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旭东:崛起于荒原的中国化工之父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一次重要会议上强调：“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忘记四个人，搞钢铁不能忘记张之洞，搞化工不能忘记范旭东，搞纺织不能忘记张謇，搞交通不能忘记卢作孚。”

提到的四个人当中，范旭东的事业是最为艰难、最具开创性的，因为在他之前，化学工业在中国完全没有基础。在中国近代企业家中，范旭东是个拓荒者。

兄弟双双留学日本

范旭东、范源濂兄弟二人出身湖南湘阴县城一个书香门第，年幼时父亲早丧，家道迅速败落。母亲谢氏乃大家闺秀，深谙诗书礼教，潜心养育二子。不幸那年洞庭湖区瘟疫猖獗，大街小巷孩童夭亡尤甚。母亲担心瘟疫夺走二子生命，只好变卖家产雇一叶小舟，携子赴长沙逃难求生，途中险遭匪患。劫后余生抵达长沙后，却又举目无亲，人地两疏，只得为别人洗衣烧饭挣钱勉强维持生计。

时值晚清，朝败，法纪废弛，康（有为）、梁（启超）等有识之士纷纷主张维新变法，改革旧制，湖南得风气之先。梁启超征得湖南巡抚陈宝箴同意，在长沙办起了西式时务学堂，将林圭、蔡艮寅（蔡锷）、章彤等众多爱国青少年聚集在他身边宣传维新变法思想，范氏兄弟也在其中接受教育。彼时哥俩年纪尚小，对维新变法只是懵懵懂懂，直到戊戌维新变法失败，时务学堂被查封，七君子斩首于菜市口，兄弟俩才感悟到维新变法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革命斗争。母亲害怕二子“逃出虎口，又入狼群”，连夜筹措川资把兄弟俩送往上海避难，她自己也从此遁入空门，进了保节堂，伴随青油孤灯度余生。

1900年，在上海湖南同乡会资助下，范氏兄弟随同一群湖南籍青年男女搭乘巨轮赴东瀛留学，范旭东时年还不满十七岁。到了日本，范源濂选读教育，早在时务学堂他就多次聆听梁启超讲国民之教育，尤其梁说的一句“现今之中国，最需要的是国民之教育”，短短十五个字如同烙铁一般深深刻在他的脑中。经过几年寒窗苦读，他学成归国，不久被北洋政府聘用担任教育总长。

彼时北方袁世凯的立宪派和南方孙中山的共和政体明争暗斗，泾渭分明。范源濂毕竟留过洋，崇尚民主共和，便积极推行孙中山倡导的“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地尽其利”的民主教育，主张学堂男女同校，实行自由平等。他非常重视人才，竭力推行任人唯贤，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重用胡适。胡适1917年回国，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有意聘他出任北大教授。消息一出，便有老学究出言阴损，认为自己是“多年的媳妇熬成了婆”才当上名校教授，对胡适刚从国外回来便一跃成为教授深表不满。分歧反映到教育总长耳里，范源濂引用了一句古谚“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年”，认为胡适既是哲学博士就有资格出任教授，于是蔡元培很快将委任书呈递到教育总长办公桌上。范源濂挥毫写上“同意”二字。胡适与范氏兄弟也从此结下不解之缘。

有趣的是，胡适课余闲暇，常去范家串门，宾主海侃神聊，大有相见恨晚之感。连弟弟范旭东也成为胡适的终生挚友。范源濂在任期间，除了为教育改革呕心沥血外，还参与了以李石曾为首的清室善后委员会工作及故宫博物院的组建工作，应该说他为民国、为民族做出过重要贡献。可惜他英年早逝，只活了四十多岁。

相比范源濂，范旭东则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连、都对他十分器重。

在日本，范旭东目睹了明治维新带给社会的巨大变化，他开始发奋学习。很快，他便熟练掌握了日语。他先在普通中学读书，后来考入日本冈山第六高等学堂。这是一所大学预科学校。当时范旭东的志愿是“习造兵”，即学习军事技术，他认为贫穷落后的中国只要军事强大，便可跻身世界强国之林。

日本教官对学习军事的学生异常严苛。在骑术训练中，范旭东吃尽了苦头，仅练习不带鞍骑术，俗称“骑光马”，就不知摔了多少跤。兼范旭东身材不高，双腿夹住马肚困难重重。一次他刚骑上马背，那马就如同触电似的长嘶惊叫，前仰后踢，发疯一般地东窜西跳，很快便将他从马背上摔了下来，还没等他站起身来，那马的后蹄已重重踢在他的左肩膀上，痛得他直冒冷汗。他被送进医院治疗数月后才伤愈归队。

不过，他也有自己的“强项”，游泳便是其中之一。范旭东自幼生活在洞庭湖畔，是只典型的“水鸭子”。有一天训练负重泅水，有个日本学员游着游着，被一个翻卷而来的巨浪卷得没了踪影。教官和学生都傻了眼，教官赶忙下令救人。范旭东依仗自己好水性，一个猛子扎进风急浪高的海水中，不久便将落水者救上来。教官和同学们顿时发出一片“哟西，哟西”的叫好声。

日本的冬天很冷，自幼在南方长大的范旭东来到日本后几乎年年生冻疮。有一年他的双脚冻疮溃疡，脓血粘连着袜子使他行走艰难。课间休息时，日本学生都到户外活动，相互嬉戏，只有他和少数中国学生坐在教室里取暖。有个日本学生明知范旭东脚上冻疮严重，却故意道：“范君，你敢鞋袜到外面雪地跑步吗？哈哈……”话毕发出一阵嘲笑，血气方刚的范旭东见日本人这般鄙视他，不由气冲脑门，他立刻脱下鞋袜，赤脚跑到室外雪地里跑起来。他的举动让所有在场的日本同学瞠目结舌，直到上课铃声响起，范旭东才气喘吁吁跑回到教室。

正当他专心习军救国时，一件小事竟使他的人生航向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一天下午，第六高等学校校长酒井佐保对全校师生发表演讲，盛气凌人地大谈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打败沙俄的“伟绩”。演讲完毕，范旭东当面求教这位狂妄的校长，不料却遭到酒井佐保的嘲讽：“俟君学成，中国早亡矣。”话虽不多，却如同一柄铁锤重重砸在他的心上。当日深夜，他辗转反侧无法入眠，幡然醒悟，中国要军事强大，首先要工业发达，只有投身发展工业，才是救国之道。最终他下定决心报考东京帝国大学化学系。入学不久，他便在一张照片背后写下：“我愿今后寡言力行，摄像作立誓之证。”又在旁边加写：“时方中原不靖，安危一发有感而记此，男儿男儿，切勿忘之。”同时将名字改成范锐，字旭东。从此更加发奋苦读。

纯碱荣获金奖

1910年，范旭东大学毕业，东京帝国大学以重金留他在日本，但他毅然回国。辛亥革命清王朝后，他先入北洋政府盐务署供职。当时连火柴、食盐、铁钉这类小商品全都是进口洋货，而范旭东却在天津渤海岸边看到堆积如山的海盐被装上巨轮运往外国，加工成食盐后再运回中国高价销售。为此，他四处奔波筹集到五万元资金，建起我国第一座精盐厂，厂名“久大”，寓意民族工业永远发扬光大，厂址设在塘沽。他运用化工技术很快将大量海盐提纯为雪白的食盐，定名“海王牌”，一举打破了英商卜内门化学公司独霸中国食盐市场的现状。到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久大精盐公司年产精盐十五万担，因价廉质优而销路日广。

欧战造成洋碱紧缺，英商卜内门公司囤货不卖，碱价暴涨，而许多生活用品如肥皂、纸张、印染、玻璃等生产均需要碱。范旭东伫立渤海岸边，面对大批盐砣（制碱主要原料是盐）不禁仰天喟叹：“身为化学家，面对这样丰富的工业盐而不起雄心非丈夫也，我死后还愿意埋在这个地方。”同年10月，他筹资四十万元在天津成立永利制碱公司，北洋政府批准制碱用盐免税。范旭东率团赴欧洲考察制碱技术时，打算购买德国制碱专利，却遭刁难，非但索价甚巨，还限制产品销路，连正在美国留学的侯德榜（后来的“侯氏制碱法”创始人）都大发雷霆：“难道黄发碧眼的人能搞出来，我们黑头发黑眼珠的人就办不到吗？”当范旭东一行参观苏尔维法制碱工厂时，洋人只允许他们看一下锅炉房，别的一律“禁止入内”。国外对技术的封锁反倒激发了范旭东研发的决心，他发誓“为了这件大事，虽粉身碎骨我也要干出来”。

怏怏而归的范旭东一面派员赴美国购置制碱机器，一面兴建制碱工厂。1921年底，碱厂建成，但投产后很不顺利，机器故障和产品不合格困扰着他。恰在这时，侯德榜博士留美归来，旋被聘为永利制碱公司总工程师。从此，范旭东如虎添翼，信心倍增，至1926年底，所产碱颜色渐白，日产纯碱三十六吨，并与英商卜内门洋碱展开激烈的市场竞争。此后，“红三角”牌（商标沿用至今）纯碱远销日本、东南亚等地，洋商自叹弗如。

从1851年首届世界博览会在英国伦敦水晶宫举行开始，所有博览会全在英、法、荷、意、美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举办。1926年，美国费城举办了万国博览会，中国馆展出的商品寥若晨星，且质量低劣，外观不美，唯独永利制碱公司生产的纯碱鹤立鸡群，色泽雪白美观，质地优良上乘，更兼价格比洋碱低许多，因为“三酸两碱”（硫酸、硝酸、盐酸和纯碱、烧碱）是化工产品最基本的原料，故而备受各国青睐。经过严格评选，“红三角”牌纯碱荣获该届博览会金奖。这是中国工业产品首次获此殊荣。消息传到国内，全国各地媒体竞相报道，北洋政府更是通令嘉奖。值得一提的是，时光流逝了八十六年，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中石化南化公司（即前永利化学工业公司）生产的纯碱，无论产量和质量仍居全国前列，且远销世界二十多个国家，正应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那句民谚。

远东第一大厂

范旭东有句名言：“创业难，带有革命性的创业更难。”

1908年，德国著名化学家哈柏利使合成氨迈入工业生产轨道，为人类发展翻开崭新的一页，他也因此荣获1918年诺贝尔化学奖。从此，欧美国家合成氨工厂如雨后春笋般迅猛发展。

20世纪30年代初，任行政院长时，曾指使其亲信、实业部长陈公博与洋商洽谈建立合成氨厂，但未果。宋子文接任行政院长后，指派孔祥熙办理此事，孔派技师刘荫笰赴上海与英、德商讨兴办氮气工厂，结果也是一无所获。宋子文斟酌再三，决定请范旭东“出山”，担当重任。范旭东在天津接到国民政府邀请函后，与侯德榜、孙学梧等留洋博士研讨后答应兴建合成氨厂，当年底，行政院通过创建合成氨厂的计划。

1934年初，范旭东将永利制碱公司更名为永利化学工业公司。创建合成氨厂需资金八九百万，制碱公司1933年共赢利二百万，资金缺口高达六百万。范为此愁锁眉间，心急如焚。宋子文想乘人之危吞下永利公司这块私营肥肉，于是他向范旭东表示，如允诺他出任永利董事长，他可以全部承担投资费用。范旭东一生憎恶奴颜媚骨，从不与官府发生经济往来，以免陷入官僚资本囹圄，便断然拒绝了宋子文的提议。

那么，巨额资金又从何而来？他把目光投向了全国金融中心的上海。

他从天津孑然一身来到上海，把目光投向民营银行。他找到了上海商业银行副总经理邹秉文。邹听完他的来意后很是兴奋，听到欧美肥田粉（即硫酸铵）倾销中国市场赚去大量银子时，当即表示可以贷款给范旭东。在邹秉文的穿针引线下，范旭东先后登门拜访了上海盐业银行总裁吴鼎昌，金城银行周作民，中国银行张公权、李铭，交通银行吴笔江，浙江兴业银行徐新六，四行储蓄会钱新元等多位民营银行老总，对他们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终于博得银行家们的理解与支持，答应由七家银行组成银团，承购永利公司发行的债券六百万元，用永利公司全部固定资产作担保，按期偿还本息。

消息不胫而走，全国民族工商业界美言盈耳，各媒体好评如潮，在一片赞誉声中，行政院很快批准了贷款协议。

范旭东原打算将工厂厂址设在湖南株洲，而银行家们却主张设在上海杨树浦发电厂附近，认为这样可保其投资近在眼皮底下，不致受损。对此，范旭东表示坚决反对，理由有二：一是化工厂绝不可建在城市内；二是上海租界地价令人咂舌，每一万平方米地价高达七十万元，完全不利于投资。几经商议后，双方同意厂址选在南京卸甲甸。范旭东率领一群开拓者亲临这块长江岸边的荒滩地勘察多次，最终购地建厂。与此同时，他派侯德榜赴美国商谈工厂设计、机器订购等技术问题。侯德榜深知贷款来之不易，千方百计节省每个铜板，住廉价公寓，常以步代车，回国后数以千计的资料和发票无一差错。

永利铔厂于1935年春动工修建，1937年2月7日建成，并一次投产成功，生产出中国首批化肥（硫酸铵）。在庆祝会上，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等官员以及各国驻华使节均莅临祝贺，范旭东在讲台上情绪激越，慷慨陈词：“我国化学工业先有纯碱、烧碱，这只是一只脚。现在又有了硫酸、硝酸，有了另一只脚。有两只脚，我们的化工就能大踏步前进了……”

南京永利铔厂建成投产的消息如七级大地震般震惊了全世界，欧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做梦也没想到贫穷落后的中国能建造出远东第一大厂，且机器一流、产品一流、质量一流。国外媒体把这座工厂誉为中国现代化工的里程碑。

然而，风云诡谲，时局突变，工厂刚投产不久，全面抗战爆发，日寇飞机在1937年9月至11月间，连续多次对永利铔厂狂轰滥炸，许多进口机器被毁，硫磺堆场火光熊熊，工厂陷入瘫痪。同年底，范旭东含辛茹苦创建的天津永利碱厂、南京永利铔厂、久大精盐厂等相继沦入日寇手中，日本三菱公司抢占了工厂后，将永利改名“永礼”。日伪汉奸沆瀣一气、狼狈为奸，纷纷劝诱范旭东参与“大东亚共荣圈”建设。傲骨高风的范旭东断然拒绝卖国求荣，严厉叱责道：“宁可举丧，也不求存。”还有人建议他悬挂英国米字旗保护民族工业，他亦婉拒：“如此拒狼引虎，绝无可取之处。”1942年4月，三菱公司依仗军事占领并强行拆卸永利公司制造硝酸的设备，将其运往日本九洲横须货工场，直到战后1948年，几经周折，才将这批机器运回南京永利铔厂。

远东第一大厂饮誉中外，也让对范旭东刮目相看，他托宋子文带口信给范，请范接替孔祥熙担任国民政府实业部长。殊不知范旭东从创办民族工业开始便立誓不与官僚政府结交，因而婉言谢绝了的盛邀，蒋闻之徒叹奈何。

抗战历尽艰辛

当日寇即将侵占南京时，范旭东“命令”侯德榜率领百余位留洋技术人员迅速撤往汉口，与天津碱厂撤出的科技精英一道入川创建新的化工基地。而此刻城内所有汽车早被国民政府征用，唯一的逃生工具便是轮船，可是民生轮船公司的几艘轮船也早已被达官显要预定，侯德榜心急如焚。据当时随侯德榜一起在市区寻找逃难工具的王占清老人讲述，正在危难关头，侯遇见了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的同窗汉德逊，他是英国炮舰“约克郡”号舰长，奉命来接英国侨民。故友相逢，侯德榜恳求借用汉德逊的军舰将永利公司的人员和重要机器运往武汉。汉德逊面露难色，但经不住再三“劝说”，终于答应帮老友一次忙，但时间不得超过四天。当晚，侯组织人员将几十台机器运上军舰，百余位技术人员也都上了军舰，军舰连夜起锚开赴武汉，途中虽有日机挑衅，却因挂有米字旗，日军不敢造次，军舰安全抵达武汉码头。

这时，范旭东也率领天津永利碱厂撤退人员到达武汉。至此，永利公司两百多位高级技术人才全部脱离沦陷区，并随范、侯乘船至四川。途中因轮船拥挤，范旭东在搬运箱子时，不慎将一只装有永利公司历年发展纪事及重要资料的皮箱失落于江水中。据范旭东的儿子范果恒回忆：父亲当时急得差点跳入江中捞取，幸被母亲紧紧拉住手臂，才免遭不测。

抵达重庆后，范旭东设立了永利公司驻渝办事处，一方面收留从日寇占领区逃出来的永利公司员工，另一方面筹建大后方化工基地。他先在沙坪坝建起一座机械厂，帮军队修理枪炮，然后派出四位工程师远赴德国购买制碱机器。对他的爱国热忱十分敬佩，一边邀他加入国民参政会，一边发给永利公司补助金三百万元。范派侯德榜率领多名工程师赴美采购新的机器设备，同时扩充四川盐业生产。但重庆作为国民政府的战时陪都，常遭日机轰炸。1939年5月3日至4日，敌机猛烈轰炸重庆，死伤逾万，位于市区武库街的永利公司办事处也在劫难逃，不仅楼房坍塌，还死伤了好几位技术人员。范旭东闻讯痛心疾首，仰天长叹。

新化工基地选在乐山五通桥。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原本从美国购买的机器只好绕道缅甸再经云南运回重庆。岂料日寇很快占领缅甸首都仰光，并封锁了缅甸全境运输线，永利公司存储在缅甸的进口器材除部分运回云南外，其余遭到日寇抢掠，损失惨重。尽管如此，范旭东带领永利公司员工仍在乐山五通桥建起大后方化工基地，兴建了制碱厂、陶瓷厂、发电厂等。随着反法西斯战争的节节胜利，1943年，范旭东向国民政府建议制订战后十大化工厂：扩建天津碱厂，修复永利铔厂，建成五通桥合成氨厂，兴建硝酸和硝酸铵厂，建设株洲水泥厂、青岛电解厂、株洲硫酸铵厂、株洲炼焦厂、株洲玻璃厂、南京新法制碱厂。

1944年10月，范旭东以中国商业代表团团长的身份率领陈光甫、贝祖贻、卢作孚等人出席美国大西洋国际商业会议，侯德榜任代表团顾问兼翻译。

前文提到胡适留美回国后便与范氏兄弟结缘并成莫逆。1944年10月，当范旭东结束国际商业会议回国前，曾顺道去华盛顿专程拜访时任中国驻美大使的胡适。其实，自从范源濂去世后，范旭东与胡适的接触便越来越频繁，两人关系愈加亲密无间。抗战伊始，为团结全国各阶层有识之士共同抗日，特地成立了国民参政会，顾名思义就是恳请各界精英出谋划策团结抗日，参政员包括军界（如陈诚等）、政界（如宋子文等）、工商界（范旭东、卢作孚等），以及无党派人士（胡适、王云五等），甚至包括共产党人邓颖超，参政会每周召开一次，胡适与范旭东每周在参政会上见面。他俩在会上直言不讳地向进谏良言，甚有好感。有时胡适还会坐人力车直接去重庆沙坪坝范的寓所（抗战八年，范公馆是由迁至重庆的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暂时提供的住处）与范促膝长谈。直至胡适出任驻美大使，范与胡这才长期分开。

此番借去美国开会良机，范旭东前往华盛顿访友，胡适在大使馆热情款待挚友。临分手时，二人别绪依依合影留念，讵料这次聚首竟成永诀，此照也成为他们情谊笃深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

会见范旭东

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后，电邀到重庆和平谈判。8月28日，一行飞抵重庆后，便成为中外媒体捕捉的新闻“焦点”。尽管十分忙碌，但他仍抽出时间广泛接触社会各界人士。9月17日下午，专门会见了范旭东。当将范旭东引见给时，笑容可掬地快步上前紧握范旭东的手说：“久仰范先生含辛茹苦创建民族工业，功盖华夏，今日相会三生有幸啊。”这句话，打消了范旭东原有的拘谨。宾主落座后，又说：“听说你是湘阴人，离我老家湘潭不远，水旱两路都很近，我们既是老乡，又是近邻……”然后毛又问了他的生日，回答是1883年。毛说他是1893年出生，比范整整小十岁，并诚恳地说：“你应该是我的老大哥了。”范谦逊地说：“岂敢，岂敢，主席是共产党领袖，我不过是一个私营企业家，岂能相提并论？”停了停，他又感慨万千地说道：“我的大半生几乎都在动乱中度过，从清朝到辛亥革命，从北伐战争到抗日战争，战乱连年不断，国家破碎，民不聊生，我真诚祈盼中国和平安定，百姓温饱……”听了频频点头。

当话题切入永利公司时，吸了口香烟，说：“如果不是战乱，你们久大、永利、黄海（范创办的科研机构）三大社团早就龙腾虎跃，财源滚滚了。尤其永利公司饮誉中外，技术力量很强，‘红三角’化肥、纯碱远销国外，这在中国工业界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呀，我还听说你那个南京永利铔厂号称‘远东第一大厂’，机器一流，产品一流，技术一流，你这位资本家了不起啊！”

范旭东听了，笑道：“永利公司之所以远近闻名，最重要的一条是人才多，我们有许多‘双料博士’……”话未说完，毛诧异问：“双料博士？蛮新鲜的词儿，能否讲来听听？”范答：“所谓‘双料博士’，就是从两个国家获得两个博士学位。比如赵文泯曾做过教授，后在英国获博士学位，再后来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黄海社社长孙学悟同样先在日本留学获博士，后到美国哈佛大学再获博士。”说到这里，插话告诉：“永利公司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抗战八年，大后方生活那么艰苦，可是永利公司的工程师都聚集在范先生身边，共赴国难，共体时艰，令人敬佩得很。”

很快，会见过了一个小时，范旭东深知公务繁忙，便起身告辞。站起来一边送客一边说道：“范先生，等和平谈判成功，欢迎你到解放区办厂，我们可以免去赋税。”范旭东连声说：“好，好。”然而，谁都未曾料到，十几天后，亦即1945年10月4日，范旭东便因病逝世，享年六十二岁。

闻知范旭东仙逝，、都感到十分震惊，送了挽联，上书 “工业先导，功在中华” 。送的挽联写的是“力行致用”。1945年10月22日，重庆二十二个社会团体联合举行追悼会，张澜、胡厥文、史良等千余人沉痛哀悼，会后，永利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公推侯德榜接任总经理，并决定将永利公司资产平均分成十一份，其中一份再平均分为五份，五分之四奖励经历抗日战争的永利公司员工，五分之一赠给范的遗孀及女儿。1948年，由著名雕塑家刘开渠按范旭东生前身高和体形制作的铜像安放在永利铔厂草坪上，此铜像后毁于“”中。2003年，范旭东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由南京艺术学院制作的范旭东铜像矗立南京大厂镇中心广场（现已命名为“范旭东广场”），范果恒率子女为新铜像揭幕。

2013年，恰逢范旭东诞辰一百三十周年，特撰此文，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