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完一个冬天

天气是在一夜间变冷的，我分明是在昨天看见隔壁的女人穿着吊带衫从楼下士多店里买了两瓶冰冻啤酒。我打了一个寒战，风很凌厉地从一头扑向另一头，带着狂妄的声音就朝我奔来。推上窗户，拉好窗帘，我开始恐慌，开始躲避。它循着我的气味追逐着我，从逼仄的窗户缝隙在我租来的房子里旋转、拍打、踢腾，最后我被团团围住，在这些声音里淹没。我穿着一条格子短裤，一件棉质汗衫，它迅猛、厚重，像一件件冰冷的利器，身体开始出现割裂式的痛感。我开始在房间里寻觅 ―― 毛衣、棉裤、外套，更厚的被子… … 这些物质一一浮出，告诉我一个季节的消亡和另一个季节的新生。不知道这种变化太过仓促，还是我的反应总是迟缓，黑暗早早地豁开吞噬的口让整个白昼都陷落进去；一个清晨醒来，娇艳的花朵碎落一地；还有那一阵阵从遥远的地方朝我奔来的风。这一切没有预兆，干脆、谇不及防，像是一颗远射的子弹，我来不及思考或者逃窜它就带着一种猛烈的金属质感穿入我的身体。然后静止，呼吸、脉搏、思想、感观，然后闭上眼睛，用一种冰冷僵硬的表情把自己推往更深的黑暗，向着黑暗更远更厚重的地方，我看见自己被一个冬天纠缠。它残缺、不完整，又致密得像一个梦一样繁华，将我长久地覆盖。我用尽所有的力气，踢腾、奔跑、撕咬、挣扎，可我还是无从逃离，它以霸道的、强硬的气势砸着我的身体，轰然倒下… …而当我站起来的时候，我被一束光照亮：一张疲惫的脸，漠然无助的表情，杂乱和动荡不安的场景，还有那躲藏在孤独背后隐隐的痛。

2002年的冬天，我住在新洲岛上。那个小岛闭塞，偏僻。那些幽深的巷子阴暗，潮湿，脏乱，总有一股发霉的味道，阳光似乎永远也照不进去。密集的农民楼里，住满了租户：捞仔（外来打工者）、小偷、骗子、、民工、犯、抢劫犯、流氓以及一些衣着光鲜搞传销的年轻人。他们在那个岛上不停地流动，一个离开了必定有另外一个补上，一段故事永远不缺乏人物和情节。我把这些人一一罗列出来，置放到一个平面内，不分秩序、剔除规则，一个鲜活的场顿时生动起来：动荡、混乱、危险、嘈杂、肮脏、喧嚣，还散发着颓废与暧昧的气息。小岛上的夜远比白天要生动，他们频繁地出动，召集到一起在路边的士多店（小卖部）里喝酒、吃花生、打扑克、谈论女人，说一些不咸不淡的黄段子。几个女子，穿着从夜市上买来的廉价衣服，把身体裹得紧紧的，妖艳又暴露，天黑后就站在路口公共厕所旁的芭蕉树下，然后冲每一个路过的男人吹口哨，或者上前拉着男人的衣角。当男人停下来，他们就开始交谈：一百。五十啦。好啦好啦，老板，就三十块啦。接着，男人就萎缩地随着女人走进巴蕉林。这个时候男人通常都低着头，女人在前面翘首摆臀，如同是一个卑微的乞丐跟着一位高贵的公主，身份好像有些混乱。林子里所有的生命都探出脑袋，它们被这一对人惊醒了，张望、逃跑、躲避，嘶嘶的声音，这两个人就在这样一个自然的环境里，一同坠入一种无边的黑暗，有着原始的野性和虔诚。那条路上，巴蕉林里，一股呛人的香水味弥漫了一整个冬天。

一个生存的场景被粗暴和野蛮塞满，总有一些人目的明确，而总有一些人图谋不轨，在这两种思想的背后，有一种精神或者力量推动他们不顾一切地前进。一个男人在前一天晚上和一个女人在巴蕉林里撒欢，第二天一起在士多店里喝酒，他们可以谁都不认识谁，或许他们还住在同一栋楼里。这是一件多么荒诞的事情啊！岛上没有规则，像是一个卫生死角，各种杂物都堆放在一起。他们本真、芜杂、狰狞，有一种肮脏的自由。在那种自由里我被扭曲成一个身份不明的人，我的职业、来历、背景，这些在别人眼里看似无关紧要又神秘的事情从来没有人提起过。我更不用担心，会在夜里被一阵霸道、蛮横的踢门声惊醒，然后是摆出一件件能够证明我身份的证件――身份证、暂住证、工作证、计划生育证。这些证件垒起来就是一个人的高度，我拿出这种种证件的时候，意味着被这座城市抛弃，狠狠地、无情地。我抗拒那样苍白的盘查，会让我疼痛。

我租的房子是栋简易的单元楼，两室一厅。隔壁住着我的同事，一个刚从学校里出来的小伙子，嘴角长着淡淡的桃子毛，有点邋遢，不怎么爱说话，脸上写满单纯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我至今记不起他的名字，哪里人，只记得他弹一手好吉他。每月他都把工资花的精光，然后找我借钱吃饭，买洗衣粉和充电话费。他的女朋友操一口纯正的本地话，体态丰盈，见人就笑。我不知道他的职业，同事说她家里有两栋七层高楼房，全部外租，还有一座种满荔枝的山头。每到夏天的时候，殷红殷红的荔枝挂满枝丫，山头就像是被一场大火烧着了。这是他一直引以为满足的，每次跟我谈起这些，他的心情就会变得亢奋，像是看到了自己的前途一片光明，不，他的脸上就刻着光明。他会哼着小曲，来回在客厅里走动，然后告诉我，你的那些钱，一发工资我就还你。我的对门住的是一个女人，她总是穿着一双细尖细尖的高跟鞋，在深夜喝得醉醺醺的回来，到厕所里呕吐，吐完了就开始哭。我同样不知道她的职业，也不愿意去猜测。楼上是一帮搞传销的年轻人，他们很少出门，一堆人住在一起，被一个繁华的梦编织起来，他们大声地演说，大声地歌唱，用双手打着拍子，那些歌曲激昂、澎湃、阳光，有积极向上的味道。一楼住的是我的房东，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带着她的孙子住在一起，我没见过她家的其他什么人。她进我们的房间总是不敲门，大大方方地，轻悄悄的，像个幽灵一样让我和同事感到恐惧，不说话也不看我们，转一圈就下楼去。

白天我在实验室里做实验，镍网、硼酸、碱液、硝酸、电解水、氢氧化钾… …我一一记下他们的比例。是的，好的，我知道，没问题，我会的，明天一早就给你。这些干瘪的句子，从我嘴里蹦出来几乎不用经过思考。我不会忘记，这是我赖以生存的技巧，我要靠它们来养活一个身份不明的人。夜晚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回来，经过那片巴蕉林、士多店，再回到我的房间，一张床、一个人、满地的书。阅读，是我唯一可以用来消磨漫漫长夜的方式，逐渐安静、放松。密麻的文字是消除紧张、烦躁、恐慌、寂寞的良方。我把这些连同那份孤独一起埋在厚厚的页码下面，尽量不去触碰它们，把青春和理想挂在天花板上，把世界关在门外。我的同事，那个单纯的年轻人，对我这种应对生活的方式，嗤之以鼻。他时常觉得和我这样一个毫无情趣，木呐又迂腐的人住在一起是一种悲哀。他说他的女友有很多姐妹，都长得不错，便常常邀请我和他一起出去，意图使我认识更多的女孩子，我总是说出一大堆的理由，然后继续看书。他去外面喝酒，看露天电影，回来带给我一只烤鸡腿，我把它从窗户里丢掉，然后告诉他多么美味。他说我还可以挽救，不至于烂到骨头里，因为至少我还有味觉。我相信，在他眼里我定是一个不正常的人，带着某种病。他的床头和我的床头一墙之隔，薄薄的一层，我时常在深夜的时候被隔壁吱嘎吱嘎吱嘎的声音惊醒。规律的运动，疯狂地撒欢，木架子床不停地摇晃，整栋楼也开始摇晃。我醒在床上，我用被子把自己裹紧，连头也缩进去。可我还是清晰地听见他们粗暴的喘息和娇柔的声，他们用一种撒娇的口吻说一些粗俗的语言，将气氛渲染得烈焰无比。那些声音有毁灭的力量，在他们身上游离，把黑暗的夜划开一道口子，最后落到与我这个不相干的人身上。整个夜活跃起来，空气在燃烧，楼体在晃动，我被一把火团团地围住，身体发热、口干舌燥。我感到一股禁锢已久的力量要从血管里逼出来，充满着兽性，我想洗一个冻水澡，可躺在那里动弹不得，我想努力地摆脱那个场景，那种声音，又被生生地吸住。他们更加猛烈，我能感受到他们每一个细微的动作，我甚至看见他们弄垮了那张木架子床。最后男的恣意地大吼，沉闷又响亮，女的发出娇媚的喊叫，一声一声，直至疲倦。我的血管里有一千一万只蚂蚁，它们在撕咬、踢腾，我束手无措，闭上眼睛默默忍受。我狠命地控制着自己的想象，可那些声音在我耳边萦绕，挥之不去。它们在向我施暴，那个和我朝夕相处的同事，肆无忌惮的做着这一切，他不知道，他伤害了一个孤独的人。我感到自己孤苦无助，残缺不全，被冷落，被遗弃。我想大喊大叫，张开嘴，什么也说不出，躺在一个阴暗的角落里，淹没，自生自灭。

那样的夜晚被忧伤浸透。我知道，一对温情脉脉的情侣，躺在一张床上会像一朵花儿一样热烈地绽放。他们饥渴、尽情、尽力地享受肉体的狂欢。那些粗暴、暧昧的声音，一声高过一声，一浪接着一浪，刺痛着另外一个茂盛而孤独的生命。黑夜，由此变得更加漫长，蜷缩在我的床上，等待，等待一场浑噩的睡眠，奔向一个阳光热烈的早晨。可我的房东老太太总是在凌晨6点钟就起来，锅碗瓢盆哐当地响，接着就喊她的孙子起床，喝骂、砸门、摔东西。那些动作极具力量，像是一场搏杀，隐隐渗着凄惨和愤怒。我实在想不明白，一个瘦弱的老太太，坐在那里，干瘪得就像是一堆柴禾，她如何能那么精力充沛、怒声啕啕？我不敢在这样的一个早晨听见老太太的声音，她的声音里有一种刺痛人的东西，像一根荆棘刺扎在人的心上，想拔又拔不出，那种猛烈的痛感让我想要窥探他们的生活与命运。尽管在她闹腾后我会很快起来，但在清晨6点钟被吵醒是一件让人很恼火的事情。它会影响我一天的情绪，让我一整天都昏昏沉沉。我会把氢氧化钾倒入碱液里面，把硼酸和硝酸混在一起，在记录本上画出一些没有规律的线条，睁开眼就被吓了一跳。我曾经试着与老太太好好谈谈，她的冷漠和固执让我们的交谈僵持起来。她的孙子会和我一起出门去上学，一个很腼腆的孩子，大概十二三岁的样子，面色红润，身材高挑，推一辆半旧的山地自行车。我从来没有听到或者看到他笑过，没看到他跟其他孩子一起。我问他家里其他人去哪了，他摇摇头，这让我一下子窘迫和恐慌起来。你的父母呢？我有一个爷爷，在年前去世了。这是他跟我说的唯一的一句话。他开口的时候，我看到他那一排整齐、洁白的牙齿，几乎没一点瑕疵。这样的一个孩子，把自己裹得紧紧的，生怕别人去触碰他。他敏感、淡然、孤僻，他回避我的问题，只字不提。我张开嘴想再问下去，可我不敢，我想到了一个词，那个词，令人害怕。我尝试着跟他靠近，很快就被他的冷漠推开了。那种力量，在他身上似乎是与生俱来的―― 一个孤独的人，把另一个孤独的生命，推上悬崖，掉下去。这个像迷一样的孩子，孤独，悲伤的表情，过早地在他稚嫩的脸上弥漫，他仿佛深谙这世上的许多道理。不说话，不笑，不与人交流，像一只浑浊的杯子吞咽自己的喜怒哀乐，所有的幸与不幸。

我的同事总是在早晨起来后抱怨老太太惊扰了他的清梦，他自言自语，破口大骂。那个老冬瓜，要么她死，要么我搬。每天有那么多人死，她怎么不死呢？他每天都用这种恶毒的语言来平息自己的愤怒，他不知道，在无数个深夜，他也惊扰了一个安静的人，那是一种从肉体到思想，再深入灵魂的侵犯。我从来没有在早晨看到过他的女友，她什么时候来的，又是什么时候离开，我一概不知。她在这房子里留下一股味道，氤氲在两个年轻男人的生活里。周末的时候，他在房间里玩弄他的吉他。那确实是一把很美的吉他，暗红色，发光，发亮，那流动的曲线像是浑然天成。他抚摸它的时候，就像是在抚摸一个女人的身体。他不止一次跟我说，吉他就是他的情人，每次见到总会怦然心动，忍不住要摸一把。我认可他的感受，曾经的日子里，我和他一样沉迷这些，沉迷于音乐，沉迷于摇滚和重金属，撕命地吼叫，疯天狂地的弹吉他，左手的指头上磨出厚厚的老茧。看他玩弄吉他的样子，我有一种由衷的、莫名的亲切感。他嘲笑那些抱着吉他只唱不弹的歌手；嘲笑只有扫弦而没有滑彩的曲子；嘲笑用吉他就着简谱弹唱。他说那是对吉他，对摇滚乐的亵渎，往大了说，是对音乐的亵渎。他一次在下班的路上，指着鼻子骂那个站在路口用吉他弹黄梅戏讨钱的人。我认同他所有的这一切，他就把我当作知音，那种被认可的满足和喜悦感，就像是在一个沼泽地里觅到一根救命的绳子。他告诉我，音乐，只配给执着和疯狂的人，是不可以拿来叫嚣和卖弄的。而他就是那种执着和疯狂都兼备的人，所以他应该玩音乐，他配、他玩得起。在这个问题上我跟他的分歧在于，首先，他是一个平庸的人，因为爱上音乐，爱上摇滚，所以变得疯狂。我们曾经为这个问题，进行过一次激烈的争论，在争论的过程中，我们互相妥协，直到身上的棱角被磨平，变成两块圆滑的鹅卵石。他安静地看着我：你真的还有救。

“等明年我要组建一个乐队，然后去北京，那里是天堂，有许多像我这样的人。”

“你看我这样像不像猫王？”

“我要是开演唱会，我一定会狠狠地砸烂手上的吉他，然后散场。”

“我要为我的女朋友写一首曲子，我也要为你写一首，因为你寂寞，寂寞原本就是一首曲子嘛。”

那个单纯的年轻人，当他谈起摇滚，谈起音乐的时候，显得是那么狂热、傲慢。他一直睡在一个斑斓的梦里，那是他的天堂，没有人会去打扰他。他的女朋友总是在我们谈话的时候，帮他收拾屋子，把他的内裤，臭袜子，衣服都洗好，晾到阳台上，把整个屋子的地板，连同我的房间都拖得光亮照人。她默默做着这一切，拒绝任何人的帮助。她轻款细语地跟我的同事说让他去买个煤气灶，周末的时候就为他做饭，天天吃快餐没有营养。每一个举动，每一句话都充满着对一个男人的爱。这种爱带着母性，细微、包容。我不止一次地被她这种义无反顾的爱感染，从心里尊重并敬重她，她让我看到了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女子，我会羡慕、渴望、嫉妒。一个周末的下午，她送我一条烟，说是谢谢我对他男朋友的照顾，并嘱咐我节制些抽。这让我激动不已，我竟然忘记了她是我同事的女友，忘记了她是一个善良、怀着深沉爱情的女人，我的心里甚至出现过最肮脏的想法，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这种想法让我感到耻辱、不安。

我是不敢每天都面对这样一个女人的，我甚至不敢看她的那双眼睛，我把这一切都埋在心里最隐秘的角落，我要把它藏好，不让任何人发现。那种不诚实、肮脏的想法是不可以见光的，我把它丢在一个阴暗的地方，看着它茂盛地抽丝、生长。直到一个昏暗的下午，我的同事，那个单纯的孩子，他喝得酩酊大醉，撕烂了关于那个女人所有的一切，砸烂了那把他自诩为情人的吉他，跪在地上。他嚎啕着跟我说，他得了病，一种肮脏难以启齿的病。他的哭声里渗着绝望和愤怒，他自言自语，抽搐、颤动。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巨变，我尽量装出一副很冷静的样子，提醒自己是一个长者，一个比他经验老道的人。可我不知道该如何来安慰眼前这个滴血的年轻男人，或者说，我不知道该如何来安慰我自己。他大声痛骂：她就是一个，一个烂到骨头里的，她应该羞愧的去死，下地狱，他们家的房子。说到房子他狠狠地冷笑一声，他们家的房子就是盖在那片巴蕉林里。！

一个多么纯粹的女人，一个贤良淑德的女人，一个怀着深沉爱情的女人，我从未料到会被这样的一个词定义，我更没料到自己会被那个词刺痛。它是那么的尖锐，像一把锋利的锥子扎在我的心上，而我还要假装出一副浑然不觉的表情强忍着疼痛。那是一种钻心的痛，它属于一个隐藏的秘密，它，属于冬天。

那个冬天里蔓延着一种病，会传染。不，那不是病，是一场瘟疫，从广州到北京，由南向北，快速传播。在这场瘟疫里，萎缩、丑陋、罪恶都清澈如水，一览无余，当然也有虔诚和善良。我的眼睛从来没有离开过一个词――死亡！我每天从报纸或者网络上不停地读着那些死亡的人数、地域以及死者的身份，然后暗自庆幸。多么阴暗和残忍啊！我经历过一场瘟疫，我在瘟疫里活了下来，我把它当作是自然界跟我们开的一个荒唐的玩笑，玩笑里面有滴血的惩罚。我们的生命变得渺小、脆弱，破败不堪。多么可怕，内心的战栗和惧怕被放大，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另一种巨大的残害，毁灭性的。我们恐惧，我们怕得没有任何声音。突然在一天的傍晚，楼下的老太太拿给我一支毛笔和一摞信纸，让我帮她写份遗嘱。这更让我看到那种死亡的味道就在我的房子里活生生地流动，怎么撵都撵不走。遗嘱是怎么写的？一个活着的人是怎样帮另一个活着的人写遗嘱的？我相信――对于一个惯常写作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写遗嘱更沉重，更苍白了。我把老太太的交待都一一写好后，长长嘘一口气，像是完成了一件艰难而又不可推卸的工作。老太太细心地把它们一一叠好，将信纸的折角压得平整、舒展，然后用一块红布包起来。我看着那一幕，仿佛就是在偷窥一个老人在整理自己的前生后世，从容的，平静的，冷冷的场景让我窒息。

我在清晨醒来后，会站在阳台上，深吸、静默、远望，穿着单薄的衣服。阳台上有几盆芦荟，青绿又饱满的样子，我从来没过问过它，无论严寒与炙热，干燥与潮湿，它依然孤独地生长。坚韧、刚强让我忽略了它也是种一摧即毁的植物，和生命的某种本质相似。我的头顶是一根钢丝绳，布满了锈，我每天将我的衣服，内裤，袜子统统都挂在上面，从不间断。我需要这样做，我想让更多的人知道，在这个房子里还有一个生命，他可以被忽视，但不可以被忽略的。我站在钢丝绳下面，站在我的衣物中间，闻着一股暧昧的洗衣粉的味道，那一刻是宁静的，世界好像刚刚醒来，干净得掉渣子。我一抬头就能看见一轮新鲜的太阳，它从远处的楼顶上升起，像是一只破茧而出后缓缓爬行的蛹虫，我听见山峦地壳分崩离析的碎响。接着，天空中血色苍茫，接着，地面上光影交错、痕迹斑斑… …

我深信，这个冬天，它终究会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