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调握手:中国-拉美

常驻拉美地区长达23年的黄士康先生是公认的“拉美通”,1967年就被派驻智利商务代表处,当时中国在南美洲尚无一个邦交国,也没有直线航班。如今,中国跟拉美各国已由“陌生人”变成了“生意伙伴”。

距离的靠近

记者:您自1986年起至2000年相继在智利、墨西哥和哥伦比亚担任大使,跟中国相比,这三国或者说整个拉美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如何?

黄士康:我在智利前后待了10年,在墨西哥前后9年,在哥伦比亚4年,应该说,我们国家整体上对拉美的了解还不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时,以为人家不发达,其实人家当时远远走在我们前面。现在中国人均GDP在3000-4000美元之间,而拉美平均5000美元,有的国家超过1万美元;中国西部广大地区还很贫困,而拉美的贫富悬殊多见于偏僻的印第安地区。不过,中国的长处是工业体系相对完整,而拉美的矿业、农业和工业发展不均衡。

就社会文化而言,中国和拉美的社会习惯和文化差异较大。拉美主要是欧洲移民和印第安土著,受欧美影响,生活方式比较西化,对中国人不是很了解。同时,拉美人性格热情澎湃,更容易与陌生人深谈、成为朋友,这些情况在欧美是感受不到的。

记者:拉美地区和新中国发展关系比非洲地区还要晚,这是否因为拉美离中国的地理距离最远,而受梵蒂冈的宗教影响比较大?

黄士康:中拉关系其实交往的历史不算短,14到16世纪一直有中国人在拉美做苦力,如在秘鲁修筑铁路。满清也与5个拉美国家有关系。由于拉美国家普遍被视为“美国后院”,只有爆发革命的古巴在1960年与中国建交。这一情况不能和非洲比,非洲当时迎来民族独立浪潮,摆脱了殖民统治,建立了新国家,所以成批地与中国建交。

1970年代之后,受中美缓和关系以及拉美民族独立情绪上升的影响,中拉经贸、文体交流开始提速,绝大多数国家与中国建交。

至于你说的宗教因素,由于拉美国家普遍实行政教分离,宗教影响有限。

出使三国

记者:中国1971年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而智利在1970年底就捷足先登与中国建交,这除了归功于左翼的阿连德总统(1970年11月上台,1973年9月遇害)之外,与中国在拉美的外交布局有没有关系?

黄士康:建交前拉美有1200多人来过中国,正是民间往来促进了双方的了解。具体到智利,智利1950年代就有人到过中国,提出建立商务代表处的设想,经同意,于1965年设立了半官方的商务代表处,取代之前的中国进出口公司驻智利商业新闻办公室。商代处做了大量工作,广交朋友,促进智利各界对中国的了解和友情,到对华友好的阿连德就任总统后,很快作出了同中国建交的决定。根据“智利模式”,1969年秘鲁也同意建立商务代表处,后来也马上同意建交。但这一过程在拉美也不是一帆风顺,在巴西就遇到了阻碍。直到10年之后,两国才通过谈判正式建交。

中智关系从建交起就很友好,以铜矿为代表的贸易关系大发展,堪称中拉关系的表率。智利对中国来说有五个第一:一是在南美首先与中国建交,二是在拉美首先与中国完成WTO谈判,三是在拉美首先与中国签署FTA协议,四是在拉美首先与中国达成旅游目的地协议,五是在拉美首先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MES)。目前,中智关系的确处于历史最好时期。

记者:您在墨西哥时,正好认识了它的前后五位总统(埃切维利亚、波蒂略、德拉马德里、萨利纳斯、塞迪略),并且经历了墨石油危机、金融危机,这两个危机对中国有什么镜鉴意义呢?2000年,连续执政71年的革命制度党,您如何评价这一历史事件?

黄士康:我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首次派驻墨西哥,那时墨西哥发展很快,油价看好,财政丰裕,开始大兴土木。我跟他们的官员、中产阶级聊天,感觉他们都很自信。但后来石油危机爆发,墨西哥收入锐减,还不起外债;接着比索就大幅贬值,引发金融危机,导致经济萧条,工程大量下马。就在波蒂略快下台时,墨西哥到了最困难的境地,政府束手无策。我想,危机的教训就是,要科学地规划国家发展,不要盲目上项目;要防止经济大起大落,不要被有利的环境冲昏头脑。用句时髦的话说,就是要坚持科学发展观。

记者:您在哥伦比亚时,游击队经常在路上绑架人,您也遇过几次险,一次就遇到游击队拦车检查证件,据说看到是“游击思想的发源地”中国的大使就友好地放行了,这说明什么呢?

黄士康:哥伦比亚内战经年累月,情况复杂,也许今天的游击队跟昨天的就不一样。那里的游击队有各种派别,很难说他们对中国有什么一致的看法。而且游击思想不是中共所专有,只不过中共过去经验比较丰富,一些思想为别国游击队所借鉴而已。另一方面,由于历史原因,游击队的确对中国人比较宽容,不会敌视。再说游击队打着“为群众服务”的幌子,袭击富人和跨国公司,而中国人通常不属于他们打劫的对象,被放行也就很好理解了。

站在战略高度上

记者:拉丁美洲传统上一直是和平地区,但根据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的统计,2008年拉美的国防支出达472亿美元,较5年前成长了91%。这是否说明该地区的内部矛盾以及跟美国的矛盾在增加?

黄士康:你想说的是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等国的冲突吧。这几国曾经上演断交、撤使等戏剧性场面,但最终在美洲国家组织等的调解下自己和平解决了。在我看来,拉美和平稳定的形势比其他地区要好,短期内不会成为世界热点地区。

记者:近年来拉美多国“向左转”,据说有超过3/4的人口处于左翼或中左联盟政府统治下,这与中国当年的红色宣传有关系吗?比如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就自称熟读毛选,有人说这帮助他屡屡力挫反对派。在您看来,查韦斯的“玻利瓦尔美洲替代计划”能取得成功吗?

黄士康:中国坚决奉行不干涉拉美国家内政的政策。每个国家在特定历史时期,会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出现一些左翼思潮也很正常。但左翼是个很大的概念,智利的左派就不同于查韦斯。邓小平早就说过,各国有自己的国情,中国不能一味推广自己的模式,不要让别国把自己当作标兵和典范,反而要多吸取别国经验。

查韦斯的贸易替代计划和拉美一体化是两码事。拉美有好几个一体化组织,如里约集团、南美国家共同体、安第斯集团等。拉美国家想依靠联合后的力量,在国际舞台上发出更强的声音。这里不存在哪一国完全主导的问题。即便是巴西,想争取联合国安理会常任席位,也未必能得到拉美国家的集体支持。

记者:根据您的了解,中国如今在拉美的投资与对非洲的投资有什么不一样?拉美作为相对发达的地区,在工会、环保等方面是否比中国国内要求严格一些?

黄士康:拉美的市场容量比非洲大,除了是原料产地,还是中国重要的出口目的地。随着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加快实施,不少企业尝试在国家贷款、融资等帮助下增加对拉美的投资。中国政府已从战略高度来看待中拉关系,认为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但是鉴于中非峰会引发西方媒体热炒所谓新殖民主义的经历,中国在拉美的投资与合作应该相对低调进行。

拉美国家普遍有着完整的法律体系,对环境、劳工权利的保护要远远好于国内一些地区。中国企业在当地投资生产时,要预先对所在国国情作深入了解,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官司和纠纷。(谢奕秋)

(本组文章摘自《南风窗》2009年第21期,作者均为该刊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