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调握手:中国―拉美

拉美的市场容量比非洲大，除了是原料产地，还是中国重要的出口目的地，中拉双边贸易额近10年来保持30％左右的增速。中国政府已从战略高度来看待中拉关系，但是鉴于中非峰会引发西方媒体恶炒的经历，中国在拉美的投资与合作应该相对低调进行。

常驻拉美地区长达23年的黄士康先生是公认的“拉美通”，1967年就被派驻智利商务代表处，当时中国在南美洲尚无一个邦交国，也没有直线航班，到南美去要绕道莫斯科、布拉格、苏黎世、达喀尔等地。如今拉美33个国家中有22国已与中国建交，2008年中拉双边贸易额达到1433亿美元，且近10年来一直保持30％左右的增速。抚今追昔，中国跟拉美已由“陌生人”变成了“生意伙伴”，但除了足球、桑巴、探戈和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普通中国人对拉美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并不清楚，我们的访问也正是从这里开始。

距离的靠近

《南风窗》：您自1986年起至2000年相继在智利、墨西哥和哥伦比亚担任大使，跟中国相比，这三国或者说整个拉美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如何?

黄士康：我在智利前后待了10年，在墨西哥前后9年，在哥伦比亚4年，应该说，我们国家整体上对拉美的了解还不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时，以为人家不发达，其实人家当时远远走在我们前面。现在我们发展快了，跟人家的距离在拉近，北京、上海的发达程度不亚于墨西哥城；另外，中国人均GDP在3000-4000美元之间，而拉美平均5000美元，有的国家超过1万美元；中国西部广大地区还很贫困，而拉美的贫富悬殊多见于偏僻的印第安地区。不过，中国的长处是工业体系相对完整，而拉美的矿业、农业和工业发展不均衡。

就社会文化而言，中国和拉美的社会习惯和文化差异较大。拉美主要是欧洲移民和印第安土著，受欧美影响，生活方式比较西化，对中国人不是很了解。同时，拉美人性格热情澎湃，更容易与陌生人深谈、成为朋友，这些情况在欧美是感受不到的。

《南风窗》：拉美地区和新中国发展关系比非洲地区还要晚，这是否因为拉美离中国的地理距离最远，而受梵蒂冈的宗教影响比较大?

黄士康：中拉关系其实交往的历史不算短，14到16世纪一直有中国人在拉美做苦力，如在秘鲁修筑铁路。满清也与5个拉美国家有关系。新中国成立后，中拉关系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局部突破到大面积突破、从小规模、低层次交流不断向大规模、高层次推进的过程。如果按时期来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受特定地理、历史条件影响，拉美国家普遍被视为“美国后院”，只有爆发革命的古巴在1960年与中国建交。这一情况不能和非洲比，非洲当时迎来民族独立浪潮，摆脱了殖民统治，建立了新国家，所以成批地与中国建交。

1970年代，受中美缓和关系以及拉美民族独立情绪上升的影响，陆续有智利、秘鲁、墨西哥等11国与中国建交。1980年代，又有一些拉美同家与我建交，南美除了巴拉圭都是我们的邦交国，而加勒比海的法、英、荷殖民地独立后，也有部分与中国建交。到1980年代后期，建交国家总面积、人口和GDP均占拉美的90％左右。进入1990年代后，中拉经贸、文体交流开始提速。2007年，哥斯达黎加在中美洲7国中率先与中国建交。

至于你说的宗教因素，由于拉美国家普遍实行政教分离，宗教影响有限，再加上各国奉行独立外交政策，梵蒂冈也不可能去指手画脚，因此我认为跟能否建交关系不大。现在拉美国家与我国60％～70％的建交率，主要是其它方面的因素造成的。

《南风窗》：中国1971年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而智利在1970年底就捷足先登与中国建交，这除了归功于左翼的阿连德总统(1970年11月上台，1973年9月遇害)，与中国在拉美的外交布局有没有关系?

黄士康：建交前拉美有1200多人来过中国，正是民间往来促进了双方的了解。具体到智利，智利1950年代就有人到过中国，提出建立商务代表处的设想，经同意，于1965年设立了半官方的商务代表处，取代之前的中国进出口公司驻智利商业新闻办公室。商代处做了大量工作，广交朋友，促进智利各界对中国的了解和友情，到对华友好的阿连德就任总统后，很快作出了同中国建交的决定。根据“智利模式”，1969年秘鲁也同意建立商务代表处，后来也马上同意建交。

但这一过程在拉美也不是一帆风顺，在巴西就遇到了阻碍。1964年，巴西军方亲美势力发动，了拟将中国贸易小组升格为商务代表处的古拉特总统，并将新华社和中国贸易促进会在巴西的共9名代表投入监狱。时隔10年之后，两国才通过谈判正式建交。

出使三国，各有转折时刻

《南风窗》：您49岁出任驻智利大使，当时智利是右翼军事强人皮诺切特掌权，您经历了1989年军人“还政于民”的过程，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对皮诺切特的晚年如何评价?智利中左政党组成的执政联盟迄今已连续执政19年，我知道中国现任驻智利女大使刘玉琴当年曾聆听您的教诲，是否可以说，中智关系现在已恢复到了历史最好状态?

黄士康：我在还是驻智利商代处成员的时候，就直接参与了中智建交谈判，直到成为使馆人员，后来在阿连德快被前离开智利。这段时间内我跟智利各界广泛接触，不仅认识了当时还在军队的皮诺切特，还跟很有威望的基民党元老、“还政于民”后的首位民选总统艾尔文成为好朋友。我1986年重返智利，在艾尔文当选呼声很高的时候就邀请他访问中国。艾尔文对中国印象很好，最终作为人民联盟候选人当选总统。

总体来说，智利的官员廉洁度、经济自由度、政治透明度在拉美是首屈一指的。皮诺切特当年在跨国公司支持下发动，打着旗号上台，执政16年后，美国希望军政府下台，他也就恢复民主选举，选输后自动下台了。说到对皮诺切特本人的评价，应该说，他发动之初杀了一大批人，属于残酷反动镇压，应当受到谴责，但他恢复和发展智利经济有功，尤其是拯救了濒临崩溃的经济，令他至今在周内仍有大批支持者。后来的文官政府也沿用他的经济政策，使智利经济平稳过渡，未有大的波动。

中智关系从建交起就很友好，以铜矿为代表的贸易关系大发展，堪称中拉关系的表率。智利对中国来说有五个第一：一是在南美首先与中国建交，二是在拉美首先与中国完成WTO谈判，三是在拉美首先与中国签署FTA协议，四是在拉美首先与中国达成旅游目的地协议，五是在拉美首先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MES)。目前，中智关系的确处于历史最好时期。

《南风窗》：您在墨西哥时，正好认识了它的前后五位总统(埃切维利亚、波蒂略、德拉马德里、萨利纳斯、塞迪略)，并且经历了墨石油危机、金融危机，这两个危机对中

国有什么镜鉴意义呢?2000年，连续执政71年的革命制度党，您如何评价这一历史事件?

黄士康：墨西哥是拉美第二大国，紧邻美国，贸易、外资依赖美国。去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墨西哥有2000万劳工越过墨美边境找工作，墨社会精英多在美国接受教育，“美国感冒，墨西哥就打喷嚏”。因此，最近这场危机发生后，墨西哥比索贬值了20％到30％。当然，墨经济基础还好，失业率也不高，这跟其记取了1980年代初两个危机的教训有关。

我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首次派驻墨西哥，那时墨西哥发展很快，油价看好，财政丰裕，开始大兴土木。我跟他们的官员、中产阶级聊天，感觉他们都很自信。但后来石油危机爆发，墨西哥收入锐减，还不起外债；跟着比索就大幅贬值，引发金融危机，导致经济萧条，工程大量下马。就在波蒂略快下台时，墨西哥到了最困难的境地，政府束手无策。我想，危机的教训就是，要科学地规划国家发展，不要盲目上项目；要防止经济大起大落，不要被有利的环境冲昏头脑。用句时髦的话说，就是要坚持科学发展观。

说到革命制度党，它当时的力量很强，总统一言堂，可以内定接班人。当然墨西哥民主传统深厚，总统只能干一届6年，接班人也要通过大选才能上台。对于新总统人选，革命制度党名下也有所谓的内部协商机制，除了企业家等经济要人，还包括工会代表，但党领袖总能一手遮天。我在1994年离开墨西哥，当时快进行新的大选，革命制度党已经出现体制性裂缝，但还能继续执政；到2000年时，它就让位给了国家行动党。后者2006年再次赢得选举。目前，墨西哥三大党中，中间派的革命制度党排在末位，但还有上台希望。

《南风窗》：您在哥伦比亚时，游击队经常在路上绑架人，您也遇过几次险，一次就遇到游击队拦车检查证件，据说看到是“游击思想的发源地”中国的大使就友好地放行了，这说明什么呢?去年，沉迷交易的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遭遇了毁灭性打击，二号人物雷耶斯被打死，创建者和最高指挥官马鲁兰达病逝，被掳多年的前总统候选人英格丽德・贝当古得到解救；今年，美国又准备扩充驻哥的部队跨境打击游击队残余，虽然引起委内瑞拉抗议，但已是不可挽回了。您怎样看待这一趋势?

黄士康：哥伦比亚内战经年累月，情况复杂，也许今天的游击队跟昨天的就不一样。那里的游击队有各种派别，很难说他们对中国有什么一致的看法。而且游击思想不是中共所专有，只不过中共过去经验比较丰富，一些思想为别国游击队所借鉴而已。另一方面，由于历史原因，游击队的确对中同人比较宽容，不会敌视。再说游击队打着“为群众服务”的幌子，袭击富人和跨国公司，而中国人通常不属于他们打劫的对象，被放行也很好理解。

为了帮助哥伦比亚对付贩毒武装力量，美国加大对哥经济援助和在哥武装剿毒力度，这是它的责任，但这跟在哥扩建军事基地、部署尖端武器不是一回事，后者是拉美多数国家所反对的。至于已在丛林中打游击多年的“哥武”的命运，暂时很难下定论。

站在战略高度上

《南风窗》：拉丁美洲传统上一直是和平地区，但根据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的统计，2008年拉美的国防支出达472亿美元，较5年前成长了91％。这是否说明该地区的内部矛盾以及跟美国的矛盾在增加?

黄士康：你想说的是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等国的冲突吧。这几国曾经上演断交、撤使等戏剧性场面，但最终在美洲国家组织等的调解下自己和平解决了。在我看来，拉美和平稳定的形势比其它地区要好，短期内不会成为世界热点地区。

《南风窗》：近年来拉美多国“向左转”，据说有超过3／4的人口处于左翼或中左联盟政府统治下，这与中国当年的红色宣传有关系吗?比如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就自称熟读毛选，有人说这帮助他屡屡力挫反对派。在您看来，查韦斯的“玻利瓦尔美洲替代计划”能取得成功吗?

黄士康：中国坚决奉行不干涉拉美国家内政的政策。每个国家在特定历史时期，会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出现一些左翼思潮也很正常。但左翼是个很大的概念，智利的左派就不同于查韦斯。邓小平早就说过，各国有自己的国情，中国不能一味推广自己的模式，不要让别国把自己当作标兵和典范，反而要多吸取别国经验。

查韦斯的贸易替代计划和拉美一体化是两码事。拉美有好几个一体化组织，如里约集团、南美国家共同体、安第斯集团等。拉美同家想依靠联合后的力量，在国际舞台上发出更强的声音。这里不存在哪一国完全主导的问题。即便是巴西，想争取联合国安理会常任席位，也未必能得到拉美国家的集体支持。

《南风窗》：根据您的了解，中国如今在拉美的投资与对非洲的投资有什么不一样?拉美作为相对发达的地区，在工会、环保等方面是否比中国国内要求严格一些?

黄士康：拉美的市场容量比非洲大，除了是原料产地，还是中国重要的出口目的地。随着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加快实施，不少企业尝试在国家贷款、融资等帮助下增加对拉美的投资。中国政府已从战略高度来看待中拉关系，认为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但是鉴于中非峰会引发西方媒体热炒所谓新殖民主义的经历，中国在拉美的投资与合作应该相对低调进行。

拉美国家普遍有着完整的法律体系，对环境、劳工权利的保护要远远好于国内一些地区。中国企业在当地投资生产时，要预先对所在国国情作深入了解，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官司和纠纷。

《南风窗》：作为新中国早期专门培养的翻译家、资深外交官，您对我国改革开放后选拔的外交官大多数来自外语学院这一现象有何看法?外语在外交当中究竟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在外语之外的政治、历史、经贸、法律等知识是否只能在实践中自己摸索，还是在选拔时就要求具备这样的综合素质更好?

黄士康：建国之初我们没有一支现成的外交官队伍，后来才通过外语学院培养了自己的专职外事队伍，其中又有一部分人成长为今天的外交官。流利掌握所在国的语言，可以帮助外交官打开局面，了解问题的症结，赢得当地人的好感。但一个外交官更需要有对国家的绝对忠诚，有广泛的知识面。作为外交官在职培训的大本营，外交部下属的外交学院有一定比例的学员来自或最终会进入外交部。

过去，在培训外交官时，我们会为他配置各种课程，包括世界历史、地理等，但缺少经济、法律方面的内容，因为当时不怎么强调。现在，外事干部当中有许多是来自其它专业的，这是因为随着平均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其它专业的干部自身的外文水平很高；再就是近年来的选拔是双向选择，最近几年还有高级外交官的公选，这无疑有利于多方面的人才脱颖而出。而且，我们还提倡不断“充电”，以应对日益复杂多变的外交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