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装典型”斯达汉诺夫

在我们的语境里，“典型”通常是英雄、模范、先进人物的泛称。但主政者为了推动某种施政行为，彰显某种业绩，掩盖某种失误，往往通过树典型的办法，以偏概全地推出根本不“典型”的不同类型的“模特儿”，以确保权力的合法性。当然，这种“合法性”的内涵并不单一，比如在政策启动之时，推出某个应时的典型，可作领军大纛；又如，在局势衰微之秋，推出少数旺象的典型，可使“一叶障目”；再如，在贪墨成风之际，推出个别清廉的典型，可封悠悠众口，如此等等。树立典型，其实相当简单，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只要不避牵强附会，不惜削足适履，总能找出某类典型，即使没有合榫合卯、可身可体的类型，也不必为难――无中生有的“虚构式”，揠苗助长的“拔高式”，东拼西凑的“组装式”，都是树立典型的好方法。

劳动英雄斯达汉诺夫就是一个“组装”起来的典型。

斯达汉诺夫曾是苏联家喻户晓的人物，一个写入苏联史册的典型。被称为“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综合和总结”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下简称“《教程》”）有载：“这个运动之所以称为斯达汉诺夫运动，是因为它的发起者是中央伊尔敏诺矿井（顿巴斯）的采煤工人阿列克塞・斯达汉诺夫。”斯氏作为一名普通采煤工人，1935年8月31日在一班工作时间里采煤102吨，超过普通定额13倍。至于斯氏是否“超过了世界上至今所知道的成绩和纪录”，是否“把大洋彼岸工人们的最高指标抛在了后面”，不得而知。但有一点，他确实得到了苏联最高当局的大力宣传和赞扬。斯大林就曾指出：“斯达汉诺夫运动表现了社会主义竞赛的新高涨，表现了社会主义竞赛的新的更高的阶段”。

斯氏所在单位曾就此召开特别党委会，并通过特别决议，对斯氏本人进行高额物质奖励：大幅增加工资，发放高额奖金；提供高级住宅，配备电话和家具；颁发特别疗养证，在影院剧场指定专座。政治荣誉也接踵而来，首先“把斯达汉诺夫同志的名字登上矿井优秀人物的光荣榜”，并号召所有人员向斯氏学习，在全矿开展争当优秀采煤工人的劳动竞赛。一旦成为典型，马上产生“马太效应”，各种荣誉与好处纷至沓来――斯氏打破纪录时还不是党员，1936年苏共政治局即特批为苏共党员，让他搬进滨河街公寓，即莫斯科著名的政府大楼；受到斯大林几次亲自接见；当选为最高苏维埃代表。（蓝英年《劳动英雄斯达汉诺夫》）在苏联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这种荣誉和待遇，只有风云直上的国家大员和政治精英才有权享受。斯氏意外地进入了这个社会的特权阶层。

然而，他所创造的“世界纪录”完全是组装而成的。此事由矿党委书记彼得罗夫一手策划。中央伊尔敏诺是一个矿区破旧、设备简陋的煤矿。由于经常完不成定额，彼得罗夫多次受到指责，险些被关进劳改营。为改变这一困境，他决定制造轰动效应。他知道，斯达汉诺夫这个小伙子能干，但在设备极为落后的矿井里，一个人再能干也破不了纪录，于是他派鲍里先科和谢戈廖夫两个青年矿工“帮助”他，并给他们下达死命令，一定要在9月1日前打破世界纪录，并许以高额奖金。8月31日他们3人挑灯夜战创造了102吨的采煤纪录（彼得罗夫书记甚至亲自提灯为之照明）。如果这纪录一分为三，就不会震惊世界了。两个“帮助”斯氏的矿工只能成为牺牲品，在许多年里鲍里先科和谢戈廖夫在与斯氏有关的文字中失踪了――3个人的成绩全部算到了斯氏一人头上。斯氏的“事迹”次日即刊登在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上。斯大林接到报告，当即决定在全国发动斯达汉诺夫运动。显然，斯氏这个典型“组装”成功了。

在中央特派员的指令下，斯氏所在煤矿作出特别决议：斯氏的“纪录”是不能质疑的，所有持不同意见者，都被视为“最凶恶的敌人”。在这一运动中，斯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标兵，而成了一尊神圣的政治偶像。其实，如何看待斯氏创造的世界纪录，当时就有许多异议和疑问，只是慑于斯大林的高压统治，没人敢于提出。法国作家纪德在著名的《访苏归来》一书中称，访问期间，主人向他介绍一位斯达汉诺夫工作者，说他5小时干了8天的活，“我冒昧问了一句，他先前是不是8天干了5小时的活?”纪德在书中写道。一批法国矿工到苏联访问，出于友谊代替苏联矿工干了一班活，轻而易举便达到了斯氏创造的纪录。由此可见，斯氏所谓的“世界纪录”，“含金量”显然是不高的。 由于这一运动是以高指标、高速度作为旗帜，一方面运动在苏联如火如荼地开展，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许多令人哭笑不得的竞赛闹剧：芭蕾舞演员学习斯氏，要提高单足尖旋转的圈数，如同陀螺一般；酒厂学习斯氏，就要提高伏特加的度数，以“增加无产阶级烈度”；内务部学习斯氏，就要提高逮捕、判刑和处决的数量，没有敌人也要制造出敌人来。

一位伟人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然而，榜样也有正负之分。伪造出的正面典型，其负面作用更甚于负面典型。斯氏这样的假典型直到苏联解体才被披露出来，并非该国缺乏“董狐诺夫”、“太史斯基”之类的史笔，而是当时社会的政治氛围使然。

苏联的事情我们知之不详，而50年前我国的“”，“亩产十万”的“卫星”不断上天，不也曾是举国上下、热火朝天的现实么？

在操作层面上，斯氏这个典型是“组装式”的，他不过是按照组织的要求，将3人的成就窃为一己所有。但典型的形成过程，无论是“虚构式”、“拔高式”还是“组装式”，都不过是政治工具。笔者之所以对这个过气人物耗费笔墨，正是感于鲁迅先生“砭锢弊常取类型”的缘故，正如先生所说，“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南腔北调集》）

晚年的斯达汉诺夫从“幸运”跌回“不幸”。他被从莫斯科赶回顿巴斯，年轻的后妻拒绝与他同行，于是形单影只，变成酒徒一个，甚至家具也被换成杯中之物，同事们戏谑地将他称为“‘斯达坎’（酒杯）诺夫”。由于多年在中动荡颠簸，他的神经出了毛病，1977年死在一个难以置信的所在――精神病院。

人生际遇如此，殊为可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