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民基金会:服务新医改的尝试与探索

时间:2022-10-22 09:03:05

惠民基金会:服务新医改的尝试与探索

导语:在国外,由基金会创办管理学校、医院是司空见惯,但在国内由于所有权、审批等体制问题的限制,这样的探索和尝试仍是困难重重,与国家背景、资金雄厚的公募基金会不同,源于民间的惠民基金会正是在这样一种探索中成长的。

从卡耐基到洛克菲勒,从福特到凯洛格,从索罗斯到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如今全球范围内各种类型和级别的基金会在社区服务、社会福利、科学研究、医药卫生、教育以及有关可持续性发展等多个领域,发挥着最为积极的作用,影响几乎遍及全球每个角落。

如今的国人对基金会并不陌生,在救灾、扶贫、助教等领域经常能看到国内大型公募基金会和众多非公募基金会的身影。但与欧美国家里数量众多、发展多年、成熟完善的基金会相比,国内的基金会尚处于萌芽发展阶段。美国的基金会是全球实力最强、领域最广、影响最大的,“向贫困的根源开战”是美国以及全球公益事业的核心思想。在这种

观念的引导下,医疗和教育两大领域是基金会经常资助的对象。在国外,由基金会创办管理学校、医院是司空见惯,但在国内由于所有权、审批等体制问题的限制,这样的探索和尝试仍是困难重重,惠民基金会就是在这样一种探索中成长。

成立于2008 年12 月的北京市惠民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基金会,是经北京市民政局正式批准成立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非公募基金会。自创立之日起,惠民基金会就致力于弥补国内医疗卫生领域内的短板。在成立近五年时间里,惠民基金会搭建了国内首个地区性医药联动宣教平台;历史上首次按照临床实际用药需求、将中成药按照西医病种分类,系统总结临床专家中成药用药经验编写了《中成药临床合理使用读本》,免费赠送给北京市5 万名注册医生和全国65 万农村卫生室;通过社会公益组织吸收社会资本的方式,创办了中国首家中医特色儿童专科医院,填补了国内的空白等等。

与国家背景、资金雄厚的公募基金会不同,源于民间的惠民基金会在社会组织参与医疗卫生事业领域进行着积极的探索,成为新医改全局中的一项有益尝试

医药联动宣教平台:

让预防走在治疗之前

宣教平台采用医药生产、经营企业与北京医疗机构联动的形式,以北京市的18 个区县为单位,基本形成了以药品生产企业和临床合理用药的权威专家为主讲人,针对各级医疗机构在用药中的困惑和焦点、热点问题进行现场宣传讲解的活动模式。

2009 年中,在非典阴霾消散六年之后,一场甲型H1N1 流感再次席卷全球。美国、阿根廷、意大利、法国都先后成为重灾区,疫情迅速在全球蔓延开来。国内的数字也每天都在增加,到年末时内地确诊的人数已经超过一万人,死亡四百余人。经历过非典疫灾的国人,多心有余悸,社会气氛一度极为紧张。

2009 年10 月卫生部印发了《甲型H1N1流感诊疗方案(2009 年第三版)》,方案中详细说明了甲型H1N1 流感病毒的病原学及流行病学特征,包括其对乙醇、碘伏、碘酊等常用消毒剂敏感;对热敏感,56℃条件下30分钟可灭病毒;主要通过飞沫经呼吸道传播,也可通过口腔、鼻腔、眼睛等处黏膜直接或间接接触传播等传播途径;以及中西医的用药指南。

然而文件下发后,多是在相关主管部门和医院等医疗机构内部传递,即使传递到药店、居委会,但由于内容比较专业,最终也没能在最需要相关知识的社会民众中间产生应有的效果。

这一点引起了惠民基金会理事长惠鲁生的注意。曾任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的惠鲁生凭着多年在医药卫生领域内的工作经验,清楚的意识到从专业角度为民众解读这项文件的重要意义。于是,她带领着基金会的同事们紧锣密鼓的操办了起来。

“当时经过与北京市卫生局、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沟通,由北京18 个区县的卫生部门和药监部门各派一个代表作为平台的联络员,负责相关的协调衔接工作。平台本身是一个民间机构,办公室设在基金会。我们用了不到三个月时间,于2010 年1 月在北京建立了全国首个由政府支持医药联动工作的宣传教育平台。”惠鲁生在采访中对《中国民商》记者回忆说。

平台正式成立后,基金会马上着手开展了首项工作,暨免费向北京市3000 余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负责人和全科医生、5400 多家零售药店店长和执业药师、近3000 家城区居委会负责人全面培训甲型H1N1 流感的防治知识。当时,惠民基金会邀请了卫生部甲型H1N1 流感临床专家组成员、北京朝阳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曹志新教授全面解读卫生部《甲型H1N1 流感诊疗方案(2009 年第三版)》;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甲型H1N1 流感临床专家组成员、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副院长刘清泉教授全面培训了甲型H1N1 流感诊断与防治中药的合理使用。

“平台刚成立就要进行对H1N1 甲流的培训,那时候我们是拿着名单一家家给医院、药店、居委会打电话联系,最后培训一共做了三场,我们租了北京剧院,能容纳一千人左右的大厅座无虚席,反响空前。”医药联动宣教平台项目主任李玲回忆道,“有个药店老板在培训之后对我说,他是凌晨三四点钟从房山出发,赶来参加培训的。虽然他经营药店很多年,但以前都不知道藿香正气是一种一年四季都可以用的药,听完培训的收获特别大。”

如果说惠民基金会自成立开始到2010 年的一年多时间里,还是抱着学习和摸索的态度,主要针对特定人群开展小范围项目的话,那么这次培训让惠鲁生和她的同仁们增强了信心,他们看清了基金会未来的发展方向,“只要我们贴近医药卫生健康事业的大局、贴近市场和群众的需求,就会得到群众的信任和欢迎。”

此后,宣教平台组织了母婴健康知识讲堂、合理使用中成药培训、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研讨等多项活动,采用医药生产、经营企业与北京医疗机构联动的形式,以北京市的18 个区县为单位,基本形成了以药品生产企业和临床合理用药的权威专家为主讲人,针对各级医疗机构在用药中的困惑和焦点、热点问题进行现场宣传讲解的活动模式。如今,对北京地区各级医疗机构、零售药店、社区居委会进行合理用药培训、咨询等服务已经成为基金会医药联动宣教平台的常态活动。

在他们看来,平台要实现提高科学合理用药水平、保障市民用药安全有效的最终目标,最好的方式就是定期面对向社会公众开展宣传教育和培训,按照中医治未病的理念,让预防走在治疗之前。

医药健康产业技术支持平台:

让企业、民众、政府信息共享

惠鲁生说,“我们技术平台的核心理念,就是由透明且信誉度较高的基金会搭建一个信息充分共享的平台。在这个平台里,政府、医院与药企之间没有利益链条,我们在阳光下将民众对医药的社会需求与企业的商业诉求很好的结合在一起,实现政府、企业和民众的多赢。”

惠民基金会建立的第二个平台是医药健康产业技术支持平台。

搭建这个平台的念头源于基金会与比利时一家药企的“偶遇”。当时这家企业看好中国市场,准备在中国投资,但因为药品从研发到获取批号需要巨额投入和较长的周期,而企业在决定某项研发前不知道应该向什么部门申请技术咨询,也没有途径全面了解中国的技术水平、市场需求和饱和度等关键信息,投资一直举步不前。

此后,惠鲁生与国内外的多家药企、医药专家和主管部门的相关人员进行了座谈和讨论,论证了建立技术支持平台的必要性和可行性,2010 年末惠民基金会的医药健康产业技术支持平台应运而生。平台具有一般商业咨询机构难以超越的优势,通过广泛的社会资源,为政府和企业之间搭建起了常态的交流平台;惠民基金会整合专家资源及权威技术,为企业提供完善的技术和专业化服务;促成政府、企业以及公众共享准确性、权威性和实效性强的信息。

企业的积极性与政府的主导作用有机融合,政府医药卫生健康事业的全局性需求、医药健康产品的生产经营、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市场需求以及公众基本公共卫生与健康需求在这里找到结合点,共享资源、共襄义举、共谋长远、共赢未来。

为了将这个极为专业的平台工作解释得比较通俗易懂,惠鲁生以平台正在研究推广的基因芯片检测技术项目为例子,给记者介绍起来。

作为唯一可以实现早查早治的癌症,宫颈癌的预防和治疗近年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现在国内一家企业自主研发出了基因芯片检测技术, 在“2009 中国检验医学年度评选”活动中,荣获“十大先进试剂”称号。该技术能够大幅提高检测率,帮助患者发现主要的致病原因,为患者治疗提供最准确的依据。

“我们应该发挥医药联动平台的作用,先让平台上的专家论证这个技术的临床效果,一旦证实药物或者技术的先进性和有效性,就要通过平台将其宣传出去,让更多的医疗机构知道这个信息,关注这种技术。如果有更多的医院采用这种技术为百姓服务,我们能更早、更准确的治疗癌症,这将是利民的大好事、大实事,也正是我们这个平台成立的初衷和目标。”惠鲁生对《中国民商》的记者说。

惠鲁生说,“技术平台的核心理念,就是由透明且信誉度较高的基金会搭建一个信息共享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政府、医院与药企之间没有利益链条,我们在阳光下将民众对医药的社会需求与企业的商业诉求很好的结合在一起,实现政府、企业和民众的多赢。”

医药卫生书刊平台:

培养 “健康守门人”

基金会组织全国著名临床医学和药学专家编著《中成药临床合理使用读本》一书,免费发放给北京市5 万名注册医生后,又向全国65 万个农村卫生室赠书。对于书刊项目平台,惠鲁生有太多的想法,比如为在世的每位国宝级的老中医著书立说,将其一生的经验和独家药方传承下去,最后做成系列专著等等。每个想法都来源于她对医疗卫生领域内问题从不间断的思考,以及对公众健康的无限关注。

医疗是一个涉及医生、医院、药企等多个主体的综合领域,医与药之间的交流沟通、协同治理不够充分。

曾担任过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的惠鲁生,因代表药监局参加国务院医改小组工作,常与卫生部、各大医院、医生专家座谈,因此对医药两家都颇为熟悉。多年的工作和调研接触,让惠鲁生警醒的认识到了“西医用中成药是个大问题,甚至还是个‘没人管’的领域。”因此,在惠民基金会的工作中,她特别关注用药方面的问题,每次医药联动宣教平台邀请专家培训或者讲座前,她都与专家、医生一起进行交流和讨论。经多方意见和调查数据的汇总,证实了惠鲁生多年来的担忧。

2012 年国内中成药产量近300 万吨,现有上市中成药品种9000 余种,常用的也有1000 多种,这给临床医师合理使用中成药造成很大的难度。特别是在临床使用中,75%的中成药是由西医医生开出的,西医对中成药的相关知识零散、不系统。存在辩证不足、剂量不分、用法用量不当等情况。有人曾对北京市18 家三级以上综合医院与部分中医医院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西医开具中成药处方不合格率高达43.7%。

面对这样令人震惊和担忧的现实,惠民基金会的第三个平台――书刊项目平台应运而生。基金会邀请了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张伯礼领衔的全国著名临床医学和药学专家,根据中医理论,按照西医病种分类,总结近二十年来临床用药实践的经验和教训,用了近一年的时间,几经修改补充,编写出了涵盖155 个病种、涉及680余种中成药,总计62 万字的《中成药临床合理使用读本》一书。

2011 年6 月,在免费发放给北京市5 万名注册医生后,基金会又决定向全国65 万个农村卫生室进行赠书活动。同时,基金会的医药联动宣教平台也启动了对北京市各区县卫生局主管局长、医政科长、科教科长,二、三级医院主管院长、医务处长等500人的培训。

最近,书刊项目平台正在进行这本书的修订版撰写工作,在向医生采集修改意见时,很多西医注册医师都认为读本内容简练,查阅方便,他们一般就放在案头或者随身携带,对西医临床医师合理使用中成药,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还有很多华人团体想出资,借修订的机会将其翻译成英文,赠送给海外的华人。

对于书刊项目平台,惠鲁生有太多的想法,比如说为在世的每位国宝级的老中医著书立说、将其一生的经验和独家药方传承下去,最后做成系列专著等等。每个想法都来源于她对医疗卫生领域内问题从不间断的思考,以及对公众健康的无限关注。

已经66 岁的惠鲁生精力充沛,让年轻人都自愧不如。似乎永远充满活力与动力的她坚持走在一线,与基金会的同事们一道将《中成药临床合理使用读本》一书送到边远地区的卫生院中。在走访多个大山沟里的乡村后,惠鲁生萌发了一个新想法,要给这些缺医少药的乡村培养一个“健康守门人”。

“我们到的一些乡村是在大山里,一共可能有300 多户,政府能为此派个医生去吗?不太可能。而且即便是医生去了也留不下、提高不了、生存不下去。我受父辈的影响,做事就从实际出发,准备募集一批资金、开展一个项目。在大山深处、交通不便的村落里,由本地村民自己投票选举一名具有初中以上学历、德行兼备的孩子,由基金会将其送到专业学校培训三年,使其掌握一些基本的实用医学技术,会使用基本药物治疗一些常见的病痛。待其学成后,就作为本地的卫生员回到家乡,既能留得住也能造福乡里。培训之后,每年基金会还会进行考评,对成绩优异的,基金会要进行表彰,可以给他提供更多业务培训的机会;给其所在的卫生所赠送相关机器设备;甚至可以为他培训副手,培养接班人,壮大农村医疗服务人员的队伍。这叫离土不离乡。”惠鲁生向记者条条款款的分析了这个还在构想中的项目,在记者看来,已经是万事俱备、只待实施了。

惠泽四海为民生

在惠鲁生看来,目前医改最重要的问题,是政府在制定政策时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遵守市场的规则,打造公平自由的竞争环境。运用优惠政策的引导,让社会资本真正能够进入医疗行业并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实现政府向社会购买公共服务。国家要把有限的资金主要用在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上。

惠民基金会旗下有两家实体医院,一个是由基金会参与重组的炎黄中医医院,另外一个就是突破现有医疗体制,通过社会公益组织――惠民基金会来吸收社会资本,创办的中国首家中医特色儿童专科医院――北京惠民中医儿童医院。

谈到创办惠民中医儿童医院的初衷,一直乐观善谈的惠鲁生在采访中第一次流露出了痛心的神色。

“我去过很多基层卫生室,看到输液室里满是打点滴的孩子。只是感冒或者咳嗽,完全可以用中医手法或者中药来治疗,大量抗生素可能会损坏孩子弱小身体内的器官和系统,是不可取的。儿科在综合医院得不到足够重视,中医儿科更是如此。孩子是我们的未来,我替孩子和家长们痛心。”惠鲁生对记者说,惠民中医儿童医院就是要整合全国最优秀的中医儿科专家资源,围绕中医儿科特色病种,打造专剂、专科、专病、专药,把濒临失传的中医儿科非药物治疗整合、汇总、传承。

“这也是解决传承的大问题,中医是我国的国粹,名老中医的行医经验是中医药学中的宝贵财富。现在国内名老中医多数年事已高,他们的宝贵经验亟需抢救保留。我们要以民间的基金会和医院为依托,挖掘和保护

这些名老中医名方、秘方、验案以及非药物治疗手法的知识产权,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让他们将一身本领都倾囊传授,让中医的精华得以传承下去。”

尽管在国际上以第三方社会公益组织来举办医院的做法已经很通行,但在中国还并不普遍。因此,惠民基金会以其为主导来吸收社会资本,将基金会与企业组织创造性的结合起来,举办医疗机构可以称得上是一项突破体制的尝试。

虽然由于体制问题,惠民中医儿童医院还没有得到医保定点医院的资质,没有政策的支持,医院只能租用商用房,按照商业用水、用电的标准缴纳相关费用,但其从未停止探索创新运行机制的努力。目前儿童医院已经与国际上多家知名商业保险机构建立了合作,为患者提供医疗诊疗的差异化服务,参加保险的患者就诊时不用付现金,其医疗费用由保险公司直接支付。

“很多人对青年发展基金会的了解很少,但其发起的‘希望工程’已经深入人心。由此可见,一个好的项目,从某种角度上可以代表这个基金会的品牌。”惠鲁生说。因此,基金会致力于将惠民中医儿童医院打造成为一个国内首屈一指的中医儿科诊疗平台。这也符合其自始确立的定位标准,即坚持为政府医药卫生健康事业的全局性需求服务;为医药、健康产品的生产、经营企业及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市场需求服务;为公众基本公共卫生与健康需求服务。

从主政到亲自参与、从主管到被管,惠鲁生对中国的医疗体制现状和未来改革的方向,思考良多。“现在中国医疗市场就是两个大问题,一是总量不足,二是资源配置不合理。总量不足的一大原因就是政府财政无力大包大揽,但是吸引社会资本进入医疗行业的政策执行仍有差距。资源配置不合理最主要的体现就是医疗资源向大医院集中,向中心城市集中,主要表现为现在医疗改革最困难的部分――公立医院的改革。所以,目前医改最重要的问题,就应该是政府在制定政策时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遵守市场的规则,打造一个公平自由的竞争环境。国家要把有限的资金主要用在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上。同时,运用优惠政策的引导,让社会资本真正能够进入医疗行业并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实现政府向社会购买公共服务。”

2011 年,经北京市民政局社会组织评估委员会评定为“4A(AAAA)级非公募基金会”;2012 年,经北京市民政局推荐,成为了“北京市社会组织示范基地”。惠民基金会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诚信度和社会责任感。

“这是社会对我们的信任,我们绝不会辜负。基金会将坚持以项目为核心,严格按照项目审核制度与操作规范进行工作,坚持财务透明公开原则,把握社会组织发展契机,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实践,以保证基金会这个‘社会细胞’能够健康的发展下去,打造惠民基金会可持续发展的‘升级版’。”惠鲁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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