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朴:守望民族文化

由“录士”到学者

1928年10月，庞朴出生于江苏省淮阴县一个普通家庭。1939年，日本人打到庞朴的家乡，办了“新民小学”，要他们去读。庞朴不去，到他爷爷朋友办的私塾去读经书，先是《三字经》《千字文》，然后是四书五经――五经只学了《诗经》，就结束了。庞朴说，小时候读经，“对于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对于长大后待人接物、为人处世、立身行道，有很大的好处。”

17岁时，庞朴参加了招聘人才的考试。考上后，被派到江宁、苏州等地方的税务局去当“录士”，就是抄公文。庞朴后来回忆，那时他什么都不懂，就是为了糊口，“没想到它后来一度成为我人生中洗不掉的污点。”1949年1月，他冒着风险从国统区渡江来到解放区，然后被留在了河北省华东大学（后与山东大学合并）学习革命人生观，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那里，他们进行了思想改造，心地坦诚、自觉自愿地交代“肮脏”的思想，比如“我骄傲”“我怎么能馒头吃不了就扔掉半个呢”。

1952年，庞朴被分配去人民大学学哲学。两年后，他毕业回到山东大学教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读《选集》的时候，他发现里面中国的东西比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多很多，所以他决定转到中国哲学。那时候的中国，各种运动纷至沓来。庞朴作为“白专”被斗来斗去，也在“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号召下自觉去批判冯友兰。

20世纪60年代，庞朴和葛懋春以鲁春龙笔名发表系列文章，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和古代哲学，在学术界崭露头角，引人注目。70年代，庞朴提出了“火历”说，再现了一种遗逸已久的上古历法，获得天文史学界的高度评价。

投身文化研究热潮

1982年，庞朴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应该注意文化史的研究》一文，率先发出重视文化史研究的时代呼声，引起学界的强烈反响，从而掀起了上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序幕。在这一过程中，庞朴多次发表有关文化学和中国文化史的文章，并在各种有关会议上和国内外许多城市发表演讲，定义何谓文化，论证文化的两个属性（民族性、时代性）和三个层面（物质层、制度层、精神层），阐明中国近代史的文化历程正是文化三个层面的展开过程，中国文化的出路在于把握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等思想。这一系列的探讨，引起学界的极大重视，推动了文化研究热潮的前进。

到90年代以后，庞朴开始致力于解读中华文化密码、阐述中华智慧的深入研究，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忧乐圆融――中国的人文精神》《黄帝与混沌：中华文明的起源》《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等文章。庞朴认为，中国式的思维方式，最重要的就是“圆融”。在《易经》中叫做“圆而神”;儒家称之为中庸之道，中和之德;道家谓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简化来说，就是中国人的思维世界是三分统一而不是二元对立，三分法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特色，是中国思维方法的精髓。这就是庞朴诸多创见中影响最大的“一分为三”说。

读经就很好，没必要恢复古礼

近些年，随着强调传统文化的回归，国学热逐渐兴起，有人主张恢复传统古礼，有人提议把孔子诞辰定为教师节，有人则提出儒学乡建运动。对此，庞朴认为，儿童读经很好，也应该在教科书中增加更多古典的东西。但对于试图恢复古礼的努力，庞朴则认为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 “现在的中国人，就是活了一百岁的老人，去恢复清朝的礼节和仪式，都搞不清楚，遑论去恢复汉唐的了。到底以什么为准呢？汉为准，唐为准，明为准，清为准？在祭孔上不是就发生了这样的笑话嘛。恢复到哪代？大清当然没有多少东西，但汉唐都一样吗？都不一样。现在管对襟的短褂叫‘唐装’，其实那是‘清装’，清代的马褂。”

庞朴虽然强调文化传统的民族特色，但也从来不会忘记时代节奏。他说：“和尚是有统一服装的，但信佛教的老百姓是没有统一服装的。不可能说我从你的穿着上就能看出你是信佛教的人。女孩子喜欢穿裙子，让她们穿好了。怎么漂亮就怎么穿，她们爱美呀！你说这是西洋式的裙子，不行，不能穿，你非要她们穿很长很厚的裙子，把全身都包裹起来，这可是你自己找麻烦。”

（摘自2015年1月12日《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