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作品在火星

2011年11月26日，美国宇航局发射了“火星科学实验室”——“好奇”号。在美国东部时间8月6日凌晨，美国宇航局确认“好奇”号火星车已于火星表面着陆，开始为期两年的探测任务。“好奇”号的着陆点位于盖尔环形山，在火星赤道附近。如果要寻找生命存在的证据，这里是很合适的地方。“好奇”号火星车携带着复杂的科学仪器，然而在它所携带的仪器中，也有为地球上的学生进行简单实验的仪器：一台日晷。日晷上的影子可以指示火星的季节、当地的纬度和在一天里的时间。同时这个可用于火星上的日晷，与地球上的日晷使用的方式相同。

我作为艺术家，与一些天文学家和工程师一起参加了设计火星日晷的团队。大多数艺术家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有机会在国际上展示，可是得到这种上火星的机会是很不容易的。而事实上，我已经有三件作品登上了火星，现在这一件由“好奇”号携带的作品是第四件了。

我的第一个关于火星的灵感，与美国著名科普作家阿西莫夫在1993年的逝世有些关系。阿西莫夫是一位有着广泛影响力的科普和科幻作家，他不幸死于癌症。在他的朋友中，有天文学家卡尔·萨根和航天工程师路易斯·弗里德曼（Louis Friedman）。他们都是著名的国际组织、地外空间探索的积极推动者——行星协会的创立者和负责人。

萨根和弗里德曼都深知，科幻小说对实际的空间科学探索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他们致力于宣传阿西莫夫的作品，并努力地把阿西莫夫的作品刻录在一张CD光盘上，发射到火星，使它在火星上得以保存，以备在将来的任何时候，如果有人类登上火星，都可以在那里发现这张珍贵的光盘。

然而一张CD盘的容量可以装下的并不止阿西莫夫一个人的全部作品。萨根和弗里德曼于是决定，把一些其他作者的作品，只要这些作品是促进空间科学探索的，都刻录在这张盘上。他们要把一个科幻小说的图书馆送到火星，作为送给未来的礼物，而这无疑也将成为第一个火星图书馆。

那时，弗里德曼正在和一批前苏联科学家一起工作，目标是为发射探测器“火星94”做准备。“火星94”的负责人同意带上上述的小小CD光盘前往火星。然而，要搭乘飞船去火星，这张光盘也要经过很严格的检验。

萨根和弗里德曼邀请我参与这项工作。我的职责是负责选择和编录这些科幻小说，然后把它们刻录在光盘上。以前我就和萨根合作过，那时是为了“旅行者”号携带的那张有名的金唱盘，所以对于这一类工作，我还算是比较胸有成竹。

“为什么只收录小说呢？”我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随后，我们也开始收录诸如科幻小说的插图，来自20世纪的四个地球人的问候，以及一些有名的关于火星的广播节目等等。有些遗憾的是在1993年我们还不能把视频的内容放在这张小小光盘上。我们这个选集的名字叫做《火星愿景》（Vision of Mars），其中选择了9种语言的90篇小说，来自26个国家，时间跨度为四个世纪。另外还收录了7篇长篇小说。

就在我们开始这项工作后不久，“火星94”的发射时间被推迟到1996年，这样无形中我们又多出18个月的时间来准备这张光盘。但每一天的时间都是很宝贵的。我们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收集关于火星的小说和其它艺术作品，同时，也在进行很多实验，主要是看我们的光盘能否经得住发射和着陆等环节的巨大冲击力，以及长时期暴露在火星环境中能否安然无恙地幸存下来。

为了这些目的，光盘最终是由掺入了元素硅的硬度很高的玻璃材料制成，而不是用塑料材质。光盘上的说明文字明确地告诉未来的读者怎样才能读出其中的内容。也许他们只需要一台CD机就可以在博物馆里发现这些“古代的”通讯技术的细节。当然，如果他们已经有了在火星上生存的能力，那么20世纪的CD机技术对于他们来说应该是小菜一碟。

1996年11月16日，“火星96”在哈萨克斯坦的拜科努尔基地发射升空，然而它却没能顺利入轨，最终坠落到了大西洋之中。“火星96”就这样天折在襁褓之中。一旦发生了这种不幸的情况，看到自己多年的工作成果毁于一旦，而且根本没有补救的机会，这无疑会使人感到非常伤心和失望。不仅仅是科学家和工程师们，我们这些努力为《火星愿景》工作的艺术家们也感到无比悲伤和失落。

转眼到了2003年，那时NASA在计划发射MER（火星探测器），其中带有“勇气”号和“机遇”号两个火星车。著名的美国电视节目中的科学教师比尔·奈伊（Bill Nye），向这个项目负责火星车照相机项目的天文学家史蒂文·斯奎尔斯（Steven Squyres）提出了一项建议。他说，在火星安放一台日晷，对为学生讲课很有用处。学生们将会借此了解在火星和地球上的相似的物理过程。比尔甚至对把这个日晷放置于火星的哪一个具置都有了自己的想法。其实，照相机都需要一个颜色定标的白色靶标，这种定标可以保证拍摄到火星的真实色彩，这个白靶也可以作为一个日晷来用，现在缺少的是一根在日晷上产生投影的针（日晷专家们称之为指时针）。

斯奎尔斯和奈伊组织了一个小组来设计这个日晷，我们称之为火星日晷。小组里有行星协会的路易斯·弗里德曼。在设计这个火星“文物”的工作上，“火星96”倒是给我们留下了在艺术设计方面的十分宝贵的经验。

小组设计了火星日晷的表面，一些区域使用了四种颜色，这增加了日晷的实用性，它可以为照相机拍摄正确的火星颜色来定标。

同时，我们在日晷上面画出了地球和火星的轨道，两颗行星正位于MER发射时刻的位置上。在轨道外侧有一个圆环，其中嵌刻着一句话“两个世界，一个太阳”。一般说来，在每个日晷上都会刻一句话，以及制作它的日期。在环的左右两侧设有反射镜，它们可以反射火星天空颜色的变化。位于中心的灰色圆环则是安装指时针的位置。

我在日晷上写上了很多种由地球文字表达的“火星”一词。同样地，在《火星愿景》的显示窗里也写上了类似的文字，我们是想传达这样一种理念，NASA的行星探测不仅仅是科学家的事情，也不仅仅是美利坚合众国的事情，而是全人类的事业。探测火星的计划将使全人类受益，所以才要把地球上很多文化中的“火星”一词写在这里。

我注意到火星日晷的四周还有空白区域，于是就建议在这里附加上一些信息。我觉得再过若干个世纪之后，那时登上火星进行殖民活动的人类后代们，可能会发现遗留在那里的“勇气”号和“机遇”号。对于未来的“人类火星人”来说，这些火星车可就是非常宝贵的历史文物了。他们可能会理解这些装置的用途，但是他们或许会对为什么把一个日晷放在那里而大惑不解。

比尔·奈伊和其他一些人写了一段关于为什么要把日晷放到火星上的文字。我在上面加了一些装饰，其中有MER项目科学家的孩子们所作的画，但是与《火星愿景》不同，要读出这些信息需要一个玻璃的放大镜。

“勇气”号和“机遇”号于2004年登陆火星，它们每一个都携带着一个火星日晷。它们都各自勘察了一块火星上的区域，而且都超出了原定的工作寿命，超额完成了原定的工作目标。事实上，在我撰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机遇”号仍然在工作，并且在不断地发回观测数据。在它们登上火星的这些年里，我们这个火星日晷的团队一直在密切关注着它们。我们感觉就像是自己带着火星日晷、驾驶着火星车在火星上漫游。“勇气”号和“机遇”号已经告诉了我们关于这个行星邻居的很多重要信息。

俄罗斯的“火星96”遭遇失败之后，路易斯·弗里德曼一直在寻找另一个把《火星愿景》送上火星的办法。最终，他说服了NASA方面，被允许使用2007年发射升空、2008年登陆火星的“凤凰”号着陆器来携带《火星愿景》。最终，我们的火星图书馆降落到了火星极区的北冻土带。我非常荣幸地通知了参与工作的作家和艺术家们，他们的作品已经在火星上展示了。也许会有那么一天，在火星上出生的我们的后代子孙们会发现并且打开我们的光盘。

至此，我想我的关于火星的系列创作已经全部完成了。

但是在2007年，火星日晷的团队成员、现任行星协会主席、同时也参与了NASA“好奇”号项目的科学家吉姆·贝尔（Jim Bell），又再次找到我，希望能再次使用我们的火星日晷作为“好奇”号的照相机定标靶。为此，我们还进行了专题讨论，决定在新的日晷上写上一段新的铭言，并将它嵌刻在日晷的四周。然而，因为技术方面的原因，我们未能对表示地球和火星位置的图进行任何修改，所以新日晷和老日晷上的行星位置图是一样的。也许未来火星上的历史学家会对此感到困惑。

如同在其它火星车上的日晷一样，“好奇”号上的日晷每天都会被照相机拍摄到，所以地球上的学生们将有很多机会观察到火星日晷是怎样显示火星上的日期和时间的。

那么，把日晷发送到火星上的目的究竟在哪里呢？和其它的科学仪器不同，日晷并不能提供关于火星的任何新的科学信息。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它可以帮助人们理解火星探测的意义。日晷传回的信息可以激发青少年和原本对火星不了解的人们的兴趣。这些艺术作品代表了我们这个时代人类的文化和艺术的取向，我们把这些传递给生活在遥远未来的人们。

我相信，中国在不久的将来会向月球和太阳系行星发射自己的航天器，希望中国人也能把自己的特殊信息留在这些天体上。航天器实际上可以在月球和火星上存留很长的历史时期，因此它就是一个“时代文物秘藏器”。如果将来生活在这些天体上的我们的后代们发现了这些信息，他们会记住我们，并且会想到，这是他们先人特意留下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