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密唐代金银器制作工艺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颠峰时期。这一时期的金银器数量巨大、种类繁多、造型别致、纹样丰富多彩,而且制作也极为精美,代表了中国古代金银工艺的最高水平。笔者根据多年研究心得,就唐代金银器的制作工艺、地域纹饰特色等问题谈一些自己的看法,与大家共同探讨。

中唐时期出现仿生金银器

唐代的金银器皿从种类上来说,可分为饮食器、日用器、装饰器、宗教器具、金银货币几大类,每一器类的形制都多种多样。唐代的金银器装饰纹样以动物纹和植物纹为主,动物纹饰姿态多样、劲健有力,植物纹则显得多彩多姿、富丽堂皇。反映社会生活的狩猎、梳妆、乐舞等题材也大量涌现出来。唐代金银器的工艺也极其复杂、精致,已广泛使用锤击、浇铸、焊接、切削、抛光、铆结、錾刻、镂空、镶嵌等工艺。唐代金银器皿的艺术设计是生活化的。其功能是以实用为主,实用和审美相互融合。造型和结构上体现出合理的功能性和先进的科学性,装饰上在保留金银本色的前提下,通过丰富多样的装饰纹样和装饰手法充分展现了金银之美。

唐代金银器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初唐时期(公元618-683年),金银器的数量比较少、种类比较单纯,器形和纹饰具有明显的西域、西亚一带风格。盛唐时期(公元684-755年),金银器的种类逐渐增多,制作工艺逐渐简化,无论器物的形制还是纹样,外来因素逐渐减少甚至消失。主要继承吸收了中国传统的铜器、陶瓷器、漆器的器形。与此同时,器物的纹饰由琐碎、纤细转向繁缛绚丽,外来纹样逐渐失去独立的地位,而与中国传统装饰图案融为一体,使金银器的装饰更趋完美、成熟。中唐时期(公元756-820年),金银器的种类主要为饮食器具,但数量

较少,这一时期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仿生器物的出现。晚唐时期(公元821-907年),金银器的种类繁多、数量巨大,纹饰中宗教色彩浓厚,还出现了儒家经典中的人物故事图案。

饶州是唐代最大的银矿产地

据《新唐书•地理志》载:唐代产贡银的府州有关内道一州、河内道二州府、河东道一州、山南道一州、江南东道五州、江南西道十州、剑南道一州、岭南道四十七州。除关内道、河内道、河东道三地在北方外,其余诸道均在南方。《新唐书•食货志》也载:当时全国共有银矿35处,分布于28个州(府)。但多在南方。又云:"凡银铜铁锡之冶一百六十八,陕、宣、润、饶、衢、信五州,银冶五十八,铜冶九十六,铁山五,锡山二,铅山四"。除陕州外,其余五州均在南方,其中江南西道饶州德兴场(今德兴县银山)是唐代最大的银矿产地。饶州,唐代属江南西道管辖,其地相当于今江西省东北部的上饶地区及景德镇地区,州治在今江西省鄱阳县城。《太平寰宇记》江南西道饶州德兴县载:"本饶州乐平之地,有银山,出银及铜。总章二年(669年)邓远上列取银之利。初唐时,民间采银较多。上元二年(675年)因置场监,令百姓任便采取,官司什二税之。其场即以邓公为名。"每岁出银达十余万两。从以上可知,唐代的银矿经营分为两大系统,即官府开采与私人开采,两种方式互为补充。政府允许民间开采银矿,从税收中获益,促进了银矿业的开采。

唐代皇家曾垄断金银器制作

八世纪中叶以前,金银器的制作由处于北方地区的中央政府和皇室作坊垄断,产地以长安(今陕西西安)、洛阳

(今河南洛阳)为中心,代表着正统风格。唐代中央官府的金银器作坊设于长安,主要有初唐时期设置的少府监掌冶署、少府监中尚署直接管辖的金银作坊院和晚唐时期设置的文思院三处。

唐代的中央官府金银作坊院有一套完整的生产管理系统。器物的生产过程有严格的流程。唐代金银工匠是专门的职业。掌冶署、金银作坊院等唐代前期中央官府管理的官营作坊,掌握着许多专业金银工匠。同时为了保证金银器的制作质量,唐代制定了在中央监控下实行教授、培养后备人才的制度,《新唐书•百官志》所记包括培养金银器工匠在内的"钿镂之工",要学习四年后通过严格考核方能成为正式工匠。官府工匠短缺时,工匠的后代可优先被选择继承父业。身怀绝技的工匠,往往世代相传,一直为官府服务,官府作坊保证了特殊技术的传授和提高。在均田制下的唐代前期,官府手工业作坊的工匠主要由各地招集而来,人数众多,生产规模大,生产原料主要由地方进贡。各地从事金银器制造的能工巧匠,几乎是强制性的被征调到中央官府,集中在一起进行各种精美器物的制造,客观上提供了工匠之间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的机会。在官府制作金银器,原材料充足,工具、生产条件等不计成本,不受限制,可全心全意地进行创作,从而使产品数量和质量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八世纪中叶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继续向前发展,土地国家所有制的解体,徭役上的纳资代役更为普遍。安史之乱以后,由于中央政府权力的日益削弱,藩镇割据导致的地方势力坐大,官府作坊的工匠身份相对自由等,致使南北朝时期出现的城市私营手工业的发展,最终波及到金银器等国家严密控制的手工业行业领域。手工业与商业联系紧密,在唐代中后期经济重心东移南迁的社会大背景下,加之金银原材料产地、供应等较多依赖南方的客观条件,初唐时期由中央政府和皇室垄断的金银制造业被打破,朝廷开始允许由地方官府甚至私人制造金银器,再通过赋税、宣索和进奉的方式将产品收缴。于是,出现了中央官府作坊和地方官府作坊、私人作坊共同制作金银器的局面。地方官府和私人金银手工业一旦兴起,皇室和中央政府就无法像以前一样紧密控制产品的流向和工艺。近乎百花齐放的唐代金银器制造,出现了崭新的面貌。

北方金银器有异域特色

在金银器装饰纹样的社会审美取向上,唐代前期与唐代后期有着较大的区别。这种区别的根源在于随着时代的不同、生活环境和文化传统的变化,人们的审美意识也有着极大的差别。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也影响着人们生活器具装饰风格的变化。盛唐至中唐时期是我国古代文化的重要转型时期,宫廷文化逐渐转向世俗文化。其根本原因在于南方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使得我国古代经济文化中心的东移南迁。

我国的文化体系自西周时代起即已有北方中原文化和南方文化之分。中原文化的特点属于刚健质朴、热烈奔放的外向型文化。南方文化的特点则主要趋向于追求精巧华丽、纤细飘逸的内向型风格。

在金银器的艺术风格上,北方金银器的艺术风格是在中原文化的基础上深受中西亚古代波斯帝国(今伊朗)金银器艺术风格影响的基础上形成的,装饰纹样大多与游猎、征战、骑射或对外交往等相关,又深受皇家特征影响,风格或古朴庄重、或富贵华丽,大多具有浓郁的异域特色。南方金银器的艺术风格,尽管也受到北方中原文化与中西亚一带金银器风格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十分微弱,其主流风格是在南方固有文化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人们喜爱真实性动物胜过虚构的动物,器物上的动物造型和图象所表现的真实感几乎要掩盖过器物本身的形式,民间喜闻乐见的题材如花、鸟、虫、鱼等比较流行,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世俗情趣,金银器的装饰纹样比较多样化和世俗化。

安史之乱后金银器始有南风

唐代金银器的纹饰早期与晚期截然不同的艺术风格,既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也与南北不同的文化背景因素有关。唐代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顶峰。唐代前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北方地区,北方的文化因素对当时的文化取向起着主导作用,整个国家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呈现出螺旋式的发展上升趋势。在人们的精神世界里,充满着对社会、对人生的强烈进取心,对广漠无垠的大自然强烈征服心,"冀马秋风大漠"就是这种进取心、征服心的形象比喻。

安史之乱以后,中国北方地区由于藩镇割据,战乱频繁,社会经济遭到极大破坏,汉民族的心理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人们再也不具有那种强烈的进取心和功业心。其原因在于安史之乱是由身为少数民族的胡人后裔安禄山、史思明所发动,因而人们对于当时猛烈冲击中国传统文化的西北少数民族文化也在不自觉中加以抵制,而转向在传统文化中寻求精神寄托。同时由于传统文化成分浓厚的南方局势相对稳定,北方艺人的大量南迁,因此南方的社会经济继续向前发展,手工业和商业的高度繁荣,新的经济中心如扬州(今江苏扬州)、益州(今四川成都)相继形成,最终造成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东移南迁,从而也带动了文化中心的转移和传统文化以南方文化为基础并在新的面貌上焕发出新的活力。在这种社会环境下,生产于南方的金银器艺术风格深受南方传统文化的影响,而凸现出明显的地域时代审美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