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参加者撰写的“遵义会议诗”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对党和红军的领导，确立了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生死攸关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遵义会议召开期间，遵义会议参加者博古、，即以诗歌的形式，从不同的角度，写出了对遵义会议的不同感受。在1961年6月30日纪念建党40周年之际，遵义会议参加者，遵义会议时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的元帅也赋诗一首《遵义会议》，深情缅怀遵义会议的伟大历史功绩，充分肯定了遵义会议的伟大历史意义和重大历史作用。

博古：“我是多伤惨”“红军出青天”

博古，原名秦邦宪，遵义会议期间为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在遵义会议上，他既是会议的主持人，又是犯有严重错误的审查对象，所以心情十分复杂，矛盾重重，处境尴尬。

会上，博古首先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极力为“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辩护，认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因素是帝国主义和反动力量的强大。接着，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作副报告，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紧接着，作了一个多小时的“反报告”，矛头直指博古、李德，为遵义会议彻底否定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定下了基调。的报告，从现象到本质，从事实到理论，措辞激烈，逻辑严谨，震惊了会场。博古被曾经是同学兼战友的这个“反报告”惊得目瞪口呆。

在发言后，作了长篇发言，批评博古的总结报告不是实事求是的，是在替自己的错误作辩护。他认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表现为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的发言深入浅出、富于哲理、寓意深刻，得到在场多数人的赞许。

王稼祥第一个表态支持的发言，并明确表示应该撤销李德军事上的指挥权，让参与军事指挥。接着，也表态同意的意见，建议必须让出来领导。出席遵义会议的参会者中，除了凯丰、李德外，都言辞激烈、言之有理、持之有据地声讨“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要求结束李德、博古对红军的瞎指挥，要求出来领导党和红军。

以上同志们的批评，使博古十分震惊，他从没想到自己的错误这么严重，招致这么多人的激烈反对。会后，博古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自己的住处，进门后有气无力地坐在桌边的靠背椅子，心情十分压抑。为排解心中的烦闷，他随手撕了张印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委员会”字样的信笺，随手写下了几行似诗非诗的话：

我是多伤惨，

光阴犹如胆。

何日胆光转，

红军出青天。

在这首诗前两句中，博古心情十分痛苦和委屈。想到自己忠实按共产国际的指示办事，日以继夜、呕心沥血地工作，竟换来这样一个结果，内心充满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和凄凉。这也是遵义会议上博古思想上不通、不接受正确意见的原因。而在诗中的后两句，他已将个人命运抛至脑后，心忧党和红军安危，关注中国革命命运。在感到自己已经难以胜任党中央主要领导人重任的时刻，他真心希望红军能够出现“青天”，在此生死存亡关头转危为安，走出困境。这首诗，体现了博古作为遵义会议挨批者的伤感和祈盼，表达了他身处“四面楚歌”的真情实感和心忧革命的可贵品质。

遵义会议后，虽然博古一时思想不通，但他表示愿意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原则，愿意为实现遵义会议确立的路线忠诚地进行合作，愿意遵守遵义会议的决议。遵义会议后不到一个月，他便交出了“总负责”的大印，继续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红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等职。他不计个人得失，为维护中央的团结和确立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与和红军阴谋的斗争中，博古坚定地支持中央的北进计划，为红军长征胜利作出了贡献。

：“群龙得首自腾翔”

“天空无限任飞扬”

1935年1月16日，即遵义会议召开的第二天，在发言中批评博古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主要归结于敌强我弱的客观因素，着重剖析了“左”倾军事路线实行消极防御战略方针的错误及其表现，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由此而产生的战略战术问题。这让对知之甚深、对“左”倾错误深恶痛绝的听了连连点头。

会上，凯丰在发言中指责不懂马列主义，只照着《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指挥打仗，并为博古、李德辩护。听着听着，一向慈祥谦和的再也听不下去了。据在会上给李德当翻译的回忆：“同志历来谦逊稳重，这次发言时却声色俱厉地追究临时中央的错误，谴责他们排斥了同志，依靠外国人李德弄得丢掉根据地，牺牲了多少人命！他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会议一结束，兴奋地对康克清说：“这次会议开得好，你等着听传达吧！”

遵义会议胜利结束了统治党中央4年之久的“左”倾教条主义，确立了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了以为核心，、等为重要成员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生死攸关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26年后，在喜庆建党四十周年之际，回顾遵义会议这段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时刻，以无比兴奋的心情，写下了诗歌《遵义会议》：

群龙得首自腾翔，

路线精通走一行。

左右偏差能纠正，

天空无限任飞扬。

《遵义会议》这首诗，是所写十三首“纪念党的四十周年”组诗之六。1961年，正逢苏联赫鲁晓夫集团在国际上掀起反华恶浪，国内因连续三年自然灾害，在前进的道路上遇到了暂时的困难。这首诗中，以崇敬的心情，肯定了遵义会议的历史功绩，颂扬了思想的正确伟大。明确地指出只要我们沿着思想的正确革命路线前进，就一定能够战胜各种形形的“左”右倾错误，取得中国革命的更大胜利。

诗中第一句“群龙得首自腾翔”，用生动形象的比喻，揭示了遵义会议的重大历史意义，说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自从有了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正确领导，就能奔腾飞跃，从胜利走向胜利。第二句“路线精通走一行”，是指遵义会议确立的以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善于制定和掌握正确的革命路线，将中国革命引导上正确的道路。第三句“左右偏差能纠正”，是指遵义会议纠正了危害中国革命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和右倾错误，确立起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政治路线。第四句“天空无限任飞扬”，描写的是遵义会议后在中国大地上迅猛发展无所阻挡的中国革命的大好形势。

遵义会议虽然在当时只重点解决了迫在眉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对刘少奇等在会议上提出清算“左”倾冒险主义政治路线方面的错误，机智地予以了制止，从而使会议避免扩大牵涉面，集中了主题，取得了圆满成功。但正如后来所说：“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过去的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能起作用了。”也正如这首诗中所反映的，在遵义会议后，中国革命已纠正了“左右偏差”，踏上了一贯主张的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的思想政治路线，探索出一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天空无限任飞扬”的革命道路。缅怀遵义会议，回首革命征程，更加坚定地认为，只要坚持从遵义会议开始形成的以为主要代表的正确革命路线，就一定能取得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更大胜利。

：“舵手一易齐桨橹，

革命从此上新途”

，湖北武昌人。1925年10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精通俄语。1931年5月回到中央苏区，历任瑞金红军学校军事教员、红一方面军模范团政委、第三师政委、福建军区汀（州）连（城）分区司令员等职务。1933年秋起担任共产国际派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李德的翻译。李德作风粗暴，动辄训人。完全凭着对党无限忠诚的态度，任劳任怨既吃苦又受气地工作着。

1934年10月，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在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李德和坐在会议室的西门边，列席了这次重要会议。、、王稼祥等到会的大多数人特别是深受“左”倾领导人排挤迫害的参会者的发言，都是对博古、李德进行了批评。在3天的会议中，始终陪着李德，将会上的发言一一翻译给他听，又将李德苍白无力的辩解翻译给大家。作为李德的翻译，由于工作关系，他对李德的错误军事指挥，比任何人都有着直接的印象和全面的了解。对其中所犯的错误，虽在当时无能为力纠正，但却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和反思。因此，在遵义会议这场事关中国革命的命运和前途的与“左”倾错误路线的斗争中，是“口在曹营心在汉”，始终旗帜鲜明地拥护以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会议撤销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确立了以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得到了广大党员干部和红军指战员的热烈拥护。更是以在遵义会议期间所作的《历史转折》一诗，表达了他当时兴奋激动的心情：

“铁壁合围难突破，暮色苍茫别红都。

强渡湘江血如注，三军今日奔何处。

娄山关前鏖战急，遵义城头赤帜竖。

舵手一易齐桨橹，革命从此上新途。”

这首诗，是作者参加长征和遵义会议的亲身感受，对红军在长征初期的艰难处境和遵义会议召开的重要历史意义作了真实、形象的描述和概括。整首诗以写实述史的手法，前后四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前四句表现了红军在博古、李德指挥下遭受的巨大损失和陷入的困境，后四句描绘了遵义会议后确立以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中国革命出现的崭新变化。

在前四句中，诗的首联写红军被迫长征的原因，是由于面对军“铁壁合围”，博古、李德指挥错误，第五次反“围剿”全面失利。诗的颔联写红军在长征初期的惨败和忧虑。长征初期红军虽然突破了敌人四道封锁线，但部队却从出发时的8万6千多人锐减到3万余人。诗中“血如注”三字，写出了红军在湘江战役中付出的重大牺牲。“奔何处”三字，表达了红军指战员在“左”倾教条主义错误领导下，革命遭受重大挫折时的迷茫和忧郁心情。

在后四句中，诗的颈联写遵义会议召开的前提和条件：红军于1935年1月初，胜利占领长征以来最大的城市遵义城和军事要隘娄山关，把敌人甩在乌江南岸，得到了长征以来时间最长的休整，同时也为遵义会议的召开提供了较安全的环境保障。诗的尾联写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和中国革命从此发生了伟大的转折。“舵手一易齐桨橹”，红军在以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指挥下，扭转了革命的危局，从此走上了胜利的新道路。

的这首诗，是一名遵义会议参加者，对于遵义会议前后这段艰难曲折、转危为安的革命历程，留下的生动的历史图像。表达了在遵义会议期间，等大多数遵义会议参加者，对“左”倾教条主义领导下中国革命遭受重大挫折的深刻反思，对遵义会议确立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的热烈拥护，对遵义会议后中国革命即将出现的崭新局面的无限憧憬。

遵义会议后立即显现的革命形势，证实了诗中预示的前景。1935年2月，红军在等正确指挥下，二渡赤水，回师黔北，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胜仗遵义战役的胜利。随红军第二次进入遵义城，他和李德住在比遵义会议召开时还要宽敞的地方。以为核心的新中央领导集体，时时处处注意团结李德等曾犯过错误的同志，充分调动和发挥他们的作用，并不像以前的“左”倾领导人那样“残酷打击”、“无情斗争”，这也有力地表明遵义会议后“革命从此上新途”的新景象。后来还值得一提的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于1979年10月、1985年1月两次莅临遵义。受党中央委派，出席了纪念遵义会议50周年学术讨论会、遵义红军烈士纪念碑揭幕仪式、遵义红军总政治部旧址开馆仪式等重要活动，为遵义会议纪念馆馆刊题写了刊名。1995年1月，他还专门为纪念遵义会议60周年亲自撰写了贺词，表达了一位遵义会议参加者、红军长征老战士对遵义这片红色热土的深情厚意！

作者单位：遵义会议纪念馆