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黄裳 第1期

黄裳同志大我十年，现在是六十五岁了。

三十五年前，我读过他写的几本书，爱之极深，不时猜想作者该是怎样的模样儿。

在《旧戏新谈》里，他热爱京剧，熟悉梨园掌故，道出了老伶工们迷人的风采。难道他是一位上了年纪的顾曲家？可是他的很多文章又充满了时代感，有些醉翁之意，目的并非谈戏。比如谈《连环套》，指黄天霸是走狗和帮闲，是当时统治者的特务机关的主持人，使人极易联想到现实世界的蒋记特务。果然，笔锋一转，他指出当时北平行营的将军热衷于内战的叫嚣恰似刚刚看过了《连环套》，从那里学来走狗流氓的霸气和蛮横。又如谈《法门寺》，指出这是一出讽刺宦官的好戏。让刘谨这样一个混蛋掌权，不知冤杀了多少百姓。最后又点名骂到正在扮演帮闲角色的“学者”傅斯年。如此辛辣的笔法，看来又绝不会出自一个不问世事、整天泡在戏园茶肆的捧角家。

我又读了作者的散文集《锦帆集》和《锦帆集外》，两本书都是解放前巴金为他出版的。前辈巴金不知提携过多少无名的作者。从这两本写得潇洒流畅的散文集里，我发现作者有点历史癖，行走江湖，不忘访古，每有所得，却从来不拘泥于古人的爱憎。读其文如见其人，作者该是一位风流倜傥、温文尔雅的书生吧。

作者又有一本《关于美国兵》，来自军中的报告。读后印象最深的还是军官们的种种丑行，以及某些人在洋人面前的心理状态。原来作者又是一名“翻译官”。抗战后期，他曾经往来于湘桂滇黔，远征印度，莫非作者是个军服笔挺、满口洋腔的人？

后来，我又看到作者译的几本厚厚的世界文学名著，其中有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冈查洛夫的《平凡的故事》，谢德林的《哥略夫里夫家族》，等等。我又怀疑黄裳可能是位面目清癯，戴着一副深深的近视眼镜的翻译家。

解放后，他仍在报馆工作，可是听说他一度在总政的越剧团当过编剧，随团跑过很多地方。那么，他又是一位身披绿色军服的文艺兵……

总之，我爱黄裳的文采风流，却总也捉摸不准他到底是怎样的一副模样儿。

粉碎“”以后，黄裳重访一别十年的北京，我才第一次见到他。一见之后，大为惊愕，人简直显得有点木讷，甚至不善言辞。矮矮的，胖胖的，黑黑的，腰带只能系在肚脐以下。脸上倒真的有一副眼镜，不时从那里闪出绝顶聪明的目光，似乎只有在这儿才能看出作家的一点灵气来。

我把这种印象当面向他谈了，他轻轻地点燃一支香烟，微笑不语。我们早在通信中建立了友谊，所以彼此交谈如同老朋友那样的自然。我陪他从前门出发，在天安门广场上散步。他向我讲述了一些文章以外的闲话。他原籍山东，生在河北井陉煤矿。父亲是矿上的工程师，曾在德国留学。黄裳少年时代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同班同学中就有当今的红学家周汝昌和剧人黄宗江。从那时他就喜欢搜集旧书了，不过当时所藏的主要是五四以后的新文学版本，成绩已很可观，不幸抗战中全部散失。

奇怪的是他没有进文科大学，却在交通大学念了电机系。抗战期间，他同黄宗江一起逃出敌占区的上海，到了大后方，在重庆交大复学改攻机械系。这时我忽然想起，几年以前黄裳曾经送我一册他劫余后的旧时译著《数学与你》，这是开明书店出版的一种科学技术门类的书，也是与他本行有关的唯一的一本书。他在本书的后记上说：“这本小书大概是我文字工作中的一种‘别格’。在学校里受了十多年这方面的教育，不想一离校门，就也离开了本行，想想真是既可惜，又可笑。”他在学校被征调到军中当了个“翻译官”。抗战胜利后，在昆明就地解散，连路费都没有着落。他流浪至重庆，在那里写了一本《关于美国兵》，连载于柯灵、唐弢在上海主编的《周报》上。后来他终于回到上海，进了《文汇报》。

我还知道他是一位藏书家，可他当面否认，只说出于业余爱好略有收藏而已。研究版本学的李一氓同志，已故的周叔弢先生，以及俞平伯、钱锺书诸先生，都极尊重黄裳在这方面的识见。比如他在《读书》杂志上发表的谈明代的版画和善本书标准的文章，就引起了内行和外行两方面的注意，不是对版本下过苦功的人是写不出这样有独创见解的文章的。也许黄裳藏书的数量远不如郑振铎、阿英等，但是各有性格，也只有如此，我们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才有可能各自找到机缘，得以保存和发扬。黄裳的藏书以明清版本为主，有些极冷僻而作者的名字又是不见经传的，看看他对《桃花扇》中的杨龙友那么感兴趣，便可知道他采取的是人弃我取的方针。

多年来，他每到一个地方总不忘访书，然而这次北上，虽然见到了很多朋友，总的说是欣悦愉快的，但是未能买到一本旧书，看过一场京戏，总感到未能领略旧京文化的精粹，不免是个遗憾。

就在这次的接触中，我好像找到了最足以表现他那性格特征的地方。他目光四射，思想敏锐，那种从容不迫而又胸有成竹的风度，不正是一个老练的新闻记者的本色吗？

我想他是酷爱记者工作的。

有个晚上，许姬传、梅绍武请黄裳在西单的曲园酒家小酌。席上主人又谈到当年黄裳约梅先生在报纸上连载《舞台生活四十年》的功绩，如果没有约稿者的眼光，中国戏曲史上将失去这部宝贵的遗产。座中人彼此都在交头接耳，我是漫不经心的，仿佛只听到许先生同他讲了《红楼梦》里的一点什么，对方直在点头。可是过了不久，我便在报上看到黄裳发表的一篇随笔《绣春囊是谁的？》并且说明那观点全部得自曲园席上许先生的一席谈。原来当时他面不更色，而心里却在“采访”。

还是那天，我们在前门一带散步，好像他只是不动声色地在叙述一些往事，而他的心却早已起伏翻腾，不知飞向何方。他不时仰望着天空和古城墙，也许是在欣赏一排排的绿树？隔了不久，我便读到他那篇抒情散文《前门箭楼的燕子》。那情境正是我们散步时所见。我羡慕他的才思敏捷，并后悔忘记了问他，是不是长期的记者生活锻炼了他这种观察和联想的能力。

去年，他又来过一次北京。这一次好像比上一次更加一般，然而回去以后，他又写了洋洋洒洒的《东单日记》，依然倾吐了对京城的恋情。有些令人动情的细节，恰是我们久居此地而毫无所感的地方。我把这也看作是记者的眼光和工力。

这一次，我好像尽了朋友之道，陪他去琉璃厂买了两本线装书。一本可以从中看出北京清初刻工的风格，一本是影印诗人徐志摩手迹的《爱眉小扎》。后者是三十年代印行的兰格线装本的新古董。我又陪他在古老的吉祥戏院看了一场京剧《吕布之死》。锣鼓声中，我们陶醉了一个夜晚。在我来说，这也是多年来少有的享受了。

去年夏初，我们又有机会在广州见面，并一起游了深圳和惠州。一到深圳，刚出火车站，我们因等车便曝晒在站前的广场上。我只想找个背阴的所在，逃避那火热的太阳，而黄裳，一声未响地站在我旁边。但在后来他写的散文《深圳》里，他写到在太阳下到处是尘土、车辆，又说：“太阳光好像把蒸气里的水分全吸尽了，只剩下弥漫着汽油味，周围零乱地散布着木板、铅皮临时搭成的小房子……”“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这种场面。我喜欢这一切，喧闹、繁忙、杂沓、灰土，汽油味，这一切充满了生机的人间味。我想，这也许是小时候从电影里看到的那种美国西部小城镇的场景……”这是一个思想活跃人的奇妙的联想，然而又是多么新鲜、自然、贴切。原来他又在用眼睛和心在“采访”，为什么我当时就什么也没有想到呢！

我渐渐懂得了，为什么解放前他写的那些谈戏的文章又不像谈戏；谈美国兵的文章又不专谈美国兵；那些游记文章却不单纯写风景……近来他也爱写杂文，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也从不教训人，而是讲油焖笋和买老鼠邮票的小事，出以轻松，谈的却是极为严肃而尖锐的问题。说不上黄裳是一个什么家，或者可以叫他杂家吧。即使在他最近写的谈古籍版本的文章里，其中亦不少针砭时弊的锋芒，提出很好的建议。最好还是称他为是面对现实的一位称职的记者吧。

我没有问过他在一九五七年的不幸，以及他在中的遭遇，这是可以想象的。他很少谈这些，也很少写到这些。也许正是他经历了这长久的不幸，已经改变了他的性格，或者他原来是锋芒毕露而善于言辞，并不木讷？听说，“”中他在报馆被勒令监督劳动，当一名装卸卷筒纸的搬运工。我可以想象出他那时的模样儿：矮矮的，胖胖的，黑黑的，一套劳动服，一双帆布粗手套，迎风坐在运纸的大卡车上，穿过上海的街头……但我相信，他那双眼睛一定还是闪着智慧的光芒，锐利地观察着周围所发生的一切。

一九八四年八月

（节选自《书边梦忆》，中华书局） 武国屏，1939年3月生，山西省孝义市人。毕业于山西大学中文系，山西省孝义中学原副校长。全国著名特级教师、语文教育家。《语文报》特约编辑、中国青少年写作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席。长期从事中学语文教育教学和研究工作，致力于语文教学改革，并做出突出贡献。在全国性和省级报刊200余篇。著有《同题议论文评析》《冲刺——与高中生谈话题作文》《语文沉思录：武国屏语文教育文集》等。论文《运用导读法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获2011年度中国中学语文教学论文大赛特等奖，并被收入《新中国教育60年》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