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平台从业者职业伤害保障研究

时间:2022-04-29 15:06:12

互联网平台从业者职业伤害保障研究

[摘要]伴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共享经济、平台经济迅猛发展,大量“网约工”应运而生,随之引起学术界对互联网从业者社会保障问题的关注。互联网平台与从业者之间的法律关系存在争议,各界观点众说纷纭,而不论如何认定二者之间关系,都避免不了对互联网从业者职业风险问题的研究。本文通过对互联网从业者的工作特点以及工伤保险制度的理论分析,认为其具备纳入工伤保险法律制度的正当性与普适性基础。我国工伤保险法律制度应当与劳动关系相松绑,将“网约工”纳入其制度范畴,构建完善互联网从业者的工伤保险法律制度。

[关键词]共享经济;网约工;劳动关系;工伤保险;职业伤害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共享经济、平台经济迅猛发展,大量“网约工”应运而生,以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代驾人员等为代表的新业态从业者群体不断壮大,平台经济行业已成为解决就业问题的最佳选择之一。而较之于传统行业劳动者,互联网平台就业者则面临着较高的职业伤害风险。2020年12月,饿了么骑手韩某伟送餐途中猝死,最初仅获平台2000元补偿。在遭到网友的口诛笔伐后,2021年1月8日,饿了么对外做出回应:本周内60万抚恤金将交给家属。这一案件是整个互联网平台的缩影,外卖骑手为了增加订单量,出于经济效益的考量会罔顾交通规则,疲于奔命,这也是外卖人员频繁发生职业伤害的主要原因。外卖员猝死的案例背后,折射出互联网平台用工本身的潜在风险,与传统行业相比,其准入门槛较低,且平台没有相应的职业培训义务,这导致了互联网平台用工职业风险居高不下的同时,又缺乏一定的安全保障。而互联网平台与就业者之间的法律关系定性存在争议,理论界与实务界对此莫衷一是。因此当“网约工”遭受职业伤害时,当下尚无明确的法律规定对互联网平台就业者予以精准保护,而如何认定网约工与平台间的法律关系,如何应对职业伤害风险都是互联网平台用工模式下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

(一)互联网平台用工关系难以纳入劳动关系范畴

劳动关系的概念与构成要件是劳动法理论与制度的逻辑前提,鉴于我国还没有统一的关于互联网平台用工法律关系认定的相关法律规定,因此对于互联网平台用工法律关系的认定,应当通过对比互联网平台用工与传统用工的异同点来合理界定其法律地位。理论界对互联网平台用工的法律关系认定众说纷纭。有学者认为,传统劳动关系概念和判定标准的包容性极强,通过合理解释劳动关系的认定标准,互联网平台用工关系仍在传统劳动关系的适用范围之内。持反对观点的学者则认为,新型用工劳动关系与现有的劳动法律关系存在本质区别,新型用工模式下用人单位包含平台企业和实际雇佣方两个主体,互联网平台用工的法律关系中劳动者、互联网平台和雇佣方三方关系的实质已然分化了用人单位的功能。而民事合同关系中劳务关系也不存在互联网平台用工法律关系的适用空间,其认为传统劳动法体系与现有的民法体系,都无法规制互联网平台用工法律关系。实务界对互联网平台用工法律关系的界定,由于尚无针对性的立法规制,因此法院仍以劳社部发[2005]12号文件《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中第一条为判断标准,以传统劳动关系认定理论来界定互联网平台用工的法律性质,将从属性作为劳动关系认定的核心标准。在此种分工模式中,由用人单位承担用工风险责任,向劳动者支付报酬。可惜的是,该文件法律位阶较低,尚不能作为司法裁判的依据,进而导致了实务案例判决结果的大相径庭。在2016年张勇诉北京亿心宜行汽车技术开发服务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中,法院认为:“原告以兼职身份担任代驾司机,工作时间灵活,其是否提供、何时提供代驾服务均由其本人决定,原、被告之间不属于劳动关系。”与之相反的是,在2016年广州怀宇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与林某劳动争议上诉案中,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怀某公司、林某签订的《司机劳动合同》中的合同名称、依据的法律法规、权利义务等内容,可以认定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除双方签订的《司机劳动合同》以外,怀某公司、林某之间的情形亦符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一条确认劳动关系的规定。”二审法院认为:“原审判决,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因此,对于互联网平台用工能否纳入现行劳动关系范畴,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尚存在较大争议,但是这一理论障碍并不是解决互联网平台就业者职业伤害问题的必要前提,因此不可因噎废食,进而我们尚需直面网约工平台用工的职业伤害问题。

(二)互联网平台用工职业伤害难以用工伤保险制度来保障

在现实中,互联网平台与劳动者之间雇佣关系不明确,一方面平台出于利益考量为了减轻责任,会声称其与网约工之间是合作关系,另一方面网约工工作形式多样,可以是全职也可以是兼职,而在劳动关系之下一名员工只能缴纳一份社保,因此网约工为了能够身兼数职赚取更多报酬,往往也不愿意承认其与平台之间存在雇佣关系。互联网平台用工关系能否纳入现有的劳动关系范畴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尚存在较大争议,因而从现有制度中很难将其以工伤保险制度加以保障。而平台的就业环境决定了平台就业者风险的高发性,其一旦遭受职业伤害,对互联网从业者及其家庭来说,将会陷入维权无门的境地,从而引发更大的社会矛盾,因此,解决互联网从业者的职业伤害问题刻不容缓。

二、工伤保险制度的合理性分析

(一)工伤保险与社会保障

国家是由无数的个体联合而成的,而作为个体的每个人都要面临着生老病死,个体的健康是国家健康的必要前提,当个体不健康时,国家作为主体需要为不健康的个体提供必要保障,这是社会保障的理论基础。社会的发展与风险是相互依存的。具体而言,风险的承担会划分到作为社会成员的每个个体之上。这种风险的降临具有不确定性,从而导致个体间的利益失衡,而利益失衡则会导致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而化解社会风险则需要做到利益均衡,对应的举措就是要建立公平分配机制,而落实到劳动法领域中,社会保险就是这样一种公平分配的制度。作为社会保险制度重要组成的工伤保险就是专门保障职业伤害风险的一项制度。现代职业伤害风险制度秉持保险机制与社会保护理念,工伤保险的任务不仅仅在于基于雇主责任能力的局限性而进行工伤赔偿,其作为社会保险的一员,根本要求在于保障劳动者的工作安全与健康,以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

(二)社会保险应与劳动关系

笔者认为解决社会保险与劳动关系是否应当相互依存的关键在于厘清社会风险之概念,风险是工业社会的产物,它与社会发展跬步不离。而社会风险则是一种可能引发社会危机的导火索,在一些情况下,现代社会风险的产生很大一部分源于个体行为的不确定性,而防范社会风险需要平衡个体利益。社会发展总是伴随着社会风险,而风险的承担最终会落实到具体的个体之中。不论是处于劳动关系之下还是非劳动关系之下,在劳动者遭受职业伤害时,都应该由工伤保险所保护。因为工伤保险作为社会保险的一种,设立目的就在于分散社会风险,而职业伤害业已成为现代劳动特质下的必然风险,这也是人类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经过了一系列思考后形成的理性选择,受益者既是个体也是社会,因而对于风险后果也应当由社会承担。因此,职业伤害纳入社会保险的范畴已成为不言自明之理,而不应与传统的劳动关系认定相挂钩。

三、网约工职业伤害应纳入工伤保险制度范畴的依据

(一)国外的立法经验

法国的劳动法对于劳动者分类采取二分法,将其分为雇员与独立劳动者,其劳动法旨在规制雇员与雇主之间的关系。若认定互联网从业者与平台之间存在雇佣劳动关系,即互联网平台从业者被认定为雇员,则雇员被纳入工伤保险的范畴自不待言,反之则由互联网平台从业者自行承担风险。此种分类方式下对于互联网从业者的职业伤害保障尤显不足。相比于法国严守雇员与独立劳动者的二分法,早在互联网经济平台崭露头角之前,数个欧盟成员国就已引入三分法,在雇员与独立劳动者之间设立了“类雇员”这一处于中间地带的劳动者种类。三分法框架之下,类雇员的职业伤害也由工伤保险予以救济。

(二)我国实践状况分析

对于新业态从业人员如何纳入工伤保险法律制度目前试点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纳入现行工伤保险制度,另一种是探索建立独立的职业伤害保险制度。第一种试点模式又可以区分为强制参加和自愿参加两大类。就强制纳入现行工伤保险制度模式而言,在将劳动关系认定与工伤保险适用解绑的前提下,以强制性的工作伤害风险为其提供职业安全保障这一模式是当下保障互联网平台从业者权益的最佳途径,对于平台企业与从业者自愿参加工伤保险的模式,就平台的利益与从业者利益平衡而言,平台为了减轻责任不愿意参保,从业者认为参保会降低其收入,进而导致参保双方都不积极。而对于构建独立的职业伤害保险制度这一模式,一般采取政府补贴或者全员免费参保的方式。这一模式依赖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而不具有普适性意义,而且既有体系较为完善的工伤保险制度,完全可以将互联网从业者职业伤害保障纳入现行体系,而不必另行构建一个尚无基础的新制度。四、完善互联网平台从业者职业伤害的法律规制路径就现行工伤保险制度而言,我们可以完善改进该制度,首先将互联网从业者纳入工伤保险的参保范围。就缴费主体而言,共享经济平台与从业者都应当是参保缴费的义务主体。互联网平台从业者相较于传统行业从业者,对于工作的自主选择空间较大,平台企业通过网络派单,互联网平台从业者通过网络接单,工作地点不受平台企业控制,而工伤的认定一般限定于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遭受事故伤害。在传统的用工模式下,不论是何种用工方式,劳动者职业伤害的风险通常发生工作时间内用人单位所提供的工作场所,而互联网平台从业者的工作时间与地点不受平台控制,其对职业伤害的发生也有极高的注意义务,因此从业者的职业伤害不应当全部归因于平台,从业者自己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鉴于此,应当由共享经济平台与从业者作为共同的缴费义务主体,而具体比例的分担则需要经过精密的大数据统计来确定,对于从业者经济确实拮据无法承担保险费用的,可以由国家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除了缴费主体的问题,在工伤保险制度中还存在保险费率的确定、工伤的认定以及待遇支付等一系列问题,笔者认为这些具体制度的设计仍需要结合互联网从业者职业伤害的程度、频次来确定,仍需要大量相关数据统计为支撑,因此本文不予以详述。我国共享经济热潮经久不衰,因此互联网从业者的职业伤害问题不可小觑,无论如何认定互联网平台与用工者之间的法律关系,都需要解决其职业伤害所带来的风险。商业保险的营利性使得其对于平台就业者的适用不具有普适性意义,而应将平台用工者的职业伤害问题纳入现行工伤保险制度之下。工伤保险属于社会保障制度范畴,将互联网平台就业者的职业伤害问题以社会保险的方式予以解决,有利于加强对互联网用工者的保障,也顺应新时代发展的步调。

作者:付佳畅 单位:上海海事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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