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府”称谓的由来

所谓人民政府，就是指政权来自于人民，由人民选举产生，人民利益至上，权力为人民服务，保障人民各项民利的国家政权机构。人民政府的称谓直接表明了政权的人民性，突出人民的主体地位。需要指出的是，人民的含义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是不同的。这点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曾多次论及。1957年2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又总结指出：“拿我国的情况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反动派，都是人民的敌人；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

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都曾建立过党领导的政府。有代表性的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华北人民政府。其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建立的经选举产生、以工农为主体的人民民主政权，即中央工农民主政府。陕甘宁边区政府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抗日民主政府。这两个政府都是民主政府，但在名称上没有使用“人民政府”的表述。在1940年1月16日陕甘宁边区农业展览会上的演讲词中曾说：“有两种政府，一种只知道刮刮刮，另一种则帮老百姓的忙――边区政府就是这种帮忙政府。”①但未提出和使用“人民政府”称谓。那么，“人民政府”的称谓是由谁最早提出的和怎样提出的呢？

谢觉哉在1944年2月29日的日记里写道：“前日座谈会上，吴满有称边区政府为‘人民政府’。”②前日即2月27日，座谈会即问题座谈会，延安《解放日报》1944年2月29日头版头条报道称：“延安各界促进会，于二十七日假边府交际处举行问题座谈会，各界出席者有朱总司令、同志、林主席、李副主席、吴玉章、续范亭、徐特立、谢觉哉……吴满有、乌兰夫、周扬、陈伯达、艾思奇、范文澜、乔木、蒋南翔等五十余人，包括延安各界及华侨代表、朝鲜代表、国内少数民族代表等，济济一堂。会议自上午十一时开始，直至夜晚八时始散，发言者共达十九人，因时间已晚，尚有多人未及发表意见。……朱总司令在热烈的掌声中讲话。接着，劳动英雄吴满有微笑发言，他首先说：‘今天我吴满有，一个普通的老百姓能参加这个座谈会，和林老吴老李老坐在一搭儿讨论问题，在一个桌上吃饭，老百姓不怕政府和军队，这就是民主。人民的政府力量大，咱们八路军、政府、老百姓联在一起，男男女女都是一条心，就啥也不怕，荒山也会变成金山。’吴满有提出一个要求和一个建议，他说：‘一个要求，不要封锁边区，让我们的报纸发出去，叫全国大家都看看，咱边区怎样实行民主的，我们的办法对不对，对的就接受，不对的可以提意见。一个建议给蒋委员长，请他照陕甘宁边区一样，建立民主政府，把老百姓都组织起来，开荒、种地、纺线线，那一定能把事情办好，把日本打出去。’最后吴满有说：‘民主就是要老百姓先吃饱饭，现在后方有好些地方好多老百姓都饿着肚子，那叫啥民主？那就不叫民主。’……最后乔木同志提议：延安促进会应将今天各个人的意见，加以整理，使之成为代表的意见，以便将来发表，当经全场一致同意，座谈会遂圆满结束。”《解放日报》的这则报道以很长的篇幅引述了吴满有的发言，从一个农民的口中道出了边区政府是“人民的政府”。这是“人民政府”名称的首次表达。

吴满有，陕甘宁边区的种田能手。1942年在大生产运动中带头响应主席的号召，努力开荒生产，成绩显著，成为陕甘宁边区的特等劳动英雄。1943年1月11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全区农民开展“吴满有运动”，掀起了学习吴满有、大力开荒生产的热潮。主席的儿子从苏联归来，也拜吴满有为师，上“吴家枣园的劳动大学”。1945年4月至6月，吴满有作为陕甘宁边区代表团成员参加中共七大，1946年4月至1947年3月任延安县参议会副会长。

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个不识字的农民当时这么讲虽不具有高度的权威性，但毕竟是在正式场合说的，代表了边区人民的共同心声。边区促进会召开座谈会，从上午11时开到晚上7时，与会者除了党政领导及文化界和社会名流外，还有农民，这就充分表明实行、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是人心所向、众望所归。吴满有的发言朴实而含蓄，引起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兼政府秘书长谢觉哉的注意并被永久地记录在日记中，恰恰说明一个政府是不是人民政府，不在于自我标榜而在于老百姓的口碑。

首次关于“人民政府”的提法出现在1948年9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报告和结论中。他明确指出：“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是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这个问题的提法，在我们党内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我们是人民民主，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军队叫人民，以示和政权不同。”他还提出：“战争第四年将要成立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叫做什么名字，或叫临时中央政府，或叫中国人民解放委员会，其性质都是临时性的中央政府。究竟叫什么，到那时再定。”③的讲法不仅代表了党的主张，而且表达了人民群众的意志和要求。由此，“人民政府”的称谓基本确定下来。

不久后的1948年9月26日，中国共产党和党外民主人士合作的统一的人民民主政府――华北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并启用铜质“华北人民政府之印”。当选为政府主席的董必武在9月20日至24日召开的华北人民政府第一次委员会的开幕词中指出：“人们说，二十世纪是人民的世纪。在二十世纪前，历来都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少数人剥削多数人。资本主义国家内资产阶级所说的民主，是旧民主主义的民主，实际上仍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到了苏联十月革命胜利，苏联劳动人民了旧的统治，废除了剥削制度，人民才真正翻了身，自己管理自己的事，真正实现了人民的民主。……崭新的人民政权的建立，是二十世纪政治上的特色。”“我们这次代表大会，体现了我们解放区的政权是革命的政权，是人民的政权，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权。”④在9月26日就职大会上，他特别指出：“我们是人民选出来的，我们要向人民负责，人民要求我们办事要有制度、有纪律，无制度无纪律一定办不成事情。”⑤当选为政府委员和司法部长的谢觉哉在1948年9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就职会上我讲话：人民政府――以前没有过，没人敢这样称呼过。资产阶级国家自命民主，但胆怯，不敢叫他的政府为人民政府，怕人民戳穿他。只有无产阶级当政的苏联，才叫他的政府为人民委员会。少数人不是人民，多数人才是人民。”⑥“人民政权，不只说政府能代表人民利益，为人民服务，而且是人民直接组织政权与管理政权。政权是人民自己的。”⑦华北人民政府在政权名称表述里首次采用了“人民”二字。至此，人民政府的名称及其实体跃然纸上。1949年10月1日，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综上，可得出一个初步结论：“人民政府”的名称最早是在延安时期由陕甘宁边区的农民吴满有首先说出来的，时间是1944年2月27日；由在1948年9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向全党正式提出和确定下来，并为党和政府的其他领导人所阐发引用，不久即变成现实。而第一个贯以“人民政府”称谓的“华北人民政府”阔步走进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诞生，各级人民政府随之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建立。

注释：

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二卷），第626页，原载《新中华报》1940年2月3日。

②《谢觉哉日记》（上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82页。

③《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5―137页。

④《董必武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598页。

⑤《董必武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315页。

⑥⑦《谢觉哉日记》（下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56―1257、1257页。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共党史专业博士生，延安大学政法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