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公共物品多元动态供给的新认识

摘要：传统理论以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界定公共物品的内涵，但随着社会及科技的进步，排他技术的提高，人们扩展了对公共物品的内涵的认识。公共物品内涵的延伸向传统单一的政府供给、市场供给模式提出了挑战。伴随着志愿组织的发展，志愿组织在公共物品的供给上逐渐发挥其作用。本文认为公共物品的政府供给、市场供给、志愿组织供给并不带单纯的相互替代、相互补充关系，而是共同存在，而且在不同时期有不同表现，是一个多元动态的供给过程。

关键词：公共物品、供给、政府、市场、志愿组织

一、公共物品的内涵的延伸

经济学界公认的关于公共物品的概念是由萨缪尔森1954年提出的，他认为 “公共品（Public goods，或译作公共物品）是指那种不论个人是否愿意购买，都能使整个社会每一成员获益的物品。每个人对这种物品的消费都不会导致其他人对该物品消费的减少。而私人物品恰恰相反，是那些可以分割的、可以供不同人消费，并且对他人没有外部收益或成本的物品”。也就是说“一个人对这种物品的消费不会以相同的数量减少另一个人对它的消费”。

但在现实生活中，纯公共物品并不多见，纯公共物品的典型的例子是国防。但随着科技及社会的进步，人们对公共物品的理解也在不断加深和扩大。

奥尔森在解释集体行动的困境中，认为“任何物品，如果一个集团中的任何个人能够消费它，它就不能不被那一集团中的其他人消费。”显然，奥尔森延续萨缪尔森的观点，从消费的角度，提出了公共物品效用的不可分割性。

布坎南针对萨缪尔森提出的纯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之分，指出在纯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之间还存在一个范围很广的谱系，在《民主财政论》中，把公共物品定义为，“任何由集体或社会团体决定，为了任何原因，通过集体组织提供的物品或服务”。按照这一内涵的理解，凡是通过集体组织提供的物品都是公共物品。布坎南是从公共物品的供给角度，进而对公共物品进行了分类，弥补了公共物品两级分类的空缺，进一步扩展了公共物品的内涵。

经济学家们概括了公共物品的三个特征：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指公共物品的效用为社会成员共享）；消费的非竞争性（指消费者的增加不减少其他的共同消费者，即增加消费者的边际成本为零）；受益的非排他性（泛指公共物品的消费者可共同受益）。凡是能同时满足这三个特征的即是纯粹公共物品，如国防；凡是不能同时满足这三个特征的是准公共物品，如教育、公园、网络媒体等；满足相反特征即效用的完全分割性、消费的竞争性和受益的排他性特征则是私人物品。根据公共物品特征进行的分类，并不意味着划定了严格的界限。事实上，随着科技进步，排他成本的降低、组织的发展、人们需求弹性的变化、环境的变换，公共物品分类间的界限是及其模糊的，确切地说是处于一个动态变化过程中，这一变化过程是以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为两级的，准公共物品随着其公共性或私人性的变化处于无限接近于公共物品或无限接近于私人物品的变化过程中。用图形1.1表示如下：

由此可见，在不同时期、地区，由于公共物品所具有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程度受技术发展水平、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公共物品尤其是准公共物品在图1.1中的绝对位置以及相对位置是动态的，为此，动态地选择公共物品的提供者是必要的。

二、公共物品由政府、市场、志愿组织的多元供给

（一）公共物品的政府供给

关于政府供给公共物品的探究，休谟从政府起源的角度，在《人性论》中以两邻人共同排除共同草地积水为例，分析了对在自利的个人之间存在的共同物品，由于个人存在坐享其成的心理，必须由政府和社会通过执行正义来补救人们这种心理产生的弊端。之后，亚当·斯密、约翰·穆勒也都从政府职能的角度提出了有关公共物品政府供给的范围和供给方式。另一方面，从公共物品自身特征来看，由于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价格机制不能发挥有效的作用，人们对私利的追求以及市场失灵引致的投机性，产生了“搭便车”行为和外部性问题，结果导致公共物品供给的无效率。亚里斯多德在《政治学》中提到“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务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务，人们关怀着自己的所有，而忽视公共的事务；对于公共的一切，他至多只留心到其中对他个人多少有些相关的事物”。哈丁的“公地悲剧”及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困境更是证明了公共物品供给的不足和低效率，市场在公共物品供给中的失灵也论证了政府供给公共物品的必要性。

但事实上，政府在供给公共物品中并不是十全十美的，它的副作用是产生浪费和无效率（政府失灵）。美国经济学家伯顿·韦斯伯指出，人们对公共物品的提供只倾向于反映“中位选民”的偏好，这样的结果就会使有些人的过度需求得不到满足，使另一些人的特殊需求得不到满足，因而造成政府失灵。政府失灵的主要表现就是效率低下，政府部门不像私营企业那样存在市场竞争，而且公共物品的投入与产生之间并不存在清晰的关系，所以很难对政府的活动进行成本——效益的分析。斯蒂格利茨认为：“公共部门里竞争的缺乏会削弱人们的积极性。在我看来，它是政府经济活动的最后一个普遍的但不必然的特征。”同时，没有准确可靠的信息和强有力的监督，政府部门可能犯各种各样的错误。可见，公共物品全部由政府组织或公营部门提供，并非是唯一或最有效的途径。

（二）公共物品的市场供给

公共物品的市场供给，来源于现实世界中的政府失灵。科斯在《经济学上的灯塔》指出，像灯塔这样的公共物品采取私人收费是可能的，表明由政府经营的公共物品也可以通过市场机制供给。通过市场机制供给公共物品，一方面与公共物品（准公共物品）的自身特征有关，另一方面与消费需求有关。准公共物品数量巨大，种类繁多，构成了公共物品的主体。其介于私人物品与纯粹公共物品之间，同时兼有二者的某些特征。对于具有排他成本较低的准公共物品，经济人驱动下的市场机制供给便具有了动力。另一方面，现实中的部分消费者对公共物品的需求，具有一定的超前性或超额性。对于超额需求，无法通过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来满足，这就为市场供给这类公共物品提供了现实可能性。

难道公共物品的供给逻辑就是市场失灵的政府供给与政府失灵时的市场供给的相互替代吗？近几十年来实践的发展，为我们打破了这一传统观念的禁锢，公共物品提供中的合作现象不断增多，合作方式也不断多元化。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提出了“自筹资金的合约博弈模型”，认为没有彻底的私有化，没有完全的政府权力的控制，公共池塘资源（准公共物品）的使用者可以通过自筹资金来制定并实施有效使用公共池塘资源的合约。

（三）公共物品的志愿组织供给

志愿组织是政府供给和市场供给公共物品不充分的辅产物，在政府和市场供给公共物品存在局限性的领域，志愿组织有其特有的优势。

第一，志愿组织由于自身的自发性、非营利性、利他性的特征，能够更好更广泛地了解特殊群体对公共物品的需求，在政府供给公共物品不充分不及时的情况下，志愿组织通过对政府及市场主体的游说等获得资金支持，为社会大众更深入地提高公共物品；

第二，防止社会公众的“搭便车”现象。如果公共物品的消费者支付的成本与他所享用的公共物品的数量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那么他会倾向于不付费或少付费，出现“搭便车”现象。如果社会成员都“搭便车”，可能会导致虽然对某一公共物品的需求很大，但其供给量很小，甚至为零。非营利组织将其非营利性和社会公众的志愿者行为有机结合，减少“搭便车”的行为，从而提供社会需要的公共产品。

三、公共物品的多元动态供给

公共物品的性质决定了公共物品可由政府、市场和志愿组织来供给。对于纯粹公共物品，其自身特征决定了它只能由政府供给，这也是政府的职能所在。而对于竞争性、排他性的私人物品一般由市场来提供，而准公共物品则可以由一般则由政府、市场、志愿组织来供给。若引入拥挤程度这一变量，拥挤的公共物品是由于消费者忽视外部成本、引起过度消费导致的，因而通过市场机制，由私人收费供给则可以避免过度消费和搭便车问题；不拥挤的公共物品，由于排他不可能，一般私人无法供给，可以由政府和非营利组织供给。政府、市场与非营利组织在公共物品供给中形成了一定的制衡关系，密切合作，相互分工、相互协调。随着公共物品内涵和外延的延伸，公共物品的供给主体也会随之发生变化。总之，公共物品供给的整体目标是达到帕累托最优，我们不能绝对地肯定或否定某一种方式，也不能在公共物品领域完全采用其中一种形式而彻底排斥另一种方式。在很多情况下公共物品由谁来提供，不是政府、市场和非营利部门的非此即彼，而是通过三者的共同努力，才成为解决公共物品问题的有效方式。而无论采取哪种供给方式，政府必须在遵循市场规律的条件下，履行政府的法律、经济等职能来规范、协调各供给主体公共物品的供给，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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