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说《基姆》看吉卜林的种族与文化优越感

在英国文学史上，鲁德亚德・吉卜林（1865―1936）是首位获诺贝尔文学奖殊荣的作家，然而，他也是英国最受争议的作家之一。一方面，由于他对细节的杰出的观察能力与描写能力，使他的作品充满真实感人的力量。他的童话《丛林之书》与小说《基姆》以及诗歌一直受众多世界读者所追捧；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印度殖民作家，他的作品中又一直存在着对殖民者的讴歌。因此，他的作品也引起一部分读者的反感，从而被众多的评论家冠以“帝国主义吹鼓手”的头衔。自从他的作品面市以来，一直就存在着这两种褒贬不一的对抗声音，有评论者试图通过小说中的例证表明作者只是试图通过作品来寻找个人文化的认同感，或是试图寻找小说中的文化融合思想。从吉卜林的小说中可以看到，他在批判西方殖民者的罪行同时，另一方面又不断地试图将重构东西方文化的责任赋予英国白人，并视其为殖民者的荣耀责任。因此，将其视为“大英殖民主义的吹鼓手”是不无道理的。《基姆》在成稿的修改中删除了部分对英国人歌颂的内容和种族主义的话题，增加了对印度人文风情和自然景观以及对印度人的尊重的描写，从而使作者的情感角度更倾向于客观和中立。但从小说《基姆》文本的琐碎之处仍可看出，吉卜林无论是在对主人公还是对其他重要人物的描写，依然有意无意地会透露出英国白人特有的俯视角度的优越感。[1]

一、印度文化中的“他者”

《基姆》是吉卜林以个人生活为背景进行创作的小说，因此我们可以大致上将小说中的主人公基姆的行为及思想看做作家自己所持的观点。从生活轨迹看，吉卜林终生似乎一直都生活在寻求文化的认同矛盾中。从1965年于印度孟买出生，接着度过了六年的童年时光。在这里，他接受印度文化的启蒙教育，与印度人生活在一起的耳濡目染使他对印度及印度人民、印度文化产生了深深的依恋。不到6岁，吉卜林被父母送回英国，接受西方的正统教育。在英国受教育的过程中，吉卜林被灌输的是将印度视为殖民地的意识。在他的心目中，儿童时代的印度越来越远，越来越模糊。在17岁时，吉卜林再一次以记者身份回到印度。他在印度工作了七年，这七年对于他来说是一段艰苦的时光。除了身体上的疲劳，精神上也颇受压抑，因此，他这一阶段的创作多反映了印度的痛苦，如《百愁门》《山中的平凡故事》等。但是这段印度的工作生活使吉卜林对印度文化的理解更加深刻，并为这种博大精深的东方文化所折服。在印度的时光使吉卜林一生都在不断地追忆印度生活。在他晚年出版的自传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于印度的眷恋之情。[2]在基姆的身上隐约可见吉卜林的影子，基姆是个白人，其父母是爱尔兰人，在他3岁时父母就撒手西去，基姆由一个欧亚混血女人养大。这就使他在自我身份认同上产生了混乱，基姆不清楚自己到底是印度人还是英国人，这个追问成为他面临的最大疑惑。因此，基姆选择了追随一位智者――来自的喇嘛，通过云游印度的方式来对自己的身份进行确认。

小说中的主人公基姆也是作为一个印度文化中“他者”的形象出现的。虽然基姆能够以印度人的行为方式游刃有余地游走于当地人的生活之中，而且孩童时代便表现出机智聪明的特点，但这种聪明是以白人的基因为基础来塑造的。而这种英格兰身份也是能够为基姆提供在印度灵活处理生活问题的自信心的根源。小说中交代，在拉合尔的集市上，基姆通常都是将他出生的文件和护身符随身携带着。在印度社会中，自视甚高的基姆在回到白人社会圈子中时往往由于其自身文化的双重属性不被白人主流所接纳，致使他产生身份认知的焦虑。而在印度孩子中，基姆却可获得白人所特有的优越感。因此，无论是作者吉卜林或是主人公基姆，只有将自己看成印度文化的“他者”，才能够以俯视的角度对印度进行整体的窥视。[3]这个“他者”可以游刃于印度文化之中，却又可以跳出印度文化之外对其进行审视。因此基姆处理事务的机智与圆滑是那些所谓的“东方人”所不具备的。

二、与印度人比较的优越感

首先，小说多次强调了基姆对自己白人身份的关注，这是其与棕色皮肤的印度人相比较的巨大优越感所在。在小说的一开始，便交代“小基姆身上带着父亲留给他的三分文件，一个是不可转让的签名，另一个是退伍证书，第三个是基姆的出身证明，这三份文件基姆必须得带在身边，因为它有着巨大的魔力，迟早会使基姆变成真正的男人”。在小说开始，吉卜林也通过基姆与印度孩子之间的游戏，暗示了英国殖民者与当地人之间的地位关系。基姆让穆斯林和印度人从参参玛上滚下去，并说是穆斯林将印度人推下去的。由此我们可以猜测，吉卜林或者通过这一事件交代英国人成为旁遮普的主人这一事实，或者是对这种事实的认可，并通过基姆的语言介绍了印度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关系。基姆虽然与印度当地土人一样晒得黝黑，并且与土人说着相同的语言，而且英语咬字不清，还与土人小孩平等相处，但吉卜林刻意强调――“基姆毕竟是白种人”，这是铁一样的事实。这个句子毫无争议地表明了吉卜林对白人身份的认同，白色皮肤是先天的优势，从出生开始，他们的血液中流动的就是高贵的基因，这是土人通过任何努力都无法达到的。

其次，印度土人对白人统治的认可使白人的优越感有了存在的基础。小说中印度人对英国人的态度，吉卜林以对比的手法展现出印度人的卑微。博物馆看门的旁遮普人对基姆这个白人孩子的谩骂表现出极度的容忍，却对一个来的朝圣喇嘛表现出傲慢无礼，这一不争的事实表现出旁遮普人对白人统治的接纳。同样，小说在对白人的行为描写上也体现了吉卜林对英国文化存在的优越感。如在喇嘛参观博物馆的经历中，以其父亲为原型的博物馆馆长表现出和蔼可亲和对文化的包容，耐心倾听喇嘛对理解，同时也描述了喇嘛对馆长知识渊博的崇敬。而当馆长了解到喇嘛并没有大英帝国所不曾享有的知识时则甚感失望。因此，从小说中可以看出，吉卜林认为英国人在知识上的优越性使得其在印度的统治变得理所应当，并且是受印度人欢迎和尊敬的，但在事实上却是对印度土著居民与英国人之间的矛盾一种有意或无意地掩盖。

在吉卜林的笔下，基姆对于喇嘛所提到的轮回的箭河以及父亲提及的红公牛的寻找似乎都已成了一种借口，而更为突出地描述了具有白人“优秀基因”的他的无限能力。他可以窥透东方人的心理甚至摆布他们，可以操着东方人的语言并伪装成他们的模样与他们周旋。如小说中比比皆是的 “以东方人的方式采取了行动”“基姆一头扎进欢快的亚洲式混乱里”等话语。从中可以看出，这种相对于印度文化的优越感无疑源自于吉卜林心底西方文化宗主的思维。

三、同为殖民者的文化优越感

小说中的基姆不仅从印度土人身上找到了自己的优越感，而且在其他白人身上找到了这种优越感。基姆自身作为英国人，与印度人在种族与文化上的优越感是作家浓墨重彩刻画的地方。不仅如此，作家利用基姆参与“大游戏”情报站中表现得如鱼得水，与其他殖民者愚蠢的行为形成比较，塑造了同为殖民者的优越感。如由基姆、哈利尔巴布、马哈布等人构成的英印政府的间谍小组机智勇敢地破坏了外来侵略者的颠覆活动，与之相比，俄罗斯殖民者则表现得既愚蠢又贪婪，其嘲讽态度溢于言表。难道吉卜林忘记了英国人与俄罗斯人一样同为殖民者？显然不是，之所以他持有如此的态度，根本原因在于他对于自己种族与文化的认可。究其根源，吉卜林相信英国人是上帝的选民，认为自己属于高等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征服并管理世界是他们神圣的使命。

此外，吉卜林在这篇小说中虽表现出殖民主义的思想，并表现出对殖民文化的认可，但以此就将其定义为“帝国主义的吹鼓者”是有失公允的。一方面，吉卜林的思想不可能不受到历史环境的局限，当时的英帝国有着“日不落帝国”的美称，正是扩张的巅峰期。作为英国人的吉卜林为自己的国家所自豪，亦符合正常人的思维方式；另一方面，吉卜林个人生活的路径注定了他对印度生活的热爱，而其所受的英式教育又使他不得不对自身的种族和文化特性予以关注。对于评论者而言，不论是对其作品持批评态度，还是认可态度，都无法否认吉卜林对印度的爱。吉卜林看到了印度土人的混乱和蒙昧，因此，以自身的优越文化来引领自己热爱的印度人走向理想的生活，这可能是吉卜林心中最理想的方式，这也是他苦苦追寻的自己的理想角色。

四、结 语

小说创作者的优越感往往是其创作动力的来源，同时也造成了小说的局限性。吉卜林对于个人民族的优越感一方面使其能以观察者的角度俯瞰印度，同时也使他的作品打上了殖民主义的烙印。从社会进步角度看，在吉卜林所处的历史年代中，英国之于印度，存在事实上的制度和文化上的强势地位，因此吉卜林更多的是希望通过文化的融合弥补自身身份认知的分裂感。

[参考文献]

[1] [英]鲁德亚德・吉卜林.基姆[M].黄若容，周恒，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2] [以色列]爱德华・W・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M].李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3] [英]E.M.福斯特.印度之行[M].杨自俭，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