先生，保路同志会即妾死所也，虽有遗腹弗恤也。以身殉夫，本不可取，但她这里却是以此来坚定丈夫保路斗争之决心，实为殉国之举，其炙热的爱国情令人感佩。

还有许多妇女走上战场，在与清廷的斗争中发挥巨大作用。苏二娘，新津人，她身材高大，战斗勇敢。她的卫士女兵，个个英姿飒爽，一律拜布缠头，黑布绑腿，围腰紧束，背插大刀，行军时，路人围观者途为之塞。焚烧清营，参加红牌楼战斗，个个英勇无比。王三娘是大邑县女同志军首领，有女卫士二十人。她们背背大刀，都是魏缠过脚板，袖子挽的龙抬头，列队整齐，颇有纪律 ，。王三娘率领部队二千多人，在攻打西门外的清军时，使清军惨败伤亡极大。目睹者说：清军死亡枕籍，脑浆四溅，尸横田野，无人收埋。屏山县女袍哥首领，率部支援新津同志军进攻双流，骁勇善战，清军畏之，随后她们又转战宜宾，捉杀宜宾府官，使得人心大快，其他妇女群众也在各地帮助同志军打击清军，随转战四川各地，帮助同志剿灭清军。

保路运动范文第6篇

“向外国借款修路之事，断不可为。”

――蒲殿俊（时为留学日本的学生，后被推选为四川省咨议局议长）

1903年9月，清政府为推行“新政”，允许招商局集商股成立铁路、矿务等公司。此后，商办铁路开始兴建。新任四川总督锡良，在川人强烈要求下，奏请自办川汉铁路，并于次年成立了“川汉铁路公司”。

1909年，留学日本的四川人蒲殿俊，在东京隔海上书，“向外国借款修路之事，断不可为。”并号召川人自筹路款，自修铁路。

亢奋不已的四川百姓，坐在茶馆里兴奋地谈论着“股票”这个新事物的买进卖出。商办的铁路公司发行“股票”筹措路款，川人纷纷入股，共募得白银1400余万两。出川只能依靠水路的四川人对这条铁路寄予厚望，然而帝国主义也一直在争夺其修筑权。

留学生蒲殿俊回到四川后被推选为四川省咨议局议长，同时当选为川汉铁路川省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他在成都租赁了一所宽大的房子，还在大门左右挂起两块硕大的木牌，写上光绪皇帝的圣旨：“庶政公诸舆论”、“铁路准归商办”。

当四川人十之六七成了股东时，后来和蒲殿俊同为保路运动领袖的邓孝可，正在担任着《蜀报》的主编。1911年5月17日，消息灵通的他率先得知了清政府宣布川汉铁路收归国有的信息，一面让手下报信，一面手忙脚乱地在报纸上刊发了号外。第二天早晨，“路权国有”的消息立马震撼成都的大街小巷。

保路权，争路款，和抗

“川汉铁路完了！四川也完了，中国也完了！”

――四川咨议局副议长罗纶

真正将“身家性命”都搭在铁路上的时候，蒲殿俊这才发现“保路”远不是“上书”那么简单。1911年6月，他和罗纶、邓孝可一道，率领一批破产“股民”，抱着写有光绪圣旨的两块木牌上街示威。几天过后，示威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他们继而成立了一个名叫“保路同志会”的组织。6月17日，在保路同志会成立大会上，时任四川咨议局副议长的罗纶慷慨激昂，“川汉铁路完了！四川也完了，中国也完了！”话中有无尽的悲愤。一场本是事关利益和经济的争端，意在“保路权，争路款”的运动，顿时有了浓郁的火药味。

翻阅百年前《申报》《大公报》等报刊的影印资料可以读到，“8月24日，成都已一律罢课罢市，四门厘税亦停。”被一条铁路搅乱的四川已无法平静，全川142个州、县的工人、农民、学生和市民纷纷投身于保路运动之中，保路同志会的会员不到10天就发展到10万人。此刻，黄花岗起义中幸存的吴玉章也悄然潜回了四川，开始酝酿点燃川人怒火。

“成都血案”引爆巴蜀风雷

“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迟一年半载的。”

――孙中山

一份名叫《自保商榷书》的传单，开始在川汉铁路股东大会上散发，提出川人“共同自保”、“共挽时局之危”。《自保商榷书》中喷涌而出的独立意识，让时任四川总督的赵尔丰惊骇不已，赵尔丰称此文“俨然共和政府之势”、“逆谋日炽”。

9月7日，保路同志会代表率数万人陈请阻止川汉铁路钦差大臣端方进入四川，“赵督未允代表，众即言辞激烈，赵督当场喝令狙击”。手无寸铁的蒲殿俊、罗纶等9人当场被捕，这便是死伤众多、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

“成都血案”当晚，顺着锦江流下的数十片木板成为成都和外界信息沟通的媒介。同盟会成员相互通告血案，要求同志们迅速自保自救。一天不到的时间里，同盟会及其影响下的哥老会立即发动了保路同志军起义――进军包围成都的武装起义打响了枪声。9月25日，吴玉章、王天杰等宣布荣县独立，到10月上旬，同志军起义的烽火已燃遍了四川全省。清政府获知消息后，调派端方从湖北带新军日夜兼程入川，武汉出现空虚，当地革命党人的机会悄然出现了……孙中山后来曾说，“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迟一年半载的。”

保路运动范文第7篇

成都血案

1911年5月，清政府借铁路国有的名义，断然将已由民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这本来已经引起广大群众的不满，谁知不久，竟然又明目张胆地将这些铁路的修筑权出卖给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这一连串的倒行逆施，终于激起了湘、鄂、粤、川四省人民的强烈反抗，很快发展成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各省群众相继集会，游行示威，而且罢工、罢市、罢课，拒交租税，并成立了保路团体。其中以四川人民的斗争尤为激烈。6月17日，川汉铁路股东在成都组织了保路同志会，接着各府、州、县相继建立了分会，参加者达数十万人。到了8月，斗争浪潮推向高峰，成都人民召开万人大会，号召继续罢市罢课、抗粮抗捐。同盟会会员龙鸣剑、王天杰等则乘势联络会党，组织保路同志军，决定发动武装起义。声势浩大的群众斗争运动吓坏了清政府，他们预感到已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危境，便疯狂下达了血腥的镇压令。

9月7日，清政府的忠实走狗，四川总督赵尔丰，根据清政府“切实镇压保路运动”的指示，首先诱捕了四川谘议局和保路同志会的领导成员，接着突击查封了同志会和铁路公司。一时成都全城震动，当天下午，成千上万的市民涌到总督府，群情激愤的高呼口号，强烈要求释放被捕的薄殿俊、罗伦等人。正当人们在呼喊着提出质问和要求之际，赵尔丰突然下令卫队向手无寸铁的人群开枪，一时间枪声大作，秩序大乱，群众当场被打死32人，伤者不计其数。此即震惊一时的成都血案。

血淋淋的现实唤醒了广大人民群众，成都附近州、县保路同志军闻讯后立即起事，围攻省城。9月25日荣县宣布独立，远近震动。各地风起云涌的保路运动迅猛发展，为接踵而至的辛亥武昌起义的爆发创造了有利条件，而刽子手赵尔丰很快也被愤怒的群众处死。

尹昌衡其人

说起赵尔丰的死，不能不先介绍一下将其推上断头台的关键人物尹昌衡其人。

尹昌衡是四川华阳人，1884年生，幼时即随父母到了成都，父以教私塾为业，母亲帮人洗衣、做针线维持生活。昌衡相貌出众，聪明好学，1902年考入四川武备学堂，次年，由四川总督岑春煊以高材生保送日本留学，先进振武学校，接着升入士官学校步兵科。1909年回国后，赐步兵“协军校”(相当于少尉)先供职于广西，因思想进步得罪广西提督龙济光而被遣回川。当时四川总督赵尔巽，委任他为四川督练公所编译科长兼四川讲武堂教练官。

1910年，四川新军十七镇(相当于师)正式成立，在北校场举行布达式，赵尔巽亲自主持，并作了简短的讲话，略谓：“十七镇今天成立了，我为川人庆，为川人贺，从此国防省防更有保障了。”不料赵的讲话刚完，严昌衡突然由列队中正步走出，向赵行军礼后大声说；“刚才大帅所言，昌衡以为大谬不然。”一时全场震惊，赵亦为之动容。尹接着说：“大帅说十七镇成立，为川人庆，为川人贺。昌衡认为应为川人悲，为川人吊!”赵故作镇静问道：“此话怎讲?”尹说：“我看这些军械都是落后的，是日本人不要了卖出来的，而统兵的人又不是军人(该镇统兵是朱庆澜，由山东调来，本非军人，又在军中安置40多个带来的亲信)。像这样械不可用，将不知兵。古人云，兵犹火也，不戢自焚，此昌衡之所以为川人悲，为川人吊耳。”赵问：“你认为哪个能带兵呢?”尹答：“周道刚”(原为新军标统，后调为兵备处会办)赵又问：“还有谁?”尹不答，头略点两下，大有就是我之意。至此，赵默然低头不语。朱庆澜则出来打圆场：“尹科长今天太高兴了，多喝了几杯，语言唐突，请大帅原谅。”但赵尔巽却由此认为尹昌衡是个人才。由于上述诸原因，尹昌衡一时声名大噪，无形中成了新军官兵心目中的地方派的领袖。

保路运动爆发后，尹昌衡与同盟会派来的董修武、方湘珍、曹淑实，徐知兢等秘密取得了联系，并且他又暗中联系了许多新军巡防军的下级军官，提出“四川人不打四川”人的口号，另一方面同时派人与各县的哥老会取得联系。此时因保路运动风潮，军队已停止放假，士兵不准外出，但军官在星期日可以外出，尹昌衡就利用这一天，与一些军官会面，指示机宜，要他们回去转达士兵。这年(1911)秋，陆军小学也闹起了罢课，与其校总办姜登选发生冲突，此时四川总督已由赵尔巽之弟赵尔丰接任。他见事情越闹越大，则想起其兄的嘱咐，认为尹昌衡胆子大有魄力，不如派他去收拾这一烂摊子，借此也可考验他的本事究竟如何，于是令尹陆军小学总办。尹上任后即召集全体师生讲话：“前总办不准你们请求停课回家，因此酿成罢课，本总办这次来，还是不准你们回家。”学生默然，他接着说：“现在时局动荡，你们都是国家的将才，如果准许你们回家，在路上万一丧失生命，这就是国家的大损失……”学生被说服，全体复课了，一场风波遂告平息，尹昌衡从此遂有了凭借“陆小”作为他活动的根据地。

成立军政府前后

成都血案发生不久后，即爆发了武昌起义，四川积极响应。赵尔丰外怵于大局的急转直下，内惑于人民仇恨之日深，亟思保命，于是由他的谋士吴钟熔策划将政权和平转移。经过与绅士方面较有信望的邵从恩、陈崇基二人洽商，于11月22日，官绅两方共同签订了官绅协定条约两起《绅定四川独立条件十条》和《官定四川独立条件十九条》，经过3小时协议，把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赵尔丰说：“我以前对不起四川人，今天又要对不起朝廷了。四川被我弄坏了，还望大家帮我补救。”最后他还表示，希望保护他个人和家人的安全外，其它无所求。

11月27日，成都军政府宣布成立，关于都督一职，赵尔丰本意是想由邵从恩担任，认为邵是忠厚长者，不至于翻脸无情，且在绅士方面声望很高，但邵却坚决不肯干，于是赵又想交给朱庆澜，因朱是统兵将领，和赵家又有私人关系，朱当都督，他更放心，然而薄殿俊是民意机关领袖，邵从恩力主由蒲出任都督，赵尔丰不便反对，只得同意。副都督则由朱庆澜担任，尹昌衡任军政部部长。

军政府成立后，大家都认为天下太平了，首先宣布军队放假10天，以示慰劳，不料天有不测风云，军政府原宣布发饷3个月，谁知兵丁假满回营后，却只发了一个月饷。原先薪饷就常被部队官长所吞蚀，士兵早已是怨声不绝，眼下恰逢这个导火线，一怒之下，有人开枪打死了放饷委员，接着兵变发生，整个成都一片混乱。首先是抢劫银库，跟着各典当铺、大商店、公馆、以至于居民富户都成了洗劫对象，正副都督蒲殿俊、朱庆澜早已在混乱中逃走。

尹昌衡平素即颇有号召力，此际他挺身与凤凰山标统周骏一同率兵进城，一面派兵看守军械库，防止武器被抢，一面派亲信军官收容散兵游勇，市内秩序渐次恢复。尹昌衡接着连夜约集城内士绅代表及军政府高级官员，在北校场陆军小学内开会。此时群龙无首，他被推为都督、罗纶任副都督，是为12月9日。

设计诛杀赵尔丰

再说赵尔丰自交出军政权后，仍留了一手照旧留居督院内，并有巡防军3000人驻在南苑作为警士。袁世凯及其兄赵尔巽暗中均电示要他“暂留成都，静以观变”，他又密令原留在川边的傅华丰部，不分星夜开到城郊，以便于必要时里应外合实行复辟。

对赵尔丰滞留成都，川中多数绅民极为不满，要求早日离开，尹昌衡也认为赵住在成都仍“附骨之疸”，迟早必为大患。但赵拥有重兵卫护，于是决定计取。12月21日，尹单独去拜访赵尔丰，他先关心地问候赵起居安好，随后逐渐转入正题对赵说：“我现在虽然当了都督，但未来之事尚属未定之天。究竟满清是不是倒得下去，民国是不是建得起来，都还是很大的问题，我想同大帅秘密约定：将来如满清倒下了，我负责保全大帅：如果民国没有成功，就由大帅负责保全我。这样于大帅和我，无论谁成谁败，彼此都可以保全。我可向天盟誓，海枯石烂，此志不渝。”这一席话正说到赵尔丰心坎上，此时他也正以大局既未明朗，而本人处境又甚危难处于徘徊之中，听后大为感动，遂亦指天盟誓，表示与尹共结同心。尹昌衡乘机说：“现在大帅身边还有3000多巡防军，引起士绅和川民的疑虑和不安。昌衡为大帅计，不如这3000人交由军政府接管，实际上由昌衡下令这3000人仍驻督署南苑保护大帅，我与大帅既结同心，应付一切事情，面子是面子，里子是里子，这样就可以对付四川的绅民了，不知你意下如何?”赵觉得此话亦近情理，当即写一手令，将3000巡防军交军政府接管，听尹都督指挥，尹即赴南苑，召集全体巡防官兵讲话：“你们都是忠心耿耿的弟兄，大帅现在虽然退职，你们对他还是很忠心。像这样始终如一，真是难能可贵，现在大帅命令把你们交给军政府节制指挥，本都督并不调你们走，命令你们仍驻在原地，好好保护大帅。”他接着宣布，每人除发清欠饷外，并各发恩饷一月。

得到饷银后，官兵皆大欢喜，于是官与官、兵与兵，划拳饮酒、打牌掷骰。尹昌衡不敢耽搁，立即调动重兵暗中将督署及南苑全部包围，又派人在东门城楼架起大炮，直指南苑。12月22日黎明，尹的警卫标统陶泽坤，突然率兵勇数百，出其不意冲进督署，此时赵尔丰还未起床。赵有一个丫头听到响动，立即拔枪抵抗，被陶上前一刀砍死，随军蜂涌而入，将赵尔丰抓获。南苑方面，巡防军眼见为人俎肉，大势已去，也纷纷缴了械。

当天上午，在成都明远楼广场的全市群众大会上，赵尔丰被捆到场。面对人山人海的群众，尹昌衡高声大呼：“这个就是杀人不眨眼的赵屠夫，他在永宁、在川边肆意杀戮，在成都又杀死杀伤请愿民众数百人，请问大家应该怎么办?”群众顿时怒吼：“该杀!”于是尹昌衡宣布将赵尔丰斩首。赵尔丰还故作镇静，大声说：“尹娃娃，你装了老子的统子了。”待要再骂时，早被陶泽坤一刀劈下头来。陶将赵的头捧起，交群众看后，挂在梅花树上，示众三天。尹昌衡既已平定兵变，又除掉赵尔丰，一时声名大噪，群情慑服。

保路运动范文第8篇

【摘 要】在辛亥革命发生的前夕，四川地区爆发了一次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保路运动。为了保卫四川地区的铁路修筑权，防止落入帝国主义手中，四川人民掀起了大范围的斗争。这次运动打击了帝国主义国家妄图变西南内地为其财富掠夺地的妄想，打击了清政府的封建统治，为辛亥革命的到来创造了条件。

【关键词】保路运动；同志军起义；立宪派；同盟会

在辛亥革命发生的前夕，在四川地区爆发了一次轰轰烈烈震惊全国的保路运动，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也是辛亥革命的前奏曲和导火线。时间虽已跨越百年历史，但那场意义重大的斗争经历，仍铭刻在四川人民心中，时刻激励蜀中人民的爱国热情。

19世纪末20世纪初，清政府内外交困，中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甲午海战中国战败后，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我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侵略深入到了中国的西南地区。帝国主义国家为了进一步对中国内地进行商品、资本输出，从19世纪末以后就开始觊觎中国内地的筑路权，开始对中国进行铁路投资。粤汉、川汉铁路是沟通南北和深入内地的两条重要干线，因而成为帝国主义争夺的目标。

保路运动首先在四川发起是有其必然性的，多种因素的结合使得四川爆发了保路运动。

（1）帝国主义国家在四川疯狂掠夺，对四川人民造成巨大的利益损失。四川，地处中国西南，素有“天府之国”美称，是帝国主义必争之地。19 世纪末至20世纪初，由于清政府《辛丑条约》的签订，使四川半封建半殖民地化的程度日益加深。帝国主义列强在四川疯狂掠夺， 先是夺得煤矿开采权，进而又企图掠夺铁路的建筑权，以达到全面掠夺四川资源和财富的目的。

（2）清王朝加紧了对四川人民的压榨，激化了阶级矛盾。四川由于经济发达，成为清政府剥削的重点地区，要比其他地区摊派更多的赔款。从 1902年起，四川每年要摊派庚子赔款220 万两，使全川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3）20世纪初期四川地区连年自然灾害，给当地的农业和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出现了灾荒，人民生活潦倒，这进一步激化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直接导致了这时四川地区经常发生武装起义，提出“灭清 剿洋 兴汉”的口号，拉开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帷幕。

（4）20世纪初中国大部分铁路干线的修筑、经营、管理权先后落入帝国主义手中。铁路权的得失，决定着当时中国的盛衰、民族兴亡的命运。四川地处西南，入蜀道路艰险，交通不便，帝国主义不能畅通无阻地倾销商品和输出资本，因而掠夺铁路的修筑权就成为他们的重要计划。因此，围绕川汉铁路的斗争就成为四川人民和帝国主义列强斗争的焦点。

《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迫于改良的压力，宣布实行新政。在广大人民自建铁路的呼声下，清政府决定向民间资本开放路权，并且设立了商部，颁布了《铁路简明章程》，推行铁路开放政策。四川总督上奏清廷，提出“自设川汉铁路公司”。1904年，官办的川汉铁路总公司在成都成立，1907年改为”商办”。川汉铁路不借外债，不招外股。其股本来源主要靠“抽租之股”，抽租的办法一般是随粮征收，“值百抽三”，带有强制性。这样，全川人民都与川汉铁路发生了经济上的联系。但是，帝国主义不肯让中国自己修成铁路，迫使清政府订立了铁路借款合同，利用铁路修筑权换取帝国主义国家的贷款。随后，清政府宣布了铁路干线国有政策。铁路国有的政策不但剥夺了中国人自办铁路的，而且实际上是把川汉铁路完全卖给了帝国主义。这引起了广大农民、民族资产阶级和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地主的不满，于是一个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保路运动爆发了。

6月17日，川汉铁路公司在成都召开铁路股东代表大会，会上宣布成立“保路同志会”，推举蒲殿俊为会长，罗纶为副会长。四川保路运动是由立宪派发动和领导的。在立宪派的领导下，各阶层群众纷纷加入到了保路运动中，以“庶政公诸舆论”、“铁路准归商办”为口号，与此同时四川各地的保路同志会纷纷成立，保路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保路运动前期，主要的活动是进行宣传，大量的群众纷纷加入保路同志会采用和平请愿的方式，由于运动领导人是立宪派，他们反对用革命的手段清朝统治，具有妥协性和软弱性。他们力图把运动控制在“文明争路”的范围内，要人们只求争路，不得聚众暴动。

清政府此时采取严厉镇压的政策，任命赵尔丰为四川总督，还命令赵尔丰严厉打压保路民众。赵尔丰诱捕了保路同志会的领导人蒲殿俊、罗纶、张澜等人，消息传开数万群众前来请愿。赵尔丰竟下令军警向群众开枪，当场打死30多人，造成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成都血案”成为同志军起义的导火索，各州县纷纷成立保路同志军，几天之内队伍发展到20多万人，形成了群众大起义的局面。清政府获知四川各地同志军起义的消息后，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先后调派端方从湖北带新军日夜兼程入川，还从湖南、广东、陕西、甘肃、贵州、云南等省派兵前往四川增援。但是，湖北新军被调入川，却造成了武汉空虚，给武汉革命党人发动起义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

四川保路运动和同志军大起义，是辛亥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孙中山曾高度评价四川人民在辛亥革命中的历史功绩。他说：“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迟一年半载的。”声势浩大、规模壮阔的保路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鼓舞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斗志，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绩。虽然这段历史已经过去了百年，但四川保路运动的爱国精神和四川人民的爱国热情却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民，提醒着人们要珍惜革命胜利果实和美好生活，成为推动四川乃至全国人民奋进努力的一个精神基石。

【参考文献】

[1]刘芳.辛亥革命导火线：保路运动[J].四川统一战线.2011，25（1）：101-102.

保路运动范文第9篇

摘要：1911年的四川保路运动曾经呈现出和平争路的态势，其基本原因在于这场运动是近代中国首次群众性恃法抗争风暴。运动的领导者依据对借款合同的研究，提出了“破约保路”宗旨及相应的恃法抗争举措。他们交替使用合法与非法手段，既动员了四川各阶层民众，也在一段时间内争取了四川地方政府的同情。在与清朝中央政府反复进行说理斗争的同时，四川地方政府与清朝中央政府的对峙态势与近代中国首次群众性恃法抗争风暴随之形成。

中图分类号：K257.26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474（2016）04-0018-09

Abstract： Railway Protection Movement in Sichuan in 1911 showed a trend of peaceful struggle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road， and the basic reason is that the movement is Chinas first mass struggl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Leaders of the movement， based on their study of the loan contract， proposed to “break the Agreement to protect the road” and to fight against the authority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They alternate between legal and illegal means， not only to mobilize the mass in Sichuan， but also strive for the sympathy of the Sichuan local government for a period of time. With the repetition of reasoning with the Qing Dynasty central government， Sichuan local government started to confron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Chinas first mass protes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came into being.

1911年的四川保路运动是近代中国首次群众性恃法抗争风暴。这次运动的参与者涉及四川省的官员、士绅以及农民、工人、城市手工业者、城市贫民，乃至军警等各个阶级和阶层，呈现出与太平天国、义和团等群众斗争迥然不同的特点。而群众的广泛参与源于理直气壮，而且他们在斗争中运用了巧妙的抗争手段，最终使运动不断升温。

一

引发这场群众性恃法抗争风暴的是皇族内阁颁布的“铁道干线收归国有”政策。

长期以来，有关四川保路运动研究的论著，大多将1907年改名的“商办川汉铁路有限公司”视为一般意义上的商办公司，但征诸史实，却大谬不然。

1904年1月24日，四川总督锡良筹划的官办川汉铁路总公司在成都岳府街成立。它明确宣布不募外债，不招洋股，开我国自办铁路之先河。是日，参与并主持官绅签字仪式的是赵尔丰。1904年11月28日，锡良奏派赵尔丰为川汉铁路公司督办，“专办川汉铁路”，获朝廷批准。1905年2月，锡良奏称，他已经“令赵尔丰交卸永宁道篆，来省专办公司，与之日夕讨论”〔1〕。

1907年3月4日，锡良上奏朝廷称，“遵照‘商律’”，将川汉铁路公司“定名为商办川省川汉铁路有限公司”〔1〕。同月9日，《商办川汉铁路公司续订章程》颁布。

笔者以为，1907年3月以后两年多时间内的川汉铁路公司名为商办，实为官督商办。

首先，清政府有铁路官督商办的规定。锡良等四川地方官员之所以这样做，是有一定依据的。清政府所颁布的《简明铁路章程》第16条即载：“总督有酌核办理之权。”显而易见，中央政府赋予了地方督抚等要员掌控铁路公司的权力。

其次，锡良本人认为川汉铁路公司是官商合办之公司。1905年7月，锡良奏称，筹建川汉铁路事务繁杂而工程艰巨，“事之非官莫办者，必任其主持”〔1〕，表明了应由官方主管的基本态度。而多用士绅名流参与铁路管理事宜，“因思官民合股，即应官绅合办”〔1〕。

第三，四川官方实际上也掌握了川汉铁路公司的管理大权，所有的督办、官总办、绅总办均系锡良任命后再报朝廷批准。在更名为“商办川省川汉铁路有限公司”的同时，中央又规定“另刻关防，以昭信守。所有重大事件，由该公司廪承督臣办理”〔1〕。在《商办川汉铁路公司续订章程》之第一章总则中，亦再次重申：“重大事仍廪承总督办理”〔1〕。这表明，所谓商办公司的权力并没有由股东接管，仍在官方手中。有关公司重大事务的决策权，一如既往地操纵在四川地方政府手中。

第四，所谓的“商办川汉铁路公司”并没有成立股东会。虽然锡良仿照“浙江等省铁路公司通例”裁撤了官总办，任命乔树为“川省川汉铁路公司总理”，胡峻为副理，也规定了日后要召开股东会，但川汉铁路公司的第一次股东会迟至两年8个月之后的1909年11月才召开，12月才组成董事局。乔树、胡峻两位总理、副理不是由股东会推选的，与此前的绅总办并无二致。1907年2月，锡良又以“川汉铁路出入款目至巨且繁”为由，奏调翰林院编修余摇⒍∮窃诩的河南候补道费道纯“襄办路政”，包括修订章程一类的重大事务，亦应“经股东会议决，呈由总督查核”〔1〕。这就规定了四川地方官员不仅有川汉铁路公司的管理大权，而且将凌驾于股东会之上。

1907年2月，锡良调任云贵总督，赵尔丰出任护理四川总督。5月，赵尔丰下达《商办川省川汉铁路有限公司章程》获批的公文。赵尔丰在铁路公司完成宜昌至万县段勘测后，同意宜万段先行开工和购地的计划。不久，赵尔丰再赴川边，其兄赵尔巽1908年3月调任四川总督。

1908年8月，赵尔巽任命在籍邮传部参议李稷勋继任驻宜昌总理。1909年3月，赵尔巽任命学部郎中曾培接替病故的胡峻，充任驻省总理即此前之绅总理。曾培到任之前，由留日毕业生、即用知县邵从恩其职。

非常明显，皇族内阁和邮传部在川铁路公司的性质问题上，指鹿为马――有意将官督商办公司强指为商办公司。

此外，邮传部违背前此对川汉铁路公司的基本评估，出尔反尔。

1908年初，邮传部派京汉铁路的李姓副总工程师勘测川汉铁路。这位李工程师对其他工程师所勘路线较为满意，他本人将线路长度缩短了100多里，并避开了一二处难修之处。1908年11月，中国著名的铁道工程专家詹天佑被聘为川汉铁路的总工程师。但他兼有京张、京汉两条铁路工程事务，难以分身。经詹天佑的推举，1909年8月，川汉铁路公司又聘请颜德庆为副总工程师。他率领一些铁路工程人员对线路进行了实地考察和勘测，重点在成渝段。

完成宜万段勘路的当年，邮传部又对川汉铁路的账目进行了核查，结论是与公司的上报情况相符合。之后，邮传部上奏朝廷称，该路段需银约三千余万两，虽然川汉铁路公司已收股款除历年所用外，还有八百八十余万两，仅为所需款项的四分之一，“然铁路系营业性质，只患开工无资，坐耗资本。若赶紧兴筑，有此存款先应急需，而长年又有租股等项二百余万两进款以为挹注，陆续延筑通车养路之资不患无着。该路前未动工，实因工程无人主持，K难箸手。现该路总工程师到后，与总协理核办”〔2〕。换言之，邮传部认为，川汉铁路已经具备了开工的条件。不久，邮传部路政司报部批准后下文称，“查宜万一段经覆勘定线，自应准其建筑”。因正在修订路律，暂无法颁发开工执照，但“公司先行动工兴筑可也”〔2〕。该文由四川总督赵尔巽转至川汉铁路公司。

综上我们不难看出：此时的邮传部对川汉铁路公司的经费、线路是了解的，也同意宜万段先行开工。这个决定应当是较为谨慎的，因为经过了部派人员的查核和勘测。邮传部认为，川路久未开工的原因是工程技术人员没有到位。对于经由邮传部派员查核、反复勘测以及邮传部同意宜万段开工之事，赵尔丰、赵尔巽这两位四川总督是知情的。所有这些，必然通过各种渠道为广大的四川民众所得知，又进一步确立了四川民众自办川汉铁路的合法性，对四川省地方政府和官员、士绅以及民众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邮传部日后若要反悔，怎么服众？四川民众日后若要与邮传部软磨硬抗，不是就更有理由了吗？四川地方政府和官员日后若要应对“铁道干线收归国有”政策，不是可以上谕和部批为据吗？

1909年12月28日，川汉铁路公司在宜昌举行开工典礼，正式动工修筑川汉铁路。从1904年1月官办川汉铁路公司成立，到1909年12月川汉铁路开工修筑，历经近6年之久。在此期间，有关川汉铁路的大小事务，基本由四川地方政府决定，或由四川地方政府报请中央政府批准后实行。我们可以断定，皇族内阁列举的商办川汉铁路公司的过错，当由官督商办的川汉铁路公司承担。

迟至1909年11月，四川省谘议局提出《整理川汉铁路公司案》，指责官督商办公司“树商办之名，而无商办之实，总理由选派奏委，不由股东会公举，其他一切用人行政，多未遵照商律办理。出股份者未得商律上应享之权力”，要求“议改章程以期公司组织完善，而举商办铁道之实益”〔3〕。同月，川路公司于成都召集第一次股东会，12月成立董事局，川汉铁路公司才成为真正的商办股份公司。

当年川汉铁路建成的可能性，也是为不少研究者忽视的问题。

《成都商报》2010年12月20日据新华社报道，宜（昌）万（州）铁路将于2010年12月22日正式通车。该条铁路创造了我国铁路史上的四个之“最”：其一，是我国铁路施工难度最大的山区铁路，穿越了“筑路”，集“西南山区铁路艰险之大成”；其二，是我国单公里造价最高的铁路，每公里造价6000万元；其三，桥隧长度为世界之最，该路有桥梁、隧道400余座（条），占线路总长的74%；其四，是我国单公里修建时间最长的铁路，该路总长377公里，耗时7年，年平均进度仅为50余公里。笔者以为，该路从湖北宜昌至重庆万州段，与20世纪初年曾筹建的川汉铁路之宜万段类似。

《成都商报》2010年12月22日报道，据成都铁路局相关人士介绍，宜（昌）万（州）铁路“仅贯通齐岳山隧道就花了6年时间”，“最困难的时期一个月只掘进了4米”。该路桥墩“平均高50米，墩高超过100米的桥梁5座，渡口河大桥主桥墩高度128米，为世界铁路桥梁墩高之最。”每公里造价“已经超过了建设青藏铁路的每公里造价3500万元，是我国铁路建设历史上单价最高的铁路。”

显而易见，在20世纪初修筑川汉铁路是不可能的，不仅中国不可能，外国也不可能。明白了这个问题，有助于我们评价列强试图取得修筑川汉铁路的真正动机，有助于我们评价清政府出台的“铁道干线收归国有”政策，尤其有助于我们评价当年川汉铁路公司的工程进展及相关问题。

二

“铁道干线收归国有”政策的出台，在全国尤其是四川引起了轩然大波。保路风潮在立宪派人的筹划之下，迅速兴起，恃法抗争的态势很快形成。

恃法抗争所依据的首先是《四国借款合同》的有关条款。

1911年6月17日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以后，运动领导人在派员分赴各地组织保路同志分会、协会的同时，筹划了宣传的思路与策略。其中，尤为重要的是提出了“破约保路”这个保路运动的宗旨。这是四川立宪派人的得意之作、成功之作，也是四川民众赖以抗争的利器。

“破约保路”这一具有深刻爱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内涵的口号，是四川保路同志会的宗旨。领导运动的四川立宪派人为何提出这一口号并将其作为保路运动的宗旨？

1911年7月5日出版的《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第9号，全文刊载了《四川保路同志会宣言书》，正式提出了该会的“破约保路”宗旨：“保路者，保中国之路不为外人所有，非保四川商路不为国家所有。破约者，破六百万镑认息送路之约；并破不交院议违反法律之约。”显然，领导保路运动的四川立宪派人将反对所谓“铁道干线收归国有”政策与废除《四国借款合同》视为一事，把清政府劫路卖国与其施行的蛮横专制相提并论，从而赋予四川保路运动以深刻的爱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内涵。

但是，正式宣示“破约保路”宗旨的7月5日，距清政府颁布“铁道干线收归国有”政策的5月9日，时间已近40日；距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的6月17日，亦有半月之久。综观有关四川保路运动的档案、史料，立宪派人之所以较晚提出“破约保路”口号，是对《四国借款合同》详尽研究并反复推敲了实现“破约保路”的必要性特别是可能性之后。这个口号，既依据国际惯例，试图实现条约本身所规定的可废除的必要条件，又指向清政府不按有关法律条款办事的行径。

最早提出“破约保路”设想的是邓孝可。他在研读并逐条驳斥《四国借款合同》后，向全省绅民公开号召：“内抗政府，外联华侨。债票不售，合同自废。即我四省人民、我全国人民一线生机也。”6月27日，四川护理总督王人文代奏《罗纶等签注川汉、粤汉铁路借款合同》。该文全面揭露了《四国借款合同》的危害性即“破约保路”的必要性：“损失国权，莫此为甚。”他们对于“盛宣怀蔑弃钦定资政院章程，不以外债交院议决；又蔑弃钦定公司律，不容股东置一词”的蛮横行径极为愤慨，提出“收路国有之命，川人尚可从；收路而为外人所有，川人决不能从”，要求“速将邮传部所订借款合同即行废弃。”6月28日出版的《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第3号上，开始出现以“破约保路”为运动宗旨的提法。7月4日，川汉铁路公司在致宜昌公司的电文中，亦谈及：“川省未见合同时主张收回实银、兴办实业者甚多。及见合同种种失败，路权、财权送之外人，群情异常悲痛，注重拒债破约。”

立宪派人在提出“破约保路”宗旨时，不仅反复强调其必要性，还指出了实现这个宗旨的可能性，这又是我们研究四川保路运动时不可忽视的关键所在。

《四国借款合同》第3款称：“自合同画押以后，于六个月内，在武昌、长沙、广水、宜昌四处，同时开工。该银行等亦于此期限内，须备六十万镑，知会邮传部。”第16款称：“倘于未发此次借款招帖以前，遇有政治上或财政上意外之事，以致大清政府现在市面之债票价值有碍，银行等以为此次借款，未能按章程办理，准予银行等展缓公道期限。如于商准期限内，仍未发行此次借款，则本合同即行作废”〔2〕。上述两款提出了：（1）列强修筑川汉、粤汉铁路的开工期限为签字后六个月内即1911年11月20日以前；（2）该合同在一定条件上可以废除；（3）该合同可以废除的必要条件是中国出现“政治上、财政上意外之事”。

上述有关条款和认识，立宪派人极为重视，并据此提出了“破约保路”宗旨实现的可能性。7月7日，即正式宣布“破约保路”宗旨后两天出版的《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第11号刊登的一篇署名文章写道：“彼四国银行与我邮部订立合同时，其第十六款已明载：遇有政治上或财政上意外之事致债票不能发行，则本合同即行作废等语。只要万众一心誓死进行，当无不可能者”。刊登在《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第18号上的另一篇署名文章在重申上述观点后，进一步提出，如《四国借款合同》废除后，“大清政府除按本合同第三款应交还预支款六十万镑及其应有之息外，毫无他项酬费。据此则此合同亦非铁案不可移者”〔4〕。7月8日从成都出发的赴外省的联络代表龚焕辰，于当年9月在广东的《敬告全粤同胞书》中写道：“卖国贼盛宣怀与四国订立合同二十五款……所订六月有效之期限，计不及六十日，效期即满”〔5〕。蒲殿俊等四川立宪派核心人物在11月中旬被释放后所写的《哀告全川叔伯兄弟》中，更是明白地宣称：“今全川政治上变动如此其大（借款合同载，我国若有政治上之变动，则此约作废），则借款合同当然作废，决不使路为外人所有。然则保路同志会之目的，实已贯彻无阻”。

实际上，《四川保路同志会简章》第十条就声明：“本会以达到第一条所定的宗旨时为解散”，而第一条的内容就是以“破约保路”为宗旨。

恃法抗争还依据了清政府颁布的《商律》、《公司律》的有关条款。

川汉铁路特别股东会是在川汉铁路面临存亡的紧急关头，于1911年8月所召开的一次股东会，这是川汉铁路公司历史上所召开的第三次特别股东大会。其召开纯因“邮传部卖路劫款，特开股东总会筹议一切”〔2〕。筹组召开临时股东会以解决路事的建议，为四川咨议局议长蒲殿俊所提：“铁路公司有股本、股权关系，非另行开会，不能解决，咨议局只能纠举其违背法律手续。为公司计，莫若先号召旅省各州县人，集众研究，咨议局亦可加入，后此再召集临时股东会”〔6〕。蒲氏此议提出了以下问题：其一，以法律为依据，指出咨议局只能从民意机关的责权出发，提出事关借债收路大事，应先交资政院和省咨议局议决，方可定制；其二，因铁路公司有股本、股权关系，按公司章程，改变公司权益，非经股东大会决议不可；其三，提出先召集在省各州县股东，预先研究准备，在此基础上再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川汉铁路公司遂援引《商律》第3节第49条：“公司遇有紧要事件，董事局可随时召集众股东举行特别会议”，川汉铁路原为“商办，而复更为国有，自系特别紧要重大事件”，要求于闰六月初十日（公历8月4日）召集临时股东大会（按：即后来的特别股东大会），“以便取决众议”，并以公司名义呈请川督通饬示谕全省各州县转知各股东分会派代表赴成都开会。

6月16日，即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前一天，四川立宪派人土密商，准备以“股东会为大本营，依期召开特别股东会（按：即前称临时股东大会），并预定一些中坚分子”参会，这说明，自此立宪派人土便为特别股东会预先确立了保路运动“大本营”的地位，并使其能够成为立宪派人倡导的“破约保路”宗旨赞同者的聚会。

7月28日（闰六月初三）下午，咨议局正副议长蒲殿俊、罗纶等主要立宪派人士在铁道学堂发起并召开了特别股东会的第二次准备会议，到会者200余人。会议从7月28日至8月1日共开5天，主要确定了特别股东大会的四大正式议案：《遵先朝谕旨保四川川汉铁路仍归商办案》、《请停征新常捐输以便宽筹路款案》、《创办一文捐以筹路款案》及《关于设立清算机关案》。此次准备会以公举方式，决定分别由蒲殿俊、程莹度、罗纶、聂丕成、彭兰村、江渭北为四个议案的起草人，其中，蒲殿俊为第一、第四两个议案的第一起草人。

清政府严责四川护理总督王人文，频频电催赵尔丰履任，限特别股东大会只能讨论遵旨交路附款之事。7月28日，端方致电盛宣怀称：“川人对于路事，确定初十日开会，所刊《蜀报》暨各种传单，嚣张狂恣，无可理喻”，“诚恐乘届期开会反抗之举，经多数赞成，更难收拾”。但是，“如系遵章之股东会，尚可准开。”7月30日，盛宣怀在致四川布政使尹良的一封电报中称：“惟地方官应准其股东开会。其他聚众反抗政府，按迭次谕旨，似可出示禁止。”7月31日，盛宣怀以皇帝的名义催促赵尔丰尽快赴任，严令“除股东会例得准开外，如有借他项名目聚众开会情事，立即严行禁止，设法解散，免致滋生事端。倘敢抗违，即将倡首数人，严拿惩办。”〔2〕由上可以看出，他们不得不承认特别股东会是合法的，却又非常害怕特别股东会干出他们这班官员以为是非法的事。

8月5日（闰六月十一日），特别股东大会正式召开〔2〕。四川地方政府各个部门及成都府、成都县、华阳县的官员出席会议。

特别股东大会召开期间，通过了准备会预定的抗争议案。8月8日（闰六月十四日），通过《遵先朝谕旨保四川川汉铁路仍归商办案》，强调“惟争路可以拒约，不争路并难保款”。8月11日，特别股东大会又通过《请勿庸展办新常捐输以便宽筹路款案》，号召拒交清政府在四川征收的固定捐税――常捐和新捐，而由各州县议会将这些每年300万两的款项充作铁路股款，以便继续修路。8月12日，又顺利通过了《创办一文捐以筹路款案》。该案号召全川人民日捐一文，继续筹集路款，以维持川汉铁路之商办局面。

除策划通过上述议案之外，特别股东会还筹划并实施了更为激进的保路方略。

首先，撤销盛宣怀收买的川汉铁路总公司驻宜昌分公司总理李稷勋。

其次，组织罢市罢课斗争。8月26日，会议主席声称要实行罢市罢课以抵制邮传部违法丧权之专横政策，并一致决议，自即日起罢市、罢课。会议尚未结束，“各街关门闭户已过半矣”，繁华的成都市面立时沉寂。全省许多地区亦很快响应，“南自邓、雅，西迄绵州，北近顺庆，东抵荣隆，千里内外，府县乡镇，一律闭户，风潮所播，势及全川”〔2〕。

第三，倡导并实施抗捐抗粮。意欲通过罢市罢课迫使当局收回成命的幻想破灭后，立宪派领导人遂议决并通告全省：“一、自本日起，即实行不纳正粮，不纳捐输。已解者不上兑，未解者不必解；二、将本日之议案提前交公司咨议局，照例呈院，并启知各厅、川、县地方官；三、布告全国，声明以后不担任外债分厘；四、恳告全川人，实行不买卖田地、房产。”四川人民由罢市罢课进而抗粮抗捐，标志着四川保路运动向纵深发展。

恃法抗争依据的还有光绪朝的两条上谕。在那个法律条文才开始制定的年代，皇帝的上谕依然是法令。立宪派人充分利用了于路事有利的光绪朝的两条上谕：铁路准归商办，庶政公诸舆论。

郭沫若先生认为，“这两个口号把当时的那个社会革命的精神表示得相当完备。前一个是参与政权的要求，后一个是保卫产权的斗争。两个一合并起来，正好是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打成了一片。”这两个口号言简意赅，易于记忆，于是很快就普及到各界民众中了。

按照郭沫若先生的回忆，写有“大清德宗景皇帝之神位”（按即光绪皇帝）和这两个口号的黄色长条纸，都是铁路公司发行的。牌位在中，口号在两边。每家每户，每个商店，都把这种黄纸条张贴在自己家的门上，一早一晚都焚香点烛，行礼膜拜。四川的不少州县情况也类似成都。据吴玉章的回忆，成都血案发生后的第二天，他在从成都回家乡荣县的途中，“见沿途各城镇都高供着光绪皇帝的牌位”，牌位两边也是“庶政公诸舆论”、“铁路准归商办”的对联。

受到长期封建束缚的民众，最怕的就是“犯上作乱，不忠不孝”的罪名。以供奉先皇和要执行先皇上谕的形式来反对“铁道干线收归国有”实即为外人所有的政策，达到“破约保路”和实行真正的立宪的目的，又不背上“乱党”的罪名，这就把民众在一个统一的目标下最大限度地团结起来了。恃法抗争在这里显示出巨大的作用，使四川各界民众“不期然而然地大家竟造起反来了”〔7〕。

三

四川保路同志会的成立，是四川立宪派人倡导保路风潮的起点。四川各界民众的广泛参与，则是群众性保路风潮形成的根本原因。

当时有报刊记载，在一天之内成立的保路同志协会就有“清真保路协会成立二十余处，染房街成立保路同志协会，它如玉龙街、陕西街、走马街、染V街、君平街、梨花街，满城八旗、红照壁、丁字街及外县什邡、新都，皆设保路协会。此不过记一日之间所纷纷成立者，由此而推，可见当时川人爱国之热烈，为如何矣”〔2〕。

保路同志会成立“半月以来，无日无会，无会不数千人。报名者十五日内，无日不纷至沓来，近万未艾。无论男女，无论老少。无贫富贵贱，无知愚不肖，无客籍西籍，莫不万众一心，心惟一的，惟知合同失利，惟知破约保路，直提出其灵魂于躯壳之外，以赴破约之一的。如狂如痴，如醉如迷，如是喷涌无丝毫偏激，严守秩序，死力进行。”〔2〕1911年8月上中旬《西顾报》刊出的一篇连载文章称，“省城同志会之设立，不旬日而签名者二万余人，每开会一次，到会辄数万人，重庆同志协会，亦集会至数万人，各厅州县同志分会，集会亦各数千人不等。民气之澎涨，热潮之激发，自蚕丛开国以迄于今，未有如斯之盛者。”〔2〕

据戴执礼先生的不完全统计，四川各地成立了保路同志协会或分会的，达一百二十余处。总会之外，成都市内还有：成平四街、锦江街、太平兴隆两街、九眼桥、西玉龙街、满城八旗、后子门、走马街，等等；成都以外有重庆、城口厅、渠县、隆昌县、三台县、筠连县、彭山县、盐亭县、涪州、雅安、阆中、东乡县、嘉定，等等〔2〕。与会人员往往在数百人或数千人之多。

不少人为加入保路同志会而不顾身家性命，谱写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巴州一小学教师，5天步行1100里，专程到成都加入保路同志会。万县李自雄是成都绅班法政学堂学生，担任保路同志会讲演部职员。在送别赴京代表刘声元的大会上，他破指血书，字大如酒杯，交与刘声元带至北京。回族青年学生马某，家住成都马道街，家境贫寒，以小买卖为生。他在同志会任事，“不分宗教，竟至任事忘餐，挥汗如雨”。他还张贴有关路事的广告，“四处演说，几于且行且讲”〔2〕。

四川的小学生也不甘落后，成立了小学生保路同志会。他们的签名册中，还有破指血书的，令保路同志会的领导人和围观者感叹不已。小学生参与政治活动，是近代四川乃至近代中国的新鲜事，非常罕见。

成都的工人群众积极投身于“破约保路”之中。机械工人表示，“如有反对本会，妨碍进行者，本会认为公敌。无论酿成如何巨案，在所不顾。必达破约保路目的而后止”〔2〕。

成都附近的农民群众也投身保路风潮。7月2日，刘声元在四川保路同志会送别赴京和外省代表的大会上演说，“冀朝庭有悔，以达破约保路之旨，约不破，声元有死而无生还。”刘声元的陈辞，引起“台上台下，无不痛哭失声，一字一恸号，一语一鼓掌。最惨者，无数乡间老农，握其半收遮雨之伞，向台上连连作揖，且咽且言曰：‘我们感激你！我们感激你！’”那天，天下大雨，“到者数万，沉挚悲恸”，“最足动人者，则下等社会贫苦人”①。其后数以万计的保路同志军，更是以农民群众为主力。

四川各地的少数民族人士也行动起来，参与破约保路。茂州陇木土司何某，羌族，专门赴成都到保路同志会静听演说。他告诉保路同志会领导人，“吾辈自宋属中国者，已千余年，今忽遭此送给外人之惨！语未毕，泣不成声”〔2〕。成都回族400余人，在东鹅市巷清真高等小学堂聚会，成立清真保路同志会。成都的满营（族）保路同志会由协领带头发起，“办法概照外城（按：即满城之外）保路同志会章程”〔2〕。

即便是平时不问人间凡事的宗教界人士，也热心路事，投身于破约保路风潮之中。6月27日，就有四川各县七十余座寺庙僧人要求加入同志会。汉州基督教徒自保路事起，每天晚上都向上帝祈祷，希望天父“多降圣灵于君王头上，使之觉悟，不听佞臣之谋，取消借款之约。再施能力辅助我保路诸君，使之达其目的，不至龙头蛇尾”〔2〕。

成都地区的一些警察和防营士兵，受民众爱国热忱的影响，也以不同方式参加到运动中来。保路同志会成立当天，警察还在民众请愿途中维持秩序，劝说所见到的乘轿之人下轿，以示支持。罢市罢课后，有的巡警见到有小学生背书包去上学，就劝他们不去学校，还说：“日来争路潮流所及，万众一心，罢市罢课，无老幼妇孺，均废所业，奋起力争，两君独漠不关心，从容就学耶？”〔2〕

成都市内的轿夫、操洋琴的、做保姆的、唱戏的、当学徒的，甚至于青楼女子，也以参加保路同志会、捐款等方式投身于路事。

妇女参与保路同志会，是四川保路运动时期的特别风景线。7月28日，四川保路女同志会在成都新玉沙街十七号召开成立大会。当天阴雨绵绵，与会者裙带尽湿。有左手扶娘、右手牵妹的，有白发苍苍的老年妇女，还有眼睛失明的妇女，手持拐杖而来。此后，成都女界保路同志会、成都外东区女界保路同志会、重庆女界保路同志会接踵成立。8月13日，成都外东区女界保路同志会在观音阁成立，讲演铁路国有实为外人所有，听者中有听而吐血的，有愿捐银百两的，有愿赴京请愿的，有失明妇女急求人代为报名入会的。会议还决定每逢三、六、九等日子，就在观音阁讲演，当场报名者达二百余人。

女子走出家门参与政治活动，而且人数较多，这在四川历史上是空前的，也是表明近代四川妇女政治觉醒的里程碑。

四

曾经同情支持保路运动的赵尔丰终于屈服于朝廷和盛宣怀压力，捏造罪名，抓捕了保路运动的领导人。

保路运动领导人被逮捕的消息传出后，在四川全省引起极大的震惊。数以万计的成都市民，主要是下层民众，头顶光绪皇帝牌位，一路哭喊，从各个街道奔向总督衙门。手无寸铁的民众在总督衙门内外跪哭，请求释放被逮捕的保路运动领导人。赵尔丰见市民不放人不离开，下令开枪，当场击毙无辜民众数人。后又以马队冲击群众，军警在各街道又举枪屠杀，再死伤民众多人。当天晚间，成都城外的民众聚集城下，请求释放保路运动领导人，又遭军警枪击。赵尔丰此举，就是四川保路运动时期震惊中外的“成都血案”。

据不完全统计，此次死难的成都市民，有名有姓的就有26人，均为中枪而死，死难地点在总督衙门内外。这些死难者基本是下层市民，内有机房和丝房的工人，饭店、绸店和纸店的学徒，裁缝、菜贩、肉贩、中医、装水烟的、放马的、做纸花的，等等。受伤人员较多，无法统计。

血案发生的当天，即9月7日晚，就有不少民众聚集在成都城外，声称为救被捕诸人而来，但被守军击退。按赵尔丰在一则告示中所说，“中午元刻拿人后，民匪抵省以万数。同志号片订在肩，多称来把蒲罗护。东门流出油粉牌，沿江捞获无其数”②。

9月8日晨，同盟会员、华阳哥老会首领秦载赓率一千多同志军进抵成都东门外，向成都城内进攻。周围群众闻讯也赶来参加战斗，到9月10日，即达万余人，并在城郊琉璃厂一带与清军发生激战。11日，秦载赓率部攻城。由于是临时组织的队伍，也未受过专门训练，攻城未果，旋退至仁寿县，在借田铺设立了东路民团总机关，很快队伍就发展到了十万多人。

同盟会员向迪璋在双流起义，杀知县汪棣圃，温江、华阳、郫县、崇庆等州县同志军也赶来加入，队伍很快发展到6000多人。新津侯宝斋也闻警率队向成都进发，与向迪璋所率同志军会师后，向成都挺进，在南郊红牌楼与清军遭遇，展开激战。

此外，温江罗宗经所率民军，黄茂勋、何祖义所率温江保路同志军，吴庆熙所率民军，也分别在郊外草堂寺、文家场等地和清军战斗。

上述主要同志军武装之外，还有众多规模相对较小的队伍，在几天之内，把成都团团围住。按照赵尔丰的情报所述，“计西有温江、郫县、崇庆州、灌县，南有成都、华阳、双流、新津以及邛州、蒲江、大邑等10余州县。一县之中，又多分数起，民匪混杂，每股均不下数千人，或至万人。”③除成都周边外，较远的威远、荣县、峨边等地也组织了同志军增援。

1911年的四川保路风潮是辛亥革命的导火线，对促成中国资产阶级革命高潮的到来和最终成功有着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说保路风潮是辛亥革命的导火线，还因为这次风潮具有近代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独特之处和成功之处，不仅“破约保路”这个直接目的完全实现，保路同志军的武装斗争甚至还将清朝政府推向万劫不复的境地。

从时间上看，四川保路风潮的持续时间很长。从清政府颁布“铁道干线收归国有”政策的1911年5月上旬起，到1911年11月下旬“大汉四川军政府”的成立，即四川保路同志军基本停止武装斗争时为止，时间跨度已经超过半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能够长时间与清朝政府软磨硬抗的只有四川的广大民众。换言之，清朝政府在这段时间内，不得不将它的主要精力放在四川，这当然有利于其他地区革命派开展活动。

从规模上看，四川保路风潮中四川各界各族民众大多直接以各种方式参与了保路斗争。上层社会的士绅如省咨议局的议员、一部分官员、铁路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学堂的教员、商人，一般平民百姓如学生、小商人，下层民众如工人、学徒、商店店员、小贩、青楼女子，纷纷参与到运动中来。汉族之外，满族、回族、羌族、彝族等民族的群众也卷入了这场斗争。在晚清，这样大规模的群众的合法斗争还是第一次，而地方政府官员给予不同程度支持的群众斗争，更为罕见。

四川地方政府与清朝中央政府的对峙态势，也在长达半年的时间中形成。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默许保路同志会的成立，并让其在一定条件下发展。王人文、赵尔丰以及不少州县的官员也曾同情保路运动，实际上就是对抗中央政府，使“铁道干线收归国有”政策不能贯彻落实。在晚清历史上，这种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形成僵持状态、实为对峙的态势达半年之久，仅此一次。

“成都血案”以后，保路风潮迅速演进为保路同志军的武装斗争，清朝中央政府也束手无策，只得先后下令急调陕西、云南、贵州等邻省的军队，甚至还打算调动海军赶赴重庆，但最终只有湖北新军在端方带领下缓慢开赴四川。显然，清朝政府的阵脚已经大乱。值得注意的是，同志军中的同盟会会员已经提出了反对满清统治、直捣黄龙、杀出民权、实现独立、共和创政的斗争目标〔2〕。仅从时间上而言，这些口号的提出还早于武昌首义。

近年来，出现了质疑四川保路运动是辛亥革命导火线的声音。笔者以为，四川保路运动的历史地位是不容置疑的，它的确是辛亥革命的导火线。

孙中山先生曾经指出，“若没有四川保路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还要迟一年半载的”〔2〕。委员长也高度评价了四川保路运动的丰功伟绩：“群众争修铁路权，志同道合会全川。排山倒海人民力，引起中华革命先”〔8〕。郭沫若先生甚至还曾经提出，“真正的历史家，他用公平的眼光看来，他会知道辛亥革命只是四川保路同志会的延长”④。

说四川保路运动是辛亥革命导火线，毫无贬低武昌首义或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意思，反而表明中国同盟会的领导人及武汉等地的革命党人善于利用有利于发动革命的时机，并最终予清王朝以致命的打击。

与此同时，笔者以为，也有必要说明不能将四川保路运动等同于革命。主要理由是：

其一，四川保路运动的宗旨是“破约保路”，基本不涉及封建专制王朝的革命事宜；

其二，四川保路同志军起事的主要目的是迫使赵尔丰释放被捕的保路运动的领导人，是恃法抗争风暴的延续，明显有别于反清革命；

其三，四川保路运动的领导人基本是立宪派人，他们没有制订过清王朝的计划和行动；

其四，武昌首义爆发之前，四川立宪派人的政治主张是“以独立要求”，是以保留清王朝为前提的；

其五，四川革命党人确曾“借船过渡”，但他们不是四川保路运动或四川保路同志军的主体力量。

注释：①

《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第8号，记事，转引自隗瀛涛《四川保路运动史》238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

②《劝民歌》，见《四川保路运动档案选编》183-184页，四川省档案馆1981年编。

③《赵季和电稿》第4卷，转引自隗瀛涛《四川保路运动史》296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

④《辛亥革命杂咏》（之六），1961年10月7日，载《人民日报》1961年10月10日。

参考文献：〔1〕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编.锡良遗稿・奏稿（第一册）〔G〕.北京：中华书局，1959：65，497-498，560，63，72.

〔2〕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F（上册）〔C〕∥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23）.台北：联经出版社，1994：373，375，546，588，612，275，250，1005，111，714，817，720-730，1079，1057，1076，1064，1075，1067.

〔3〕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G〕.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79-82.

〔4〕隗瀛涛，赵清.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上册）〔G〕.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215，224-225.

〔5〕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三册）〔G〕.北京：中华书局，1963：1277.

〔6〕《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编委会，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四册）〔G〕.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332.

〔7〕郭沫若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237，222.

保路运动范文第10篇

在《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篡》陈序里，陈井三先生特别指出：“有关四川保路运动的史料，过去海峡两岸虽各有不同的版本问世，但随着岁月的增长，晚出的材料日丰，故觉遗珠阙漏在所不免。戴执礼教授穷数十年光阴，无怨无悔心血所编辑的《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篡》，适可弥补史料零散、搜罗不易的重大缺憾！”

《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篡》的出版，也让戴执礼成为自海峡两峡开放交流以来，与台北权威学术机构签约出版辛亥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一人。

做钱穆的授业弟子

戴执礼，四川温江县人，1916年3月生。自幼失怙，早年丧父。1938年考上华西坝的齐鲁大学历史系就读，后进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成为钱穆的门下弟子，在所里做文史资料管理员。

成都华西坝五大学共存的抗战时期，教授们大都跨校兼职。钱穆虽为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研究员，也为华西协合大学聘用教授。在工作之隙，戴执礼从1941年至1943年在齐鲁大学从钱先生受业两个春秋；又于1943年至1946年复在四川大学、华西协合大学聆听钱先生教诲三载。

也在这一期间，戴执礼涵泳学海受到了种种启发，确立了自身发展方向，立下整理四川保路运动史实的鸿愿，做为自己安身立命所在。时至今日，年届九十五岁的戴执礼老先生还朗声说道：“四川保路运动是一件大事情，钱先生鼓励我做的！”

“转益多师是吾师”

抗战胜利后，钱穆返回江浙前向时任华西协合大学教授、兼任四川省图书馆馆长的蒙文通郑重地推荐了戴执礼。

“通观达识，明其流变”，为蒙文通最重要的史学思想。这一观点让作为后学的戴执礼深沾其溉，而体现在自己的治学之上。在《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篡》上，戴执礼认为如单纯采用编年和纪事本末体，均不能安排如此众的史料，将会损害一件史事的多层次多方面性，给以后研究者造成巨大的缺陷。因此采用了编年与纪事本末相结合的体裁。

蒙文通对后生戴执礼视若子侄，让这个年青人兼做自己创办的尊经国学专科学校教授，以多增加一些收入。戴执礼至今还保存着当年的聘书。

1956年，时任四川大学历史系主任徐中舒教授得知戴执礼已完成《四川保路运动史料》初稿，认为四川保路运动系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应由四川大学开展研究，遂将戴执礼从四川省图书馆调任川大历史系做高级资料员。

“转益多师是吾师”，这是戴执礼的人生态度。在徐先生的护佑下，戴执礼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四川保路运动史事收集与研究进程，而且还于1959年出版了《四川保路运动史料》。

为吴玉章做口述史

吴玉章为老同盟会员、产党员、老员，更是四川保路运动的亲历者，也是延安的“五老”之一。戴执礼在齐鲁大学读书就认识这位老前辈了。开国后，年已八旬的吴玉章还利用几次在成都开会出差机会，执意要四川大学通知戴执礼面谈。令戴执礼终生难忘的是，这位老前辈亲手给他沏茶，鼓励他将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编好，并赠送了于辛亥革命五十周年之际出版的《辛亥革命》。

戴执礼在《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篡》第十一章四川同盟会领导川人起义里，专门有“吴玉章：荣县独立”一节，就是在与吴老相会时，为吴玉章老前辈做的口述史后，又参照吴老《从甲午战争前后到辛亥革命前后的回忆》编写成的。

追购《西顾报》

在当川大图书馆高级资料员期间，在徐中舒先生的鼎力支持下，戴执礼的研究工作渐入佳境。四川省政府参事室、四川文史研究馆、四川省政治协会委员会以及社会上参加或经历过保路运动的老先生都成为了他的访谈对象，同时也向成都市所有的古旧书店发出了私人“征购令”。对于相关史料的发现与追踪，他更是抱着“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精神直至得之而后已。

他不断从成都市东城区和西城区古旧书店罗福泽和周光熙先生等好友处，换购回来许多珍贵的四川保路运动史料，其中最为珍贵的为《西顾报》。《西顾报》，发行人兰际昌，编辑人池梁矩，印刷人昌福公司，发行所设在四川成都会府北街第二十二号，是四川保路同志会的主要报纸。辛亥年闰六月初一创刊，同年七月十五日被赵尔丰查封，存世仅四十五天。

1959年1月，戴执礼在出版《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时，尽管辑录了辛亥四川保路运动史料四百七十五件，其中根据希有资料，如布告、奏稿、传单、日记、宣传书报等录出有一百八十余件，大都为当时不易寻觅到的史料，但却没有包括《西顾报》。戴执礼回忆说：李人先生看了《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未刊稿后，说起《西顾报》虽在保路运动中昙花一现却为至关重要文献。为此《西顾报》让戴执礼“寤寐求之”、“辗转反侧”。后来《西顾报》从西城区古旧书店道京中国书店吴希贤先生再到天津师范学院多次辗转之后，天津师院图书馆谬以为戴执礼是研究保路运动史的专家，最后终将《西顾报》让出。

1994年，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历史研究所将戴执礼的《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篡》作为最大之文史工程，分上、中、下三册，特委三位专家历时近两年排校始告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