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马光的“德才论”

摘要：关于历史朝代的盛衰，“用人”是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什么样的臣僚在经邦治国，往往直接关系到天下社稷的兴亡。“士或明哲穷理，或志行纯笃，二者不可兼，圣人将何取？”儒家以仁义孝悌为才, 墨家以兼爱无私为才, 法家则重奉法执法。司马光作为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编著《资治通鉴》，纵观历史盛衰变迁，有着自己突出的人才思想:“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其关于才德的思想论述，对于正处于亟需大量人才的社会转型关键时期的我们来说有着很大借鉴意义。

关键词：司马光才德论用人借鉴意义

一、引言

臣光曰：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之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故为国为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①

此段是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就智伯之亡而做出的评论，在司马光看来，智伯之所以灭亡，是由于智伯自身才胜德。虽然智伯有比常人突出的五个优点：英俊高大，能战善射，多才多艺，巧言善辩，刚勇果断。但因为他的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不施仁义，毫无德行。智伯瑶虽说文武双全、才智更在一般人之上, 但其才没有以德作支撑,他的才能只是为他的作恶多端起到了促进作用。他无故索要韩、魏土地，合纵攻赵，展示其能力。而结果韩、赵、魏联手，最终“三家分晋”。

二、司马光的“才德论”

“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对于才德二者的关系，司马光认为，才是德的助力，而品德则是处于统帅才能的地位，是聪明才智的灵魂。“云梦之竹，天下之劲也；然而不矫揉，不羽括，则不能以入坚。棠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熔范，不砥砺，则不能以击强。”②

“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司马光将人才分为“圣人”、“君子”、“小人”与“愚人”，司马光认为用人当先求有德，德才兼备自是最好，有德无才次之，无德无才又次之，最不能用的则是有才无德之人。若是才德不能两全，宁舍才而取德。因为才胜德的人对社会的危害，远比一个无才无德的人要严重得多。

从司马光历史上用人的情况来看，可以说司马光的一个最大特点便是“耻言财利”，重视“道德”。元拓元年三月,“吏部侍郎李常为户部尚书常文士,少吏干,或疑其不胜任,以向司马光,光曰：‘使此人掌邦计,则天下知朝廷非急于征利,贪吏望风拾克之患,庶几少息也。’”③选拔品德高尚的人，自然便能够起到表率带头作用，改善社会的风气与状况。“夫德者人之所严, 而才者人之所爱; 爱者易亲, 严者易疏, 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

“厚于才者，或薄于德；丰于德者，或杀于才。均之不能两全，宁舎才而取德”④ “凡左右之人，不须材智，但令谨朴小心，不为过斯可矣。”⑤面对人才的两种不同后果：对国家的积极贡献，对社会不可估量的灾难，从这里我们看出，司马光对于才能的观点更多的是偏向于担心防备甚至于敌视的态度。司马光对于才德的思想最终仍然是儒家“道德优先”的理论模式。然而，对于人才能的不信任与防备，最终导致人们走向平庸，才能被扼杀。

然而也正是由于传统社会缺乏对于知识、才能的公正客观认识对待，一味强调德行先行，智被看做“闻见之知”而受到排斥，道德主导一切，忽视真理与知识，对于自然科学的追求也更多的被认为是奇技淫巧、丧志。

三、“人尽其才”

然而，正如孟子所言：“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关于才德之人的评析运用也应该变通的看待。 “昔伊挚、傅说出于，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⑥“且徐很王知修仁义而不知用武, 终以亡国; 鲁隐怀让心而不知任伪, 终以致杀;宋襄公守节而不知权, 终以见执; 晋伯宗好直而不知时变, 终以陨身; 叔孙豹好善而不知择人, 终以凶饿。此皆蹈善而少智之谓也。”⑦是否“有才无德”，或者“才胜德”的人就都不应该在用人考虑之列？这恐怕值得商榷。

要做成事情，有德无才是不够的，无德无才是不行的，而有德有才只是一种理想状态，所以完全不用有才无德或者少德、才胜德的人是行不通的。世上真正德才兼备的人所占毕竟不是多数，很多人都是才胜德，如果，因此而不用这些人的话，恐怕对于一个集体、国家或者社会，也会是一个巨大的损失。特别的是，如今的时代，早已经不再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时代了。关于用人的德才标准问题应该换一种新的思路。让有才之人，尽用其“才”，这样才是最佳的结果。

当然，仅仅让才胜德之人尽用其才，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该考虑到防止他们“挟才以为恶”。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两个方面的努力：

一是，需要加强人才的道德素质的修养，特别是才胜德之人。《易经》讲“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大地的气势厚实和顺，君子应增厚美德，容载万物。想要载物必须有厚德。此物自是指人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各种外物，既包括有形的财物，也包括无形的名誉、地位等。而能不能长久保有这些身外之物，则要看这个人的德行有没有承载这些外物的力量。德厚方能载物，若是德薄，纵位至至尊，财至巨贾，也不能长久保有。即使能幸免于自身，终将遗祸于子孙。

做人首先要强调厚德，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只有增加了内涵，具备了崇高的道德和博大精深的学识，践行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规范。故加强道德修养绝对不能轻视，而且越是有才的人越应该主动修养自己的道德。

二是，要建立一个好的运用人才监管人才的法律措施和制度机制。在这里，特别重要的则是监管制度，建立权力的制约监督机制，让才胜德的人没有“挟才以恶”的条件，同时又能够保证其“才”得到彻底而恰当的运用。正所谓“夫泛驾之马， 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⑧所以，不管什么样的人才，只要控制监管得好，那么便都可以运用。

“挟才以为恶”，在新时期有一个及其重要的表现——官员腐败。这些官员大多是“才胜德”，然而，正如十七大报告中所指出，如果我们“在惩治腐败的同时，要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工作领域”，着力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保证权力的正确行使，同时建立健全法律制度，那么便可以防止权力失控、决策失误以及行为失范等行为。

四、结语

关于司马光的“德才论”，以及关于用人的选择之上应该有着一个新的思路来看待，在用人之时，只要重视对于人才的道德修养，完善整个社会的法律建设以及监督机制，那么对于“才胜德”之人，我们同样可以运用他们的“才”，让有才之人尽用其“才”。（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注解：

①《资治通鉴》卷1，“周记一，威烈王二十三年”。

②同上。

③《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71。

④司马光：《家书集》卷64。

⑤马峦：《司马温公年谱》。

⑥曹操：《求才令》（第三次）。

⑦《中论·智行》。

⑧《汉书·武帝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