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2.5 来袭特约

一次历史上罕见的大范围雾霾天气引发对PM2.5 的全民关注。生态文明作为现代文明的一个重要要素，已经在公众的意识里觉醒。

2013 年1 月中上旬，在各省市的空气质量平台上，一片片紫红色和褐红色圆点触目惊心。历史上罕见的一次大范围雾霾天气笼罩着中国中东部大部地区，武汉、石家庄、邯郸、郑州、保定、北京、长春等大中城市无一幸免。

在北京，连续7 天以上的重度污染成为北京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空气污染事件，为此，北京还了有气象预警制度以来的首个霾预警。这次大规模雾霾降临的时机倒像是老天故意和人们开了个玩笑。

2013 年1 月1 日，正是作为第一批执行新的空气质量标准的74 个城市开始实时PM2.5。PM2.5 这个空气污染的“罪魁祸首”，却是在争议中被民间力量推动的。

被强行植入的PM2.5

如果不是潘石屹在微博上持续公布美使馆的监测数据引起大规模关注，PM2.5 一定还不像现在被广为人知。

2009 年， 美国驻华使馆在其位于北京市东三环附近的使馆处设立PM2.5 监测仪， 并通过微博客Twitter 网站每小时公布其测得数据。如果有人还记得2011 年10 月底的北京，白天看不清近处的花草树木，稍远处的路桥廊柱也似烟雾缭绕，当时，重度灰霾天气在京持续了近一周时间。从2011 年11 月1 日开始，SOHO 中国董事长潘石屹开始“执着地”在微博上贴出美国大使馆公布的北京空气质量数据。而到那时为止，对大多数人来说，PM2.5 还是个生僻术语。其后，北京灰霾天气持续出现，作为大气悬浮物中细粒子总称的PM2.5，开始频繁进入公众视野。

“按气象学规定，霾的能见度小于2 公里，即已是重度灰霾天气，可2011 年10 月底那几天，大气能见度根据目测也就100―200 米，应该算重度灰霾了。”之后，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博导、中国工程院院士唐孝炎多次对公众提及那次堪称近年来最严重之一的灰霾天气。而大气悬浮物中直径小于2.5 微米的细粒子，是造成灰霾天气的最主要元凶。

2011 年底，在微博等自媒体的放大效应下，民众呼吁公布PM2.5 的声音不断。不得已，北京开始在2012 年2月份实时每日PM2.5监测数据。

然而，事情远远还没结束。当两个监测主体同时数据时，数据间的巨大差距引起了甚至更为激烈的质疑。多次美国使馆空气监测提示空气达到“有毒害”时，北京市环境监测数据仍显示“轻微污染”、“中度污染”。人们却更愿意相信美使馆的监测数据，因为“环保部的空气质量监测结果与民众感受严重不符”。2012 年6 月，非官方出现一份统计数据：过去16 周，北京官方数据高过美国使馆数据的情况只有一次；两者存在较大差距，且美国驻华使馆的数值越高，二者之间的差距越大。

2012 年6 月5 日，中国环保部副部长吴晓青在世界环境日发言时一度指责美国自行开展空气质量监测（测PM2.5）不符合规定，美国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为干涉中国内政。

尽管中国各级环保部门一致反驳：监测结论的差异主要是因为两者遵循的评价体系不同，可是公众似乎早已自有判断。

呼吸一口新鲜空气，究竟有多难？一些民间环保团体和个人开始走上街头，主动去监测PM 2.5 数据。

PM2.5 出现始末

实际上，以PM 2.5 为代表的细粒子，已在中国大城市徘徊了20 多年，对气象科学家而言，也已经打了20 多年交道。

大气中大量富集的颗粒物，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来自自然，如海盐粒子、土壤粉尘等，二是来自人类活动。而在人类活动所产生的颗粒物中，有一类来自于工业、电力、交通等生产活动产生的一次粒子，比如元素碳、一次有机物等，以及由气体向颗粒物转化而生成的二次气溶胶，比如硫酸根粒子、硝酸根粒子以及氨粒子等。

一份针对灰霾天气的分析研究则进一步将二次气溶胶的来历追溯了出来：PM 2.5 又主要来自机动车尾气尘、燃油尘、硫酸盐、餐饮油烟尘、建筑水泥尘、煤烟尘和硝酸盐等。

PM2.5 正因为直径小， 也称为可入肺颗粒物，且溶于水，对人体健康危害更大。然而，PM 2.5 却一直未能纳入国家空气质量评价体系。2010 年底，国家环保部曾就是否纳入PM2.5 进行公开意见征求，但最终因意见分歧未能通过。这其中有着很多难以取舍的原因。

作为经济发展的伴随物，PM2.5最早出现在80 年代的珠三角地区，并以灰霾日的天气现象亮相。

根据资料记载， 广州地区在1954-1960 年中，年平均灰霾日为2天，1971-1980 年年平均灰霾日则为17 天，到了上世纪80 年代后，灰霾日天数直线上升，1981-1990 年期间，年灰霾日一度达到116 天。在一次大气环境高端论坛上，广州呼吸病专家钟南山公开声称：对年龄超过50 岁的广州病人进行肺部检查，发现无一不是“黑肺”。

据其他数据显示， 东莞2000 年之前，年度出现霾日数在10 天以下，2004 年达到了165 天。杭州市环保局数据显示，1970 年代灰霾天每年只有2 天，2001 年杭州的灰霾天气有12 天，而2010 年，杭州的灰霾天数129 天。

1970 年代，南京市年平均灰霾天数为13.9 天，90 年代达到120.4 天， 而2000 - 2009 年，年平均灰霾天数高达150.5 天。在灰霾日数量大增的时间段里，这些城市都属于经济高速发展、城市建设大规模扩张时期。

尽管如此，前30 年的中国，是要经济增长，还是要生态平衡，在那个完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年代，关于环保的争论逐渐被经济发展的呼声湮没。人们不禁发问，发展经济的初衷是什么？如果连每天呼吸一口新鲜空气都成为奢侈，那经济增长的意义在哪里？

目前，虽然74 个城市已经开始试点PM2.5，但是PM2.5 具体达到什么样的标准算合格，新国标中依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表述。目前，世界卫生组织2005 年提出的PM2.5平均浓度值是25 微克/ 立方米，美国1997 年7 月开始实施的PM2.5 达标值为65 微克/ 立方米，2006 年改为35 微克/ 立方米，加拿大目前标准为30 微克/ 立方米，澳大利亚和欧洲则为25 微克/ 立方米。

环保局官员于建华曾谈到，想和世界“高轨”相接，难度相当大。因为1998 年至今，首钢、北京焦化厂、北京化工厂等200 多家污染企业关停搬迁，这些污染防护措施已经完成，继续加大措施的空间变小。言外之意，在不影响正常经济生活前提下，明显改善空气质量的难度更大。

与控制PM10 相比，控制PM2.5难度大是因为不仅要控制一次污染物，更要减排其前体物，而前体物与能源结构、经济结构密切相关。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仍然必须保持一定速度的增长，在发展和环境这两个几乎不可兼得的命题中，今后的经济增长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什么？应该以怎样的方式来搞城镇化？公众心中疑问重重。

治理PM2.5 ：变被动为主动

其实，早在1950 年代的英国，已经治理过一回灰霾。19 世纪英国进入工业急速发展期，1950 年代最为严重。这时，伦敦开始积极治理灰霾，并催生了世界上第一部空气污染防治法案。法律规定伦敦城内的电厂必须关闭，工业企业建造更高的烟囱，大规模改造城市居民的传统炉灶，减少煤炭用量等等。

到了1970 年后，伦敦空气得到有效改善。不过，1980 年后，随着城市化的进程，伦敦的交通污染逐渐取代工业污染，为此，政府又出台一系列措施，包括抑制私车发展，减少汽车尾气排放、整治交通拥堵等来减少交通污染。不过，根据伦敦空气污染对医疗影响研究委员会（COMEAP）的一份报告，2010 年底，英国每年仍有近20 万人因空气污染，特别是长期暴露于空气中的微型颗粒物PM2.5 而过早死亡，损失平均两年的预期寿命。

尽管如此，依法治理污染已经成为英国对付PM2.5 的根本手段，政府的各种相应的法律、通告，为成功控制大气污染奠定了基础。

“我们应该看到，PM2.5 减少会产生显著受益。” COMEAP 主席艾尔斯教授说，“如果PM2.5 减少1 微克/ 立方米，就相当于人的寿命可增加20 天。”

但是，我国的能源结构决定了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燃煤机组装机容量还将不断增长，火电厂排放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烟尘仍将增加。

目前，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拥堵严重，庞大的机动车保有量和低速行驶，造成汽车燃油燃烧不充分，从而导致PM2.5 排放数量倍增。研究数据显示，北京市机动车尾气排放占PM2.5 排放总量的22%。

另外，在中国城镇化过程中，各地施工扬尘也成为影响城市空气质量的重要方面。以北京为例，1.5 亿平方米的建筑工地所产生的扬尘占PM2.5 排放总量的16% 左右。

10 大空气污染城市，有7 个在中国。这显然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排行榜。人们的脑海里仍然还对北京奥运期间曾让人骄傲的蓝天白云印象深刻，在奥运会之前，北京对环境的治理达到前所未有的力度，得以通过联合国的各项检查。而奥运之后，北京灰霾天出现反弹增多已成事实。对于PM2.5 这样一种典型的区域性污染物，治理或是不治理必然会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或尝到谁也逃不掉的恶果。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强调经济增长和收入增长，但中国政府从来不吝惜对“现代文明”的描述。十报告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美丽中国”，中国也正经历着一个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的过程，虽然这一过程包含着曲折艰难的阵痛，但生态文明作为现代文明中一个重要要素，已经在公众的意识里觉醒，中国正在也必须从被动接受向主动治理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